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利益

美国高校利益（精选8篇）

美国高校利益 篇1

摘要：美国高校对教师科研产出进行评估已成为一种普遍行为,但关于评估方法的选择却一直备受争议。分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高校、教师三大利益相关者的科研价值观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对成果形式认可、成本产出计算必要性、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偏向、定性定量方法选择、同行评估制度设计等方面。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高校最终方法的选择是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虽然是科研活动的主体,最后评估方法的选择中政府和高校依然具有更大的话语权。

关键词：美国,政府,高校教师,科研评估

随着美国高校教师科研产出评估的普遍化,关于评估方法的选择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实际上,评估方法选择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差异决定的。 目前,影响美国高校教师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三个:一是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的政府, 二是提供各项激励政策的高校,三是教师。

一、政府价值观及对教师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倾向

美国政府并不负责对教师产出进行评估,但由于政府科研投入占高校科研经费比重较大,其对所资助的科研项目及政府科研管理机构的绩效评估标准直接影响着教师科研产出评估的内容、形式乃至方法选择等。

(一)政府的基本价值导向

政府科研投入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非知识探索的需要。 从政府对高校进行科研资助的历史来看,其经费投入的原因和目的一直非常明确,无论是在资助决策还是在评估环节,都非常强调研究与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匹配,考虑其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重视其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1974年的《科学与挑战》、1988年的 《NSF在经济竞争中的作用 》、2000年的 《科技与公共利益的联系》等多个报告中反复强调了科研投入的价值导向,并在项目评估分级工具(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简称PART1)中要求,科研项目必须满足公众利益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明确指出最好的成果评估法就是价值评价特别是社会价值评价［1］73-74。

(二)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倾向

1. 成果形式不受限制。 因为政府不关注成果形式而关注成果价值,所以政策报告、讲座、会议、专利等与论文、著作等一样受到重视。 如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2004年对全美教师前两年科研产出的统计内容除著作、论文外,还包括报告、讲座;PART评估只要求了解项目实施成效,对科研成果形式并没有要求,并指出对独特的成果需要用与常规不一样的方法进行评估。 实际上,为了让研究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政府可能更重视有价值的政策报告、实用技术和产品,而不是只涉及高深理论的论文和著作。

2. 广泛使用关注产出、结果、效率指标的 “成本- 产出”法。 政府投入科研最大原因是公共管理和经济学的考虑,更多地将科研投入当成一种投资,期待其可能的回报。因此,关注效益、效率、产出、成本控制指标的“成本-产出”法被广泛使用。 GPRA法案2要求联邦机构必须制定战略规划并提交年度绩效报告,其战略规划必须包括结果目标,绩效指标必须能够对产出进行评价,关于预算的条款规定,一些在结果绩效上表现好的项目可优先得到预算［2］。PART在2008年的评估指标中要求,所有项目必须以结果评估法、产出评估法和效益评估法进行绩效评估,最好是三种方法联合使用,其目标是尽可能减少成本,增加产出［1］9-11。

3. 重视社会价值,倾向使用转化率、转化效益而不是引用率、学术影响因子等指标。 政府特别热衷并积极促进科研成果市场化。 PART在2008年特别提出技术类科研项目评估标准为:必须是与企业或市场密切相关,或者是能够转化为市场的产出;项目绩效规划必须包括产出转化的可能性与计划［1］77-78。 国家科学委员会要求各科研管理机构学习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功的经验,即对项目价值评估采用两条标准,其中之一就是要求项目必须对社会有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价值［3］。 正是由于此,越来越多的大学和教师在项目申请材料及资助合同中,制定了明确的项目成果转化目标,在申请时能够体现其市场转化价值的项目更容易得到资助,而国家科研管理机构在进行绩效评估时,将采用转化效益、转化率等指标考察是否达成这些目标。

4. 偏向使用定量而不是定性分析法。 因为定量统计能够更简单直接地呈现其关注的结果,方便决策和了解绩效。 虽说采用了同行评估,但评估材料主要是数字统计成果。 如1988年、2004年NCES两次对教师科研产出进行调查,都只是计算前两年教师成果数量。从1993年开始实施绩效管理后,接受联邦资助的科研项目必须使用更加具体的数字来说明项目是否达到绩效目标,即所有项目在申请时就必须制定量化目标, 而评估则是用数字说明是否达成这些目标。 尽管学术界对科研绩效目标数字化有异议,也做了许多努力以促进定性方法的使用,但收效甚微。

5. 广泛使用同行评估。 相比其他成果评估方法, 同行评议更加受到政府部门的青睐。 如PART建议, 对于项目质量保障的最好方法就是采用基于价值的管理过程和同行评估［1］74。 所以政府资助的项目无论在立项还是在成果评估中运用最广泛的都是同行评议法,且在使用同行评估时,特别重视有实践经验的同行参与,除了学术界同行外,更倾向于选择各行业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同行。

二、高校价值观及教师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倾向

(一)高校教师科研产出评估的价值导向

高校对教师科研进行评估的主要原因:一是使管理工作更简单高效; 二是将教师科研产出与绩效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结合以提升学校整体办学质量、构建学校竞争优势;三是满足政府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争取发展所需资源及其对高校的支持。可见, 高校对教师科研产出评估方法的选择会受多种价值观的影响:一是为满足学校管理和发展的需求,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价值观会对评估产出影响;二是政府和公众价值倾向会对高校产生影响;三是由于高校这一组织机构的特殊性,教师是其最重要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之一,不得不考虑教师需求。在实践中,高校在科研产出评估方法的选择中会在满足高校管理需求、外部利益相关者需求和教师需求之间进行平衡。

(二)高校对教师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倾向性

1. 认可的成果形式范围日益广泛。 过去,高校评估的成果主要是学术著作和论文。随着评估目的多元化,成果形式所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在各高校现在的评估标准中,可以发现高校最关注的是成果是否有利于达成其评估目的, 对于形式并没有特别要求。 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师科研评估标准中,第一条只要求考核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第二条则是统计各类成果数量,并没有对成果形式进行限定1;伯克利加州大学在给予教师终身教职的决策中,成果可以为学术论文、会议论文、技术报告、书评、著作、报告、奖励、参与会议、担任杂志编辑或评审、为专业机构服务等。 随着科研工作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非传统成果形式开始被高校认可。

2. 迫于压力开始关注成本和产出。 大学传统上并不计算科研成本, 甚至对教师产出并没有什么要求。 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要求国家科研管理机构和国家科研经费资助项目提交绩效报告,本世纪以来更是多次在规划与各种报告中强调将严格控制成本预算并提升所有项目产出绩效;公众也开始关注高校此类数据统计结果, 如Jeffrey M. Litwin的最新高校教师产出排名就是计算每篇成果的科研经费支出数。政府和公众的需求使高校面临着新的提升科研绩效的压力, 如德克萨斯大学系统在2011年的行动计划中, 特别提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降低科研成本,提高产出和效益。紧随其后,更多大学特别是被认为经费比较充裕的私立大学也开始采取同样的措施。 同时从成本控制和产出增加两个方面制定管理政策, 在今天似乎成为各类高校的普遍选择。

3. 社会价值日益受到重视。 高校作为学术机构, 传统上一直非常重视成果的学术价值,较少关注社会价值。 随着对外部科研经费的依赖性增强,特别是政府科研拨款导向日益明确,高校越来越重视加强科研与市场的联系,并且将成果市场化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 如德克萨斯A&M大学系统董事会于2006年决定,在给予教师终身教职时,需要考虑教师的专利数和研究的商业转化情况。其校长Mc Teer认为,大学必须更多考虑其与企业界和商界的关系,教师的商业冒险应该给予一定重视,在给予终身教职过程中,考虑这个因素［4］。 许多高校开始考虑在计分时给予转化类成果更高的分数和权重,引导教师在研究时更多地考虑社会需求。

除通过计分方式变化来表达对成果转化的重视外,评估内容也有3个大的变化:一是高校对教师们各种身份的认可,不仅仅限于学术范围,服务于学术机构以外的各种非学术身份在评估中也可得到承认; 二是对于学术奖励外的其他社会性奖励的认可度增加;三是更加重视教师们参与公共管理与政府决策的作用,公共咨询和指导成为特别重要的评估要素。 特别是一些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尤其重视教师在这方面的成果。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在科研产出评估中有一条内容就是了解教师在公共政策和管理过程中的能力和成就。

4. 更倾向于使用定量统计。 高校倾向于使用定量统计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一是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满足高校管理的需要,数字化的结果使复杂的决策工作更加简单、容易、高效。二是为了满足政府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了解高校科研绩效和管理透明化的需求。 政府和公众很少真正地去了解高校的特殊性,总希望用最简单的方法对高校进行监督,而数字无疑是满足这一需求最好的方法。三是广受关注的各种院校的学术排名,就是采用量化分析法解读不同高校的科研实力。虽说排名并不一定是衡量高校质量最科学的方法,但这一方法迎合了公众的需要,同时有可能影响高校的生源,所以高校不得不认真应对,由此也影响了对教师产出评估的方法选择。

