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精选4篇）
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 篇1
引言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业整体供求失衡,造成房价日益高涨,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阻碍了拉动内需政策的实现。究其供求失衡原因,表面上看是土地批租市场中存在着政府的绝对垄断,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部分地方行政部门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宏观调控政策并不能在实际中得到切实贯彻。
在分税制改革后,特别是2002年重新分配了财税比例“中央大头,地方小头”之后,某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捉襟见肘。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公共开支,地方政府急需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而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正好使得实行“土地财政”成为其增加财政收入“最好最快”的方式。例如,某些地方行政部门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投资,赢得税收;高地价出售住宅用地,获取巨额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并带动物业税和房地产税激增;利用土地抵押贷款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等等。由于中央政府只拥有土地的名义所有权,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其他处置权更多地是被地方行政部门所把持。所以,一旦中央对于土地出让的监管力度不足,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出于对财政收益和官员政绩的追逐,必然会忽略它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狭隘地追求自身局部、短期的收益。
土地出让问题应该如何加强监管,如何在政策制定层面杜绝违规现象的出现?这需要首先分析博弈双方各自的利益诉求。
一、土地出让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
(一)中央政府的利益分析
中央政府作为国民利益的代表,与国家利益有着高度一致性。中央政府会更多地从国家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关注于GDP总量与质量、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物价水平、居民福利水平、社会稳定等。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规划和指令性手段进行干预,调控地租、地价(比如调整土地出让金的首付比例等)、利率和税收,以此保障土地的使用权权益并公平分配土地收益,确保土地市场良好运转。
(二)地方行政部门的利益分析
某些地方行政部门作为地区利益的代表,更多以“经济人”思维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看重本地区局部的、短期的利益目标,如当地GDP增长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收益对财政的贡献等。在土地市场中,地方行政部门除了一方面完成中央政府布置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如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上缴税收,保障人民基本住房权利等,另一方面通过土地计划、城市规划、地价监控等手段调控当地实际土地供给数量、区位、结构、价格,以获得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土地税费收益。此外,当前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是以当地GDP增长幅度为度量的,所以地方官员出于晋升考虑也有追求本地经济短期繁荣的极大动力。
二、中央政府与部分地方行政部门的土地利益博弈
中央政府与地方各自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导致无法产生制度性均衡,双方的非合作博弈在所难免。由于目前土地出让市场的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中央对地方行政部门的监管与约束仍主要靠国土监管部门来完成,所以,本文主要分析代表中央利益的国土监管部门与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的之间的利益博弈。
(一)博弈的基本假设
本文提出了三个接近现实情况的经济学假设:a.地方行政部门是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存在机会主义行为;b.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情况下地方行政部门的违规行为有可能未被查处;c.代表中央政府的国土监管部门是社会理性人,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
在土地出让市场中,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的行为可有两种纯策略可以选择:不违规A与违规B。国土监管部门也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纯策略:监管a和不监管b。不违规时地方得益为C,违规时得益为D,显然D>C;一旦地方行政部门被发现违规,将受到的经济、法律制裁、信誉损失等的得益为-E。假设这个负效用可以抵消大部分违规得益,即D-E
(三)双方博弈策略的选择
在上述的一次纯策略博弈扩展式中,不存在纳什均衡。在代表中央政府的国土监管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他们在混合战略下的行为选择。
1. 部分地方行政部门的最优行为选择
设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概率为p1,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为q1。则地方行政部门选择违规行为的预期效用U为:U1=D×(1-p1)+(D-E)×p1×q1+D×p1(1-q1)=D-Ep1q1。地方行政部门选择不违规行为的预期效用为:U2=C×(1-p1)+Cp1=C。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地方行政部门是否选择违规取决于U1>U2是否成立,只要U1更大部分地方行政部门就会违规。U1>U2等价于D-Ep1q1>C,即E<(D-C)/p1q1。所以,只要违规行为被查处后部分地方行政部门所受的损失小于违规行为所产生的超出正常行为的得益(D-C)的1/p1q1倍时,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在如此低的违法成本面前会毫无顾虑地选择违规。
2. 中央国土监管部门的最优行为选择
设部分地方行政部门违规概率为m1,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预期效用为:V1=(-h-f)×m1(1-q1)+(g-f)×q1×m1+(-f)(1-m1)=-hm1+hm1q1+gq1m1-f。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的预期效用为:V2=-h×m1。同理,监管部门是否选择监管取决于V1>V2是否成立。V1>V2等价于f<(h+g)m1q1。也就是说,假设地方行政部门违规概率m1和监管部门查处概率q1一定,当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小于监管后果的损益和(即h+g,h是绝对值)的m1q1倍时,监管部门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履职;反之,监管部门不会有积极履职的动力,即使有也是为了应付而敷衍了事,监管绩效极低。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混合博弈的分析,对于某些地方行政部门来说,其违规或违法动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当前制度环境下该行为所产生的、超出正常行为的得益远大于违规行为被查处后所受的损失。所以首先应提高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即增大地方行政部门违规行为被查处后所受的损失-E,并要做出具有实际效力的承诺行动,增强其置信度。其次,降低地方行政部门违规行为的收益D,使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由于无利可图转而自觉维护市场秩序。最后,提高监管部门的工作努力程度,加大监管和查处的频率p1q1。
对代表中央的国土监管部门来说,其监管行为的选择或监管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激励及约束机制。若某些地方行政部门违规而没有被监管部门发现,监管部门虽会在某种程度上声誉受损,但地方违规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是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国土监管部门的切身利益损失并不大甚至还有好处(比如权力寻租);再者,监管部门即使查处了违规行为,并不能改变自身经济收益,因为当前监管部门人员收入与其业绩的优劣并无直接联系。因此,从理性人角度看,监管部门的激励程度相当低(仅有精神层面上的激励与约束)。所以,要激励监管部门履行职责就是要有效提高(g+h)的值。建议将监管绩效纳入国土监管人员的工作业绩考核指标中。若查处到某地方行政部门违规批地就按挽回的国家损失额度的一定百分比给予提成奖励,反之,若所监管地区出现了违规事件就处以国家损失额度一定百分比的责罚。只有建立具有实际意义的激励机制,才能使监管部门的监管有效。在激励的同时,要给予监管部门更大的监管权力,并对监管部门的人员实行垂直管理,以降低他们调查与处罚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的成本。
