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2024-07-26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精选8篇)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1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为了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降低居民就医负担, 引导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在社区诊治, 2011年3月上海市在全市范围内出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2011年9月对688种、24类药品, 实行零差率销售。

本研究通过对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居民进行调查, 分析政策实施几年来对中心城区社区居民看病就医的影响和政策实施效果, 以期对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有所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问卷:

自制调查表, 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基本情况 (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人均收入、支付方式) 、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就诊费用和药品种类满意度以及每月门诊处方均次费用和人均就诊次数、就医行为意向进行调查。

1.2 调查对象及方法:

随机选择来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下属服务站就诊的患者, 分别于2012年10月、2013年1月、4月、7月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 共计824人次。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 对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 采用SPSS 19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2检验, Binomial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门诊患者的基本情况:

对四次问卷调查的门诊患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及支付方式等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除了月人均收入外, 患者的其他基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均衡可比性, 见表1。

2.2 门诊患者对药品价格的满意率:

表2结果显示, 四次调查中门诊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价格的满意率从61.26%升至79%, 不满意率从38.74%降至21.00%。采用Binomial检验, P=0.000, 有统计学意义。

2.3 药品种类是否满足门诊患者用药需求:

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对现有药品种类是否能满足社区居民用药需求的调查显示, 尽管药品种类满意率在52.48%以上, 但满意率逐年从56.30%降至53.00%, 不满意率43.70%升至47.00%, 采用Binomial检验, P=0.024<0.05, 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3。

在四次调查中发现, 对药品种类不满意的社区居民共计380例, 其中对抗生素类药品43例 (11.3%) , 对降血糖类药品67例 (17.6%) , 对心血管疾病类药品137例, (36.1%) , 中成药67例 (17.6%) , 其他类66例 (17.4%) 。详见表4。

2.4 本社区居民月人均药费和人均就诊次数变化:

本社区居民在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月门诊处方均次费用和人均就诊次数逐年比较差异不显著,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5 本社区居民的就医意向选择变化:

对本社区居民的就医意向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四次调查中门诊患者的就医意向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选择“大病去医院, 小病在社区”这种就医模式的患者比例呈递增趋势, χ2=121.197, P=0.00, 具体见表6。

3 讨论

上海市社区卫生机构改革的方向是“全额预算管理、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差率”。对社区常用的基本药物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是整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改革的主要政策之一。所谓药品“零差率”是指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将基本的、能满足居民健康需求的药品, 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统一配送, 并以购进价格销售给患者, 取消了药品费用加成[1]。居民在社区购买《基本医疗用药目录》范围内的药品, 药品进价多少钱, 患者就支付多少钱。政府将这部分差价损失补贴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

3.1 门诊患者对药品价格的满意率提高, 但对药品种类满意率有下降趋势。

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共计药品457种, 全部为甲类药品, 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上海市《上海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补药物目录》之中, 主要是治疗常见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药物。这些药物按照政府集中采购确定的生产企业出厂价格销售, 取消了15%的药品批零加成。同时, 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 个人自付比例为10%, 比二、三级医院低。本研究显示, 2013年社区居民对药品价格的满意度较2012年逐步提高, 从61.26%升至79%, 价格优势吸引了居民的常见病到社区就诊, 起到分流作用, 减轻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据本社区卫生中心统计显示, 2012年门诊就诊量为125050人次, 2013年为128474人次, 2013年较2012年增加了2.74%,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本研究对药品种类是否满足门诊患者用药需求的调查显示, 居民对药品种类的满意率是下降的, 其中对对心血管疾病类药品不满意率最高, 占36.1%。分析原因可能是, 随着医学的发展, 治疗方法不断完善, 原有的药品被新药品取代, 目前的药品目录逐渐不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另外, 患者对药品种类的要求也在变化, 部分患者可能存在追求“好药”的心理。所以, 药品目录的制定要以疾病治疗指南为指导, 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 不断更新, 保证目录的合理性、科学性;然而, 对患者进行基本用药的科普教育也是必要的。

3.2 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月的门诊处方均次费用和人均就诊次数无明显下降。

本调查显示, 每月的门诊均次费用和人均就诊次数并未降低, 2013年4月的数据有所降低, 与上海市年度医保开始时间有一定关系, 且数据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门诊均次费用并没有因药品零差率实施而减少, 分析其原因可能和目前各种常见疾病社区健康教育普及, 社区居民对疾病的认识提高, 治疗逐渐规范化有关, 另外门诊处方是限价的, 均次处方在限价的基础上, 应患者的要求处方药物品种会增多, 这也可能是门诊均次费用不能降低的原因之一。

3.3“大病去医院, 小病在社区”的就诊意向逐渐被社区居民接受。

长期以来, 社区居民认为只有三级医院才有好药、看好病, 造成“三级医院排长队, 一级医院少问津”的局面。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在社区服务中心实施以后, 社区居民切实得到了实惠, 常见病和慢性病的药品更便宜, 排队等候的时间也大为减少, 从本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单一首选去大医院就诊的居民逐渐下降, “大病去医院, 小病在社区”这一医疗模式正在逐渐被社区居民接受。

摘要:目的 研究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的全面实施, 对中心城区社区居民就医影响和政策实施效果。方法 随机选择来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下属服务站就诊的居民, 采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 内容:门诊患者对药品价格和药品种类的满意度, 均次处方药费和人均就诊次数变化, 以及就医意向选择等。每季度调查1次, 收集数据并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实施后, 社区居民对药品价格的满意率从61.26%~71% (P=0.000) , 对药品种类满意率从56.30%~53.00%, 不满意率43.70%至47.00% (P=0.05) ;2012年和2013年门诊处方均次费用和人均就诊次数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患者就医意向有所改变。结论 随着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的实施, 社区居民对药品价格的满意率逐年提高, 但对药品种类满意率有下降趋势;门诊处方均次费用和人均就诊次数逐年比较无明显差异;中心城区社区居民就医意向逐渐向“大病去医院, 小病在社区”转变。

关键词: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平, 姚岚.药品销售“零差率”和“低差率”哪个现实[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 2008, 6 (2) :41-43.