5. 同行评估备受重视。 为全面了解教师绩效,特别是在教师招聘与终身教职是否给予的决策中,高校尤其重视同行评估的作用。 一般来说,在此类决策做出前,高校会邀请校内外同行对教师进行评估,而世界名校更是要求将候选人的情况及成果递交给世界知名学者,征求相关意见。可以说,同行评估结果是影响教师聘用、终身教职获得、升迁最重要的因素,甚至超过了成果定量统计结果。

三、教师价值观及教师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倾向

(一)教师对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的价值导向

教师并不赞同对科研产出进行评估,由于高校普遍将之与教师职业发展联系在一起,所以教师参与科研产出评估是在政府与高校绩效管理压力下的被迫选择,主要动机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 在不得不进行科研产出评估的情况下,教师与政府、高校在价值倾向上有很大差异。一是教师们更加看重学术价值和知识价值,将研究看作是兴趣的延伸,认为科研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所以对社会需要较少关注;二是教师们更多地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其归属感可能是其所在的学科而不是学校,所以更重视自身在同行中的身份认可;三是教师们非常重视学术自由, 希望研究内容和方法能够自行决定,少受干涉。

(二)教师对于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倾向

1. 对于成果形式, 更看重学术著作和在有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就成果形式而言,教师们不太看重讲座、咨询报告、会议论文等,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同行能对成果进行评价。 对成果形式的看法,教师与政府和高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教师们对于没有同行评议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的价值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特别是伴随科研产出对教师的职业生涯影响加大,刊物和会议越来越多,水平参差不齐,使了解此类论文真实价值的教师们越来越反对有些高校在评估中将水平不高的此类成果与其他高水平成果相提并论的做法。二是由于教师们更愿意有研究的自由,不愿意研究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涉,所以教师们希望在评估中对咨询指导类成果,包括政策报告给予较少关注。

2. 不太关注成本与产出。 对于坚守大学传统精神和理念的教师们而言, 研究目的在于不断了解世界,而不是以成果为标识的产出。 且科研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未必能像其他工作一样按计划一定会有预期的产出,没有办法确定成本和产出之间固定的数字关系。坚持研究自由的教师们研究的内在动机是不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很少考虑成本和产出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也没有制定与此相关的目标。所以直到20世纪70年代,因为没有评估压力,教师的科研产出并不高。 如美国教育委员会1969年对全美6000名教师的调查显示, 有59.2%的教师整个学术生涯发表论文数少于或等于4篇,29.5%的教师从没有任何科研成果［5］16。 Finkelstein、Behymer、Ladd等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校教师科研产出调查显示其与60年代相比,没有多大变化［6］。 教师们认为,学校定期对产出进行评估并将之与教师职业发展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压制了教师们从事科研活动的内在动机,脱离了科研活动的本质追求,还有可能导致科研偏离自然发展轨道,产生各种学术问题。

3. 重视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相关指标, 但内部对学术价值评估存在很大分歧。 对于教师来说,知识本身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影响比社会影响更重要。 所以对于教师们来说,体现学术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指标比转化率、效益等指标更受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常用的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指标外, 学者们认为,各种学术身份和学者个人在同行中的影响力也应受到重视。 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学者们在各种专业协会中的身份、所获得的专业奖励等转化为考核指标。

但对于如何评估学术价值, 学术界内部意见不一,也很难达成一致。 对于学术成果价值和影响力评估, 最受学者们重视和信任的是传统的同行评估方法。 除此以外,另一主要方法就是依据成果数量和质量统计分数。 关于成果数量计分,不同类型成果有不同分值和权重;成果质量则是利用影响因子、引用率、 特征因子、使用影响因子等工具来统计。 但无论是对成果数量还是质量的分数统计, 都受到了很多批评。 其中对成果数量的统计,最大的分歧是不同类型成果的计分和权重,如Field认为,一篇文章为1分,编一本书为1分,写100页书为1分;而Glenn则认为,编书有10分,一篇论文依据期刊等级从4到10分［5］10。 且学科之间成果形式的差异很大,这使本来就存在的对各种成果计分和权重的分歧更加严重。对成果质量的统计,更是因为各种指标的缺陷,难以达成共识。

4. 更加重视定性方法,而不是定量分析。 教师们认为,知识创新成果很难用数字进行统计,目前流行的各种定量统计法实际上是破坏了学术创新过程。所以在政府决定使用PART对项目进行评估时,反对最激烈的就是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而专门对学术价值进行评估的影响因子、引用率、高引率等最大的批评者正是教师。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教师们从内心并不认可将成果量化的方法,认为最好使用定性分析,才有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成果质量和价值。 因此,尽管教师们反对定量评估的努力一再失败,但似乎永远不会放弃努力,与政府、高校关于定量定性方法选择的斗争一直存在。

5. 重视同行评估。 学者们特别重视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 为寻求学科身份认同,学者们非常重视同行评估。 201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对美国最好的45所大学7个学科(生物,经济,历史, 音乐,政治科学,考古学,天体物理学)的160位教师进行调查显示,尽管学科文化各不相同,各学科在教师产出评估中,更倾向于使用同行评估。 同行评估基本上处于评估的中心地位,且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能否获得终身教职和升迁等［7］22-23。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需求平衡的高校教师科研产出评估方法选择

1. 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差异, 评估方法选择的分歧将长期存在。 如前所述, 由于政府、高校、教师参与科研产出评估的动机各不相同,因而对科研的价值和所实现的目的认识存在着差异,在方法选择上很难达成一致认识。教师们期望通过方法的选择来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 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殊规律;而政府认为科研经费的投入和其他经济领域的投入一样,较少考虑科研活动的特殊性;高校一方面有科学管理和证明绩效的需要, 与政府有较大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遵循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维持大学的独特性。所以关于评估方法选择的问题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争论的热点。但只要这些价值观差异存在,关于方法的选择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争论也将一直持续。

2. 高校对评估方法的选择是三方博弈的结果。 由于政府、高校、教师们三者存在分歧,高校在选择方法时,不得不平衡各方需求。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与高校比教师具有更大话语权。 如2002年在使高校科研项目免于PART评估的努力失败后,许多教师团体和组织又向政府提交了多份建议报告,希望在大学科研项目成果评估中使用其他非数字化的方法, 但未能改变政府的方法选择倾向。高校虽说经常在教师和政府选择之间摇摆,但迫于现实会更多考虑使用政府倾向的方法。且由于产出对教师职业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教师们不得不按照高校所确定的评估方法来确定自己的科研活动。

3. 目前方法选择之难, 不仅在于三者之间的价值观分歧,还在于各利益相关者内部也难统一。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于如何评估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不同学科产出形式和数量存在很大差异, 同时在同一学科对于刊物选择、各类成果分值和权重也难达成一致,但又没有找到更有效的替代方法和指标。 除此之外,由于科研产出的特殊性,其社会价值和影响的评估至今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法,政府和高校关于体现社会价值的成果类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所以,无论是评估产出的学术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指标。

4. 同行评估在教师科研产出评估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受到了较多批评。 从上面分析可以发现,政府、高校和教师在评估方法选择上唯一能达成一致的是采用同行评估,但实施中同行评估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是同行的选择问题。 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在评估时增加具有实践经验同行的比例,即从各行业包括从政府各类管理机构选择,教师则更倾向于选择学术界同行;另外,即使是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于哪些人是最恰当的人选,也有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如Jonathan Cole开始采取声誉评估法来了解同行,之后也出现了多种对同行影响和质量进行评估的方法,但至今没有一种被教师们广泛认可的方法。二是同行评估的工作方法和机制等也会存在一些缺陷。 如最近的Faculty 1000法是一种对科研成果进行同行评估的新方法,但由于其同行选择范围、 评议结果呈现方式等问题受到诸多批评;国家科研管理机构也定期对同行评估进行审查和改进; 伯克利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高校在教师升迁和终身教职给予决策中重新开始考虑同行评价的公平性,包括时间、场所、机制和方式等［7］20。

参考文献

[1]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 Guidance No.2008-01[Z].Washington,D.C.20503.Jan.29,2008.

[2]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Government Performance Results Act of 1993[Z].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93.http://www.whitehouse.gov/omb/mgmt-gpra/gplaw2m#top,2013-09-07.

[3]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Board on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Merit Review Process,Fiscal Year 2011[R].NSB-12-28,May 2012:20.http://www.nsf.gov/nsb/publications/2012/nsb1228.pdf,2013-09-08.

[4]Sara Lipka.Texas A&M:Patents to Count for Tenure[N].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6-06-09.

