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妇女（共5篇）
甘肃妇女 篇1
0 引言
就业结构的变化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发生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之一。从结构演进趋势理论看, 最早注意到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 配第定理揭示了结构演进的基本方向, 但未能看到结构变动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内在关联。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 通过统计分析和研究, 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和结构变动的内在联系, 他的结论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各个国家人口的就业结构将不断发展变化, 先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然后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且他指出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
我国学者研究发现,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无论从就业构成还是从产值构成看, 都是与配第·克拉克定理基本吻合。妇女人口是总人口中的一部分, 本文运用了统计分析法, 以甘肃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 研究了甘肃妇女就业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 验证甘肃妇女的就业结构是否也存在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 同时找出妇女就业结构变化的一些特殊性。
1 现状描述
我们对甘肃省87个县的各行业人口的统计可发现如下规律:
(1) 从总量上看, 甘肃妇女就业面窄, 职业层次低。从甘肃妇女在业人口的产业构成看, 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甘肃妇女的大部分就业人口沉淀于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构成较低的第一产业 (如表1) 。1990年, 甘肃有53个县的妇女的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在90%以上, 2000年仍有40个县的妇女的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在90%以上。同时, 从平均水平看 (表1) , 1990年, 第一产业女性就业人口占女性总就业人口的比率是85.77%;2000年, 这个数字下降到83.66%, 下降了2.11个百分点。
(2) 从地区的差异来看, 各地区妇女产业构成存在很大差异 (如表2) 。
甘肃较发达地区如兰州市城关区的妇女就业结构排列顺序依次是“三、二、一”, 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一致, 而比较落后地区如临夏东乡回族自治县妇女就业结构是“一、二、三”。这与我国其他学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即经济越发达,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例愈小。
同时从变化幅度上看, 经济较发达地区兰州市城关区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 妇女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产业就业比例下降了2.78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就业比例下降了16.8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上升了19.59个百分点;而经济比较落后地区如临夏东乡回族自治县妇女就业结构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 妇女就业结构变化幅度较小, 第一产业就业比例上升了0.01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就业比例仅下降了0.03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仅上升了0.01个百分点。
(3) 三大产业就业人口的男女性人口比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2)
首先, 从平均水平看, 随着经济发展,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男女性别比由103.66 (女=100) 上升到104.37, 略有上升;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的男女性别比由190.36上升到201.56, 也略有上升;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的男女性别比由201.61, 下降到153.87, 呈下降趋势;即相对于男性人口由更多的妇女人口在第三产业的就业, 这是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的。
2 甘肃省各县妇女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影响因素的选择
2.1.1 非农业人口比重 (X1)
非农业人口比重是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近几十年中, 我国的城乡人口的统计口径变化较大, 用户籍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不能真实反映甘肃各县的城市化水平, 因此我们用非农业人口比重去代表各县的城市化率。由于人口向城市集中, 能为妇女从事非农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岗位, 因此妇女非农产业就业比例与该地的城市化率应该为正相关关系, 但这个结果有待检验。
2.1.2 妇女受教育年限综合均值 (X2)
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教育能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使劳动者更能从事农业产业以外的更为复杂的职业。因此, 妇女的非农产业就业比例与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应为正相关关系, 但这个结果也有待检验。
2.1.3 妇女的文盲率 (X3)
由于甘肃教育事业发展落后, 各县的劳动人口中有一定量的文盲人口, 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县, 文盲率越高, 而且妇女人口的文盲率相对更高, 妇女受到未识字或识字不多的限制, 阻碍她们进入更高层次的职业部门, 因此, 妇女文盲率与妇女非农产业就业比率应为负相关关系。
2.1.4 人均GDP (X4)
在引言中, 许多学者已经发现了各国人均GDP与劳动力就业结构有很强的对应关系。甘肃各地的人均GDP与妇女非农产业就业比例也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这个结果也有待检验。
2.1.5 人口的自然增率 (X5)
