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就业

居民就业（精选8篇）

居民就业 篇1

近年, 县委、县政府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采取产业和就业建设并重, 大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创造性地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 使这些利民政策不折不扣地施惠于城乡居民, 同时从财政上保证各项政策的配套, 即时落实民生工程,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通过公共财政扶持, 增加就业, 扩大保障, 城乡居民实现增效增收。

一、城乡居民收入构成现状:

2008年我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预计15890元, 其中:工资性收入9236元占58.1%, 经营性收入1089元占6.9%;财产性收入3028元占19.1%;转移性收入3118元占19.6%。与全国百强县市神木县相比, 2008年神木县工资性收入占47.0%;比我县低11.1个百分点, 经营性收入比我县高7.5个百分点, 而财产性收入我县比神木低2个百分点, 两县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持平。2008年我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预计505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824元占16.3%;经营性收入3235元占64.1%;财产性收入425元占8.4%。转移性收入566元占11.2%。2008年神木县工资性收入占43.4%, 比我县高27.1个百分点, 我县经营收入比神木县的39.9%高出24.2个百分点, 财产性收入比我县高2.2个百分点。从全国百强市城乡居民收入构成看, 除典型的农业县市外, 城乡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大, 而经营性收入则普遍比我县低。

二、就业保障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

充分的就业和再就业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前提和基础。就业率和工资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如我们安置一名大中专学生, 按每人每年20000元工资性收入计算, 可直接增加该生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0元/3.58人=5586.6元, 可直接增加该生农村家庭居民纯收入20000元/4.2人=4761.9元。安置一名农村劳动力, 每月工资1200元, 全年工资总额为14400元, 可直接增加该农户人均纯收入14400元/4.2人=3428.6元, 由此可见实现全社会充分就业和再就业, 是提高我县城乡居民工收入的根本所在。

充分的社会保障是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稳定的关键。目前我县农村居民的医疗合作报销比例在40%左右, 这不能算保障, 只能算救助, 因既然是保障, 起码报销比例应在60%以上, 就像城镇职工医疗报销比例应在80%以上, 在城乡调查中, 城乡居民报销的医疗费直接进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转移性纯收入中。

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 坚持不懈地抓好“科教兴靖”战略, 提高和扩大就业能力。

在推进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同时, 切实抓好劳动者职业培训。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是一个投入大, 周期长, 投入效益不易显现的行业。一般来讲, 普通和职业教育见效在12年以上, 但它是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才保证, 而劳动者技能培训, 多则2年, 少则几个月就可就业, 因此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有关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 解放思想, 转变工作重心, 全力以赴搞好科技推广、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教育和职业培训, 提高他们的素质, 改善他们的就业状况。中小企业是吸纳社会劳动力的主体, 因此要大力提供政策支持, 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低收入阶层乃至贫困群体来讲, 低保救济仍然是一个短期有效的方式, 不过却非长效机制, 我们可以由政府提供一些免费的职业培训, 提高这一群体的职业技能水平。

(二) 由于第一产业受自然条件、

天气、市场影响大, 在农民纯收入所占在比重较大, 严重影响农民收入的稳定性, 因此全面加大城乡劳动力培训、转移、输出和鼓励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是当前就业和再就业的主要任务, 也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极。大力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零售、餐饮、住宿、建筑等劳动力密集企业, 大力扶持民营经济, 对一些效益好又能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企业, 给予政策资金的扶持, 包括减免行政性收费和贴息贷款, 同时政府与企业联合共同出资, 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 这样既能使劳动力转移效率提升, 又能使劳动者素质提高, 还能使政府实现就业目的, 劳动者有业可干, 企业经营实现了人才保证, 从而实现了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赢。充分利用中省市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就业和收入, 与长庆局、延长集团等在靖生产投资的企业, 在项目开工审批前由县政府协调达成就业协议, 或按投资总额多少、用地面积、产能高低等指标, 优先在我县人才库中择优录用大中专毕业生或农村劳动力。

(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还未实施, 应尽快参照有关办法启动施行, 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提高城乡居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 提高我县社会保障覆盖率, 这样不仅使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而且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 进一步稳定城镇居民收入。

居民就业 篇2

阅读：364次 时间：2007-9-6 2:26:34 作者：统计学院网络部 [ 大 中 小 ]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雅安城乡居民就业调查报告。

本次调查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在江西省南昌、赣州等9市展开，共在27个县区的城乡随机发放调查问卷500份，经核实回收有效问卷446份，其中城市问卷216份，农村问卷230份，回收率达到89.2%。经过科学的计算，该调查抽样所产生的边际误差不超过5%（95%的置信度），样本容量符合理论要求。由于城乡居民的就业状况、就业方向、就业行业和就业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针对城乡居民分别设置了分卷并分两部分进行汇总分析。

第一部分：城市居民就业情况分析

一、城市就业者的基本情况：家庭就业人数占整个家庭人数的1/2以上，就业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男女职业的选择机率趋向平等，就业形势可观，求职者可以在众多行业中寻求适合自己的职业。

1.城市居民就业情况良好。据累计频数显示：被调查的216户城市家庭中，家庭总的人口数之和为807人，而就业者的累计频数是414人，占家庭总人数的51.3%，考虑到大多数家庭中都有老人和子女，因此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

2.城市就业居民的受教育情况较好。在全部就业者中，具有初中文凭的就业者比例为20.5%，具有高中文凭的就业者比例为20.5%，具有大专文凭的就业者比例为27.5%，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为13.3%，有4.9%的就业者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笔者认为这有两个可能：一是青少年辍学就业，一是中小学生在节假日或课余时间做兼职。

3.城市居民就业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一个家庭中有一位男性就业者的比例为73.6%，有一位女性就业者的比例为66.7%，差距不大。男性居民的失业率为14.3%，女性的

失业率为19.4%，比男性高出5.1个百分点。

二、失业、无业、下岗工人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未能就业与再就业的主观原因是因为年龄大或缺乏技能，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进行培训，多提供一些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

1.下岗工人下岗后实现再就业原因众多。被访者认为就业机会少是主要原因，而年纪大和没有一技之长也同样影响着他们的再就业难题。

2.无业居民希望政府提供培训和创业基金，并为他们多提供就业岗位。78位被访者希望政府能够广开门路，提供更多的再就业岗位，占36.1%；64位被访者希望政府提供再就业的技术培训，占29.6%；50位被访者希望政府能够支持自主创业，占23.1%。

