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共12篇)
居民消费 篇1
0 引言
幸福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给出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该公式说明, 幸福程度与效用成正比, 与欲望成反比。效用一定, 欲望越小, 或欲望一定, 效用越大, 人们感到越幸福。因此,幸福取决于效用与欲望的相对大小,获取幸福的途径有两条:增加效用或减少欲望。经济学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高,但是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试图研究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如结婚与否、是否是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注重提升人民幸福感受。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那么,从消费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消费才是幸福的消费?立足于幸福的消费初衷,居民消费时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家电为例,从幸福的视角分析安徽省居民的消费情况,以期更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完善居民消费模式,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
1 实证分析
1.1 研究对象及过程
1.1.1 调查对象
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区随机抽取了479户城乡居民进行调查,并对典型个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完成有效问卷343份、访谈记录15份。本次调查中,男性占总样本的56.3%,女性占43.7%。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26人,占7.6%;20至30岁的有111人,占32.4%,所占比重最大;30至40岁的有62人,占18.1%;40至50岁的有92人,占26.8%;50岁以上的有52人,占15.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其以下的占17.6%,初中及高中的占49.4%,大专及其以上占33.3%。家庭人口为有3~6人占到85%以上;家庭年收入为100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12.4%,10, 000至50, 000元的占71.2%,50, 000至80, 000元的占9.4%,80, 000元以上的占7.0%。
1.1.2 调查过程
根据幸福经济学理论和居民消费理论设计了“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调查问卷,其内容包括家庭信息、消费现状、消费心理及消费预测等多个方面。经过培训,2010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调查团队深入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调查过程中,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当场发放问卷由居民自己填答并及时回收,对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由调查人员逐一口述每个项目及选项,被试做出口头选择后,再由调查人员帮助填写答案,最后利用SPSS11.0对34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 研究结果
1.2.1 幸福消费理念分析
根据幸福方程式,当效用和欲望的比例达到最优时,个人幸福感达到最大。对众多居民来说,适度消费是适当、合理的消费, 其消费数量和质量通常能达到个人欲望和实际购买力的平衡,消费行为带来的效用和个人被满足的欲望形成的比例在此平衡上容易达到最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适度消费能给居民带来最大化的效用,即最大化的幸福感。在对消费理念的调查中,选择适度消费、保守消费、超前消费的被试分别占78.1%、19.3%、2.6%。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偏好受传统理念和客观经济水平的影响,无法接受超前消费,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反对滞后消费。居民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形成了适度消费的偏好,认为其最符合自己家庭消费的实际,也最能满足自身消费欲望,达到了客观实际情况下的最大效用。
1.2.2 幸福消费动机分析
1) 内部诱导因素分析
(1)物质基础动机
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来说,相同消费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因而消费产生的幸福感也会不同。以购买促销产品为例,居民对待促销产品的态度不一。图1所示,居民对促销产品需求量上,中等收入水平的较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较小,其中高收入的需求量最小,基本无需求。一般而言,促销产品能使居民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实现效用最大化,获得较强幸福感,因此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愿意购买促销产品,且需求量较大。而对于低收入的居民来说,促销产品不一定是必需品,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可能无力购买;对高收入的居民来说,购买促销产品所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这部分居民对产品的外观、档次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可能会放弃对促销产品的购买。
(2)情感需要动机
消费行为由居民的物质基础动机和情感需要动机共同促成。居民的情感需要因人而异,产品能否满足差异化的个人情感需要,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如图2所示,在购置家电的幸福感来源的问题上,认为幸福感来源于使用需要满足的居民占67.8%,家电质量、服务好的占16.7%,和谐家庭氛围的占13.7%,获得同事友人赞扬羡慕的占1.8%。数据表明,只有满足居民差异化的情感需要才能使其产生最满意的幸福感。
(3)特殊需要动机
居民消费过程中除了考虑物质基础与情感需要外,有时还追求某些特殊的需要。攀比和炫耀消费动机作为较为常见的特殊需要动机,通常是为了保持相较于外界的优越感。对少部分居民而言,能满足其攀比和炫耀的心理会使他们获得较大的心理满足。
攀比和炫耀心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图3所示,选择较小和非常小的分别占34.7%和20.7%,而选择非常大和较大的仅占2.9%和11.7%。这说明绝大多数居民是理性人,宁愿退而求其次也不愿消费超出自己能力承受范围的产品。但对于少部分居民来说,奢侈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地位象征。由于职业需要、工作环境影响或其他原因,他们认为必须消费一部分高端或奢侈品来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对他们来说消费奢侈品会产生更大效用,别人的赞誉比实用品更能带来幸福感。
2)外部刺激因素分析
(1)产品本身的影响
消费行为决策主要根据产品自身的特征。家电等耐用品具有单位价值高、购买频率低、使用时间长等特点,因此居民消费时会衡量产品能否最大化满足自身需求。表1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受价格、品牌、质量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选择价格、品牌、质量、售后服务影响大的居民所占比例都超过50%,其中认为质量影响大的占85.9%,而广告和促销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说明了居民最看重产品的质量,其次品牌、售后服务、价格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是受产品整体影响的结果,不局限于产品的某一特征,综合满意才能最大限度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2)相关群体分析
人们通常会根据心理距离远近将周围的群体从影响最大到最小依次分类,然后选取影响最大群体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期望达到的人为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表2数据显示,在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群体中,家人占73.6%,亲戚占8.7%,朋友、同事、同学分别占7.8%、3.6%、1.5%,另外有钱人、明星、专家等相关群体共占2.1%。可见人们消费时通常参照与自己心理距离最近的家人亲友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接近的群体习惯做出决策,此类消费评估的结果多为积极的幸福体验,有利于消费幸福感的增加。
(3)优惠政策影响
当居民产生消费欲望时,如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作为外部刺激,居民通常容易迅速做出消费决定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目前国家为刺激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实施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研究发现虽然这些政策会影响消费,但是居民普遍认为其具体实施效果一般。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态度上,34.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49.7%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在对“以旧换新”政策的态度上,31.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51.0%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居民希望政策能给自己的消费带来优惠,从而获得额外的幸福附加值。但实际上政策带来的满足度较低,政府需要更贴近实际地为居民考虑,从多方面权衡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切实满足居民的消费欲望。
1.2.3 追求幸福消费的顾虑
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幸福消费的目标不能最大限度满足自身欲望时,居民通常会退而求其次来规避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居民产生顾虑,从而在消费过程中限制或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幸福感。表2数据说明,居民在购买家电产品中的确存在一些顾虑因素,而最为主要的是家电产品的自身问题,其比例占总比重的38.9%。担心市场价格降低和家电政策变化为第二和第三大影响因素。同时调查也发现仍有部分居民存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顾虑。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居民消除这些顾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
2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安徽省343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及相应建议:
2.1 适度消费为主,适当鼓励超前消费。
适度消费是中国目前的主流消费理念,它倡导过一种理性的、合宜的物质生活,人们在这种消费方式下能获得欲望的满足与消费的平衡。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中国需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适当鼓励超前消费,制定相应政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使中国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2.2 消费需求多样,多层次开发产品才能满足居民幸福消费的不同需要。
幸福感受内部诱导因素与外部刺激因素的影响。由于物质基础、情感需要、相关群体等方面的差异,居民对幸福消费的目标定位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需要,只有针对居民不同需要开发不同层次的产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2.3 政府应改善客观消费环境,深入贯彻并适时调整优惠政策,增加居民消费的幸福附加值。
社会保障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大环境问题会遏制居民消费欲望,影响居民的幸福程度,政府应采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对产品的监督等措施,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调整从而造福于民。对于优惠于民的政策要贴近实际、适时调整,以适应人们时刻变化的需要。
摘要:消费的本质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给人一种幸福美满的感受。本研究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 从幸福度视角研究居民的消费行为, 分析居民的消费理念、消费动机以及消费顾虑等内容,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幸福,居民,消费行为,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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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 篇2
黄州区酒消费调查分析
1.饮酒频率。由表1可见,偶尔喝的人数占主体(近七成),经常喝的人数占不到两成。而每天喝占约一成,表明嗜酒如命、酒瘾大等问题在黄州酒类消费群体中小范围内存在,需引起注意。
2.饮酒原因。绝大部分消费者(六成)把饮酒作为一种社交及公关手段,可见酒在社交场合必不可少。其次,以饮酒为乐的占近两成,生活习惯和以保健为目的共占近两成。以饮酒来排忧解闷的人属极少数,但也就应引起重视,见图1。
3.饮酒的场合与地点。黄州区居民酒消费场合主要是聚会和节日,各占五成和三成,可见酒在喜庆、聚会等场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成消费者喜欢天天饮酒,其余人在心情不好时或其他场合饮酒,见图2。由图3可见,主要的酒消费场所是中低档餐饮场所和家里,其次是高档宾馆饭店和娱乐场所。在单位饮酒仅占很小一部分。分析原因,黄州经济相对落后,居民月收入大部分在1000~2000元上下,在家里或中低档餐馆消费比较适宜,而在高档宾馆饭店消费比较高,因此,大部分人会选择家里和餐饮场饮酒消费;另外娱乐场所,虽不适合大型招待、喜庆等活动,但对于小型聚会、节日等,娱乐场所消费也是不错的选择。
4.消费者购酒地点。由图4可见,消费者购酒地点主要为超市和商场,而传统销售场所杂货店、酒店烟酒专卖店、酒店也占据一定的比例。
5.酒消费水平。由图5可知,每周酒花费在30元以下的占据半数,花费在31~100元间的占据三分之一,其余人每周酒花费在100元以上;由此
可见,绝大部分居民主要消费中低价位水平的酒类产品。
6.消费者喜爱的酒种及品牌。由图6可见,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喜欢喝啤酒,半数受访者喜欢喝白酒,喜爱果酒、配制酒的人数各占一成左右,而喜爱黄酒的则只占1%。由此可见,白酒和啤酒是黄州区居民喜爱的主要酒种。分析原因,此现象与黄州当地经济水平有一定联系,黄州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相对比较落后,而白酒和啤酒价位一般较低,与黄州居民消费能力吻合。另一方面,湖北省白酒和啤酒行业本地企业发展迅速,这也促使白酒和啤酒处于主导地位。葡萄酒属于中高档产品,所以仅受到一小部分消费者的青睐。由于黄州居民在酒的保健功能上有一定认知,所以配制酒也受到一小部分人的欢迎。由图
7、图
8、图9可见,黄州区市场上白酒、啤酒消费情况有着共同的特点:第一,竞争激烈,多个厂家共存和竞争;第二,主要以本省品牌为主,如白云边、枝江大曲、行吟阁、金龙泉等。由于湖北本地气候条件限制,本土鲜有葡萄酒产出,所以葡萄酒消费则主要是一些国内知名品牌,如长城、张裕、王朝等。
7.影响居民选购及消费的因素。在可能影响黄州区居民选购消费酒的众多因素中,质量是居民考虑的首要因素,见图10.这说明一款酒只有质量过硬才能赢利市场。其次是价格、品牌与偏爱。广告因素影响较小。
8.居民酒消费满意度调查。半数居民对酒的口味和质量满意,表明经过治理整顿,制售假冒伪劣酒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超过八成居民对价格满意度较差,说明黄州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而名优酒普遍价格偏高,严重影响了普通居民向往品味好酒的愿望。超过九成居民对包装、售后服务及其他方面不满意,说明酒的过度包装已引起普通消费者不满,售后服
务工作也有待加强。
总结
通过对黄州区酒类消费情况调查,得到如下结论:1.绝大多数黄州区居民把酒看作社交工具,仅两成居民以饮酒为乐。偶尔喝酒的居民占主体,说明绝在大多数居民已认识到大量饮酒有害健康。2.主要购酒地点为商场、超市。主要在聚会和节日饮酒,并且饮酒地点以中低档餐饮场所及家里为主。每周消费酒30元以下居民占据一半以上,产品档次主要为中低档产品。3.主要消费酒种为啤酒和白酒,且以本省生产的知名品牌为主。4.质量、价格、品牌、偏爱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居民对酒的口味和质量较满意,而对价格、包装、售后服务等满意度较差。
居民消费 篇3
关键词: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区域差异;Theil指数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102-05
