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参与模式

居民参与模式（共10篇）

居民参与模式 篇1

生态旅游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生态旅游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保护目的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保护人类美丽的家园,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必须将当地社区居民纳入到整个旅游发展过程中, 才可能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当前, 大家已经认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性, 但是, 在实践过程中, 各生态旅游目的地却没有考虑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社区居民处于“被”隔离的处境。只有让社区居民成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才能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目的地旅游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 以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研究概述

1.1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涵义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指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参与旅游经济决策和实践、旅游规划与实施、环境保护、社会文化进步等内容中, 同时视保护环境和维护传统文化为社区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居民责任, 全民的、自觉的参与到旅游发展进程中, 通过经营和运作旅游收入来改善社区生活的、特殊形式的生态旅游活动。社区参与最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

1.2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内容

对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内容,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表1) 。但归纳起来, 其主要内容包括:生态旅游发展决策、利益分配、资源保护、规划与管理、教育培训、个人发展等。

1.3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基本模式

目前国内生态旅游存在的开发与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见表2) 。

2 生态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模式

生态旅游的“社区主导, 政府参与”的发展模式, 是指在村民自我经营的前提下, 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 采取与之相应社区主导经营模式, 这与以往政府“主导”下的经营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以村民集体为开发、经营、管理的主体, 旅游地社区居民集体投资进行旅游开发、经营、管理的整个活过程, 居民直接参与旅游开发的规划设计、经营决策、利益分配等环节, 并直接从事旅游服务和管理的各项工作, 最终实现企业得到赢利, 社区得到收入, 政府获得税收的目的 (见图1) 。

2.1 决策阶段

2.1.1 参与主体确定

为了实现生态旅游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始终要把保护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 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 另一方面加强保护, 在保护中实现有序利用, 同时通过开发利用给社区居民带来实惠和公平发展。在政府引导、企业出资、专家支持、社区参与的前提下, 共同确定旅游区规划和设计开发的主要内容。因此, 社区、政府、投资商以及旅游专家都是规划的参与主体, 尤其要尊重当地社区居民, 让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2.1.2 旅游开发对利益主体的各种影响预见性分析

借鉴其他开发景区已经出现的情况综合分析, 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意识强烈与参与机会少的矛盾——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进行, 社区居民对本地的资源价值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对旅游业的自我参与意识会更加强烈, 故要设计出具有市场适应性又符合当地居民要求的旅游产品, 并进行有效协调;旅游收益分配不合理, 缺乏协调发展——主要可能会表现在社区居民内部、社区与开发商、旅游企业与政府部门、旅游企业之间、政府之间的矛盾, 所以必须解决好各个相关主体之间在收益分配上的矛盾, 特别是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问题;本地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需要预先模拟现实中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并得到解决方案, 及早提高利益主体的保护意识。

2.2 居民态度的调研分析阶段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决定了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直接影响他们在社区旅游过程中的参与意识和程度。通过在居民中进行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调查, 深入地了解分析各利益主体对生态旅游区开发的态度、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旅游开发影响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感知。调查包括:村民是否愿意参与旅游区的开发管理, 希望以此来增强交通便利性, 增加经济收入, 提高生活质量, 改善生态环境;村民希望以何种形式参与到旅游中, 主要是旅游接待 (旅游住宿、餐饮、讲解) 、销售旅游商品、文艺表演、交通等;在开发资金的来源问题上, 社区居民是否赞成外来投资商的投资。另外,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在进行重大建设、改造等项目时, 是否充分尊重村民参与的权利;在占用补偿、人力投入、报酬等方面是否遵从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在盈利分红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与社区居民商定, 不能偏低, 切实保障原村民享有应得利益。

2.3 实施阶段

2.3.1 经营管理模式的选择

社区居民参与式旅游的实施要以各个村镇的社区为基础, 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广泛性和积极性, 参与要以收益、对资源拥有以及居民权益的保障等方面得以体现。一般的社区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包括以下几种:外来公司+农户模式 (旅游合作社形式之一) 、个体农庄模式+农户 (旅游合作社形式之二) 、政府+外来公司+村民旅游组织、股份合作制 (公司制) 、村民旅游组织独立经营模式。

2.3.2 组建村民自己的旅游组织

(1) 旅游合作社的组建。

旅游合作社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兴起的新型旅游经营模式, 由社区居民和外来投资企业共同入股的形式组建, 即社区居民以房屋、土地、森林、农作物、家畜、资金入股等形式加入旅游合作社, 参与乡村休闲基地的打造, 投资商负责产品打造、市场开拓、客源招徕, 社区居民负责特色餐饮、农家住宿、观光采摘、导览讲解等方面的接待, 旅游最终收益由双方按股份所有进行分成;按民办、民营、民受益, 自愿入社的原则, 施行资金共筹、风险共担、自主经营、利益共享、积累共有的“公司+农户”运作模式。旅游合作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种资源集约化形式, 有利于旅游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而农户也能从中得到更多实惠, 可以较好的解决过去公司向农民买地或租地, 再投入资金和技术进行开发的“嵌入式”开发模式, 造成的公司的开发和获利而农民“守着金饭碗讨饭吃”、“坐吃山空”、“坐山致穷”的矛盾。旅游合作社成立后, 全村将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接待、统一种养、统一着装、统一分配、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宣传的标准, 不仅为满足游客的活动需求提供了方便, 而且也有效杜绝旅游接待活动中农户独自经营造成的要价悬殊较大、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小经营与大市场不匹配等混乱局面, 赢得了游客和当地经营户的赞誉。具体形式如图2所示。

(2) 村民旅游协会的组建。

这里的村民旅游协会是指非盈利性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性质的村民旅游协会组织, 由村民自发成立, 代表村民参与旅游的管理、监督、对社区的各项旅游活动进行行业自律管理。这种组织的存在有助于解决公共产品的缺失、旅游信息不对称和旅游业负外部性的矛盾, 有助于提高社区参与和旅游区建设的力度以及政府管理的效率, 进而实现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项目实施阶段, 由社区居民投票选出能够得到大家能充分信任、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和经验、可以处理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突发问题和事件、能维护村民切身利益的社区居民, 组成NPO性质的生态旅游区村民旅游协会。这个协会应该是得到地方政府认可的一个组织, 是向社区赋权的重要措施, 是“政府+旅游公司+村民旅游组织”中的核心力量。旅游协会与现有的村委会并不矛盾, 是专门负责村民旅游发展事务的组织, 也是作为村民旅游利益的代表同政府和开发商进行协调和沟通的唯一组织。投票成立的村民旅游协会, 参与旅游区的日常设施维护、环境保护、安全保障、人员调配、利益协调等。村民旅游协会小组下设财务小组、协调小组、治安小组、村容卫生小组、医疗小组等, 具体形式参考如下图3。

