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益集团（共12篇）
中国利益集团 篇1
摘要：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体只有成为利益集团的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从国际上看, 农业利益集团在农业发达国家中发挥这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比较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成功的案例与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缺失的案例, 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为什么没能出现农业利益集团的原因, 并借鉴美国与西方国家农业发展成功的经验, 为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可行的建议。通过比较分析以上案例后, 论述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利益集团,公共政策,比较
一、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成功
农业被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受到美国政府极大的重视。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利用了政府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通过游说、施压、示威等行动对国会两院、总统和农业部门施加影响, 获取议员和政府官员的政治支持, 从而获得对国会有关农业的法案施加影响的机会, 在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 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发挥着极大的影响作用。以下以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对苏农产品贸易问题上影响政府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政府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苏农产品贸易以及对苏粮食禁运。1971年, 尼克松破除了美苏农业贸易的障碍, 在取消粮食出口许可证的同时, 还取消了运输粮食的船只中美国只必须占到50%的规定。在贸易正常化期间, 苏联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 导致美国粮食库存量大大减少, 而这又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的飙升, 通货膨胀加剧。至此美国政府先后出台政策对苏进行贸易限制。例如1973年, 尼克松总统的限制大豆贸易运动;而在1974年, 时任总统福特在农产品难以满足国内需求, 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 提出了事先申报制度, 使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被遏制。这些做法触动了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不断向政府施压——各大农业州爆发了抗议和不满情绪, 农业州的参众两院议员和关心农业的人们开始直接向政府施压, 要求恢复对苏的贸易。在这种压力下, 时任副国务卿的查尔斯·鲁滨逊于于1975年前往苏联斡旋, 并最终达成了粮食五年规定。
二、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
在中国, “三农”群体占全国人口的70%, 但是除政府以外, 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目前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专业化合作组织, 但大多流于形式且规模太小, 或异化为政府职能部门 (有的就是由政府直接牵头举办的) , 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公共决策参与权或话语权。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正式当今中国农民利益得不到很好保障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至今中国没能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呢?其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首先从传统农业的自身特点看, 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模式, 呈现出分散性和封闭性的发展状态, 这种特点不利于建立系统的组织, 难以形成具有规模的农业利益集团。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伊始, 为了尽快走上工业现代化的道路, 政府做出了对传统农业强制无偿剥削的抉择。当现代产业的发展不再依赖剥削农业时, 传统的工农城乡利益分配早已形成并且早已根深蒂固, 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状, 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利用原有的权利谋取自身利益, 并以新的形式侵占农民的利益。除了以上原因外, 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因素, 例如在立法机关中农民代表比例很低而不利于制定出有益于农民的相关政策等。因此, 要切实维护中国农民的利益, 解决好“三农”问题, 应该像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学习:建立一个全国性综合农业利益集团和一些专业性农业利益集团。
三、论述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通过比较分析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影响国家政策上的成功与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而使农民群体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影响甚微, 可以看出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具有很大影响。具有规模且有号召力的利益群体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制定, 并使之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本集团成员的利益。而规模小、号召力弱的群体则很难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大的作用, 并且很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利益, 从而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其积极方面体现在:不管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利益集团都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发展。因为利益集团能够把分散的个人力量组织起来, 并凭借其拥有的资源、知识和组织优势, 有效疏通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充分表达利益集团诉求, 有利于整合公民的利益表达, 促进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沟通, 从而实现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其弊端体现在: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决断, 有失公平与公正。
结论
利益集团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力强大的利益团体能够左右政府的决策, 而实力弱的利益团体也在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努力奋斗, 这种利益团体间的博弈现象客观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所以一国要区别对待强弱势利益集团, 均衡社会利益集团的发展;理顺政府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关系, 强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权威, 避免出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实力强大利益集团的左右或控制的现象, 保证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参考文献
[1]徐振伟, 翟菁.1970年代美苏粮食贸易的双层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0 (5) , 81.
[2]李寿祺.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83.
中国利益集团 篇2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8-11-25 阅读：263次
李森
[摘要]当代中国利益集团表达行为的总体特征为：整体性、不平衡性、群体化、社团化及从注重物质利益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关键词]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8）20-0022-02 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利益表达呈现出以下特征及趋势：
一、利益表达的整体性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 将之统一起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的不断分化，利益群体日益表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特征，“利益的分化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聚合的过程，这个聚合过程便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相似的社会地位、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利益集团不断增多，这种共同性是形成政治文化认同的基础。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每个群体成员既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群体利益的倾向,形成了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从总体上说，在社会转型期，尽管个体和群体利益表达意识在不断增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学军：“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见刘建飞：《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这种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可能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过分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二、利益表达的不平衡性
在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使利益表达呈现出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政治身份、家庭出身以及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社会结构主要呈现为“两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框架。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及政治体制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并由此导致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除了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外，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大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身也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据统计，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这部分人基本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但同时，社会中也分化出了相当一批享受改革成果很少的弱势群体。据分析，我国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至1.8亿之间，约占总人口的11%至14%。(覃道明：《多元利益格局需要创新诉求表达机制》，湖北日报，2006年11月16日)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形成新的利益体。“利益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
益现状,不同的利益现状必然导致不同的阶层所要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蒋俊明、阎静：《转型时期人民利益表达要求的变化及挑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在共同认同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存在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中也存在着多元亚文化，这些多元亚文化反映着不同利益群体价值取向的差异性。从利益表达的主体来看，我国农民利益集团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颇深，受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和计划经济时代对利益表达的抑制的影响，农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农民往往将国家整体人格象征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权视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唯一的东西，而看不到自身的力量。由于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弱、依附性强，渠道窄，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表现出政治冷漠和被动的承受利益损害，因此利益表达往往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弱。弱势利益群体从而产生受挫感，利益表达的主动性、自觉性受到严重削弱，从而产生农民利益群体与社会的隔离与断裂。由此可见，由于不同利益群体多元亚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差异，也相应地造成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的不平衡。
