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利益分析（共8篇）
集团利益分析 篇1
利益集团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分析
陈赟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10级2班学号：2010501067）
摘要：
利益集团是自愿性的组织，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
虽然说利益集团的目标不在于赢得政权，但是它会参与政治决策，对政治有不小的影响。当今社会，跨国公司继续发展，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而本论文要研究的正是他所说的第二层意思：通过影响政治影响公共政策。
利益集团在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力度大大增加，表明它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一种新的角色。
关键词：
利益集团
政府
公共政策
政党政治
对外政策
利益集团是自愿性的组织，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大多数利益集团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利益集团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它并不寻求取得政权，这也是利益集团与政党额最主要区别。政党的目标是在某种旗帜下赢得某种公共职位，乃至赢得政权；而利益集团的目标则是参与政治决策，使自身利益在公共政策中的到实现。第二，利益集团多为非政府组织。
虽然说利益集团的目标不在于赢得政权，但是它会参与政治决策，对政治有不小的影响。当今社会，跨国公司继续发展，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0世纪50年代，戴维·杜鲁门在其《政府过程》（the government process）一书中使用了中性词“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的称谓。他说：“利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的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者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杜鲁门的解释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此类集团包含有拥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和组织，由于他们有共同利益，因此认同于某些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第二层意思是这样的组织积极参与到政治过程中，以寻求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而本论文要研究的正是他所说的第二层意思：通过影响政治影响公共政策。利益集团影响决策者得行为被称为“游说”，这一词来源于利益集团代表在国会等待议员时的状况：他们站在议会走廊，等待出入议会大厅的议员，以试图向他们述说立法要求。当然，除了游说立法部门的议员，利益集团还去游说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官员。他们可以直接又说，即与决策者面对面的接触，也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和其他手段进行间接的游说。
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首先是通过政党，尽管政党与利益集团是不同的政治组织，但是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功能也相互交叉。他们在争取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彼此需要对方。利益集团自身不可能制定和实施政策，因而需要政党组织在国家政策过程中反映他们的利益。反之，政党也需要利益集团为之提供竞选捐赠，在竞选中动员选民，支持政党提出的政策，影响公共态度等等。
政党是美国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在美国，长期以来，政党被视为联系政府与公众的重要媒介。然而如今，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仅仅依靠政党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已远远不够。之所以一些人认为利益集团较政党更有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党所关注问题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尤其是缺少面对特殊需要的弹性，因此不能回答和满足他们的要求。政党要在最大范围内争取选民，因此它必须面对众多的问题，在政策问题上不可能像利益集团那样专一，专门对某些问题作出反应，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某些利益群体感到自己的要求被忽视，从而对政党的候选人感到不满，感到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要求。与政党相比，利益集团的有利方面在于它能直接反映公众关心的特殊问题，因此普通公民能通过加入组织去反映他们的利益。
如今，美国的利益集团更加活跃于政党政治之中。它使政党联盟的构成变得格外困难，原有的政党联盟发生了分化，政党难以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去获得利益集团的认同，以重组联盟。
总而言之，美国的政党政治造就了利益集团政治，反之，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也影响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政治进程。
在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在实现美国公民请愿、申述的宪法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完善着美国的代议制。首先，利益集团政治使公民的要求有可能聚合并提出。公民个人的要求常常是分散的，如果没有中介，便难以得到反映。有了集团，情况便大不相同。第二，集体行为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参与政策过程的工具，个人的要求通过组织的形式去反映，也有利于立法者考虑他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第三，利益集团政治推动了立法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获取信息成为立法者履行职责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因此，利益集团无论在政党内还是政党外都具有影响。它们影响着候选人的 提名和选拔，直接关系到候选人获得支持的情况。乃至最终影响候选人能否赢得选举。它们帮助选民通过选举去表达自身的愿望。地区政治组织为立法者提供信息，甚至可以影响一些立法行为。在选举和压力政治中，组织行为的聚合成为连接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一种关键因素。
利益集团还对一国的对外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此，仍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利益集团，不仅积极地参加美国的国内政治活动，参与国内政策的制定，同时，也从事着国际活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它们的政治参与，深刻地影响着总统外交政策的抉择，“影响了国家安全与民主之间紧张关系的演变”。
总之，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的抉择中面临着多重压力，正如托马斯·曼在《制定对外政策》一书中说：“必须把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冲突看做是多种因素的结果。”曼得出结论：“毫不奇怪，今天的总统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不再处于支配地位。”
与美国对外政策体系结构性变化相伴随，当今美国，试图影响对外政策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增多，利益集团参与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投入也大大增加。利益集团在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力度大大增加，表明它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一种新的角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就非常关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尤其关注有关贸易方面的问题，但是影响不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各种利益集团开始较多的介入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反共和保守主义倾向。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反共的团体，如国家安全与公共政策组织、退伍军人和军事支持组织、商业组织等等。此时期美国积极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组织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福特基金会”。其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美国企业界领袖和一些科技人员。各种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和对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使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再仅仅是少数专家和传统团体的领域。美国利益集团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较之以往更为紧密。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过程较少给国会和利益集团提供参与或反对总统决策的机会。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会在对外政策制定的作用明显加大，利益集团的重要性也明显上升。
总之，一国的利益集团影响着这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党政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利益集团在当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推进着政治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美国政治文化》——托马斯·帕特森东方出版社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谭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集团利益分析 篇2
“利益集团”的概念由来已久, 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文集》第10篇中对“派别”定义为:“为某种共同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 不管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还是少数, 而他们的利益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永久的和总的利益的。”这里的派别实质上就是利益集团。戴维·杜鲁门在《政府的过程》一书中将利益集团定义为:“利益集团是一个在其成员持有共同态度的基础上, 向社会其他成员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 如果它通过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某种要求, 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
