居民变化（通用11篇）
居民变化 篇1
湖北省与沿海地区相比, 发展还不够, 而且周边兄弟省份势头强劲, 湖北不进则退, 慢进亦退。在湖北省“十二五规划”中也指出, 要实现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的目标。认真分析当前的城镇居民收入状况, 并找到相应的增收对策, 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提升湖北经济地位有重要意义。
一、湖北省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现状
1、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
由表1可知, 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各年都不相同, 除了2006年和2009年外, 其他年份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都大于GDP增幅, 尤其是2010年以来维持了收入增幅大于GDP增幅的趋势。GDP增速回落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较快增长, 这是因为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回落, 但还是处在适度较快增长的区间, 经济还是在稳定增长, 这为收入的增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城镇居民高低收入之间差距仍较大。
从湖北省的高低收入的差距来看, 2008年, 各占调查样本10%的最高、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613.8元和4753.6元, 两者差距之比为9.17∶1。2011年的最高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8841.9元和6876.1元, 收入差距为8.56∶1, 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3、省内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地区间的差距较大。大中城市居民收入明显高于县城, 平原和经济发达县市明显高于贫困山区。二是行业间的差距明显。新兴产业、垄断行业和科研机构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三是城镇居民高收入层次内的收入差距同时呈现扩大态势。
二、城镇居民收入构成
1、工资性收入仍是居民收入主体。
2011年, 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2622.4元, 比上年增长10%, 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8.7%。主要是绝大多数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部分地区继续规范落实津补贴制度, 部分企业提高了职工工资及奖金。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收入来源。
2、转移性收入比重增大。
2011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5307元, 比上年增长22.2%, 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8.9%。据分析, 主要是受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基本养老金和离退休金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影响, 城镇低收入户收入增速较高。
3、经营性收入增长快速。
2011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1906.7元, 比上年增长37%。经营性收入的增幅远高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10%和22.2%的增长幅度。一是全年经济运行总体良好, 个体经营者人数增加。二是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提高, 税赋降低。
三、湖北省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1、与中部六省相比收入水平提升缓慢。
2011年湖北省城镇居民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21810元少3436元, 位居全国第16位。从中部六省看, 2011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增幅及全国排名分别为:湖南18844.1元, 增长13.8%, 第13位;河南18194.8元, 增长8.4%, 第20位;山西18123.9元, 增长15.8%, 第21位, 江西17494.9元, 增长13%, 第25位;安徽18606.1元, 增长17.8%, 第14位。湖北省城镇居民收入以18373.9元, 在中部地区排名第3, 收入增长幅度位居第3位。
如果对可支配收入进行细分, 我们看到这几省的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差距也比较大。其中, 湖北省在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上落后于山西省和安徽省, 在经营性收入的增幅上落后于安徽省和湖南省。湖北省要想起到在中部崛起中的战略支点的作用, 就必须改变现状, 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2、湖北省与全国部分高收入省份差距较大, 与低收入省份差距缩小。
由表4进行分析可知, 在相对收入差距上, 湖北省与一些收入较高的省份差距有所减小。但是要看到湖北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有进一步扩大的现象, 200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628元, 2011年则少3436.元。安徽省这两年发展态势强劲, 收入水平2008年比湖北省少, 到2011年收入水平赶超了湖北省。
四、湖北省城镇居民收入趋势预测
依据中国统计局及2012年湖北省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得到湖北省2003年至2012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如表5所示。
在Excel中作出数据的散点图, 图形显示收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采用指数形式拟合一条曲线来预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长期变动趋势。用图1表示。其中拟合的曲线方程为:
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69, 说明曲线拟合散点图的趋势效果很好。
由上述指数曲线可以预测未来两年的湖北省的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2013年收入约为23207.5元, 2014年收入约为26121.9元。
五、相关政策和建议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包括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健全, 相关领域改革不到位。从初次分配看, 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 资源配置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中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比较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不够完善, 导致劳动者报酬偏低, 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合理, 企业参与分配的行为还不规范, 政府作用还不到位等;从我国再分配调节体系方面来看, 财税的调节作用还不到位, 税收制度及财政支出结构还有待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全面建立。这些都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1、提高就业数量和质量。
为积极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对就业的压力, 适应“转方式、调结构”要求, 可以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推进就业创业。比如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创新职业培训鉴定服务, 提升就业技能;加大就业援助力度, 帮扶困难群体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鼓励大学生服务基层;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优化就业服务环境等。
2、建立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
应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 使劳动报酬的增长能够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此外, 应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 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 严格按政策实施并跟进监控确保真正执行到位;指导非公有制企业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理顺和规范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体系, 不断完善工资调整机制和监控机制。
3、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分担机制。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扩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面, 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 建立城镇低保标准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机制, 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和救助水平, 完善城镇低保边缘人群临时救助和医疗救助制度, 逐步减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
摘要：近年来湖北省的经济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与沿海省份相比差距明显, 周边的兄弟省份也是奋起直追, 不仅如此, 省内的不同领域、不同收入层次之间的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本文对湖北省居民收入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对未来两年的收入进行了预测, 最后提出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一系列可行性措施。
关键词：可支配收入,收入差距,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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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变化 篇2
2016年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居民生活用电峰谷分时电价政策试点工作。按照这一试点方案，以用电量最多的第一阶梯为例，在高峰用电时段每度电比原来贵0.03元、用电低谷时段每度电比原来便宜0.17元。
根据政策要求，用电峰段为8：00至22：00；谷段为22：00至次日8：00。在现行阶梯电价的标准上，峰段每千瓦时加价0.03元、谷段每千瓦时降价0.17元。即：第一档峰段电价每千瓦时（下同）0.5769元、谷段电价0.3769元；第二、三档峰、谷电价分别在第一档峰、谷电价基础上加价0.05元、0.30元。选择了峰谷分时电价的居民用户，晚上10：00以后用电每度可以省1毛多钱。
居民变化 篇3
[关键词]事件影响；纵向研究；居民感知；休闲博览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1—0089—06
1、研究进展与研究意义
事件活动蕴涵的多种显著牵动效应，可以对国家或地区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重大活动，尽管耗资巨大，但从规模和重要性来看，它能为东道主创造较高的旅游和媒体覆盖率，赢得良好名声，并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因此，很多城市试图通过事件的举办赢得独特的竞争优势。国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事件旅游的研究，成果丰厚。戴光全、罗秋菊等对此做过全面的综述。
事件研究大师盖茨指出：“事件的独特魅力源自当地居民及其组织者的热情，而非依赖于当地的自然或人造吸引物”，反之，社区的不合作会给活动的举办带来高昂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这引发了国外学者有关城市居民对事件感知的高度关注，成果集中在事件社会影响、感知差异及感知与支持度互动机制几个方面的研究。旅游界权威学者曾多次指出，居民感知具有动态性，需要运用纵向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通过案例进行重大事件影响下的居民感知变化的纵向研究，一时成为热点，代表性成果如：米哈利克和西门塔研究了1992年和1993年格鲁吉亚居民对1996年奥运会的感知变化。这都是事前评价，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居民依然对1996年奥运会持强烈支持态度，但是预计出席率却大幅度下降，对无形获益的期待强于对经济问题的担忧，认为居民察觉到的负面影响与执法疏忽有关；威特以悉尼奥运会为案例探讨了居民热情度的变化与居民的时空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经济影响的感知的相关性，最终得出了悉尼2000年奥运会社会影响的时间动力机制；还有学者对同一重大事件进行追踪性纵向研究，如瑞茨和艾特肯、瑞茨和莱恩斯以及瑞茨和史密斯先后对加拿大卡尔加里第15届冬季奥运会的研究，得出了纵向变化的结论；撒缪尔和詹姆斯以及希温、多甘和苏卜恩对2002世界杯的研究，前两位学者得出8个感知因子，比较了世界杯期间与结束后3个月居民感知的变化及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感知差异的影响。后3位学者采用7个解释因子比较了世界杯前后感知差异。
近年来，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杭州休闲博览会的举办及申奥、申博的相继成功等重大事件的成功实践，有力拉动了重大事件研究的进步。得到较多关注的是事件的概念界定、开发策划和经济影响评估。尤其是事件经济影响、目的地营销策略方面的研究较多。如卞显红评价了2008年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张丽等提出重大事件的营销对策；吴书峰等对重大事件旅游的开发与管理研究；刘刚和付磊分别对韩日世界杯和悉尼奥运会进行个案研究。
总体上，与国外丰富的事件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明显表现出兴趣面不够，重经济问题研究，少综合研究成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越来越注重发展中的社会和谐问题，重大事件所形成的影响，应该从时间和空间多个层面进行多因素的综合研究，然而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国内也尚未发现有关城市居民对重大事件感知的纵向研究的报道。本文以杭州休闲博览会为案例，运用时间序列的纵向对比研究方法，探讨城市居民对重大事件的感知变化，可以补充国内事件影响研究的内容，同时为重大事件的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2、研究设计
2.1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
