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政府

2024-11-07

企业家政府（精选11篇）

企业家政府篇1

摘要：“企业家政府”理论强调注重效率, 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主张, 在行政改革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认为其中分权理论很有借鉴意义, 即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 政府应仿效企业领导者的做法, 将集权式的管理权下放, 将政府的层级节制模式变为参与协作模式, 实行参与式管理。

关键词：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分权政府

20世纪90年代, 伴随着西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危机的加深, 发达国家政府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改革热潮, 其间, 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了“企业家政府”这一概念并进而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 指出应该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或重新塑造政府。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宗旨就是试图把企业管理的精髓移植到政府中来, 通过改变官僚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和内部驱动力, 来达到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目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强调注重效率, 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主张, 在行政改革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认为其中分权理论很有借鉴意义。

一、奥斯本关于分权政府的基本理论

在信息无穷无尽的今天, 加快决策的压力冲击着政府, 而政府面临的问题日渐复杂和不熟悉, 传统的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政府这个中心, 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专家和计算机等竭力去应付这些问题。但是企业界的领袖本能的采用分权的办法, 如, 他们把许多决定让“外围”也就是消费者、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去作出。他们通过减少等级和授权给雇员的方法把一些决定推给“下面”去作出。奥斯本举出了分权的机构的优越性:灵活性——它们对于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地作出反应;更有效率;更具创新精神;能产生更高的士气, 更强的责任感, 更高的生产率。奥斯本认为:当人们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时就会更努力工作并投入更多的创造性。

分权理论, 既是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政府应仿效企业领导者的做法, 将集权式的管理权下放, 将政府的层级节制模式变为参与协作模式, 实行参与式管理。

二、我国政府权力集中运行现状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国家行政组织体制从整体上说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各级政府机关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时, 我国在遵循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也十分强调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把大集权和分权结合起来。

目前, 中国正处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体制转轨过程中, 政府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关键变量, 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 政府也对转轨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消极的影响。使得政府权力运作成为我国体制转轨时期一个独特的问题。

首先, 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有人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很特殊, 是权力经济。政府行政审批和对企业干预的太多。中国的企业家甚至要“傍”政府。因为与西方相比, 中国这个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 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另外, 政府也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你要上市, 获得银行的贷款, 都需要政府的批准, 政府的支持, 否则不可能;政府也是企业最大的客户, 政府还有好多的采购行动。政府不仅是采购, 还通过地方保护, 限制一个产品的市场进入。另外, 政府政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未来, 政府的政策左右着我们的经济形势, 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风险, 而不是市场风险, 所以预测政府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 但预测政府政策比预测市场更难。这就使许多中国的企业家特别热中于出席参加政府的经济研讨会。

其次, 中央和地方关系不顺畅。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需要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超级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形成的, 基本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在行政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总体趋势是中央逐渐向地方放权, 试图从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转变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合理分权相结合的集——分模式。为了克服中央高度集权, 中央向地方下放了一部分权力, 例如财政权、计划权、分权和外贸权等。但却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因为中央和地方之间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分权, 各自的权责关系不明确。出现一统就死, 一放就乱的局面。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企关系问题。在政企不分的条件下, 政府直接管理经济, 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存在着很深的利益关系。只要这一利益关系得不到改变,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利益的行为取向就很难转变。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实质上变为利益矛盾, 而非简单的权力划分问题。

第三, 我国政府机构总量仍然偏多, 职责交叉重复现象仍然存在, 行政执法体制中的多层执法、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现象严重。政府机构庞大、臃肿, 效率低下, 人浮于事现象严重。特别有些政府部门职责不清、交叉、重复等, 导致行政执法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 甚至争权夺利或互相推委扯皮, 造成行政管理体系的紊乱。我国政府职能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不仅是裁判员, 也是运动员;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 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 而服务职能却注意得不够;错位是指政府的职能不仅涉及宏观调控, 而且还包括企业内部事务, 导致政企不分、影响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总之, 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 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往往习惯直接干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微观事务, 导致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 使企业和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另一方面, 一些政府该管的没有管或没有管好, 制假、售假等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明显滞后。

三、借鉴奥斯本的分权政府理论, 提出几点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议

任何理论都有其产生的背景, 都有其发生作用的条件, 笔者根据对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尤其是分权政府理论的理解, 再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几点可借鉴的建议。

第一, 政府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放权于企业和消费者。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 通过市场的力量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在正常的情况下竞争, 给企业、消费者以作出决定的权力, 把资源和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市场利用价格作为基本的机制, 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当然这个市场应该是合法的市场和规范的市场。这个市场需要由政府制定的规章条文加以规范的, 不受管理的市场只有黑市。这个规范市场既不同于行政管理计划, 也不同于将政府置身于市场之外的做法。而是一种运用政府力量来影响私人作出决定达到集体目标的方法, 是一种典型的企业化的治理的方法:没有官僚主义统治的活力的政府。

第二,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 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 理顺垂直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 给地方更多的发展自主权。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 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 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这其中关键是健全相关制度和法律,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同时优化纵向结构。根据惯例和职责分工, 全国性政务由中央垂直管理, 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 经费、编制和人员由中央管理;地方性政务由各级政府分块管理, 机构设置、经费、编制和人员由地方政府按机构编制权限管理。理顺中央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 关键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三, 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科学规范部门职能, 合理设置机构, 优化人员结构。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切实解决层次过多、权责脱节等问题。中央实行的大部制改革, 在解决政府职能交叉、机构臃肿和多层多头执法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大部制改革是推进地方政府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出路。另外优化横向结构。对跨区域性政务实行中央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明晰管理层级, 明确管理职责, 明细协商制度, 把责任定到具体机构。从而保证各级各层既有责、有权、有利, 又能商量、配合、支持。改革和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 依法明确行政首长的职责权限, 既要充分发挥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作用, 又要防止和克服行政首长的家长制现象。可以适度放权给下属, 关键明确好权力和责任的关系。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 造就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人员队伍。第四,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 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放权与民, 放权与社会, 发挥公民社会的强大的力量。非政府组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 起到沟通协调、承上启下、扩大政府功能的作用。我国的事业单位、各种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都属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 要改革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 实现政事分开, 对事业单位实行分类管理。同时发展和规范各种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 给公民及公民组织更多的管理自我的权力, 当人们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时就会更努力工作并投入更多的创造性、更大的热情。这样还可以减轻政府的不必要的负担。

参考文献

[1].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二版)

[3].杨寅.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5].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公务员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4

[7].姜海如.中外公务员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2月第1版

政府干预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篇2

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份，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

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

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批评高铁，我说，这个有成本，但不能简单地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更好地连接起来，结果是什么?中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产业可以转移到上海。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很多事情，都要讲特权。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们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是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一位退休下来的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官员说，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个亿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

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

产业政策是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成了人们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的产业。

