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妇女（通用12篇）
家庭妇女 篇1
方方, 武汉女作家, 80年代以“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份广为人知, 她的小说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注重还原现实生活原生态。描写女性爱情婚姻悲剧, 展现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 是方方小说主题之一。知识群体和城市底层群体是她小说的主要意象群体。同时, 方方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家, 她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将关注的重心放到人的生存与生活, 虽然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侧重点各有不同, 但她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却一以贯之。2004年发表的作品《出门寻死》也以这类主题、意象群体及原生态的写实延续她的写实风格和女性立场, 体现了作家对于生命以及生存的思考, 同时对女性的内心意识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
《出门寻死》描写一个武汉底层家庭妇女何汉晴因生活的“累”和“烦”难以排解而“出门寻死”, 最后被丈夫寻回家又走回原生活轨道的故事, 同时展现了武汉底层市民的原生态的生活。作品取材于城市底层平民的现实生活, 不乏生活中常见却不登大雅之堂事情的描写, 将生活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是城市底层平民, 尤其是家庭妇女。他们无权无势无财, 每牺牲意识
天为物质生活奔波, 每天为家庭琐事困扰;又因小说中武汉方言的大量运用以及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小说展现的就是这些小人物的“无名”的生活状态, 琐碎平凡甚至重复啰嗦。但这就是真正的小生活, 每天机械式的重复, 每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扰。
《出门寻死》对这些人物生活的描写, 不是无意义的, 虽然他们身处底层, 但他们是这个社会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很大一部分, 对他们的生活的揭示体现了作者人道主义关怀, 提醒人们关注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隐性问题。同时, 笔者认为文章的更深的意义在于它着重展示了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生活困境以及精神苦闷, 其中引发的现代社会底层妇女生活存在的问题, 以及最后女主人公的归宿是值得全社会深思的, 体现了作者对环境决定论以及女性生存困境的进一步思考, 作家深入挖掘出女性内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意识。下面本文主要对小说女人公何汉晴生存环境分析, 并由此对现代城市底层女性生命现状进行反思。
一.双重环境下的女性生活状态
方方曾说:“我的小说主要反精神支柱
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其许多作品也是践行了这个创作的原则, 如代表作《风景》中展示了人物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必然的命运, 《出门寻死》这部作品也可以从这方面的先进行着手分析, 本文首先将生存环境分为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 并揭示出在外在内在环境中, 女性都是作为牺牲与奉献的角色, 尤其是在女性内心中, 自我地位并未提高, 传统道德意识依然坚固。
1.外在环境下女性生活现状
这里的生存环境首先可以理解为人生活的外在环境, 包括社会时代环境、家庭环境等, 小说《出门寻死》的外在环境对女主人公的压抑很明显地表现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中, 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这张关系网将她的生存托起 (她的存在不是为自己而存在) , 她整个的生活全都是为他人牺牲奉献。在牺牲的同时, 她因社会与家庭的要求的冲突而陷入更大的矛盾中。
女主人公何汉晴身处的外在环境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关系和家庭内部关系, 可以从社会、邻里以及婆媳、以及夫妻母子关系交织的网中窥见一斑。
在社会关系网中, 何汉晴因为时代的原因, 作为知青她下乡接受再教育, 没有接受多少文化和技术教育, 所以在社会上有着不稳定和不太尊严的职业。下岗后她帮人家糊盒子, 不久也被炒鱿鱼了;在丈夫失业后, 她毅然挑起养家重担, 一天赶几份小时工, 任劳任怨。同时, 何汉晴在社会中却是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如在寻死的路上的见义勇为等, 更明显的表现在邻里关系中, 她是颇得人心的, 为别人的事情热心尽力, 但是这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价值观也是格格不入, 这是导致她在家庭中受挫的原因之一, 她在社会上的热心操劳, 换来了却是家人的不理解与嘲讽。虽然在邻里之间她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但她是以无私地牺牲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为代价的, 不是一种平等的相互的。可见在社会上, 她是受压迫的, 时代沉浮下人的命运不由自主, 工作较早下岗, 老板随时可以让她卷铺盖走人。她唯一的胜利就是当自己的家人与社会社会发生冲突时, 她很够骂得人家无言以对, 替家人挣回面子。但是她只是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 因为她是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以及形象为代价的, 她将自己置于一个“泼妇”的地位, 甘愿牺牲自己的形象而成全作为知识分子婆婆的尊严。从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 在社会中何汉晴是生活在物质窘迫中的, 也是处于被压迫与牺牲的地位的, 但是大家却不觉, 因为这就是社会对她这样的底层家庭妇女的定位, 这是极其不公平的。
而在家庭内部关系中, 首先是婆媳关系, 这历来是最难相处的关系之一, 何汉晴也不例外。在婆媳关系中, 何汉晴是被动、处于劣势的, 婆婆因自己是个中学教师, 而一直看不起作为“粗人”的媳妇, 尽管何汉晴对其伺候的颇为周到, 平时家务都是自己一个人包揽, 连冲开水时自己上厕所也没人搭个手, 婆婆处处对其冷嘲热讽, 让一个尽心尽力服务家庭的她很是心冷;夫妻关系中, 她的丈夫失业在家, 没有收入, 只对自己的麻将雕刻一门心思, 不能为何汉晴分担家庭开支, 也没有为何汉晴分担一点点的家务劳动, 在自己的世界中封闭, 只关心自己。同时在感情上, 丈夫也没有对妻子的付出给予感激, 甚至缺乏对妻子必要的关心, 在妻子遭遇家庭关系的困境中, 丈夫以对其实施家暴使其驯服为解决方案, 对她缺少最起码的尊重, 这也是让何汉晴最为伤心的一点。而何汉晴对丈夫却是尽心尽力地维持着他在家庭中的地位, 一个没有事业的丈夫, 何汉晴没有瞧不起, 更多的是体谅与独自承担, 而且何汉晴时时流露出丈夫曾经对自己的温情、关心的留恋, 与现实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母子关系中, 儿子将母亲作为自己生活的银行, 只知道向其伸手要钱, 却不知道关心, 在母亲寻死前给自己的精神寄托儿子打电话寻求安慰, 儿子却显得很不耐烦, 而何汉晴却是一个为了儿子的“奢侈品”去卖血的母亲, 她与儿子可谓是最亲的, 因为他们之间是以血缘为纽带的, 但是在这样的血缘关系中她也寻不得一点安慰, 使得何汉晴彻底对生活绝望了。小说中可以看出。家庭是她的生活重心, 她为它全身心的付出, 但是她却被排除在家庭生活中之外, 她只是作为家庭的劳动工具, 没有在家庭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更没有在家庭中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精神上融入不了这个家庭。尤其是最亲的丈夫和儿子, 这两个作为她的生活的精神支柱的两个男人, 一个个的打击她, 最终是她彻底失望了而出门寻死。
小说通过一系列的琐事细节揭露出女主人公生活外在环境, 尤其是家庭环境对女性身心的压抑。在这样的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底层平民妇女在家中与社会的地位是没有地位, 是牺牲自我满足他人的的对象, 这是社会中女性命运的现状。
2.内在环境对女性生活的约束
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底层家庭妇女内在精神环境的揭示, 即传统家庭道德意识充斥妇女内心, 成为其生活的“法则”,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牺牲意识。在千百年“为他人而活”的妇女生活中, 时至今日, 虽然许多赤裸裸的案例不存在, 但是女人自己在自己内心的地位仍然没有多大改观, 仍然是以牺牲自己服务她人为生活原则。
首先表现在物质上刻薄自己, 小说中何汉晴买早饭时对自己很是苛刻, 自己就喝一晚稀饭, 而会帮家人买他们喜欢吃的;自己不舍得买能治自己的顽疾“便秘”的十几块钱的蜂蜜, 却能卖血为儿子买奢侈品;在精神上, 她没有自己的兴趣, 没有自己的追求, 以他人尤其是家人的追求为目标, 小说中何汉晴一次次的自我安慰中可以看出来, 宿命感中尽是牺牲自己服务他人, 她在物质困顿, 精神苦闷中, 仍然持续麻木自己。因为在其生活中, 牺牲意识或者说“为他人”意识是她的生活支撑, 尤其是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人, 她有着浓重的家庭意识。
像她这般的家庭妇女, 没有许多文化, 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 也没有宗教信仰等形而上的支撑, 有的就是千百年根植于他们心中的传统美德, 有的只是“为他人活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 同时她们也把这种牺牲作为存在的价值, 而这种建立在他人身上的价值极不稳定, 不能真正为自己确立价值感, 她们的生活从此陷入了深深虚无中。
二.在双重环境夹缝中精神支柱的探寻
何汉晴是觉醒者, 认识到了牺牲意识下内心苦闷压抑, 虽然不明原因, 但是她的觉醒在于她开始感受到了自己的诉求, 但是醒后却无路可走, 为此她不成熟却大胆的出门寻死。像何汉晴这样的家庭妇女, 在社会中寻求不到真正的地位。而在丈夫逐渐冷淡, 儿子精神上不在依赖只为追求自己生活时, 没有人能给其安慰和精神支持, 所以们她们的内在精神支柱就崩塌了, 一旦崩塌,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无法再建立新的支柱, 社会也不能为其提供出路, 尽管拥有许多世俗的道德自己说服自己活下去, 但这些世俗道德更多是让女性安于现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精神的苦闷仍然无法排遣。方方在此提出了一个很值得人深思的命题, 即女性浓重的家庭意识以及牺牲精神下, 当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庭不能给予女性尊重和爱, 给予她生存下去的理由的时, 女性的生命支柱从何处追寻。这个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作者对于女性生存现状以及深层次的心理的关注。对于作者写作的女性立场, 方方自己在关于女性文学的文章中表示:“作为女性作家,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这是必然。”这篇小说也正体现作者对当下城市底层女性命运深深的思考, 这种思考久远但又现实。
故事的结局也发人深思, 最后她向丈夫妥协, 选择了回去。虽然女主人没有死, 但是这个结局读来却令人悲哀的, 因为问题最终没有解决, 她还是回到“捡芝麻”的生活中, 妥协、无可奈何, 也许她在等待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三.个体到一般的社会群体现象
何汉晴的苦闷不只是她一个人的苦闷, 小说中其实写了三个妇女的“死”, 文三花无奈于丈夫一次次的背叛, 但是最清晰地感受到内心无法排遣的累和烦, 寻死不成, 为了孩子最后还是选择了继续活着;珍珍, 小说中, 着墨不多, 突然间就不想活了,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她生活的现状, 揣测到她的死因, 这个人物符号暗喻了大多数默默无闻却身心俱疲, 求死解脱的底层妇女。小说中的三个妇女, 她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各自不同的生活, 但是年纪相仿, 有相同的苦闷, 同时也有着同样的追寻。所以出门寻死不是个别的现象, 它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现象。底层平民妇女在家庭生活的无意义感, 在他人以及社会中找寻自己存在的价值变得渺茫不切实际, 她们如何在生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树立起坚固的精神支柱, 而不是无法排遣心中的苦闷, 脑中时时萦绕着“出门寻死”的念头残喘地活着。
在《出门寻死》的小题材背后是困扰社会与个人的女人的生存的精神支柱的大问题。女人的一生中丰富的角色转换对于他们生理和心理影响较大, 她们在娘家和婆家始终处于一个“他者”的位置, 那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的支柱?在小说平凡生活的背后的触角是深而杂的。
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尽管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仍需要继续活下去, 死何其简单, 死也许是一种反抗, 一种个人的解脱, 但绝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也不是解决作为群体性困境的方案。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 但是精神上常常陷入一些困境, 尤其是那些作为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苦闷往往被人忽略。作家以其深沉的忧虑和社会责任感, 写出了人世的无奈。何汉晴是觉醒者, 意识到了, 不仅仅是她, 还有文三花, 这些底层女性渐渐关注到了自己的感受, 她们也许自身并不完美, 也不能拯救自己, 只是在世俗生活中自我安慰, 在苦闷到极点时候为求出门寻死寻得解脱, 这是人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如果这个社会再不给予一定的关注, 不寻求解决之道, 也许会有更多的人出门寻死, 这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思考, 因为你以后就会是或者现在是或者曾经是何汉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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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妇女 篇2