居民对事件感知的研究，可以用社会交换理论作为指导。艾普构建的社会交换过程模型概括说明了居民初始涉及旅游交换、持续交换及最后脱离交换的过程。双方有了交换的需要后，交换的正式实施必须满足理性、利益、双赢和公平4个先决条件，并且当双方都预期自己会有正向收益时，交换过程才正式开始。交换完成后，进行交换结果评价，对交换关系持肯定评价，则继续新的交换；否则中断交换。需要强调的是，交换关系是动态的延续过程，交换价值也不停地被重新评估。
本研究以探究杭州市民对休闲博览会感知变化为目的，采用时序纵向分析方法，全面测度杭州市民对休博会影响的感知，通过分析两个时间点居民感知的系统差异，测定居民对重大事件的感知的变动规律，分析居民感知方面存在的偏差及其原因，寻求重大事件管理优化的建议。
2.2研究对象的选取
世界休闲博览会素有世界旅游休闲“奥运会”之称，是全球范围的旅游景区、度假区、主题公园、旅游设备、旅游房产和休闲商品交易的国际博览会，每两年举办一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休闲博览会逐渐成为由国际休闲协会组织、世界娱乐与主题公园协会联合主办的大型博览会。2006年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于2006年4月22日到10月22日举行，与上海世界博览会和北京奥运会共同被誉为中国本世纪初的三大盛事。杭州居民是休闲博览会的主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因此，以杭州市民为调查对象，从感知的角度评估重大事件的影响，具有代表性。
2.3测量工具
测度居民感知问题，使用量表以问卷形式进行抽样调查，是常用的方法。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设计问卷测度居民对事件影响的感知，国际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内容体系。我们研究使用的量表的设计，主要借鉴了国际上权威的艾普和克朗普顿旅游影响感知态度量表，以及国外节事影响感知研究已采用的量表，再结合杭州休博会的特点进行修订，如增加“改变休闲方式和观念”、“提高休闲质量”、“带动休闲产业发展”等指标。问卷内容涉及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被访问者的人口信息资料和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居民对杭州休闲博览会影响的感知，由正负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6个维度共38个感知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设计，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反对。
2.4调查实施与样本特征
基础数据来源于杭州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2006年3月6—14日，杭州休闲博览会召开之前；第二次是2006年10月1—7日，正在杭州休闲博览会召开期间。调查对象是杭州市大于18岁的市区居民。采用区域控制方法发放问卷，具体调查地点确定在西湖风景区、武林广场、植物园和物美等几大超市商场。第一次问
卷调查共发放45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49份，有效率为78％。第二次调查发放45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73份，有效率为83％。
前后抽样共获得有效样本722个，汇总分析得知，样本包括了不同性别、年龄层次、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及居住时间的居民，前后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比较一致，与杭州市建成区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基本一致，随机性较强，数据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2.5分析方法
总体上使用对比研究方法进行。利用SPSS13.0软件进行处理，具体用统计学方法对基础数据进行信度、效度和置信水平检验；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第二次调查数据的居民感知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公因子；用配对t检验分析前后感知的因子差异和变量差异的显著程度。
3、统计分析及其结果
3.1基础数据的科学性验证
3.1.1信度
采用Cronbach's alpha(克朗巴哈系数)作为信度指标，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问卷总体和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58—0.972之间，符合Nunnally大于0.5的标准，说明调查使用的问卷具有良好而稳定的同质信度。
3.1.2效度
一般情况下，问卷的效度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方面来检验。
对问卷内容效度的考察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法，来判断问卷的测试题项与原定构想内容的吻合程度。本问卷的维度构想和题项编拟是基于理论文献综述、知名相关变量、开放式问卷和个别访谈各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并请专家进行了审查和修订，基本保证了问卷的维度和题项能够涵盖城市居民对重大事件感知的特征，并具有代表性，因此能保证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问卷结构效度运用项目一总体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一般要求相关系数在0.3以上并达到显著水平。从相关矩阵结果来看，本研究项目—总体的相关系数在0.335—0.877之间，且相关皆达显著性水平。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3.1.3问卷置信水平分析
问卷置信水平包括置信度和置信区间，分别是对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和精度的反映。我们这次问卷测评置信区间为79.42—82.89，在95％的置信水平下，相对误差在0.88左右。因此，总体置信水平较高，符合设计要求。
3.2因子分析
按照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首先采用Bartlett球形检验及KMO取样适当性量数检验各变量观测值之间的相关性。利用SPSS13.0软件进行处理得到，KMO的检验值为0.931，Bartlett球形检验相伴概率P=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统计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Virmax正交旋转后，删除了“带动休闲产业”、“提高知名度”、“丰富休闲体验”和“导致高消费”4个变量。最后剩下34个变量，提取6个公因子，方差累积贡献为66.54％。根据各因子的特征，把6个因子分别命名为：(1)塑造形象，倡导休闲；(2)加剧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3)增加经济收益；(4)发展相关产业；(5)加强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6)加剧经济问题。其中，有4个积极感知因子，2个消极感知因子。
3.3配对t检验分析
3.3.1因子差异显著性分析
对前后两次调查所获得的样本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其显著性水平说明不同因子差异显著程度不同。差异最显著的是“增加经济收益”(P<0.05)，其次是“发展相关产业”，有一定程度差异的是“塑造形象，倡导休闲”和“加剧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无显著差异的有“加强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剧经济问题”(P>0.05)，表明居民对经济及休闲产业方面的交换结果持肯定态度，而其它方面的预期与现实相差不明显。
从均值的变化方向看，居民恰好对4个积极因子的感知弱化，对消极因子的感知强化。这表明实际交换后，杭州市居民对休闲博览会的影响总体评价上存在一定的疑虑，即评价带有一定的否定性。杭州市民从休闲博览会中的总体获益低于他们的期望水平，而随休闲博览会而来的问题却比他们预想的严重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杭州休闲博览会的举办是失败的，对均值大小的细致考察，可以为否定性评估做出一定的解释。
考察两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发现4个积极因子所含变量的均值都大于3，2个消极因子所含均值都小于3，这说明：第一，居民参与交换过程前，对获益预期值偏高，对成本预期值偏低；第二，居民参与实际交换后，对杭州休闲博览会带来的正面影响的感知比负面影响的感知更为深刻。有研究认为，居民对重大事件影响的预期偏差可以从事件产业的政治视角和媒体视角寻求解释。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官员将事件作为传递政策、宣扬业绩的工具，同时，追逐焦点的媒体将事件简化为具有炒作效应的形象。从杭州的情况看，政府和媒体对休闲博览会的正面宣传较多，可以导致居民的预期值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居民积极感知的弱化趋势。
综上所述，杭州市居民对休闲博览会总体影响的感知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居民对休闲博览会带来的经济及休闲产业方面的积极影响的感知变化显著，即对此交换结果持肯定态度；二是居民对所有积极因子的感知呈弱化趋势，对消极因子的感知呈强化趋势，即对休闲博览会影响的总体评价存有疑虑，但杭州市居民能深刻感受到的是休闲博览会带来的利益而非成本。
3.3.2变量差异显著性分析
在因子“塑造形象，倡导休闲”中，杭州市民对变量“改变休闲方式”、“提高休闲质量”、“增强经济意识”和“有利于交流”(P<0.05)的感知显著弱化。休闲方式的改变、经济意识的增强和休闲质量的提高在短期内发生并被居民感受到是很困难的，再加上2006杭州休闲博览会的主题是“休闲——改变人类生活”，导致居民对这3个变量的期望值较高。居民期望值最高的变量是“有利于交流”，其次是“自豪感”和“增加休闲娱乐机会(如休博园)”。数据显示，居民的交流意向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事件可以促进当地人产生自豪感已得到广泛的认可，重要的是自豪感能够加强社区凝聚力，也使居民更加积极的参与事件活动。两次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可知，“挖掘传统文化”的感知基本没有变化，数据上呈轻微的强化趋势。客观上，杭州休闲博览会活动组织者对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休闲博览会期间推出了林林总总，花样繁多的节庆活动。这也会使杭州市民感觉休闲博览会在挖掘传统文化方面的努力。
在因子“加剧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中，杭州居民表现出对“破坏安静生活”、“增加污染”(P<0.05)有很明显的感受。在本研究体系中，两变量在节事活动前后调查数据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强化，说明休闲博览会对于杭州居民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与一般理解上的设想不同，休闲博览会并
没有给杭州居民带来诸如城市垃圾、社会犯罪等诸多问题，或者带来了问题但组织者控制得力，未使之产生大范围负面影响。
在因子“增加经济收益”中，居民对变量“提高生活水平”(P<0.001)，“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P<0.05)的感知显著减弱。重大事件的申请往往面临激烈的竞争，各申请国的领导和组织者通常注重论证各种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比较忽视负面影响的研究，导致居民对经济效益方面的感知减弱成为国际普遍现象，如2002世界杯之后，当地居民对其积极感知也大大下降(Kim，Gursoy&Lee 2006)。
在因子“发展相关产业”中，所有变量都被弱化，尤其是居民对“带动旅游业”(P<0.001)和“引领全国休闲产业”(P=0.001)的感知显著弱化。从均值看，杭州市居民对休闲博览会“打造休闲之都形象”、“引领全国休闲产业”、“提高休闲服务水平”和“带动旅游业”的期望较高(mean score>3.6)，居民感到休闲博览会在促进旅游业方面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事实上，休闲博览会、西湖博览会开幕以来形成的“市区联动”机制，推进了杭州旅游业从“一枝独秀”的观光游向三位一体的“观光游、会展游、休闲游”的转型升级，只是市民的感知带有局限性。
在因子“加强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居民的感知大多表现为轻微的弱化，居民对此没产生明显的不满。两次调查均值的差值表明：一方面，杭州居民对增强环保意识和改善基础设施的愿望不强烈；另一方面，旅游城市在发展事件产业中的优势。
在两个消极因子“加剧经济问题”和“加剧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中，所有变量的感知都被轻微的强化。前后均值都偏低，表明杭州市居民在休闲博览会召开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休闲博览会可能导致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这也与政府及媒体的正面宣传为主的模式有关。尽管杭州市居民起初对休闲博览会的负面影响不敏感，但休闲博览会召开后，感受呈增强趋势。
4、结论及局限性
通过实证方法得出了杭州居民对休闲博览会影响的6个感知因子，并通过配对t检验分析从因子和变量的差异层面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从因子的差异来看，不同因子差异显著程度不同。有显著差异的因子是“增加经济收益”和“发展休闲产业”，有一定程度差异的是“塑造形象，倡导休闲”和“加剧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无显著差异的是“加强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剧经济问题”。结合均值发现，杭州市居民感知的总体变化，一是对杭州经济及休闲产业方面的积极影响持肯定态度；二是对休闲博览会影响的总体评价存有疑虑，但对积极影响的感知比消极影响的感知更加深刻。
第二，从变量的差异看，差异显著的有“有利于交流”、“提高生活水平”、“带动旅游业”和“带动休闲业”，基本无差异的变量是“挖掘传统文化”和“冲击社会文化”。结合均值发现，杭州市民已经有了向国际都市居民发展的意识；休闲博览会有效的克服了中国目前事件产业“重活动的经济获益，轻社会文化效应”的弊病，表明活动策划者认识到文化产物蕴涵的巨大经济潜力，即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欧(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产”。然而，杭州市居民对重大事件影响认知较浅，只知事件的轰动效应，不知事件的后续效应，这是导致积极因子呈弱化倾向的缘故。
天门市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分析 篇4
2005—2009年，天门市农村经济取得了稳步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呈持续、缓慢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变化趋势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从2005—2009年，天门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4 828元、5 082元、6 000元、6 910元和7 553元，呈持续增长，累计增长达2 725元。增幅分别为11%、5%、18%、15%、9%，平均增幅约为12%。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总收入增长较为缓慢，特别是2006年，增长率下降到一位数。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增长幅度达到18%和15%，增长速度较快，但到2009年增速又下降到一位数。农民总收入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较为不稳定。