纵观学者对利益集团所下定义, 通过逻辑性梳理, 笔者认为利益集团应该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1) 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利益集团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没有共同利益便无所谓利益集团。 (2) 群体性。这些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不能是数量上的绝对的少数, 利益集团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成员。 (3) 组织性。这样一个群体必须具有组织性, 利益集团内部都有自己的宗旨和纪律。 (4) 对象性。这种利益表达指向的是政府, 目的是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 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
二.中美利益集团的不同点分析
(一) 发展地位不同
美国利益集团起步早, 发展完善。在美国, 为维护集团的利益, 它会向政府施加各种压力, 甚至与政府处于对立的状态。利益集团在美国社会中充当“经济人”的角色,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充当“行政人”的角色, 他们具有有限的理性, 是指:“缺乏全知全能的理性, 备受限制的理性”, 这里备受限制其中就包括来自利益集团的限制。因此, 美国的利益集团对政府起着制约和监督的作用。
中国利益集团起步晚, 发展不完善, 中国利益集团甚至还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它们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它们得到政府的承认、扶持的代价是受“不得影响政策”规则的限制。因此他们对政府也就不具有制约和监督作用。
(二) 活动方式不同
美国的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 通过影响政府决策, 间接的参与政治, 主要有以下常用方式:1、社交性接触和游说。利益集团通过其雇佣的律师、离任的政府官员与在任的政府官员、议员搞好关系并进行社交性游说。2、提供信息和情报。利益集团通过调查与集团利益相关的信息, 在相应的政策将要出台时, 利益集团会将整理的情报、信息反映给政府。3、影响选举。在政府官员和议员竞选活动中, 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筹集捐款、筹措资金来支持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候选人。4、动员公共舆论。利益集团采用游行示威、发放传单等手段迫使政策决赛做出让步。
中国利益集团的地位、作用和表达途径都十分有限, 其活动方式主要有:1、通过各自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 各级人大代表会反映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群体利益。2、利用专家顾问团体。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需要咨询专家机构、专家顾问, 利益集团通过利用本集团内的专家顾问来影响政府的决策。3、利用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利用大众传媒来反映本集团的利益呼声, 促使本集团的利益决策提上日程。
(三) 作用效果不同
美国利益集团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作用有:1、影响范围广。美国利益集团可影响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活动, 这利于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充分表达。2、各利益集团之间因利益不同导致相互对立, 在此基础上有利于美国政治生活权力的制约和平衡。3、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倾轧、斗争, 使弱势集团处于不利地位, 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不平等性。
中国利益集团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作用有:1、影响范围窄。中国利益集团主要影响环境、教育等公共事业政策制定。2、影响程度有限。中国利益集团多是“半官半民”性质, 多数依靠政府的“庇护”因此很难对政府有制约和监督作用。3、影响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制约。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 利益集团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有限, 使其作用效果不明显。
三.中外利益集团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 历史文化传统不同
美国作为一块“新大陆”, 没有经过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 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向来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 追求“个性解放”体现其鲜明的文化特色, 这有利于美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历史, 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 培育了一代代“良民”不敢跟国家、政府抗衡, 这种文化传统不利于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
(二) 经济基础不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美国实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自由竞争, 反对大量政府干预, 在市场经济下, 每个人都是“经纪人”, 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这有利于美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 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与社会为一体, 利益高度一致, 不允许利益集团的出现。改革开放后, 虽然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仍以公有制为主体, 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这也致使我国公民基本利益的一致性。
(三) 国家权力运行模式不同
在美国实行权力制约与平衡下的三权分立制,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相互制约与监督, 这就为美国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在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实行议行合一机制。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 直接执行立法机关的决策, 因此, 中国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比较困难。
(四) 政党力量不同
政党力量的强弱与利益集团力量的强弱呈负相关。美国实行两党制, 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上台执政, 体现了政局不稳定。美国两党也比较松散, 缺乏纪律性, 在选举中投哪个党派, 就是哪个政党的成员。这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符合党的纲领和政策, 这就限制了那些想法设法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的活动。
四.美国利益集团在其政治生活中的消极影响
美国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消极影响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产生金钱政治。利益集团为维护集团利益, 不断用金钱来支持政府, 用金钱来拉拢政府官员, 最终必然导致政府腐败。二是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财力雄厚的大的利益集团可以对政府指手画脚。而小的利益集团则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地位, 从而引起政治上的不平等。三是削弱政府的权威。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必然有更大可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会只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与公众利益相违背, 这必然会减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降低政府的权威。
五.我国利益集团的改革发展路径
(一) 转变对利益集团的观念
观念问题是首要问题, 首先“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 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象, 并且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其次, 政府要转变对利益集团的治理理念, 改变过去的“利用、扶持与限制”的理念, 使利益集团走向“自立、自治、自主”。
(二) 加强立法工作, 使利益集团工作法制化
立法机关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赋予利益集团合法的身份与地位, 使其能够名正言顺的表达集团利益。具体包括利益集团的成立、组织法规和管理法规等, 同时还要制定出“元法规”即制定利益集团相关法规的法规, 使利益集团的工作向着法制化的轨道上运行。
(三) 完善利益集团利益表达机制, 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利益集团的本质职能就是进行利益综合与利益表达, 所以要尽快完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制。首先,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大代表的构成上首要规定性应该是广泛的利益代表性。其次,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充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和保障民主党派人士的利益表达权和政治监督权。再次, 要开拓新的利益表达渠道, 如建立完善协商对话制度和信访制度等。
(四) 制定集团之间合理竞争规则
美国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是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 小利益集团在其中还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我国应避免或者降低这种弊端产生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合理竞争机制, 特别要保护好弱势集团的利益。
(五) 政府要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 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也要始终坚持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不能以“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损害大多人的“公共利益”
在多元主义社会下, 无论何种社会意识形态中都存在着利益集团, 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突出。循着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之现状, 以及参照美国利益集团发展之利弊, 在转型期的中国我们要积极探索中国利益集团下一步的改革路径, 使中国向着法制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帆.利益集团[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2.2.
[2]戴维·杜鲁门.政府之进程[M].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公司, 1971.37.
[3]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2.
[4]M·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145.
[5]赫伯特·A·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82.
[6]马秋莎.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J].开放时代周刊, 2006, (2) .
