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精选4篇）
粮食生产利益补偿 篇1
摘要：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自2003年起国家陆续实施了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的推行,不仅促使农业更好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粮食增产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些粮食生产利益补偿财政政策,平衡国家粮食安全与财政对农支出依存关系,文章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为切入点,分析利益补偿的必要性和立足点,进而有效发挥政策的社会和经济效应。
关键词：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粮食安全,理论依据
通常来讲,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进行财政支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刺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增量都远不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相对偏低,但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却不容忽视。而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一直探索有效的对农扶持途径和方式,并对已提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相关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对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理论依据的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政策的实施水平,若不能正确地理解该项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就会影响到其具体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产品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产品的主要产业,是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产业。而农业产业中,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产品,因此可以说,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还在于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产业的依存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明显支持作用,而粮食作为农业产出的最基本产品,在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原料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内最大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责任,因此确保粮食生产的正常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粮食生产总量的提升还能够为我国抵御外来粮食或食物的侵入,保证国家主权的安全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粮食生产具有多种公共功能
粮食生产绝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这么简单的物质生产,其所具备的公共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从基本功能角度来看,粮食生产能够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并且粮食产品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其次,粮食生产具有社会功能,其开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力,这就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通过粮食生产能够使农民获取一定的收益,为社会保障做出一定贡献。第三,粮食生产还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在进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合理的种植活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并且能够分解消化其他产业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第四,粮食生产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文化,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粮食生产则可以将这些文化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使其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在没有外部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若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该群体的劳动付出与实际收益获得会变得严重不匹配,进而降低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因此,国家有必要对这种因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以保证粮食生产各项功能的发挥。
三、粮食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物品通常都具有外部性,其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会对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或更多方产生非市场化的效益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所谓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当市场交易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对使生产者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全部利益,这样就会打击其积极性,不愿意再从事这一生产活动;而负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无需承担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这就会增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其过度地从事这一生产活动。无论是哪种外部性,都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因此要求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行政干预。而粮食生产恰恰正具备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而其急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以促进粮食生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经济正外部性。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所得产品往往是质优价廉,很难抬高粮食的经济价值,造成粮食生产者直接收益的流失,因此,粮食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当水平的收益补偿,而这部分收益分配到粮食流通和加工等中间环节的第三方,进而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其次,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从粮食的社会属性来看,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供需的稳定保证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实现。同时,粮食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在合理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甚至会改善生态环境,而工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难以产生有利的效果,甚至会影响粮食生产这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不得不对生产环境进行一定的改善,增大了生产成本。而事实上这些成本并不应该由粮食生产者承担。
第三,粮食合理生产具有一定的生态正外部性。通过科学合理投入粮食生产要素而进行的粮食生产活动能够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防止水土流失,增大植被面积,美化农村环境等等,其所起到的生态景观功能也是粮食生产的价值之一,但生产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正外部性,所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根本宗旨是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平衡粮食生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得失,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从解决粮食生产的“外部性”途径来看,只有超脱市场之外的中央政府才有条件和能力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进行政策性的利益补偿,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保障各方主体利益的均衡。
四、粮食供求具有特殊性
