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零差率销售（精选6篇）
药品零差率销售 篇1
药品零差率销售工作汇报
为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问题，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皖政〔2010〕66号）等文件要求，我中心及部分村室以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实施范围和时间
2010年9月1日我中心及3个一体化村卫生室进行药品统一网上采购，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对原有库存药品全部按进价销售，且不得高于国家指导价和省集中采购价；余下的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站在加快建设进度和一体化管理的同时，确保2011年全面开展药品零差率销售工作。
二、落实补助政策与财务管理制度
基本药物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实施后，财政部门对我中心的正常性收支和建设发展支出，按照不同方式进行管理。对正常性收支，原则上按照“明确范围、核定收支、差额补助、总量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对实行或试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村卫生室，其收入除来源于基本医疗服务收费外，按照《安徽省行政村卫生室改革方案》之规定给予补助，即每1200个农业户籍人口每年补助行政村卫生室8000元和15%的药品差额补助。我中心对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加强了财务、资金使用、服务效果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
三、加强了宣传力度
我中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面向群众的社会宣传，重点宣
传基本药物制度的意义、原则和主要政策，普及合理的用药常识，改变不良用药行为，提高群众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度和信任度。鼓励和引导群众选择使用基本药物，努力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四、加强考核管理
把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零差率销售作为我中心和村卫生室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药品采购、价格管理、零差率销售品种比例、零差率销售金额比例进行考核，评出先进进行奖励。
总之，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是关系到国家民生大事，联系到千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作为我们医务人员应认真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真正的做到心系于百姓，服务于百姓。
药品零差率销售 篇2
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1.1 数据来源
从本中心医保结算系统数据库中用PL/SQL工具提取福州、厦门、三明三地市二级及以上计20家定点医院的职工门诊、住院数据,样本总量为门诊481,170诊次,住院10,113人次。
1.2 样本说明
厦门市所属公立医院自2011年7月起将药品加成取消了5%,同时提高治疗费、手术费部分项目收费标准;2013年3月起,厦门所有公立医院则全面取消剩下10%的药品加成,并大幅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门急诊诊察费、住院诊察费和中医辨证诊治费价格。[4]样本中厦门有4家定点医院,采用的是单纯改革措施。
三明市所属公立医院(不含妇幼保健院、部分一级医院)于2013年2月起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含医疗器械、耗材),提高医生诊察费,并调整护理项目、治疗项目、手术项目等114项医疗服务价格,以补偿取消药品加成对医疗收入的影响;同时实施推进单病种付费改革、控制“大检查”和“大处方”、实施重点药品监控遏制药品浪费、深化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改革等综合性措施以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5]样本中三明有5家定点医院,采用的是综合改革措施。
样本以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后即2013年4-11月门诊、住院数据为改革后组,上年同期数据为改革前组。12月-2月因医保年度结算以及春节影响,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支出较其他月份偏离较大,3月份为改革过渡期,故12-3月期间数据不列入统计范围;三明市个别一级医院尚未改革,且一级医院对基金支出影响很小,故也不列入统计范围。自2012年1月起,样本定点医院医疗费用均采取总额预付管理进行结算,两年间基金支付政策一致。
2 统计方法
根据定点医院所在地市分组统计药品改革前后医保管理指标。统计方法采用SPSS Statistics 17.0软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
3 结果
3.1 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前后医疗数据的变化
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前后医疗数据统计结果见表1。统计显示,改革前后样本医院的门诊总费用占其医疗总费用的比例从35.86%提高到40.04%,门诊总人次略有增加,住院总人次略有下降,百人门诊住院率从2.15%下降为2.06%,但各地区差别较大。未进行改革的福州定点医院医疗费用、基金支出、药品费用均有所增长;已进行改革的厦门、三明两地市定点医院医疗费用、基金支出有所下降,药品费和药占比明显下降,诊察费及其占医疗费用比重明显增加,但仍然低于5%;三明定点医院医疗费用等下降幅度大于厦门定点医院。改革前后样本医院的医疗总费用同比增速从7.60%减缓为1.54%。
按药品加成率15%计算,取消药品加成使厦门、三明两地市定点医院药品加成收入(不含医疗器械、耗材)分别减少95.62万元、89.22万元,而两地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提高的收入分别为53.63万元、35.83万元,均不足以弥补因取消药品加成带来的政策性收入减少,减少的收入分别占其医疗费用比例为3.00%、3.55%。