[2]胡善联.社区药品零差率, 财政托底是关键[J].中国卫生, 2008, 13 (11) :44-45.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2

关于申请药品零差率销售补贴资金的请示 财政局:

××县人民医院为××省2013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县医院于7月1日开始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按照《××省2013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操作手册》文件精神,根据2012年和2013年1-6月县医院药物使用情况和对2013年下半年使用预测,2013年下半年县医院药物使用将达到约××××万元,取消药品加价费用为×××万元。按照××县人民政府《××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此项费用的30%由县财政补贴,预计约×××万元,平均每月××万元。

为此,特申请县财政补偿县医院2013年下半年药品零差率销售补贴资金×××万元。

妥否,请批示!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3

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1.1 数据来源

从本中心医保结算系统数据库中用PL/SQL工具提取福州、厦门、三明三地市二级及以上计20家定点医院的职工门诊、住院数据,样本总量为门诊481,170诊次,住院10,113人次。

1.2 样本说明

厦门市所属公立医院自2011年7月起将药品加成取消了5%,同时提高治疗费、手术费部分项目收费标准;2013年3月起,厦门所有公立医院则全面取消剩下10%的药品加成,并大幅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门急诊诊察费、住院诊察费和中医辨证诊治费价格。[4]样本中厦门有4家定点医院,采用的是单纯改革措施。

三明市所属公立医院(不含妇幼保健院、部分一级医院)于2013年2月起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含医疗器械、耗材),提高医生诊察费,并调整护理项目、治疗项目、手术项目等114项医疗服务价格,以补偿取消药品加成对医疗收入的影响;同时实施推进单病种付费改革、控制“大检查”和“大处方”、实施重点药品监控遏制药品浪费、深化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改革等综合性措施以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5]样本中三明有5家定点医院,采用的是综合改革措施。

样本以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后即2013年4-11月门诊、住院数据为改革后组,上年同期数据为改革前组。12月-2月因医保年度结算以及春节影响,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支出较其他月份偏离较大,3月份为改革过渡期,故12-3月期间数据不列入统计范围;三明市个别一级医院尚未改革,且一级医院对基金支出影响很小,故也不列入统计范围。自2012年1月起,样本定点医院医疗费用均采取总额预付管理进行结算,两年间基金支付政策一致。

2 统计方法

根据定点医院所在地市分组统计药品改革前后医保管理指标。统计方法采用SPSS Statistics 17.0软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

3 结果

3.1 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前后医疗数据的变化

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前后医疗数据统计结果见表1。统计显示,改革前后样本医院的门诊总费用占其医疗总费用的比例从35.86%提高到40.04%,门诊总人次略有增加,住院总人次略有下降,百人门诊住院率从2.15%下降为2.06%,但各地区差别较大。未进行改革的福州定点医院医疗费用、基金支出、药品费用均有所增长;已进行改革的厦门、三明两地市定点医院医疗费用、基金支出有所下降,药品费和药占比明显下降,诊察费及其占医疗费用比重明显增加,但仍然低于5%;三明定点医院医疗费用等下降幅度大于厦门定点医院。改革前后样本医院的医疗总费用同比增速从7.60%减缓为1.54%。

按药品加成率15%计算,取消药品加成使厦门、三明两地市定点医院药品加成收入(不含医疗器械、耗材)分别减少95.62万元、89.22万元,而两地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提高的收入分别为53.63万元、35.83万元,均不足以弥补因取消药品加成带来的政策性收入减少,减少的收入分别占其医疗费用比例为3.00%、3.55%。

3.2 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门诊医保管理指标的影响

不同地市定点医院药品改革前后门诊医保管理指标统计见表2。人均诊次各地市区别较大,福州最高,三明最低;次均医疗费用、次均基金三地市均显著增加(P<0.05);福州、厦门两地市次均药品费显著增长(P<0.01); 厦门、三明两地市药品平均占比显著降低(P<0.01),次均诊察费用、诊察费平均占比均显著提高 (P<0.01)。

*P<0.05,**P<0.01

*P<0.05,**P<0.01

2.3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住院医保管理指标的影响

不同地市定点医院药品改革前后住院医保管理指标统计见表3。未实行改革的福州定点医院次均住院天数、次均医疗费用、次均基金、次均药品费用、次均诊察费等指标变化均不具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而实施改革的厦门、三明两地市次均住院天数、次均医疗费用、次均基金、次均药品费用明显下降(P<0.05),次均诊察费显著增加(P<0.01);诊察费平均占比虽有提高,但占医疗费用比例仍较低;次均基金降幅略低于次均住院费用降幅。三明次均药品费用下降幅度与次均诊察费增幅均高于厦门。厦门药品平均占比略下降,三明下降幅度最高,达48.61%;次均诊察费增长幅度最高为厦门定点医院达302.42%,其次均诊察费是三明、福州的3.16、6.71倍。福州基金平均占比高于其他两地市,主要原因是三地市基金起付标准一样,次均医疗费用越高则基金起付标准占比越低。

福州、厦门、三明三地市改革前后住院次均费用比(以厦门为参照组)为0.59:1:1.16与0.53:1:1.38,药品费用比为0.70:1:1.53与0.51:1:2.21,改革加大了三地市之间的差距;三明市医疗费用改革前后增速分别为2.52%、-11.57%,厦门市医疗费用改革前后增速分别为7.29%、-2.67%。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抑制了医疗费用增长势头,甚至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

4 结论与建议

4.1 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需采取药品零差率销售综合改革措施

住院费用一般占医疗总费用的60%以上,控制住院费用就控制了医疗费用。统计显示,医疗费用增速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说明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有利于直接降低药品费用进而降低住院费用。同时显示采取综合改革措施医保管理指标比单纯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的降幅更大,原因是药品加成政策只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2],督促临床“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减少过度医疗行为、挤出药品及耗材虚高价格中的水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问题。