[5]Creswell,John W.Faculty Research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the Scienc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R].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No.4.Washington,D.C.: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1985.ERIC:ED267677.

[6]Edna Johnson-Black.Scholarly Research Productivity as a Function of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al Factors[D].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1992.

[7]Diane Harley,etc..Assessing the Future Landscap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An Exploration of Faculty Values and Needs in Seven Disciplines[M].Berkeley: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UC Berkeley,2010.

美国高校利益 篇2

课

题美国的利益集团重难点：

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及实质教学目标：

知识：记忆利益集团的含义、目标、活动方式及作用

理解并阐释：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

能力提升：辩证思维能力和透过现象看本质

板书设计：

含义

美

类型

国

名目繁多的利益集团

形成原因、目的 的

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利

益

干预方式

集

活动方式

团

影响手段

积极作用

政治作用

实质

消极作用授课心得：教学的功夫在平时；一切活动不参与其中不知其中的苦与乐。教学内容精讲点拨、学法指导

导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有没有可能被人一枪否定了？（有）为什么？因为美国枪支泛滥。为什么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有某些利益集团从中作梗。

一、名目繁多的利益集团

1、含义：是拥有共同利益的人或者组织组成的团体。如果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就变成了政治利益集团。

按性质

2、类型

按目的3、形成的原因、目的 通过提出要求和施加压力

过渡：看两个利益集团

4、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二、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

1、干预政治的方式：

金钱、人数、知识

目光指向大屏幕快速阅读第一目注意：（1）必备条件：有共同利益（2）并非所有的利益集团都

是政治利益集团国家决策

利益集团

公民

（桥梁）局限性：通过游说，使少数人利益凌驾于多数人利益之上①要求完，记忆②完成探究活动③教材第60页虚线框

教学内容

2、影响政府的手段：直接游说；间接游说；游行示威；影响选举，承担法庭诉讼。

三、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

1、积极作用

桥梁

2、消极作用①只有少数利益集团对国家决策产生决定性作用。而代表劳动人民的众多利益集团影响力却很小。②利益集团作为公众参与政治的“中间人”，垄断了公众接近政府权利的途径。公民个人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被削弱了。③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很少有什么民主机制，大都为少数人所控制。④利益集团为政府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大多数的人民群练一练：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途径通常包括①支持或反对执政党的政策主张

②承担法庭诉讼影响最高法院的司法活动

③通过直接或间接游说影响总统或国会竞选④向议员提供专业知识或发表研究成果，影响公众观点A、①②③

B、②③④c、①②④

D、①②③④强调学习方法：一分为二；透过现象看本质名目繁多导致金钱决定少数人公众少数人金钱教学内容精讲点拨、学法指导

被财团利益裹挟的美国会计理论 篇3

2008年7月, 美国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将矛头指向美国会计准则, 认为第157号美国会计准则要求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 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形下, 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对资产按市价减计, 造成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 进而促使金融机构加大资产抛售力度, 从而使市场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 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 60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证监会 (SEC) , 要求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他们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银行作为基准来‘盯住’, 如果银行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的话, 金融危机就会消退”。

在持上述观点的各种势力的巨大压力下, SEC在2008年9月30日针对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方式发布了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仍然坚持第157号准则的原则, 并未暂停公允价值的使用, 只是要求企业在为资产确定其公允价值时, 如果该类资产缺乏活跃的公开市场交易, 则可以通过内部定价, 包括合理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其公允价值。具体来说, 指导意见有三层含义:

一是允许企业在没有市场数据作参考的情况下, 可运用内部模型或假定条件来估算公允价值;

二是要求企业在确定金融资产是否出现非暂时性减值时, 需要运用合理的判断;

三是指出在市场不活跃或交易没有秩序时, 经纪商的报价及定价服务不能反映市场交易价格, 因此交易价格在衡量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时可以作为一种考虑因素, 但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 应降低对其依赖程度。

循此, 全球其他会计机构及国家纷纷修改相关准则:

—IASB:继2008年9月30日、10月10日FASB两度发布不活跃市场中公允价值的应用指南后, 2008年10月13日,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火线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相关条款, 允许对非衍生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 而且史无前例地将其执行日期追溯至7月1日。

—德国:德国的新会计规则是可以将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以及区别定价, 以避免计提跌价准备, 从而在账面上可以实现利润。

—日本:日本于2008年10月16日宣布将审查市值计价会计准则, 允许企业根据买价重新估价证券。此举是为了保持证券资产稳定, 给经营赢得时间, 言下之意是要取缔公允价值。政府宣称2009年前完成政策修订, 提前放出消息以给予市场信心, 同时给企业一个过渡期。

—韩国: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 (FSC) 12月22日发表声明, 针对货币贬值产生的外债风险, 将考虑修改会计准则, 放松会计规定。允许大型企业与上市公司将外币资产等列为避险工具, 产生汇兑损失不列入当年盈利。小型企业可以按照年中的汇率来评估资产。通过对记账汇率的选择, 企业的部分资产将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 从而促进稳定, 同时影响企业的资金信贷渠道, 以达到给企业补血的目的。

上述以美国为先的各机构和各国, 对部分企业资产会计计量基础规定的相关修改, 实际上是部分地停止了金融资产计量的公允价值选择。美国此次停止对部分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 相关机构的理论解释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部分金融资产已经损失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前提: (1) 资产交易市场活跃; (2) 资产交易信息透明; (3) 资产交易理性而公平。上述前提实际上等价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 其交易市场应该是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事实是否如此?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找到理论上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

反观FAS157发布的当初, 2006年的美国金融市场是否就完全符合上述三大前提?答案是否定的或至少是不能肯定的。因为纵使在金融市场十分叫好的2006年, 人们也无法判断美国金融市场中交易的数万种金融产品中有多少能够完全符合公允价值的三大计量前提。相关机构, 特别是FASB不可能从实证的角度回答市场中交易的每一种金融产品的交易都是理性、公平的交易, 更不能保证当时的美国金融市场就是完全充分的竞争市场。根据后来美国投行界人士所撰写的以亲身经历为内容的对次贷危机的反思著作, 2005、2006年美国的次级债市场实际上已经是买卖双方都无法真正清楚其所交易的产品性能与风险特征的市场, 可以说至少是当时的美国次级债市场已经是一个无序市场。当时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大声说:次级债已丧失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事实上, 2006年美国的金融市场整体已经极度虚高, 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更不可能做到市场交易的理性。如果2006年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是整体理性的, 则不可能发生后来的次贷危机。如果市场是理性的, 也不可能发生2009年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恐慌性抛售。现在看来, FASB当初所设定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就是无法论证其正确性的纯理论假定。以这样的假定来指导现实经济的会计计量, 必然会发生问题。那么, 为什么FASB会出台基于这样一个假定的157号准则?分析美国几项重要会计准则的出台或修订过程就会发现, 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 实际上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财团利益所左右。这只手, 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呼风唤雨, 能人所不能, 对事关美国社会、经济事务的重大政策或制度的出台能够做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初为什么要提出以公允价值对多数资产进行计量, 根本的原因就是2001年3月至2002年3月, 美国经历了历时12个月的经济衰退, 在美国私人财团控制的美联储干预下, 运用货币政策并放松金融监管, 使得美国经济在2002年第四季度开始回暖, 当时美国各大财团的发财思路是, 为了快速提升自身财富, 必须在经济回暖时对自己控制的资产以公允价值市价计量, 这样会使金融市场走入:金融资产交易价格上升—金融资产持有收益增加—社会大众对资产的购买热情高涨—市场非理性购买升温—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上升—股东权益快速增加—财团拥有的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期望财富增长循环之中。由此, 由各财团的利益代表—国会相关议员开始对SEC和准则制定机构实施影响, 以理论上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求出台相关会计处理规范。

美国十大财团之一—洛克菲勒财团, 是银行资本控制工业资本的典型, 是以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垄断为基础, 通过不断控制金融机构, 把势力范围伸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美国最大的垄断集团。

美国“持枪权”论争中的利益平衡 篇4

美国“持枪权”论争的过程中最终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0年6月28日在“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政府”一案中以5比4的投票结果落下帷幕, 最终确认了美国公民的持枪权利。尽管以阿利托为代表的多数派表示禁止罪犯及精神病人持有枪支等多项法令合宪, 但美国公民不仅在联邦而且在各州市都可以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利拥有枪械。同时多数意见表示美国各地可以“依据当地需要和价值观念考虑, 设计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处理持枪问题”。从该“持枪权”论争过程中反映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个人自卫权和国家治安权力的利益冲突。从自然法学角度分析, 自由是个人的天赋, 人生而自由, 自由是人追求的最高价值, 也是衡量法善恶与否的革命性标准;但自由也需要限度, 需要尊重他人自由、社会和国家利益, 不得以个人无限自由来侵犯他人和集体的合法权益。

