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业发展规划（共8篇）
政府企业发展规划 篇1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一是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抓紧修订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服务网络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二是继续落实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政策。中央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１０６亿元。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资要覆盖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也要加大投入。三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发展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在税前扣除的政策。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加快发展服务业。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有机融合。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加快发展旅游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农村服务业基础薄弱、发展潜力大，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实现国家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与工业基本同价。
2010年省政府工作报告：
四是积极创造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力度落实促进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公共事业领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建设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信息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功能齐全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发挥兰州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优势，努力增加信贷投放。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努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落实出口退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2010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水平显著提升。坚持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结合，抢抓国家支持白银工业集中区建设机遇，着力打造产业聚集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中科院白银高技术产业园成功晋升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三期开发加快推进，新签约项目13个、资金20.26亿元，新开工项目25个，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户；雨润150万头生猪屠宰线即将投产，阳明化工5000吨新型纳米复合聚氨酯、新天际30万吨高频焊管、渼洁枸杞深加工等项目加紧建设，颐通管业高密度聚乙烯管道项目开工。西区经济开发区年产500吨碳纤维生产线主体建成；白银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一期工程完工，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入驻企业11户。平川经济开发区陶瓷建材城累计签约入驻企业126家，泰瑞陶瓷扩建项目、山川陶瓷年产1100万平方米内墙砖和抛光砖生产线建成投产，赛诺生物酶扩建项目加快推进。刘川工业集中区完成规划设计，与兰州高新区签订异地共建协议。白银铝型材工业园、银东循环经济化工产业园启动建设。会宁县被纳入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范围。产业链招商取得新突破，签约铝型材加工、新型涂料等项目216个、资金147.92亿元，完成投资44.88亿元，增长
28%。
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一是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抓紧修订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服务网络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二是继续落实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政策。中央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１０６亿元。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资要覆盖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也要加大投入。三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发展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在税前扣除的政策。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加快发展服务业。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有机融合。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加快发展旅游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农村服务业基础薄弱、发展潜力大，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实现国家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与工业基本同价。
坚持以产业链延伸为主线，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以产业集群化为方向，同步推进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继续做大有色金属工业，完成白银有色集团铜冶炼技术提升改造、电解系统挖潜改造项目，建成宏达10万吨铝型材生产线。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开工建设刘化集团30万吨硝酸生产线、银光集团万吨级PC软件包项目。推进传统能源开发利用，加快火电、水电升级改造步伐。振兴装备制造业，建成金轮针布、颐通管业高密度聚乙烯管道等项目，扩建新北重专用车生产线。加快发展陶瓷建材业，建成平川600万平方米抛光砖、新乐雅高档仿古砖生产项目，实施中材第二条日产45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带动整合市内中小水泥企业。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国家支持发展的重点领域，立足原材料和资源优势，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型装备制造和生物产业。稀土公司在资源配置、加工分离上有新突破，在稀土新材料开发上有新发展，实施年产1000吨高性能稀土发光材料生产线项目，建成甘肃德宝公司2000吨高品质稀土抛光粉生产线；力争扎布耶锂业碳酸锂二期工程、大象科技年产1000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投产，郝氏年产500吨碳纤维新材料二期实现试生产；加快在建风电项目进度，开工捡财塘风电二期、景泰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建成上沙沃太阳能光伏发电一期工程，力促上海万德风电装备生产基地项目落地；实施熙瑞菊粉废弃物综合利用、赛诺年产5000吨中性纤维素酶、富瑞康硫酸软骨素生产线扩建、伟慈生物系列产品高技术产业化等项目。
加快循环经济项目建设。突出银东循环化工园区建设，推广资源替代、回收处理等关键技术，稀土冶炼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白银有色集团锌冶炼焙烧系统改造、年处理140万吨铜冶炼炉渣高效磨浮生产线主体工程、贵金属资源综合利用主体工程、重金属离子工业废水处理及再生回用等项目竣工；实施余热余压低值煤气回收利用和小铁山多金属矿节能改造工程，完成西北再生资源产业基地征地拆迁、土地平整任务。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骨干企业落后生产线。
加快园区开发步伐。完善各类园区规划，促进园区整合升级。创新园区建设模式、管理
政府企业发展规划 篇2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形势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利润率大幅降低。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本身就是政府采购的一项重要政策功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包括环境保护,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但是,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市场中一直维持较在较低水平:中小企业的标准和范围难以界定、政府采购项目要求的资质条件过高而中小企业资质差、资金不足,等等;使得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处处受掣,自然更谈不上参与政府采购市场的竞争了。
一、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1996年起政府采购制度实行试点至今已逾十年,从制度探索、试点到全面推行再到法制化的管理,政府采购当前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采购规模2002年为1009亿元,而到了2011年则增至11332亿元,增长10倍之多,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4.6%提高到了11%。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到政府采购活动中。但是,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先天不足,使其在政府采购市场缺乏优势。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政府采购合同中授予中小企业的比例大概在15%左右,不仅远低于国企所占有的比重,而且这一比例还有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力度不够,除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外,中小企业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一)采购条件诸多限制影响中小企业参与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活动不得以注册资金、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采购商对中小企业的认同度不够,刻意设置了诸多限制,使中小企业无法公平地参与政府采购。
(二)中小企业获取政府采购信息不对称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政府采购公开招标采购信息应在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披露,并优先在财政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而对于采购金额较小,技术含量不高的非公开招标的采购信息则没有作要求,导致这类采购信息发布的渠道较多,规范程度不高,中小企业受自身实力限制,无法得到准确信息。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公开招标采购缺乏与大企业抗衡的实力,非公开招标又不能准确获取信息的尴尬局面。一些中小企业自身也缺乏参与竞争意识,或是缺少专业的指导,很多企业依旧不能准确掌握政府采购需求,企业对于产品是否符合政府采购要求、如何参与政府采购仍缺乏必要的了解。
(三)中小企业产品缺乏竞争优势
中小企业一般信誉等级较低,规模小,资金短缺,造成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动力也显不足,产品主要集中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粗加工产品上,在同类市场缺乏竞争优势。此外,中小企业在科学管理、资金实力、融资能力、品牌意识等方面都与外资等先进企业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不仅对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不利,也成为了直接制约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重要原因。
二、对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和措施
(一)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保障中小企业权利
当前我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较多,但大多集中在生产产品前,即体现在企业管理方面,如融资上市、节能减排、淘汰落后、新兴产业、服务外包、科技创新等方面。对于企业产品销售情况更关注销售收入,但对于销售产品的关注则较少。因此,建议完善鼓励产品销售的政策,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降低政府采购门槛。对政府采购项目要制定合理的资质标准,杜绝人为提高资质等级和简单地以注册资金为门槛排斥中小企业的现象发生,同时国家应出台一些操作性强的扶持政策。《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在政府采购项目的国外报价中,如果本国中小型企业供应商的报价比外国供应商的报价高出不超过12%的幅度,那么,必须优先交由本国供应商采购;所有预期不超过一万美元并属于小额购买的政府采购或服务合同都必须留给小企业。二是保障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所占比重。政府采购多采用集中采购的方式,每个合同金额都相对较大,中小企业因为自身规模小,很难有机会参与竞争,即使参与了也难以和大企业竞争。出台政府采购鼓励措施,在技术上规避采购制度的限制条件。如实行项目拆分招标,鼓励联合投标,售后服务本地化要求等。在制度上保障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比重,世界各国也都在相关的法规保障本国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权限,如:美国联邦的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份额目标是23%,欧盟中小企业中标金额占欧盟政府采购金额约40%。我国在2012年1月1日新出台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了,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算应当占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
(二)完善政府扶持政策,提高产品竞争力
一是出台搭建大中小型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平台的政策。在一些行业中,分工明显,一部分中小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配套的零件生产和加工服务。建议借鉴昆山市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建立分工协作关系和产业技术联盟的成功做法,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组织协作配套对接会,鼓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协作配套生产,积极拓展新的市场,为中小企业发展认准目标,找准定位。二是完善载体建设,建设科技工业孵化产业园。通过大规模引入高级科技人才,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措施,并提供统一的服务平台。为一些有技术、少资金的高端人才提供了创业机会,此外,搭建平台,为一些先进的科研项目与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合作的机会。中小企业规模小,体制灵活,在引进技术项目比大企业更具有灵活性,扬长避短,一方面高新技术的投入提高了企业产品的竞争实力,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高效能高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强培训指导,宣传优质企业产品。联合政府采购部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开展培训和指导服务,提高中小企业的竞标意识、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靠自身实力赢取采购人的认可。同时,利用采购网、产品网加强对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宣传,通过举办中小企业风采展示会和现场观摩会,为中小企业提供展示自身产品和实力的平台,提升中小企业在采购人中的品牌和形象认可度,引导采购人消除对中小企业的偏见,配合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政策,自觉消除对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不利限制。
(三)内强企业素质,提升核心竞争力
影响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因素,除了制度缺位、信息偏差以外,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缺乏有效的竞争力,在产品和服务质量、采购人认可程度等方面均不及大型企业和知名品牌。因此,中小企业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更好地参与到政府采购中,获取更多的市场和发展机会,一方面要加强企业品牌建设,随着品牌建设的深入,品牌形象价值也得到充分的提升,在起到了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发挥了树立消费者信心、创造市场需求等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缺乏信用管理制度。企业内部没有设立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行计划缺乏管理使违约现象频繁发生。中小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原则,要确保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在各类经营融资活动中切实加强履约的自觉性,牢固树立“信用第一”的观念。
参考文献
[1]今年起中小企业将至少获得中国政府采购3成份额.中国新闻网,2012-01-05.