第一步，必要的资产流动性。它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国债以及货币型的市场基金。一般情况下，这些钱应该至少是收入的3倍，但一般家庭所持有的倍数都应比这个高,尤其是现下的中年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这个倍数依据各家的情况自行决定，用以满足日常开支、预防突发事件及投机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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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合理的消费支出。理财的首要目的是达到财务状况稳健合理。实际生活中，学会省钱有时比寻求高投资收益更容易达到理财目标。建议通过规划日常消费支出，使家庭收支结构大体平衡。一般来讲，家庭负债率不能超过25%至30%。
第三步，充足的教育储备。“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家长大多花掉毕生心血也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据统计,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所有消费基本在40万至50万之间(不包括出国费用)。最好在孩子出生前,就准备一定数量的专项教育款项，因这类规划是硬性的规划,实施过程中宜以稳健投资为主。
第四步，完备的风险保障。人的一生中，风险无处不在，应通过风险管理与保险规划，将意外事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更好地规避风险，保障生活。
第五步，合理的纳税安排。履行纳税这个法定义务的同时，纳税人往往希望将自己的税负减到最小。可以通过对纳税主体的经营、投资、理财等经济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优惠和差别待遇，适当减少或延缓税费支出。
第六步，稳健的投资规划。面对基金、股票、保证金、QDII等等越来越多的投资工具，以及琳琅满目的投资项目，普通消费者很容易看花了眼,晕头转向。比较科学的办法是，交给专业的理财团队或人士打理，帮助自己根据自身理财目标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利用最合理的投资工具完成增值的过程，最终达到财务自由的层次。
第七步，长远的养老规划。随着人们生活质量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养老问题迫在眉睫。但多数人都是在55岁或60岁的时候退休,那停止工作之后的20年、30年，甚至是40年怎么办?收入急剧减少,甚至没有,只能靠以前的积蓄来维持。因此，要提早规划个人养老，确保晚年的生活质量。
第八步，资产分配与传承。应尽量减少资产分配与传承过程中发生的支出，对资产进行合理分配，以满足家庭成员在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的各种需要；要选择遗产管理工具和制定遗产分配方案，确保在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时能够实现家庭财产的世代相传。理财规划方案：
家庭基本情况：康先生，36岁，妻子32岁，二人均就职于事业单位，儿子2岁。康先生年收入11万元，太太年收入5万元，有一套房，一辆车，部分银行存款，年平均支出在8.5万元左右。康先生有五险一金，商业保险重大疾病险20万元，意外伤害保险50万元；太太享有社保；儿子享有“北京市一老一少保险”。
家庭理财分析：
康先生家庭在保障方面存在风险。太太的大病保障较低，只有社保是不能解决患病时所需费用的。儿子在成长期间的教育金、疾病及意外等问题没有解决。
同时，在生活品质提升方面也存在风险。康先生和太太虽然参加了社保，但退休后的养老金大约只有工作时的三分之一，生活品质会有所下降，康先生和太太需要补充养老规划。康先生夫妇可在两个分别为孩子投保恒安标准“恒爱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从第三年起，可以保证每年都能领到生存保险金。
康先生一家所获得的保障及利益如下所示(因篇幅所限，不做图表展示，以下红利分配按照中等回报利益演示)。
※保障：康先生儿子在2至21岁期间拥有少儿重大疾病保险20万元，少儿意外伤害保险20万元；当康先生因意外导致身故或全残时，其子将每年获得养育年金1万元直至21周岁，并享有豁免主合同保费(3300元)的权利。
康太太32至65岁期间如患重大疾病，有20万元的赔偿金，因意外造成身故或全残，则获得20万赔偿金。
※抵交保费：儿子在2至15岁期间一共可领到生存金62506元，可抵交“天天向上大学教育金累积式分红保险C款”及附加险的保费。
※大学教育金：儿子在18至21岁期间一共可领到教育金加生存金合计9万元。
※康先生及太太的养老金：当儿子在22至49岁期间，有独立的生活能力，而康先生和太太在58岁至85岁期间，合计领取33.7万元，平均每年可补充养老金1.25万元。
※旅游年金、健身基金：当康先生的儿子在50至75岁期间，可以领取101.4万元，平均每年可领4万元，可作为旅游、健身基金。
※颐养天年：当康先生儿子在76至90岁期间，可以领到231.7万元，平均每年领取15.4万元，可将晚年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
※长命百岁：儿子在91至99岁期间可领取500万元，除了安享晚年，还可以给子孙留下一大笔遗产。
注：分红保险的演示红利纯粹是描述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分红是非保证的，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字。
家庭理财只要走好理财规划关键“八大步”，相信人们都能科学理财，实现财富的“水涨船高”，从而一家人享受幸福的生活。
家庭妇女 篇3
日本首创“爱妻节”
日本一些爱妻族发起的“爱妻协会”受到瞩目，不仅首创了“爱妻节”，而且常将男人们汇聚在一起学说“我爱你”。为鼓励男人们不要因忙于事业而忽略家庭，爱妻协会还发起“回家大作战”，呼吁男士在8点以前一定得下班，以便早点回家做个“好好先生”。
“日本爱妻协会”成立第二年，将1月31日定为爱妻节。目前，在其网站登记的会员已近万人。
“爱妻协会”除了提议男人早回家，也鼓励他们不时要想办法讨好妻子。如学习陪妻子去购物，协助妻子做家务，给妻子放洗澡水，与妻子手牵手运动等等。更有趣的是在去年9月份还召集了会员，聚集在总部的“吾妻郡，嬬恋村”高喊：我爱你。
家庭调查：
中国每年死于自杀的女性15.7万
有关专家指出，在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夫妻之间存在家庭暴力，而这也是导致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的最主要因素。
据权威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妇女为15.7万，而农村妇女是城市妇女的三至五倍。
虽然中国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是死于艾滋病人数的十倍，但由于自杀还是一个相对隐讳的话题，因此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全国妇联通过对260个农村妇女自杀个案的调查追访，发现66%的自杀与家庭暴力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包括受到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性对自身价值不认可；农村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对农村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支持缺失；社会对自杀的漠视；自杀工具的易得等。
域外快递：
白头偕老缘自三种力量
海伦·费希尔教授在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执教，研究人类的爱情行为。费希尔指出，促使一对夫妻白头偕老的力量有三：欲望、迷恋和黏着力。
欲望：欲望不等同于爱情。欲望受大脑中分泌的化学物质支配，简单明了。这些化学物质会使人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但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就糟糕了。
迷恋：浪漫的爱情，涉及到的化学物质与第一种力量有所不同。处在迷恋期的人有90％以上的时间在想他们的爱侣。爱侣间的浪漫爱情会随时间推移而渐渐淡漠，一般经过两到三年的时间，热情会渐渐冷却。
黏着力：随着迷恋热情的减弱，第三阶段即黏着期，则开始了。这时，伴侣间感到平静，充满安全感。也正是这种力量使得一对夫妻白头偕老。当然，人生的难题就是如何找到和你分享这一切的另一半。
家庭趣闻：
一妻多夫家庭
在尼泊尔的洪拉山区，女人可以同时拥有好几个一母同胞的兄弟作为丈夫。这种貌似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民族中仍然存在，如我国的部分藏族人、印度南部的托达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美洲的某些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阿留申人等。生活在尼泊尔的宁巴人，保留了祖先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一妻多夫制，并且这些“夫”全是亲兄弟。
人类学家认为，一妻多夫制可以控制人口增长，并且在遗产继承方面因所分的份数减少从而可增加每份的价值，避免家庭财富的流失。尽管婚外情很普遍，一旦被发现，男女双方都会受到严惩，男人要给女方众多的丈夫交一大笔罚金，女人则当众受刑并被逐出家门。
清代妇女家庭养老初探 篇4
清代由于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养老主要是家庭内部养老。这也是古时的基本观念,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而孟子则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儒家的“孝”与“不孝”理论与观念的结合,一方面为古代中国的家庭养老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家庭养老的实现提供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儿子。所以,二者相结合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障古代家庭养老的实现。
清代妇女的家庭养老问题,从法律上讲,可以归属于妇女的亲属权内容。清代妇女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亲属权更多的是体现在成年子女对母亲应尽赡养的权利义务关系上,即妇女有权要求子女对自己尽赡养义务。而且清代国家成文法明确规定了子女对年老父母(祖父母)的赡养义务,“奉养有缺”为不孝,是十恶之一,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此外,《大清律例》规定:“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子贫不能营生养膳父母,因致父母自缢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这些法律条文构成了对不孝子孙直接的惩罚。
故清代妇女家庭养老有深厚的儒家伦理思想基础、儿子等物质基础以及国家法律的保障,此三者构成了较为严密的清代妇女养老保障的理论制度体系。
清代妇女家庭养老依赖的主体主要是儿(孙)子、儿(孙)媳、嗣子孙、女儿女婿、娘家人及其他卑亲属。
一、依赖儿子养老
1. 分居养老。
清代妇女分居养老是指妇女与子女分开独居,依靠儿子们提供的物质进行养老的模式。如下文提到的安徽祁门许氏兄弟为母亲单独留出土地以资养老之费即属此类,下面的例子同样是母亲独居,但其养老依靠的是儿子们提供的金钱和人力。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交城县李氏分契中对妇女的养膳问题作出详细安排和约定:“立分约人:李邺、李鄣、李部、李邓,同长侄广丰,……所有继母王氏不能经理家务,心想自己另过,五股摊钱摊工,养老送终。各处情愿,齐此。”[1]169此例中李王氏独居生活,其养老依靠儿孙“五股摊钱摊工”。同样例子还有顺治七年(1650),徽州妇女程阿毕要求四个儿子对自己尽养膳责任,要求四个儿子每人出钱“六钱四”,共计“二两四钱”,以作程阿毕养膳之资,不得缺少,日后百年,四个儿子出钱出力殡葬[2]21。
以上两个例子中妇女的养老实际上是一种儿子们的“共养”制———几个儿子共同为(父)母亲提供养老所需的物质基础等。
清代妇女分居养老还有一种方式是依赖“养膳田”的收益保障养老。如康熙元年(1662),徽州祁门许氏弟兄分家时,单独为其母亲和庶母留出养膳田地共计一百六十余秤,生作养膳之资,死作殡葬之需[3]。再如,宁波叶刘氏与儿子分家各爨,并对自己的养老进行了合理安排,“再黄家门前田壹亩六分,又屋后秧田壹亩贰分,两处共贰亩捌分,遵尔父母祀产,两房轮流值祭布种。又将里柴圩税地叁亩贰分,遵起尔父母造寿城并殡送之资。其地租钱母生前遵作烧香之费□□。下海田丁地八分,又永福庵下地八分,两处□□□□□,其地租钱亦遵母在生零需,百年之后,长、次两房均分。”[1]65—68清代老人包括妇女依靠预留养膳田保障养老是比较常见的,如资料记载福建省子孙分家时要为父母及祖父母预留养膳田,任何人不得觊觎此财产[4]739、750。清代养膳田的经营主要由儿子管理,但其收益归(祖)父母支配。
2. 同居养老。
在清代,妇女依靠儿子提供家庭养老更多的是与儿子同居的情形,这种情况最是常见,仅举二例以作说明,道光年间陕西凤翔县民何长继子与母亲周李氏同居,五十余岁的何长继子依靠7亩田地收入尽心侍养母亲[5]卷二。安泽人胡梦清,“家贫,尝佣力以供母。母病疽,亲为敷洗,日数次,蹀躞床头。凡诸琐务,男子所不能代者,辄以一身兼任。”[6]715清代妇女与儿子同居养老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独养,二是轮养,每一类型有大量的清代民间实例,下面简略述之。