2.4 经营管理阶段

2.4.1 直接参与方式

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人力资源, 他们可以参与旅游区的管理和服务, 包括特色餐饮、家庭住宿接待、文艺表演、娱乐活动接待、旅游商品加工销售、旅游交通等, 将当地特有的民风民俗、生活习俗、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到旅游产品中, 增强游客旅游过程的新鲜感、差异感和满意度, 保障景区的日常运营。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看农家景、购农家物”为切入点, 具体形式包括如下: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食品、食物的制作方法、餐具、用餐方式, 社区居民可以通过餐饮服务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能深入了解当地饮食的制作过程、用餐方式, 满足游客对独特的地方饮食的了解;利用自家住房或闲置用房经过装修布置成家庭旅馆;利用当地种植的蔬菜和水果等资源, 开展蔬果采摘活动;社区居民可选择一些有地方特色、兼具纪念性和艺术性的传统工艺品项目, 采用家庭作坊式生产手工制品, 积累一定资金以后, 再开设前店后场、工艺品制作表演, 也可亲自指导游客操作;社区可以在景区参与由景区组织的地方文艺表演和文化展示或在制定价格, 印制节目单, 定点、定时进行演出方面形成景区利益相关者共生;社区居民可利用当地特有交通方式如坐牛车、乘马匹、坐轿子、划竹筏等为游客提供服务, 还可以担任向导, 引导游客的旅游活动。

2.4.2 间接参与方式

(1) 特色文化景观营造。

在现有开发条件、经济背景和居民素质之下, 难以实现居民的全面参与。然而, 基于“不参与就是最大的参与”的原则, 需要相当部分的居民进行原有的生产、生活来营造原有的特有文化景观。

(2) 产业互动。

不直接参与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 可以为直接参与的居民提供旅游以外的劳务, 进行间接参与。

2.5 利益分配阶段

2.5.1 利益分配

按贡献分配原则, 在社区居民、旅游企业、政府之间进行初次分配;按社会调剂原则, 对社区中的弱势群体采用特殊照顾的方式进行再次分配。

2.5.2 培训和教育

旅游业属于倒金字塔结构的组织形式, 面对游客的一线服务人员是决定整个旅游产品体系质量的最关键因素, 是旅游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生态旅游区内的居民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还是直接面对游客的一线服务人员。在生态旅游区开发经营的过程中, 当地村民始终扮演着旅游产品体系中最关键的角色。旅游地社区居民文化教育水平都相对较低, 同时也缺乏旅游开发经营的经验。因此, 必须对有意向参与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进行一定的知识培训。每年聘请旅游专家到社区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岗位培训, 培训采取讲授、案例分析、现场模拟、教学课件展示等方式进行。培训的重点是: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面向全体居民的教育、村民优先原则。旅游培训的具体措施:培训之初, 在调查中弄清楚并尽可能利用社区成员的兴趣, 专长和期望, 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 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发掘和利用社区精英分子, 包括民间艺人、经济经营能人等, 请他们言传身教, 在参与旅游中起到示范效应和带头效应。地方政府应该努力加大对旅游社区的教育基金投入, 并采取特事特办的原则, 帮助提升社区居民子女的科学文化水平, 同时加大义务教育工作的支持。此外, 通过联合政府、高校、企业, 举办旅游相关的各类培训班, 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参考文献

[1]Petty J.The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J].In Focus, 1995 (16) :6.

[2]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 2008, (1) :47-52.

[3]黎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 (4) :45-46.

[4]胡志毅.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 2002, 17 (2) :41, 39, 67, 92.

[5]钟林生.生态旅游的开发与规划[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2003.

居民参与模式 篇2

一、社区参与的含义：

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自觉自愿的参加社区活动或事务的过程。区参与是一种公众的参与，意味着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为谋取社区共同利益而施展和贡献自己的才能。社区参与是对各种决策及其贯彻执行的参与，是对社区的民主管理,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向地方政府表达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如何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在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之前，必须找到困扰社区参与存在的问题，总体有四大问题：①总体参与率低、②非政治性参与为主、③参与渠道不畅通、④居民组织化参与不足。而在参与的过程中，与社区缺乏直接利益关系的居民很少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利益休戚相关的居民，比如低保人员则大多成为参与的积极分子。而且很多人认为不参与，也不会犯法，干脆就不会参加。

针对以上问题，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首先应该举办社区活动，培养社区意识。社区活动的开展无形中为居民提供互动的机会，使居民在自然互动的情境和场合中，增加对社区事务的了解与关心，也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凝聚民众的向心力。其次，提高社区自主性，建立自治社区社会。健全社区服务组织，实行社区自治，建立分权观念，开展政府与社会的互助合作。第三，提供充分的信息，增加居民对社区的了解。信息的提供，可增进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产生归属感。第四，提高参与层次，实现从规划、执行到决策、管理、监督的参与。全方位的参与既可以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及参与意愿，又可增进社区居民的领导和自主能力。第五，搞好社区建设规划，创造良好的参与环境。社区的环境，包括社区的硬件环境和社区的软件环境，硬件环境包括社区的自然景观、道路、健身设施等，软件环境则主要包括社区文化。第六，提高公共意识，增强社区功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应从社区的共同利益、服务功能及团队精神等方面着手。第七，引导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提高参与水平。社区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培育居民的自组织能力,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切实加强社区正式组织建设,使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法定组织名至实归,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大力培育发展社区业主委员会、球迷协会、网民协会等社区民间组织,重点培育发展适合那些目前社区参与率较低的人员参加的社区民间组织。

居民参与模式 篇3

关键词：城乡居民； 体育锻炼； 坚持性； 因素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10-178-00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群众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并逐步认识到身体健康对生活品质的重要性。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指出：设立“全民健身日”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全民健身事业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是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我们应以全民健身日的确立为重大契机，形成全民健身的热潮。

为此，笔者对所在市区及周边农村的体育锻炼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对象涉及18周岁以上的老中青人群，涵盖工人、农民、高科技从业人员、教师、大学生、公务员、个体工商户等各色职业，并控制了性别比例，力求调查对象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状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和数据汇总，以其为全民健身目标奠定基础。

一、我省城乡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

我们对于参与体育锻炼的情况调查只限于经常性体育锻炼。经常性体育锻炼界定为每周参与体育锻炼3次以上，每次时间不短于30分钟。通过走访调查和资料汇总，可对我省城乡居民参与经常性体育锻炼的现状作出如下结论：

1.城市体育锻炼人群高于农村

城市中参与经常性体育锻炼的人数普遍高于农村，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城镇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差异不大，而农村中经常性体育锻炼人数呈下降趋势。同时，城镇体育锻炼人群在体育锻炼的场所选择、锻炼项目、体育锻炼消费水平等都与农村差异很大。

受工作性质的影响，农村人口体力劳动量较大，缺乏体育锻炼的动力。另外，农村人口受认识水平的影响，对身体素质的关注度低，对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度较低。农村中有意识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形式主要是慢走和太极。体育锻炼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庭院、道路等闲散场地，锻炼项目也较为单一，有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更低，与城市差距较大。

2.老年人体育锻炼人群高于中年人和青年人

现在生活节奏逐步加快，青年人大多存在工作和学习压力，时间不够充裕，对自身健康状况关注低，缺乏体育锻炼意识。

中年人大多为事业期人群，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较低，体育锻炼形式也主要是集中在有偿健身和球类运动。

老年人身体素质处于衰落时期，关注自身体质状况和健康程度。而且，大部分慢性疾病人群集中在老年阶段，目的比较单一。受年龄和体力因素影响，老年人普遍喜欢运动量较低的慢跑、慢走、太极、社区健身等，锻炼场所主要集中在社区、公园、公路旁等露天场所。