日本政府 如何“控制”企业发展 篇3
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日本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过程，采取各种手段管理企业发展，引导经济扩张。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对企业有效引导和调控，与其相对高效的官僚行政体制是分不开的。但政府干预具有局限性，在比较优势发生动态变化、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用来补偿创新企业所要面临的外部性，它是有效的，但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日本的企业与政府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促进者”而非“管制者”
目前，理论界认为，日本的政企关系是多元的。日本官僚组织的构成单位（省厅、局、课等）可归纳为两个部门。第一是具有明确的管辖领域，在某个领域中是同各种利益相关者接触的（典型的是产业界团体或隶属于产业界的企业）“原局”。另一个是不和民间接触的，专门调整官僚组织内部结构的“调整局”。例如，大藏省的银行局就是原局，主计局和各省大臣官房长官是调整局。日本的大企业一般分属于企业集团和产业界这两类中。日本的企业在与政府进行交渉时以产业界为单位，产业界团体代表产业界的利益，与政府方面进行交涉；政府（官僚）方面在每个产业内都设有被称为原局-原课的部门，担当与民间的交涉的职能。
因此，日本的企业和官僚组织的关系有两个，一是企业和原局之间的关系；二是以调整局为中介的原局间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官僚组织中存在着多重的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是理解日本关系依存型政府的关键。日本官僚组织进行调整过程的基础是隶属于某个产业的企业与所管辖的产业的原局之间的交涉。在这个交涉过程中民间的经济团体（通过产业界团体等）也具有参加政治决定的机会。1949年创立的通产省是日本产业政策决策中最重要的政府机构，通产省的主要竞争对手大藏省为了实施产业政策，采取了从低利息的政府借贷到有选择性的租税措置这些重要的政策控制手段。
总之，日本的政府企业关系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的关系依存型或官僚制多元主义型的治理模式。它是由特定政党握有独裁权力的状态，企业由企业经营者进行控制，即控制权与经营权为一体。政府把银行部门作为纽带，通过严格的规制，对经济决策过程进行干预。 20世纪50年代后，多元官僚制策略一直忠实地服务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政策的制定权分散于各个掌管工业的部门和其相对应的产业领域中，原始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执行地位平等。
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由权力集中的机构来协调处于等级制度较低层次的单位的活动。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向来以亲密友好著称，因为政府官僚执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方式，法律规定外的官僚和企业之间的会议不计其数。政府视自己为国内产业的促进者，而非铁面无私的管制者。
“铁三角”相互制约
日本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特征之一，应该是产业界、官僚、族议员组成的“铁三角”关系：官僚运用控制权限控制产业界；产业界利用政治献金和选票控制族议员；族议员利用大臣的人事权和协助法案在国会上通过等条件对官僚行使影响力。各产业界形成这种“铁三角”关系给产业界之间带来了利益冲突，但他们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的。
行政机构官僚为了使其政策能得到国会的认可，就有必要与控制国会的自民党保持良好的关系。企业给官僚的回报就是产业界在选举中成为后援者，以政治献金为代价得到自民党政治家的眷顾。对自民党来说政治家有必要在官僚的行动和国民的期待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通过加入这个三角关系企业获得巨额的利益，但却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
一般来说政府和国民、企业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民、政治家、行政机关的三层结构。但日本的铁三角关系中，官僚机构按产业类别形成纵向的分割，各省厅的所管辖产业由于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们在铁三角关系中立场鲜明。官僚、产业界、族议员之间的协议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频繁地进行，他们意见沟通的基础是那些由精英组成的成员中大部分都是东大出身者。政策俱乐部和咨询委员会是官员、企业家、政治家定期集会的场所，与通产省、产业省相关联的各种团体也是其进行沟通的另一个渠道。系列集团是具体的产业后援者，为重要的官僚机构提供方案、收集情报等。自民党在官僚和企业之间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们起到利益关系者之间进行协调和裁判员的作用。
产业界介入产业团体
日本政府企业间关系的另一个特征是各产业界介入产业团体。包括经团连、日经连、经济同友会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等大企业的最高联合体，简称财界。经团连拥有100个以上的产业联合体及800家大企业的会员。经团连通过向政党的巨额献金，对政党特别是自民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大企业集团包含多种产业部门，大约占经济全体的约三分之一。其最大的集团有三菱、三井、住友、富士、第一劝银、三和，会员企业的总经理参加总经理会，总经理会对各会员间的政策调整、相互协力、消除摩擦等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从低一层次来看，企业集团本身就是由中小规模的企业（承包公司和零部件供应商）组成的。政府所管辖的日本银行对系列企业通过通货政策、信用分配、融资分配等施加影响，表明集团内对银行系列的依存度。钢铁、纤维、汽车等产业部门组成的产业团体对产业部门进行各种“行政指导”，产业团体对维持联合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协调关系作出了贡献。
官僚机构为主导
在日本的铁三角关系中官僚的作用非常大，他是通过行政指导对企业活动进行监控的。所谓行政指导，一般指的是行政当局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不以个别立法措施为依据而对产业、企业的活动实施各种各样的干预。行政指导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曾有一些取代法律并为强制性作用力提供基础的因素存在。包括外汇不足时期的外汇配额和资本不足时期的财政投融资政策，以及资金配额在内的许、认可权制度，或者技术引进尚未完全自由化的1968年以前，在技术引进审查以及许可证发放等形式中，都能看到行政指导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作用。
掌管日本经济活动的与其说是各企业不如说是大藏省、通产省等官僚。在美国，制定法案的是议会，官僚执行议会的决议。而日本则是由官僚制定法案，议会对此进行修订。本来法律的制定应该是议会而官僚仅仅是执行者，但日本的官僚在法律的制订上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通产省、大藏省的官僚以及其他重要政府机构退休的官僚，一部分加入自民党成为官僚，一部分进入日本银行、商业银行、通产省、产业省下属的各种团体，还有的进入民间企业，通过“下凡”有效地维持了情报交换的渠道。日本官僚在决策中是重要的人物，因此，民间企业在他们退位后热心雇佣这些官僚，想要获取这些人以前在省厅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以获得利益。还有，经济、产业结构、外国资本等举行重要政策协议的审议会，是依靠经济计划厅、通产省、大藏省而设立的，经常与产业界进行意见交换。在“铁三角”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官僚机构。
如何影响企业
从上文可了解到，日本政企关系为“多元化”，政府主导型，那么具体来讲日本政府如何影响企业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利用“护送船团”维护金融秩序、利用政府力量支持“主银行制”、政府主导产业政策、限制市场收购以及“终生雇员制”五个方面。
第一，“护送船团”维护金融秩序。
日本的银行被称为“护送船团”方式，即以最弱的银行（船队最慢的船）为基准，来决定信贷和储蓄的利息。而且，产业界也以某集团为单位以银行和商社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共同组成“护送船团”。日本银行的“护送船团”方式使市场的秩序优先于效率性，即使银行的经营破产，也通过政府的救济和吸收合并加以处理，破产退出市场的银行很少。这就意味着国家给予银行，特别是大银行以必要的保证。
这样的“护送船团”体制，在过去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到来的时代明显地成了无效率的体制。金融机构的经营本该由于金融自由化的深入而认识到其所面临更大风险，然而由于保护机制存在，金融机构的危机意识不够敏感。在国家保护机制下，银行缺乏自主经营的自律激励，相反担保主义、机会主义到处蔓延。为了使银行更有效率地运营，必须超越系列框架与其他的船团（集团）进行积极的信贷活动，不然就要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政府支撑主银行制。
日本政府在支撑主银行制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日本法律规定有利于保护主银行使其获得较大的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之前，政府对于存款利率一直有严格的控制，存款利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这使银行能够通过扩大贷款获得相当大数额的利润。因此，银行之间的竞争主要与贷款的数量相关联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银行就非常有利可图，因为主银行的地位就可以确保银行在长期业务往来的基础上对客户公司的贷款额占有最大的比重。另外，有效限制银行业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也有利于保护现有银行的利益。其次，政府提供了对主银行的约束机制。政府通过对银行所具有的调整和监督权，扮演着监督主银行的角色。一旦政府发现银行处在困境之中，政府就可以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包括把该银行与一个业务运行良好的、安全的银行合并。
日本政府对主银行的介入和规制体制使官僚和企业集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的关系内在化，取得了比较稳定的效果。
第三，日本政府主导产业政策
日本在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可举出产业政策的实施。政府和企业两者之间，依靠日本的“多元的政府企业关系”在持续性上发挥了优势，使相互协调的关系得以成立。但产业政策的策定也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计划行为而是以协调关系为背景，政府企业相互间积极的情报交换带来了很大的效果。
正如人们所谓的“官僚主导的经济发展指向体制”那样，日本战后的经济是以“赶上、超过”发达国家为目标，将各时期的战略性产业置于官僚体制的保护之下并给予培育，藉此而实现了其发展。为培育特定的产业，政府不仅拥有许认可权力，而且还通过对石油进口、技术引进所必需的外汇实施管理、控制，并将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所进行融资用作驾驭产业的手段，从而能够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日本政府限制外部市场收购。
在英美等国通过股票的买卖收购公司的事情已经成为公司日常的商业活动，而在日本敌对的收购几乎见不到，那是因为政府政策支持的结果。安定的股东阻止了企业的收购行动，法人相互持股使活泼的企业经营权市场不存在，敌对的收购也不易成功。以银行为中心的相互持股结构，在旧财阀系企业集团中非常显著，在阻止外部收购的同时，经营者还能充分享受“自治”的好处。由于没有在美国可能发生的“收购”现象，对经营者的监督机能也不能发挥作用，但在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资金调配结构下，监督机能有时也能发挥作用。
第五，实行“终身雇佣制”。
日本的劳动雇用惯行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终身雇用制”。退休金等税制上的优惠政策都是政府政策支持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终身雇用制”能否维持到今日还是疑问。企业因为终身雇用制度的存在而使职工的转职变得困难，不能向美国那样在民间企业和政府机构间徘徊。
政府职能也需“与时俱进”
根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企业关系给日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护送船团”方式使日本的银行得到了保护，给银行的融资带来了优势；为了维持主银行制度，主银行为破产企业负担了一大部分的损失；对股票市场的过度限制妨碍了直接金融的发展；安定的股东阻止了企业的收购行动；法人相互持股使活泼的企业经营权市场不存在，敌对的收购也不易成功；“终身雇佣制”也是由于对退休金在税制问题上给予特别优惠政策而得以持续下来；日本政府的重点扶持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对象产业的发展等等。
政府企业发展规划 篇4
目前，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关注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及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任何政策及理念的实施落实都需要一个过程。面对一个法制环境尚需进一步完善的中国市场环境，企业家们该如何把握新时代的政商关系，仍是很多人的困惑。