粮食的特殊商品属性使得其在市场中的供需变化呈现出特殊的趋势。首先,粮食供求价格的弹性变化不符合社会实际诉求,仅靠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均衡点会对粮食生产者造成较大的过程收益损失。因为当供需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处于较高水平时,种粮农民将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管理力度,全力提高粮食产量,而价格的提升则造成消费者需求量的理性减少,过多供应将造成价格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当市场中粮食价格过低时,农民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理性衡量,将会选择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供应量的大幅降低,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需市场同样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仅靠市场的自行调节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旦市场机制不能及时调节粮食的供求均衡,出现物价飞涨或“谷贱伤农”的局面,都会脱离国家对于粮食市场运行的管理目标,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供需关系要维持在供需平衡或适度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对粮食生产进行利益补偿,进行粮食收储,并通过完善各种补贴政策,保证粮食供应主体的收益达到有效水平,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此外,粮食的基础性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粮食供求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行调节双轨并行的方式来实现。而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种粮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险过高,收益波动性较大,初级粮食产品经济附加值低,若仅靠市场进行调节,种粮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因收益相对过低而消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预,通过出台政策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进行长期扶持,基于战略角度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粮食供求市场。
五、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首先,粮食不但是人民群众的食物来源,也是国家基本战略的重要物质。若没有足够的粮食,那么国家的军队实力也很难有很大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钢材、石油等物质的重要性。其次,粮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应,对于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粮食供应不足时,人们为了满足饱腹需求,就会想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获取食物,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粮食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每年都要出口很多粮食,在政治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贸易或粮食援助的方法作为外交手段,为我国在国际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六、结语
由此可知,我国大力推行和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必然选择,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而从经济学、社会学、产业发展等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也充分表明以改善我国粮食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为目标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国家“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推进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有效实施也将会产生更大社会经济效应。
粮食生产利益补偿 篇2
一、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现状
我国粮食总产量自2001 年至今一直处于增长态势, 对于满足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3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60193.84 万吨, 2014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0702.61 万吨, 粮食主产区各省的主要粮食产量如下表。
2013 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6%, 2014 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5.8%。粮食主产区中四川和内蒙古的粮食产量2014 年较2013 年略有下降, 辽宁省的粮食产量降幅较大, 其主要原因是旱灾所致, 其余各省的粮食产量均处于增长态势。
按国家地域来分, 13 个主产区中7 省区属于北方, 6 省属于南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数据计算, 1991年, 北方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6.2%, 南方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6%。而2014 年, 北方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例增加到了46.1%, 而南方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则下降到29.7%, 可见, 粮食主产区越来越集中, 南方主产区因属于或临近泛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 工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不断增加。另外, 2015年4月, 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获得国家批复, 我国的国家级城市群上升为5 个, 其中4 个在南方, 这无疑会助推南方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也会占用更多的农业用地。
(二) 我国粮食主产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1.粮食生产的生产方式落后
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生产经营主要以一家一户为主分散化经营, 户均耕地面积少、机械化程度低、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技术手段落后, 缺乏粮食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知识, 抗风险能力低。同时, 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 龙头企业数量少, 带动能力不强, 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化生产体系, 使得粮食主产区的集体资源无法高效利用。
2.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耕地质量日益下降
土地作为一种有限资源, 倾向于流向效益更高的领域。从主观上来说, 各地政府官员为了任期内的绩效, 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 为了GDP的数字, 进行大规模征地, 设立开发区, 发展工业, 或是进行房地产开发。使得近些年我国土地甚至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除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外, 耕地质量日益下降也是影响粮食主产区建设的一个制约性因素。为了增加产量, 农民过度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 使得土壤肥力越来越低。
3.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偏低, 结构不合理
从全国来看, 2008年我国粮食主产区有7个省 (区) 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对比来看,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与粮食主销区农民收入差距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收入地区差异大以及农民收入构成不合理, 实质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的“瓶颈”约束。
4.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 优秀的种粮能手后继乏力
由于农业资料价格不断上涨, 农业效益低下, 回报率较低, 造成农民的种粮意愿不断下降, 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严重的撂荒现象, 农村的青壮劳动力更愿意离开家乡从事非农产业, 当前粮食种植生产者的年龄阶段大多是50 岁-60 岁, 老龄化倾向明显。另外, 粮食生产者的文化水平也明显偏低, 导致农村有知识、有技术的种田能人更是缺乏。
5.自然灾害频发
自然灾害的发生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旱灾、涝灾、虫灾不同的地区每年都或多或少地发生, 影响着粮食的正常生产。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粮食主产区出现利益失衡, 当“粮食大省”、“粮食大县”的称号成为各粮食主产区头顶的光环之后, “经济弱省”、“财政穷省”、“经济弱县”、“财政弱县”也成了这些地区的代名词, 农民收入与粮食生产呈负相关。基于这样的现实与问题不难看出, 农业发展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意义, 不能单纯用经济效益对其进行衡量。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 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为了提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业效率, 必须建立健全粮食生产补偿机制。