集团利益分析 篇3
【关键词】 重商主义;中美贸易纠纷;贸易政策;利益集团
一、文献综述及评论
在整理查阅相关书籍期刊的时候,发现相关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的探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因素。认为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贸易摩擦。在国内经济方面石磊和寇宗来(2004)认为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美元贬值的背景下,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妨碍了美国独占其汇率贬值的好处是激化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因素,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导致两国对贸易产品的需求不对称是贸易摩擦长期存在的原因。郑辉、张捷(2009)认为中美两国在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上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的两国贸易严重不均衡是贸易纠纷的重要原因。在国际经济方面,陈泰锋(2005)也提到国际经济环境也是导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因素。叶波(2005)认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美国政党利益也是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胡静寅(2006)则认为美国的政治利益、霸主地位的维持以及中美经济依存关系不对称导致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由于经济利益、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不完全一致,会产生贸易冲突。Katzenste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会带来频繁的贸易摩擦。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从生产效率变化的角度阐释了贸易摩擦的成因。他们分析表明: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国际贸易有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高各贸易国的福利。
从整理中不难发现,利益问题牵动中美贸易双方的经贸关系,因此从利益集团和政策角度分析贸易纠纷的原因尤为重要。目前已经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部分分析,马松林(2006)认为生产者利益集团是制造贸易摩擦的主要推动力,利益集团会对贸易摩擦和贸易合作产生盈余分配。沈剑平、刘厚俊(2004)从本国利益集团与外国利益集团、资本利益集团与劳工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政治利益集团四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贸易政策与外国利益集团冲突的具体表现。
以上学者对于利益集团的分析要么着手于一方贸易国的政策,要么着手于个别利益集团。将参考前面学者的研究,进行多方面综合分析,将以重商主义的视角分析贸易双方的贸易政策,考虑对公司、工会、农业、私人院外活动集团等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说明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贸易纠纷的影响。
二、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中美贸易政策
1.中国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方针。众所周知,中国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鼓励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倡导出口创汇。其具体措施包括改革汇率制度、出口退税、大力招商引资、增加非关税壁垒等等。
2.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制定了大量的贸易立法,其中部分立法带有重商主义保护色彩。如《斯穆特—霍利法》的制定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在保护国内进口竞争产业方面,201条款授权总统在来自其它国家的进口产品数量以致给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采取包括关税、配额或其他进口限制在内的临时性补贴,以防止或补救损害并便利国内产业必要的调整。在出口方面301条款则迫使其他国家队美国开放国内市场,并且单方面定义了“不公正”、“不合理”、“歧视性”贸易作法,为其出口扫清障碍。除此之外,还有增加反贴补税、反倾销税,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等措施均为美国在贸易保护方面的措施。
三、中美经济贸易现状
(一)中美贸易规模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中美贸易中,我国始终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近几年更是有增无减,从2002年的4,272,047的差额到2007年的16,332,524的差额。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在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25.7%,而到了2008年数据增长到了43.9%。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的最大来源。
(二)中美失衡的宏观经济
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图1),资源使用效率低下,而美国私人储蓄低(图2)、财政赤字严重。
(三)中美贸易纠纷领域
近年来中美贸易发生的诸多贸易纠纷大多集中在易受进口影响的产业部门以及大力出口的产业部门,比如纺织业、农业、服务业;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的高科技产业,如IT产业、半导体产业;能提供众多就业岗位的制造业,如钢铁业等。
四、贸易政策与外国利益集团冲突分析
由上述中美经济贸易分析数据中不难发现,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额,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宏观经济,调节恢复国内经济是两国共同的目标。但是在实现一致目标过程中,却在解决途径上存在诸多冲突,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贸易政策与利益集团利益的非一致性问题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还不如说是中美间各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摩擦的产生。
一方面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与美国利益集团的冲突。如今美国利益集团主要包括财力雄厚的较大规模的私人公司、成员数量最多的工会组织、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协会集团、最团结、组织性最强的农业利益集团、还有独立的石油院外活动集团等等。
1.中国贸易政策与美国私人公司、部分协会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灵活的关税保护政策一方面对本国民族产业实施高关税的保护,这样导致进口产品的价格升高,以减少国内对国外产品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出口优惠政策鼓励某些产业出口,这样相当一部分区域和企业会因利益诱惑而走出口路线,出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威胁到美国国内的民族产业,引起想要侵占世界市场的美国私人公司以及协会的对抗。
2.中国贸易政策与美国劳联工会的利益冲突。中国通过在税收、土地使用费、贷款利率等上面的优惠,加上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使得大量的美国外资企业进驻中国各个区域,造成美国部分员工失业。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美国人民普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每增加100亿美元,美国就有2万产业工人失业,同时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是其国内工厂倒闭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劳联工会一直对中国贸易政策表示不满。
3.中国贸易政策与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众所周知美国为农业出口大国,对于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市场,美国农业利益集团自然对其抱有很大利益期望。中国在2002年初实行的农业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巧妙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该措施导致大量美国农产品被拒之门外,严重损害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
4.中国贸易政策与美国消费者协会的利益冲突。中国贸易政策长期以来注重出口数量,在出口质量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由于国内出口产品竞争激烈,不少企业和地区为了抢占市场,不惜竞相压价,为了保证利润又在产品质量上大打折扣,因美国人对生活质量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部分产品产生抵触。
另一方面是美国采取的贸易措施与中国利益集团的冲突。在此将中国利益集团分为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政府、群众几个部分进行分析。
1.美国的反倾销政策与中国利益的冲突。目前,中国是被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在反倾销中以传统支柱产业比如钢铁等产业为主。美国的反倾销政策与中国国有企业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必然会促使中国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引发两国就此问题的不断摩擦谈判。
2.美国的技术性壁垒与中国利益的冲突。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性壁垒变现在:(1)过分苛刻的技术法规和标准。目前美国制定的包括技术法规和政府采购细则等在内的标准9万多个;(2)复杂繁多的产品检验、检疫制度。美国依据各种法规对进口物品的认证、包装、标志等做了详细规定;(3)绿色技术壁垒。我国出口的纺织品、油漆、涂料、电池、机械类、鞋类、橡胶类制品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技术性壁垒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打击巨大。
3.美国的进口配额政策与中国利益的冲突。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设置进口配额限制。这些制造业能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国政府为了保证群众的利益,增加国内就业率,必然会与美国进行多次谈判协商,不会退步。总的说来,美国政府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在贸易政策上力求保护他们的利益,却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很显然双方在利益上处于对立面,态度却很坚定,近几年贸易摩擦一波一波不断上演。
比较全面的分析了中美贸易双方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所引起的对方国利益集团的利益损失,扩展到两国政府间的贸易摩擦。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要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和平贸易政策几乎不可能,在贸易政策设置上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贸易摩擦以及如何在贸易摩擦中保护本国最大利益是今后要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郑辉,张捷.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分析[J].财贸研究.2009(1):61～66
[2]王勇.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J].美国研究.2008(1):47～57
《美国的利益集团》教案1 篇4
美国的利益集团（2006.3.17./505）
一、【课程标准】：
二、【新课教学】：
（一）、名目繁多的利益集团
课堂探究：镜头一：“美国商会”在美国社会上有很大势力。它代表着近二十万家公司，成员包括几千个地区商会及一千个行业商会。镜头二：“全国步枪协会”宣称，公民持枪权不受限制是其奋斗目标。尽管美国也存在许多反持枪权的利益集团，但它们从来敌不过“全国步枪协会”及其在国会的“盟军”，因为“全国步枪协会”的经济政治实力是前者望尘莫及的。据称，该协会拥有四百万名会员，美国民间共有枪支两亿支，持枪人数约六千五百万。
“美国商会”、“全国步枪协会”等都是颇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它们分别代表哪些人的 利益? 利益集团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什么影响?