3.2 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门诊医保管理指标的影响
不同地市定点医院药品改革前后门诊医保管理指标统计见表2。人均诊次各地市区别较大,福州最高,三明最低;次均医疗费用、次均基金三地市均显著增加(P<0.05);福州、厦门两地市次均药品费显著增长(P<0.01); 厦门、三明两地市药品平均占比显著降低(P<0.01),次均诊察费用、诊察费平均占比均显著提高 (P<0.01)。
*P<0.05,**P<0.01
*P<0.05,**P<0.01
2.3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住院医保管理指标的影响
不同地市定点医院药品改革前后住院医保管理指标统计见表3。未实行改革的福州定点医院次均住院天数、次均医疗费用、次均基金、次均药品费用、次均诊察费等指标变化均不具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而实施改革的厦门、三明两地市次均住院天数、次均医疗费用、次均基金、次均药品费用明显下降(P<0.05),次均诊察费显著增加(P<0.01);诊察费平均占比虽有提高,但占医疗费用比例仍较低;次均基金降幅略低于次均住院费用降幅。三明次均药品费用下降幅度与次均诊察费增幅均高于厦门。厦门药品平均占比略下降,三明下降幅度最高,达48.61%;次均诊察费增长幅度最高为厦门定点医院达302.42%,其次均诊察费是三明、福州的3.16、6.71倍。福州基金平均占比高于其他两地市,主要原因是三地市基金起付标准一样,次均医疗费用越高则基金起付标准占比越低。
福州、厦门、三明三地市改革前后住院次均费用比(以厦门为参照组)为0.59:1:1.16与0.53:1:1.38,药品费用比为0.70:1:1.53与0.51:1:2.21,改革加大了三地市之间的差距;三明市医疗费用改革前后增速分别为2.52%、-11.57%,厦门市医疗费用改革前后增速分别为7.29%、-2.67%。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抑制了医疗费用增长势头,甚至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
4 结论与建议
4.1 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需采取药品零差率销售综合改革措施
住院费用一般占医疗总费用的60%以上,控制住院费用就控制了医疗费用。统计显示,医疗费用增速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说明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有利于直接降低药品费用进而降低住院费用。同时显示采取综合改革措施医保管理指标比单纯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的降幅更大,原因是药品加成政策只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2],督促临床“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减少过度医疗行为、挤出药品及耗材虚高价格中的水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问题。
4.2 门诊、住院基金合并计算总额预付额度有利于减缓医疗费用快速增长
次均费用、基金占比、药占比等是常用的医保管理指标,也是计算总额预付额度的主要依据。统计显示,门诊次均费用、次均基金、次均药品费用无论是否实行改革均显著增长,说明药品改革不是门诊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三地市百人门诊住院率下降,门诊费用占比上升,医疗总费用增速减缓,显示该现象可能与总额预付管理的设计有关。本中心总额预付额度的计算方法是将门诊与住院合并计算,目的是引导定点医院减少门诊挤住院的现象,从而减少住院基金支出,减缓总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统计结果表明达到了预期目的。另外,厦门人均诊次增幅明显高于福州、三明,提示可能存在分解门诊处方以提高诊疗费收入的行为,在总额预付时应予注意。
4.3 化解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医院收入的负面影响需加大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力度
统计显示,改革后门诊诊疗费占门诊医疗费用比例提高到12%-15%,但住院诊察费仅占住院医疗费用的2%-4%,两者合计占医疗费用比不超过5%,医疗服务价格提高的收入与药品改革引起的政策性收入下降之间缺口较大,医院收入减少造成的补偿问题突出。因此,实施药品零差率改革前应科学测算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引起的收入下降,考虑到经济较不发达的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短期内要加大投入有困难,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住院诊察费、护理费、治疗费、手术费、麻醉费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落实药事服务费,增加的部分主要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通过调整医疗机构收入结构以防止医院因补偿缺失导致负债经营,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医院的健康可持续发展[3]。
实施药品改革可以显著降低药品费用,减缓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减轻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压力,但医院收入减少造成的补偿问题突出,对合理用药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本文对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前后定点医院的门诊、住院医保管理指标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需采取药品零差率销售综合改革措施;采取门诊、住院合并计算总额预算额度的办法有利于减缓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对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应加大调整力度,以减少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对医院收入的影响。
关键词：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取消药品加成,医疗保险,总额预算
参考文献
[1]何英,钱文璟,李澎灏,等.取消药品加成对深圳市某三级医院业务收入的影响[J].中国药房,2013,24(36):3382-3383.