因为妇女人口承担了人类繁衍的任务, 如果一地的人口增长率很高, 妇女的生育率也应很高, 妇女接受教育或从事家务劳动以外的机会就会减少, 从而妇女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就会下降, 该结论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2.2 相关分析
通过对2000年甘肃省各地区的数据分析, 发现甘肃妇女非农产业就业比例, 妇女受教育年限综合均值, 该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 妇女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数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比重, 各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以下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表3) , 甘肃省妇女非农产业就业比例与该地的非农业人口比重的相关性最高为0.9777, 其次是该地的人均GDP, 相关系数为0.865058, 再次是妇女的受教育年限综合均值, 相关系数为0.664853, 与15岁及以上妇女文盲率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487, 与该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几乎无相关关系。
2.3 建立模型
为了说明各因素对妇女非农产业就业比例的影响程度, 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结合2000年的相关数据, 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是, 甘肃妇女非农产业就业比例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括号内为t值。以上各变量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具有统计的显著性, 并且方程的总体拟合优度是好的。
3 结论和对策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 甘肃妇女非农产业的就业比例确实于该地的人均GDP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这于引言中所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存在对应关系的结论是相符的。同时甘肃妇女非农产业的就业比例与该地区的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其中非农化对提高妇女的就业层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结论于吉林大学人口所学者孟秋丽在《中国妇女受教育程度地区差异分析》一文中所得到的结论非常相似, 即中国妇女所受教育程度的地区差异与该地的非农化和城市化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一个地区妇女在高层次行业就业比例的提高, 主要依赖于该地整体经济的发展, 即随城市化率的提高, 能够为妇女提供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和岗位, 这样, 更多的妇女才能从农业产业向非农业产业转移。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甘肃妇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与该地区妇女的受教育年限综合均值的相关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 没有该地的非农化的相关性那样高。这可能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 在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的甘肃, 妇女能够从事的非农产业本身需要的知识水平要求不高。这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各行业妇女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见一斑。另一方面, 甘肃各地存在“智力外流”的现象, 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妇女, 通过各种途径由甘肃到经济发达地区去就业或由地县迁入省会城市去就业, 这些妇女并未提高当地妇女就业的整体水平或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伟.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变[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2]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甘肃卷,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8) :206.
[3]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甘肃卷,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8) :200.
甘肃妇女 篇2
【关键词】静宁县 ；更年期妇女；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8-0497-01
目前，国内更年期妇女睡眠质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相对匮乏，地处西北的甘肃省更年期妇女睡眠情况尚未有系统的调查。本研究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及自制的更年期妇女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调查表对甘肃省静宁县157名40岁到65岁更年期妇女的睡眠质量进行了横断面调查分析，为提高本地区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提供一定流行病学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选取的方法，选取静宁县城区，城川乡靳寺村，甘沟乡响河村为调查区间，对区间的更年期妇女（40-65岁）进行调查。将重大疾病和变故的影响因素未包含在影响因素。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 问卷调查表的内容包括被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及可能影响睡眠的相关因素。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对所调查对象的睡眠状况进行评价。PSQI量表由19个自评和5个他评条目构成，其中18个自评条目的内容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应用及日间功能7项，每个成份按0-3等级计分，累计各成份得分即为PSQI总分，以PSQI总分>7作为划分睡眠质量好与差的标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3，4]。
1.2.2 质量控制 调查方式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向调查对象讲明调查目的、意义及填表要求，以调查对象自主完成问卷（文化程度较低者由调查人员面对面询问并填写）的形式进行，同时调查人员现场进行问卷的核对，如有疑问或错误立即重新询问或改正。
