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失衡论文（精选10篇）
制度失衡论文 篇1
摘要：本文从制度演进的视角, 借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探讨了公共景区现有制度安排的供求失衡, 提出了公共景区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公共景区,制度安排,供求失衡
一、研究缘起
公共资源类景区简称公共景区, 指的是以自然景观和文物景观等公共旅游资源为依托的自然景观类旅游景区和文物景观类旅游景区 (彭德成, 2003) 。
现阶段, 我国公共景区管理制度的供求矛盾不断激化, 严重制约了我国公共景区事业的健康发展。针对此问题, 理论界改革的呼声不断, 产业界也在不停的摸索实践。可以说, 在公共景区管理制度创新中, 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走在了前列, 充当了公共景区制度变迁的主体, 但这是一种自发性的诱致性变迁, 在制度供给面前不能“名正言顺”。本文从制度演进的视角来探索公共景区现有制度改进的动因, 提出了我国公共景区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二、需求诱致下的景区管理制度变迁
(一)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林毅夫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 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 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 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制度变迁是一种公共物品, 搭便车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新制度安排仅仅靠诱致性创新的话, 一个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就会满足不了需求, 因此需要国家干预以补救制度安排供给的不足, 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只有供给和需求主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在制度安排中得到相应的体现, 制度变迁才能显示出良好的制度绩效。
(二) 公共景区的管理制度演进
中国公共景区的制度演进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 而是一种自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 它经历了从纯粹公益性的管理制度到经营性管理制度的演进。
中国公共景区的管理体制, 建国至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沿用的是前苏联的管理模式, 采用纯公益性的管理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旅游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 对许多景区构成了保护压力, 纯粹公益性的管理制度已不能保证景区资源的保护和景区的健康发展。于是, 实行经营性管理制度成为一些地方积极尝试的一种制度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各地纷纷进行景区经营权转让, 许多景区循着自发的制度创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三) 景区经营权转让的制度需求动力分析
据估计, 目前, 全国已有超过300家旅游景区在实施着“两权分离”, 涉及20多个省、市和地区, 而这一趋势还在愈演愈烈。这说明景区经营权转让的制度需求具有很大的动力。在当前国家投入严重不足的前提下, 许多景区要生存, 走出了这无奈的一步。但从目前的实践看, 在公共景区管理制度创新中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走在了前列。
1. 地方政府是景区经营权转让需求的主导。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轨, 中央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权限, 地方政府也更多地承担了地方经济增长的重任。角色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地区之间的竞争, 许多地方都把具有很强关联带动作用的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 非常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 由于实行属地管理制而对景区拥有较大权利的地方政府成为景区管理制度改革的主动力。他们处于景区管理链条的基层, 最能了解景区现状及其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国家投入特别有限的情况下, 开始尝试经营创收。地方政府通过有偿的方式转让景区经营权, 可以吸引资金, 盘活景区资源, 同时促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另外还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实现百姓脱贫致富, 满足地方政府求政绩、树形象的需求。诸多利益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出让景区经营权。
在景区经营权转让中, 政府的支持是促成协议达成并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 而这一支持的动力来源于地方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
2. 企业的热情参与使景区经营权转让的需求成为现实。
在景区经营权转让的过程中, 除了地方政府官员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魄力, 同样重要的就是企业的热情参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作为旅游产业链条中收益率最高的旅游景区对私人企业产生了巨大吸引力。风景名胜区门票可观、收益稳定, 成为当前部分企业看好并牟取的目标。民营资本通过买断经营权、租赁经营、合作开发等方式介入自然景区开发的大戏已经上演得如火如荼, 尽管建设部对风景名胜区的经营权转让一直持谨慎态度, 但景区经营权转让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公共景区的开发需要民营企业的参与基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 我国自然景区的面积很大, 国家对其开发和维护的能力有限;第二, 在大景区周围需要很多辅助设施, 民营资本来对这些辅助设施进行投资和经营, 比较符合市场规律。
(四) 景区经营权转让的制度需求的特点
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愿望和民营资本的逐利性, 共同构成了公共景区经营权转让的制度需求动力。这种需求是一种诱致性的需求, 它体现出了盈利性、自发性、渐进性等特点。这种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局部性的变迁。
三、景区管理制度供给自身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景区经营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 张昕竹 (2000) 将其特征归结为:一是管理的多重目标性;二是企业化经营;三是不同程度的多重管理, 并且从激励的角度分析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 景区资源的保护目标难以实现。笔者认为现行公共景区管理体制的最大矛盾是:国务院主管部门把景区作为社会公益事业进行行政管理, 而地方政府及景区管理局则把景区视为企业进行经营。现行景区管理制度的主要缺陷有:
(一) 现有景区体制安排下的多头管理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公共旅游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是在实际运营中, 由于管理条块分割和权力分解, 导致国家所有权的具体实现形式模糊。目前许多风景区尚未建立专门管理机构, 缺乏统一有效管理, 各政府部门对景区实行条块管理, 导致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弊病。由于管理条块分割和权力分解, 造成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同时在行使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 以致出现国家唯一的所有权被部门分解, 却没有一个唯一的权威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局面, 由此出现九龙治水水更大的局面。
(二) 现有景区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代理路径
我国旅游景区所有权委托代理的环节多、路径长, 管理效率低下。这不仅加大了监督难度, 还造成了国有产权的虚置和弱化。一方面, 由于旅游景区产权委托代理层次多、链条长, 降低了所有者 (委托人) 的信息处理能力, 加大了监督成本, 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现象, 增大了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使委托人的约束控制能力趋于弱化。另一方面, 由于条块分割, 致使景区风景资源所有者代表多元化, 使得国家作为国有风景资源所有者代表的地位模糊, 产权虚置或弱化, 甚至被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所侵害, 国有风景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实现困难。
(三) 以资源的行政管理代替产权管理所带来的问题
一方面, 由于政企高度统一, 当地政府、景区管理局兼管理者、资源所有者、经营者及监督者等多重身份, 垄断经营所有业务, 排斥竞争, 使得资源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和利用、景区经营效益普遍低下, 建设和管理落后。另一方面, 在景区开发建设中, 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的职责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他们已经从公共资产的代表者、管理者、监督者, 变成了投资者。这种“政企不分”、“事企不分”使国家对公共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不到体现, 其收益转化为一些地方、部门、集体或个人的利益, 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四、我国公共景区经营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在现有的景区管理制度框架内, 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局部上出现了不均衡。这些因素加速了需求诱致下的景区经营管理制度变迁的步伐, 凸显了景区经营权转让中的矛盾和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为过渡时期公共景区的市场化运作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了让市场和政府更好地各司其职———政府负旅游资源保护和监管之责, 而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之功能。笔者认为:在对公共景区进行分类管理的基础上, 有选择地将公共景区的经营权纳入政府特许经营范围, 推行特许经营管理制度, 是当前制度环境下公共景区管理运营的现实选择。黄进 (2009) 提出, 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制度包括立法制度、特许程序制度、特许经营合同制度、救济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笔者认为, 公共景区特许经营制度除了包括以上制度外, 还要健全组织制度、特许边界限制制度、特许费用制度等。
本文借用国家建设部令《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定义, 将公共景区特许经营定义为:公共景区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公共景区投资者或者经营者, 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公共景区内某个项目或者整个景区的制度。它是一项能有效平衡公共景区开发和保护的制度安排, 是支配公共景区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 具有如下特征:
1.公共景区特许经营是政府特许经营的一种形式, 属于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 其核心是政府将公共景区的部分或全部经营权授予非国有企业, 政府要以合同方式对被许可企业进行管制;
2.公共景区特许经营双方要签订特许经营合同, 合同标的是景区一定期限的经营权;
3.公共景区特许经营制度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选择景区投资者, 其许可方是政府, 至于是哪级政府则由公共景区的级别决定, 被许可方则是具有一定资质的企业;
4.公共景区特许经营是有一定区域、范围、期限和限制的;
5.特许企业作为被许可方要交给许可方 (政府) 一定的费用;
6.公共景区特许经营要遵从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彭德成.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寇敏, 马波.中国公共资源类景区管理制度的演进与创新[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1) .