[2]傅炽良,阳建民.深圳市实施药品零加成政策对公立医院住院费用的影响[J]中国医院管理,2012,33(2):4-6.
[3]周武,项莉,薛秋霁.县级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2,32(9):4-6.
[4]蒙少祥,杨珊珊.厦门彻底取消药品加成,适当调高医生诊察费[EB/OL].(2013-02-27)[2013-12-10].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3-02/27/c_124394675.htm.
药品零差率，几家欢乐几家愁 篇3
药品零差率在北京实行一年后的事实表明，最大的赢家，并不是意料中的老百姓
“实行药品零差率之后，社区普药降价了31.3%，而不是此前媒体所报道的36%”。在药品零差率试点启动一整年之后，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高运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6年12月25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将在2007年实行两大民心工程：公交系统IC卡与普通药品零差率(包括青霉素在内的普通药品价格低廉，特效药由于专利保护价格昂贵)。
后者对北京市卫生局划定的324种普药实行“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由于政府大批量直接采购，将这批普药价格压低了21%之多；同时，药品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15%的差价被取消(是为零差率)，一些媒体将其简单计算为普药价格下降36%，民众看病贵的问题得到缓解。
为方便计算，高运生假定某种普药的批发价为100元。在零差率实行之前，该药零售价为115元(100+100×15%)；集中采购之后，普药价格为79元(100-100×21%)。一些媒体计算的失误在于选择错了分母，36元除以100元当然会得出普药降价36%的结论。问题是，分母应该选择为普药零售价的115元，这样，36元除以115元之后，得出的数字就是31.3%。
谁赢谁输？
1月21日上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议室甫一落座，事先得知本刊采访意图的高运生就举着手中的统计结果说:药品零差率之后，受益最大的是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
在详细计算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之前，高运生先给记者上了一分钟的基础课:2005年全市医疗机构医药费收入430亿，其中药费150亿。
总收入中，395亿来自本市患者，其中基本医疗保险支付了140亿，考虑到个人担负20%(140×20%=35亿)，基本医疗保险和参保个人共支出175亿，占本市医药费支出的44.3%；公费医疗支出106亿，按个人负担15%计算，公费医疗和个人共支付124.71亿，占本市医药费支出的31.6%。另外3个支付群体则为自费人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群、商业保险人群。
从上述统计中即可看出，由于医保人群和公费医疗人群的支付比重合计达到全市医药费的四分之三，在其他机制未有动摇的背景下，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受益最多已成事实。
尽管2007年全市普药零差率销售额尚未统计完毕，但根据以往数据，高运生估计，2007年药品零差率销售额为6.18亿，如果加上15%的差率，原零售价应为9亿。
这样，在整个2007年，北京市因为实行零差率之后的让利即为9-6.18=2.82亿元。
根据之前的统计，2.82亿元的让利，医保(含个人)享受到2.82×44.3%=1.25亿。其中，个人享受了0.25亿元(1.25×20%)，医保机构享受了1亿元(1.25×80%)。
同理，公费医疗(含个人)享受到总计8911万元的让利，其中个人享受到1337万元，公疗机构享受到7574万元。
“本来医保结余率就非常高，产生了穷人补贴富人的问题，这样一来，医保结余率就更高了。”高运生说。
具体到个人，高运生通过对一位61岁退休医保患者的追踪，算清了一笔细账。
由于患有需要长期服药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这位患者去年一年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了7059元的零差率药品药费，医保报销了6000元，患者负担了1058元。
如果在往年，这笔费用将是9135元，医保可以报销7765元，患者负担1370元。
事实明摆着，零差率后，患者的确少支付了311元，但医保机构受益更大，少支付了1764元。
高运生做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位老人是公费医疗患者，他的个人负担固然有所减轻，但由于报销比例问题，其个人负担减轻的比例反而不如医保患者。相同条件下，公费患者将少支付207元，而公费医疗机构的获利达1870元。
“综合上述统计可知，医保和公疗患者只享受了15%～20%的让利，其余让利都流进了医保和公疗机构的口袋。”高运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赢家之外，是高运生口中的利益受损者。
这包括两块：收入减少者和支出增大者；药品生产企业(厂家)、药品经营企业(商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医院)、社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医院)、零售药店和政府都在其中。