结束语
在土地出让市场中,中央政府与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博弈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双方利益诉求不同。要改变这样的博弈局势,短期来看是要调整地方行政部门违法用地的收益成本结构,使其被查出后所受损失值远大于违规得益值并进一步激励监管部门加大对地方土地违法事件查处力度。但从长远来看是要转变地方行政部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短期逐利的“土地财政”路径的依赖: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尝试发行地方债、市政债等债券,缓解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需完善中央对地方行政部门政绩评价体系,不唯GDP而论,增加社会满意度等民生性指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地方行政部门的利益目标逐步向中央靠拢并最终一致,变双方博弈为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吴妤,张玲.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的利益行为解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1,(3):30-34.
[2]王子龙,等.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博弈[J].系统工程,2008,(12):8-13.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8-66.
[4]张红霞.城市土地市场调控的政府博弈分析[J].特区经济2012,(3):288-291.
[5]杨建荣,孙斌艺.政策因素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路径[J].财经研究,2004,(4):130-140.
[6]张富田.利益博弈与房地产泡沫问题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1,(2):146-149.
[7]2010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市场动态监测分析报告[EO/BL].http://www.landchina.com,2010-08-11.
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 篇2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存款保险机制 国债收益率曲线
存款保险机制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
（一）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于对商业银行缺乏监管的年代
人们通常认为，利率市场化过程伴随利率中枢走高，银行利差缩小，商业银行可能会出现破产倒闭等现象，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为什么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美国的很多银行破产倒闭，1933年美国颁布了有关法律，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对因银行破产倒闭导致的个人储蓄存款损失进行一定额度的保险赔偿。此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在20世纪60年后期就实现了存款利率自由化。德国为防止银行经营风险，不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其时的存款保险只保障小额储户的利益。日本在1971年成立了存款保险公司，此后，逐步实现了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改革。
（二）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实际是建立了贷款风险保险和保障机制
随着金融产品和银行业务的发展，银行破产倒闭依然时有发生，由此催生了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监管提出了资本充足率8%和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要求。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Ⅲ》的内容达成一致，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6%，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
我国银监会要求大型银行按11.5%、中小银行按10%的资本充足率计提资本，在2018年底达到11.5%的资本充足率。不仅如此，2010年10月银监会要求银行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中所有表外资产在两年内全部转入表内，并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这有利于控制、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减少和避免商业银行破产倒闭。
对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意味着银行在信贷方面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保险制度和保险机制，相对于存款保险制度来说，可以称之为贷款保险制度。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同一笔资金进行两次保险
从理论上讲，银行存款和贷款是同一笔资金，如果建立了信贷保险机制或监管制度，意味着存款保险制度已经通过贷款间接建立起来了。在贷款保险机制的基础上，再建立存款保险机制，是同一笔资金，进行了两次保险，对商业银行而言，其资金成本将大大提高。如果信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贷款没有问题或风险很小，存款人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除非贷款保险——各种监管机制无效，比如银行进行投机炒作，或者创新了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由于银行投机造成损失巨大，导致银行信用违约而破产倒闭。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承认监管有效、及时，信贷风险通过监管制度完善就有了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也就间接得到了保障。
因此，现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与20世纪50至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后各国建立存款保险机制的背景都不同。
（四）在国家（政府）信用保护下，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不明显
我国国有银行是国家信用，而股份制银行中很大部分也是国有企业出资建立的，也是国家信用。地方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是地方财政或政府出资建立的，是地方政府信用。如果我国的商业银行能够破产和倒闭，就意味着国家信用已经转化为企业信用和市场信用，但我国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难以让国有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破产倒闭，除非是那些无关大局的小银行和金融机构。既然主要银行的国有性质和国家、政府信用没有改变，这些银行就不可能，或者难以破产倒闭。这样，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只能增加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压力，减少其流动性，不会对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产生明显作用。
此外，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任用制度没有市场化，也难说银行会有市场化的破产倒闭机制。商业银行若要实行市场化的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政府对国有和地方银行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命机制就要改变。在市场化机制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对存款人和股东利益负责，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董事长和行长都是市场化机制产生的，而我国实行的是组织部门先任命党委书记或党委委员，然后将董事长、行长的位置走程序，这样的董事长和行长该对谁负责？如果经营失败或者亏损，乃至破产倒闭，到底该追究谁的责任？如果组织部门选人用人没有约束责任，商业银行的经营怎么能完全市场化？由此可见，在建立存款保险机制之前，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即使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也不能说银行实行了市场化的经营机制，那么，银行资金价格机制的市场化，就不是完全意义上有硬约束的市场化。
由此可见，目前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商业银行体制和机制如何改革的问题，与利率市场化没有关系。如果银行的国家信用和政府任命管理人员的制度没有调整，商业银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和倒闭，除非由于宏观环境变化而发生系统性风险。