二、寻求协调:权利冲突的选择

美国“持枪权”论争也反映了个人自卫权和国家持枪权的冲突, 从“持枪权”的本质是美国联邦宪法赋予个人自卫权, 因为从美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传统来看, 美国居民时刻处于一种潜在的危险之中, 个人拥有枪可以有效的防止外来的不法侵害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也是个人自我防卫和安全意识的本能体现, 符合“人性”的本意;也许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治安权利发生冲突, 直观的表述即“美国人人都是警察”。但笔者从辩证分析法的角度思考, 认为二者不存在冲突, 应当是互补关系。公民“持枪权”反映了一种私权利, 私权利应当受到公权力尊重和保护。在美国持枪权的合法性论证及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政府”一案的判决中, 笔者认为从相对意义上实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及个人自卫权与国家治安权利冲突的法律平衡, 这一判决为以后枪支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和标准, 从而体现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相处, 从侧面反映了“私权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三、利益平衡:合乎法律的内在意蕴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 社会是一个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团体, 这里既存在利益的一致, 也存在利益的冲突。之所以存在利益的一致, 是因为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过上比他们孤立活动要好的生活;之所以存在利益的冲突, 是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不是漠不关心的, 而且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 而不是较小的一份。利益是一个中性词, 它分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 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等。现实之中之所以存在法律等诸多纠纷, 其中比较核心的因素是利益的纠纷。利益是权利的核心, 也是法律的归宿, 这一点可以从法律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法律的价值固然很多, 诸如自由、正义、秩序等。但从现实角度考虑, 法的价值也最终归结为利益, 利益如何分配、利益机制如何平衡、平衡利益时应当考虑哪些因素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对利益的合理平衡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纠纷。利益平衡机制的形成也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四、权利保障:基于公民自由的维度

在美国建国之初, 美国的国父们深受社会契约理论、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等古典自然法学家的思想理论影响, 建立了“美利坚众合国”, 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人们让渡的, 政府的职责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人的自由是天赋的, 而不是法律赋予的, 法律只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如果政府不为人民谋取福利, 人民有权收回权利并推翻政府的统治。故而, 美国国父们在制定联邦宪法过程中, 以联邦宪法形式规定人民享有持枪权, 认为这不是给美国政府以威胁, 而是更加有利于监督政府的行为来维护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这也是“个人自由”的体现。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大量滥用枪支造成人身伤亡事件的频繁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社会安全, 但并不意味着公民“持枪权”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犯罪不是“枪犯罪”, 而是“人犯罪”, 应当从分析犯罪者的主观动机、犯罪心理及客观环境等综合因素来考虑犯罪及社会危害, 枪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犯罪的便利工具, 但不是唯一工具。因此, 可以从规定持枪者的诸多法律条件来规制持枪者的行为, 而不是通过“禁枪”来实现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安全。

五、结语

从美国持枪权论证的思考中, 它本质上是私权利和公权力的论证过程, 从德沃金《认真看待权利》分析权利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权利, 它是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政治王牌, 是要求保护的道德主张, 也是对抗政府的理由。我们应当树立和坚定“权利本位”的理念, 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美国持枪权的论争彰显了美国人民对权利的捍卫和信仰, 也是对美国联邦宪法的忠贞和信仰。也许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一书中经典之句最可概括本文论题的初衷——“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

摘要：2010年6月28日美国“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政府”一案最终肯定了美国公民的持枪权利。“持枪权”的论争反映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一个优秀的判决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利益平衡之上。对权利的捍卫与信仰需要每一位公民用自己的践行去解读。

关键词：持枪权,权利冲突,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美国高校利益 篇5

关键词：农业利益集团,公共政策,比较

一、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成功

农业被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受到美国政府极大的重视。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利用了政府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通过游说、施压、示威等行动对国会两院、总统和农业部门施加影响, 获取议员和政府官员的政治支持, 从而获得对国会有关农业的法案施加影响的机会, 在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 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发挥着极大的影响作用。以下以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对苏农产品贸易问题上影响政府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政府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苏农产品贸易以及对苏粮食禁运。1971年, 尼克松破除了美苏农业贸易的障碍, 在取消粮食出口许可证的同时, 还取消了运输粮食的船只中美国只必须占到50%的规定。在贸易正常化期间, 苏联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 导致美国粮食库存量大大减少, 而这又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的飙升, 通货膨胀加剧。至此美国政府先后出台政策对苏进行贸易限制。例如1973年, 尼克松总统的限制大豆贸易运动;而在1974年, 时任总统福特在农产品难以满足国内需求, 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 提出了事先申报制度, 使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被遏制。这些做法触动了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不断向政府施压——各大农业州爆发了抗议和不满情绪, 农业州的参众两院议员和关心农业的人们开始直接向政府施压, 要求恢复对苏的贸易。在这种压力下, 时任副国务卿的查尔斯·鲁滨逊于于1975年前往苏联斡旋, 并最终达成了粮食五年规定。

二、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

在中国, “三农”群体占全国人口的70%, 但是除政府以外, 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目前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专业化合作组织, 但大多流于形式且规模太小, 或异化为政府职能部门 (有的就是由政府直接牵头举办的) , 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公共决策参与权或话语权。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正式当今中国农民利益得不到很好保障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至今中国没能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呢?其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首先从传统农业的自身特点看, 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模式, 呈现出分散性和封闭性的发展状态, 这种特点不利于建立系统的组织, 难以形成具有规模的农业利益集团。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伊始, 为了尽快走上工业现代化的道路, 政府做出了对传统农业强制无偿剥削的抉择。当现代产业的发展不再依赖剥削农业时, 传统的工农城乡利益分配早已形成并且早已根深蒂固, 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状, 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利用原有的权利谋取自身利益, 并以新的形式侵占农民的利益。除了以上原因外, 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因素, 例如在立法机关中农民代表比例很低而不利于制定出有益于农民的相关政策等。因此, 要切实维护中国农民的利益, 解决好“三农”问题, 应该像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学习:建立一个全国性综合农业利益集团和一些专业性农业利益集团。

三、论述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通过比较分析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影响国家政策上的成功与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而使农民群体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影响甚微, 可以看出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具有很大影响。具有规模且有号召力的利益群体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制定, 并使之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本集团成员的利益。而规模小、号召力弱的群体则很难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大的作用, 并且很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利益, 从而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其积极方面体现在:不管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利益集团都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发展。因为利益集团能够把分散的个人力量组织起来, 并凭借其拥有的资源、知识和组织优势, 有效疏通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充分表达利益集团诉求, 有利于整合公民的利益表达, 促进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沟通, 从而实现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其弊端体现在: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决断, 有失公平与公正。

结论

利益集团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力强大的利益团体能够左右政府的决策, 而实力弱的利益团体也在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努力奋斗, 这种利益团体间的博弈现象客观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所以一国要区别对待强弱势利益集团, 均衡社会利益集团的发展;理顺政府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关系, 强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权威, 避免出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实力强大利益集团的左右或控制的现象, 保证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参考文献

[1]徐振伟, 翟菁.1970年代美苏粮食贸易的双层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0 (5) , 81.

美国高校利益 篇6

关键词：美国农村教育,利益集团,发展策略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但据我国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显示:农村边远地区教师数量不足、补充困难, 教师学科结构矛盾突出;农村教师工资、福利及生活条件水平亟待提高;农村中小学校因资金短缺, 办学条件急需改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 同时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国家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障碍。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而同时, 美国多元化利益集团也积极指引、影响和协调, 在农村教育问题研究、教育立法、师资培训等更广阔的领域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成为推动农村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此我尝试以新的视角审视美国利益集团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策略, 以期对我国社会力量推动农村教育发展有所借鉴。

一、美国农村教育发展现状概述

据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基金会 (Rural School and Community Trust) 系列调查报告《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12》 (Why Rural Matters, 2011-12)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 美国960万学生进入农村学区, 占公立学校学生数的20%以上, 另外180万学生进入那些没有被划归农村的农村学校学习, 合计占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23%以上。而且, 美国农村教育的规模和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2000年到2009年度, 农村学区招生增长比例超过22%。全国公立学校招生增长数的70%来自于农村学区。在那些进入农村学区的学生中, 有五分之二居住在贫困地区。招生数的增加在南部和西南部大多数的农村各州尤为显著。[1]农村公立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 使得原有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这些变化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美国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利益集团的对策

(一) 学生辍学现象普遍存在。

1. 问题

据农村教育问题的多项研究, 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已经在美国各州非常普遍, 而且愈演愈烈。辍学的学生群体主要有:低收入学生;在经济发展不景气社区内极度隔离学校的学生;无家可归学生;进入贫困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落后者, 等等。这其中, 经济条件差和地域隔离成为了最为突出的原因。研究者普遍认为:辍学问题首先影响到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另外, 辍学者对自身未来经济收入和对国家税收造成影响;辍学增加了健康开支;辍学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辍学降低了参与民主投票或公民活动的能力和机会。由此看来, 辍学不仅是学生意愿的表达, 对个人终身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而且从长远看, 更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稳定、社会公共秩序安定。因此, 辍学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 对策

