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视角

2024-06-29

居民消费视角(精选10篇)

居民消费视角 篇1

一、引言

旅游消费在全球发展很快, 已成为各国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 国内生产总值日益增加, 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越来越高, 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休闲方式,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一直遵循“适度超前”的原则, 立足于开发国内旅游市场, 在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国内旅游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国内旅游逐渐在中国的旅游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旅游产业也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旅游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4年的2.189%上升为2004年的3.45%, 说明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拉动国内需求的新机遇。在中国的旅游消费中, 主要消费群体为城镇居民, 研究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状况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模型建立

本文主要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国内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情况进行分析和预测。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一种经济预测方法, 即把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和概率统计等相关理论知识结合起来, 用以发现和总结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数学规律, 预测未来的发展情况和进行政策规划。计量经济模型就是应用计量经济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 对于单一方程, 最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这里:Y是因变量;X1, X2, ……是自变量;a0, a1, ……是相应的经济计量参数。

本文结合中国1995—2011年的实际旅游消费情况, 试图建立一个回归模型来探讨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 样本期选取1995—2011年,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版。

如果用Y表示人均旅游消费, X1、X2分别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a为常数, b、c表示回归系数, μ为扰动项, 我们可以假设一般模型为:

由下页表1可以看出:2003年的人均旅游消费明显低于2002年, 这主要是由于2003年的“非典”使人们减少了外出旅游的机会。因此, 为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先剔除2003年和2004年的数据, 将1995—2011年国内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 主要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和OLS方法, 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 (见下页表1、图1) :

从下页表1和图1可知, 在置信度为99%时R2=0.846425, 调整后的R2=0.820829, 这说明模型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尚可。同时, t值也通过检验, 国内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三、关于模型的经济解释及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人均旅游消费与价格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当价格上升或者下降时, 人均旅游消费会相应地减少或者增加。而国内城镇居民的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人均旅游消费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

从式 (3) 中我们看出, 国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元, 其中近1.97%部分用于消费。由此看出,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元, 一般会有2%左右的部分用于旅游消费。这说明中国城镇居民还没有将旅游消费看作是日常消费的固定组成部分, 旅游消费倾向不明显。

因此, 为了刺激国内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和培养他们的旅游消费观念, 旅游管理部门可以适当地降低旅游景点门票的价格, 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带动周边旅游产品的消费, 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刺激旅游消费。

例如, 2012年及近几年, 南京市相继取消各大旅游景点的门票, 同时大力打造周边的文化旅游配套产品设施, 使旅游收入大大增加, 刺激了景点的消费, 这点值得学习借鉴。

应用此模型分析国内城镇居民的消费问题, 可以分析各种因素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为规划旅游未来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还可以对未来的消费进行预测, 但在使用时要注意结合模型和旅游消费本身的特性, 因为中国国内旅游兴起是在近几年的事情, 所以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 又由于模型本身是动态的, 所以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内影响它的主要因素不一定是相同的, 因此该模型只能有效地预测近几年情况, 如果预测更长时期的数据, 应该选取距预测值相近几年的数据重新建模。

参考文献

[1]许春晓.中国旅游消费研究进展及其主攻方向[J].经济问题探索, 1999, (2) .

[2]李云鹏.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国内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6) .

[3]谷慧敏, 伍春来.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演变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J].旅游学刊, 2003, (2) .

[4]颜绍梅.中国旅游消费的特征与促成机制[J].云南社会科学, 2001, (S1) .

[5]尹世杰.中国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J].南方经济, 2003, (4) .

美国居民消费现状 篇2

一、美国居民处处节约,精打细算

迈阿密、芝加哥和德美因等各个城市里一到中午,快餐馆里人头济济,要排十个人的队,因为没有税,没有小费,而正宗的餐馆里客人稀少,因为除了餐费,还要加税,付小费。我们在芝加哥Willi's大厦附近发现一家匹萨店内人较少,不用排队,心想匹萨不会太贵,就要了2小块匹萨,加一小碟蔬菜色拉,账单显示是15美元。所以很多在大厦内上班的白领中午均自己带三明治或汉堡,躲在大楼附近广场的角落里吃。在市中心以外,美国人一般在Subway 这样的小店内吃午饭。我们进去要了一个全麦的长面包,服务员把它中间剖开,然后根据我们要求放入三明治色拉,土豆色拉,火鸡肉片,青椒,洋葱,西红柿,杂蔬菜,黄瓜片,腌黄瓜,再把面包一切两,每人大约有4号打印纸横的那么长的一个面包卷,不要饮料,总价是4.9美元。过几天我们又在一家汉堡店门口看到广告是2个汉堡王5美元。就进去排队,大约有20多人,轮到我们,服务员问2个汉堡王还要可乐吗?那天中午32度很热,我就说要2大杯。他记下我的名字,然后给了两个空的大纸杯。我看别人自己把可乐放满后等气泡走了再加,一直加到饮料满为止,就一样操作,然后服务员叫我去拿汉堡王。一共10美元,无税。2杯可乐要5美元,而在超市里最大号的一瓶可乐,仅卖2.16美元。企业因为没有税,没小费,就靠这个赚钱。美国普通居民目前每月税前收入就1000-2000美元,所以一般人均很节约。如在德梅因,公交车车费是1.75美元,一天来回就3.5美元。一周17.5美元,一月70美元。在外吃工作午餐5美元/天,一月100美元。租一室一厅或二室一厅,要500-600美元/月,加上通讯费,一月就700-800美元了。你还要在家吃早饭和晚饭,以及其它各种开支。所以很多人精打细算。因为大部分商店营业员,公交车驾驶员等,他们均无法得到服务的小费。

美国很多居民买东西,手里都拿着打折广告,对照广告买便宜货。此外商场和超市到处发息券(coupon),鼓励人们买东西拿回扣。买一送一(buy one take one)非常流行,甚至买一送三(buy one take three),如维它命店内的CQ10,一种保护心脏的辅助保健品。美国人还喜欢开车去大卖场(Costco)购物,卖场门口有警卫检查顾客的会员卡,只有美国居民才有这种卡。一个美国朋友带我们进去,里面人头济济,但不拥挤。相比超市里人烟稀少,这可说是奇迹。但卖场一律收现金,怕美国人信用透支。一般家庭买200美元吃一周。商场和超市为了吸引顾客,就大量贴商品打折招牌,如40% Off, 就是打4折,卖现价的6成,save 1.75$,就是节约1.75美元,真正的价格是原价4美元,现价2.25美元,不能搞错。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国庆节,德美因的迪亚大超市,相当于Outlet,卖首饰60%Off,再10%Off,再25%Off,1000美元的4克拉的水晶项链,就卖270美元,但柜台上没有人问津。

二、美国物价比过去涨幅不小,普通超市人不多

美国的超市分档次,如芝加哥华丽一英里附近高档的意大利EATALY,德美因中档的Dahl's,中低档的Wal-mart,Walgreen,低档的Aldi,以及最受欢迎的大卖场Costco等。我们在各种超市均有购物,发现超市里人不多,大家对价格很敏感。

美国的水果相对还便宜,过去香蕉0.37美元/公斤,现在涨到最低的超市也要0.59/磅,一磅等于453克,相当1.32美元/公斤,约8元人民币/公斤。车厘子2.45美元/磅,大卖场里7.99美元4磅,约1.8公斤,2.22美元/斤,即13.85元/斤。同样在大卖场,草莓6.99美元4磅,蓝莓6.99美元4磅。橙汁3.75美元1.75升。

基本食品大卖场里两个全麦长面包3.99美元,1.81公斤。牛奶一般3.09美元—3.99美元1加仑,即3.75升。超市里最便宜的白面包1.19美元900克。奶酪(cheese)1.15美元22片。冰淇淋1.64美元1.65升。3.99美元1加仑。猪蹄1.69美元/磅,猪肉1.88美元/磅,牛肉2.45美元/磅。美国政府为稳定人心,民以食为天,所以从世界各国进口食品,价格低廉,这值得中国学习。任何企业均不能在食品上获取暴利。

但美国的蔬菜远比中国贵。西芹1.29美元/根,约8元,上海只要2元。卷心菜0.79美元/磅,一棵2.87美元,约17.9元,上海2元。洋葱0.69美元/磅,一根0.99美元,约6.23元,上海1元。大卖场里红壳鸡蛋6.79美元24个,约62.74元。超市里白壳鸡蛋1.59美元10个,约9.92元。土豆3.69美元5磅,上海1.5元/斤。胡萝卜0.99美元/磅。3根黄瓜3.59美元,一根要1.2美元,即7.48元,上海0.6元/根。