3.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

我们可以从资料中得出，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也越高，其中主要是集中在公务员、教师等有规律的从业人员。可见，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自己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高。

4.无偿体育锻炼人群高于有偿体育锻炼

受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我省群众在日常生活列支中，不愿意在体育锻炼中加大资金投入比例，无偿体育锻炼人群普遍高于有偿体育锻炼人群。参与有偿体育锻炼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青年人和中年人，锻炼形式主要是健身房项目、游泳等。

二、影响居民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因素分析

1.意识因素

体育锻炼意识我们界定为人们对参与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参与主动性、参与动机、目的等心理因素的总和。从参与调查的人群中，没有参与体育锻炼，或者参与很短时间的人来看，大多是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体育锻炼不重要或者是很不重要，对体育锻炼没兴趣，或者是认为自己身体素质很好，没必要参与体育锻炼。

2.环境因素

我省大多数地区政府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对于居民体育锻炼尚不够重视，体育锻炼的场地主要集中在公园、广场、社区、道路等场所，人均体育锻炼场地明显不足，体育设施不健全。在这个问题上农村条件更差。在新農村建设中此种情况有所改善，有些村落利用道路等增加了休闲健身设备，但是人均占有严重不足，并不容乐观。政府部门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和农村建设规划中，留足公共体育用地，并充分利用广场、公园、闲散空地建设全民建设基地，增加经济实用性锻炼设施，尤其是加大对农村的硬件建设投入。

3.时间因素

在青年和中年人群中，时间因素是影响体育锻炼坚持性最主要的原因。随着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职业病人群不断上升，相反的是，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却不断降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都在忙于工作没有空闲时间。

4.身体因素

在一些特殊体质人群中，身体条件成为制约其体育锻炼坚持性的不利因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等疾病人群不断扩大。受身体条件的影响，这些人群普遍反映不能参与体育锻炼，对体育锻炼在身体素质恢复中的作用认识不够。

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确立的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从我省情况来看，我们需要综合政府、社会及民众各方面的力量，为我省全民健身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共同努力。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

课题批准号：201201204。课题名称：影响我省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因素的调查

参考文献：

[1]张文桥.影响社区居民体育锻炼坚持性的自身因素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7（10）：5-6；23

居民参与模式 篇4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旅游的快速发展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环境压力、对社区传统生活秩序的冲击、物价提高、传统生活环境的破坏、当地社区文化的变迁,社区居民利益保障以及社区对旅游的抵制、敌对情绪等问题,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对此如何实现旅游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和谐统一和最优化。如何在保障居民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利益分享权的同时,实现社区居民、当地政府以及旅游企业的和谐发展,就成为旅游学者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开展现状

社区参与旅游的概念是在1997年6月,由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在其联合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最先提出。《议程》提出要把居民作为关怀对象,保证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决策,享受旅游收益,并将其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环节。《议程》发表后,以唐顺铁、刘纬华等为代表的部分国内学者在反思传统以牺牲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托的旅游开发模式的同时,开始从社区的角度寻求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并在国内部分民族、民俗社区中得到具体实践。

在实践过程中,受我国民主政治体制、资源权属关系以及居民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影响,社区居民大多只能从为景区提供低层次体力劳动、特色农产品销售、农家乐等形式获得收益。而受家庭年龄构成、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之间旅游收益差异悬殊。景区作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社区却很少能够从门票等景区直接收益中获得利益分成。在阳朔世外桃源景区,燕子岩居民每年可从景区分的1.2万元,平均每人只有14元。地理位置较好的笔架山,平均每人也只有48元。与此同时,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等负面影响却要求全体社区居民共同承担。经济利益获得的不均衡,进一步恶化了社区民社区居民与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矛盾纠纷不断。

二、社区居民旅游经济诉求依据

1、社区自身的旅游资源特征。

旅游社区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者要参观、要体验的不只是目的地的“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社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而与当地社区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正是这一文化载体的集中体现。作为景区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居民理应从景区直接收益中,获得经济补偿。

2、破坏了当地自然生活环境。

在旅游资源开发,尤其是山岳、河流等自然旅游资源开发中,为提高旅游者的可进入性和观赏、娱乐性,开山修路、截水建湖。阳朔世外桃源景区在开发燕子岩洞时,大量砍伐村子周边山林、挖动周边山体,对燕子岩村的自然生态环境、饮用水源以及日常出行均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景区围墙也客观剥夺了社区居民对原有耕地、林地、鱼塘等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

3、增加了社区居民居住环境的压力。

旅游开发带来了大量旅游者的进入,随之而来的交通拥挤、喧嚣、水源污染、生活、活动区受限等问题,必然给社区居民造成巨大的困扰和压力。

4、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成本。

旅游开发带动了社区房价、生活用品价格、劳动力价格,甚至水费、电费、煤气费、污水排放费、车辆通行使用费等生活必须品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增加社区居民的生活成本。

5、冲击了社区居民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

为维护景区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景区和当地政府往往会限制河塘养殖、山地野生菌菜种子采摘、畜禽养殖、农业耕种等农业社区传统经济生活方式的开展。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后,在以往的社会交往中加入了频繁的经济交往。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传统的友好、和谐的村民关系,也变得复杂和冷漠。游客所携带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对社区居民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冲击,居民的商品意识日渐浓厚。

三、社区参与旅游经济诉求实现障碍

1、当地政府支持力度。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土地和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旅游发展决策、规划、开发、建设自然也被作为资源所有权的代表的政府所主导。如广西阳朔世外桃源景区,在开发建设时,阳朔县土地管理局在当地村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阳朔山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燕子湖这一国有资源的使用权进行转让。社区与燕子湖的剥离,导致了社区与开发公司之间持续不断的利益纷争。政府对社区居民的无视,直接导致了社区与景区开发公司之间的地位差异。社区居民的声音得不到倾听和重视。社区以“被参与”的身份,沦为政府和开发公司博弈的工具。

2、自管组织制度完备程度。

阳朔世外桃源等社区旅游实践中,社区居民基于环境、水源、交通等问题,向景区开发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但这种利益诉求往往表现为分散的、自发的、无组织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实践证明,分散式诉求方式,一方面难以引起政府和景区开发公司的重视,另一方面居民诉求的不理性,在给开发公司带来巨大困扰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彼此间的隔阂。

3、社区居民素质、文明程度。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旅游资源保存最完整的的地方,往往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民主参与意识较差,居民往往对景区的经营决策参与不感兴趣。在对自身利益要求上,又往往过于偏激。

4、旅游企业管理者意识、理念。

景区开发公司片面的认为自身已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了土地和资源使用协议,对占用的居民土地、房屋等也予以了经济补偿。同时,景区的开发也促进了居民就业,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旅游商店的兴盛,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社区居民不但不感恩,还对景区收入提出了经济诉求,纯属无理取闹。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开发公司以减少本地招工人数、对周边依托景区生存的农家乐征收管理费等方式来与当地社区对抗。

四、社区参与旅游经济诉求保障措施

1、完善立法,为社区参与旅游提供依据。

作为旅游利益相关方中的弱势群体,政府理应通过立法等手段给予保护,保证社区参与机制的有序建立和良性运转。法律应明确对社区参与的模式、企业对社区的责任义务、社区居民的人身保障、奖惩制度等方面进行规定。如要求政府和开发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必须要召开社区居民大会,且必须征得60%以上居民的同意。居民大会应对旅游开发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利益损害提出补偿方案和措施。合同也应就居民景区开发利益分配比例、重大决策参与方式以及其他利益补偿方式进行明确规定。以法律的手段,确立社区居民的权利和地位,强化政府和开发公司的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2、建立自管组织,统一权益诉求。