4.2 门诊、住院基金合并计算总额预付额度有利于减缓医疗费用快速增长

次均费用、基金占比、药占比等是常用的医保管理指标,也是计算总额预付额度的主要依据。统计显示,门诊次均费用、次均基金、次均药品费用无论是否实行改革均显著增长,说明药品改革不是门诊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三地市百人门诊住院率下降,门诊费用占比上升,医疗总费用增速减缓,显示该现象可能与总额预付管理的设计有关。本中心总额预付额度的计算方法是将门诊与住院合并计算,目的是引导定点医院减少门诊挤住院的现象,从而减少住院基金支出,减缓总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统计结果表明达到了预期目的。另外,厦门人均诊次增幅明显高于福州、三明,提示可能存在分解门诊处方以提高诊疗费收入的行为,在总额预付时应予注意。

4.3 化解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医院收入的负面影响需加大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力度

统计显示,改革后门诊诊疗费占门诊医疗费用比例提高到12%-15%,但住院诊察费仅占住院医疗费用的2%-4%,两者合计占医疗费用比不超过5%,医疗服务价格提高的收入与药品改革引起的政策性收入下降之间缺口较大,医院收入减少造成的补偿问题突出。因此,实施药品零差率改革前应科学测算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引起的收入下降,考虑到经济较不发达的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短期内要加大投入有困难,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住院诊察费、护理费、治疗费、手术费、麻醉费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落实药事服务费,增加的部分主要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通过调整医疗机构收入结构以防止医院因补偿缺失导致负债经营,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医院的健康可持续发展[3]。

实施药品改革可以显著降低药品费用,减缓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减轻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压力,但医院收入减少造成的补偿问题突出,对合理用药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本文对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前后定点医院的门诊、住院医保管理指标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需采取药品零差率销售综合改革措施;采取门诊、住院合并计算总额预算额度的办法有利于减缓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对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应加大调整力度,以减少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医院收入的影响。

关键词: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取消药品加成,医疗保险,总额预算

参考文献

[1]何英,钱文璟,李澎灏,等.取消药品加成对深圳市某三级医院业务收入的影响[J].中国药房,2013,24(36):3382-3383.

[2]傅炽良,阳建民.深圳市实施药品零加成政策对公立医院住院费用的影响[J]中国医院管理,2012,33(2):4-6.

[3]周武,项莉,薛秋霁.县级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2,32(9):4-6.

[4]蒙少祥,杨珊珊.厦门彻底取消药品加成,适当调高医生诊察费[EB/OL].(2013-02-27)[2013-12-10].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3-02/27/c_124394675.htm.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文随机抽取一家县级人民医院,对其药品零差率改革前后分别进行盈亏平衡分析,比较其盈亏平衡点工作量、业务收入、安全边际率与财政基本补助缺口。该医院为一家三乙综合性县级公立医院,2012年开始实施“药品零差率”改革。以现场社会调研收集该院2011年及2013-2015年的相关数据,以2011年作为改革前分析对象,以2013-2015年算术平均数作为改革后的分析对象。用Excel WPS进行相关数据计算处理[3]。

1.2 盈亏平衡分析

1.2.1 收入确定

统计该医院2011年及2013-2015年的业务收入(S1)、财政基本补助收入(S2),其中业务收入(S1)为医疗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合计。

1.2.2 支出(成本)确定

将公立医院业务成本归类为变动成本(V)和固定成本(F),成本总额与相关工作量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如药品费、卫生材料费等,称为变动成本(V)[4,5];成本总额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工作量范围内,保持固定不变,不受工作量的变化而变动,如人员支出、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等,称为固定成本(F)[4,5]。

1.2.3 综合工作量(Z)确定

统计该医院2011年及2013-2015年的门急诊人次(A)、实际占用总床日数(B),以每1个实际占用床日数按3个门急诊人次统计[7],统一单位后,折算得出住院工作量(C):即C=3×B,最后计算得出该医院的综合工作量(Z):即Z=A+C。

1.2.4 计算单位收入、支出、结余

单位业务收入(W0):W0=S1/Z;单位变动成本(C0):C0=V/Z;单位固定成本(F0):F0=F/Z;单位收支结余(R0):R0=W0-C0。

1.2.5 计算盈亏平衡点工作量、业务收入及安全边际率

盈亏平衡分析是一种常用的财务管理分析方法,简称“本-量-利(CVP)”分析,其为会计预测、决策和经营规划提供重要的财务信息[7,8,9]。该方法通过分析业务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工作量和收支结余等变量的内在联系,计算得出达到盈亏平衡点时的工作量或业务收入,这些变量间关系:收支结余=收入-成本=业务收入+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当收支结余=0时,即收入和成本相等的点,这时盈亏处于平衡状态,医院业务收入刚好弥补业务成本,就是盈亏平衡点,所对应的工作量(X0)或业务收入(S0)的计算方法为[10]:

业务收入+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

即:S1+S2=V+F

经过转换计算可得:

X0=(F-S2)/(W0-C0)

S0﹦W0×X0;当不包含财政基本补助收入时,盈亏平衡点工作量(X0′)或盈亏平衡点业务收入(S0′),计算公式如下[10]:

业务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

即:S1=V+F

经过转换计算可得:

安全边际率(J0)是指实际工作量(或收入)与盈亏平衡点工作量(或收入)之差与实际工作量(或收入)之比,是以相对数来反映公立医院收支盈亏的安全性,便于多家医院进行分析比较。安全边际率是检验经营安全的正指标,即安全边际率越大,医院经营越安全。通常认处于安全经营状态该指标需达30%以上,处于比较安全经营状态该指标需达20%以上,而如该指标不达10%则表明处于危险经营状态[10]。

1.2.6 计算财政基本补助缺口

安全边际率J0=(S0―S0′)/S0,经转换可得目标业务收入S0=S0′/(1―J0),目标财政基本补助=目标业务收入―实际业务收入,财政基本补助缺口=目标财政基本补助―实际财政基本补助。

1.2.7 对安全边际进行敏感性分析

由安全边际率公式可得,安全边际率与单位业务收入、综合工作量正相关,与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负相关,分别计算以上四个变量变动1%时,安全边际率的变动情况,找出敏感因素。

2 结果

2.1 医改前后收入、成本及工作量情况

由表1可见,改革使医院的业务收入由35 636.00万元上升到50 775.07万元,涨幅为42.48%;业务支出由38 512.00万元上升到53 233.20万元,上涨了38.22%;业务收支结余由-2 009.00万元上升到-923.59万元,涨幅达54.03%;综合工作量由1 621.34千人次上升到1 890.49千人次,上涨16.60%。

