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妇女（精选5篇）
美国妇女 篇1
张生珍的《她们的舞台:当代美国妇女剧作家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美国当代妇女剧作家的著作。作者将美国妇女戏剧的发展史以社会变革为分界点,梳理、归纳了美国妇女戏剧的发展历程以及各个阶段的特点。她指出,美国妇女戏剧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连,“社会思潮的流变促成文学的繁荣。而文学作品中刻画的现实又促使人们对社会文化思潮进行重新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种族、性取向有差异的妇女剧作家的艺术创作既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产物,也是对社会历史语境的再现。”(p12)
按照该书作者的阐述,在美国妇女戏剧的发展初期,女权运动尚未兴起,妇女剧作家的作品体现着明显的地域意识和文化传统。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和贝思·亨利(Beth Henley)两位白人妇女剧作家的作品中显现了美国南方的地域意识:她们的作品不仅以美国南方为大背景,更是处处透露着南部的社会文化意识,塑造出深受南方文化影响的妇女形象——有深陷家庭牢笼的南方妇女,也有挑战男权的妇女。此外,她们的剧作之中还蕴含着“当时美国南部战败之后又要保持尊严”(p34)的荒诞性。美国少数族裔妇女剧作家的作品中则闪现着民族意识。拉美裔剧作家中贡献最大的玛丽亚·伊瑞妮·福尼斯(Maria Irene Fornes)不仅在戏剧创作中成就斐然,而且创办了拉美戏剧作家实验室,团结了一大批拉美裔剧作家。非裔妇女之间的共性使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构建和重建历史与身份,她们的创作展示了黑人女性主义美学原则。洛兰·汉丝贝丽(LorraineHansberry)的作品反映出复杂的黑人种族问题,苏珊·洛莉·帕克斯(Suzan-Lori Parks)的作品则揭示出黑人种族的历史创伤。华裔妇女剧作家的作品传达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身份的追问,例如林小琴的《纸天使》(Paper Angels,1991)和《苦甘蔗》(Bitter Cane,1991)探讨了华裔在美国生存的艰难困境,书写了华人女性的文化创伤和记忆。
对于女权主义兴起之后的美国当代妇女剧作家,作者更为深入具体地阐释了她们作品中清晰的政治意识。参与政治活动的妇女剧作家“用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责任感及使命感书写妇女自己的故事和民族的历史”,她们“将妇女个人的成长深植于美国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历程之中,尤其是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衰退,着重刻画了女性如何在外界力量左右下既保持独立自我又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艰难历程”(p109)。作者以犹太裔妇女剧作家温迪·温瑟斯坦(Wendy Wasserstein)的作品为例,围绕上述观点展开论述。她指出,温瑟斯坦“笔下的女主人公从大学毕业、追求职业、人到中年的历程构成彼此的续集”,其作品呈现出“妇女运动对个人生活的影响”(p127)。此外,作者还以玛莎·诺曼(Marsha Norman)等人为例,阐述了这些妇女剧作家对包括母女关系在内的妇女关系的探索。玛莎·诺曼的作品大多揭示了复杂的母女关系,有些作品直接表现了母女之间的冲突和艰难交流,另一些作品则表现了“具有母女关系特征的妇女关系”(p142)。除了表现在女权运动背景下妇女对个人发展的追问以及对妇女关系的探索外,当代美国妇女作家对妇女性别身份的关注也是该书的焦点之一。作者概述了同性恋妇女剧作家的剧本,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同性恋题材和恋童癖等问题。
更有意义的是,作者将研究拓展到这些作品的艺术特色。在作者看来,她们的作品不仅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运用了丰富各异的艺术形式。与同时代男性剧作家的创作相比,这些当代美国妇女戏剧的创作手法毫不逊色。此外,该书的附录提供了研究当代美国戏剧的珍贵资料:一是“妇女剧作家创作大事记”,整理了从1665年至2013年美国戏剧发展史上妇女剧作家的创作历程;二是迄今为止主流美国戏剧奖的获奖名单,包括普利策奖、纽约剧评奖、托尼奖和奥比奖。
《她们的舞台:当代美国妇女剧作家研究》着力探讨了美国妇女剧作家的政治思想、创作风格、艺术特色以及对文学史的贡献。这部作品的问世,不仅将美国妇女剧作家的名字和作品系统性地载入了史册,也是国内首次把目光聚焦在这样一群被忽视的作家群体之上。作者重现了美国当代妇女剧作家自己的声音,也为这群一直不断努力、顽强生存在戏剧内外的妇女剧作家们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现的舞台。
科克伦：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篇2
科克伦来了，麦登吃惊了。从没有女人胆敢闯进报社的办公室，麦登干脆地说：他的报纸从不雇用女人。科克伦据理力争，麦登只得让步，建议她写些花边新闻。科克伦拒绝了，她坚持要写严肃体裁的文章。麦登又让步了，但他要求科克伦必须用个男人的名字。科克伦再次拒绝。正在两人争执不下时，报社的一个小伙计走过，吹着美国民歌大师斯蒂芬·福斯特的流行歌曲《内莉·布莱》，科克伦灵机一动，便用内莉·布莱做了笔名。