[3]张昕竹.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管理体制与改革[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0 (9) .
[4]谢茹.关于风景名胜资源产权制度的思考[J].当代财经, 2004 (10) .
[5]黄进.构建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制度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 2009 (5) .
巴以军力失衡 篇2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支持下，以色列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国防军。根据特拉维夫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不久前的一份报告显示，以色列国防军目前人员编制是60万、预备役军人42万，共拥有2800辆坦克、700架飞机和数千门火炮，有很强的地面突击能力和打击能力。以色列还将装备新型主战坦克、车载反坦克导弹，配备地对地导弹和有效射程为4500公里的“杰里克—3”导弹。
以色列空军力量历来是起威慑作用的主要力量，以色列现有62架F－15战斗机、205架F－16战斗机、42架“阿帕奇”AH－64A攻击直升机及大量国产“幼狮”战斗机。 以色列无人技术也领先于世界。以研制的“哈比”反雷达无人机载有32 千克重的战斗部，航程可达500千米，能在发射后自动测出敌方雷达发射的电磁波，进而攻击雷达阵地，可全天候执行任务。
以色列海军主要装备轻型护卫舰、导弹巡逻艇和潜艇等。 以美合作研制的3艘“萨尔－5”级新型导弹护卫舰近年已装备部队，具有较强的反舰、反潜和抗干扰能力。
以色列还构建了完备的导弹防御系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实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此外，以色列的航天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军力比较贫弱。1955年，阿拉法特建立了“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1957年8月，该组织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军，这是巴勒斯坦人建立的第一支有组织的正规部队。1988年12月，巴解武装又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人民军”。 目前，巴自治政府内政部下属的武装部队共有4万多人，其中正规的保安部队和警察部队有2.3万人，主要负责自治区社会治安和边防等任务，另外还有为数较少的特种安全部队，装备了先进装备，进行特种训练，主要进行反恐怖行动。此外，阿拉法特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还有两支：一支由3000人组成，负责处理涉及反巴自治政府的持有不同政见者事宜；另一支叫“17旅”，是阿拉法特的私人卫队，约有千余人，也是巴武装力量中最精锐部队。巴武装力量的主要武器是卡式冲锋枪等轻型武器,有一些装甲运兵车;但没有大炮、也没有空军，仅有的几架飞机是用来供领导人出访或救援，还有仅具象征意义的为数几百人的海军和几艘炮艇。
制度失衡论文 篇3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结构失衡现状
过度投资、消费低迷和出口依赖是当前我国动力结构的主要特征, 是典型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
(一) 投资过度膨胀
近几年, 我国的投资率始终处在40%以上的高位,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达到了近年来的高点46.8%, 远高于发达国家, 如美国的投资率一直低于20%, 即使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阶段也只有32%。从图1可以看出, 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投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2006年以后, 单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已不是很明显, 部分原因在于投资结构的失衡使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
投资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樊纲就认为, 我国的消费比例过低, 投资比例过高, 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 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 导致总需求的结构失衡, 这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樊纲, 2010) 。当然, 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还是必要的, 目前我国还不存在全面的投资过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从区位上看, 大量投资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一些经济开发区、改革试验区, 中西部地区还处在投资不足状态;从行业来看, 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金融、铁路等高利润高垄断性行业, 很多行业, 如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等投入还不足;从城乡结构来看, 大量投资集中在城市地区, 广大农村投资还很少, 一些地区基本水利建设投资严重匮乏;从所有制结构来看, 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在软预算约束的机制下, 有强烈的投资冲动, 而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却因融资困难而缺乏投资动力。
(二) 消费动力不足
近年来,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上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3年的52516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48076亿元。虽然我国消费总量增长较快, 但是从消费率来看, 却呈现在波动中持续下降的趋势 (见图2) 。1978年我国消费率为62.1%, 2009年降至48.6%。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1978~2008年我国的年均消费率和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0.5%和46.1%, 而同期全球年均消费率和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76.6%和60.6%, 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7.0%和74.4% (刘东皇, 沈坤荣, 2010) 。
客观上讲, 我国的消费增长还是很快的, 问题在于消费增长相对GDP增速偏慢, 这种相对差距日积月累, 消费不足的问题就逐渐演变为大的经济结构问题。
(三) 外贸依存度过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 出口需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6.2%, 远高于发达国家, 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国外需求萎缩, 外贸依存度急剧下降, 2009年降至44.2%, (见图3) 。从表面上看国际金融危机是对我国出口的挑战, 实质上是对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由于缺乏自主创新, 出口产品中大部分处在价值链的低端, 实际上并没有制造这些商品, 而是将进口的零部件进行组装, 产品是Made in China而非Made by China。这种出口的粗放型高速增长加剧了资源的短缺, 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二、动力结构失衡的制度因素分析
从深层次看, 动力结构的失衡源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必须深入分析动力结构失衡的制度根源。
(一) 导致投资膨胀的制度因素
投资膨胀的最重要的动因是逆向的激励制度。第一, 在预算软约束的机制下, 企业盲目追求投资规模, 投资效率、投资结构被忽视, 使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的要素价格扭曲, 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正常发挥, 投资效率低下;第二, 单一的经济绩效考评机制也使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盲目投资动机, 以追求投资规模为目标, 造成产业过剩和产业同构现象突出, 投资结构失衡, 投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 偏离度加大;第三, 重化工业战略也是投资膨胀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为了迅速推动经济增长, 重工业的投资激励政策不断出台, 结果投资一直快速增长且保持在高位, 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一度被忽视, 第三产业发展也严重滞后;最后, 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也是投资膨胀的动因之一。由于我国实行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体制, 地方税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 其预算内财政收入规模偏小, 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地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以及地方政府的正常行政开支等。这样, 在扩大建设规模过程中, 地方政府就采用了通过土地批租获取出让金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其投资扩张的冲动实属必然。
(二) 导致消费不足的制度因素