(1)儿子独养。独养是指清代妇女依靠一个儿子独自养膳,以安度晚年。这在独子家庭中较常见,但在多子家庭也有这类情况存在。如直隶宛平人王陈氏守寡,有一子一女,其与儿子王相奎相依过活。王相奎在茶叶店佣工,养活母亲,并将月例银都交由母亲掌管,王陈氏祖孙三代“用度无缺”[7]档案号:15474。再如乾隆年间襄阳人杜氏夫妇有田地二百三十五亩,房十六间,剖分给三个儿子,夫妇两人与长子杜瑞中同居,由其提供养老保障[8]510—512。
(2)儿子轮养。此处的轮养是指清代家庭有多个儿子,儿子们已经分家,母亲的养膳由儿子们轮流供奉。一些学者指出轮养是分家的结果,事实是这种轮养制使得(父)母亲与儿子始终生活在一起,故此在本文中将清代的这种轮养制看作(父)母亲与儿子们的同居情形。清代某些地方风俗盛行轮养,如叶县地方资料记载“俗多轮养”[9]卷八。乾隆年间安徽六安陈某氏年七十余,由六个儿子轮流赡养。嘉庆年间贵州安化张彭氏依赖三个继子轮养,三子每人轮养四个月,共计谷物二石[10]28—29。
清代盛行宗法制度,在清代家庭结构中还有独特的“儿子”身份的人存在———嗣子,按照清代法律规定,嗣子须对嗣父母尽养膳义务,故此,清代妇女家庭养老可依赖嗣子。如浙东宁波叶氏夫妇无嗣,立侄子叶成美承接宗祧,叶母日常用度,由叶成美“每年出钱肆千文”供给,并为其置买坟地[1]62。如道光二年,安徽徽州民人黄可灌承绍其伯父时,承继文约中就嗣子义务写得清清楚楚:“伯父夫妻在日,供膳、柴炭、茶汤、荤菜,家务并亲朋来往不得空缺,必要勤勉,毋得将言抵触、懈怠等事。日后归没,奠七、安葬并祖茔一切拜扫身受,无的忘恩负义等情。如违,听凭伯父经族众理论责罚,以准不孝论。”[2]299
对于不尽养膳义务的儿子儿媳,清代妇女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保障自身权益。清末四川南部县陈黄氏诉称儿子不孝,荡费其钱财,且不赡养她,致使其亲属权受损,陈黄氏通过法律要求儿子尽孝养义务。“光绪二十四年,东路崇教乡陈黄氏称:氏夫病故,无子。带钱、衣物再醮侯大龙、大闲之父侯正贵为室。大友亲书有单(抄粘)。正贵亦亡,大友等素不守分,将氏钱文浪尽,忤逆抗养。去岁氏控分衙。”[11]档案号:14-453-1-6357
清末知县赵幼班审理的袁王氏诉讼一案中,妇女袁王氏在夫亡之后,其嗣子袁立仁短少赡养之费,并且日常取用有所短缺,袁王氏控案,打算废继改继,择立孝顺奉养自己的嗣子。地方官进行调处,规劝命令嗣子要孝养母亲,“身后衣棺等项,即当早为预备。”[12]卷二
这个案例是子女未对寡母尽赡养义务,使得寡母的养老保障没能得到很好的实现,寡母为保障其权益而主张更改原来的立嗣继承法律关系。
二、清代妇女依赖儿媳保障个人养老
清代妇女的养老问题有很多是依赖儿媳解决的。清代的地方志中记载了大量儿媳赡养公婆的事迹,这是《列女传》表彰妇女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河南叶县“毛继程妻李氏,生二子而寡,氏年二十五。守节事亲,数年,翁故,姑老,夫兄已析居矣,生事死葬,氏独任之,无怨言。”毛李氏独自奉养婆婆,毫无怨言。“沈居贞妻张氏,生子四岁,夫亡。家贫,衣食尝不能给。薪刍井臼,一身任之。而衰姑甘旨不缺,历二十七年如一日。”[9]卷八沈张氏辛劳奉养婆婆,历二十七年如一日。沈丘于董氏,夫亡时董氏年二十八岁,没有子嗣,“遗母蒋氏,年老家贫。氏矢志守节,纺绩易粟以养姑,数十年如一日也。蒋年九十,久病卧床,氏奉药供馔,洗臭送秽,昼夜匪懈,毫无怨意。雍正五年,蒋寿百有十岁,以天年终。”[13]卷十
基于孝道基本伦理,清代妇女对于儿媳可以提出自己被赡养的亲属权要求,这是清代法律支持的。如道光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舒蒋氏诉状中显示:舒家颇有一些财产,舒黄氏在夫故后要求一定的财产,以保障自己晚年生活,后来在亲族的调解下,每日可支用钱一百文,另外还有三十两银子用于放高利贷生息以作自己费用。此案中舒黄氏通过自己施压,即“逐日吵闹不息”,以及邻里调解,得到了自己的养膳钱银[14]479—480。
此案中,提起诉状的是舒黄氏的儿媳黄蒋氏,最大的可能是寡婆媳相争,但婆婆要求儿媳养膳是正当的,是其亲属权的内在要求。
三、清代妇女依靠女儿女婿提供养老保障
清代妇女在无子而有女的情况下,可能会到女儿家依靠女儿和女婿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养老保障。如湘乡李贺氏,夫亡女嫁,李贺氏守节,但苦无亲属相依,“遂依其婿龚世烈以居,婿亦贫,而事氏甚恭。氏艰苦备尝,其节益励。”王先安遗孀邓氏,年老时“承嗣无人,形单影只,遂寄居婿曹尚文家。”[15]卷二十、二十一
另外,清代民间有招赘的风俗,寡妇如若无子,可能会采取招赘女婿的方式来解决家庭劳动力缺失的问题,并由此形成对自己养老问题的保障。如孙鼎烈在会稽知县任上审理的一起诉讼,钟徐氏夫亡无子,只生一女,徐氏于同治九年间招赘金圣明为婿,其养老送终均是金圣明承担,后钟徐氏亡故,钟氏家族之人想争夺钟徐氏的产业,由此兴讼,孙鼎烈作出批词,支持赘婿金圣明[16]卷一。
直隶独石口厅张麻子井村民妇田氏,丈夫早逝,遗有两女,长女已经出嫁。光绪三十五年五月,田氏将次女嫁给山西大同府广灵县人刘养,并招赘刘养为上门女婿。但刘养好吃懒做,田氏感觉养老无望,最终将刘养赶出家门[7]档案号806。
句容孔侯氏年老无子,“亲族议定以次婿徐永干支撑门户,养老送终,将所有房屋田地场荡,及一切动用什物,一概给予执业。仅于住屋两间之中提出前间,归将来顶支人承受。”孔侯氏夫亡后,十数年来,“徐永干姑婿夫妻母女之间亦无嫌隙”[17]78。这属于现代民法继承原则中的遗赠扶养协议,对孔侯氏来说,她将依靠女婿养老,而女婿徐永干将得到其财产继承期待权。
清代妇女通过女儿养老的一种情况是孝女不嫁而专于孝养母亲,使得母亲养老保障权利得到实现。如通州张孝女,“幼失怙,以母老誓不嫁。待人宽厚,勤女工,以济家用。素多病,病革,犹以亲老未能终事为恨。”[18]304
四、清代妇女依赖娘家人提供养老保障
清代妇女的家庭养老问题主要是通过以上三种方式解决,另外,清代妇女还可以通过娘家人解决养老问题,如湘乡刘金星遗孀谢氏,因亡夫家族无人承嗣而依靠内侄,“其弟侄念其孤苦,乃迎归于家而养之。”李陈氏嫁给监生李克大第七子为妻,夫亡守节,“晚年家益落,节益坚,遂归依母家,终其身”[15]卷二十。
四川巴县档案曾记载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宋张氏夫亡无人承嗣,年老时的养老成为问题,宋氏宗族中人不愿赡养她,于是将宋张氏托付给张氏娘家侄子,同时,让张氏侄子继承宋张氏所有财产。这样,宋张氏的养老问题就得以解决了[14]54。
宋张氏的养老保障有近代的性质,如从继承的方式上讲属于现代民法中的遗赠扶养协议;其次,宋张氏及其亡夫宗族同意将宋氏的房屋及土地等不动产交由赡养人管理,可以看作是以不动产进行养老的变例。
妇女职业与妇女解放 篇5
在经历了五四以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都市生活中, 一些女子
通过学校教育最终走上了职业之路, 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 社会
地位也在逐步提高。因此这个时期被人们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女性自
觉、高扬女权的时代, 更有人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中, 妇女始终占据
着主导的地位
1、轻工业方面: 如纺织、烟草、火柴、化工成衣等业当女工, 这
在就职妇女中, 占绝大多数。
2、帮佣∃∃∃及到中产以上的家庭当姨
娘、奶妈。佣工虽为中国社会所固有, 自农村经济破产后, 开始急剧
增加,其数目虽无调查, 当不在少数。
3、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妇女, 在文化教育机构找职业的,如女教员、新闻记者、传道士、其他如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等,是现代中国妇女最高尚的职业者。
4、受普遍教育以上的妇女, 就业于社会各机关, 如官署、商店、公司、医院、女书记、女
医生、女店员、护士、产科医师等。
5、在娱乐机关找职业的, 如歌女、电
影演员、舞女、女伶乃至妓女等
分析：这份研究基本反映了当时妇女就业的总体状况, 从中可以看到,除了占据了当时女子就业市场的绝大部分的靠出卖色相、提供消遣
娱乐的女子职业和从事机械操作、提供体力劳动的产业女工之外, 这
个时期也涌现出了一批职业女性。这一时期的职业女性所从事的职
业主要有教师、图书管理员、医生、护士、编辑、翻译、会计师、律师、党
政机关办事员、商界打字员、速记员、管理员、电话员、电报员、邮务员
等等,这些职业在当时被看作是较为高尚!的高级职业。当然, 这些
高尚!的职业女性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的省市。二十年代∀生活#周刊对于广东的职业女性做了调查。在广东的职业女性所从事的政
治,教育,专门艺术, 慈善事业, 宗教事业等类别中,以从事教师职业人
数最多。原因：对于教育工作特别是基础教育工作来说, 这个职业自民初
到五四!时期,一直被认为是可以发挥女子天赋的工作,因为女子的母性和体贴的特质, 她们比男性更适合这项工作。因此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在逐渐兴起的女性职业当中, 女教师占了相当大的一
个比例。二十年代初就全国范围来看, 女教师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但是从事高尚职业的并不是很多很多。
就全国范围来说, 有机会从事这些高级!职业的职业妇女的数
量仍然是极为有限的,只占全体妇女的极少部分。据生活周刊:
这几年来, 女子的职业,平白地增添了许多, 形形色色, 指不胜
数,现在且把晓得的约略写在下面。属于高尚的: 女子银行经理(此
席仅上海女子商业银行一处而已)女教员(担任教授图画手工唱歌登
科者多)洋行女打字(因西洋女子, 工资较昂, 乃改用中国女子, 但不
甚多)女书记(近来大学已有)女医生(女医生以兼产科者为多)女招
待(女招待一席, 仅缝衣公司或化妆品糖果商店有之)女伙计
虽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界都有了女性的身影, 而且这些从事高级职业的女性一般都 受过良好教育,不过其时职业女性的职业分布仍十分狭窄, 但除了在大都市的教育、医界、商界和政界的职业女性人数相对多一些, 其他
地区、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仍然是凤毛麟角;另外, 即便在这些女性
职员数量相对较多行业里, 她们的绝对数量也还十分有限, 从同职业的男女职员比例来看,女性则更显稀少。
职业变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子职业的发展, 使得职业女性们在一定程
度上走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窠臼,她们的自身生活和角色
地位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妇女的特色
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职业女性们最经常从事的工作仍然受到传统观念影响, 大多数的职业妇女都只能在基层从事简单机械工作,很少人有机会从事更高阶层的智力性工作。不但如此, 职业女性的工资和工作时刻,也不完全为她们所满意
当时职业女性在家庭与职业抉择中的一般情形: 更多的职业女性则将其出路主要定位于家庭!, 一旦结婚便将工作搁置。原因：因为一方面家务是女性的专属!, 不可勉
强其担任不能胜任的工作;另一方面丈夫已有一笔进款!,可以养
活妻子了!。这不仅仅是社会上对女子职业的一般看法, 就连那些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 也觉得这种主张最为公道, 而不加以抗议!。
这说明社会上对职业女性从事工作及其从事工作的能力仍然怀抱着
怀疑与不谅解的态度,就连职业女性本身也大都缺乏高度的自觉, 精
神上的依赖心理仍旧十分严重。
妇女解放：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职业女性的发展, 改变了一部分女性的生活和角色地位, 我们从这些职业女性身上显然能看到某些不同于传统妇女之处, 她们有自己的职业, 有独立的经济 收入,这表明女性的职业权和经济独立在这个时期已经决不是一句
空话了。但就整体而言, 当时职业女性的发展并不十分乐观: 第一,职业女性的职业范围仍然受到限制, 职业女性在就业妇女中只占据
着微小的比例。第二, 当时人认为适合女子的职业仍是传统女子家
庭职务的向外延伸, 如教师、医护人员等需要发挥女子母性!职能的职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适合女子的职业。大多数的职业女性在工作
中,只能从事基层简单机械的工作,很少人从事更高阶层的工作。第三,女子职业在工作量和待遇方面较之男性苛刻。男女无法同工同
酬,即使是相同的工作, 女性的报酬也无法和男性相提并论。第四,大部分职业女性远远未在思想上、精神上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她们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子操持家务, 相夫教子的角
色定位!,真正走出家庭。在职业与家庭的矛盾中, 大多数的职业女
性将其出路主要定位于家庭!, 一旦结婚便将工作搁置。这种情形
说明,在五四!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子职业的发展并没有
真正地发生彻底的变化
原因：
首先, 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的原因。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入侵, 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等随之影响
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一部分女子开始走进学堂进而成为职业妇女, 她们开始
朝着改变妇女根本命运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可是, 这毕竟只
是少数的发达开明都市的现象,在广大内陆的其它地区, 尤其是在较
少受到商业文明冲击的相对传统的乡镇里, 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不十
分明显, 女子接受教育成为职业妇女, 仍旧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即便是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成为职业女性的已解放!的妇女
们,这种解放是极其狭窄有限的, 因为在这一时期, 她们即便接受了
教育,有了经济独立的可能,可她们最终的出路!仍然是家庭当时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 已经使得大多
数的妇女们具备了完全走出家庭而不需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徘徊而苦
恼的社会生活条件, 大多数的家庭劳务已经得以社会化, 这就给妇女
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方便。这给了我们某种启示: 只有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社会生活条件的高度发达和人性化,才能较为普遍地解放