1.2.3 统计分析 调查资料用SPSS 软件建立数据库。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发放问卷180份，其中有效问卷157份，剔除不合格问卷23份，合格率87%。
2.2 一般人口学资料 本次调查包括年龄段为：40～45，45～50，50～55，55～60四个区间，各占25，67，36，29 人。
2.3 匹兹堡睡眠质量得分 157名更年期妇女的PSQI平均分为5.23，检验所得， 55-60岁组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日间功能及PSQI总分得分高于40～44岁组、45～ 49岁组及50～54岁组；55～60岁组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及PSQI总分得分高于40-44岁组；55- 60岁组的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及PSQI总分的得分高于45-49岁组；55-60岁组的睡眠时间及睡眠效率的得分高于50～54岁组，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05）。40～44岁组、45～49岁组及50～54岁组的匹兹堡睡眠质量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果提示55～60岁组睡眠质量最差。
2.4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各相关因素影响的匹兹堡睡眠质量得分情况如下：经常（ 3次/周）参加体育锻炼的妇女，睡眠质量及睡眠障碍得分低于不常参加体育锻炼（ <3次/周）的妇女；频繁参加社会活动（ 3次/周）的妇女，睡眠质量得分低于不常参加社会活动（ <3次周）的人； 睡眠环境安静的妇女，睡眠质量、催眠药物及PSQI总分的得分低于睡眠环境吵闹的人；思想顾虑轻的妇女，睡眠质量、睡眠障碍、日间功能及PSQI总分得分低于睡眠思想顾虑重的妇女；经济负担轻的妇女，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障碍、日间功能及PSQI总分的得分低于经济负担相对较重的人。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显示这些因素与睡眠质量关系密切。
3 讨论
甘肃妇女 篇3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和调查结论
㈠基本情况本项调查对象全部为女性, 共计800人。发出问卷800份, 收回问卷746份, 回收率为93.25%。被调查对象兰州市占33.4%, 天水市占41.3%, 白银市占25.3%。其中城市常住人口占68.2%, 流动人口占31.8%。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家庭及生活状况、就业及社会保障状况等3大项55个问题。
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18岁~25岁的占5.2%, 26岁~35岁的占33.3%, 36岁~45岁的占38.25%, 46岁~59岁的占23.2%。其中26岁~45岁的中青年妇女占大多数 (71.5%) 。
调查对象的文化构成: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5.4%, 初中的占39.7%, 高中 (职业中专) 的占20.7%, 大专的占9.5%, 本科以上的占4.7%。其中中学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 (60.4%) 。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占10.6%, 民主党派占0.9%, 无党派人士及群众占79.1%, 共青团员占9.45%。其中无党派群众占大多数。
调查对象的户籍地:本地户口的占68.6%, 外地户口的占31.4%。
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未婚的占4.9%, 已婚的占84.7%, 丧偶的占3%, 离异的占3.3%, 其它情况的占4.1%。其中已婚妇女占大多数。
调查对象的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占23.6%, 6年~10年的占29.5%, 11年~20年的29.5%, 21年~30年的占16.2%, 30年以上的占1.2%。其中工作5年以上的占大多数 (76.4%) 。
调查对象的职业类型:属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的占7.9%, 属经理人员阶层的占0.3%, 属私营企业阶层的占4.0%, 属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1.1%, 属办事人员阶层的占8.2%, 属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占15.65%, 属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的占4.3%, 属产业工人阶层的占2.0%, 属下岗人员阶层的占40.7%, 其它的占15.9%。
㈡调查结论通过对746份问卷频次分析, 该项调查反映出如下结论。
第一, 城镇及流动人口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高, 就业范围广、规模大, 已成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目前妇女就业已涉及到九大社会阶层和众多领域。就业途径已从依靠政府安置就业为主转向多元化、自主化。在被调查者中, 通过政府安置和参加公职人员考试就业的只占28.6%, 参加企业招聘的占5.5%, 自主创业的占22.8%, 经熟人介绍就业的占14%, 其他形式就业的占29.1%。就业动机回答:维持家人和自己生活的占66.5%, 实现经济独立的占12.0%, 实现自我价值的占9.2%, 获得更高收入的占2.9%, 其他占9.5%。
第二, 妇女的生活观念改变, 流动性加强, 受教育年限增加, 受教育层次有所提高。目前城镇及流动人口妇女的生活观念、就业观念、家庭观念和权益意识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建立, 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对妇女权益的重视和维护, 都积极地促进了这种变化。在调查对象中有福利房的妇女占22.0%, 有自己的商品房的占12.3%, 有经济适用房的占10.7%, 在出租房居住的占39.2%, 其他的占15.8%。有过二次以上婚姻的占5.0%, 独身的占1.5%。流动人口妇女占31.8%, 城镇人口的妇女占68.2%。一代人家庭占9.8%, 二代人家庭占44.6%, 三代人以上家庭的占45.6%。文化程度具有初中、高中学历的占60.4%, 大专学历的占9.5%, 本科以上学历的占4.7%。这应该说都是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 人身权利和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家庭暴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得到遏制。近年来, 各级政府推动落实《妇女发展纲要》、《儿童发展纲要》和严肃维护妇女权益, 积极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 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婚姻家庭的权利受到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保护。2007年全省各级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5784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826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29.2%;2008年接待来信来访来电2627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914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30.5%;2009年接待来信来访来电3949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833件 (次) , 占婚姻家庭暴力的35.7%;2010年1~9月, 接待来信来访来电3087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656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34.3%。妇女维权意识明显增加, 家庭暴力投诉逐年下降。家庭情况调查显示, 被调查妇女对对方满意的占36.8%, 比较满意的占22.8%, 一般的占29.1%, 不太满意的占6.3%, 不满意的占5.0%, 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到了59.6%。