二、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内容与主客体分析
蒋和平认为,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即粮食主产区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 也称为国家粮食安全补偿机制, 是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证粮食主产区不因经济亏空而减少粮食生产, 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加快粮食主产区的水利工程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农田防护林建设以及大型农机具投资力度, 保证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而对粮食生产者的一种补偿制度。
(一)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内容及主客体分析
我国现有粮食主产区补偿政策可以总结为四类补贴、一项奖励、一个支持, 即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四种生产补贴, 一项产粮大县奖励, 一个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 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生产性专项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和区域性补贴相结合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体系。其中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可以看做是粮食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 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可以看做是对流通环节的补贴,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可看做是针对粮食主产区政府的直接补偿。
(二)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主体
关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提供者, 本文认为最主要主体是中央政府, 因为中央政府最高政策的制定者, 其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法》, 这些政策和法规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粮食主产区必须从事低收益的粮食生产, 失去了更多的机会成本, 粮食生产带来的安全保障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使得全体国民都受益, 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是粮食生产主体利益补偿的主要提供者。主销区地方政府也应负起利益补偿的责任。粮食主销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直接受益者, 但是他们却没有承担粮食的生产成本, 因此, 粮食主销区政府应该作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的主体。除此之外, 粮食加工者和粮食消费者也应对粮食生产者进行一定利益的补偿。
(三)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客体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客体, 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粮食生产者是直接从事粮食生产的主体, 其直接承担粮食生产的成本, 却只获得较少收益, 并且放弃了很大的机会成本, 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所以应加强对粮食生产者的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 以增加粮食生产者的收益, 提升其种粮积极性。
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 现实中往往会出现比较尴尬的状况。为了改变过去农业分散经营的模式, 各级政府都比较鼓励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可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 提升农业效率, 在对的种粮补贴的问题上, 很多地方把补贴补给了户主, 而非土地承包者, 这就伤害了真正种粮人的利益。但是如果种粮补贴给了承包者, 户主也可能因为补贴而放弃流转, 影响土地规模化经营进程, 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现实。各地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
三、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对策
(一)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
要建立投入保障机制, 加大粮食主产区各类支农资金, 加大对产量大省、产粮大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财政奖励、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支持力度, 以中央政府为主体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减轻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还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科技投入, 提升种粮效率, 降低种粮成本, 通过农业科技的提高, 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 提高单产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 完善粮食补贴政策
首先, 粮食补贴的出发点除了提升粮食产量外, 还应注重粮食质量和生态环保。当前推行的各种粮食补贴中, 只有良种补贴体现了对粮食质量因素的要求, 而生态环保方面的补贴至今尚未推出。其次, 补充和完善注重质量和环保的补贴外, 还应提高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加大对良种、农用机械、化肥、农机收割用油等相关生产资料的财政投入, 稳步提高粮食补贴的标准与力度, 减轻农民种粮的成本与负担。再次, 积极推进对粮食规模化生产的专项补贴, 如粮食直补向规模种植农户倾斜, 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专项补贴。最后, 逐步建立粮食补贴与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的联动机制, 考虑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 适时调整补贴的标准和品种。
(三) 合理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 完善最低价格变动机制
粮食价格的影响因素很多, 国家应综合考虑, 确定合理的最低收购价格, 预计粮价的合理波动区间, 完善确立价格制定的方式。
我国的粮食收购最低价要“动态化”, 完善变动机制。最低收购价格是要对粮食价格起托底作用, 是对农民收入的一种保障。价格在每年的通胀压力下, 价格相对走低,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效果, 所以要提高每年的最低收购价格, 以便抵消通胀的压力。结合我国国情, 可以逐步、适度提高最低收购价或以其他形式给予种粮奖励或补贴, 让种粮农民的种粮收入稳步提高, 从而提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四) 加快构建种粮利益补偿机制
在社会生产中, 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 由于其稀缺性, 其价格越来越高, 这样土地用于种植粮食与相对于其他用途其价值可能大大降低, 这就需要给予种粮土地价值补偿。另外各地区的土地情况不同, 适合种粮的土地不是均匀分布, 某些地方的土地用于种粮远远超过了自足, 但粮食的输出价值又不高, 相对于土地的其他用途其价值大大降低, 这样, 也要对在这些土地上的种粮劳动给予补偿。
补偿机制的建立要考虑到补偿资金的来源, 补偿资金的管理, 补偿资金的使用等方面。补偿资金的来源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粮食主销区政府和社会等粮食安全受益主体出资, 可以以基金的形式设立, 具体主要由每财政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发达地区占用用地指标的土地出让金、还有社会的募捐资金等组成。资金管理可以采用基金运作模式, 主要以实现保值增值为目的。资金的使用上主要考虑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粮食生产的公共服务投资、种粮生产工具的购买补贴、种粮农民的利益直接补贴等。
摘要：民以食为天, 自古以来粮食问题都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粮食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对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但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为了国家安全, 也牺牲了很多经济利益。因此, 很多地区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甚至出现撂荒现象。建立健全稳定、长效的利益补偿机制, 是稳定粮食生产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利益补偿
参考文献
[1]王守祯.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国财政, 2013 (08)
[2]周峰峰.河南省粮食生产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4.
