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居民消费论文（通用7篇）
乡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1
体育是人类对自己的身体所创造出的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体育一旦与经济结合,使消费具有了不同于普通模式的诸多特点[1]。当今社会正处在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文明也变得日渐丰富,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已基本获得了温饱,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由生产社会转为消费社会,大规模消费成为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消费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变,传统阶层的革新,一些阶层出现瓦解和重组,新兴阶层的产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种新型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体育消费逐渐贴近了人民的生活。体育运动对满足个体的身心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我国体育人群的体育消费意识不强,4亿多的体育人口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经济性体育需求,体育消费的能量并未完全释放出来[3]。本研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我国城乡体育消费滞后的原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制订有效可行的体育消费政策,培育体育市场,发展体育产业,开拓体育消费热点,使其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些依据。
1 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整体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连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了14个百分点。由1990年的54%,降至1998年的44%,到2002年降到了40%,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重已降至30%以下[4]。这一指标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居民消费已开始由基本生活消费过渡到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体育消费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体育消费成了社会消费的新热点。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转型,中央加大了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投入农民的体育消费开始萌芽消费方式由单一的温饱型向多元的运动娱乐型转。
2 我国农村体育消费的基本方式
十一五规划以来,中共中央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有关农村体育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农民健身工程,进一步规范新时期农村体育工作,为农村体育消费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特别是近几年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农民思健、思美、思乐的体育健身需求也日益迫切,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有能力走近体育消费,而且有着不可低估的消费潜力[6]。农民的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运动服装的消费。当前运动服装在农民中非常流行,穿一身运动服装既舒适又好看,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比较适合。但目前农村集镇的服装商家很少经营运动服装,农民只好进城去买,非常不方便;第二简单体育器材的消费。如今农民体育锻炼项目越来越多,如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等,这些都需要体育器材,可农民要想买这些简单的体育器材,同样得出远门;第三体育知识的消费。现在许多农村都成立了秧歌队、舞蹈团,他们迫切需要有经验的老师面授或者通过VCD讲课的方式获得知识,但专门针对农民的体育知识书籍或者学习材料少之又少,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过上小康生活的农民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文明,更需要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农村体育市场全面开发的时机日趋成熟。
3 我国乡村居民体育消费滞后的动因分析
3.1 经济发展制约着乡村体育消费的发展
马克思曾说过现代社会对体育的需要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社会成员享受各种权益,在体力、身心、精神、道德和个性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这种需要,不是以人们的愿望和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体育有了新生土壤,经济发展是社会其他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是体育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为体育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必备的财力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随着GDP的递增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社会消费水平得到提高,体育消费总量迅速扩大。在1978-1998年的20年时间里,体育消费品年零售额由63..3亿元发展到1457.2亿元,增长了23倍,充分显示了中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全民健身运动开展过程中的市场优势[7]。“九五”后期,我国经济增长暂时进入相对紧缩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体育消费需求GDP比2002年下降到40%,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重已降至30%更高的增长速度,达到10.9%(同期GDP长速为6.7%)[8]。近几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农民除了基本的生活开销没有其他多余的娱乐开销,更不用说体育的开销了。他们的衣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农民不会拿出吃饭穿衣的钱去进行体育消费的。当然,并不是一切体育活动都需要资金消费,正是这样,农民的体育消费层次也就被限制在很低的层次了。体育消费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占有为前提。
3.2 传统的生活方式羁绊着农村体育消费发展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但广大农村社会的根基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变革,而是以一种农业文明特有的成熟方式从容地持续生存着。对于农民,在这个加速分化或变革的社会中仍然以近乎自然的传统,持续塑造着自在自发的生活方式。所谓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形式”[9]。那么,农村居民凭借“日常生活的传统、习惯、风俗、经验、血缘等,维系着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在家庭、村落等自然体系中构建起他们生活方式的规定性和日常观念活动”[10]。正是因为农民有着这些最基本、原始、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的规定性,这些传统思想制约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形成目前最大社会群体在不同职业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的“结构比排序中,被列为最后”[11]。传统的生活方式,制约着农村体育的消费,在生活消费中.人们还没有树立花钱买健康的消费意识,认为传统的体力劳动可以代替体育锻炼。在双重思想的禁锢下,农民还没有从健康的角度审视体育消费文化的真正内涵。
3.3 广大农民对体育认识的滞后是阻碍体育消费的绊脚石
农民文化观念的形成既受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制约,也和农村教育密切相关。在我国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30多年来教育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农村教育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12]据有关对农民体育健身概念、健身锻炼内容、国家推行全民健身的意义和健身的科学涵义四项问卷调查表明农民对全民健身的认识水平及了解程度偏低,只有30.5%的农民对我国全民体育健身的意义有所了解,有69.5%的农民对国家推行全民健身的战略意义了解的非常肤浅,有76.8%的农民对体育健身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有78.8%的农民不清楚体育锻炼包含有哪些健身内容;[13]北京市的调查显示50人中有5.85%的人认为无时间参加体育活动,516人中有52.07%的人认为用不着参加体育活动[14]。在体育消费方面也是非常低下的:甘肃省农民男女每月用于体育锻炼的经费在10元以上的几乎没有,而在10元以下的男性占5.3%,女性为9.3%,同样地也是列最后。[15]由此可知,广大农民对体育认识的滞后是阻碍着乡村体育消费的发展。
3.4 政府体育支出对农村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
政府体育支出来自于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多,用于体育支出的部分越大,财政收入越少用于体育支出的部分则越小。政府体育支出在形式上可分为直接的体育支出和间接的体育支出。不管哪种形式的政府体育支出都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广大农村,政府投资于运动场地、器材等方面的资金比较少,即使有投资的村落,由于缺乏人力资源,使大部分运动场地,器材闲置,很难刺激体育消费。
4 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的变革,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为农村体育奠定了物质基础。乡村体育消费的增长客观上反映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它的发展与人们的生活需要是离不开的,体育消费作为一种时尚,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标志,是人们生活的一种需要、一种追求,体育消费的快速增加,加速了农村全民健身发展,加快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但是,经济方式转型与文化变迁及传统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又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因抑制着农村体育消费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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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2
幸福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给出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该公式说明, 幸福程度与效用成正比, 与欲望成反比。效用一定, 欲望越小, 或欲望一定, 效用越大, 人们感到越幸福。因此，幸福取决于效用与欲望的相对大小，获取幸福的途径有两条:增加效用或减少欲望。经济学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高，但是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试图研究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如结婚与否、是否是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注重提升人民幸福感受。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那么，从消费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消费才是幸福的消费?立足于幸福的消费初衷，居民消费时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家电为例，从幸福的视角分析安徽省居民的消费情况，以期更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完善居民消费模式，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