2.2 盈亏平衡点工作量、业务收入及安全边际率情况

由表2可见,医改使医院的单位业务收入、单位变动成本、单位固定成本及单位收支结余都有所提高,分别由21.98万元/千人次提高到26.86万元/千人次、17.15万元/千人次提高到17.89万元/千人次、6.60万元/千人次提高到10.27万元/千人次和4.83万元/千人次提高到8.97万元/千人次。其中,单位收支结余涨幅最大,达85.70%,其次是单位固定成本,涨幅达55.51%,单位业务收入上涨22.2%,单位变动成本上涨4.31%。

由表3可见,如考虑财政基本补助收入,该医院的盈亏平衡点工作量由医改前的2 037.24千人次下降到医改后的1 993.45千人次,下降2.15%;盈亏平衡点业务收入由医改前的44 777.05万元上升到医改后的53 540.43万元,上升19.57%,安全边际率由医改前的-25.65%上升到医改后的-5.45%,上升了78.77%。如不考虑财政基本补助收入,盈亏平衡点工作量由医改前的2 216.72千人次下降到医改后的2 164.52千人次,下降2.35%;盈亏平衡点业务收入由医改前的48 721.95万元上升到医改后的58 135.04万元,上升19.32%,安全边际率由医改前的-36.72%上升到医改后的-14.50%,上升60.53%。

2.3 财政基本补助收入预测情况

由表4可得,当安全边际率分别为0%、10%、20%时,医改前后目标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分别为13 085.95万元和7 359.97万元、18 499.5万元和13 819.42万元、25 266.43万元和21 893.73万元,分别下降43.76%、25.3%和13.35%;相对应的财政基本补助缺口分别达12 218.95万元和5 825.43万元、17 632.5万元和12 284.88万元、24 399.43万元和20 359.19万元,分别下降52.32%、30.33%和16.56%。

2.4 安全边际率的敏感性分析

由表5可得,单位业务收入对安全边际率的影响最大,其提高1%,安全边际率上升56.28%;其次是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其节约1%,安全边际率分别上升37.42%和21.02%;业务量的影响最小,增加1%的工作量,安全边际率上升19.17%。

3 讨论

本文发现,综合考虑医院医疗设备更新、医疗服务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等因素对医院业务收支的影响,药品零差率改革前后某县级公立医院的安全边际率有明显提高,但均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改革后,在包括与不包括财政基本补助收入下的安全边际率分别上升78.77%和60.53%,但只有-5.45%与-14.5%,医院面临的财务风险较大。在不包括财政基本补助时,安全边际率明显下降,医院的财务风险显著提高,增加了安全正常运行压力。对财政基本补助收入预测可得,目标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及其缺口与安全边际率成正比例变动,其改革前后增减率与安全边际率成反比例变动。对安全边际率的敏感性分析可得,单位业务收入对其影响最大,其次为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和业务量影响最小。当医改前后的固定成本保持不变时,在包括和不包括财政基本补助收入下,盈亏平衡点工作量分别为1 022.65千人次和1 193.72千人次,安全边际率显著提高,分别为45.91%和36.86%,可见医改后医院固定成本的增加是造成其安全边际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医院业务经营状况来看,要改善医院的盈利能力、实现盈亏平衡或目标结余,除了政府加大对县级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力度以外,医院更应加强自身经营管理,要从提高单位业务收入、降低单位变动成本、控制固定成本、增加业务工作量等方面着手,积极改善其经营现状。由于目前医疗机构的药品和服务收费与监管制度都有政府制定[11],医院主要从控制固定成本和增加业务工作量两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医院要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控制人员数量,严控人员经费支出。其次,要积极加强医院精细化管理,提高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使用效率,加强仪器设备的管理,以控制医院的固定成本。最后,要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建立合理有效的绩效考评激励机制,使个人收入与其服务质量、数量、群众满意度等相结合,促使其争取更多的业务工作量,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

摘要:目的:为及时掌握药品零差率改革对县级公立医院业务收入与成本的影响,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以某县人民医院为例,运用盈亏平衡分析法比较改革前后盈亏平衡点的工作量、业务收入、安全边际率及财政基本补助缺口,并对安全边际率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药品零差率”改革后某县级公立医院的安全边际率从改革前的-25.65%上升到改革后的-5.45%,上升了78.77%,盈亏平衡点工作量分别为2 037.24千人次与1 993.45千人次。结论:改革后医院的安全边际率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均未达到盈亏平衡点。政府需加大财政基本补助,医院需通过增加自身工作量和控制固定成本等,改善其盈亏经营状况。

关键词:药品零差率,县级公立医院,盈亏平衡分析,安全边际率,财政补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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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以安徽省三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 (分别用A医院、B医院、C医院表示) 为典型研究现场, 连续收集2012年11月~2013年4月三家医院相关指标值及上年同期指标值。三家医院均为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A医院床位300张, 职工284人, B医院床位550余张, 职工1160余人, C医院床位526张, 职工661人。

1.2 方法

在安徽省实施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单位中随机选择三家医院, 于2012年11月-2013年4月期间对其进行连续6个月跟踪调查, 收集次均门诊费、次均门诊药品费、次均住院费、次均住院药品费、门诊费用药占比、住院费用药占比等关键指标值, 并与上年同期水平做比较, 描述其变化情况。

运用Excel2003建立数据库, 采用stata11.0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对关键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 采用同比增长量这一概念描述关键指标与上年度同期比较的变化情况 (同比增长量=本期水平-上年同期水平) , 即用每个指标的当月平均值与上年同期值做差, 得到每项指标的同比增长量。

2 结果

2.1 门诊费用变化

关于次均门诊费, A医院在改革开始之后的前两个月同比下降明显, 而后有所上升;B医院基本维持上升趋势, 且上升幅度较为显著;C医院总体来说变化不明显, 仅在后期有一定程度上升。