1、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其产生和影响：（1）、地位：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美国的政治万花筒中，利益集团的活动特别引人注目。它们无处不在，已经深深地渗入美国行政机构、国会和司法系统之中，甚至与政党、政府共同成为美国政治的三大支柱。（2）、产生：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形式
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实际影响较大的往往是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组织，而其领导阶层大多来自所谓中上层社会。作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形式，它受到政府的鼓励。（3）、影响：
少数人利益凌驾于多数人利益之上的各种政策出台，常常同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直接相关。可以说，利益集团是透视美国政治结构的一扇窗户。围绕着“谁掌管美国”的话题，美国人有这样几种观点。
课堂探究：围绕“谁掌握美国”的话题，美国人有这样几种观点 观点一：人民权力论
过选举参与国家政治，人民拥有国家权力，可以指导、控制政府。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按人民的意志办事。观点二：精英权贵论
一群为数不多的精英权贵控制着政府、工业、贸易和劳工组织，支配着美国的政治体制。政府各部门仅是他们的代理人和利益传输工具。观点三：利益集团论
美国社会会被有组织的、势力强大的集团支 配着，政府基本上成了它们当中的掮客或裁判，有时它自己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每一个利益集团为自己集团的利益而工作，政府则从中协调，促使各集团妥协。
你是否赞同上述某个观点?说说你的理由。
2、利益集团：（1）、产生的原因——形成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维护自身利益。
在美国，相对于国家决策体系而言，一个人、一家公司的力量太弱小，没有足够的能量影响政府。于是，利益相同、思想接近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维护自身利益。（2）、政治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中的一种利益集团是拥有共同利益的人或组织组成的团体，如果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就变成了政治利益集团。（3）、类型：美国的利益集团名目繁多，规模不一，目前有数万个。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至少参加了一个利益集团。见课本P58
①按性质分：完全私营、公共性和公私兼有
②按目的分：以经济为目的、以政治为目的和以社会公益为目的。
（二）、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
1、利益集团用以影响美国政治的主要因素：金钱、人数和知识。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要发挥其影响，都离不开金钱、人数和知识。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主要依靠金钱干预政治。那些没有经济实力的利益集团，如果能够通过其成员拉到大量选票，政治家们也不敢轻视它们。此外，能够向政府官员及时提供所需的知识也很重要，许多法案的起草和修订工作是由利益集团完成的。
课堂探究：镜头一：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在美国人权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国有色人种协会不断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一些州的种族隔离法违宪，1954年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当年，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裁决种族隔离法违反宪法。镜头二：2000年5月14日“母亲节”这天，在一个名为“百万母亲”团体的民权运动的领袖们挽臂并肩举行游行组织下，美国成千上万的母亲及其支持者参加了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六十多个城市举行的“百万母亲大游行”活动，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更加严格的控制枪支法案，以遏制猖獗的枪支犯罪，还孩子们一个安全和平的社区环境和学习环境。
镜头三：金钱永远是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的重要手段。在1990年大选中，约四千六百个利益集团搞过政治捐款。
镜头四：美国的思想库大多是由大公司赞助的，它们的人员到国会作证，向议员提供专业知识，也发表研究成果，影响公众观点。传统基金会，就是美国一家保守的思想库。
联系上述材料，说说利益集团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的。
2、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手段：——直接游说、间接游说、游行示威、影响选举和承担法庭诉讼等。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手段无所不有，就其合法手段而言，主要有直接游说、间接游说、游行示威、影响选举和承担法庭诉讼等。其中，直接游说是指利益集团直接对国会议员、政府官员表达其观点，以图影响政策；间接游说是指通过影响选民来影响决策者。
（三）、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
1、积极作用：（1）、充当公民与政府间桥梁的作用；（2）、分享国家权力，相互制衡，有助于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
利益集团是随着美国政治体制的建立而产生的，与国会、总统一样古老。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起着充当公民与政府间桥梁的作用。资产阶级各派及其代理人通过利益集团竞争和分享国家权力，相互制衡，有助于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
2、消极作用：利益集团的虚伪性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只有少数利益集团对国家决策产生决定性作用——从利益集团对国家决策的影响看；
在众多利益集团中，工商企业利益集团、农场主利益集团分别由大企业家和大农场主组成，财力雄厚，与政府决策者关系密切，因而具有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大的影响。而代表劳动人民的众多利益集团影响力却很小。
（2）、利益集团作为公众参与政治的“中间人”，垄断了公众接近政府权力的途径——从利益集团与公民的关系看； 在利益集团多如牛毛的美国，普通公民只能通过利益集团提出政治诉求，公民个人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反而被削弱了。（3）、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很少有什么民主机制，大都为少数人所控制——从利益集团内部的管理机制看；
广大群众常常对某些组织寄予期望，投人力量，但是他们的利益却往往得不到关注。（4）、利益集团为政府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是一种滋养腐败的行为——从利益集团对政府的负面影响看。
实际上，在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与利益集团之间，已经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课堂探究：根据课本P60的图示，说说下面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你认为哪种观点更有道理?试对它们加以剖析。观点一：利益集团把政府的情况转达给公民，又把集团及选民的意向转达给政府。利益集团作为公民参政的渠道，使普通公民对美国政府决策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观点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少数人说了算。政府不能保护人民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只会维护某些强大利益集团的权利。
3、利益集团机制的隐蔽性、欺骗性及其实质：
美国政坛中的利益集团机制，是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表面上看，利益集团是所谓的“民意代表”，向政府反映各阶层、群体的观点和利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民意”的幌子下控制权力。
专题活动建议：结合对美国的两党制、选举制的分析，以普通公众能否通过这些制度真正享有民主权和为题，举办一场讨论会。
针对美国国内近年来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以剖析美国“三权分立”的实质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本框题小结：
◇4个消极作用：即美国利益集团的4个消极作用
◇3个因素：即利益集团用以影响美国政府的3个主要因素 ◇2个特点：即利益集团机制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集团利益分析 篇5
姓名：张莉敏 专业：12级国政班 学号：20124108
导言：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利益集团化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趋势。中国近现代的民主思潮曾经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但民主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泛滥，而最终是使利益集团化竞争走向合法化和常态化，还民间以自由集团和公平竞争的权力。利益的共生导演了价格生成与生产力、技术水平的序幕，展开了社会结构和人才结构的竞争，由此才会有在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由此才会有内部循环机制与对外交流机制的相互依托。世界竞争不是无序的，只有建立好各自的生态圈，才会有人才和事业的成长，只有营造好各自的利益集团，才能发挥个体在群体中的作用。而在中国，利益集团的存在更加耐人寻味。
关键词：
利益集团证券市场
一、“利益集团”释义及分类
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是指按照一定形式组织起来的享有共同的信念，态度，价值或关注点的个体集合，它使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响，进行非选举性的鼓动和宣传，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以便在公共政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的松散或严密的组织。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和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渐形成并分化组合。加上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快，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以及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一切都为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各种因素的聚合使转型期中国利益集团的凸现成了客观的必然。