妇女,真正使她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在事业
上有所发展,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由。而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
况还不能达到这个程度,社会提供给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远远不能
使妇女们真正走出家庭的牢笼, 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不得不被羁
绊在家庭的牢笼之中,不可能彻底地获得解放,实现其在家庭之外的价值。
其次, 民众心理因素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事实上,在当时的社
会,许多人都以为出外找工作的妇女们都是卑贱
积极作用：
“关注家庭建设，促进家庭幸福 篇6
2013年5月15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在北京开展了“关注家庭建设，促进家庭幸福——‘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发布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支持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和《家庭幸福指数国际对标研究》两个项目报告。同时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知名专家、教授以及吉林省长春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河南省鹤壁市、江西省赣州市人口计生委的领导，以“关注家庭建设，促进家庭幸福”为主题进行了座谈研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赵炳礼出席活动，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文庄主持会议。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直属联系单位负责同志以及社会学者、爱心企业、新闻媒体和大学师生等15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国际家庭日由来已久。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1994年起，将每年的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旨在改善家庭的地位和条件，加强在保护和援助家庭方面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提高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对家庭问题的认识并采取适当行动，促进家庭和谐、幸福与进步。今年5月15日是第20个“国际家庭日”，今年的主题是：推进社会融合和代际和谐。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以此为契机，共同发起“关注家庭建设，促进家庭幸福——‘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目的是通过宣传和纪念“国际家庭日”，倡导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重视家庭问题，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推进幸福家庭建设。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的和谐、幸福是整个国家、社会和谐幸福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家庭幸福是基点，最有效的途径是从家庭层面着手，研究中国家庭幸福的特点，解决家庭不幸福的问题。《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构建了“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体系”，并对我国目前家庭幸福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该研究显示，目前我国有2/3的家庭尚未非常幸福，健康、人际关系、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感等是当前影响家庭幸福的重大因素。《家庭幸福指数国际对标研究》是对《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的有益补充，有助于构建国际协调的测量工具，丰富家庭幸福研究国际数据库，实现跨文化比较，发现家庭幸福的共性以及差异。
与会者认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锻炼并保持适度的体重，与父母、爱人、子女保持和谐亲密的关系，为孩子、老人创造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氛围，愿意帮助他人和信任他人，谨慎对待婚姻、不轻易离婚等，更有助于增进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
与会者强调，政府在幸福家庭的建设中责无旁贷。建立完善普惠性、有效性、重预防的医疗保障体系，培养心理咨询与社会工作专门人才进行专业的社会干预，逐步强化面向家庭需要的、依托社区的休闲健身和康复照料功能，建立个人意愿和社会诉求通畅表达的平台与渠道，宣传正确的价值观，建立完善的法制，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等行动，都可增进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围绕“文明、健康、优生、致富、奉献”主题，深入开展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将有效调动政府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和企业力量，促进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经济社会政策不断完善，切实解决城乡家庭在生产、生活、生育以及养老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的开展，顺应了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配合“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5月15日零点，正式启动了《我的家庭之幸福时刻》线上活动；在7：30早高峰时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FM103.9《一路畅通》栏目，发布“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信息及《我的家庭之幸福时刻》微博互动倡议；在11：00～12：00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外语广播AM77.4直播中外家庭幸福理念对话节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等中方做客嘉宾与外国家庭代表畅聊“家庭幸福理念及幸福感”等话题，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人民政协报》、《工人日报》、《中国人口报》、《中国社会报》、《公益时报》、《健康报》、《社会与公益》杂志社、《青春期健康》杂志社、《美好妈咪》杂志社、中国青年网、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中国日报网等国内多家知名媒体参加了活动。腾讯微博通过图文直播对活动进行了实时报道。
家庭档案与家庭文化建设 篇7
一、家庭文化建设需要以家庭档案为载体
1. 家庭文化建设的目标在于提高家庭的文化素质、生活质量, 而这恰恰是家庭档案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的同时, 人们开始向往和追求具有个性爱好与家庭特色浓厚的高品位文化生活, 从而使家庭生活充满情趣和美感, 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家庭生活的质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投资理财、学习教育、健康保健、休闲娱乐等都得到了家庭的普遍关注, 也形成了许多相关资料, 只有对其进行科学管理才能更好地为家庭生活服务。正是在这样的一种需要之下, 家庭档案应运而生。因此, 建立家庭档案既是社会进步、人们生活富足后的必然产物, 也是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品位的客观要求, 更是家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家庭文化建设以“家庭”为依托, 家庭是其特色。家庭档案是家庭及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 可归属个人保存备查的文字、图表、音像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它来源、形成于家庭, 建立、管理于家庭。家庭档案的这一特点与家庭文化建设的特色相一致。
3. 家庭文化重在建设, 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活动达到提高教育的目的。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创造性实践, 是家庭文化建设丰富的源泉和取得成效的关键。实践证明, 家庭文化建设只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吸引群众自觉参与, 使各项活动变成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才能真正收到实效。而家庭档案的建立和管理, 恰恰是侧重于群众喜闻乐见、自愿参与、自我教育功能的一项实践活动, 是家庭文化建设的好形式。可以说, 家庭建档活动是家庭文化建设向更深层次的有益探索与实践。
家庭档案与家庭文化建设均以“家庭”为基础, 均以提高家庭的文化素质、生活质量为目标, 两者在内涵上是相通的, 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在形式上家庭档案也符合家庭文化建设的内在需要, 与家庭文化建设追求形式、内容的创新要求相契合。因此, 家庭档案与家庭文化建设两者之间的这种共通性、一致性及契合性, 决定了家庭档案是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家庭档案在家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 是进行家庭教育、培养家庭美德的重要依托。开展家庭建档活动, 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修养, 有助于家庭美德的养成, 对家庭成员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特别是目前社会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家庭观念发生着剧烈的碰撞, 原有的说教方式已不能为大众所接受, 而家庭档案则以其优势和特点, 成为进行家庭教育、培养家庭美德的重要依托。首先, 从家庭教育的特点来看, 它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比任何教育载体更具优势;其次, 从档案的作用看, 档案内容丰富、来源可靠、记录原始, 其本身就可作为宣传的直接材料, 比传统的说教更具有说服力。
2. 是增添生活情趣、促进家庭和睦的有效途径。首先, 家庭档案的建立, 可以有效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有益于身心的娱乐、休闲方式, 自觉摒弃那些不健康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同时, 人们进行家庭档案的收集、整理或是利用家庭档案进行家史研究的过程, 不仅是自我身心的放松, 还是文化型家庭气氛的形成途径。其次, 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 能够增强家庭的亲和力。全家老少一同整理历史, 回忆往事, 憧憬未来, 其乐融融, 有助于建立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再次, 在家庭档案的利用过程中, 通过浏览往日的工作业绩档案、荣誉档案、照片档案等, 回顾人生足迹, 总结人生经验, 增添生活乐趣。
三、加强家庭档案管理的建议
1. 加强对家庭档案的广泛宣传。
任何一项新生事物的出现, 人们对其总会有一个认识、了解的过程, 家庭档案也不例外。当人们还习惯于将档案的外延定义为那些保存在各档案馆 (室) 中的档案的时候, 加强对家庭档案的广泛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广泛宣传家庭档案的概念、起源、作用以及建立家庭档案的必要性, 改变人们对档案的固有认识, 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家庭生活也需要建立档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宣传的过程也是家庭档案意识养成的过程, 只有提高了对家庭档案的认识, 人们才会将档案意识渗透到各自的生活之中, 自觉地整理好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材料。
2. 注意对公民家庭建档的引导。
大规模地开展家庭建档工作, 需要注意对公民家庭建档进行有效引导, 可以通过举办家庭建档业务咨询和辅导讲座, 组织家庭建档经验报告会、家庭档案展览评比等活动, 以更为直观、生动的具体实例, 引导更多的居民建立家庭档案, 让档案走进千家万户, 使家庭档案真正成为人们家庭生活的好帮手。要注重对家庭建档工作的业务指导, 家庭档案虽然来源、形成于家庭, 但作为档案的一个类别, 同样遵循着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了使家庭档案能够进一步规范化,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注重指导与服务工作, 积极开展家庭建档知识的培训, 为居民提供业务指导、技术培训等服务。
试论明代妇女的家庭地位 篇8
一、家有小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待贤婿