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同时也是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来自各方面的危机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甚至企业家的存亡。在目睹了许多民营企业的兴衰之后体会到民营企业家的坚强与脆弱也感受到了坚定与困惑。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场不相信眼泪”是永恒的定律。作为一个企业的总舵手，他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随时应对市场变幻。但在企业的“改革、转型、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处理公共关系的尴尬。
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要注意处理好的几大关系中，“政商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企业发展与政府间的关系是众所熟知，但也却是最难把握，所有的商业关系无不涉及政府，“政商关系”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谈到政商关系，很多企业家都会滔滔不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政商关系”究竟是什么，不是简单的 “拉关系、跑路子”，而是如何真正在企业与政府间搭建一个沟通桥梁，使企业与政府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一、如何掌握企业家与政府有关领导的关系
中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出发点的变革，让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公民意识也在逐步觉醒。当然，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由于政府的资源是逐渐“漏出”，很多政府垄断的领域是逐渐对民间资本开放，因此在经济改革初期，谁先掌握了这些资源，谁就有机会获取财富，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与政府官员靠的很近的人，或者善于政府公关的人先富了起来，只因为“中国人最喜欢也最擅长搞关系，有了关系一切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有关系。”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经”。谈到如何“与各级政府及领导搞好关系”民营企业并不陌生，每个人在处理这个关系时，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经”。
(一)政商贴面舞，人散尽曲未终
“与政府领导的关系是哥们关系，而日常维系感情的原始股是酒精。国税、地税工商环保黑社会，一网打尽，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会义气相助。”按此规律行事的企业老板并不少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地方，地方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已经异化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有些狂妄的企业家吹嘘，地方政府官员只不过是企业养的一条狗，董事长可以随时呼唤地方政府官员为自己办事。另一方面，在转轨时期制度的夹缝中，在“官商”情节的笼罩下，中国的某些企业家和某些官员也陷入了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中，靠权力资源发达起来的企业家一方面想摆脱官场力量的纠缠，以示自己的财富干净和透明，另一方面，又怕因失去权力资源，自己的财富变的不安全，害怕别的企业家获得这些资源后迎头赶上自己，处于一种犹疑和彷徨中。
企业家与部门领导“零距离”接触，不可否认会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给予—些特别关照，但同时这也是一种风险极大的投资，当老板和领导亲密无间到一根绳子栓起来，说不定哪天出事也就一同载了进去。很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最终还是垮掉了，其原因就是“碰到了一个糊涂妈”。这个“糊涂妈”能够干涉企业的经营，而企业为了满足她的偏好“做大做强”，涉足不擅长的行业、盲目追加投资。弄的家底耗尽，苟延残喘。“官商”关系若即若离，官商之间确立良好动机作为出发点，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二)平日不烧香，难以抱佛脚?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也有很多企业家因为性格、或者是因为具有“明哲保身”的态度等等因素而与政府及政府领导保持着距离。因为有了这种距离的存在，所以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和牵扯。也因为有了这种距离的存在，也就少了一些关爱和机会。虽然暂且还是很难为这种距离是否真的会产生美下个定论，但是也有企业家表示，这种距离带给自己一些缺憾。
在2003年，谈到企业家灾祸就不能不提孙大午的名字。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即近不惑之年的孙大午在当地人眼中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85年，他和妻子承包了家乡一块被称为“憋闷疙瘩”的荒地，靠养殖1000只鸡、50头猪起家，至今发展成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过亿。虽然事业上很成功，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他“做人”的成功。首先，他很“抠门”，在对外交往上，他的公司每年基本没有什么招待费，因为他从来不请客。就算逢年过节给一些单位送点年礼，也都是十几元一箱的鸡蛋。因此在当地有个说法，能吃上孙大午送的鸡蛋非常难。此外，平时孙大午喜欢和学术界的名流交往，“不屑”与政界人土交往，这使一些人感觉孙很清高，很狂。除此之外，他不愿意苟且，不愿意贿赂别人。甚至采购他的商品他也不愿给任何回扣。为此，他也没有少吃“苦头”。迄今为止，大午集团仅获得两笔政策性贷款共计430~-元。同为民营企业，徐水县的巨力集团从起步时的2000元发展到2亿元，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是国家金融机构贷款，由县政府出面协调。但在徐水县民间口碑甚佳的孙大年尚未走同这条道路。尽管曾经担任农信社负责人，但在贷款事项上，孙大午被人讥笑为“迂腐”。孙大午曾经这样感叹贷款之难，“我的企业固定资产上亿，但我贷不出钱，去年年底饲料厂需要50万，我手头有一个100万三月份到期的存款，差一个月，为了节省3000块的利息，我拿着存单去抵押，想在银行贷50万，银行却需要整个董事会的成员都签字，我说那就算了。事实上，好多企业根本贷不出钱，因为要有10％到15％的回扣。三年前我建了一个葡萄园，保定市立项，投资1200万，让我贷600万，我同意了，花几万也值得，但没贷下来，现在我的葡萄都丰产了，但我连一分贷款也没拿着。”孙大午的率直已经超过许多人可以理解的范围，据他手下工作人员讲：“在葡萄园的事情上，他在别人的劝说下终于忍不住低头走后门，给当地信用社的人送了10000元。但是10000元太少，没办成事。按照很多人的生活经验，这钱也就算了，也算是铺铺路。可是董事长很气愤，非要把这10000元钱要回来，最后终于要回了6000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给信用社任何关系疏通，当然，贷款也年年都没有批下来。”
率直、刚毅、不屈服，这些是作为一个军人的优秀品质。可是作为一个商人而言，实现企业发展、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是根本，在此要求下学会妥协和让步也是一个商人所应该具备的。而军人出身、如今又从商的孙大午似乎并没有在这两者之中找到一个恰当的融合。无论他的这种刚毅秉直对将来意味着什么，眼下看来他却不免要成为以牺牲利益为代价换取。老一辈传下来的一句老话叫，“平时多烧香，临时才可抱佛脚”。
(三)掀起盖头来，让我看清你的脸
离领导太远，人家不认识你。和政治缠绕过紧，特别是和个别官员“零距离”接触的企业家，也往往会因此而“马失前蹄”。和政治过于贴近，就往往忘记了商人的本分，不在商业才能上长进，常想靠权力资源获利撑腰，或许风光一时，却难逃以身饲虎的结局。就连被誉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尚不能在此道路上全身以退，使胡雪岩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斗争中，成为李鸿章发出了“倒左必先倒胡”的密令，从而使胡雪岩最终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与孙大午的“不合作”态度相反，乔金岭在众多的社会角色间换来换去，长袖善舞，企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他对于这些相互冲突的角色扮演越是长久，内心的焦虑也越发强烈。因为很多角色的扮演可能跟自己的道德要求不一致，甚至是内心深深厌恶的。人的自由并不在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他的“外圆内方”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便形成了他内心的焦虑和长期的压抑。也许正因如此，孙大午可以气昂昂走进看守所，乔却在强烈的内心冲突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官商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短期内就可解决的需要思想转变，更需要制度建设，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应为这场变革承担相应责任。
那么企业家应该如何掌握这种关系。民营企业的成功与政府及领导密不可分，但是具体到企业家应该如何掌握这种关系。来自浙江温州的一位老板作了很形象的比喻：“民营企业与政府领导间的关系应该掌握好火候，这一点很重要。太凉了的时候，就加点热水，太热的时候就加一点凉水。”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应该若即若离，也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企业家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和动机，才会实现经济环境的良性发展。
二、如何掌握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世界范围内，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为企业家们所重视和依赖，政府和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100多年前，著名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开山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就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一些世界知名企业也将与当地政府处理好关系，放在拓展市场的首要工作。如柯达公司与政府关系使命声明：“和中国各级政府建立友好相互信任和可持续的关系，并利用这种关系促成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法规和做法，同时增强柯达目前和未来的商业机会以及保护柯达在大中华区的投资。”同样国内民营企业大多也对这种政府与企业关系非常重视。来自沈阳的林总说：“我的企业是民营股份制有限公司，在这个行业内能在全国排到前五位。政府对我们企业也非常重视和支持，给我们解决了几百万的低息贷款，在竞争中我们靠自己的产品质量赢得市场，市场运营环境上则要靠政府为我们解决后顾之忧。所以我们认为与政府保持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四川内江的老板表示：“企业发展要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依附于政府，企业与政府是发展整体。政府靠企业给税收，而企业则要靠政府给予宽松的环境。”
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微妙的，它是民营企业最重要的生死存亡关系。在面对地方政府“不作为”时，很多民营企业主发出无奈的感慨：辽宁的陈总说：“谈到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我感觉有些地方政府缺乏诚信，在欠款的问题上象个骗子。现在我们企业经营难度很大，政府这边的欠款一直要不回来，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我们刚开始做项目时，政府还很支持，可后来要款了，大家互相扯皮谁都不给，象皮球一样把我们踢来踢去，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另外还有很多企业家表示在投资环境及政府政策的具体落实上，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浙江台州的黄总说：“企业征地50多亩，但是执照一年才给办了下来。如果企业大的话，就有可能办得快一些。”还有些企业家表示“政府有好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可落实到职能部门时，总是推三阻四，有理由拒绝我们，‘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部分民营企业在原始积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违规甚至“违法”行为。
这种“原罪”迫使一些民企利用各种手段去拉扰甚至是腐蚀政府的某些人员，而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新问题恶性循环之后，企业在面对政府时是不平等的心虚，而扭曲的政企关系不仅仅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日常工作的中心之一是钻营政府关系，不断地处心积虑地去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与保护，与之对应的是企业自身逐步脱离真正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