就次均门诊药品费来看, A医院呈现出与次均门诊费用相对一致的变化趋势, 即先降后升;B医院先有小幅度的下降, 随后保持上升;C医院在初期没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但随后有小幅下降。见图1。

注:11、12表示2012年11月、12月;1、2、3、4表示2013年1月、2月、3月、4月。 (图2、图3、图4同理)

2.2 住院费用变化

关于次均住院费用的变化, A医院大多数月份同比下降, 且最后两个月下降幅度明显;B医院与次均门诊费用的变化较为一致, 不降反升;C医院与B医院的变化情况类似, 基本保持上升趋势。

就次均住院药品费来看, A医院与次均住院费用的变化情况基本相同, 且下降程度较大;B医院与次均住院费用不同, 变化幅度不明显;C医院在改革初期, 变化趋势与次均住院费较为相似, 仅在后几个月有所下降。见图2。

2.3 药占比变化

有关门诊药占比的变化, A医院在改革前后两个阶段的药占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但在3月和4月, A医院的门诊药占比相比改革前有所上升;B医院实施改革之后, 门诊药占比的变化趋势较改革前趋于平稳, 且大幅下降;C医院在改革初期变化不明显, 在后几个月, 相比改革前下降显著。改革后A医院的门诊药占比平均在37%波动, 而B、C医院相对A医院较高, 平均在42%波动。见图3。

关于住院药占比的变化, 改革后A医院的住院药占比平均在50%波动, 而B、C医院相对A医院较低, 平均在40%波动。但总体来讲, 三家医院在改革后住院药占比均同比降低。见图4。

注:“●”:2012年11月-2013年4月药占比;“+”:2011年11月-2012年4月药占比

注:“●”:2012年11月-2013年4月药占比;“+”:2011年11月-2012年4月药占比

3 讨论

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和推进医药分开, 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医生开“大处方”的现象, 为百姓看病减负, 医院不再“以药养医”[2]。新医改方案出台以来, 在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并积累一定经验的基础上, 作为县域内医疗卫生中心和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龙头, 县级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和推进医药分开政策将有助于扩大改革成效, 同时也将为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积累经验[3]。

安徽省于2012年11月实施县级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试点, 从监测的三家医院2012年11月-2013年4月的结果来看:①次均门诊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规律, 多数月份同比上升;次均住院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 除A医院有3个月份下降明显外, B、C大多数月份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②次均门诊药品费与去年同期相比, 除C医院多数月份有所下降外, A、B医院变化无明显规律;次均住院药品费与去年同期相比, 除A医院有4个月份呈不同程度下降外, B、C医院变化无明显规律。③次均门诊费用药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 除A医院变化无明显规律外, B、C医院大多数月份均有所下降, 到2013年2月后三家医院门诊费用药占比均控制在40%以下。④次均住院费用药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 B、C医院多数月份均有所下降, 保持在40%左右, 然而, A医院与去年同期相比虽然均有所下降, 但2012年11月~2013年4月呈上升趋势, 且次均住院费用药占比明显高于B、C医院。

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 达到降低患者医药费用的目的是政策设计者期望的重要结果之一。沈荣生、张丽青、于春富、杨敬等[4,5,6,7]研究表明, 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零差率后, 次均门诊费、次均住院费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傅炽良[8]的研究也获得同样的结果。但从我们监测的结果来看, 三家医院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后, 2012年11~2013年4月次均门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并未达到政策设计者期望的结果, 现行的药品零差率政策并没有使患者的医药费用降下来, 这一结果与田立启[9]、金春林[10,11]等人研究结论一致。

监测结果显示:三家医院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药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总体上来看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控制药品费用的角度来看, 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然而, 采用“药占比”是否下降来衡量政策的效果是片面的, 为了控制药占比, 可能导致供方提高大检查以拉低药占比, 从而使看病更贵, 单纯通过药占比来控制医药费用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县级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必须有合理的补偿机制相配套。通过政府财政出一点、医疗保险分担一点、药事服务收费补一点和医疗服务价格调一点, 建立县级公立医疗机构主动合理控制药品费用的长效机制[10]。在维护医院的正常运行的同时, 最终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而不仅仅是降低了“药占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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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敬.开启公立医院改革的破冰之旅—浙江省开展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探索和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 2012,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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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依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保康医院, 于2012年11月~2013年1月对前去两所医院就诊的患者进行随机抽取共计550人发放问卷。同时对了解“零差率”政策的10名患者、对“零差率”政策有深刻认识的10名医院医生进行深度访谈。

1.2 方法

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患者对于“零差率”政策的知晓程度、社区药品价格以及购药的便利性、社区医院与大医院门槛费和报销比例的差异以及关于药品零差率满意度及其待改进的建议;访谈内容主要针对前来医院就医患者的购药行为, 与患者、医院医生共同探讨患者用药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运用SPSS17.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录入,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对患者相关用药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

2 结果

本次发放调查问卷共550份, 回收有效问卷500份, 有效回收率为90.9%。

2.1 问卷调查个人信息

调查患者中男性191人 (占38.2%) , 女性309人 (占61.8%) , 年龄以19~25岁为主, 占38.0%。见表1。

2.2 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对患者用药行为的影响

2.2.1 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对患者购药地点的影响

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被调查患者在购买医保药品时211人 (42.2%) 选择去定点药店, 93人 (18.6%) 选择去一级医院、97人 (19.4%) 选择去二级医院、99人 (19.8%) 选择去三级医院。患者了解“零差率”政策程度 (P=0.006<0.05) 、去社区医院看病与大医院报销比例的差距 (P=0.007<0.05) 以及与是否去社区医院获取医保药品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见表2。

2.2.2 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对患者用药品品种影响

天津市2010年度基本药物目录医保域名库共收录药品3633种, 其中西药2914种, 中成药719种。调查显示, 被调查患者在社区医院就医使用医保药品时有249人 (49.8%) 选择中药、251人 (50.2%) 选择西药。社区药品获取情况 (P=0.007<0.05) 、“零差率”政策是否让患者受益 (P=0.010<0.05) 与患者选择药物品种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见表3。

