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分析

2024-12-05

相关分析(共12篇)

相关分析 篇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不断深入推进, 各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越来越多。测绘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测绘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工程建设提供比较坚实的保障。比如在森林资源的建设以及防火防护过程中, 需要用到测绘技术。测绘技术是保证森林工程顺利实施的一个基础, 也能够为森林防护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供必要的检测数据。测绘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发展的动力。

1 GPS技术及其在护林防火中的应用

GPS技术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测绘技术, 在当前的经济建设过程中, 绝大部分都要用到GPS技术, 该技术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测绘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制的, 包含空间形状、地面控制以及用户设备三个方面, 具有海、陆、空全方位观测、定位和导航功能, GPS能够对被测对象进行点、线、面等位置信息的确定。这种技术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精度高、效益高, 因此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很多领域都有应用, 比如工程测量、土地利用调查、森林资源调查和防护等。针对当前很多森林的防护防火, GPS的定位功能能够确切地报告出具体的位置, 以便护林工程的顺利推进。比如某地出现了森林火灾, 通过GPS技术的定位功能, 可以十分清楚地知道具体的火灾位置, 便于消防部门积极展开救援, 防止事态的扩张。当前, 在GPS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叫做RTK, 即实时动态。这种技术能够对流动站进行一种实时的监控和定位, 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 其监测的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 是一种全新的GPS定位测量的方式。RTK技术是在已知点的位置进行GPS接收机的安装, 并且对GPS卫星进行相应的观测, 将采集到的相关的数据发射出去。流动站不仅要对GPS的卫星进行相应的观测, 而且也要接收相应的电台发射的信号, 对各种地理位置进行准确的定位。RTK技术的应用可以对位置进行更加精确的确定, 从而在护林防火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2 GIS技术及其在护林防火过程中的应用

GIS也就是地理信息系统, 这种技术是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图形以及数据库的技术来对各种地理空间以及相关的数据进行处理的一种系统。将测量、地理、计算机技术等方面都进行了有效的融合, 是一种综合性比较强的技术。GIS技术可以将地球表面的一些事物的空间位置进行有效的结合, 并且将其位置进行计算之后直观地显示出来。对于公共的地理位置的定位,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GIS技术还是一种多维结构的反映, 能够将地球上十分丰富的地理信息进行展示。在建立各种GIS系统时, 需要对原有的地图进行一种数字化的处理, 数字化和标准化是GIS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对空间的地理信息进行有效的采集, 并且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 对于测绘技术的现代化发展,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很多工程测绘中, 都应用了GIS系统进行相关的地理信息的确定以及分析, 比如在森林的防护过程中, 需要对森林周围的各种地理、环境等信息进行有效的掌握, 比如对森林周围容易出现火灾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并且积极地进行控制, 提前知道各种火灾隐患, 及时清除, 从而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GIS技术在很多工程测量中, 由于能够实时地反映出地形、地貌等特征, 对地理信息的反映比较详细, 因此在森林的防护过程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测绘方式, 与此同时, 在很多工程建设过程中是比较常见。

3 RS遥感技术及其在护林防火过程中的应用

我国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面积巨大, 跨度范围也比较广阔, 有些地方人是不能到达的,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对森林资源以及森林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解, 就需要遥感测量技术的应用, 通过RS遥感技术对被研究的目标的情况进行有效的掌握是促进目标物体研究的重要措施。RS遥感技术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 即不直接与被研究的物体和目标进行接触, 就能对物体和目标的各种特征信息进行有效掌握的一种的技术。比如电磁波的反射、辐射和发射辐射等, 通过这种技术将目标的各种信息进行传递处理之后, 人们可以提取其中有用的信息进行分析。遥感技术的中的遥感有很多种, 比如摄影、陆地、卫星导航等。根据波普性质的不同, 遥感技术可以被分为很多种, 比如电磁波遥感技术、声学遥感技术等。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遥感技术也在逐渐发展, 从最终的可见光到现在的红外以及微波, 从单个波段的技术到多个波段的技术等。RS遥感技术也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RS遥感技术在森林防护以及防火建设过程中有广泛地运用, 这种技术能够对一些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进行探测, 从而为森林的防护提供相应的信息源, 为相关的分析提供必要的数据信息, 比如提供图像处理的信息等, 帮助森林防护人员加强日常防护, 防止出现火灾现象。

以上三种测绘技术是当前测绘过程中比较常用的, 此外还有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对于森林的防护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摄影测量技术是运用各种计算机技术、数字影像处理、模式识别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进行测量的一种技术, 是基于数字影像和摄影测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技术的测绘精度较高, 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小, 可以将森林的环境转化成为图像, 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现森林周围的环境以及地理信息, 便于森林防护工作的开展。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的经济水平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测绘技术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 各种测绘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较多, 近年来由于加强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测绘技术在森林防护工程中的应用也逐渐增多。当前比较常用的测绘技术有GIS、GPS、RS、数字摄影测量技术等, 在森林防护过程中, 可以采用一种技术进行测绘, 也可以采用多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量, 以确保测绘的过程和结果变得更加精确、科学、准确, 为森林防护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章正武, 邵光敏.浅谈工程测绘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民营科技, 2009 (07) .

[2]王超.现代测绘技术自动化技术在地形测量中的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0 (12) .

[3]王光芒.新测绘技术在现代测量中的应用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 2013 (08) .

[4]张剑都.3G技术在森林火灾应急指挥中的应用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0.

相关分析 篇2

下面我们将一边分析文章,一边为大家讲解如何利用典型相关分析的原理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

典型相关分析的研究焦点是,研究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和另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的相关关系。想法是这样的:首先求一对线性组合,它有最大相关系数,下一步则从最初挑选的这对线性组合不相关的线性组合配对中,选出有最大相关性的一对,如此继续下去,这些选出的线性组合配对成为典型变量,它们的相关系数称为典型相关系数。

而本文所研究的职业流动(Occupational mobility),是指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变动,是劳动者放弃又获得劳动角色的过程。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形式之一。

将典型相关分析应用到对职业流动的研究中是因为。Part1 在以往对代际间和代际内的职业流动的研究中,在为流动表中职业类别分配分数或权重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在为流动表中职业类别分配分数或权重的问题的两大困难:(这里流动表中的职业类别指的是父亲的职业类别和儿子的职业类别):1父亲的职业和他们的儿子的职业之间的相关性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分配给职业的分布上个月。2反映当前儿子职业中某些基础维度差异的分数可能不同于反映父亲在同一维度上的职业差异的分数。换句话说,尽管两代人的职业分类是相同的,但人们可能希望给父亲的职业分配不同的权重。

解决职业评分问题两个主要方向:1职业声望(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s):要求人们对特定职业的“社会地位”进行排名或评分。但这种方法只能获得少数职业的声望得分,而无法得知所有职业或所有社会成员的声望位置,这不能满足社会学家进行社会声望分层的需要。2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a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s):邓肯:基于职业声望测量所获得的各类职业的声望得分,以及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即权数),然后应用这一回归方程,求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彼特·布劳和邓肯后来在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们用45种职业声望调查取得的收入和教育权数,估计出446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根据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高低,把这些职业归为17个社会地位等级群体。

本文在职业流动研究中使用Duncan社会经济指数,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决定职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正如Blau和Duncan所做的那样,在职业流动研究中使用Duncan社会经济指数(后来称为Duncan SES指数),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决定职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两个假设:

1.职业之间的社会经济距离决定了流动表中两组职业之间的相关性。2.职业的相对地位依然存在。Part2 这些假设将通过为职业分配权重或者分数的标准来检验,这些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分析上是独立的(但不一定在经验上独立)。

这里的权重指的是,将两组职业各自分配到一个表格中,使得两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产生最大相关系数时的权重。

通过这一程序获得的权重与职业类别的收入和教育等SES衡量因素相关联,以检验SES是否是代际内以及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最重要变量(即变量产生了表格的最大相关性)。

此外,通过检验父亲和儿子的职业之间的最大相关性是否是通过对两组职业分配相似的权重而得到的,验证职业的相对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就他们之间的流动的可预测性而言)。用于从职业类别的交叉分类中获得受访者之间的最大相关性的方法是典型相关性的方法,并且为了最大化相关性而分配给类别的权重或分数是典型相关系数。

与典型相关的通常用法不同,目前情况下的变量是“虚拟”或二元变量,其值代表每个职业类别中个体存在或者不存在,然后在交叉分类表中表示的两组虚拟变量之间获得典型相关性(例如,一组用于父亲职业类别和一个儿子职业类别)。

该技术在数学上等同于由Guttman和Hayashi独立开发并由Alker 描述的属性定量缩放技术。Part3 在讨论我们的数据和应用典型相关技术的结果之前,我们应该提及两个关于典型相关性的具体使用的技术要点。

其中之一是,为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职业设置的虚拟变量均包含线性依赖性(a linear dependency)。

为了消除这种依赖性,我们在每个集合中消除了一个类别(即农场劳动者)。所有系数(coefficients)都表示为与省略的类别的偏差(deviations),得到的权重为零。

第二点是系数全部以非标准化的形式呈现。

由于原始变量是虚拟变量或二元变量,每个原始变量的方差取决于属于该类别的案例的比例;因此,我们不会表达与其变异性相关的系数(通过标准化)。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系数在很大程度上由边际频率决定。

下面的结果是基于对Blau和Duncan提出的三个基本频率表的分析。这些表格是:

1、儿子1962年的职业和父亲的职业交叉分类

2、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父亲的职业交叉分类

3、儿子1962年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交叉分类

这些数据代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的20至64岁男性的全国样本,以研究“一代人的职业变化”。

Blau和Duncan提出的三个移动表的最大相关系数如下: 以下各项之间的最大相关性(第一个典型相关性)

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 0.447 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 0.577 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574 这些相关性与Blau和Duncan使用Duncan的SES指数[3,pp.117-281。Blau和Duncan在他们对上述变量的测量之间得到了.405,417和.541的相关性。他们与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的相关性与我们的相关性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差异。由邓肯的SES指数分配给职业的分数产生了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相关性,这大大低于可以使用不同分数获得的最大相关性,这表明:

1.最大相关性的一部分是由于职业SES以外的其他因素,以及(通过暗示),2.最大化这种相关性的分数是由一个变量产生的,它与最大化前面列出的其他两个相关性的变量略有不同