目前我国的利益集团涉及范围广泛，形式多样，从不同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从其社会性质划分，主要有合法的利益集团，如各政党，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和各种学术团体，以及未经审批但追求的是合法利益的民间性利益集团、公益组织等，也存在部分非法的利益集团，如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从其组织化程度划分，有社团性利益集团，如各类社团、协会、商会等，也有非社团性利益集团，如当前的农民工利益集团，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固定的活动，具有分散性，只有当某一件事情发生时，与该事情有利害关系的人才会自动的集合在一起，待该事情解决之后又会各自散去；从其活动目标划分，可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前者以追求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如各经济团体，行业协会等，后者则大多从维护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出发，如消费
者协会、环境保护组织等；从其利益趋同性划分，有特殊获利者集团、普通获利者集团、利益相对受损者集团和社会底层集团。虽然中国现阶段各利益集团形态多样，但发展很不平衡，从整体看利益集团的发展还不成熟。
与西方的利益集团不同，中国的利益集团具有：(1)发展的不平衡性，(2)形态的模糊性和过渡性，(3)获利的非正常性和行为的表面合法性，(4)利益的排他性，(5)权力的至上性，及(6)缺乏法理的正当性等特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
学者邓聿文在共识网中发表论文认为中国的利益集团可以分为七类：第一类：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第二类：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第三类：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第四类：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第六类：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第七类：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举例则可有：水电系统，计生系统，证券系统和房地产系统等。具体来讲水电系统，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计生系统，这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规律，中国早就应该对实行了几十年的计生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可计生政策就是废除不了，原因不外乎在过去几十年中，计生系统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员，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权的。证券系统，也是一个既得利益深厚的集团。证监会的发审制度是三高(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额)、内幕交易等乱象的根源，但也就是改变不了，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上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府、交易所、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各方利益介入太深，涉及市场的方方面面。房地产系统，在房地产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高房价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GDP政绩、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寻租腐败机会。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贷款等手段，从高房价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最后才是房地产开发商，它们通过与政府公权的结合，从高房价中获得了超额利润。
我从中受益匪浅，于是决定从证券系统分析中国的利益集团。
二、证券市场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
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形成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是历史的必然，形成我国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实状态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平台，股权分裂、同股不同权、政企不分使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重重、监管上漏洞百出，这都为证券市场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隐患，在这种投资环境下，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及投资增值功能相当紊乱，但它的融资功能却更加强化。在这种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体利益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加强，集团意识形成，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各方利益集团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对称。对于联合型的利益集团利益一致性是他们联合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
然结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证明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要求将分散的利益凝聚为同样的利益表达（不论是合法的、建设性的还是非法的、损害性的），从而使其能够更接近决策的层面。
市场中的信息永远是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但由于种种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获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利益最大化；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一方利益主体才会要从另一方利益主体那里获得自己没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过信息的交流，两者有着相通的利益可以通过联合来实现，因此联合的利益集团就有了很强的用武之地。
三、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状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如今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从总体上说，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构架，只是松散的、自发的、临时的、若隐若现的“结伙”，以舆论呼吁等方式在报纸上、广电或网络上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仅仅因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向着有益于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与传统意义的利益集团相比，他们并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反映某些群众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特殊的团体，有着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影响效果。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中产生的，是由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起点不平等为渊源的。起初利益集团的状态并未在市场中显现，十几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的步步尝试，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利益集团由无到有、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同盟的产生和壮大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弱势利益集团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又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提供了心理基础。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市成了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角逐最明显的地方。
四、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用缺失的表现