2.3 药品“零差率”政策对患者用药行为影响的深度访谈结果

实施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是医疗改革的一项新的尝试。通过深度访谈调查, 结果表明, 其通过降低药品销售价格、影响医务人员处方行为、引导患者就医流向等影响机制对降低患者医疗保险费用产生积极影响[2]。同时天津市社区药品零差率政策在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若干问题, 出现与设计初衷相背离的情形。

2.3.1 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知晓程度不佳

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知晓程度是其顺利实施的根本。调查显示, 患者对于药品“零差率”政策完全不了解的人群占到调查全体的59.6%, 患者了解医保政策途径主要是亲朋好友介绍 (占38.4%) 、电视 (占31.4%) 、单位的规章制度及报销政策 (占29.2%) 、网络 (占27.4%) 、医生介绍 (占23.6%) 等。社区医院医生也承认自身对于药品”零差率“政策的宣传作用有待加强。

2.3.2 基层药物中标价高于市场价且供给欠妥

由于实施药品零差率之前, 基层医疗机构自主购药, 不参加政府集中采购, 药品价格较低, 但是在实行政府招标采购和配送后, 出现基层药物中标价高于基层医疗机构现行零售价的现象[3]。并且基本药品目录中可能不会包含市面上已普遍使用的药品, 对于患慢性病需长期服药的患者, 他们大多都有自己长期使用的一种或几种药品, 但这些药品有些不能在社区医院中买到 (占31.0%) , 大部分患者在医院拿处方, 选择到药店购药的经历 (占67.2%) 。农村患者需到城市就医取药, 增加其负担。

3 建议

药品“零差率”政策作为基本药物制度的初始阶段, 对于减轻患者费用负担, 引导患者科学合理的用药行为有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4]。调查分析表明, 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3年, 对于引导患者科学合理的用药行为等主要政策目标并未完全达到, 所以针对此现状, 提出完善建议, 规范患者的用药行为。

3.1 增加政策的宣传力度和途径

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增加药品“零差率“的宣传力度和途径。在本次调查中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电视、工作单位了解药品“零差率”政策的人数较多, 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在社区、单位进行药品“零差率”政策的宣讲活动。此外, 还可以充分利用电视、医生介绍等途径增加医保政策的宣传力度, 如借助社区医生与患者的沟通, 对患者要统计对药品“零差率”政策的疑惑耐心讲解, 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分析建议益处, 促进自身经验的积累与政策的完善实施[5]。

3.2 政府政策制度的支持和财政支持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相关配套补贴政策是政府应仔细考虑的问题。如补偿不到位,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会规避目录药品的使用或采用其他方法, 致使政策不能发挥最大效益。

3.2.1 适时补充修改基本药品目录

定期修改和完善药品目录, 以疾病治疗指南为指导, 适当增加一些普遍使用的非基层药品, 并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保证药品合理使用, 以保证社区服务机构价格竞争优势, 更好的达到吸引患者、优惠药价的目的[6]。

3.2.2 科学核算补偿费用

除药品差价补贴外, 政府还要采取增设药物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标准以及提高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等途径予以补偿[7]。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并对其进行全面预算管理。

3.3 加强监督和医务人员考核、设备更新

考虑寻求“第三方”监督—医疗保险监督, 政府可不必制定价格直接干预, 医疗保险采用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制, 医疗机构将自行控制成本[8]。制定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行业规章和技术规范, 依次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和医疗服务项目的管理, 完善考核评价和信息管理, 定期更新社区医院医疗设备, 加强大医院对社区医院的支援, 实行专家巡诊制度。

3.4 引导患者规范自身用药行为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 引导患者严格规范自身用药行为, 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听取医师的建议合理用药, 遵守社区卫生医疗机构的相关规定[9], 真正实现“小病到社区, 康复回社区”的政策目标。

摘要:目的:通过了解天津市药品“零差率”政策颁布和实施情况, 发现其对患者用药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康医院为依托, 针对患者发放问卷550份, 同时对患者、医院医生进行深度访谈, 利用SPSS17.0进行数据录入与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患者了解“零差率”政策程度 (P=0.006<0.05) 、社区医院看病与大医院报销比例的差距 (P=0.007<0.05) 与是否去社区医院获取医保药品均有统计学意义;大部分人购买药品时仍根据自身需要出发;在社区药品获取情况 (P=0.007<0.05) 、“零差率”政策是否让患者受益 (P=0.010<0.05) 与患者选择药物品种方面均有统计学意义;政策设计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结论:通过增加政策的宣传力度和途径以及政府政策制度和财政支持, 引导患者规范自身用药行为。

关键词:零差率,用药行为,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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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7

关键词:药品,零差率,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2009年8月18日,卫生部等发布的《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所谓药品“零差率”是指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将基本的,能满足居民健康需求的药品,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并以购进价格销售给患者,取消了药品费用加成[1]。北京市从2006年12月25日起,在其所辖18个区(县)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执行“药品零差率”销售。2008年12月15日,该政策在北京市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加强,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零差率药品扩大到328品种(1024个品规)。

截至目前,北京市基层医疗机构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4年多,厉李等人对北京市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零差率”政策进行了评价,发现在城区基层医疗机构的就诊者并未因零差率政策的实施而改变就医习惯[2]。而在北京农村地区,慢性病患者已经成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的主要就诊人群,且大多数患者的医药费用支付方式为新农合,门诊药费报销比例较低,因此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零差率”政策对农村地区慢性病病人的诊治应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以北京市大兴区和房山区为研究现场,对北京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以来对农村地区慢性病病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北京市农村平原和半山区各一个区,在每个区分别采用典型抽样,各调查一所卫生院,分别于2011年3月和6月对前去两所卫生院就医者采用拦截访问方法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已经诊断明确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且“零差率”政策实施前后均在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过卫生服务,医疗保障方式均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性访谈部分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方式,于2010年11月召开了社区医生对药品“零差率”政策对慢性病病人影响的访谈会,共有10位来自于北京10个郊区县的医生参加了访谈。参加访谈医生的入选标准为工作在基层医疗机构的临床一线医生,具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1.2 方法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零差率”政策的知晓情况、药品费用支出情况、“零差率”政策前后对慢性病诊疗的影响情况以及对“零差率”政策实施的满意情况等。定性调查主要包括:北京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对农村慢性病病人的影响;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意见及建议。