2005—2009年，天门市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农业种植结构、品种结构、品质结构逐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初步形成，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主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稳步增长，农业标准化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步伐得到加快，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各级政府及相关机构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使得农民负担大幅降低，收入稳步提高，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逐步改善。2009年，天门市被确定为国家级双低油菜标准化示范，粮食总产62万吨，增长8.96%;棉花总产4.72万吨，增长9.77%;油料总产11.2万吨，增长19.15%。各项惠农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发放补贴资金1.2亿元，新农村建设成效明显。
（二）农民收入结构不断变化
农民收入主要是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天门市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总收入比重很大。
1. 工资性收入是推动天门市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制定以及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企事业单位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劳动力价格水平有所提高，推动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天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2005年的799元，增长到2009年的1 967元，五年共增长1 168元，涨幅达到146%。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17%上升到2009年的26%(见表1)。
资料来源：天门市统计局《天门统计年鉴》(2005—2009)。
2. 工资性收入中，外出从业所得收入所占比重最多，平均比重超过70%（见表2）。
政府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良好的环境。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打工。2005—2007年，外出从业所得收入占工资性收入比重稳步增加，2007年达到75%，但由于2008年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外出农民工回流，2008年、2009年所占比重有所降低，但外出从业所得收入涨幅仍然很大，分别是20%、13%。
3. 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最大，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来源。
2005—2009年，天门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由2006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7.8%。
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收入。2005—2009年，第一产业收入由3 630元增长到4 743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94.6%下降到92%;第二产业收入由78元增长到328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2%上升到6.4%;第三产业收入由128元减少到84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3.4%下降到1.6%。
由此可见，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比重最大，且收入稳定增加。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各项政策的扶持以及农业税的减免，农业补贴的发放，调动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一产业的增加值由2005年的29.12亿，上升到2009年的47.96亿。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平均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
同时，在第一产业收入中，天门市农民还是以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收入、牧业收入的增加，有效带动了天门市农民第一产业收入的增加(见表3)。除林业收入外，其他收入都有所增长。林业收入在2008年之后开始下降，2009年人均林业收入仅有4元。随着农产品的物价水平不断上升，大大激发了农民种植和销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农民收入也随之增加。期间，天门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政府通过实施土地整理和农业综合开发，改造中低产田5万亩。特色农业加快发展，花菜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万亩以上;杨树产业启动了“绿色长廊”建设，实施了“林水结合”工程，大力发展杨树产业;新建万头养猪场，新增标准化“150”养猪模式农户;罗非鱼养殖发展到1 600亩以上。
4. 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收入所占比重很小。
第二产业收入由2005年的78元，上升到2009年的328元，五年总共增长仅有250元，虽然2006年的增幅达到123.01%，但2009年增幅仅为10.17%，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2%增长到6.4%。2005—2009年，第三产业收入不增反减，由2005年的128元，减少到2009年的84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也从3.4%下降到1.6%。虽然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略显乏力，对总收入的贡献率极小，但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影响收入持续增长分析
1.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低。虽然近年来，天门市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总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农产品物价上涨，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国家对棉花、粮食收购体制进行了改革，并严格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加之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农民纯收入有限。同比2005年，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143.8%。由于生活消费产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同时涨价，给农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农民收入相对增长缓慢。2009年，农民人均总收入达到了7 552.46元，但全年人均纯收入仅为5 325.93元，差距较为明显。
2.产业结构单一。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最重要的部分。在天门市，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达到了92%以上，然而，第一产业中传统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类传统农业，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附加值极低，他们并不能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然而第二、三产业这些能给农民带来收入增长的产业，由于本地工业、第三产业规模小，农民对其重视度较低，在当地发展趋势极其缓慢。2009年，第二、三产业收入分别仅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4%和1.6%。天门市农村产业结构不均衡，有待优化。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首先，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水平较低，即使是外出务工，也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和工资待遇相对较低的工作，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9年，天门市农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仅为1 410元。其次，由于天门市本地非农产业发展缓慢，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且本地工业收入极低，吸收劳动力效果差，并不能完全转移剩余劳动力。
4.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制约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天门市在不断改进农业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仍然很薄弱。2009年，天门市主要的水利工程有引汉灌区、彭麻泵站、大观桥水库、绿水堰水库、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但由于原有设备老化、损坏严重，新建水利设施也不能完全解决水土流失、中低产田改造、小流域综合治理问题。金融机构也由于各种限制，对于农业的投入也极其有限。
5.农村劳动力水品偏低，阻碍农民增收。首先，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偏低。2009年乡村幼儿入园率为98.6%，比起城镇幼儿100%的入园率，仍有一段距离。虽然2008年教育资源结构和学校布局进一步优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小学学龄人口在校人数为79 022人，普通中学学生在校人数为109 681人，但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仍然很低，他们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的能力低，对发展现代农业，并没有许多帮助，因此增加农业收入难度大。其次，一部分农村居民思想较为禁锢，观念陈旧。他们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的思想，同时又贪图安逸、享乐，爱好打麻将、打扑克，乐于不劳而获。这样的思想状况，必然难以增加农民收入。
三、增加农民收入对策
为了有效促进天门市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应采取以下措施：
1.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首先是调整农业结构，扩大优质稻、优质棉、优质油菜等传统农业板块基地规模。其次，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棉花及棉副产品、畜禽、果蔬、杨树等四大农林产品深加工特色产业，力争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超过20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还要加大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着力培育棉花、油料、果蔬、杨树、畜禽、水产六大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绿色农业。
2.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大力吸收各项资本的投资，进行招商引资。千方百计争取国家投资，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加强项目策划，同时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其次，加快将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从而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
3.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一是加强农民创业培训和指导。乡政府可以组织农民集中学习，并聘请专业教授指导农民创业。二是落实鼓励农民创业的各项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创业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大力营造农民返乡创业的良好环境。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出资限额，降低创业成本。促进“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是重点完成各项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继续实施沉湖流域治理工程，完成彭麻泵站跟新改造、引汉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清水垱、十堰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维修改造50个小型泵站，解决1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给农民提供充足卫生的水源，提高防灾抗旱能力。同时对土地进行整理和开发，改造10条农村公路桥梁，改善电网结构。二是突出重点地区、重点项目，继续整合涉农项目，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5.加强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农业技术的提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加强对农民文化水平和农业技术的培训。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的培训活动，尽快的提高其文化水平以及生产技术。其次，政府要在引进和推广外来先进技术中起积极作用，同时出资聘请专业教师和农业各领域专家，推进教育业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最后，加强完善义务教育体制，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学校信息化水平，让每个农村的孩子有书读，读好书，提高其文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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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秋生.增加农民收入的几条建议[J].民进信息,2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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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建洪.政府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等问题分析[J].商业时代,2009,(20).