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学者对于消费差异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特点:在区域划分上过于单一——基本上都采取了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如周曙东、刘惠英[1],向清成[2],胡晓鹏、段玉强[3],胡宝娣、梅洪常[4],张云华[5]等;在分析方向上具有片面性——基本上是对居民消费差异进行研究,忽视了政府消费的研究,如刘远、王选选[6],涂占新[7],樊茂清、任若恩[8],宫芳[9],彭志远[10]。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研究必将面临许多新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思路并对区域消费的研究进行定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采用八大区域的划分,对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差异进行研究。其中,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11]。
一、研究空间单元及现状
1.研究的空间单元
区域消费与地理因素密不可分,由于它着眼于“区域”。研究空间的选择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的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没有采用诸多学者所采用的“三大地带”(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因为这一划分方法过于粗糙,不能充分反映中国不同区域层面的信息。在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层次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3年提出的八大区域的划分思路,将中国区域层面分为北部沿海、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各个区域包含的范围如表1所示。
2.研究方法
我们将引入Theil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地区消费差异。该指数是由Theil(1967)最早提出并用于收入不平等程度测度的一个指标[12]。相对测量地区差异的指标(如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来说,Theil指数用于区域差异研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差异的变动也进一步分解为组间差异的变动和组内差异的变动[13-14]。因此,该指数也被应用于地区经济差异等。本文拟用人口加权比重的Theil指数来分析我国地区消费(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差异。
计算公式为:
二、我国区域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1.不同区域政府消费
从表2可以看出,1996—2005年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总额逐渐增加,由1996年的7 834亿人民币元增加到2005年的27 092.29亿元人民币,10年增加3.46倍,年均递增13.2个百分点。而且,从表2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北部沿海政府支出最大,其次为东部沿海,二者大约占到政府消费总支出的30%—40%。西北地区最少,仅占4%左右。从区域增速看,东部沿海政府消费支出增长最快,10年增长4.74倍,其次为北部沿海,10年增加3.56倍,最慢的为东北地区,10年仅增长2.94倍。
2.不同区域居民消费
从表2可以看出,1996—2005年我国消费支出总额逐渐增加,由1996年的29 239.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5年的71 776.72亿元人民币,10年增加2.455倍,年均递增9.4个百分点。而且,从表3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居民消费支出最大,其次为南部沿海,二者大约占到居民消费总支出的32%。西北地区最少,仅占3.5%左右。从区域增速看,南部沿海及民消费支出增长最快,10年增长2.83倍;其次为东部沿海,10年增加2.82倍,最慢的为东北地区,10年仅增长1.91倍。
三、实证研究
1.政府消费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内部构成
在对中国政府消费有了大体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政府消费的区域差异进行Theil指数的分解,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表4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八大区域政府消费的Theil指数变化与前一年相比,大多数年份呈现上升趋势,只有个别年份(1997年、2002年,2004年)呈现出下降趋势。总体而言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由1996年的0.04133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5118,其中波峰出现在2003年,为0.05682,波谷出现在1997年,为0.03911。
通过对Theil指数按八大区域进行分解,发现区域间差异揭示了整体差异的绝大部分,由表4可以看出,1996—2005年间,区域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在0.55—0.65之间。总体而言,虽然个别年份比例有所降低(1999年、2002年和2005年),但整体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即区域间差异贡献度逐渐提高。1996年为0.56733,到2004年则提高到0.68425;区域内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则正好呈相反的变动趋势,即贡献度整体而言不断降低,由1996年的0.43267降到2004年的0.31575。
就各个区域内部差异来看,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呈增大趋势;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内部差异下降趋势明显;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内部差异呈波动变化,但变动幅度不大。
为分析各区域内部差异在内部总差异中的比例,需要以政府消费额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进一步分析表明,区域内部差异以北部沿海为最大,其次为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1996年三者差异占到区域内差异的75.3%,虽然在以后年份有所下降,但到2005年又逐渐增加到75.9%。其他五大区域内部差异仅仅解释了内部总差异的20%—30%左右。而黄河中游地区内部差异对内部总差异的影响最小,只占到2%—5%左右。
通过Theil指数的区域分解,可以看出Theil指数的变化是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之间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Theil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政府支出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图1则表示出这种动态过程。
首先,区域内部差异在1996—2003年间变动趋势不大,2004年有所下降,2005年区域内差异又开始扩大。其次,区域间差异则从1996至2002年一直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2003年上升幅度加大,而2004—2005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综合两者的演化趋势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总体差异在1996—2002年间的缓慢上升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共同的上升作用而产生的,而2003年间总差异的上升和2004年差异的下降则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的变化引起的,而2005年间总差异的缓慢上升,则是区域内差异的扩大平抑了区域间差异的降低。
2.居民消费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内部构成
同样,我们用Theil指数的区域分解来描述中国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表5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八大区域居民消费的Theil指数变化与前一年相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0.025485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38633,个别年份(2000年、2004年)呈现出下降趋势。
通过对Theil指数按八大区域进行分解,发现区域间差异揭示了整体差异的绝大部分,由表5可以看出,1996—2005年间,区域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在0.65—0.75之间,但最近几年区域内差异贡献度开始上升,1996年为0.267878,到2005年则提高到0.346882。
就各个区域内部差异来看,北部沿海、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区域内差异一直呈现扩大趋势;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内部差异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呈波动变化,但变动幅度不大。
为分析各区域内部差异在内部总差异中的比例,需要以居民消费额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进一步分析表明,区域内部差异以东部沿海为最大,其次为北部沿海。1996年二者差异占到区域内差异的69.1%,到2005年逐渐增加到79.4%。其他六大区域内部差异仅仅解释了内部总差异的30%—40%左右。而黄河中游地区内部差异对内部总差异的影响最小,只占到1%左右。
通过Theil指数的区域分解,可以看出Theil指数的变化是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之间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Theil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政府支出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图2则表示出这种动态过程。见图2。
首先,区域内部差异在1996—1999年缓慢上升,1999—2004年间变动趋势不大,2005年区域内差异开始扩大。其次,区域间差异则从1996—2000年一直呈现出平稳趋势,2000—2004年开始缓慢上升,2005年上升幅度加大。综合两者的演化趋势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总体差异在1996—1999年间的缓慢上升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的作用而产生的,而1999—2004年间总差异的上升则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的变化引起的,而2005年间总差异的加速上升,则是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结论
1.总差异呈扩大趋势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消费总差异从由1996年的0.04133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5118,居民消费差异总体上也呈现出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0.025485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38633。这说明我国消费不仅存在消费率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05年我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4.2%,居民消费率为38.73%,最终消费率为52.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的问题,也存在消费率区域差异大的现象。
2.区域间差异处于主导地位
表3和表4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即对中国区域消费的差异分解后,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八大区域间的差异都居于主导地位。就政府消费差异而言,1996年区域间差异贡献度为56.733%,2005年为59.855%,居于主导地位并呈上升趋势。就居民消费而言,1996年区域间差异贡献度为73.21%,2005年为65.31%,居于主导地位但呈现出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区域间差异比例的降低说明各个区域间协调性的提高,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政府消费差异中区域间差异的扩大则表明区域间差异不协调的增加,这种现象要引起重视。
3.政府消费差异大于居民消费差异
纵观表2和表4可以发现,就中国消费而言,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政府消费差异大于居民消费差异。以2005年为例,政府消费差异为0.05118,而居民消费差异为0.038633,前者是后者的1.32倍,而差距最大的2000年,政府消费差异是居民消费差异的1.74倍。
政府消费的一个主要目的即在于消除或减少地区差异,促进各个区域间协调发展。但在现阶段,我们却发现政府消费已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政府消费在中国也出现了“马太效应”。出自《新约·马太福音》,主要意思就是: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它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赢家通吃。其政策性警示就是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政府消费政策。政府消费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能够稳定民心,改变民众悲观预期,使其也能放心大胆地消费。因此,对当前的政府消费误区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4.两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
通过前面的分析,在政府消费差异方面,区域内部差异以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差异为最大;在居民消费差异方面,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的差异亦居前两位,二者所占内部总差异的比例1996为69.1%,到2005年逐渐增加到79.4%。这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东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之间内部各省份在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方面的不平衡。为什么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地理位置都相似的区域内消费差异如此巨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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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sparity abou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inhabitant consumption
SHEN Shi-jun MA jian-xin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Final expense includes two aspects: inhabitant consumption and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The research on the consumption disparity has much enlightenment to the Chinese consumption policy.By carrying on the analysis through the Theil index about eight wide range of China,we discovered the overall difference of region consumption presented the trend of escalation,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gions i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gradually.And taking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disparity and inhabitant consumption disparity to be compared,the former is bigger than the latter.Meanwhile,about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of China,two regions need to take specially,namely eastern coast and northern coast.