科克伦开始做妇女没有做过的亊，她到工厂、医院、救济院去采访。
一次，她在一个制瓶厂找到了个工作，在老鼠乱窜的车间里，科克伦与女工们一天干14小时的活。为了挣到5美元，她们每星期得干满6天。女工们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向她倾诉她们的疾苦。科克伦仔细听着、认真记着，她所写的揭露文章震動了匹兹堡。
19岁时，科克伦到墨西哥去采访。在那里，她写贫困，写吸毒，写政府的腐化，这一切触怒了墨西哥政府，她被迫离开墨西哥回国。回国后，她继续写，告诉美国人民墨西哥妇女的遭遇。
没多久，科克伦去纽约，在约瑟夫·普利策办的《世界报》里当了记者。
美国当时存在的一种工资低，劳动条件差，残酷剥削工人的小工厂——“血汗工厂”。她看到一家纸盒厂在报上的招工广告，便去了，并被雇用了。于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她被关在只有煤气灯照明的小屋里干活，厂里不少工人是12岁的女工。头两个星期，她们是没有工钱的。这样，工厂经常只雇用她们两个星期，然后再解雇她们，分文不给。科克伦又以她那犀利的笔，写出揭露文章，并敦促法律要保护这些女工。
科克伦以自己的勇气，为美国妇女争取了不少荣誉和权利。但她并不因此而满足。她还要征服更大的世界。
1872年，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了著名的畅销小说《80天环游地球》。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斯·福格经过各种困难，用了80天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科克伦宣布她要打破这个纪录，《世界报》同意支持她。就这样，1889年11月14日早上，科克伦从新泽西州出发了。
不顾狂风暴雨，不畏疾病骚扰，科克伦不停地走着，不间断地给《世界报》发回电报和信。全国的民众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好奇注视着这个女孩子。美国欢腾了，有人为她写书，有人为她唱歌。多少种鲜花，多少列火车，多少匹赛马都以科克伦命名。当她抵达旧金山时，成千上万的人到码头上去迎接她。在乘火车横跨美国时，每到一站，人们都热烈地欢迎她，在堪萨斯州，甚至有人让她竞选州长。
她回来了，经过72天，她回到了新泽西州的码头。她创造了环球旅行的新纪录。美国妇女为她感到自豪。新泽西州的州长就此说：“美国妇女再也不会受人歧视了，她们将被看做是有决心的，有独立精神的，并能在任何情况下照料自己的人生。”
此后的一生，科克伦也一直在为改善美国妇女的地位做斗争。她自己办了报纸，还经营了工厂。后来她的工厂倒闭了，她又回到纽约，在《纽约晚报》当了名小记者。
1922年，伊丽莎白·科克伦去世。她的一生为美国妇女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激励一生的小故事》 编著：杨雪）
美国妇女 篇3
关键词：美国,肯定性行动,黑人妇女,平等就业
关于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分期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观点。学者们大多认可20世纪80年代以前“肯定性行动”形成与发展的成果, 而彼此间最大的差异主要是如何认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以来“肯定性行动”的走向。一些人认为,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肯定性行动”受限时期, 甚至有人提出里根时期“肯定性行动”趋于终止;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该时期是“肯定性行动”的从“优待”走向“平等”。[1]纵观各方学者的观点, 笔者赞同杨超在《美国“肯定性行动”中黑人就业政策研究 (1965—2000) 》一文中对“肯定性行动”的两分法, 即认为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是“肯定性行动”的发展时期, 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时期是“肯定性行动”的调整时期。[2]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 20世纪“肯定性行动”的实施对美国黑人妇女的平等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她们摆脱就业领域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一、“肯定性行动”的形成与发展
1961年3月肯尼迪总统签署了第10925号行政命令, “要求政府合同商采取‘肯定性行动’确保就业申请者不因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来源而受到歧视。”[3]由此拉开了“肯定性行动”的序幕。
1965年, 约翰逊总统发布了11246号行政命令, “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联邦就业中为所有合格的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禁止在就业中因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来源进行歧视。”[4]提出了相应的监督、管理、制裁的规定。11246号行政命令标志着“肯定性行动”的正式出台。为确保11246号行政命令的贯彻执行, 劳工部在11246号行政命令颁布后, 设立了联邦合同履行办公室, 负责执行该命令。两年后, 约翰逊总统颁布11375号行政命令, 规定:“政府在联邦就业和政府合同商就业中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禁止基于种族、肤色、信仰、性别和民族来源进行歧视。”[5]从而将反对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纳入到“肯定性行动”中。而后, 尼克松将“肯定性行动”推向高峰, 在福特、卡特总统时期, “肯定性行动”继续发展。