表1中给出了三种移动性表中每一种的非标准化典范系数或第一个典型变量。在每一组中,系数除以一个常数,因此最大系数等于1.0。没有必要仔细检查分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情况外,当人们从专业人员到农场劳动力职位的任何一栏中都可以看到稳定的单调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当这些系数与中位收入,中位数教育和邓肯的相关职业类别的SES指数相关时,我们发现所有情况下的潜在变量似乎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任何一组系数与任何SES变量之间的最低相关系数为0.646,最高为0.952。然而,相关性的模式总体上支持推论:SES(由这些变量衡量)在确定儿子第一份工作的系数时不足以从父亲的职业中预测,反之亦然,因为它是其他系数的系数。与其他相关性相比,涉及这些系数组的相关性相当弱。但是,它们足够强大,足以表明任何可能更充分地代表基础因素的变量都必须与SES高度相关(比赛,也许?)。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即对于决定他们之间流动性的职业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

在典范系数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决定职业间距离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在距离由最大化父亲和儿子的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数决定的范围内)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 权重集合之间的差异表明,父亲职业分数的基础因素不同于儿子职业基础分数的基础因素,即职业地位模式在世代之间发生了变化。如下面的相关性所示,情况并非如此。

典范系数(第一典型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父亲的职业预测从儿子的1962年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预测父亲的职业=.982 父亲的职业从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测的父亲的职业预测=.988 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计从儿子的1962年的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的职业预测从儿子的第一份工作=.995 当然,相关性是对称的,所以预测的方向可以颠倒。这些相关性的大小显着地表明,职业地位的基础连续统一体的位置在代际间或代际内都没有改变。作为父亲职业得分基础的变量实际上与儿子1962年职业得分的基础相同,因此通过另一种方法证实了Hodge,Siege1和Rossi [9]的结论,即职业声望结构随时间保持显着不变。

将典型相关方法获得的权重与另一种方法分配的分数进行比较也是有益的,该方法也不使用预先分配的职业分数。Blau和Duncan进行了Guttman-Lingoes最小空间分析-I关于职业目的地相对于起源的距离,反之亦然,用相异指数衡量(任意两类职业起源之间的正百分比差异的总和关于职业目的地,以及任何两类目的地之间的原产地)。在Guttman-Lingoes技术中,解决方案的标准是最小化一组点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的点是职业之间成对距离的三角矩阵,用不相似度的指数来度量。解决方案可以是obt。根据期望的多个维度排列,取决于解与原始数据矩阵之间所需的拟合优度。然而,Blau和Duncan决定采用二维解(在因子分析中使用前两个因子或前两组典型变量)。他们通过检查结果得出结论,第一维表现为SES。邓肯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在本文讨论的三个表格上计算的二维解决方案中职业得分或价值观的差异指数。表3显示了第一维和我们的第一个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3所示,在二维Guttman-Lingoes最小空间分析解中得到的第一维与我们的第一组典型变量非常相似,证实了再次相似的研究结果是以非常不同的方法得出的。

Part 4 除第一典型变量以外,我们还没有分析其他典型变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并不重要。因为特定移动性表格中的每个权重组在与个人相关时,与该表格的其他正交。

考虑到本研究中三个流动表的第二个典型相关系数,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80,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第一份职业为0.343,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413。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80为最大相关系数。接下来若要继续研究,第二组典型变量可以用与第一组相似的方式进行分析,以查看哪些其他因素决定了职业系统中流动性的可预测性。从权重本身来看,这些因素可能是不明显的。

Part 5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对这个假设的独立验证,即职业之间的距离是由最大化父亲与儿子职业地位之间相关性的因素所定义的一个连续体(事实证明,是沿着社会经济连续体的距离)对于两代人以及在一代人中的初始和后期职业阶段是相同的。

前面的分析还表明,与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关系相比,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中位数收入,中等教育和邓肯SES指数更准确地反映了父亲职业与儿子目前职业之间以及儿子第一份工作与儿子目前职业之间关系的变量。

第三,典型相关性可用于研究种族和宗教通婚或城际和跨国移徙等现象,族裔群体,宗教团体,城市和国家可作为各职业类别的类比。典型相关也可以用更传统的方式开发基于连续变量的索引。

相关分析 篇3

关键词:医疗纠纷;风险风析;控制方法

中图分类号:R19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122-02

1 材料来源

将云南省划分为以下16个市、地、州进行分析:怒江州,迪庆州,文山州,思茅地区,丽江地区,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大理州,曲靖市,昭通地区,红河州,保山地区,楚雄州,玉溪市,昆明市,德宏州。对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云南省市、地、州的医院, 从医学数据库中采集相关数据,对医院内的医疗损害风险做定性定量分析。

2 方法

用SPSS软件对医院内的医疗损害风险做定性定量分析。

2.1 医院科室风险分析

将医院划分为以下十六个科室进行分析:康复医学科,临床病理科,药剂,神经内科,检验科,消化科,呼吸科,泌尿科,麻醉专业,血管科,二科,内科,骨科,妇科,产科,普外科。

(1)相关分析。

对医院的十六个科室:康复医学科,临床病理科,药剂,神经内科,检验科,消化科,呼吸科,泌尿科,麻醉专业,血管科,二科,内科,骨科,妇科,产科,普外科作风险的相关分析。

将风险事故按照医源性医疗事故、医源性非医疗事故、非医源性医疗损害、未定医疗损害分类,将医院的十六个科室对以上四种不同的医疗损害计算相关系数,得到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①神经内科、内科、心血管科、妇科、麻醉专业、普外科和骨科等七个科室与医源性医疗事故发生的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均超过70%,这说明这七个科室发生医源性医疗事故的风险较大。

②产科、普外科、骨科、检验科、二科、妇科、神经内科、消化科、呼吸科、麻醉专业等十个科室与医源性非医疗事故发生的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均超过70%,这说明这十个科室发生医源性非医疗事故的风险较大。

③泌尿科、妇科、消化科、产科、普外科这五个科室与非医源性医疗损害发生的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均超过60%,这说明这五个科室发生非医源性医疗损害的风险较大。

(4)在未定性的医疗损害中,普外科、检验科、产科、骨科、二科、妇科、神经内科、消化科、呼吸科等九个科室与未定性的医疗损害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均超过70%,尤其是普外科,与未定性的医疗损害相关的相关系数为93%,这说明这九个科室发生未定性的医疗损害的风险较大,其中普外科发生未定性的医疗损害的风险最高。

2.2 从事故发生原因进行风险分析

将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成:科间协作不力, 科内配合不当,缺乏应急机制,违反操作规程,处置不及时,违反诊疗程序,处置不力,处置不当等八类,对这八种原因所导致的风险后果进行分析。

(1)相关分析。

将医疗事故发生的八种原因和造成的损害后果作相关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由于处置不当和处置不及时与医源事故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为0.811和0.754,这说明由于处置不当和处置不及时发生医源性医疗事故的风险最大。

(2)因子分析。

将事故发生的原因按:科间协作不力, 科内配合不当,缺乏应急机制,违反操作规程,处置不及时,违反诊疗程序,处置不力,处置不当等八类,对这八种原因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经过因子旋转后,得到因子得分表。从上述因子得分表可以看出,处置不及时、处置不力和违反操作规程在医疗风险因子上的得分为正值,其余为负值。这说明,由于处置不及时、处置不力和违反操作规程发生医疗损害的风险度较大。

2.3 按人员类别进行风险分析

将医院人员划分为:医类、护类、麻醉师、行政人员、技类、药类、进修生、其他等八类人员,对这八类人员在岗位上所产生的风险进行分析。

(1)相关分析。

对上述八类人员按照医源性医疗事故、医源性非医疗事故、非医源性医疗损害、未定医疗损害分类,将医院的八类人员对以上四种不同的医疗损害计算相关系数,得到表6。

从上表可以看出,医类和护类人员与医源性医疗事故的相关系数较大,分别为0.917和0.777,这说明在医院中,医类和护类人员发生医源性医疗事故的风险较高。

(2)因子分析。

通过建立因子模型,进行因子旋转后,得到不同类别的人员在风险因子上的因子得分,如下表

从经过排序后的风险因子得分表可以看出,在医院的八类人员中,医类人员的得分最高,为2.22157,这说明在医类人员岗位上,产生医疗损害的风险最高;护类人员的得分次之,为0.75878,这说明在护类人员的岗位上,产生医疗损害的风险次之。

2.4 对医院人员按职称进行风险分析

将医院人员按职称划分为以下四类人员:初职、中职、高职和其他人员。

(1)相关分析。

从上述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除了其他人员外,高职人员,中职人员和初职人员与医源性医疗事故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7,這说明高职人员,中职人员和初职人员发生医源性医疗事故的风险较大。

高职人员和中职人员与医源性非医疗事故的相关系数大于0.5,这说明相对于初职人员和其他人员,高职人员和中职人员发生医源性非医疗事故的风险相对大一些。

高职人员和中职人员与非医源医疗损害的相关系数大于0.6,这说明相对于初职人员和其他人员,高职人员和中职人员发生非医源医疗损害的风险相对大一些。

高职人员、中职人员和初职人员与未定性非医疗损害的相关系数大于0.6,这说明相对于其他人员,高职人员,中职人员和初职人员发生未定性医疗损害的风险相对大一些。

(2)因子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四类人员中,初职人员发生医疗损害事故的风险因子最高,为1.09634,这说明在医院中,初职人员由于临床经验较其他人员不足,发生医疗损害事故的风险度最大;中职人员发生医疗损害事故的风险因子次之,为0.5721,这说明在医院中,中职人员发生医疗损害事故的风险度次之;高职人员和其他人员发生医疗损害事故的风险因子均为负值,这说明高职人员和其他人员发生医疗损害事故的风险度较初职人员和中职人员要小得多。

2.5 按不同的医疗损害情形进行风险分析

将医疗损害划分为四种情形:非医源性医疗损害、医源性事故、医源性非事故、未定性医疗损害。对这四种导致医疗损害的原因进行分析。通过建立相应的因子模型并进行因子旋转后,得到这四种原因在医疗损害风险因子上的因子得分如下表: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医源性事故的因子得分最高,为1.46046,这说明医源性事故导致的医疗损害最为常见,这也说明大多数医疗损害事件是由医源性事故所导致的。作为医院,可以通过控制医源性事故的发生来减少医疗损害的发生。

综合以上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果,医院只有根据风险大小的不同程度,针对不同科室,不同人员以及不同的事故原因,采取不同的防范和处理措施,有效地减少医疗损害风险的发生。