1 实证分析
1.1 研究对象及过程
1.1.1 调查对象
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区随机抽取了479户城乡居民进行调查，并对典型个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完成有效问卷343份、访谈记录15份。本次调查中，男性占总样本的56.3%，女性占43.7%。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26人，占7.6%;20至30岁的有111人，占32.4%，所占比重最大;30至40岁的有62人，占18.1%;40至50岁的有92人，占26.8%;50岁以上的有52人，占15.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其以下的占17.6%，初中及高中的占49.4%，大专及其以上占33.3%。家庭人口为有3～6人占到85%以上;家庭年收入为100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12.4%，10, 000至50, 000元的占71.2%，50, 000至80, 000元的占9.4%，80, 000元以上的占7.0%。
1.1.2 调查过程
根据幸福经济学理论和居民消费理论设计了“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调查问卷，其内容包括家庭信息、消费现状、消费心理及消费预测等多个方面。经过培训，2010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调查团队深入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调查过程中，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当场发放问卷由居民自己填答并及时回收，对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由调查人员逐一口述每个项目及选项，被试做出口头选择后，再由调查人员帮助填写答案，最后利用SPSS11.0对34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 研究结果
1.2.1 幸福消费理念分析
根据幸福方程式，当效用和欲望的比例达到最优时，个人幸福感达到最大。对众多居民来说，适度消费是适当、合理的消费, 其消费数量和质量通常能达到个人欲望和实际购买力的平衡，消费行为带来的效用和个人被满足的欲望形成的比例在此平衡上容易达到最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适度消费能给居民带来最大化的效用，即最大化的幸福感。在对消费理念的调查中，选择适度消费、保守消费、超前消费的被试分别占78.1%、19.3%、2.6%。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偏好受传统理念和客观经济水平的影响，无法接受超前消费，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反对滞后消费。居民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形成了适度消费的偏好，认为其最符合自己家庭消费的实际，也最能满足自身消费欲望，达到了客观实际情况下的最大效用。
1.2.2 幸福消费动机分析
1) 内部诱导因素分析
(1)物质基础动机
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来说，相同消费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因而消费产生的幸福感也会不同。以购买促销产品为例，居民对待促销产品的态度不一。图1所示，居民对促销产品需求量上，中等收入水平的较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较小，其中高收入的需求量最小，基本无需求。一般而言，促销产品能使居民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实现效用最大化，获得较强幸福感，因此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愿意购买促销产品，且需求量较大。而对于低收入的居民来说，促销产品不一定是必需品，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可能无力购买;对高收入的居民来说，购买促销产品所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这部分居民对产品的外观、档次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可能会放弃对促销产品的购买。
(2)情感需要动机
消费行为由居民的物质基础动机和情感需要动机共同促成。居民的情感需要因人而异，产品能否满足差异化的个人情感需要，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如图2所示，在购置家电的幸福感来源的问题上，认为幸福感来源于使用需要满足的居民占67.8%，家电质量、服务好的占16.7%，和谐家庭氛围的占13.7%，获得同事友人赞扬羡慕的占1.8%。数据表明，只有满足居民差异化的情感需要才能使其产生最满意的幸福感。
(3)特殊需要动机
居民消费过程中除了考虑物质基础与情感需要外，有时还追求某些特殊的需要。攀比和炫耀消费动机作为较为常见的特殊需要动机，通常是为了保持相较于外界的优越感。对少部分居民而言，能满足其攀比和炫耀的心理会使他们获得较大的心理满足。
攀比和炫耀心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图3所示，选择较小和非常小的分别占34.7%和20.7%，而选择非常大和较大的仅占2.9%和11.7%。这说明绝大多数居民是理性人，宁愿退而求其次也不愿消费超出自己能力承受范围的产品。但对于少部分居民来说，奢侈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地位象征。由于职业需要、工作环境影响或其他原因，他们认为必须消费一部分高端或奢侈品来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对他们来说消费奢侈品会产生更大效用，别人的赞誉比实用品更能带来幸福感。
2)外部刺激因素分析
(1)产品本身的影响
消费行为决策主要根据产品自身的特征。家电等耐用品具有单位价值高、购买频率低、使用时间长等特点，因此居民消费时会衡量产品能否最大化满足自身需求。表1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受价格、品牌、质量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选择价格、品牌、质量、售后服务影响大的居民所占比例都超过50%，其中认为质量影响大的占85.9%，而广告和促销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说明了居民最看重产品的质量，其次品牌、售后服务、价格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是受产品整体影响的结果，不局限于产品的某一特征，综合满意才能最大限度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2)相关群体分析
人们通常会根据心理距离远近将周围的群体从影响最大到最小依次分类，然后选取影响最大群体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期望达到的人为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表2数据显示，在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群体中，家人占73.6%，亲戚占8.7%，朋友、同事、同学分别占7.8%、3.6%、1.5%，另外有钱人、明星、专家等相关群体共占2.1%。可见人们消费时通常参照与自己心理距离最近的家人亲友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接近的群体习惯做出决策，此类消费评估的结果多为积极的幸福体验，有利于消费幸福感的增加。
(3)优惠政策影响
当居民产生消费欲望时，如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作为外部刺激，居民通常容易迅速做出消费决定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目前国家为刺激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实施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研究发现虽然这些政策会影响消费，但是居民普遍认为其具体实施效果一般。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态度上，34.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49.7%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在对“以旧换新”政策的态度上，31.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51.0%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居民希望政策能给自己的消费带来优惠，从而获得额外的幸福附加值。但实际上政策带来的满足度较低，政府需要更贴近实际地为居民考虑，从多方面权衡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切实满足居民的消费欲望。
1.2.3 追求幸福消费的顾虑
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幸福消费的目标不能最大限度满足自身欲望时，居民通常会退而求其次来规避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居民产生顾虑，从而在消费过程中限制或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幸福感。表2数据说明，居民在购买家电产品中的确存在一些顾虑因素，而最为主要的是家电产品的自身问题，其比例占总比重的38.9%。担心市场价格降低和家电政策变化为第二和第三大影响因素。同时调查也发现仍有部分居民存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顾虑。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居民消除这些顾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
2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安徽省343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及相应建议：
2.1 适度消费为主，适当鼓励超前消费。
适度消费是中国目前的主流消费理念，它倡导过一种理性的、合宜的物质生活，人们在这种消费方式下能获得欲望的满足与消费的平衡。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中国需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适当鼓励超前消费，制定相应政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使中国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2.2 消费需求多样，多层次开发产品才能满足居民幸福消费的不同需要。
幸福感受内部诱导因素与外部刺激因素的影响。由于物质基础、情感需要、相关群体等方面的差异，居民对幸福消费的目标定位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需要，只有针对居民不同需要开发不同层次的产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2.3 政府应改善客观消费环境，深入贯彻并适时调整优惠政策，增加居民消费的幸福附加值。
社会保障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大环境问题会遏制居民消费欲望，影响居民的幸福程度，政府应采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对产品的监督等措施，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调整从而造福于民。对于优惠于民的政策要贴近实际、适时调整，以适应人们时刻变化的需要。
摘要：消费的本质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给人一种幸福美满的感受。本研究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 从幸福度视角研究居民的消费行为, 分析居民的消费理念、消费动机以及消费顾虑等内容,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幸福,居民,消费行为,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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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3