改革开放早期, 消费曾是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 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超过60%。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收入分配结构开始失衡, 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还缺乏购买力, 城乡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下降, 消费拉动经济的动力严重不足。当前,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8, 城乡的收入差已由改革初期的2:1上升为2009年的3.36:1, 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差距 (文贯中, 2010) 。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包括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等公共资金的漏失, 权力寻租、土地收益产生的大量灰色收入, 以及大量地下经济产生的黑色收入等, 也是收入差距扩大不可忽视的因素。消费不足还与劳动报酬下降有一定的关系。1996~2008年, 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3.39%下降到38.75%, 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 (周扬波, 2010) , 而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呈上升趋势, 严重挤占了居民的收入。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原因十分复杂, 其中制度因素最为关键。首先, 收入分配原则没有及时调整。在效率优先原则的指导下, 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降低了, 经济活力大大增强, 但是对效率的高度重视, 不可避免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次, 既得利益者阻碍制度创新。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逐渐呈现刚性化特征, 其原因在于改革主要是通过减少过高收入阶层的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等措施对利益群体重新进行利益分配, 这就必然会减少既得利益者的收入水平。于是在改革推进过程中, 各利益集团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 采取各种手段阻碍制度变革;第三, 个人税收体制还不健全。目前我国个税设置不合理, 高收入阶层负税比重低, 弱化了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功能。据人民网报道, 我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 但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 而这个比例美国正好相反, 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 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 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 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倒金字塔型税负负担结构 (崔建华, 2010) 。
另外, 政府公共品供给机制的不健全也是阻碍消费增长的因素。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可以对居民消费产生替代效应和挤入效应:如果公共品的供给不足, 居民势必增加这方面的支出, 消费必然受到抑制;增加公共品还可以派生出许多额外的消费需求, 促进居民消费倾向的提高。当前, 我国公共品供给尽管在交通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是在廉租房建设、医疗、教育等方面仍显不足, 尤其是高企的房价, 严重削弱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另一个问题是, 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 大量公共资源被投入城市, 部分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品成本却转嫁给农民, 使得农民的消费需求受到严重压抑。
(三) 导致出口依赖的制度因素
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 与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结果是, 经济运行受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较大, 而且容易导致贸易摩擦, 受制于人。其制度激励主要是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机制:由于汇率水平较低, 人民币长期被低估, 强化了出口导向模式;对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也过于优惠, 不利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均衡机制
(一) 建立投资结构优化的长效机制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投资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就目前而言, 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是必要的, 重点调整的应是投资结构。首先, 要硬化投资者的预算软约束, 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 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投资制度, 使投资决策者真正承担起投资的风险;二是注重投资结构和规模的协调性, 充分利用经济手段治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投资的过快增长, 避免投资过剩。在保持投资规模稳中有升的同时, 提高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 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的长效机制;三是完善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机制。科学界定政府投资范围,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投资权限。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制度建设, 健全投资监管体制, 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二)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首先要调整分配原则。在分配原则上,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以化解社会矛盾, 使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 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是加强个人税收制度改革,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机制, 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 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 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对个税起征点实现动态化管理, 争取将个税起征点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再次是合理处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既得利益约束”。改革在本质上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 必须排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阻碍体制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又要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避免改革阻力过大。
(三)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内生性外贸发展机制, 降低外贸依存度, 减少国际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 保证内资企业所应享有的公平竞争环境。对外资投资方向加强引导, 使之逐渐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服务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战略目标。实行双向对外开放模式, 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陈佳贵, 李扬等.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樊纲.大幅提高国民消费尚属奢望[J].新华文摘, 2007, 4.
[3]刘东皇, 沈坤荣.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科学, 2010, 4.
[4]文贯中.结构性失衡、内需不振、过时的土地制度和走出困局之路[J].南开经济研究, 2010, 2.
[5]周扬波.利益分配失衡框架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经纬, 2010, 6.
失衡之歌 篇4
发月的面孔浮标般晃动。
木纹中，黑暗如漩涡——
“房间深处，只有一件事
是幸存的事：一个我死去，另一个我
却留了下来，活在
你洁白旗饱的宁静中。”
印刷术
有时是褪色的油漆，
让我看见斑驳的日子
和其中的幸福。
有时是变形的符号
让我同时在几条路上走着。
我经过殿堂，并知道它们是不存在的，
因为另一条路上有它的废墟。
有时我遇见漂浮的梦，
梦中的情人有孤独的肩膀。
我不知道那是离开了谁的胸膛的肩膀。
时间向未来倾倒而去，
但这不是人生失衡的原因。
我遇见烧焦翅膀的鸟，
像一群失眠者。
遇见错了的字，新的结构
像种陌生的几何学，
——探究在它面前止步，
它锁住的事物鲜为人知。
猴 戏
多毛，肮脏，用以
平衡林间飞掠的尾巴
像少了一截。
学习人的站立，像某人那样
手搭凉棚观察世界……
但它太小了，越正经，越滑稽。
不懂人言，但懂呵斥，
（有时会假装没听见）骨碌碌
乱转的眼珠，偶尔定定的，
瞳孔深处，藏着一个晦暗的空间，仿佛
正是被进化遗忘的场所。
唧唧的叫声牵动额纹、嘴角，
灵活的脖子落入项圈，
配一条绳索，就构成了
一个可控的体系。
但看上去它仍是敏捷的，只有
锁链的声响诠释着
此一游戏中另外的东西。
丛林法则犹在。它在锣声中
审时度势，懂得了
催促的急缓、真假，并小心地
陪伴着软鞭那细蛇一样
隐秘的毒牙。如同
任何技艺都有需要
探究的孤独，喝彩声里，
你几曾见过一只猴子的顽皮？
用短暂的仇恨理解笑声，深知，
看客一多，痛苦就能衍变成欢乐。
当操纵者发出恫吓，
它翻跟头，仿佛不停地
翻跟头，就能翻越动物
与人的局限。
在起哄中生存，模仿
某个看客走路的怪相
是必要的。为伸手索要一粒花生
而遭到拍打，有种
彼此心照不宣的愉悦。
作为动物它没有悲哀。
我们心中的界线短暂失效时它正
卖力表演：认真地
撕扯一只空烟盒，假装
空无一物里仍有什么要寻找。
它是古老的记忆、狂热的触媒，
既聪明，又愚蠢，在屈辱里
捕捉一丝飘渺的受宠感。
偶尔龇呲牙，发怒，弱者的恐吓，
无效，但有趣。
最后，游戏结束，
散去的人群对生活
仿佛突然失去了兴趣。它悠闲地
蹲伏在艺人头顶，像从某个遥远的高处
回望渐渐远去的世代，
有些茫然，有点幸灾乐祸。
雁鸣湖
波浪如磨损的齿轮——
而提供飞行的天空，越来越蓝，
如幻觉。
这是五月，小于雁的生灵
已在湖荡里安家。
在集体的倒影中，它们俯冲下来，
掌握了触碰芦苇的方式。
但大雁仍无踪影，飞行
仍如同虚构。
我们谈到了浪费在
空气中的速度，最后，谈到了水面上
阵阵陌生的反光。
这是五月，钟表如废墟，
对立的世界，像同一个平面的守候者。
夜晚，两个天空交换星宿；
白天，水底白云如镜中雪。