三、企业怎样建立与政府的平等关系?
(一)避免与政府问的矛盾冲突，学会与政府谈判
2003年7月5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被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终孙大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并处罚金十万元。”在事隔多日之后，孙大午背负罪名回家了。但孙大午仍然强调自己不会因为一场诉讼而改变做人的原则，而身边的人则为此感到担心。行伍出身的孙大午在部队从营职到连职，最后到代理排长，这与其他人的轨迹相逆。孙大午自1985年开始一手缔造了下辖五个公司、一所中学的大午集团，并在1995年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有人说孙大午这次出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是一个导火线，更深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言语上的“不检点”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孙大午的大儿子孙蒙更是直言：“我父亲这次完全是因言获罪。”大午集团及孙本人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与执法机关多有过节，但孙却常常固执己见。1997年大午集团与徐水县税务局发生税务纷争，导致两个银行账户被查封，资金被划拨，虽然县委、县政府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由居中协调，但孙大午仍将对集团加收滞纳金的上级地税局告上法院，并举报时任保定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的姜涛滥用职权。此外，大午集团与当地工商局、卫生局、技术监督部门之间也曾有冲突。
在徐水知道孙大午的人都知道他个性很强，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常常与人意见相左，甚至发生过被人用铁棍打昏并致右手大拇指粉碎性骨折的事件。另一方面，孙大牛一直关注“三农”问题。他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时，直言现在农村有八座大山，农民和农村企业在发展中受到很多限制。在一次与专家的座谈中，孙大午更是对银行的职能进行了质疑，认为银行因为担心收不回款，现在根本不给农村放贷，如果银行光从农村吸收存款，而农村又没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发展很成问题。
无论孙大牛是因何获罪，他目前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是背负的罪名及罚金，因此事件而受牵连的两个弟弟尚未出来显然是让他更为揪心。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虽然生性率直的他言称：“并不会因此事而改变做事的风格。”但这着实让关注他的人为此捏了一把汗。
2003年对于内蒙的于总来说，也是充满波折的一年。于总的企业在当地也是颇具规模。当年于总从政府下海，放弃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官衔，由仕而商让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凭着自己多年在政府机关做事而练就的一身本领以及良好的人际网，他的企业很快就红火了起来，在当地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此时，于总又收购了市里的一个老商场，将它重新装修后成立一个鞋城分租给个体商户，马上让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商业楼重新焕发了生命的光彩。正在事业做的红火之时，让于总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会在这个鞋城上翻了一个大跟斗，而且对手还是政府。这个跟头不仅让他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三个月，更让他将企业也搭了进去，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他收购商场后，签约十年，正当商场运营稳定，生意日见红火之时，他却被告之此楼已被转租给一个香港老板，虽是拿着一纸合同却一文不值，生性倔强不服输的他将政府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政府赔偿其损失共计两百余万元，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边判决书还没有捂热，他转眼间又由原告变成被告。因涉嫌偷税、漏税而被拘留。狱中的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有一种窒息的孤独还有茫然。大冬天一盆水会从你头上浇下来，狱中犯人的欺压让他尝到了肉体上的苦痛，但对他来说最痛苦的折磨来自心灵，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自己有理为何到了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刚开始进去时，自己还算清醒可时间久了，竟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忘了。”
在家人与朋友的帮助下，他被获保释，但是出来之后他并没有丝毫的轻松，判决的款项至今一分未给，商城租户为此跟他没完没了，而另一方又放出消息，只要他再提这事，马上追究他偷税漏税的刑事责任。一个一米八几、体重二百多斤的汉子，一个在政府工作多年的自认为深谙政府关系的人，在如此境地下，也不得不屈服：“我现在也算知道了，民不与官斗，当初根本不该这样义气用事，或许还可以有别的解决方式，也不至于落到今天下场。”只是还在忐忑不安的等待着是否予以追究法律责任的日子里，他已犹如惊弓之鸟，不要说做企业，日常生活中也是慌乱无终，未来的路在哪里应该如何走下去，对他而言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应该说国家与政府现在是非常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仍有部分地方政府在一些地方，政府职能仍处于一个高度“人治”状态，这使得政策不能顺利实施，这种高度集权又使企业与政府之间处于一种微妙境地。我们的地方官员思想及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但同时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更应考虑在这种环境下，如何能够避免损失尽可能达到“双赢”。
近来国内一位区域经济学者指出，“官”、“商”关系十分融洽是浙江民营企业能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业内人士进一步分析说，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方面重实效而不赶时髦。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因此，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对于以上两个案例凸现了所出现的问题，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民营经济是“领导干部观念转变”经济，民营经济是老百姓的经济，哪里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民营经济是短缺经济，同时民营经济也是候鸟型经济，哪里的投资环境好民营经济就会飞到哪里去，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真正为民营企业所想。
同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和美好的发展前景。但在具体的政策落实、思想理念的转变上仍需一个过程，而我们民营经济应该是沙漠中的一棵大树，经风雨抗干旱，大树多了成为树林，又会进一步改造沙漠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学会站在政府的立场想他所想，思他所思，惟有这样才能有可能影响政府的思维和决策。正如一个企业绝对不能背弃顾客一样。对政府来说也是如此。
处理好与政府间的矛盾，首先要避免与政府之间造成矛盾。这需要民营企业家学习和了解政府政策及政府各级的运转模式。其次要学会与政府谈判。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韩伟企业家认为“作为企业家当然要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我认为我们之间应是一种共同利益关系。打个比方，我是董事长，有个部门经理，他老是抱怨发牢骚。我只能炒掉他，他会抱怨说意见总不被采纳，我也会说他没有水平，我们各说各的道理，而一个优秀的员工，会主动把他的想法和老总沟通：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讲道理摆事实来说服老总，其实每个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更好的建议意见。一个企业能做成绝对不是一个董事长能行的，它靠的是团队的力量和作用。现在，地方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发展经济，我们要争取到它的支持，只有把企业做好事情做好了，地方政府肯定会关注我们，这个企业不错啁，很好的苗子，然后再争取政府的支持，政府是一种公共资源，谁都可以去争取，获得它的支持。关键是怎样获得，当然不能通过抱怨发牢骚去获得了。”中国的民营经济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不断传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贵州民营企业新源公司本来是一家负债累累的国有商场，商场从1996年到1998年通过职工现金购股，分两步改制成私有企业，其改制经验还被省领导充分肯定。但是七年之后，当新派公司还清了改制前商场欠下的74万元贷款，消化了原商场积压的42万元商品后，贵阳市政府却于2002年1月14日，将新源公司收编为国有控股企业。
当企业与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如何解决?多数企业家都认为，宁可“舍小为大，息事宁人”。浙江温州的李总说：“做企业就要学会‘好汉要吃眼前亏’在处理与政府等的关系上，则要夹着尾巴做人，始终保持谦虚低调。”浙江台州的张总也表示“企业与政府间没有大的碰撞，就不要与政府打官司”“商不与官斗，躲躲避避不要直接接触是上策”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靠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互动来实现。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权力不是谁给的，而是利益主体争取的。落实到具体问题上，需要民营企业自己来争取。过去，解决利益冲突采取的是比较隐晦的办法。比如通过政府内部的渠道，通过一层层上报、一层层讨论来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在前一阶段体制条件下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过程和方法。随着未来中国法制化的逐步完善，逐步会把许多事情公开化，进行讨论把问题摆到法庭上解决。
在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时，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冲突。民不与官斗，但不是说要不保护企业权利，而是要讲究策略。在处理与政府矛盾，避免硬碰硬：“学会与政府谈判”。假设于总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能够与政府进行协商通过资源的置换来得到补偿，也许不失为上策。
“孙大午案”眼下尚未有定论，大午集团的命运也很难预测，作为孙大年代理律师的朱久虎认为，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问题还是体制上的问题，政府对民营企业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扶持作用，但在现行体制下也不能杜绝政府出于经济动机而对企业的非法干预和遏制。因此，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互相信任，良性互动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二)寻找与政府合作的契机，谋求政府支持
身为一个从1980年开始从事个体经营的叶文贵与孙大午的境遇也有几分类似。1980年起，他先后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铅箔厂，办一个火一个。1984年叶文贵被县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从此叶文贵更忙了，除了管厂子、跑业务，还得不停地开会。光荣感和兴奋劲过后，他有些厌倦了。对叶文贵深表同情的新华社常驻温州的著名记者张和平写了一篇内部材料，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后来，领导有了批示。再后来，叶文贵被悄悄免职。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责成了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惟一候选人。他的毛病又犯了，怎么说也不愿挑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担。理由是：怕开会，怕做报告，怕耽误时间。80年代末，他觉得动手的时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国农民的轿车梦”。与此同时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对他的热情渐渐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环。然而，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电动轿车从梦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术、更巨额的资金。叶文贵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发展目标的锁定上过于罗曼蒂克，在具体运作上脱离了实际„„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他近似于闭门造车，没有了政府与政治，这一强大力量的后盾，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机会，从他的手指缝间无声滑落。