3.中老年人（40-50岁）是下岗人群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在35位男性下岗职工中，有19人，占男性下岗人员的比例为54.3%；在44位女下岗工人中，40岁以上的23人，占女性下岗人员的比例为52.3%。

三、群众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主要针对创业指导等方面，培训的时间以15-30天为宜。

1.政府在解决群众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开展免费的就业技术培训，效果明显，但是应该进一步落实和加大宣传力度。听说过这一政策的群众有112人，占51.9%。而参加过免费的就业技术培训的人只有15人，有199人是没有参加过培训的，所占比例达到92.1%，可见该政策的覆盖面还不够广，受益者还是少数，希望政府进一步进行落实和完善。

2.居民希望政府能提供就业技术指导，更多的人希望能得到创业指导。在调查中显示，期望得到创业培训的有68人，占总人数的31.5%；期望得到就业培训的有64人，占总人数的29.6%；选择社区与家政服务技能和新技术的分别为16和23人，占总比例的12.4%和10.6%。建议政府能够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多的提供创业和就业培训。

3.就业者希望政府提供就业培训的时间为15-30天。有111人选择的时间是15-30天，占51.4%的比例；有53的人选择的是7-15天，占24.5%的比例。

四、城市居民认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举办传统的招聘会，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的就

业保险，并且出台优惠政策以支持居民自主创业。

1.参加招聘会是当前居民找工作的主要渠道。选择这个选项的被访者有87人，占到了40.3%的比例；其次是通过亲友介绍和培训班，各有27.8%和21.8%的比例；学校推荐、民间中介和其他类选项也有一定的比例，这也是找工作的几种主要途径。

2.居民对就业保险非常重视，尤其是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全部的就业者中只有19.9%的人没有得到所在单位办理保险，分别有20.9%和30.4%的人办理了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

3.自主创业的居民希望政府能提供优惠政策。希望政府减免税收的人比较多，有77人，占到了35.6%的比例；希望政府为自谋职业的人创造一定条件的人也占了33.3%的比例。其它有利于居民自谋职业的举措也很受欢迎，只要是能为群众提供切身利益的政策，都值得采纳。

第二部分：农村居民就业情况分析

一、随着三农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都已达到万元；但农村居民外出就业率较低，外出就业者素质较低，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外出打工人员。

1.农村家庭年收入大部分上了万元。在229个农村家庭中，有54个家庭年收入在5000—10000元，占23.5%；有62个家庭年收入在10000—15000元，占27.0%；有88个家庭的年收入已达到15000元以上，占38%的比例。由此显示，随着农业制度的改革，农业税的减免，农村家庭年收入普遍增加。

2.农村居民的消费意识正在提高。在所有的被访者中，有81个家庭的年支出达到了5000—10000元，占样本的35.2%；而年消费在10000—15000元和15000元以上的人数也不少，分别为57个家庭和41个家庭，共占样本的42.6%。

3.农村居民外出就业率较低，就业者负担较重。在230户被访者中，有男性就业者179人，有女性就业者147人，平均每户就业者还不到1.5人。而在230户被访者家庭中，家庭人口数在4人以上的有194户，占84.3%的比例。由此可见，农村人口的就业率较低，在大多数

家庭中都是用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这是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一个重要原因。

4.农村外出打工者文化素质水平普遍偏低。在230个被访者家庭中，外出打工者有318人，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其中具有初中文凭的打工者最多，有144人，占样本的45.3%；具有高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有59和58名；另还有17人只有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外出打工者占219人，占样本总量的68.9%。从调查结果可以推断，江西省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政府的教育机构应该改善农村教育环境，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

5.农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打工者。外出就业者的年收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最大，也就是说，农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打工。政府对此应予以重视，因为外出打工者的工作不具有稳定性。所以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农村体制改革，落实“三农”政策，提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以稳定农民的收入。

二、农村留置人员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副业和小生意等职业，也有一部分人会自谋职业。

1.农村未外出工作的人主要从事种植业、副业、小生意和其他等职业。调查结果显示，留置人员从事种植业的占大多数，比例为26.0%；做小生意和其他职业的次之，比例均为23.4%。在实际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民朋友的一些愿望，农民们都热切期望政府提供一些帮助，例如开展农业知识讲座、引进优良品种、建一些小加工工厂等，以提高农副产品的产出利润，同时也可以缓解农村居民的就业压力。

2.在农村家庭中，有一部分人选择自谋职业，自己寻找出路，其中男性多于女性。在216个被访者家庭中，有90个家庭中的男性自谋职业，比例为41.7%；126个家庭都没有男性自谋职业的情况，比例为58.3%。女性自谋职业的家庭为54个，比例为25.0%。

三、大部分农村家庭里没有剩余劳动力，这说明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作已初显成效，但仍有大约40%的农村劳动力闲置；在外出打工者中，有一部分回乡创业，这对缓解农村就业压力能起到一定作用。

1.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但仍有一小部分劳动力闲置。其中充分就业家庭户数达到138户，占到了63.6%的比例；有79个被访者家庭中仍未能充分就业，占到了36.4%的比例。因此，农村居民就业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转移劳动力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2.农村外出打工者中，有一部分回乡创业。在所有外出打工者中，有35人又回到家乡创业，占样本的16.5%，这部分人回到了家乡创业，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为家乡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大部分就业者都不愿意回到家乡来自己创业，这可能和他们的经济情况、观念及政府的一些政策有关系。

四、农村就业者的年龄分布合理，农民外出打工主要从事加工、建筑和轻纺等行业，且就业的方向主要偏向于珠闽三角、长三角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省内。

1.农村就业者年龄结构合理。江西省农村大部分就业者的年龄分布在30—50岁，在230个被访家庭中的387名各种形式的就业者中，16—30岁的人数最多，高达151人，占就业者总数的39.0%； 30—50岁的就业者有184人，占就业者总数的47.6%。

2.农村外出打工者一般都是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例如加工、轻纺和建筑等行业。所有被调查者中，从事加工行业有82人，轻纺行业有49人，建筑行业有37人，其他行业有54人，个体户有24人，运输行业有18人。各自所占样本的比例分别是31.1%、18.6%、14.0%、20.5%、9.1%、6.8%。

3.外出打工人员主要流向珠闽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和省内。在外出打工者中，98人流向珠闽三角地区，占样本总数的42.6%；分散在省内的有49人，占样本总数的21.3%。以上两个地区的打工者占了63.9%的比例，可见外出人员选择工作地点时都倾向于经济发达并且离家近的地区。

五、农村打工人员在外出打工时，大多都遇到了很多难题，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完善，农村就业者迫切的希望政府出台更多的政策来解决他们的工资和保险问题。