产后出血相关因素分析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观察组共选择研究对象40例, 年龄19~42岁, 平均 (24.9±2.1) 岁。36例为产后2h内出血。对照组共选择研究对象40例, 年龄19~43岁, 平均 (25.4±2.8) 岁。组间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回顾观察两组住院资料, 并对出血原因、出血时间加以统计, 综合分析患者分娩方式、妊娠并发症与产后出血间的关系。产后出血测量: (1) 阴道分娩:取聚血盘在娩出胎儿后, 于产妇臀下立好放置, 至产后2h取出, 对聚血盘中血量直接测量, 称重对血染产单的血量及血染沙布血量加以估计, 用会阴垫在回病房至产后24h集血, 出血量用称重法计算, 产后24h出血量为上述出血量的总和。 (2) 剖宫产分娩:切开子宫壁, 先将羊水彻底吸除, 后应用负压瓶对血液加以收集, 测量出血的方法同上述阴道分娩方法[3]。

1.3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软件采用SPSS13.0版, 计量资料行t检验, 计数资料行χ2检验,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后出血情况

观察组产后出血量为450~3 500ml, 其中严重出血28例, 占70%;产后2h内出血30例, 占75%。统计出血原因, 结果显示, 宫缩乏力出血29例, 占72.5%;胎盘因素7例, 中17.5%;软产道因素2例, 占5%;凝血功能障碍1例, 占2.5%;其它1例, 占2.5%, 为社会心理因素引起。宫缩乏力为诱发产后出血的主要因素, 与其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组间各项因素比较

比较两组一般资料, 结果显示, 分娩方式、妊娠并发症两组统计学差异明显 (P<0.05) , 为主要诱导产后出血的因素。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产科在临床众多科室中具有一定特殊性, 重视产妇围产期并发症的防控是提高产科质量, 维护产妇身心健康及母婴安全, 保障医院及社会效益的关键。其中产后出血防控为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为常见的诱导孕妇死亡的因素之一[4]。以往重点研究胎盘因素、子宫收缩乏力因素、凝血功能障碍因素对孕产妇的不良影响, 本次研究进一步对上述因素危害证实, 但导致产后出血的, 并非唯一因素, 为其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剖宫产、妊娠并发症、分娩方式最为明显[5]。

产后出血相关因素分析: (1) 宫缩乏力:本次研究中, 宫缩乏力因素占72.5%, 占比最高。凡对子宫平滑肌收缩造成影响的因素, 均可致子宫收缩乏力。子宫因素如过度子宫膨胀, 对子宫缩复造成影响, 如巨大胎盘、多胎妊娠、羊水过多、巨大儿等;非子宫因素如难产或急产、过度紧张、滞产、疲劳、产程长、进水进食不足等。 (2) 胎盘因素:本次研究中此因素占17.5%, 多因胎盘剥离后滞留、胎盘剥离不全、胎盘胎膜残留、胎盘粘连、胎盘植入、胎盘嵌顿所致。 (3) 软产道因素:本次研究中此因素占5%, 以宫缩过强过频, 缩短产程, 进而造成软产道损伤。同时胎儿先露异常、胎儿过大, 使产道承受过大压力, 或软产道存在阴道纵隔、发育不良、静脉曲张、子宫动静脉畸形等异常, 均为诱发出血因素。 (4) 凝血功能障碍:本次研究仅1例, 以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纤维蛋白减少、血小板减少最为多见。 (5) 其它因素:本次仅1例, 为精神心理因素所致。研究显示, 产妇年龄过高或过低, 与20~30岁产妇比较, 产后出血率居较高水平[6]。另外, 社会心理因素也为引发产后出血的原因。产妇精神过度紧张, 或受社会观念的影响, 担心性别, 恐惧分娩, 使交感神经功能呈亢奋状态, 对子宫平滑肌收缩产生抑制, 引发产程延长, 减弱缩宫素对子宫的敏感性, 进而对子宫的收缩造成影响[7]。

本次研究中, 对比两组一般资料, 结果显示, 分娩方式、妊娠并发症两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为主要诱导产后出血的因素。

针对引发产后出血相关因素, 需针对性地提前预防, 包括 (1) 宣传教育:对育龄妇女行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 降低意外妊娠的引产、流产率, 减少胎盘、多孕多产引发的产后出血; (2) 孕期保健:科学管理孕期, 控制日常饮食, 避免胎儿体征超标, 加强产前定期检查, 以及时发现并解除并发症, 不具备妊娠条件者, 需及时疏导, 对妊娠加以终止; (3) 心理干预:全程陪护生产过程, 加强与产妇的语言沟通, 增强其信心, 以保存体力, 促进子宫收缩, 缩短产程; (4) 医疗水平:医院需注重医护人员手术操作技巧及专业知识掌握度的提高, 选择对孕妇造成最小影响的分娩方式, 术后加强管理, 需密切监测术后2h内出血情况, 及时处理异常[8]。

摘要:目的:探讨产后出血相关因素特点及防控。方法:观察组共选择40例产后出血患者作研究对象, 并与同期收治的对照组40例产后无出血孕产妇资料加以比较, 回顾引起出血的相关因素, 并针对性预防。结果:观察组产后出血量为4503 500ml, 其中严重出血28例, 占70%;产后2h内出血30例, 占75%。统计出血原因, 宫缩乏力出血29例, 占72.5%;胎盘因素7例, 占17.5%;软产道因素2例, 占5%;凝血功能障碍1例, 占2.5%;其它1例, 占2.5%, 为社会心理因素引起。宫缩乏力为诱发产后出血的主要因素, 与其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比较两组一般资料, 分娩方式、妊娠并发症两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为主要诱导产后出血的因素。结论:分析产后出血因素, 行针对性防控, 是减少产后出血率, 保障母婴安全, 提高分娩质量的关键。

关键词:产后出血,因素,预防,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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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事故相关案例分析 篇5

业务不熟 有电当没电 违章作业 险丢命一条

一、事故概况

2001年5月24日9时50分,辽宁省某石化厂总变电所所长刘某,在高压配电间看到2号进线主受柜里面有灰尘,于是就找来一把笤帚打扫,造成1Okv高压电触电事故。经现场的检修人员紧急抢救苏醒后,送住市区医院。经医生观察诊断,右手腕内侧和手背、右肩胛外侧(电流放电点)三度烧伤,烧伤面积为3%。

二、事故经过

5月24日8时40分,变电所所长刘某安排值班电工宁某、杜某修理直流控制屏指示灯,宁某、杜某在换指示灯灯泡时发现,直流接线端子排熔断器熔断。这时车间主管电气的副主任于某也来到变电所,并和值班电工一起查找熔断器故障原因。当宁某和于某检查到高压配电间后,发现2号主受柜直流控制线路部分损坏,造成熔断器熔断,直接影响了直流系统的正常运行。接着宁某和于某就开始检修损坏线路。不一会儿,他们听到有轻微的电焊机似的响声。当宁某站起来抬头看时,在2号进线主受柜前站着刘某,背朝外,主受柜门敞开,他判断是刘某触电了。宁某当机立断,一把揪住刘某的工作服后襟,使劲往外一拉,将他拉倒在主受柜前地面的绝缘胶板上,接着用耳朵贴在他胸前,没有听到心脏的跳动声,宁某马上做人工呼吸。这时于某已跑出门,去找救护车和卫生所大夫。经过十几分钟的现场抢救。刘某的心脏恢复了跳动,神志很快清醒了。这时,闻讯赶来的职工把刘某抬上了车,送到市区医院救治。后经了解得知,刘某在宁某和于某检修直流线路时,他看到2号进线主受柜里有少许灰尘,就到值班室拿来了笤帚(用高梁穗做的),他右手拿着笤帚,刚一打扫,当笤帚接近少油断路器下部时就发生了触电,不由自主地使右肩胛外侧靠在柜子上。

三、事故原因分析

(1)刘某违章操作。刘某对高压设备检修的规章制度是清楚的,他本应当带头遵守这些规章制度,遵守电器安全作业的有关规定,但是,刘某在没有办理任何作业票证和采取安全技术措施的情况下,擅自进入高压间打扫高压设备卫生,这是严重的违章操作,也是造成这次触电事故的直接原因。刘某是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2)刘某对业务不熟。1992年,工厂竣工时,设计的双路电源只施工了1号电源,2号电源的输电线路没架设,但是,总变电所却是按双路电源设计施工的。这样,2号电源所带的设备全由1号电源通过1号电源联络柜供电到2号电源联络柜,再供到其它设备上,其中有1条线从2号计量柜后边连到2号主受柜内少油断路器的下部。竣工投产以来,2号电源的电压互感器、主受柜、计量柜,一直未用,其高压闸刀开关、少油断路器全部打开,从未合过。刘某担任变电所所长工作已经两年多,由于他本人没有认真钻研变电所技术业务,对本应熟练掌握的配电线路没有全面了解掌握(在总变电所的墙上有配电模拟盘,上面反映出触电部位带电),反而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因此,把本来有电的2号进线主受柜少油断路器下部误认为没有电,所以敢于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去打扫灰尘。业务不熟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3)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5月21日,总变电所已经按计划停电一天进行了大修,总变电所一切检修工作都已完成。时过3日,他又去高压设备搞卫生。按规定,要打扫,也要办理相关的票证、采取了安全措施后才可以施工检修。他全然不想这些,更不去想自己的行为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把自身的行为和安全联系起来考虑,足见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车间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特别是车间主管领导和电气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由于工作不够深入,缺乏严格的管理和必要的考核,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对员工安全教育不够,对职工技术业务水平了解不够全面,对职工进行技术业务的培训学习和具体的工作指导不够是造成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四、事故防范措施

(1)向全公司各部门通报这起事故,立即组织一次安全大检查,全厂职工要认真对待这次事故,认真分析事故原因。

(2)开展“事故反思月”活动,以各班组、各岗位为单位,结合事故案例及可能发生的事故进行反思、讨论;(3)修订、补充、完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增加设备异常情况下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全用电知识培训;组织观看公司历年仍起工伤事故录像并认真反思;

(4)以岗位为单位开展反事故演练,增强安全操作技能,严格按标准规范操作。重点落实电器管理安全操作规程,研究制定预防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