政府企业发展规划 篇5
闽政文〔2009〕86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央各驻闽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台资企业是福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促其持续稳步发展，全面推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经研究，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大信贷支持，拓展融资渠道
（一）增加信贷投入。积极提供符合台资企业特点的多种信贷支持，提高贷款比重，保持台资企业贷款增幅逐年增长。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台资小企业贷款，并享受福建省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对台资重大项目争取通过总行直贷、银团贷款等方式，直接向总行申请单列项目资金。积极帮助台资企业争取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银行业机构对台资企业专项贷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基本面较好、信用记录良好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台资中小企业予以贷款延期支持。
（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支持各类信用担保机构为台资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为生产性台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担保机构按年度担保额16‰给予风险补偿，对为台资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担保机构按年度担保额10‰给予风险补偿。支持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或台商组建信用担保机构。规范发展商标专用权、股权、仓单、应收账款等权利质押和动产抵押贷款业务。
（三）加强闽台金融机构合作。充分发挥我省的台、外资金融机构在台湾岛内机构的作用，征集台资企业母公司或投资者在台湾的资信，为台资企业向大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发挥富邦银行参股厦门商业银行的优势，支持其提高对台资企业的授信额度。推动兴业银行等我省地方银行在台湾岛内设立分支机构，建立两地银行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实现客户信息资源共享。
（四）支持上市融资。台资企业申请上市享受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台资企业通过大陆上市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对列入省、市规划并具有稳定收益的重点建设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台资上市公司作为投资方。
（五）推进股权投资。积极引导境内外创业投资企业或机构对我省台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支持台资企业通过我省的产权交易市场寻找战略投资者和引入创业投资企业或机构，筹措发展资金。对台资龙头企业开展并购重组业务予以积极的信贷支持。
（六）密切政银企合作。完善政银企会商机制，及时有效对接台资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加强银行与信用评级中介机构的合作，积极引导台资企业参与外部信用评级，促进银行与台资企业信息对接，提高台资企业的贷款获取能力。
二、加强政策扶持，促进转型升级
（七）支持自主创新。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国家和我省各类科技计划、科技专项和“6·18”对接专项，设立各种形式的研发机构，并参与我省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扶持台资企业开展专利申请和维护、保护和管理、实施与产业化等。对符合条件的台资项目优先列入省转型升级及内涵深化技改工程重点项目计划、创业投资引导计划、节能减排及循环经济专项计划。支持和辅导台资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及省级各类名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品牌农业企业等称号，并享受有关政策优惠。
（八）支持拓展市场。优先支持台资中小企业参加重点和专业展会。对台资中小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给予保费50%的补助；对利用保单进行融资的，给予融资总额3%的贴息。
（九）支持生产性企业向服务业转型。在符合城市（镇）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经批准并办理相关手续后，生产性台资企业可利用原工业厂房发展服务贸易类项目（不包括商业开发）。
（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台资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结构调整、拓展市场、技术改造、节能减排、发展服务贸易等，我省已设立的各类专项资金应予以倾斜扶持。
三、构建平台，促进台商科技产业园区发展
（十一）鼓励台商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支持泉州惠安绿谷台商高科技产业基地、福清洪宽台湾机电园、泉州霞美光伏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台商创业园、闽台科技合作示范基地（漳州漳浦、龙岩新罗）、台湾学者（泉州）创业园、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漳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宁德（霞浦）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等台商科技产业园区加快发展。新增台商科技产业园区由省外经贸厅牵头，商省台办、省科技厅等部门共同认定。
（十二）创新运作机制。台商科技产业园区由台商自行设立管理机构或开发公司，统一进行规划、公共服务和创新平台建设的，可申报工业园区或开发区产业创新等相关补助资金。
（十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园区供电、供水、供气、道路、环保、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发展与园区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园区信息化建设。创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加大对园区基础配套设施的投入。
（十四）促进科技转化。符合规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孵化器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十五）扶持产业发展。积极引导闽台产业对接高新技术项目进入园区，组织台商科技产业园区申报国家级海峡西岸LED和光伏产业示范园区。台商科技产业园区享受省级开发区政策。
四、提升服务水平，优化投资环境
（十六）加强投资促进。研究出台《福建省台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目录内各类项目享受国家和省的现行优惠政策；对台商来闽投资重大临港工业项目，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一项一策”的原则，制定配套跟进政策。
（十七）放宽准入条件。允许台湾经济类社团法人组织以合资、合作、独资形式投资设立企业；台资企业申请组建企业集团，在福建省内直接核准登记的，允许母公司注册资本总额最低限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集团母子公司注册资本总额最低限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集团拥有子公司3个以上；台资企业申请使用不体现行业特点或经营特征的企业名称，允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企业经济活动性质所属行业3个以上大类；台资企业申请冠或使用“福建”、“福建省”字词的名称，允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人民币；允许台资企业使用台湾地区习惯使用或驰名、著名商号的英文字母作为字号。
（十八）简化登记手续。放宽对台资企业的前置审批要求，符合条件的，试行先照后证承诺登记制；允许台湾地区投资者凭其返乡证、入境手续等有关身份证明或投资主体资格开业证明等有效材料直接办理登记；台湾地区投资者以境外第三地公司名义来闽投资的，允许凭其第三地公司登记注册部门出具的该公司属台商投资的证明直接办理登记；允许不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等高危行业的台资企业住所与生产场所在同一县级辖区内分离的，不办理分支机构登记；指导台资企业利用国家工商总局为我省专门开通的网上申报通道，申请使用含有“（中国）”字样等影响力较大的企业名称。
（十九）满足用地需求。对台商科技产业园区项目用地，优先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对符合产业发展导向、技术含量高、产业带动性强的台资项目，在用地指标上比照省重点项目办理。
（二十）提供人才支持。引进台湾人才，为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服务。发挥我省培训机构的作用，加强闽台职业教育、闽台校企、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合作，加大台资企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力度。引导省内普通高校、职业技术学院（校）针对台资企业布局和用人、用工要求，设立对口专业，培养台资企业需要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探索开展专业人才订单培养。
（二十一）完善劳动关系。加强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指导，满足台资企业用工。加强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培训、咨询服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创建和谐劳动关系。
（二十二）设立台资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站。组织专利审查员、专利代理人、专利律师等知识产权专业人员，为台资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知识培训、知识产权事务援助等“上门服务”。开辟“中国（福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台资企业维权援助绿色通道。
（二十三）建立辅导机制。成立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服务团，宣传各项惠台措施，指导台资企业用好用活优惠政策。适时邀请台湾工研院、生产力中心等权威机构与知名管理咨询公司来闽为台资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辅导。
（二十四）建立联系机制。完善各级领导与台资企业联系制度，健全台协会会长座谈会制度，定期走访台资企业，及时解决台资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和困难。
（二十五）做好台商权益保障工作。加大《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我省《实施细则》的执法检查力度。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取消、停征、减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进一步减轻台资企业负担。完善台商权益保障联席会议机制，有效解决重大、复杂的台商权益纠纷，切实维护台商合法权益。
政府企业发展规划 篇6
津政发[2012]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我市小型微型企业加快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切实重视小型微型企业的发展。小型微型企业，是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划定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大力发展小型微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科技型、创业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我市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积极履行职责，强化措施，优化服务，落实政策，为全市小型微型企业营造优良的经营发展环境。
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继续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为符合条件的小金融机构优先办理再贴现。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情况纳入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参数予以考虑和倾斜。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小型微型企业的生产周期、市场特征和资金需求，进一步优化贷款期限结构，在适当维持中长期贷款需求的同时，积极增加短期贷款；要综合考虑小型微型企业成长周期、信用状况和盈利水平等因素，完善小型微型企业利率定价机制，合理确定小型微型企业利率浮动幅度，对信用等级高的小型微型企业，减少上浮幅度或执行基准利率。支持我市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债，拓宽小型微型企业信贷资金来源渠道。