反之，那种认为由于我国缺乏存款保险机制，所以存款利率市场化不能推进的认识也不可靠。应在政策制订方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预防银行破产和倒闭上，而银行破产倒闭的根源在于银行过度发展超越监管要求的创新业务。因此，要把防范风险贯穿金融创新的全过程。当前，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于影子银行，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银行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
考虑到贷款保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能没有那么紧迫，与存款利率市场化关系也不密切。即使要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可能通过存款保险基金的形式更有效，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不是建立存款保险公司。考虑到贷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存款保险交纳的比例应比国际低，否则，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少，成本和负担增加。真正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应该是中小银行和小微银行，尤其是地市县的城市商业银行、县以下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存款保险制度应更多着力于这些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基金。
nlc202309022255
利率市场化对利率、汇率的影响
（一）对利差的影响
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年均利差有所波动，但总体说来基本稳定，利率市场化完成以后，利差有所扩大。日本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平均存贷利差一直相对稳定1，而韩国则相对降低（见表1）。总体来说，在利率市场化没有完成之前，存贷款利差在早期可能会保持管制利差水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利差将有所缩小，但基本稳定。
（二）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趋势
美国1973年放开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1980年放松存款利率管制，1986年利率完全自由化。在放松管制的1976年至1982年，利率上升幅度较大，1976年的名义年均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26%和6.84%，1981年分别为 15.91%和18.87%，1986年以后利率趋向下降（见表1）。
日本1977年至1994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率水平一直相对平稳，早期略高，后期趋向下降。
韩国1976年至1981年存款利率持续不断攀高，在1981年至1987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利率水平开始下降。1988年后，韩国的存款和贷款利率总体保持在10%。期间，部分阶段利率波动较大。
1975年，巴西除对某些特定部门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外，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利率水平持续飙升。以年均国库券利率为例，从1973年至1974年的13.8%～15.8%升至1975年的18.3%，以后持续上升，1982年及1983年则分别达到110%和168.6%。智利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1976至1982年实际平均存款利率达32%。
表1 美国、日本及韩国利率市场化后的存贷款年均利率及利差（单位：%）
年份美国存贷款及利差日本存贷款及利差韩国存贷款及利差
1973 8.024.0 7.19 3.19
19765.26 6.84 1.584.5 8.26 3.76
19775.58 6.82 1.243.83 7.56 3.7314.4
19788.2 9.06 0.862.69 6.42 3.7318.6
197911.22 12.67 1.453.31 6.37 3.0618.0
198013.07 15.27 2.205.50 8.35 2.8519.5 18.0 -1.5
198115.91 18.87 2.964.44 7.86 3.4216.2 17.38 1.18
198212.35 14.86 2.513.75 7.31 3.568.0 11.79 3.79
19839.09 10.79 1.73.75 7.13 3.388.0 10.0 2.0
198410.37 12.04 1.673.50 6.75 3.249.17 10.0 0.83
19876.68 8.21 1.531.76 5.21 3.4510.0 10.0 0
19887.73 9.32 1.591.76 5.03 3.2710.0 10.13 0.13
19899.09 10.92 1.831.97 5.29 3.3210.0 11.25 1.25
19908.16 10.01 1.853.56 6.95 3.3510.0 10.0 0
19915.84 8.46 2.623.83 7.53 3.7010.0 10.0 0
19923.68 6.25 2.572.76 6.15 3.3910.0 10.0 0
19933.17 6.0 2.832.14 4.41 2.278.58 8.58 0
注：横栏中数据由左至右分别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利差。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
（三）各国利率市场化对本币汇率的影响
从数据来看（见表2），在利率市场化期间，日本的汇率持续升值。韩国在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的1981年至1988年间，韩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之后开始升值，但1988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汇率开始贬值。
巴西、阿根廷在利率市场化期间，本币汇率大幅升值，以后又大幅贬值，引发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由此可见，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中和之后，各国货币汇率升贬不一，二者的关系更多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表2 日韩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的汇率变化
年份日本韩国
1975
1976292.8484
1977240484
1978194.6484
1979239.7484
1980203659.9
1981219700.5
1982235748.8
1983232.2795.5
1984251.1827.4
1985200890.2
1986159.1861.4
1987123.5792.3
1988125.85684.1
1989143.45679.6
1990134.4716.4
1991125.2760.8
1992124.75788.4
1993114.85808.1
nlc202309022255
199499.74788.7
注：汇率以本币兑换1美元为计。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
（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汇率变化趋势分析
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引起利率走高的因素很复杂。美国、韩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利率走高，与两次石油价格危机阶段的全球通货膨胀严重关系密切。美国1981年消费物价比1976年上涨59.42%，年均增幅达9.78%，1980年生产者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达到16.2%和13.5%，1981年两种物价分别为10.7%和10.3%，因此，央行持续提高利率以及市场化利率走高是必然的。1980年至1981年美国官方利率分别为13%和12%，市场化的最低利率分别为21.5%和15.75%2。
韩国1981年物价比1976年增长132.69%，年均物价上涨18.40%。1976年至1981年，存款利率持续走高。1981年至1987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物价增幅下降，利率水平也开始下降。1988年至1991年间，消费物价进入上涨周期，利率也随之提高。
日本虽然也曾受到两次石油价格危机的冲击，但处理通货膨胀问题比较成功，其通货膨胀率远低于同期的美国和韩国，得益于日本批发物价的大幅降低，其利率相对平稳。而阿根廷、巴西在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走高与物价飞涨关系密切。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利率高企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放松利率管制不必然导致利率高企。