三、利益表达从单位化向群体化、社团化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其后的很长时期内，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都是通过单位组织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作为联结国家与个人间的纽带和桥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单位化”，这种以单位组织为载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就成为一种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单位可以把社会冲突传达到体制内,从而将企业职工和国家体制联系起来,它也可以把社会的利益紧张局限或化解于单位内,从而阻止社会冲突进入国家的机会。单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控制性的国家行政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利益组织化及传输作用的政治性组织。单位的这种双重属性,是基层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基础。(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改革开放后，通过单位组织来进行利益表达、化解冲突的机制已经不能全面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单位体制的日渐式微相对应,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相对于借助行政组织、单位组织进行利益表达的方式相比，群体利益表达、社团组织利益表达的自发性、组织化程度还较低，缺乏有机协调，不能很好地聚合和表达组织成员的意见。
四、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伦斯基认为，一个社会中权利的分配决定了报酬的分配。某个公民或某个群体拥有多大的政治权利，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利益。换言之，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必然是建立在权利均衡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利的平等分配是政治利益及其他利益平等分配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权利是实现政治利益从而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基础。因而，谋求政治权利成为实现利益最根本的途径。正如王沪宁先生所说：因为“经济发展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阶层都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要求了解政治体系的活动过程，尤其关心政治体系的决策，关心政治体系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后果。”(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及利益表达意识的逐步成熟，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及利益吸纳渠道的逐步增多，利益表达制度日益健全完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已经超越了初始阶段的物质性利益表达，它们已经认识到政治权利的分配是决定物质利益的关键，因此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更加注重政治权利的争取与维护。从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表达情况看，正在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过渡。(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
如何突破利益集团 篇3
消费和创新相互关联，并且都有益于中国国内正在成长壮大的中产阶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需要政府减少对于国有部门的支持，而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当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政府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未在政治上做出更多的调整。这一做法在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发挥到了极致。政府在两年的时间内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 （5860亿美元），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能够得以持续运转。
这些用于刺激经济的资金，百分之八十以上（4680亿美元） 都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和建筑工程。中央政府为部分项目发行了政府债券以提供资金，并要求国有银行为其余项目的相关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给予支持。地方政府官员对此备感兴奋，因为他们能够决定哪些项目能够上马、以及哪些公司能够获得政府的合同。大多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项目都承包给了同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在全中国范围内，大量的资金运转于政府官员、银行家和颇有门路的国有企业这些精英群体之间。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通过允许银行根据项目的盈利能力、而不是政治关系选择项目并发放贷款，从而将资金支出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转移到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动中去。只有通过这一途径，中国才能在价值链体系中继续向上游攀升，成为全球创新大国。然而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国有企业领导人会极力阻碍任何以牺牲其利益的改革，他们是中国非常有权力的利益集团。
正如美国国会代表一样，中国的省级官员在参加中央政府的经济问题决策时，会将其自身利益问题摆上桌面。
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邓小平在地方经济的方面给地方政府下放了更多权力，藉此赢得了支持。而下一时期的改革则需要取消部分业已下放的经济权力。如果想成功地实现经济的再度平衡，就应取消地方选择获取资金的公司和派发大规模基建工程项目单子的权力，由商业银行将资金分配给最具盈利潜质的项目和技术，无论其身在何地、也不管其具有何种背景。
中国已经在把资金投向战略新兴产业，但是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新兴行业带上发展的轨道。
例如，在绿色能源领域，中国已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风能和太阳能领域中去，不过中国领导人真正希望的是发展自主技术，并增加其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但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虽然资金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然而资金却是通过各种渠道分配出去，分配给有背景和门路的企业，而不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司。许多私营企业无法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而正是私营企业更有可能孕育出中国所需的新鲜理念。
中国在国内购置、安装这些清洁能源产品方面也显现出了滞后的态势，这一问题在太阳能行业尤为突出。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将其生产的百分之九十的产品销往海外，而这些出口产品正为关税问题所困扰。中国太阳能产品制造商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提高国内市场上的太阳能能源消费量，从而在加大内销的同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这是因为，中国的电力领域仍被国有企业所主导。这些企业更倾向于沿用其所拥有的煤炭基础设施，而不愿意投资于太阳能等新兴技术。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能源领域捆绑于煤炭能源上，并使得中国的清洁能源经济无法摆脱“依赖出口、忽视内销”这一陈旧模式的束缚。那么，总体而言，中国陷入了这样一种情形：中央政府试图将中国经济推向新的方向，但现实中，各种力量又制约了中央政府的体制转型的能力。
中国利益集团 篇4
1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
传统的集团行为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形成集体后会有较强的动力为取得共同利益而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奥尔森指出,实现集体行动需要若干条件,其成员具有共同利益只是促成集体行动的条件之一,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并非就能达成集体行动。
1.1 实现集体行动的条件
第一,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而不是利他主义的。组成集体的个人仍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去追求集团利益,维护集团利益的根本是寻求自身利益,尽管其只能获得集团利益的某一份额。利他主义的个人不可能十分在意集团范围内自私的集体利益,正如其不在乎个人利益一样,因此不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去追求集体利益;换言之,利他的人无法实现集体行动。
第二,各集体成员应具有相容性利益。集体利益一般可分为相容性的和排他性的。相容性利益指各利益主体具有某种兼容或一致的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的实现对各利益主体均有益处,其间是正和博弈的关系 ;而排他性利益指各利益主体相互间的利益是排斥的或矛盾的,一方所得即为他方所失,其间是零和博弈的关系。显然,具有相容性利益的各集体成员相较排他性利益的集体更易实现一致的集体行动。
第三,各集体成员实施集体行动所得收益应大于其为集体行动所付成本。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企业可被看作组织良好的集体,那么从经济角度来看,集体也是对市场的替代。试想,如果个人行动更为有效,为何还需要集体行动?只有当集体能够提供仅靠个人难以得到的利益时,个人才会求助于集体。
然而,具有相容性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并不总能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集体与个人的不同在于为其成员提供的集体物品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而私人物品的消费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由于单个成员为自己提供某种集体物品时,难以将其他成员对此集体物品的享用排斥在外,因此集体物品的提供或是某一集体行为的产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行为中“搭便车现象”就会盛行,导致集体成员缺乏动力提供集体物品或实现集体行动,从而集体物品或集体行为的提供总是会少于社会的最优量。
为了实现集体行动,有效的制度安排如选择性激励或强制力的引入是必要的,不过这一点对于小集团是例外。小集团因与大集团的逻辑不同,相较于大集团它能够自发地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这是由于小集团中集体成员的数量较少,在更大程度上有可能某些成员从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收益超过了提供集体物品所需耗费的成本,也即整个集团从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收益与耗费的总成本之差超出了某个或某些成员得自集体物品的收益。因此在小集团中,每个集体成员都能获得总收益的较大份额,所以小集团有动力自发提供集体物品,小集团比大集团在实现集体行动和提供集体物品方面更有效率和富于生命力。
与小集团不同的是,大集团实现集体行动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可以通过某一强制力来实现,比如国防由政府的强制税收来提供,若没有这一强制征收而由某一公民提供国防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国公民组成的大集团就无法得到国防这一集体物品的供给。此外,还可以通过对大集团成员进行选择性激励的方法达成集体行动和提供集体物品。选择性激励包括正向的与反向的,即对集体成员在提供集体物品的过程中的功过赏罚分明,从而消除或降低集体内行为的外部性。然而,即使存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大集团巨大的组织成本也使制度安排的创建成本和实施成本加大,加剧了大集团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
1.2 集体物品得以供给的成本与收益分析[1]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集体物品得以供给的逻辑前提,设t为集体成员获得集体物品的比率或水平,v为成员的收益,c为成员的成本,V为集体物品带给整个集团的总收益。
a = v-c为集体物品带给某成员的净收益
当da/dt =0时a取得最大值,即 :
da/dt=dv/dt-dc/dt=0 1
令f = v/V为成员的收益占集团收益的份额,则 :
dv/dt = f·(d V/dt) 代入1式,得 :
f·(dV/dt) = dc/dt即为集体成员得到集体物品的最有数量
又 0 < f < 1
则d V/dt > dc/dt即集团收益率必须超过成本增加率
当f > c/V也即v > c时,集体物品将被提供
2 中国行政垄断行业改革迟滞
2.1 何谓行业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1988年胡汝银在其《垄断与竞争 :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和行政组织同时对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经济活动加以控制,这种高度集权下的计划指令导致了一种绝对垄断的情况,它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垄断,所以称它为行政垄断 [2]。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行政垄断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行政垄断是因行政机构滥用各种行政权力排斥或阻挠竞争而使市场主体得以确立垄断地位的行为,且判断一个行业是否为行政垄断行业并非依据此行业中存在的企业数量或集中度,而要看是否有行政性准入壁垒。比如在我国电信行业的市场准入壁垒依旧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拆即行政性重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虽然分拆后已成几家,但这些分拆后的企业仍然是国有独资企业,市场准入没有开放,所以实质仍是一家,行政垄断的局面并未打破。