尼克松总统时期, 将“肯定性行动”的实施空间范围从联邦扩大到州和地方。为进一步促进平等就业, 1968年, 联邦履行办公室对拥有5万美元或以上金额的政府合同商和分包商提出保证“肯定性行动”实施过程中的目标和时间表, 从而达到就业平等的目的。第二年, 尼克松承认“目标和时间表”的合理性, 从此也使“肯定性行动”走上了配额制道路。1969年尼克松发布11478号总统行政命令, “禁止在联邦就业中以种族、肤色、性别、信仰和民族来源为基础的歧视性行为”。[6]1970年, 联邦合同履行办公室将“目标和时间表”扩大到了妇女。“这个规定要求有50或更多雇员的联邦承包商, 将得到至少5万美元的联邦基金以进行‘肯定性行动’, 以使在工作中实行少数族裔比例代表制。”[3]而后的福特、卡特总统继承尼克松总统“肯定性行动”, 使“肯定性行动”得以发展。
自约翰逊至卡特政府时期, “肯定性行动”之所以得到发展, 主要是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相互配合的结果。《1964年民权法》可谓是国会在黑人等少数族裔权利问题上迈出了划时代的重要一步。1972年, 国会又通过了《平等就业机会法》, 将实施范围扩大到联邦机构, 并强调增加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比例。1977年, 国会通过了针对少数族裔企业的预留金条款。并颁布对少数族裔企业实行预留金计划的《1977年公共工程就业法》, 促进了少数族裔企业的发展。这是国会在推动“肯定性行动”的典型立法。
与此同时, 最高法院也积极配合总统和国会在“肯定性行动”上的贯彻与执行。1954, 最高法院沃伦大法官在布朗案中宣布, 之前普来西案中在学校实行的“隔离但平等”原则违宪, 这是最高法院以平等为原则处理黑人民权事物的里程碑。在司法判决上, 最能体现最高法院立场的就是1971年“格里格斯诉杜勒电力公司案”。该公司为提高劳动素质, 要求对黑人和白人的学历进行测试, 但黑人普遍学历明显低于白人, 在测试中处于劣势, 由于种族歧视, 只能在低薪酬的岗位上上班。因此, 黑人起诉了杜勒电力公司, “下级法院认为, 测试并没有违反《公民权利法案》, 没有歧视意图, 但被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9]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以全体通过的票数支持“肯定性行动”, 为日后“肯定性行动”的贯彻实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1978年的巴基案和1979年的韦伯案, 都是最高法院推动“肯定性行动”的重要事例。
自约翰逊颁布实施“肯定性行动”以来, 通过行政、国会、最高法院三权配合下, “肯定性行动”得以发展, 并在尼克松时期达到顶峰。但由于越南战争以及对外政策的受阻, 使20世纪70年代后期, 保守主义逐渐抬头, 而配额制引发的争议也使白人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他们认为这严重违反了美国一直以来“任人唯贤”的就业环境。直到20世纪80年代, 里根上台, 一直到克林顿时期, “肯定性行动”开始进入了调整时期。国会与最高法院也对“肯定性行动”采取保守倾向。
里根政府时期, 实施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较少, 主要有1983年的促进少数族裔商业企业的发展计划, 12432号行政命令, “指导并监督少数族裔企业, 以促进其发展。”里根强烈反对“肯定性行动”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配额制, 并限制法院朝着有利于“肯定性行动”的方向发展, 而布什时期在“肯定性行动”上可以说是无所作为的。面对反对“肯定性行动”强烈的呼声, 以及70年代的经济危机, 政府在减少财政赤字, 减少政府支出这一现实基础上, 从试图挽救美国经济这一目的中的政策考量, 从而没有继续扩大“肯定性行动”。
因此, 里根、布什时期, 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并不是退缩, 而是根据美国国内情况进行调整的一个过程, 两位总统保留“肯定性行动”, 并适时调整“肯定性行动”对促进少数族裔的政策, 这也可以说是为更好的贯彻执行“肯定性行动”的一种手段。到了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 在美国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思潮……使反对‘肯定性行动’的运动从纯然限于保守主义者范围进而成为美国主流政治文化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4]同时, 加州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大, 但克林顿作为民主党人, 又很想巩固与黑人和劳工的关系。总之, 面对政党利益, 克林顿时期对“肯定性行动”也采取了中间式的道路, 对“肯定性行动”作出调整。并对“肯定性行动”提出了“修正而不终止”原则。