1.外出打工者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在众多被访者中，工资太低、缺乏劳动保障和工作时间太长是他们最大的困难。其中，81人感觉工资太低，占到了35.2%的比例；80人的工作时间太长，占到了34.8%的比例。另外，缺乏劳动保障和子女上学难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他们都热切地希望政府能够在他们家乡附近的地区提供一些就业岗位，来解决他们的这些困难。

2.农村的外出打工人员中，大部分都在其岗位上加过班。在外出打工者人员当中，工作时间长是他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中，有70人偶尔加班，占样本的30.4%；还有一部分人自愿加班，占样本的66%；经常被强制加班的人数也不少，高达45人，占样本的19.6%。

3.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目前还较普遍，政府应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重点要放在落实上。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被访人均中142个就业者的工资是按时发放的，占样本总

数的61.7%；但也有75人的工资不是按时发放的，占样本比例高达32.6%。

4.农村就业者办理社会保险的情况不容乐观。没有办理任何保险的人有52个，占样本的22.6%。一部分的打工者的所在单位都为他们办了医疗保险，有70人，占样本的30.4%。

六、大多数农民都希望能够进城务工，只有一小部分因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或是不放心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而不愿意外出就业。

1.大部分农民都希望能够进城务工，如果外出，他们一般都会把家里的田地租给他人耕种或是无偿给他人耕种。225个被访者中，有158人愿意外出工作，比例为70.2%，只有67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外出工作，比例为29.8%。其中在愿意外出工作的人中，有103人认为把家里的田地租给别人耕种较为合理，比例为65.2%，也有48人愿意无偿把土地给别人耕种，比例为30.4%。

居民就业 篇3

关键词：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对应分析；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19

Abstract： To grasp exactl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parity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 and different regions rural residents of Jiangsu Province， us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the disposabl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 and different regions rural resident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2014 was empirical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the difference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 and different regions rural residents. Low-income rural residents' job was closely related to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employment； low-and middle-income and middle-income rural residents' job was closely related to building industry employment； high-and middle-income rural residents' job was closely related to industry and other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employment； high income rural residents' job was closely related to lodging and catering， transportation， wholesale and retail， and other aspects of tertiary industry. The rural residents' employment in Northern Jiangsu was closely related to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residents' employment of building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was relatively higher in Central Jiangsu Region； the rural residents' employment in South Jiangsu was closely related to industry， its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 of industry was relatively higher. On the basis of this，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aspects of accelerating transference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ing continuous increase in farmer's incomes.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s； employment structure； income leve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农村居民就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现阶段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1-4]。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加快推进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居民就业结构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5]。由于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农村居民内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或不同地区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不同，为更准确把握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特征，运用对应分析方法从这两个角度对江苏省农村居民就业结构进行分析对比，探讨其就业结构的特点及其差异性，提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江苏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对策建议。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近几年，随着江苏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涉农县域内的工业、服务业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为农村居民在非农产业创业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率达65.2%，比2000年提高了23.7个百分点；2014年江苏省农村劳动力总量为2 604.86万人，非农就业人数达到1 842.86 万人，占农村从业人员的70.75%，比1990年高出32.27个百分点，比2000年高出25.82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非农就业规模的扩大，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据统计，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8年的7 357元上升至2014年的14 958元，增长了2.03倍，年均增长率12.55%[6]。农村居民收入非农化特征更加明显。2014年江苏农村居民非农收入12 326元，占总纯收入的82.41%。这不仅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家庭经营收入占整个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且体现在家庭经营收入内部来自第一产业经营收入比重也在持续下降，来自第二、三产业的经营收入比重持续上升。2000年在江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收入比重为70.3%，2013年下降到54.1%，2014年再次下降到52.3%，相应地来自第二、三产业经营收入比重上升到47.7%[7]。2015年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 257元，农民收入增幅连续6年超过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为2.30∶1，是全国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8]。江苏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协调发展，农村城镇化发展得到工业的有力支撑，2012年江苏农村劳动力中工业从业人员比重首次超过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重，2014年农村工业从业人员比重达31.49%，超过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重2.24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集聚都是以城镇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发展为基础，使江苏每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承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和8倍，在持续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和持续增收[9]。

1.2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标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按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大小分为5类：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按行业分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和其他非农行业7大类。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农村统计年鉴2015》，数据以2 400户江苏省农村家庭为调查样本（每一收入水平调查样本均为480户），2014年常住人口7 152人，家庭从业人员总数4 968人，其就业行业见表1。2014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农村居民就业结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也来源于《江苏省农村统计年鉴2015》（表2）。

1.3 研究方法

以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样本与其就业结构变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对从这两个角度划分的不同收入水平户类别和地区类别的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对应分析方法常用于研究多个分类变量的关系，它是在R型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指标与样本同时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描述低维空间中对应表中的两个名义变量之间的关系及每个变量的分类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原理是，对二维数据矩阵进行适当的变换，从而可以同时对行和列进行分析，以便发现行、列因素之间的关系[10]。基本方法是，利用“降维”的方法，将变量及变量之间的联系同时反映在一张二维或三维散点图上，直观地揭示同一变量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对应关系[11]。它运用交叉列联表独立性检验中卡方统计的计算方法，将原始数据矩阵规格化为概率矩阵，使数据资料具有对称性，并根据概率矩阵确定数据点坐标，进行行变量和列变量的分类降维处理，计算出R型因子载荷和Q型因子载荷，绘制对应分析散点图，从对应分析散点图中可以看出联系密切的类别变量点较集中，联系疏远的类别变量点较分散，这样可直观地把握变量与变量之间和每个变量内不同分类之间的联系。在实际操作中，利用SPSS22.0（中文版）对样本数据进行对应分析，得到对应分析的最终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计算协方差及其特征值

以2014年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13个地级市农村居民就业人员数据为分析样本（表1、表2），调用SPSS 22.0（中文版）进行对应分析，两组样本分别以收入水平户类别和地区类别为行变量、就业结构类别为列变量，分别计算2组样本的协方差及其特征值，如表3所示。

表3是由SPSS对应分析程序计算的两个样本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不同收入水平户样本的第1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94.6%，第2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3.8%，前2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98.4%，大于85%的要求；该组样本所有特征根的总和为0.092；再对由收入水平户类别和就业结构类别构成的交叉列联表进行卡方检验，卡方观测值为458.801，相应的概率ρ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所以该组样本拒绝零假设，其行变量（收入水平户类别）与列变量（就业结构类别）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由于该组样本的前2个特征值已经解释了样本各变量间及同一变量各个类别间差异的98.4%的信息，因此该组样本可以确定用二维来反映不同收入水平户与其就业结构变量及其不同变量各个类别间的对应关系。同理，由表3也可看出，13个地级市样本的前2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86.5%，大于85%；所有特征根的总和为0.122，卡方观测值为318.633，其概率ρ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同样可以用二维来反映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的各种对应关系。