五、心得体会

关于产后出血相关因素分析 篇6

【摘要】目的:分析产后出血相关的因素,提出合理的防治措施。方法:以2005年10月至2008年12月在本院住院分娩的产妇5166例作为观察对象,将胎儿娩出后24h内出血量≥500ml定为产后出血。结果:5166例产妇中发生产后出血154例,发生率2.98%,发生产后出血的病例经产妇高于初产妇(P<0.01);剖宫产高于阴道分娩(P<0.01);多胎妊娠高于单胎妊娠(P<0.01);有产前高危因素的占产后出血的83.17%。产后出血原因排位为:宫缩乏力占66.23%,胎盘因素占24.03%,软产道损伤占9.74%。结论:病理产科是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子宫收缩乏力是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加强孕前宣教及孕期管理,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提高医务人员助产技术是预防和减少产后出血发生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产后出血;相关因素;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R71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12-0113-01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05年10月至2008年12月在本院分娩产妇5166例,发生产后出血154例,产后出血发生率2.98%。发生产后出血的病例经积极治疗无1例死亡。

1.2方法

1.2.1观察内容产妇的一般情况,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产程、分娩方式、心理因素等。

1.2.2诊断标准胎儿娩出后24h内出血量达到或超过500ml为产后出血。

1.2.3产后出血测量方法①阴道分娩的产妇在胎儿娩出后即臀部放置塑料聚血盆,胎盘娩出、会阴伤口处理完毕后产妇用面积法计算血纱布及血染产单上的血量。会阴垫用称重法计算出血量。②剖宫产分娩切开子宫壁后先吸尽羊水弃之,然后用负压瓶收集血,其他出血测量方法与阴道分娩相似。

1.3统计学方法运用PEMS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2结果

2.1基本情况及出血量154例产后出血产妇中最小年龄18岁,最大39岁。初产妇73例,经产妇81例;孕周29+4~44+2周。出血量≥500~1000ml105例,>1000~2000ml 36例,>2000~3000ml 10例,>3000ml 3例。

2.2初产妇与经产妇发生产后出血情况3年间住院初产妇3279例,发生产后出血81例,发生率2.47%;经产妇1887例,发生产后出血73例,发生率3.87%。两者比较P<0.01。

2.3产后出血与分娩方式关系阴道分娩3923例,发生产后出血98例,发生率2.49%;剖宫产1243例,发生产后出血56例,发生率4.5%(X212.4634,P<0.01)。

2.4单胎妊娠与多胎妊娠发生产后出血情况单胎妊娠5057例,发生产后出血146例,发生率2.87%;多胎妊娠89例,发生产后出血8例,发生率8.99%(x2=9.2867,P<0.01)。

2.5发生产后出血时间本组资料中发生在产后2h的106例,占68.83%,2~24h内48例,占31.17%。

转贴2.6产前因素本组资料中有128例产后出血的产妇孕期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危因素,占出血人数的83.17%。其中有流产、引产史48例(37.5%),巨大儿19例(14.85%),妊娠高血压18例(14.06%),过期妊娠16例(12.5%),前置胎盘12例(9.38%),双胎5例(3.90%),羊水过多4例(3.12%),胎位异常6例(4.69%)。

2.7产后出血的原因①产后宫缩乏力102例,占66.23%。其中巨大儿19例,妊娠高血压疾病18例,羊水过多4例,产程延长23例,双胎妊娠5例,胎盘早剥2例,其它因素31例(包括精神因素等)。②胎盘因素37例,占24.03%。其中胎盘粘连、滞留24例,前置胎盘12例,胎盘植入1例;有2次以上妊娠史的34例,占胎盘因素出血人数的91.89%。③软产道损伤15例,占9.74%。其中宫颈裂伤11例,阴道壁及穹窿裂伤4例。

3讨论

3.1产后出血的发病率本组资料显示产后出血发生率为2.98%,与相关资料的发生率相符。

3.2经产妇、有流产史者产后出血比初产妇为高胎次越多,流产次数越多,都可能损伤子宫内膜及继发感染,再次妊娠时前置胎盘、胎盘粘连、胎盘植入、胎盘残留的发生率相应上升,发生产后出血机率增加。应认真做好计划生育知识宣传,避免计划外妊娠,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

3.3剖宫产产后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阴道分娩与林建华、顾伟等报道相符。因此在工作中应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提高阴道助产技术、降低剖宫产率,从而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

3.4产后出血多发生于产后2h内助产人员应加强产后2h内的观察,发现有可能出血倾向者及时处理.对防治产后出血具有重要的意义。

3.5产前高危因素可引起产后出血的发生病理妊娠是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所以应重视产科病理因素及异常分娩,加强宣教及做好围产期保健,早期发现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并预防产后出血。

3.6子宫收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为首位原因而宫缩乏力的影响因素是多样化的,胎产次、多胎、巨大儿、产程延长、各种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及产妇心理因素等会影响子宫收缩。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由于全身小动脉痉挛、血液浓缩,导致组织缺氧、水肿、微血管病变及血管脆性增加,易发生产后出血。做好孕期健康教育、定期产前检查、做好高危筛查,早发现、早治疗,可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

相关分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100例ICU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为观察组, 并选取同期ICU内未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患者100例作为对照组。

1.2方法

对所有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整理, 调查包括:患者的性别, 年龄, 基础疾病, 并发症, 合并症, 机械通气时间, 意识状态, 侵入性操作, 使用的药物等。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诊断标准[2]:疾病发生时间在机械通气48h后或脱机72h以内, 患者发生临床症状为发热、体温在38℃以上、有气管内的脓性分泌物、白细胞计数在10×109/L, 采集标本检出致病菌或原有感染的基础上培养出了新的致病菌;X线显示有新的渗出性病灶;机械通气期间患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动脉血氧分压降低;患者有Pa O2/Fi O2在30%以上。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危险因素使用单因素分析方法。随后选择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性分析。以95%可信区间, 即P<0.05为本次实验对比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发现, 年龄、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 有糖尿病病史, 有意识障碍, 有创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时间长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2。

3 讨论

随着重症监护室规模在医院的扩大, 患者呼吸机使用日趋广泛, 较多有创操作技术增加, 导致医院内感染比例也逐年增高, 且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也有了逐渐增加的趋势[3]。很多ICU患者在入院后会有严重的基础疾病, 或者有较明显的免疫功能降低等, 发生院内感染的几率也较高。

我院本次实验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 从表1、2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患者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在70岁以上, 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有糖尿病, 使用有创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时间在4d以上, 昏迷。

年龄方面, 老年患者的呼吸器官老化, 患者有局部和全身的免疫功能降低, 少量致病菌也可能会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 且老年患者多伴有较为严重的基础疾病, 如慢阻肺、糖尿病、高血压等, 使感染机会增加。而老年人多症状不典型, 容易发生漏诊与误诊。

基础疾病方面, 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不健全, 有创操作加重了肺部疾病, 自身清除疾病的能力降低, 引起病原菌在肺部大量繁殖, 容易导致感染的出现。且糖尿病患者自身血糖不稳定, 在重症疾病发生后会出现严重的应激状态更会导致血糖的变动, 且患者伤口愈合缓慢也会引起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机会增加[4]。

使用有创机械通气是一种有创的操作, 会直接导致患者的下呼吸道暴露在外界, 破坏了患者机体自然防御功能, 导致分泌物入侵下呼吸道, 病原菌侵入的机会增加, 有创呼吸机使用后患者还长期处于应急状态, 更容易发生应激性溃疡, 患者胃内正常的p H值被破坏, 导致病原微生物繁殖, 容易随着患者的鼻胃管等返流到呼吸道内。且有创机械通气使用后, 患者的气管切开, 未湿化的气体侵入到气道内, 也会引起气道分泌物浓缩, 排出困难, 且气道插管还会产生大量的分泌物, 引起微生物的快速繁殖。

机械通气时间长短方面, 我们也研究分析发现, 机械通气长的患者, 容易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患者长时间的机械通气, 机体的自身呼吸功能减退, 出现了咽部反射功能、咳痰功能减退, 病原菌容易在患者的口咽部定制, 一旦侵入到呼吸道会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

而昏迷的患者自主排痰功能丧失, 需要给予机械性的排痰, 这样就引起了有创操作几率增加, 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几率增加[5]。

综上所述, 重症监护病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与多种因素有关, 需要使用综合防护方法进行预防。医生要注意对危重患者提供营养支持治疗, 以提高机体抵抗能力, 提倡早期的肠内营养方法;合理地对患者的口咽部进行清洁, 减少细菌定制;加强患者的气道管理, 并积极地切断其他感染环节。

摘要:选取2011年1月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100例ICU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为观察组, 并选取同期ICU内未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患者100例作为对照组, 分析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对比两组患者发现, 年龄、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 有糖尿病病史, 有意识障碍, 有创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时间长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重症监护病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与多种因素有关, 需要使用综合防护方法进行预防。

关键词:ICU,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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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便利选取2013年11月 —2014年3月2所肿瘤医院门诊随访的乳腺癌幸存者, 纳入标准为: (1) 明确诊断为乳腺癌; (2) 诊断时间2年及以上者; (3) 已参加工作; (4) 自愿参与此研究调查;共有159名女性参与该研究, 年龄40岁~49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28名, 高中30 名, 大专28名, 本科及以上31名;婚姻状况:已婚139名, 未婚3名, 离异、分居、丧偶者共17名;疾病分期:Ⅰ期70名, Ⅱ期79名, Ⅲ期10名;患病时间为34.71个月±24.72个月, 完成治疗后时间为15.63个月±10.71个月, 其他具体指标分布见表2。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包括调查对象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状态、工作压力、婚姻状况、子女状况、疾病分期、治疗方式。

1.2.2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ospital Anxietyand Depression Seale, HADS) 用于病人焦虑和抑郁情绪的调查。HADS共由14个条目组成, 其中7个条目评定为抑郁, 7个条目评定为焦虑。每条分4级 (0分、1分、2分、3分) 计分。依原作者的标准, 焦虑和抑郁亚量表的分为:0分~7分为无表现, 8分~10分属可疑, 11分~21分属有反应。中文版的焦虑亚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2, 抑郁亚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4[5]。

1.2.3认知症状量表 (Cognitive Symptom Checklist, CSC) [6]用于调查和评估工作相关的认知障碍问题的自评量表。包括工作记忆、执行功能、完成任务3个独立的分量表, 共21个条目。每个条目存在“有”“无”2个选项, 分别记1分和0分, 分数越高, 认知症状越严重。CSC-21的内部一致性为0.88[7]。