汇率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也较复杂。当本国利率远高于国际利率时，国外资本大量进入，必然引起货币升值。韩国在第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中，采取了幅度较大的货币贬值，而到第一阶段后期，尤其是1985年以后，汇率开始升值，在第二阶段汇率改革之后，汇率有所升值，主要是因为其利率比国际高。而日本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没有超过美国，甚至远低于美国，日元升值是因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贸易长期顺差、美国压迫日元升值以及日元国际化所导致，与利率市场化无关。而拉美国家的汇率升值主要是利率过高所致，后来的贬值是因为资本流出。
（五）中国利率市场化后的利率和汇率趋势分析
1.利率市场化过程伴随利率走高，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利率降低
我国价格改革、汇率改革和股票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在双轨制、多轨制下，市场价格高于管制价格，当管制部分完全市场化后，整体商品价格下降，汇率升值，股价下跌。我国利率目前是双轨制。管制的存款利率相对于市场化的存款利率来说，是低估的，在管制与自由并存的阶段，管制利率及其对应的资金走向市场，会使利率中枢走高。但利率完全市场化后，全部资金都市场化了，市场化的存款资金增加，资金价格——中枢利率必然会均衡、下降，利率将围绕物价和社会平均利润率曲线波动，不会偏离很大。
2.中央银行的资金供求未必影响资金价格，市场依然能起决定性作用
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不同在于商品供给、需求有竞争，竞争会降低价格，而资金市场虽然有竞争，但资金的总闸门在央行，因此，中央银行是否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与利率趋势关系密切。应该说，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事实远非如此。当今社会，各种准货币（股票、债券、票据、各种衍生工具、抵押担保物等）的创造和发展，使得货币的发行已经从中央银行的独家垄断转变为多主体发行和创造，电子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符号及其搬运，也再次体现了货币的本质是社会劳动、信用、媒介，不能把货币简单地理解为流通中的现金了。因此，即使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有限，发展本身也会生成资金，影响资金的供求和价格，关键在于信用支付体系和制度的完善。
3.人民币汇率可能继续升值
我国人民币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利率，贷款利率放开以后，市场利率持续走高，对境外资金吸引力增加。由于境外资金利率很低，无风险套利资金的回报很高，间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目前，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不是均衡利率，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信贷资金利率是不对称的市场价格，利率不下降，汇率升值预期也不会结束，而一旦完全放开存款利率或者说大部分存款利率市场化了，利率趋向均衡，整体利率水平将下降。只有进入那个阶段，汇率升值预期才会消失。目前阶段，由于预期利率高企，人民币汇率也将继续升值。
对于利率市场化的若干理解
（一）利率市场化如何定义？如何认识我国的存款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就是取消对利率及其变动的管制或行政审批，让决定利率的市场机制——资金供求及其变化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放开了很多，目前只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未市场化，央行对市场的干预手段也未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也在于商业银行的资金供求没有数量控制或行政管制，如果放开了了利率，对信贷依然有管制，这个市场的利率就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央行利率在市场上不具有敏感性，即使存款利率没有管制了，利率也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不是市场均衡利率，而是有限的市场化利率。
（二）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是否成熟
有人担心，国际上除少数国家外，推行利率自由化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金融动荡，我国目前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时机是否成熟？
应该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相对有利。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担忧就是利率高企，这有利率市场化本身的问题，也有物价上涨的问题，目前的物价环境相对有力。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有利。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由于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下行，需求相对稳定或下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跌、震荡、波动阶段，这种状态预计将持续到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因供求等因素影响难以再创历史新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说明美国经济、就业好转，美元将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下跌。因此，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我国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推动我国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对较弱，这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国内物价相对稳定。就国内来说，虽然我国存在消费物价上涨的压力，如货币供应量增长相对高，环境成本和劳工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资源价格、公共服务（如城市公交车、地铁）价格、土地和住房价格以及生活成本等面临上涨压力，但由于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和压缩产能的周期相对比较长，总体消费物价上涨基本不会超过4%-5%。物价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利率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三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风险没有那么大。我国已经有了生产资料价格、汇率改革的经验，从管制走向双轨制，从双轨制走向市场化，获得了成功。我国也有股票价格多轨制的改革经验，并从多轨制基本走向了市场化，这三大价格改革应该说冲击力很大，但我国适应了，说明我国经济和社会对价格改革的承受力和适应能力大大提高。今天，进行资金价格改革，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会超过前面价格改革的冲击，故不必担心其出现金融动荡。我国金融价格改革，放在了其他价格改革和经济改革之后，整个改革过程积累的调控经验，完全可以应对金融价格改革可能产生的问题。因此，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没有那么可怕。四是从经验来说，结果好于预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有很多担心。极端的说法是花期银行一年的全部利润可以买下中国银行业的全部资产；金融开放后，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堪一击。而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增长超预期，银行业地位不断提高，乃至走到了世界大银行前列。要相信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水平，多少年来，我国习惯于管制和控制，担心种种风险，压抑了活力和动力，发展反而缓慢；而放开了，发展会更快、更好。我国需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但不能因此停步不前。事实上，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在很大程度通过理财、信托等也已经实现了市场化，总体来说，放开存款利率的风险可控。
（三）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央行利率与国债利率的关系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央行利率能够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市场对央行利率反应敏感，而这需要相对科学、合理、协调地确定央行利率。
央行利率确定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有些观点认为，要形成相对合理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央行基准利率就有了参照系，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其实，看央行基准利率的历史应该清楚，央行基准利率首先对应的是物价，而不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但是，欧洲、美国等国债规模巨大，交易频繁，国债交易占比较高，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央行基准利率变化关系密切。