粮食生产利益补偿 篇3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为全面考察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对调查地点的选择主要考虑了3方面因素:一是以粮食主产区为主的主产县 (市、区) 为主, 二是兼顾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三是兼顾不同的发展阶段。据此, 本研究选择了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山西、四川、山东、重庆和云南10省份103县 (市、区) 381乡 (镇) 。在前期资料收集、问卷设计和预调查基础上, 组织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相关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先后以农户为单位共发出调查问卷2000多份, 收回问卷1815份, 其中实际有效样本1506个。需要说明的是, 对381个乡 (镇) 进行的调查,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跨度 (2011年暑假和2012年寒暑假, 个别调查在学期中进行) , 为保证调查样本数据一致性, 调查数据均以2010年为考察年度。
调查样本显示:在受访者个人特征上, 性别以男性为主, 占77.4%;年龄段以41~50岁为主, 占41.5%;受教育年限以6~9年为主, 占56.7%;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 占87.1%;就业以务农为主, 占70.7%;健康状况以比较健康为主, 占39.7%。在受访农户家庭特征上, 家庭规模以3~4人为主, 占60%;承包土地面积以3~6亩为主, 占42.9%;粮食耕种面积以2~5亩为主, 占38.6%;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以1~2亩为主, 占46.4%;亩均净收益以400~800元为主, 占30.6%;家庭农业收入以2000~5000元为主, 占36.3%。在受访农户家庭外部环境上, 地形以平原为主, 占79.3%;土地肥沃程度以一般为主, 占46.1%;水源情况以一般为主, 占43.7%;主要灌溉方式以河水或地下水为主, 占72.7%;交通条件以一般为主, 占42.1%;信息获取能力以一般为主, 占49.8%;机械化程度以一般为主, 占40.4%;销售难度以较容易为主, 占48.3%;亩均补贴总额以60~80元为主, 占48.2%。
二、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认知与行为描述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对国家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 只有1.7%的受访者选择“不了解”。表明农民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的了解度较高, 但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认知有较大差异。
(一) 农户对利益补偿政策效应的认识与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粮食直补和农业税取消政策, 83.5%的受访者肯定其对种粮积极性的促进意义, 但只有6%和13.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大大提高了积极性和有较大促进作用;对化肥补贴政策, 89.3%的受访者都认为其对化肥使用量有促进作用, 而且44.8%的受访者认为有明显增加;对农机具补贴政策, 有24.1%的受访者认为其对农机具购买决策完全没有影响, 只有5.5%和13.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有很大和较大影响;对粮价政策, 13.5%和31.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其是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最重要因素和比较重要因素, 而11.3%和17.1%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其不重要和不太重要。调查表明:农民整体上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的效应持肯定态度, 对受惠面相对较小的利益补偿政策如农机具补贴, 则感受相对较弱。
(二) 农户转包耕地的原因
农户是否转包耕地是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高低的体现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在转包耕地的农户中, 只有23.6%的受访者是因为认为多种地会多挣钱, 71.5%的受访者则因为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或因年龄等原因不能出去打工只好多种地;在不转包耕地的农户中, 只有13.6%的受访者是因为没有劳动力, 52.4%的受访者认为够口粮就可以了, 另有31.2%的受访者认为种粮吃亏。调查表明:粮食生产收益比较低是制约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一大直接目的就是维持口粮, 而只有在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才可能会考虑转包耕地、扩大粮食生产规模。
(三) 农户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与评价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也体现在农民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评价上。调查结果显示:56.3%的受访者都向往城市生活, 其中19%的受访者很向往城市, 只有1.6%的受访者很乐意在农村生活, 比较乐意在农村的比例也仅有8%;与之相对应, 仍有43.3%的受访者乐意在农村务农, 其中很乐意的比重有9.8%, 只有4.9%、20.9%的受访者分别表示很不乐意、不太乐意在农村务农。调查表明, 总体上农民对城乡差别的感受比较明显, 但由于自身所处环境或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 尽管农民对城市向往度较高, 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农民愿意务农。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愿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多是年龄偏大的农民, 年轻人更多表现的是不愿意继续务农。