胡弦，江苏铜山人，现居南京。著有诗集《阵雨》、随笔集《菜书》等。曾获《诗刊》“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和年度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作品》年度长诗金奖、《十月》年度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
制度失衡论文 篇5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较晚, 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成,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往往被公司管理层所影响甚至操纵, 经营者既是被审计人又是审计委托人, 由其聘请注册会计师审计, 并决定注册会计师的续聘、收费等事项。这种委托人与被审计人合二为一的状况打乱了审计关系三方有序的平衡关系, 由三角关系变成直线关系, 使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关系中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 在审计过程中很可能迫于“委托人”的压力而做出妥协, 出具欠妥当的审计报告, 造成审计失败。由此可见,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缺陷使得审计委托关系失衡, 进而可能导致审计人员丧失独立性。多数文献都是从各个角度论证这种被审计人委托付费制度的缺陷、后果以及治理, 很少有文章探讨我国这种审计委托关系的原因。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该问题形成的必然性和某些合理性。
二、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制度分析
(一) 小股东“搭便车”效应
奥尔森 (Olson, 1965) 和诺斯 (North, 1981) 论述了公共产品消费的“搭便车”效应。萨缪尔森认为, 外部性一是受益上的非排他性, 二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搭便车”效应“即免费享用公共物品而不付费, 使供给方无法获得其优化配置生产的收益指标, 而需求者又不愿意真实表达自己对公共物品的主观需求, 使生产者的需求曲线无法确定。”一般情况下, 大股东是战略投资者, 小股东是投机者, 小股东来本来就是“搭”大股东投资企业的“便车”的, 目的是在大股东投资的企业股价波动和新增利润中获利;作为对被投资企业会计信息的监督, 小股东也没有积极性, 因为会计信息一旦披露就成了公共产品, 具有外部性, 无论是谁付出费用鉴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都要将鉴定结果对外披露, 这样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 因此, 一般股东就没有支付鉴定费委托审计的动机, 而其“搭便车”的动机却显著增强。同时, “由于各所有者对于审计信息的需求并不一致, 管理层可能更重视企业的短期获利、自身得到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享受。同为股东, 大小股东的目标函数也可能相异, 大股东可能更关注企业的远期利益、持续发展, 小股东则更注重短期的盈利能力”, 尤其是目前小股东投资的目的往往是获取股票价差收入, 会计信息可靠程度对其决策影响不大, 付出成本委托审计往往会得不偿失, 其“用脚投票”行为不能也不会发挥对管理层的治理作用———事实上, 弱相关资本市场使得小股东并不关心管理层以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同时, 大股东获取真实会计信息所能得到的收益却远远大于这些成本。小股东“搭便车效应”的存在要求大股东付出费用委托审计并享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目标函数的不一致以及委托审计的成本效益关系使得大股东对审计信息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十分重要。
(二) 大股东决定管理层委托审计
在科斯的企业理论 (1937) 中, 企业被当做替代市场的一组不完备的契约, 由于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 企业产权设置非常重要。阿尔钦和德姆塞茨 (1972) 认为, 企业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团队, 企业契约的特殊性在于团队生产带来的剩余收益的不可计量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机会主义, 要求监督者对团队生产进行监督并给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进行激励;诺斯也认为, 只要是集体行动, 就会有人不承担任何代价而享受集体行动的利益, “搭便车”现象就不可避免, 成员数目越多, “搭便车”行为就越严重;霍姆斯特姆 (1982) 认为企业团队生产要想解决“免费搭车”和竞争问题, 需要引入外部委托人并设计监督的激励方案;格罗斯曼和哈特 (1986) 提出, 剩余索取权取决于剩余控制权———即合同中未被界定的权利, 企业所有权就是剩余控制权, 由于企业是物质资本契约, 物质资本所有者应该享有企业所有权。从此, 企业所有权被定义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即合同规定权利以外的收益权和控制权, 剩余控制权最终属于谈判能力强的要素提供者。而公共选择理论从另外角度论证了“少数人控制”的原因。按照奥尔森森 (Olson, 1965) 的“集体行动”理论,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在此情况下, “选择性刺激”必然使少数人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 剩余控制权的获取最终取决于谈判能力和谈判地位。按照现代市场规则, 股份较多的投资者容易形成多数优势, 从而通过董事会选举以及总经理聘任形成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这符合Grossman和Hart的观点, 由最大的物质资本投入者享有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 同时也符合Alchian和Demsetz的理论, 因为股东也是一个团队, 众多中小股东只投资、不监督“搭便车”效应的存在需要有一个大股东来执行监督职能, 大股东同时获得了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 也因此会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这是小股东“搭便车”的一种租金, 部分属于剩余收益范畴 (夏冬林, 2000) 。大股东监督并享有剩余控制权、小股东“搭便车”并支付租金是一种现实而又合乎理性的选择, 大股东的剩余控制权是否包括审计委托权?2005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 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 说明目的……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法》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对外提供、公示、备置……公司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公开发行新股时, 必须公告新股招股说明书和财务会计报告, 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以上可以看出, 《公司法》只是规定了股东对财务信息的查阅权, 没有规定股东的委托审计权, 而任何公司的章程所记载的事项不得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所以公司章程也没有规定股东的审计委托权, 这样审计委托权作为《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应该属于剩余控制权的一部分, 最后就落在了大股东或者其兼任的总经理身上。如Grossman和Hart所说, 剩余控制权决定剩余收益权, 大股东委托审计也为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机会。
(三) 专用自产收益和风险的不可转移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 (Oliver E.Williamson) 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等变量来解释企业的边界问题 (1979, 1985) 。威廉姆森认为, 资产专用性越强, 交易的意愿越低, 专用资产的所有者因为这种资产的投入而有更强的监督动机。因为专用性资产投入后, 专用资产的使用方或者非专用资产的投入方就会产生机会主义或者滥用动机, 专用性资产所有者被“绑架”。费次罗 (Fitzroy) 和穆勒 (Mueller, 1984) 认为, 企业内部权利的分布取决于非流动性的分布, 如果企业内部非流动性分布不对称, 那么企业权利将集中于非流动成员的手中, 这是因为流动成员具有更多的偷懒动机以及非流动资产的“绑架效应”, 非流动成员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监督成本。大股东被“绑架”、被“套牢”使小股东“搭便车”由可能变为现实。大股东的大额投入相比小股东来说, 具有非流动性特征, 因为这种大额资本很难转让而又不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大股东的投入属于战略性的投资资本;我国国有股份的不可转让性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增强了其专有性特征。按照上述理论, 专用资产的所有者为了减少机会主义和滥用行为, 有更强的监督和控制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国有股大股东控制行为是必然的, 由这样的大股东、董事会或者总经理委托审计就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小股东搭便车, 缺乏审计委托动机→大股东掌握审计委托权, 从而拥有剩余收益权→侵害小股东权益, 造成审计失败。但并非所有审计失败都是由于审计委托关系失衡引起, 以上也并不必然导致审计失败。
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安排
(一) 纵向控制对横向制约的替代