二、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
目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男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并未完全消除, 城镇及流动妇女的权益被侵害的问题仍然存在, 且不可忽视。
㈠就业歧视仍然存在被调查者中在就业或再就业时经历过性别歧视的有241名, 占43.3%。许多被调查者遇到过在招收、招聘员工时拒收女性和提高女性录用标准的现象。反映与本单位男职工同工不同酬的有393人, 占64.7%。而女性农民工的失业率更要比城镇妇女登记失业率高得多。在有失业经历的女性农民工中, 将近30%的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 有时失业时间比就业时间还长, 并且工种变换频繁。
㈡合法权益受侵害问题表现多种多样一是存在着不与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被调查者中有73.6%的女职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和同。转移出来的农村女性找到一份工作已十分不易, 而且大部分是临时性的。用人单位没有提出签订劳动合同, 她们是不敢要求的。由于没有劳动合同, 出现侵权行为, 她们往往投诉无门。调查显示, 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26.4%。由于雇主与务工者之间劳动关系多属于口头约定, 缺乏行政和法律上的保证, 因而劳动关系极不稳定。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常不履行。二是随意延长工作时间。调查显示, 有40.1%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9个小时以上, 得不到正常休息的保证, 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有71.8%的女职工被剥夺了节假日休息时间。三是91.6%的被调查者单位没有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 存在缩短女职工产假或产假期间不保障其基本工资等问题。生育保险、女职工“四期保护”尚未全面落实。四是劳动报酬低, 使她们成为“工作中的贫穷者”。被调查者中有48.9%的人月工资在300元以下, 其中有45.3%的人还被拖欠过工资, 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讨回。五是工作环境差, 健康安全缺乏保障。下岗女工和女农民工为了实现就业, 大多数人集中在“3D” (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 职业岗位上, 工作环境恶劣, 劳动时间长, 强度大。一些企业片面追求效益指标, 忽视安全管理, 存在大量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加之女工自身安全保护意识薄弱, 导致工伤事故屡屡发生。被调查者中, 有34.9%的人对目前的工作状况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六是就业不稳定, 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尤其是女农民工, 因为现行体制没有给予这部分人群与城市人群同等发展机会, 比如教育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社会保障权益等, 使得她们缺少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系统的保障。机会的欠缺和不公正, 妇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
㈢城镇下岗女工及流动人口中的女性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较差被调查者中有56.5%女性经济状况入不敷出;57.6%的人日均家务劳动时间在3小时以上;45.6%的人生活在三代或三代以上的大家庭中。由于收入低、住房条件差导致了家庭关系不和, 有8.6%的被调查者认为, “家庭是拖累”。
被调查者中有39.2%的现在的住房为出租房, 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的占58.5%。健康状况为亚健康的占15.0%, 患慢性病的占11.6%, 患妇科病的占7.4%, 患职业病的占1.0%, 患重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占4.2%。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都表现为一般或较差。
㈣妇女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被调查者中, 仅有10.4%的办理了工伤保险, 22.2%的办理了医疗保险, 14.8%的办理了养老保险, 16.9%的办理了住房公积金, 8.8%的办理了生育保险, 7.5%的办理了失业保险。调查还显示:女农民工对具体的社会保障诉求不尽相同, 她们对工伤保险、住院医疗保险最为迫切。尤其是下岗妇女和流动妇女社会保障程度低下。
三、对策和建议
㈠政府要加大对妇女的就业扶持力度政府应该对下岗女职工和流动妇女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切实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要充分挖掘适合女性自身特点的就业潜力, 不断提高妇女的就业比例。
㈡完善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的有关规定尤其是地方立法应有明确禁止就业歧视, 并在反就业歧视方面增加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同时, 明确女性在受到歧视时的救济渠道及对实施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在具体内容上针对女性就业问题应规定可量化的指标, 如明确在非特殊行业中女性的比例等, 对吸纳下岗女职工等就业弱势群体的企业, 政府应当制定给予企业适当补助的政策。