Key words:government consumption,inhabitant consumption,regional disparity,Theil indicator〗
(责任编辑:孟 耀)
居民消费 篇4
一、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情况概述
1978年以来,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显著提高。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较1978年增长20.49倍。
与全国相比,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绝对值看, 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低于全国976.77元;从增长速度看。1978~2008年,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10.59%, 低于全国同期增速1.6个百分点。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 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发生了较大变化, 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食品支出比重下降, 膳食质量提高;二是衣着消费成衣化、时装化趋势明显;三是居住支出增加, 住房质量提高;四是家庭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五是服务性消费比重有所增加。
2.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于城镇, 且存在地区差距。
一是与全疆平均水平相比, 农村居民消费增速缓慢。1978~2008年, 新疆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72%, 比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低3.95个百分点。由于消费增速缓慢, 新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量差距日益扩大。197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65亿元, 占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4.08%;200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7.60亿元, 仅占全疆的14.39%, 比1978年下降29.69个百分点。二是各地区间的农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昌吉州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569.15元, 和田地区则为1455.60元, 两者之比为3.14∶1, 而1990年两者之比仅为1.68:1。
二、影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 农民增收的有效空间不足。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 如消费习惯、预期等, 但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本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消费函数理论, 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C与其人均纯收入Y之间关系的模型为:
根据1980-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 得出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方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 在1980-2008年时段内,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动1%, 人均消费支出就相应正向变动0.574%。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74。这个数值说明要拉动新疆农村消费市场, 最主要的手段必然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受以下两方面因素限制, 新疆农村居民的增收空间有限。
(1) 非农产业对新疆增收贡献率偏低。2008年, 在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67.88%、工资性收入占12.07%;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38.32%、工资性收入占38.94%。由此可见, 目前农牧业收入仍然是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2008年, 新疆城镇化率为39.64%, 同期全国为45.68%。由于城镇发展整体化水平不高, 导致城市辐射能力不足, 城镇带动能力有限, 严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在“打工经济”已成为各地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 2008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仅为422.82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430.91元, 相当于浙江 (4587.44元) 的9.22%, 江苏 (3895.5元) 的10.85%, 广东 (3684.47元) 的11.48%, 山东 (2263.46元) 的18.68%, 重庆 (1764.64元) 的23.96%, 河南 (1499.93元) 的28.19%。
2. 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缓慢。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离不开具体的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的完善程度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决策, 限制着消费数量的增加, 阻碍着消费质量的提高。
目前, 新疆农村消费市场中, 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供给结构不合理。生产和销售企业对农村市场缺乏深入的调查了解, 严重缺乏为农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 没有对农村这个大市场引起足够重视, 工业品开发长期以城市市场为中心, 多数商品的品种、功能、价格不能适应农民的消费需求, 缺乏刺激农民消费热情的动力;商业硬件落后。目前农村市场硬件方面存在着布局不合理、规模偏小、设施简陋、配套不全等问题, 有的只好以路为市、以棚为市。一些商品的购买需要进县城, 既麻烦又增加购买成本,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在软件上, 郊区农村一些消费性产业尚未兴起, 专业特色市场或批发市场相对缺乏, 中介机构和组织不完善, 中介人才缺乏。消费软、硬环境不佳, 也影响消费愿望的实现;经营主体不适应。一些城市郊区原有国有和集体的商业、供销、物资等农村销售网络明显萎缩, 不能发挥主渠道作用。个体工商户虽然活跃, 但在运输、经营、仓储设施等方面局限性较大。
3. 农村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制约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影响, 长期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在公共财政的分配体制上, 重点关注城市和市民, 忽视农村和农民, 造成城乡社会资源占有差距扩大。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 新疆农村社会发展情况良好, 但整体发展情况仍相对滞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对新疆农村全面小康18项指标的监测结果表明:2005年, 新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度为7.8%,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20.4个百分点, 比东部发达省区总体水平低39.8个百分点, 比中部低16.8个百分点, 在全国仅排名第26名。总体来看, 新疆农村全面小康的进程比全国滞后近5年左右。至2008年, 全疆仍有近20%的村没有通自来水;10%的村没有通电话;2%的村没有通电;1%的村没有通汽车。
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直接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1.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新疆农村居民收入。
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和消费支出是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居民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是决定消费者拥有较大购买力的先决条件, 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力。因此, 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必要条件。增加新疆居民收入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 增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 完善财政支农体系。新疆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 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同时, 针对新疆农业生产风险较大的情况, 继续完善农业生产补贴体系, 逐步扩大农业补贴范围, 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并建立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税收制度。
(2)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一方面, 国家应通过农产品补贴政策, 引导农户改变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 努力实现农产品品种多元化, 并努力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 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地区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是造成农产品销售难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没有特色也就没有优势。因此, 在调整结构中, 应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 按照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建设集中连片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从而在整体上增强新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拓宽农村居民非农产业的收入来源。新疆农村居民非农产品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主要为农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在这方面, 政府应大力支持农民家庭发展非农产业, 逐渐增大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
在这方面, 应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非农转移, 不断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体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实行“订单”培训, 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新型劳动者;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岗位的方式, 进一步拓展援助性就业岗位;完善农村就业制度, 为农民创造平等竞争的劳动就业机会。对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各类企业,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及财政奖励。
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继续开拓农村市场。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对农村市场的开拓;三是重视发挥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努力形成城乡消费品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3. 继续完善消费环境、合理引导消费。
应严厉打击各种消费欺诈行为,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规范市场行为, 并制定尽量细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具可操作性, 为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提供法律保证。在此基础上, 应积极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消费新理念:第一, 应大力对合理消费观念的宣传, 改变传统消费观念, 使人们树立“生产是为了消费, 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消费观念;第二, 加强对各类商品使用功能知识的教育, 让消费者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消费品知识, 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第三, 要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 通过消费实践来引导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更新。
4. 强化信贷消费, 配套信贷消费法律法规。
首先, 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鼓励开展信贷消费, 同时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 加快信用立法,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规范和鼓励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发展。其次, 政府及金融等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 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由于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经济状况等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农村特点的信用体系, 逐步扩大住房消费信贷规模, 增加品种, 拓宽消费信贷领域, 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 使更多的农民能接受信贷消费方式。
5. 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经济预期与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 要改善经济预期, 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农民的安全感, 从而降低其预防性储蓄, 激发农民的即期消费欲望。为此, 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比例, 减轻农村居民生病就医的经济负担。二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使农村居民老有所养, 解决后顾之忧。三是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而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在自我保障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会统筹的比例, 使得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 并设计向贫困人口倾斜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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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 篇5
6月,受农业部畜牧局的委托,我们对吉林、内蒙古、山东、江苏、四川、广东6个省(自治区)进行了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调查.