2.2 计算R型、Q型因子载荷阵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2014年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户、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人员数据的两组样本均可取前2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分别计算R型因子载荷矩阵和Q型因子载荷矩阵，其结果列于表4至表7。

2.3 绘制对应分析散点图

根据以上两组样本R型和Q型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绘制2014年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户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对应分析平面散点图（图1和图2）。

由图1可直观地看出2014年江苏省农村居民内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就业人员分布状况。结果表明，低收入农户与农林牧渔业就业关系密切且远离其他就业结构变量点，说明低收入农户主要在农林牧渔业内就业，两个变量点位于第Ⅱ象限内；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户与建筑业就业关系相对密切，其在建筑业内就业人员比重相对较大，变量点均位于第Ⅲ象限内；中高收入农户与工业和其他非农行业关系就业较为密切，其变量点均分布在第Ⅳ象限内；高收入农户与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第三产行业就业关系密切，其变量点均分布在第Ⅰ象限内。上述对应关系在对应分析散点图上显示比較清晰，可以反映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就业结构的基本状况。

由图2可直观地观察到2014年江苏省农村居民就业结构在不同地区间、就业结构各指标间以及地区与就业结构间的相互关系信息。从不同地区类别来看，苏州、无锡、镇江和常州在对应分析散点图上分布于竖轴左侧第Ⅲ、第Ⅱ象限，其间距离相对较近，表明这些地区农村居民在就业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为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为江苏农村居民高收入地区；南京、扬州、南通和泰州在对应分析散点图上均位于第Ⅱ象限且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很近，表明这些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相似性较大，处于江苏农村居民中等收入水平的苏中地区；淮安、徐州、连云港和宿迁在对应分析散点图上均位于第Ⅳ象限内且相互之间的距离较近，这些地区在农村居民就业结构上具有较大相似性，均为江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苏北地区。盐城仅与淮安相对近一些，与其他地区距离均相对较远，表明盐城农村居民就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从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类别看，工业和农林牧渔业分别位于横轴下方的第Ⅲ象限和第Ⅳ象限内，其间距离较远，且均远离其他变量点，表明工业和农林牧渔业两个行业均具有相对独特的就业结构主体；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及其他非农行业5个变量点位于横轴上方的第Ⅰ、第Ⅱ象限内，其相互之间距离较近，表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具有相似的就业结构主体。地区类别与就业结构类别间的相互关系，反映在7种就业结构类别对应13个地区类别的变量点的远近程度，两个变量对应点的距离越近，联系就越紧密，说明某一地区农村居民与其相应的就业行业关系密切或在该就业结构类别上从业人员比重相对较大。与“农林牧渔业”变量点最近的是连云港、宿迁、徐州和淮安等苏北地区，其农村居民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重较高；与“工业”变量点相近的是苏州、无锡、镇江和常州等苏南地区，其农村居民在工业行业内就业人员比重较大，苏南是江苏农村工业最为发达地区；“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5个变量点与南京、扬州、南通和泰州相对较近，表明苏中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中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相对较高，南通和泰州是江苏省有名的建筑强市，南京农村的商贸产业相对比较发达。

本研究的两组样本数据，前者是微观层面的农村居民内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就业结构抽样调查数据，后者是地级市层面的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统计汇总数据。从农村居民收入角度比较两组样本数据的对应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的苏北地区农村居民就业均与农林牧渔业关系密切；中等收入农户和中等收入的苏中地区农村居民就业均与建筑业密切相关；高收入农户和高收入的苏南地区农村居民就业均与工业的关系相对密切。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14年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数据进行对应分析，结果表明，低收入农户与农林牧渔业就业关系密切，其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重较大；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户与建筑业就业关系相对密切，其在建筑业内就业人员比重相对较大；中高收入农户与工业和其他非农行业就业关系较为密切；高收入农户与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第三产行业就业关系密切。对2014年江苏省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数据的对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在就业结构上的差异性。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就业与农林牧渔业关系密切；苏中地区农村居民就业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相对较高；苏南地区农村居民就业与工业关系密切，其在工业行业内就业人员比重相对较大。从农村居民收入角度比较两组样本数据的对应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点。

综上所述，江苏省要在加快推进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通过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目标[12]。

第一，推动以工业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大力推进以工业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要充分发挥江苏工业经济实力强的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注重农村工业经济运行质态和发展规模，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就业层次。通过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解决农民当地就业，促进农民兼业化；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增加就业机会[13]。各级政府要制订和落实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培育一批区域优势主导产业和特色中小企业集群，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区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居民就业非农化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第二，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首先，要根据苏南、苏北、苏中三大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依托各地资源优势和发展优势，结合区域主导产业特点，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实现融合发展的资源互补与产业联动。其次，要依托当地区位条件、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培育多元化的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创新产业链和农户利益联结模式；加强农民创业就业基地建设，引导农民发展与县域主导产业配套的相关产业和产品，支持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发展，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观光农业，让农民真正分享到产业链延伸、产业功能拓展所带来的就业机遇与切身利益。最后，要在产业融合模式、主体培育、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和投融资机制等方面，按照产业链完整、功能多样、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产城融合协调的标准，开展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区创建活动。通过财政支持、金融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村新型业态，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标。

第三，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进程。要抓住江苏获批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省的机遇，充分发挥江苏省城镇密集、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优势，加快推进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结构均衡的梯度化、一体化发展，拓展农村居民转化的城镇空间；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建立健全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常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制度。在苏南等外来人口较多的地区，逐步将户籍与福利脱钩，加快实施全省范围内户口通迁政策。落实好江苏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切实保护农村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合法權益。

第四，完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完善“城乡一体、平台到村、联系到户、服务到人”的就业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训，帮助其拓展就业领域，特别是要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劳动者；加大就业援助力度，对现有农村中非农劳动者开展就业政策指导，增强其合理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意识，实施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减轻农村居民创业就业成本和企业负担。充分尊重农村转移就业人员意愿，自主选择居住、教育、医保等公共服务方式，完善江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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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沛良.现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51-157.