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

政府的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种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

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政府专家审批能通过吗?肯定过不了。

企业转型政府有责篇3

如何应对国家战略转变的要求,这是全新的经济发展走向。过去30年,中国企业普遍以低端的加工业为主体,企业要想实现科学转型,就必须以整套的、持续的创新能力作保障。

我认为,所有的转型、升级,核心点都是市场需求,企业能否成功转型,有两方面问题至关重要:第一,企业的发展理念以及创新意识的问题。尤其是企业的管理者,如果只是泛泛而谈战略转型,对未来转型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定位不清晰,不明确,那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否具有针对市场转型方向的配套创新能力。我们不仅要有资本投入,还要有核心技术人才,资金和人才的支撑,缺了哪一方面都不行。

对于如何推动企业转型,我有两点希望:第一,希望政府要有强力的支持和引导。不仅帮助理清市场目标,在资金上支持,在人才上也要支持。当然在具体支持前应当要有评审,评估其转型的方向是否正确,新开发产品的方向是否对路。第二,要把企业培育成为市场转型的主体。目前,在我国将大量的科研经费都划拨到一些所谓的科研院所去了,其实这里边有很大的浪费。项目方是企业,院所方应是辅助企业,如果科研院所的经费由企业去支付,企业和院所联合开发,企业对院所就会有制约,其成果与市场需要也就更接近。

政府对大学生创业企业扶持篇4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政府对大学生创业企业扶持》的内容，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政策?今天我整理了分享给大家，欢迎阅读，仅供参考哦!大学生创业要了解政府对创业的扶持政策。如今，在校或刚毕业大学生及研究所创业并注册公司的人越来越多...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政策?今天我整理了分享给大家，欢迎阅读，仅供参考哦!

大学生创业要了解政府对创业的扶持政策。如今，在校或刚毕业大学生及研究所创业并注册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创业及注册公司的门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更多市场机会的出现。要了解如何注册公司，其次要了解政府对创业的扶持政策。

(1)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两年内自主创业，到创业实体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册资金(本)在 50 万元以下的，允许分期到位，首期到位资金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10%(出资额不低于 3 万元)，1 年内实缴注册资本追加到 50%以上，余款可在 3 年内分期到位。

(2)大学毕业生新办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经税务部门批准，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新办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企业或经营单位，经税务部门批准，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新办从事公用事业、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业、旅游业、物流业、仓储业、居民服务业、饮食业、教育文化事业、卫生事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经税务部门批准，免征企业所得税一年。

(3)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要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提供小额贷款，并简化程序，提供开户和结算便利，贷款额度在 2 万元左右。贷款期限最长为两年，到期确定需延长的，可申请延期一次。贷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确定，担保最高限额为担保基金的 5 倍，期限与贷款期限相同。

(4)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所属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免费为自主创业毕业生保管人事档案(包括代办社保、职称、档案工资等有关手续)2 年;提供免费查询人才、劳动力供求信息，免费发布招聘广告等服务;适当减免参加人才集市或人才劳。

杭州市政府对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

具体优惠政策有：

1、创办企业相关费用减免：大学生在创办企业过程中凭《杭州市大学生创办企业证明》到工商部门、有关验资机构和杭州银行、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各网点办理工商登记、验资证明和开设银行账户时，相关部门将免除有关办理费用。具体是对大学生自主创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部门免收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大学生自主创业成立企业的，工商部门免收登记类、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2、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大学生自主创业成立的企业，除法律、行政法规和依法设立的行政许可另有规定外，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一律降低为 3 万元;鼓励大学生以知识产权、实物、科技成果等可评估。放宽经营场

所限制。允许大学生租用、使用高校范围内的相应场地作为经营场所进行注册登记。

3、创业资助资金资助: 共有商业贷款贴息和项目无偿资助两种，且两者不能重复申请。其中项目无偿资助的等级和金额分六个等级：2 万元、5万元、8 万元、10 万元、15 万元、20 万元。获得银行商业贷款后用于生产经营，对实际应支付的贷款利息给予 50%贴息，最高额度为 2 万元。

符合大学生创业资助资金资助对象及条件的申请人向市人才中心创业服务处或所属区人事局提出申请(市级企业向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处)申请，区级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向所属区人事局申请)，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资助资金申请表》(申请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项目无偿资助的提交《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项目无偿资助资金申请表》);

(2)身份、户籍、学历(在校生提供在校证明及校方出具的在校接受项目孵化证明)、工商注册(登记)证明;

(3)申请商业贷款贴息的须提供贷款合同;申请项目无偿资助的须提供相关支出的合同、凭证和商业计划书(项目可行性报告)。

(4)申请 15 万元、20 万元无偿资助的项目，由创业导师或风投、创投机构及相关企业推荐的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5)申请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项目无偿资助的还须提交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证明以及参赛项目所有成员(以获奖证书上的成员为准)申报获奖项目无偿资助的签名同意书或授权书。

(6)受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申报受理等相关事宜可咨询市人才中心创业服务处和所在区人事局。

4、入驻大学生创业园：目前我市已有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园(西湖——浙大科技园)、(下沙)、(高新)、(下城)、(萧山)、(拱墅)、(余杭)、(上城)和位于江干区的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园(赛博)等 9 家市级大学生创业园。各大学生创业园的具体入园条件和流程可咨询创业园所在区人事局。

新办大学生创业企业入驻大学生创业园，2 年内可获得创业园所在地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 50平方米以内的免费经营场地。大学生创业园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咨询、各类扶持资金申请、企业登记注册、商务、融资等方面的“一站式”服务。

5、房租补贴：大学生创业企业在创业园外租赁房屋用于创业的，两年内由纳税地财政给予房租补贴，补贴标准为第一年补贴 1 元/平方米天、第二年补贴 0.5 元/平方米天(实际租用面积超过 100平方米的，按 100平方米计算;房租补贴超过实际租房费用的，按实际租房费用补贴)。

6、会展补贴：大学生创业企业参加市政府(或经市政府批准)举办或组织参加的各类国内外会展，经企业纳税地政府部门认可后，由纳税地财政按展位费的 50%给予补贴。对单家企业每年最多补贴 3 万元，可连续补贴三年。

7、免费人才招聘：大学生创业企业三年内可免费参加市人事部门组织的大型人才招聘会、免费在杭州人才网和杭州毕业生就业创业公共网上发布招聘信息;从工商营业执照发证之日起三年内，每年可 6 次免费参加杭州人才市场举办的人才集市进行招聘。

8、和人事代理服务：免费为大学生自主创业企业提供三年人事代理服务。

9、以及各区及人才中心、创业园对大学生创业的具体优惠措施，具体办理流程可咨询市人才中心和所在区人事局。

成都站：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

扶持创业加大大学生创业支持

毕业 5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在成都自主创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并持续经营 3 个月以上的，政府将给予 10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持续经营 1 年以上的，再给予 3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其所创办的 Cye 企业录用城乡劳动者(含异地户籍)、签订 1 年期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根据实际录用人数，按每人 1000 元给予奖励，单户企业奖励总额不超过 5万元。并且这类创业企业在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成功后，由政府给予 100%的贴息支持，但其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