三、美国房价大幅上升,但失业者到处可见

美国为了提升经济,可能推迟加息时间,同时让美元保持弱势。所以近期美元兑主要货币全面下跌,兑欧元急跌至1.37,迫使欧洲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措施。美元指数最近跌到79.79。美国劳工部7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8.8万人,远超预期,6月份失业率6.1%,创2008年9月来的新低。但在芝加哥的马路上、地铁里、商场门口,到处都能见到黑人乞丐,坐在地上,身前一块字牌“我饿,请给些零钱”。在市中心Downtown,见到一个斯文的白种中年人,举牌写着“我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失业,请您帮忙”。我朋友的舅舅,欧洲拿的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待了10年,现在50岁也失业了,心情不好。美国6月28日这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小幅增加0.2万人至31.5万人。

美国的房价经过金融危机后,独栋别墅从均价10万美元,很快攀升到2014年5月的均价31.92万美元,(见表一)由于上升过快,(见图三)所以有钱的拥有多套房屋的家庭均大量抛盘,各处均可以见到卖出(For Sale)的标记。另外由于租金上升到高位,出租房(For Lease)也大量增加,每条街上均能见到。一般走10分钟路,两边至少能见到10处房屋出租或出售。(见图四)说明美国经济仍不景气。我们住的Apartment 租金1000美元/月,3室2厅2卫,160平方米。朋友自住外,还招租一人。我们居住的大楼不远,就是习主席访问爱阿华州州长的官邸。

居民消费视角 篇3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农业是河南省水资源的消费大户, 占总用水的比重较高, 且河南人口数目过大, 每年稳步上升, 水资源缺乏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种情况给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 气候干旱, 是全国最缺水的省份之一,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该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人口增加、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生态环境建设规模扩大, 甘肃省需水量必然持续增加, 缺水矛盾将更加突出。虚拟水视角下的消费模式分析是可持续性消费研究的重点问题[5,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 可持续性消费比可持续性生产更重要。可持续性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实现消费的“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 是可持续性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和甘肃省居民消费的虚拟水量核算, 比较了中部河南省、西部甘肃省城市居民虚拟水的消费特征差异, 分析了地区间消费模式差别对实现可持续消费的影响。

1 研究区水资源概况比较

1.1 河南省水资源现状

2010年, 河南省水资源总量为413.71亿m3, 人均、亩均水量仅有400m3左右,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和1/6,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5, 属于严重缺水省份, 且时空分布不均匀。随着河南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增多, “三废”日益增加, 水环境日趋恶化;加之河川径流量减少、河流稀释能力降低, 水资源污染日趋严重, 水质恶化, 废水大量增加。河南省水资源匮乏, 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1.2 甘肃省水资源现状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 气候干旱, 是全国最缺水的省份之一, 水资源短缺也成为制约该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省每年自产水资源约286亿t, 仅占全国总量的1.06%, 居全国第二十七位;人均占有水资源1149m3,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 居全国第二十二位;耕地亩均占有量为394t, 不及全国水平的1/3。

2 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计算方法

本文主要分析城乡居民饮食方面虚拟水消费量, 故仅介绍农作物产品和动物产品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

单一农作物产品虚拟水含量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 SWD[n, c]表示n区域c作物的虚拟水含量 (m3/t) ;CWR[n, c]为该区域c作物的需水量 (m3/hm2) , 对农作物用水量进行计算时, 作物生产需水是指作物生长发育期间通过蒸发蒸腾所消耗的水量;[n, c]CY[n, c]为该区域c作物的产量 (t/hm2) 。需水量CWR根据农作物累积蒸发蒸腾水量ETC来计算, 采用下式计算:

式中, KC表示农作物系数, 主要反映农作物本身生物学特性、产量水平、土壤、栽培条件等对需水量的影响, 是计算农作物需水量的重要参数;ETO表示参考作物蒸发蒸腾水量, 是在忽略作物类型、作物发育和管理措施等对作物需水影响的基础上计算一个假想的作物参考面的需水量, 通常使用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推荐的彭曼公式计算:

式中, Rn为作物表面的净辐射量 (MJ/m2) ;G为土壤热流量 (MJ/m2) ;T为平均气温 (e) ;U2为离地面2m高处的风速 (m/s) ;ea为饱和水汽压 (kPa) ;ed为实际水汽压 (kpa) ;Δ为蒸汽压力曲线斜率 (kPa/℃) ;γ为干湿度常量 (kPa/℃) 。

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计算方法: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被定义为动物存活整个生命周期所消耗的水资源量, 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主要依赖于动物类型、饲养结构和动物成长的自然环境, 包括饲料所含的虚拟水、动物饮用水、饲舍清洁等耗水。饲料消费中的虚拟水包括饲料作物中所包含的虚拟水和混合饲料作物所需的实体水, 饲料作物虚拟水含量按照不同饲料作物的构成比例 (重量) 进行加权计算, 饲料作物的虚拟水含量采用标准彭曼公式计算。详细的计算方法不再赘述[5,6,7,8]。

2.2 数据来源

为了方便比较, 单位产品虚拟水含量参考联合国粮农组织FAOSTAT数据库中有关我国农作物和动物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数据 (表1) 。2006—2012年河南省、甘肃省城乡居民食品消费量、城乡人口总数来源于2007—2013年《河南统计年鉴》和《甘肃省统计年鉴》[9,10]。

3 虚拟水计算与分析

3.1 河南省不同收入阶层虚拟水消费量计算

从《河南省统计年鉴》上获取城市不同收入阶层食品消费量, 并按上述虚拟水消费量的算法计算出城市居民各收入阶层的虚拟水消费量 (表2) 。

3.2 甘肃省不同收入阶层虚拟水消费量计算

从《甘肃省统计年鉴》上获取城市不同收入阶层食品消费量, 并按上述虚拟水消费量的算法计算出城市居民各收入阶层的虚拟水消费量 (表3) 。

3.3 河南省与甘肃省城市居民虚拟水量比较

2006—2012年, 河南省城市居民的城市虚拟水消费量基本稳定, 反映出7年间城市消费水平变化不大, 城市各收入阶层居民虚拟水消费量略有波动, 但整体保持不变, 且收入越高虚拟水消费量越大 (图1) ;变化最大的是较低收入群体, 7年间虚拟水消费量增加了120m3。甘肃省各收入群体虚拟水消费量表现出整体性上升, 7年中各收入群体的虚拟水量增长速度较快, 除高收入组群虚拟水消费增长量较小 (68m3) 外, 其他收入组群的增长量都超过了100m3, 其中最低收入群体的增长量最大为151m3 (图2) 。从河南省、甘肃省7年各收入组群虚拟水消费量整体特征可见, 收入越高的群体, 虚拟水消费越高;低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较快, 表现出以较快的速度追赶着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模式。

3.4 虚拟水消费多样性比较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近年来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各种研究中显示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存在类质同像的现象, 因此多样性可用于消费结构与水资源利用 (虚拟水消费量) 之间关系的研究[11,12]。消费结构多样性指数是以不同消费类别虚拟水的比例作为测算消费结构与水资源利用效率 (虚拟水消费量) 之间关系的指标。对给定的消费结构而言, 若多样性越高, 则各消费类别的虚拟水分配越接近相等, 消费的多样性指数反映了消费水平的高低。本文采用Shannon-Wiener公式来计算虚拟水消费多样性指数, 计算公式为:H=-Σi[pilnpi]。式中, H为虚拟水消费多样性;pi为各消费类别虚拟水的比例。其中, 消费类别包括粮食、食用植物油、蔬菜、瓜果、猪肉、牛肉、羊肉、家禽、蛋类、鱼虾、酒类等。从表4、表5河南省、甘肃省各收入组群的虚拟水消费多样性指数可见, 总体表现为虚拟水消费多样性随收入提高而变大, 且各年逐渐增长;河南省虚拟水消费多样性集中分布于2.0附近, 而甘肃省集中分布在2.2附近 (图3、图4) 。依据多样性理论, 多样性越高各类消费品所占虚拟水量越平均, 可推断甘肃省各收入组群虚拟水消费量分布更加平均。

3.5 虚拟水视角下的可持续消费模式

消费商品也是在满足人的需要过程中的自然耗损、损耗或消耗, 满足人们的机体功能性。一方面, 作为消费客体或消费对象的商品就源于大自然, 同时人类的消费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13]。无论是人们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消费关系和社会关系, 还是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文化和消费习惯, 都离不开利用自然资源作为原材料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以及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或环境服务, 即受到资源性供给约束和生态环境禀赋约束的影响。尤其是消费所具有的生态学和经济学本质属性, 使其成为嫁接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接点。

