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居民

广州居民（精选9篇）

广州居民 篇1

目前, 房价高涨、物价飚升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压力, 医疗费用高昂, 病不起。笔者调查和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从医疗制度的每个细小环节探寻导致老百姓病“看病难, 看病贵”的原因[1,2],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由于城乡医疗制度和技术水平不甚相同, 该调查从城区与农村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与研究。

1 调查对象

该课题的调查对象为广州城区 (越秀、荔湾区等) 和乡镇地区 (番禺、从化等) 的政府、部分医院、药厂、病人等, 调查范围较广, 有一定的代表性。

2 调查方法和研究方法

主要运用问卷调查, 现场采访、个别交谈和观察的方法对课题进行综合研究。问卷共分为3部分:分别是城乡医疗服务质量对比、城乡医疗费用对比和城乡医疗技术水平对比每个部分均设置适当数量的题目, 皆为选择题。

从2011年4月开始, 笔者便进行相关调查事项的筹备和论证, 包括对问卷及访谈进行设计。2011年8月开始正式进行为期60 d的问卷调查和走访调查。2011年8月对抽样的医院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了300人, 其中城镇调查150人, 农村调查150人。当场回收问卷300份, 回收率100%。其中300份有效, 有效率为100%。

3 调查结果

请问您一般选择什么样的医院?67%城区居民依照医院的名气和技术水平选择医院, 24%选择费用低, 服务好的医院, 只有9%选择位置好交通方便的医院。20%的农村居民依照医院的名气和技术选择医院, 39%选择费用低, 服务好的医院, 41%选择位置好交通方便的医院。

您觉得这所医院的服务态度怎样?19%的城区居民认为医院的服务质量非常好, 41%认为一般, 40%认为较差。17%的城区居民认为医院的服务质量非常好, 48%认为一般, 35%认为较差。

您觉得医疗费高吗?95%的城区居民认为医疗费较高, 5%认为一般, 没有人认为低。100%的农村居民认为医疗费较高, 没有人认为一般和低。

您遭遇过被医生多检查、多用药的情况吗?64%的城区居民经常遭遇医生的多用药、多检查, 22%遇到过但不多, 14%未遇到。37%的农村居民经常遭遇医生的多用药、多检查, 48%遇到过但不多, 15%未遇到。

您认为医疗费用高的原因何在?44%的城区居民认为高昂的医疗费归因于医院的回扣和提成, 42%认为归因于政府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医疗费用, 14%认为归因于药物和检查设备成本高。60%的农村居民认为高昂的医疗费归因于医院的回扣和提成, 30%认为归因于政府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医疗费用, 10%认为归因于药物和检查设备成本高。

您觉得附近的医院医疗技术水平能满足你的需要吗?30%城区居民认为医院技术水平能满足需要, 60%认为基本满足, 10%认为不能满足。8%农村居民认为医院技术水平能满足需要, 41%认为基本满足, 51%认为不能满足。

您觉得社区医院医疗水平如何?21%的城区居民认为社区医院和小门诊能满足日常需要, 69%认为基本满足, 10%认为不能满足。8%的农村居民认为社区医院和小门诊能满足日常需要, 56%认为基本满足, 36%认为不能满足。

4 讨论

医院的分布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城区和农村居民选择医院有较大的差异。从化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农村居民说, 他们一般只有患了大病, 村里的卫生站无法提供治疗的情况下才会到大医院, 一方面农村离城镇较远, 去一次十分麻烦, 另一方面, 城区的医疗费用开销较大, 同一种药物的价格, 两地可能相差10几元。农村居民的经济条件不是十分好, 不能追求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一些十分贫穷的农民家庭, 甚至会因为支付不起药费而不去就医。农村的交通条件也不是十分发达, 所以人们在选择医院时, 医院分布位置的便利会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城区居民选择医院首先选择擅长治疗某种病的医院或者名气比较大的医院, 比如治疗口腔疾病一般选口腔医院, 眼科疾病一般找眼科医院, 市一医院的心血管疾病有专长, 所以常为中老年病人选择对象。有些居民甚至感冒发烧这些较轻的病症, 也愿意去三甲医院挂专家门诊, 不选择身边的社区医院。这就导致“舍近求远”就医的现象, 社区医院显得门前冷落, 白白浪费了医疗资源。一些三甲医院就医人数太多, 门诊排队出现长龙, 做一项常规检查要排半天的队, 住院床位紧缺, 病人被迫睡在走廊, 导致医生护士的工作量在不断地增加, 服务质量下降, 病人付出了昂贵的医药费却得不到应有的服务质量。

城乡居民对医院的服务态度的评价差异不大, 约35%~40%认为较差, 居民认为小医院的医护人员缺乏耐心、态度比较恶劣。大医院虽然医护人员素质较高, 但病人太多, 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照顾病人。

“看病难, 病不起”是一些老人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很多人因为看病贵, 检查贵, 而忽视自身的一些小病、小痛, 最后导致重病。调查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城乡居民认为医疗费用高,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医疗费用的问题, 对某一个病人的住院费用进行了跟踪分析:该病人每天的平均住院费用500多元, 床位费和护理费以及诊察费是固定不变的, 治疗费随每天治疗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4 d的总开销是2458元, 药费占这位病人每天花销的比例超过50%, 医疗费用高昂的主要原因是药费高昂。

看病贵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多数城区居民遭遇过被多检查和多用药现象, 农村居民这方面的遭遇比例稍小些, 医生喜欢开高价药、多开点药, 主要原因源于“以药养医”体制、医生的业绩与收入挂钩和灰色收入。大部分居民认为医疗费用高昂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医院收受回扣, 但城区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却认为政府的不作为才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笔者采访了一位从事教育事业的病人, 她认为政府在整个定价流程中角色非常不清晰, 没有起到限制作用, 她主张政府应该垄断医疗体系, 把医疗服务当成一个国家命脉来看待, 使药物流通在政府的监督下。她举例说, 古巴虽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这个国家却成功实现了全民医疗, 医疗水平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这种制度虽然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在里面, 但是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城区居民对于附近的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基本是满意的。广州的三甲大医院大部分集中在城区, 如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和解放据军第421医院两所三甲医院竟相距一条街。在大医院如此集中的情况下, 城镇市民居民能够轻易接受到高质量的技术服务。而农村方圆几里都没能找到一所医院, 如从化医院周围几公里都没有一所较大规模的医院。因此农村居民多人附件的医院技术水平不能满足需要。