成都对大学生创业孵化园也有补贴政策。对认定为市级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由市人社局在市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中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认定为市级科技创业苗圃的，由市科技局在市创新创业载体建设科技专项资金中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认定符合市小企业创业基地条件的，按照投资额一定比例，由市经信委在市中小(微型)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贴。

另外，创业培训补贴政策期限从目前的毕业年度调整为毕业学年(即从毕业前一年 7 月 1 日起的 12 个月)。在蓉高校毕业学年组织有创业意愿的在校生参加创业培训的，根据实际培训学生人数，按不超过当年毕业生总

人数 10%的规模享受创业培训补贴。

培训应届生政府给予企业补贴

为了鼓励更多的小微企业吸纳就业，2014 年年底前，成都小微型企业吸纳 2013 年度或 2014 年度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政府按企业为其实际缴纳单位部分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标准，给予招用企业期限不超过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此外，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并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在吸纳人员 6 个月内，依托企业所属培训机构或委托人社部门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前培训，并取得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由政府按规定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

基层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获得政府给予的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同时，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的期限由最长 6 个月延长到最长 12 个月，见习期基本生活补贴不低于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补贴资金由政府和见习单位分担，政府给予每人每月 800 元的补贴，差额部分由见习单位承担。

企业家政府篇5

与会人员

吴光耀上海市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袁军上海市黄浦区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王国龙上海龙祥电脑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顺喜上海赛富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韶真上海富杰乐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厚朴上海强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练丽华上海彩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洪兵《科技创业》杂志社记者

徐国《科技创业》杂志社记者

政府、园区、企业形成互动，实现联动发展

吴光耀：上海市政府提出“科教兴市”战略，但市里更多是抓基础工作，产业化需要落实到区县一级，因此，区县政府必须对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提供优质环境，使其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实现“科教兴市”的战略目标。

这里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黄浦区适合哪些专业方向的科技企业？广东某些地方实行“一镇一业”，这是政府培育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的结果，黄浦区也可以借鉴这种经验，寻找适合在黄浦区发展的企业。其次是我自己做科技工作的一些体会和感受：黄浦区应该提供哪些支持来推动科技企业的发展？另外，黄浦区高校较少，这和科技企业对高校的技术需求产生了矛盾，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过去常说的“产、学、研、政、经、商”六位一体应该如何沟通，如何形成联动机制，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我们举办这次沙龙活动，其实是向各位老总取经和讨教，为黄浦区产业规划的制定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各位都是走南闯北的人，可以交流一下在各地获得的经验。我们的目的不是总结过去，而是为了规划黄浦区科技事业的下一步发展，希望各位能够敞开地、毫无保留地谈谈你们的看法，例如从企业需求角度看，黄浦区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王国龙：我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主要从事计算机配件和网络工程，一开始没有知名度。筹建时得到了黄浦区科委和区创业中心的支持，公司销售额从2000年的300万到2004年达到一个亿，并成为英特尔公司的华东代理商，在业内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我对区科委的支持感受特别深刻，比如退税、低房租等，很多领导也都到我们公司来过。2004年宏观调控，企业资金出现困难，创业中心袁主任提供了短期资金支持，使企业顺利度过难关，所以我们心里一直非常感激。

我的几点看法是，创业中心的各个企业之间产品不同，区科委可以在各企业间牵头、介绍，牵针引线，看他们能不能在产业之间形成互补，做到资源共享。或者做一个网络，企业之间可以经常有沟通，另外还可以组织企业之间的参观交流，比如展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有效的管理模式等。

黄浦区有很多工业楼宇，能不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比如由区科委出面申请一栋楼宇，给它一个概念，如电动玩具产品，然后利用企业的资金力量进行重新包装，实现工业楼宇的改建。卢湾区的8号桥，在卢湾区经委的主持操作下，成立了文化休闲中心，赋予它创意设计的概念。黄浦区也可以学习借鉴这种模式。如果政府有这种意愿，大楼的设计包装等，我个人非常愿意参与筹划。虽然我的房产在卢湾，但公司永远不会离开黄浦，因为我的起步是在这里，并且得到了很多帮助，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吴光耀：你提到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实际。构想还可以再大一些，例如企业之间可以购买服务，创业中心也可以向企业购买服务。

至于工业楼宇的改建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出面反而行不通，而企业间进行招揽相对容易，通过各种业务联系，以及现身说法，各种力量容易聚集起来。

袁军：对，园区内部企业之间先要搞活，再拓展到园区之外，形成更强大的产业力量。

因地制宜，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科技产业

余韶真：我刚进黄浦科技创业中心的时候，没有王总扎根在黄浦的坚定信念。上海有两个国家级科技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漕河泾开发区。2001年我创办了奥力健公司，公司先在黄浦，后来搬迁到了张江。我发现作为小企业，到大型科技园区较少有人过问，因为大企业太多了，小企业是锦上添花，不影响整体形象。

离开张江后，我回到黄浦，得到了科委的很多关注和关心。后来我整合广东的原有资源，组建成一个总公司，就是现在的富杰乐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还是选择了黄浦。

世界500强企业，有400多入驻上海，上海的吸引力在哪里？现在也在讲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我原来在广东各方面也都很不错，为什么还是会选择上海呢？我是奔科技政策而来，而在黄浦区的一进一出之间，我发现区里非常关心企业成长之后的去留问题。

黄浦创业中心注重抓服务，但各地都在提升服务的时候，黄浦区如何吸引小企业？广州有“一镇一业”，上海或许业可以尝试这种模式，“一区一业”，甚至“一楼一业”，缺少科技资源的黄浦区，关键就在于实施怎么样的科技措施，比如一些工业楼盘，是用来做科技产业化还是单纯把它卖掉？企业发展有各阶段的需求，是去还是留，关键要看黄浦区怎么做。

袁军：现在的孵化器已经在朝专业孵化器的方向发展，对核心企业提供核心服务、专业服务，再吸引相关企业进来。

吴光耀：对，当初长宁区为留住联想，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虽然联想为长宁区创造的税收并不多，但却吸引了很多上下游的企业进来，形成了集聚效应，由他们为长宁区创造了税收。就比如广东的花木镇，为什么某一个镇的花木卖的特别好？因为它有了名气，而这名气最初是靠几家企业打造出的。现在讲国家竞争力，这也主要是看国家的一些核心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余韶真：很多概念必须在市中心做，在郊县就不太合适。比如我们公司下一步准备进入体育服务业，体育作为新产业，延伸服务很多，比如衰落中的芯片公司，他可以将芯片植入运动鞋，从而赋予两者新的概念。另外比如电子体育，可以将静态的电脑游戏和动态运动相结合，通过各种神经元件、传感器等装置调动人体感受。这些概念，在郊县做显然是很困难的，只有市中心才容易找到合适的资源。