1.2.4 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 (V3.0) ] 该量表共30 个条目, 包括5个功能子量表——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 3个症状子量表——疲乏、恶心、呕吐, 6个单项测量项目——呼吸困难、睡眠障碍、食欲不振、便秘、腹泻、对经济困难的感知, 1个总体健康/生活质量量表。整体生活质量表分7个等级, 其他条目分4个等级。QLQ-C30的功能子量表和总体健康状况得分越高, 说明功能状况和生活质量越好;而症状、单测项目、经济状况子量表得分越高, 说明症状越多, 生活质量越差。万崇华等[8]通过对226 例恶性肿瘤病人生活质量测定对EORTC QLQ-C30进行了评价, 认为其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及反应度。

1.3调查方法本研究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做好组织、解释、指导与问卷回收检查工作, 收集的数据经2人核对无误后录入。通过现场发放问卷、信访、电话询问方式开展调查。问卷发放前调查者向乳腺癌病人介绍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征得其同意后, 由病人完成调查量表。基本资料不详及缺失条目多于总条目数50%的问卷视为无效, 共发放问卷220份, 回收有效问卷159份, 有效回收率为72.3%。主要原因为问卷较长、病人无足够时间填写问卷、对此项研究没有兴趣。

1.4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以平均数±标准差 (±s) 进行描述性分析, 统计方法采用相关分析, 两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Kruskal wallis H检验、多元逐步回归等, 除了特别标注的检验水准外, 其余的分析均取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4 讨论

4.1 乳腺癌幸存者的认知功能现状不容乐观认知障碍是乳腺癌幸存者生存期最严重的症状之一。认知功能障碍不但使幸存者本人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还会影响其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乳腺癌幸存者认知功能减退是与化疗密切相关, 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空间感受损、执行能力下降以及推理学习能力受损等[9]。乳腺癌病人在化疗治疗后面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10]。经历化疗的乳腺癌幸存者和没有患癌症的人群相比, 具有较低的记忆力、语言水平、空间能力和运动技能、信息处理速度和执行功能[11,12]。生存期10年以上的乳腺癌幸存者其认知功能和正常人群相比仍存在显著差别[13]。

本研究主要针对和工作相关的认知功能损害所带来的认知症状进行研究, 显示乳腺癌幸存者认知症状量表的总体得分为5.42分±7.02分, 包括工作记忆、执行功能和完成任务3个方面, 证实了乳腺癌幸存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的存在及其可能对工作的影响。术后这些认知功能的限制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 诊断时间为1年~10年的乳腺癌幸存者在工作时的认知上的挑战, 应对工作感到压力和困难, 投入工作困难[10,13]。另有研究显示生存期4年以上的幸存者和没有患癌症的人群相比, 报告更高的工作限制、疲乏和抑郁。大约有1/3以上的参与者认为管理者或合作者对他们有更高的期望要求[14]。乳腺癌幸存者认知症状损害及对生活和工作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需要研究和开展新的策略来减轻认知障碍的水平及其对工作和生活产生的影响。

4.2 乳腺癌幸存者的认知症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癌症治疗对乳腺癌幸存者的认知功能产生损害。尽管随着乳腺癌幸存者生存期的延长, 认知障碍会逐渐减轻, 但某些障碍可能会在某一水平持续很多年。本研究结果显示, 工作压力、抑郁、认知功能及症状群是乳腺癌幸存者认知症状的影响因素。症状群包括了疲乏、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睡眠障碍、食欲不振、便秘、腹泻、对经济困难的感知。疲乏、焦虑、抑郁情绪、疼痛是癌症病人较为常见的症状之一[15,16], 疲乏是工作限制最具影响力的影响因素之一[14]。这些症状和认知症状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结束治疗3年后的乳腺癌幸存者存在更高水平的悲痛、疲乏和工作压力, 幸存者认知障碍如:记忆力和执行功能会影响其工作产出。同时工作压力和疲乏的变化也影响工作产出的变化[16,17,18]。对于结束主要治疗的乳腺癌幸存者, 这些症状仍持续存在, 减轻这些症状, 更好的管理这些症状,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认知症状, 减轻其对工作记忆力、角色功能、组织能力和多任务工作能力等方面的影响[19]。治疗和疾病对参加工作癌症幸存者其产生的损害会影响生理行为、心理神经激素的认知相关研究证实了化疗过程中的药物的毒性作用, 遗传因素等均有可能是认知功能损害产生的原因[9]。对乳腺癌幸存者的认知功能及认知症状的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需要未来诸多领域进一步的合作研究和探讨。

5 小结

摩擦力相关考点分析 篇9

一、摩擦力有无及方向的判定

1. 根据摩擦力的产生条件进行判定。

摩擦力的产生条件有以下三个,而且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a.两物体的接触面不光滑。

b.两物体相互接触且相互间存在弹力。

c.两个物体的接触面存在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

确定存在摩擦力后,再根据摩擦力总是与物体相对接触面的运动方向(或者相对接触面的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确定摩擦力的方向。

例1.(2013年上海卷)如图,质量mA>mB的两物体A、B叠放在一起,靠着竖直墙面。让它们由静止释放,在沿粗糙墙面下落过程中,物体B的受力示意图是()

解析:由于两物体在沿粗糙墙壁下滑的过程中不能产生与墙壁之间的压力,因此两物体与墙壁之间不存在摩擦力,C、D错误。二者一起做自由落体运动,处于完全失重状态,AB之间没有弹力,B错误。选择A项。

2. 根据物体的运动状态进行判定。

有的情况下是否满足摩擦力产生的条件不好判断,特别是物体间是否存在相对运动趋势及其方向的判定。这种情况下需要结合运动状态及假设的方法判断静摩擦力的有无及其方向。

例2.卡车上装着一只始终与它相对静止的集装箱,不计空气阻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当卡车开始运动时,卡车对集装箱的静摩擦力使集装箱随卡车一起运动

B.当卡车匀速运动时,卡车对集装箱的静摩擦力使集装箱随卡车一起运动

C.当卡车匀速运动时,卡车对集装箱的静摩擦力等于零

D.当卡车制动时,卡车对集装箱的静摩擦力等于零

解析:集装箱随卡车一起由静止加速运动时,假设二者的接触面是光滑的,则卡车加速时,集装箱由于惯性要保持原有的静止状态,因此它将相对于卡车向后滑动,实际上集装箱没有滑动,说明只有相对卡车向后滑的趋势,因此集装箱受到向前的静摩擦力。故A对;集装箱随卡车一起匀速运动时,二者无相对滑动,假设集装箱受水平向右的摩擦力,则其受力如图所示,跟木箱接触的物体只有卡车,卡车最多对它施加两个力(支持力F1和摩擦力F2),由二力平衡条件知:F1与G抵消,但没有力与F2抵消,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木箱在F2的作用下,速度将发生变化,不能做匀速直线运动,这与题意矛盾,故B错C对;卡车刹车时,速度减小,假设木箱与卡车的接触面是光滑的,则集装箱相对卡车将向前滑动,而实际没动,说明集装箱受到向后的摩擦力。故D错。综上选AC。

巩固训练:如图所示,物体A靠在竖直墙面上,在力F作用下,A、B保持静止。物体A的受力个数为()

A.2 B.3 C.4 D.5

二、摩擦力相关的几个错误观点的辨析

1. 不能说摩擦力的方向一定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

摩擦力的方向总是与接触面相切,静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接触面的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滑动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接触面的运动方向相反。而不是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因为物体的运动方向一般是相对地面来说的,而地面不一定是接触面。所以,我们只能说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的相对运动方向相反。

例3.如图所示,A为长木板,在水平面上以速度v1向右运动,物块B在木板A的上面以速度v2向右运动,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若是v1=v2,A、B之间无摩擦力

B.若是v1>v2,B受到了A所施加的向右的滑动摩擦力

C.若是v1<v2,B受到了A所施加的向右的滑动摩擦力

D.若是v1>v2,B受到了A所施加的向左的滑动摩擦力

解析:若v1=v2,则A、B相对静止,即A、B之间没有相对滑动趋势,没有摩擦力。故A项正确;若v1>v2,则B相对A向左运动,故A对B施加向右的滑动摩擦力,其方向与B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故B项正确,D项错误;若v1<v2,则B相对A向右运动,故A对B施加向左的滑动摩擦力,其方向与B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故C项错。综上,选A、B项。通过这道题目可以得出:滑动摩擦力的方向一定与物体相对接触面的运动方向相反,但是滑动摩擦力的方向可以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也可以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另外,通过本文例2中所描述的情景的分析可以得出:静摩擦力的方向一定与物体相对接触面的运动趋势方向相反,但是静摩擦力的方向可以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也可以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

2. 不能说摩擦力一定阻碍物体的运动,一定是阻力。

3. 不能说静摩擦力一定不做功,滑动摩擦力一定做负功。

通过对例2的分析可以看出,汽车启动时集装箱所受静摩擦力就是其随汽车加速运动的动力,静摩擦力做正功。通过对例3的分析可以看出,当v1>v2,B受到的向右的滑动摩擦力就是B加速向右运动的动力,滑动摩擦力做正功。所以,不能说摩擦力一定阻碍物体的运动,一定是阻力。

4. 不能说摩擦力的方向一定与物体的运动方向共线。

摩擦力的方向可能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可能与物体的运动的方向相反,还可能与物体运动方向成一夹角。

例4.如图所示,物体A静止在匀速转动的圆盘上,试判断A所受静摩擦力的方向。

解析:对A进行受力分析:受竖直向下的重力和竖直向上支持力,A又随圆盘一起做匀速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就只有圆盘对A的静摩擦力提供,方向指向圆心。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的运动方向成90°角。因此,摩擦力的方向可以和运动的方向成一定的角度,不一定与运动方向在一条直线上。

5. 不能说静止的物体受到的摩擦力必定是静摩擦力,运动的物体受到的摩擦力必定是滑动摩擦力。

例5.如图所示,B置于光滑的水平面上,A置于B的上面,且A、B接触面粗糙。在(1)图中A、B在水平力F作用下,一起向右做加速运动,在(2)图中A用轻绳水平拉住,B在F的作用下,向右运动。试分析A、B之间的摩擦力。

解析:在(1)中A、B一起向右做加速运动,但A与B保持相对静止,A向右做加速运动,必受到向右的力的作用,这个力就是B给A的向右的静摩擦力。即:运动的物体受到静摩擦的作用。在(2)中,B相对于A向右运动,A相对地面静止不动,A、B之间的摩擦力是滑动摩擦力,B给A的向右的滑动摩擦力。即静止的物体受到滑动摩擦力的作用。总之,受静摩擦力作用的物体相对接触面一定是静止的,相对地面可以是运动的。受滑动摩擦力作用的物体相接触面一定是运动的,相对地面可以是静止的。