1.3 统计学方法

用EPI data 3.0录入数据并复核,使用SPSS 13.0软件包分别对各项观察指标进行统计学描述和x2检验,以P<0.05为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过程中通过邀请有关专家对研究设计和调查问卷进行论证;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和实时监督以及设置数据录入时的逻辑检错等方法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

2 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74份,回收有效问卷263份,有效率为96.0%。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慢性病人中男性占47.5%,女性占52.5%;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50-70岁范围内;受教育程度,主要都是初中、小学。详见表1。

2.2 慢性病病人对药品“零差率”政策的知晓情况

对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知晓率为64.9%,知晓途径主要是通过社区医生。详见表2。

2.3 慢性病病人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原因

第一位原因是离家近,其次是医生了解病情,而因为医药费用便宜占第三位,详见表3。

2.4 药品“零差率”政策对农村慢性病病人的影响

2.4.1 对药品费用支出情况的影响

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154位患者认为自己的每月药费支出降低,占调查者的58.6%,109位患者没有感觉到药品费用降低,占41.4%。

2.4.2 慢性病病人药品“零差率”政策前后按时就诊情况

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病人更易遵照医生要求按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4。

2.4.3 慢性病病人药品“零差率”政策前后规律服药情况

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病人更能按医生要求规律服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5。

2.5 慢性病人对药品“零差率”政策的评价

58.8%的被调查者显示出希望医生所开处方中的药品尽可能为“零差率”药品。87.4%的慢性病病人认为目前卫生院中零差率药物的种类已经能够满足其日常治疗需要,认为不能满足其用药需求的占12.60%,主要原因为目前“零差率”药品种类不全、疗效不理想,不能满足目前慢性病的治疗需要、“零差率”药品供应不及时等。

2.6 社区医生对药品“零差率”政策对慢性病病人影响的评价

受访者对“零差率”政策本身均表示支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多个区县医生反映他们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量增加近50%,政策实施前很多病人到药店拿药,而“零差率”政策实施后,大多数病人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每个医生平均每日接诊病人数量为20~30人,同时由于有的区县实施门诊免费测量血压,一定程度上导致门诊数量的过快增加,影响到对慢性病病人规范化管理。另外社区医生认为“零差率”政策实施确实降低了农村居民用药费用,同时随着北京市农村新农合政策对于门诊报销比例的调整,部分区县农村慢性病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反映现在能够吃得起药,多数慢性病病人能规律服药,遵医性增强。同时由于“零差率”政策的实施,药品价格下降,医生感觉与病人关系也较为融洽,病人比以前容易管理。

但同时社区医生也反映“零差率”药物品种还不够齐全,如近些年北京郊区糖尿病病人上升趋势明显,但糖尿病的常用治疗药物在“零差率”药品目录中还不齐全,造成病人无法一次性在社区卫生机构购齐自己所需的药品,给居民就医造成极大不便。另外,个别中标的规模较小厂家的“零差率”药物包装粗糙,使病人对其疗效产生质疑,个别“零差率”药物药效不佳,也无形中使病人对“零差率”药物产生不信任感。最后,社区医生也反映,“零差率”政策也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有的病人从其他病人口中得知“零差率”的政策,会舍近求远到病人推荐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取药,而不到离自己很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取药。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农村地区慢性病病人由于收入与城区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对药品费用的变化比较敏感,近90%的病人认为“零差率”药物满足了他们的治疗需求,并且认为他们到社区医疗机构就诊的原因之一为医药费用便宜。北京城区病人由于拥有的医疗保障水平较高,因此仅仅药品价格的降低不足以吸引他们到社区就诊[2],而农村地区则不同,大多数的病人将卫生院作为首选机构,据2006年傅鸿鹏等[3]对北京市10个郊区县的农村居民调查显示:农村居民首要的就医障碍是经济因素,对于乡镇卫生院的诊疗费用的调查中,发现74.0%的被调查农村居民认为医疗费用偏高,因此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政策使得农村患者受益更甚。另外本次调查显示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农村慢性病病人自我报告能够遵照医嘱按时就诊和遵照医嘱规律服药的比例增加,对社区医生的访谈也反映出这一点,慢性病患者,由于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因此慢性病病人规律就诊和规律服药可直接影响药物的疗效和疾病的康复,如果患者对药物的依从性不好,就会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因此通过药品“零差率”政策降低基本药物的价格,使更多的农村慢性病病人能够接受长期管理,从而使农村慢性病病人病情得到控制,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本次调查虽然显示出药品“零差率”政策对农村慢性病病人诊治的积极作用,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药品“零差率”政策使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增加,同时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实施的门诊免费测量血压等导致非医疗性门诊量增加,影响到医生对慢性病人进行规范化管理。长此以往,将影响慢性病病人的规范化管理,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团队建设,如社区护士的角色,一些非医疗活动可以交由他们来进行,从而保证社区医生能有充裕的时间对病人进行治疗和管理。其次,本次调查也显示出大多数农村病人愿意使用“零差率”药物,但是由于“零差率”药品目录中某些常见慢性病药物种类不全,导致病人无法分享到“零差率”政策带来的实惠,在北京市城区对慢性病病人的调查中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4]。因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零差率”目录的制定应当满足社区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需要,以病人需求为导向,组织相关专家运用科学的方法评估现有药品目录的合理性,对“零差率”药品目录进行更加科学的遴选,尽可能满足大多数居民用药需求。再次,调查也显示,药品“零差率”政策的知晓率较低,距离近和社区医生对患者的了解是吸引患者前来就医的主要原因,因此,社区医生应借助与辖区内居民的亲密关系,在日常接诊过程中,耐心向患者讲解基本药物常识和“零差率”政策的惠民之处,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科学指导患者换用价格更为低廉的“零差率”药品。

药品“零差率”政策是期望通过降低药品价格使居民更多地选用具有成本效果比的基本药物,但是影响该政策实施的因素很多,如北京市基层医疗机构实施的“收支两条线”政策,目前多数农村区县“收支两条线”政策基本限于上交多少,返还多少,而由于药品“零差率”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对于一些农村的乡卫生院而言意味着收入降低,因此导致生存难困难,发展受限[5],导致使用“零差率”药品的积极性降低,最终是患者难以受益。因此对于药品“零差率”政策而言,要使其真正长期惠民,一方面注意政策本身的不断完善,如科学遴选药物种类、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建设、继续加强宣传力度等,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最终使政策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张平,姚岚.药品销售“零差率”和“低差率”哪个现实[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8,6(2):41-43.