[6]习江平.中国农村居民收入趋同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09,(5).
居民变化 篇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实践论文
启新08材化生
Q08860110 孙一菁 Q08120111 吴 梅 Q08130112 许玲玉 Q08120113 俞晨玲 Q08120128 倪文斌
作者承诺书
独创性承诺
本课题组成员郑重承诺：所呈交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关于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调查报告 》，为本次社会实践调查的研究成果，尽我（们）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论文、论著、技术报告和研究数据等)，并无篡改、伪造研究数据，隐瞒不利数据等行为。愿意接受专家评委和全校师生的审查，如若查出存在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等情况，调查报告成绩同意按0分处理。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超过全文25%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总评成绩同意按“考试作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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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课题组成员完全了解浙江理工大学有关保留、使用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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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调查报告
启新08材化生Q08860110 孙一菁
Q08120111 吴 梅
Q08130112 许玲玉
Q08120113 俞晨玲
Q08120128 倪文斌
摘要：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导致美国陷入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正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对全球范围内人民的收入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本次实践针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查。
关键词：金融危机，收入变化，产生的影响，应对措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社会安定都造成了巨大影响。时隔两年，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变化如何呢？为了解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此次关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实践调查，力求实事求是，从百姓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正视困难，寻求解决方案。此次调查我们小组采取的方式是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地点为图书馆。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100份，回收率100%。本文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
一、金融危机前后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比对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同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此次危机起始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并使欧美等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一些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破产，还有一些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但是，中国金融体系所受的直接影响却很小。主要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有限，对于危机中给欧美等国金融机构造成大规模损失的金融衍生产品，中国金融机构持有的数额都不大。因此，中国金融体系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出现问题和动荡，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居民的收入变化情况不是很大。但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在这次调查当中，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变化情况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在本次调查中，有75%的调查者来自农村，25%的调查者来自城市，有54%的调查者是来自沿海地区。在其中的农村居民中，金融危机前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到2000元的人数最多，占全部农村调查者的30.67%。金融危机之后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到3000元的人数最多，占4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经历过金融危机，农民的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受危机冲击而放缓，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有一部分涉及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带动一部分低技能劳动人口就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能够为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设施方面的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刺激消费的各项政策也使得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依靠现有收入获得更多的实物消费。
在其中的城市调查者中，金融危机前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的占28%，而金融危机后在3000元到5000元的也占2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很小，同时也在这次调查中可以看出，城市居
民的每月平均收入水平分布较宽，且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地区。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各城市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GDP成倍增长，人均GDP节节上升，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对外实现全方位开放，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城市国际竞争力增强。2008年，虽然有金融危机，面临国内外环境的不利影响和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以积30年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成就为基础，经济发展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二、金融危机对各行各业产生的影响
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影响。
房地产行业：
3、4月的时候，海外投行欲借内地楼市低迷之际四处寻觅优质项目，买入意愿十分强烈。近日，几大海外投资机构在楼市急于“出货”的消息引人注目。自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在外资投资中国的主战场——房地产市场上，便接连传出各大海外投资机构计划出售在华物业的消息。
纺织行业：美国金融危机扩散对我国纺织业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是美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萎缩，二是造成全球市场的萎缩。东方艾格分析师马文峰分析。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中国纺服行业 服装出口量价齐跌。
玩具制造行业：目前，合俊已关闭了其在广东的两家生产厂，涉及员工超过6000人。熟悉合俊集团的晁钢令教授称，这是他目前所知国内受美国金融风暴影响最大的一个企业，因合俊的业务严重依赖美洲市场的出口，而今年上半年外围经济环境不佳，导致其上半年就亏损2亿港元。例如，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代工企业 东莞合俊集团玩具厂倒闭
钢铁行业：全球的经济衰退已经蔓延到钢铁行业，钢材销售量急剧下滑、钢价持续下跌、钢厂减产、铁矿石库存不断增加等迹象表明，钢铁行业的“冬天”已经来临。“如果市场情况得不到改善，那么该减产就减产，该停产就停产。”在10月12日的首钢“三创”经验交流会上，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无奈地挥了挥手。这句话道出了国内钢铁行业的现状。就像钢铁企业遭遇成本危机 中国拟修改铁矿石谈判机制
汽车行业：汽车出口或梦断美国金融风暴? 零部件生产商或遭灭顶之灾。金融危机中国汽车企业和汽车出口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持续，国内汽车市场已受波及。国内车商近年来大展拳脚的出口业务首当其冲，遭受致命一击。另外，国内汽车零部件生产商正在接受更加猛烈冲击，由于在规模、技术等方面竞争力较弱，部分企业甚或遭受灭顶之灾。在出口配套市场和出口售后市场这两大类零部件出口市场中，国际配套市场的总需求下降非常明显，恢复到年初的水平可能还需要1到2年的时间。因此，已经参与国际配套的供应商可能会面临已计划的订单量实施时减少的情况。
家具行业：订单下降 企业转型势在必得。进入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已经暴露无遗，整个中山家具出口行业接到的订单同比估计少三四成，一些“内功”不好的企业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还是个问题。
航运业：航运业整体为周期性行业，近些年航运市场高点使得船东增加了大量的船舶订单，即使不考虑需求下降，都足以让航运业进入下行周期，而基于中金宏观组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未来更加看淡，我们认为航运市场的盛宴已经过去，08年将为周期的顶点。干散货市场：由于订单量巨大，将面临3-4年的下行周期，目前预计09-10年平均BDI为5000和3000点。油轮市场：未来三年的下行周期只在2010年可能会有所反弹，成品油轮运价下行幅度将略好于原油轮。集运市场：在09年将继续低迷，2010年是否能够走出低谷尚取决于欧美经济走势。给予航运股整体“跑输大盘”评级，未来建议“回避强周期，区间交易弱周期”，四季度季节性旺季带来股价反弹将是出货机会。我们将中国远洋、长航油运、中海发展和中海集运盈利预测不同程度下调，同时将中海发展和中远航运评级从“推荐”下调至“审慎推荐”，中国远洋和长航油运评级分别从“推荐”和“审慎推荐”下调至“中性”。保险行业：富通集团股票价格暴跌 中国平安海外投资巨亏。还有股市，风险投资，期货行业，债券市场等，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上述的现象来看，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是太大。主要表现在当前贸易影响不大；直接投资影响不大；对中国金融业整体的影响不大，但是信心预期对中国的波及比较大。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国金融政策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抵御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利盾牌。
从我们的问卷调查来看，超过60%的人认为金融危机对股票等风险投资企业影响最大，但是由于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对外有所开放但尚不充分，这就决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对该业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或许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会经常听到股票怎么怎么样，所以会给人造成一种思维的定式，会认为股票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当然也有一部分认认为房地产和银行收到的影响较大，这的确也是，而且有相关报道称：富力、美林基业这些房地产巨头今年底校园招聘几乎全部取消。因为过去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异常红火，吸纳了不少大学毕业生，但今年这部分就业市场将面临很大萎缩。其他各行各业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但是在我国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影响都只是暂时的，而且很难会动摇我国的经济之根。因为从大多数参与问卷的人的答案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都充满了信心，他们都相信，我国会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顺利走过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及家庭经济担忧情况
根据调查，普遍被调查者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就业、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22%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后他们消费更加谨慎，更加愿意把钱投入到银行中，并且他们对未来的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大。在我看来，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影响还是就业需求的减少，不得不说每年这么大数量的应届毕业生投入到就业市场中，另外加上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倒闭，倒闭企业的失业的工人数量，这个数字式巨大的，令人恐惧的，更令市场和人民恐惧的，这必然会导致整个就业市场的扭曲，正在就业或者被失业和无业人员的内心恐慌，是很不利于市场发展的，人们不敢乱消费，乱投资，只能把钱都放在银行，他们担心有一天自己也没有的经济来源，所以必须得为自己铺好后路，显然，这是非常不利于市场经济流通的，长此以往，市场将更衰败更萧条，经济危机更严重。虽然如此，当我们对被调查者询问是否对未来家庭收入有信心时，将近75%的人表示还是持以很乐观的态度，同时，他们表示还是对现在的家庭经济情况很有信心。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很积极的，人们担心自己的经济情况，所以更努力的创造自己的经济，不仅仅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和国家都是很有利的，话说有了动力才会努力，试问假如当时我们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氛围而不努力改变这种局势，我们是不是会这么快的度过那次可怕的金融危机？众所周知，中国是唯一一个在08年的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GDP增长的国家，这是需要怎样的一种努力和坚持，至此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一个在危难前仍然屹立不倒的神话。我记得那年我全家都是在近乎绝望中度过的，因为我家里购买了很大数量的基
金，本来一直是以一种很好的势头在增长着，但是突然从某一天开始它都持续在跌跌跌跌，那些本来很多的盈利就不说了，甚至连本钱都开始在赔了，家里对此都有很大的反应，知道爸爸的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没有表态，但是一直希望能快一点度过低谷，我相信这不只我家的低谷，更是千千万万人家的低谷，不过好在，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现在社会的经济正在一点点的复苏，从问卷调查中体现出来的以后经济的勃勃生机，相信已经让大家都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吧。
四、从容应对金融危机
面对这次的世界金融危机，我国表现出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感。我们首先从自己内部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在调查中，也有30%的人认为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方法是有利于我们平安度过金融危机。这些得力于我国一直贯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也得力于政府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判断。
但是当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时，中国经济也同样迎来新挑战。在当前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下，由于中国经济本身也处于一个景气周期下行的阶段，中国经济要做到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政府还是提出了很多有利的措施。在去年的时候，杭州市政府多次发放购物券，而后又衍发出旅游券，电影券等等，为拉动内需做出很大贡献。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扩大投资保增长，扩大消费保民生，扩大就业保稳定，实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扩大内需，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计划两年增加投资4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4％。结构性减税约5500亿元，对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工业品下乡给予财政补助。
在劳动力与信贷成本、出口退税政 策方面，政府都应该出台更加积极的政 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可考虑扩大对出口企业的信贷额度。出口退税应该成为一项中性政策，而非用于刺激或遏制贸易增长的政策工具，因此，可以考虑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出口企业实际承担的国内增值税负担的水平。
在控制危机的同时，中国把应对危机作为一种机遇，利用危机的压力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即从主要靠出口拉动增长逐步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这既是中国按照科学发展观作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也是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各界对中国发展转型要求的积极回应。总的来看，这些政策符合中国实际。在个人来说，在危机中磨练能锻炼人更快的前进，在个人与家庭来说，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提倡低碳节能生活是帮助我们度过金融危机的好方法。在国外09年，连圣诞节这样的大节日也节约的庆祝着。中国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改良生态。我们相信，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将为人类幸福作出独特贡献。
综上所述，2008年，虽然适逢金融危机，但以30年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成就为基础，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对中国都充满了信心，我们都相信，我国会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顺利走过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在正确的政策带领下，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参考文献
居民变化 篇6
不同类型企业职工的工作态度显著不同
根据中国城市居民调查(CNRS-TGI)连续调查显示，国企、私企、外企员工数量和工作态度有明显的改变，数据显示，2001年，27.7％的城市居民是国有企业的职工，而到2010年，该比例下降为14.4％，同时私营企业职工所占比例由4.6％升至29.1％，私企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愈来愈显著。同时，CNRS-TGI还发现，国企职工更加倾向于安逸和保守，而私企和外企员工则更加愿意冒险。并为此承担风险，国企职工中表示“我愿意承担风险”的比例明显低于外企和私企。