建立民间社区自管组织,统一居民的利益诉求,以居民代表的身份协调政府、开发公司,维护居民的正当利益诉求,解决纠纷、缓和矛盾,畅通社区与政府、开发公司的信息交流渠道,平衡各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

3、提高社区居民素质,构建和谐社区文化。

政府、开发公司、社区共同协作,通过培训等各种方式,下大力度培养居民的旅游社区意识,激发社区居民对自我文化和传统的旅游价值的认识,强化对自我文化的认同,逐渐培养起强烈的社区意识。在此基础上,使社区居民不仅参与经营活动,而且要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中,真正实现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建立专家咨询制度,提高居民决策参与水平。

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是建立在自身对旅游的充分认知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基础之上的。对此,社区一方面通过旅游企业或教育机构培训,提高居民自身素养和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建立专家咨询制度,提高居民对重大旅游决策参与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5、创新合作模式,实现共赢、共荣。

居民参与模式 篇5

昌吉市绿洲路街道绿园社区党总支

绿洲路街道绿园社区成立于2003年1月，辖区总面积0.16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914户5130人，有汉、回、维、哈等13个民族，社区党总支下设9个网格党支部，直属党员82人，其中离退休党员67人。辖区有物业小区3个，商业网点92个，属纯居民社区。社区现有工作人员12人，办公服务场所220平米新扩建418平米。近年来，社区党总支以落实“六民”工作机制为核心，依托社区“主题教育、文化教育、特色教育”三大教育基地，在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上想实招、求实效，积极探索出了以各类文体活动为纽带，三大教育基地为平台，党员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为辅助的工作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以“主题教育”为核心，提升居民综合素质

根据社区居民身份各异、素质参差不齐等特点，将居民分为经常参与型、时而参与型和不参与型，采取分类主题施教法。一是集中主题教育。针对经常参与型的党员和居民，将他们纳入正常的社区党员学习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群众面对面教育活动，采取“每月一主题”的形式，增强居民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开展了以不同内容为主题的联谊座谈会、以“讲文明、树新风、除陋习”的公民道德建设月主题签字仪式、以“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区”为主题的民族团结教育、以“我是党员，向我看齐”为主

题的教育等。二是特定主题教育。针对时而参与型的居民群众，党总支采取以宣传促教育的形式，开展“讲正气、讲团结、讲大局”、“比学习、比奉献、比稳定”为主题的 “三讲”、“三比”等主题教育，在社区醒目位置安装党报党刊宣传栏，每天由专人负责张贴昌吉日报，确保居民能够及时了解当天的新闻，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昌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通过社区党报党刊专栏，来带动居民接受教育。三是帮扶主题教育。针对不参与型的居民，通过积极参与党员和居民采取“一帮一、一带多”的主题教育的方式来引导带动，从而使他们逐步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我们还采取党报循环利用法，将看过的报纸由街道专人当日整理成册，在次周向社区集中传送一次，社区将传阅来的党报党刊赠送给平时表现积极、工作热心的志愿者，让他们相互传阅、学习、讨论，使党的声音及时得以传达，实现党报资源利用最大化。

二、以“文化教育”为纽带，增进居民群众感情

一是典型引领，扩大群众参与的覆盖面。结合辖区人员实际，挖掘有特长的群众并与他们加强联系，发挥群体优势，建立了书法、绘画、文艺、柔力球、乒乓球、曲子队等6支业余文体队伍，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以“花为媒、邻里情”、纳凉晚会、春联赠送活动等不同内容的邻居节活动，以社区居民自编自排自演娱乐节目为主，与小区物业站联手，在小区广场演出，将健康积极向上的民俗文化融入居民生活。

二是寓教于乐，吸引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社区文艺活动。以“居民素质教育”为重点，以各类文化活动为载体，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及图书室为阵地，“让艺术走近百姓，让品位伴随生活”，邀

请新疆曲子剧团的老师，面向广大居民群众开展音乐、舞蹈等艺术培训项目，通过特色培训项目设置和互动性的体验式教学方式，为居民提供“零门槛”的文化服务。除本社区业余文艺爱好队、党员、居民编排的节目外，还邀请州歌舞剧团和新疆农职院等单位在社区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社区6个业余文体队在社区小文化广场上自发活动，通过寓教于乐、寓乐于教的形式，将身边的居民带动起来学柔力球、唱传统戏曲、欣赏书画艺术等，社区居民的参与人数不断增加。

三是示范带动，引导居民全面关注社区工作。突出老党员、老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强和居民威信高的两大特点，让老干部、老党员带动社区居民及家庭成员主动接受教育，发挥社区市民学校的宣传作用，组织居民聆听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我身边的好书记（玛纳斯县和吉木萨尔县村党支部书记）”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开辟社区市民讲坛，让社区老党员原市人大主任韩生禄同志讲解物业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知识；组织以“我身边的好人好事”和“我骄傲，我是社区志愿者”为主题的座谈会，使老党员、老干部成为“政策理论的宣讲员，维护稳定的治安员，先进文化的传播员，居务公开的监督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让广大居民讲解身边居民点点滴滴的感人事迹，从而带动居民积极参与到实际生活中，促使良好的民风吹遍社区各个角落。

三、以“特色教育”为平台，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一是开展特色活动。在居民家庭中广泛开展“读书的人最时尚，读书的家庭最和谐”为主题的家庭读书活动，鼓励居民多看书、多读书、读好书。依托社区连续五年成功开展的邻居节活动这个平台，发挥家庭大舞台、老年艺术团、业余文化队等文化队

伍作用，举办拔河、厨艺大比拼、花卉展、手工艺品展示、居民座谈会、家庭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达到“让寂寞的楼栋热闹起来、让陌生的邻居熟悉起来、让疏远的邻居亲近起来、让贫困的居民幸福起来”的“四个起来”的目标，促使“不分你我他，社区是大家”成为广大居民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二是设置“景观”教育。采取街道拨付一点、社区筹集一点、包社区部门支持一点的办法，丰富社区图书阅览室的书籍，以文化图书资料站、州图书馆外借图书点补充书库内容，建立小广场警示教育基地，在街道和居民小区建立景观带，设立各类公益广告，在游园绿地内设置告示牌，开展公益提示语教育，在小区院内建立宣传专栏、在居民楼道建立了精神文明、计生等内容的装饰牌，通过文化景观建设，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引导，使党员、群众在享受文化、参与文化活动中受到感染、接受教育，形成有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

三是建立服务网络。按照网格化管理的方式，社区将直管党员和进社区党员志愿者纳入网格党支部和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作为社区收集信息的情报员，他们主动到楼栋失业人员、离退休职工家中和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中走访了解，送温暖，送政策、送真情、调解矛盾纠纷，为社区居民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四、奉献社区，凸显党员先锋作用

绿园社区党总支以先锋引领、共建和谐为主题，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为主线，设立了八类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自觉领岗，承诺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解决居民实际问题，树立社区党员新形象。