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信用状况并不是很好，市场中的失信现象比比皆是。上市公司这一利益集团的信用状况是应被关注的焦点，信用缺失状况基本都围绕上市公司展开，诸如虚假包装上市、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随意圈钱、擅改募集资金投向、虚报利润、信息披露不及时、关联交易等，为了实现上市增值增利的目标，上述行为似乎成了默认式，无非程度大小的问题，类似状况都或隐或显的存在着。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上市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统一起来，占用资金、随意圈钱的行为在逐渐淡化，但其他的问题仍旧存在。由于市场运作的需要，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机构及中介机构联合违规各取所需；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没有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实力，与当地政府或相关权力人的联合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更可怕的是国有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及政府本身就同属一家，管理人员也是直接被委任或由政府官员兼职，无论政策制定和利益要求，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信用缺失问题在所难免。这样的信用状况为证券市场和各个利益主体都积累起了严重的风险，长期及严重的信用缺失会使市场越来越不规范，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越来越差，风险自然会一点点沉积下来。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和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证券市场的交易形成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信用链条，因此证券市场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危害性，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经济，而且这类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不确定性，非证券市场所能控制，另外，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如制度缺陷一时难以弥补等，这样，风险的可控性就更弱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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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利益分析 篇6
强势利益集团指以争取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合法渠道形成，组织化程度较高，集团意识较强，利益表达顺畅，占有较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积极运用本集团力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暂居主导地位，在社会中表现出强势的经济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经济利益的日益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美国学者威廉·基夫指出：“利益集团的主要问题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过分。”现阶段，我国强势利益集团确实存在并且影响甚至左右着地方政府的决策，从近年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煤矿安全生产、证券市场监管等问题中均可看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子。
一、强势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积极意义
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实现分权制约与缓和社会矛盾。因为不同种类、不同能力的利益集团对立法、政府决策行为施加的影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其影响力必然使政治权力的发挥不能够随心所欲，从而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和体现。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促进政治的沟通和利益的表达，平衡多元利益集团间的利益，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如利益集团的政策参与活动有效保障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利益集团能充分利用其信息和技术优势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利益集团参与政策过程能
强化对政府决策权力的监督等 J。
中国经过3O年的市场发育，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逐渐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现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为两者提供的空间也不一样。第二，缺乏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平衡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为重点，发挥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优势影响，遏制强势利益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转变。
二、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消极影响
(一)削弱政府决策的公平性
法国的西耶斯说：“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它导致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收到的往往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二)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利益时代，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件具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集体的利益博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不能为规范利益博弈作出制度安排，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近年来，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而在结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三)危害公共权力的运行
所谓公共权力，用美国政治学家戴伊的话来说，就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
具有的能力或潜力，而这种决定却能影响这个社会制度中其他的人” 5](引。孟德斯鸠也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H 26)中国30年改革行至今日，正是各种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力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同时，强势利益集团还会利用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俘获政府和官员，滋生腐败，使“公共权力私有化”。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形成严重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四)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认为，强势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说服政府实施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把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转移到自己的利益集团中来。以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为例，垄断利益最大化、部门化、制度化、合法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将本该由全社会共享的利益转化为小团体利益乃至个人利益。这必然会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导致社会利益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引起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失衡，危害社会稳定。特别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收入、医疗、教育、民主权利等被严重边缘化，因此极易对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对其认同度降 低，使地方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公权与私权之问的和谐，也就是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公民的政治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三、合理引导强势利益集团有序参与地方政府决策
(一)政府要转变角色，找准职能定位
政府作为利益关系调适的权威机构，在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制定规则，维护法律，守护公共利益，避免发生制度外的冲突；另一方面，它要照顾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防止强势集团因其强势而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甚至以强凌弱。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起到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而不能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就要求政府要从理念、目标、职能和行为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体制上斩断权力和利益的纽带。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府不仅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更要扮演服务者的角色。政府应当站在超然和公平的立场上，制定公正、透明的规则，维护大多数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建立公平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