城市居民的生活由生存性需求转变为享受型需求
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十年间有明显的提高。据CNRS-TGI数据显示，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由2001年的33.0％降为2010年的19.2％，居民的主体需求正从生存性需求向享受性需求转变。自有住房和汽车的拥有比例也都有明显的提升，分别上升了20v8％和14.2％。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进一步释放，更渴望开放、多元的精神生活。居民中表示“我希望过更刺激和丰富的生活”的比例由2006年的35.8％迅速升至2010年的49.6％。
一线城市高收入者“有钱无闲”，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
CNRS-TGI调查显示，城市居民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也有所提升，2010年，表示“我很满足目前的生活状态”的比例上升至48.7％，不过仍然明显低于英美等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沉浸在经济和物质条件改善带来的幸福之中，高收入的人群更有能力也更有意愿去享受生活，不过这些高收入家庭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和总体居民不同的趋势。例如，近三年，一线城市高收入家庭对生活状态的满意度呈现下降态势，这同他们工作繁忙，无暇享受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数据显示，这些高收入人群平均每天同家人的沟通时间在近三年呈现下降趋势。
互联网的崛起是十年来中国媒介市场的最大变化
互联网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媒介市场极具影响力的事件，据CNRS-TGI跟踪调查显示，十年间，互联网的日到达率由2001年的5.9％上升到2010年的45.2％。并且，中国互联网受众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发达国家。2010年中国互联网日到达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7％，而美、日则分别为5.7％和15.1％。其他传统媒体中，十年间电视和报纸日到达率保持稳定，广播和杂志则有所下滑；不过，就接触时间来说，四大传统媒体十年来均有所下滑，而互联网的日平均接触时间则由2001年的75分钟上升至2010年的94分钟。同时我们还发现，互联网同报纸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效应；而同杂志之间则呈替代关系；受众在电视和互联网之间容易形成多媒体的接触习惯，这两个媒体的重叠受众在近年来迅速增加；从2007年到2010年，受众对广播的认同度持续提升，在这一批广播爱好者当中，有车族、宅一族和年轻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播正日益成为车媒体和家居媒体。
过去十年户外媒体的发展也令人瞩目，2008年其周到达率为77％，2010年则上升至90.8％。不同的户外媒体各有其受众定位。从而实现精准传播。数据显示，近年来居民对户外媒体的信任度和认同度在逐步提高，特别对户外定点液晶来说更是如此。
开放背后呈现的依然是传统价值的回归
思想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开放使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这并不表明传统文化的地位在下降。61.2％的城市居民认为，“尊重传统习俗和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例高于法国和韩国等国家。人们对传统价值的尊重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中药补益类产品，同时也给力于部分本土品牌的成功。从2008年到2010年，传统营养保健品的渗透率从10.7％上升到16.4％。
微量元素产品拥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自三聚氰胺事件后，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购买婴儿奶粉时。关注“安全”的比例由2007年的35.5％上升到2010年的56％。国产奶粉的安全问题令人担忧。中国的父母更倾向于为孩子购买品质天然安全的进口奶粉，并且，处在不同生活阶段的城市居民，对国内食品安全问题的忍受程度有一定差异。CNRS-TGI的调查还显示，补充人体微量元素的产品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居民变化 篇7
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QOL) , 就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 用来反应居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 又反映社会和心理特征, 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1]
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质量研究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58年,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最早提出“生活质量”的概念, 他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指出:生活质量是指“人的生活舒适、便利的程度, 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2]对生活质量问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 他于1971年提出了追求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论点。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生活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基本上是伴随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入新世纪以后, 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得非常迅速。为此课题组依据泉州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构建评价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并收集2000-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 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
确定评价指标的原则是它应有代表性、可操作性、数据的可得性[3]。为准确评估各年份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 应构建生活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在各具体指标的设置上, 我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以反映个人所享受的生活福利为重点, 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等。
(2) 以客观指标为主, 辅之以主观评价指标。
(3) 指标涉及个人福利的全方位, 即不仅涉及居民收支住房等基本生活指标, 还应包括文化休闲、教育、服务设施、环境、安全等全面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
(4) 同一评价项目中指标间尽可能低相关, 同时指标概念清楚, 资料容易取得, 便于长期监测。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的特点及设计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课题构建的相关指标体系如表1
3 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价
3.1 数据处理
注:客观数据来源于《泉州统计年鉴》2001-2008年[4]
为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差异以及正逆指标差异对因子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 在2001-2008年《泉州统计年鉴》关于构建指标体系所获取数据的基础上, 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不失一般性, 标准化方法采用:设Xi是第i个指标的原始指标值, ZXi为相应指标数值的标准化数据[5], 则
所有正指标标准化数据为:ZXi={Xi-Xi (min) }/{Xi (max) -Xi (min) }
所有逆指标标准化数据为:ZXi=1-{Xi (max) -Xi (min) }/{Xi-Xi (min) }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泉州市辖区2000-2007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获得碎石图 (图1) , 由图可知, 拐点出现在第四个主成分, 于是选取前四个主成分。
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指定旋转收敛最大迭代次数为25, 旋转后前四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94.148%, 基本反映了所有指标的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旋转前获取的信息为66.279%, 旋转后获取的信息为50.164%;第二主成分旋转前获取的信息为14.180%, 旋转后获取的信息为24.208%。如表2
由SPSS13.0系统内部运行计算获得主成分f1、f2、f3、f4的得分值。以累计贡献率加权获得每一年份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经计算结果表3:
3.2 计算结果分析
从表2可知收入与支出类指标对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的贡献在各因子中均不占主要地位, 这说明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首位因素不再是物质生活条件[6], 身体健康、社会功能等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由表3可知, 2000-2007年各年因子得分的最大值是不同的, 说明了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一定的动态性。结合原始数据可知, 影响各年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为出租车数量 (2000年)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 (2001年) 、医院床位数 (2002年) 、刑事案件数 (2003年)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2004年) 、刑事案件数 (2005年) 、学生数 (2006年) 、教师数 (2007年) ;从总体上看, 2000年至今,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泉州市辖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综合得分有了极大的提高 (图2) 。
因子f1中出租汽车数量、公共图书馆藏书、绿化覆盖率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向通勤的方便程度、居住环境、文娱休闲等精神生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子f2中社会福利院床数、卫生技术人员、医院床位数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说明了健康成为泉州市辖区居民关注的问题, 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泉州市辖区居民正逐步迈向老年化社会。因子f3中登记失业率,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刑事案件数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反映了居民的就业率, 社会治安与所居住的环境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
因子f4中学生数、刑事案件数、教师数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反映了子女受教育程度与素质的提高始终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结合问卷调查和对客观数据的统计 (图3) 发现, 泉州市辖区的社会治安也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课题组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认为影响泉州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要原因如下:
(1) 社会环境。
泉州地区“六合彩”赌风之盛不仅成为社会治安的严重问题, 更深深影响了本不富裕的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合彩”已成为诱发泉州地区抢劫、诈骗等犯罪的温床。
(2) 交通方面。
泉州市区交通问题突出一定程度上是当初粗线条城市规划的后遗症, 由于前瞻性不够, 加上泉州城市发展步伐快、车辆剧增, 导致道路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另外, 人们的交通意识淡薄及泉州市区各大汽车站周围复杂的社会环境, 成为社会治安状况的制约因素。
(3) 产业结构方面。
泉州地处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 产业结构以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 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由于其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作案的成本很低, 因此在促进泉州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治安问题。
(4)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加剧了贫困问题, 恶化了贫困者的社会处境。
已有权威专家预计:如果不平等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 贫困率将增加3.7个百分点。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 贫困者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 摆脱贫困的难度也更大, 这样会对整个社会的治安构成严重的威胁。
4 结论与讨论
生活质量评价的数学模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建立, 则能较准确的找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但是由于早年的主观数据无法获得, 因此本课题数学模型的建立及数据的计算完全依据客观数据。
生活质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即一个正指标数据的下降, 可能会被另外一个正指标数据的增长弥补, 因此如何完全、准确的找出生活质量指数增长的原因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 除了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之外, 定量分析过程完全依据从2001-2008《泉州统计年鉴》上获取的客观数据, 所得结论能反映真实情况具有参考性和可比性。由于课题组数据获取难易程度的关系, 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涵盖面广, 但是各一级指标的支撑指标 (二级指标) 显得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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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变化 篇8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演变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0年, 从绝对量上来看,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是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的, 但不是直线上升, 其增长速度时快时慢, 呈现出阶段式波动上升特点。如果以增长速度作为分段标准, 大致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 这是农村居民消费第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水涨船高”, 有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基础,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在这个阶段也增速突出。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6.1元, 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73.8元, 6年间增长了2.36倍, 每年的增速都在10%以上, 1980年更是高达20.59%, 是这一阶段增长最快的一年。在这一阶段,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由1978年的2.68倍逐步减小到2.04倍。同时, 农村居民消费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除食物消费支出外, 其他商品支出快速增长,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0.68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0.59, 下降了9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由绝对贫困状态提高到温饱水平, 这是一种质变。
第二阶段:1985-1993年, 这是农村居民消费第一个低速增长时期。这一阶段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明显回落。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17.4元, 1993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769.7元, 8年间增长了2.43倍, 平均每年的增速是12.26%, 上一阶段为15.42%, 1990年的增速仅为6.0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这一阶段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更低。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开始超过农村居民, 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由1985年的2.12倍逐步拉大到2.74倍。同时, 农村居民消费质量也没有明显改善,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985年是0.58, 1990年更是提高到0.59,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仍然停留在温饱水平。
第三阶段:1994-1996年, 这是农村居民消费第二个高速增长时期。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16.8元, 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72.1元, 两年间增长了1.55倍, 每年的名义增速都超过了20%, 平均每年的增速是26.98%, 1994年的增速更是高达32.10%, 为历史最高水平。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也很快, 但是略低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速, 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1994年是2.80倍, 1995年是2.70倍, 1996年2.49倍。同时, 农村居民消费质量也没有明显变化,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上一阶段基本持平, 1994年和1995年都是0.59, 1996年下降到0.56,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仍然停留在温饱水平。