作 者:王济民 袁学国 李志强 范永亮 作者单位:王济民,袁学国(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北京,100081)
李志强(中国农科院文献中心)
范永亮(中国农业大学)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浅析 篇6
关键词 可支配收入;食物消费水平;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224;F323.8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36.035
人类最基本的消费行为是食品的消费,这会关系到人的生计、养家糊口和成长。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一个贫穷、制度腐朽、落后、混乱、闭关锁国、被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值很低,人们的寿命很短,很多中国人处于中度乃至重度营养不良的状态。新中国建立以来,主要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赢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进步,质量不断提升,居民食品消费与营养状况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产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以植物性食品为主向动植物性食品并重的食物消费与营养模式改变,由主食消费为主向主副食品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经济飞速增长,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均消费量大幅增长,河南城镇居民消费已经转型,未来将向营养型消费发展。居民消费与营养结构经历了贫困期、饱暖、调解发展期、营养健全强壮期4个阶段。
1 河南省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特征
目前,我国人民营养不良、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同时存在,面对未来食品的发展趋势,以及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不断增长的时代正是居民膳食营养养分布快速变革转变的关键时期。消费结构有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
河南农村居民生活条件进一步改进,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在收入水平一直增长的状态下,食物消费结构优化,消费水平全面提高,呈健康、科学、合理的变化特点。食物消费支出不断地增加,但增加速度低于收入增加速度,食品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渐渐逐步缩短减少,即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
2 河南省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平变化情况
河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河南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 766元增长到20 443元,年均增長率为25.3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2000年开始呈快速上涨趋势。收入的大幅增加带动了食物消费的增加,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也有了较大转变。
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对粮食、糖类、干豆类及豆制品、蛋类的消费需求呈平稳趋势,粮食、糖类、干豆类及豆制品和蛋类这类随着收入增长越多,需求下降得越快。这些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物,人们需要通过摄取这些食物来补充营养和生活所需要的蛋白质、糖分、脂肪等,但由于人体对粮食有基本需求,在到达人体基本需求后,粮食消费量会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受收入和价格的影响逐渐减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河南城镇居民不仅追求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注意生活的舒适化与丰富化。谷物、土豆、鸡蛋和其他传统食品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其需求量不会随着收入和价格的变化。已有相当大的增长需求的饮料、蛋糕、牛奶和水果等休闲食品,特别是牛奶和最突出的干鲜果品。居民对油脂类的需求增长缓慢,这也显示出居民对食物的选择越来越理性化、多样化。对河南城镇居民未来食物消费趋势的预测为:随着收入增长,未来河南城镇居民购买肉禽及制品的支出增长幅度最高,其次是干燥和新鲜的水果、糖、酒精饮料、牛奶和奶制品[1]。
随着中原的经济从供应提供管制下的供应提供导向型经济向需要要求导向型经济变化改变,食物消费市场格也从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买方市场,在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影响生产结构。
2.1 粮食人均消费量稳步上升
人对粮食有基本需求,所以人均消费量会稳步上升,不会有太大变动,但对于粮食这种必需消费品来说,价格的影响很低,这是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变动不大的原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更加向肉食产品等方向发展。
2.2 肉禽制品及蛋类人均消费量上升快
河南省城镇居民肉禽制品及蛋类制品需求变高,说明城镇居民收入更高,城镇居民不再会买不起肉禽制品。
2.3 干鲜瓜果人均消费量上升较多
河南省城镇居民对干鲜瓜果需求变高,说明城镇居民消费更加高档。
3 对策
3.1 合理调整食物生产结构
虽然粮食消费支出的绝对值不断下降,但这并非意味粮食生产需要相应减少。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减少的同时,其他食品如奶及奶制品、干鲜瓜果在不断增加。粮食消费比重的下降引起粮食生产结构的全面调整,但不会引起粮食生产的减少,相反,河南省食物消费水平有所上升。为了满足居民对水产品、牛奶和奶制品以及肉类产品的需求,应加强水产养殖生产,提高牛羊肉和家禽产品的数量,并积极促进生猪和奶牛规模养殖小区建设,促进畜牧业向着范围领域化、集约化目标发展,丰富食品供给结构,调配食粮加工业,大力发展食粮食物加工业,达成完成产物系列化、多元化。提高河南省整体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2]。
河南城镇居民对畜产品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长,目前,我国畜产品生产增长迅速,畜产品的增长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食物,但畜牧业发展也给粮食生产带来了许多压力,必须控制畜产品增长。目前,猪肉仍是河南省居民肉类消费的主要来源,生猪出生关系到市场供应、农民增收以及畜牧经济和社会的稳固,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生猪生产仍然是河南省畜牧业生产的主导产业。稳定生猪生产是畜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乳品行业的发展是畜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整合的力度,大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奶牛养殖,通过科技手段提高乳产品的水平,可节约资源,保证可持续发展,提高竞争力,这将是河南省奶业的未来发展的趋势。
3.2 增加人民收入,提升消费档次
对于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应充分挖掘人们消费市场的潜力,促进城镇流通体制改革的快速发展,城镇消费环境。尽管以连锁模式、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当代畅通方法形式和经营业形态正逐渐引入河南省乡下市场并快速发展,但因为城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现代的分销和零售的方法不占主导地位,城镇食品消费低于城市。因此,应鼓励有能力的商业企业踊跃开辟乡下市场,在竞争中供给供应优质产品和服务,积极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改善城镇消费环境,逐渐减少城乡差异。增加人们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由以上分析可知,收入是制约粮食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和农村食品消费差距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差距。
3.3 缩小人民收入差距
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支出,食物消费支出决定食物消费结构,对于价格收入弹性较大的食物而言,收入起着决定作用,只有收入增加,才能实现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由于存在收入差距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使得河南省消费支出水平低于全国水平,因此要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缩小与全国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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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年~2007年GDP年均增长9.8%,近十年(1998年~2007年,下同)更是保持11.8%的年均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急剧扩大。2008年GDP总量已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经济蛋糕做大了,但国内居民享用的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其突出的特征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我国投资率由1998年的36.2%上升至2007年的42.3%,十年的平均投资率在40%以上,比世界平均投资率(20%左右)高出近2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则由59.6%下降到48.8%,十年平均消费率为56.6%,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8%左右)低20多个百分点。我国的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是主体,一般占最终消费的70%以上。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费持续走低造成的。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8年的76%下降到2007年的72.7%,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期政府消费由24%上升到27.3%;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200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为74.4%和25.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比1998年分别提高和下降11.3个百分点。由于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份依赖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近十年投资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40.9%,而消费的贡献率则由57.1%下降到39.4%,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而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往往造成产能过剩,产品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导致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还造成内需不足后,国内企业为寻找出路只能到海外市场寻求外需,从而导致出口压力增大,因此引起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外部风险加大;更为严重的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过低,不但使投资行为有可能偏离目标,即投资为了创造财富,最终为了消费,而且终将使投资行为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持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个结果应该是我们不愿看到和着力去避免形成的。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
二、消费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给我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消费品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目前的市场实现了商品供应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供应方式由单一落后向多样方便现代的重大变化,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并基本形成。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9210亿元,增长56倍,年平均增长15%。近十年消费品市场在前二十年飞速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基础上继续高速发展,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增长1.9倍,年平均增长10.3%。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持续扩大。
近十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量增长1.9倍,但城镇居民购买消费品的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使得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购买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70355亿元(市和县合计),比1998年增长2.9倍,而农村居民购买18855亿元(县以下),仅增长2.1倍,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则分别上升和下降了5.5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按人口计算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则更低。分地区看,2007年东部及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10个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9875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6%,而西部经济欠发达的12个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15728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7.6%。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距不断扩大
1.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对比。
居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排除其他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居民消费支出必然随着居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亦逐年得到增加。但由于主要受农村居民收入増长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使得原有的城乡消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高于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786元,比1998年增长1.54倍,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仅比1998年增长94.7%;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不同步,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不同步。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55元,比1998年增长了94.1%,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265元,仅比1998年增长88.7%。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仅绝对额相差较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的27.5%),而且从消费支出比例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呈不断扩大态势。近十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历年环比增长速度虽然大多数年份略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但均低于历年同期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逐年扩大,城乡消费水平对比项的比值虽起伏不大,但其消费的绝对值持续拉大。
2.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对比。
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只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一般而言,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平均消费倾向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1;消费倾向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因素所起作用大小差异极大。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前十余年间,我国商品供应短缺,居民也大多数处于低收入阶段,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高,若不适时地抑制消费,将会加剧商品供应短缺程度,而且也难以实现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进而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商品供应短缺时代已成为历史,国家实行的是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所以会逐渐出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那么我们实行消费战略转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而是尽可能使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放缓。应该说目前通过采取一些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对比
(1)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差距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由于各自所处消费环境、收入水平、消费观念及消费偏好不同,因而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目前偏向于满足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高质量生活的消费。
在我们选定的四类居民主要消费品中,近十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整体上虽逐年降低,但目前仍有近一半的消费支出用在了食品消费上面;而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和用及服务性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其比重变化的绝对差距起伏不大。
恩格尔系数指一定时期内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具有判断居民消费水平、判断居民生活富裕或贫穷水平的功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呈反比状态。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充分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从以生存为主的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的消费模式。其中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8年的44.7%下降到2007年的36.3%,依照我国目前实际,已由小康型逐步过渡到了富裕型。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虽然逐年有所下降,但一直高于城镇居民,2007年为43.1%,整体上虽达到小康标准,但其消费水平大体只是城镇居民十年前的水平。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农民生活改善速度有所加快。从表9的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绝对差距正逐年缩小,2007年绝对差距为6.8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水平。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的比重相对较高,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小康型消费结构特征。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而美国为13.7%;英国和德国为12.2%;法国、日本、韩国为20%左右。同期我国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为10.4%,而主要发达国家在3.7%~6.4%之间。我国农村居民的差距则更大。