(1) 创建合作型社区教育环境, 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美国自立国起, 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传统已经成为公民社会的精髓。全国性非营利组织“面向未来之职业” (Jobs for the Future) , 在解决农村学生辍学问题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该组织倡导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 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为学生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学习机会, 制订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积极地干预和支持创建合作、学习型的校园气候, 大大降低了违纪行为学生的比例;该组织参与学校课程改革, 为学生设计双重大学课程学习、双重的中学课程学分的策略, 以帮助那些辍学学生赶上并顺利完成中学学业。在该组织的努力推动下, 各州教育决策者认识到:辍学问题本质上来源于为每位学生提供合格教育的公平信念的缺失。每个社区、每所学校理应积极认识并应对这个问题, 否则美国公共教育体制仍然可能对大多数弱势孩子造成继续伤害。[2]

(2) 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减轻经济负担。

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贫困, 是导致其他一切教育问题的源头。向学生提供资助, 帮助低收入家庭学生走出困境是美国众多基金组织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重要策略。例如:利奥诺·安尼伯格奖学金项目 (Leonore Annenberg Scholarship)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公共政策中心主持, 利奥诺·安尼伯格基金组织资助。有幸获得奖学金者将获得四年他们在美国任何一所获得认可学院或大学开支的全额资助, 并且每位奖学金获得者在项目选择、申报、为大学做准备的各个环节都配有知识渊博、有强烈责任感的学者指导。这一举措, 使一部分处于困境中的优秀农村学生卸下了经济包袱,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选择, 帮助他们重新对未来树立自信。[3]

(二) 教师工资偏低, 造成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流动频繁。

1. 问题

农村学区地域偏僻、专业隔离、教学条件差等因素, 使农村学区在教师市场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但是低工资却是影响农村学区对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吸引力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据美国教育数据中心统计, 2007—2008年度, 公立中小学全职教师年平均工资 (底薪) :城市教师为51, 200美元, 农村教师为44, 000美元, 所有教师平均工资为49, 600。[4]而且, 农村教师工资随着地域的差异、各州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学区的规模差异, 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这就造成农村教师尤其是高质量教师分布的不均衡。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NCLB) 中要求到2005—2006学年末, 每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都必须“非常合格”, 即持有教师资格证书或经州教育部门认可的人员, 教师必须在其所教学科上证明自己的教学能力, 并具有硕士学位的要求。地方教育当局出于自我保护原因, 认为保留低水平教师和雇佣没有经验的教师, 可以降低成本。因此, 农村教师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 教师队伍的质量进一步降低。高需求的科目或专业领域教师:如双语教师、数学教师、科学教师、特殊教育教师更为稀缺。于是多学科教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他们为多学科和多年级服务, 并承担课外职责, 身心疲惫, 职业怠倦感日益加强, 造成教师队伍流失严重、频繁更替。从美国全国范围内看, 教师流动率为15%, 农村地区教师流动率有时高达30%或40%, [5]使农村学生难以获得稳定、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2. 对策

(1) 加强组织领导, 为学校补充优质人力资源。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师专业化运动, 一直在致力于解决教师队伍的数量与质量问题。“为美国而教” (Teach for America, TFA) 是美国一个颇有影响的非营利性组织, 它在农村教师优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走在了前面。该组织通过招募优秀人才执教、为领导活动投资等策略使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获得优质教育。[6]据美国媒体报道, 2009年全美共有3.5万名不同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申请TFA的400名教师岗位, 其中哈佛、普林斯顿等常青藤名校的学生占到申请人数的11%, 竞争异常激烈。幸运者经过5个星期的暑期培训后, 再被派到全美各地的薄弱社区学校执教两年。近20年来, TFA项目已经向美国条件艰苦的26个学区派出了两万多名教师。美国舆论认为, “为美国而教”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美国欠发达地区学校输送了优秀教师, 更在于它肩负消除美国教育不公平的使命, 造就了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7]

(2) 植根社区文化, 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求。

教师教育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农村教师的教育质量。据美国学者Barker和Beckner对美国教师教育项目和机构的调查, 在众多的教师教育项目中, 关注农村教师教育的不足2%, 只有28%的机构有关于农村教育的课程安排, 只有3%的机构拥有涉及农村教学的科目。[8]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基金组织强烈支持为农村学校量身定做的社区教育, 为农村教育者提供延展的、专业的发展活动。其特点在于:根植于特定地域的历史、环境、经济发展和文化;社区即学习的内容;侧重于重要的社区问题的解决;社区成员在教学过程中建立起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教育通过促进对具体内容的深度思考、作为研究者与学者的持续性学术工作、满足或者超越州或当地绩效标准, 恰恰能够和联邦NCBL高质量的要求并行不悖。

(三) 教育投资严重不足, 学校生存陷入困境。

1. 问题

美国对全国公立义务教育不分城市和农村, 基本拨款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专项拨款, 一种是基本资助拨款, 即公式拨款。采用公式拨款旨在考虑学区在教育需求和教育财政能力方面的差异, 主要用于维系学区与学校的基本运转, 体现公平性。但公式拨款作为主要的拨款方式, 常常忽略非常小的农村学区。因为公式拨款是在学生人头数的基础上分配的, 这种拨款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 但农村学校本身学生少, 还要维持昂贵的交通和设施维护开销, 在扣除这些之后就没有多少钱用于工资、材料和仪器了。[9]1980—1993年间的学校合并运动虽然对此有所改善, 但终因并校不增资, 农村社区环境并无根本改善, 反而徒增交通负担, 浪费学生时间。[10]在一些农村社区, 农村学校经常需要承担超越教育孩子义务之外的其他功能, 这些都增加了学区的运行成本, 小规模学校正常运行更加举步维艰。

2. 对策

(1) 积极影响政府决策, 改善农村学区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典型的分权制框架下的地方自主发展的财政制度, 维持着地区间巨大的不平等, 并进一步导致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机会与教育结果的不平等。[11]在2000年前, 美国800多农村县区和4400多个遍布全国42个州的国家林区学校, 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木材销售收入, 而木材销售市场萎缩, 直接威胁到林区学校的生存。2000年,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 (NEA) 向议会发起并最终获得通过《保障农村学校及社区自治计划》 (The Secure Rural Schools and Community Self-Determination program) 项目, 该项目确保林区内学校获得稳定的资金流, 摆脱了众多孤立的农村学校关闭的困境。该项目至2008年已经期满。2008年9月, NEA运用便捷的信息渠道, 2008年10月, 《保障农村学校及社区自治法案》 (The Secure Rural Schools and Community Self-Determination Act) 作为公法中一部分得到重新授权。新的法案使学校每年可增加10万美元专项拨款, 用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12]

(2) 利用权威研究成果, 为决策者敲响警钟。

美国利益集团能够对政府决策产生强有力的制约作用, 不仅在于他们选择有效的组织策略,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强大的专业研究团队, 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详尽的调研, 进行客观评价, 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从而为决策者敲响警钟, 推动问题解决的进程。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基金会, 一直致力于美国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研究。自2000年起, 该组织开始对全国50个州的农村教育情况进行研究评估, 从2001—2011年, 每两年发布一次主题为“为何农村事关重要”的评估报告。该系列揭示了农村公立学校及学区的优先政策需求, 描述了农村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面临的挑战并能做出及时政策调整[13]。

三、启示

中国农村教育尽管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差异, 但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共同的问题。为了改善农村教育现状, 我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 农村教育改进计划的实施, 在遭遇地方财政不利和地方政府执政低效等条件影响下有时事倍功半。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了众多非政府组织, 他们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鉴于此, 美国利益集团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策略, 可以为社会力量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提供若干启示。

(一) 政策引导。

美国多元化的利益集团植根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土壤, 美国宪法给予了利益集团存在的巨大空间。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也催生了众多利益集团, 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教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 是近20年来我国一直追求却未能实现的目标。国家应在政策上予以积极引导, 形成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集团自身利益和国家教育收益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二) 法制规范。

利益最大化是利益集团最大的目标追求, 这种狭隘性就使得集团利益之间、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避免。因此, 《社会力量教育投入法》应该成为规范利益集团教育行为的重要保障, 通过法律的途径使得利益集团的利他行为获得法的肯定, 并以法的形式使支持教育的行为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与推广。

(三) 利益倾向。

利益集团逐利的本性, 使得在面对促进教育发展“可为”与“愿为”两者之间进行取舍。应该引入完善的激励机制, 为利益集团支持教育行为实行一定的利益倾斜, 使集团价值在社会公益行动中得到体现, 自身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并有效地激发集团的社会责任感, 使集团价值取向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导向。