㈢加强女性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 扩大参保面和提高生育保险覆盖面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使全社会妇女都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这无论是对调整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还是维护社会、家庭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㈣加强妇女维权机制建设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以维权机制建设为重点, 切实推动解决广大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此, 社会各部门都应当积极参与。劳动执法监察部门应当重视纠正在合同期限、劳动权益、解除条件等方面侵害女职工利益的约定和条款。在审查集体合同时, 要重点审核有关企业女职工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卫生保健、保险福利等内容, 发现有损妇女权益的行为, 坚决予以制止。要加强劳动用工年检制度, 对企业女职工超强、超时劳动, 违反男女同工同酬及在孕、产、哺乳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等违法行为, 应依法予以处罚。工会女工委要积极了解企业有关保护女职工权益的情况, 必要时要参与企业劳动争议的调解工作, 从制度、规范上、从企业的行为上实现维权。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当统一行动, 对女职工权益保护法律的落实进行深入、彻底的监督检查, 不留空档, 不留死角。
甘肃妇女 篇4
一、基本情况
甘肃新城子村,位于甘肃省东部的合水县,是当地的扶贫重点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该村共101个户籍家庭,其中,留守家庭42个,约占41.6%。调查采取“挨家走访、现场填答、当场回收”的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42份,筛选有效问卷40份,有效回收率95.2%。
(一)留守妇女基本信息
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地留守妇女在家庭中扮演多重角色。她们既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又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既是老人的主要赡养者,又是子女的主要抚养人。在繁重家庭劳动的负担下,同时承担家庭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决策。调查显示,留守妇女中,69.05%的人一年见一次丈夫,9.8%的人甚至一年以上见一次丈夫;同时,39.02%家庭属三代同堂。这种高强度生活模式,使她们无法集中精力于子女的家庭教育,对子女“重养轻教”,任其自然成长。
数据来源:根据甘肃省新城子村实地调查数据整理
(二)留守妇女对子女家庭教育的实施状况
1. 在与子女的日常交流方面
在40份有效问卷中,64.3%的留守妇女认为“与孩子相处较融洽”,仅29.8%的人经常和孩子聊天,其中32.5%的人选择学习作为主要谈论话题,她们认为“学习好了,其他也就好了”;日常生活中,仅31.3%的人经常陪孩子玩,大多数人说“没有时间和精力,也觉得玩不到一起”。由此可见,她们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较少。
2. 在子女日常生活习惯方面
留守妇女对子女生活习惯的培养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包括卫生习惯、饮食习惯、礼仪习惯和安全意识等。调查发现,该村留守妇女中,不会在饭前提醒子女洗手的占54.8%,52.4%的人半个月给子女改善一次伙食;50%的人会在孩子出门前特别叮嘱出行安全,64.3%的人会在孩子晚回家0.5-2小时时感到焦急;52.4%的孩子不会在来客时主动问好,52.8%的孩子仅在催促时做家务;父亲离家后,近20%的孩子出现说话少、不愿回家、顶嘴、不爱学习等反常现象。
3. 在子女升学方面
留守妇女在子女接受教育、未来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认识对家庭教育影响深远。尤其对子女升学的认识直接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调查显示,80.9%的留守妇女认为孩子上学特别重要,当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时,61.9%的人选择即使砸锅卖铁也供孩子上学,且69.1%的人希望子女拿到大学文凭。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该村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多数留守家庭出现养教失衡,而留守妇女对其更是不重视,使子女处在“无人管”的自然成长状态。综合分析,存在以下问题:
(一)留守妇女综合素质偏低,家庭教育负担重
调查发现,该村出现41.6%的留守家庭,留守妇女数量庞大,且多偏年轻型,21-30岁的居多,占45%以上。92.9%的人仅为小学文化水平,且多数未完成小学教育,只具备简单识字能力,部分人几乎不识字。
多种因素导致上述情形:第一,男性常年外出,受传统乡情观念、经济水平、户籍制度及相关保障制度限制,留守家庭逐渐增多;第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经济落后,观念守旧,留守妇女大多小学未毕业便弃学回家,辅助家庭学龄男性求学,不到法定婚龄,便嫁做人妇;第三,她们依靠传统耕作模式长期进行农业生产,个人观念改变困难,且不具备一定技能素养难以在城市立足;同时,照顾家庭需要,便留守农村。
(二)留守妇女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认识偏颇,理念落后
调查中,留守妇女认为家庭教育可由学校代劳,在学校表现好则子女成长状态良好。61.9%的人认为无需特意教子女“遇到事情再教育也不迟”,家庭教育意识淡漠,只养不教;她们对子女日常奖励甚少,且32.8%的仅在子女考试成绩好时给予奖励。这种重学习、轻日常行为习惯的家庭教育理念会导致家庭教育背离初衷,家庭教育功能弱化。
(三)留守妇女受自身和外部因素限制,教育方法单一
留守妇女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在生理与心理上同时承受巨大压力。调查显示,61.9%的留守妇女可勉强应付子女的家庭教育。但家庭生产、生活占据她们多数时间,且子女年纪偏小,无法与其进行有效情感交流;同时,丈夫不在,子女一旦犯错,缺少商量,她们难以对子女进行有效管教;受自身素质及当地实际所限,她们的教育方式多为说教棒打,忽视自身榜样作用,教育方法单一。
三、针对当地留守妇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建议
(一)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发挥学校能动作用
80.4%的留守妇女认为讲座、视频等“好理解,又方便”,可在村民广场举办专题宣讲、成人教育培训等活动,进行知识宣传和思想普及;同时发动当地社工和志愿者,组织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开展咨询服务;学校可通过家长会、家访、电话回访等方式与留守妇女建立畅通沟通网络,给予更多引领与辅助。
(二)吸纳社会资源,增加社会参与,搭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
运用大众传媒手段进行宣传,潜移默化中唤醒留守妇女家庭教育意识;同时,推动公益讲座、文艺活动入乡进村,对留守妇女进行文化熏陶,提升其人文素养,并吸引更多社会关注。
(三)根本性的长期策略
加速当地经济,完善基础设施(如道路修建、石油开采),提供就业岗位,吸引外出民工回流。同时,发展特色产业,推动黄花菜、杏子、核桃等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及香包、刺绣等手工艺品推广。系列举措促使男性劳动力回归家庭,减轻留守妇女负担,使她们有更多精力和机会参与社会学习,同时强化男性家庭教育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菲.留守妇女:农村上演新织女故事.中国社会导刊,2007.7.