第四阶段:1997-2003年, 这是农村居民消费第二个低速增长时期。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617.2元, 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43.3元, 6年间增长了1.20倍, 每年的增速都不到6%, 平均每年的增速仅为3.12%, 1998年的增速不升反降, 低至-1.66%, 为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情况也没有好转,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继续下跌, 环比增速为-0.99%。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也不快, 6年里增长了1.56倍, 但平均每年的增速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 为7.56%, 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因此拉大,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1997年是2.59倍增至2003年是3.35倍。但是,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却发生了明显变化,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7年的0.55降至2003年的0.46, 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由温饱状态提高到小康水平。
第五阶段:2004年至今, 这是农村居民消费第三个高速增长时期。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84.7元, 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6625.5元, 9年间增长了3.03倍, 基本上每年的增速都超过10% (2009年为9.09%, 2010年为9.72%) , 平均每年的增速为13.09%, 2011年高达19.15%, 为1997年以来最高增速。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慢于农村居民, 平均每年的环比增速为10.73%, 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因此明显降低,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2004年是3.29倍, 2013年是2.72倍, 为1998年以来最低值。同时,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4年的0.47降至2012年的0.39, 首次低于0.40,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由小康状态提高到富裕水平。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额渐年上升, 但这种上升是低水平的、不稳定的增长, 不稳定从 (图1) 可以清晰看出;低水平体现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上。如 (表1) 所示, 1984年,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为2.04, 2013年这个比值不仅没下降, 反而上升了。所以,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的, 如何提升, 这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可以从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其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农村居民增加的消费支出与增加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可以写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详见57页。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详见58页。
其中, APC代表的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MPC代表的是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C代表的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金额, Y代表的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ΔC代表的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金额, ΔY代表的是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金额。
表2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基本符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变化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 消费也会增加, 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多, 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稳中有降, 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明显。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来看, 1978年为0.87, 1984年为0.77;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79年为0.69, 1984年为0.56。但从城镇居民消费来看, 变化不大, 1978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91, 1984年为0.86;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79年为0.61, 1984年也为0.61。这一阶段, 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农村居民, 其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 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84年的355.3元, 6年间提高了2.66倍, 年均增长率为17.73%,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1984年的652.1元, 6年间仅仅提高了1.90倍, 年均增长率为11.43%。人均纯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得农村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存消费支出外, 可以拿出更多收入用于储蓄。同时也要看到, 这一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高速增长具有特殊性, 主要是农村主权、价格等经营体制根本性改革所致, 因而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阶段:1985-1993年,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没有明显趋势性变化。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来看, 1985年为0.80, 1993年为0.84, 未降反涨;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85年为1.03, 1993年为0.80, 似乎是下降了很多, 但要看到这一阶段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波动很大, 且其值远远高于上一阶段。但从城镇居民消费来看, 下降明显, 1985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91, 1993年为0.82;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85年为1.31, 1993年仅为0.80。这一阶段, 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城镇居民, 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 从1985年的739.1元提高到1993年的2577.4元, 8年间提高了3.49倍, 年均增长率为16.61%,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397.6元提高到1993年的921.6元, 8年间仅仅提高了2.32倍, 年均增长率为11.26%。
第三阶段:1994-1996年,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略有下降, 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明显。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来看, 1994年为0.83, 1996年为0.82;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94年为0.83, 1996年为0.75。从城镇居民消费来看, 基本与农村居民变化趋势相同, 1994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82, 1996年为0.81;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85年为0.81, 1993年仅为0.69。这一阶段, 相对来说, 农村居民受益较大, 其人均纯收入提高相对较多, 从1994年的1221.0元提高到1996年的1926.1元, 两年里提高了1.58倍, 年均增长率为27.93%,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4年的3496.2元提高到1996年的4838.9元, 两年里提高了1.38倍, 年均增长率也高达23.71%。这种提高, 更多的是名义收入的提高, 即物价的快速上涨是这一阶段收入和消费支出提高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 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同时, 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快速提高, 农民消费能力没有实质性提升, 导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只是略有下降, 不具有可持续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详见57页。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详见58页。
第四阶段:1997-2003年,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稳定不变, 边际消费倾向波动异常。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来看, 1997年为0.77, 2003年为0.74, 中间几年基本稳定在0.74;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97年为0.28, 2003年为0.74, 中间几年波动剧烈, 1998年为-0.37, 1999年为-0.27, 2000年高达2.15。从城镇居民消费来看, 尽管略有波动, 但下降趋势明显。1997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81, 2003年为0.77;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1997年为0.83, 2003年仅为0.63。这一阶段, 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低速增长期, 1998年和1999年甚至出现消费支出的负增长, 1998年比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减少了26.9元, 1999年比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减少了12.9元, 致使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报复性增加了92.7元, 高于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3.1元的增加值, 使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了历史上都罕见的2.15这个值。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2090.1元提高到2003年的2622.2元, 6年间提高了1.25倍, 年均增长率为4.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尽管也增速放缓, 但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从1997年的5160.3元提高到2003年的8472.2元, 6年间提高了1.64倍, 年均增长率为8.35%。
第五阶段:2004年至今,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平稳下降。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来看, 2005年为0.79, 2013年为0.74;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2005年为1.16, 2013年为0.73。从城镇居民消费来看, 基本与农村居民变化趋势相同, 2004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76, 2013年为0.67;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2004年为0.71, 2013年也仅为0.56。这一阶段,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都从改革中受益很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04年的2936.4元提高到2013年的8895.9元, 9年里提高了3.03倍, 年均增长率为13.03%, 这是自1985年以来的第二轮高增长时期, 其增长率之高, 持续时间之长, 远远超过1978-1984年这个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史上梦幻般的黄金时期,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真正的黄金时期。同时,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基本同步增长, 从2004年的9421.6元提高到2013年的26955.1元, 9年里提高了2.86倍, 年均增长率也高达12.29%。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的结论。1979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84、0.69, 2013年为0.74、0.73, 消费倾向下降有限;1979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86、0.61, 2013年为0.67、0.56, 消费倾向下降更明显。
研究结论
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演变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进行研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影响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 强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幸福, 作为我国一半人口的农村居民其幸福感最直接的体现是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二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影响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现阶段, 依靠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来实现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可作为长效机制, 但短期效果将十分有限, 而通过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 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短期效果却会立竿见影。
三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决定着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实现程度。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的主要引擎是投资, 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内需不足主要是由于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不足。我们知道, 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镇居民, 所以,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对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影响着我国政治局面的稳定。古人反复强调:“农民富天下富, 农民安天下安”。要想稳定社会大局, 必须要千方百计地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五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目前, 农村居民的小康是中国全面小康实现的关键, 农村居民实现了小康, 中国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小康。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指标是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指标。中国能否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有效提升可谓是重中之重。
摘要：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是指农村居民对所需消费品和劳务的货币支付能力, 也可以说是对物品花费钱币的能力。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前, 先要了解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摸清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演变历程, 才能从中找出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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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变化 篇9
(一) 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变动及其特征
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上升
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在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过程中, 对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方面所达到的程度。通过消费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反映出来。它直接反映居民消费状况。1978~2006年, 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2.73元增加到3591.40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年均增长率为13.03%。根据增长率的变化, 可以将福建农村居民消费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5年, 是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4.0%。由于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使农村的经济制度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 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大幅上升, 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因而生活消费支出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第二阶段是1986年到1991年,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只为3.6%。属于相对衰退阶段。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 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回升到8.6%。属于稳定增长阶段。第四阶段从1997~2002年, 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为5.31%。为持续缓慢增长阶段。第五阶段为2003~2006年, 年均增长率为9.76%, 为快速反弹阶段。