遍布市区每个街道办事处的社区医院承担着上万、十几万社区居民的医疗保障工作, 它们是离市民居民最近的医疗服务机构, 来这里看病最方便。有一位市民居民对我们说, 社区医院的设施普遍比较简单, 很多社区医院都不开设夜诊。设立社区医院的本意是为了“小病在社区, 大病到医院”[3]。有个老人家说:“我的岁数大了, 患有心脏病、风湿等, 一天要吃好几种药。家门口就有社区医院, 本来很方便, 但社区医院很多药都没有, 而且还有限制, 不能超过150元, 也不能开超过一星期的量, 感觉挺麻烦的。有时候儿女们先去社区医院开一部分药, 再到大医院去买药。”许多社区医院只能做尿常规、血常规的检查, 再复杂一点的检查就做不了。相对而言中心城区的社区医院设施还算是比较齐全, 有内科、外科、妇科、牙科等, 但番禺大石的一些小门诊部, 那里只能量量血压, 吊针而已, 城乡差距相当明显。

在许多国家, 社区医院是就医首选, “小病在社区, 大病到医院;手术在医院, 护理在社区”早已成为他们的惯例。在英美等发达国家, 基层卫生机构的就诊率达80%以上, 不到20%的患者需转诊到中心医院或专科医院。在英国, 平均每2 000人就拥有一个社区全科医生[4]。相比之下, 我国的社区医疗就相形见绌了。卫生部调查显示, 本来三级医院65%的门诊病人和77%的住院病人均可分流到社区卫生机构, 但仅有22.5%的人愿意去社区医院就诊;于是有了大医院里“病人等医生”, 社区医院里“医生等病人”的反差[4]。其实, 社区医院就在居民的身边, 方便快捷, 可以为每个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实行跟踪管理, 使人们能得到持续长久的医疗服务, 应成为居民首要的选择。

广州在平衡城乡医疗差距上的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广州医疗制度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如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服务态度不够好、医疗费用较高等。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制度。医院可以设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负责院风的建设, 定期抽查和暗访, 并与病人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将病人的评价和康复情况作为医生工作业绩的主要评定考察点, 并与医生的工资相挂钩。

要改善城乡医院的分布, 让它们的服务辐射范围不要重叠。我们认为解决的着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社区卫生机构的发展上。, 因为只有提高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 才能把病人从大医院中吸引过去, 使得医疗资源得到平衡。

要取消“以药养医”的制度, 实行以政府补贴为主, 医疗服务收入为辅的医院医疗收入体系, 将药与医分开, 让医生能够真正从病人出发, 而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真正做到“医者父母心”。

参考文献

[1]朱震.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思考[J].改革发展, 2012, 12 (9) :11-13.

[2]冀楠.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中的地位和作用调查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际, 2012, 25 (20) :69-70.

[3]潘文海.广州民营KJ医院的竞争战略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 2009.

[4]陈阳春.浅析综合医院领办社区医疗服务[C]//湖南省卫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暨第二十三次学术年会, 湖南: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工作处, 2009.

广州居民 篇2

前言：为了进一步加深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使理论与实践能够更好地结合，我利用大二节假日时间在县社区进行调查，并通过走访各类家庭，了解基本状况，通过研究当地经济变化发展及模式转变、生活环境变化、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等成就等几大方面完成居民收入问题现状的调研报告。

通过对居民收入来源、人均年收入、主要生活成本及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这四大项的调查，分析居民收入问题，总结出居民的生活质量。在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居民正常消费并且日常生活不受其影响。并初步分析引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主要原因。

调查内容

数据显示：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对广州市内的居民进行日常消费物价指数对居民生活影响的调研，覆盖10个片区，不含增城和从化，成功访问回收样本总量3000个。而被访对象均为在广州居住3年或以上，年龄在25-65岁的“正宗老广”。

抽样居民平均月收入5952.1元

2013年广州平均工资每月约5952元 吃住花超一半

研究报告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5952.1元，不过《报告》也指出，事实上，收入在2000-3999元的市民最多，达到了35.8%。其次是4000-5999元，有20.4%，超过五成的居民收入在2000-5999元之间。

在人群差异方面，与其他人群相比，更多的在职人员收入在4000元以上。而退休人员的收入多在2000-3999元，失业人员的收入更多在1999元以下。

超过半数老广今年未涨工资

存在问题

虽然近些年安康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但在诸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突出的体现为：

1、高低收入家庭参保支出差距明显。（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高低收入户参保支出的差距十分明显。低收入家庭由于收入水平低，参保支出主要用于生存型的养老保险支出，差距不大。而用于个人医疗基金支出比差距较大。具有收入效应的住房公积金支出高低收入家庭比更是高，这是居民家庭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2、高低收入差距有所拉大。

从统计资料看，各行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都在逐年增高，但由于基数不齐，增幅不同，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扩大趋势未改，国家调控行业收入显著高于其它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收入水平较低，电力、烟草、金融保险业职工收入居各行业之首。以农村信用社为例职工平均月工资为4000元左右，而餐饮服务业职工平均月工资仅为1300元左右。此外，由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的引导和监管制约机制尚未完善，企业主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在较高的人均收入数据背后是我们无法忽视的群体、行业之间日益增大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弱势群体”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3、工资性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应不容忽视。居民工资性收入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态势，而工资性收入是推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占全部收入增加额的51%，因此工资性收入增减对居民收入影响较大。要保持下一市区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势必要使单位职工工资保持可持续增长态势。但近年来，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呈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好局面，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就内部来看，中小企业作为就业的最大蓄水池，但因规模小，融资难，市场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导致效益低，较其他类型企业职工增收更难。特别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对中小企业冲击很大，企业订单减少，销售不畅，利润减少，职工增收受到影响。

4、人情消费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互赠礼品、礼金作为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交往的一种形式，已由过去单一的红白喜事发展到现如今的逢年过节、子女升学、乔迁生日、甚至看病求医等多种形式，并且礼金数额逐年攀升，给许多居民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的建议

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需求稳定增长。当前，非国有经济及从业人员的比重快速提高，企业人员流动加快，客观上使企业职工参与社会保险的难度增大。再加上部分企业负责人保障意识不强、社会保障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非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还存在不少问题。由于这部分职工的收入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消费行为十分谨慎。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力度，尤其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参保率，做到应保尽保，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另外，要继续探索居民收入的长效稳定增长机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要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切实提升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

二是加大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度，对违规违法企业实施严厉处罚。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收入，在剔除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条件下的津贴、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等项目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然而，相当一部分企业把应剔除的项目包括在最低工资以内，掩盖了企业支付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达标的事实。另外，有些效益较好的企业，本来有能力支付较高的职工工资，但也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劳动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加强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检查，对企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要进行严厉处罚，提高法规的威慑力。

三是研究制定低收入居民价格补贴机制，使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要通过各类途径探索完善对低收入居民的长效补贴机制，明确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政府调整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标准的重要参考依据，并作为启动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及核定补贴标准的重要依据，使价格联动机制作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补充，并与之衔接，共同构成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体系，使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四是对人情消费进行合理引导，利用法律法规和民间非政府组织改革民间陋俗。当前，居民的人情消费压力很大，形成了繁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要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做好文明引导和劝导工作，鼓励居民把人情消费的支出投入到发家致富中去。与此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公职人员更要做好表率，在抵制过度“人情消费”、大操大办方面，要自觉遵守法纪，带头移风易俗，讲文明、树新风。目前，我市一些地区成立了“移风易俗理事会”治理请客送礼，但效果不明显，治理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真正把这件实事办好。