[2]周福林.我国留守家庭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
甘肃妇女 篇5
1 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对村民自治的贡献
从村民自治权利的萌生, 到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行到正式颁布;从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 到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确立, 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始终伴随着村民自治的成长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的提高和扩大。
1.1 女性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而且还是村民自治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外出打工的男性劳动力越来越多, 有的地区甚至形成了“男工女耕”的性别格局, 总体看来, 社会的发展把农村女性直接推到了农业主力军的位置, 她们不仅承担了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和消除贫困的重担, 而且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地区还承担了提高土地生产率的重任, 她们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面小康的实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们在村民自治中积极参与选举、参与村委会工作、参与农村社会事务和参与发展农业生产, 为广大村民把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真心实意为村民群众办事的人才选Á进村委会奠定了群众基础, 保证了民主选举的实现;通过积极参加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 使村委会的各项规定更加符合广大村民群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 促进了民主决策的优胜;农村女性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意愿的诉求, 促使她们在家庭和农村社会中积极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参与民主管理, 推动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不断完善;女性通过关心家庭的发展、农村社会的重大事项和涉及村民群众的利益, 普遍关心村务公开的问题, 使民主监督落到了实处。
1.2 女性参与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提高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 必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 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中规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 妇女应有适当的名额”。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通过参加农村社会管理、民主选举等政治参与活动, 以及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 促进村民自治逐步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也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完善, 努力把村民群众以及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权利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使村民自治法律化、制度化, 使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民主政治权利不再受到侵害和剥夺。
1.3 女性是农村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女性是家庭的主要建设者, 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不仅肩负着教育下一代和抚养老人的重任, 而且还承担着家庭与农村社会建设的责任。扩大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 发挥女性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是农村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 也是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
2 兰泉村妇女民主参与现状分析
我国妇女民主参与的整体趋势是好的, 然而, 长期以来形成的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闭塞的经济和自然条件, 都阻碍了妇女在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至今天一直存在着妇女地位较低, 自主性较差, 政治参与程度较弱的局面。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河西走廓东端, 是一个多民族集聚, 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自治县, 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安远镇位于天祝县中部, 是天祝县经济落后的乡镇之一, 兰泉村位于安远镇政府东部, 距镇政府2.5km, 处在乌鞘岭西侧, 海拔2600m以上, 是一个半农半牧区, 是安远镇最为贫困的村落之一。全村辖2个村民小组, 共171户, 683人, 耕地面积190.4hm2, 人均0.27hm2。另有草原面积314.67hm2, 大小畜存栏2842头 (只) ,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23元。经济收入单一, 主要依靠传统养殖业、种植业和劳务输出。