(2)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对比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从消费质量上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上的差距。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主要以粮食和蔬菜为主,奶及制品消费量最少,主要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虽然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但从消费比上看,其消费数量明显少于农村居民,而城镇居民消费的奶及制品、猪牛羊肉、水产品和禽蛋及制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农村居民。这说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质量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其消费质量明显高于农村。
(3)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距明显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多少,也是衡量居民家庭富裕与贫穷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因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差异,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差距明显。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有代表性的12种耐用消费品进行对比。
2007年,在选取的12种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中,农村居民仅摩托车的拥有量高于城镇居民,其余11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摩托车拥有量较低主要还受使用方面的限制。除了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热水器、微波炉等),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外,近年来陆续走进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器、家用电脑、摄像机、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其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差距更为明显。这也同时说明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很大。
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居民消费行为是由居民消费意愿支配的,而消费意愿的形成不仅由居民收入决定,还同时受消费环境和相应消费模式的制约。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形成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还同时形成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除居民收入水平外,还有诸如基础与公共设施、消费倾向、消费内容、消费规模和环境等都有很大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后,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一是地区之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明显。2007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达2426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81元)的2.4倍,比同期人均消费水平最低的地区西藏(3215元)高出6.5倍。人均消费超过或接近万元的地区还有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人均消费不足5000元的地区还有贵州、甘肃、云南、江西、青海、广西和新疆。二是农村居民的地区人均消费差距比城镇居民的地区差距要大得多。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异系数达5.8(即高消费地区与低消费地区人均消费水平的比值,下同),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系数为3.3。三是不同地区居民的城乡消费差距也不尽相同。2007年全国居民的城乡消费差异系数为3.63,其中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地区是贵州省,其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系数高达5.1,其他差距较大的地区还有甘肃(4.47)、西藏(4.05)、广东(3.89)、新疆(3.87)和重庆(3.84);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小的地区是江苏省,其差异系数仅2.28,其他差距较小地区还有北京(2.29)、上海(2.31)、浙江(2.47)、天津(2.65)、福建(2.71)、海南(2.79)、黑龙江(2.79)和吉林(2.85)。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与消费潜力的初步定量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是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物质财富日渐丰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呈上升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整体上不容乐观;二是从居民消费角度考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还是从我国城乡和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进行比较,均存在很大差距。也就是说,我国目前扩大居民消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三是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消费倾向。以及消费环境等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亦呈明显的二元状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巨大并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潜力很大,但难度也很大;四是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影响,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其巨大的消费潜力有待挖掘。那么如何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尤其是如何提高农村居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和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换个角度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确实处于很低的水平,应该是到了“谷底”。如何做到触底上升呢?我以为必须抓住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时机,相应地快速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和均衡地提高,以便与世界接轨,快速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也使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得到协调统一和均衡地发展。
目前,许多有识人士纷纷在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敬言献策,其中不少“高见”被各级政府决策时采纳。我认为要扩大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充分挖掘目前的居民消费潜力,除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外,必须或主要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树立现代消费观和建立促进居民消费持续稳定提高(或增长)的长效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向入手,力争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转变消费观念,突破传统消费观的束缚,逐步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实现消费观念的现代化。
消费作为人类的一种生产、生活行为,潜在受制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等,而消费观念的形成又受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消费观的本质是对消费的认识问题,是对消费的科学、理性认知,是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出现的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固然有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许多居民在消费上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也不愿消费。这些也确实在制约着居民的消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问题的实质。我国持续的消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落后的消费观念。近年来我国在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实施上往往事倍功半,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消费观念尚未实现由传统的消费观念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消费观念转变,尚未形成现代消费观念,因此许多消费行为均受制于传统消费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把消费与浪费相混淆,把消费与奢侈腐化相联系,甚至把鼓励消费与提倡勤俭节约对立起来。这些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的转变有一个长期和渐变的过程。但这些传统观念对当前居民日常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有较大影响,进而制约着市场活力,导致消费不足和内需拉动不到位。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要大力宣传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形成居民稳定和健康的消费心理,积极去满足而不是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全社会形成鼓励消费的社会氛围,从而树立健康、积极和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在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和消费环境改善的基础上,提倡居民适应现代消费方式,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投入,加快改善和提高其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步伐。与此同时,由于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恢复居民的消费信心,保证居民较好的消费预期,所以在宏观政策取向上,要体现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人为地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如目前有些城市对某些商品限购、对汽车限行的做法值得探讨。有些措施看似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但实际上是在用行政办法抑制居民的正当需求,虽然短期内可能奏效,但它干扰了社会再生产的环节和流通规律,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且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需求,也是对居民消费权利的不尊重。如对汽车限行只能提倡,而不应当限制其上路和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2. 建立和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努力营造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宏观上讲,应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透过财政机制优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藏富于民”,让居民“有钱可花”,并在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统筹解决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居民“有钱敢花”,减轻或消除广大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针对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在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有针对性地、适时地加快制定和出台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措施,不断缩小它们的差距,加快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努力做到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与均衡地增长和提高。
(1)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特征。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要滞后于城镇居民10年~15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说明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巨大。而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则难度很大。因为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不可能赶上城镇居民,甚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加之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较差、消费观念陈旧等因素,在短期内要将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可谓“远水不解近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通过建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去逐步缩小这种差距,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差距。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将农村市场和农村居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要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特点,调整产品供应结构;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要加快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从宏观上和长远发展看,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目前应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要以此为支撑,使其成为扩大农村消费和农民致富的引擎,使得大多数农村居民不仅实现“城市梦”,还能实现“住房梦”和“创业梦”。这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举措,这样才能够在居民消费方面获得大的改善和飞跃。但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并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同步推进,而是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只能创造条件循序渐进。
(2)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步伐,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我国已进入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都进行了加速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工作,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后,才有可能避免社会矛盾加剧和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与生产增长不同步的问题。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第二层需求就是安全需求。即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总体上已经满足了生理需求,正停留在第二需求的门槛。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多项福利制度的改革,传统的由政府和企业“统包”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又不健全。所以由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导致目前居民未来预期支出大大增加,部分消费性资金转入了保障性资金。如2007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比1998年末增长2.3倍,既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又大大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储蓄大量增加对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即期消费影响较大,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步伐。所以只有加速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减轻居民预期支出压力,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程中。我认为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才有可能完成。首先要加快出台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等法律法规,并严格监察执法;企业要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家庭和个人也要依法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要引导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在社会救助、济贫帮困、慈善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当前最为急迫也是城乡居民最为关注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尤其是需要将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保体系,如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等。要全面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特困救助、临时救济、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体系的建设投资力度,并尽快放开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准入,使民间资本和外资尽快进入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领域。还要把启动消费与扩大就业相结合,使劳动者就业面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持续扩大等。以切实解决制约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刺激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3)密切关注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不同的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改革开放30年,使目前我国形成了主要的三大不同的收入和消费动态群体,从而也形成了三大群体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首先是高收入支持的“先导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人数较少,约占总人口的7%、城市人口的20%。是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富裕型、极富裕型的消费群体。这部分高收入的居民在目前我国的大众化消费供给对其已经过时,他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品化、个性化消费。所以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中,要充分注意其导向作用,积极引进或开发代表中国未来的消费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次是中等收入支持的“升级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70%,农村人口的20%。是以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和农村少数比较富裕的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讲求消费数量向讲求消费质量转变阶段,构成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最活跃、购买力不断增强、消费结构呈多样化的群体。其消费结构开始加快转型和升级步伐,是继高收入群体之后消费市场强有力的跟进力量。要针对这部分居民特点,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做到“适销对路”。并相应制定实施鼓励其消费的政策,促进其即期购买,快速释放其购买力存量。如加快建设中低档个人住宅、制定和实施鼓励经济型和较低排量私人轿车的消费政策等。再次是低收入支持的“培养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10%,农村人口的75%。是以城市低收入阶层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弱,尚处于“想买而缺钱”的阶段,是目前中低档消费市场的主体。因此,加快增加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是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也迫切需要国家消费政策的培育和大力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异常艰巨,需要综合治理和多管齐下,并将其上升到改革的攻坚任务去完成。此外,还有约占农村人口5%的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的群体。主要包括农村贫困居民和城市居民中衣食堪忧的极少数贫民,这部分居民也是目前开展的扶贫攻坚战的重点对象。