一、结合楼道党员年龄大、热心肠、有空闲等特点，为身体较好的社区退休党员提供再服务岗位，推行“一长五员”工作岗位，搭建自我服务平台。“一长五员”即楼长、党员监督员、文明信息员、民情信息员、计生信息员、平安信息员。“一长五员”各负其责，带头“讲文明、讲政策、讲亲情、讲互助”，大力倡导邻里和谐，家庭和睦，居民家庭发生矛盾和邻里产生纠纷，由楼长和五大员协调解决，重大事项经社区党总支召开楼栋代表现场解决，使每个退休党员有事可做，有责可尽，有困可助。

二、即开展党组织向党员和群众承诺，党员向党组织承诺活动。社区党总支针对居民反映较迫切的问题，逐一立项，承诺完成时限，面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居民群众监督。在实施社区党员承诺服务的过程中，不求数量重实效，着力在细化定诺、承诺、履诺、督诺和评诺上下功夫，实行了兑现承诺销号制，对党员承诺建档立卡，承诺一件，登记一件，兑现一件，销号一件。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社区党总支成员、9个片区生活党支部书记，均签订了承诺书，并实现承诺事项公开上墙，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确保承诺事项一一得到落实。

三、在社区广大党员中开展“一树一助”活动，即树党员形象，助弱势群体活动。社区党员结合自身特点，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项或几项服务，服务居民、服务社区。活动开展以来，社区党员积极参与，争做先锋，在创建文明城市、扶弱帮困、和谐楼院 5

建设等热点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突出特色，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围绕社区居民关心、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着力打造“文明祥和幸福社区”，并结合创先争优活动，不断丰富其内涵。

中国将参与居民跨境账户信息交换 篇6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纳税人通过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和管理资产, 并将收益隐匿在境外金融账户以逃避居民国纳税义务的现象日趋严重, 各国对进一步加强国际税收信息交换、维护本国税收权益的意愿愈显迫切。二十国集团 (G20) 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制定了一项“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 并于2014年7月发布。这项“标准”获得当年G20布里斯班峰会的核准, 为各国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打击跨境逃避税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G20的大力推动下, 目前已有101个国家 (地区) 承诺实施“标准”。

根据“标准”开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 首先由一国 (地区) 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 (地区) 税收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 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 (地区) 主管部门报送上述账户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 再由该国 (地区) 税务主管当局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交换, 最终实现各国 (地区) 对跨境税源的有效监管。

城市规划居民参与之我见 篇7

1.1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围绕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分配, 服务于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 为实现一套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长远目标, 提供城市未来空间发展战略的社会、政治、职业的活动过程。首先, 城市规划的主体包括城市政府、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其中, 城市政府担负公共职能、掌控城市资源, 从根本上对城市空间和土地的分配与使用施加影响;经济组织在城市中发挥经济功能, 其产业活动空间在城市整体空间格局中占有支配地位, 对城市空间结构系统的演变起着促动作用;城市居民作为城市构成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单元, 其居住空间的变化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这种作用表现为居民对规划方案的反对或支持, 存在于居民对城市政府和经济组织决策的牵制或协助过程之中。其次, 城市规划是横跨城市社会诸系统的社会运动、政府行为和职业技术三位一体的复杂而独特的活动过程。再次, 城市规划是一种调节各种主体在土地使用上的利益冲突的介质, 其根本宗旨在于服务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 其手段是对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设计和控制。最后, 城市规划内在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并发生作用, 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特征必然会渗透到城市规划的活动之中。

1.2 居民参与

城市居民是在城市居住并“经常光顾城市空间及在此间实现空间占有”, 并对此空间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城市规划中的居民参与是指城市居民试图影响和推动城市规划决策以及分享城市规划过程的活动。就此概念中的构成要素来看, 参与主体是指一切非城市政府的个体或团体;参与客体是指城市规划经常及相关活动过程;参与的方式既可以是组织参与, 也可以是自发参与。

2 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可行性

2.1 城市功能的变化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城市的早期功能定位是“居住机器”的聚合场所, 它向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显然这种功能定位所要求的城市规划只是建筑物和道路等的设计与布局, 空间要素是城市规划关注的焦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 人们认识到, 城市不只是为居民提供居所的物质空间, 它还是居民个体感情归属的精神空间。新的城市功能定位要求城市规划必须考虑人、空间和时间这三大要素。城市的现代功能要求对城市的时空使用方式的规划, 必须以给居民带来情感上的乐趣为出发点。城市功能的变化表明, 只有居民才是城市生活的主体, 因此“只有居民生活和熟悉的空间才是城市规划的真正基础”,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 城市功能的变化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2.2 新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特点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特点必然会影响城市规划的决策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 国家统一管理资源, 政府是制订计划的唯一主体, 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依赖政府的行政指令, 政府在城市公共生活和消费的组织中起着主导作用, 而居民的主体地位则被挤压到最低限度。市场经济条件下, 城市政府、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作为城市的发展动力源泉, 它们之间的均衡互动要求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理念基础和实践基础。

2.3 居民参与诉求反映强度的增长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纵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理念的发展, 其中居民的参与诉求呈增长的趋势。1933年的《雅典宪章》把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列为城市的四大活动, 其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个活动”, “是城市的一个为首的要素”。它表明城市首先是作为人的居所而存在的。因此, 它强调城市必须“适合其广大居民生理及心理的最基本需要”, 从而对从事城市规划的工作者来说, “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是衡量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但是, 它同时又强调“每个城市规划, 必须以专家所作的准确的研究为依据”。这些都表明, 在早期的规划理念中, 尽管居民的参与诉求有所反映, 但地位偏低, 直接导致其在实际的规划活动中被弃而不顾的命运。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中居民参与诉求的反映强度有明显增强。它规定“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的互相协调配合的基础上”, 极为明确地提出了居民参与的概念。而且它强调“人们必须参与设计的全过程, 要使用户成为建筑师工作整体中的一个部分”, “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 建筑师的联系面会增长, 建筑上的创造发明才能更将丰富和加强。”而且, 它把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高到文化发展的高度, 认为“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建筑设计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国际建协 (UIA) 199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倡议建立“全社会的建筑学”, 并指出居民参与是实现“住者有其屋”的基本途径, 也是完善城市规划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不仅是学术界认识深入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 这还是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强烈诉求的现实反映。与此同时, 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也从无到有, 不断深入。

3 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必要性

3.1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基础条件

具体而言, 市场经济背景下, 城市土地作为商品, 其使用和分配所遵循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这样就使得城市政府在城市时空规划上的垄断地位难以维续, 也使规划有可能把城市发展的各种动力主体吸纳进来。同时, 城市经济组织和居民的主体地位也被重新确认, 这就使得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个体经常行动系统基础之上, 城市规划设计方案必须反映这些主体的利益偏好, 惟其如此设计方案才会有市场。并且, 居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取和掌控资源的空间不断扩大, 公民权利得到保障, 从而使规划行动的对象和规划行动的主体两种角色在居民个体身上有了统一的可能和保证。