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家庭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 由于收入水平差异导致了消费取向的不同, 越是富有的人们消费占用资源、能量更多的消费品, 虚拟水消费量更大, 那么可以认为收入差异引起的部分群体消费上的优势, 也引起了群体消费自然资源的优势, 群体对资源的“消费优势”减少了收入较低群体利用自然资源的机会, 可以看作是收入群体间的掠夺现象。这里通过比较各收入群与全省平均收入水平群体的虚拟水消费量差异来说明群体间的掠夺现象。表6是对掠夺现象比较后的结果合计。从表6可见, 河南省7年间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的结果为负值, 其余各年为正值;而甘肃省只有在2006年、2007年的合计结果为负值, 其余为正值。合计值为负, 表明各收入群体与全省平均收入水平的群体比较后的虚拟水消费掠夺 (比较值为负) 与虚拟水消费盈余 (比较值为正) 抵消后, 仍存在过度的虚拟水消费, 也就是说即使收入高的群体通过调整其消费模式, 减少虚拟水消费量也不能“抵消”低收入群体虚拟水消费的“差距”;反之, 如果为正, 则表明可通过调整消费模式, 降低虚拟水消费和消费的环境影响, 趋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通过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调整, 逐步趋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目标。而对河南省、甘肃省两省间的“抵消”作用, 可认为是区域间的调整, 逐步趋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目标。从表6的分析结果看, 2009年之后两省的合计值为正值, 表明存在着通过调整消费模式, 实现趋向可持续性消费的空间与潜力, 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 调整的空间与潜力都将继续扩大。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计算与比较中部河南省、西部甘肃省典型地区2006—2012年城镇各收入群体虚拟水消费量, 分析了省区间虚拟水消费的特征与差异性, 并通过收入群组的虚拟水消费多样性指数与虚拟消费掠夺现象分析, 初步揭示了通过调整消费模式, 实施地区内部与区域间虚拟水战略, 实现趋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的空间与潜力。

社会取向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完全是发展成功的结果, 它已使数十亿人民过上更加安全富裕的生活, 这种生活是前几代人难以想象的。然而, 这些成就的分布并不均衡。世界上有无数这样的穷人, 他们直接和间接使用的水更少, 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更离不开水资源, 但是在发生水危机时, 穷人首当其冲遭到最严酷的打击[14]。消费活动的差异在穷人、富人之间最为明显。消费活动首先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下进行的, 是一种联结经济与文化的社会活动, 而且也是社会系统内社会交换关系互动的结果。

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消费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两个重要课题,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 可持续性消费比可持续性生产更重要。可持续性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15]。实现消费的“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 是可持续性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讲, 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 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 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 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毫无疑问, 生态环境承载力一旦被突破, 消费当然就没有“可持续性”。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讲, 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公平和公正消费。可持续性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消费过度之间的一种折中调和, 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它体现了公平与公正原则, 即追求生活质量的权利对当代全球的每一个人和后代的每一个人应同等享有。任何人都不应由于自身的消费而危及他人的生存和消费 (即代内公平) , 当代人不应由于当代人的消费而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消费 (即代际公平) 。否则, 没有相对公平、相对公正消费的社会犹如一艘航行中倾斜的轮船, 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性消费必须是发展的, 因此消费停滞不是可持续性消费。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零增长”理论虽然看到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带来的危害, 但人类的出路不是“零增长”而是可持续发展。同样, 现有消费模式任其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重大危害, 但“零增长”绝不是可持续性消费的本意, 更不用说消费倒退了。因此, 可持续性消费对我们现有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反对过分节俭, 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性”, 又要反对奢侈消费, 特别是反对不加节制地只注重物质享受, 忽视生态环境制约和社会公正制约, 即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

摘要: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之一是水资源危机, 如何在迅速变革的世界中实现水资源安全迫在眉睫。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 使水资源更加紧张, 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各个地区有所不同。通过计算与比较中部河南省、西部甘肃省典型地区2006—2012年城镇各收入群体虚拟水消费量, 分析了地区间虚拟水消费的特征与差异性, 并通过收入群组的虚拟水消费多样性指数与虚拟消费掠夺现象分析, 初步揭示了通过调整消费模式, 实施地区内部与区域间虚拟水战略, 实现趋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的空间与潜力。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篇4

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内容包括城乡居民购买并用于日常生活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8大类,262个基本分类。

中国的CPI是如何编制的?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国家统计局负责编制,在全国按照统一的调查制度开展价格调查。目前参加全国数据汇总的调查市县约500个,调查网点包括超市、菜市场、百货商场、医院、旅行社等约5万个调查单位。

编制价格指数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是根据全国城乡近13万户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资料、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确定。

中国的CPI编制方法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基本一致,用链式拉式公式计算,编制月环比、月同比以及定基价格指数。按照定人、定时、定点原则直接派人采集价格。对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价格变动频繁的鲜活商品,至少每5天采集一次价格,一般性商品和服务项目每月采集2~3次价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哪些作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价格总水平监控的重要指标。

一是反映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程度,是制定货币政策、价格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是用于国民经济核算。在GDP核算中,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现价指数进行缩减。

三是用于指数化的调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常用于对工资、租金、利息或税收之类的货币流量进行调整,也可用于对某些货币资产及负债的资本价值进行调整。

四是用于实际消费和收入的计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用来缩减按现价计算的支出或货币收入,以衡量实际消费和实际收入情况,还用于计算住户消费支出的购买力平价。

居民消费视角 篇5

幸福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给出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该公式说明, 幸福程度与效用成正比, 与欲望成反比。效用一定, 欲望越小, 或欲望一定, 效用越大, 人们感到越幸福。因此,幸福取决于效用与欲望的相对大小,获取幸福的途径有两条:增加效用或减少欲望。经济学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高,但是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试图研究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如结婚与否、是否是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注重提升人民幸福感受。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那么,从消费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消费才是幸福的消费?立足于幸福的消费初衷,居民消费时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家电为例,从幸福的视角分析安徽省居民的消费情况,以期更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完善居民消费模式,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

1 实证分析

1.1 研究对象及过程

1.1.1 调查对象

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区随机抽取了479户城乡居民进行调查,并对典型个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完成有效问卷343份、访谈记录15份。本次调查中,男性占总样本的56.3%,女性占43.7%。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26人,占7.6%;20至30岁的有111人,占32.4%,所占比重最大;30至40岁的有62人,占18.1%;40至50岁的有92人,占26.8%;50岁以上的有52人,占15.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其以下的占17.6%,初中及高中的占49.4%,大专及其以上占33.3%。家庭人口为有3~6人占到85%以上;家庭年收入为100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12.4%,10, 000至50, 000元的占71.2%,50, 000至80, 000元的占9.4%,80, 000元以上的占7.0%。

1.1.2 调查过程

根据幸福经济学理论和居民消费理论设计了“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调查问卷,其内容包括家庭信息、消费现状、消费心理及消费预测等多个方面。经过培训,2010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调查团队深入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调查过程中,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当场发放问卷由居民自己填答并及时回收,对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由调查人员逐一口述每个项目及选项,被试做出口头选择后,再由调查人员帮助填写答案,最后利用SPSS11.0对34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 研究结果

1.2.1 幸福消费理念分析

根据幸福方程式,当效用和欲望的比例达到最优时,个人幸福感达到最大。对众多居民来说,适度消费是适当、合理的消费, 其消费数量和质量通常能达到个人欲望和实际购买力的平衡,消费行为带来的效用和个人被满足的欲望形成的比例在此平衡上容易达到最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适度消费能给居民带来最大化的效用,即最大化的幸福感。在对消费理念的调查中,选择适度消费、保守消费、超前消费的被试分别占78.1%、19.3%、2.6%。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偏好受传统理念和客观经济水平的影响,无法接受超前消费,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反对滞后消费。居民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形成了适度消费的偏好,认为其最符合自己家庭消费的实际,也最能满足自身消费欲望,达到了客观实际情况下的最大效用。

1.2.2 幸福消费动机分析

1) 内部诱导因素分析

(1)物质基础动机

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来说,相同消费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因而消费产生的幸福感也会不同。以购买促销产品为例,居民对待促销产品的态度不一。图1所示,居民对促销产品需求量上,中等收入水平的较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较小,其中高收入的需求量最小,基本无需求。一般而言,促销产品能使居民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实现效用最大化,获得较强幸福感,因此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愿意购买促销产品,且需求量较大。而对于低收入的居民来说,促销产品不一定是必需品,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可能无力购买;对高收入的居民来说,购买促销产品所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这部分居民对产品的外观、档次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可能会放弃对促销产品的购买。