三、建立小型微型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奖励机制。从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融资租赁机构发放融资租赁额，专业保理机构发放保理业务额，专业保险机构办理融资保险额，凡是面向我市小型微型企业的，由市财政按当年年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部分（上年末余额若低于2011年末余额，则按当年年末余额超过2011年末余额计算增加额）对以上机构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年末余额每增加1亿元，市财政奖励30万元。从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的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
四、实行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差异化监管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设立小型微型企业专营部门和特色分支机构，实行差别授权管理，下放授信审批权限。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和客户数量达到规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允许其批量筹建同城支行和专营机构网点。对商业银行发放金融债所对应的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可不纳入存贷比考核。商业银行可将单户授信500万元（含）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计算风险权重，降低资本占用。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五、创新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产品。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小型微型企业征信服务体系，为商业银行和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信息对接的桥梁。引导金融机构及小额贷款公司针对小型微型企业抵押物不足和资金需求“短、频、急”特点，完善抵质押物评估体系建设，扩大利用动产、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仓单质押等方式贷款规模，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流动资金小额贷款业务，简化贷款流程，加速企业贷款资金周转循环频率和利用效率。鼓励金融机构结合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周期、现金流量等特征，灵活设计不同还款方式、还款周期的金融信贷产品。
六、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道。区县人民政府、功能区管委会、行业协会、商会等要发挥作用，鼓励各类资本参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面向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机构。利用天使基金、股权投资、风险投资、集合性债券、短期融资券、信托、典当、租赁、产权交易市场以及其他新型融资手段，多渠道扩展小型微型企业资金来源。建立企业融资中心、融资超市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发挥其金融创新功能，大力开发金融衍生品；进一步完善服务内容，通过金融服务日、对接会和推介会等活动，展示推广各类金融产品，进行点对点的现场对接服务。从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本地企业，初始融资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市财政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专项补助。
七、建立完善小型微型企业多层次担保服务体系。加强市级政策性担保机构建设，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多种方式，提高担保能力，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各类合规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指导监督担保机构规范财务管理，提高担保资金使用效率，增强风险控制和融资担保能力，扩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担保规模。发挥保险公司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中的风险分担作用，积极采用借款保证保险和应收账款保险等方式，为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提供担保，降低贷款风险，激发银行贷款的积极性。加快信用共同体建设，鼓励企业特别是缺乏抵质押物的小型微型企业自愿结合，采用联保、互保等方式，建立箱式、伞式和街区式等形式的信用共同体，按照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原则，解决一批聚集经营小型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八、落实小型微型企业担保业务补助政策。继续对区县担保基金给予支持，提高对担保机构开展小型微型企业担保业务的补助标准，补助资金专项用于风险补偿。落实好国家对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政策，支持担保机构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或再担保。
九、降低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成本。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除银团贷款外，禁止商业银行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向小型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降低小型微型企业抵押评估登记费用，除登记费和工本费外，登记部门不得收取其他费用；继续使用同一抵押物申请贷款抵押登记，距上一次登记未满2年的，登记费减半收取。
十、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资金，逐步扩大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信息服务、业务培训、创业辅导、法律服务、市场开拓等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郊区工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专项资金，集中整合市和区县财力，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和服务体系建设。
十一、支持建立小型微型企业创业示范基地。制定配套扶持政策，整合改造提升现有创业载体资源，鼓励支持利用闲置的厂房、场地以及在现有各类工业园区、商务楼宇、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学科技园区、创业园区、商品交易市场等，建立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基地，为创业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开展创业指导和综合服务，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创业成功率。重点培育和支持一批功能完备、运作规范、业绩突出的小型微型企业创业示范基地。
十二、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重点扶持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冶金钢铁、服务业等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小型微型企业，鼓励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改造、成果转化、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协作配套、品牌建设、节能减排、管理创新等，推动企业向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的产业方向转型升级。鼓励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各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放科技资源，加强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提供技术支持。重点在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等行业领域和若干园区、商务楼宇，建设一批小型微型企业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检验检测、技术推广等公共服务平台。
十三、鼓励连锁加盟行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简化投资小型微型连锁经营企业登记程序。凡不需要前置审批的，或设立配送中心和连锁经营门店的，可持总部的连锁经营相关文件和登记材料，直接到门店（中心）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对连锁经营企业和各类经济功能区需一次性申请设立（变更、改制）多个企业的，提供统一时间、统一地点、统一要件、统一程序、统一办结的团体化登记服务。支持下岗职工和高校毕业生以连锁加盟的方式创业发展。
十四、进一步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落实好国家对小型微型企业税收扶持政策。2015年底前，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的微利小型微型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其中按期纳税的调整为2万元，按次纳税的调整为500元。将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纳入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继续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整顿强制、垄断性经营服务性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严肃查处乱收费、乱罚款及各种摊派行为，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缓解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压力。
十五、着力解决小型微型企业劳动力资源和结构问题。充分利用国内外和我市职业院校教育资源，搭建小型微型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对接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重点培养紧缺人才。进一步加强与劳动力资源丰富省份的衔接，强化劳务协作，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到我市中小企业就业，建立我市稳定的用工输入基地。
十六、强化小型微型企业基础管理。加强对小型微型企业培训，提高企业经营者素质，通过免费提供政策咨询、专家讲座、专业辅导等，引导企业学习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完善治理结构，规范财务制度，强化风险控制，实行精细化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宣传教育，培育和树立一批“守合同、重信用”的示范小型微型企业。分区县开展对小型微型企业不同层次人员的融资知识培训，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对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推广股权和债券融资计划书，为企业融资提供标准化的便捷通道。
十七、完善小型微型企业运行监测体系。市中小企业局会同统计部门，研究建立和完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分类统计、监测、分析和发布制度，有关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动态等信息，逐步建立小型微型企业市场监测、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继续加强对小型微型企业生产经营和面临困难问题的调研分析，及时掌握并准确反映企业运行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为广大企业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提供参考信息。
十八、改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服务环境。进一步减少、合并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程序、缩短时限、提高效率，为小型微型企业设立、生产经营等提供便捷服务。健全以技术支持、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创业指导、人才培训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各级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完善财政补助机制。加强政府系统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的金融知识培训，提高对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十九、营造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宣传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大力宣传表彰一批科学管理、自主创新、转型升级、开拓市场的优秀企业典型，弘扬创业精神，激发创业热情，引导广大企业进一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做大做强。