在当前经济下行期,要拉动经济增长,当务之急是提高居民消费力。相比较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缓慢且消费结构不合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乐观。苏北是江苏北部地区的简称,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苏北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远远落后与苏南、苏中区域。所以,以苏北农村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优化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于推动江苏经济快速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二、调查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课题小组采用查阅文献及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明确苏北农村消费结构现状。课题小组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对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以及盐城等五大苏北区域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355份,收回问卷285份,回收率为80%,剔除无效问卷45份,有效问卷为240份,能满足研究需要。
(一)人口统计特征
表1 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有效样本中,(1)性别分布。男性102位,占样本总体的42.5%,女性138位,占样本总体的57.5%,女性比例略高于男生,这符合农村地区男性外出打工而女性居家的现状。(2)年龄分布。18~30岁的样本占40.8%,31~40岁的样本占32.9%,41~50岁及50岁以上的样本占了26.3%。这与本研究调研对象的选择有关,主要是考虑便于问卷的填写。(3)学历分布。小学或以下比例为3.4%,初、高中比例为46.6%,专科或本科比例为41.7%,硕士研究生为8.3%,这与之前的年龄分布选择基本吻合,也表明现在农村居民对于子女教育水平的重视。(4)职业分布。公务员或国家企业员工比例为26.6%,私企或个体经营户比例为49.6%,教师比例为10.5%,务农、学生能其他职业为13.3%。私企或个体经营户比例为所调查人群的一半,与农村的职业现状基本吻合。(5)家庭月收入情况。从群体收入比例来看,1 000~3 000元占比为25.4%、3 000~5 000元占比为43.7%、5 000~8 000元占比为16.7%、8 000元以上为14.2%。从收入来看,目前农村月收入主要集中在3 000~5 000元,但是两级分化趋势明显,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6)家庭成员数量分布。3人或3人以下比例为35.8%,4人为40%,4人以上为24.2%。由于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40岁之前,因此家庭人口也较为符合。综上所述,研究样本涉及到各类人口统计特征群体的消费者,反映了样本群体的多元化。同时,在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不同水平上又有所侧重,这与选择的被调研对象有关,需要有一定知识又了解家庭消费收支的群体。
(二)消费情况分析
1. 消费结构支出比例。
通过查阅江苏省统计年鉴(见表2),苏北农村居民2014年的消费支出比率分别为:食品消费占比为32.56%位居第一,其他依次分别为居住18.04%、文教娱乐15.21%、交通通信11.48%、衣着7.96%、医疗保健6.73%、家庭设备6.28%及其他1.74%。与2010年对比发现,而食品比重大幅度下降,交通通讯的比例逐渐提升,居住波动上升,交通通信、文教娱乐所占比重表明苏北消费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表2 苏北农村居民2014年各类消费支出比率
(单位:%)
2. 消费支出增长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消费结构,就消费增长较快的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尽管城市之间有所差异,目前增长较快的是教育支出和住房新建改建支出。增收后的农民首先想到钱用于建房、装修住房,而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表明农村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总体来看,住房教育支出过大,消费结构仍有待调整(见下页图1)。
3. 储蓄现状分析。
在收入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储蓄的增加,必然带来消费的减少。调查显示,农村居民保持着良好的储蓄习惯,储蓄比例以30%~60%居多。之所以保持如此高的储蓄,从下页图2分析来看,购买新房、子女教育、子女婚姻是当前加强储蓄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消费增长较快的支出项目也是吻合的。
4. 影响消费的因素。
了解农村居民在购物时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刺激消费的政策制定。调查显示,五大区域基本是质量第一、价格第二、实用第三和品牌第四。以上分析表明,农村居民在购物方面,不再一味地追求廉价,而是更关心产品质量。尽管品牌并不是农民居民的消费首要考虑要素,但是随着收入的逐渐提高,对品牌的需求会日益加强。
图1 苏北农村居民增长较快的支出项目
图2 苏北农村居民储蓄原因
图3 影响消费的因素
5. 农村居民消费观念。
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消费支出,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消费观念。调查显示,苏北农村居民依旧坚持“量入而出”“省吃俭用”的消费观念,超额消费的倾向不显著。但是有些地方的农村居民在消费过程中还表现出一定的攀比心理,缺乏计划性和合理性,在添置大量耐用消费品时并非根据家庭的实际需要,而是一种从众消费,满足了虚荣心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见下页图4)。
6. 其他方面。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由于交通的便利,现在农村居民不局限在乡镇购物,去城里购物的情形越来越普遍。而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购物在农村市场中也较为流行,且比例越来越大。随着网络购买的兴起,网络支付方式也越来越流行,虽然现金仍然是支付的主要方式,但是银行卡和网络支付使用势头上升迅速。
图4
三、优化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策
(一)提高农村消费品质量
过去由于收入有限,农民多数入不敷出,购物先看价格,再看商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逐渐提升,因此食品、衣着、家用设备等供给方面,应加大产品品种数量,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应注重产品品质,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同时加大品牌产品的销售力度,满足农村居民对家用产品在品种、品质、品牌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高储蓄必然会抑制消费的增长,而降低储蓄的唯一办法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因此,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及养老担忧;加大农村义务教育补贴制度,减轻农村居民的教育负担。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才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三)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
通过对苏北农村居民新的消费需求的满足,提高其消费水平,推动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如针对日益增长的交通及通讯消费热点,鼓励本省的车辆行业、手机等通讯设备的发展,做到农村交通设备多样化,手机通讯便利化。
(四)倡导科学的消费观念
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村家庭消费依然应该遵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应避免超前消费和从众消费。超前消费会给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而从众消费更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添置。在产品的消费方面,应鼓励农村居民多增加一些文化、娱乐消费,不能一味沉溺于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
(五)增加农村商业网点
针对农村居民日益旺盛的需求,增加农村商业网点,为居民提供更多购物的渠道,方便居民购买,才能进一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消费需要。针对结算方式的转变,在农村商业网点也应该增加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满足农民快捷支付方式的需求。
摘要：通过对苏北五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调研,了解到苏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现状、支出增长较快的项目、储蓄现状、影响消费的因素及消费理念等,并在此基础上,从提高农村消费品质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倡导科学的消费观念、增加农村商业网点等方面,提出优化苏北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苏北农村,消费结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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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年~2007年GDP年均增长9.8%,近十年(1998年~2007年,下同)更是保持11.8%的年均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急剧扩大。2008年GDP总量已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经济蛋糕做大了,但国内居民享用的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其突出的特征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我国投资率由1998年的36.2%上升至2007年的42.3%,十年的平均投资率在40%以上,比世界平均投资率(20%左右)高出近2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则由59.6%下降到48.8%,十年平均消费率为56.6%,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8%左右)低20多个百分点。我国的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是主体,一般占最终消费的70%以上。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费持续走低造成的。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8年的76%下降到2007年的72.7%,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期政府消费由24%上升到27.3%;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200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为74.4%和25.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比1998年分别提高和下降11.3个百分点。由于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份依赖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近十年投资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40.9%,而消费的贡献率则由57.1%下降到39.4%,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而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往往造成产能过剩,产品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导致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还造成内需不足后,国内企业为寻找出路只能到海外市场寻求外需,从而导致出口压力增大,因此引起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外部风险加大;更为严重的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过低,不但使投资行为有可能偏离目标,即投资为了创造财富,最终为了消费,而且终将使投资行为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持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个结果应该是我们不愿看到和着力去避免形成的。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