(2)情感需要动机

消费行为由居民的物质基础动机和情感需要动机共同促成。居民的情感需要因人而异,产品能否满足差异化的个人情感需要,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如图2所示,在购置家电的幸福感来源的问题上,认为幸福感来源于使用需要满足的居民占67.8%,家电质量、服务好的占16.7%,和谐家庭氛围的占13.7%,获得同事友人赞扬羡慕的占1.8%。数据表明,只有满足居民差异化的情感需要才能使其产生最满意的幸福感。

(3)特殊需要动机

居民消费过程中除了考虑物质基础与情感需要外,有时还追求某些特殊的需要。攀比和炫耀消费动机作为较为常见的特殊需要动机,通常是为了保持相较于外界的优越感。对少部分居民而言,能满足其攀比和炫耀的心理会使他们获得较大的心理满足。

攀比和炫耀心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图3所示,选择较小和非常小的分别占34.7%和20.7%,而选择非常大和较大的仅占2.9%和11.7%。这说明绝大多数居民是理性人,宁愿退而求其次也不愿消费超出自己能力承受范围的产品。但对于少部分居民来说,奢侈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地位象征。由于职业需要、工作环境影响或其他原因,他们认为必须消费一部分高端或奢侈品来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对他们来说消费奢侈品会产生更大效用,别人的赞誉比实用品更能带来幸福感。

2)外部刺激因素分析

(1)产品本身的影响

消费行为决策主要根据产品自身的特征。家电等耐用品具有单位价值高、购买频率低、使用时间长等特点,因此居民消费时会衡量产品能否最大化满足自身需求。表1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受价格、品牌、质量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选择价格、品牌、质量、售后服务影响大的居民所占比例都超过50%,其中认为质量影响大的占85.9%,而广告和促销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说明了居民最看重产品的质量,其次品牌、售后服务、价格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是受产品整体影响的结果,不局限于产品的某一特征,综合满意才能最大限度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2)相关群体分析

人们通常会根据心理距离远近将周围的群体从影响最大到最小依次分类,然后选取影响最大群体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期望达到的人为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表2数据显示,在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群体中,家人占73.6%,亲戚占8.7%,朋友、同事、同学分别占7.8%、3.6%、1.5%,另外有钱人、明星、专家等相关群体共占2.1%。可见人们消费时通常参照与自己心理距离最近的家人亲友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接近的群体习惯做出决策,此类消费评估的结果多为积极的幸福体验,有利于消费幸福感的增加。

(3)优惠政策影响

当居民产生消费欲望时,如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作为外部刺激,居民通常容易迅速做出消费决定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目前国家为刺激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实施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研究发现虽然这些政策会影响消费,但是居民普遍认为其具体实施效果一般。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态度上,34.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49.7%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在对“以旧换新”政策的态度上,31.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51.0%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居民希望政策能给自己的消费带来优惠,从而获得额外的幸福附加值。但实际上政策带来的满足度较低,政府需要更贴近实际地为居民考虑,从多方面权衡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切实满足居民的消费欲望。

1.2.3 追求幸福消费的顾虑

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幸福消费的目标不能最大限度满足自身欲望时,居民通常会退而求其次来规避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居民产生顾虑,从而在消费过程中限制或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幸福感。表2数据说明,居民在购买家电产品中的确存在一些顾虑因素,而最为主要的是家电产品的自身问题,其比例占总比重的38.9%。担心市场价格降低和家电政策变化为第二和第三大影响因素。同时调查也发现仍有部分居民存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顾虑。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居民消除这些顾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

2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安徽省343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及相应建议:

2.1 适度消费为主,适当鼓励超前消费。

适度消费是中国目前的主流消费理念,它倡导过一种理性的、合宜的物质生活,人们在这种消费方式下能获得欲望的满足与消费的平衡。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中国需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适当鼓励超前消费,制定相应政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使中国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2.2 消费需求多样,多层次开发产品才能满足居民幸福消费的不同需要。

幸福感受内部诱导因素与外部刺激因素的影响。由于物质基础、情感需要、相关群体等方面的差异,居民对幸福消费的目标定位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需要,只有针对居民不同需要开发不同层次的产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2.3 政府应改善客观消费环境,深入贯彻并适时调整优惠政策,增加居民消费的幸福附加值。

社会保障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大环境问题会遏制居民消费欲望,影响居民的幸福程度,政府应采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对产品的监督等措施,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调整从而造福于民。对于优惠于民的政策要贴近实际、适时调整,以适应人们时刻变化的需要。

摘要:消费的本质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给人一种幸福美满的感受。本研究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 从幸福度视角研究居民的消费行为, 分析居民的消费理念、消费动机以及消费顾虑等内容,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幸福,居民,消费行为,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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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学金.幸福和幸福经济学[J].江西社会科学, 2007 (3) :8-12.

居民消费视角 篇6

一、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情况概述

1978年以来,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显著提高。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较1978年增长20.49倍。

与全国相比,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绝对值看, 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低于全国976.77元;从增长速度看。1978~2008年,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10.59%, 低于全国同期增速1.6个百分点。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 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发生了较大变化, 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食品支出比重下降, 膳食质量提高;二是衣着消费成衣化、时装化趋势明显;三是居住支出增加, 住房质量提高;四是家庭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五是服务性消费比重有所增加。

2.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于城镇, 且存在地区差距。

一是与全疆平均水平相比, 农村居民消费增速缓慢。1978~2008年, 新疆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72%, 比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低3.95个百分点。由于消费增速缓慢, 新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量差距日益扩大。197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65亿元, 占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4.08%;200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7.60亿元, 仅占全疆的14.39%, 比1978年下降29.69个百分点。二是各地区间的农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昌吉州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569.15元, 和田地区则为1455.60元, 两者之比为3.14∶1, 而1990年两者之比仅为1.68:1。

二、影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 农民增收的有效空间不足。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 如消费习惯、预期等, 但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本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消费函数理论, 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C与其人均纯收入Y之间关系的模型为:

根据1980-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 得出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方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 在1980-2008年时段内,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动1%, 人均消费支出就相应正向变动0.574%。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74。这个数值说明要拉动新疆农村消费市场, 最主要的手段必然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受以下两方面因素限制, 新疆农村居民的增收空间有限。

(1) 非农产业对新疆增收贡献率偏低。2008年, 在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67.88%、工资性收入占12.07%;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38.32%、工资性收入占38.94%。由此可见, 目前农牧业收入仍然是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2008年, 新疆城镇化率为39.64%, 同期全国为45.68%。由于城镇发展整体化水平不高, 导致城市辐射能力不足, 城镇带动能力有限, 严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在“打工经济”已成为各地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 2008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仅为422.82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430.91元, 相当于浙江 (4587.44元) 的9.22%, 江苏 (3895.5元) 的10.85%, 广东 (3684.47元) 的11.48%, 山东 (2263.46元) 的18.68%, 重庆 (1764.64元) 的23.96%, 河南 (1499.93元) 的28.19%。

2. 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缓慢。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离不开具体的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的完善程度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决策, 限制着消费数量的增加, 阻碍着消费质量的提高。

目前, 新疆农村消费市场中, 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供给结构不合理。生产和销售企业对农村市场缺乏深入的调查了解, 严重缺乏为农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 没有对农村这个大市场引起足够重视, 工业品开发长期以城市市场为中心, 多数商品的品种、功能、价格不能适应农民的消费需求, 缺乏刺激农民消费热情的动力;商业硬件落后。目前农村市场硬件方面存在着布局不合理、规模偏小、设施简陋、配套不全等问题, 有的只好以路为市、以棚为市。一些商品的购买需要进县城, 既麻烦又增加购买成本,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在软件上, 郊区农村一些消费性产业尚未兴起, 专业特色市场或批发市场相对缺乏, 中介机构和组织不完善, 中介人才缺乏。消费软、硬环境不佳, 也影响消费愿望的实现;经营主体不适应。一些城市郊区原有国有和集体的商业、供销、物资等农村销售网络明显萎缩, 不能发挥主渠道作用。个体工商户虽然活跃, 但在运输、经营、仓储设施等方面局限性较大。