城镇居民就业现状分析及对策探索 篇4

近年来, 厦门市经济发展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 2009年度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451.41亿元, 比上年增长10.1%, 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完成240.56亿元, 增长9.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131元, 比上年增长9.1%。其中, 居民人均工薪收入20637元, 增长8.7%, 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69.4%;人均经营净收入2181元, 增长15.6%;人均财产性收入1515元, 增长89.9%;人均转移性收入5418元, 增长2.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990元, 增长5.1%,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8.2%。但在社会就业问题上不容乐观, 当前主要表现在:

一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登记失业人员与周边城市相比呈居高趋势。自2007年起, 据劳动部门统计, 2007年全市新增城镇就业19.79万人, 年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2.29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9%, 比上年下降0.25个百分点。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2.44万人。2008年全市新增城镇就业20.97万人, 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1.97万人。到年末, 实有登记失业人数2.92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4%。2009年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2.43万人;年末, 实有登记失业人数2.97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1%。然登记失业率控制在省委省政府下达的指标之内, 但与省内周边城市相比, 仍然偏高。

二是就业困难群体真正实现再就业难度加大。就业困难群体包括年龄35岁以上下岗失业人员、无技能人员及女性下岗失业人员。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下, 无技能、年龄大的劳动者实现再就业的难度逐年加大, 成为就业困难的一大群体。去年失业人员有33830人实现再就业, 其中有10166人是属于灵活就业形式, 占30%, 大部分是依据再就业优惠政策的作用, 申请认定灵活就业, 并享受社保补贴, 并纳入就业人员统计范围。而就业困难群体真正依托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并不多。

三是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问题日益突出。厦门市从2003年起开始实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至2004年底共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50284人, 但随着失地农民的增加, 以及转移就业后的不稳定性, 并不能乐观面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以2008、2009年为例, 共实现转移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19700人, 24300多人;但由于受到企业工资、待遇、工作条件、劳动强度等诸方面因素, 流动性很大。这说明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的多方面、多渠道性, 也反映了转移就业的不稳定性。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虽然政府已下发了《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对不同年龄段被征地人员参保实行不同的缴费标准, 但对于青壮年的失地农民, 实现正规就业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是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难度增加。近几年来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量总体上大于社会需求, 根据教育部门资料, 新成长的劳动力2008年厦门市普通高校毕业生为21938人, 比上年增加3574人, 增长19.5%。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的因素, 200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数还将进一步增多,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高峰面前, 大学生就业压力凸显。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全市7%的失业人口为毕业后从未工作的20～24岁人口, 这类型失业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待业在家的大学毕业生。而从已经就业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就业身份来看, 93.3%为雇员, 3.6%为雇主, 2.6%为自营劳动者, 0.5%为家庭帮工。仅有6.2%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和雇员的人数比例为1:15, 大学生就业思想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

二、厦门市社会就业的主要矛盾及其成因

社会就业的现状也和我国目前社会就业所面临的现状一样。究其原因, 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市场经济调节的结果。目前, 影响厦门市社会就业的主要矛盾是:

一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 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 而本市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 相当多的企业一直招不到合适的工人, 据市劳动力市场统计, 今年以来, 在劳动力市场一次性招工100人、已招聘三次以上的企业达225家。在调查过程中还了解到, 2008年金融危机民工荒年, 2010年经济转型、经济好转企业招工越来越困难, 一开始仅限于技术工种, 去年下半年开始, 连普工都很难招, 尽管企业在招工年龄上放宽限制, 由以往招女工年龄普遍在24岁以下放宽到35岁以下, 即便如此仍然招不到合适的人员, 招工存在一定困难。

二是社会保险缴费标准的不同造成外来劳力与本市劳动力发展不均衡。近几年来, 由于厦门市社平工资的不断上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较低以及厦门市企业招用本市员工与外来员工缴交的不同社会保险政策, 造成就业的不平等竞争, 促使企业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而不愿招用本市劳动力。以2010年的缴费标准为例, 如图所示 (单位:元)

(如果缴费标准按社平工资的60%来计算的话, 招一名本市职工单位需缴纳412.87元, 个人需191.39缴纳元)

由上表可知, 企业如果用社平工资标准为缴费基数, 招用一个本地劳力所需费用是招用外来劳力的4.2倍, 如用最低缴费标准 (社平工资的60%) 作为缴费基数, 招用一个本地劳力所需费用是招用外地劳力的2.3倍。显而易见, 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宗旨下, 厦门市城镇居民的就业格局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三是劳动力就业观念仍未根本改变。从企业、街道社区、创业培训机构、自主创业人员所反映的情况以及劳动保障部门实际工作中所接触的情况来看, 厦门市劳动力就业观念仍然存在“等、靠、赖”的思想, 而且存在本地劳力易拉帮结派、不好管理的现象。对于工资福利待遇较低, 工作环境较差的工种不能适应。一味地依赖政府, 缺少再就业的热情。

三、促进厦门市城镇居民就业的对策及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 积极挖掘增加就业岗位潜力较大的产业和行业, 开拓就业岗位资源。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要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 扶持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 拓宽就业渠道。目前厦门市民营企业在不断壮大, 民营企业已成为吸纳厦门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力军, 要专门研究注重提升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政策与措施, 使民营经济能够继续成为安置就业的重要渠道。除此之外, 信息产业、旅游业、室内装修及午夜管理、社区劳动组织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 这些也都是就业岗位资源相对丰富的行业和产业, 应该进一步研究促进这些行业发展的措施, 以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二是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宏观调控。针对目前劳动力市场招工难的现象, 政府应该及时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引导企业提高基本工资, 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 提高整个城市吸引力。随着岛内工业区大量往岛外迁移, 大量岛内居民往返于岛内外上班, 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吸引力, 企业最低工资也不应有岛内岛外的区分标准, 应该统一。这样有利于促进更多的劳动力前往岛外上班, 同时也保障了岛外劳动力的基本权利。

三是政府出台鼓励自主创业人员的优惠政策手续简化。厦门市目前的再就业优惠政策都是倾向于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 但对于从未就业过的人员以及新成长的劳动力, 在自主创业方面并无具体的政策鼓励措施。与下岗失业人员相比较, 新成长的劳动力具备年轻有闯劲、容易学得一技之长, 自主创业的愿望强的特点, 不足之处就是常受困于资金不足;反观下岗失业人员, 年龄偏大、技能较差、且家庭负担重, 思想顾虑大, 自主创业的主动积极性不够。政府既然对下岗失业人员都能出台小额贷款政策给予扶持, 也应该出台适合自主创业人员的优惠措施, 尽量地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就业。