明代十分重视女子之“德”, 出现了被称为妇女紧箍咒的《女儿经》。据《仪礼·丧服》规定“妇人有三从之义, 无专用之道, 故为家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2]P20。女儿在未出嫁时, 她们所做的事, 所学的东西, 以及长大后嫁给什么人都是由父亲决定的。自儿时就要学习妇道, 具体内容为:“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 执麻枲, 治丝茧, 织絍组紃, 学女事, 以共衣服。观于祭祀, 纳酒浆笾豆菹醢, 礼相助奠。”[3]P387明代许多妇女墓志中对女子未婚时的生活细节作了记载。如《郭孺人吕氏大家墓志铭》:“大家生而颖异, 数岁通孝行内则。”[4]P448又如《明故孺人李氏墓志铭》:“孺人王母李氏, ……年方七八岁时, 从女师之训, 习读孝经列女, 过目即能成诵, 通晓大义。既长, 勤于女工, 纺绩刺绣糜不周悉。”[5]P1327又如《明处士涧西杨公配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孺人讳文定封文林郎西郭陈公女, 母张氏, 弟大有、大壮俱登科第跻膴仕, 盖洛之名族。云幼聪慧过人, 庄靓沉婉无疾言厉色, 孝经列女传等书能日诵百言, 通晓大义。”[6]P792以上几则墓志铭中写道女子在七八岁即学龄之时, 就要学习妇道, 要懂得当时的社会礼教, 即“夫者, 妇之天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女子不容置疑、天经地义要遵守的教礼。女子到适龄嫁人时就已经学会了这些, 如《明南乐县知县赠奉政大夫尚宝司卿拯庵刘公 (济民) 配封太宜人孙氏合葬墓志铭》中:“太宜人生有异质, 性贞淑至孝, 年十五归南乐公, 时虽甚幼, 然已谙归道。”[7]P357
明朝国训认为, 贞操是女性的立身基础。女子在娘家时的品行、名声及所学是日后被选为人妇的重要条件, 女子不苟言笑, 精于女红, 如果再通晓孝经大义, 那则是难得的未来媳妇的人选。女子的父母也为有这样的女儿而自豪, 那么在选择女婿上便会慎之又慎, 力求门当户对。这在墓志中都有记载, 如《赠太孺人邢母贾氏墓志铭》中记载:“孺人自幼端庄靜一, 未尝涉阃外。父母有命唯而起, 婉娩听从, 弗敢违逆。平居寡言笑, 勤于女事, 织紝组紃, 咸极精巧。父母喜曰:此女他日必能大其夫家。年十九, 归嫔于同里故赠文林郎知县邢君文显。”[8]P300通过上面的志文, 我们可以看到, 女子在娘家时自小端庄、沉静、不与其他孩童嬉戏, 这些品行被认为是稳重温柔的表现, 至于勤于女事、精于女红的女子则被定为上乘女子。
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以孝事姑忍辱负重
明代妇女墓志多是反映上层女性的墓志, 婚姻讲究的自然是门当户对, 已婚女子在夫家的种种表现也会传到娘家。所以嫁入夫家后, 首先是要以孝事姑, 对待舅姑 (公婆) 要孝、要顺。如《明故孙母朱氏墓志铭》中朱氏“事舅姑以孝称, 朝夕唯谨, 遇有疾病必亲侍汤药, 家人婢妾不与焉, 恐其烹饪失节或忤舅姑意, 其他奉养之间咸惟尽心乃已”[5]P1328。朱氏侍奉公婆谨小慎微, 公婆有病时亲自端汤送药, 家里有佣人也不用, 饭菜力求符合公婆的口味, 竭尽全力讨公婆欢心, 要像侍奉父母一样侍奉舅姑。明代士人大多结婚较早, 新妇一般都是加入一个复合大家庭, 在这样的家庭中, 新妇要拿出所有的精力侍奉公婆, 操持家务, 如果家中还有继姑、庶姑, 那么处理好与她们的关系则更为困难。所谓继姑为丈夫的继母;所谓庶姑, 即丈夫的庶母。《明故许室人李氏墓志铭》:“室人归余动止有法, 善事父母, 继慈姚母性最严峻, 每惋愉承顺得其欢心, 及府君以贡宦郾城, 会姚母感患风痹, 室人躬侍汤药不暇, 寝食栉沐计执帚者二十余年, 然谨事如一日, ”[6]P819面对严厉挑剔的继母, 李氏总是顺其心意、讨其欢心, 继母生病后李氏更是亲自侍奉端汤喂药, 为继母打扫寝食、洗衣沐浴, 李氏侍奉姚继母二十余年如一日。又如《明故朱母戴孺人墓志铭》:“既归, 舅姑性严, 孺人侍养唯谨, 诸所能当意以孝妇称, 及相继捐弃而昆弟同井爨号繁艰, 人颇苦之, 孺人则善处內外间无虑, 大小靡有誉诟语。”[6]P808通过这些资料我们看到了妇女在大家庭中的生活, 她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媳妇。对长辈要孝要顺, 要体贴入微, 再苦再难也要保持面色柔和, 对待丈夫的庶母或是继母也要如此。妯娌之间要和睦相处, 不能相互埋怨嚼舌头。如果丈夫去世且底下又有弟妹未成婚, 那么, 作为长嫂的她们就要担负起抚养弟妹成人, 并且还要给他们娶妻嫁女。
三、勤俭持家以相夫君, 关键处巾帼不让须眉
明代男子结婚时的年龄都比较小, 父辈们在选择女婿时, 大多选择有文才的人, 因为这样才有更大的机会中进士及第, 被封官加爵, 自己的女儿才可以享受到敕封的荣耀。这样嫁入夫家的大多数女子, 支持丈夫科考成了她们的首要任务。如《明处士涧西杨公配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载, 陈氏本是洛阳大家名族之女, “既笄归涧西公, 相公事王氏克执妇道, 远近无间言。公业儒, 时孺人攻针指为铅椠费, 有不足即脱簪珥服玩以补之”。在上面文志中, 丈夫为了考取功名婚后仍然在上学。家中出现经济困难时, 妻子靠做针线活赚钱补贴家用, 如再不宽裕则把自己的首饰卖了以用做家庭生活费。在帮助丈夫成就举子业的同时, 还要教育子女、照顾舅姑、主持家务, 解决丈夫的后顾之忧, 让他一门心思学习, 或专心为官。如《明故王安人田氏墓志铭》:“士奇以才行推举军政在卫, 成化甲辰岁值凶荒饥殍盈途, 士奇奉父母命多为臣坽敛遗骸不下数千, 时斗粟百钱, 家无石储, 士奇虑雇工弗给, 安人即欣然出首饰以毕其事。”[6]P764志文中成化年间闹饥荒, 饿死者尸首遍野, 田氏丈夫雇人掩埋了数千人的尸体, 因自家无存粮, 更无钱财, 雇工的工钱没有着落, 田氏随即变卖自己的首饰, 帮助丈夫渡过难关。再次, 如果在家庭出现变故或丈夫遇事举棋不定之时, 妇女则当机立断, 表现出男人所没有的智慧及远见。如《明故将仕郎桥东郭公 (天民) 墓志铭》:“公先娶张氏, 生子一曰壁完, 及张氏故, 公居官择配而得王氏, 王氏虽女流辈而有男子胸襟, 一日谓其夫曰:‘嗣子壁完少年形体太恢, 恐将来无以承嗣也。’为公虑而纳吉氏于房中, 不几而生子者三, 及公卒居正寝, 而长子壁完果尔不讳。”[7]P370王氏作为女子却有男人的胸襟, 她看到丈夫前妻所生之子年纪虽少但没有少年应有的俊朗与健壮, 将来恐难担当家庭的重任。为了夫家能有一个体面的接班人, 王氏主动为丈夫纳妾, 所纳之妾吉氏不久即为夫家生了三个男孩。
通过这些妇女墓志, 我们看到妻子对于家庭的贡献。她们过日子会精打细算, 能够治家勤俭不事奢靡, 让作为学子的丈夫能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作为官绅的丈夫可以无忧地投入到公事之中。看似不起眼的家庭琐事, 却是实实在在的妇女贡献, 不仅对家庭、家族, 而且对整个国家体系的运作起到了一种间接的支持作用。
四、不辞苦拳拳慈母心, 报娘恩莘莘学子情
按照传统, 孩子的教育往往由父亲负责, 但现实生活中, 教育子女往往由母亲承担。所以, 母亲在教导儿子读书方面会很严厉, 有的母亲充当儿子陪读的角色。如《明故太安人张母墓志铭》:“太安人为择严师, 促勤学, 每伴二子读书至夜分乃罢, 后果为邑庠弟子员有声。……弘治间二子俱先后领乡荐, 澄尹盱眙寻征入为戶部主事。澜举弘治壬戌进士第。”[6]P779太安人为两个儿子请了严厉的老师, 每晚陪伴二子读书到夜半时分。后二子不负母望, 一个为户部主事, 一个中了进士。又如《明故诰赠南京刑部郎中王公配太宜人孙氏今封太宜人孙氏合葬墓志铭》载, 孙氏丈夫在两个儿子尚幼时去世, 孙氏即“減节诸费, 日以延师教子为务, 至脱簪珥为笔劄费, 每夜绩课读茕茕灯火间形影相依, 闾里怜之”[6]P785。孙氏在丈夫去世家境日渐窘迫的情况下, 首先是缩减日常开销, 为儿子请老师, 甚至卖掉自己的首饰为儿子做笔墨之费用, 每晚青灯下孤儿寡母形影相依, 邻里为之哀怜。
教育子女是长期的、劳心费神的心路历程, 如果丈夫去世, 重担就都落在一个弱女子的肩上。如《皇明诰封方城镇国太夫人赵氏墓志铭》载, 作为将军夫人在丈夫死后, “孀居数载, 以义方训二子。二子只厥训而式诸榖, 不怙势而骄, 不介宠而侈, 敦伦典博儒书卓有乐善之风者, 皆夫人之力也”[6]P786。《明故诰封宜人先妣李氏墓志铭》是李春为他的母亲所写的墓志铭, 记载了李春的祖父、父亲带兵抗击倭寇, 终因孤军奋战, 寡不敌众, 以身殉国。父子二人的尸体运回洛阳时, 李春的母亲“年二十一, 春甫六龄。讣至祖母钱与母抱哭仆地绝而苏者凡几, ……自是朝夕哭, 哭已, 即为绩纺计, 日夜绩, 纺绩纺中不断悲泣声, 虽一菜一菓必上奉祖母, 下给春耳, 己之有无不少恤, 廿余年惟是也”[7]P362。一个完整的家忽然之间坍塌了, 两个女人同时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二十一岁的女子上有婆婆需要照顾, 下有年方六岁的儿子需要抚养, 一个弱女子成了家庭的顶梁柱。
明代洛阳墓志中记载的妇女, 是明代千千万万妇女的代表, 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家庭妇女, 在闺中修德行及出嫁后苦己奉公婆、勤俭持家、相夫教子等方面都做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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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洛阳地区文管处.千唐志斋藏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7]李献奇, 郭引强.洛阳新获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
家庭档案—家庭生活的真实记录 篇9
一、家庭档案的重要作用
(一) 家庭档案能为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极大便利
1. 能为工作和学习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很多家庭都注意搜集、整理各种学习参考资料, 这些材料经系统整理、分类存放后, 用时就会非常方便, 就会保证工作、学习的效果。
2. 能为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提供方便。
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麻烦和困难, 如家中的贵重物品放在何处?在医院看病时, 能不能提供病历资料供医生复诊?存款单据丢失后, 如何找到密码挂失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有了完整的家庭档案, 就迎刃而解了。
3. 能节省大量查找物品的时间。
生活中人们经常要查找各种证件、学习资料等。建立了家庭档案, 实行分类管理后, 就会很容易找到;反之, 就要耽误很多时间。
4. 能为平息家庭纠纷提供依据。
在遗产继承、赡养老人、财产分配等日常问题上, 有时会发生一些纠纷。这些问题若预先立有遗嘱、协议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就往往能够顺利解决。
(二) 家庭档案能为构建和谐家庭提供帮助
家庭档案中的许多材料, 都能在帮助子女教育、增进亲人感情方面派上用场。如利用成果档案中的毕业证书、获奖荣誉、科研成果等, 就能帮助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体验创业的艰难, 感受成功的喜悦, 感激老师、朋友、亲人的帮助, 养成一颗感恩的心;如通过欣赏家庭档案中不同时期的各类照片, 尤其是孩子不同时期的成长照、夫妻间的结婚照以及旅游时的风景纪念照等, 往往能陶冶情操, 增添生活的情趣和乐趣;如通过婚姻档案, 还能使夫妻间常忆起恋爱时和婚后生活中的甜蜜而美好的往事, 从而增进感情, 化解矛盾,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
(三) 家庭档案是见证民生的有力凭证
马克思说过:“除了家庭之外, 没有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如此敏感, 能够如此明显地反映社会历史进步, 取得的成就, 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家庭档案正是对家庭生活各方面变化的真实记录, 反映了社会变迁、具体民众的民生状态。电视、报纸等媒体就曾多次报道过透过家庭档案看社会发展的内容, 广受大家关注。从一个小家庭的角度反映出社会大家庭的进步, 反映出国家在经济建设、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 内容具体、可信。
(四) 家庭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档案系统倡导“凡是涉及人民群众的档案, 凡是人民群众需要利用的档案, 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用的档案, 都要纳入档案资源建设体系”。家庭档案中那些有代表性的“日记账”、“大事记”、“照片档案”等记录民生、反映民生、服务民生, 是社会学家、史学家研究社会史、经济史的可靠史料;特别是一些名人、专家的家庭档案, 更是后人进行科研、开发利用的珍贵资料, 如我国著名气象学家, 地理学家竺可桢一生写的四十多本日记, 每天记录了天气阴晴, 风力级别、气温高低及相应的物候, 这不仅是竺老的第一手科研资料, 也是其他科研人员研究气象的宝贵资料;又如具有国际影响的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馆里很多陈列内容就来源于拉贝的家庭档案。因此家庭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家庭档案的主要种类
(一) 财产档案
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账目、存单、股票等各类投资交易证卡、有价证券、工资条、水电费支出记录、保险凭据、借据、合同契约、贵重物品清单和发票等。
(二) 证件档案
包括房产证、出生证、学生证、毕业证、学位证、工作证、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借书证、职称资格证书、聘书、独生子女证和技术资格等级证书等。
(三) 说明书档案
包括家庭各种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保修卡、维修单、电路图及维修点地址、联系电话等。
(四) 照片、音像档案
包括家庭成员各个时期的照片, 结婚、寿庆、旅游观光、聚会娱乐等活动形成的录像带、光盘、电脑软盘等资料。
(五) 健康档案
包括病历、诊断书、医疗保健卡、C T等检查结果及片子、心电图、化验单、体检表、血型报告、住院记录、疫苗接种和药物过敏记录、家庭成员意外伤害记录以及医院处方、饮食禁忌等。
(六) 交友联谊档案
包括亲朋好友的住址、电话号码, 同学和老师名录、同事名录, 来往信件、贺卡等。
(七) 个人履历档案
包括家庭成员的生日、结婚纪念日及入学、入团、入党、应聘、升职、乔迁的日期, 自传、简历、日记, (下转第81页) (上接第29页) 奖状、奖牌, 各种考试的成绩单等;也可包括个人特长爱好、收藏等, 如书法书画作品、学术论文、专著, 在各类报刊发表的文章及作品, 名人好友题词题字, 邮票及封片等邮品, 各类艺术品收藏, 书报刊物收集等等。