对于厂家而言，由于药品集中采购降价21%，其收入减少了1.64亿元(原零售总收入9亿除以115%再乘以21%)。
对于商家而言，由于统一配送减少了各级代理商的中间环节，定点的统一配送商工作量增加，支出加大，毛利率较零差率之前下降了20%左右。
再看社区医院，首先是降低的21%那部分利润消失，约为2465万元；药品的利润政府补贴15%，较之以往的加价利润减少了5%左右，约为3090万元。两项合计，社区医院利润减少了5555万元。
同时，大、中医院和社会上的药房也在承担损失。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院长王洪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由于社区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不少大、中医院患者在医院只开处方，回社区取药，造成医院药品收入减少；同理，社会上的药房销售也受到冲击。
如果说上述受损方并不情愿，出台这项政策的政府则是心甘情愿。政府的受损分为两部分，一是收入减少，即厂家降低的21%部分税收无法收取。
药企税收一般为10%～16%，按中间值计算，政府的这部分损失为1.64亿×13%=2137万元。其次则是政府支出增加，增加了给社区医院的15%补贴，即6.18×15%=9270万元。两项之和为1.14亿元。
由此可知，厂家损失最大，政府次之，社区医院的损失亦很明显。从结果论，政府的做法似可称之为“事半功倍”，因为政府用1.14亿元的损失，换来了总计2.82亿元的让利。
赢家能否放血？
既然最大的赢家是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这两块对应人群的受益度只有15%～20%，高运生在参加北京市政府一次关于药品零差率的调研会议上提出：政府降低了厂家的价格，政府税收减少，支出增加，换回来的这部分让利应该全部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百分百地享受到。
他建议，将社区常用药品(零差率销售药品)纳入全额报销范畴，并对医保、公疗、农合、商保因此增加的支出由政府予以补贴。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社区医院院长表示：只有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才能激励老百姓到社区就诊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卫生服务格局。
药品零差率销售 篇4
按照省、**、**医改工作会议精神，我们于2015年**月1日零时起正式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医院所有药品取消药品加成，按实际进价“零差率”销售，“零差率”达100%，药价大幅度降低。运行 4个月来，零差价销售药品金额4159万元，共为患者减轻负担562万元的药费，有效缓解了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就医负担。但是，医院业务收入与“零差率”销售前同比减少185.1万元。
一、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我们按照市物价局批准的有关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合理调整医疗、护理和手术等医疗服务价格及床位收费标准，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其中，护理费由原来的一级护理11.2元/天、二级护理7.34元/天、三级护理2.75元/天，调整为24元/天、16元/天和6元/天，手术费价格在原有价格基础上上浮22%，体现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的价值，有利于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二、规范药品采购供应
我们严格按照省有关规定，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医院配备、使用基本药物比例稳步提高，采购基药金额占比 为48.3%，采购品种占比为55%，逐步达到省要求的基本药物收入占药品收入比例的50%。严格执行药物集中采购政策，在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达100%。
三、加强基本药物的使用管理。强化基本药物临床合理使用培训，规范医务人员用药行为。建立药物使用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制定超常预警制度，完善医嘱处方点评，定期分析通报医生基本药物、抗生素使用情况，强化用药行为的监督评价，提高合理用药水平，保证用药安全。
四、实行药品“零差率”的运行情况的财务数据
2015年**月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后，业务收入减少185.1万元。
1.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后，挂号诊金收入增加44.2万元，床位费收入增加94.6万元，护理费收入增加111.8万元，手术收入增加58万元，治疗费收入增加215.1万元，共增加523.7万元；
2.药品收入减少561.4万元、CT收入减少81.2万元，化验收入减少66.2万元，共减少收入708.8万元。
药品零差率销售 篇5