央行的利率政策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的需要，国债利率影响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影响国家的财政开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的两个主要工具，这两个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当国债利率达到了一定水平，央行货币政策和基准利率不能简单根据单一目标调整，而要考虑国债利率变动，确保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正因为如此，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欧洲央行由开始不降低利率，后来变为降低利率；从不提供流动性和不购买债券，变为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和购买债券，目的就是保障危机国家的国债发行利率降低而不是高企，保障危机国家的国债发行顺利。如果国债利率抬高，政府负担加重，赤字比率则难以下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保持零利率，也是为保持美国国债利率相对合理，否则，长期利率上升到5%以上乃至7%，政府债务负担就大了。
从我国来看，由于国债数量相对小，交易占比有限，国债利率对央行基准利率的影响有限，国债利率主要看物价、市场化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今后需要进一步健全反映市场基准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使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注：
1.另一个数据是日本在利率自由化的1978至1983年，存贷款利差在0.08～0.71之间。见铃木淑夫《日本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政策》77页，夏斌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
2.数据来源：宫山义一 《日元的崛起》141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安邦富译。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责任编辑：印颖 夏宇宁
旅游市场中各利益相关者分析 篇3
关键词：旅游市场,利益相关者,政府行为
一、旅游市场的涵义
市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狭义的市场即指商品交易的场所,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交换已不再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地点, 而是贯穿整个交换过程的始终。所以广义的市场是指整个交换关系的总和。
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也要进行商品交换, 虽然它所交换的不单是实物商品, 更多的是指服务。因此, 同一般商品市场相似, 旅游市场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旅游市场的概念也可由上得出, 即旅游市场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充分发展的基础上, 实现旅游产品需求者与旅游产品供给者之间经济联系的场所。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旅游市场是指旅游产品交换的场所;而广义的旅游市场是指旅游产品交换过程中所反映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 它不仅限制为旅游产品交换的场所, 而且涉及一定范围内的旅游产品交换中供求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
二、旅游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
1.利益相关者的涵义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出现在企业管理的领域中, 20世纪60年代, 斯坦福大学研究小组针对“股东”首次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利益相关者”。他们给出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 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企业就无法生存。虽然这样的界定非常狭义, 但毕竟使人们认识到, 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就是为股东服务, 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乎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企业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 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该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 比如股东、政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 甚至是社区居民, 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 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近些年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也逐渐被广大旅游工作者熟知, 并将其应用在旅游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2.旅游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
正如Walle (1995) 所指出的,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 旅游业比其他大部分行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多, 国外很多学者在分析旅游业的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时, 都使用了利益相关者模型。在国内, 利益相关者理论多被用于旅游开发、规划及生态旅游的研究中。在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旅游市场问题的过程中, 需要确定受到影响的各方都是指谁, 如何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形成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在旅游市场中必然存在着各种经济主体, 也即旅游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在这里, 主要是分析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
(1) 旅游者
旅游是由人所发动的行为, 究其产生也是由于人的审美需求, 因此, 在研究旅游各种问题中, 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者。同样的, 在旅游市场中, 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需求一方, 其地位不容忽视。旅游者的旅游目的, 或者说他所追求的利益是通过购买旅游商品要获得身心上的最大享受和满足。
(2) 旅游经营者
现代旅游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们旅游消费行为的产生。但是那时候的旅游活动, 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与现在的旅游活动有很大区别。即早期旅游发展的特征是特权性、分散性和单一性。而自1842年世界第一家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旅行社诞生以来, 旅游活动开始从分散、无组织状态向商业化运作方面转变, 且团体旅游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也标志着旅游活动向旅游经济活动的转变。旅行社和其他旅游经营者作为与旅游者相对的旅游活动的供给一方, 而旅游经济活动中的旅游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矛盾, 正是旅游经济研究的对象。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产品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即作为一个旅游市场的经济主体, 并使它所追求的收益最大化。
(3) 政府
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 但是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并不具有完全效率性, 因为在一个竞争不充分或者市场不完全的旅游经济活动中, 市场会出现失灵现象, 而在市场失灵的环境中, 仅仅通过市场是很难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 只有政府对旅游经济活动施加某种程度的干预, 才能使旅游经济活动更有效率。我们在这里讲的政府干预是指政府以管理者的角色, 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政府规制措施, 对旅游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 以使旅游经济运作和发展符合政府预定的目标。