在主要集中的三大消费群体的地区分布上,中、高收入群体比重在沿海地区和特大城市较高,分布也更集中一些;而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数量要少一些。这方面的均衡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地区经济的全面和均衡协调发展,有赖于目前实施的“西部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居民消费 篇8
关键词: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特征
从支出的角度来看,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然而, 多年来, 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消费的拉动作用较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迅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继陷入衰退, 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出口受到极大影响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的保增长目标, 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考虑。但是, 由于城乡分割发展的二元经济所形成的城乡居民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 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 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文选择农村居民消费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消费结构, 得出农村居民的消费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开启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施。在进行实证分析时, 本文选取河南省的数据作为样本。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 乡村人口众多, 启动其消费水平成为河南省成功拉动内需的关键所在。
一、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009年底, 河南省总人口规模达到9 967万, 其中, 乡村人口高达6 609万, 所占比重高达62.3%。但从其消费规模来看, 2009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仅为2 106.9亿元, 所占比重仅为33.7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为3.4 (农村居民=1) , 农村居民消费低下问题十分严重。根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时间序列年度数据可知:除了1995—1997年之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在3.0之下之外, 1990—2009年的其他年份, 河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均在3.0之上, 并且在2000年之后, 二者的差距呈现上升的趋势, 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
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来看, 总收入水平较低, 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过低, 是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低下的主要原因。2000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 726元, 其中, 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就有2 134元, 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仅有474元, 所占比重仅为17.4%;2009年, 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6 414元, 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只有1 622元, 所占比重仅提高到25.3%, 年均增幅不到1%。
为了进一步揭示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模型所用数据来自于《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时间区间为1980—2009年共计三十年的跨度。根据回归系数选择滞后阶数, 可以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
回归方程中, Yt和Yt-1分别代表农村居民家庭当期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滞后一期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Xt代表农村居民家庭当期人均纯收入。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 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 且消费支出受到上期消费水平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近年来, 中国三农问题凸显, 其中, 农民增收困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特征
在考察消费总体水平的基础上, 为了全面把握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特点, 仍需进一步分析其消费结构。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如下特点:
(一) 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人均支出由654元上升到1 220元, 绝对数呈现上升态势, 但从结构来看, 食品消费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由2000年的49.71%下降到2009年的36.02%。恩格尔系数的逐渐下降, 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同时,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更加注重营养, 膳食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从食品消费结构来看, 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000年的257.63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194.44公斤, 而蛋类及蛋制品和奶和奶制品人均消费量则分别由2000年的9.73公斤、0.14公斤上升到2009年的10.57公斤、2.15公斤。在食品消费结构中, 肉禽及制品人均消费量出现了下降, 由2000年的12.35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9.84公斤,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2000年以后, 肉禽及制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引起了其消费量下降, 作为其替代品, 蛋类及蛋制品消费量出现了增加。
(二) 居住消费持续上升
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居住消费人均支出由206元上升到876元, 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农村居民第二大类消费支出, 其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由2000年的15.66%上升到2009年的25.85%。造成居住消费持续上升的原因在于购房和建房支出快速上涨,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产生挤压和抑制效应, 成为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 也会影响到国家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政策的实际效果。
单位:元
注:表中圆括号内数字代表该项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单位为%。
(三) 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稍微增加
从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绝对数值来看,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逐渐增加, 但从比例上看, 这两项支出的比重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其比重仍大致保持在12%~13%水平之间。从家庭耐用消费品来看, 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百户洗衣机拥有量由24.52台增加到79.45台, 电冰箱拥有量由6.90台增加到34.43台, 空调器拥有量由0.60台增加到15.05台, 彩色电视机拥有量由38.21台增加到103.76台。由此可见, 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继续升级, 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庭主要耐用品价格的持续走低, 家庭主要耐用品已由奢侈品成为农村居民的必需品;二是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的实施, 使农村居民消费耐用消费品的能力得以提升。
(四) 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快速增加
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比重, 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出现了快速增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村居民对交通和通讯的需求增加, 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快速增加。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百户自行车拥有量由151.95辆下降到132.33辆, 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用汽车拥有量由2005年的0.33辆增加到2009年的1.33辆, 摩托车拥有量由14.57辆增加到51.95辆, 移动电话拥有量由1.38部增加到126.24部。另外, 随着近年来农村医疗保险的逐渐普及,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迅速增加, 其绝对支出金额由2000年的64元增加到2009年的243元, 比重也由4.83%增加到7.17%。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00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为875.52元, 比农村居民多出600多元。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深入, 这种巨大的差距有望得到改善。
(五)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随着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精神文化需求应逐渐提高。但从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绝对金额来看, 由133元增加234元, 增加绝对金额有限;从比重来看, 则由10.11%下降到6.91%, 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 物质生活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 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造成比重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 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使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下降, 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结合数据分析可知:2000—2006年, 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由133元增加到199元, 增加66元, 年均增加11元;2006—2009年, 由199元增加到234元, 增加35元, 年均增加11.7元;二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由此可见, 教育支出下降并不能解释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
三、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
消费结构的演变特征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食品膳食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消费品继续升级, 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快速增加, 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持续上升, 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第二大类消费支出, 这会对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产生挤压和抑制效应;物质生活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 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近年来, 农村居民增收困难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严重影响到城乡一体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从长期来看, 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根本决定力量在于收入水平, 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才能真正拉动农村居民消费。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首先需要政府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 调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根据《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资料:1994年以后, 河南省劳动者报酬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1.06%下降到2007年的41.08%, 最近两年, 其比重虽有所上升, 但仍低于50%。其次,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过剩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需要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土地城市化”, “村民变市民”, 那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还会严重损害农村居民利益。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产业城镇化”, 把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就业的产业放在城镇化优先考虑的位置。另外, 还需要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扶持和转移支付力度。农业曾为工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现在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乡协调发展的阶段, 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转移。
(二)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不可忽视的是, 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 使得广大农村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等同于城镇居民的发展成果。需要逐步放开城市门槛, 使农村居民真正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 用公民代替城乡居民。警惕“摊大饼”式的发展, 把“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城乡一体化应该统筹城乡发展, 更根据区域相对比较优势原则, 实现产业的聚集和发展, 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三) 调整居住成本
近年来, 城市房价快速上涨, 农村建房支出也在大幅度增加, 大大加剧了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针对高房价,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频繁出台, 但效果并不明显, 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投机性住房需求。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 需要切实保护农村居民利益, 警惕针对农村居民的“圈地运动”再次抬头, 增加农村居民居住成本。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降低农村居民的居住成本, 才能降低居住消费支出对日常消费的挤压和抑制效应, 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四) 加快新农村建设
中国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 乡村空心化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所谓乡村空心化, 就是产业空、年龄人空、住房空、干部空, “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 其受教育程度较高, 对物质和享受的要求也高。但在城镇化进程中,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并不强烈, 仍把乡村作为自己的归宿地。在这种情况下, 加快新农村建设, 实现人口和产业的聚集, 才会逐渐改善乡村空心化问题;同时, 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就地城镇化”, 也有利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变市民的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不仅只关注物质文明建设, 还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新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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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黎族居民消费透视 篇9
关键词:民族地区,消费,福利
福利:经济科学的归宿。这是从人本角度出发得到的结论。这是因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选择, 无论其GDP有多大, 如果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不大, 那么其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大。自中共十六大 (2002年11月) 提出国民经济到202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后,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 按2002年当时的数据看:城镇居民年收入为800美元, 农村为300美元。若将时间倒退到2000年, 以国际上通行的增长指标 (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增长10%, 农村居民年收入增长5%) 为统计口径, 那么, 800 (1+10%) 20=4080美元300 (1+5%) 20=800美元, 再加权 (9亿农民, 4亿城镇居民) , 计算出平均数4080×4/13+800×9/13≈1810美元。按通则, 2020年, 我国若进入小康社会, 需达到经济较发达国家的下限水平 (人均3000美元) 。1810美元的水平距离3000美元距离很大。因此, 要实现其预期目标, 任重道远。这就是我国的现实。我国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地区 (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西藏五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省) 的自然条件差、生产力低下。截至2005年, 五区三省的GDP仅17 333亿元 (目前, 辽宁一个省的GDP超万亿) , 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没有改变;财政收入总和仅1368亿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8897元 (远不如上海、山东省市的农民)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879.7万人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民委) 。反贫困是五区三省的急需, 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小康目标的急需。这就是研究该课题的初衷, 出于工作的方便, 选择了海南黎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一、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和黎族地区居民消费概览