多角度理解科技产业

黄顺喜：我个人经历了从国营企业到合资企业再到民营企业的工作经验，所以会有些不同的感受。我觉得科技不一定要走时髦的道路，比如一窝蜂去搞IT，这样导致竞争十分激烈，无益于企业的发展。

作为科技企业，平常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发上面，较少关注科技政策。比如我们企业的主导产品，用了2年时间做研发，其间相当困难。作为区科委和创业中心，我想可以每年组织各企业老总开一到两次会议，介绍一些新的科技政策，以及区里对企业的看法和建议。

吴光耀：黄浦区“十一五”规划将对产业布局作出大的调整，将现代服务业摆在了第一位，其中主要是信息服务业。首先是从平面到立体的调整，即从南京路的商铺、商业向楼宇经济发展。因为商业已经逐渐趋于饱和，而且随着流通的发达，南京路的优势将逐渐减少。另外，将科技融合于商业中，让商业在巩固中提升，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物流手段、支付手段，甚至商业内容的科技化，这些都是从黄浦区商业的强势地位出发，结合科技手段，从而提升其整体竞争能力。

林厚朴：我在黄浦创业中心待的时间最久，和黄浦区科委的接触已经有18年之久，知道黄浦区科委在外省市享受相当的知名度，作为企业，这也是可以利用的一个资本，通过与其他省市科委及创业中心的合作，从中也许能发现商机。

我个人专门发明各种和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专利产品，最近的发明是一项新型的麻袋生产工艺，大大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麻袋不过是用来装粮食，或者抗洪时做沙包，科技含量算不上很高，但这项产品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是非常惊人的。由此我觉得，黄浦区发展科技产业，是不是可以有更广阔的眼光？作为科技企业，不能只盯着产品有多么高的科技含量，还要有独到的眼光，看到产品蕴藏的市场潜力，因为盈利能力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练丽华：我的公司1月底刚刚成立，做信息服务业。服务是实业的终端，是很重要的一环。企业对很多信息，或者对国内一些很成功的销售模式不懂得如何整合，这就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黄浦区现在已经有很多信息产业，但还是留下很多空白点。商业作为黄浦区的主业，通过信息服务可以带动它的发展，同时，商业的发展也会对信息服务业产生推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创业者来说，蕴藏了商机。

现有科技产业格局再思考

练丽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在黄浦区科技规划中战略地位的提升，对我们企业当然是带来好处的。作为中心城区，人流、资金、知识等方面的高密集度，为信息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选择离个人专业相距甚远的信息服务业，也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从黄浦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凭空给它一些概念然后打造一条产业链，这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考虑现有的基础和特点，发展适合自身的产业，在我看来，这个基础也许首先是在商业上面。我们可以围绕商业做文章，思考它需要怎么样的信息服务，这可能会为企业找到新的盈利点。

林厚朴：以我在黄浦区这么多年的经验，见识了很多新的概念、新的产业、新的产品，但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却不多，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有产品产业本身的原因，也可能它不合时宜，不符合黄浦区的实际情况。

企业家政府篇6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因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现在具有政府任职而与政府间建立的关系。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政治关联关系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政治关联对企业政府补助取得问题,学者们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较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取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学者们主要分析影响企业政府补助取得的因素包括下方面:企业的行业因素、地区因素、配股保牌动机、股权结构、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员工数量、税率等。本文以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所处地区和企业特征两方面考查是否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取得存在影响进行检验。之所以从地区和企业特征两个角度考虑是因为:政治关联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参与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政府间的不同体现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水平上的差异,相近或相邻地区经济及制度发展水平一般具有一致性。所以从政府角度考虑选择地区作为影响变量。企业间的不同体现在企业的特征因素上。同时,研究对象均为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更容易发现政治关联如何作用于企业政府补助,以及作用程度的大小。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起步较早。Fishman(2001)与Roberts(1990)的研究就已表明政治关联会使企业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Faccio(2006)更是通过450多家政治关联企业的数据证明了政治关联可以为其带来优先的政府补助。Dombrovsky(2008)发现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其利用政治资源走出困境。他们的研究大多表明:政治关联能够对政府补助产生积极影响。关于政治关联对政府补助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倾向于通过事件进行分析。如Fishman(2001)以印尼的7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印尼总统苏哈托身体状况变化为事件进行对比研究。

(二)国内文献

我国学者们大多认为“政治关联企业较非政治关联企业取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潘洪波等,2008;潘越等,2009;余明贵等,2010;连军等,2011)。陈冬华(2003)较早对政治关联和政府补助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地方政府影响越大,政治关联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潘越等(2009)以财务困境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政治关联对民营财务困境公司政府补助取得有显著影响。并且,受地方财政富余程度的影响。罗党论等(2009)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在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和获得政府补贴等有显著影响。国内学者研究倾向于建立多元回归方程验证并选取一个或几个调节变量进行重点讨论。陈冬华(2003)使用线性回归方法进行经验性检验,得出地方政府的影响越大该地区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的观点。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政府补助是以扶持和帮助为目的进行的,企业的规模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补助金额的大小。政治关联企业同样满足这一客观规律,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1:政治关联企业的规模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资源从而向政府“寻租”,建立政治关联。政府同样会向企业进行寻租以满足其社会目标,所以盈利能力强、承担社会责任多的企业政府会给予更多的政府补助。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2:政治关联企业的盈利能力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假设3:政治关联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曾有研究认为,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企业会更容易得到政府补助的扶持。同时学者还认为,政府补助有保牌和配股的作用。综上,资产负债率越高的政治关联企业会获得越多的政府补助。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4: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在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东部较中西部经济发达的多,各项政策制度也相对完善。学者们一致认为,地方政府的差异会使政治关联效应的发挥有所不同。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5:政治关联企业所处的地区不同,受上述因素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同

(二)样本选取

本研究以2006年至2010年间在上海证券交易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排除数据缺失和极端值数据后共2855组数据。并通过对每一样本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把具有“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者现在具有政府单位任职”的企业认定为政治关联企业。其中,政治关联企业数据1239组,占样本数据的43.40%。与余明贵(2010)文中统计的政治关联企业比重46.98%较为接近。所有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并经手工整理而形成。