[2]厉李,刘国恩,陈瑶,等.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的效果评价与思考[J].中国卫生经济,2008,27(4):41-43.

[3]傅鸿鹏,王竞波,潘峰等.北京市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状况分析[J].卫生软科学,2007,21(6):449-451.

[4]刘温文,郭蕊,刘妤,等.北京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对社区居民用药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0,13(8A):2433-2437.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篇8

一、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主要从供给、需求方及管理方三个角度界定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不同角度所界定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譬如, 从供方角度则界定为公立医院成本的弥补机制;从需方角度则认为是医药卫生费用的控制及分担机制;从管理方角度来看就是医疗服务供求双方合法利益的均衡机制。

事实上, 同一个角度界定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对其概念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如, 从供给角度界定看, 有些研究者主要从成本路线看待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另一些研究者则从利润路线看待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还有甚者是从价值路线看待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而从筹资角度界定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一部分学者主要从分担费用路线角度出发, 有些学者主要从控制费用路线出发, 还有些研究者主要从管理医疗路线来看待。管理者角度则分为, 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路线、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路线和医疗服务供求双方激励相容路线三个不同的观点。

综上可知,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缺乏科学化界定, 结果对其补偿机制难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供求双方激励互容。因此, 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进行科学化的概念界定极其关键, 也关系到县级公立医院扭转以药补医补偿机制的构建。

二、国外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研究综述

在不同的医疗卫生体制下, 每个国家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是不同的。根据卫生筹资方式进行划分, 大致可分为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代表国家分别为英国, 德国和美国;英国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一般为政府补偿模式, 而美国和德国公立医院多数采用双重补偿模式。政府补偿模式, 是指政府利用税收承担公立医院的绝大部分开支, 患者支付很少的费用甚至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补偿方式传统上使用按类目预算制;双重补偿模式是指由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险基金一起承担公立医院的开支, 患者根据医疗保险的相关比例支付相应的费用, 是一种按项目付费的方式补偿模式。两种补偿模式各有春秋。前者利于控制医疗费用以及确保医疗服务提供的相对公平, 但较弱地激励的作用使效率提高减缓;后者对医院改善质量和提供可靠服务有较好激励作用, 但是会带来较高的医疗服务支出, 影响相对弱势的人群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可触性。

国际上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趋势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 补偿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政府划拨外, 欧洲国家公立医院还包括医院投资前存款、医疗成本回收、私人贷款等, 当然慈善捐赠必不可少;第二, 并存多种支付方式。常用的按类目预算、按项目支付、总额预算、按病例支付、按住院床日支付和按人头支付。21世纪之后, 采用政府补偿模式的国家倾向采用总额预算制, 而以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则较多采用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在药品使用方面, 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实行的是“医药分开”。医生医嘱患者需要什么药和根据医生处方购药是两种渠道, 医院药房则凭医生的医嘱只供应住院病人用药, 门诊患者要凭医生处方去社会普通药房买药。另外, 政府对药价严格控制, 药品收入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0%~20%。于是, 在全球多个国家, 补偿药事服务费也渐渐形成趋势, 并伴有相应的监管措施。

三、国内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及取消以药补医的研究综述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 我国公立医院作为非营利机构, 其运营管理实行的是保本经营, 以体现其非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凌云等 (2008) 、管勇 (2008) 的研究指出,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方式存在着政府财政卫生投入总量不足、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加成收入不合理、社会补偿渠道尚未建立等一系列的问题, 并且这些问题又诱使公立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公益性的目标, 在社会上出现“看病贵”的现象;李航 (2001) , 钱东福 (2007) , 陈颀、黄丞 (2008) , 于风华等 (2009) 具体研究了“以药补医”、“以药养医”、“大处方”盛行的问题, 他们指出过分依赖药品收益作为公立医院成本补偿的做法, 使公立医院的运营严重偏离了公益性的目标。管勇 (2008) 认为, 当前“看病贵”等问题表面上看是政府对医疗机构监管不到位问题, 其根源其实是政府投入不足, 医疗收费调整不及时, 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扭曲, “以药补医”存在;丁栋兴、马亚娜 (2009) 认为, 财政补偿严重不足、药品费有增无减、药品加价、医疗价格调整、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是影响公立医院成本补偿的主要原因。

针对以上问题和主要原因, 相关研究提出有关建议:

第一, 建立有效的政府财政补偿机制。“变全能医院为有限医院、自我发展型医院和公共服务性医院, 政府集中财政资金确保公立医院的发展”, “明确补偿内容和范围, 积极探索建立与医院工作量、技术水平、服务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等”。王丽洁等提出基于综合工作量法和单位工作量补偿额的医疗服务亏损政府补偿机制, 可作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尚不完善情况下的过渡方案。

第二, 调整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 合理调整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 “适度降低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项目的收费标准”。

第三, 实施药事服务费。新医改方案中规定, “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需要注意的是, “在增设药事服务费的过程中, 需配套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 避免分解处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防止增设药事服务费成为取消药品加成的变相替换”。但是药事服务费究竟该如何收取, 具体实施原则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文献述评

国外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也在不断的完善。而国内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定性方面, 比如剖析公立医院现有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建议定量研究少之又少, 针对县医院取消以药补医改革补偿机制的可行性及可操作性研究基本缺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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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eri R.Thompson, MartinMcKee.Financing and planning of public and private not-for-profit hospitals in the European Union[J].Health Policy, 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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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泰.对现代药品流通模式下药品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J].经济研究思考, 2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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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丽洁, 陈文.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之政府补偿方式探索——按工作量法补偿医疗服务亏损[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1.6.

[9]刘军民.完善补偿机制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J].传承,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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