小股东“搭便车”、大股东控制审计委托权同时获取剩余收益会带来对小股东权益的过度侵害, 不完备审计契约需要另外的制度来弥补。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莫 (Moe, 1984, 1990) 和温加斯特 (Weingast1983, 1984) 将新制度经济学推广到政治领域。莫研究了公共领域的层级制, 认为象私人部门的层级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一样, 公共部门的层级制可以帮助缓减集体行动的机会主义问题;温加斯特通过研究政治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发现, 国会或者政治委托人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对官僚机构的控制, 节约代理成本。“通过设计那些官僚机构在决策中必须遵循的行政结构与程序, 进而将……政治控制强有力但是隐蔽地放进了官僚机构的制度环境中 (McCubbins, Noll&Weingast, 1987, 1989) ”可以实现议会和政治家对官僚机构的控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并对其进行监督, 有着完善的、层级分明的政府机构, 政治领导人通过一系列制度控制和监督各级机构, 有健全的立法、司法、行政以及政治协商个民主监督制度, 民主集中制高度完善, 对国有资产及其领导人的监管也是如此。为了约束大股东控制产生的损害中小股东和市场利益行为,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安排。《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实行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所有者权益, 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 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依照规定向所出资企业派出监事会;依照法定程序对所出资企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 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其进行奖惩;通过统计、稽核等方式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 与其任命的企业负责人签订业绩合同, 根据业绩合同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国资委也可以统一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国有企业集团进行审计, 国资委还没有、不能也不应该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进行委托审计, 但是国资委有权对上市公司国有股代表人统一委托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在中国公司外部治理问题上, 政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 中国公司治理的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模式。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中, 政府作为大股东代表, 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外部治理。这种作用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体现出来的, 而是表现为其对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命权、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审批权和对经营管理者的经营活动的外部监督约束权 (如外派财务总监、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计等) 。” (田坤儒) 琼斯和胡德森 (Jones&Hudson, 1998) 修正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政党身份是一个低成本和精确的信息来源……政党纪律也有助于克服政治家的机会主义倾向……为了维护政党的名誉, 政党会帮助约束政治家的‘过度的行为’。”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除了受国资委的推荐、考核、奖惩以外, 大部分国有股份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等都是党员干部, 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 国有股份的法人代表、董事、监事也纳入党委组织部和政府人事部门任免和考核, 政治家和政治委托人还可以通过马寇宾斯和施瓦茨 (McCubbins&Schwartz, 1984) 的“警察巡逻”和“火警”方式对国资委及公司领导人巡查。我国还通过《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会计法》、《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等对注册会计师审计主体、审计客体的有关审计业务、审计关系进行了规范, 国有资产的出资人、管理者同时接受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多方面监督管理, 实现对大股东、管理层的控制, 约束其在委托审计过程中的败德行为。
(二) 意识形态教育对制度控制的替代
制度安排不能根本克服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 无论多么完备的制度安排都会由于人的执行而出现问题,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的审计失败。而且制度安排的创制和实施需要的费用十分昂贵, 如果过于迷信制度, 那么制度出现的漏洞只有靠更多的制度来弥补, 则会使制度设计和运行费用达到无法想象。事实上, 制度的本质属性就是不完备, 本质上不存在“终极控制者”。同时人在关系和社会学领域里, “经济人假设”是片面的。在此情况下, 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控制手段进入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诺斯 (Douglass C.North) 是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当做制度变迁的三要素加以论述的, 按照诺斯的观点, 制度安排约束和意识形态的约束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意识形态能够使人们不计较个人利益而采取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 通过宣传教育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对集体行动的“虔诚”, 可以节省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信息费用, 克服“搭便车”行为;林毅夫 (1994) 认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费用的工具, 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 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2004年修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国家要“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占主体, 这种被审计人委托审计情形除受到党纪国法、市场压力以及公司的治理以外, 来自于意识形态教育会把共产主义道德内化为个人的自觉, 从而相当程度上减少机会主义和自私自利行为。
(三) 国家强制审计对所有者委托的替代
审计费用由上市公司支付, 但是这部分审计费用在国家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上规定计入“管理费用”从而影响了所得税和可供分配利润, 进而影响股价。所以最终审计费用还是由投资者和国家承担的, 国有大股东的投资者也是国家。作为战略投资者, 由于“管理费用”的增加, 国家通过“减利付费 (审计费用) ”;作为制度提供者, 国家通过“减税付费 (审计付费) ”最终承担了审计费用。国有资本上市公司很多, 而国有股份的“人格化”所有者只有一个———就是国家, 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层委托并支付审计费用是最方便、最节约谈判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 虽然无法消除上市公司通过付费时间和金额的谈判影响注册会计师独立性, 但是这可以通过国家统一规定审计费用价格以及付出时间和披露内容来制约, 审计费用最终主要由国家和国有股份来承担就是这种这种规定的法理基础。所以, 独立审计真正的委托人是国家, 国家通过规定上市公司报表发布时接受审计的制度实现对上市公司审计的统一委托。上市公司委托并付费只是节约交易成本和谈判次数的一种制度安排, 最终是国家通过承担费用、出台准则和制度统一委托并付费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诺斯认为, 国家带有“掠夺”和“契约”的双重性, 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 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暴力潜能”进行产权分配, 国家决定产权结构, 并且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产权界定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 第二是降低交易费用, 促进产出最大化, 以上矛盾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并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 国家通过一系列安排控制国有股份, 从而控制上市公司, 进而控制和稳定资本市场以及整个国民经济。除了国有股份的所有者身份以外, 国家还是法律法规、资本市场、国有资本制度的供应者, 上市公司审计是由国家规定的, 其财务报表应该接受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上市公司的法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 不得拒绝、隐匿、谎报。2005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对证券公司的财务状况、内部控制状况、资产价值进行审计或者评估。按照布坎南 (James Mcgill Buchanan, 1962) 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 (应属于广义制度经济学范畴) , 制度供应者有自己的利益和偏好, 有自己的目标函数, 国家和政府委托审计的动机在于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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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地方政府和失衡的劳资关系 篇6
关键词：劳资关系失衡,失衡的地方政府,民主制度,独立的工会
一、失衡的劳资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劳资关系也随之建立, 也可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份。就西方的劳资关系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对抗到相对缓和的过程。中国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后,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外资的进入, 劳资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表现在诸多的方面:私人资本快速积累而工人工资却普遍低下且增长缓慢;不少私人公司劳动条件较差甚至恶劣;农民工普遍受到歧视且工资拖欠相当严重;矿难事故不时成为新闻;各种劳资纠纷频频发生等等。
这些现象, 可以概括为劳资关系失衡。所谓劳资关系失衡是指, 劳资双方力量不均衡, 强势一方的资本为谋求自身利益利以其强势地位使处弱势一方的劳动的利益受损。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 劳动往往有求于资本获得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而资本更多地支配劳动, 决定劳动的雇佣、工资、福利、升迁、劳动条件等等, 并总是试图利用这种对劳动的支配地位谋取更多的利润。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关系中, 强势的一方通常是资本, 弱势的一方通常是劳动。