(三)变量定义

对于地区因素,依据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对样本企业进行归类: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西部边远地区分别表示为Z1、Z2、Z3。对于企业的特征因素变量。用资产总额对数定义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每年的应付职工薪酬总额对数来定义企业对地区就业的贡献(Employment),企业盈利水平用每股收益率(Earning Ratio)定义,以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Asset-Liability Ratio,简写ALR)、利润总额用利润总额对数(Total profit)定义。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分地区的变量描述性统计没有具体列出)。为了需计算出上述1239组政治关联企业的政府补助金额和特征因素的平均值,以及不同地区政府补助金额和企业特征因素的平均值见表(1)。将政府补助金额及各变量因素的样本数据按照高于或低于样本均值区分高低两类,以高额政府补助和低额政府补助为基本类别分别与每一影响因素搭配,构成列联表见表(2)、表(3)。

(二)卡方检验

本文对各因素是否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的取得有影响进行判断。计算数据的卡方值,即进行行变量和列变量独立性检验,假设H0:行的分类独立于列的分类。用Matlab软件对上述表(2)和表(3)中数据进行卡方值计算。计算公式为:,其中,Ri表示第i行企业的合计数,Cj表示第j列的企业合计数,Oij表示对角线上的企业数合计。同时为了描述每个变量对政治关联企业取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程度的大小,计算φ系数,计算公式分别为。系数φ与1越接近,行变量与列变量的关联程度越大。本方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法的最大不同点是回归分析中用的是变量的数值大小,而本研究采用的是变量的频数。这样不仅可以使不同年份以及不同地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同时这种方法很好地避免了回归分析中的共线性问题,因为政府补助取得的各个影响因素间可能或多或少的存在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该研究方法在影响因素的度量上可以与回归达到相同的效果,是对现有研究的有力验证。

(1)关于企业特征的检验。表(4)列出了表(2)和表(3)的各因素的卡方值和φ系数。当显著性水平为5%时,卡方临界值是3.841,若所得卡方值大于临界值,则拒绝H0假设。从表(4)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企业规模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取得有影响。企业规模的卡方值为99.6564影响系数φ为0.2836。这表明,政治关联企业资产总额越高即企业规模越大获得高额政府补助的可能性越大。与吕久琴(2010)关于政府补助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中得出的“企业资产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所接受的政府补助的几率在提高”的结论一致。第二,每股收益率的卡方值为17.0886,影响系数φ为0.1174。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关联企业的收益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说明政府对政治关联企业的补助更倾向于理性的扶持,而非像陈晓、李静(2001)的研究中所说政府补助主要动机是企业保牌和配股。第三,应付职工薪酬这一因素的卡方值为66.0685,系数为0.2309。说明解决更多的社会就业的政治关联企业获得高额政府补助的机会更多。第四,对利润总额的卡方检验为23.0880,影响系数为0.1365。政治关联企业利润越高为地方政府缴纳的税金也就越多,即利润总额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取得更多政府补助。结论三、结论四与余明桂(2010)的观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虽然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但是没有贡献较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明显不同。但是与连军(2011)关于民营政治关联企业在获得利益的同时需要做出一定的“政治贡献”的观点是一致。同时也验证了唐清泉(2007)关于政府的社会目标会影响政府的补贴比例这一结论。第五,资产负债率的卡方检验值为6.3776,影响系数φ为0.0717。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也影响企业政府补助的取得,但是影响程度较其他企业特征来比并不显著。关于政府补助的较早研究中就发现地方政府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近一半的已配股公司会得不到配股资格(陈晓等,2001)。这一结论是对前述观点的支持,但是不能支持其关于配股是政府补助的主要动机的观点。

(2)关于地区的检验。关于不同地区的检验,从表(4)中可以得出:首先,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规模、盈利水平、对地区就业的贡献、利润总额等四个因素的卡方值均大于临界值。φ系数分别为0.3381、0.1610、0.3210、0.1798,同时均大于不区分地区时四个因素对政府补助取得的影响程度。在该地区资产负债率并的卡方检验值为0.0224,并不影响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的取得。其次,在对中部内陆地区进行检验时发现,只有企业规模是该地区政治关联企业取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φ系数分别为0.1663。再次,对于西部边远地区,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利润总额等三个因素的卡方值大于卡方临界值3.814,分别为12.3846、8.7476、9.7035,均小于不区分地区时这三个因素的卡方值。其中资产负债率仅在该地区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取得有影响,φ系数为0.1954,大于不区分地区时资产负债率对政府补助取得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资产负债率仅在经济落后地区是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

五、结论

企业家政府篇7

人类社会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 最大程度的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 但与之伴生的是环境问题, 如土壤退化, 水源枯竭, 大气污染, 物种灭绝, 自然灾害更频繁等。根据2009年中国环境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7大水系197条河流407个断面中IV~V类水占26.5%, 劣V类水占23.6%, 水污染率达到50.1%;酸雨频发率在25%以上的城市有171个, 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只占2.4%;中国约有4000~50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 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人类的生存。所以, 加强环境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体, 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也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企业从环境中获取原材料、能源, 组织工人、厂房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污染。原料、能源的获取过程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 生产过程中原料的利用可能会产生废水、废气、废渣, 而且最终生产的产品在消费者使用后可能生成垃圾。因此, 加强企业环境管理, 控制工业环境污染,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

推动企业环境管理的驱动因素有很多, 有企业外部因素如政府管制等, 也有企业内部因素如企业成本压力、产品竞争压力, 消费者需求等因素, 这些因素都会驱动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其局限性。所以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驱动因素优势, 寻找不足之处, 以便扬长避短, 更好发挥其驱动作用, 实现环境目标。

2 环境问题的经济诱因

环境问题的长期存在, 有其深刻的经济诱因。这些诱因主要是外部性诱因和公共物品特性。这两个特性使环境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从而长期困扰人类社会。

2.1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诱因

外部性是指未经他人允许或予以补偿, 就进入他人的效用或生产函数, 即对他人的消费和生产产生影响。对受影响者有利的外部影响称为外部经济;对受影响者不利的外部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企业排污行为具有外部不经济性, 按照外部性的理论, 企业无偿将污染治理成本外溢到社会环境中, 获得额外收益, 而社会因此形成的环境成本却没有得到补偿。这样作为逐利组织的企业便会更多地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

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 也就是解决企业环境成本外溢问题, 需要通过一种环境机制将企业外溢成本内部化, 这样就可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庇古税 (pigouvain taxes) 就是解决外溢成本内部化的途径之一。庇古税属于直接环境税, 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均衡点来确定对污染排放的税率。政府采取征收庇古税的形式使得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这样就实现“外溢成本的内部化”。

征收庇古税在理论上可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而且其实证效果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征收庇古税, 其前提是政府对外部性有着充分的度量,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很难对外部性进行测量。因此, 政府征收庇古税的活动可能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会得到比不征收庇古税更糟糕的结果。