截止2月16日，潞城市春节期间食品药品市场实现零事故、零投诉，实现了潞城市局确保2013年春节期间全市人民饮食用药安全总目标。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节前，该局成立了春节期间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制发了《关于印发加强两节两会期间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潞食药监„2013‟2号）文件，对节日期间饮食用药监管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
二是加强检查力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该局重点加大对承办“年夜饭”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的检查力度，加大对药械市场监管，防止假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流入市场。三是注重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春节前夕，通过该局网站公告、短信等形式向公众传递各类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倡导科学、健康、节约的食品安全消费观念，为节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药品零差率销售 篇6
1 推进卫生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 建立健全合理用药组织网络
药物获得和合理用药问题复杂, 涉及政府、卫生、药品管理、医疗保险、社会团体、医疗机构、医药产业界以及动植物养殖、医务人员、消费者等多个部门与环节, 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持续努力。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整合机制措施, 将以上这些分散在各部门的职责任务整合到统一管理体制中, 组建可持续、常态的合理用药监管组织体系, 设置专兼职人员, 采取统一的指导与协作互助的方式, 协调药物使用政策措施, 开展多部门、跨学科的合理用药促进工作, 使合理用药在各部门之间的管理方式、方法与强度达成一致[3]。
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建设, 建立行业协会对临床用药行为进行合理规范约束。通过技术支持与信息化监测等方式, 加强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督与管理, 开展合理用药绩效监测与检查评估, 制定完善临床用药指南、监测、处方调查、技术指导与培训等工作, 建立健全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和管理者组成的不同层次的药物和治疗学委员会, 研究合理用药多学科的干预技术, 针对不同年龄层 (青少年、中年与老年) 和不同群体 (医务人员、患者、家属、居民) 开展针对性持续监测—培训—计划干预活动, 建立完善医疗机构用药安全及不良反应监督监测网络, 建立药品用量动态监测机制, 强化审查与反馈机制, 建立监督监测、分析评估、预警防控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用药绩效监管体系, 加强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与用药错误等行为监控并采取措施, 防止药品过度使用, 并定期通报合理用药干预情况及其成效, 真正使合理用药绩效管理不留死角, 不断提高医疗机构用药质量, 降低医疗费用。
2 强化立法, 构建政府投入长效保障机制
各级政府要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将促进合理用药放在大卫生系统中统筹考虑, 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更需要制定系统化促进合理用药的整体策略及其可操作性的行动计划, 建立健全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整体性合理用药管理体制, 强化与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合作, 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实施合理用药绩效监测和协调干预政策的落实, 制定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与消费应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药品筹资机制, 制定落实政府经费投入法定保障机制, 将不低于药品支出的5%用于促进合理用药项目研究, 不断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全面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价格机制、采购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改革, 探索医药分开的多种形式, 完善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后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 统筹推进政府补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患者负担等方面综合改革, 研究建立适合不同层次医疗机构、不同类型服务的支付方式, 逐步建立以总额预付、按病种、按服务单元等预付制代替按项目收费的后付费制, 发挥政策的联动与综合效应, 消除现行以药补医的负面激励机制影响, 明确责任, 建立合理用药绩效监管和问责制, 将合理用药工作成效好坏纳入医疗机构和管理者的医疗质量评价、绩效考核体系, 通过服务监管和费用控制来促进合理用药[4,5]。