目前,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业有电力、电信、证券、保险、烟草、石油、石化、煤炭、民航、邮政等行业。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源于我国建国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权力高度集中,国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有行业的准入都由政府规定,从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政府经济管制的传统造成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往往也是行政垄断行业,由于是政府直接投资建立,政府的利益与行政垄断行业的利益密切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形成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利益集团以实现它们的潜在收益”[3]。面对大多数竞争性行业已形成的买方市场,垄断行业的主管部门倚仗行政权力设置难以逾越的行业进入壁垒,甚至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维持其垄断地位。在如此“政企合一”的体制下,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垄断行业高层与监管部门高层换位调职之事时有发生,暗示着垄断企业和其监管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2 中国行政垄断行业改革迟滞的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状况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减,笔者认为这一现状正是相关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这一结果导致垄断行业继续享受国家财政巨额补贴和各类优惠政策,通过抬高价格并限制产量而得到高额垄断利润。换言之,至今还没有哪个利益集团拥有能够突破这种利益格局的力量,从而驶向新的均衡状态。下面将借助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从这几大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关系来阐述行政垄断行业改革迟缓的原因。
2.2.1 垄断企业
中国的行政垄断行业就如奥尔森笔下的小集团,它们大多由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它们的垄断地位既有历史原因,又靠自身利益集团对垄断地位的维护。这一垄断利益集团不惜牺牲消费者的福利,通过寻租等方式游说其规制机构并进行势力渗透,从而与规制机构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导致这些行政垄断企业在身为运动员之外还兼具裁判的身份。行政垄断行业中的垄断企业有了政府的补贴、优惠和低税收,通过不断的涨价和限制产量获取高额收益,并已日益成为难以打破的利益集团,作为小集团它比大集团更易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大了破除垄断的难度。为了说明垄断企业作为小集团如何具有限制产量并抬高价格的动力,引入以下模型进行说明 :
假设S为整个行业销售量,s为该行业中某一企业的销售量,p为该行业产品的价格,a为该行业中某一企业的净收益,为简便起见假设该行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为0。
该行业中的企业达到最优产量的条件为 :
da/dp = d(s·p)/dp = 0
即 s + p·(ds/dp) = 0 2
令f = s/S为某企业的销售量占行业总销售量的份额,代入2式得 :
f·S + p·(ds/dp) = 0 3
假设企业间的行动互不干扰,某一企业销售量的变化对其他企业没有影响,即 :
ds = d S将之代入3式,得 :
f·S + p·(d S/dp) = 0 4
再假设e为行业需求的价格弹性,即 :
e = - (d S/dp)·(p/S) , 则d S/dp = - e·S/p将其代入4式,得:
f·S - p·(e·S/p) = 0 , 即 :
S·(f - e)= 0因此企业达到最优产量时f = e
由上式得出,只有当行业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该企业的销售量占行业总销售量的份额时,该企业为达到最优产量将减产,而减产的损失将从更高的产品价格得以弥补。对于小集团而言,单个企业的销售量占总销售量的份额较大,相比于大集团而言该值f更容易高于行业需求的价格弹性e,因此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动力限制产量并抬高价格,这是小集团给行业中所有企业的集体物品。对于垄断利益集团来说,更高的价格和更有利的立法便是其行业小集团的集体物品,受到整个集团的极力维护。
2.2.2 规制机构
我国的规制机构由于历史因素从开始成立就缺乏机构的独立性,其与所规制的垄断行业之间利益错综复杂,具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利益双重性,导致其不能很好地履行其监管职能。当面临行政垄断改革的压力不大时,规制机构的经济利益超过了政治利益,这时规制机构很可能被垄断利益集团俘获,从而纵容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制造行业的进入壁垒并从高额垄断利润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当规制机构面临的政治压力巨大,使之更多地考虑其政治利益时,垄断行业的改革将可能被迫进行。目前虽然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但规制机构仍未有改革的姿态,其与垄断企业间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2.2.3 消费者
垄断企业不断升高的价格和降低的服务质量最终是由消费者埋单的。然而,消费者人数众多并分散各处,作为奥尔森笔下不折不扣的大集团,集团内既缺乏强制力和选择性激励,也面临巨大的组织成本,使个人采取集体行动面临极大的外部性,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福利受到侵害的消费者虽对垄断行业深恶痛绝但也无计可施,消费者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2.2.4 民营企业
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与垄断企业在市场中虽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但竞争条件却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垄断企业是国家的宠儿,那么民营企业就犹如福利院中的弃儿,不仅得不到垄断企业拥有的财税减免和政策补贴,而且垄断行业的高价也抬高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吸纳了中国3/4就业量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另外,民营企业由于天生底子薄、基础弱,并正面临企业结构转型的压力,要想通过产品创新或管理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更是难上加难。
2.2.5 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扩大销售份额以获取高额企业利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外资企业将寻找能与自身优势形成互补的要素,而我国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优势既能使其获得各种优惠和保护政策,又能使其通过控股权的增强最终取得行业垄断的地位,所以外资企业更愿意选择与我国的行政垄断企业进行合资。而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正是其拥有行政保护和市场势力的表现,这一优势将吸引外资企业的合资。然而当行政垄断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进入壁垒,使其不能分享垄断行业的利润时,外资企业也成为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反对者。外资企业与垄断企业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前者促成二者间的合资与合作,后者导致二者间的收购与吞并。外资企业由于其核心资产优势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得到了国家的青睐,并对其在华投资给予政策优惠。外资企业与垄断企业的合资,能够盘活国有资产存量,重组优化企业结构,有利于国企实现制度创新。但垄断企业也面临被外资企业控股乃至收购股权并最终独资的风险,从这一点看,外资企业是促使垄断企业改革的外部动力。即使其不改革,当外资企业逐渐降低中方股份,最终也会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复存在。
从以上各利益集团力量的分析来看,作为小集团的行政垄断行业拥有维持自己既得利益的强大力量,并向规制机构等其他分利联盟渗透,而作为大集团的民营企业和消费者尽管有利益的诉求却不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不过,垄断企业有可能面临外资企业的竞争威胁而倒逼中国行业行政垄断的改革。
3 结论与启示
中国利益集团 篇5
一、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笔者经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
5）地方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政策法规是地方政府利益调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诉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对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施加影响，是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目标的“高级”手段。
二.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方式
在中国，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贿赂即利用金钱、美色及其他有价物券“买通”相关决策者。这是目前中国非法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隐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团往往通过“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以至贿赂政府官员，使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将小集团的利益取向复合到行政决策中，从而获取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2）个人关系网络即利用家族血缘、同学情谊、老乡情结和其它社会关系等为纽带，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这是中国各类利益集团，包括合法利益集团，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合法利益集团有时会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如报告制度），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中，但更多地则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缘、同学、老乡或私人情谊），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
3）说服即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等方式，对相关决策者进行劝说。劝说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劝说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这般对各方的好处。与个人联系不同的是，说服活动是通过正式渠道、“公事公办”式进行的。
4）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让本集团中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成员或集团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成员，代表本集团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关决策者，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或者以人大、政协提案的形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直接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体系。如据南方某市私营企业主协会秘书长向笔者参与的课题组透露，该市私营企业主协会每年都
通过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关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较好”。
5）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这是目前中国合法利益集团较常用的影响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有其业务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机构和人员又实行分管制度，分管领导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响相关决策者，也可能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决策。这样，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政府决策体系，而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既可以通过批示、批复、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列入会议议程等形式，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写条子”等非正式形式回应利益诉求。
6）借助媒体呼吁，通过舆论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即向当地（外地、甚至境外）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主动提供信息，请求其向社会广泛公开之，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关注、支持或同情，从而对相关决策者形成强大压力，使本集团所面临的问题，被提上决策日程或重新考虑。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利用互联网网络，将成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近年来，中国推行的决策听证会，正成为各相关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俗称“民告官”），以使政府改变其与本集团利益目标相冲突的政府行为，这是各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性利益集团，经常采用的方式。
8）施压性集体行动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在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门前聚集、静坐、请愿，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等。近年来，施压性集体行动有日益增多趋势。以集体上访为例，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时，施压性集体行动的强度也不断提高，而且有些群体往往选择重大政治活动（如人大、政协召开两会期间）和重要节日进行这类行动，以便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9）参与或操纵选举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进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不同利益集团已经开始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等合法程序，参与地方的政治博弈。这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乡镇换届选举过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威胁选民、请吃喝拉拢选民、用金钱美色贿赂乡镇主管干部等各种非法手段，参与甚至操纵基层民主选举，给地方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往往并非只采用单一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也未必沿用上述影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向地方政府机关捐款、捐赠交通、通讯工具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团，也可能运用物质性资助等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影响政府决策。