2.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改善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 (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 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 (包括劳务) 的比例关系。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实物形式指人们在消费中, 消费了一些什么样的消费资料, 以及它们各自的数量。价值形式指以货币表示的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消费结构有多种划分方法, 可以根据消费的生活用途, 将农民消费分为衣、食、住、行、用和文化教育服务等等, 依照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 具体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化教育娱乐用品与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8个方面。本文主要依照消费的生活用途的分类方法, 并结合其他分类方法来分析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
(1)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
从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各项支出的数量来看 (见表1) ,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最大的项目是食品, 其次是居住。从消费支出的变动来看, 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最快, 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8.37;此外, 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也达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分别为14.33%和14.14%。
资料来源: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 1991~2007年各卷注:用品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简称;文娱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与服务的简称;其他指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简称。
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各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比重和变动情况表明, 1990年以来, 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始终居于首位, 其次是住房, 衣着、其他商品和服务在生活消费中占的比重较低。表明农村居民考虑到经济条件, 并不能过多把收入用于穿着打扮, 其他家庭奢侈品中。而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 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的较快增长速度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 随着交通产业和通讯信息迅猛发展, 农村居民日益增加手机, 电话机等方面的支出, 也愈来愈重视文化教育, 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另一方面也说明20世纪90年代后, 教育改革和医疗价格的上涨使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被动性消费支出比重提高。
根据消费规律, 低级消费阶段的人们用在食品方面的比重较高, 而随着收入的提高, 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人们用于其他方面如通讯, 文化娱乐等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消费比重上升。根据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来看, 2000年福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低于0.5, 消费结构已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农村居民消费已从满足温饱阶段转向注重生存质量的小康阶段。
(2)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基本特征
(1) 食品支出比例明显下降, 食品消费结构逐步优化。第一, 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2000年为0.487, 低于0.5, 表明农村居民从温饱阶段走向小康阶段。恩格尔系数 (Engel's Coefficient) 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 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 家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 一个国家越穷, 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 (或平均支出中) 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 随着国家的富裕, 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 50%~59%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 低于30%为最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 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 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 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 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 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来看, 1987年以前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0.6以上, 1988年降为0.57, 1989年到1996年在0.6附近波动。1997年以后, 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2000年降到0.5以下。因此,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 福建省农村居民从2000年开始告别温饱进入小康阶段。第二, 粮食、蔬菜消费趋于下降, 肉禽, 蛋、奶、水产品及瓜果等消费量增加, 食物结构改善。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营养状况得到较好的改善。在食品消费中, 粮食 (主食) 的消费会逐渐下降, 肉类、奶及制品、蛋及制品等副食的消费将会增加。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实物结构看, 人均粮食的消费量持续减少, 从1990年的279.56公斤下降到2006年的202.75公斤。减少27.47%。副食消费量增长较快, 其中, 肉类人均消费量从15.17公斤上升到28.27公斤, 增长86.35%。蛋类及其制品消费量从1.31公斤增加到3.62公斤, 增长176.34%;奶和奶制品消费量从0.06公斤增加到3.13公斤。增长5117%。水产品消费量从4.2公斤增加到14.27公斤, 增长239.76%;食油消费量从3.88公斤上升到4.91公斤, 增长26.55%。水果及其制品消费量从4.34公斤增加到12.96公斤。增长198.61%。这些消费量的变动, 表明了1990年以来福建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有了明显改善。第三, 在外饮食支出对消费的贡献逐步增强。由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生活方式改变, 居民外出就餐需求增加, 旅游餐饮、休闲餐饮、喜庆婚宴不断兴起, 对消费的贡献逐步增强。
(2) 发展和享受类消费比重继续上升。在消费支出中, 1990年的福建农村居民人均交通与通信支出从7.93元上升到2006年的431.4元, 增长5340.10%, 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由1.1%增加到12.01%, 提高了10.91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由1990年的0.89辆增加到44.59辆。电话机和移动电话在1990年几乎没有, 在2006年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达到64.09架和62.05架。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与服务由1990年39.15元提高到2006年的333.55元, 增长751.98%, 在消费支出中比重则由5.5%上升到9.29%, 提高了3.79个百分点。其中彩色电视机在1990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由4.72台上升到2006年的89.43台。组合音响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2006年百户农民家庭拥有量达到14.29台。这些极大说明了福建农村居民已经从单纯追求温饱开始转向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 提高生活质量。
(3) 居住消费支出上升, 比重不减。住房是农村居民生活和消费的基本资料和基本场所, 住房消费的变化与升降成了衡量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最主要标志。从绝对数看, 1990年福建居民的人均居住支出为118.11元, 2006年为563.85元, 增长幅度为377.39%。增幅较大。从相对数看, 1990年福建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7%, 2006年相应的比例是15.70%, 变化不大。从表1可知, 农村居民在居住方面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很高, 不同年份波动也比较大, 在1995年下降到最低点11.8%, 但总体趋势比较平稳, 主要波动在14%左右。由于在农村缺乏有利的投资空间, 农村居民一旦收入增加, 第一选择是建房, 由于农村住房一直是私有财产, 所以农民特别舍得在房子上投资。因此, 可以预期,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住房还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
(二) 影响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的原因分析
1. 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行为起主要影响
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受多种因素影响, 但从长期趋势看, 起决定作用的是收入水平的变化, 即一定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一定的消费结构。1990~2006年, 福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764.41元增长到4834.75元, 年均递增12.22%。为了确切知道福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利用经济计量模型, 根据1990~2006年福建省农民收入 (Y) 与消费支出 (C) 的实际数据, 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t统计值, ***为1%内显著。***表示为1%水平上显著)
从上述式子可知, 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 将用于生活消费支出约0.717元, 可见农民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的增长。
2. 不良的农村消费环境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
消费环境主要是指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各种外在条件。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 良好的消费环境可以促进、推动消费的增长, 而不良的消费环境则会制约消费的增长。当前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邮电通讯、供电、供水、商业网点设施、文化体育设施不够完善, 因而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和现代化工业产品的消费。如老化的电网, 昂贵的电价, 电视接受信号弱, 自来水不通等因素影响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此外, 不完善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和服务体系。如流通组织设置分散、规模小。流通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农村市场。商品售后服务难以跟上等等因素, 都极大妨碍农村市场扩大。另外, 不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滞后的消费信贷也阻碍了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很多农民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3. 不少农民素质不高, 影响了消费结构的优化
农民素质, 主要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素质。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省农民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农村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数量还很大, 初中文化程度大致占50%, 高中文化占13%, 小学程度的劳动力占30%, 文盲和半文盲约占7%。在全国来说, 相对较高, 但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则差距很大。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 53%的农民受过2~3.5年的职业培训。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5.9%, 高中毕业的占74.8%, 初中毕业的占19.4%。而农村居民的技能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也不小。根据相关资料统计, 福建省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到20%。而前西德35岁以下的农民中, 70%以上受过农业职业教育, 35岁以上的农民超过50%受过农业职业教育。荷兰90%的农民受过中等教育, 12%毕业于高等农业院校。这些方面的不足与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状况主导着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 当前农民还存在许多落后、愚昧的封建习俗, 以及狭隘的小农文化等, 这些都阻碍着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
消费质量的高低, 消费文化质量的高低, 归根结底, 取决于人的素质。而农民不高的素质, 已经大大影响消费结构的优化, 阻碍了消费质量的提高。
(三)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几点建议
1. 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为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
对大部分农村居民来说, 要提高消费, 增加收入是关键。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应当拓宽思路, 要把其放到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全局来考虑, 立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 着眼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 扩大增收渠道。第一, 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和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大力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第二, 注意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进一步推进城乡管理体制改革, 消除限制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体制性障碍;注重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以吸纳农村更多的富余劳动力;增加农业投入, 加大农业保护和支持力度。
2. 大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农村消费环境近几年来已成为农村市场发展的“瓶颈”。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是启动农村市场, 刺激农民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应着重抓好以下工作:第一,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地区的用电、自来水、道路、通讯等问题, 使更多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进入农村家庭。第二, 有效整顿市场秩序, 加大打假力度。不断深化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改革, 建立适合农村消费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和服务网络;各级农业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 加强市场准入管理, 整顿市场秩序, 规范交易行为。不要让农村市场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 确保农村居民的生产和消费权益;同时, 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教育, 提高农村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第三,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三项制度。
3. 发展农村教育, 提高农民素质。
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 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建设农村小康的根本。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 才能顺利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此要坚持把农村教育摆在首位, 加快农村教育发展, 深化农村教育改革,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第一, 进一步提高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和质量, 特别是落后的农村地区, 要真正实施国家制定的九年义务教育。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九”目标。第二, 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推进新形势下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有效整合教育资源, 充分发挥农村学校的综合功能。充分发挥高等农林学校的作用, 为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培训作出贡献。第三,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发展先进文化, 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封建残余思想的侵蚀。以便提高农村居民素质, 优化消费结构。
参考文献
[1]藏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马强.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 2004 (5) :46-48.