3. 农村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制约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影响, 长期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在公共财政的分配体制上, 重点关注城市和市民, 忽视农村和农民, 造成城乡社会资源占有差距扩大。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 新疆农村社会发展情况良好, 但整体发展情况仍相对滞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对新疆农村全面小康18项指标的监测结果表明:2005年, 新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度为7.8%,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20.4个百分点, 比东部发达省区总体水平低39.8个百分点, 比中部低16.8个百分点, 在全国仅排名第26名。总体来看, 新疆农村全面小康的进程比全国滞后近5年左右。至2008年, 全疆仍有近20%的村没有通自来水;10%的村没有通电话;2%的村没有通电;1%的村没有通汽车。

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直接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1.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新疆农村居民收入。

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和消费支出是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居民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是决定消费者拥有较大购买力的先决条件, 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力。因此, 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必要条件。增加新疆居民收入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 增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 完善财政支农体系。新疆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 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同时, 针对新疆农业生产风险较大的情况, 继续完善农业生产补贴体系, 逐步扩大农业补贴范围, 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并建立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税收制度。

(2)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一方面, 国家应通过农产品补贴政策, 引导农户改变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 努力实现农产品品种多元化, 并努力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 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地区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是造成农产品销售难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没有特色也就没有优势。因此, 在调整结构中, 应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 按照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建设集中连片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从而在整体上增强新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拓宽农村居民非农产业的收入来源。新疆农村居民非农产品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主要为农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在这方面, 政府应大力支持农民家庭发展非农产业, 逐渐增大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

在这方面, 应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非农转移, 不断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体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实行“订单”培训, 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新型劳动者;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岗位的方式, 进一步拓展援助性就业岗位;完善农村就业制度, 为农民创造平等竞争的劳动就业机会。对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各类企业,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及财政奖励。

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继续开拓农村市场。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对农村市场的开拓;三是重视发挥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努力形成城乡消费品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3. 继续完善消费环境、合理引导消费。

应严厉打击各种消费欺诈行为,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规范市场行为, 并制定尽量细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具可操作性, 为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提供法律保证。在此基础上, 应积极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消费新理念:第一, 应大力对合理消费观念的宣传, 改变传统消费观念, 使人们树立“生产是为了消费, 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消费观念;第二, 加强对各类商品使用功能知识的教育, 让消费者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消费品知识, 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第三, 要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 通过消费实践来引导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更新。

4. 强化信贷消费, 配套信贷消费法律法规。

首先, 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鼓励开展信贷消费, 同时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 加快信用立法,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规范和鼓励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发展。其次, 政府及金融等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 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由于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经济状况等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农村特点的信用体系, 逐步扩大住房消费信贷规模, 增加品种, 拓宽消费信贷领域, 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 使更多的农民能接受信贷消费方式。

5. 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经济预期与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 要改善经济预期, 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农民的安全感, 从而降低其预防性储蓄, 激发农民的即期消费欲望。为此, 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比例, 减轻农村居民生病就医的经济负担。二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使农村居民老有所养, 解决后顾之忧。三是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而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在自我保障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会统筹的比例, 使得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 并设计向贫困人口倾斜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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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视角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年~2007年GDP年均增长9.8%,近十年(1998年~2007年,下同)更是保持11.8%的年均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急剧扩大。2008年GDP总量已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经济蛋糕做大了,但国内居民享用的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其突出的特征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我国投资率由1998年的36.2%上升至2007年的42.3%,十年的平均投资率在40%以上,比世界平均投资率(20%左右)高出近2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则由59.6%下降到48.8%,十年平均消费率为56.6%,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8%左右)低20多个百分点。我国的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是主体,一般占最终消费的70%以上。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费持续走低造成的。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8年的76%下降到2007年的72.7%,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期政府消费由24%上升到27.3%;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200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为74.4%和25.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比1998年分别提高和下降11.3个百分点。由于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份依赖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近十年投资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40.9%,而消费的贡献率则由57.1%下降到39.4%,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而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往往造成产能过剩,产品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导致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还造成内需不足后,国内企业为寻找出路只能到海外市场寻求外需,从而导致出口压力增大,因此引起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外部风险加大;更为严重的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过低,不但使投资行为有可能偏离目标,即投资为了创造财富,最终为了消费,而且终将使投资行为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持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个结果应该是我们不愿看到和着力去避免形成的。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

二、消费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给我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消费品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目前的市场实现了商品供应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供应方式由单一落后向多样方便现代的重大变化,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并基本形成。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9210亿元,增长56倍,年平均增长15%。近十年消费品市场在前二十年飞速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基础上继续高速发展,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增长1.9倍,年平均增长10.3%。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持续扩大。

近十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量增长1.9倍,但城镇居民购买消费品的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使得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购买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70355亿元(市和县合计),比1998年增长2.9倍,而农村居民购买18855亿元(县以下),仅增长2.1倍,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则分别上升和下降了5.5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按人口计算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则更低。分地区看,2007年东部及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10个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9875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6%,而西部经济欠发达的12个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15728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7.6%。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距不断扩大

1.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对比。

居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排除其他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居民消费支出必然随着居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亦逐年得到增加。但由于主要受农村居民收入増长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使得原有的城乡消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高于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786元,比1998年增长1.54倍,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仅比1998年增长94.7%;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不同步,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不同步。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55元,比1998年增长了94.1%,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265元,仅比1998年增长88.7%。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仅绝对额相差较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的27.5%),而且从消费支出比例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呈不断扩大态势。近十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历年环比增长速度虽然大多数年份略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但均低于历年同期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逐年扩大,城乡消费水平对比项的比值虽起伏不大,但其消费的绝对值持续拉大。

2.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对比。

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只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一般而言,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平均消费倾向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1;消费倾向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因素所起作用大小差异极大。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前十余年间,我国商品供应短缺,居民也大多数处于低收入阶段,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高,若不适时地抑制消费,将会加剧商品供应短缺程度,而且也难以实现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进而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商品供应短缺时代已成为历史,国家实行的是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所以会逐渐出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那么我们实行消费战略转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而是尽可能使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放缓。应该说目前通过采取一些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对比

(1)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差距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由于各自所处消费环境、收入水平、消费观念及消费偏好不同,因而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目前偏向于满足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高质量生活的消费。

在我们选定的四类居民主要消费品中,近十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整体上虽逐年降低,但目前仍有近一半的消费支出用在了食品消费上面;而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和用及服务性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其比重变化的绝对差距起伏不大。

恩格尔系数指一定时期内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具有判断居民消费水平、判断居民生活富裕或贫穷水平的功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呈反比状态。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充分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从以生存为主的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的消费模式。其中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8年的44.7%下降到2007年的36.3%,依照我国目前实际,已由小康型逐步过渡到了富裕型。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虽然逐年有所下降,但一直高于城镇居民,2007年为43.1%,整体上虽达到小康标准,但其消费水平大体只是城镇居民十年前的水平。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农民生活改善速度有所加快。从表9的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绝对差距正逐年缩小,2007年绝对差距为6.8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水平。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的比重相对较高,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小康型消费结构特征。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而美国为13.7%;英国和德国为12.2%;法国、日本、韩国为20%左右。同期我国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为10.4%,而主要发达国家在3.7%~6.4%之间。我国农村居民的差距则更大。

(2)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对比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从消费质量上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上的差距。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主要以粮食和蔬菜为主,奶及制品消费量最少,主要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虽然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但从消费比上看,其消费数量明显少于农村居民,而城镇居民消费的奶及制品、猪牛羊肉、水产品和禽蛋及制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农村居民。这说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质量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其消费质量明显高于农村。

(3)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距明显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多少,也是衡量居民家庭富裕与贫穷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因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差异,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差距明显。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有代表性的12种耐用消费品进行对比。

2007年,在选取的12种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中,农村居民仅摩托车的拥有量高于城镇居民,其余11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摩托车拥有量较低主要还受使用方面的限制。除了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热水器、微波炉等),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外,近年来陆续走进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器、家用电脑、摄像机、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其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差距更为明显。这也同时说明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很大。