调整时期的国会和最高法院也一改往日积极支持“肯定性行动”的态度。“从立法部门看, 在相关的立法中, 大大减少了预留额的数目。”[5]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罗斯福老新政班子到尼克松时期已趋于瓦解, 尼克松时期, 他希望解除老新政联盟, 但在做法上, “采取的战略不是对着干, 而是消化吸收、以其人之道攻其人之心。”[5]到了里根时期, 由于美国经济问题, 很多民主党人极力支持里根的保守主义。民主党和共和党界限已逐渐缩小。而克林顿时期, 共和党占上风的国会, 民主党分化, 因此, 在限制“肯定性行动”上, 国会显得积极而有力。克林顿虽以民主党身份入主白宫, 但在很多政策上采纳了共和党人的意见。究其原因, 就在于:一方面, 自1994年开始, 共和党就在国会中处于优势, 另一方面, 里根布什时期, 就存在支持共和党的民主党人, 克林顿时期, 这一情况依然存在。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共和党在国会占上风。
最高法院也紧随总统和国会的步伐, 在1986年甘特诉杰克逊教育局案中, “最高法院以5:4通过反对杰克逊教育局为试图保持白人和黑人教师平衡, 而聘用一名黑人教师同时解雇三名白人教师的做法。”[6]从此, “肯定性行动”进入被“严密审查”。最高法院这一举动的原因在于, 在里根任期内, “总统在反对‘肯定性行动’上语言很强硬, 但没有签署一项制止或终止‘肯定性行动’的行政命令, 总统和他的司法部门希望由最高法院来完成反对‘肯定性行动’这个工作。[7]1995年, 最高法院在审理阿达让建筑公司诉佩纳案中, 确定了对所有联邦预留金计划进行“严格审查”。“桑达那法官指出, 平等保护是针对‘个人, 而非群体’。”[8]最高法院在“肯定性行动”判决中, 保守倾向逐渐加强。
总之, 在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总统时期, 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积极配合, 使“肯定性行动”得以快速发展。但“肯定性行动”实施中对白人造成的“逆向歧视”问题, 使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总统开始对“肯定性行动”政策进行调整, 同时, 国会和最高法院也开始一改往日积极支持的态度。
二、“肯定性行动”发展时期的政策效果
1960年, 黑人妇女从事的工作还主要是仆役、社区专职以及家庭服务工作。随着“肯定性行动”的实施, “黑人妇女已摆脱了家庭佣人这个职位范畴, 这是与她们紧密相连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作。1965年, 有30%的黑人妇女是女佣, 到1977年, 这个数字下降到9%。”大量的黑人妇女从家庭服务业中走出, 进入白领工作, “1965年, 所有就业的黑人妇女中, 有24%是白领工人, 而白人妇女中的白领工人是62%。到1981年, 黑人妇女的这个百分比上升到46%, 而白人妇女只上升到66%。”[9]262从1965到1981年, 这十六年中, 在白领工人这一职位, 白人妇女仅上升了4个百分点, 而黑人妇女则上升了22个百分点。大量黑人妇女进入白领职位, 到1981年, 黑人妇女中将近一半成为白领工人, 大量黑人妇女进入这一曾经被白人妇女占据的职位, 充分说明, 在与白人妇女的工作职位对比中, 种族歧视这一因素已逐渐淡去, “肯定性行动”在消除种族歧视, 促进黑人妇女平等就业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与黑人男性的比较中, 在职位分布上, 1975年白人男性、黑人男性、白人妇女、黑人妇女在白领、蓝领和服务及农场的就业对比表 (%) 。[10]
由此可知, 不论受过低于四年教育还是高于四年教育的黑人妇女, 在白领职位中, 均高于黑人男性的百分比。在白领中, 性别歧视因素已经不构成影响黑人妇女在白领工作中的重要因素。
收入上, 由于黑人妇女的女性身份, 使其工资长期以来都低于黑人男性。“1965年, 黑人妇女的平均收入是黑人男性的50%, ”[9]248到了1980年, “黑人妇女的平均收入是黑人男性的76%。”[11]黑人妇女的平均工资从黑人男性工资的半数上升到1980年高于黑人男性平均工资的3/4, 由此可见, 在性别上, 黑人妇女与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作为影响就业差距的因素逐渐减小。1967年的11375号行政命令在致力于减少性别歧视问题上, 对黑人妇女来说, 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黑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 1969年, 黑人妇女雪莉·齐泽姆成为首位众议院议员, 并在1972年参加了总统竞选提名。卡特时期还任命了一名非洲裔女性进入内阁。
在就业状况方面, 很多已婚和年长黑人妇女走出家庭, 投入到社会工作中。从就业结构上看, 黑人妇女进入了几乎所有的职业领域。由于“肯定性行动”, 使黑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之, “肯定性行动”实施后, 与白人妇女对比, 大量黑人妇女涌入高薪工作岗位, 明显改善了黑人妇女的就业结构。并在相关技术领域中与黑人男性就业人数相同。这样的现象, 在“肯定性行动”实施前的一百余年中是不曾出现的。这充分说明, “肯定性行动”在缓和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中对黑人妇女的积极作用。
三、“肯定性行动”调整时期的政策效果
虽然“肯定性行动”在这一时期进行了调整, 但在促进黑人妇女平等就业上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迟至1960年, 1/3的黑人就业妇女从事清扫住宅的工作, 只有极小比例的黑人妇女从事典型的白人妇女的白领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 约有半数的黑人妇女从事白领工作。”[2]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得到明显的缓解, 平等就业效果显著。
