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中国利益集团

正视中国利益集团（通用4篇）

正视中国利益集团 篇1

摘要：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体只有成为利益集团的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从国际上看, 农业利益集团在农业发达国家中发挥这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比较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成功的案例与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缺失的案例, 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为什么没能出现农业利益集团的原因, 并借鉴美国与西方国家农业发展成功的经验, 为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可行的建议。通过比较分析以上案例后, 论述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利益集团,公共政策,比较

一、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成功

农业被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受到美国政府极大的重视。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利用了政府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通过游说、施压、示威等行动对国会两院、总统和农业部门施加影响, 获取议员和政府官员的政治支持, 从而获得对国会有关农业的法案施加影响的机会, 在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 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发挥着极大的影响作用。以下以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对苏农产品贸易问题上影响政府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政府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苏农产品贸易以及对苏粮食禁运。1971年, 尼克松破除了美苏农业贸易的障碍, 在取消粮食出口许可证的同时, 还取消了运输粮食的船只中美国只必须占到50%的规定。在贸易正常化期间, 苏联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 导致美国粮食库存量大大减少, 而这又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的飙升, 通货膨胀加剧。至此美国政府先后出台政策对苏进行贸易限制。例如1973年, 尼克松总统的限制大豆贸易运动;而在1974年, 时任总统福特在农产品难以满足国内需求, 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 提出了事先申报制度, 使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被遏制。这些做法触动了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不断向政府施压——各大农业州爆发了抗议和不满情绪, 农业州的参众两院议员和关心农业的人们开始直接向政府施压, 要求恢复对苏的贸易。在这种压力下, 时任副国务卿的查尔斯·鲁滨逊于于1975年前往苏联斡旋, 并最终达成了粮食五年规定。

二、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

在中国, “三农”群体占全国人口的70%, 但是除政府以外, 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目前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专业化合作组织, 但大多流于形式且规模太小, 或异化为政府职能部门 (有的就是由政府直接牵头举办的) , 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公共决策参与权或话语权。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正式当今中国农民利益得不到很好保障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至今中国没能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呢?其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首先从传统农业的自身特点看, 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模式, 呈现出分散性和封闭性的发展状态, 这种特点不利于建立系统的组织, 难以形成具有规模的农业利益集团。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伊始, 为了尽快走上工业现代化的道路, 政府做出了对传统农业强制无偿剥削的抉择。当现代产业的发展不再依赖剥削农业时, 传统的工农城乡利益分配早已形成并且早已根深蒂固, 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状, 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利用原有的权利谋取自身利益, 并以新的形式侵占农民的利益。除了以上原因外, 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因素, 例如在立法机关中农民代表比例很低而不利于制定出有益于农民的相关政策等。因此, 要切实维护中国农民的利益, 解决好“三农”问题, 应该像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学习:建立一个全国性综合农业利益集团和一些专业性农业利益集团。

三、论述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通过比较分析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影响国家政策上的成功与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而使农民群体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影响甚微, 可以看出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具有很大影响。具有规模且有号召力的利益群体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制定, 并使之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本集团成员的利益。而规模小、号召力弱的群体则很难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大的作用, 并且很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利益, 从而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其积极方面体现在:不管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利益集团都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发展。因为利益集团能够把分散的个人力量组织起来, 并凭借其拥有的资源、知识和组织优势, 有效疏通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充分表达利益集团诉求, 有利于整合公民的利益表达, 促进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沟通, 从而实现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其弊端体现在: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决断, 有失公平与公正。

结论

利益集团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力强大的利益团体能够左右政府的决策, 而实力弱的利益团体也在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努力奋斗, 这种利益团体间的博弈现象客观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所以一国要区别对待强弱势利益集团, 均衡社会利益集团的发展;理顺政府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关系, 强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权威, 避免出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实力强大利益集团的左右或控制的现象, 保证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参考文献

[1]徐振伟, 翟菁.1970年代美苏粮食贸易的双层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0 (5) , 81.

[2]李寿祺.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83.