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居民消费行为是由居民消费意愿支配的,而消费意愿的形成不仅由居民收入决定,还同时受消费环境和相应消费模式的制约。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形成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还同时形成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除居民收入水平外,还有诸如基础与公共设施、消费倾向、消费内容、消费规模和环境等都有很大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后,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一是地区之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明显。2007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达2426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81元)的2.4倍,比同期人均消费水平最低的地区西藏(3215元)高出6.5倍。人均消费超过或接近万元的地区还有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人均消费不足5000元的地区还有贵州、甘肃、云南、江西、青海、广西和新疆。二是农村居民的地区人均消费差距比城镇居民的地区差距要大得多。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异系数达5.8(即高消费地区与低消费地区人均消费水平的比值,下同),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系数为3.3。三是不同地区居民的城乡消费差距也不尽相同。2007年全国居民的城乡消费差异系数为3.63,其中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地区是贵州省,其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系数高达5.1,其他差距较大的地区还有甘肃(4.47)、西藏(4.05)、广东(3.89)、新疆(3.87)和重庆(3.84);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小的地区是江苏省,其差异系数仅2.28,其他差距较小地区还有北京(2.29)、上海(2.31)、浙江(2.47)、天津(2.65)、福建(2.71)、海南(2.79)、黑龙江(2.79)和吉林(2.85)。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与消费潜力的初步定量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是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物质财富日渐丰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呈上升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整体上不容乐观;二是从居民消费角度考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还是从我国城乡和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进行比较,均存在很大差距。也就是说,我国目前扩大居民消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三是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消费倾向。以及消费环境等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亦呈明显的二元状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巨大并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潜力很大,但难度也很大;四是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影响,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其巨大的消费潜力有待挖掘。那么如何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尤其是如何提高农村居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和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换个角度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确实处于很低的水平,应该是到了“谷底”。如何做到触底上升呢?我以为必须抓住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时机,相应地快速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和均衡地提高,以便与世界接轨,快速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也使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得到协调统一和均衡地发展。

目前,许多有识人士纷纷在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敬言献策,其中不少“高见”被各级政府决策时采纳。我认为要扩大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充分挖掘目前的居民消费潜力,除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外,必须或主要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树立现代消费观和建立促进居民消费持续稳定提高(或增长)的长效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向入手,力争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转变消费观念,突破传统消费观的束缚,逐步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实现消费观念的现代化。

消费作为人类的一种生产、生活行为,潜在受制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等,而消费观念的形成又受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消费观的本质是对消费的认识问题,是对消费的科学、理性认知,是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出现的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固然有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许多居民在消费上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也不愿消费。这些也确实在制约着居民的消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问题的实质。我国持续的消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落后的消费观念。近年来我国在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实施上往往事倍功半,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消费观念尚未实现由传统的消费观念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消费观念转变,尚未形成现代消费观念,因此许多消费行为均受制于传统消费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把消费与浪费相混淆,把消费与奢侈腐化相联系,甚至把鼓励消费与提倡勤俭节约对立起来。这些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的转变有一个长期和渐变的过程。但这些传统观念对当前居民日常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有较大影响,进而制约着市场活力,导致消费不足和内需拉动不到位。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要大力宣传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形成居民稳定和健康的消费心理,积极去满足而不是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全社会形成鼓励消费的社会氛围,从而树立健康、积极和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在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和消费环境改善的基础上,提倡居民适应现代消费方式,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投入,加快改善和提高其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步伐。与此同时,由于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恢复居民的消费信心,保证居民较好的消费预期,所以在宏观政策取向上,要体现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人为地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如目前有些城市对某些商品限购、对汽车限行的做法值得探讨。有些措施看似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但实际上是在用行政办法抑制居民的正当需求,虽然短期内可能奏效,但它干扰了社会再生产的环节和流通规律,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且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需求,也是对居民消费权利的不尊重。如对汽车限行只能提倡,而不应当限制其上路和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2. 建立和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努力营造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宏观上讲,应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透过财政机制优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藏富于民”,让居民“有钱可花”,并在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统筹解决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居民“有钱敢花”,减轻或消除广大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针对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在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有针对性地、适时地加快制定和出台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措施,不断缩小它们的差距,加快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努力做到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与均衡地增长和提高。

(1)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特征。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要滞后于城镇居民10年~15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说明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巨大。而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则难度很大。因为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不可能赶上城镇居民,甚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加之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较差、消费观念陈旧等因素,在短期内要将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可谓“远水不解近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通过建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去逐步缩小这种差距,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差距。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将农村市场和农村居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要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特点,调整产品供应结构;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要加快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从宏观上和长远发展看,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目前应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要以此为支撑,使其成为扩大农村消费和农民致富的引擎,使得大多数农村居民不仅实现“城市梦”,还能实现“住房梦”和“创业梦”。这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举措,这样才能够在居民消费方面获得大的改善和飞跃。但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并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同步推进,而是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只能创造条件循序渐进。

(2)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步伐,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我国已进入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都进行了加速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工作,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后,才有可能避免社会矛盾加剧和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与生产增长不同步的问题。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第二层需求就是安全需求。即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总体上已经满足了生理需求,正停留在第二需求的门槛。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多项福利制度的改革,传统的由政府和企业“统包”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又不健全。所以由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导致目前居民未来预期支出大大增加,部分消费性资金转入了保障性资金。如2007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比1998年末增长2.3倍,既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又大大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储蓄大量增加对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即期消费影响较大,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步伐。所以只有加速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减轻居民预期支出压力,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程中。我认为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才有可能完成。首先要加快出台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等法律法规,并严格监察执法;企业要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家庭和个人也要依法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要引导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在社会救助、济贫帮困、慈善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当前最为急迫也是城乡居民最为关注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尤其是需要将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保体系,如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等。要全面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特困救助、临时救济、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体系的建设投资力度,并尽快放开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准入,使民间资本和外资尽快进入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领域。还要把启动消费与扩大就业相结合,使劳动者就业面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持续扩大等。以切实解决制约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刺激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3)密切关注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不同的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改革开放30年,使目前我国形成了主要的三大不同的收入和消费动态群体,从而也形成了三大群体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首先是高收入支持的“先导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人数较少,约占总人口的7%、城市人口的20%。是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富裕型、极富裕型的消费群体。这部分高收入的居民在目前我国的大众化消费供给对其已经过时,他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品化、个性化消费。所以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中,要充分注意其导向作用,积极引进或开发代表中国未来的消费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次是中等收入支持的“升级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70%,农村人口的20%。是以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和农村少数比较富裕的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讲求消费数量向讲求消费质量转变阶段,构成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最活跃、购买力不断增强、消费结构呈多样化的群体。其消费结构开始加快转型和升级步伐,是继高收入群体之后消费市场强有力的跟进力量。要针对这部分居民特点,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做到“适销对路”。并相应制定实施鼓励其消费的政策,促进其即期购买,快速释放其购买力存量。如加快建设中低档个人住宅、制定和实施鼓励经济型和较低排量私人轿车的消费政策等。再次是低收入支持的“培养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10%,农村人口的75%。是以城市低收入阶层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弱,尚处于“想买而缺钱”的阶段,是目前中低档消费市场的主体。因此,加快增加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是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也迫切需要国家消费政策的培育和大力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异常艰巨,需要综合治理和多管齐下,并将其上升到改革的攻坚任务去完成。此外,还有约占农村人口5%的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的群体。主要包括农村贫困居民和城市居民中衣食堪忧的极少数贫民,这部分居民也是目前开展的扶贫攻坚战的重点对象。

在主要集中的三大消费群体的地区分布上,中、高收入群体比重在沿海地区和特大城市较高,分布也更集中一些;而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数量要少一些。这方面的均衡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地区经济的全面和均衡协调发展,有赖于目前实施的“西部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居民消费视角 篇8

关键词: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特征

从支出的角度来看,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然而, 多年来, 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消费的拉动作用较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迅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继陷入衰退, 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出口受到极大影响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的保增长目标, 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考虑。但是, 由于城乡分割发展的二元经济所形成的城乡居民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 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 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文选择农村居民消费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消费结构, 得出农村居民的消费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开启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施。在进行实证分析时, 本文选取河南省的数据作为样本。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 乡村人口众多, 启动其消费水平成为河南省成功拉动内需的关键所在。

一、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009年底, 河南省总人口规模达到9 967万, 其中, 乡村人口高达6 609万, 所占比重高达62.3%。但从其消费规模来看, 2009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仅为2 106.9亿元, 所占比重仅为33.7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为3.4 (农村居民=1) , 农村居民消费低下问题十分严重。根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时间序列年度数据可知:除了1995—1997年之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在3.0之下之外, 1990—2009年的其他年份, 河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均在3.0之上, 并且在2000年之后, 二者的差距呈现上升的趋势, 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

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来看, 总收入水平较低, 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过低, 是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低下的主要原因。2000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 726元, 其中, 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就有2 134元, 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仅有474元, 所占比重仅为17.4%;2009年, 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6 414元, 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只有1 622元, 所占比重仅提高到25.3%, 年均增幅不到1%。

为了进一步揭示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模型所用数据来自于《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时间区间为1980—2009年共计三十年的跨度。根据回归系数选择滞后阶数, 可以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