[3]王星闽.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政治与公共管理, 2006, (1) :20-23.
[4]景体华.2005～200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居民变化 篇10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构成及变化趋势
1. 劳动者报酬收入。
居民劳动者报酬收入等于国内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和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净收入之和, 其中, 国内劳动者报酬利用城乡居民调查中的工资性收入与部分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推算得到, 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根据国际收支表数据计算。在我国, 劳动者报酬收入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在2001~2011年, 呈现向下走的态势, 与之对应的是总营业盈余的占比逐年上升。
2. 总营业盈余。
总营业盈余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居民收入中的总营业盈余包括农户和城镇个体经营户的营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其比重多年来稳定在14%~15%, 近年来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
3. 财产收入。
居民的财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红利收入以及归属居民的保险准备金投资收益, 财产支出由利息支出和缴纳的资源税等。财产收入减去财产支出的余额即是居民财产净收入。我国目前居民财产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 利息净收入占财产净收入的70%左右。
4. 经常转移支付。
我国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包括社会保险福利、财产险赔付收入、社会补助和从国外获得经常转移收入等;经常转移支出包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缴款财产险保费支出以及对国外的经常转移支付等。收支相抵之后的净额就是经常转移净收入。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作为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 是提高居民收入总水平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2000年以来,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2009年略有反弹后, 2010年、2011年又掉头向下, 下跌到47.5%和47.3%的低点。2000~2008年, 我国居民初次分配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因此,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加大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政策支持力度, 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要扩大就业渠道, 提高就业水平, 让居民有稳定持续的收入;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保障居民生活;三是规范劳动力市场, 打破户籍和养老医疗保险转移的障碍, 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2. 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重却是逐年降低。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 政府应该加大政策力度, 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是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力度,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建立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让劳动者的收入年年有增长;三是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公平享受国家福利。总之, 要让居民享受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3.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 投资渠道狭窄。
进一步拓宽个人的投资渠道。一是要加快债券市场产品多元化进程。债券市场总量的不断扩大、债券品种的不断丰富和品质的不断提升, 不但有利于企业的直接融资, 而且也为银行、保险、金融等机构向市场推出较多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为大量的银行存款实现“搬家”提供了可能。二是严格规范股票市场秩序。加快完善《金融市场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执法, 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市场行为, 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坚决抵制和打击过度投机、类似万福生科等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不法行为, 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给投资者一个稳定、健全、科学和规范的市场环境, 让投资者通过参与证券市场分享我国改革发展成果。
4. 经常转移规模较小。
在再分配环节, 通过经常转移, 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 是政府财政的重要职能, 近年来, 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在增加民生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总体规模还是较小。因此,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文化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
参考文献
[1]张东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13)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12.
南雄市居民死亡模式十年变化分析 篇11
1 材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1.1.1 人口数据
为计算死亡率,人口资料来源于南雄市公安局提供的当年人口数据,数据质量稳定,结果可靠。
1.1.2 死亡资料
1997~2007年的死亡资料:均来源于南雄市国家监测点的报告资料,2007年的死亡监测资料从全人群死亡资料中,经整理核实后相对应于原6个监测镇的死亡资料。
1.2 方法
对1997年的死亡资料进行整理,把原ICD-9编码归类对应转换成ICD-10编码(国际分类法),运用死亡监测软件进行统计,生成“居民病死伤死因统计报表”,与2007年的死亡监测资料(ICD-10)进行对比分析,计算疾病的粗死亡率、构成比、婴儿死亡率和死因顺位。
2 结果分析
2.1 婴儿死亡率的变化
1997年出生儿童1 785人,婴儿死亡数51人,婴儿死亡率为28.57‰;2007年出生儿童1 836人,婴儿死亡数18人,婴儿死亡率为9.80‰。十年间,婴儿死亡率下降了65.96%,十年间婴儿死亡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05 P<0.05)。广东省2006年回顾性调查婴儿死亡率为6.7‰,婴儿死亡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调查结果与全省结果基本一致[1]。
2.2 死因顺位的变化
死因顺位中,十年间前五位的顺位一致,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消化系统疾病。第六位到第十位,1997年依次是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传染病与寄生虫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先天畸形变性与异常、神经系统疾病;2007年依次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传染病与寄生虫病、起源于围产期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从第八位上升为第六位,围生期疾病和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已进入前十位。
2.3 死亡水平和构成比的变化
十年间对比,前五位死因顺位中,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粗死亡率基本持平。肿瘤、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消化道疾病的粗死亡率有明显的上升,粗死亡率对比分别上升了108%、43%、37%。构成比中,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对比略有下降,肿瘤、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消化道疾病构成比明显上升,对比分别上升了84.%、27%、22%。第六位到第十位死因顺位中,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粗死亡率上升了118%,构成比上升了800%,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粗死亡率和构成比均有明显下降,传染病粗死亡率下降了40%,构成比下降了47%,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粗死亡率下降了80%,构成比下降了82%。(表1)
2 讨论
居民死亡模式十年间的变化:婴儿死亡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前五位死因的顺位虽然没有改变,但量的改变却明显。肿瘤的死亡率上升了一倍多,构成比也上升了84%,其占总死亡数近1/5,已成为农村地区上升幅度最大的死因。我国城乡地区癌症死亡率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成为威胁我国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2]。损伤、中毒外部原因的死亡率上升了43%,构成比上升了27%,死亡原因上升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伤害已逐渐成为影响居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原因;消化道疾病死亡率上升了37%,构成比上升了22%,其死因的变化也有了较明显的增加。泌尿生殖疾病死亡率有了小幅度上升,起源于围生期的疾病已进入前十位。传染病性疾病、营养及母婴疾病的死亡率明显下降[3]。
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与近十年来农村广泛推广住院分娩有关。农村住院分娩率现已达99.43%以上,医疗技术和医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而婴儿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恶性肿瘤死亡率的上升,肝癌、肺癌、胃癌位居前三位,占恶性肿瘤的67%,其中肝癌已占恶性肿瘤的35%。肝癌的粗死亡率从1997年的15.46/万上升到2007年的30.43/10万,且发病年龄呈年轻化的趋势,发病高峰已前移到35~50岁。年轻人肝癌死亡比例较高,是青壮年主要死亡原因[5]。肝癌发病率的上升主要与南雄市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率高有关(2~59岁乙肝HBs Ag携带率为22.24%,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肺癌和胃癌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与十年来农民工从事工业生产增加,农村城镇工业化的日益转型、环境污染、饮食结构和习惯的改变,暴露在致癌环境的人群日益增多相关。损伤中毒外部原因上升的主要是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意外跌落和自杀。十年来,农村机动车数量剧增,农村的交通意识与剧增的机动车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增多。伤害的死因在上升,在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的都为青壮年,留在当地的老人被迫成为了主要劳动力。他们的精力和适应力比年轻人低,是面临导致意外跌落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农村中留守的青少年面临竞争和压力增大,而他们承受能力差,是导致自杀、自伤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疫苗的使用和传染病防控力度的加大,导致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死亡率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条件的改善,也使恶性营养不良导致的死亡率也呈下降的趋势。
针对农村地区十年前后死亡谱的一些改变,在干预措施和策略上应作适当的调整,以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为主。同时要重视肿瘤、损伤中毒外部原因和消化道疾病的变化,加大干预力度,减缓这三类疾病发病年轻化和死亡率上升的趋势,减轻疾病负担,延长寿命。
参考文献
[1]马文军,许燕君,张玉润,等.广东省居民死亡模式和疾病负担研究[M].2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