二十、建立小型微型企业工作监督考核机制。各区县人民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抓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尽快制定配套实施办法。市人民政府对各区县和市有关部门、单位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市中小企业局负责牵头组织市有关部门，加强对发展小型微型企业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制定相关检查、考核和验收标准，开展季度讲评和年度考核工作，加大组织推动力度，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政府企业发展规划 篇7
1.市场经济的自身调节机制并不健全
(1) 市场调节的先天缺陷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市场并非是万能的。从调节作用上来看, 市场自身在发挥调节作用的过程中具有滞后性与盲目性的不利特点。也就是说,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市场很难完全依靠自身调节来保障自身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我国而言, 经济市场的总体规模是十分巨大的, 市场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十分紧密。纵观我国当前的经济格局, 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 市场需求信息的传递也存在滞后性。例如, 某一企业受市场需求的影响研发了一项新产品并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同行业企业往往会进行效仿, 并逐渐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但是由于市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 一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总量的估算往往会建立在猜测基础之上, 且对于自身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景估算也过于乐观。但是市场的需求量却是固定的, 随着市场需求的日益饱和, 后进入市场产品的推广销售工作无疑会受到致命影响。在市场饱和的前提下, 持续进入这一市场领域的企业无疑会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
与此同时, 企业在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的所谓调节作用拥有一个前提与基础, 即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受信息传播滞后性与人为因素的影响, 往往缺乏一定的计划与步骤。面对特殊的市场资源需求时, 受市场调节盲目性特点的影响, 市场自身所具有的调节机制往往很难发挥出原有作用。
(2) 市场行业垄断的出现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市场环境中会有一些企业因自身生产经营问题而遭到市场淘汰, 同样也会有一些企业因生产经营优势而不断发展壮大。当企业于某一市场领域中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然垄断也会随之而来。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些企业往往会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基础与技术实力不断挤压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进而掌握该行业的服务产业链。而一旦市场经济环境中某一领域的服务产业链被一家或几家企业所掌握, 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特性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往往也就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受到致命影响。
(3) 区域市场外部资本的恶意入侵
市场全球化背景下, 区域市场的联系日渐紧密。为争夺区域市场的实际控制权, 区域市场外部资本经常会以恶意竞争为目的发动入侵行为。这一行为最主要的表现即为倾销行为。利用资本优势,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一些企业往往会将自身产品与服务以低于成本价值的价格倾销到目标市场之中。通过这种恶意竞争行为, 区域市场的本土生产商、服务商乃至于经销商均会受到致命打击, 进而丧失发展的空间。一旦外部资本消灭了相应行业的本土企业以及竞争对手, 随即便会大幅度提升自身产品与服务的销售价格, 进而对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公平竞争。
2.政府监管可以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市场经济在自主发展过程中, 往往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市场失灵问题、恶意竞争问题。面对诸多发展问题, 我们不难发现单纯依赖于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 很难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提倡绝对自由竞争与杜绝政府干预市场的西方国家为例, 其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时间较长, 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程度相对较低, 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也较为良好。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西方国家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的过程中, 受到的掣肘往往非常之大。由于政府监管的缺失, 西方国家市场之中垄断现象普遍出现, 周期性经济危机更是难以掌控。
事实已经证明, 紧靠公平竞争原则, 杜绝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监管行为, 市场经济不可能获得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监管的缺失最终只能带来诸如经济危机、垄断等市场经济问题。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即便是对于崇拜绝对市场竞争自由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其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监管也日渐被认可。因此, 可以说政府监管已经成为了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政府监管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1.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
基于市场调节滞后性与盲目性的特点, 政府无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市场, 引导相应的市场资源进行正确配置。仅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政府的主导之下, 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性转变。进入21 世纪以来,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完善, 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但即便如此,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有一定问题。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等问题, 无一不束缚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基于我国巨大的社会经济总量而言,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自发调节, 其滞后性与盲目性往往更为明显, 后果也更为可怕。因此出于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需要, 我国政府积极实行了“宏观调控”政策。近年来, 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的施行, 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促进了国内不同区域市场的共同进步, 有利的维护了我市场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与此同时, 在应对经济危机等事件的过程之中, 正是得益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娴熟应用, 我国通过政府主导的一系列监管行为, 成功的减轻了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失。
2.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防止市场垄断行为出现
依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因素单独进行调节, 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必然将不复存在。缺少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发展, 其后果只能是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恶化以及市场垄断的广泛出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公平竞争原则下隐含的核心要素是弱肉强食。掌握了市场需求且自身发展良好的企业, 必然会逐步侵占其它企业的市场利润空间与发展空间。而当一个行业被一家或几家企业所控制, 形成垄断, 那么区域市场的竞争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由于缺失竞争压力, 垄断企业在缺少竞争对手的前提下, 无论是企业发展速度亦或是改革进程, 速度均会有所下降, 甚至陷入到停滞状态之中。同时, 在自身市场服务的价值收取过程中, 垄断企业也可以随心所欲订立服务价格与相关衍生服务内容。
更为严重的是, 缺乏政府监管, 诸多的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也将涌现。最为普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公平竞争行为应属倾销行为。如果缺乏政府的监管与控制, 倾销行为无疑可以轻易的摧毁一个企业在某一个区域市场的所有竞争对手。而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环境背景下,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受到巨大影响。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监管问题
1.政府监管失灵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非是万能的, 对于政府而言同样如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的调控行为并非绝对奏效, 政府监管失灵的问题十分普遍多见。政府在实施诸如“宏观调控”政策等监管行为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经历三个主要步骤, 即信息收集、决策制定、行政实施。简单来讲, 就是政府通过各个渠道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掌握, 一旦发现问题所在, 即迅速制定相关政策与监管策略, 最后运用多种调控方式予以实施, 例如立法、税收、加强执法手段等。
因此毫无疑问, 对于政府而言往往需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估, 进而根据相关数据开展具体的监管行为。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市场规模越大, 则政府开展监管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越高。诸如信息统计错误、监管行为决策错误、调控政策实施错误, 均有可能对政府的监管行为造成巨大影响, 进而导致政府的监管行为未能取得应有预期效果。应该说在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过程之中, 政府监管失灵问题是政府监管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是最为严重问题。诸如“宏观调控”等政府监管行为的展开, 其背景往往是市场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一定问题与困难。而一旦基于如此背景的政府监管行为未能取得应有效果, 或出现了政府监管的失灵现象, 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 其发展无疑将受到重大影响。
2.政府监管边界模糊问题