回归方程中, Yt和Yt-1分别代表农村居民家庭当期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滞后一期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Xt代表农村居民家庭当期人均纯收入。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 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 且消费支出受到上期消费水平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近年来, 中国三农问题凸显, 其中, 农民增收困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特征

在考察消费总体水平的基础上, 为了全面把握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特点, 仍需进一步分析其消费结构。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如下特点:

(一) 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人均支出由654元上升到1 220元, 绝对数呈现上升态势, 但从结构来看, 食品消费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由2000年的49.71%下降到2009年的36.02%。恩格尔系数的逐渐下降, 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同时,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更加注重营养, 膳食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从食品消费结构来看, 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000年的257.63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194.44公斤, 而蛋类及蛋制品和奶和奶制品人均消费量则分别由2000年的9.73公斤、0.14公斤上升到2009年的10.57公斤、2.15公斤。在食品消费结构中, 肉禽及制品人均消费量出现了下降, 由2000年的12.35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9.84公斤,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2000年以后, 肉禽及制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引起了其消费量下降, 作为其替代品, 蛋类及蛋制品消费量出现了增加。

(二) 居住消费持续上升

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居住消费人均支出由206元上升到876元, 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农村居民第二大类消费支出, 其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由2000年的15.66%上升到2009年的25.85%。造成居住消费持续上升的原因在于购房和建房支出快速上涨,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产生挤压和抑制效应, 成为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 也会影响到国家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政策的实际效果。

单位:元

注:表中圆括号内数字代表该项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单位为%。

(三) 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稍微增加

从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绝对数值来看,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逐渐增加, 但从比例上看, 这两项支出的比重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其比重仍大致保持在12%~13%水平之间。从家庭耐用消费品来看, 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百户洗衣机拥有量由24.52台增加到79.45台, 电冰箱拥有量由6.90台增加到34.43台, 空调器拥有量由0.60台增加到15.05台, 彩色电视机拥有量由38.21台增加到103.76台。由此可见, 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继续升级, 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庭主要耐用品价格的持续走低, 家庭主要耐用品已由奢侈品成为农村居民的必需品;二是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的实施, 使农村居民消费耐用消费品的能力得以提升。

(四) 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快速增加

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比重, 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出现了快速增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村居民对交通和通讯的需求增加, 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快速增加。2000—2009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百户自行车拥有量由151.95辆下降到132.33辆, 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用汽车拥有量由2005年的0.33辆增加到2009年的1.33辆, 摩托车拥有量由14.57辆增加到51.95辆, 移动电话拥有量由1.38部增加到126.24部。另外, 随着近年来农村医疗保险的逐渐普及,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迅速增加, 其绝对支出金额由2000年的64元增加到2009年的243元, 比重也由4.83%增加到7.17%。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00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为875.52元, 比农村居民多出600多元。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深入, 这种巨大的差距有望得到改善。

(五)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随着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精神文化需求应逐渐提高。但从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绝对金额来看, 由133元增加234元, 增加绝对金额有限;从比重来看, 则由10.11%下降到6.91%, 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 物质生活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 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造成比重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 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使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下降, 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结合数据分析可知:2000—2006年, 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由133元增加到199元, 增加66元, 年均增加11元;2006—2009年, 由199元增加到234元, 增加35元, 年均增加11.7元;二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由此可见, 教育支出下降并不能解释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

三、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

消费结构的演变特征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食品膳食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消费品继续升级, 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快速增加, 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持续上升, 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第二大类消费支出, 这会对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产生挤压和抑制效应;物质生活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 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近年来, 农村居民增收困难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严重影响到城乡一体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从长期来看, 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根本决定力量在于收入水平, 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才能真正拉动农村居民消费。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首先需要政府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 调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根据《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资料:1994年以后, 河南省劳动者报酬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1.06%下降到2007年的41.08%, 最近两年, 其比重虽有所上升, 但仍低于50%。其次,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过剩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需要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土地城市化”, “村民变市民”, 那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还会严重损害农村居民利益。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产业城镇化”, 把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就业的产业放在城镇化优先考虑的位置。另外, 还需要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扶持和转移支付力度。农业曾为工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现在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乡协调发展的阶段, 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转移。

(二)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不可忽视的是, 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 使得广大农村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等同于城镇居民的发展成果。需要逐步放开城市门槛, 使农村居民真正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 用公民代替城乡居民。警惕“摊大饼”式的发展, 把“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城乡一体化应该统筹城乡发展, 更根据区域相对比较优势原则, 实现产业的聚集和发展, 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三) 调整居住成本

近年来, 城市房价快速上涨, 农村建房支出也在大幅度增加, 大大加剧了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针对高房价,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频繁出台, 但效果并不明显, 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投机性住房需求。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 需要切实保护农村居民利益, 警惕针对农村居民的“圈地运动”再次抬头, 增加农村居民居住成本。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降低农村居民的居住成本, 才能降低居住消费支出对日常消费的挤压和抑制效应, 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四) 加快新农村建设

中国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 乡村空心化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所谓乡村空心化, 就是产业空、年龄人空、住房空、干部空, “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 其受教育程度较高, 对物质和享受的要求也高。但在城镇化进程中,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并不强烈, 仍把乡村作为自己的归宿地。在这种情况下, 加快新农村建设, 实现人口和产业的聚集, 才会逐渐改善乡村空心化问题;同时, 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就地城镇化”, 也有利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变市民的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不仅只关注物质文明建设, 还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新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统计年鉴 (2010) [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2]刘孟晖, 彭飞.河南省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 .

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问题研究 篇9

一、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近况

1.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所取得的进展

随着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现代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村村通电话工程的实施以及电信部门各项刺激消费的新举措的实施,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农村居民逐渐意识到信息交流在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地位。近几年来,安徽农村居民电视机、电话拥有率呈现较快增长态势。据调查,2008年末,安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98.7台,比2001年增长了3.8%。

与此同时,农村居民购买通信工具比例大幅增长,手机迅速普及。移动电话方便、灵活,吸引了大量农村居民,购买量迅速增加。据抽样调查,2007年全省农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87.3部,比2006年增长了13.8%,移动通信成为信息消费的重要部分。

2.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安徽农村信息消费虽然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就整体而言还存在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调查显示,看电视以及亲朋间的交流是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且电视是他们获取外界信息最多的媒介。31.6%的农村居民平均每天收看2~3小时的电视节目,只有不到5%的人订阅报纸、杂志。此外调查还显示,农村居民电脑拥有率仅为3.4%,电脑作为现今社会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在农村仍属于稀有物品,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二)信息消费支出相对较小

调查显示,居民中平均每月用于信息消费的费用在50元以下的占72.1%,信息消费支出在50~100元的占18.2%;而在信息消费支出中,移动电话费用的支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地居民的移动电话费用支出是其信息消费支出的重点;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在10%以下的占7.1%,10%~20%之间的占78.3%, 20%以上占14.6%,信息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活动中的所占比例不高。

(三)信息消费结构不合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拥有的信息产品也随之更新换代。一些技术先进、品质优良的数字化信息产品如CD机、VCD机、DVD机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在本次调查中,农村居民信息产品拥有率较高的是彩电、VCD机、DVD机等价位适中且多以家庭购买为主的产品,其拥有比例分别为92.1%,70.7%,63.2%,居民对录音机、录像机、MP4等产品的拥有率比例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前两者是作为早期的视听设备已逐渐被市场所淘汰,后者则作为现今时尚的个人数字化视听产品,价格比较昂贵,超出农村居民所能承受的消费能力。

(四)信息识别能力较低

判断信息真伪要求消费者具有一定的信息识别能力,这受信息消费者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等因素的制约。一般来说,具有相关的信息消费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信息识别能力较强的人从事的信息消费活动较多。调查显示,表示“不能识别信息真伪”和“不清楚能否识别信息真伪”的人占61.4%。大多数信息消费者因为自身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的限制,信息识别能力不强,这妨碍了他们进行更多、更高层次的信息消费活动。

二、影响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因素分析

1.居民收入水平对信息消费的影响

可支配收入是决定信息消费的主要因素。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安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556.27元,江苏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6561.3元,后者为前者的1.85倍。同期安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的支出为718.5元,江苏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为1450.3元,后者是前者的2.02倍。其中安徽、江苏两省信息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0.2%和22.1%。由此可见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约安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重要外因。

2.信息产业本身对居民信息消费的影响

信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品制造业和信息内容提供服务业等。在我国,这一范围基本上等同于电子工业、邮电通信业和信息咨询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必将促进居民信息消费的增长。而目前安徽省信息产业虽发展较快,但农村信息产业基础薄弱、整体规模较小,信息基础设施贫乏,信息政策和法律不完善,致使信息产业本身成为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障碍。因此加快安徽省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