二、消费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给我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消费品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目前的市场实现了商品供应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供应方式由单一落后向多样方便现代的重大变化,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并基本形成。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9210亿元,增长56倍,年平均增长15%。近十年消费品市场在前二十年飞速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基础上继续高速发展,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增长1.9倍,年平均增长10.3%。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持续扩大。
近十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量增长1.9倍,但城镇居民购买消费品的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使得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购买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70355亿元(市和县合计),比1998年增长2.9倍,而农村居民购买18855亿元(县以下),仅增长2.1倍,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则分别上升和下降了5.5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按人口计算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则更低。分地区看,2007年东部及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10个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9875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6%,而西部经济欠发达的12个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15728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7.6%。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距不断扩大
1.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对比。
居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排除其他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居民消费支出必然随着居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亦逐年得到增加。但由于主要受农村居民收入増长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使得原有的城乡消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高于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786元,比1998年增长1.54倍,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仅比1998年增长94.7%;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不同步,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不同步。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55元,比1998年增长了94.1%,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265元,仅比1998年增长88.7%。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仅绝对额相差较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的27.5%),而且从消费支出比例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呈不断扩大态势。近十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历年环比增长速度虽然大多数年份略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但均低于历年同期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逐年扩大,城乡消费水平对比项的比值虽起伏不大,但其消费的绝对值持续拉大。
2.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对比。
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只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一般而言,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平均消费倾向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1;消费倾向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因素所起作用大小差异极大。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前十余年间,我国商品供应短缺,居民也大多数处于低收入阶段,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高,若不适时地抑制消费,将会加剧商品供应短缺程度,而且也难以实现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进而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商品供应短缺时代已成为历史,国家实行的是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所以会逐渐出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那么我们实行消费战略转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而是尽可能使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放缓。应该说目前通过采取一些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对比
(1)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差距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由于各自所处消费环境、收入水平、消费观念及消费偏好不同,因而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目前偏向于满足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高质量生活的消费。
在我们选定的四类居民主要消费品中,近十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整体上虽逐年降低,但目前仍有近一半的消费支出用在了食品消费上面;而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和用及服务性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其比重变化的绝对差距起伏不大。
恩格尔系数指一定时期内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具有判断居民消费水平、判断居民生活富裕或贫穷水平的功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呈反比状态。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充分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从以生存为主的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的消费模式。其中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8年的44.7%下降到2007年的36.3%,依照我国目前实际,已由小康型逐步过渡到了富裕型。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虽然逐年有所下降,但一直高于城镇居民,2007年为43.1%,整体上虽达到小康标准,但其消费水平大体只是城镇居民十年前的水平。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农民生活改善速度有所加快。从表9的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绝对差距正逐年缩小,2007年绝对差距为6.8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水平。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的比重相对较高,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小康型消费结构特征。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而美国为13.7%;英国和德国为12.2%;法国、日本、韩国为20%左右。同期我国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为10.4%,而主要发达国家在3.7%~6.4%之间。我国农村居民的差距则更大。
(2)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对比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从消费质量上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上的差距。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主要以粮食和蔬菜为主,奶及制品消费量最少,主要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虽然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但从消费比上看,其消费数量明显少于农村居民,而城镇居民消费的奶及制品、猪牛羊肉、水产品和禽蛋及制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农村居民。这说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质量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其消费质量明显高于农村。
(3)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距明显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多少,也是衡量居民家庭富裕与贫穷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因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差异,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差距明显。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有代表性的12种耐用消费品进行对比。
2007年,在选取的12种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中,农村居民仅摩托车的拥有量高于城镇居民,其余11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摩托车拥有量较低主要还受使用方面的限制。除了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热水器、微波炉等),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外,近年来陆续走进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器、家用电脑、摄像机、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其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差距更为明显。这也同时说明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很大。