对利益格局作出新的重大调整，首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决定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措施。这主要是：其一，来自进一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其二，来自政府在社会公平、公正理念指导下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调整 7。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在利益表达方面，正如胡鞍钢所说：“中国的改革需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可以说，利益表达机制的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政府应当“有所为”，以“公平第一、效率第二”为利益再分配的指导思想，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对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受损主体进行补偿，并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以缩小利益差距，实现利益共享，健全和完善利益均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利益共享和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
(三)健全利益集团有序参与政府决策的相关制度框架
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们“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8]。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则，所谓的博弈，也就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争取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关系。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要发挥协调利益关系功能的前提条件就是对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协调利益关系的功能，关键在于制度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为利益主体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部法律的制定或者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协调的过程，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协调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在进行实力和技巧的较量。具体上应完善以下几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咨询和监督制约及责任追究制度等。
公共政策首先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然后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中排序的。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伦理上的判断，核心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
(四)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及政策文化
政策文化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作为的选择意向，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行为管制的选择意向。政策文化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形象地指出：“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我们将这种驱动力称之为政策文化，一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与该国民众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以及对待定问题的偏好即政策文化有关。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同意的或者默认的契约。如果大多数公民对其有起码的认同，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从经济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互惠。从文化的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基础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从政治角度看，现代社会能够使利益不一致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参考点是“公民身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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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利益分析 篇7
一、西晋既得利益集团执政理念的失误
1.“禅让”说辞导致的舆论被动。禅让理论落后于时代要求,不能解决东汉直至西晋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引发的及其后续的社会发展诸矛盾。使用过时的片面的理论说辞“禅让”,没能改变靠阴谋立国人心不服的社会舆论局面,使执政变为被动。禅让作为攫取最高权力的借口,是脱离经济生产方式出发的具有“道德”合理性的封建政治理论,用于指导上层建筑发展是存在局限的,使统治者被自设观念限制,难以摆脱唯心式执政陷阱。封建统治的四根支柱实际上是天命论、宗法制、等级制和愚民论[1]8,很难有效平衡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矛盾。西晋司马氏统治集团没有直接利用天命论的神圣旗帜,而是使用不能与时俱进的复古的道德理想化的“禅让”作为借口,这种缺少起码的逻辑思考和错误借鉴历史方法的自欺欺人的政治理论,是正确执政理念缺失和执政目标狭隘的表现。而且,禅让难以实现天命论和愚民论的社会控制效果;八王之乱、九品中正制度和允许五胡入中原,又丧失了宗法制和等级制对人们观念的控制。而弥补其社会公平和全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缺陷的明君效应又没有形成和出现,因此,西晋立国理论在舆论上是被动的。
禅让不能有效解释执政合法性和凝聚人心。客观地讲,曹操死后,司马懿抵挡蜀汉诸葛亮进攻对于维护魏国平安稳定来说功劳是很大的,后来灭蜀并吴也主要是司马氏的功劳。但是司马氏没能有效地整合舆论,控制宣传,使官民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肯定司马氏的贡献,并在禅让代曹魏过程中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或者可以说,西晋司马氏没有用强有力的物质手段作为禅让的物质保障争取人心,靠权术成功得国的心理阴影成为执政的观念障碍。只褒奖亲族和上层支持者,使本已因战乱凋敝的普通社会群体无法得到合理的发展。同时,禅让的僭越行为对社会秩序的毁坏是终极性的,打碎了既往的秩序观念。不仅如此,禅让使人们的道德底线和是非观念沦丧,进而是统治者和下层都失去了对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观念上的清醒判断和防护能力。禅让由不能主导到无法主导,使社会思想陷入无序状态。因此,西晋禅让理论只发挥了败坏人心,而不是挽回人心的作用。
禅让加剧政治管理的矛盾和政权统治的脆弱性,最高统治集团在总体层面和其他层面的政治理念、社会政策和管理活动等都出现了偏差,不能准确判定其后果的正与负。而贸然实行不确定后果的国家管理活动,是一种对国家和自身安危置之不顾和放任,是统治者的失职和渎职。不能矫正这种存在漏洞的执政理念, 其危险性和所要面临的矛盾的破坏性也就可想而知。实际上,西晋的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人们这一点,有局限的禅让理论使西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执政理念的偏差。
2.统治集团心理扭曲引发的宣传矛盾。禅让成功使西晋统治集团产生错觉,从而忽视消除阴谋立国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使统治集团的执政心理产生客观扭曲,进而使其执政理念和政策细节出现问题。主观的以为强权和理论宣传就可以主导思想,无法以端正的执政心态全面正视矛盾。理论上说,西晋统治者应该迅速摆脱获得国家权力的“原罪”及其干扰和影响全面统治视野的心理负担,迅速进入执政者“角色”。但司马家族由于没能克服历史局限,正确处理所面对的问题和矛盾。像亡秦一样,没能矫正获得统治权后的思想片面和扭曲;没能全面周详地面对社会发展的矛盾,积极引导问题的解决;更没有彻底肃清两汉三国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积弊。不能正确判定各种理论对于执政的利弊并加以合理调整运用。无论西晋流行的“崇有贵无”玄学,还是与政府主张不一致的“越名教任自然”都是如此。“崇有”不过是肯定西晋执政的合理性,“贵无”不过是不要否定和非议司马氏执政者。作为对立派“越名教任自然”,实际上就是反对司马氏的现实统治。而“越名教任自然”实际上发挥了混乱人们思想的作用,使人们失去现实正确指导方向而无所适从。可见“,崇有贵无”只不过是证明司马家族统治现实合理性的蹩脚辞令,其流毒是普通个体不知所云。虽达到愚民的目的,同时也造成统治思想和社会风气的正气缺失。西晋统治者不能够改变社会舆论对统治者的否定和不利,依靠外儒内法虽然取得短暂统治效果,但致命的是不能掌握舆论的主动和顺应民心,最终只能使矛盾激化。人民对统治者负评价,就会产生双方的不信任和内耗,第三方势力就会乘虚而入。
二、西晋治国政策与制度的失误
1.权力分配与分封制的弊病。宗法制曾是周代君主用来维系政权稳定的一种制度。西晋统治集团虽然认识到了防范杜绝他人效法其禅让而篡权的风险,但应对方法非常拙劣。采用宗法分封的旧制度作为加强中央皇权的方法,结果与其既定目标适得其反。一系列看似正确实则错误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八王之乱”。西晋对奢靡之风和悬殊的贫富差距,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限制调整的机制。从而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百姓的离心离德;另一方面分封诸王做强做大,兼并土地,控制人口,聚敛财富, 助长其野心增长,激化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成为皇权的威胁。总体来说,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谐运转是一个政权发展的前提,其中一个或几个环节处理失当出现矛盾, 都可能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灾难或政权覆灭。利益独占和分配不公看似问题不大,但实际上,不能解决诸王、外戚做大后的引导和制约,不能保障个体最低生存底线,就会激化下层中层与上层的双重或多重矛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妥善调动个体观念行为使其变为向心力,可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反之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如果无视、简单利用或践踏大多数个体的生存发展需求,事实上就是在激化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在破坏和摧毁自己的统治基础。