三、家庭档案的管理
做好家庭档案的收集工作之后, 就可以着手进行整理编目、立卷。各类资料收集在一起, 如果不整理编目, 仍然处于无序状态, 不便长期保存和查找利用, 因此可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组成若干个保管单位后装盒 (袋) 、编号、登记目录, 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档案。
传统的整理方法是将纸质材料用线装订成卷, 但这样做容易损伤原件, 且家庭档案种类繁杂, 纸张规格大小不一, 很难装订整齐, 因此可直接用档案盒 (袋) 装, 如零碎的票据, 可粘贴在空白纸上后编号装入纸袋内。在盒 (袋) 封面或脊背上注明内有何物, 然后依排列顺序给每个盒 (袋) 编顺序号, 最后进行统一登记形成总目录。如果档案盒 (袋) 内的材料较多, 最好再分小类用信封或其它小袋子分装, 在每个小袋子上编号登记, 注明内容, 形成每盒 (袋) 内的分目录, 这样就便于查找了。
照片档案的整理可以按家庭原有像册依次编顺序号, 最好按内容分类装册, 将每像册内照片的内容和拍摄时间写在像册封面或脊背上。像册内的照片应编号并写明拍摄时间、地点、人物和内容, 可以用笔写在照片背面, 也可以写在小卡片上与照片插在一起。照片底片保存一般用底片册, 给每张底片编上能够与相应的照片互查的号码, 还可以将底片装进底片袋, 或者就放在暗盒里, 编上号码集中排列在铁盒或钢制饭盒里, 这样密封性较好, 不易受潮。
家庭档案的装具要求不像档案馆 (室) 那么严格, 可根据具体情况不拘一格选择装具, 但无论用什么装具, 必须掌握两个原则:一是不能损害档案原件;二是便于查找利用, 否则就失去家庭建档的意义了。
四、家庭档案的保管
分装好的家庭档案可以视家庭条件选择保管处所。家庭档案整理完毕, 最佳保管方式是按顺序号集中排放在专用橱柜里, 再放上樟脑精块, 这样可以防虫蛀。如果条件不允许, 可以分散摆放, 应注明确切的位置, 但至少不能与食品混放, 尤其不能搁置在潮湿或阳光直射的地方, 否则会造成档案霉变、纸张脆化、字迹褪变。录音录像带、光 (磁) 盘等磁性材料档案, 还要避免靠近带有磁场的物体。确定好家庭档案的存放位置后还应记住每次使用后要“物归原位”, 避免随手放置, 寻找起来困难。
如果家中配置了电脑, 还可以将编制好的家庭档案检索目录或者重要文字材料全文输入电脑, 同时为安全起见, 重要文档资料应备份保存。在现代日益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中, 还有许多新空间和新领域, 也会随之产生新门类和新载体的档案资料, 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 建立有自己家庭特色的档案。
总之, 家庭档案是个可以不断开发挖掘的“宝藏”, 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其内容、作用及开发利用, 让它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服务。
摘要：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建立家庭档案不仅利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管理, 而且对于传承社会文明、丰富国家档案资源库也有着积极意义, 作者从档案管理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家庭档案的作用、分类、整理、保存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家庭档案,生活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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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苑伟.建立家庭档案服务和谐社会[J].兰台世界, 2009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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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分析 篇10
一、农村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及养老状况
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前农村养老状况, 我们利用暑期时间, 开展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针对安徽省长丰县做了关于"农村养老及服务需求"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主要:走访长丰县的部分乡村、敬老院、老年公寓。调查过程中, 共调查问卷650份, 收回问卷616份, 有效问卷524份, 有效率为85.06%。
1. 子女数目与老人赡养状况
从子女数量分布状况看, 在所调查老人中仅有3.81%的老人无儿无女, 有一个子女的老人占所调查人数的11.07%, 有两个子女的老人占18.70%, 有高达66.42%的老人子女数超过两个。由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老人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占到多数。
从养老形式看, 拥有不同子女数的老人在选择养老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仅有一个子女的老人独居的占13.79%, 夫妻同住的占51.73%;有两个子女的老人独居的占15.51%, 而在该部分老人中, 与子女同住的相对较多, 占33.63%;子女数在两个以上的老人, 夫妻同住的占34.20%, 而与子女同住的占到了46.26%。由调查数据显示, 子女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相对较大。
2. 老人年龄结构与赡养状况
从年龄结构看, 由表2所示, 60~64岁的老人占所调查人数的33.78%, 65~69岁的老人占29.00%, 随着年龄的增长, 70~74岁的老人只占到19.08%, 75岁以上的老人在所调查人数中占比最少。
从养老形式看, 不同年龄结构的老人在选择养老形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60~64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独居的老人占15.17%, 夫妻同住的老人占55.93%;在65~69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独居的老人上升到19.05%, 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到30.42%;在70~74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夫妻同住的老人占比有所下降, 占该年龄段老人的41.53%, 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35.20%, 较上两年龄段有所增加。75岁以上的老人中, 独居老人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比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而夫妻同住的老人仅占29.85%。
3. 老人晚年生活缺乏精神慰藉
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 由于丧偶、丧失了劳动能力, 同时又得不到子女悉心的照顾, 他们内心的孤独寂寞感会更加强烈, 他们需要有人给予精神上的慰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子女时间不足, 由于家庭、工作和生活原因, 往往会忽略老人, 无暇顾及和关心老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 给新老两代人造成代际隔阂, 导致和老年人缺乏交流。
二、农村家庭结构对养老状况的影响分析
1.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子女对老人照料
由于社会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在广大农村地区, 资源短缺导致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持续外推, 出现连续多年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这就导致农村留守家中的人员均为不具劳动力的老人与小孩。进而大大减少子女与父母的交流机会, 这很不利于子女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 而且也降低了老年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子女一旦进入社会, 为了自身发展, 其关注重心也将转移到自身事业上, 对老人需求的关注也因此而减少。致使老人得不到应有的赡养保障, 所以, 选择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相对于独居和夫妻同住的老人占比较少。
2. 家庭关注重心下移
许多年轻子女随着成家立业, 他们将自己对老人的照顾转变到自己的小家庭和自己的子女身上。这就使得他们把自身的关注点从老人身上转移开。与赡养老人相比较, 他们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问题, 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投向自己的子女, 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严重影响到了老人的被关注程度和受照料状况, 进而也导致有些老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甚至受到歧视或虐待, 使得老人往往选择独居或与老伴一起生活。
3. 子女对老人关心照顾不够
由于老人年龄增加、丧偶等原因, 独居老人数量有所上升。同时, 应该看到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 身体和心理不同程度的衰弱老化, 同时对家庭的贡献也越来越少, 在家中的权威地位随之降低, 从而失去对财产的支配权。对部分不孝顺的子女来说, 他们认为这大大增加他们的家庭负担, 他们不愿照顾老人, 这就导致高龄老人独居数量上升。
三、关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1. 加大对孤寡老人关注力度
对于孤寡老人, 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为老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保障。例如, 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老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 政府也应根据老人自身的生活水平, 相对的改善老人的衣食住行等条件。对于五保老人和享受低保的老人应当合理调整补助标准, 同时, 对这类老人的管理要注重人性化, 让老人在晚年生活中享受到良好的服务保障。
2. 完善独生子女老人扶助措施
对于是独生子女的老人, 子女的负担会相对较重。在老人自身状况允许的前提下, 老人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为自己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老人与子女之间因为经济原因引发的矛盾。同时, 子女可以从事一些需要外出的事务, 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但是如果老人独自生活存在困难时, 子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保障老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也应根据老人家庭状况, 采取必要的补助措施, 来减轻这类家庭子女的负担。
3. 发挥基层政府在老人晚年生活照顾方面的作用
在部分农村地区,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采取村域养老的措施来照顾老人。村域养老是指由村委会主办, 以保障村域老年人的基本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 以农民的自我经济收入、子女依据法规应负担的费用及乡镇补助为主要经费来源, 以集中生活和家居生活自由两便方式为特点的养老方式。在这种养老方式下, 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家庭情况及与子女的关系状况选择灵活的养老方式, 选择长久地或阶段性地进入养老组织, 这样既可以减轻养老组织的工作量, 又可以减轻老人儿女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老人能够和自己的亲人朋友保持接触, 精神上得到充实, 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同时, 在本村建立养老组织, 也有利于村民监督养老组织的工作。
4. 着力推行法律对农村老人保障措施
加强养老立法, 规范家庭养老。第一, 制定全国性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及实施细则。法规颁布后反复宣传, 做到家喻户晓, 对触犯法律的人, 司法部门要及时依法予以惩办。第二, 对一些不愿意赡养、虐待老人及有赡养争议的家庭要签定赡养协议书, 实施《赡养协议公证细则》。协议书应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的内容, 由村委会或老年人协会负责签订前的具体工作及签订后的监督执行工作, 通过司法公证, 使协议书产生法律效力。第三, 制订检查兑现制, 对那些已经签订赡养书的家庭进行定期检查和监督, 以保证按照协议书的内容进行赡养老人, 对违反协议书的家庭和个人给予相应的处罚。