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居民消费行为是由居民消费意愿支配的,而消费意愿的形成不仅由居民收入决定,还同时受消费环境和相应消费模式的制约。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形成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还同时形成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除居民收入水平外,还有诸如基础与公共设施、消费倾向、消费内容、消费规模和环境等都有很大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后,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一是地区之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明显。2007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达2426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81元)的2.4倍,比同期人均消费水平最低的地区西藏(3215元)高出6.5倍。人均消费超过或接近万元的地区还有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人均消费不足5000元的地区还有贵州、甘肃、云南、江西、青海、广西和新疆。二是农村居民的地区人均消费差距比城镇居民的地区差距要大得多。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异系数达5.8(即高消费地区与低消费地区人均消费水平的比值,下同),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系数为3.3。三是不同地区居民的城乡消费差距也不尽相同。2007年全国居民的城乡消费差异系数为3.63,其中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地区是贵州省,其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系数高达5.1,其他差距较大的地区还有甘肃(4.47)、西藏(4.05)、广东(3.89)、新疆(3.87)和重庆(3.84);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小的地区是江苏省,其差异系数仅2.28,其他差距较小地区还有北京(2.29)、上海(2.31)、浙江(2.47)、天津(2.65)、福建(2.71)、海南(2.79)、黑龙江(2.79)和吉林(2.85)。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与消费潜力的初步定量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是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物质财富日渐丰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呈上升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整体上不容乐观;二是从居民消费角度考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还是从我国城乡和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进行比较,均存在很大差距。也就是说,我国目前扩大居民消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三是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消费倾向。以及消费环境等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亦呈明显的二元状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巨大并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潜力很大,但难度也很大;四是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影响,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其巨大的消费潜力有待挖掘。那么如何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尤其是如何提高农村居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和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换个角度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确实处于很低的水平,应该是到了“谷底”。如何做到触底上升呢?我以为必须抓住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时机,相应地快速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和均衡地提高,以便与世界接轨,快速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也使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得到协调统一和均衡地发展。
目前,许多有识人士纷纷在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敬言献策,其中不少“高见”被各级政府决策时采纳。我认为要扩大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充分挖掘目前的居民消费潜力,除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外,必须或主要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树立现代消费观和建立促进居民消费持续稳定提高(或增长)的长效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向入手,力争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转变消费观念,突破传统消费观的束缚,逐步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实现消费观念的现代化。
消费作为人类的一种生产、生活行为,潜在受制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等,而消费观念的形成又受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消费观的本质是对消费的认识问题,是对消费的科学、理性认知,是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出现的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固然有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许多居民在消费上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也不愿消费。这些也确实在制约着居民的消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问题的实质。我国持续的消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落后的消费观念。近年来我国在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实施上往往事倍功半,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消费观念尚未实现由传统的消费观念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消费观念转变,尚未形成现代消费观念,因此许多消费行为均受制于传统消费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把消费与浪费相混淆,把消费与奢侈腐化相联系,甚至把鼓励消费与提倡勤俭节约对立起来。这些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的转变有一个长期和渐变的过程。但这些传统观念对当前居民日常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有较大影响,进而制约着市场活力,导致消费不足和内需拉动不到位。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要大力宣传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形成居民稳定和健康的消费心理,积极去满足而不是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全社会形成鼓励消费的社会氛围,从而树立健康、积极和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在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和消费环境改善的基础上,提倡居民适应现代消费方式,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投入,加快改善和提高其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步伐。与此同时,由于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恢复居民的消费信心,保证居民较好的消费预期,所以在宏观政策取向上,要体现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人为地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如目前有些城市对某些商品限购、对汽车限行的做法值得探讨。有些措施看似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但实际上是在用行政办法抑制居民的正当需求,虽然短期内可能奏效,但它干扰了社会再生产的环节和流通规律,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且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需求,也是对居民消费权利的不尊重。如对汽车限行只能提倡,而不应当限制其上路和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2. 建立和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努力营造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宏观上讲,应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透过财政机制优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藏富于民”,让居民“有钱可花”,并在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统筹解决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居民“有钱敢花”,减轻或消除广大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针对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在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有针对性地、适时地加快制定和出台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措施,不断缩小它们的差距,加快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努力做到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与均衡地增长和提高。
(1)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特征。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要滞后于城镇居民10年~15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说明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巨大。而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则难度很大。因为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不可能赶上城镇居民,甚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加之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较差、消费观念陈旧等因素,在短期内要将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可谓“远水不解近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通过建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去逐步缩小这种差距,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差距。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将农村市场和农村居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要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特点,调整产品供应结构;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要加快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从宏观上和长远发展看,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目前应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要以此为支撑,使其成为扩大农村消费和农民致富的引擎,使得大多数农村居民不仅实现“城市梦”,还能实现“住房梦”和“创业梦”。这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举措,这样才能够在居民消费方面获得大的改善和飞跃。但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并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同步推进,而是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只能创造条件循序渐进。