总结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与此相联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是随着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但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样，是承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允许收入差别的存在和在一定程度内的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愈大愈好，愈大愈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所以，这样就很好的客观的解释了，社会仍存有的贫富差距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肆意不管呢？不是的。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面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再次分配的问题，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为此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且政府的调节在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把贫富的差距消减至最小的范围内。感想

广州居民 篇3

尽管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多边制度和国家政策,但相对于1970~2000年人为温室气体年均1.3%的排放增长率,2000~2010年年均增长率上升为2.2%,以致201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达490亿tCO2当量[1]。全球CO2浓度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且全球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2]。因此,控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一环。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作为城市碳排放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欧美国家,生活消费碳排放占城市碳排放总量的30%~40%[3];在英国,伦敦市家庭碳排放是最大的排放源,占伦敦总排放量的38%[4],并且英国城镇居民碳排放明显高于农村居民[5];在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呈上升趋势,1995~2010年年均排放增长率达8.0%[6]。而随着城市化水平和人居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排放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7]。因此,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对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研究,在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碳排放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趋势、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人均排放等方面的研究[8,9,10,11],也有部分研究单独针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12,13]。在区域层面上,主要在生活消费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空间自相关性、城乡碳排放差异等方面进行了相关分析。而在城市层面上,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开封、德州、昆明、厦门等城市展开了相关探索[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其研究需要的能耗数据来自统计年鉴或实地问卷调查,核算方法主要包括模型法和碳排放系数法。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初步建成具有较强全球辐射力的国际商贸中心和我国南方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门户。广州市在居民生活消费碳核算的研究较为缺乏,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27]、排放特征[28]、空间差异[29]等方面,大多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缺省方法与排放系数,对于采用适用于我国碳排放估算方法的研究较少,且在不确定性分析上较为鲜见。因此,结合我国省级碳排放核算的部门方法和参考方法指南,对广州市2005~2014年居民生活碳排放进行测算、分析与验证,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意义,研究结果不仅可引导居民走向低碳消费生活模式,也可以为广州市低碳城市建设和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2 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界定

碳排放指温室气体的排放,本研究仅考虑CO2排放。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家庭碳排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对于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内容与边界尚未形成共识[30]。基于前人研究[10,14,20,21,30],居民生活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以照明、制冷、供暖、炊事、出行等为目的而直接消费能源而产生的碳排放,直接排放又可分为住房和交通两个部分[31];间接排放来源于非能源商品和服务在全生命周期中所消耗的能源。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可获取的数据,仅考虑与住房相关的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其能源消费类型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主要包括煤炭、液化石油气(LPG)、煤气、天然气和电力。

2.2 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方法

本研究居民生活碳排放估算方法主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32]为方法学指导,采用部门方法与参考方法相结合。部门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需要依据行业、技术、燃烧条件及燃料属性等确定排放因子,且计算精度相对较高、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的方法[33]。而参考方法是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相对较易获取统计数据和计算的方法,一般用于部门方法的验证和交叉检查[33]。将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碳排放量结果进行比较,若出现明显差异,则说明核算过程采用的能源消费量、低位热值量、含碳量及氧化率等数据可能存在问题。部门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ADi表示居民生活分品种能源消费量,TJ或kW·h,化石燃料消费量由化石燃料消费的实物量与低位发热值确定;EFi为居民生活部门分品种能源的CO2排放因子,kg/TJ或kg/kW·h,化石燃料排放因子基于各种化石燃料品种的含碳量及主要燃烧设备的碳氧化率确定,电力排放因子根据不同年份不同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确定;i表示能源类型。参考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2)中,AD表示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kg标准煤;EF表示居民生活部门CO2排放因子,kg/kg标准煤。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包括2005~2014年广州市居民生活消费分品种能源量及相应的低位热值量、含碳量与氧化率。其中,分品种能源量来自广州统计年鉴[34]和广州统计信息网中的年度报表[35],低位热值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36],含碳量和氧化率均取自《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32],具体数值见表1。

注:*为原煤、洗精煤和洗中煤的平均值;*单位为kJ/m3。

电力消费过程没有直接CO2排放,广州市的电力并非全部来自火电,对于非火电部分排放要进行相应扣减,2007~2014年南方区域电网电力的CO2排放因子来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37],2005~2006年排放因子由于不可获取而根据2007~2014年数据进行推算。2005~2007年标准煤排放因子来自胡初枝等[38],2008年及后的标准煤排放因子取自冯蕊等[22]。

3 结果分析

3.1 分年份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

图1为广州市2005~2014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CO2排放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686.2×104t上升至2014年的1891.1×104t,年均增长率达15.4%。同期广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8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4.6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0.8%[35],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持续上升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可能存在一定关系[28]。图1中还显示了2009-2010年广州市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猛然上升趋势,由2009年的828.6×104t上升至2010年的1663.9×104t,这主要与2010年广州市居民生活电力消费的大量增加有关。

3.2 分能源品种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

图2为广州市2005~2014年分能源品种居民生活消费CO2排放量。由图可知,首先,电力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的贡献最大,高达73.9%~85.9%,这可能是因为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电热水器等多种类大功率家用电器逐渐进入家庭,导致电力消耗量也逐年上升,家庭用电量是影响居民生活消费CO2排放的主导因素[19]。其次,天然气的碳排放量与煤气的碳排放量此起彼伏,这可能与管道煤气和更清洁的管道天然气的循序推进有关。再者,由于炊事燃煤的使用量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12.9×104t降至2014年的0.3×104t,并且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加和政府对使用洁净能源的鼓励,使得2007年后煤炭CO2排放量不足0.1%。

3.3 参考方法核算结果

利用参考方法估算广州市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量,2005~2014年其总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809.1×104t上升到2014年的2082.0×104t,年均增长率为11.4%。由表2可知,两种计算方法计算的碳排放量在2005~2014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对偏差,但基本控制在20%的可接受范围内,并无显著差异。造成计算结果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者采用的能源统计数据不相同,部门方法采用的是分品种能源消费数据,参考方法直接采用居民生活总能源消费数据。另一方面,二者采用的排放因子亦有区别,前者采用分能源品种由碳含量与氧化率所确定的排放因子,后者则直接采用IPCC提供的缺省值。