四是扩大再就业优惠政策的覆盖面, 简化手续, 提高办事效率。厦门市应结合岛内工业区往岛外迁移的时机, 积极出台企业招收本地农民工或失地农民的优惠政策。建议将失地农民也纳入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的对象之一。对于企业招收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且签定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给予50%的社会保险补贴。

五要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和自主创业培训工作, 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职业教育与自主创业培训, 是一项积极而稳定的就业支持政策, 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意义重大。要建立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 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一是鼓励各职业院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加强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训练, 突出技能教育, 突出实验、实训和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针对目前劳动力市场缺乏大量的普通技工、高级技工等工种, 各职业院校应密切联系劳动保障部门和企业, 可通过劳动保障部门与企业挂钩合作, 为企业培养适合他们当前最急需的和今后发展需要的高级技工。结合行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要, 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 统筹规划, 大力培养社会急需的技能型人才。二是加大厦门市失业人员、待业大中专青年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全面推进再就业。并成立专家咨询团及设立辅导专项资金, 帮助协调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困扰和提供咨询服务。

六要尽快缩小本地劳力与外来务工人员社保缴费标准的差异。目前由于厦门市城镇居民社保政策与外来务工人员差异太大, 企业招收本地农民也视同外来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对外来人员的低缴低保, 实际上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保障, 不利于将他们当中的优秀人才长期留下来,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他们长期居留的信心。对本市农民工实行与外来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 一方面侵害了他们的权利, 另一方面, 也不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实行有效转移。社保缴费标准逐渐缩小差异, 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本市人员就业, 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外来人员的权利, 确实把外来人员纳入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环境当中。

居民就业 篇5

2010-07-28 21:10:00 来源: 新民网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今年以来，我国在扩大就业，增加人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就业岗位和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

今年前7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5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6%；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0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其中困难人员再就业9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2%。截至6月底，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13540万人，同比增加743万人，增长5.8%。

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065元，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528元，实际增长10.3%。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

今年上半年，城镇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为21029万人、24907万人、12010万人、13025万人和8452万人，比上年底分别增长982万人、2596万人、365万人、852万人、677万人。

全国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为2267.7万人和3749.9万人。农村低保正向“应保尽保”迈进。截至3月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91.05％，提前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覆盖率达到80%以上）。

宏观调控与扩大就业政策紧密结合为保障就业，国家颁布和实施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规范劳资关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为促进就业，国务院专门就做好促进就业工作发出通知，继续把增加就业规模和控制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宏观调控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和措施。为扩大就业，国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落实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增长。例如，统筹城乡就业，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和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各地政府还大力开展就业援助，将因灾就业困难人员及时纳入就业援助范围，优先保证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就业，积极实施地震灾区毕业生援助行动；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对失业人员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给予适当补贴和信贷支持。

有关地区和部门还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项目，开展服务外包人才招聘等专项活动，努力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努力帮助城乡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

今年以来，为继续加大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扶持力度，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支农强农政策力度。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5956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对农民的补贴增加到了1028.6亿元，同比增长100%，补贴范围继续扩大；分两次将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4%-7%。

政府不断加强对职工工资的宏观调节力度。今年年初，有关部门开始实施“彩虹计划”，着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同时，加大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力度，今年以来已有18个地区调整执行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有16个地区公布了新的工资指导线方案，引导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受此影响，上半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同比增长18%。

为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力度，今年3月1日，我国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减轻。自今年9月起，将进一步调整消费税税目税率，将1升以下排量的汽车消费税税率降到1%，并提高了大排量汽车消费税。

增加补贴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国家对今年年初遭受雨雪冰冻灾害较重的7省（区）的低保对象和汶川地震灾区困难群众及“三孤”人员分别实施三个月的临时补助，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灾区参保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落实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和受伤人员的医疗保障待遇，扩大失业保险支出范围。

今年，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众的补贴力度。为缓解今年以来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的影响，在继续执行2007年临时物价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国家分别在1月和6月两次提高城乡低保对象的补助标准，并对生活特别困难的城市低保边缘家庭给予临时救助。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由调整前的 714元增长到2007年的963元，今后还将再连续调整，并进一步提高调整幅度。

厉以宁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是关键 篇6

首先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他解释说, 原材料价格上升, 既可能是投资需求过旺造成的, 也可能有成本上升的因素, 当然也不排除人为炒作对原材料价格上升的推动。

第二个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厉以宁认为, 农产品价格上涨, 更多地受供给不足的影响, 但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地价、用工成本, 以及运输成本的上升也推动了农产品价格攀升。

第三个原因是用工成本的上涨。厉以宁提示, 在用工问题上,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人口红利是否已耗尽, 低工资雇工时代是否结束?值得关注的是, 大量熟练技能工人的短缺。

第四个原因是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地价、房价推升了企业的成本。

这4个原因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使得我们在考虑调控政策时不宜单纯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厉以宁解释说,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发生的滞涨, 使经济学家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的局限性, 而目前的中国, 要对调控政策全盘考虑。

在厉以宁看来, 当前执行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宽转向稳健是可行的, 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必要的。目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让货币流量回归到合理的水平, 这样有助于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但他强调, 一定要适度, 适可而止, 否则有可能出现滞涨。

针对供给不足带来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 厉以宁表示, 应该实行有倾向的政策调控, 该保就保, 该压就压。对人为炒作带来的价格上涨, 厉以宁建议, 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管理, 打击炒作;另一方面为民间游资开辟通道, 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养殖业和短板行业。厉以宁觉得, 当前最大的民生问题仍然是增加就业和保证居民实际收入上升。他认为, 要研究一系列政策, 使得居民收入随GDP和CPI增长而增长。

散会后, 厉以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防止通胀转向滞涨, 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需要做的是提出各项政策的利弊, 而政治家要做的就是对各项政策进行度的把握。