(2)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步伐,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我国已进入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都进行了加速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工作,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后,才有可能避免社会矛盾加剧和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与生产增长不同步的问题。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第二层需求就是安全需求。即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总体上已经满足了生理需求,正停留在第二需求的门槛。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多项福利制度的改革,传统的由政府和企业“统包”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又不健全。所以由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导致目前居民未来预期支出大大增加,部分消费性资金转入了保障性资金。如2007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比1998年末增长2.3倍,既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又大大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储蓄大量增加对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即期消费影响较大,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步伐。所以只有加速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减轻居民预期支出压力,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程中。我认为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才有可能完成。首先要加快出台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等法律法规,并严格监察执法;企业要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家庭和个人也要依法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要引导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在社会救助、济贫帮困、慈善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当前最为急迫也是城乡居民最为关注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尤其是需要将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保体系,如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等。要全面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特困救助、临时救济、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体系的建设投资力度,并尽快放开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准入,使民间资本和外资尽快进入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领域。还要把启动消费与扩大就业相结合,使劳动者就业面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持续扩大等。以切实解决制约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刺激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3)密切关注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不同的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改革开放30年,使目前我国形成了主要的三大不同的收入和消费动态群体,从而也形成了三大群体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首先是高收入支持的“先导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人数较少,约占总人口的7%、城市人口的20%。是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富裕型、极富裕型的消费群体。这部分高收入的居民在目前我国的大众化消费供给对其已经过时,他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品化、个性化消费。所以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中,要充分注意其导向作用,积极引进或开发代表中国未来的消费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次是中等收入支持的“升级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70%,农村人口的20%。是以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和农村少数比较富裕的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讲求消费数量向讲求消费质量转变阶段,构成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最活跃、购买力不断增强、消费结构呈多样化的群体。其消费结构开始加快转型和升级步伐,是继高收入群体之后消费市场强有力的跟进力量。要针对这部分居民特点,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做到“适销对路”。并相应制定实施鼓励其消费的政策,促进其即期购买,快速释放其购买力存量。如加快建设中低档个人住宅、制定和实施鼓励经济型和较低排量私人轿车的消费政策等。再次是低收入支持的“培养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10%,农村人口的75%。是以城市低收入阶层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弱,尚处于“想买而缺钱”的阶段,是目前中低档消费市场的主体。因此,加快增加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是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也迫切需要国家消费政策的培育和大力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异常艰巨,需要综合治理和多管齐下,并将其上升到改革的攻坚任务去完成。此外,还有约占农村人口5%的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的群体。主要包括农村贫困居民和城市居民中衣食堪忧的极少数贫民,这部分居民也是目前开展的扶贫攻坚战的重点对象。
在主要集中的三大消费群体的地区分布上,中、高收入群体比重在沿海地区和特大城市较高,分布也更集中一些;而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数量要少一些。这方面的均衡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地区经济的全面和均衡协调发展,有赖于目前实施的“西部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农村居民消费现状评析 篇5
据江苏省统计局网站2011年12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江苏农民消费支出2010年人均达6543元, 比2001年翻了一番多, 年均增幅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能说明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010年, 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乡村地区实现1516.79亿元, 比2000年增长了85.2%, 反映最近10a来乡村地区的消费需求呈增长趋势。
2 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3年, 农民收入始终低速增长。1997年至2002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6年只增加549.5元, 每年平均增长不到4%。尽管2003年以后, 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加, 但仍然十分有限, 只有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农村居民消费才能同步增长。
3 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目前, 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江苏省统计局2011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 按收入5等份分组计算的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差距由2000年的5.4:1变为2010年的6.7:1, 绝对差距从2000年的6452元变为2010年的16983元, 扩大了2.6倍。这个结果表明, 农村居民中只有一部分人的消费可望得到扩大。
4 消费结构逐渐转型
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过程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所指的消费结构就是衣食住行和文教、医疗等几大类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目前, 农民的教育消费太高, 以高等教育为例, 教育改革前, 全国高校年人均学费仅为200元, 1997年教育改革后, 学费从1998年的1000余元攀升至目前的5000元左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 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8%, 但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年增长率超过20%。教育费用的昂贵, 是农民进行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5 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 当消费者面临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的时候, 他更多的是依据当期收入来进行消费。而且, 未来的风险越大, 他越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当前, 虽然农民收入有所增加, 但出于谨慎动机, 用于预防意外事件的货币量也随之增加。例如, 农村中“看病难”“养老难”仍是目前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不久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实地调查显示, 52%的人头痛感冒就自己买药吃, 有近20%的人是自我治疗或者硬挺着等病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使得农民有钱也不敢大胆增加现期消费。
6 农村消费环境较差
主要表现在:
6.1 乡村道路建设问题突出
尤其是山区农村, 农民有特产运不出, 工业品也难以进入, 形成一道较难逾越的鸿沟。
6.2 我国当前电视广播
通讯设施虽然发展很快, 但在农村尤其是广大偏僻山区仍然是盲区, 限制了广播电视及手机等产品的消费。
6.3 因缺乏对消费品质量的有效监督
大量劣质产品拥入农村市场, 农民深受其害, 消费积极性严重受挫。
7 消费水平总体偏低