4 不确定性分析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统计误差、试验误差或估算方法的局限性,因此会造成碳排放结果的不确定性[39]。不确定性分析是构成一个完整碳排放核算过程的重要环节。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定性分析法、半定量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由于本研究缺乏采用定量分析法需要的基础数据,因此对广州市居民生活碳排放结果进行定性不确定性分析。居民生活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量、低位热值、含碳量及氧化率等密切相关。不同统计口径的能源消费量数据可能存在不一致,而活动水平的不确定会导致排放结果的不确定。煤炭低位热值与含碳量的选取是根据不同煤种取平均值得到,这可能与广州市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对于生活消费部门,广州市统计资料中没有相关能源品种消费信息和数据的,本研究认为没有此类能源的消耗,因此仅核算了电力、煤炭、LPG、煤气、天然气等能源的碳排放,这可能会造成排放结果的低估。本研究在LPG、煤气、天然气等燃料的CO2排放上采用了IPCC的缺省排放因子,未体现本地化特征,其不确定性相对较大,而电力排放估算采用中国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其不确定性相对较小。此外,本研究考虑了不同燃料类型的氧化率,有利于降低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尽可能采用统一口径的活动数据与本地化排放因子,考虑更全面的能源类型是今后研究改进的方向。

5 结论与建议

(1)利用部门方法计算广州市居民生活消费CO2排放量,由2005年的686.2×104t上升至2014年的1891.1×104t,年均增长率达15.4%,其整体趋于上升,并且电力导致的碳排放在总排放量中占绝对优势,达73.9%~85.9%。

(2)比较了部门方法与参考方法的估算结果,二者相对偏差基本在20%以内,CO2排放量计算结果相差不显著。

广州市居民废旧电池回收状况调研 篇4

前言：我国每年的电池生产量达180亿，其中大约100亿用于出口，80亿用于

国内消耗，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大约产生80亿个废旧电池有待处理。其实 废旧电池是可以回收利用的，可是我国的废旧电池回收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里面除了国家经济原因外，我们群众的热情不高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使得废旧电池成为了“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把这些资源回收利用起来，为资源的再次利用出一份力。介于此原因，我们组织了此次调查，让我们来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谢谢大家的配合~

1．请问你所处的年龄段是？

A 8-20岁B21-30 岁C31-40岁

2．你家每两个月产生多少节废旧电池？

A少于1块节B1-2块 节C3-4节

3A很了解B略知一二C

AC保留在家里，等待机会回收

5．ABC较差D不清楚

BC没必要

A B民众热情偏低C回收系统不完善D其它

8．如果要对电池实行定期回收，你的态度是？

A很好，要全力支持B跟自己关系不大，随便C太麻烦，反对

9．如果实行电池回收，你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

A专人定期上门回收 B设立专门回收点C废旧电池换新电池D其它

广州居民 篇5

1 资料来源

参加体检的低保居民共843人, 荔湾区华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荔湾区237名45岁以上成年居民, 用相同项目进行对照体检, 选取其中血压、心电图、胸片、B超、血脂四项、及空腹血糖等六项检查进行分析, 出现一项以上异常为体检异常, 将检测数据资料逐项录入, 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 建立数据库, 统计总体异常率、单项异常率,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主要采取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诊断标准:参照欧阳钦《临床诊断学》, 超出正常范围以外为血压异常、血脂异常、血糖异常;参照黄宛《临床心电图学》诊断标准为心电图异常的诊断依据;参照吴恩惠《医学影像学 (第四版) 》为腹部B超、胸片异常的诊断依据。

2 结果

2.1 患者性别、年龄情况:

参加体检的低保居民共843人, 其中男性572人 (占67.85%) , 女性271人 (占32.15%) , 平均年龄57.92±9.41岁。对照组的普通居民共237人, 其中男性127人 (占53.59%) , 女性110人 (占46.41%) , 平均年龄54.07±7.21岁。 (见表2-1) 。

2.2 两组居民的总体异常率都比较高:

低保居民组异常率为65.24%、普通居民组异常率为43.04%。低保居民组体检的总体异常率明显高于普通居民组。 (见表2-2) 。

2.3

比较普通居民和低保居民的单项异常率, 低保居民组血压异常、血脂异常和腹部B超异常以39.46%、14.35%和10.32%排前三位, 而普通居民组异常率的前三位是:血压异常18.14%、血脂异常10.97%、血糖异常6.75% (见表2-3) 。

2.4

在体检出现异常的低保和普通居民中, 单项异常的人数较高, 分别占76.55%和79.41%, 同时出现两项或两项以上异常的都只占二成左右 (见表2-4) 。

※:为出现异常人数占该组参加体检总人数的比例。

※※:为单项异常人数占该组参加体检总人数的比例。

※※※:为单项或多项异常人数占检测中出现异常人员的比例。

3 讨论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 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 即预防上多投入1元钱, 治疗就可减支8.5元, 并节约100元抢救费[2]。实现“疾病预防”首先要了解个人的健康状况, 定期体检是了解个人健康状况的最好方式, 对于四十岁以上中老年人尤为重要。

3.1 体检的两组居民平均年龄都达到五十多岁, 低保居民组、普通居民组体检异常率都已达到四成以上。

中老年人身体进入多事之秋, 各种疾病的患病率明显增加。近年来, 由于社会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在社区居民中对特定人群进行健康体检并定期追踪, 可以达到适度投入预防疾病费用而大大减轻疾病治疗费用的目的。

3.2 血压、血脂、血糖是在两组体检中异常率都比较高的三个项目。

2002年卫生部组织的全国居民27万人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资料显示, 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 大城市20岁以上糖尿病患病率6.4%, 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为18.6%[3]。血压、血脂、血糖是检测和诊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重要指标, 四十岁以上中老年人群的定期检测是实现重大、常见、多发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监测的重要条件。

3.3 心电图、X-光胸片、腹部B超是临床最为常用的辅助诊断手段之一, 对多种疾病的早期预警有重要作用。

心电图用于心脏各种病症的检查, 胸片是胸部首选的影像诊断方法, 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胸部诊断问题[4], 腹部B超对腹部实质性脏器的病变应是首选的检查方法[5]。从表2-3看两组的统计数据, 特别是低保居民组, 心电图、X-光胸片、腹部B超都能检出一定的异常率, 把这三个项目列入中老年人健康体检的常规项目是非常必要的。目前, 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基本配置了以上三种检查项目的医疗器械, 更重要的是, 这几项检查价格低廉、容易操作、安全性高, 适宜在社区推广。

3.4

低保居民组的总异常率明显高于普通居民组, 各单项异常率也高于普通居民组, 这个数据反映了广州市荔湾区贫困人口的基本健康素质较普通居民差。根据检测的数据,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针对特定人群中的重大、常见、多发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监控, 提供健康指导及相应的医疗服务。据相关调查材料表明, 低保家庭往往老弱病残者多, 每月人均医疗保健类支出60.03元, 占消费支出8.3%, 比全市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高, 对经济拮据的低收入家庭压力甚大。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瘫痪等慢性病, 需要长年服药的家庭, 几乎要将收入的一半都用于购药[6]。政府向特定人群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时, 如能实施政策的倾斜, 例如在指定项目的定期体检、疾病诊治等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减免, 就能切实减轻贫困群众的医疗负担, 缓解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困难问题。

摘要：目的 通过对比城市低保居民健康体检与城市普通居民健康体检的异常率, 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特定人群的重大、常见、多发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方案和医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普查对象进行多个项目的检查, 采用相同标准进行分析诊断。结果 普查广州市荔湾区低保人数843例, 出现异常550例, 异常率65.24%。普查荔湾区成年居民237例, 出现异常102例, 异常率43.04%。结论 社区低保居民基本健康状况与普通居民有明显差距, 通过对特定人群和特定项目的跟踪监测, 可以有效地预防和监控重大、常见、多发的非传染性疾病。

关键词：低保居民,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疾病预防和监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21.