劳资关系的失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严重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从微观方面来看, 这种失衡的劳资关系后果首先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工人直接遭受不幸:收入太低首先导致其基本生活面临困难, 工人的劳动能力得不到保持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而工人的教育培训从而劳动能力的提高更难落实。工人的不满容易引发种种社会冲突, 形成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从宏观方面来看, 工人收入太低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容易导致生产过剩, 直接的表现是, 一方面大量产品过剩, 而另一方面一般百姓的不少物质需求还得不到满足, 由此导致民间投资的欲望降低、资源浪费、经济增长缓慢。此外, 劳资关系的紧张也不利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 也导致了投资不充分。其最终结果是一个共输的局面, 首先是工人, 其次是资本, 加在一起是国家及全体人民。
今天, 我们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 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因此, 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在中国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我们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的处理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结合中国的国情, 探讨在中国如何普遍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二、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变及其启示
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 从圈地运动开始。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强势的资产阶级对弱势的农民的剥夺, 并同时驱使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资本家的工厂, 建立最初的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这种失衡的劳动关系在宏观上也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过剩, 最终导致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社会极为动荡, 不时发生罢工、破坏机器甚至暴力反抗。这也说明, 失衡的劳资关系对资本和劳动双方从宏观和长远来说, 都是不利的。
那么, 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如何逐渐得以缓和?至少有以下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 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特点:资本在经济上是强势, 但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 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 劳动在经济上处于弱势, 但人数占绝大多数, 在选票上处于强势。在西方, 有众多保护工人的法律, 如最低工资法、八小时劳动时间法、劳动条件法、反歧视法等。这些法律有效地调整了劳资关系, 使劳资关系得以缓和。
第二, 独立的工会。工会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体, 可以通过和资本集体谈判, 提出提高收入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各种要求, 可以用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本做出妥协。工会也是劳动和资本进行沟通的良好平台, 劳资之间以及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良好沟通对化解劳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 福利社会的到来。到了十九世纪后期, 西方的福利社会初见雏形。到了福利社会的时代, 普遍解决了工人的绝对贫困问题, 这首先给劳资冲突限定了一个重要的界限:暴力革命已不再有可能。事实上, 西方国家的工人暴力革命只发生在前福利社会时代, 如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福利社会到来后, 暴力革命再无先例。
第四, 庞大的中产阶级。在福利社会, 还产生出庞大的中产阶级, 如大量的管理和科技人员。他们要求理性地按法治的途径改造社会, 不希望社会动荡。由中产阶级推动的立法和支持的政府往往更为理性, 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往往有比较综合的考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对传统劳资关系的良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四点对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建立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关键。追求最大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当资本力量强大时, 资本就能够实现这一点。要使得劳资关系协调,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恰恰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给工人以政治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这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会制度。这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西方的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具有某种普遍性和长期性, 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些政治家对劳资关系的关注和介入的基础上。此外, 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是促成劳资关系缓和的重要力量。
三、失衡的地方政府和资本是导致中国劳资关系失衡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和资本缺少约束, 尤其是受到普通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约束。到目前为止,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实际上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 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 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与西方相比, 在中国, 资本更具稀缺性, 而劳动相对更为富裕, 尤其是体力劳动。当资本和劳动发生冲突时, 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 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 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谓失衡的地方政府在这里是指, 地方政府更多地照顾资本的利益而相对忽视劳动的利益,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失去应有的中立和平衡。从以上分析可见, 地方政府的失衡、从而资本的失衡是中国劳资关系失衡基本的制度原因。那么, 如何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平衡的政府从而资本成为受到约束的资本?
四、提高工人的政治力量是实现和谐劳资关系的关键
从以上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分析, 我们要得到的结论已比较明显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实现劳资关系协调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均衡。那么, 如何才能够提升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的力量从而实现和资本的势均力敌?
(一) 建立相对独立、民主和透明的工会
所谓独立的工会, 首先是独立于资方, 否则工会就可能办成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福利机构, 很难有效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如果让工会依附于地方政府, 则等于让地方政府给资本帮忙, 工会和资本的抗衡力量将更为削弱。
工会内部要实行民主制度, 工会内部的运作是透明的。如果工会主席是政府任命的或在资本的影响甚至安排下产生的, 工会主席很容易为资本所收买, 很容易背离工人群众的利益。这就需要工会是民主透明的。透明保证了工会干部的行为在工会会员的有效监督之下, 而民主保证了工会群众有能力通过选举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干部, 能撤换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干部。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
就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来说, 民主制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 只有在民主制度条件下, 政府才能在处理劳资关系时采取中立和兼顾两方利益的立场, 因为资本用GDP来约束政府, 而工人用选票来约束政府。另一方面, 民主制度要求新闻自由。只有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 工会的透明度才能有比较可靠的保证。否则, 工会很容易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 即便在工会内部有完全自由的民主选举。此外, 只有在民主制度普遍完善的条件上, 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才能很好地建立。
(三) 更新党领导工会的观念
在革命时期, 党对工会的领导是直接的。到了和平建设时期, 人们就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观念, 党对工会的领导就应该是工会直接受命于党委和政府。这种对党的领导的理解是片面的。