(四) 农户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在对粮价的评价上, 76.5%的受访者都认为粮价低, 其中26.6%的受访者认为很低, 只有4.6%、0.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粮价比较高、很高;对现有的国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 49.8%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满意或很满意, 只有3.1%的受访者很不满意;对县/乡政府落实国家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 34.5%的受访者认为很不满意或不满意, 只有8.8%的受访者认为很满意;在对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总体满意度上, 44.1%的受访者持满意态度, 其中认为很满意的比例达到10.2%, 只有4.8%的受访者表示很不满意。调查表明:农民总体上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是比较满意的, 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 但对个别单项补偿政策, 如粮价的问题上, 农民则感觉仍有很大的补偿空间, 尤其是对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农民满意度较低, 这一方面说明存在政策执行不力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说明政策执行透明度有待加强。
三、农户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
(一) 模型说明
对基于农户视角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可以借鉴满意度评价方法 (简称CSI方法) , 即测算影响因素X对因变量Y的变化效应。一般而言, 如果Y不是一个二元变量, 需要事先确定参照系, 然后通过多次变换将每个Y的取值与参照系进行比较。为简便起见, 可以对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数据进行处理, 将评价结果为“很满意”“满意”的两种结果统一归入“满意”一类, 取值为1 (因为本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了解农民“满意”情况) 。而将“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的结果归入“不满意”一类, 作为参照系, 取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 问卷调查中分为5个等级, 目的在于有利于农民更自由地、准确地表达评价意愿。而在模型分析中, 仅仅需要了解农民评价结果为“满意”的概率。因此, 只要剔除“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的结果, 将“很满意”“满意”合并为“满意”即可。
对于两分类问题, 可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假定Xki是自变量, pk是模型的响应概率, 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pk为在给定系列自变量X1i, X2i…, Xki的数值时事件的发生概率, i=1, 2, …, n, pk=p (yi=1, |X1i, X2i, …, Xki) , α为截距, β为斜率。
发生事件的概率是一个由解释变量Xki构成的非线性函数, 其表达式如下:
发生比率 (odds ratio) 是用于反映两个相关二项分类变量之间关系的指标, 被用来度量某自变量对因变量效应影响程度的大小。其含义:在其他自变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某一自变量Xj改变一个单位, 因变量对应的发生比率平均改变exp (bj) 个单位。自变量可以是无序或有序多项分类变量、二项分类变量、区间变量。同时, 概率的上限值为1, 而发生比率没有确切的上限值, 其计算公式为:
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能力可以通过回归系数及其标准差、统计量和显著性水平等指标来评价。Wald统计量表示模型中每个解释变量的相对权重, 用来评价每个解释变量对事件预测的贡献度。Homsmer-Lemeshow (HL) 指标用于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当HL指标统计显著时, 表示模型拟合不好;反之则拟合较好。另外, 为更好地拟合模型, 避免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造成模型的偏差, 可以选择变量逐步进入的方法, 变量进入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变量剔出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1。本研究采用SPSS17.0软件来完成二项Logistic回归。
(二) 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研究选择前述1506个农户的调查样本数据进行模型拟合, 以农户对利益补偿的满意度为因变量, 以被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地形、土地肥沃程度、水源情况、主要灌溉方式、交通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机械化程度、销售难度、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亩均补贴总额、亩均净收益和家庭农业收入21个变量作为影响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的自变量。有关各变量的说明和统计性描述情况分别见表1。