(四) 信息反馈。

美国利益集团运用极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发达的信息沟通渠道, 激发了社会民众参与教育的热情。而我国教育研究成果往往只是教育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专利, 民众信息渠道不畅通导致社会力量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集体失语。我认为, 加强信息沟通与反馈, 对于利益集团积极的教育行为应及时获得公众肯定、有害行为得到有效监督和遏制。

美国高校利益 篇7

随着科学活动和社会越来越多地相互渗透,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引起了许多国家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确保评议专家不存在利益冲突,成为同行评议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科学共同体规模相对较小,科学规范不健全,研究经费较少,加之我国向来被视为人情大国、关系社会[3],因而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也更为严重。2011 年由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结果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遇到过利益冲突情况[4]。当潜在的利益导致或可能导致一个人公正地执行其义务时将会产生利益冲突,[5]利益冲突是一种状态和倾向,本身还不一定是一种行为,如果处理恰当,并不必然导致不公正。但是,一旦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不公正,将会造成多方面的危害: 首先会对申请人及其科学研究造成伤害,其次会对申请人、评审专家、资助机构之间的契约及信任关系造成伤害,另外还可能给评审专家、资助机构提供利益寻租的机会,造成科研腐败和不端行为,进而会危害整个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6]。然而,“同行评议栖息在一个黑箱里,躲避着公众的视线”,同行评议是一个非常隐秘的程序,这个程序所有的环节都是不透明的,并且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干扰[2],这也不难理解对于同行评议中利益冲突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下简称NIH) 成立于1887 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医学研究与资助机构。NIH全部预算超过80% 以竞争性研究基金,用同行评议的方法进行分配,有一套严格而成熟的评审体系。NIH非常重视利益冲突的管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利益冲突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经验。深入剖析NIH利益冲突管理体制机制及其规律,以期对我国科学基金同行评议制度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十分必要。

1 NIH的利益冲突管理法律制度体系

关于利益冲突的管理,美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法律体系,从法律到机构规章以及就某一问题发布的详细手册,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共同指导和规范着同行评议参与者的行为。

1. 1 国家层面的法律

美国国会于1978 年通过了旨在保持并提高政府及官员从政廉洁性的 《政府道德法》,其中包含防止利益冲突的内容,1989 年该法修订为 《道德改革法》。依据这两部法律成立的联邦政府道德署制定了相关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于1992 年颁布了 《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该法首次规定了适用于所有行政部门公务员的统一的道德行为标准,在礼物、财务利益冲突、职责冲突、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并附上了几十个判例,较为详细,更具有操作性。联邦政府道德署于1993 年、2002 年和2011 年分别对该法进行了修订[7]。此外,美国各州政府制定了廉政准则和道德规范。

《美国法典》第18 卷11 章 “贿赂、贪腐和利益冲突”部分,与贿赂、贪腐一起提出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行为,规定禁止任何官员或雇员通过任何形式亲自并实质性参与到与本人、配偶、子女、合作伙伴有财务利益关系的特别事务( 208 条) ,并规定了具体处罚措施,对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将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定数额的罚款,或者两者并罚,而对于蓄意实施构成犯罪的将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最高25 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并罚( 216 条) 。

通过不断的完善,美国逐步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由于法律的普遍性,上述法律规定的“利益冲突”内容不仅适用于政治活动等领域,适应于所有的联邦机构,同样适用于NIH及其同行评议活动,对此NIH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

1.2联邦政府层面针对同行评议利益冲突的专门法规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 《研究基金申请和研发合同项目的科学同行评议》[8]( 下简称 《同行评议条例》) 编入 《联邦法规》第42 卷的第52h部分,对NIH同行评议的相关定义、同行评议组的构成、组建与运作、利益冲突、评议标准等事项做了规定。指出参与同行评议活动的政府工作人员应遵守 《美国法典》第18 卷、 《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 以及相应的行政命令,有实际利益冲突和表面利益冲突的评议专家应予以回避,除非适用于豁免的情况。 《同行评议条例》使NIH同行评议工作有了法定的工作方针和原则,为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管理提供了依据和目标导引。

1. 3 资金资助机构层面的操作细则

《NIH利益冲突管理规则: 对NIH基金申请和研发合同项目评议专家的通知》[9]( 下简称 《利益冲突管理规则》) 派生于 《同行评议条例》,详细规定了评议专家( 包括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 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义务,对评审专家可能遇到的利益冲突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描述,并对每一种情况提出了详细的利益冲突处理措施。

《修订政策: NIH基金与合作协议申请的初级同行评议的利益冲突管理》[10]( 下简称 《修订政策》)及 《更正通知》[11]针对 《利益冲突管理规则》的内容进行具体的解释,基于 《同行评议条例》 的规定,进一步指出作为公职的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经常参与NIH初级同行评议过程,这些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始终服从规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律制度。适用的法律和条例包括 《美国法典》 第18 卷第201—206 节,政府层面的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道德行为标准》, 《联邦法规》 第5 卷第2634、2635、2640 部分,以及机构具体规定,如 《卫生部工作人员道德行为标准补充》,《联邦法规》第5 卷第5501部分。

《评议专家指南》[12]是同行评议活动的操作手册,其中要求评议专家在评审活动之前检查所有待评的申请,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表面利益冲突。如果觉察到冲突或对于冲突存在疑问,应立即联系评审官员。《联邦评议专家利益冲突评估指南》[13]和《评议专家利益冲突指南》[14]( 前者针对政府雇员的评议专家,后者针对非政府雇员的评议专家) 对《利益冲突管理规则》 中利益冲突的内容进行了简化,以图表的形式清晰地展示了各种利益冲突情形,描述了当利益冲突发生时,评审专家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三个文件更方便评议专家实践操作。

《利益冲突会前保证书》[15]要求评议专家在评议之前签署,表明评议专家本人已阅读过 《利益冲突规则》,核查了需要评议的基金申请或合同项目的目录,保证其本人已遵循相关的财务披露和道德行为要求,已披露了与申请项目之间所有可能的利益冲突,并知悉若存在实际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必须请求从评审中退出,除非道德官员授予豁免或批准。《利益冲突会后保证书》[16]要求评议专家进一步保证在评议过程中,没有参与评审自己明知存在利益冲突的申请项目。这两份保证书分别要求评议专家在评议活动之前和结束之后签署,使得基金资助机构和评议专家之间形成了书面的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2 利益冲突的界定

《同行评议条例》 将利益冲突分为 “表面利益冲突”(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of interest) 和 “实际利益冲突” ( real conflict of interest) 。 “表面利益冲突”是指评议专家、其近亲属或专业合作人在评议专家和评议管理人员知晓的申请中拥有经济或其他利益,这种情况会引起一个正常人质疑参与该评审的评议专家的公正性; 相关评议管理人员将评估和判定该种利益是否会影响评议专家对该申请的评议。“实际利益冲突” 是指如评议专家所承认的或 《同行评议条例》所描述的,并且如管理人员所判定的,评议专家已知其本人或其近亲属、专业合作人在某申请中有经济或其他利益,这项利益可能会影响评议专家对该申请的评议。如果其本人或其近亲属、专业合作人存在下列情况,评议专家将面临实际利益冲突: ( 1) 从正在评议的申请中已经收到或能够收到一笔无论数额大小的直接经济收益; ( 2) 直接经济收益除了源于正在评议的申请外,已经或能够从申请机构、申请人或主要研究者那里收到合计超过每年10000 美元的经济收益,该数额包括酬金、费用、股票或其他经济收益,也包括评议专家已经持有的股份的现值。NIH主任会在发布通告和征求意见之后,定期适当修改金额的临界值; ( 3) 可能会影响评议专家评议该申请的其他利益。无论涉及的经济或其他利益的程度大小如何,只要评议专家感到无法提供客观的建议,他必须要求将自己从所评议的申请中撤换下来。

《修订政策》 中对利益冲突的含义予以进一步解释,指出: ( 1) 关于表面利益冲突。当非政府工作人员评议专家及其近亲属、专业合作人在评议专家和管理人员知晓的申请中拥有经济或其他利益,这种情况会引起一个正常人质疑参与该评审的评议专家的公正性,此时表面利益冲突就发生了; 当政府工作人员评议专家参与基金申请评议时,一个了解相关事实的正常人会质疑该工作人员在该事项中的公正性,此时表面利益冲突就产生了。这可能发生在该事件对工作人员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可能产生直接或可预测的影响时,或者在该事件涉及某人,而工作人员被认为在团体中与此人有完全覆盖关系或者是该事件中团体的代表时。政府工作人员与以下人员存在完全覆盖关系: 他/她寻求商业或经济联系的个人或组织; 近亲属; 雇佣工作人员配偶、父母或受抚养孩子的实体; 工作人员配偶担任官员、董事或其他职位的组织; 以及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的任何组织。( 2) 关于实际利益冲突。当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在申请中存在可能会影响其对申请进行评价的利益时,利益冲突就发生了; 当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评审经费申请,该申请对其个人或相关人的经济利益存在直接或可预测的影响,他就有了利益冲突。相关人包括工作人员的配偶、受抚养的孩子、一般合伙人,以及该工作人员担任官员、受托人、董事或一般员工的非政府实体。