利益集团如何绑架国家 篇6
因多年淤积，经过洪泽湖的黄河河道抬高，为保证南方运粮北上，洪泽湖边修筑起大坝，抬高水位，送船入黄河。如今洪泽湖湖水倾泻一空，船不能北上，河运就此断绝。苏松一带的粮食不能运到北京，则首都粮食供应不足，帝国的稳定将被动摇。
这个棘手的难题摆在了42岁的道光帝面前。
伟大工程的危机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维系帝国统治的经济命脉却极为脆弱。自唐中晚期，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国家的财赋收入就要通过历代开凿疏通的大运河运到京城。
由于北方自然条件变化以及经济衰落，清朝每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征收超过400万石粮食，供给北京。这些粮食用于支付官员俸禄、兵丁粮饷，还要保证平抑京师的粮价，赈济灾民，维持稳定。
人工开凿的运河虽然是伟大工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力让它变得越发脆弱。
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整个清朝，运河与黄、淮连接的淮安清口一带，为维持通航，耗费的人力财力，并使人民遭受水灾之频繁，“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道光四年的决口，才是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爆发。道光帝召集臣僚商议对策，有大学士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主张借黄河水入运河。然而运河河口迅速淤积，难以通航，等待运粮北上的漕船，“皆胶住不能挪移”。
此时，一些人想到了明清两朝屡被提起的运输方案改河运为海运。
事实上，通过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在元朝就已经实行。从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耗时十年，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到天津的航线便已开辟。到至元三十年（1293），海运的船舶远离了海岸线，向东进入远海，取直线北上，顺风十天，便可抵达天津。
从此，元朝北方便依仗海运，每年从江浙运送粮食数百万石，供应大都。直到元末战火，江浙被起义军所占领，漕粮海运才断绝。
明朝开国到永乐初年，海运也一直是南粮北调的重要手段。然而到永乐十三年（1415），随着会通河疏浚成功，皇帝决定放弃海运。之后，海运的航程断断续续开过几次，天津河口就再也不见江浙运载粮食前来的船帆。
治理运河的官员甚至主动制造灾害，对堤坝“薄者不填，缺者不补，以致溃决废坏，不可收拾也”。
现在，海运的方案又一次摆在了国家的决策者面前。倡议海运最积极的，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他认为海运是解决漕运危机的唯一办法，主张雇佣商船运送漕粮，准许商船在运粮的同时携带货物。
然而反对的声音纷至沓来，其中最冠冕堂皇的一条，是说海运有“风涛之险，盗贼之虞”，是“不惜民命”的暴政。
英和反驳说，海上年年都有贸易船往来，为什么没有听说海难？而且河运也多有险阻，历年都有船只遇险倾覆，船夫家破人亡，岂止是海运有危险？
道光皇帝的决断与反悔
运河虽然保证了几代王朝的安稳，但是也带来巨大的损耗。
为了维持运河，政府不得不牺牲沿岸的水利，甚至加重天灾。多雨之时，本应蓄水防洪，但漕运官员恐怕损坏运河堤坝，反令放水淹没民宅民田；干旱之时，本应放水救济农田，而漕运官员为保证运河水量，反倒节流蓄水，“涓滴不容灌溉”。于是数百年间，黄淮之间的居民和农业备受折磨，经济民生大受阻滞。在道光六年那场水灾中，为保护运河河堤，两江总督琦善命令将水坝全部开启，淹没下游良田。据当时官员记载，下游大片地区“田亩房舍，均归巨浸……田间水深五六尺，至一丈不等，庐、墓尽在水中。”灾民扶老携幼，避居高处，露天而居，饥寒交迫。
对河上的水手来说，运河也是一道鬼门关。由于地势起伏，运河上实际险情重重。据道光年间的记载，黄淮交汇处的天妃闸，每当漕船经过时，每艘船就要上千人以人力拖曳，遇到涨水之时，“飞瀑怒涛，惊魂夺魄，下水放闸之船，疾如飞鸟，若坠深渊，浮沉难定，一入迥溜，人船两伤。”仅在康熙年间，每年就有一百多艘船在运河中倾覆损毁，上千人遇难。
倘若改行海运，这些弊端便可革除。然而，反对海运的声音依然在朝堂上占据了优势。道光皇帝其实倾向于英和的意见，但是一时难下决心。英和进一步陈述利害，说河运淤塞，不得不依靠车挽和小船接驳，重新修筑堤堰也还需要时日，两项相加，需要数万人力，耗费太甚。而雇海船，则大为节省民力和开支。他也明确地向皇帝指出，之所以推行海运阻力如此之大，是因为海运开行之后，管理漕运的官吏、在运河上当差的旗丁水手等人便面临失业。他建议皇帝，对漕运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都要继续支给，治理黄河、洪泽湖，修筑堤坝的管理人员，也尽可能从漕运人员中择而录用，水手则可给予路费遣散。
经过反复辩论，到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终于决定将江苏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的漕粮改由海路运输，对应募的海船“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甚至给予官衔。
为保证海运顺畅，上海设海运局之外，又在天津设转运局，查验运粮。于是到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六年（1826），在关天培的押运下，第一批漕船运载着一百多万石大米，从长江出海口北上，十多天内陆续抵达天津。
是年六月，第二批海运漕船北上天津。两次海运，一共动用海船一千五百多艘，装载粮食一百六十万石。其中，因为海难而损失的，仅仅四艘船、米二千三百八十石。
海运的便捷鼓舞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他们上奏道光皇帝，希望第二年的漕粮运输仍然走海路，道光帝表示允许，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反悔了。
在皇帝看来，只有内陆的脆弱运河才是可靠的，是国家根本，而外海则充满不可预知的风险。他担心官员致力于海运，则运河荒废。于是他指责奏请继续海运的官员“总为自卸干系，巧占地步，只顾目前，于国计并不通盘筹画”，并责问他们是为国家谋利，还是为自身谋利，“受国厚恩任用之人，其可不秉天良耶？”
于是，在道光七年，漕粮海运的方案被皇帝中止了。
反对者是谁
此后，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于黄河水灾，运河再次受阻。道光帝不得不又一次开行海运。但这一次依然是昙花一现，很快又中止了。
阻挡海运的，除了道光皇帝对稳定的担忧，还有一个庞大的反对群体。
魏源指出，改行海运，有三种人的利益会受损：“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然而他说得实在有些隐晦。
运河通航数百年，是国家稳定大计，维系在运河之上的衙门、官职难以计数。一旦海运取代河运，他们的前途生计都将大受影响。
在有清一朝，负责治理运河绝对是一项肥差。只要黄淮泛滥，运河危急，国家便不得不投入大笔财赋，用来治理河道，并为贪渎制造机会。天灾未必时时都有，治理运河的官员甚至学会了积极主动制造灾害，对堤坝“薄者不填，缺者不补，以致溃决废坏，不可收拾也”。漕运官场的糜烂，甚至让嘉庆皇帝怒斥他们“欺诈成风，冀图兴工糜帑，藉以渔利饱橐。积习相沿，牢不可破……甚至援引亲友，滥邀官职，种种恶习，不可枚举”。
而到道光朝中，每年要拨给运河工程白银五六百万两，加上黄河上盘运漕粮的挑工以及修造高堰大坝的开支，耗费不下千万两白银。这耗去了当时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多时甚至达到了国家岁入的一半。
对运河上的船只，官吏还可以层层盘剥，收取过闸费、过淮费等杂费。与此同时，漕务官员还往往假借维持运河畅通的名义，敲诈勒索地方。他们掌握蓄水放水之权，于是地方民命与生产都被他们操弄在掌中，不得不听任其敲诈。漕运已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巨大毒瘤。
但是既然国家的安定要依赖运河漕运，整顿漕务吏治便不得不让位于维持稳定，不能破坏他们的集体利益，于是只好听任运河官吏大肆贪腐、中饱私囊。一旦海运取代河运，他们的利益便会被彻底颠覆。于是这些人，也成为反对海运最有力的集团。
在道光二十八年的海运之时，时任漕运总督杨殿邦便极力反对漕粮走海路。他上书皇帝，宣称河运维持了沿岸居民的生计，让他们可以当水手赚钱养家，一旦改行海运，他们无粮可送、家庭破产，便会成为流寇土匪，威胁国家安全。而海运不仅仅风险难以把握，还造成水手性情桀骜不驯、罔顾国法，海运船只到天津，则水手云集。对畿辅重地来说，这个难以驯服的群体是一个可怕的隐患。
早在道光五年议海运之时，就有人以海运粮食容易霉变为由反对，但是实际上运送到京师的粮食并未变质，反倒如同新米，大受欢迎。于是，便有人雇佣水手，在海运中途，向漕粮中羼杂药物，使粮食迅速腐败不可食。
与此同时，反对者又唆使河运水手闹事，清廷也不得不顾及漕运十余万水手的生计稳定，以免这些已经帮派林立的强壮男丁结伙造反。当时的御史郑瑞玉忧心忡忡地说：“无论官弁旗丁廉俸粮饷，未可裁减；即各省水手，不下十余万人，一旦散归，无从安置，难保不别滋事端。”
总之，反对派努力去迎合皇帝对稳定的渴望，并取得了成功。于是，两次海运虽然都显示出超过河运的优势，但是依然被废止，南方的粮食，依然要艰难通过运河，费时半年，运抵帝国的中心。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洋务运动引入轮船，海运大兴，同时河道持续淤塞衰败，海运和河运之争才终于以时代的进步画上了句号。
参考资料：《从漕运的社会职能看道光朝漕粮海运的
行之维艰》，曹志敏，《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
《河政与清代社会》
王振忠，《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月
《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
倪玉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中美利益集团比较分析研究 篇7
“利益集团”的概念由来已久, 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文集》第10篇中对“派别”定义为:“为某种共同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 不管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还是少数, 而他们的利益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永久的和总的利益的。”这里的派别实质上就是利益集团。戴维·杜鲁门在《政府的过程》一书中将利益集团定义为:“利益集团是一个在其成员持有共同态度的基础上, 向社会其他成员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 如果它通过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某种要求, 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
纵观学者对利益集团所下定义, 通过逻辑性梳理, 笔者认为利益集团应该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1) 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利益集团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没有共同利益便无所谓利益集团。 (2) 群体性。这些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不能是数量上的绝对的少数, 利益集团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成员。 (3) 组织性。这样一个群体必须具有组织性, 利益集团内部都有自己的宗旨和纪律。 (4) 对象性。这种利益表达指向的是政府, 目的是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 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
二.中美利益集团的不同点分析
(一) 发展地位不同
美国利益集团起步早, 发展完善。在美国, 为维护集团的利益, 它会向政府施加各种压力, 甚至与政府处于对立的状态。利益集团在美国社会中充当“经济人”的角色,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充当“行政人”的角色, 他们具有有限的理性, 是指:“缺乏全知全能的理性, 备受限制的理性”, 这里备受限制其中就包括来自利益集团的限制。因此, 美国的利益集团对政府起着制约和监督的作用。
中国利益集团起步晚, 发展不完善, 中国利益集团甚至还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它们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它们得到政府的承认、扶持的代价是受“不得影响政策”规则的限制。因此他们对政府也就不具有制约和监督作用。
(二) 活动方式不同
美国的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 通过影响政府决策, 间接的参与政治, 主要有以下常用方式:1、社交性接触和游说。利益集团通过其雇佣的律师、离任的政府官员与在任的政府官员、议员搞好关系并进行社交性游说。2、提供信息和情报。利益集团通过调查与集团利益相关的信息, 在相应的政策将要出台时, 利益集团会将整理的情报、信息反映给政府。3、影响选举。在政府官员和议员竞选活动中, 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筹集捐款、筹措资金来支持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候选人。4、动员公共舆论。利益集团采用游行示威、发放传单等手段迫使政策决赛做出让步。
中国利益集团的地位、作用和表达途径都十分有限, 其活动方式主要有:1、通过各自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 各级人大代表会反映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群体利益。2、利用专家顾问团体。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需要咨询专家机构、专家顾问, 利益集团通过利用本集团内的专家顾问来影响政府的决策。3、利用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利用大众传媒来反映本集团的利益呼声, 促使本集团的利益决策提上日程。
(三) 作用效果不同
美国利益集团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作用有:1、影响范围广。美国利益集团可影响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活动, 这利于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充分表达。2、各利益集团之间因利益不同导致相互对立, 在此基础上有利于美国政治生活权力的制约和平衡。3、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倾轧、斗争, 使弱势集团处于不利地位, 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不平等性。
中国利益集团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作用有:1、影响范围窄。中国利益集团主要影响环境、教育等公共事业政策制定。2、影响程度有限。中国利益集团多是“半官半民”性质, 多数依靠政府的“庇护”因此很难对政府有制约和监督作用。3、影响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制约。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 利益集团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有限, 使其作用效果不明显。