2.2 环境问题的公共物品特征

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严格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环境的非竞争性表现在对于所有的企业都可以使用环境, 而且在一定生产水平下, 增加一家企业使用环境的边际成本为零。环境的非排他性表现在一家企业在使用环境资源时无法排除其他企业使用, 或是排除其他企业使用的费用很高。环境的这两个属性将直接导致环境资源的滥用。既然大家都可以用, 都可以在对环境的使用中得到利益, 而且谁用的越多谁获益越多, 那么“公地悲剧”必然会发生。

从公共物品角度来看, 环境资源之所以被滥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权不清, 塞尼卡等认为“环境质量之所以会恶化, 关键是人们所使用的宝贵资源的所有权规定得不够严密”。如果能够对环境进行有效产权界定, 理清产权关系, 就可以解决环境资源滥用问题。传统经济学应用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创造出一系列相应措施, 排污权交易 (pollution rights trading) 就是其中之一。管理部门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制定总排污量上限, 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证, 并且排污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交易。通过对环境资源使用的产权进行界定, 各企业通过产权交易使用环境资源, 这样就可以把环境污染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并且引入市场机制, 通过排污者之间交易排污权实现最低成本的环境治理。

利用排污权交易解决环境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在排污权交易的过程中, 交易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 包括环境容量及其价值的有效测定, 排污权的合理配置等, 这些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很多困难。而且进行产权界定, 科斯定理中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以及产权能够明确界定等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都较难实现。

综上可见, 环境问题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 在理论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中, 不管是征收庇古税还是排污权交易, 都是可行的方法, 但也有其不足。除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法以外, 驱动企业加强环境管理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企业环境管理驱动因素有很多, 包括政府管制、股东、供应商、消费者等外部因素, 也有企业内部因素, 如企业减少成本的需要, 产品差异化战略的需要等。

3 政府在企业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从各国推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实践中可以看出, 政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 世界各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被要求承担其环境责任, 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承担起推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责任。

3.1 政府管制在企业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泊, 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其强制力, 迫使企业承担其环境责任, 加强环境管理。政府有效发挥作用在于两点:第一, 制定合理的处罚额度。政府防范企业环境污染的投机行为必须使处罚额大于企业从中的获益。第二, 严格执法。一个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执行永远也算不上好的制度。政府在环境执法上严格执行, 并适当结合查处率设置处罚额度, 以有效强制企业进行环境管理。除了加强环境管制强度以外, 政府政策的持续性和连续性让企业产生长期的心理预期, 避免短期的投机行为。

然而完全依赖政府推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存在很多局限性, 进行环境管理, 主体在于企业, 政府无法代替企业的地位。政府作为外部力量促进企业环境管理存在以下缺陷:第一, 政府法规具有滞后性。政府在制定环境法规时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但这无法改变其总体的滞后性。随着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水平提高, 一些原先没有被认识到的污染因素受到人们重视, 而这些因素没有在法律中体现, 这样即使企业完全遵守法律也仍会产生污染。而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原先制定的环境污染控制水平已不符合人们的要求。第二, 政府法规面对社会所有的企业制定, 追求法律广义上的公平, 就很难考虑到不同企业的承受能力。因此, 政府的管制对于一些企业会过于严格,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比如对一些处于发展初期但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过严的管制会压制该产业的发展, 造成社会总效益的损失。而对于一些企业可能过于宽松, 这样就会降低企业追求更高环境标准的积极性。第三, 政府强制下的企业环境管理大都属于末端治, 不能防污染于未然, 而且僵化的执行政府法规, 不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3.2 政府综合措施在企业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现代市场济体系中的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社区、企业、第三部门、国际组织等主体提供。环境作为公共物品, 除了由政府提供外, 还可以发挥其他主体的积极性。

政府可以调整它在环境管理过程中的角色, 主动寻求专家、公众和工业界的支持, 与社会各界建立合作型的伙伴关系, 建立容纳多元主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框架, 形成共同分担环境责任的机制。具体而言, 政府可以采用建立在自愿和多元合作基础上的环保措施。例如, 欧洲议会于1993年发布了《第五环境行动纲领》, 提出欧盟新的环境行动计划建立在结合管制、市场和自愿手段的基础上, 通过将环境考虑全方位纳入各种政策领域、拓宽环境政策措施手段和社会各界共同分担环境责任等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还可以鼓励公众参与, 发挥社会支撑和制衡的作用。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复杂性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合作。在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指导下, 公众参与已经成为环境保护的共同基调。通过政府综合措施的运用, 实现更好驱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 改善环境。

4 企业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政府作为外部因素推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 只是起到间接作用。若是企业自己能够积极主动的加强环境管理, 减少环境污染, 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企业性质而言, 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 只有企业环境管理与企业利益相一致, 才能提高企业环境管理的积极性。

4.1 企业环境管理的学术论争

企业环境管理能否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企业进行环境管理将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代表性人物Freeman认为环境管理将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环境管理与企业竞争力之间是对立关系。企业为了消除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进行环境管理就不得不在产品和生产过程中增加投入, 这样就必然会导致成本的增加, 加大企业的负担,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同时这样的投资使企业从其他有盈利潜力的项目或活动中转移资金、分派人力和时间, 挤出其他更具潜在效率的投资或是创新途径而损害竞争力,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然而现代最新观点对传统观点进行了批判, 认为传统观点是站在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当动态分析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时, 其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以porter为代表的修正学派认为企业进行环境管理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 降低企业竞争力。但是从长期来看, 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可以促进企业创新, 使企业获得创新补偿, 部分或近乎全部地弥补企业增加的成本。具体表现在企业可以生产出更为环境友好的产品, 实现“产品补偿”, 提高企业资源生产效率, 实现“过程补偿”。

4.2 企业环境管理的利益分析

对于企业进行环境管理能否带来利益的争论还在继续, 但是可以看到, 如果环境管理能够与企业利益相一致, 成为一种内部驱动因素, 将极大推动治理污染的效果。根据porter对企业竞争优势建立的分析, 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成本和产品差异化两个方面。企业环境管理可以在成本和产品差异化两个方面提高企业竞争力, 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具体来说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可以在这两个方面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和间接的经济利益。

企业环境管理的直接经济利益包括: (1) 环境管理可以降低能耗, 节约资源。企业通过加大环境管理投资, 改进生产工艺, 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浪费, 从而节约资源; (2) 企业环境管理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降低成本。通过合理的生产流程设计以及末端回收处理技术, 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并可以变废为宝, 增加企业效益; (3) 企业环境管理, 可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生产绿色产品, 可以顺应绿色消费需求趋势, 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4) 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可以降低环境风险, 减少因环境问题增加而增加的风险支出, 例如环境污染诉讼费用等。