虽然上述利益主体在长远的利益上是一致的, 但在当前利益的追求上, 不同的利益主体追求的重点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在分析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过程中, 找出一条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有效协调和保障的道路
三、利益相关者分析
1.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作为旅游市场中的供需双方, 他们都要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旅游经济研究的中心。旅游者利益的最大化是指旅游者在支付一定的成本, 即货币化的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条件下, 在旅游消费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最佳满足。而旅游经营者则是希望通过自身的资本运营、产品经营、完善的管理, 以尽可能少的投入, 为旅游者提供高满意度的旅游产品, 在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同时, 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
但中国旅游消费市场中表现出严重的信誉缺失状况。旅游经营者欺诈旅游者的事件经常发生, 如向旅游者传达虚假信息, 冒用知名企业的名称、品牌, 以次充好, 更有甚者敲诈勒索。这些只注重短期利益的旅游经营者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 但他是以企业形象和信誉的损失为代价的, 他失去的是旅游者对企业的信任以及更多的潜在旅游者。这些行为破坏了市场秩序, 阻碍了市场交易, 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 降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
造成目前这种混乱局面的也不只是因为旅游经营者的机会行为, 旅游者也应当负相当的责任。就拿现在普遍存在的旅行社“零负团费”的问题来说, 对于旅行社低于成本很多的路线报价, 很多旅游者还是为图便宜选择了购买。而且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 有相当多的旅游者由于时间或精力的原因放弃了对旅游经营者的投诉, 造成了对旅游经营者欺诈行为的默许, 这也是目前十分严重的问题。
2.旅游者与政府
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消费者, 理应享受其合理、合法的权益。而为了保障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政府就必须在立法、规制的建立以及旅游行业管理上多下功夫。旅游规制的制定应公正、透明、真正体现广大旅游者的利益。这就要求旅游行政部门在进行规制决策时更多地引入民间意愿, 包括实行听证制度, 引入消费者代表的“参政”制度, 建立将旅游企业的年检等规制措施的结果与效果进行公示的制度, 科学具体地建立起一套反映旅游者对旅游企业与市场满意度指标的体系, 建立各旅游地公正的行政裁决机构, 制定建立旅游企业的信用登记及控制体系。而旅游者也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 在旅游过程中, 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通过与当地社区的接触,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和欣赏;不对目的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积极参与各种保护活动, 通过自身的行为保持并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旅游活动结束后, 能够将环境保护和文化尊重的意识融入其现实生活中, 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推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保护, 推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旅游经营者与政府
近十几年来, 中国的旅游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有力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就业, 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该地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政府与旅游经营者在发展旅游的目标上有着重大的分歧。政府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必须考虑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而旅游经营者是追逐经济利益的生意人, 凡事都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先, 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很难自觉地去考虑, 这就需要政府进行正确的引导。
4.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在西方经济学中, 有个著名的模型, 即“一个前提和三个假设”:在面对稀缺资源进行理性选择的前提下, 假设消费者是知识完备的并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 厂商是完全理性的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个模型下, 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自行解决。但是在实际运行中, 此模型只能起到预见和指导的作用, 因它经常偏离既定的经济目标, 即市场存在失灵之处。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有很多, 如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性、自然垄断现象的存在、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的原因。市场失灵的结果导致旅游经济活动不能按照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行。而为了保证旅游经济的资源有效配置, 有必要通过政府行为对旅游经济进行干预, 使旅游经济以及市场主体的活动向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向发展。
而且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 旧的经济秩序急剧崩溃, 而新的经济秩序却尚未定型。这时, 经济主体面临着比任何时期都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效果, 导致基于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短期行为盛行, 混乱无序成为转型期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追求私利最大化成为社会追求的核心目标和人们的行为动机, 在转型期诱发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在尚未形成有力约束的转型期, 强烈的致富欲极易诱发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或违法行为, 如欺诈、违约等。
为此, 要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监督, 因为旅游市场秩序是旅游业的“生命线”, 要促进旅游市场的繁荣兴旺就必须强化市场的规范运作, 建立健全有效维护市场秩序的执法监督保障体系。靠政策引导和法制管理, 政府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虽然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政府是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他们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 利益三方任何一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 如果不顾及另外两方的利益, 则其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完全得以实现。也就是说, 利益三方只有在共同的框架内才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说, 三方的利益既是对立的, 又是统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干预是必须的, 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还是市场, 尤其是作为旅游经济的最重要的主体, 旅游需求者和旅游供给者, 他们是通过市场的纽带连接起来的, 旅游经济的基本矛盾也就表现为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之间的矛盾。政府通过行业管理或产业政策来建立市场规制, 培育市场机制, 维护市场秩序, 解决“市场有所不能”的问题, 推进旅游经济的有序、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辉, 厉新建.旅游经济学原理[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4.
[2]林南枝, 李天元.旅游市场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3]林南枝, 陶汉军.旅游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4]林全玲, 郭振杰.建立旅游市场信誉机制的博弈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 (10) :155-158.