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测算结果显示 (见表2) , HL检验值为2.963, p值为0.937, 统计检验不显著, 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各影响因素中, 性别、受教育年限、地形、土地肥沃程度和主要灌溉方式5个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影响显著, 其他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从回归系数看, 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10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这些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性别、健康状况、土地肥沃程度、水源情况、主要灌溉方式、交通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机械化程度、销售难度、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农业收入11个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系数为负值, 表明这些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有消极影响。同时, 根据Wald统计量, 农户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中, 较为重要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地形、土地肥沃程度、主要灌溉方式和亩均净收益。发生比率较大的变量为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地形、土地肥沃程度、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
注:*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根据模型测算结果, 在被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和利益补偿效应的关系方面, 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满意度随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社会工作经历的丰富而增加, 而随健康状况的提高而降低, 且女性满意程度比男性更高, 一般群众满意程度比党员、团员更高。其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 对利益补偿政策越熟悉, 年龄越大的农民, 对三农新政的感受越强烈, 而年轻农民往往更向往城市生活, 不愿长期待在农村, 更不愿务农。因此, 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较高的往往有两种群体, 一种是非农收入较高而对利益补偿不太在意的农民, 如有过除务农之外其他社会工作经历的农民以及农民党员、团员, 多是有着其他创富门路的乡村能人;另一种是以务农为生或其他收入来源较少的农民, 如所谓的农业生产“386199部队”, 包括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 他们对利益补偿的边际满意度往往更高。
在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利益补偿效应的关系方面, 家庭规模越大、承包土地面积和粮食耕种面积越多、亩均净收益越高的农户, 其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满意度越高;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农业收入越多的农户, 其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满意度越低。其可能的解释是, 家庭规模越大、承包土地面积和粮食耕种面积越多、亩均净收益越高的农户, 其对粮食生产的依赖性越强, 因而对利益补偿的期望更强烈。而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家庭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 其获得非粮收入的机会和比例更多, 而对非粮生产而言, 很多补贴等利益补偿是享受不到的, 换言之, 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家庭农业收入越低的农户, 利益补偿对他们的边际效应就越强。
从外部环境看, 主要灌溉方式实则反映了农户灌溉成本的高低, 模型测算结果表明, 灌溉成本越低、亩均补贴水平越高, 农户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越高,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而土地肥沃程度和机械化程度越高、水源状况和交通条件越好、信息获取能力越强、销售难度越小, 农户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越小, 这反映了农户所在的外部环境越好, 对利益补偿的感受越不明显, 这也表明利益补偿实际上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说明越是在条件恶劣的粮食主产区, 越是要加强利益补偿力度。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 对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往往对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更有效, 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而言, 效果更明显。因此, 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效应:一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 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增强农民的职业技能;二是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 提高补偿标准, 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三是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培训力度,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摘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 采取问卷调研方式分析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 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提供决策基础。结果显示, 农民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等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 且利益补偿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 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感受更明显。