3 确保质量保证的基本药物持续供给
积极关注基于循证医学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 探索制定在国家药物政策框架下, 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理念的合理用药绩效管理政策措施, 大力宣传推广基本药物制度, 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基本药物遴选程序、办法和更新机制, 与区域基本医疗需求相挂钩, 不断完善基于最优治疗方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从基本药物生产配送、配备使用、价格管理、报销支付等方面健全规章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要根据区域疾病负担、用药需求及政府财政能力、居民支付能力、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增补区域基本药物目录, 适度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社区重点慢性病与妇科、儿科等常见疾病用药的选择范围与品种[6], 制定基于实证的合理用药临床指南与处方集, 加强其具体实施力度, 结合临床路径及按病种收费方式, 规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 提高居民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和信赖, 建立完善基本药物首选机制, 并通过调整医保报销比例, 鼓励基本药物的优先使用, 重点保障患者获取基本药物需求, 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 满足公众基本医疗需求。
4 建立合理用药信息技术支撑体系
药物的合理应用需要相应的信息化支撑体系, 近年来, 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应用, 但是, 总体上来说, 其覆盖面、适应性和执行度明显不够。要积极借助国际合理用药监测网络 (INRUD) , 建立完善与合理用药相匹配的信息技术支撑体系, 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医院信息系统融合, 构建合理用药绩效监测信息化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 全程、全方位和全覆盖地持续监测抗生素的使用、细菌耐药及其对公众健康影响情况, 加强各利益相关者获取合理用药知识和信息方面的透明度建设, 及时为医务人员提供标准治疗指南、处方集、独立无偏见的药品信息、细菌耐药监测、药物不良反应等最新权威技术资源信息, 向医药行业反馈临床用药趋势、药品安全与质量信息, 评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情况以及潜在的药物使用问题, 认真检查和改进药品处方与配送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改进抗菌药物的获取方式, 优化治疗方案, 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提高临床应用水平, 为政府制定合理用药绩效管理政策提供长期的数据支持依据, 实现安全、经济、有效、适当的合理用药目标。
5 加强科学研究, 提高耐药监测覆盖面
开展细菌耐药流行状况及其相关的抗菌药物生产、流通、应用的动态监测分析, 是促进药物合理使用的重要手段, 对于掌握药品消费及其合理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挖掘与利用现有医院信息系统数据资源, 建立健全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包括多个层面和各个地区的区域立体化合理用药绩效监测信息化体系, 对人和动物细菌耐药、各级医疗机构、药店的药品销售用量与使用情况开展多角度、点面结合的全面监测, 加强对药物的处方、调配和使用的监控, 不断提高处方监测、重点单病种用药监测等临床用药监测质量, 逐步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主动性与实时性, 建立分析报告制度, 及时分析与反馈有关监测信息, 关注社区感染耐药情况, 建立完善定期处方点评制度, 对处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 通过处方点评、审计与反馈, 强化处方质量监管, 对抗菌药物进行动态监测与超常预警, 建立健全药品安全、细菌耐药与药物不良反应事件监测应用预警机制, 做到“早发现、早分析、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 不断提高预警能力与不良反应处置防控水平, 有效减少患者感染治疗失败的风险[7]。