从表1可看出, 在夏季农闲期间, 家庭日常生产活动中 (排除男性外出打工的情况) , 男性承担的生产劳动量较大, 而妇女承担的生活劳动量较大。其中男性承担的活动主要是放牧, 这对于半农半牧、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70%的兰泉村来说, 男性是夏季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这也就决定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 具有较大的决策权。入户访谈与妇女小组访谈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兰泉村大多数农户的生产生活中, 除非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如:婚丧嫁娶、盖房等是由男女一起商量作决定外, 其余较重大的事情如种养殖的决策、孩子上学、购买农机具等一般都是男性做主。从表1中也可看出, 妇女在农闲时期的空余时间较多, 在空闲时间里, 妇女大多数时间只是做些针线活、看看电视、与邻里聊天。而没有从事到对家庭增产增收的活动上来, 有少部分妇女也期望外出打工赚钱, 但是家庭的事物脱不开身, 有部分女性害怕外出打工, 怕被骗, 而一半左右的妇女没有农闲时期创收的意识, 得过且过, 吃饱穿暖就行。思想上的保守是家庭致贫、女性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
从调查中得知, 兰泉村农民的农忙季节主要集中在农历3、4、5、8、9月份, 其余都属于农闲时间, 这段时间男性出去打工, 妇女很少出去打工, 以操持家务为主。同时也可以看出, 除需要较大强度劳力的生产活动外, 大量的日常生产活动 (尤其是养殖业) 都以妇女为主, 而这些活动也是提高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具体工作。另外, 一年中妇女待在社区的时间远远长于男性, 因此, 妇女才是社区发展的主导因素, 也应该是村民自治关注的重点。但在村情村貌的决策活动中, 妇女几乎是漠不关心, 也没有领导干部认识到她们在决策中与参与的重要意义。在笔者进行村委会管理的宣传会议中, 参与的妇女占了三分之一, 还是因为男性外出让妇女来顶替, 而在签字时, 居然有半数以上的妇女是按手印而不是签字。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对女性教育的忽视也是导致今日妇女政治参与落后的重要原因。
3 妇女的社会活动网络分析
兰泉村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较窄, 主要集中在本村或邻村亲戚家, 平时生产、生活上有困难时, 也是找亲戚、娘家、邻居帮忙。外出打工和到过天祝县以外地方的人较少。很多妇女的生活中没有赶集这回事, 一般都是让邻居从外面捎些生活日用品、药品回来, 还有一部分妇女2~3个月才到镇上赶一次集。妇女闲暇时间基本上是聚在一起作针线活, 当地很多妇女的针线活做得很精美, 但是当问及是否想过以针线活为创收途径时, 80%的妇女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另外的妇女说自己的针线活做得不好, 拿到市场上也没人会买。
村里近些年来基本不组织集体活动 (除了召开村民大会、传达上级精神等) , 专门针对妇女组织的活动根本就没有, 在访谈中, 很多妇女提出了渴望参加文体活动和针线活比赛等活动, 只是村里从来没有组织这方面的活动。
在村委会召开会议时, 妇女参加的比例有时也能占到50%左右 (主要原因是男性外出打工) , 平时男性在家时, 都是男性参加会议。妇女在参加会议时基本上不发言。部分妇女对村里的事物比较关心, 也提出了本村持续发展的一些建议, 但是这仅仅停留在思想领域, 而没有付诸于行动。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 兰泉村妇女在生产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而随着农村男性的大量外出打工, 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将日益明显, 但受耕地面积减少影响, 妇女农闲时间较多, 但这些时间并未被有效利用起来, 创造的价值极小。受男劳动力外出务工、女性受教育年限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兰泉村妇女在家庭的地位日渐提高, 但受传统性别分工及重男轻女思想的制约, 妇女对家庭资源的支配能力仅局限在与家务劳动相关的范围内;“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尚未改变, 影响着妇女对自身作用、价值的评价, 也影响着妇女今后在社区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兰泉村妇女社会活动范围窄, 兼之村集体活动少, 妇女在公共领域内的地位不高, 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 因此在公共资源的分享方面, 兰泉村妇女被边缘化。从社会参与的态度来看, 她们热情较低, 缺乏主动性。
女性参与及赋权 (指组织妇女, 提高妇女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与应付能力) 的行动策略, 包括针对相关男性及社群的相应改变前已述及, 妇女在社区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多数男性认可妇女在家庭发展中具有比男性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妇女具有更少的决策权, 其原因一方面是当地妇女的社会联系少, 相对应的视野较窄;另一方面主要是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低,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低;再次, 受“男尊女卑, 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 妇女自身不愿参与决策;最后妇女以从事家务活动为主, 带来的经济收入少, 经济上的依赖性也造成妇女参与意识的淡薄, 以及决策权的不平等。因此, 考虑妇女的实际情况, 侧重支持增加妇女经济收入的基础生产设施建设, 针对妇女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和妇女本身面临的问题开展技术、社会性别意识和卫生健康方面的培训活动。吸引妇女参与生产的管理、实施与监测评估, 并组织外出考察, 拓宽妇女的视野, 提高其科学素养, 增强经济独立性, 从而强化妇女的参与意识, 提高妇女的平等意识是增加妇女参与民主建设的关键。
如前所述, 妇女对生计改善方面具有比男性更重要的作用, 是未来农村生计改善的主力军, 但这种作用并未受到村农户的认可, 突出的表现在妇女享有更少的家庭决策权。因此, 在具体改革活动的设计方面应将提高性别平等意识作为一个主要的方面,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重点支持妇女能够从事的、能有效增加经济收入的项目活动。如舍饲养牛和暖棚建设, 提高妇女的收入, 摆脱女性在家庭经济上的从属地位, 村委会应以参与式理念为指导思想, 将村民的能力建设贯穿于村子建设的全过程。具体讲, 成立村项目管理小组负责生产项目的实施、管理与监测评估, 由项目实施小组和监测评估小组组成, 成员从两个生产队通过村民大会选举产生, 其中妇女不少于1/3。项目户的选择与实施办法采用“一事一议”和公示制。