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劳资关系有着天生的冲突性, 能否将工人的利益由第三方来代表, 包括地方党委或通过所领导的地方政府, 从而利益能得到保障?答案是, 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往往是脆弱的。地方政府本来应是地方民众利益的代表, 应该代表所有地方民众的利益, 包括弱势群体, 是存在冲突的利益群体的中立者, 本身应没有独立于广大民众的特殊利益。但当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旦任命后, 政府官员也有着天生的自利性, 由于手中掌握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当这种权力缺少约束尤其缺少竞争性时, 地方政府的官员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并可能失去利益中立的地位, 和在利益上更接近的某些利益群体拉近距离同时疏远和这些利益群体存在利益冲突的利益群体。这时, 地方政府就可能亲近资本而疏远劳动, 更多地保障资本的利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成为失衡的政府。
因此, 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最根本的不是指望地方政府来代表工人, 尤其在目前这个民主制度远未完善的阶段, 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 使得工人能有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工会, 如果是充分独立、民主和透明的, 则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由此, 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也就得到加强。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加强党的领导悖论:加强党的领导的方式不当而导致党的领导实际削弱的现象。我们的政府称为人民政府, 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更能增进人民的利益, 政府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 而拘泥于具体的政府对工会的管理方式。总之, 我们要带着科学的态度来讨论加强党的领导。这方面,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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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失衡与反思 篇7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高潮,无论其规模还是速度,都可以说史无前例。然而,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建设中,宜人的环境,十分满意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原有城市的特色却在逐渐消失,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建筑文化的反思。
1 史无前例的建设高潮与建筑文化的失衡
目前中国建设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人们对建筑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还比较肤浅,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1 “明星大师”效应下的消费主义潮流
在当代中国,一种接近于西方消费主义潮流,以追求新、奇、特、怪、洋为尚的风气正在盛行。近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重大建筑设计项目,几乎被外国人囊括一空,然而这些设计不但缺乏中国建筑文化特色,而且造价惊人、浪费能源。其中包括每个月耗费电能达400万元的国家大剧院以及用钢量达到500 kg/m2的奥运主体育场鸟巢方案等。与此同时,各地掀起了盲目的跟风运动,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过分强调个体的面孔与性格,追求形式上的独特和怪异,严重地破坏了它与环境的文化关系,例如:成都投资12个亿的新市政府办公大楼(见图1)。
1.2 传统建筑“符号化”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国的建筑文化传统是什么、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要是大屋顶、廊子、院子。不了解中国这些特殊建筑形式形成的内涵和人文精神,只会在现代建筑的楼体上硬搬某种廊子、亭子等,进而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仿制品。例如,近年来大量修建的仿古一条街等,无疑是把人们对往日情怀的记忆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从而也从根本上抹杀了古典建筑形式所蕴涵的复杂含义。
1.3 快速复制下的抄袭现象
近几年,我国大量的设计作品都是在拷贝、重复而不是在创新,“特色危机”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不少城市规划设计手法抄袭趋同,追求大体量的建筑物、大规模的建筑群,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致使一些独具特色的历史性城市和历史文化街区被单调的新建筑群所淹没。
2 建筑文化在失衡状态下的反思
2.1 大众文化的冲击
近年来,大众传媒及文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艺术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而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纯粹创造大众文化,大众意识形态几乎决定了建筑的最终表现。在中国,商品房和房地产开发的迅速发展,使任何建筑师都不能轻视大众的审美需要,当发展商成为这个事业的关键因素时,大众文化的世俗化本性便堂而皇之地消解了建筑的意义深度。
除此之外,建筑师的审美理想还受到来自权力机构的代表正统的主流文化的压力,主流文化也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师理想中的纯粹的建筑艺术相背离,它们和大众文化一起,考验着建筑师的适应能力,使建筑师们更加无所适从。
2.2 数字化生存
在数码时代,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抛掉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图纸、图板等,而完完全全地坐在了电脑桌前。由于复制的迅速性,数码时代的地域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建筑师不再需要记忆,不用再为资料发愁,建筑形象创作的操作过程变得简单易行,剪辑与拼贴也能形成大体有点模样的建筑作品来。所有的建筑语言一经出现,就在迅速地复制中耗尽了它创造性的一面,而被一再地作为某种“定式”呈现出来。
2.3 当代建筑文化尚未形成
究其深刻的原因是当代建筑文化尚未形成,建筑传统文化和强势的西方文化向我国当今相对弱势的文化渗透、传递的过程,反映到建筑文化上是漂浮不定暂无定势的。它正处在这种平衡有序状态被打破,新的平衡状态尚未建立的一种混沌状态。
现在正值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转折时期,其对建筑事业的要求也错综复杂,各方面都在探索前进,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尚难全然适应要求;另外,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信息媒介,种种建筑理论与作品纷见杂陈,但是对新时代中国建筑的发展道路却莫衷一是,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还远未构成自己的体系。在建筑思想方面经常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遗产缺少切实的研究。
3构建中国特色建筑文化
如何重构中国建筑与建筑文化,正如贝聿铭所言:“中国建筑师的当务之急,就是探索一种建筑形式,它既是我们有限的物力之所能及的,同时又是尊重自己文化的。”这就是一种在当今时代现实条件之下的重构与转移,新的功能要求必然对建筑提出新的形式,在符合中国的现实和文化的条件下去发展、探索。
3.1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文化内容丰富,自成一格。研究中国的建筑文化,首先要对其源流有一个系统的了解。然而,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建筑条件、历史传统等因素又千差万别,所以必须承认城市建设与建筑文化的地区性是一条内在的规律,是多种文化源流的综合构成,必须重视它,正是这种各具特色的地区建筑文化共同显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整体特征,还应积极地开展地区建筑文化的研究,探索其特殊规律,通过特殊认识一般,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规律的了解。
3.2提升大众文化品位
建筑是文化,全社会都认同建筑强烈的文化属性。然而人们却常常误以为建筑学仅仅是一个搞建筑外观的行业,很少去关注建筑的内在文化品位,这势必造成我国现阶段一些建筑的“庸俗化”、“长官意志化”。因此,大众媒体应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进行建筑文化普及,提升大众文化品位。另外,建筑师及其相关人员也应该走出专业的圈子,融入大众的殿堂。
3.3中西合璧,文化交融
构建中国特色建筑文化离不开对强势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吸收,只有兼容并蓄,才能使中国建筑文化构筑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使这种混沌走向有序。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一直领导着世界潮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日益加重。人们不得不反思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观”和西方文化的不足之处,于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先进技术的全球化与建筑风格的地域化倾向,正不断地取得动态的平衡,并在共生与交融中不断前进”。既要积极地吸收世界多元文化,推动跨地域的文化交流,又要力争从地区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创造,并保护其活力与特色,构建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
摘要：通过分析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文化失衡的建筑现象,反思了其背后形成的原因,探索了构建中国特色建筑文化的途径,这对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道路上进行建筑创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建筑文化,西方文化,大众文化,数字化生存,失衡,反思
参考文献
[1]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A].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173-193.
[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倪文彦,宋峻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418.