2.用人政策的体制局限。西晋既得利益集团缺乏前瞻性思考, 宽容有余,立威不足,导致领导力下降。而没有正确处理好接班人问题是其用人政策的最大失误。统治者把基层、中层、上层矛盾转化为动力,需要政治智慧,否则就会成为内耗或自我毁灭的动因。 人才选拔和使用应该采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规则和制度,避免人为利用规则制度牟利损害国家发展。而司马氏不仅无视理性治国,还放任白痴的惠帝继位和变态心理皇后贾氏治国。今天看来, 实际上是设计和启动了自我毁灭装置和程序,而且捆绑国家和民族,一起走向历史的悲剧的深渊。短短几十年之后,社会内乱演变成民族屠杀,人民被迫溃逃长江以南。“永嘉南迁”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自我安慰,是自顾颜面和不提屈辱的回避式辞令。容易使后来者对这段历史产生误解和无知,从而忽略民族悲剧的根源,留下永久的思想祸患。可见,遗祸千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一就是不能深刻反思历史,获得发展的正确启迪。
不能选拔真正人才治国或奴役愚弄人才是封建体制的漏洞。 人才的价值观培养目标与实际脱节或矛盾;人才自我认知评价陷入误区和混乱,丧失对现实的清醒判断和矛盾解决的自信,这使西晋缺乏和没有出现学以致用的治国之才。以竹林七贤为例,实际上他们发挥的是离经叛道的蛊惑人心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是人才和社会的双重互耗悲剧。
3.缺乏领导智慧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掌握政权者行使其权力的理念和方法与其自我认知的态度和倾向性有关,与其执政实践关系密切。如果其心理、人格、思想集合的价值观是全面稳定和谐的,就是时代之福;反之,不论教条还是极端左右立场的执政者,都可能对政治活动产生明显的或隐形的、当下的近期中期或远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个体能力的评估和使用制度,各阶层的积极性的合理性调动和规范的机制是国家活动运转的重要方面。自我误导,各种势力居间利用或误导,尤其是各种形式的最高统治者智慧和方法的缺漏,都可能导致亡身亡国,西晋就是这样。西晋统治者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助长了社会各阶层的分离主义倾向。继而不能协调各等级之间的矛盾,反而激化之,使国家由内乱发展为种族之间的屠杀。司马氏政权对于少数民族的心理优势大到放任其发展,有悖常理。东汉到三国以降于西晋的战乱使人口丧失十分之九以上,中原人口不足,导致少数民族大举迁入。没能正确处理多民族关系,也是西晋乱亡的引发原因之一。封建中央统治者本应该正确发挥民族关系中的主导作用。消除隔阂,加强经济文化融合,缓和与避免上层、中层、下层的民族矛盾。防止内部和外部势力利用民族矛盾对统治权力的觊觎。与之相反,西晋统治集团无视民族矛盾,甚至是激化民族矛盾,放任异族对内部政治的觊觎和怀有颠覆野心的参与,而不加以正确遏制和防范,使异族反客为主称霸祸乱中原。西晋统治者在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处于被动和无知状态,结果是短暂而亡。
摘要：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待西晋的历史教训,最致命的是两方面的失误,其一是既得利益集团执政理念的失误。他们运用“禅让”说辞不仅导致了舆论被动,也使自身心理扭曲引发宣传的矛盾。其二是西晋治国政策与制度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权力分配与分封制的弊病、用人政策的体制局限、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无力。
关键词：西晋,执政理念,政策
参考文献
“特殊利益集团”如何特殊 篇8
刚刚结束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正义”；并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这是执政党在制度建设上，向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重大倾斜。这种倾斜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并引发出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广泛讨论。
讨论中，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被频繁引用，与之对照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词语。
教育和医疗
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比较模糊，什么样的阐述都有。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大多数人都将其与权力的腐败、权钱交易联系在一起。
那些处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该是特殊利益团体。比如医院、学校，以及某些与公共事业联系紧密的服务性部门。这些事业单位并不具有对老百姓的行政管理权力，却深刻地影响公众的生活，它们并不持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合法资本，却又掌控着大量的、可以蜕变为资本的公共资源。
让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经济领域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当“市场经济”走出市场、走进公共领域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呼吁和尝试，医疗机构从创收指标到全面市场化，甚至，一些准政府职能部门也开始了“算经济账”。
这些事业单位在获取了“市场权力”之后，轻而易举地将公共资源变为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结果是，许多贫困农民竟然负担不起自己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教育，大学学费占到人均GDP的60％～70％，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费仅占人均GDP的6％～7％，医药、医疗的高收费更是数倍于过去的年代，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手术，的竟然要花费数千元……
为这类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埋单，严重地影响了大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可以说，今日中国老百姓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这里，可见其对社会和谐的破坏有多大。
政府部门
另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是个别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逐渐蜕化成与国家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某种“自利性组织”。这种政府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化”，对社会的危害性甚至超过了贪污腐败，因为它能合法地依据某些地方法规、部门规定对公众实施公开掠夺。
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国家公务员招考的网上报名中，每一个公务员位置有近百人竞争，个别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竟然超过13000。媒体用“惨烈”来形容公务员招考状况。公务员之所以成为热门职业，是因为政府部门有诱人的工资收入和高福利待遇。
可以肯定地说，中央政府并没有给政府部门远高过社会平均收入的待遇。这些公开的高收入或许就是灰色的，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将职能变为权力，将权力置换为金钱的非法收入。十多年前，只有主管财政、人事的要害部门才会让人趋之若鹜，许多清水衙门则无人问津：而今天，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金饭碗”可端，“特殊利益”的扩大化和公开化由此可见一斑。
国有垄断资本集团
但是，最庞大、最能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某些“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如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占有雄厚的国有资产，或盘踞在公共资源高地而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从而享受到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前些时，媒体披露过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月薪居然高达8000元。
这些年，政府主持过无数次旨在保护公众利益的“价格聽证会”，但由于涉及一个个掌控着雄厚国有资本或公共资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尽管参与听证会的公众代表和舆论激烈反对，但似乎各个“听证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涨价会”。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由于这些利益集团能给其他经济成分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使其他经济成分对它的依赖越来越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往往受制于这些集团。
国有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追逐正在从经济转向其他领域。这些年，要求政府放权的呼声，大多是这些集团发出的。它们从初期向政府索要经营管理权(那是“国退”的第一步)到最近十年，在转型、转制的形势下，在“国退民进”(此“民”是民营企业家的民，而非人民的民)的口号下，干脆索取国有企业的产权。
那场在经济学家公开地，甚至可以说轰轰烈烈地参与下的MBO(即管理层收购)运动，不就是将数以千亿在法律上属于公众的国有资产，变为这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吗?
我们在谈论“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不能只看到权力的参与和权钱勾结，还要看到某些国字号的资本，即使它们不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而言也绝对是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