在与黑人男性比较中, 从收入上来看见 (见下表2) 白人男性每周收入中位数从1983年到1991年增长了122 000美元, 与此同时, 白人女性增长120 000美元, 黑人男性增长81 000美元, 黑人女性增长92000美元。黑人女性的工资增长幅度到1991年虽然低于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 但高于黑人男性, 由此说明黑人妇女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有所提升, 性别因素在影响黑人妇女就业中比重下降, “肯定性行动”在促进就业平等中成绩显著。
从职位分布上, 黑人妇女在与黑人男性的比较中可知, “肯定性行动”在减少性别歧视上进一步发挥的作用, 见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 黑人妇女在管理和专业类工作中的百分比明显优于黑人男性。黑人妇女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先前被黑人男性占据的白领和蓝领工作。“肯定性行动”在就业中在减少性别歧视问题、促进黑人妇女与黑人男性平等就业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黑人妇女在职位中与白人妇女和黑人男性的比较从表4可以看出, 在白领职位中, 黑人男性和白人妇女白领职位占总体蓝领职位的比例不变, 但白人男性比例下降了3个百分点, 而与此同时, 黑人妇女上升了1个百分点。蓝领职业中, 白人男性和白人妇女蓝领职位占总体蓝领职位的比例有所下降, 黑人妇女在蓝领中的比例有所上升。由此可见, 黑人妇女在白领职位中比例上升说明美国社会对黑人妇女能力的认可。“肯定性行动”在促进消除黑人妇女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起到了的作用, 在促进黑人妇女平等就业问题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政府机构中, 黑人妇女平等就业也取得了可喜成绩。“1970年, 全美国选出了50位黑人市长, 到1984年超过200位, 其中还包括几十位黑人女市长。”[15]1992年, 黑人妇女·卡罗尔·莫斯利·布朗竞选成为美国首位参议院议员。充分显示了“肯定性行动”在政治领域促进黑人妇女平等就业的效果。
“肯定性行动”对黑人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具有划时代积极作用的。在该政治实施前的二战, 可谓极大地推动了黑人妇女就业机会。但即便是在急需劳动力的二战, 黑人妇女仍在工作中处于与白人妇女隔离状态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但自“肯定性行动”实施以来, “结果显示, 黑人妇女更加容易的进入传统上是白人妇女和黑人男性的工作领域, 并不再受到隔离。”[12]从此改变了黑人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正如, 戴里克·贝尔 (Derrik Bell) 认为, “在‘肯定性行动’实施的三十年来, 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肯定性行动’促进了非洲裔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并且黑人妇女取得的进步大于黑人男性。”[16]
在就业上, 黑人妇女除了种族和性别之外, 被雇主排斥在就业岗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学历低, 反过来, 学历低的重要原因就是黑人妇女因种族和性别因素受到美国各类院校的歧视, 很少有院校愿意接纳黑人妇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使她们在就业上处于劣势。但在“肯定性行动”发展和调整时期, 伴随黑人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极大地促进了黑人妇女在高等教育的比例。推动了黑人妇女平等就业的机会。
1965年, 获得大学或更高学历的黑人妇女百分比低于黑人男性, 到了2000年, 黑人妇女获得大学或更高学历的百分比高于黑人男性4个百分点。到2000年, “肯定性行动”实施三十多年中, 获得大学或更高学历的黑人妇女上升了12.2个百分点, 高于黑人男性0.8个百分点。直接反映出黑人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为其平等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妇女 篇4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旗下拥有奥的斯电梯、开利空调、西科斯基直升机、普惠飞机发动机等多个著名品牌和产品。该公司目前在华投资额超过4.5亿美元，共有30多个合作、合资项目。联合技术公司不仅向中国市场投入了巨额资金，为中国市场提供技术领先、质量上乘的产品，而且十分注意支持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公益性项目，多年来为高校和社区赞助了不少公益性项目。此次，为配合北京市政府再就业工程的实施，经对外友协提议，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再次慷慨出资，为失业妇女提供免费培训，使她们能够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从而帮助她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该项目一方面解决了失业妇女的生活问题，一方面也为当前社会紧缺的一些职业市场如家政、保姆等提供高素质的人员。