[2]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课题组.全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N].人民日报, 2009-05-20 (07) .

[3]李立明, 饶克勤, 等.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5 (07) .

[4]戴玉华, 杨秉辉.社区常见健康问题[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21.

[5]戴玉华.杨秉辉.社区常见健康问题[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22.

广州居民 篇6

关键词：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社区居民

健康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和重要目标,也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为了提高萝岗区居民的健康水平,现对该区居民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健康行为的形成情况进行调查,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以进一步提升该区居民的健康素养。萝岗区疾控中心联合广东药学院于2011年对该区居民进行了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的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广州市萝岗区夏港街、东区街、永和街、萝岗街、联和街和九龙镇(九佛片区和镇龙片区)(以下简称五街一镇15岁以上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常住居民是指在当地实际经常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人口。

1.2 方法

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从萝岗区五街一镇中分别整群抽取1个居委或行政村,再在每个抽取的居委和行政村15岁以上常住居民中分别抽取50人,样本总量不低于300人,各阶段均采取随机抽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统一发放,被调查者采用不记名方式自填问卷,当场收回。调查结果采用Epidadata 3.1软件双录入数据,进行核对纠错后使用SPSS 19.0做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研究发放问卷364份,回收问卷364份,审查核对后合格问卷346份,合格率为95.05%,见表1。

2.2 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居民总健康知识知晓率为89.7%,其中登革热和正常血压值范围知晓率较低,分别为70.2%和70.8%;其余问题的知晓率均大于80%,且关于吸烟、肥胖、预防接种以及人被咬伤后处理办法四个问题的知晓率较高,分别为97.1%、98.0%、96.5%和97.1%。

2.2.1 不同性别、文化程度人群的健康知识知晓率:

其中预防接种、艾滋病、登革热和呼吸道传染病相关四个问题的知晓率,具有性别差异,均为女性高于男性;而有关吸烟、保健食品、肥胖、艾滋病、呼吸道传染病和手足口病六个问题的知晓率,具有文化程度差异,文化程度高者知晓率高,见表2。

2.2.2 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群的健康知识知晓率:

医务人员的知晓率最高(97.77%),教师次之(95.63%),农民的知晓率最低(83.72%)。五街一镇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均高于85%,其中夏港街、联合街和东区街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高于90%。

2.3 健康行为形成情况

居民总健康行为形成率为86.1%,其中洗手、刷牙及不随地吐痰的健康行为形成率均达到90%以上,分别为97.7%、99.1%和92.2%,但自测脉搏的行为形成率仅为44.8%,见表3。

2.3.1 不同性别和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健康行为形成情况:

关于吸烟、不随地吐痰和温度计使用方面的健康行为形成率,女性高于男性,具有统计学意义;有关吸烟、洗手和体育锻炼及不随地吐痰方面的健康行为形成率,文化程度高者高于文化程度低者。

2.3.2 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区人群的健康行为形成情况:

教师的健康行为形成率最高(97.1%),其次为医务人员(93.3%),农民健康行为形成率最低(80.2%)。联合街的健康行为形成率最高(89.0%),其次为夏港街与萝岗街(分别为87.8%和87.2%),东区街的健康行为形成率最低(83.4%)。

3 讨论

结果显示,广州市萝岗区居民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为89.7%。此次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较高,可能因为本次调查的是居民的基本健康知识,也与近几年萝岗区疾控中心所采取的健康教育自评有关。其中吸烟与肥胖对健康影响的有关问题,居民的知晓率超过95%,这与近年来国家与各级政府在控烟和阳光体育运动等宣传活动中所起的健康教育作用有关;登革热这种伊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的传播途径知晓率低于72%,说明居民对登革热这一传染病的了解情况尚有不足。女性健康知识知晓率普遍高于男性,可能与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健康知识的获取有关。文化程度越高,相对经济水平越高,空闲时间接触网络、报刊等较多,这些都是文化程度高者健康知识知晓率高的可能原因;教师、公务员这部分职业人群的生活稳定,办公室提供报纸与上网等传播健康知识的条件,因此健康知识知晓率高于其他职业人群。

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引导人们改变不利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1],进一步完善以居委会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结合的社区健康教育网络,扩大健康知识的传播途径,做好健康教育工作。此外,应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组织有关专家不断探讨完善科学、有效的健康促进模式,提高市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及健康行为形成率[2]。

*P<0.05,**P<0.01。

人(%)

*P<0.05,**P<0.01。

参考文献

[1]汤捷,庄道荣.广东省“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工作中期效果评价[J].中国健康教育,2004,20(6):535-536.

广州居民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广州市某区18~69岁,居住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的居民。

1.2 抽样方法

根据《2005年广州市成人慢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方案》的要求,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梅花、建设2条行政街道。在梅花街随机抽取东兴南、共和西、梅花村3个居委会,建设街随机抽取黄华南、二马路、旧北园3个居委会,从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95户居民,每户居民抽取生日最接近21日的1名18~69岁成员。

1.3 调查方法

调查员为各街道社区卫生防保人员,经统一培训后采用《广州市成人慢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问卷》进行面对面询问调查,调查分为现场调查和入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一般情况、吸烟状况、戒烟情况等。

1.4 评价标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条约》定义,吸烟:累计吸烟≥100支;开始吸烟年龄:吸第一口烟时的周岁年龄;现吸烟:累计吸烟≥100支,现在仍在吸烟;戒烟:以前吸烟,现在已经不吸。

1.5 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利用Access2000软件双录入,EPIinfo 2002核对,SPSS 13.0软件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此次共调查570人,男性218人,占38.2%;女性352人,占61.8%;平均年龄45.0岁;职业前五位为未就业人员(20.7%),离退休人员(19.5%),办事员和有关人员(15.1%),商业、服务业人员(13.3%),其他劳动者(9.3%)。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上为主,占68.6%。