3.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对信息消费的影响

由于农村居民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他们在主要信息渠道的获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在信息获取时会更多的选择网络和报纸、杂志,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会则更多地依赖于电视以及与亲朋相互间的交流,获得的信息也较为贫乏和滞后。

三、提高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途径和建议

1.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乡域经济

收入是制约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要提高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就必须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安徽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安徽人口总数的80.91%,因此提高农村信息消费水平也必将促进全省的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则需要加大政策上的引导。

近年来,安徽农村发展虽有小成,但现代农业发展仍需进一步加快,农业综合生产力仍不高,故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仍是重中之重。同时应全面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革,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并鼓励自主创新,广开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乡域经济,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地转移;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2.增强农村居民消费意识,更新消费理念

增强农村居民消费意识,要让人们意识到,获取信息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虽然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免费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但它们多数是无效的,真正的有效信息是不会免费的。因此,人们在进行信息消费时,不能只选择那些免费的,也不能只选择价格便宜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为了获得有效性高的信息消费,需要有一定的支付。前已述及,文化程度的高低影响了居民的信息消费素质,所以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加大文化教育力度,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提高信息消费素质。

3.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提高消费水平的必要因素,因此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刻不容缓。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加大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成本。并同时扩大信息产品的供给,加快信息产业结构的更新和升级。增加产业投入,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引导信息消费的快速稳定发展.

4.完善信息消费法律,维护信息消费权益

法律作为维护公民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在发展中更是不可或缺。在发展农村信息产业的同时,应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保护和对信息生产部门技术安全和标准立法,以保护信息开发和提供者的权益,保证网络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不受侵权,保护信息开发和提供者的权益。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消费正越来越成为消费的热点。提高信息消费质量,推动信息消费健康发展对拉动安徽省内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和现实的作用。

海南黎族居民消费透视 篇10

关键词:民族地区,消费,福利

福利:经济科学的归宿。这是从人本角度出发得到的结论。这是因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选择, 无论其GDP有多大, 如果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不大, 那么其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大。自中共十六大 (2002年11月) 提出国民经济到202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后,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 按2002年当时的数据看:城镇居民年收入为800美元, 农村为300美元。若将时间倒退到2000年, 以国际上通行的增长指标 (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增长10%, 农村居民年收入增长5%) 为统计口径, 那么, 800 (1+10%) 20=4080美元300 (1+5%) 20=800美元, 再加权 (9亿农民, 4亿城镇居民) , 计算出平均数4080×4/13+800×9/13≈1810美元。按通则, 2020年, 我国若进入小康社会, 需达到经济较发达国家的下限水平 (人均3000美元) 。1810美元的水平距离3000美元距离很大。因此, 要实现其预期目标, 任重道远。这就是我国的现实。我国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地区 (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西藏五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省) 的自然条件差、生产力低下。截至2005年, 五区三省的GDP仅17 333亿元 (目前, 辽宁一个省的GDP超万亿) , 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没有改变;财政收入总和仅1368亿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8897元 (远不如上海、山东省市的农民)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879.7万人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民委) 。反贫困是五区三省的急需, 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小康目标的急需。这就是研究该课题的初衷, 出于工作的方便, 选择了海南黎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一、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和黎族地区居民消费概览

利用上表中所列的数据, 根据斯通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其中:Pi为价格;Qi为需求量;r和b为参数;ri为消费者对第i中商品的基本需求量;bi为边际预份额,

从以上2004年—2006年消费支出表中估计出ai, bi的值, 结果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 取三个较低收入组 (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 的每人食品平均支出作为食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的估计量;2004年—2006年的p1r1将分别为1888.87, 1947.55, 2013.21。将各年食品需求代入piri=ai+bi (pkrk-ak) /bk中 (K=1) 得到piri=ai+bi (p1r1-a1) /b1, 利用该式将每年的各项基本需求支出piri计算出来, 即得上表中的其余各项支出, 相加后得出人均基本需求支出额。

二、黎族地区居民消费状况

课题组对五指山黎族自治地区和三亚市黎族村落进行了走访与调查。由于该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口径、手段的相对落后, 数据相对残缺。据政府官方统计:五指山市人口11万, 近70%为黎族。2005年人均消费额为3535元人民币, 2006年人均消费额是3801元人民币, 这两年全国人均消费为7345元和8257元, 而海南省人均消费为5687元和6577元。显然黎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是全国水平的48%和46%, 是海南全省水平的62%和57%。从以下数据中亦可以看出黎族居民消费水平仍有很大距离 (数据来源:五指山市统计局) :适龄儿童入学率99.8%, 以2007年统计看:小学毕业生1917人, 到初中入学率下降2.2个百分点, 而高中当年招生1336人, 但毕业生仅963人, 如果教育发展平稳的话, 这说明了中途辍学373人。辍学原因表明提前就业和消费不足以及伴有社会不稳定因素;2006年来全市低保户4602户, 12 002人占全市人口近10%, 发放低保金625万元, 月人均仅43元人民币 (6250000÷12002人÷12月) 足见黎族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不足和居民消费水平低下。以2003年为例, 黑龙江、广东、天津等省市通过民政部门发放的社保资金人均为180元、290元、450元左右。黎族地区居民并没实现家家有电话, 全市11万人, 电话用户仅17 050户, 百人人均15部, 这更是消费不足的佐证。

2008年10月, 调查组走访了黎族红花村, 这个村在三亚市郊, 是个比较富裕的村落。通过走访了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李某, 65岁, 他与12个子女中的三个儿子住在一起, 年收入3—4万元, 主要来自槟榔等经济作物。这比起走访过的五指山市水满乡 (黎族村) 的贫困户 (有一家12口人, 仅一个屋, 室内一张床, 一口锅;另有一户居民哥兄弟, 两哥各有家室, 但住在一个屋, 中间用布帘遮挡) , 就有着天壤之别了。像保亭、陵水等自治县的消费水平与五指山比起来, 还要差一些, 在此就不叙述了。

三、黎族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与政策建议

(一) 消费结构分析

首先, 食品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支出现反复。从2004年的0.2743到2005年的0.300到2006年0.2269。从恩格尔系数的角度看, 总体来看2004年46.9、2005年47.6、2006年43.5。但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恩格尔系数相差太过悬殊, 以2006年为例, 分别为61.12%和27.61%, 相差30个百分点。城镇最低收入户还没解决温饱问题, 而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水平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早已达到了最富裕型。第二, 衣着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随收入增加缓慢下降。其占总支出比重也不大, 这与海南省的气候环境有一定关系。第三, 交通通信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波动较大。主要是由于最高收入户的交通通信消费变化较大, 其他收入组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费呈缓慢上升趋势。第四, 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呈下降趋势, 可见海南省的教育娱乐文化和居住消费不足。第五, 家庭设备用品边际预算倾向呈上升趋势, 主要也是由于最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较多, 而其他收入组增长缓慢。最后, 医疗保健和杂项消费的边际预算倾向出现波动, 是由于各个收入组表现出的变动趋势不同, 收入低组出现了下降趋势, 而收入高的组出现上涨趋势。

(二) 政策建议

1.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消除居民后顾之优。

对于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 如养老、医疗、失业、住房、教育改革等, 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提高改革的透明度。通过稳定就业, 提高基本工资标准等措施, 提高居民对永久性收入的预期。

2. 转变消费观念, 调整消费结构。

例如, 培育中高收入阶层的新消费理念, 提倡时尚消费, 大力发展知识消费、生态消费、保健消费等等。

3. 拓展消费信贷潜力, 加快消费信贷步伐。

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方式的消费信贷, 除了住房、汽车消费信贷外, 还要发展一些新品种的消费信贷, 如车房组合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旅游贷款等。

4. 消除或减轻传统文化和消费观念的影响。

黎族整体消费水平较差, 他们与较发达的深圳相比相去甚远 (深圳居民2001年底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7027元, 2006年底, 海南黎族居民只是深圳居民的22%, 即3801/17027) 。如果以城镇居民年收入10%增长, 农村居民5%增长 (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经验数) , 那么, 平均增长7.5%, 这个差距需20年才能赶上深圳本世纪初的水平。因此, 解决黎族居民消费问题, 经济增长与摒弃传统和本族文化的消极因素同等重要。

参考文献

[1]易丹辉, 尹德光.居民消费统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海南统计局.海南省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3]海南统计局.海南省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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