[5]朱静, 柳劲松.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的博弈分析[J].经济师, 2006, (6) :148-149.
[6]陶卓民, 卢亮.旅游“零团费”、“负团费”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对策研究[J].财贸研究, 2005, (6) :46-50.
[7]宋瑞.我国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1) :36-41.
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 篇4
一、基本情况
(一) 自然地理较为封闭, 开放能力差
L乡 (1) 地理位置偏僻, 交通闭塞, 距县城72公里, 路况较好情况下, 驱车至县城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行程。该乡下辖7个村委会, 23个自然村, 属于半农半牧区, 农牧民过着定居生活,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缺乏实体企业, 当地农牧民基本不外出务工, 少数劳动力参与本地工程务工, 农牧产品商品化率低, 除出售虫草和部分松茸、獐子菌外, 大部分其他农牧产品自给自足。
(二) 社会发育程度低, 传统体制束缚较深
L乡早已实行村民自治的制度, 但是相对封闭的世居强化了农牧民的宗族意识和观念, 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宗族特征明显, “威信”个体在乡村集体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特定的“身份”基础上, 农牧民不具备实质性的主体意识及“独立人格”。
在L乡政府主导投资, 路、桥、温室大棚等各种基建、农牧业项目均由政府全额拨款修建, 为农牧民配送太阳能供电系统、广播电视设备等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 经济运行模式以计划经济为主, 农牧民对政府依赖程度高, 政府决策时“计划”思维突出。
(三) 产业结构单一, 现金收入波动大
L乡产业结构以农牧业为主, 含有部分工程项目带动的运输业, 其他产业或发展缓慢或出于空白状态,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和畜牧业科技含量低, 良种推广慢, 种植业田间管理少, 畜牧业间隙性游牧为主, 均属粗放经营。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虫草采集售卖, 但是, 受气候影响, 每年虫草的产量变动大, 导致农牧民现金收入波动大。
(四) 贫困面大, 人均生活水平低、文化素质差
L乡为国定贫困乡, N (2) 年总人口2 648人, 人均收入2 800元, 近60%人口属于贫困人口, 接近70%人口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 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寥寥无几, 农牧民的生活质量较差, 文化素质整体水平较低。
(五) 运输协会的形成背景
一是新农村建设促使乡村剩余劳动力转向运输。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L乡的项目建设逐渐增多, 特别是N-4年实施安居工程以来, 货运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 从事运输收入相对较高, 本地农牧民参与乡村运输的积极性高涨, 为乡村剩余劳动力转向运输提供了契机。二是优惠贷款促使从事乡村运输的人员增多, 壮大乡村运输市场。L乡相对贫困, 购买卡车需要大笔资金, 农牧民自身积累有限, 难以单独完成对卡车购买的支付, 大部分愿意从事运输的农牧民被排斥在运输市场之外。但是, 在实施优惠农牧民贷款的条件下, 农牧民贷款购买卡车, 使从事运输的农牧民增多, 满足了本地突发性增长的货运的需求, 壮大乡村货运市场。三是政府主导成立运输协会, 导致区域运输市场分割。为了避免货运中产生窝工、装车偷工以及重复商议运输价格等问题, L乡政府主导成立运输协会, 并单方与运输协会确定可预见的运输价格。随着发展, 在货运市场中出现本地运输与外乡运输相竞争现象, 竞争必然使本地从事运输的农牧民收入减少。为了进一步实现好农牧民增收, 乡镇府规定:凡在本乡境内投资建设者, 必须租用本乡车辆运输货物, 不得擅自调用外来车辆。由此, L乡的货运市场形成区域市场分割, 运输协会成为了本地运输市场的卖方垄断, 11个运输协会会员以合谋的方式轮流运输。
二、货运市场的利益主体
一般情况下, 货运市场属于可竞争领域, 其利益主体包括买方和卖方。但是, L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缓慢, 市场秩序不健全, 且政府存在多元的社会目标, 从而使货运市场的利益主体出现三方, 即工程队、乡政府和运输协会。
(一) 工程队
自运输协会成立以来, 多家工程队分别参与该乡的工程项目建设, 因而工程队对货运的需求不存在买方垄断的现象。但是,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 工程队有寻找最低运价的动机。
(二) 运输协会
运输协会在货运市场中的地位并不是因天生的特质导致的垄断, 而是在行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行政垄断。运输协会获得运输市场的垄断地位后, 为了获得最大垄断利益, 其必然存在提高运价的冲动。同时, L乡的运输协会是一个相对稳固的利益体, 面对同一运输市场, 会员们会采取相对统一的市场行为。L乡相对封闭, 协会会员之间进行重复博弈, 意味着会员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受到损失也不要紧, 他们会更看重长期利益, 会员会珍惜自己的“愿意合作”的声誉而不至于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三) 乡政府
由于藏区的特殊性, L乡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的任务, 并将促进农牧民增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一方面, L乡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尽力避免因经济利益纠纷导致的不稳定;另一方面, 政府促进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 L乡货运市场中乡政府不可避免成为利益相关的主体。
三、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政府投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L乡的货运市场主要因政府项目投资而兴起, 其货运市场的容量政府周期性明显, 可以将货运市场划分为萎缩阶段和繁荣阶段, 进而分析其利益主体间的博弈。
(一) 货运市场的相对萎缩阶段
由于政府项目投资相对少, 货运市场需求量大幅度减少, 该期间货运车辆闲置率较高, 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 货运价格相对稳定, 货运市场秩序也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一方面, 附近的其他乡与L乡的情况类似, 货运市场业形成了区域市场分割, 本乡项目建设大幅度减少时, 本乡的货车并不能到其他乡去拉货。同时, 受特有财富观的影响, 运输协会会员在普遍亏损的情况下, 并不考虑车辆的折旧, 而是将拥有车辆看成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不选择退出货运市场, 选择继续持有货车。另一方面, 按照市场规律, 在货运供给不变而货运需求减少的情况下, 货运价格必然下降, 但是, 运输协会并没有出现分化, 运输协会会员看中的是长期利益, 没有单方降低运输协议价格的冲动, 货运价格保持不变, 市场秩序也相对稳定。