正视中国利益集团 篇2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8-11-25 阅读：263次

李森

[摘要]当代中国利益集团表达行为的总体特征为：整体性、不平衡性、群体化、社团化及从注重物质利益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关键词]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8）20-0022-02 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利益表达呈现出以下特征及趋势：

一、利益表达的整体性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 将之统一起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的不断分化，利益群体日益表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特征，“利益的分化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聚合的过程，这个聚合过程便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相似的社会地位、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利益集团不断增多，这种共同性是形成政治文化认同的基础。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每个群体成员既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群体利益的倾向,形成了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从总体上说，在社会转型期，尽管个体和群体利益表达意识在不断增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学军：“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见刘建飞：《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这种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可能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过分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二、利益表达的不平衡性

在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使利益表达呈现出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政治身份、家庭出身以及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社会结构主要呈现为“两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框架。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及政治体制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并由此导致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除了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外，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大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身也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据统计，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这部分人基本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但同时，社会中也分化出了相当一批享受改革成果很少的弱势群体。据分析，我国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至1.8亿之间，约占总人口的11%至14%。(覃道明：《多元利益格局需要创新诉求表达机制》，湖北日报，2006年11月16日)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形成新的利益体。“利益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

益现状,不同的利益现状必然导致不同的阶层所要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蒋俊明、阎静：《转型时期人民利益表达要求的变化及挑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在共同认同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存在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中也存在着多元亚文化，这些多元亚文化反映着不同利益群体价值取向的差异性。从利益表达的主体来看，我国农民利益集团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颇深，受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和计划经济时代对利益表达的抑制的影响，农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农民往往将国家整体人格象征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权视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唯一的东西，而看不到自身的力量。由于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弱、依附性强，渠道窄，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表现出政治冷漠和被动的承受利益损害，因此利益表达往往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弱。弱势利益群体从而产生受挫感，利益表达的主动性、自觉性受到严重削弱，从而产生农民利益群体与社会的隔离与断裂。由此可见，由于不同利益群体多元亚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差异，也相应地造成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的不平衡。

三、利益表达从单位化向群体化、社团化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其后的很长时期内，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都是通过单位组织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作为联结国家与个人间的纽带和桥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单位化”，这种以单位组织为载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就成为一种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单位可以把社会冲突传达到体制内,从而将企业职工和国家体制联系起来,它也可以把社会的利益紧张局限或化解于单位内,从而阻止社会冲突进入国家的机会。单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控制性的国家行政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利益组织化及传输作用的政治性组织。单位的这种双重属性,是基层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基础。(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改革开放后，通过单位组织来进行利益表达、化解冲突的机制已经不能全面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单位体制的日渐式微相对应,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相对于借助行政组织、单位组织进行利益表达的方式相比，群体利益表达、社团组织利益表达的自发性、组织化程度还较低，缺乏有机协调，不能很好地聚合和表达组织成员的意见。

四、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伦斯基认为，一个社会中权利的分配决定了报酬的分配。某个公民或某个群体拥有多大的政治权利，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利益。换言之，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必然是建立在权利均衡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利的平等分配是政治利益及其他利益平等分配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权利是实现政治利益从而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基础。因而，谋求政治权利成为实现利益最根本的途径。正如王沪宁先生所说：因为“经济发展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阶层都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要求了解政治体系的活动过程，尤其关心政治体系的决策，关心政治体系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后果。”(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及利益表达意识的逐步成熟，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及利益吸纳渠道的逐步增多，利益表达制度日益健全完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已经超越了初始阶段的物质性利益表达，它们已经认识到政治权利的分配是决定物质利益的关键，因此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更加注重政治权利的争取与维护。从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表达情况看，正在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过渡。(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

如何正视职工的合法利益诉求 篇3

一、明确认识, 营造理性、合法的沟通和诉求表达环境

1. 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

人常说:“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这些话从字面上看, 是说群体的力量。其实深层次的意思, 应该隐含着对一个群体中沟通重要性的描述。在一个群体中, 每个人的个体力量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矢量, 而矢量是具有方向性的。物理学的逻辑告诉我们, 当每个个体力量沿着同一方向作用的时候, 合力才能最大;当方向不一致的时候合力减弱;当相反的时候, 合力为零。所以, 人多不一定力量大, “齐心”才能“协力”。如何才能做到人多力量大呢?沟通是最好的手段。群体中, 每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知识结构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占有的信息量不同, 通过有效地沟通, 使群体中的每个人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是实现信息对称化的简捷有效手段。通过正确的沟通, 能够求同存异、优势互补, 从而达到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目的。