朝阳区是北京第一大区，失业妇女基数较大。朝阳区政府特别注重失业妇女再就业工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仅在2004年上半年，该区有超过6000名失业妇女接受职业指导。朝阳区职业技术学校受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专门为失业妇女提供免费再就业培训机会，针对失业妇女的性别特征和群体特点，结合社区就业岗位需求情况，提供家政服务、母婴护理、家庭护理、美容、美发、手工编织、插花、保洁、保健按摩、计算机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培训期8天到两个半月不等。培训合格者可以获得全国统一颁发的各类职业技能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几年来，该校采取企业定向培训、对口培训等多种灵活方式，培训后再就业率达60%以上，学员分布在各个岗位。
此次朝阳区失业妇女可在街道职业介绍所就近报名，选择培训专业。街道职介所向学校进行推荐，学校在培训前与部分企业提前签订定向培训协议，以保证培训学员的上岗率。此外，学校将专门设立奖学金，为培训期间表现优秀、有继续深造潜力的学员提供进一步免费培训的机会。
此次捐款项目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倡议，由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牵头联系，并共同组织实施的。1996年，为充分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赞助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对外友協专门成立了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资助各项有助于人民福利、社会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活动。截至2002年底，该基金会接受的国内外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总计达4000万元人民币（约500万美元）。
美国妇女 篇5
一、对“黑人妇女”的界定
黑人妇女内部有明确的阶级划分, 在运动之初, 怎样看待黑人群体内的中产阶级黑人妇女是很重要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来分析的话, 中产阶级黑人妇女和底层黑人妇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一般来说, 成为中产阶级就会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同样, 中产阶级黑人妇女可能会用白人的标准来压迫黑人妇女。
当代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活跃的中产阶级黑人妇女身上发现了阶级偏见, 虽然声称“俱乐部运动”是公平对待所有阶级的妇女的, 但在实际过程中, 底层黑人妇女还是受到了中产阶级的压迫。到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时期, 黑人妇女内部的阶级划分依然明确, 而大多数迫切希望解放, 需要争取权利的是生活在底层的黑人妇女, 因此, 本文中对黑人妇女的界定就是底层黑人妇女。
二、黑人妇女和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
白人妇女主义强调的是所有妇女之间的联系以及共同合作, 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联系。奴隶制时代北方的白人妇女接应“地下铁路”的黑人妇女并营救她们。自19世纪以来, 南方的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就已经联合起来, 开始试探性地走向合作。到了20世纪60年代, 有少数的白人妇女支持黑人民权运动, 黑人英勇的斗争激发了不少白人学生的激情。
黑人妇女对第二次女权主义的兴起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次女权运动, 白人妇女的斗争经历都放在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上, 她们在20世纪60年代才认识到“私人的即是政治的”, 开始不仅关注公众领域的男女平等问题, 也关注到了婚姻和家庭中的性别歧视。而黑人妇女则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 她们对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认识较早。
与黑人男性相比, 黑人女性与白人家庭的接触较多一些。家务劳动使黑人妇女能够接触到白人的精英家庭, 她们能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白人家庭, 所谓旁观者清, 自然就看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她们看出了白人统治团体的实际行为和所谓的“尊重妇女”存在矛盾。因此她们的一些论述和一些看法促进了白人妇女的惊醒, 对她们认识到家庭中的性别歧视有促进作用, 客观上也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三、第二次女权运动中, 白人妇女同黑人妇女的差异