2.2 不同性别、年龄人群吸烟率和现吸烟率

2.2.1 吸烟率

总吸烟率为26.5%,吸烟率男性(63.8%)高于女性(3.4%),有显著性差异(χ2=251.81,P=0.000)。男性吸烟率有随年龄逐渐上升趋势,在50~组(76.5%)达顶峰,60~组(57.1%)有所下降,男性不同年龄组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3.08,P=0.011);女性各年龄组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2 现吸烟率

人群现吸烟率为19.8%,现吸烟率男性(48.2%)高于女性(2.3%),具有显著性差异(χ2=178.39,P=0.000)。男性现吸烟率,从18~组(31.0%)开始随年龄逐渐上升,在40~组(62.9%)达顶峰,不同年龄组现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20.05,P=0.000);女性不同年龄组现吸烟率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不同特征人群吸烟率和现吸烟率情况

不同婚姻状况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现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1.04,P=0.012),其中未婚组现吸烟率(29.6%)最高。不同职业人群吸烟率(χ2=29.38,P=0.001)和现吸烟率(χ2=27.37,P=0.001)均有显著性差异。吸烟率和现吸烟率军人均最高,其次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最低是学生。不同文化程度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0.97,P=0.027),其中初中组吸烟率(32.1%)最高;各组现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家庭月收入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4.64,P=0.023),其中1 000~2 999组吸烟率(25.1%)最高;不同组现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4 开始吸烟年龄

符合吸烟者定义的151人中,开始吸烟年龄最小为5岁,最大为55岁,平均20.5岁,标准差为7.103,P25-75为17~23岁,说明50%的人是在17~23岁之间开始吸烟。(表3)

2.5 现吸烟人群吸烟量

现在吸烟人群平均每周吸烟量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50~组达顶峰。不同职业人群中,吸烟量最大的职业是军人(195支)、但人数只有1人,不能代表人群吸烟情况,其次为离退休人员(120.5支)。(表4)

2.6 烟龄与每周吸烟量的关系

烟龄最短为一年以内,最长为50年,平均24.8年。对现在仍在吸烟的109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烟龄和近来每周吸烟量成正相关关系(r=0.418,P<0.05),说明吸烟的烟龄越长,吸烟量越大,成瘾性越明显。进一步计算出平均每周吸烟量与烟龄之间的回归方程为:平均每周吸烟量(支数)=43.863+2.197×烟龄(年)(P<0.05)。

2.7 戒烟情况

符合吸烟者定义中总戒烟率为25.2%。按性别分层,男性戒烟率从18~组(31.6%)开始下降,40~组(13.3%)到最低点后上升,到60~组戒烟率最高(56.3%),各年龄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戒烟率最高为40~和60~组(2组均为33.3%),各组戒烟率无统计学意义,女性吸烟者较少,不一定能反映人群戒烟率。(表5)

不同文化程度戒烟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为初中(27.9%)、高中或中专(26.4%)、小学以下(20.0%)、大专或以上(19.2%)。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该区人群吸烟率为26.5%,现吸烟率为19.8%,低于全国平均吸烟水平[3]。男性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均显著高于女性(P<0.005)。本区女性吸烟率低于全国女性吸烟率(4.22%)[4]。男性吸烟率和现吸烟率都有随年龄组逐渐升高的趋势,50~组的吸烟率(76.5%)和40~组的现吸烟率(60.8%)最高。因此,40~60岁的男性人群为控烟的重点对象。此年龄段吸烟人群的有如下特点:吸烟的烟龄较长,他们是比较顽固的烟民;此年龄段人群年龄较大,是许多慢性病高发的年龄;一般在家庭中地位较高,比较难受其他家庭成员约束;家庭成员较多,易造成他们的被动吸烟,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少年儿童还易造成坏影响。以上几个特征都反映对其控烟的难度和重要性。女性的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均较低,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8~组吸烟率(6.9%)和现在吸烟率(3.4%)在各年龄组中分别占第一和第二位,说明女性青年的吸烟状况仍然值得关注。

94.0%的人在30岁以前开始吸烟,50%的人是在17~23岁青少年时期开始吸烟并养成吸烟习惯的。该年龄段是产生吸烟行为的高危时期,与青少年的好奇心理、参加工作、扩大社交范围的需求有关。有关研究表明:1/3~1/2青少年尝试吸烟后会养成吸烟的习惯并成瘾[5],而且此年龄段人群在家庭中也刚好是40~60岁重点吸烟人群的子女,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吸第一支烟。因此,控烟关键是从青少年开始,也要注意加强对家庭各成员的宣传,减少诱导青少年吸烟的环境因素。

男性戒烟率40~组以下逐渐下降,40~组上才逐渐上升,到60~组达最高。年轻者戒烟率呈下降趋势,也可能是由于他们正值30岁左右,为创业阶段,因工作和社交需要。烟龄和近来每周吸烟量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吸烟开始时间越早,烟龄越长,越容易成瘾,以后的吸烟量越大,对健康的危害也越大。

综合以上吸烟开始年龄、重点吸烟人群、各年龄组戒烟情况和烟龄等因素,可以分析出本区控烟的重点和关键。可能由于青少年的好奇、家庭的影响、社交和工作等需要,多数人在20岁左右开始并养成吸烟的习惯。在三四十岁间,由于事业的逐步发展,社交圈子的扩大,人际关系的需要,主动戒烟机会减少和可能性下降。同时,吸烟时间越长,成瘾性越大,危害越大。资料也显示,年长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与吸烟显著相关[6]。因此,在50岁以后,可能由于事业、人际关系也基本上定型,而身体状况开始下降,吸烟对身体的危害逐渐出现才开始被动戒烟。因此,控烟的重点是40岁以上人群,而在广州市商业、信息发达的环境下控烟的关键是在校学生特别是对高中、中专(或高中、中专毕业)和大学学生进行控烟宣传教育,防止青少年吸第一支烟。同时通过街道居委会对家庭进行整体的控烟宣传,在家庭中互相监督,防止青少年受到家庭成员的不良影响而吸烟,也减少青少年的被动吸烟。有研究显示,青少年参与宣传戒烟活动可以减少其自身吸烟行为[7]。这样通过点面结合的方法才能更好地达到控烟的目标。

摘要：目的了解广州某区18～69岁居民的吸烟状况,探讨吸烟与慢性疾病的关系,为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区内2条行政街道,每条行政街道随机抽取3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95户居民,每户居民抽取1名成员,对其进行现场和入户的问卷调查。结果(1)人群吸烟率为26.5%,现吸烟率为19.8%。男性吸烟率和现吸烟率均显著高于女性(P<0.05),男性不同年龄组及不同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收入人群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男性不同年龄组及不同婚姻状况、职业现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2)50%的居民吸烟开始年龄为17～23岁。(3)烟龄和近来每周吸烟量呈正相关关系,计算平均每周吸烟量与烟龄之间的回归方程为:平均每周吸烟量(支数)=43.863+2.197×烟龄(年)。结论吸烟成瘾性、危害性大,控烟措施应该既要广泛宣传又要抓住重点人群,控烟问题任重道远。

关键词：吸烟,戒烟,吸烟率,流行病学

参考文献

[1]Broundtland.Stat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Conference on Chil-dren and Tobacco[R].Geneva:WHO,1999.18.