要按照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处方管理办法》等合理用药法规性文件与技术规范要求, 建立完善以抗菌药物、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的使用管理为重点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其可操作性程序, 开展病原菌耐药性监测, 规范与促进包括动植物使用的药物合理运用, 加强抗菌药物的分类、分线使用管理, 尤其是联合用药与预防用药。要根据患者的病理生理状况、感染病原菌及其药物敏感性、抗菌药物本身特征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明确各级临床医生抗菌药物的使用权限, 制定正确用药方案, 规范抗菌药物使用的品种选择、给药途径、方式与时间, 实现基于循证医学基础上的个体用药, 确保医疗质量[2]。
6 加强科普知识宣传, 提高医务人员与居民合理用药认知度
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不仅仅源于医务人员的知识不足, 而且与居民的不正确认识及其错误医疗保健意识有密切联系。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专题讲座、社区培训、学校教育、报纸、专业杂志、指南手册等多种途径与方式, 强化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提升服务意识, 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广泛开展全方位、多种形式促进合理用药的宣传教育活动与药物信息咨询, 并要考虑不同目标公众群体的文化信仰与社会因素的影响, 加强分类用药指导与管理, 解决各利益相关者的合理用药知识水平差异性问题, 普及合理用药基本知识, 加强与居民、患者及家属之间的有效沟通, 消除“新药、贵药就是好药”的错误心理, 努力提升宣传实效, 使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合理用药的重要性, 认识到细菌耐药的危害性, 充分理解用药的利益与风险, 改变公众不良用药行为, 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合理用药的良好氛围, 避免过度依赖与迷信抗菌药物, 明确药物不良反应, 掌握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 主动配合治疗, 提高合理用药依存性[6]。
要积极加强医学和药学人员的合理用药教育培训与指导, 在各级医学院校中开设合理用药课程, 建立强制全员医学继续教育机制, 将合理用药知识贯穿到医学生的基础医学教育和毕业后在职教育中, 开展基于循证疾病标准治疗指南的以问题为基础的合理用药知识教育与培训考核, 加强医院内部的正面宣传与引导, 加强医疗机构制度建设与医院文化建设, 加强医德医风教育, 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加强同行评议, 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 掌握药物合理应用的新理论、新技术, 强化使用药品通用名, 及时更新用药知识结构, 掌握各种新疗法、新药信息, 拓宽临床治疗途径, 促进医患沟通。要结合绩效工资改革, 将合理用药纳入绩效考核的重点内容, 建立健全临床医生合理用药责任追究制, 实行严格的经济与行政处理奖惩制度, 以减少医生用药的随意性与习惯性, 有效遏制大处方、滥用药现象, 不断减少用药差错, 提高用药安全水平,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经济、有效, 确保医疗安全[8]。
总之, 合理用药涉及社会体制、管理、技术等诸多方面因素, 是一项持续改进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从大卫生视野, 多部门协调制定执行系统化的合理用药整体性策略, 并将其制度化, 建立以政府主导、多部门、跨学科、包括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理用药组织体系, 开展监督监测、干预、培训及其公众影响研究, 采取宣传教育、技术支持、行政干预等综合措施, 不断解决不合理用药问题, 提升医疗质量。
参考文献
[1]Kathleen Holloway, Liset van Dijk.The world medicines situation 2011.Rational use of medicines[EB/OL].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WHO/EMP/MIE/2011.2.2.http://www.who.int/medicines/areas/policy/world_medicines_situation/WMS_ch14_wRational.pdf.
[2]肖永红.细菌耐药:挑战与对策[J].中国执业药师, 2011, 8 (6) :3-8.
[3]杨军华, 张新平.促进合理用药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中国卫生经济, 2005, 24 (6) :53-56.
[4]孙统达, 李冠伟, 卢素芳, 等.基层医疗机构公共财政分类补偿机制研究[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1, 31 (9) :936-937.
[5]孙静.促进合理用药的国际研究进展[J].中国药房, 2012, 23 (14) :1249-1252.
[6]孙统达, 严敏华, 谷占强, 等.基本药物制度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1, 31 (9) :941-943.
[7]肖永红.开展细菌耐药监测促进抗菌药物合理应用[J].中国执业药师, 2009 (3)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