因而, 要从培育新型农民、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着力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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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利益补偿 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政府的职能定位发生改变, 由原来的经济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 因此, 政府财政越来越多的在自然灾害补偿领域发挥作用, 它主要是通过资金或物质的补偿来实现预防灾害、补偿损失和生产发展这三种类型的服务, 以帮助受灾群众恢复健全的社会生活。本研究基于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政府财政补偿已基本涵盖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粮食生产领域;假设2:粮食生产中自然灾害的财政补偿能够初步发挥预防、恢复与发展功能;假设3:政府财政的投入力度、受灾粮农的满意度对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补偿发挥“防灾防损”、“救急”和“救穷”的功能有显著的影响。
因变量:财政在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补偿中发挥的功能。一般来讲, 财政自然灾害补偿支出往往是只注重对受灾粮农的物质救助, 而忽视了精神上的帮助与激励, 或者只注重对身处困境的受灾粮农给予短时的帮助, 忽视了其自身发展能力的培养, 不能激发受灾粮农的积极性;本研究就是探讨财政在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补偿中能否发挥预防、恢复以及发展的功能, 改变以往“被动补偿”的局面。首先是“预防与防范”功能。即财政自然灾害补偿能够积极投入到粮食生产的防灾防损建设中来, 并及早的预测、发现、控制和消除那些可能导致灾害发生的的因素和条件, 使可能的自然灾害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其次是“恢复原状”功能。即对已产生的自然灾害进行事后补救, 消除自然灾害粮农以及农村经济的影响, 恢复受灾粮农正常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再次是“生产发展”功能。即财政自然灾害补偿除了临时性解决受灾粮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以外, 能否继续拨付资金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 对财政自然灾害补偿的预防、恢复以及发展功能根据评估指标建立量表, 分别在这三个维度上对财政补偿在实施以后的功能发挥进行打分, 因而是定距标量。[1]
自变量:政府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资金到位速度、受灾粮农满意度等。本研究对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对其赋值, 使其转化为数值型变量, 以便进行数据分析。
二、河北省政府财政自然灾害补偿效果调研
本次调研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区域内, 在河北省11个地级城市中, 每个城市抽取有代表性的县作为调研对象, 主要分布在邢台市邢台县会宁乡、邯郸市武安县、邯郸市广平县、廊坊市安次县东沽港乡、保定市南奇乡、唐山市滦南县宋道口乡、秦皇岛市卢龙县刘田庄乡等。
1.财政自然灾害补偿的具体开展进程
本研究为了考察现阶段粮食生产的财政自然灾害补偿情况, 设计了七项具体指标, 然后调查受灾粮农,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粮食生产的财政自然灾害补偿的各个项目中, 认为部分开展、极少开展或没有开展的比重均处于较大的比例, 由此表明目前河北省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补偿支出资金有限, 很多项目无法全面开展, 迫切需要改变补偿的现状。
2.粮食生产的财政自然灾害补偿的功能分析
粮食生产的财政自然灾害补偿的功能, 是一个系统性、动态性的过程, 通过政府财政补偿这一方式, 使受灾粮农在预防、灾后恢复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环节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物质、资金、精神及其他相关援助的支持, 从而把财政自然灾害救助的具体的工作项目变成一种现实。
注:根据调查问卷的设计, 各个项目的功能评价分为很有作用、较有作用、一般、作用很小、没有作用五级, 在评级过程中使用5级量表编制, 很有作用为5分, 较有作用为4分, 一般为3分, 作用很小为2分, 没有作用为1分。综合评价为各功能项目的平均值。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粮食生产财政自然灾害补偿的功能最大的是恢复功能, 其在三个具体指标上的分值分别为3.596、2.863、2.756, 平均值为3.072, 是属于“一般”一级, 介于“一般”与“比较有作用”之间;其次是防范功能, 其在两个具体指标上的分值分别为2.852、3.079, 平均值为2.966, 其发挥的作用介于“一般”与“作用很小”之间;再次是发展功能, 其在两个具体指标上的分值分别为2.137、1.977, 平均值为2.057, 其发挥的作用介于“一般”与“作用很小”之间。因此, 从以上统计分析可看出, 假设2:粮食生产中自然灾害的财政补偿能够初步发挥预防、恢复与发展功能, 基本得到证实。
3.河北省粮食生产财政补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由于变量之间不太可能出现一一对应的关系, 虽然可以单独考察各因素对河北省粮食生产财政补偿的功能, 但这种单独的影响关系往往掺杂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 本文主要从受灾粮农的满意度去考察, 所以设置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资金用途满意度为自变量, 以粮食生产的财政补偿的的预防与防范功能、恢复原状功能和生产发展功能为因变量,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如表3所示。