[2]PetoR,LopezAD,BorehamJ,etal.Mortality from tobaccoin developed countries:indirect estimate from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Lancet1992,239;1268-1278.

[3]杨功焕,主编.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7.

[4]李洪珍.妇女吸烟的流行趋势与对策.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97.14[4]:160-162.

[5]WHO.Fact.Sheet197.Tobacco Use by Children A Paediatric Diseases[R].Geneva:WHO,1998.

[6]王大礼.广州荔湾区1818名40岁以上居民吸烟及健康.状况的调查广州医学院学报,2004,32[2]:83-86.

广州居民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0年8～12月, 从金花街12个居委会用整群随机抽样的办法, 居民自愿的原则抽取16岁以上金花街居民8 523人。

1.2 调查方法

选用国家课题广东省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设计的调查问卷,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技术人员负责调查, 由技术人员面对面访视, 填写问卷并另设专人审核检查及回收。

1.3 问卷内容

包括居民基本情况、乙肝传播途径、乙肝危害性的知晓情况、对乙肝感染者的态度。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录入Execl 2003中, 运用Execl 2003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研究共调查金花街户籍居民和至少在金花街居住一年以上的居民8 523人, 男4 129人, 占48.45%, 女4 394人, 占51.55%;性别比是0.93∶1, 女性多于男性。16～49岁者4 121人, 占48.35%, 其中16～19岁者282人, 占3.31%, 20～29岁者1 087人, 占12.75%, 30～39岁者1 012人, 占11.87%, 40～49岁者1 740, 占20.42%, 50～59岁者2 572人, 占30.18%, 60～69岁者1 009人, 占11.84%, 70岁以上者821人, 占9.6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1 433人, 占16.81%, 高中及中专3 584人, 占42.05%, 初中2 263人, 占26.55%, 小学1 002人, 占11.76%, 文盲241人, 占2.83%。

2.2 居民对乙肝知识的知晓情况

见表1～3。

3 讨论

乙型肝炎是血源传播性疾病, 主要经血 (如不安全注射等) 、母婴及性接触传播。由于对献血员实施严格的HBsAg筛查, 经输血或血液制品引起的HBV感染已较少发生;经破损的皮肤黏膜传播主要是由于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械、侵入性诊疗操作和手术, 不安全注射特别是注射毒品等;其他如修足、纹身、扎耳环孔、医务人员工作中的意外暴露、共用剃须刀和牙刷等也可传播[1]。8 523名金花街居民对“乙肝的传播途径污染的医疗器械、输血、母亲生育小孩”问题回答“是”的人数是7 615、7 709、6 666, 正确率分别为89.35%、90.45%、78.21%。说明金花街居民对以上途径的知晓率高, 尤其污染的医疗器械、输血乙肝传播途径知晓率>80%。但对非乙肝传播途径“共同就餐是否会传播乙肝”的问题回答“否”的人数是3 333, 正确率为39.11%;回答“是”的人数为4 304, 错误率为39.11%;回答“不知道”的人数为886, 百分率为10.39%。说明金花街居民该项的知晓率低, 而且有一半的居民是错误的认识。在今后的健康教育中要介绍乙肝病毒主要是通过血液、体液、母婴垂直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途径传染[2], 加强居民对乙肝传播知识的认识。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全球约20亿人曾感染过HBV, 其中3.5亿人为慢性HBV感染者, 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HBV感染所致的肝衰竭、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 (HCC) 。乙型肝炎病毒 (HBV) 属嗜肝DNA病毒科 (hepadnaviridae) , 基因组长约3.2 kb, 为部分双链环状DNA。HBV侵入肝细胞后, 部分双链环状HBV-DNA在细胞核内以负链DNA为模板延长正链以修补正链中的裂隙区, 形成共价闭合环状DNA (cccDNA) ;然后以cccDNA为模板, 转录成几种不同长度的mRNA, 分别作为前基因组RNA和编码HBV的各种抗原。cccDNA半寿 (衰) 期较长, 很难从体内彻底清除。金花街居民对表2中的第1题:“对感染乙肝病毒可能导致肝硬化和肝癌吗?”回答“是”的5 502人, 正确率为64.55%;回答“否”和“不知道”的是1 108和1 892人, 不正确率为35.45%。第2题:“乙肝病毒一旦感染人体, 就很难被清除, 你同意吗?”回答“同意”的4 854人, 正确率为56.95%;回答“不同意”和“不知道”的分别是1 628和2 041人, 回答不正确率为43.05%。说明金花街居民对乙肝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在今后的社区健康教育上要加强对乙肝危害性的宣传, 让居民明确乙肝目前尚无特效药, 预防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HBV) 是控制乙肝发生最科学、经济和有效的手段[3]。

表3中的第1题“你是否同意, 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参加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 回答“同意”者5 196人, 百分率为60.96%;回答“不同意”者2 051人, 百分率为24.06%;回答“不知道”者1 276人, 百分率为14.97%。第2题“如果你熟悉的人是乙肝病人, 你会疏远他吗?”, 回答“同意”者1 565人, 百分率为18.36%;回答“不同意”者5 263人, 百分率为61.75%;回答“不知道”者1 695人, 百分率为19.89%。说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认同乙肝病毒携带者和健康人一样, 但仍有4成以上的居民乙肝病毒携带者有恐惧和歧视的心理。这也可说明为什么乙肝患者在入托、入学、就业、婚姻等问题上受到影响, 有不少人几乎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成为“异类”, 遭受明显的“歧视”的原因[4]。

通过调查本社区居民的乙肝知识知晓率, 为制订出合理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健康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5], 社区可以通过开展乙肝专题健康讲座, 宣传栏, 社区医务人员口对口宣传, 宣传单张等手段, 长期、系统、广泛、深入地开展社区健康教育, 扩大乙肝知识的社会覆盖面, 提高居民的乙肝知识知晓水平十分重要[6]。只有具有系统全面的知识, 居民形成正确的行为和观念, 消除对乙肝的歧视[7], 才会正确地面对疾病, 消除恐惧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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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晓红.高校大学生乙肝感染情况的调查分析与健康教育对策[J].中外医疗, 2010, 29 (1)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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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居民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于2013年6—7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对广州地区的高校按照重点本科、普通本科、专科3个类别进行分类, 在每个类别随机选取2所高校, 共6所高校。每所学校各年级随机抽取1 ~ 2个班, 共40个班1 232名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剔除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1 136份, 有效回收率为92. 2%。其中重点本科338份, 普通本科491份, 专科院校307份。年龄15 ~ 26岁, 平均年龄 ( 20.7±11.2) 岁。独生子女243名, 占21.4%, 非独生子女893名, 占78. 6%; 低年级 ( 大一、大二) 占62.2% ( 707/1 136) , 高年级 ( 大三、大四) 占37.8% ( 429 /1 136) 。