通过对农村家庭结构对农村养老的影响分析, 我们发现在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落后是主要因素。子女由于自身的经济能力所限, 无力承担对老人赡养的责任和义务, 这就导致许多子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也正逐步向单一化模式转变。政府部门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当前这一现状, 就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情祝, 以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 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家庭环境, 也为我国的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优异的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 我国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也直接影响到家庭养老方式。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 指出农村家庭结构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产生的原因, 最后提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相关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家庭结构,家庭养老,老龄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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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妇女 篇11
离乡背井为念书的孩子打点生活起居，许多中国的陪读妈妈，除了要面对异乡生活的各种挑战，还要承受婚姻的危机。陪读妈妈一般是牺牲个人事业，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们，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和孤独感可想而知。
曲太太和丈夫结婚多年，感情基础坚实，但自从做了陪读妈妈后，曲太太担心：自己不在丈夫身边，别人会不会乘虚而入，丈夫是否抵挡得了外来感情的攻势？后来她还是把心中的疑虑告诉了丈夫，并说出自己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她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这么做可以让丈夫对自己放心，同时也让丈夫明白自己不希望他涉足婚外情。
专家指出，婚姻靠付出与信任维持，经常沟通，两人虽相隔千里，也有一种心连心的奇妙感觉。只要处理得好，夫妻暂时分居两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彼此付出，互相信任，才能维系良好的婚姻关系。
家庭调查：
一半青少年与父母“无话可说”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有45%的社区青少年却与至亲父母“无话可说”， 所谓社区青少年指“16～25岁，无固定工作和收入，未进一步就学的青少年”。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很多社区青少年感到家人给予的只是物质方面的保障，很少有情感上的交流和关心。调查发现，青少年认为与父亲、母亲“无话可说”和“得不到谅解”的分别占48.5%和41.6%。
有趣的是，在问及“你认为理想的亲子关系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时，大多数家长将“朋友”作为理想的标准。专家表示，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的父母文化权威受到挑战，父母不再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者，而是与子女处在一个平等对话学习的位置上。但是他们往往不能接受“文化反哺”，并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个体，“朋友”关系难以建立。
女性视角：
白领女性新“潜水”规则
近日，CTR央视市场研究公司公布了一项针对都市白领女性的“中国都市女性生活状况调查”报告：都市女性平均个人月收入是2303元，每月在服装方面的支出是643元，每月在化妆品方面的支出是314元。通过分析，都市女性被分成四大类：享受型、进取型、猎奇型和安稳型。总体看来，中国都市女性正处在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生活与工作、情感与自由、消费与节欲、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寻求着一种理想的平衡。
从调查的结论中不难发现，都市女性正在城市这个大海洋中“游玩潜水”：进取型的能够直面压力，奋力向海底潜水，她们压力级别最高；相对稳定的中间潜水群多数是安稳型，承受的压力较轻；而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层，她们也许属于享受型，尽管感受不到城市海底的气象万千，但承受的工作压力最小，也乐得逍遥自在。
域外传真：
性感“清凉”婚纱
最近在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举行的“亚洲新娘与你”(Brides Asia & You)婚纱展览上，所展出的婚纱新设计备受争议。婚纱设计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反传统的清凉尺度。
中国失独妇女及其家庭状况研究 篇12
失独家庭通常意义上是指因各种原因失去独生子女后,不再生育或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了妇女的生育和存活子女情况,在此基础上,本课题组对失独妇女和失独家庭等概念进行了界定。
(一)失独妇女的界定
本课题组将只生育过一个孩子并且孩子未存活到普查时点的妇女定义为失独妇女。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中询问了15～64周岁妇女曾经的生育情况和目前子女的存活情况,据此可汇总出15～64岁失独妇女人数。从汇总结果看,15～30岁的失独妇女占全部失独妇女人数的比重较低,且不满30岁的失独妇女正处于生育旺盛期,再次生育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研究将失独妇女的年龄界定为30～64岁。
(二)失独家庭和独生家庭的界定
本研究中只把失独妇女所在的家庭界定为失独家庭,而不考虑某个家庭未来是否生育或收养子女。为确保比较时数据来源和指标口径统一,结合人口普查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如下界定:即30～64岁只生育过一个孩子,并存活一个孩子的妇女定义为独生子女母亲,将独生子女母亲所在的家庭定义为独生子女家庭。
二、失独妇女的总量及结构特点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30～64岁妇女中的失独妇女为67万人,占全国同龄妇女的0.21%,占只生育一胎妇女的0.53%。其中,城镇失独妇女38.92万人,占全部失独妇女的58.09%;乡村28.08万人,占全部失独妇女的41.91%。
(一)已经或即将退出生育年龄的失独妇女超过30万人
我国失独妇女中,30～44岁的为36.52万人,占54.51%;45～59岁的为25.65万人,占38.28%;60～64岁的为4.83万人,占7.21%。45岁以后,妇女将陆续退出生育年龄,大多数基本上无法再生育。我国45～64岁的失独妇女30.48万人,占45.49%。
(二)1/3以上的失独妇女分布在东部地区
研究结果显示,各地失独妇女总量与各地的人口总量有关。失独妇女总量排在前4位的省份分别为四川、山东、江苏和广东,分别达到6万人、5万人、4.7万人和4.5万人。失独妇女占生育一孩妇女比重较高的有西藏、江西和新疆,分别占1.84%、0.88%和0.8%,西藏的失独妇女绝对量虽只有0.26万人,但失独妇女占生育一孩妇女的比重却最高。
在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东部失独妇女总量最多,为24.77万人;东北最少,为7.91万人;中部为15.57万人,西部为18.75万人。在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失独妇女中,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64.9%、53.6%、52.7%和58.1%。
(三)失独妇女的平均年龄为44.3岁
我国失独妇女的平均年龄为44.3岁,比独生子女母亲高1.9岁。其中,城镇失独妇女平均年龄44.3岁,比独生子女母亲高1.6岁;乡村失独妇女平均年龄44.4岁,比独生子女母亲高2.7岁。其中,上海、北京、辽宁、天津、重庆、江苏和四川的失独妇女平均年龄都超过45岁,特别是在上海、北京和辽宁,6成的失独妇女年龄都在45岁以上。
(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失独妇女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高12个百分点
失独妇女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比例最高,为44.3%;其次是小学,为25.6%;高中列第三,为15.9%;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0%和3.1%;未上过学的比例也有5.1%。与独生子女母亲相比,失独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失独妇女中未上过学或仅上过小学的达30.7%,比独生子女母亲高12个百分点。年龄越大,失独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与独生子女母亲的差距越大。45岁以上的失独妇女未上过学或仅上过小学的高达43.0%,比独生子女母亲的26.1%高16.9个百分点。
三、失独家庭的总量及结构特点
(一)我国大约有66万户失独家庭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曾生一孩的家庭户为12004万户,其中独生子女户占99.46%,失独家庭户占0.54%。失独家庭户总量为66万户,占所有家庭户的0.16%,其中城镇38.2万户,占全部失独家庭的58.0%;乡村27.6万户,占全部失独家庭的42.0%。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并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尽管2014年起我国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没有出现大幅提高。多数省份在2014年3月之后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截至2014年底,全国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01.2万对通过审批,各地单独二孩申请量低于预期。
(二)失独家庭的平均户规模为3.29人
全国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为3.29人,其中城镇为3.08人,乡村为3.58人,城镇比乡村少0.50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比全部家庭约高0.19人,这主要由于失独家庭只涉及30～64岁失独妇女所在的家庭,未包括两人户如未生育年轻夫妇、一人户如独居老人等的小规模家庭。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为3.55人,大于全国和其他地区;东北地区最小,为3.00人;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为3.28人和3.23人。全国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前三位的地区是河南、海南和江西,分别为3.85人、3.73人和3.73人,户规模少于3人的地区为辽宁、天津、上海和北京,分别为2.89人、2.85人、2.79人和2.72人。
总体看,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普遍小于独生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的3.34人少0.05人,其中城镇少0.12人,乡村少0.11人。除中部地区外,东北、东部、西部地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也小于独生子女家庭,分别少0.18人、0.10人、0.08人。由于河南、江西等中部省份失独家庭户规模较大,因而中部地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比独生子女家庭多0.08人。
(三)失独家庭中2人以下户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高13.4个百分点
从户规模看,失独家庭中3人户的比例最高,为36.3%;其次是2人户,为26.6%;5人以上户列第3,为18.7%;4人户和1人户的比例分别为13.2%和5.2%。城镇失独家庭具有相同特点,最高的3人户比例为38.2%,最低的1人户比例为6.7%。乡村失独家庭3人户比例最高,为33.7%;其次是5人以上户,为25.1%;2人户列第3,为22.4%。乡村失独家庭5人以上户的比例偏高也是导致乡村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大于城镇的主要原因。
失独家庭2人以下户的比例为31.8%,比独生子女家庭的18.4%高13.4个百分点。独生子女家庭以三口之家为主,3人户的比例超过半数,为52.6%,其他类型除1人户比例较低外,都在10%～20%之间。相比之下,失独家庭2人以下户的比例明显偏高,其中失独家庭中1人户的比例是独生子女家庭的2倍,2人户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高10.8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失独家庭2人以下户比例超过50%的省份是贵州和北京,分别为52.2%和52.0%;在40%～50%之间的有5个地区,分别是上海、辽宁、西藏、天津和重庆;在30%～40%之间的有浙江等11个地区;在20%～30%之间的有山东等12个地区;只有河南省失独家庭中2人以下户的比例低于20%,为17.7%。
(四)失独家庭中一代户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高14.4个百分点
从户结构看,失独家庭中二代户的比例最高,为44.3%;其次是一代户,为34.2%;三代户约占20.8%;四代以上户仅占0.7%。城镇和乡村失独家庭也具有同样特点,二代户比例最高,分别为45.7%和42.5%;其次是一代户,分别为37.3%和29.8%。相比之下,城镇失独家庭中一代户的比例明显高于乡村,比乡村高7.5个百分点。