三、摩擦力大小的计算

1. 静摩擦力的大小、方向都与产生相对运动趋势的外力密切相关,但与接触面相互间压力FN无直接关系(接触面间的压力FN的大小只影响最大静摩擦力)。静摩擦力具有大小、方向的可变性,变化性强是它的特点,其大小只能依据物体的运动状态进行计算,若为平衡态,则静摩擦力将由平衡条件建立方程求解;若为非平衡态,则可由牛顿第二定律列方程求解。

2. 滑动摩擦力的大小用公式f=μFN计算,应用此公式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μ为动摩擦因数,其大小与接触面的材料、表面的粗糙程度有关;FN为两接触面间的正压力,其大小不一定等于物体的重力。

(2)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物体的运动速度无关,与接触面的大小也无关。

由于静摩擦力和滑动摩擦力的计算方法和决定因素不同,因此计算摩擦力之前一定要注意区分摩擦力的种类。

例6.(2011年天津卷)如图所示,A、B两物块叠放在一起,在粗糙的水平面上保持相对静止地向右做匀减速直线运动,运动过程中B受到的摩擦力()

A.方向向左,大小不变

B.方向向左,逐渐减小

C.方向向右,大小不变

D.方向向右,逐渐减小

解析:设物块A与水平面间的摩擦因数为μ,A、B一起做匀减速运动的加速度为a。取A、B系统整体受力分析,由牛顿第二定律有:f=μ(mA+mB)g=(mA+mB)a,可解:a=μg。由于B与A一起水平向右匀减速运动,因此B物体一定受到水平向左的力,这个力就是A对B水平向左的静摩擦力。取B为研究对象,由牛顿第二定律有:fAB=mBa=μmBg=定值。故选择A项。

例7.如图所示,物体与墙之间的动摩擦因数μ=0.4。若用外力F=50N水平压在重24N的物体上时,物体沿墙面下滑,物体与墙之间的摩擦力为____;若用外力F=100N水平压在该物体上,恰好使物体静止,物体与墙之间的摩擦力为____。

解析:当外力F=50N时,物体沿墙面下滑,物体与墙之间的摩擦力为滑动摩擦,只能用公式f=μFN计算。物体对墙的压力为FN=F=50N,物体与墙之间的摩擦力f=μFN=0.4×50N=20N。

当F=100N时,物体恰好处于静止,物体与墙之间的摩擦力为静摩擦,由于物体受到的静摩擦力与重力平衡,因此f=24N。

巩固训练:如图所示,质量为m的物体受到与水平方向成θ的拉力F的作用,物体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物体所受的摩擦力的大小为()

A.FcosθB.μmg

对外投资业务相关问题分析 篇10

一、“旧准则”规范核算内容的有序衔接

“旧准则”所规范的核算内容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拆为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债权投资与股权投资。可见“旧准则”所规范的核算内容相对比较宽泛。笔者认为“旧准则”所规范的核算内容可以按照下述原则来加以衔接。

第一, “旧准则”所规范的债权性投资全部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 (以下简称“22号准则”) 。按照“22号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发生的债权性投资只能在“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选择。需要注意的是, 发生某项债权性投资行为时, 如果企业面向未来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撑企业能够将该项投资持有至到期日的情况下, 企业切不可将其分类到“持有至到期投资”。

第二, 对于股权性质的投资应结合投资行为发生后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应用哪一个具体会计准则。企业发生某项投资行为后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程度在“重大影响以上”的, 则应按照“2号准则”来加以确认和计量。企业发生某项投资行为后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程度在“重大影响以下”的, 还应结合所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股份是否存在活跃市场来确定具体会计准则的应用。其中:所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股份存在活跃市场的, 则应按照“22号准则”来加以确认和计量, 并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选择;所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股份不存在活跃市场的, 则应按照“2号准则”来加以确认和计量, 且按照“成本法”来加以核算。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2号准则”在“初始计量”部分是按照投资行为发生后是否形成企业合并而分别加以规范, 其中第三条规范的是形成企业合并的两种具体情形的初始计量原则, 第四条所规范的是未形成企业合并的五种具体情形的初始计量原则。由此可见, “2号准则”的所规范的初始计量原则与“20号准则”所规范的确认、计量原则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本文拟在下文对交叉部分采用哪项准则加以具体透析。

二、发生“重大影响以上”投资行为时的初始计量

在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相关后续规定中多次对向子公司少数股东进一步购买股权的会计处理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这些处理原则既涉及到投资方的投资成本确定方法, 也涉及到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原则。深入剖析这些原则性规定, 笔者将“20号准则”适用范围概括如下:第一, 企业合并准则是与某一次具体的投资行为相伴而生的, 之前投资方尚未取得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权, 伴随此次投资行为的发生本公司才取得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权;第二, 企业合并是一项瞬间即完成的行为;第三, 对某一个被投资单位而言, 企业合并准则只能运用一次;第四, 企业已经取得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权后, 进一步向少数股东购买股权时, 只能按照“2号准则”来确定新增的投资成本。

综上所述, 当企业发生某项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以上”的股权投资行为时, 首先需要判断此前本公司是否已经取得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权, 并以此来确定此项新增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则不能应用“20号准则”来确定此项新增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只能应用“2号准则”来确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并且伴随此项新增投资的发生本公司才取得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权, 则应按照“20号准则”来确定此项新增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三、实务中应用“成本法”和“权益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下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和“权益法”的适用范围与以往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务中应用“成本法”和“权益法”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应用“成本法”过程中避免存在“侥幸心理”和“贪婪心理”。“2号准则”将“成本法”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控制”和“重大影响以下”两种情形之下。其中, “控制”是针对“子公司”而言的, 控制的基本含义是指谁有权能够单方面左右被投资单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权, 谁就控制了被投资单位, 被投资单位就是谁的子公司, 从公司治理层面而言, 控制是针对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而言的。“老准则”下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采用的是“权益法”, 而“2号准则”规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采用的是“成本法”, 面对这一政策层面的技术性变化, 实务中尚存在因理解上的偏差而走入误区的现象。笔者将这些现象分别简称为“贪婪心理”和“侥幸心理”, 现分别加以剖析:

第一, 对“贪婪心理”的剖析。由于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要求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而成本法下子公司宣告分派股利时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于是有人“建言”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施之前子公司不分红, 实施后再让子公司分红, 借此改善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当期的业绩状况。笔者将上述观点形象地描述为“贪婪心理”, 因为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子公司宣告分配的利润来自于原来所累计的未分配利润, 追根溯源来自于子公司原来的累计盈亏, 而在原“权益法”下企业已经将子公司的各年度盈亏份额贷记了“投资收益”科目, 如果再将子公司宣告分派的利润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显然虚增了“投资收益”和企业净资产的数额。

针对上述“贪婪心理”相关职能部门或监管部门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施后所发布的相关后续规定中曾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笔者将其分别概括为“备查登记说”和“追溯调整说”。

所谓的“备查登记说”要求企业在首次执行日对子公司“未分配利润”中属于本企业的数额进行备查登记, 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 本企业分得的子公司宣告分派的利润中未超过备查登记数额的部分只能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只有超过备查登记的部分才准许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显然, 按照“备查登记说”原则处理, 企业并不会因人为推迟子公司分红而对本企业的损益状况带来任何有益的影响。

所谓“追溯调整说”要求企业在首次执行日对原来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数额按照成本法进行追溯调整, 视同开始设立子公司时即采用“成本法”核算。如果企业在首次执行日按此要求进行了追溯调整, 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 子公司宣告分派的股利可以全部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按照“成本法”进行追溯调整后, 实质上是将原来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对企业净资产的累计影响数额加以剔除, 没有虚增本企业的净资产数额。在“追溯调整说”之下, 企业将子公司宣告分派股利的时间推迟到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之后, 并未因此增加本企业的净资产数额。换而言之, 之所以准许贷记“投资收益”, 是因为首次执行日曾借记了期初留存收益。

有必要强调的是, 尽管“追溯调整说”没有虚增企业的净资产数额, 但毕竟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使企业具有强烈的粉饰利润水平的动机。笔者建议, 相关监管部门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进一步加以规范, 譬如将企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当年因子公司宣告分派股利而贷记到“投资收益”科目的数额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 借此来削弱企业粉饰利润水平的动机。

第二, 对“侥幸心理”的剖析。实务界有下述观点:由于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净损益母公司无需同步反映, 从而使本公司的损益状况不会受到经营亏损的子公司的“连累”, 于是就产生一种对亏损子公司的“惜售”心态, 笔者将该现象称为“侥幸心理”。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相关后续规定中明确指出, 虽然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来核算, 但是如果子公司发生了持续大幅度的亏损, 就意味着对该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着减值迹象, 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要求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虽然上述规定中的所谓“持续大幅度亏损”在实务中难免会受到职业判断的影响, 但从定性的角度看成本法绝对不会使企业免遭子公司经营亏损的“拖累”, 实务中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上述“侥幸心理”可能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2) 应用“权益法”时, 在计算“投资收益”过程中时刻注意对可分享的子公司账面净损益数额的“五项调整”。应用“权益法”时, 不能简单地将子公司的账面净损益乘以本公司的持股比例后就据此进行本公司的账务处理。综观“2号准则”和相关后续规定, 笔者将其简称为“注意五项调整”, 现分别简述如下:

第一, 关于会计政策的调整。所谓会计政策调整的含义是, 母公司在计算应分享的子公司净损益数额时, 必须确保子公司所执行的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一致, 如果子公司实际执行的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不一致, 就需要对子公司的账面净损益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加以调整。

第二, 关于会计期间的调整。笔者认为, 所谓会计期间的调整是国际趋同的结果, 其基本含义是, 企业在计算应分享的子公司净损益数额时, 必须确保母子公司的会计期间一致。我国法定的会计年度采用的是历年制, 就国内区域而言不存在会计期间的调整问题, 只有国外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期间与本公司不一致时才存在调整问题。

第三, 关于公允价值的调整。所谓公允价值的调整是指, 投资企业在计算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 应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计算。实务中要顺畅实现此项要求, 应事先做好备查登记工作, 即应按时如实记录子公司初始设立时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 借此为日后的调整工作提供基础工作和技术支撑。

第四, 关于与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之间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调整。本企业与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之间发生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势必会直接影响本企业或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净损益数额。由于“2号准则”规定对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情况下,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结果则必然影响到本企业的净损益数额。此外, 虽然因“顺流交易”带来的本公司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与采用“权益法”核算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基于稳健原则, 对因“顺流交易”所带来的本公司未实现内部损益进行相应调整也具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意义。