1.2 方法

1.2.1研究工具问卷为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2-4]自行编制, 经课题组讨论, 有关专家评阅, 并做了预调查对调查表进行修改。调查表共分为3个部分: ( 1) 一般情况, 包括专业、年级、年龄、性别等。 ( 2) 参保的意愿及行为, 包括2014年是否会选择参保、目前是否参加大学生医保。 ( 3) 影响参保的因素, 包括经济状况、健康情况、就医情况、对医保制度了解情况、对医保的满意度、对校医务室满意度6个维度。

1.2.2调查方法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法, 在教师或班长的带领下,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被调查者说明研究目的和意义, 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问卷, 现场收回。

1.3统计处理将所收集的数据资料经核对、整理、编码后录入, 再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参保情况被调查的1 136名大学生中, 在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参保年度购买了广州市城镇居民医保的学生有955名, 参保率为84.07%。没有购买任何保险的37名 ( 3.2%) ; 其中有451名大学生 ( 39.7%) 参加了2种或以上的医疗保险。300名学生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283名学生参加了原居住地区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36名学生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

有866名大学生 ( 76.2%) 表示会参保2014—2015年医疗保险。在已参加医保的955名大学生中, 有133名表示2014年不会继续参保, 占已参加大学生医保的13.9%。

有23.8%的大学生表示2014年不会继续参加居民医保, 原因依次是: 报销手续的办理麻烦 ( 41.50%) 、认为身体健康很少看病 ( 32.35%) 、可报销的项目过少 ( 31.55%) 。

2.2影响参保意愿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由于各自变量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因此先将性别、户籍、年级、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自评身体健康情况、就医行为、患病次数、均次医疗费用、对大学生医保制度了解情况、对学校医保宣传评价、对大学生医保制度满意 度、对校医务室满意度、参加医疗保险的数量共13个可能影响大学生参保意愿的因素进行单因素Logistic分析, 结果表明, 性别、户籍、自评经济状况、患病次数、均次医疗费用、对学校医保宣传评价、参加医疗保险的数量7个变量无统计学意义; 年级、自评健康状况、就医行为、对大学生医保制度的满意度、对大学生医保制度的了解情况、对校医的满意度6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

2.3影响参保意愿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6个变量 ( 年级: 一=1, 二= 2, 三 = 3, 四或五 = 4; 自评身体健康情况: 差 = 1, 一般 = 2, 好 = 3; 就医行为 ( 对照组 = 基层医疗机构) : 三甲医院= ( 1, 0) , 区属医院 = ( 0, 1) , 基层医疗机构 ( 校医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小诊所) ( 0, 0) ; 对医保了解情况: 不了解=1, 一般 = 2, 了解 = 3; 对医保制度满意情况: 不满意=1, 一般=2, 满意=3; 对校医务室满意度: 不满意= 1, 一般= 2, 满意= 3) 引入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 采用条件参数似然比检验后退法筛选变量, 引入和剔除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 0.10, 结果显示, 年级、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就医行为、对医保制度满意度共4个变量进入模型。

从表1可以看出, 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更倾向于参加医疗保险; 自评健康状况越差, 参保意愿就越强; 对医保制度满意度增加1个等级, 参保意愿增加3.66倍。就医首选三甲医院的学生相比就医首选基层医疗机构的学生而言, 参保志愿更低。

2.4对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度调查发 现, 有 22.2% ( 252 名) 大学生表示对大学生医保不满意, 63.2% ( 718名) 被调查者对医保制度感到一般, 而感到满意的只有14.6% ( 166名) 。

从表2可见, 大学生对医保中费用报销程序麻烦、可报销范围太窄、可报销比例太低都较为认同, 认同率都在49%以上。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3 讨论

本调查显示, 广州地区大学生2012—2013参保年度的参保率为84.07%, 高于同期西部民族地区某高校大学生参保率 ( 38.4%) [5]及南京市大学生参与城镇居民医疗率 ( 65.01%) [6], 但离2013年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提出的大中专学生参保率需达到100% 的目标尚远[7]。2014年学生的参保意愿率为76.2%, 而且在已参保的人员中尚有13.6% 的人明确表示2014年不愿意再参保。故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 通过改善其参保意愿来提高参保率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表明, 低年级学生更倾向于不参加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 与王明慧等[8]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新生在入学时由于社保网中的“个人身份”没有及时转变为“大学生”, 导致不能跟随学校批量缴费的步伐续保, 因此需新生本人到校医保处办理个人关系转移, 繁琐的手续使其不愿意参保。

本研究表明, 自评健康状况差的学生参保意愿更强, 而许多健康状况好的人认为自己如果没生病, 医疗保险费就白交了。提示学校及医保部门应通过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疾病风险意识和互助共济意识, 进而提高其参保意愿。

疾病风险和医疗需求较高的人群愿意参加保险, 而健康状况好的人群不愿意参加保险, 导致被保险人群的医疗需求显著高于按普通人群测算的水平, 易造成保险机构入不敷出。目前, 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国大学生的医疗保险都是实行强制参保原则[9]。但是强制参加保险的前提是保险相关政策合理, 如原本在居住地购买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但现在学校要求统一购买, 导致部分学生重复购买了保险。另外, 这也与我国目前多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存、且异地报销的手续不健全有关。

本研究表明,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时, 大学生患病首选三甲医院就医的比首选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次年参保意愿要低。由于各高校大学生医保均规定, 参加医保后去大医院就诊需经校医室开转诊单, 故首选三甲医院就诊者参保意愿较低。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形成基层医疗机构首诊制的就医格局, 需要政府大力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人、财、物、制度、信息、技术的投入,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包括校医室在内的服务能力。

本研究还表明, 对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满意度越差, 参保意愿越低。对制度的不满意主要集中于报销手续繁琐、报销范围太窄、报销金额太低等方面。2012年一项关于广东省大学生医保的调查也表明, 广东省大学生对学校报销程序不满意的占到36.21%, 有26.78%的大学生因为报销程序繁琐而没有报销医药费用[4]。可能是学校对医疗保险的报销流程、手续、方式没有做好普及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校医保部门缺乏相关硬件投入和人员, 导致没有对费用报销实行电子联网结算, 而是采用传统的人工审查、报销[10]。

综上所述, 想要完善大学生医保制度, 首先需要加强利用各种新型媒介对医保知识和具体执行措施的宣传, 提升大学生的疾病风险意识, 促进其对医保制度的了解; 其次, 加强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的信息化建设, 简化报销流程和手续; 再次, 立足于大学生日常医疗需求, 逐步提高报销的范围和额度; 最后,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建设, 构建小病进基层, 大病进医院的就医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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