(2) 开展针对妇女从事的农、牧业生产活动的技术培训, 提高妇女的科技素养。村干部要“做给妇女看、带领妇女干、帮着妇女办”, 建立养殖、畜牧技术培训示范基地, 建立集生产、培训、示范、服务、创收五种功能于一体的养殖基地, 初步形成了养殖大户建基地、基地带动农户的畜牧经济发展新格局, 探索出一条围绕市场、开发产业、成立专线、集团发展的畜牧经济发展之路。通过大户带小户、大户联小户、小户与小户成立股份联合体等形式, 组织妇女大搞畜牧养殖, 从事畜牧生产。逐级建立起了妇女自我管理、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妇女互助网络组织。
(3) 开展社会性别和妇女卫生与健康方面的知识培训, 提高村民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社会性别分析结果表明兰泉村妇女社会性别意识淡薄, 健康状况很差, 尤其是关节炎的发病率非常高, 有些已经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是致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妇科病的发病率也很高, 但妇女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危害, 也没有明确认识到其发病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这对农户的生计产生重要影响, 应为妇女提供更多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与卫生健康知识培训, 以提高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 改善其健康状况;在开展健康教育时注意倾听妇女的声音, 了解她们的需求, 在培训中, 始终将社会性别敏感贯穿在健康问题的分析中, 不断加强参与者对社会性别与健康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使参与者和协助者对社会性别对健康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使协助者增强信心。
(4) 要有1/3以上的妇女作为村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参与村里项目的决策、实施与管理, 从而提高女性参与、决策与发展的机会。建立村级项目管理小组, 通过组织妇女参与生产活动项目的具体实施来提高其管理能力, 强化其服务职能。建议由6人组成 (妇女不少于2人) , 负责具体项目活动的实施与管理, 将村委会与项目管理小组有机结合在一起。村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平均分配到两个组, 即兰泉组3人 (女1~2人) , 东沟组3人 (女1~2人) , 分别在两个组举行群众大会选举产生, 然后从选出的6人中选出1人当组长, 并由项目管理小组提名1名村委会成员加入, 形成村级项目管理小组。各组的管委会成员分别负责本组农户的组织与配合, 项目的实施管理、监测与评估, 组长协调全村的工作。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管理委员会通过进行项目物质统一采购, 组织村民代表大会以及组织村民参加文化活动等提高组织与管理能力, 随着项目的实施逐渐将其转变为自我管理与发展管理组织。另外, 通过村级管理活动实施过程中与政府相关机构人员的沟通与配合, 提高其与政府部门沟通与协调的能力, 以实现社区或村子的可持续发展及农村妇女综合素质的提高。
通过以上项目活动, 将唤醒兰泉村的社会性别意识与发展意识, 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 改善当地对妇女的传统观念。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 制约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发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妇女在民主选举中主体权利的完全确认, 意味着农村妇女由“家庭人”逐步转变成“社会人”, 因此, 通过采用参与式方法, 以改善生产基础条件为切入点, 不断提高农村妇女的发展能力, 弥补村级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职能缺失, 来加强村民整体意识和对未来自身的发展意识, 把参与的行动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妇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更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生力军, 只有调动其积极性, 才能尽快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步伐, 实现基层民主的真正平等。
摘要：改善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项主要政策就是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 只有加强村民自治, 才能在制度上保障农民的权利和利益, 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顺畅地走下去。女性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而且还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在少数民族地区, 赋闲在家的妇女占了农村人口的半数以上, 但在真正的村情发展决策活动中, 妇女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如果能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加强妇女的地位和作用, 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让妇女能从参与家庭决策到参与生产活动中逐渐加强其经济独立性, 对推动村民自治将会有质的飞跃。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妇女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詹成付.“农村妇女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管理认识三题”, 2004年6月在“女村官支持网络现场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