3 利益冲突类型及处理措施

NIH将利益冲突分为以主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专业关系、针对 《申请须知》 的申请、评审小组成员6 大类型,并对每种情况作了详细的阐释。规定了每种利益冲突情况的处理措施,包括即退出评议组或不担任职务,离开房间或不能评审。《联邦评议专家利益冲突评估指南》和 《评审专家利益冲突指南》对处理措施作了详细和直观的描述。

( 1) 经济利益。如果评议专家或其近亲属、专业伙伴存在下列情况,则视为存在经济利益冲突:从正在评议的申请中已经收到或能够收到一笔无论数额大小的直接经济收益; 已经或能够从申请机构或主要研究者那里收到合计超过每年10000 美元的直接经济收益。评议专家与申请存在直接经济利益的要求退出评议组或不担任职务。

( 2) 雇佣关系。评议专家是申请机构或主要研究者的全职或兼职含薪雇员或正协商雇佣事项,则认为其与该机构或主要研究者的申请存在实际利益冲突。评议专家需离开房间或不参加评议。

( 3) 以主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包括以下情况: 项目总监/主要研究者或多位项目总监/主要研究者中的一位; 在申请中被列为高级人员/关键人员、项目主任/现场总监/核心负责人、其他重要贡献者、合作者、顾问的个人。这些情况要求评议专家退出评议组或不担任职务。

( 4) 专业关系。专业关系构成的利益冲突包括以下情况: 在此之前的三年内,评议专家与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合作、合著过出版物或者指导培训过他们; 与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正在合作、正在协商合作或者正在准备申请项目或发表出版物; 为申请奖学金或事业发展资金的申请人或候选人写推荐信;为申请人写表达支持的信件; 在被评申请或其主要研究者的顾问委员会工作; 在会议基金的申请中作为发言人; 担任项目或研究人员的数据与安全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在申请人所属机构兼职情况。评议专家与申请人等相关人员存在专业合作关系的需离开房间或不参加评议。

( 5) 针对申请须知的申请。在针对申请须知而提交的申请中,主要参与人员或者受到有关的某限制条款约束的政府雇员,将不能评审该申请书或者其他针对申请须知的申请书。这种情况需退出评审小组或不担任职务。

( 6) 评审小组成员。一般来说,经常见面的评审小组对于评审其中一位组员的工作或许不会那么客观。这种情况下,组员的申请书或者以主要参与人员参与的申请将由另外一个合格的评审小组评审。此外,在反复执行任务的特别评审组中经常任职的个人的申请或将该人作为主要参与人员的申请,将会使该特别评审组的评审产生表面利益冲突。科学评审官员需要监视这些情况以防出现表面利益冲突。

4 豁免制度

《同行评议条例》规定了 “主任”( 指NIH主任或其他被授予相关权利的官员或工作人员) 提供利益冲突豁免的权力,即对某些需要撤销评审专家资格的情况,NIH主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影响评议过程和结果公正客观的前提下,为评审专家提供豁免。具体规定: 如果主任判定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保证专家建议的合适性,而且该实际利益冲突并不足以影响评议专家所提建议的公正性,主任可以搁置与实际利益冲突相关的任何要求。任何表面利益冲突都将导致评议专家的撤换,除非主任判定评议难以开展且该评议专家的参与不会使评议过程的公正性受损而提供豁免。NIH主任应该就哪些利益将构成实际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定期向负责管理评议工作和评议专家的评议官员提供指导。

这种豁免制度充分体现了NIH同行评议工作的灵活性。毕竟,随着学科日渐细化, “小同行” 越来越难以寻找,这也是同行评议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之一。利益冲突的回避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同行评议的公正性,但是如果因不确定的利益冲突使胜任的评审专家进行回避,导致待评申请因为其评审专家专业能力的不足而遭到不公正评审的情况,未免得不偿失,NIH豁免制度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同行评议条例》规定了以下几种豁免的情况:

( 1) 评议专家在申请人所属机构任职或兼职的,如果主任判定评议专家所在机构不会显著影响另外一个部门,则不存在实际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

( 2) 如果没有其他合格的拥有该项专业知识的评议专家,而该项专业知识对于保证评议的胜任性与公正性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主任可以授予豁免,允许其担任评议专家,评议与其没有冲突的申请。

( 3) 如果主任判定关于特定的申请,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保证专家评议的合适性,而且该实际利益冲突并不足以影响评议专家所提建议的公正性,主任可以豁免。

( 4) 如果判定评议难以开展且该评议专家的参与不会使评议过程的公正性受损,主任对任何表面利益冲突提供豁免。

《更正通知》 在 “管理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部分例外情况中指出以下几种豁免的情况:

( 1) 申请机构。列在申请中的科学评议组成员,与该申请机构没有其他隶属关系,如果其他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已经解决,可以参与评议该申请机构的其他申请。

( 2) 多部门机构。对于非联邦评议专家,如果本人所在部门不会显著影响另一部门,并且其他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已得到解决,若多部门的学术机构、医院、健康中心、研究机构以及不同的NIH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和联邦机构的不同部门/学院足够独立的话,其中在科学评议组任职的某一部门雇员可以评审来自另一个部门的申请。

( 3) 以次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如果其他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已经解决,在申请中以次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在没有豁免的情况下,可以评议科学评议组中的该申请和其他申请。科学评议官员将对涉及次要专业角色的情况逐个予以评估。

5 结语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NIH在同行评议活动中形成了全面利益冲突管理体系,具有较成熟的经验,相关做法为完善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提供了借鉴。

5. 1 NIH利益冲突管理的经验

( 1) 规章制度体系健全,严格依法管理。对于利益冲突的管理,国家层面颁布了 《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 《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以及 《美国法典》 的 “贿赂、贪腐和利益冲突” 部分, 《修订政策》指出参与同行评议活动的政府工作人员需要服从上述法律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联邦政府发布的 《同行评议条例》,对NIH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的定义、回避事项、豁免要求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规定。NIH制定的 《利益冲突规则》详细规定了评议专家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义务,全面描述了评议专家可能遇到的利益冲突的类型。为了便于操作,NIH制定了 《评议专家指南》,规定了利益冲突的处理步骤、措施等要求,并在 《联邦评审专家利益冲突评估指南》和 《评议专家利益冲突指南》中以图表的形式予以更清晰地展示和描述,更加便于操作。 《利益冲突会前保证书》 要求评议专家在评议之前明确自己的利益冲突状态,《利益冲突会后保证书》要求评议活动结束后检视并确认评议过程中的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可以看出,NIH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指导和规范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 2) 对利益冲突进行明确、详细的法律界定。NIH 《同行评议条例》 将利益冲突分为 “表面利益冲突”和 “实际利益冲突”,并分别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修订政策》中予以进一步解释,指出对于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和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具体会发生表面利益冲突和实际利益冲突的情形。 《利益冲突规则》 中则进一步细化,详细列举了各种利益冲突类型。对利益冲突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为有效的利益冲突管理奠定了基础。

( 3) 注重可操作性。基于国家层面和联邦政府层面的法律规定,NIH明确了各相关人员在利益冲突管理中的职责,制定了详细的利益冲突管理细则,规定了每一种利益冲突类型所对应的处理措施。完善的制度体系,详细的操作细则,基金资助机构管理人员、评议专家明确的职责分工,加之利益冲突类型清晰,易于判断,使得NIH利益冲突管理制度体系可操作性非常强,能保证利益冲突管理取得较好效果。

( 4) 全过程利益冲突管理,涵盖同行评议活动各个环节。NIH实行两级评审制度,第一级评审对申请项目的科学性和技术问题做出评判,由学术评审组承担。第二级评审机构由各研究中心的国家咨询委员会承担,对通过一审的申请书的整体水平、研究目的、基金预算及一审意见进行审核。评审结束后,各研究中心的项目官员会进一步讨论两级评审的推荐意见,最后由研究中心主任做出最后的资助决定。学术评审官员承担具体的学术性评审工作,不参与资助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学术评审组、国家咨询委员会和各研究中心之间互为倚靠,同时也相互制衡,这种评议体制能够对利益冲突起到有效的防范作用。