从总趋势上看, 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增长, 但农民消费水平总体仍然偏低。2001~201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使用额中, 居民消费从3027.67亿元增加到10942.82亿元, 年均实际递增12.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从1373.31亿元增加到2676.41亿元, 年均仅递增5%;而城镇居民消费从1654.36亿元增加到8266.41亿元, 年均递增16.7%。由此可见, 在江苏近10a的经济发展中, 来自农民消费的贡献非常小。
8 消费心理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 农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 如平时省吃俭用, 到节假日过度消费, 重视人情消费、非科学消费, 消费方式讲究从众与求同, 造成实际改善生活的支出受到挤占, 使得农民消费增长乏力。
9 财政与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近几年, 国家财政、金融在支持农村消费上做了很多工作, 但相对于对城市消费的支持, 还是很小的。就金融信贷来说, 一来因农民金融信贷观念相对落后, 在生产生活消费时, 如自有资金不足, 大多数选择向亲戚朋友等个人借款, 甚至向不法高利贷者借贷。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向回报率较低、风险相对较大的农村或农民贷款。另外, 宏观经济环境、就业机会等因素同样会对农村消费产生作用, 或将成为制约消费需求的阻力。
参考文献
海南黎族居民消费透视 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消费,福利
福利:经济科学的归宿。这是从人本角度出发得到的结论。这是因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选择, 无论其GDP有多大, 如果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不大, 那么其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大。自中共十六大 (2002年11月) 提出国民经济到202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后,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 按2002年当时的数据看:城镇居民年收入为800美元, 农村为300美元。若将时间倒退到2000年, 以国际上通行的增长指标 (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增长10%, 农村居民年收入增长5%) 为统计口径, 那么, 800 (1+10%) 20=4080美元300 (1+5%) 20=800美元, 再加权 (9亿农民, 4亿城镇居民) , 计算出平均数4080×4/13+800×9/13≈1810美元。按通则, 2020年, 我国若进入小康社会, 需达到经济较发达国家的下限水平 (人均3000美元) 。1810美元的水平距离3000美元距离很大。因此, 要实现其预期目标, 任重道远。这就是我国的现实。我国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地区 (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西藏五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省) 的自然条件差、生产力低下。截至2005年, 五区三省的GDP仅17 333亿元 (目前, 辽宁一个省的GDP超万亿) , 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没有改变;财政收入总和仅1368亿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8897元 (远不如上海、山东省市的农民)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879.7万人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民委) 。反贫困是五区三省的急需, 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小康目标的急需。这就是研究该课题的初衷, 出于工作的方便, 选择了海南黎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一、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和黎族地区居民消费概览
利用上表中所列的数据, 根据斯通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其中:Pi为价格;Qi为需求量;r和b为参数;ri为消费者对第i中商品的基本需求量;bi为边际预份额,
从以上2004年—2006年消费支出表中估计出ai, bi的值, 结果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 取三个较低收入组 (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 的每人食品平均支出作为食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的估计量;2004年—2006年的p1r1将分别为1888.87, 1947.55, 2013.21。将各年食品需求代入piri=ai+bi (pkrk-ak) /bk中 (K=1) 得到piri=ai+bi (p1r1-a1) /b1, 利用该式将每年的各项基本需求支出piri计算出来, 即得上表中的其余各项支出, 相加后得出人均基本需求支出额。
二、黎族地区居民消费状况
课题组对五指山黎族自治地区和三亚市黎族村落进行了走访与调查。由于该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口径、手段的相对落后, 数据相对残缺。据政府官方统计:五指山市人口11万, 近70%为黎族。2005年人均消费额为3535元人民币, 2006年人均消费额是3801元人民币, 这两年全国人均消费为7345元和8257元, 而海南省人均消费为5687元和6577元。显然黎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是全国水平的48%和46%, 是海南全省水平的62%和57%。从以下数据中亦可以看出黎族居民消费水平仍有很大距离 (数据来源:五指山市统计局) :适龄儿童入学率99.8%, 以2007年统计看:小学毕业生1917人, 到初中入学率下降2.2个百分点, 而高中当年招生1336人, 但毕业生仅963人, 如果教育发展平稳的话, 这说明了中途辍学373人。辍学原因表明提前就业和消费不足以及伴有社会不稳定因素;2006年来全市低保户4602户, 12 002人占全市人口近10%, 发放低保金625万元, 月人均仅43元人民币 (6250000÷12002人÷12月) 足见黎族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不足和居民消费水平低下。以2003年为例, 黑龙江、广东、天津等省市通过民政部门发放的社保资金人均为180元、290元、450元左右。黎族地区居民并没实现家家有电话, 全市11万人, 电话用户仅17 050户, 百人人均15部, 这更是消费不足的佐证。
2008年10月, 调查组走访了黎族红花村, 这个村在三亚市郊, 是个比较富裕的村落。通过走访了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李某, 65岁, 他与12个子女中的三个儿子住在一起, 年收入3—4万元, 主要来自槟榔等经济作物。这比起走访过的五指山市水满乡 (黎族村) 的贫困户 (有一家12口人, 仅一个屋, 室内一张床, 一口锅;另有一户居民哥兄弟, 两哥各有家室, 但住在一个屋, 中间用布帘遮挡) , 就有着天壤之别了。像保亭、陵水等自治县的消费水平与五指山比起来, 还要差一些, 在此就不叙述了。
三、黎族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与政策建议
(一) 消费结构分析
首先, 食品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支出现反复。从2004年的0.2743到2005年的0.300到2006年0.2269。从恩格尔系数的角度看, 总体来看2004年46.9、2005年47.6、2006年43.5。但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恩格尔系数相差太过悬殊, 以2006年为例, 分别为61.12%和27.61%, 相差30个百分点。城镇最低收入户还没解决温饱问题, 而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水平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早已达到了最富裕型。第二, 衣着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随收入增加缓慢下降。其占总支出比重也不大, 这与海南省的气候环境有一定关系。第三, 交通通信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波动较大。主要是由于最高收入户的交通通信消费变化较大, 其他收入组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费呈缓慢上升趋势。第四, 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呈下降趋势, 可见海南省的教育娱乐文化和居住消费不足。第五, 家庭设备用品边际预算倾向呈上升趋势, 主要也是由于最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较多, 而其他收入组增长缓慢。最后, 医疗保健和杂项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出现波动, 是由于各个收入组表现出的变动趋势不同, 收入低组出现了下降趋势, 而收入高的组出现上涨趋势。
(二) 政策建议
1.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消除居民后顾之优。
对于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 如养老、医疗、失业、住房、教育改革等, 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提高改革的透明度。通过稳定就业, 提高基本工资标准等措施, 提高居民对永久性收入的预期。
2. 转变消费观念, 调整消费结构。
例如, 培育中高收入阶层的新消费理念, 提倡时尚消费, 大力发展知识消费、生态消费、保健消费等等。
3. 拓展消费信贷潜力, 加快消费信贷步伐。
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方式的消费信贷, 除了住房、汽车消费信贷外, 还要发展一些新品种的消费信贷, 如车房组合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旅游贷款等。
4. 消除或减轻传统文化和消费观念的影响。
黎族整体消费水平较差, 他们与较发达的深圳相比相去甚远 (深圳居民2001年底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7027元, 2006年底, 海南黎族居民只是深圳居民的22%, 即3801/17027) 。如果以城镇居民年收入10%增长, 农村居民5%增长 (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经验数) , 那么, 平均增长7.5%, 这个差距需20年才能赶上深圳本世纪初的水平。因此, 解决黎族居民消费问题, 经济增长与摒弃传统和本族文化的消极因素同等重要。
参考文献
[1]易丹辉, 尹德光.居民消费统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海南统计局.海南省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3]海南统计局.海南省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乡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7
消费文化是文化在消费领域的渗透与发展, 消费文化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它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加强对消费文化学的研究, 进一步发挥消费文化对生产、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
1.1 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 “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 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1994年, 《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 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此后, 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界定。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类:其一, 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 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 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其二, 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其三, 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