鉴于上述理论化剖析的结果,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相关后续规定中做出了如下规定:无论发生的是顺流交易还是逆流交易, 对于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均需要在计算本企业应享有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净损益数额时按规定的方法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账面净损益加以调整后来确认。

实务中可以按照下述程序来实施此项调整:第一, 首先计算出顺流交易或逆流交易对本企业或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所带来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第二, 在第一步骤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乘以本企业持有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持股比例, 据此计算出的数额就是需要从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账面净损益中加以调整的数额。

第五, 关于首次执行日原借方差额的视同摊销问题。深入剖析“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断性结论:首次执行日之前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形成的首次执行日尚未摊销完毕的“股权投资差额”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并未调减首次执行日的留存收益, 但要求从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差额”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因此从实质上而言首次执行日仍存在尚未摊销完毕的“股权投资差额”的借方余额, 只是从技术层面选择了将其并入了首次自行日的“投资成本”明细科目。

笔者认为将首次执行日尚未摊销完毕的“股权投资差”明细科目的借方差额纳入“投资成本”明细科目的技术选择是恰当的。理由如下:在首次执行日将“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差额”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的处理方法, 从逻辑上与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将“非同一控制”情形下所支付的对价与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产的规定相呼应, 此外也与新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不再设置“股权投资差额”明细科目的规定相一致。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 “旧准则”中的借方差额在“同一控制”情形下被调整了资本公积或留存收益, 而在“非同一控制”情形下被直接确认为“投资成本”并最终确认为合并报表中的“商誉”, 因此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不再确认“股权投资差额”, 进而不会再出现借方差额的摊销事项。

那么, 在首次执行日实质上仍存在的“股权投资差额”借方差额的情况下, 计算“权益法”下的“投资收益”时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投资企业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已经持有的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如存在与该投资相关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 还应扣除按原剩余期限直线摊销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 确认投资损益。”

笔者认为,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要求计算投资收益时应扣除按原剩余期限直线摊销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 是贯彻谨慎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下, 在实务中, 应用权益法过程中不再存在“股权投资差额”摊销的账务处理。

四、未丧失控制权下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账务处理

财政部会计司在2009年2月27日发布了《关于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处置部分对子公司投资会计处理的复函》, 原文如下:“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同时发行A股及H股的企业, 在境内外财务报告中对该交易事项原则上应当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

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执行过程中, 为了进一步遏制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来操纵利润, 相关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经研究后引入了所谓“权益性交易”的概念, 并规定发生权益性交易后, 交易主体所流入与流出净资产之间的差额应计入所有者权益。笔者认为,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实质上是将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行为界定为“权益性交易”, 借此可以有效遏制通过处置子公司股权来操控利润的行为。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按照“2号准则”所规定的处理原则, 处置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时所得价款与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应通过“投资收益”科目纳入损益核算系统。所谓“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账务处理规定, 该项规定实质上厘定了“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合并后的“最终归宿”。换而言之, 不管母公司出售子公司部分股权时如何进行具体账务处理, 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均应将“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笔者认为, 此举是财政部作为职能部门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运行状况而对上市公司实施的具有博弈色彩的监管对策。

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与“旧准则”相比较, 对企业发生对外投资行为的确认与计量方法从技术层面发生了较大变化, 能否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技术层面的变化, 不但会影响到新旧体系的顺畅衔接, 也影响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实际执行效果。如果实务中人们不能有效纠正因惯性思维而产生的认识上的误区, 也势必会对企业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最累人运动的相关数字分析 篇11

足球和篮球运动的确激烈,而且有很多身体对抗,运动强度肯定不小。然而,那毕竟是群体性运动,在足球和篮球场上不必一刻不停地拼命跑动。球在后半场时,前锋可以休息;球在前半场时,后卫可以休息。而且足球、篮球在比赛期间可以换人。

羽毛球运动一直都处于折返跑状态,随时都在急起急停。这就相当于1次100米的直线冲刺跟10次10米范围的折返跑,显然后者运动量更大。羽毛球是最接近于无氧运动的球类项目。而这种无氧运动又不同于百米短跑,毕竟短跑只需要10秒钟左右,而羽毛球则需要1.5个小时。这也是很多羽毛球运动员打到最后接近虚脱的原因。

可是,也有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足球比赛至少踢45分钟才可以休息,而羽毛球比赛每一局的间隙都可以休息,发球的时候更是处于停顿静止状态。而且,足球运动员并非可以在场上休息,足球是长距离跑加冲刺,球到脚下就是狂跑加对抗,离开了脚下还得不停地慢跑保持阵型,接球的时候也要快跑到位。一般足球运动员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都在10 000米左右。当然,守门员除外。篮球也是如此,篮球运动员必须不停地折返跑、变速、跳跃,而且有激烈的身体对抗。

如果羽毛球是最累人的运动,那么,网球岂不是更累人?两者的比赛形式和跑动方式都比较近似,而且无论球的重量还是场地大小,网球都远胜于羽毛球。别急,下面一组研究数据立刻会让支持网球的你汗颜。

研究表明,通常一场羽毛球比赛的时长在90分钟左右,而一场网球比赛的时间约150分钟,即网球运动的时间长于羽毛球。可是,比赛中球运行的时间,网球大约有10%的时间,即15分钟,而羽毛球大约在50%,即45分钟上下;击球次数羽毛球在2 000次左右,是网球的两倍;跑动距离同样如此,羽毛球6.4公里对比网球3.2公里。综合比较即可得出结论:羽毛球运动员以远不到网球运动员一半的时间跑动两倍于网球运动员的距离、击出几乎是网球运动员两倍次数的球。你说,谁的运动量更大?

可能有人会对上面这个“跑动总距离”有怀疑——网球场明显比羽毛球场大很多啊!这的确不假,但是网球选手通常是在底线附近往返跑动比较多,上网的机会比较少,而羽毛球运动中,选手都是满场飞的,那个更远的跑动距离就是这么来的。

网球力量更大的说法也不一定科学。目前网球发球速度的最快世界纪录为美国球手罗迪克创造的246公里/小时,而目前羽毛球杀球球速最高纪录是中国队员傅海峰创造的343公里/小时。当然,这是指出拍瞬间产生的速度,羽毛球的质量比网球轻好多,瞬间击球速度更快也是顺理成章的。

有人以亲身体验进行反驳:一场足球赛下来经常累得气都不想喘,睡觉都不能缓过劲来,而羽毛球连续两场也没问题。可是也经常听人说足球、篮球通常玩儿一下午没问题,而羽毛球打1小时就累得不能动弹了。

这可能有水平高低的原因,也有投入程度的不同。如果把打羽毛球理解成两个人隔着网子拍来拍去,那是不累,但如果两个人实力相当,一局下来,身体就能累到极限。有时候,一个多回合就能把人跑虚脱,虽然可能过程也就不到1分钟。因为,羽毛球几乎是无氧运动。同样的,踢足球、打篮球,如果你总站着不动,打一下午的确不累,但如果一直处于快速反击和回防的过程中,1小时也能把你累趴下。

从国际比赛的赛制安排来看,也符合前者所说的情况。篮球2~3天一赛,足球一星期2~3赛,羽毛球一天一赛。你说哪个运动量大?

交易型贿赂相关问题分析 篇12

关键词:交易型贿赂,数额,司法认定

吏不廉平, 则治道衰。贿赂犯罪历来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深入持续发展, 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但另一方面也为贿赂犯罪开辟了一条新途径。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简称《意见》) 明确了常见的新型贿赂犯罪, 然而《意见》仅仅是一种惩治贿赂犯罪的技术性的规范, 对实践中多发的新型受贿案件中观点较为统一的受贿类型进行了规定, 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盲点和空白之处。本文主要针对交易型贿赂犯罪问题, 结合司法实践、《意见》对交易型贿赂犯罪的相关争议问题加以研究。

一、交易型贿赂的主要类型

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主动提出或者应允以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等方式, 与请托人进行房屋、汽车等商品交易, 从中赚取请托人财物, 且数额较大, 这类行为就属于交易型贿赂。交易型贿赂主要有三种行为方式, 分别为“低价购进型”、“高价卖出型”及其他。

“低价购进型”是指行为不直接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方式, 而是向请托人低价购买房屋、汽车等。在司法实践中, 低价购进型贿赂方式主要包括低价购买汽车、低价购买房屋两种类型, 购买的汽车、房屋的最终用途并不会影响对该行为的定性。

“高价卖出型”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高价出售房屋、汽车等。这一类型主要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高价出售房屋, 赚取差价;另一种为高价出售汽车, 赚取差价。

第三种类型为《意见》中的兜底条款, 即其他类型。比较常见的国家工作人员先低价购买再高价出售从而赚取差价, 即前两种类型的结合。此外, 以物易物也是交易型贿赂的一种典型方式, 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直接进行物品上的交换, 但两种物品之间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对这种行为性质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笔者认为, 对该种行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将其笼统规定为贿赂犯罪, 也不能将其排斥在贿赂犯罪门槛之外。

二、交易型贿赂的本质分析

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历来是法学理论界争论的热点, 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如单一客体说和复杂客体说。笔者认为交易型受贿的犯罪客体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或者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 (1) 交易型受贿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低买高卖”, 在这种类型的受贿案件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交易形式:一种为市场交易行为, 即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低价购买房屋、汽车或高价出卖房屋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工作人员即可能是卖方也可能是买方;另一种为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出售其手中拥有的国家赋予的公权力, 此时国家工作人员角色固定, 永远为卖方。而这种交易形正是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侵犯, 完全符合受贿罪的客体。

刑法明确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交易型受贿的主体也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 刑法第93条对此进行了明确划分。此外, 交易型受贿与传统受贿在犯罪主体方面存在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往往具有家庭性, 而这是由交易型受贿的对象所决定的。交易型受贿的对象往往是“房屋、汽车”等物品, 这些物品往往具有家庭共有性, 这时有必要考察其家庭成员是否参与到该种犯罪中来, 如果参与进来是否能以“受贿罪”对其定罪处罚。要考察家庭成员是否参与到该种犯罪中来, 其关键之处在于其主观方面, 即参与的家庭成员是否知道这种不正常的交易行为背后存在权钱交易, 一旦有证据证明其明知则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