2. 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这一中医学上的理论同样深刻揭示了有效沟通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当某些阶层、群体及个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 一些失落、怀疑、嫉妒、怨恨等不良情绪就会产生, 如果不能及时沟通和化解, 就会越积越重, 演化为不稳定因素。沟通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体现, 也是矛盾转化的必要条件。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尽管有它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但根本上说, 还在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或无处表达, 或表达了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 以至矛盾积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和多样化的新趋势, 我们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多层次、多渠道的信息交流、人文关怀和心灵的契合。所以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破除体制性梗阻、实现有效沟通作为一种现代管理思想和方式,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提升公立医院竞争力的需要。

有效沟通和职工诉求表达渠道不是形式主义, 更不是没事找事、给管理工作添乱。它不仅能维护职工权益, 激发出职工巨大的创造力与凝聚力, 而且可以降低管理的成本和风险, 是公立医院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社会学、管理学角度来说, 职工创造力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之一, 在于职工是否认为他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如果职工觉得自己是单位的主人, 他就会自觉承担起作为主人的责任。公立医院管理中也一样:职工群众在医院管理方面的知识、信息的占有量等要小于管理者, 相对应他考虑问题所受的束缚也小。职工在医院中所处位置不同, 看问题的视觉就不同;而且作为最基层的劳动者, 他对职工群众真实需要的信息占有量要大于管理层。畅通职工诉求表达渠道, 有利于发现医院潜在的问题以及被掩盖的问题, 使管理者对由于变化而产生的各种未知经营事项拥有多角度审视和发散性的思维, 在多元化考虑后, 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科学的决策。所以, 良好的沟通环境能够营造宽松的管理民主化氛围, 畅通的沟通和职工诉求表达渠道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管理障碍, 有效沟通, 有利于降低公立医院管理的风险。

二、建立科学、有效的沟通和职工诉求表达机制

1. 不断创新, 构建沟通和职工诉求表达渠道。

多年来, 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在畅通沟通和职工诉求表达渠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职代会、政务公开、集体协商、“职工意见建议”处理和“领导接待日”等民主管理制度基本形成体系。但是在工作中我们发现, 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权力机构, 会议规模较大、形式比较规范, 有时反而不利于意见的表达。而且受一些轻视职工建议的惯性影响, 多数时候已成为一种形式。政务公开制度作为一种落实知情权的沟通渠道, 互动性较差。在实际工作中, 也存在着公开内容不全面、为公开而公开、“半捂半盖”式公开、虚假公开等诸多问题。集体协商制度从内容到参与人员都范围较小;职工意见建议征集制度面宽范围广, 但多数时候由于可行性评估和组织实施牵扯面较大等原因, 使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不能付诸实践发挥效力;“职工议事”制度在形式、内容、参与人员上更随意一些, 与其他制度有很好的互补性, 但在职工中存在着既希望就敏感问题和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与企业交流, 又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甚至害怕打击报复的思想。

2. 发挥工会组织作用, 保证职工诉求处理机制的顺畅。

一是找准突破口。作为在职工诉求表达渠道中起重要作用的工会组织, 不能只把思维的兴奋点集中在涉及医院大政方针、经营策略等的“大事”上, 同样重要的是关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琐碎“小事”。所以, 在工作中要深入基层, 深入职工调查研究, 重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小事”, 解决好职工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哪怕它只是涉及小部分职工, 真正的把职工诉求搞清楚, 反映上去, 让职工的合理诉求得到落实。二是建立信息保密规章制度。我们常常苦恼的“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等现象, 其实是职工对自己的言论有顾虑的表现。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匿名交流成为现实, 推行职代会表决项目全面票决制也可以使职工代表能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 最重要的是工会要借助组织的力量, 发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保护提意见的职工, 使他免受不公正的待遇或打击报复。三是抓好具体事件处理结果的落实。对于职工合理诉求的落实, 要建立信息反馈和结果监督制度, 牵扯到相关职能部门的, 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督促实施, 对有代表性的事项, 可以采用向职工公开的方式请群众监督。而且, 畅通职工诉求表达渠道不是个短平快项目, 真正发挥作用,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也不是组织几次民主管理活动的事, 这应该是个长效机制, 长期坚持才能出效果。四是工会组织要真正发挥作用。在沟通和职工诉求表达体制中, 工会组织真正难于发挥作用的地方, 应该是职工与医院利益冲突相对明显的领域。在利益冲突中, 工会必须谨守作为职工群体代表的定位和职责, 明确自身的立场和态度, 不能失去原则, 倾向于做单纯的中间人。