居民就业 篇7

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国有、集体经济部门的逐渐缩小和新兴部门的急速扩张。从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下岗的再就业人员多数被非正规化,而新兴部门的雇佣形式也趋于灵活化,加之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不断壮大。吴要武等(2006)对非正规就业的界定和测算显示,我国2002年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介于40.3%~45.2%之间。到2008年,这一比例依旧稳定在41.0%左右(李培林,2009)。那么,对于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而言,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行为?他们的就业行为究竟有何差异?自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非正规就业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从就业单位、劳动者个人以及政府部门等多个维度寻找答案,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然而,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者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是家庭的理性决策行为,也就是说,劳动者外出就业与否以及就业状态的选择与其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周天勇等,2007)。比如,作为非正规就业群体重要来源之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的外出就业决策行为正是由其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收入决定的(汪伟,2010)。所以,从家庭角度考察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机理可能更为全面和符合现实。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家庭收入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有怎样的影响?不同收入户的居民在非正规就业决策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探求这些问题对于客观揭示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行为机理以及有效缩小收入不平等和减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就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而言,国外实证研究大致形成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低收入者更倾向于选择非正规就业。如Ciupagea(2001)的研究表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因为相较于失业而言,非正规就业起码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水平。Amuedo-Dorantes(2004)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智利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收入低是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居民从事非正规职业也加剧其进入贫困行列的可能性;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企业特征以及区域特征后,贫困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依然稳健。Devicienti et al(2009)基于动态视角利用二变量动态随机效应Probit模型对阿根廷1996—2003年的微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发现贫困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高度的动态相关性,户主上一期的贫困会导致户主本期选择非正规就业,同时上一期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户主也会加剧其本期的贫困。而Kim(2005)则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阐述贫困、收入差距影响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行为机理,结果表明贫困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随着收入等级提高,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意愿逐渐降低;基于罗马尼亚非正规经济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其理论分析较为吻合。Millan-Smitmans(2010)也主张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被认为是正常的、可接受的谋生手段,是低收入者的社会安全网,非正规就业为那些无法在正规部门或正规岗位找到工作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机会。另一类学者却持相反的观点。如Beccaria et al(2008)对阿根廷的研究发现,尽管非正规部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但贫困并不构成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Beuran et al(2006)的研究也表明,选择非正规就业和贫困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即越是贫困的居民越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Bedi(1998)也认为高学历、高收入者更倾向于通过从事非正规职业来摆脱正规职业的各种约束和限制。而Amuedo-Dorantes(2004)的研究却表明,非正规就业群体存在异质性,其中高技术行业的男性更具有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倾向。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非正规就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客观揭示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行为机理很有必要。但就笔者所收集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常进雄等,2010;魏下海等,2012;屈小博,2012)。而涉及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研究的仅有胡凤霞等(2011),他们利用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专项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研究发现正规就业市场不等于低级市场,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张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加深,并且发现收入越高的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越高。但该文并没有从家庭角度研究非正规就业者的决策行为。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最新的CHNS数据对此进行分析以填补这一空白。与现有文献的不同体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从家庭角度研究收入对非正规就业决策的影响。第二,考察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就业决策行为,可以揭示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异质性。

三、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家庭收入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二元决策Probit模型,其形式如下:

其中,假设其满足0<Φ(·)<1标准累积正态分布函数的假定。

在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nformal为非正规就业决策变量,inc为家庭收入,dum为不同收入组虚拟变量,edu为教育年限,age为年龄,expsq为经验平方,gender为性别,married为婚姻状况,huji为户籍。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中国9个省份进行的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广西、贵州9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调查时间分别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调查方法采取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调查内容涉及住户调查、膳食调查、健康调查和社区调查等多个方面。该调查在每个调查年度调查的农村住户和城镇住户达到4000个左右,涉及13000多个家庭成员工资、教育、年龄、工作等方面的信息。本文选取2009年数据进行分析,符合要求的样本量为2441。

(三)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就业类型,用虚拟变量表示(非正规就业为1,正规就业为0)。实际上,国内外学者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参照常进雄等(2010)与魏下海等(2012)的做法,本文将非正规就业者定义为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临时工、领取工资的家庭工人以及除私营、三资企业中的合同工,共1068位居民;而将正规就业者定义为各级企事业、大中小集体企业、集体农场和私人企业中的长期工人和私营、三资企业中的合同工,共1373位居民1。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居民的家庭收入。另外将居民的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年龄、户籍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作为其他控制变量。

1.家庭收入。CHNS中每个居民都有对应的家庭编码,首先根据家庭编码识别出同属一个家庭的居民,然后对同一家庭每位成员的收入进行加总求和,从而得到每位成员所属家庭的家庭收入。

2.教育年限。本文把1年中等技术学校、2年中等技术学校、3年中等技术学校分别等同于1年高中、2年高中、3年高中,并赋予10年、11年和12年的受教育年限。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借助Kuepieet al (2009)的做法,把教育年限分为4个区间(0~6年、7~9年、10~13年和14年以上),以教育虚拟变量形式进行估计,其中参照区间为0~6年。

3. 工作经验。根据魏下海 (2012) 与姜励卿(2012)的方法,把年龄扣除教育年限再减去6之后的时间作为工作经验。为考虑工作经验与非正规就业选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引入工作经验平方项来考察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

4.性别。女性为 1,男性为 0。

5.年龄。本文选取的年龄段为 18~65 周岁。

6.户籍。为验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和城镇本土居民的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之间的差异,本文在估计模型中加入户籍虚拟变量,其中城镇户籍为1,农村户籍为0。

7.婚姻。考虑到婚姻状况可能对居民的就业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引入婚姻虚拟变量来考察这种关系。鉴于问卷中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在婚、离婚、丧婚和分居等4类,本文把其中的在婚、离婚、丧婚和分居定义为已婚,取值为1,未婚则取值为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估计

首先对式(2)进行估计,从绝对数的角度考察居民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表1中的模型1可以看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时,家庭收入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也就是说,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居民越不愿意从事非正规职业。考虑估计结果可能受其他共同影响家庭收入和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因素的影响,本文分别设定了模型2~6,结果发现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稳健,这与Kim(2005)的研究结论类似。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符合经济意义,并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教育对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的影响为负,意味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居民获得正规工作的概率,随着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会降低。户籍制度也是影响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农村户籍居民而言,具有同等条件的城镇户籍居民选择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显著下降。婚姻状况对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也有显著影响,结婚前的居民更愿意从事非正规职业,这与非正规就业本身的灵活性不无联系。而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较大。另外,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居民过去的工作经历并不会影响其就业决策行为,这也间接说明居民的就业行为较为稳定,这一发现与胡凤霞等(2011)的结论一致。

如果不深入分析,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非正规就业者为社会中的低收入者。然而,Günther et al(2012) 对科特迪瓦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非正规劳动力中仅有45%是被迫从事非正规职业的,而另外55%则是自愿选择从事非正规职业,他们的收入会高于其从事正规职业的收入。也就是说,非正规就业群体中可能会“潜伏”着一部分高收入者。那么,我国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内部构成又如何呢?家庭收入的阶层差异是否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决策行为呢?绝对数角度的考察似乎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二)不同收入阶层的估计及非线性发现