“短命”建筑背后的城市失衡 篇8
其实, 近年来各大媒体关于“短命”建筑的报道不绝于耳。究其“短命”建筑的前世今生,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规划水平低、城市规划缺少前瞻性;二是设计不合理, 一些建筑在设计时, 没有充分考虑国情和文化, 成为“建筑怪胎”;三是质量缺陷, 我国建筑材料仍以传统建材为主, 其部件缺乏国际统一标准, 令建筑物的质量难以保障;四是有些城市大搞高楼群、宽马路、大广场, 频繁进行“旧城”改造, 一味盲目拆旧, 削弱了城市的文化传承力量。最重要的是急功近利, “拆迁GDP”乃地方之利, 不少地方换一届政府搞一个规划, 一任领导一个做法, 拆了建、建了拆, 看上去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实际却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据统计, 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多的国家, 每年20亿平方米的新建面积, 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 并每年会产生高达4亿吨的建筑垃圾, 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与毁坏。
从最根本上看, 城市建筑的“短命”, 反映出了失衡的城市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 城镇化步伐大大加快。城镇化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 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 也就是说仅用30年的时间, 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近200年的城镇化发展历程。然而, 在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背后, 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失衡的矛盾亦逐步凸显, 实体建筑上的“高富帅”同城市其他建筑的“矮穷挫”之间, 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于是, 出现了3大失衡表现。一是发展失衡。城市的硬件, 不仅是表面上的高楼大厦, 更重要的是基础工程。有的城市一场暴雨就能引来较大的灾难, 造成交通瘫痪, 公共工程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这说明城市的承受力不足。二是人文失衡。“短命”建筑的背后是老建筑的消失, 建筑是有生命的, 过度消耗和挥霍就扼杀了一座城市的灵魂, 摒弃了一座城市的古老文化。三是生态失衡。我国是一个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资源紧缺给我们亮起了红灯。
可以预见, 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迎来城市建设的热潮期。但是, 如果不解决发展失衡的重要问题, 城市建设在耗费大量资源的同时, 难以带来社会财富的真正增长。因此, 我们要重视平衡发展, 推动城市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途, 营造更加长远的社会和谐。
心态失衡“调一调” 篇9
其实在不服老中攀比，就是活在别人的眼色里，往往是为别人而活，迷失了自我。从心理学角度上讲，这也是一种病，必须把准了脉，对症下药地“调一调”。人老就得服老，学得睿智些，想着法儿去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首先要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抓住机遇，让自己快乐。要明智地认识到，退休是政府和社会对自己辛苦一生的回报，自己应该去开开心心地享受才对。谁要是错失了这次难得的追求新生活的天赐良机，那就再也赶不上驶向快乐和幸福的末班车了。如果把退休当做是一次享受生活的转折点，你就会意识到，原来退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丧失了对享受新生活的追求。自己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兴趣爱好和锻炼等找到自我的价值和方向，找回自信，更重要的是找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其次是要学会正确地认识和平衡自己。要明白，自己过日子不能让别人摆布；即使和别人比，也要科学公正地去比：别人有的自己没有，可是自己有的别人也不一定有；别人有的是能看得到的，而自己有的却是能感觉到的；能看得到的东西再贵也有价，可是能感觉到的东西往往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比如健康。这样或许就会欣喜地发现，原来自己活得并不比别人差。
第三是要让目标挤走烦恼。人老就怕没事干，只要一闲下来，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痒，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的烦恼冲垮你的快乐防线，让你陷于烦恼中无法自拔。所以人老必须要有目标，大也好，小也罢，只要有目标，就有事干。一有事干，就不觉得空虚了。日有目标，天天就有事干；年有目标，年年有奔头。既有学习的目标，也有研究的目标，还有吃喝玩乐的目标。这样一来，自己的生活空间占得满满的，让目标挤走的只能是烦恼。其实，目标能否实现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自己在忙中取乐，在享受的过程中开心，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所要的快乐生活。
第四是要给自己开一张快乐的通行证。一位孝顺的儿子把母亲接到国外，担心语言障碍会让母亲寂寞。可万万没想到，母亲竟然和身边的异国老人们相处得特别开心。儿子好奇地问母亲是如何交流的？母亲说：“是笑呗！”一出家门，和几个老朋友一见面，你给我一个微笑，我也送你一个微笑，不用多说什么，心情就特别好。所以说，笑是快乐的通行证。它没有国界，是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它既可以融化心中的坚冰，又能激起善意的暖流。最实惠的是，给自己开的这张走向快乐的通行证，能让自己忘掉年龄、忘掉悲痛、忘掉气恼、忘掉忧愁、忘掉悔恨、忘掉疾病，得到的是一份最珍贵的快乐和长寿。
其实快乐本来就是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只有以一种不为人役、不为名利所役的态度对待生活，才能做到修身养性，才能像医生一样，随时为自己调一调失衡的心态，才会知足常乐，直至调到能把别人的快乐和幸福当成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来享受时，自己才会感觉到生活应有尽有！所以，老年人的心态需要经常“调一调”。
全球经济失衡形成机制探究 篇10
一、全球经济发展概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世界经济在曲折中得以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但复苏减缓
在经历了一轮经济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已呈现出缓慢复苏的态势, 但是由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种复苏正慢慢减缓:美国经济由于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宽松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私人部门持续的疲软, 无法给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欧元区由于债务危机, 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日本经济由于受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件的影响, 经济持续下滑, 但随着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 经济逐渐呈现好转的态势;世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我国经济增速普遍回落, 这是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加大和受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影响造成的。
2、全球经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受供求因素、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波动及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剧烈震荡, 但仍维持在高位上, 全球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发达国家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形势依然严峻。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通货膨胀, 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3、债务危机不断加深, 引发金融市场波动
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巨大, 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已经深受其害, 经济和社会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 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 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风险。现阶段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反复大幅震荡。
4、全球经济宏观政策难以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经常出现纠纷甚至摩擦, 各国为了规避各自的经济风险, 只是根据本国的利益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 全球经济的宏观政策难以协调, 因此全球经济风险难以进行统一整治。不协调的全球经济宏观政策是阻碍全球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需要各国的共同关注。
二、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 而与该国的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出现在其他一些国家的一种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过程中, 主要原因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其价值下降。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 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是首当其冲的;其次, 中国处于国际生产的最末端, 也就是加工制造阶段, 如果不改变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格局将难以改变, 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也将更加明显, 对中国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再次,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决定了中国是美国融资逆差的主要提供者, 由此原因, 中国也将面临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巨大风险;最后, 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 不能够妥善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变动, 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影响中国汇率的稳定性。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
1、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牙买加协议规定, 美元不与黄金挂钩, 美元汇率实现自由浮动, 从此牙买加体系取代了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 由于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大都通过美元结算, 为了降低经济风险,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储备或者将本币盯住美元。这样的一种现象加剧了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 进而引起了全球的经济失衡。
2、各国的投资储蓄不平衡
经常账户是指一国与他国之间实际资产的流动, 它是一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组成部分, 包括货物、服务、收入和经常转移四个项目。在国民收入的恒等式中, 如果不考虑政府部门, 投资储蓄的不平衡就会引起经常账户的失衡, 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国民储蓄持续偏低增加了经常账户的逆差;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国内投资遇冷, 不利于这些国家的进口, 加剧了经常账户的失衡;日本和主要的欧元国家经济增长减速也增加了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
3、国际分工格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为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掌握着国际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美日等发达国家就通过将制造业迁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来提高其经济收益。在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分工格局日渐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出口制造产品和自然资源获得有限发展, 大都处于国际贸易的顺差地位, 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主导世界经济, 大都处于国际贸易的逆差地位。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影响着国际收支的实现, 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
4、全球流动性过剩
由于美元资本市场十分发达, 亚洲新兴国家庞大的金融储蓄都流向美国, 这正好弥补了美国经常账户的失衡, 并且全球储蓄与计划投资平衡下的长期利率比较低, 因此造成了全球金融的流动相对过剩。美国资本市场的强劲和流动性使得贸易顺差国愿意持有美元资产, 这种现象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失衡, 进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 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的因素正在不断地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影响, 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相互交织。正确认识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对于探究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具有指导作用, 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不断地加以探究、完善。
参考文献
[1]向松祚.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根源[J].环球财经, 2013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