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同第一次一样, 是由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发起, 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主力的。但是她们一再声称, 为所有妇女谋求解放和权利。但是美国妇女是由不同阶级, 不同种族的妇女组成的, 处在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妇女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在文化传统、阶级地位和生活经历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她们对剥削和压迫的定义便有很大的差别, 斗争目标和内容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别。
首先, 争取权利的内容不一样:美国的第二次女权运动是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发起的。她们追求的大多是平等的人权、反对性别差异, 强调两性的差异性, 她们大多从理论上追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追求理论的高度。而这一时期的黑人妇女情况则要复杂很多, 她们大多需要赚钱养活家庭同时还要做家务抚育儿女, 然而仍然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生活仍然异常清苦。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得到保障, 又怎么会去追求精神高度的自由呢?必然导致了其斗争目标的不同。
其次, 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是那些权势人物的妻子、女儿、情人等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 她们傲气的运动可以名正言顺地让政府将资金转入到他们的运动中来。但是她们对黑人妇女的情况十分陌生, 不够了解, 因此必然不能够满足黑人妇女的要求。
四、黑人女权主义及其影响
黑人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争取建立低收费托儿所, 使一些贫困的母亲可以外出工作;反对政府对黑人妇女实行非自愿的节育手术以及医学界把他们当成试验品的行为;争取社会福利基金来改善本社区的福利设施,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争取堕胎权;建立社区保健机构, 向贫穷妇女提供廉价或免费妇、产科服务;精神上要求加强对本民族妇女历史的研究。
虽然黑人女权主义对女权运动的批判稍有偏激之处, 但进行批判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妇女之间的差异。黑人女权主义者强调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是不同的群体, 认为妇女运动不应该把自己建立在一个“妇女受压迫”的虚假性假设上。她们指出所有女权主义流派的共同缺陷是她们的成员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关心的是中产阶级自己的事情, 而忽略了第三世界、下层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面临和关注的问题;而这两个群体所面临和关注的问题是相差很大的。
到后来黑人女权运动者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批评也被白人女权主义者所吸收, 黑人女权主义促进了女权主义的修正和改良, 这主要体现在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关注上。因此, 黑人女权运动促进了第二次女权运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展, 广大黑人妇女的参与扩大了女权主义的定义。
同时, 一些白人女权运动者逐渐意识到, 黑人妇女的总体表述与总体女权运动的发展由于多有相通之处, 许多白人妇女投入到了对黑人妇女的研究中去, 这些研究成果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权运动理论的完善。
另外, 黑人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结合起来也能造福双方。例如, 在全国反家庭暴力联合会中, 白人妇女就和黑人妇女联合起来, 共同为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争取女性的平等而付出努力。
由于黑人妇女身份的特殊性, 她们在女权运动的第一天起就肩负起了种族主义的艰巨任务, 导致她们跟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有不同的斗争纲领和斗争方式, 但二者又不可能完全互相脱离, 她们的斗争又是相互促进, 共同进步的。于是, 在这个过程中, 黑人妇女便形成了独特的黑人女权主义, 取得了一定的斗争结果同时也促进了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南开大学历史系主编, 1977.
[2]帕梅拉.麦克维 (美) .世界妇女史下1500年至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