三.中外利益集团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 历史文化传统不同
美国作为一块“新大陆”, 没有经过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 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向来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 追求“个性解放”体现其鲜明的文化特色, 这有利于美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历史, 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 培育了一代代“良民”不敢跟国家、政府抗衡, 这种文化传统不利于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
(二) 经济基础不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美国实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自由竞争, 反对大量政府干预, 在市场经济下, 每个人都是“经纪人”, 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这有利于美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 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与社会为一体, 利益高度一致, 不允许利益集团的出现。改革开放后, 虽然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仍以公有制为主体, 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这也致使我国公民基本利益的一致性。
(三) 国家权力运行模式不同
在美国实行权力制约与平衡下的三权分立制,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相互制约与监督, 这就为美国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在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实行议行合一机制。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 直接执行立法机关的决策, 因此, 中国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比较困难。
(四) 政党力量不同
政党力量的强弱与利益集团力量的强弱呈负相关。美国实行两党制, 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上台执政, 体现了政局不稳定。美国两党也比较松散, 缺乏纪律性, 在选举中投哪个党派, 就是哪个政党的成员。这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符合党的纲领和政策, 这就限制了那些想法设法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的活动。
四.美国利益集团在其政治生活中的消极影响
美国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消极影响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产生金钱政治。利益集团为维护集团利益, 不断用金钱来支持政府, 用金钱来拉拢政府官员, 最终必然导致政府腐败。二是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财力雄厚的大的利益集团可以对政府指手画脚。而小的利益集团则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地位, 从而引起政治上的不平等。三是削弱政府的权威。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必然有更大可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会只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与公众利益相违背, 这必然会减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降低政府的权威。
五.我国利益集团的改革发展路径
(一) 转变对利益集团的观念
观念问题是首要问题, 首先“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 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象, 并且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其次, 政府要转变对利益集团的治理理念, 改变过去的“利用、扶持与限制”的理念, 使利益集团走向“自立、自治、自主”。
(二) 加强立法工作, 使利益集团工作法制化
立法机关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赋予利益集团合法的身份与地位, 使其能够名正言顺的表达集团利益。具体包括利益集团的成立、组织法规和管理法规等, 同时还要制定出“元法规”即制定利益集团相关法规的法规, 使利益集团的工作向着法制化的轨道上运行。
(三) 完善利益集团利益表达机制, 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利益集团的本质职能就是进行利益综合与利益表达, 所以要尽快完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制。首先,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大代表的构成上首要规定性应该是广泛的利益代表性。其次,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充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和保障民主党派人士的利益表达权和政治监督权。再次, 要开拓新的利益表达渠道, 如建立完善协商对话制度和信访制度等。
(四) 制定集团之间合理竞争规则
美国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是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 小利益集团在其中还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我国应避免或者降低这种弊端产生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合理竞争机制, 特别要保护好弱势集团的利益。
(五) 政府要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 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也要始终坚持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不能以“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损害大多人的“公共利益”
在多元主义社会下, 无论何种社会意识形态中都存在着利益集团, 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突出。循着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之现状, 以及参照美国利益集团发展之利弊, 在转型期的中国我们要积极探索中国利益集团下一步的改革路径, 使中国向着法制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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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资产阶级政党与利益集团 篇8
1、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政党是个历史范畴, 是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的雏形最早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英国议会中资产阶级代表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近代意义的政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和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出现的。自由竞争导致了资产阶级内部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而政党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制度下的民主和在和平下争夺政权。
2、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居于统治地位, 其基本特征是: (1) 标榜“超阶级性”。资产阶级政党以“全民党”自称, 它有意模糊自己的阶级性质以获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 (2) 围绕议会和选举开展活动。掌握政权和参与政权是所有政党的直接目标; (3) 组织特征上的两极分化。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结构存在着核心领导圈的集权利普通党员纪律松散并存的特点; (4) 党内派系斗争合法化。资产阶级政党大都允许“党内思想自由”, 使政党的生活表现为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 (5) 资产阶级政党奉行“合法反对”、“公平竞争”原则。
3、资产阶级政党的功能和作用
资产阶级政党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它具有象征性、经济性、意识形态方面、提供情报、工具性——其他非经济性的具体目的的功能。
二、利益集团
1、何为利益集团
所谓利益集团, 指若干数量的公民为了追求某一或某些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团体, 这些团体主要运用游说政府的方法, 以获得有利的法律、条例等, 实现或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益集团的产生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2、利益集团的发展
利益集团卷入政治进程不只限于所谓的“政治机构”, 当利益集团的政策目标通过国会或行政部门没有达到时, 它们经常转向法院。实际上, 有些利益集团设有专门的小单位, 其主要活动就是从事诉讼, 以达到其集团的目的。
三、资产阶级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内在关系
利益集团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表现在利益集团的目标及其在整个政治过程、政治决策和政治机构的背景下, 发挥政治作用的方式中体现出来的。
1、利益集团的目标
利益集团的目标是维护集团的既得利益、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 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就是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 影响政府决策。利益集团影响国会议员的活动, 以及通过传播媒介等谋求一般公众支持的活动。利益集团产生、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保持、巩固和扩大其利益, 推进其事业, 促进其信念、价值。这意味着不仅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不同, 就是相同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也存在着差异, 同一国家的同一利益集团在相同的问题上也常常变换手法。
2、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的分类不同其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同。主要活动方式有:
(1) 直接院外活动
直接院外活动是指利益集团或其代表——院外活动分子, 在与制定公共政策的机关 (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独立机构等) 和个人 (包括这些机关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 的直接接触中影响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的活动。它影响着在资本主义国家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在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方面的决策活动。
(2) 间接院外活动
这是相对于直接院外活动而言的, 间接院外活动是招集团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其特点是集团所影响的直接对象不是公共政策机关和决策者, 当然, 最终目的还是影响公共政策。
利益集团通过上述种种直接的、间接的院外活动来表达自己的要求, 实现自己的利益, 这也就为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不管是在政治和政策中, 还是在其他活动中, 利益集团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 利益集团的矢量在发生着变化, 在资产阶级政党下, 利益集团正是围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 正在有形和无形中得以发展、巩固和完善。
摘要：21世纪, 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新形势下, 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分析, 有利于对资产阶级的进一步研究, 同时对于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继续探索和研究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资产阶级政党,利益集团,政党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2]蒋劲松:《美国国会史》, 中国海南出版社,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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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兆鳞:《社团利益集团与政治发展》, 《学会》, 2007年。
反垄断、利益集团与并购干预效应 篇9
除地缘政治(Geopolitical Competition)、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作为跨国并购中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审查的理论基础外,反垄断(Competition Concerns)、利益集团压力(Interest Group Pressure)是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主要诱因。
本文梳理了反垄断审查、利益集团压力下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与经验证据,拟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干预是否和怎样影响并购绩效;二是经验证据在信度和效度上是否支持政府干预影响并购绩效相应推断。文章发现,在反垄断审查上,政府干预总体上呈现过度现象;而在利益集团压力下政府干预存在“两点论”与“一点论”证据分歧。
二、反垄断与并购绩效
1、主要理论观点