交易型受贿与传统受贿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客观方面表现形式不同, 传统的受贿罪客观要件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取或索取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交易型受贿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在利用职务之便, 高价售出或低价买进汽车、房屋等物品, 与请托人进行交易, 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上文论述中, 笔者已经提到交易型受贿具有双重交易属性, 而权钱交易是其本质属性。交易型受贿的交易行为与传统受贿权钱交易行为相比,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交易的有形物价值往往是不对等的, 因为在有形物交易行为的背后还存在受贿人手中的公权力与行贿人钱物的交易;其次, 这里的交易行为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 实质上的违法性, 形式上的法是指《物权法》等民法规范, 而实质的违法指刑法规范;最后, 该行为的交易对象不等于贿赂对象, 国家工作人员支付的价款与正常市场价格的差价为贿赂对象。对交易行为有所了解后, 我们还应该对交易的对象———房屋、汽车等物品进行一定的界定。通过对房屋、汽车的分析, 笔者认为交易型受贿的交易对象不仅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 还应该具有可流通性。相当的经济价值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该物品本身的价值就很昂贵, 如珠宝、文物等, 另一种是本身价值较小但属于大宗交易, 如对大量电脑产品的买卖, 这种交易行为在司法实践往往会被忽略。可流通性是指该种物品不被国家限制流通或禁止流动, 如馆藏文物就属于《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范围, 不能自由流通, 也就不属于交易型贿赂的交易对象。另外, 股份是否属于交易型贿赂的交易对象, 对于此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 完全可以将股份涵盖其中。因为股份具有相当经济价值, 可以自由流通, 符合上述提到的两个条件。而且股份与“收受干股型贿赂”中的干股并不同,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 而股份仅仅是指对公司的部分拥有权, 国家工作人员对股份的获得或抛出是在支付或者获得一定数量的对价后完成的, 而非完全没有出资。

从主观方面来看, 交易型受贿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 即受贿人明知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差距, 且这种交易行为的背后存在权钱交易的本质。但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对这一差距明知, 必须对“明显高于”或“明显低于”有明确的理解。对于该问题的理解, 实务中各地情况不易, 有以低至市场价格2.5折购买房屋被认定为受贿的, 也有以低至市场价8折被认定为受贿的。 (2) 而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判定是否属于“明显高于”或“明显低于”, 要考虑相对比例和绝对数额两个数值, 在认定一起交易行为数额偏离市场价格绝对数额较大的基础上, 还应该规定一个相对的比例。单纯满足数额较大标准却达不到一定比例的, 或者是达到一定比例却不满足数额较大标准的, 均不能作为受贿罪处理。 (3) 关于绝对数额的确定, 交易型受贿必须满足受贿罪的入罪标准5000元, 但是由于房屋、汽车等物品的特殊性, 即使仅仅降低几个百分点, 涉及数额往往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还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同时结合相对比例。关于比例的确定, 也不可能在全国规定一个统一的比例, 因为房屋、汽车等物品价值较大且相差悬殊, 如果按照相同的比例确定, 往往会出现一宗绝对数额较大而相对比例无法达到的情况, 从未造成司法混乱。因此必须给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 使其能够根据当地当时以及案件具体情况分析认定。

三、交易型贿赂疑难关键问题分析

(一) 交易型贿赂犯罪数额认定

1.认定数额的基准———市场价

众所周知, 贿赂犯罪属于数额犯罪, 因此数额对于交易型贿赂犯罪的认定来说至关重要。但在现实市场经济环境下, 房屋等的价格表现形式并不只有一种, 除了成本价之外, 还有市场价、实际销售价格以及评估价格, 那么应该以何种价格作为认定贿赂犯罪数额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在《意见》起草过程中, 专家对此莫衷一是, 存在成本价、评估价以及市场价三种意见。本人认为, 《意见》将新型贿赂犯罪数额认定的基准价确定为“市场价”更为合理。但是市场价如何认定, 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考虑。

在新商品交易市场, 市场价的认定不能仅仅依赖经销商所所设定的市场价, 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对于房屋等大宗产品总是存在着种种折扣, 即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与经销商所设定的价格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价, 如果将市场价定位于经销商设定的价格, 其明显会扩大刑法的打击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折扣价格的认定并非轻而易举, 因为销售商总会针对不同的时期、根据经办人员层级的不同设定不同的优惠折扣。因此, 在新商品交易市场认定市场价格时, 应该以商品的最低优惠价格作为基准。那么最低优惠价格应该如何认定, “要查实交易时销售方内部明文规定了最低优惠价格, 或者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经办人员口头陈述了最低优惠价格, 并能查实同期、同质、同地段新商品的最低优惠价格” (4) 。在司法实践中, 销售人员超越公司的最低优惠价格区间, 为了谋取利益, 通过向上级请示而给国家工作人员更低折扣的, 应该认定为受贿。

在二手商品交易市场中, 请托人低价出售自己买进的房屋或高价购买国家工作人员的房屋等, 其受贿价格如何认定。《意见》规定: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的市场价格为准认定受贿数额。但是在二手商品买卖中, 受贿数额的认定并非易事。有人认为应当以请托人购进房屋时的市场价格作为认定基准, 也有人认定应当以行贿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作为认定基准, 本文认为, 应当以贿赂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认定, 因为房屋、汽车等商品的价格变化较大, 以请托人购进房屋时的市场价作为认定基准, 过于机械, 不能更好地反映受贿人实际获得的利益。

2.认定数额的时间———交易时

《意见》对交易型贿赂中确定贿赂的时间点规定为“交易时”, 但是什么才算“交易时”, 该《意见》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观点认为, 应当以行为人实际取得该物品的时间作为交易时,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应该以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为交易时间点。

笔者认为, 以上观点欠缺考虑均不妥当。第一种观点并不全面, 因为房屋作为不动产与汽车作为动产, 其取得所有权的方式并不相同, 因此认定交易时间必须考虑到动产与不动产在取得所有权方面的差异。而第二种观点貌似合理,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缺乏操作可能性。在司法实践中, 房屋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以登记为要件, 但是有些行贿人或国家工作人员, 为了规避法律, 往往会不办理或者延迟办理房屋登记手续, 此时认定行贿人或受贿人的犯罪事实就存在难题, 同时房屋登记手续的办理需要一定的期限, 房屋等商品的价值波动性较大, 因此对数额的认定也会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 对于动产与不动产应该按照其自身特点来确定交易时间, 在我国动产和不动产的交付具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物权法》,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 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对于汽车等动产, 市场价的认定时间为交付时, 贿赂犯罪的数额认定为交付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另外,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因此对于房屋等不动产, 以房屋交付时或房屋变更登记作为交易时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房屋交付往往是在鉴定合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交付, 在这段时间内, 房屋的价格变动较大, 同时, 在司法实践中, 为了规避法律, 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在接受请托人的房屋后, 不会进行房屋的变更登记。因此应该以交易双方达成协议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作为交易时间。

(二) 对“优惠购物”的司法认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行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愈发理性, 这些促使很多厂商采用各种途径吸引顾客, 其中优惠让利就是典型的一种招揽顾客的方式。《意见》对此这种优惠购物的行为进行界定, 认为它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现象, 不属于受贿。该规定明确界分了交易型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理性的消费者, 希冀以优惠的价格获得商品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会将不法行为进行包装, 以优惠购物的方式进行, 进一步加大了司法认定的难度。因此, 在实践中, 必须明确市场交易中的正常优惠与交易型贿赂的界限。

《意见》对优惠价格的承认具有其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 加大了司法机关工作的难度, 因为司法机关对于市场中出现的交易价格偏离的情况不能一网打尽, 而必须严格确定该种偏离是否在“正常优惠”价格之内。笔者认为, 要正确认识优惠价格, 必须紧紧抓住优惠价格的三个特征:第一, 优惠价格必须是事先设定的, “这里的优惠价格必须是由经营者实现设定的, 消费者所能获得折扣幅度也是事先设定的, 而不能由经营者接触交易对方之后根据对方的身份的不同而临时决定给予优惠”。 (5) 而交易型贿赂中交易双方的价格是随机确定的, 即是在双方接触后才根据一方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予以其“优惠”的;第二, 优惠价格的确定是基于一定的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易双方均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卖方之所以会以优惠价格售出其货物, 其中必有原因, 或者是处理积压商品, 或者是为了缩短资金回流期限, 抑或是在法定节假日等进行的促销活动。但无论哪种原因, 这种优惠必然是符合价值规律的。而在交易型贿赂中, 请托方之所以会给国家工作人员优惠价格, 并非基于以上符合价值规律的各种条件, 而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背后的公权力, 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 其实质为贿赂犯罪行为。第三, 优惠价格针对的消费者必须是不特定的, “交易型受贿犯罪中出现的交易价格固然明显偏离市场价格, 但优惠购物中的优惠价格也有可能明显偏离同类商品的市场一般价格。 (6)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某种优惠购物行为是否是犯罪, 必须考察该种优惠购物针对的消费者是否是不特定的群体, 该行为是否明显偏离市场规律。也就是说优惠购物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相应的对价均可以与卖方进行自由交易。在实践中,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优惠价格”三个特征, 正确区分交易型贿赂与优惠购物。

在司法实践中, 还存在这样一种行为, 虽然此处的“优惠”是卖方事先设定的, 但是却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只有特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才被纳入该种优惠的交易对象之内。该种行为仍应被包涵在贿赂犯罪的体系之中, 虽然该优惠是事先设定的, 但其针对的对象为特定主体, 优惠价格的背后隐藏权钱交易的实质, 符合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此外, 若某种优惠价格针对某些主管部门或职能部门, 采取集体售房的形式, 该种行为仍然属于贿赂犯罪, 可能是单位贿赂犯罪中的一种, 首先这种优惠价格的设定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 即主管机关或职能部门;其次, 请托方之所以会给予优惠, 是因为绝大部门主管机关在该项目上的整体的权力, 并且这种优惠条件是有整个主管机关及其内部成员共同享受的, 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当前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强, 刑事法网不断严密, 但是贿赂犯罪却呈高发态势。这是因为贿赂犯罪的产生具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根源。因此不能仅仅依靠刑法作为控制贿赂犯罪的手段, 毕竟刑法是社会保障的最后关口。我们应该在完善刑法相关问题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与之配套的廉政建设, 如完善财产申报制度, 完善和建立腐败举报机制, 加强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等等。通过采用各种手段, 多管齐下, 整合全社会力量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 建立廉洁政府。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2]孙国祥.新类型受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3]陈国庆.新型受贿犯罪的认定与处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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