利用上表中所列的数据, 根据斯通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其中:Pi为价格;Qi为需求量;r和b为参数;ri为消费者对第i中商品的基本需求量;bi为边际预份额,
从以上2004年—2006年消费支出表中估计出ai, bi的值, 结果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 取三个较低收入组 (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 的每人食品平均支出作为食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的估计量;2004年—2006年的p1r1将分别为1888.87, 1947.55, 2013.21。将各年食品需求代入piri=ai+bi (pkrk-ak) /bk中 (K=1) 得到piri=ai+bi (p1r1-a1) /b1, 利用该式将每年的各项基本需求支出piri计算出来, 即得上表中的其余各项支出, 相加后得出人均基本需求支出额。
二、黎族地区居民消费状况
课题组对五指山黎族自治地区和三亚市黎族村落进行了走访与调查。由于该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口径、手段的相对落后, 数据相对残缺。据政府官方统计:五指山市人口11万, 近70%为黎族。2005年人均消费额为3535元人民币, 2006年人均消费额是3801元人民币, 这两年全国人均消费为7345元和8257元, 而海南省人均消费为5687元和6577元。显然黎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是全国水平的48%和46%, 是海南全省水平的62%和57%。从以下数据中亦可以看出黎族居民消费水平仍有很大距离 (数据来源:五指山市统计局) :适龄儿童入学率99.8%, 以2007年统计看:小学毕业生1917人, 到初中入学率下降2.2个百分点, 而高中当年招生1336人, 但毕业生仅963人, 如果教育发展平稳的话, 这说明了中途辍学373人。辍学原因表明提前就业和消费不足以及伴有社会不稳定因素;2006年来全市低保户4602户, 12 002人占全市人口近10%, 发放低保金625万元, 月人均仅43元人民币 (6250000÷12002人÷12月) 足见黎族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不足和居民消费水平低下。以2003年为例, 黑龙江、广东、天津等省市通过民政部门发放的社保资金人均为180元、290元、450元左右。黎族地区居民并没实现家家有电话, 全市11万人, 电话用户仅17 050户, 百人人均15部, 这更是消费不足的佐证。
2008年10月, 调查组走访了黎族红花村, 这个村在三亚市郊, 是个比较富裕的村落。通过走访了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李某, 65岁, 他与12个子女中的三个儿子住在一起, 年收入3—4万元, 主要来自槟榔等经济作物。这比起走访过的五指山市水满乡 (黎族村) 的贫困户 (有一家12口人, 仅一个屋, 室内一张床, 一口锅;另有一户居民哥兄弟, 两哥各有家室, 但住在一个屋, 中间用布帘遮挡) , 就有着天壤之别了。像保亭、陵水等自治县的消费水平与五指山比起来, 还要差一些, 在此就不叙述了。
三、黎族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与政策建议
(一) 消费结构分析
首先, 食品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支出现反复。从2004年的0.2743到2005年的0.300到2006年0.2269。从恩格尔系数的角度看, 总体来看2004年46.9、2005年47.6、2006年43.5。但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恩格尔系数相差太过悬殊, 以2006年为例, 分别为61.12%和27.61%, 相差30个百分点。城镇最低收入户还没解决温饱问题, 而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水平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早已达到了最富裕型。第二, 衣着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随收入增加缓慢下降。其占总支出比重也不大, 这与海南省的气候环境有一定关系。第三, 交通通信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波动较大。主要是由于最高收入户的交通通信消费变化较大, 其他收入组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费呈缓慢上升趋势。第四, 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呈下降趋势, 可见海南省的教育娱乐文化和居住消费不足。第五, 家庭设备用品边际预算倾向呈上升趋势, 主要也是由于最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较多, 而其他收入组增长缓慢。最后, 医疗保健和杂项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出现波动, 是由于各个收入组表现出的变动趋势不同, 收入低组出现了下降趋势, 而收入高的组出现上涨趋势。
(二) 政策建议
1.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消除居民后顾之优。
对于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 如养老、医疗、失业、住房、教育改革等, 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提高改革的透明度。通过稳定就业, 提高基本工资标准等措施, 提高居民对永久性收入的预期。
2. 转变消费观念, 调整消费结构。
例如, 培育中高收入阶层的新消费理念, 提倡时尚消费, 大力发展知识消费、生态消费、保健消费等等。
3. 拓展消费信贷潜力, 加快消费信贷步伐。
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方式的消费信贷, 除了住房、汽车消费信贷外, 还要发展一些新品种的消费信贷, 如车房组合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旅游贷款等。
4. 消除或减轻传统文化和消费观念的影响。
黎族整体消费水平较差, 他们与较发达的深圳相比相去甚远 (深圳居民2001年底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7027元, 2006年底, 海南黎族居民只是深圳居民的22%, 即3801/17027) 。如果以城镇居民年收入10%增长, 农村居民5%增长 (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经验数) , 那么, 平均增长7.5%, 这个差距需20年才能赶上深圳本世纪初的水平。因此, 解决黎族居民消费问题, 经济增长与摒弃传统和本族文化的消极因素同等重要。
参考文献
[1]易丹辉, 尹德光.居民消费统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海南统计局.海南省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3]海南统计局.海南省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居民消费 篇10
消费文化是文化在消费领域的渗透与发展, 消费文化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它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加强对消费文化学的研究, 进一步发挥消费文化对生产、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
1.1 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 “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 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1994年, 《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 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此后, 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界定。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类:其一, 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 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 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其二, 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其三, 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
上述定义表明, 人们对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换言之, “所谓消费文化, 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这是一种狭义界定。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 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联系, 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 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到20世纪中期, 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
1.2 消费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
历史地看,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 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 提出批评, 倡导“合理消费”。
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 提高消费文明”,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 “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 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 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中明确指出, 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 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 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 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 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 倡导一种优美、健康、生态、理性的消费文明。
理论上, 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 很有中国特色, 注重主观理想, 注重观念表达, 其研究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学术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 然而并非惟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 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 更是十分幼稚, 应当说, 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 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 这种社会批判的学术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 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消费文化的定义更恰当的是:人们在消费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是社会文化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 主要包括人们在消费品生产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反映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价值观、消费观、审美观、道德水平、文化教育水平、风俗习惯、民族特点、宗教信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生产工艺以及对外交往等。可以说不同的消费资料, 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 都具有其相应的文化特色。一般来说, 消费任何一种物质资料都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不同文化和心理素质的人都会从价值功利, 审美情趣等方面对其作出不同的反映和评价, 这便赋予物质消费在文化上的意义和特征。至于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文化消费, 它本身就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文化。如何从人的内在精神、情感、心理需要、传统和习惯出发, 提高文化消费品的质和量, 合理调整文化消费的内在结构, 是消费文化探究的主题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丰富, 消费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必将更为人们所重视。
2 5.12震后消费心理的变化
5.12的特大地震, 对人们的心灵一定是个极大的震撼, 我想, 也包括消费心态。一边是浮华世象, 一边是看破尘缘。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大概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些灾难、有着切肤之痛的人, 才能深刻理解自己现在的生活形态和方式, 对于旁人, 同样会有震撼性的影响。看着灾区一片的倒塌的房子, 让每个人不寒而栗。当地震让大多数房产在顷刻之间化为一堆瓦砾之后, 人们一定会有更清醒的认识:房产不再是我们虚荣的向往。不在是我们投资追逐的热点。这种消费心态的变化势必影响消费者对房产的消费行为, 地震似乎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房子不是我们的全部, 除了房子之外, 生活还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预计, 地震后其他消费可能会增加, 包括高档消费品、旅游、餐饮娱乐、汽车等行业, 潜意识会有种世界末日的心态,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及时行乐与享受人生, 这场地震, 也许可以让我们得到某种解脱, 我们的心灵深处, 似乎在发出这样一种声音:原来昂贵的房产, 也可以变成一堆一文不值的瓦砾……, 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的每一个幸存下来的唐山人心里都会有一句话:“都死过一回了,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对于一个经济体系, 维系稳定且积极乐观的消费信心很重要。汶川地震后, 短期内消费信心预计遭受一定挫折, 不过, 事情也许并不会像想像的那么糟糕。汶川地震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至今仍是专家和媒体争论的一个话题。
有乐观估计认为, 灾情只是发生在西南几个经济欠发达地区, 因此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倘若果真如此, 那当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也有评论指出, 地震造成的损失绝不仅限于表面上看得见的物质损毁。
经验表明, 大灾过后, 往往是留在人们心底的伤痛记忆和信心缺失才是更难克服的障碍。毕竟, 灾后重建, 生产可以恢复, 屋舍可以重起, 但人们的心灵创伤却很难愈合。尽管如此, 国外同行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 地震灾害对经济整体危害或许不大, 但对市场信心却是一次打击, 原先高涨的市场情绪有可能转向。
2.1 短期内消费信心萎缩
地震灾害对居民消费无疑会造成负面影响, 它导致消费者财富骤减, 居民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人们重建家园的迫切需要相比, 短期内消费信心肯定会遭受一定挫折, 购买需求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2 一段时期后消费信心的恢复和提高
灾难的来临, 让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 对于一个经济体, 维系一个稳定并且积极乐观的消费信心是多么重要。
当然, 事情也许并不会像想像的那么糟, 许多机会常常蕴含在看似消极的外表下, 其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从“9·11”事件的经验来看, 尽管恐怖袭击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美国举国陷入恐慌, 居民消费信心指数降到低点, 但事实来看, 事件发生后的三四个月, 社会各项销售就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2.3 长期来看, 消费信心的全面恢复和提高
刚刚从地震灾难恶魔般梦魇中逃出的人们, 此刻最需要的是稳定消费心理, 重新树立消费信心。但长期来看, 由于灾后重建家园, 资金、人员投入巨大,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可能迎来一定利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望上升一个台阶, 当地居民消费信心也将得以全面恢复和提高, 最终拉动地区消费。
3 心理变化可能导致的后果
5.12的特大地震给地震地区乃至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它的负面影响将在灾后逐步显现。房屋作为地震中的主体, 经过本次地震, 引起了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
3.1 买房先问“抗震系数”
汶川地震后, 购房人开始在乎房屋的抗震防震能力。“抗震系数是多少?”“你们的房子能抗几级地震?”“应急时安全通道在哪里?”这些成了购房者在买房时最想问的问题。
3.2 买帐篷有备无患
原来并不畅销的帐篷一时间成了抢手货。这是当前百姓想到的应对灾害的“大件商品”。地震发生地之一的绵阳, 在5月21日的报道中就显示, 绵阳商场早已无帐篷可卖。的确, 余震不断, 大多数居民就靠帐篷在户外“驻扎”。
3.3 防灾相关读物应市
地震发生后, 出版界立即启动地震读物的出版进程。5月13日, 青海人民 (民族) 出版社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马上着手策划编辑出版地震科普知识读物工作。目前, 《地震奥秘》、《地震预防与应急知识读本》 (汉、藏文对照) 两本地震知识科普照读物已经送印刷厂开印。5月22日,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宣布, 该社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地震伤残的康复与护理》一书正式问世。
“地震明显已经‘震’出个地震读物市场。”二渠道书商郑厚智告诉大家, “我周围很多朋友的新书都有地震方面的书或者带光盘的读物在做。我们有一本图说版本的书也在编写中, 结构定好了。
3.4 买小宠物找心理安慰
有专家指出, 动物能否预测地震目前尚无定论。北京市地震局宣教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些小动物在地震来临前有异常行动是可能的, 但这并不能作为地震是否会来临的判断标准。而据《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记载, 有地震反应的动物有鼠、狗、鱼、鸡等24种。但动物的异常反应是否真的能预测地震,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论。测地震,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3.5 花钱买保险求有保障
地震灾害让人们比以往更关注自己以及家人、朋友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许多人的保险意识在震后觉醒。以震灾发生作为假设的保险产品成为眼下保险经纪人操作的重要手段。名为“多宝通”的险种, “只要一次性投保100元, 以后如果发生意外, 最多可获得10万元的理赔。意外伤害包括在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的伤害, 不过核武器伤害除外。”“灾情至今, 共接到意外伤害、健康、人寿保险理赔报案103人, 预计赔款总额568万元, 已付赔款总额24.8万元, 并发起‘紧急寻找客户和员工行动’”。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在售的个人意外险都有针对地震方面的理赔, 现在购买意外险的人挺多, 尤其是汶川地震发生后, 咨询意外险的人特别多。”地震后, 保险公司很快就对灾区人身保险进行理赔, 而财产受损的理赔现在则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话题。
凡事均有两面性, 地震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灾害, 但它给了人民更多的警示。除了增强人民的安全意识外, 也给经济规范化发展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摘要:消费文化是一种较新的消费观念, 5.12后灾区特别是绵阳地区居民消费心理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本文试图对这种变化进行初步探讨和形成应有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震后,消费心理,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洪.中国国情[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 陈放.理性的浪漫[M].海天出版社, 2000.