反垄断审查中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与亚当·斯密强调自由主义的市场“看不见的手”相对应,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有形之手”调节,主张政府干预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它能够矫正市场失灵产生的垄断所造成的不公正和低效率。反垄断审查中政府干预理论至少有两个支撑点。
一是反垄断审查基于特定并购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一个直观的模型是图1所示的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DD′表示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需求线,C1表示并购之前平均成本线和边际成本线,即假设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是常数且相等。并购之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从C1降低到C2,但是销售或者服务价格由P1上升到P2。给定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为总社会福利,则当销售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总社会福利最大。图1中企业在并购之前存在市场势力,即P1>C1。A2是并购导致效率改进,即资源节约;A1是并购导致的价格上升,即消费者剩余减少而引起的福利损失。这样,A2-A1表示净社会福利收益。当A2-A1>0时,并购的整体福利影响为正。因此,在福利权衡模型看来,政府干预在于减少或杜绝A1发生;A1表明并购后企业存在单边或共谋行为。
有关横向并购的单边或共谋行为理论相对成熟,但是在对非横向并购效应研究上,芝加哥学派、后芝加哥学派迄今为止仍各持已见;在反垄断监管政策上,美国突出效率动因,而欧盟更加强调反竞争效应,分歧明显。
二是反垄断审查具有威慑效应(Deterrence Effects)。威慑效应假说是指限于执法成本等方面因素,反垄断机构只能审查部分并购行为;因此,需要通过反垄断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将一些相关制度约束内部化到企业并购行为中去。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反垄断政策不是通过逐一审查企业并购来实现政策目标,而应通过威慑违法行为,维护正常并购重组的竞争秩序。
显然,反垄断审查存在政府干预程度问题。如果并购存在效率而不存在反竞争效应,或者反竞争效应不严重,即图1中A2-A1>0,并购的整体福利影响为正时,否决相应并购交易,就存在干预过度问题。运用市场反应检验垄断假说与效率假说,是判断政府干预是否过度的主流研究方法。
垄断假设认为:(1)如果大企业之间并购动机是获取垄断势力或取得与企业规模扩大有关的其它非竞争性优势,那么反垄断诉讼会导致收购参与方的累计异常收益率(CAR)低于那些没有遭受到诉讼的企业。(2)在并购宣告时,竞争对手因共谋而获得收益;在并购被否决时,因无法获得共谋机会而出现市场价值下降。(3)在并购宣告时,上下游企业预计可能在未来受到并购参与方的挤压被迫接受不恰当的价格,从而导致市场价值下降;而在并购遭否决时,因并购参与方无法实现共谋而出现市场价值改善。
效率假说认为:(1)并购成功意味着并购参与方效率会提高,因此,并购参与方的市场价值会上升;而在并购被否决时,意味着这种协同效应不能实现而出现市场价值下降。(2) 对水平竞争对手而言存在两个因素产生作用:其一,主并方的效率提高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可能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导致竞争对手的绩效下降;而当并购被否决时,这种竞争的压力得以缓解,出现竞争对手绩效上升。其二,成功的并购意味着竞争对手可能将来会利用同样的方式来提高效率,从而导致竞争对手的绩效上升;而当并购被否决时,意味着竞争对手将来的并购可能同样被禁止,从而造成竞争对手绩效下降。(3)上游企业在并购宣告时,预计能够获得更加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更多的销售量,从而带来市场价值改善,下游企业也能得到降低的购买价格,而出现市场价值提升;在并购被否决时,上下游企业则失去相应的效率提升机会。
可见,在垄断与效率假设下,并购参与方的市场反应方向相同,无法分辨并购绩效中反竞争与效率因素。由于在效率论下,竞争对手市场反应可以同于垄断论,也可能不同;而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反应在垄断与效率假设下不同,因此,可以依据竞争对手、上下游企业在并购宣告日与被否决日市场反应来分辨并购中反竞争与效率因素,从而判断反垄断审查中政府干预是否过度。
2、经验证据
(1)威慑效应检验。检验威慑效应主要有监管政策对并购绩效、并购案例数量以及并购发生概率的影响等研究视角。
支持威慑效应的证据。B. Espen Eckbo与PeggyWier(1985)对被反垄断机构根据HSR法案(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 托拉斯改 进法) 提出指控 的位于1963~1981年之间82个横向并购案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相比于HSR法案颁布后的情况,没有参与并购的企业在HSR法案颁布之前的市场反应(股票溢价)更高;这说明,HSR法案确实可以阻止某些限制竞争的并购行为的发生。Simon J.Evenett(2002)实证研究后认为,强制性事前申报制度显著降低了美国企业参与的跨国并购数目。Jo Seldeslachts和Joseph A.Clougherty(2013)运用1986—1999年间美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年报数据得出,正是反垄断机构运用预防性并购政策,降低了申报的并购交易数目,也降低了未来限制竞争的并购交易发生的可能性。
不支持威慑效应的证据。Eckbo(1992)利用加拿大没有实施并购控制政策的机会(即在1985年之前),检验了美国的并购控制政策是否真的有效阻止了限制竞争的并购。Eckbo假设,若美国的并购控制政策(包括申报制度在内)有效的话,那么,其限制竞争的并购案件发生应该比加拿大少。基于这一假设,他对美国和加拿大471起位于1964—1982年间的国内并购进行了事件研究后发现,没有证据支持加拿大的并购交易限制竞争性更强。因此,虽然美国有一系列严格的并购控制政策 (如HSR法案等),但从并购的实际效果来看,与加拿大没有显著差别。
(注:表 1 数据由笔者整理。n 指与其它风险相当的公司无显著性差异。)
(2)共谋与效率假设检验。整体上看,表1中相应文献支持并购绩效来源于效率而不是共谋。除了并购当事方市场反应符合垄断论和效率论假说外,从竞争者市场反应的证据看,无论并购宣告还是被否决时,整体上呈现正向市场反应,因而支持效率论而不是共谋论。从上下游企业市场反应的证据看,并购宣告时,整体上呈现负的市场反应;而在并购被否决时,市场反应证据不一,但从样本量上看(554/8),更偏于负向市场反应;因而,整体上,证据倾向于支持效率论。这一发现与Nihat Aktas,Ericde Bodt and Richard Roll(2007)观点一致,他们的证据还表明,欧盟反垄断具有保护主义。
当然,整体上支持效率论并不排斥支持市场势力假说的证据的存在。例如Warren Boulton Frederick R.,etal(2001)在1996年对Staples和Office Depot的并购研究中,从宣告期到否决前后主并方和目标方以及竞争者的股票超常收益看,目标方公布期间的超常收益为正值和主并方微小的损失(为负值),同时,紧密的竞争者Office Max对事件反应有较高的正超常收益。
三、利益集团与并购绩效
1、主要理论观点
利益集团又称为压力集团,此处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试图对企业并购活动施加影响的政府官员、政客或政府部门(公共部门组织)。与反垄断审查中政府干预理论基础不同,利益集团压力下的政府干预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如地方政府、官员或政客)而不是一般公众的利益。有关利益集团视角下的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有以下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政客或官员具有多重目标,如通过政府干预达到政治或社会目标(最大化预算、增进就业,维持社会稳定)与个人目标,如为了捞取个人政治选票,讨好某些利益集团寻租需要。由于这些多重目标与企业并购目标常常相悖,因而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负相关。
二是地方政府、政客或官员拥有信息不足问题。与企业家相比较,政府与官员不可能拥有那些与经济环境相联系的投资机会和盈利机会方面信息。因此,受到政府干预的企业实施并购因有限的信息导致难以发现有利的投资与盈利机会而出现绩效不佳。
三是由于地方政府、政客或官员能控制有价值资源,因而政府干预给企业提供了有价值资源和商业机会,从而有利于并购绩效改善。
上述三种观点在政府干预与国企并购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具体体现。由于政策性负担与政治晋升压力存在,相对于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官员)能够利用控制的当地国企来实现政治目标,这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往往相悖,因而,地方政府的掠夺效应就会出现。
根据预算软约束理论,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关系,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存在“父爱主义”。根据政治庇护理论,地方政府官员能从当地国企的持续经营中获取政治收益和私有收益,而且这些收益的大小与当地国企的绩效有关。因此,相对于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会利用其控制的稀缺资源来支持当地国企,这样,便会产生地方政府的支持效应。
此外,政府干预国企并购还具有地域性。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下,地方国企并购体现了地方政府存在政策负担和政绩考核双重利益。在中国,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财政自主权、经济管理权下放改革,财政分权以及相应的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机制,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竭力降低社会失业率、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施加了压力和赋予了动力。这样,在相对绩效评估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机制下,受官员任期影响,地方政府倾向于资源封锁———“肥水不流外人田”,将本地资源分配到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地方政府直接拥有当地国企控制权也使得其更便利于接受地方政府做出的并购安排;同时,地方政府也有能力驱使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购本地“劣质资产”,帮助本地企业“脱贫解困”。
2、经验证据
从利益集团压力角度研究政府干预与投资、盈利和高管薪酬等关系的境外文献相对较多,但政府干预与并购关系,仅发现Chen Lin与Sonia Man-lai Wong(2013)涉及。该文运用包括70多个国家6500个企业的世界银行数据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呈现负相关。
国内研究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关系文献相对丰富,基本集中在政府干预与地方国企并购关系研究领域。政府干预测量常见的思路有:利用樊纲、王小鲁所构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或分指数来表示该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财政盈余以及失业率三类变量;通过相应企业是否由政府直接控股来捕捉政府干预的影子;通过界定终极产权人的性质、层级来区分政府干预等。
在此对文献中政府干预变量测量做以下编码: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为G1,有偿与无偿划拨为G2,财政盈余为G3,失业率为G4,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为G5,实际控制人类型为G6,不同上市公司CEO的变更为G7,地方国企是否比民营企业进行更少的异地并购,以及这种异地并购的经济后果为G8。
对证据做以下编码:(1) 政府干预在盈利国企中是“掠夺”,在亏损国企中是“支持”为Z1;(2)政府适度干预的公司并购绩效优于政府过度干预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Z2;(3)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产生负面影响为Z3;(4)在Z1基础上,得出政府支持而不是掠夺占主导为Z4;(5)在肯定Z1证据基础上,得出较高的政府干预对处在成长期的同属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处在成熟期的同属地方国有企业并购行为,在较高政府干预情形下,绩效能够得到明显改善为Z5。
从有关政府干预是“支持”还是“掠夺”的证据上看,现有研究可以分成两类。
一是“两点论”文献。体现在证据Z1、Z4、Z5,即政府干预能够带来正向变化的并购绩效,即支持效应;也能带来负向的并购绩效。即掠夺效应。针对何种情境下“支持”抑或“掠夺”问题,证据表明:(1)在盈利地方国企中,政府干预为“掠夺”,而在亏损地方国企中,政府干预为“支持”;(2)地方国企异地并购中政府干预为“掠夺”,而在同属并购中为“支持”。在政府干预表现为“支持”时,是不是干预强度越大越好呢?目前文献在研究地方国企同属并购时证据是,从企业生命周期上看,成长期要少干预,成熟期要多干预。
二是“一点论”文献。体现为证据Z2、Z3,即政府干预会带来负绩效,因而政府应减少干预(适度干预),而不能过度。至于何为适度,何为过度,现有文献并不清楚。从样本涵盖期间上看,持“两点论”证据的文献中样本覆盖2001—2009年,而持“一点论”证据的文献中样本覆盖1999—2011年;因而,我们判断,样本本身不足以产生证据差异。
从政府干预测量上看,持“一点论”的文献采用G2、G6、G7方法。应该注意到G7是个新测量,其信度和效度单靠一篇文献难以具有说服力;G2与G6为多篇文献采纳。但是与有偿划拨对应,无偿划拨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本身也往往体现了低效率企业之间或低效率企业参与的并购,其并购绩效低于有偿划拨下企业并购也在情理之中;何况,无偿划拨样本在实证研究文献中占比较低。
采用控制人行政级别来划分政府干预程度(G6),并得出行政级别越低,干预强度越大,并购绩效越低的结论,有其合理性一面,即政府干预的自身利益更多的是地方政府,行政级别越高,公共利益越占主导地位;但这种测量同样适用于政府拥有资源,特别是无形资源能力和质量差异,即不同行政级别,其拥有和管控优质资源的质和量是不一样的,行政级别越低,拥有和管控这种资源的质和量越低,这同样能够解释随着行政级别向低递进变化,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负相关的结论。此外,以行政级别测量政府干预,与以终极控制权为政府时的控制人研究的相应主题文献难以区分。
相比较持“一点论”的文献,“两点论”的文献中政府干预变量的测量主要采纳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与分指数(G1与G5) 以及政府干预与同属并购方面的变量(G8),这些测量为近期政府干预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大量采用,其信度和效度已在相当程度上为学界认可。
四、结论与讨论
显然,支持反垄断审查中政府干预并购行为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政府干预的威慑效应上证据不一,且事件研究法支持政府干预过度推断———否决了不该否决的并购,从这个角度看,证据支持“小政府”定位。
这种观点受到以下挑战:一是并购中反竞争行为不仅可能有共谋行为,还可能有单边效应、传导、搭售等方式。比如,有关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黄坤、张昕竹从单边效应上为反垄断监管机构否决该并购案提供了支持证据,这与李青原、田晨阳等等从市场反应角度的研究得到支持效率而不是共谋证据是不一样的。二是在反垄断审查过程中,既要考虑限制竞争可能性,也要兼顾效率考量;因而,在相应福利标准下,决定一项并购是否通过是通行做法。这说明,综合运用并购模拟、结构模型、调查、专家案例分析以及事件研究等多方法检验政府干预效应是寻找政府干预是否过度的研究方向。