另外,NIH要求评议专家在评审活动之前检查所有待评的申请,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表面利益冲突,如果觉察到冲突或对于冲突存在疑问,应立即联系科学评审官员。并签署 《利益冲突会前保证书》,保证已经披露了与申请或研发合同项目之间所有可能的利益冲突。同时要求在会议期间,如果评议专家与某申请存在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该评议专家在申请被评价和评分时必须离开房间。评议活动结束之后,要求评议专家签署 《利益冲突会后保证书》,进一步确认并保证本人没有参与评审自己明知存在利益冲突的申请。这些措施能保证有效规避同行评议全过程、各个环节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情况。

( 5) 全员利益冲突管理,全面覆盖同行评议中的利益相关人员。首先, 《修订政策》 分别规定了NIH科学评审官员、身为政府工作人员和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职责。NIH要求这些政府工作人员除了要服从同行评议过程的一般政策之外,还需要始终服从规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复杂法律制度,详细指出了适用的法律和条例。在操作性的规定方面,也是将公职人员与非公职评议专家分别提出要求。其次,对利益冲突类型的界定,除了评议专家与申请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之外,也涵盖了诸多间接关系,如与申请者所在机构的关系,与申请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等。另外,利益冲突包括了实际的利益冲突,也包括了可能影响评议公正性的表面利益冲突。这样,NIH利益冲突管理全面涵盖了公职人员和非公职评议专家,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构成的利益冲突,实际的和表面利益冲突,实现了全面的利益冲突管理。

5. 2 对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利益冲突管理的启示

NIH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是较为成功的,由于国情、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基金资助机构无法照搬其做法。但在分析借鉴NIH利益冲突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基金资助机构的利益冲突管理。

( 1) 重视利益冲突的管理。同行评议是国际上通用的科学资源分配模式,在我国基金资助活动中也逐渐得到普及。然而即使在同行评议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对其公正性的质疑也一直在持续,其中最大的指责就是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我国目前科学规范尚不健全,研究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导致科技资源竞争激烈,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2 年平均资助率仅为19. 24% ,加之我国普遍重视人情和关系的特殊国情,因而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更为严重。但是我国基金资助机构普遍对利益冲突不太重视,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和防范措施,现有的一些规定也较为简略。国外实践表明,如果处理得当,利益冲突并不必然导致不公正,而不及时处置,则会产生多方面的危害,影响科学基金使用效率和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应充分认识利益冲突管理的重要性,尽早着手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 2) 摸清利益冲突类型。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多数未对利益冲突的内涵进行界定,科技部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中规定,评审专家发现与项目或项目申请者存在利益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关系的,应当回避,但是并未进一步指出具体哪些利益关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规定了三种应当回避的利益冲突类型,即: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是申请人、参与者近亲属,或者与其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评审专家自己申请的基金资助项目与申请人申请的基金资助项目相同或者相近的; 评审专家与申请人、参与者属于同一法人单位的。但现实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显然不止这几种。相对于国外的利益冲突情况,我国科研活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可能更为复杂。因此,客观研究科学基金资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本质,明确界定其含义,摸清利益冲突的类型,了解其具体情形,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制度和措施加以管理,是当前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 3) 完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体系。我国并没有专门的防范和治理利益冲突的法律,与之相关的多是意在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如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 《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这些法律并没有关于 “利益冲突” 的表述,且约束对象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包含政府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若以此来防治利益冲突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缺乏上位法的情况下,想一蹴而就制定完善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显然不太现实。2007 年国务院公布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规定了三种应当回避的利益冲突类型,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过的 《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规定了工作人员需要回避的三种情形,这是制定我国利益冲突管理制度的有益探索。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应结合自身情况,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先掌握当前面临的突出的利益冲突情况和类型,适时纳入相关法律法规范围,然后逐步改进和完善,制定利益冲突管理的细则,明确相应的处罚措施,增加利益冲突管理的可操作性,最终形成完善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体系,使得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 4) 逐步形成全面利益冲突管理体制。第一,利益冲突在同行评议的全过程、各个环节均可能发生,资助机构在评审专家遴选环节,应筛选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 评审活动开始之前,应督促评审专家检查和披露与所评审项目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 在评审过程中,如果发现利益冲突,应及时按规定处理;评审结束之后,应要求评审专家进一步确认是否有效规避了利益冲突。第二,同行评议活动所有利益相关人员均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管理还应该全面涵盖同行评议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机构和人员,包括基金资助机构、申请机构、管理人员、申请人、评议专家等。第三,应关注同行评议活动中各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复杂性,除了注意评议专家与申请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之外,也应将诸多间接关系纳入利益冲突防范的范围。将同行评议活动全过程、所有利益相关主体、整个关系网络均纳入利益冲突管理范围,形成全面利益冲突管理体制。

摘要：从法律制度体系、对利益冲突的界定、利益冲突类型及处理措施、豁免规定等方面,深入剖析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管理体制机制及其规律,总结了其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经验,以期对促进我国科学基金同行评议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美国高校利益 篇8

在美国, 推进大数据是不太难的, 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对于技术主义的推崇是强有力的助推器, 而推进政府的数据开放则是十分困难的, 每前进一步的各种斗争很是曲折, 原因在于政府首脑或者政府部门的观念、意识、既得利益以及资本俘虏政府、党派利益之争等等无时不在阻碍数据开放。深究其背后的真正问题, 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以外,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才是核心, 不仅政府如此, 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更是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缺失问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道德风险, 其本质是公众企业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只有利益没有责任约束带来的。

二、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治国”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启示

借力于数据开放, 美国政府部门的创新性管理活动给社会大众的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便利,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回观国内, 大数据的建立还比较艰难, 政府数据开放则更是难上加难。建立和开放数据难, 一方面在于中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发育状态, 我们的工业和信息技术还比较落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有着同样的问题, 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没有解决, 制造信息不对称是共同的特征。因此,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诸多矛盾, 提出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型的迫切命题。

在信息化社会, 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 而其传递的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政府从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向管理和服务并重的角色转变。为有力应对日益复杂、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变革力度。可以说, 信息化发展对政府创新活动提出了强烈诉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以上分析, 我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治国”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启示意义不仅在于以数据开放启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更在于破除官僚主义的既有利益格局。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 不破除利益之争, 难以真正实现政府数据开放, 驱动政府管理创新。

(一) 破除官僚主义的既有利益格局

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内部对部门及个人利益的追求, 最终偏离了公共利益。管理创新是对原有利益的重新切分, 甚至会导致原有利益的失去。为此, 各部门为了保存各自的利益, 而不愿意改变现状或者创新。而这种现象的背后, 隐藏着的是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缺失, 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

那么, 如何实现政府人员行政从满足个人利益向实现公共利益的转变呢?责任就是主体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唯有“责任先行”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必须要从切实落实政府作为公众代理人的责任入手, 让政府行政人员有主动搞创新的意识、动力、能力以及行动力。

(二) 以数据开放驱动政府管理创新

以“数据开放”理念引领政府创新活动的开展。政府开放数据, 才能有效落实政府行政职责。当前, 政府部门应当从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着手, 开放数据, 创新政府管理活动。比如, 加快食品安全信息、环境质量信息、交通安全信息公开, 让人们及时地、真实地了解身处的现实环境, 以合理规避不必要的安全、健康风险, 以责任之心服务公众, 这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应有的行为方式。为此, 我国政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1. 推广信息技术应用, 以提高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要紧紧抓住对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理念、素质、能力的培养。因为, 只有抓住“人”的核心要素,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内在创新动力, 才能真正保证政府创新政策的贯彻执行。

2. 政府机构设置和办事流程需进一步优化, 以应对信息化发展的新要求。

一方面,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的层级, 由科层制向扁平化方向转化。科层制由于不能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政治基础、不能满足信息化社会的公共服务范围, 缺乏多元化的应对能力等缺陷, 使得社会要求倒逼科层制政府必须进行改变。信息技术给政府扁平化带来了技术可行的前提, 可以加快政府角色转变, 从而更加突出服务性。同时, 权利下放到最基层, 正是承认责任与权利同在。当基层行政人员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时, 就会更努力工作并投入更多的创造性。

3. 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合力推动数据开放。

在我国, 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趋势已初步显现, 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力量不容忽视。如同拥有一定公司财产所有权的职工比只是领薪水的职工对公司更尽心尽力, 当社区、社会被授权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时, 它们可能就比那些依靠外人提供服务的社区、依靠政府提供服务的社会更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搜集、提供、开放各类、各种尺度的数据, 以供人们开发利用数据的潜能,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个人发展。

总之,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需要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数据开放为手段, 驱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

摘要：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美国联邦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极大提升,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受到利益集团的频频反对、阻挠, 究其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内部各大集团的利益之争, 阻碍政府开放数据,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借鉴美国发展的经验, 处于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的转型期的中国, 要顺利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型, 必须努力通过制度机制的改革, 破除各利益集团的束缚, 以责任之心行政, 提供良好的公共基本公共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数据开放,官僚主义,既得利益,委托代理机制

参考文献

[1]涂子沛.大数据[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