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二代户比例均最高,相比之下,失独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13.8个百分点。虽然都是二代户,但两者的家庭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独生子女家庭二代户中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一家三口占81.2%,有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仅占8.7%。而失独家庭中由失独父母和长辈组成三口之家的占71.3%,有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占20.1%,老人户的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高11.4个百分点。
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失独家庭的一代户比例高14.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高16.2个百分点,乡村高13.0个百分点。一代户的失独家庭主要由1人户和2人户组成。其中,失独妇女独自生活的1人户家庭占15.2%,由失独夫妇组成的2人户家庭占68.3%,两者相加为83.5%。城镇这一比例高达86.7%,乡村也达到77.9%。这些家庭特别是失独妇女独自生活的家庭,承受着失去唯一孩子后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对往事不堪回首,对未来充满恐惧,导致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多数家庭处于病痛和贫困之中。
分地区看,失独家庭一代户比例超过50%的省份是贵州、北京和上海,分别为57.0%、53.3%和52.7%;在40%～50%之间的有5个地区,分别是辽宁、重庆、浙江、西藏和天津;在30%～40%之间的有四川等12个地区;在20%～30%之间的有安徽等10个地区;只有河南省失独家庭中一代户的比例低于20%,为19.9%。
(五)失独家庭中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高6.8个百分点
失独家庭中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比例为29.7%,其中城镇为25.3%,乡村为35.7%,乡村比城镇高出10.4个百分点,他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更值得关注。
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失独家庭中有老年人口的家庭户比例高6.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高5.7个百分点,乡村高5.4个百分点。这些家庭不仅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还要肩负赡养老人的责任。分户规模看,有老年人口的失独家庭中独身1人老年户比例为11.9%,比独生子女家庭高7.3个百分点,这些家庭即为老年失独妇女独居户;2人户中有老年人口的比例为18.8%,比独生子女家庭高7.5个百分点;3人户中有老年人口的比例为14.2%,比独生子女家庭高8.0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90%的地区失独家庭中有老年人口的比例在20%～40%之间。其中,湖南等15个地区这一比例在30%～40%之间;福建等13个地区在20%～30%之间;老年人口户比例超过40%的地区是贵州,达到40.3%;在20%以下的只有内蒙古和宁夏两个地区,分别为19.6%和16.7%。
四、失独家庭的生活状况不容忽视
(一)失独妇女丧偶比例是独生子女母亲的2倍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往往被放在家庭的核心位置,独生子女的死亡,对于有些家庭来说意味着家庭精神支柱的垮塌,父职和母职无法继续履行,父母身心受到打击,健康水平下降。北京市西城区失独家庭调查结果显示,26.2%被调查的失独家庭认为独生子女不幸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最主要影响是“父母身心受到打击,健康水平严重下降”和“父母精神创伤无法愈合”[2]。健康水平的下降,缩短了一些失独父母的寿命,使失独夫妻的丧偶比例上升。
从丧偶比例看,失独妇女丧偶比例为4.8%,其中乡村5.7%,城镇4.1%,乡村失独妇女的丧偶比例比城镇高1.6个百分点。年龄越大丧偶比例越高,失独妇女丧偶比例从30～34岁组的0.7%上升到60～64岁组的20.4%。在乡村,失独妇女丧偶的人数是离婚人数的2.28倍。与城镇相比,乡村各年龄组的丧偶比例都更高。
与独生子女母亲相比,失独妇女的丧偶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高2.4个百分点,是独生子女母亲的2倍,其中乡村高2.9个百分点,城镇高1.9个百分点。各年龄组的失独妇女丧偶比例都高于独生子女母亲。另外,失独妇女与独生子女母亲丧偶比例的差异也随着年龄增长在加大。其中,60～64岁组失独妇女的丧偶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高5.1个百分点。
(二)失独妇女离婚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高1个百分点
独生子女离世,使父母精神遭受巨大打击,当父母情绪极度压抑无法得到排解时,夫妻双方的矛盾就容易凸显出来,家庭瓦解的风险增加。北京市西城区失独家庭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去世导致超过20%家庭的父母因此而陷入感情危机,甚至因感情破裂而离异[2]。
从离婚情况看,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更高。失独妇女中离婚的占4.2%,比独生子女母亲的3.2%高1个百分点。失独妇女和独生子女母亲年龄别的离婚比例有相同的特点,离婚比例曲线呈倒V型,并在45～49岁组达到峰值。相比之下,不论是低龄组还是高龄组,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都要高于同龄的独生子女母亲。其中,45～49岁组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为5.7%,比同龄独生子女母亲高1.4个百分点,在各年龄组中差异最大。50岁以后,失独妇女和独生子女母亲离婚比例的差异减小,其中60～64岁组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为2.1%,仅比独生子女母亲高0.2个百分点。45岁以后,妇女的生育能力开始丧失,其配偶一般还拥有生育能力,还有可能与更年轻的女性组成新的家庭,培育新的生命,不能断后的传统观念可能会加速婚姻瓦解。
分城乡看,城镇和乡村地区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城镇,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较高,为5.3%,是农村2.5%的2.12倍。城镇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比丧偶比例高1.2个百分点。与全部失独妇女一样,城镇失独妇女年龄别的离婚比例曲线呈倒V型,并在45～49岁年龄段达到7.8%的峰值。在乡村,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随着年龄增大逐渐下降,离婚比例从30～34岁组的3.7%下降到60～64岁组的0.9%。
(三)失独妇女的就业比例高于独生子女母亲
从就业比例来看,各年龄别失独妇女的就业比例都高于独生子女母亲。50岁以前,两者的就业比例都处于较高水平,都在70%以上,失独妇女的就业比例略高;50岁以后,失独妇女的就业比例远远高于独生子女母亲,两者的差距扩大。其中,失独妇女50～54岁、55～59岁、60～64岁组的就业人口比为49.3%、41.8%、34.3%,比同龄组的独生子女母亲分别高7.7个、12.2个、9.9个百分点。
另外,疾病是造成家庭失独的主要原因。四川省计生部门和统计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因疾病死亡的比重最高,未成年独生子女因病死亡的占57.1%,成年独生子女因病死亡的占47.6%。
与从未工作的原因来看,失独妇女因丧失劳动能力未工作的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更高,因离退休未工作的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更低。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料理家务占45.3%,离退休占33.0%,丧失劳动能力占7.5%,其他占14.2%。其中,因丧失劳动能力未工作的失独妇女比独生子女母亲高5.1个百分点;因离退休未工作的失独妇女比独生子女母亲低2.5个百分点。50岁以后,与独生子女母亲相比,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离退休的更少,丧失工作能力的更多。在城镇,50～64岁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离退休的占68.7%,比独生子女母亲低9.3个百分点;在乡村,50～64岁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丧失工作能力的占26.2%,比独生子女母亲高10.8个百分点。
与城镇失独妇女相比,农村失独妇女面临的经济风险更大。农村失独妇女因丧失工作能力未工作的比例更高。乡村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占19.8%,比城镇失独妇女高16个百分点;离退休的占6.0%,比城镇失独妇女低35.1个百分点。
(四)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值得关注
从生活来源看,我国失独妇女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占67.5%,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16.7%,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占10.5%,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占2.2%,依靠其他来源的占3.1%。随着年龄增长,妇女劳动能力减弱,逐渐退出就业,失独妇女日常生活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成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比例上升。其中,50～64岁失独妇女中,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下降到41.9%,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上升到31.7%,依靠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上升到19.5%,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比例上升到3.9%。
(五)乡村万名生育一胎妇女中的失独妇女人数是城镇的1.68倍
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由于在日常照料、医疗条件和家庭收入方面存在明显弱势,妇女的失独风险较大。乡村万名生育一胎的妇女中的失独妇女有74人,比城镇万名生育一胎的妇女中的失独妇女多30人,乡村妇女的失独风险是城镇的1.68倍。特别是在中、西部的农村,妇女有更高的失独风险。乡村万名生育一胎的妇女中的失独妇女超过100人的8个省(自治区)中,5个在西部地区,2个在的中部地区,1个在东部地区。其中,青海乡村万名生育一胎的妇女中的失独妇女达133人,是上海的3.66倍。另据调查数据显示,因疾病死亡的城镇失独家庭和乡村失独家庭分别占48.5%和51.7%,因意外死亡的乡村失独家庭占25.9%。
五、建议对策
第一,完善再生育服务和收养政策,做好心理疏导。为失独家庭的再生育提供所需技术服务和经费支持。鼓励失独家庭收养、领养、过继子女,并在办理相关手续时提供方便。及时介入失独家庭的心理调适和治疗,对失独父母进行自愿、免费的心理咨询,对有需要的人群进行专门的心理疏导和治疗。
第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医疗负担。扩大医疗保障范围,提高医疗报销比例,降低失独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实施失独家庭医疗救助,减轻失独家庭的医疗负担,对因病致贫的失独家庭提供医疗救助金补助以及大病救助金补偿。
第三,加强养老保障工作,提高扶助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失独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失独老人,优先安排入住老年公寓,每年给予养老补助。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的失独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多元化发展城乡养老模式。对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实行差异化扶持,有区别地保障城乡失独家庭的主要需求。
摘要：本文通过对失独妇女和失独家庭的统计范围和概念进行界定,利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失独妇女的状况、失独家庭的总量及结构特点进行分析,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特点进行对比,对失独家庭形成的因素和存在的困难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3064岁失独妇女约为67万人,其中城镇失独妇女比例为58.09%,乡村为41.91%;失独家庭面临着经济困难、无人养老、心理脆弱等难题,尤其是乡村失独家庭的困难更为突出。因此,本文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一是要完善再生育服务和收养政策,做好失独家庭的心理疏导;二是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家庭医疗负担;三是加强养老保障工作,提高扶助标准。
关键词：失独妇女,失独家庭,独生子女
参考文献
[1]王广州.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1):5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