利益集团理论下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关系存在正反不同方向的观点,并在经验上获得了“两点论”支持;但是,证据上也存在“一点论”,不过,从政府干预测量指标上判断,“一点论”文献存在缺陷。
利益集团下政府干预并购容易造成诸侯经济,即倾向于支持本地方经济发展,而不利于国家从宏观上对经济布局,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地区经济层面上割据;此外,对是否盈利或同属的地方国企并购选择性干预存在“劫富济贫”和“亲近疏远”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小政府”定位。基于制度层面上考虑,《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以及改革现行政府(官员) 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体系是减少这类干预的负面影响的重要举措。当然,深入并细化基于利益集团的政府干预手段,如银行贷款、税收优惠、土地资源等,以及干预方向,如国企民企、异地并购、并购前企业是否盈利等分类与经济后果关系的研究仍有广阔的空间。
摘要：反垄断、利益集团压力是地缘政治、经济国家主义外政府干预并购的主要诱因。本文系统回顾了反垄断审查、利益集团压力下政府干预与并购绩效关系研究成果,梳理了该领域的文献脉络,并对主要发现和结论进行了总结与评论。研究发现,在反垄断审查上,政府干预总体上过度;在利益集团压力上,政府干预存在“两点论”与“一点论”分歧。结合“大政府”与“小政府”定位,文章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利益集团 篇10
1 利益相关集团分析的基本思路
利益相关集团分析是决策分析中较为常用的方法。通过分析政策制订或实施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集团及其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力，决策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哪些人、哪些团体可能影响决策。同时，明确这些人或团体的利益和所拥有的资源，包括可见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见资源如政策影响力、信息及相互之间的特殊关系等[2]。
利益相关集团分析主要研究对象是对某项政策有重要正面或负面影响的集团。通常情况下，政策出台一般会涉及相关集团（如某类人群、团体、机构）的利益，导致各集团获益或受损，由此他们会对该政策的制订、执行、监管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甚至通过干预改变政策的预期结果。因此，在政策制订和实施前，要明确这些集团的利益、所能动用的资源、动用资源影响政策的能力，然后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平衡各集团的利益或调整原政策，以减少实施阻力，达到预期目标。
分析过程主要包括确定与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相关的利益集团、分析医师多点执业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判断集团的资源及动用资源的能力、判断集团的立场。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2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利益相关集团
根据医疗卫生服务的供方、需方和第三方特点，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利益集团主要有注册医师、患者、医师第一执业医院、医师多点执业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保险管理部门。
2.1 注册医师
医师是多点执业政策的最终实践者。医师通过多点执业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技术特长，提高个人收入，增强社会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多点执业可以规避以前“走穴”等行医方式产生的风险。但是，在高水平医师原有工作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多点执业对医师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能对其健康产生潜在危害。
2.2 患者
患者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也是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最终受益者。为了自身的健康和经济利益，患者对实施医师多点执业的潜在愿望最为强烈，因而是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命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患者普遍追求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不合理的就医观念可能影响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2.3 医师第一执业医院
有资格到外院执业的医师多是第一执业医院（多为大型公立医院）的骨干人员，是医院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医院业务繁忙的情况下，允许医师到外院执业，可能对本院的医疗活动产生影响。由于医师的时间和精力被分散，可能降低本院医疗服务质量，增大医疗事故风险，降低患者满意度。而且，本院医师到外院执业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流本院患者，对医院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2.4 医师多点执业医院
医师多点执业的医院多为二级及二级以下基层医院，普遍面临高端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通过医师多点执业，可以促进基层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对提高其医疗设备和其他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具有一定帮助[3]。而且通过医师多点执业可以在一定区域内扩大基层医院的影响力，增加其患者数量，提高其业务收入。
2.5 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卫生事业的统筹者和决策者，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对于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卫生行政部门肩负着制订指导政策、监督政策实施的责任，并希望通过医师多点执业等措施缓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问题。卫生行政部门在“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办法和形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6 医疗保险管理部门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已迈向全民医保的新时代。医院的业务收入有相当大的比例将来自于医保基金的支付。医师多点执业的实行，将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压抑的高质量医疗服务需求。医师多点执业的广泛实行将在短期内增加医保基金的支出，对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和合理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各个利益集团拥有的资源
在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所拥有的资源可分为组织资源、财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等，各利益集团动用这些资源的能力也不相同。
3.1 注册医师
注册医师拥有最紧缺的专业技术资源，但其资源的利用却受现有人事制度和卫生行政管理规定的制约。打破对医师单一注册地点的限制，是充分发挥医师专业特长的重要手段，也是缓解“看病难”问题的重要途径。
3.2 患者
患者对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在不断改善民生的政府执政理念下，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媒体等对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施加影响，从而促使出台更有利于患者就近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政策。
3.3 医师第一执业医院
第一执业医院对多点执业的医师具有人事关系、医疗保险、责任风险分担等约束机制。多点执业对医师第一执业医院难免会产生一定影响，医院可以根据影响程度大小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和风险与收益分担机制，对多点执业的医师进行限制。
3.4 医师多点执业医院
接受医师多点执业的医院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普遍持欢迎态度，可以通过调动医院资金、人事等资源对多点执业医师和医师第一执业医院进行适度补偿和激励，从而提高多点执业医师在本院执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医院的发展。
3.5 卫生行政部门
在医改政策环境下，卫生行政部门对制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在医院编制、职称评定、政府拨款等方面给予医院支持，也可以将在外院多点执业医师的数量和业务量作为考核医院的标准，以促进多点执业政策的落实。
3.6 医疗保险管理部门
医疗保险管理部门主要通过对医疗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决定医保费用的支付。多点执业医师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和医保相关要求即可为多点执业医院带来医保费用。高质量医疗需求的释放，短期内虽有可能增加医保基金的支付，但目前政策背景下，医疗保险管理部门难以通过医保基金支付限制多点执业的开展。
4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虽然得到政府决策部门的支持，但受制于公立医院人事制度、补偿机制、风险承担机制等因素的限制，医师多点执业面临多点执业医师精力有限、多点执业医院配套不足、收益风险难以明确、患者就医习惯难以改变等多重挑战。在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实施过程中，只有妥善处理相关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保证此项政策有序、有效的进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问题。
4.1 加强医师注册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医师注册管理是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的重要管理手段。根据卫生部通知，医师受聘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执业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执业地点[4]。为加强注册管理，各地可依托卫生部的执业医师注册信息建立本地多点执业医师信息数据库，登记医师的专业技术资格、学历、工作年限、工作作风、本职工作表现、执业违规与奖惩记录、身体状况等[5]，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未经批准的“走穴”性质的多点行医。
4.2 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充分保证医疗质量
医师多点执业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多点执业在实行初期，可适当提高多点执业医师和医院的准入标准，比如限定拥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同时根据医院的技术水平和配备设施限定其接收多点执业医师的专业和范围。通过对多点执业医师和多点执业医院两方面的限制，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4.3 签订执业合作协议，保障医师医院合法权益
医师多点执业的有序进行，必须摒弃以前医师“走穴”时代医院与医生或患者与医生之间私下联系的方式，通过医师人事关系所在医院与多点执业医院之间的公对公联系方式，签订合作协议。协议应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收入的分配和技术成果的归属、分享，违约责任和争议仲裁，医疗事故责任的分担等内容，以保障各方的合法利益[6]，使多点执业制度有规可循，具有可持续性。
4.4 不同专业区别对待，先行试点分步推进[7]
医疗活动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行为，既需要医师个人的专业技术，又需要医疗设备、医技人员、护理人员等一系列配套条件，在缺乏相应水平的医疗设备和合作团队的情况下，外科、神经科等对设备和团队要求较高的科室的多点执业医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因此，可选择内科、中医科等主要靠医师个人经验进行诊疗的专业，进行试点推进。
4.5 主动做好信息公开，引导患者合理就医
患者对多点执业医师信息的充分获得是合理分流大型公立医院患者、实现多点执业政策目标的必要条件。在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卫生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媒体公布接受多点执业医师的医院和医师信息，并会同各医院定期公布多点执业医师的出诊时间表，让患者有足够的信息进行就医选择，防止由于信息不通畅而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是一项尚在探索中的政策，只有在切实保证多点执业医师水平和多点执业医疗安全，建立合理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前提下，该政策才能发挥预期的效果，逐步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摘要：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已逐渐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其涉及的各利益集团及相互作用是影响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进行利益相关集团分析,发现执业医师、患者、医师第一执业医院、医师多点执业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保险管理部门是医师多点执业的主要利益集团,它们拥有组织、财力、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资源;提出开展注册医师多点执业需充分考虑医师和医院的利益和风险,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充分公开信息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利益相关集团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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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蕙芸,程华丰.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必须有序进行[J].医院院长论坛,2009,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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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篇11
《同舟共进》:您去年曾提出“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您为何特别地把这一点提出来?