上述定义表明, 人们对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换言之, “所谓消费文化, 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这是一种狭义界定。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 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联系, 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 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到20世纪中期, 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
1.2 消费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
历史地看,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 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 提出批评, 倡导“合理消费”。
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 提高消费文明”,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 “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 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 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中明确指出, 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 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 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 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 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 倡导一种优美、健康、生态、理性的消费文明。
理论上, 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 很有中国特色, 注重主观理想, 注重观念表达, 其研究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学术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 然而并非惟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 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 更是十分幼稚, 应当说, 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 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 这种社会批判的学术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 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消费文化的定义更恰当的是:人们在消费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是社会文化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 主要包括人们在消费品生产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反映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价值观、消费观、审美观、道德水平、文化教育水平、风俗习惯、民族特点、宗教信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生产工艺以及对外交往等。可以说不同的消费资料, 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 都具有其相应的文化特色。一般来说, 消费任何一种物质资料都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不同文化和心理素质的人都会从价值功利, 审美情趣等方面对其作出不同的反映和评价, 这便赋予物质消费在文化上的意义和特征。至于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文化消费, 它本身就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文化。如何从人的内在精神、情感、心理需要、传统和习惯出发, 提高文化消费品的质和量, 合理调整文化消费的内在结构, 是消费文化探究的主题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丰富, 消费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必将更为人们所重视。
2 5.12震后消费心理的变化
5.12的特大地震, 对人们的心灵一定是个极大的震撼, 我想, 也包括消费心态。一边是浮华世象, 一边是看破尘缘。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大概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些灾难、有着切肤之痛的人, 才能深刻理解自己现在的生活形态和方式, 对于旁人, 同样会有震撼性的影响。看着灾区一片的倒塌的房子, 让每个人不寒而栗。当地震让大多数房产在顷刻之间化为一堆瓦砾之后, 人们一定会有更清醒的认识:房产不再是我们虚荣的向往。不在是我们投资追逐的热点。这种消费心态的变化势必影响消费者对房产的消费行为, 地震似乎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房子不是我们的全部, 除了房子之外, 生活还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预计, 地震后其他消费可能会增加, 包括高档消费品、旅游、餐饮娱乐、汽车等行业, 潜意识会有种世界末日的心态,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及时行乐与享受人生, 这场地震, 也许可以让我们得到某种解脱, 我们的心灵深处, 似乎在发出这样一种声音:原来昂贵的房产, 也可以变成一堆一文不值的瓦砾……, 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的每一个幸存下来的唐山人心里都会有一句话:“都死过一回了,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对于一个经济体系, 维系稳定且积极乐观的消费信心很重要。汶川地震后, 短期内消费信心预计遭受一定挫折, 不过, 事情也许并不会像想像的那么糟糕。汶川地震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至今仍是专家和媒体争论的一个话题。
有乐观估计认为, 灾情只是发生在西南几个经济欠发达地区, 因此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倘若果真如此, 那当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也有评论指出, 地震造成的损失绝不仅限于表面上看得见的物质损毁。
经验表明, 大灾过后, 往往是留在人们心底的伤痛记忆和信心缺失才是更难克服的障碍。毕竟, 灾后重建, 生产可以恢复, 屋舍可以重起, 但人们的心灵创伤却很难愈合。尽管如此, 国外同行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 地震灾害对经济整体危害或许不大, 但对市场信心却是一次打击, 原先高涨的市场情绪有可能转向。
2.1 短期内消费信心萎缩
地震灾害对居民消费无疑会造成负面影响, 它导致消费者财富骤减, 居民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人们重建家园的迫切需要相比, 短期内消费信心肯定会遭受一定挫折, 购买需求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2 一段时期后消费信心的恢复和提高
灾难的来临, 让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 对于一个经济体, 维系一个稳定并且积极乐观的消费信心是多么重要。
当然, 事情也许并不会像想像的那么糟, 许多机会常常蕴含在看似消极的外表下, 其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从“9·11”事件的经验来看, 尽管恐怖袭击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美国举国陷入恐慌, 居民消费信心指数降到低点, 但事实来看, 事件发生后的三四个月, 社会各项销售就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2.3 长期来看, 消费信心的全面恢复和提高
刚刚从地震灾难恶魔般梦魇中逃出的人们, 此刻最需要的是稳定消费心理, 重新树立消费信心。但长期来看, 由于灾后重建家园, 资金、人员投入巨大,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可能迎来一定利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望上升一个台阶, 当地居民消费信心也将得以全面恢复和提高, 最终拉动地区消费。
3 心理变化可能导致的后果
5.12的特大地震给地震地区乃至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它的负面影响将在灾后逐步显现。房屋作为地震中的主体, 经过本次地震, 引起了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
3.1 买房先问“抗震系数”
汶川地震后, 购房人开始在乎房屋的抗震防震能力。“抗震系数是多少?”“你们的房子能抗几级地震?”“应急时安全通道在哪里?”这些成了购房者在买房时最想问的问题。
3.2 买帐篷有备无患
原来并不畅销的帐篷一时间成了抢手货。这是当前百姓想到的应对灾害的“大件商品”。地震发生地之一的绵阳, 在5月21日的报道中就显示, 绵阳商场早已无帐篷可卖。的确, 余震不断, 大多数居民就靠帐篷在户外“驻扎”。
3.3 防灾相关读物应市
地震发生后, 出版界立即启动地震读物的出版进程。5月13日, 青海人民 (民族) 出版社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马上着手策划编辑出版地震科普知识读物工作。目前, 《地震奥秘》、《地震预防与应急知识读本》 (汉、藏文对照) 两本地震知识科普照读物已经送印刷厂开印。5月22日,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宣布, 该社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地震伤残的康复与护理》一书正式问世。
“地震明显已经‘震’出个地震读物市场。”二渠道书商郑厚智告诉大家, “我周围很多朋友的新书都有地震方面的书或者带光盘的读物在做。我们有一本图说版本的书也在编写中, 结构定好了。
3.4 买小宠物找心理安慰
有专家指出, 动物能否预测地震目前尚无定论。北京市地震局宣教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些小动物在地震来临前有异常行动是可能的, 但这并不能作为地震是否会来临的判断标准。而据《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记载, 有地震反应的动物有鼠、狗、鱼、鸡等24种。但动物的异常反应是否真的能预测地震,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论。测地震,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3.5 花钱买保险求有保障
地震灾害让人们比以往更关注自己以及家人、朋友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许多人的保险意识在震后觉醒。以震灾发生作为假设的保险产品成为眼下保险经纪人操作的重要手段。名为“多宝通”的险种, “只要一次性投保100元, 以后如果发生意外, 最多可获得10万元的理赔。意外伤害包括在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的伤害, 不过核武器伤害除外。”“灾情至今, 共接到意外伤害、健康、人寿保险理赔报案103人, 预计赔款总额568万元, 已付赔款总额24.8万元, 并发起‘紧急寻找客户和员工行动’”。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在售的个人意外险都有针对地震方面的理赔, 现在购买意外险的人挺多, 尤其是汶川地震发生后, 咨询意外险的人特别多。”地震后, 保险公司很快就对灾区人身保险进行理赔, 而财产受损的理赔现在则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话题。
凡事均有两面性, 地震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灾害, 但它给了人民更多的警示。除了增强人民的安全意识外, 也给经济规范化发展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摘要：消费文化是一种较新的消费观念, 5.12后灾区特别是绵阳地区居民消费心理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本文试图对这种变化进行初步探讨和形成应有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震后,消费心理,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洪.中国国情[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 陈放.理性的浪漫[M].海天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