3.2 民主政治发展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可能的制度安排

民主政治发展源于市场经济的推动, 市场经济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而且它的运行规则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参照。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必须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和自由, 也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公民的利益诉求和偏好取向, 这种要求也在城市规划领域之中体现出来。20世纪60年代, 美国联邦政府在重建、改建城市基础设施的活动过程中明确设立了一个拨款条件, 就是一定要有“受影响区”的居民参与规划方案的设计。并且, 美国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为推动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和一般市政, 都设计了多种多样的参与模式。民主政治发展为城市规划的各个主体 (政府、规划师、社区组织、居民) 准备了联络、沟通和对话的规则与制度安排, 这必然促进公众参与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 并使城市规划方案关涉各方的利益更为全面和公正。更为重要的是, 自由民主政治安排规约了政府和当权者的在决策中的作用, 使得他们在对城市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政治、经济上得失的权衡更贴近公众的偏好, 关注居民的利益诉求。从而, 扩大了居民参与的空间。

3.3 城市居民行动效能的增长为居民

参与城市规划准备了主体可能的基础参与效能是指居民的对自身需求的认识以及对这种需求的表达冲动和实现可能的感知, 而较为合理的参与效能则是居民有明确的需求意识和强烈的表达欲望以及对通过参与实现这种需求的可能有较高的估计。或者说, 普通居民可能不会时时刻刻为任何一个规划方案表达意见来影响规划决策, 但是他确实具有一种储备的影响力——一种不活跃也不依附于政治体系的影响力;他并非一直积极地监视着决策者的行为, 但他确实具有在必要时动员所能运用的资源采取行动的潜在能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教育的推行, 强化了公民的利益意识和权利观念。由此, 居民开始对规划决策的传统方式和习惯做法及评判标准提出了质疑, “一个方案所涉街区的居民宣称, 他们不同意让那些身居别处、难以谋面的人, 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就作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决策。”同时, 居民参与效能的提高也并不必要付诸行动, 他其成为潜在的行动者, 这已然构成了对决策者的压力。因此, 居民参与效能的增长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主观条件。

3.4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为居民参与

城市规划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参与途径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单个城市居民的意见或行动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居民参与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 不但会降低他对自

摘要：以城市规划和居民参与的理念为分析基础, 分别论述了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认为尽管居民参与并不能解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问题, 但决策的方式最终要比决策的性质重要。

居民参与模式 篇8

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客观与科学的描述和分析, 以期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从而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的帮助和建设性的思考。

二、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 社会发展、经济平等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具体有两种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渠道-—流动渠道和组织渠道。流动渠道代表个人这一微观层面, 而组织渠道则代表群体这一中观层面。

微观层面 (个人流动渠道) 的路径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人通过提高职业地位的方式进行流动, 从而使其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地位提高又促使其政治功效感、政治义务感和政治信任感增强, 最终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中观层面 (组织渠道) 的路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贫富悬殊加大, 社会地位低的个人已无法单纯靠自己去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他们对阶层、社区、邻里等群体认同感增强, 群体内部的同一性也增强了其群体意识和内部团结, 于是他们成立并涉入组织, 作为一个整体去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

1. 基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

(1) 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

一般来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扩大是同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政治参与的水平也同步提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能够适应其发展, 因此, 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复杂要求社会要为每个个体创造出更加民主的环境以充分尊重并尽量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然后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最终在社会规范内各取所需。第二, 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群体意识的凸显。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 社会中产生很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与威胁他们的对立群体及新生群体不断产生各种冲突,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 群体内部会产生极强的凝聚力, 群体成员的群体意识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提高, 会以和平的方式诉诸政治活动以解决群体间的矛盾。第三, 家庭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式微及发达的社会分工导致更多的社会人加入到大量新生的行业组织和社团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日益完善并走向成熟, 家庭、宗教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而代替它的是大量以共同的职业目标、利益取向、兴趣爱好等为基础的行会、商业组织和社团的出现, 而这些组织会鼓励其成员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实现组织的利益诉求。第四,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影响政治参与水平。经济现代化导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提高, 整个社会群体的平均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程度职业地位的工作, 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 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 整个社会的平均参与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高。

(2) 社会经济平等促进政治参与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 公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但是其投票率有时却低于经济落后的一些国家。这就无法从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的角度去说明这一问题。这两类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个体对于平等的不同感受。当人们感受到自己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存在, 并有发挥角色作用的机会时, 人们会积极通过政治这个渠道向政府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去参与政治活动, 从而体现自己在经济平等社会的价值。这也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从政府角度来说, 经济的平等, 不仅可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平稳进行, 还可以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意识, 增强个人的政治效能感, 从而最终使政府政策能够顺利高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因此, 社会经济越平等的国家, 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越积极。

(3) 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是指具备了有效的官僚制和政党的统治体制。如果政治的制度化没有伴随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发生变化, 那么政治参与的扩大将是无秩序的, 其最终将可能影响政治的稳定。亨廷顿也曾指出, 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水平需要伴随着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有序进行。在政治制度未做好准备的前提下, 为了顺应现代的民主潮流, 政府实施超越现阶段政治体制的民主参与模式, 国家将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影响社会稳定。当然, 政治参与水平如果跟不上高度发展的政治制度, 将会导致社会的僵化, 使政治体制缺乏活力。因此, 政治参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 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

2. 基于中观层面的群体分析

政治参与的行为主体是处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个人。因此, 应从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中观层面来分析影响群体中的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因素。

从个体扮演的群体成员角色这一角度来说, 一般认为, 作为某个组织成员的个体往往会比单个个体涉入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具体来说, 阶层意识、社区意识、邻里意识和行业角色意识等群体意识都会对涉入组织和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低地位者的政治参与, 更多的依靠其群体成员角色来实现。组织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群体形式。公民一旦加入组织, 尤其是政治组织, 其接触政治刺激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政治敏感度增加, 此外, 组织会给成员灌输群体意识, 增强其组织认同感, 使其成员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中, 进而达成组织目标。组织目标的达成又反之会增强公众的政治功效感和义务感, 从而促进公众产生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 笔者预测, 公众积极涉入组织, 尤其是与政府意见趋于一致的合法政治组织 (如共产党) , 将有利于公民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 同时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而对于涉入其他组织, 由于其对公民政治信任感的提升作用不大, 则会同时促进制度和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社会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社会挫折感和社会为个体提供的社会流动机会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参与成正比, 与社会流动机会成反比。[1]

我国在建国初期至今, 一直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 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制度的核心。户籍制度减少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流动机会, 农民和市民被分割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 并各自接受着因不同的户籍身份所导致的差别待遇。

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这种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从侧面上反映了农民公民权利的缺失, 并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与市民相比, 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大, 使农民产生严重的社会挫折感, 加之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城乡间的横向流动, 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教育不均衡又降低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纵向流动机会, 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尤为强烈, 参与行为更加激烈。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农民更容易选择非制度化途径来向政治施压。可见, 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政治参与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动机更直接、具体, 意愿更强烈, 方式更极端, 行为更迫切。

3. 基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分析

(1) 受教育水平影响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高, 二者呈正的相互关系。但已有研究发现, 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投票活动同教育程度呈负的相互关系。其理由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政治怀有一种疏远的感觉, 可见政治参与存在国别差异。在西方民主国家教育程度较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较高, [2]而在选举流于形式的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呈相反趋势, 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越低。