上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和概率数值, 通过查表可知, 模型一和模型二中资金用途满意度、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三个变量均能通过检验, 模型三中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两个变量都不能通过检验, 说明模型一和模型二中资金用途满意度、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三个变量与因变量防范和恢复功能存在线性关系, 但与因变量的发展功能不存在线性关系, 其他统计量数据显示, 模型一和模型二中的R2和F值均能通过检验, 模型三中的统计量有些不能通过检验。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从模型一中我们可以看出, 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资金用途满意度对河北省粮食生产财政补偿的预防与防范功能均有影响, 其中, “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对防范功能的影响最为显著, 对发挥防范功能的贡献最大;“资金用途满意度”次之, 最后是“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且三者对因变量的影响都是正向的。补偿粮农的满意度越高, 其发挥的预防与防范功能就越显著。
从模型二中我们可以看出, 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资金用途满意度对河北省粮食生产财政补偿的恢复原状功能有影响, 其中, “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对恢复功能的影响最为显著, 对发挥恢复功能的贡献最大;“资金用途满意度”次之, 最后是“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且三者对因变量的影响都是正向的。政府部门对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越大, 其发挥的恢复功能越显著。这是因为一方面, 在现阶段的灾害补偿中, 政府部门起到主导作用, 其开展的费用绝大部分都是政府拨款, 另一方面, 以往由政府单一主导的自然灾害补偿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没有从根本上激发粮农的资助潜能, 因此, 受灾粮农对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越高, 其在粮食生产财政补偿中发挥恢复原状的功能就越显著。
从模型三中可以看出, 对于河北省粮食生产的财政补偿发挥生产发展的功能, 各自变量对其均无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河北省的整体经济实力在环渤海经济带中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财政灾害补偿与救助能力还不高, 现阶段在河北省粮食生产的财政补偿中投入的资金有限, 其功能局限于防范和恢复功能, 还没有上升到促使受灾粮农发展的层次, 仅仅能够满足很少的灾害预防与防范以及恢复原状的需要。这是制约政府财政灾害补偿与救助的首要、宏观、根本要素。[2]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自然灾害资金的投入力度满意度、资金到位速度满意度、资金用途满意度对河北省粮食生产财政补偿功能中的“预防与防范”功能、“恢复原状”功能的发挥影响显著。但各自变量对其“生产发展”功能均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假设3部分得到证实。
三、对策建议
首先, 改变单一政府财政支出的自然灾害救助与补偿方式, 引入市场方式规避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风险, 对自然灾害损失进行补偿与救助, 比如:开办粮食作物保险业务。引入市场方式规避风险是指以市场为依托, 以风险利益为纽带, 大力发展粮食作物保险, 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职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害损失。但由于粮食作物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 带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且保险陪付率比较高, 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粮食作物保险, 在这种状况下, 政府的积极支持是粮食作物保险发展的关键。[3]因此建议:政府从政策上鼓励保险公司经营粮食作物保险, 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或进行经营补贴, 形成政府支持, 各级政府、农户、保险企业多级分担, 市场运作的灾害损失补偿机制。
第二, 建立自然灾害补偿与救助基金。加大自然灾害救助力度, 财政安排专项基金, 确保在大灾面前, 抗灾有力, 救灾有序。政府要建立长效的政府投入机制, 筹建专门的粮食作物自然灾害风险基金。农业风险的高度关联性, 致使粮食作物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易分散, 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而巨灾损失一旦发生, 单靠政府的救济力量或保险公司赔付力量往往是很难得到有效补偿的, 为此, 筹建专门的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基金可作为风险管理创新的较好选择。[4]各级政府在年度经济发展规划和财政支出预算中, 预留和拨付补偿粮食作物自然灾害损失的财政专项预算, 用于建立粮食作物自然灾害风险基金。同时, 也可接受社会力量的捐助。该专项基金正常年景只增加不使用, 大灾之年用滚存基金进行补偿, 这样可充分体现和发挥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之间的调剂作用。粮食作物自然灾害风险基金的来源可考虑由政府财政预算拨款、社会捐助、粮食作物保险主体在无大灾年份从保险费收入的比例提取等多个渠道筹措。
第三, 改变传统的灾后补偿的方式, 灾前防范和灾中的减灾资金配置也要到位。财政补偿资金或者粮食作物自然灾害风险基金, 还可用于风险的防范, 比如, 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来防范洪涝和旱灾的发生, 或者对粮食作物生产的环境进行补偿。这样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财政补偿的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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