接下来,本文以家庭收入为分组标志把所有居民分为不同阶层,以考察不同家庭收入阶层下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差异。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做法,本文把所有居民按家庭收入分为7组,并赋予其虚拟变量(dum1,dum2,dum3,dum4,dum5,dum6)1。首先,与Kim(2005)的做法相同,把收入处于最低20%(即最低收入户和次低收入户之和)的家庭视为贫困家庭,并赋予贫困虚拟变量进行估计,以检验贫困与非正规就业决策之间的关系。表2中的模型7显示,贫困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342,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家庭贫困的居民确实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这也符合学界的主流观点———从事非正规职业是那些贫困者生存策略的选择。既然如此,这是否意味着非贫困家庭的居民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呢?为对此作进一步考察,笔者对包含6个虚拟变量的式(3)进行估计。从表2中的模型8可以看出,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449和0.377,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也印证了模型7的估计结果。中等偏下户的估计系数为0.145,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尽管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它们符号已呈现明显变化,换言之,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居民可能不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最高收入户的估计系数却逆转为正,且通过了1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最高收入户的居民又有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意愿。整体而言,与中间收入户(参照组)的居民相比,收入分布底层40%的居民和最高10%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收入分布次高30%的居民则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即随着家庭收入阶层的提高,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遵循“提高———降低———提高”这一路径。据此可以推断,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和家庭收入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检验此推断,笔者对包含家庭收入平方项的式(4)进行估计,从模型9可以看出,家庭收入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证实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U型关系。

笔者尝试从劳动力市场异质性角度解释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U型关系。事实上,U型关系意味着,相较于中间收入户居民而言,低收入户的居民和高收入户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低收入户的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决策的行为不难理解,也得到多数经验研究的支持。一般而言,低收入户的居民因无法获得正规教育或者职业培训从而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而教育程度却是影响就业决策的重要变量;如此以来,为维持生计,这些劳动者不得不选择一些进入门槛低的非正规部门或选择一些人力资本要求低的岗位,从事非正规职业。基于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者均支持此观点(Dickens et al,1985)。而对于高收入户的居民而言,他们则把灵活自由的非正规就业视为一种理性选择。为避免正规就业的种种限制,他们选择一些诸如自由作家、咨询师、律师等较为灵活自由的就业类型。与低收入户居民非正规就业不同的是,高收入户居民从事的非正规就业对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要求较高,因而此类就业者被形象地称作“高层非正规就业者”。而基于市场竞争理论的研究者均支持此观点 (Gindling,1991;Pratap et al,2006)。针对我国的研究也表明,非正规自我经营者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可以获得高于正规就业者的月收入 (王德文等,2008)。具体到本文,研究样本中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不仅包括服务员、洗衣工、伐木工等“低层”职业,同时也包括律师、工程师、编辑、摄影师等“高层”职业。应该说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结构导致了非正规就业选择概率和家庭收入之间的U型关系。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估计结果无明显差异。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女性劳动者更容易从事非正规就业,这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使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灵活多变的非正规就业以承担更多的抚养和赡养义务(刘妍等,2007);二是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市场歧视和雇佣中的性别偏好(金一虹,1998)。一般而言,经验越是丰富的劳动力越倾向于排队等待进入正规部门从事正规职业,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经验对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年限却是影响居民就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模型7~9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高学历者更愿意寻找合适的正规就业岗位,应该说,这与理论和现实都是比较相符的。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10%和 1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笔者把受教育年限分为不同的组别进行虚拟变量估计,以考察不同教育年限区间之间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差异。模型10~12分别对应于模型7~9。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估计系数处于[-0.190,-0.172]之间,受教育年限在10~13年的估计系数处于[-0.719,-0.708]之间,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的估计系数处于[ - 1.164,-1.135]之间。估计系数逐渐递减,说明越是高学历者,其“躲避”非正规就业的愿望越强烈。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用教育虚拟变量进行估计时,贫困虚拟变量、不同收入户虚拟变量以及家庭收入平方项变量的估计系数几乎没有变化,这也更进一步验证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稳健的U型关系。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二元决策Probit模型考察家庭收入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家庭收入阶层的居民在非正规就业选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虚拟变量估计结果表明,与中间收入户的居民相比,收入分布底层40%的居民和最高10%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收入分布次高30%的居民则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家庭收入二次项的估计结果表明,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呈现U型关系。

2.人力资本的提升降低了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尽管工作经验对居民就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稳健的负相关关系。

3.相较于男性和城镇户籍的居民而言,女性和农村户籍的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居民就业 篇8

开展全方位走访, 建立人员档案和岗位资源库

对辖区失仆人员、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逐一走访, 为全区9400名失业人员 (其中大中专毕业生1850人) 建立服务对象档案, 做到了"一人一档”。对全区3285名有就业愿望 (其中高校毕业生1084人) 、413名有创t意愿.、1579名有培训意愿的失、I卩人员基本情况和各种需求、意向做到了心中有数, 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培训、创业帮扶打下基础。

今年以来, 湖里区人社局走访企业4954家, 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答疑解难, 发放优惠政策宣传单及"企业用工服务卡”1.8万份, 广泛收集企业用工需求和空缺岗位信息, 收集岗位5936个, 建立岗位信息库, 并通过社区网站、论坛及时发布。同时, 集中协调解决企业走访中遇到的问题, 缓解企业用工压力, 得到企业的充分肯定。

按需开展技能培训, 建立培训即就业的工作机制

湖里区人社局针对市场紧缺工种, 结合居民需求, 开展了花卉园林、叉车、公交车驾驶员等工种培训, 培训后积极引进辖区企业现场招聘, 今年达成意向2 5 5人。同时针对电商、微店流行的特点, 组织辖区高校毕业生, 开展了微信营销等内容培训, 促成2 2 7人在网上实现创业。对于辖区失业群体中大部分属家庭妇女、年龄大、学历低等特点, 免费开展养老护理员、育婴师、催乳师、月嫂等技能培训, 促成了143人就业。

精心开展人岗匹配, 努力椎动成功就业

通过电子公告栏、宣传栏、社区平台等方式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和湖里区招考编外人员信息, 与辖区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企、I k开展长期合作, 开展小型专场招聘会7场, 截止10月底, 促成1525名失仳人员到辖区1HR实现正规就业, 146名失业人员报考入职区政府岗位的编外人员。同时对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残疾人, 做到不歧视, 积极推荐、协助引导、实施就业, 7名残疾人实现正规就业。对特殊人员年龄偏大、生活较困难、又无一技之长的, 积极推荐到辖区合作单位应聘保安、保洁等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