周瑞金:中国改革启动30多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格局特别是政府决策机制,已经从改革前的意识形态之争,转为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协调。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宪政民主的政治调适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宪政民主改革进程滞后,特别是公权力未能较为干净利落地退出社会资源配置,国有垄断资本和有权力背景的私有资本不适当地占据了过多的资源且日趋扩张,已经构成对市场自由竞争的瓶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特别是严重阻碍了草根阶层通过经商创业的上升通道。这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取得经济重大发展成果的同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们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的翻身得解放为使命,唤起工农千百万夺取全国政权的。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因与农村地主富农阶层和城市工商金融业寡头有挣脱不了的利益瓜葛,使得广大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灾害双重挤压下生活赤贫化,使城市平民在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的“劫收”狂潮中生活无着。这一切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城乡民心尽失,兵败如山倒,最终失去大陆政权,败逃台湾。
古人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得严重一些,恐怕不能低估“特殊利益集团”对民众向心力、社会凝聚力甚至政权合法性的伤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不是首倡,其实社会上时有埋怨,党内也是私语连连。我们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号召,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
《同舟共进》: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学界就讨论过“权力寻租”问题,但为何改革初期意识到的问题,到了现在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突出?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所期望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带来竞争、繁荣、开放似乎相悖。
周瑞金:我这代报人和理论工作者,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拥戴者,并在各自的媒体平台和理论领域奔走呼号,多少起了一些推进作用。近年来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你们当年呼唤的市场经济,就是今天这个局面吗?
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一人有十几套住房,另一方面是楼价高企,普通人望房兴叹;一方面是医药销售商的天价医药费,另一方面是普通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一方面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举移民海外,另一方面是平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历尽10多年寒窗苦读,却变成“蜗居”的“蚁族”,不少人考虑逃离“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编者注)、退守家乡,而“农二代”在流水线的代工企业找不到人生的价值皈依,甚至弃世。当年新闻界呼唤“端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时,恐怕没人会想到今日中国基尼系数会高达4.7。
但我坚定地认为,这不是市场化改革的过错,只能说是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单兵突进,没有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保驾护航,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和舆论监督机制以有效制约权力寻租和不当行政。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中国改革启动之初,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就鲜明地提出“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陈云同志发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警告;胡耀邦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不留情面地查处了一些高级领导人子女的违法乱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过后,政治改革着力点从防止权力腐败、制约公权力,转向了防止社会动乱、强化行政权力。维护社会稳定,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特殊重要性,但如果因此放松了建立法治社会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步伐,能真正地维护好社会稳定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缺憾。
《同舟共进》:改革到了现在,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而面临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您去年提出“必须切割”,现在能否谈谈“如何切割”的问题?改革者如何克服强势利益集团过分强大的影响力?
周瑞金:“如何切割”,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决策操作,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常识——政府是做什么的:政府是国民契约的产物,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品的,尤其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民生和公民基本权益保障。政府不应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应有凌驾于公众之上的特殊利益,更不能为了特殊利益集团或政府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威严而随意剥夺公众利益。
我们当然不要把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都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禁脔,不能一概地排斥国有经济。在现阶段,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无论在国民经济建设,还是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云南大旱和舟曲泥石流等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中,都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风范,发挥了其他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应予充分肯定。但是,一定要清醒看到,由于近年来国企改革停滞,某些超大型资源性企业搞垄断价格制定和利润分配,把本该属于全民所有、理应全民受益的资源溢价收入,单方面地变成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国企员工的高福利,甚至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而我国资源、资金高度集中于国企(包括银行、保险等),公权力又高度集中,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博弈交换中,很容易相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损害广大民众利益。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危害性,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同舟共进》:强势利益集团掌控了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份额,有人担心,如果出现大的变动,会影响社会稳定,或导致经济增速减缓,进而出现失业率上升、通胀等问题。这也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用作拖延或阻挠改革的借口。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周瑞金:以“维稳”为借口阻碍改革是掩耳盗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失业、通胀等问题,此外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诉求的渠道,草根社会中的怨愤之气也越来越严重。进入2010年以来,出现了多起砍杀幼童的事件。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注意解决杀童案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我赞同胡星斗教授的警示: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潜在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简单机械地“刚性维稳”是不能奏效的。2010年4月,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领衔的课题组撰写了一份题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维,把利益表达制度化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利益表达制度化是特殊利益集团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使它们的“生财之道”运转失灵。特殊利益集团打着“维稳”的幌子拒绝改革,表面上是维“稳”,实际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利”。
《同舟共进》:改革初期,更多的是增量改革,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慢慢转向存量改革,出现了利益受损者,有学者认为已形成利益受损阶层。接下来的改革如何让这些利益受损阶层得到利益补偿?
周瑞金:这首先取决于建立开放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给市场上的新生代和后来者有凭借才智和勤劳脱颖而出的机会。其次是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社会救济的通道。
第一条是给民众以上升的机会,第二条则是为民众守住避免沉沦的底线。对于减少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的风险,第二条可能更为重要。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决定捐出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比尔•盖茨之所以敢于不给自己的子女留大笔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一个“起点平等”的环境,每一个人,包括失败者也能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在一个起点公平、保障可靠的社会,人们更少焦虑,也更少不择手段地攫取利益,从而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弱者无尊严则强者无安全。只有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体面的日子,富人才能安全地生活。
中国利益集团 篇12
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且其影响贸易政策的原因是多样化的。本文主要侧重于对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理论分析, 从其行动的动力、有效性、社会性等角度, 运用多种理论和模型, 进行分析。
一、关税模型:行动的经济动力
如图所示, 我们在分析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原因时, 采用了简化分析的方法, 采用了小国关税经济效应的分析法。征收关税的经济效应对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影响不同, 具体分析为:
对消费者的消费效应:消费者经济利益的损失首先表现在征税导致的国内消费量的减少。由于征收关税引起国内价格上涨, 因而国内消费因此减少了Q3Q1。其次, 消费者经济利益的损失还表现为消费者剩余的降低, 即征收关税后, 消费者剩余减少了a+b+c+d的面积。
对生产者的生产效应:也称替代效应或保护效应。生产者经济利益的增加首先表现为国内生产量的增加, 国内生产增加了Q0Q2, 这说明征收关税后国内生产增加, 替代了部分国外生产;其次, 生产者经济利益的增加还表现为生产者剩余的增加, 途中的面积增加了a.
贸易效应:进口量等于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差额, 增收关税后进口量从Q2Q3减少到Q0Q1
净经济效益:把关税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影响综合在一起, 可以具体计算出关税对整个进口国的净经济效益, 其中:消费者剩余损失:- (a+b+c+d) , 生产者剩余得益:+a, 政府关税收入:+c, 关税造成的国民净收益:- (b+d)
很显然, 通过以上分析, 对某种产品征收关税, 虽然从整个国家角度来说最终带来的是净损失, 但任何一项贸易政策都会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影响, 即在对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利的同时, 会损害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显然, 对某产品征收关税, 会引起国内消费者的福利下降, 而国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将增加, 这必然导致针对同一项贸易政策国内的消费者集团和生产者集团会采取不同的态度。
对关税的分析也可以适用于其他贸易政策, 如配额、自动出口限额等, 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收益不同, 从而导致其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产生影响贸易政策的动力。
二、公共选择理论:行动的可行性分析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体系中, 公共选择理论占有重要的席位。我们也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分析利益集团为何能够影响贸易政策, 从其行动的可行性分析的角度来论述。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 国家不是神的造物, 它并没有无所不在和正确无误的天赋, 政府不过是一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 政府决策和政府行动是由这些人做出的, 因此, 政府行为和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做决定的政治家、官员和其他人并无多大差别, 既不更好, 也不更坏, 他们一样会犯错误。在西方社会, 政治制度就像市场制度, 政治家就像企业家, 公民 (选民) 就像消费者, 选举制度就像交易制度, 选票就像货币。由于政治制度与市场制度有很多相似性, 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可以用来分析政治决策行为。在政治市场里, 人们建立起契约交换关系, 一切获得都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因此, 政府的政策制定者 (政治家、政府官员等) 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 其选举行为也是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即“经济人”假说。公共选择理论家们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政府行为的分析。由于普通选民无力支付了解政治的成本, 他们作为有理性的人往往不参加投票, 这不应该说是不合理的行为。由此决定普通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制约作用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家和执政党所追求的只不过是那些能为他赢得最大化选票的那些政策;官员也是效用最大化者 (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下列变量:薪金、所在机构或职员的规模、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和地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官员必然是预算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样, 在政治市场上, 官员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的关系, 利益集团正是这种垄断供给的重要需求者。利益集团同过手中所掌握的资源 (选票、政治捐献等) 就可影响官员与政治家的个人决定, 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
三、多样化诉求:行动的社会性
美国社团设立受美国法律保护, 手续又非常简单, 美国人又有社团的悠久历史和传统, 因此, 美国社团数目庞大, 利益集团繁多, 堪称世界之冠。不同的利益集团目标并不相同, 利益集团可以分为四类:1) 寻求成员的经济利益的;2) 寻求成员的政治、社会权益的;3) 寻求公众利益的;4) 寻求其他目的的。
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如果按照他们对华贸易政策问题的态度, 可以划分为两个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一个是劳工组织、衰退产业联盟以及政治保守势力三方组成的贸易保护势力集团;一个是以在华跨国公司以及工商界为核心的支持对话自由贸易的联盟。两大利益集团联盟展开竞争, 正躲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力, 他们之间的力量消长是决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中, 主张实行积极、务实的对华贸易政策的企业组织, 并不愿再对华问题上有过多的政治表态, 以免被舆论界攻击为“为小利而牺牲人权原则”, 损坏自己在美国的形象。而主张推行严厉对华贸易政策的某些组织, 却可以以“公平贸易原则”为幌子、以“促使中国尽快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为理由, 进行高调的游说活动。
在上述利益集团的多样化诉求中, 利益集团有更好的社会基础进行游说活动, 进而影响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从社会性的角度说明了其行动的原因。
综上所述, 关税模型阐述了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经济动机, 公共选择理论说明了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可行性, 多样化诉求分析则证明了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社会性, 三者从不同的角度均证明了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为我们研究其行动提供了更好的分析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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