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 缺少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无法得到保障。但是一旦政府过度介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也必然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 在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过程中, 政府监管的边界模糊问题往往是政府所面临的监管难题之一。政府监管边界问题, 即为政府在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过程中, 究竟什么该管, 什么不该管, 管的程度又该如何的问题。
一旦政府在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过程中, 管的范围过宽、管的程度过大, 往往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与调控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之所在, 即为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 通过自身监管行为促使市场经济体制回到正确的运行轨道。但是在政府监管职能的实施过程中, 过度的干预与不合理的干预非但不能使市场经济回归正确的发展轨道, 反而会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
四、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的相关建议
1.加强政府监管工作效率,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制
对于政府而言,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失灵问题, 唯有加强政府监管工作效率,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制才能够有效保障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工作的高效、有效进行。在对市场经济基本信息的了解过程中, 政府必须第一时间获得相关信息并开展对相关信息的分析研究工作。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 唯有切实提升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整理速度, 才能够保障政府对市场经济开展监督的整体效率。与此同时, 政府在制定监管决策的过程中, 必须做到监管决策出具迅速准确, 且能够为监管工作的实施创作出更好的条件。尤为重要的是, 政府必须依托自身行政网络, 构建完善的针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督监管体制。进而通过体系化发展建设工作, 保障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效监管。
2.明确政府对市场经济监管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监管过程中, 政府必须着重明确政府对市场经济监管的范围、内容以及监管行为适用的程序。政府应通过立法等手段, 建立一个标准化、程序化的政府监管介入流程, 从信息收集、决策制定、监管实施、后续评估、监督问责等几个方面, 合理制定规章制度, 加强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合理解决政府在开展对社会经济监管过程中的边界模糊问题。
五、结语
市场经济体制存有一定优越性, 但同时也存在诸如市场调节机制不健全的发展问题。脱离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行为, 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是很难得以实现的。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建立在一定的政府监管基础之上。应该说, 政府监管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发展。出于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对本国企业市场经济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通过对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工作, 无疑能够助力于政府监管职能得以更好实现, 引导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监管,发展
参考文献
[1]徐长浩.略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09, (01) .
[2]吴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责任[J].红旗文稿, 2013.08.03.
[3]吴奕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作用[J].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2012, (8) .
政府企业发展规划 篇8
中小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客观上要求政府采购要向中小企适度倾斜，从而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正的外部性。针对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加强完善。
一、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考虑到中小企业本身企业的实力比较弱，需要政府在制定法律政策时适度的对中小企业进行倾斜，毕竟仅仅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来参与政府采购其必然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完善应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就是提升相关法律的地位，政府采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本身的法律地位并不高，这意味着其法律效力的有限，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有必要进一步的提升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地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出台专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确保相关法律效力的提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的细化，通过细化来增强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使得这一行为能够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因为法律细化不足导致的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没有法律制度可供遵循。举例而言政府可以进行一个硬性的规定，政府采购中多少比例必须为中小企业的产品，这样可以让中小企业能够固定的获得一些政府采购份额。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28期2013年第47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另外，政府还应注意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以及统一性，目前各个法律，例如招投标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没有做到统一以及协调，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做到这些法律的协调。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可以做到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有法可依，让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获得更多的法律支撑。
二、政府采购信息公开透明
考虑到中小企业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一个劣势状态，政府必须要构建透明的采购信息披露制度，弥补中小企业在信息获取方面的能力不足。很多中小企业之所以不能够在政府采购中入围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采购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因为很多时候一些企业都会对政府进行公关，导致政府为了让某家企业中标就会故意缩小信息发布范围，缩短信息公布时间，模糊信息公布内容，由此导致中小企业不能及时准确的获得政府采购信息。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严格规范政府采购信息的披露制度，凡是政府进行采购信息的公布，必须要通过多种媒介如网络、报纸等媒介进行广泛的传播，这其中尤其是要注意网络传媒的披露，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都建立了专门的政府采购网站，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构建统一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平台，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中小企业也可以借助于网络方便的获得政府采购信息。政府部门应严格按照信息公开发、政府采购法等法律的相关要求，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到及时、准确，同时还应规定政府采购信息的披露时间，以及信息披露内容的准确性，这样中小企业就可以及时的获得政府的采购信息，并根据披露的采购信息内容进行招投标的准备，为中标概率的提升赢得宝贵时间。
三、降低政府采购的门槛
降低采购门槛是确保中小企业能够进入政府采购体系的重要手段，政府在采购中应注意对中小企业有歧视性的相关规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从国外的政府采购情况来看，降低政府采购门槛是扶持中西企业发展的普遍做法。具体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降低中小企业缴纳的保证金，政府采购法规定在招标中，会对规定一定数额的投标保证金，保证金对于资金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政府应尽量降低保证金，避免保证金成为阻碍中小企业参与招标的障碍。二是允许中小企业联合投标，中小企业可以相互结盟，采用联合体的形式进行竞标，这样就能够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增大企业的实力，提升联合体中标的概率。三是采购合同分拆，政府可以将一些比较大的采购项目进行细分，这样就能够给中小企业的中标提供更多机会。四是提供资金担保，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固定资产少，缺乏可抵押的资产。而中小企业的贷款则往往具有贷款频率高、贷款数量少、贷款风险大、管理成本高，即“频、少、大、高”的特点。因此，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提供适当的担保，从根本上改变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和融资困境，保障广大的中小企业顺利参与到政府采购过程中来。
四、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
良好的监督管理体制有利于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行为的有效开展，考虑到政府采购涉及到的环节比较多，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会出现腐败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良好的监督机制，必然会出现对中小企业采购的不利行为。政府应设置专门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同时还应赋予采购监督机构一定的执法权限，通过审查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不符合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规定，那么监督管理机构就应切实的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确保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规定所带来的利好。在具体的采购监督中不仅仅要对政府采购的流程进行监督，还应加强对招标内容的监督，考虑到招标监督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采购监督机构应招聘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招标内容的一个深刻，力求做到政府采购行为的规范。同时还应对招标专家来进行监督，构建动态调整的招标专家库，确保招标专家的行为。
利用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是促进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手段在世界各国被普遍使用，其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得到了公认。希望本文的写作能给我国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并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