企业环境管理的间接经济利益包括: (1) 环境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打破环境壁垒, 扩大企业市场份额。对于中国很多外贸企业而言, 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把很多企业挡在了门外。所以加强环境管理, 消除可能存在的环境污染隐患, 提高产品质量, 就可以打破贸易壁垒, 顺利进入广阔的国际市场, 扩大企业市场份额; (2) 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通过发布环境方针和环境报告等形式, 可以使包括政府、银行、保险、供应链上下游各方、股东, 以及内部员工在内的各相关方为企业发展提供信任感和支持, 并使社会公众、消费者了解企业为解决环境问题所做的努力, 从而打造企业良好的市场形象。在这些企业利益因素的驱动下, 企业会积极主动地进行环境管理。

4.3 企业环境管理的障碍

虽然在企业利益因素的驱动下, 企业能够加强环境管理, 但是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因此有效进行环境管理, 单纯依靠企业的自觉性促进环境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第一, 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在初始阶段必须加大投资。根据加速原理, 企业初始的投资会数倍于当期收益, 企业收回成本需要很长期限, 这样就增加了企业投资的风险。而且对于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 即使预见到了环境管理会带来长期收益, 但初期的投资让企业难以负担, 所以这部分企业只能“望利兴叹”。

第二, 对于环境管理降低企业成本的作用, 对于不同企业, 效果不同。一些企业 (例如钢铁企业) 对环境的影响很大, 而另一些企业可能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对于这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 其潜在的环境成本就很大, 而对于那些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企业而言, 潜在环境成本较小。所以加强环境管理, 降低企业成本, 对不同企业的推动作用就会有大有小。此外, 环境管理降低企业成本,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创新, 比如改进工艺流程等。技术创新不但有风险而且对于不同的企业创新的难度及空间都不同。所以依赖于创新来推动企业加强环境管理会让企业有所犹豫。

第三, 企业环境管理提高企业产品的差异化水平方面, 也存在不确定性。一个企业的产品性质往往已经决定了该产品在市场上如何竞争。如果是同质的产品, 比如一些初级产品, 竞争基本上就是价格竞争, 产品产异化战略在这些产品上很难适用。此外, 产品差异化以提高产品竞争力有赖于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时对环境特征的关注程度, 决定了这些特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产品产异化的基础。所以, 在中国绿色消费理念还不是很流行的情况下, 企业绿色产品差异化战略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 企业自身因素对推动企业加强环境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基于成本以及竞争优势的考虑会加强环境管理。但是这种驱动因素有一定不足之处, 其对不同企业的作用是不同的, 甚至对于一些企业而言, 单纯的企业利益驱动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所以企业自身驱动因素还需结合外部驱动力。

5 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企业环境管理驱动因素中外部因素除了政府因素外, 还有其他很多因素, 包括消费者、供应商、股东、银行、保险等。内部驱动因素除了企业利益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单纯的某一外部因素或是某一内部因素都不能完全解决环境问题, 只有内、外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 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解决环境问题。

5.1 政府要制定适当的环境管理政策

政府制定适当的环境法规, 并且严格执行, 防止企业的投机行为。在环境政策制定上要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 给企业一个稳定心理预期。同时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制定相应的限制或扶持政策, 增强环境管制的弹性, 既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又不影响企业的发展, 实现环境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协调。

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时还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企业因环境管理而不堪重负, 进而倒闭, 这样将对整个社会不利。没有社会发展空谈保护环境是不现实的。企业环境管理政策要恰到好处, 既能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又不给企业加重负担。

5.2 发挥政府对企业环境管理的诱导作用

政府规制除了直接驱动企业 (例如直接强制性规定) 进行环境管理之外, 还可以作用于内部因素, 从而诱导企业加强环境管理。例如政府通过对企业环境创新进行奖励, 降低企业环境成本, 或者在政府采购中对于环境友好型企业进行价格补贴或政策倾斜, 对于环境管理较好的企业实行贷款、税收优惠等。通过这样一些诱导手段, 激发企业自觉地进行环境管理。

5.3 加强对企业和消费者的环保教育

加强对企业的环保宣传教育, 使广大企业认识到环境管理也可以带来经济利益, 并认识到当今世界的环保趋势, 增强企业自觉加强环境管理的积极性。同时让企业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 增强紧迫感。加强对广大消费者的环保教育, 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使广大消费者增强环保理念, 从而促进绿色消费, 为企业的环境战略创造社会环境。

摘要：我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引起环境问题的诸多因素中, 来自企业方面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最为深远, 因此改善环境首先就需要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在推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各种因素中, 既有如政府的管制等外部因素, 也有如减少成本、产品差异化等企业自身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推动企业环境管理都具有重要作用, 但也有其局限性。通过政府管制及企业自身因素对驱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分析各个驱动因素优缺点, 寻求各驱动因素的最佳的组合, 促使企业更好地加强环境管理。

关键词：环境管理,驱动因素,政府管制,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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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挚萍.20世纪政府环境管制的三个演进时代[J].学术研究, 2005, (6) :72-78.

[7]曾晓晔, 李小通.国内外企业环境管理综述[J].绿色科技, 2012, (2) :171-172.

[8]乔艳伟.工业企业节能管理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9.

[9]曲如晓.环境保护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01, (9) :59-63.

[10]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陈小悦,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8:60-100.

做企业和政府的助手篇8

为贯彻《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8号) , 受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监管三司的委托, 2008年, 危险化学品专业委员会分别在海口、武汉、成都等地承担了《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的宣贯工作, 受到全国500多名安全监管部门代表的一致好评。

2009年, 协会危险化学品专业委员会组织人员完成了美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标准的翻译工作, 并申请立项, 拟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标准》。该工作不仅对规范我国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推进国内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 危险化学品委员会协助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完成了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形式审核12项次, 竣工验收17项次, 试生产 (使用) 方案形式审核6项, 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全面掌握我国化工企业的分布特点, 2008年, 危险化学品委员会组织人员在一周内对全国2万多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性质、生产规模和安全生产管理等信息进行了分类、甄选, 统计出全国6 000多家农村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并对6 000多家农村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生的事故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加强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提供了信息服务。

3年来, 危险化学品专业委员会急政府所急, 想企业所想。先后参加了“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光气生产企业情况调查的汇总分析, 新疆天业120万t聚氯乙烯联合化工项目一期工程的现场验收等工作。完成了《石油化工企业工艺安全管理实施导则》等8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的审查工作和大连国家石油储备基地项目等4项工程的竣工验收评价报告考评表汇总整理工作。同时, 还修订完善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开展了河北沧州大化集团等全国大化肥行业安全检查, 举办了2008年光气安全国际研讨会和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职业健康论坛, 大大提高了危险化学品专业委员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标准是安全生产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重要手段和技术支撑。受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委托, 由协会危险化学品委员会起草制定的《化学品生产单位动火作业安全规范》等4个行业标准, 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实施, 对于指导全国化学品行业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以来, 危险化学品委员会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领导的指示精神, 组织有关专家对国内长输管道法规标准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完成了化学品长输管道发函调研情况总结上报。同时, 协助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监管三司开展2009年烟花爆竹事故信息分析, 建立了2010年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档案, 完成了“金安工程”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信息系统修改完善和省级安全监管局业务培训工作, 推动了全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信息系统的建设, 进一步提升了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信息化水平。安