居民消费的当下与未来 篇11
北京居民的消费水平长期以来位居各大城市前列,2012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低,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比重则高于上海、天津和重庆三个直辖市。可以说,北京作为一个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大都市,现代化设备、信息交互、休闲体验、多元化生活等元素正在其居民生活消费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耐用品的消费阶梯
耐用品消费是居民家庭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当居民家庭对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第一波耐用消费品表现出旺盛的消费热情时,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等新兴家用电器正以一种“奢侈品”的姿态悄然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领了第二波耐用品消费热。2000年以后,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这“新三大件”已蜕变成生活“必需品”,其拥有量在城镇居民家庭中逐步达到或接近饱和;而此时,空调器、微波炉、移动电话、计算机的“奢侈品”光环正慢慢褪去,成为第三波耐用品消费的代表。当下,以家用汽车、中高档乐器、摄像机为代表的第四波耐用品正逐步走下神坛,走进平常人家。
伴随着耐用品不断地由“奢侈品”到“必需品”的角色变换,以家电、交通工具、通信设备消费为龙头的消费潮此起彼伏(见右图)。耐用品的更新换代把人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消费和享受,增加了消费的自由度。
居民消费@互联网
得益于无线网络发展、3G的普及、各种网络应用的创新,居民消费的网络使用粘度迅速上升,居民家庭线上消费习惯日渐形成。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由2012年底的42.1%提高到44.1%;网络购物网民规模达到2.71亿人,网络购物使用率提升至45.9%。手机购物更是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使得网络购物和网上支付能够随时随地的发生。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手机购物网民规模达到7636万人,使用率为16.5%,比2012年年底提高了3.3个百分点。
北京市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也显示,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方式正快速融入京城百姓的家庭生活。2012年,北京市被调查的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或服务支出194元,同比增长22%。2013年1~8月,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或服务支出321元,比2012年同期增长1.5倍。截至8月底,城镇居民家庭中85%的计算机和43.2%的移动电话已接入互联网。其中,后者比上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
网络资费和移动设备价格的不断走低使得互联网在低收入人群中的普及速度加快,北京市低收入群体通过互联网进行消费增长迅速。2012年,北京市20%低收入和20%较低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或服务支出分别是2011年的2.2倍和3.0倍。不过,低收入群体网上购物整体水平依然较低,20%低收入组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或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0.3%。
从“提袋式”到“体验式”
工业产品的丰富直接带来了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参与”的体验。当前的居民消费已经超出了把商品带回家的“提袋式”消费范畴,各种综合性的“体验式”消费兴起,这源于新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对文化、时尚、愉悦、享受的追求,并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商业模式下找到最佳契合处,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旅游意愿的增加,以及旅游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调,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正表现出旺盛的增长力。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支出1068元,同比增长31.9%;2013年1~8月,城镇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支出791元,同比增长20.0%。旅游作为当前居民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体验式”消费,已经成为近年来城镇居民消费的一大亮点,并且对交通、住宿餐饮、文化娱乐等消费的增长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
第二个例子是,居民家庭观影、看演出活动的增加。影院剧场相比电视,带给人们一种更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化娱乐体验。一方面,当人们更愿意也有能力走出家门享受视听娱乐盛宴时,对影院剧场文化的消费需求迅速增大;另一方面,随着购物中心产业全面升级,现代的多厅影院在购物中心内也不断兴起。需求与供给一拍即合,赋予了影院剧场文化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城镇居民观影、看演出、摄影等其他文娱活动人均支出302元,同比增长28.5%。
正是在旅游、观影等休闲娱乐体验活动的带动下,近年来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进入快速的上升通道。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出1658元,同比增长31.5%,增幅比2011年提高10.2个百分点;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6.9%,比2011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13年1~8月,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比2012年同期增长12.3%。
居民消费,走向何方
近年来,北京市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量集中体现在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上。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时尚化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作为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特征产品,成为未来居民家庭最具有增长潜力的消费内容。随着居民消费脉络的逐渐清晰,我们也可以看出未来消费的雏形。
从耐用品消费来看,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汽车作为居民家庭拥有率较低的高档耐用品,已被纳入中产阶层的生活理想,即便在限行、限购政策下,居民对家用汽车的消费需求仍将继续发酵。证据之一,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学习驾驶技术;证据之二,北京市参与汽车摇号的人数屡创新高;证据之三,近两年城镇居民家庭汽车消费热情不断升温,购车档次提升,个性化需求彰显。当消费导向从“资源高耗性”消费转变为“绿色”消费,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汽车消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功能便携设备正成为信息消费的增长极,各类大流量数据的应用、与生活联系紧密的各种创新型应用将助力信息消费需求的扩张。
从消费形式上看,未来,居民消费将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体验式”消费将更好地满足百姓的多元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新技术与潜在需求的对接将给居民消费带来更多的维度,如移动互联网和商务活动的无缝对接能够大大激发消费需求的释放,线下体验与线上购买的快速发展已透露出巨大的潜在价值。
编辑:王许松 / 邮箱:wxs@bjstats.gov.cn
居民消费 篇12
一、文化消费研究的意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领域, 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时, 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文化消费“口红效应”频频见诸于报端。在很多专家看来, 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翻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 其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国际经验, 一定的GDP发展水平, 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 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根据国际算法, 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 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 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 中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 文化消费存在海量发展空间, 文化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 加强文化消费研究势在必行。
文化消费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内容而言, 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两种形式, 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项目。文化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费的水平, 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与速度。研究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以为国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区域文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 文化消费的发展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 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心理动机、个人收入、地理环境等。文化消费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着手, 以拓宽研究领域, 深化研究内容。鉴于文化消费研究涉及数据广泛庞大, 为更为细致微观研究, 我们选取典型城市, 以点带面, 深入探讨。作为东部沿海城市, 杭州经济发达, 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其文化消费发展在东部城市具有代表性, 并对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义, 因此本文重点调研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二、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比例
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 2000年以来, 杭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 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 是2000年的2.24倍, 人均消费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 探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关系如下:恩格尔系数大于60%, 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50%到60%之间, 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40%到50%之间, 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间, 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小于20%, 居民生活消费最富裕。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年以来杭州历年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文化消费所占比例 (见表1) 。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http://www.hzstats.gov.cn/) 。)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第一, 从宏观层面来看, 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化明显, 虽然用于食品的支出依旧占据消费的第一位, 但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所占比重则日趋增大。从表1可以看出, 教育文化、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三者的总和逐步接近40%, 居民消费结构正逐步进入较为高级层面。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 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已经基本处于40%之下, 交通和通信的增幅最快, 最高年份 (2006年) 曾达到2000年的4.65倍。文教娱乐支出增幅明显, 呈逐年递增趋势, 2006年达到2010元, 为2000年1.86倍, 其在整个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2000-2004年一直处于食品支出之后, 居第二位, 2005年始让位于交通和通信排第三位。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支出比例逐年下降, 表明耐用产品逐步到位,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见一斑。第二, 当前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城镇居民居住支出所占比例持续上升, 居住消费基数日渐增大, 反映出近年来杭州房价涨幅过快, 居民购房压力增大的实际状况。其次, 2005年以来文化消费发展略显缓慢并呈现出下降趋势, 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最后, 2007年城镇居民在食品消费上的支出明显上升, 交通和通信及文教服务支出也有下滑趋势, 这与2007年我国物价飞涨存在很大关系, 据相关报道“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6.5%, 与8月创出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从这里可以看出居民文化消费的波动受经济变化的影响十分明显。
三、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S) 模型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倾向
在研究消费结构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实用效果一直备受好评。经济学家Luch提出的基本公式为:
式中:Y为收入;bi*为边际消费倾向, 而且bi*≤1, 为边际储蓄倾向;Xi为第i种商品的实际需求量;PiXi为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 PiXi0为第i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消费倾向具有明显优势:它可以直接运用截面资料进行参数估计, 无须任何有关价格 (水平) 的信息, 还可以用来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基本需求分析。
根据表1数据, 并由 (1) 设:
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 根据ELES模型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 分别以人均消费性支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为因变量, 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各指标的t统计值、相关系数R、模型判断系数R2见表2。
分析表2数据可以看出, 2000年以来, 杭州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35, 即杭州城镇居民新增收入中有63.5%用于消费支出, 消费需求旺盛, 对拉动内需, 促进经济稳步发展作用巨大。从数据上看, 交通和通信边际消费倾向为0.209, 说明汽车消费、手机消费、网络消费发达;食品边际消费倾向依旧占据第二位, 衣着和居住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076和0.074, 占据第三位和第四位。反观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61, 居于第五位, 这与其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差距较大。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 虽然杭州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基数较大, 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较高, 但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边际消费倾向十分低, 且有递减趋势,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http://www.hzstats.gov.cn/) 。)
从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来看, 2000年以来, 在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深入的背景下, 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生存性消费资料比例不断下降, 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资料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杭州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根据“低层次消费结构是以追求生存资料为主, 主要包括简朴型消费结构和温饱I、II型消费结构。中层次结构是以追求发展资料为主, 主要包括温饱III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高层次消费结构是以追求享受资料消费为主, 主要包括比较富裕型和以后的富裕型消费结构”这个标准, 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从小康型消费结构向比较富裕型、现代型消费结构迈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 文化消费虽然有较大幅度发展, 但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边际消费倾向不足这一问题十分明显, 尤其值得业界关注, 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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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芳、周英峰、郭奔胜:2007:物价持续上扬的背后[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1096.htm.
[3]广州市居民消费结构分析[EB/OL].www.njcdtjx.com/upload/month_0707/gd7k_2.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