(二) 货运市场繁荣阶段
政府项目投资增多, 货运市场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但是, 运输协会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与工程队和乡政府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 破坏了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
1. 运输协会与工程队的博弈
政府在L乡项目投资增多, 其货运需求相应增多, 作为货运供给的垄断方———运输协会为了获取最大利益, 必然有提高运输价格的动机。运输协会主要利用运输协议的不完备性, 寻找借口, 将运输协议没有规定的运输路段作为提价的突破口, 试图通过个别路段货运提价带动整体货运价格上涨。工程队明显感觉货运价格的不公, 出于自身的利益, 不同意运输协会单方面提价, 而后双方进入对峙阶段, 双方的交易因价格的不一致而中断。工程队主动寻求与其他地方的人员进行货运交易以降低运输成本。但是, 在缺乏法治乡村治理和行政调解执行力弱的条件下, 正当工程队试图打破区域货运市场的垄断的过程中, 运输协会以协议以禁止其他地方车辆从事本乡货运为由阻扰工程队的正常生产。双方在摩擦中, 不可避免出现极端行为, 例如恐吓、肢体冲突等, 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2. 运输协会与乡政府的博弈
运输协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体, 发生市场秩序纠纷后, 乡政府被动介入本次市场秩序纠纷, 试图打破区域货运市场垄断。运输协会为了抓住增收机遇, 通过上访、沿途停车阻碍交通等方式, 表达自身的利益, 导致事态扩大。然而, 维护和实现社会稳定是区域的首要任务。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L乡镇府与运输协会妥协, 并且再次与运输协会、工程队商定新的较高货运价格。
四、结论与建议
藏区基层政府保护主义是历史阶段性的产物, 地方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措施是一把“双刃剑”, 但目前看来其是弊大于利, 要突破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减少因经济利益冲突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 转变农牧区经济增长方式, 减少基层政府干预
目前西藏农牧业自然经济特征明显, 农牧业的发展模式仍然是投资拉动型, 农牧业增长依附财政投入度高, 农牧民收入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种养殖业。在保持财政支农力度的前提下, 改善西藏农牧区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整合农牧区特色优势资源, 提升农牧区的市场化程度, 增强农牧业自力更生的能力, 拓宽农牧民增收的渠道, 转变西藏农牧区经济增长的方式。
在推进农牧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 基层政府的执政思维要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正确处理扶持与市场干预的关系, 减少不必要的市场干预。
(二) 深化农牧区改革开放, 破除区域市场垄断
通过农牧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推进, 进一步扩大农牧民的政治权利、社会活动空间, 进一步增强农牧民的主体意识, 并最终通过市场的作用, 冲破农牧民建立在特定“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在竞争中培育出农牧民的“独立人格”, 使农牧民真正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 实现由“社会农牧民”向“市场农牧民”的转变。
农牧区的开放和农牧民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 部分农牧民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 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收入。此时, 农牧民间面临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 对于一次性博弈而言, 只有合作是占优策略时, 农牧民才会采取合作的行动, 农牧民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农牧区存在区域市场垄断的合作将变得不可能, 从而使市场回归竞争状态, 促进农牧区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 加强基层镇府的建设, 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一方面, 强化基层镇府自身建设。基层政府在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 减少对微观事务干预的同时, 应该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 严格依法监督, 细化岗位职能, 提高基层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确保基层工作人员权责明晰, 做到事事有人问、有人管。
另一方面, 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构建乡政府的公信力。农牧区在处理纠纷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行政调解为主的正式纠纷解决方式;二是借助当地有名望、有影响的民间权威人士或深得村民信赖和拥护的宗教人士进行调解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三是当事人之间直接解决纠纷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 包括合法的“和解”或“妥协”和非法的私力救济 (针对对方当事人的一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做法, 经常导致肢体冲突) 。以调解为主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程序限制, 并且自身缺乏有效的监督, 纠纷的解决容易受到血缘关系、裙带关系等的负面影响, 从而使解决的结果显得较难预测和不确定,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的公正性。调解以后纠纷有反复发生的情况。基层政府在解决纠纷的时, 要坚持调解多元性的基础上, 强化行政调解的执行力, 提升行政调解在农牧民心中的公信力, 使行政调解获得农牧民的认可, 避免纠纷当事人选择非法的私力救济, 减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李虹.藏区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困境与出路的博弈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 2010, (3) :62-66.
[2]曾健.西藏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西藏发展论坛, 2011, (3) :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