(图片由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宣教部提供)

政府与排污企业博弈分析篇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污染治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做出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排污等。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而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往往出于税收就业等方面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原因,没有履行好自己作为监管人的角色。基于此,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引入排污治理政策,对于解决中国违规排污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良好的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规范制度和有效的政府监管基础上的。如何平衡好政府监管和企业排污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2模型设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但是如果公众发现了企业的排污行为,对排污行为向政府举报,政府一方面付出了一个奖励成本,政府也就有了资本跟企业谈判,如果企业贿赂政府,政府就不会对企业进行惩罚,如果企业不贿赂政府,政府就会对企业进行惩罚,同时政府由于在惩罚过程中会付出人力物力,因此会付出一个惩罚成本。企业不仅要接受政府的惩罚,同时由于排污曝光还要承受声誉上的损失。

本文依据纳什讨价还价理论,基于政府本身可以被贿赂的这一假设,政府和企业之间可以就贿赂的金额进行讨价还价,通过分析政府与排污企业的保留支付以及各自的收益,并对企业的综合收益进行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防止企业排污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3模型假设

( 1) 假设博弈中只存在两个参与人: 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 ( 模型中的社会公众不在讨价还价的参与人之中, 只是作为一个外部因素) 。且二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2) 政府对排污企业的违规行为的了解需要社会公众的举报。

( 3) 政府得知企业的违规行为之后,可以被企业贿赂,贿赂之后便不会再惩罚企业。

( 4) 假设政府是一个整体的利益体,即税收以及惩罚所得以及付出的成本均由一个政府利益体承担。

( 5) 假设企业在被举报排污并受到处罚之后才会受到不良效益的影响 ( 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种影响会给企业带来声誉上的损失。

假设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获得的利润总额为 π; 企业给政府交的所得税税率为t; 公众举报的概率为 ε; 政府对于公众举报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奖励的金额为w; 在政府得知企业排污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惩罚与不惩罚, 如果企业贿赂政府,政府就不会惩罚; 如果企业不贿赂政府,政府对企业给予的罚金率为 λ,政府由此付出了一个惩罚成本为f。假设企业排污公众举报会得到声誉上的损失为b。

4模型分析

政府的保留支付为惩罚企业所获得的收益,为:

企业的保留支付为企业被举报情况下所得到的收益,为:

根据纳什讨价还价理论,政府的效用Ug = t × π - f w + 1 /2[π - ( 1 - t - λ) × π + b - t × π + f + w]

化简得Ug = ( t + λ/2) × π + b/2 - ( f + w) /2

企业的效用Uc = ( 1 - t - λ) × π - b + 1 /2[π - ( 1 t - λ) × π + b - t × π + f + w]

化简得Uc = ( 1 - t - λ/2) × π - b/2 + ( f + w) /2

为了使企业能够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选择不排污,那么必须满足企业的收益 < 0

企业的收益Ec = ( 1 - ε) × ( 1 - t) × π + ε × [( 1 t - λ /2) × π - b /2 + ( f + w) /2]

化简得Ec = ( 1 - t) × π - λ × ε × π/2 - b × ε/2 + ( f + w) ε/2

当 Ec < 0 时

即( 1 - t) × π - λ × ε × π/2 - b × ε/2 + ( f + w) × ε /2 < 0

推导出 λ > 2( 1 - t) /ε + ( f + w - b) /π

5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当 ε 上升,λ 下降,社会公众积极举报,排污企业不倾向于不排污,罚金率可以在一个较低水平; 当惩罚成本f升高,政府给予举报公众的奖励w升高时,会导致罚金率 λ 上升,表明当政府的惩罚成本和奖励成本增大时,罚金率应制定在较高水平; 当企业因排污所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失上升时,罚金率即使在低水平,企业也会倾向于不排污。

联系实际可知,中央政府颁布的环保政策在长期内并不能保证地方政府执行,制度建设并不是依靠自上而下强力推进就可实现目标的事,必须在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建立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均衡。因此为了使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遵纪守法,防止排污所带来的对于整个社会的不良效益,根据上述分析得到的结论可以相应给出一些建议:

( 1) 完善环境监管机制,鼓励公众发现排污企业后及时举报,并为公众举报提供信息畅通的渠道,对公众举报给予的奖励要合理,对举报公众的信息要给予严格保密。

( 2) 降低政府的惩罚成本和奖励成本,提高检查人员的专业水平。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培训或引进专业人才和新技术提高检查效率,使得政府在得知企业排污情况下会选择惩罚。

( 3) 加大政府监管失职处罚,强化政府监管职责。出现企业未进行排污处理,而监管部门确没有做到监管职责的情况,会使得监管部门的公信力降低。公众应该加大对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

( 4) 应该增加对企业的舆论压力,使企业的名誉上的损失上升,促使企业在舆论压力下带来的成本增大,使得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会遵纪守法,选择不排污。

当好政府和企业的桥梁篇10

日前，上海纺织协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上海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蒋以任、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杨俊、市社团局副局长徐乃平、经信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桂珠出席。大会通过了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93位理事组成的第二届理事会及19位会长和副会长，上海纺织集团董事长席时平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并发表了就职演说。会上发布了第四册《上海纺织产业发展报告（白皮书）》。

新当选的上海纺织协会会长、上海纺织集团董事长席时平指出，当前，上海纺织协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八大和最近召开的全国两会都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对上海纺织协会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他认为要进一步提升上海纺织协会的创新活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必须提高“四个力”。一是适应力。面对纷繁变化的现代社会环境，行业协会要努力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运行状态，以适应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和产业发展的态势。二是公信力。要坚持“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基本职能，当好政府的参谋助手，当好政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同时要继续吸收更多的会员企业，使协会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真正体现协会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和影响力。三是服务力。协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做到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管理、专业化队伍，具有广泛动员的能量，能够组织、协调和整合各种资源支持，为企业、行业和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四是提升力。协会要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部治理制度，建立诚信自律机制，追求管理、服务、组织创新，提升自主管理和自主发展的能力。

上海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蒋以任首先对上海纺织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成功举行并选举出新一届协会领导表示衷心的祝贺。他指出，上海纺织协会成立以来不是等、靠、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了政府、企业方方面面的认可，是上海170多个协会中的优秀协会。目前上海纺织面临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任，因此新一届协会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是定位。纺织是传统产业更是新兴产业、创意产业和朝阳产业，过去对轻纺不够重视，最近市领导提出了先进制造业就是新的营销模式加新的技术，协会有责任有能力贯彻吴邦国同志的题词要求“抓设计、建平台、上水平”，把上海的纺织技术力量集中起来，做好纺织生产业的服务业，为上海纺织振兴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