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正在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国内民主氛围日渐活跃, 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日益扩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政治组织发展模式僵化, 无法激发公民的群体意识和提高其政治觉悟;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较高, 获得的政治功效感较低, 于是产生部分流于形式的选举投票行为。对于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学历者在考虑到上述情况后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政治疏远感”。因此, 作为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预测我国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由反比向正比过渡, 总体上应呈微弱的反比关系。

(2) 职业地位影响政治参与

职业地位和政治参与的正向相关性已经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改革开放后, 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取代以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而形成的城乡、农工等旧的身份系列。因此, 现在的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 社会为人们创造出为越来越多在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就业的机会, 人们的职业地位随之提高。而“来自各种研究的大多数证据表明, 高地位往往伴随着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 具有政治功效感的人远比其他人更可能参与政治。”[3]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增强, 对政治参与结果的预期更加积极, 于是就会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会通过合理合法的制度化途径对政治系统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强烈的政治功效感导致其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引起的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造就了更多的参与型公民。因此, 笔者预测, 在中国, 较之低职业地位的群体, 职业地位高的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而非制度政治参与可能性较低。

(3) 个人心理因素影响政治参与

除了上述讨论较多的因素外, 学者们还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个人对政治参与的认识、评价、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他的参与行为。”[4]

蒲岛郁夫在研究日本的政治参与时提出了“政治介入”一词, 他认为“所谓政治介入是一个表示公民心理上如何关注政治的词汇。政治介入程度高的人会更加踊跃地投票、积极参加其它政治活动。”[5]并把政治介入用五个具体的指标去测量:政治关心、政治义务感、政治有力感、政治信任、参与代价感觉。笔者预测, 拥有政治义务感、政治功效感的公民, 不论是制度还是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 其发生可能性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政治信任感则会在促进制度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同时, 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中国基层民主3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不仅填充了“人民公社”和“单位制”解体后国家权力的真空, 而且从真正意义上让村民和市民走上了政治生活的前台, 他们第一次用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的代理人, 这是历史赋予中国普通民众的使命, 也是中国国家建设中亮丽的一笔。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学界也赋予了中国基层民主很高的期望和评价, 其不仅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提升民众民主能力和素质的关键课堂, 更是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但是在基层民主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 仍然需要科学、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不足和问题, 才能更好地深化基层民主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 如何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 依然是摆在中国政治精英和政治理论家面前的现实命题,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摘要：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尺度, 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政府积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 又导致两者在政治参与行为及效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理论阐述, 正确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帮助和建设性思考。

关键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 杨玉生,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3]塞缪尔·亨廷顿, 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6.

[4]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201.

居民参与模式 篇9

关键词：传统民居,旅游,开发

一、影响居民参与的一些因素

(一) 主体间利益不协调

文物部门、旅游开发公司和居民是贯穿传统民居的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这三个部门针对这项工程也是持不同的意见。文物部门更多的是从居民本身的利益出发, 积极为户居民的自身权益, 甚至提出收购产权, 并提倡将民居改造成博物馆, 以供人参观。旅游部门则更加看重经济利益, 她一方面提出对民居进行开发, 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改造的过程中参照现代审美的标准, 以期更加符合游客的审美。这样做的后果无疑会丧失民族原本最自然的风貌。而最重要的一个主体--居民也只最淳朴的利益的追求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更愿意追随时代的脚步, 过上现代都市的生活。因此普遍期望民居被改造的更为现代, 更为方便。

(二) 居民整体意识不高, 参与能力不强

现阶段, 国家投入了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到传统民居的改造与开发当中, 居民作为这其中最重要的主体, 对民居改造的现象理解的更为透彻, 他们看到了其中巨大的经济效益, 便积极参与到其中。但是, 由于这些民居多数都分布在中国偏远落后的地区, 近些年来, 居民进城务工的现象很常见, 村里留下的大多是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以及尚不懂事的幼儿。这些人由于年龄、见识等方面的制约, 往往认识不到自身在民居改造过程中的利益, 并且不能以主人翁的身份有效的参与其中。因此, 对于他人在民居改造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 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一定程度上阻碍当地政府的开发改造工作。

(三) 传统思想的约束

中国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其中也产生了足以影响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当今中国人的行为处事方式收到了传统思想的约束, 在民居开发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因此政府一般会采取强制手段。正是因此, 居民想要使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往往很困难。而管理者也没有认识到居民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 导致双方在很多事情上更加难以协调。

二、传统民居旅游开发中居民参与的主要措施和方法

(一) 建立一个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

第一, 三方要通过协商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 让三方达成共识:传统民居在小的范围上是居民所有的, 但是从更大的角度上讲, 这更是整个国家的, 整个民族的, 它的开发。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传统民居进行适当的开发, 对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撑, 其实更有利于民居的传承那个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第二, 目前在民居开发的整个环节中, 三方利益的诉求不能及时的被对方知道, 一定程度上对于整个民居开发的过程造成了阻碍。而在这三者中, 居民由于其自身条件的限制, 所以相对处于弱势地位, 自身的利益无法有效的得到保障, 所以必须制定有效的政策来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第三, 民居开发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达到一个三方共同认可的结果。所以可以建立一个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机制, 从一开始就让这三方达成一个共识, 民居开发是为了实现民居的价值得以继续, 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追求, 同时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之下, 三方互相协调, 共同进步, 齐心协力, 最终以实现共同的利益。最后, 由于所有的挑战与改变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 民居开发也不例外。所以, 建立一个合理的三方利益补偿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这其中尤其要考虑到民居的所有者——居民的切身利益。因为民居改造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居原有的风貌, 这样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习惯。甚至会让其搬迁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开始新的生活, 对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 相关部门应站在居民的立场上充分为其考虑, 定期给予一定数量的经济补贴。让居民能更为理解民居开发的意义, 并积极的配合到这项工作中来。

(二) 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传统民居是我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它们大多历经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风吹雨打, 很多都变得败落不堪, 摇摇欲坠, 同时, 传统民居在结构设计、居住条件及设施已经完全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此外, 传统民居多处在深山中, 经济条件, 以及交通都极为落后。所以, 伴随着进城务工的潮流, 很多居民都在外打工甚至定居在城市。使得传统民居的居民越来越少。而民居开发的出发点也是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民居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活。如果民居的数量越来越少, 势必会使民居旅游业受到严重的影响。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必须使一部分居民生活在其中, 保持其原有的生活状态。而要想让居民甘心留在民居中自然的生活, 必须使传统民居符合现代的居住环境, 同时又不能失去其原本的风貌。这样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改建的资金问题。政府应该在这方面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力度, 并适当发行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定期深入农村, 了解居民的需求, 在农民的自然经济上给予帮助, 或者在发放时, 适当多给一定的比例给民居所有者作为房屋修缮资金等等。只有这样, 居住在民居中的居民才会产生主人翁的感觉, 更加理解、配合民居的改建工作。同时, 反过来, 居民给传统民居带来了生活气息, 民居开发便会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 提高居民整体素质和参与能力

居民参与模式 篇10

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提出, 从传统社区向现代社会转变, 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社区共同体的消失, 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结日益松散。如何重构社区内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 让社区居民有参与社区建设, 就成为当下社区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居民社区参与的概念及意义