三、提高企业沟通和职工诉求表达渠道的效果

1. 沟通各方是平等的。

管理者要改变唯我独尊的陋习, 敢于面对问题、面对现实, 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无论是正面的、委婉的还是反面的、尖锐的。对善意的不顺耳的言论不能视为牢骚, 对反面的激烈的言论不能视为敌对, 这样才能听到真话。

2. 职工的参与是关键。

再好的工作机制, 如果得不到职工的认可, 没有职工的广泛参与, 就只能流于形式, 成为没有生命力的摆设。一项工作的推进, 在实施初期处于原始状态的时候, 应当先组织、后规范, 先制度、后习惯。就“职工议事”制度的实施来说, 在初期, 我们利用工会组织的特殊职能, 通过职工意见建议征集、广泛邀请职工参加议事活动、议事内容和结果公开等形式手段, 强化职工对这件事的了解。同时, 从程序的合法性、组织的严密性、内容的针对性, 特别是执行的扎实性等各方面入手, 努力抓好议题的有效答复率和议事结果的落实, 树立起职工对“议事厅”的信任和解决问题的信心, 用看得见的实效, 保证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的积极性。

3. 注重沟通艺术, 强化沟通效果。

正视中国利益集团 篇4

一、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笔者经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

5）地方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政策法规是地方政府利益调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诉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对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施加影响，是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目标的“高级”手段。

二.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方式

在中国，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贿赂即利用金钱、美色及其他有价物券“买通”相关决策者。这是目前中国非法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隐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团往往通过“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以至贿赂政府官员，使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将小集团的利益取向复合到行政决策中，从而获取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2）个人关系网络即利用家族血缘、同学情谊、老乡情结和其它社会关系等为纽带，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这是中国各类利益集团，包括合法利益集团，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合法利益集团有时会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如报告制度），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中，但更多地则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缘、同学、老乡或私人情谊），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

3）说服即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等方式，对相关决策者进行劝说。劝说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劝说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这般对各方的好处。与个人联系不同的是，说服活动是通过正式渠道、“公事公办”式进行的。

4）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让本集团中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成员或集团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成员，代表本集团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关决策者，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或者以人大、政协提案的形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直接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体系。如据南方某市私营企业主协会秘书长向笔者参与的课题组透露，该市私营企业主协会每年都

通过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关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较好”。

5）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这是目前中国合法利益集团较常用的影响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有其业务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机构和人员又实行分管制度，分管领导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响相关决策者，也可能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决策。这样，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政府决策体系，而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既可以通过批示、批复、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列入会议议程等形式，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写条子”等非正式形式回应利益诉求。

6）借助媒体呼吁，通过舆论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即向当地（外地、甚至境外）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主动提供信息，请求其向社会广泛公开之，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关注、支持或同情，从而对相关决策者形成强大压力，使本集团所面临的问题，被提上决策日程或重新考虑。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利用互联网网络，将成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近年来，中国推行的决策听证会，正成为各相关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俗称“民告官”），以使政府改变其与本集团利益目标相冲突的政府行为，这是各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性利益集团，经常采用的方式。

8）施压性集体行动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在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门前聚集、静坐、请愿，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等。近年来，施压性集体行动有日益增多趋势。以集体上访为例，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时，施压性集体行动的强度也不断提高，而且有些群体往往选择重大政治活动（如人大、政协召开两会期间）和重要节日进行这类行动，以便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9）参与或操纵选举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进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不同利益集团已经开始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等合法程序，参与地方的政治博弈。这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乡镇换届选举过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威胁选民、请吃喝拉拢选民、用金钱美色贿赂乡镇主管干部等各种非法手段，参与甚至操纵基层民主选举，给地方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往往并非只采用单一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也未必沿用上述影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向地方政府机关捐款、捐赠交通、通讯工具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团，也可能运用物质性资助等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影响政府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