参与包含多方面意义。其一体现的是公民权利。公民, 既是国家的主人翁, 也是社区的主人翁, 凡涉及每个公民利益的公共事务或公益事业, 公民都有权参与。其二体现的是一份责任, 如自己的祖国处于危难之中时挺身而出, 当遇到歹徒行凶时见义勇为。社区不是某个人的社区, 是全体社区成员的社区, 建设社区是每个社区成员责无旁贷的义务。其三体现的是一份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每个人的积极参与, 将使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集聚起来, 形成巨大的力量。人多力量大, 人多势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群防群控、群策群力为取得抗击非典疫情的胜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其四体现的是智慧。如人多智广, 人多主意多。其五说明的是个体与整体, 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关系, 没有个体的组成, 就不可能形成整体, 没有局部就无所谓全局。其六反映的是社区成员积极性发挥的程度, 社区成员的精神风采。社区成员参与的越广泛、越深入, 则说明社区成员的积极性越高, 精神风貌越好。

二、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的现状

1. 从参与主体上看, 目前在许多社区参加社区活动的主要是“一老一少一低”。

“老”, 即离退休的老同志;“少”, 即放了寒暑假的中小学生;“低”, 即定期到社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从分布上看, 参加社区活动的主要是大多数时间都在社区的居民, 而在职人员很少参加社区活动。

2. 从参与内容上看,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项目

主要是娱乐健身学习等文化活动类, 而涉及社区公共事务决定、公共服务项目选择等内容的政治性参与较少。

3. 从参与形式上看, 一方面表现为被动参与和反复参与。

被动参与表现为, 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劝诱、说服下参与 (执行) 社区管理机构业已形成决定的事项, 比如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开会听取居委会或街道有关社区工作的通报、部署等。反复参与的情形, 指同一批社区居民被重复动员、反复参与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 年底统计时看似参与人次很多, 参与人群却有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居民社区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4. 从参与动力上来看, 人情面子是目前居民选择参与社区活动的原因之一。

特别是在被动性参与的社区活动中, 人情面子是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居委会工作人员主要利用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 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执行性参与任务。当然, 兴趣、爱好以及相关利益等都是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

三、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成因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社区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薄弱环节。分析其中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利益关联度低是导致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经济因素。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社区居民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取决于“参与”行动所带来的效用。也就是社区居民是否参与以及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取决于其参与行为对其自身及其家庭是否有价值, 以及有价性程度的大小。而一方面, 社区公共事务、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又具有“共享性”的特点, 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

2. 传统的单位意识是制约居民社区参与的文化因素。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 个人依靠单位实现自己的一切利益, 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严重依赖单位, 根本没有“社区”的概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 单位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 居民的利益关系开始转入社区。但是这一转变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人们在减少对单位依赖的同时, 单位情结并不会瞬间即逝, 单位仍然是大多数居民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虽然社区对城市居民的重要性在提升, 但目前还处于弱势, 居民社区意识还比较淡薄, 仍然把社区当做住地而已。

3. 体制性障碍是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度不高的制度因素。

中国的社区建设时间还不长, 仍然处在探索阶段。社区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 政府是社区建设强大的推动力。这种体制导致社区建设行政化色彩浓厚, 居委会实际上成为政府的“腿”或“脚”, 没有多少主动权。居民缺少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化条件, 参与渠道不畅。居民也长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安排, 缺乏自治参与的意识。因此, 在社区建设中, 目前更多的是在运用行政资源, 大多数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利用, 居民的主动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4. 居住模式的变化是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空间因素。

与以前单位院、家属区相比, 现在居民的居住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 居民的动迁和流动加剧, 人们逐步离开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 开始居住在新的陌生的社区中。从而, 社区居民的异质化程度比以前大大增强, 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很大差异。相关调查表明:社区居民的交往程度与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呈正相关, 即居民的交往程度越密切, 居民的参与意愿越强。因此, 目前的居住模式在客观上影响了居民之间交往, 进而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

四、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是搞好社区建设的关键

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基础, 是促进社区和谐的重要途径。面对当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理想的状况, 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提升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路径选择。

首先, 政府部门和相关社区组织要坚持重视理念、注重过程和区别对待的基本原则来发展居民的社区参与。一是要始终重视参与的理念。作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社区组织, 要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累积社会资本, 增强居民的参与意识, 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二是要注重过程, 不要急于求成。居民只有在参与过程中才能得到主体意识的教育, 才能逐步提高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三是要区别对待, 尊重差异和个性。应针对不同的社区结构, 不同的参与类型, 来开展工作。面对老人社区、青年社区、老公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等不同层次居民的参与要求, 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 社区组织可以围绕参与动力、参与平台和参与意识等方面提升居民社区参与。

2. 增强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

从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两方面来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进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制度安排, 社区能够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服务, 让居民利益社区化, 使居民的利益通过社区得以实现。利益的驱动力是巨大的, 当居民意识到自身利益与社区利益紧密结合, 参与社区建设有利于其利益实现时, 就会增强参与社区事务的欲望和动力。在居民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增强后, 会产生强烈的社区归属感, 在情感上认同社区。正如“社区是我家”这一口号所表达的, 居民生活在这个社区里心情愉悦, 对社区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不愿意搬离所在的社区。

3. 搭建居民社区参与的平台。

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通过搭建更多的参与平台, 促进社区内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 增强其社区意识。可以建立以下几种参与平台:

社区议事平台。运用简报、广播、视频、座谈会等多种方式让居民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 年轻人多的社区, 还可以建立网上社区论坛, 就实事项目、共同关心的议题, 如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 充分与社区居民协商、沟通、征求意见, 对合理化建议及时采纳, 并将议事结果及时反馈, 用参与成效来强化参与意识, 发挥居民的积极主动性。

社区服务平台, 社区在摸清资源和需求 (如社区内居民拥有的技术能力、服务意向、服务需要等) 的基础上, 提供各项优质的、符合社区实际和社区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 解决居民的“急、难、愁”问题, 逐步形成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的氛围和传统。

4. 健全居民社区参与的机制。

虽然社区参与是基层的活动, 但也需要建立和完善居民社区参与的机制和渠道, 使社区参与规范化、制度化。目前, 很多社区参与活动无章可循, 社区组织之间也缺乏合作, 导致社区参与活动无法长期坚持下去, 临时性组织参与的成本较高, 对居民的吸引力也较弱。因此, 要完善社区参与的制度化环境, 继续健全现有的“三会制度”, 即听证会、评议会和协调会, 提高社区参与的规范化程度。

5. 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意识。

增强居民社区参与, 制度化是保障, 意识养成才是根本。目前, 中国公民整体素质、文明程度还不高, 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 提升参与意识, 提高参与行为。目前较为紧迫的是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文化素质和专业能力, 使其树立“以居民为本”的社区服务理念, 有效地表达社区居民的意见, 与有关团体联络与沟通, 寻求志愿者的配合, 扩大参与面。

综上所述, 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居民根本就没有参与社区事务的渴望和冲动, 那么怎样培育, 引导也不会奏效, 建立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 认真分析和研究居民的参与期望, 真正放权于民, 只有这样, 居民的参与才能规范化、持久化、社区建设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摘要：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一种有效载体就是社区社会组织。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 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利用社区资源, 依靠社区力量, 都离不开社区成员的参与, 没有社区居民、社区内各个组织及驻社区单位的广泛参与, 就不可能形成社区力量, 资源也无从谈起, 社区建设就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