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失衡（精选10篇）
贸易失衡 篇1
2005年7月以来, 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2010年2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专访时表示将“劝说”中国让人民币升值。2010年3月, 130名美国众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以解决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与此同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撰文指出:鉴于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维持贸易顺差, 美国应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进而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 最终迫使人民币升值。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首次以对华贸易巨额逆差为由, 强力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汇率再一次承受着巨大升值压力。
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 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1,2,3];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于人民币长期低估导致的, 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消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4]。难道中美贸易失衡真的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够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 本文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入手, 从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所谓中美贸易失衡是指近年来持续存在的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 导致了两国之间在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考察将近30年的中美贸易额, 中美贸易失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以来, 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这一趋势更是明显加快 (见图1) 。
(一) 中美贸易失衡
据中方统计, 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的1 708.6亿美元, 2009年降为1 434亿美元。据美方统计, 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高达2 663.3亿美元, 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 达到2 268.3亿美元, 可见美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要远远高于中方数据。尽管双方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公布的那么高[5], 但是中美贸易长期失衡并迅速扩大却是客观存在的,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贸易结构的失衡。从贸易结构上看,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是货物贸易逆差, 而服务贸易则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其中货物贸易逆差又主要表现为制成品的贸易逆差, 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逆差十分突出, 相反美国在初级产品上却存在对华贸易顺差。
数据来源:中方顺差数据来自商务部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美方逆差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
(二)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而不断调整。从1994年起, 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使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由于1994年汇率并轨时实施超贬, 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 逐渐从1994年的1:8.70上升到1998年的1:8.27, 此后一直停留在8.279-8.277之间。2005年7月21日, 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启动并进入新一轮上升轨道,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趋势在政策面开始显现出来, 在2008年7月之后基本稳定在1:6.80至1:6.90之间。2005-2008年,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实际有效汇率也升值了17%左右, 缓解了中国入世以来形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 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
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姚枝仲 (2003) 认为汇率并非是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惟一因素[6], 沈国兵 (2004) 、李稻葵 (2006) 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1]。麦金农 (2007) 进一步指出对于作为国际债权国的东亚国家, 国际主要货币升值突变带来的收入和支出效应非常强烈, 使得汇率对贸易状况的影响难以确定, 因此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设想是不科学的[2]。
近年来中美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世界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的结果, 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例如2005年7月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 但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还迅速扩大。总之,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的, 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一)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是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X-M= (S-I) + (T-G) , 即一国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其国内个人净储蓄加上财政余额。首先, 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上看, 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意味着经常账户差额将不断扩大。自2001年以来, 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下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 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 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同时, 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 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 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 从财政赤字的影响来看, 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也会加剧经常账户逆差。一方面, 减税带来的消费增长和政府开支增加, 助长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 巨额财政赤字加上利率上升, 会导致外资流入、美元升值, 从而加剧了经常账户逆差。
从2001年开始, 美国累积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 同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不断增加, 过低的储蓄水平和过高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65%以上, 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70%和72%。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 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 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开始调高储蓄率, 从2008年8月的0.8%提高到2009年5月的6.9%, 达到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贸易赤字规模也随之开始下降。这正说明美国贸易逆差只不过是内部储蓄投资失衡的外在表现, 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即使改变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也必须为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寻找新的来源, 将逆差转移至其他国家[7]。
(二) 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的产业转移
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构成, 可以发现其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贸易顺差转移。随着美国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 逐步形成了全球性的产品内分工格局, 即美国、日本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 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设备;韩国、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东盟提供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 而美国等成为产品的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的价值。如果按原产地原则统计, 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就从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在这种产品内分工格局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构成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日本和东盟的部分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以2009年为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逆差总额达1 471亿美元, 较中国对美顺差1 434亿美元还略高。此外, 中国对拉美国家、对世界上58个最不发达国家总体也是逆差。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转移, 这种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三) 外国投资企业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增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方面利用直接投资代替商品对华出口;另一方面, 通过加工贸易将产品返销国内或销往全世界, 这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位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一载体, 利用直接投资在我国建立加工贸易基地, 充分利用我国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低的优势, 生产出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这些产品中大部分销往美国。因此, 外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部分。美国经济学者也曾经指出,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到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8]。2009年,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1400多亿美元, 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 而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关系, 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四) 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中国与美国在一般贸易上是基本平衡的, 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造成的。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 对华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贸易顺差。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07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高达2 117.97亿美元, 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顺差总额 (1 361.12亿美元) 的155.6%。根据Koopmen等人 (2008) 的测算,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有58.7%以上是加工贸易创造的出口[9]。从加工贸易的地理方向上看, 这些加工贸易顺差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对美加工贸易顺差上, 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加工贸易在发展趋势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两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高达0.991[10]。在中美贸易顺差中大约67%来自中国出口的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而这些产品又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从事的加工贸易。因此, 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向中国进行“工序”转移, 使外资在华企业对美加工贸易顺差逐渐扩大, 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从加工贸易方式可以看出,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FDI产生的对美贸易转移和返销, 是美中贸易失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美国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是指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高科技产品和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 而中国又是规模巨大的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应该处于优势地位, 但现实却是中国是美国高技术产品的最大供给商。这除了加工贸易的原因之外,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1998年, 美国将卫星技术添加到管制清单中, 专门对中国进行控制。2007年6月, 美国商务部实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 该规定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三项, 其中出口产品管制分类列表 (ECCNs) 的31大类管制项目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等20种产品、软件和相关技术。美国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对华实施了比其他贸易伙伴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11]。严格的出口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向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 结果是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在中国迅速增长的高技术进口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严重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三、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各种深层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其唯一影响因素。因此,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第一, 历史经验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失衡。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达到5.9%, 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 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 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 对华逆差下降16.1%。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也曾因货币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 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 但到2008年, 美国对德国仍然逆差429亿美元, 对日本逆差726亿美元[3]。因此, 国内和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解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
第二,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殷德生 (2004) 研究标明, 中国贸易收支价格弹性很低、而收入弹性很高, 说明受外需影响较大, 其中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最大[12]。中国自2005年以来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由于美国过度消费, 而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致使中国出口下滑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那应该改善出口才对。但是,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出口两个月之内从超过20%的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经济企稳复苏, 而中国对美出口也开始回暖。这说明中国出口主要是由外需市场决定的, 而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因此, 单独依靠人民币升值是无力改变美国进口增长过快的局面。
第三, 人民币升值会产生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根据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实际汇率变动, 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情况下, 如果考虑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 因此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即使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下, 如果考虑升值后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 人民币升值也不一定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首先, 出口下降会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而收入减少带来的消费下降会减少进口需求, 尤其对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 出口下降会使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其次, 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 降低投资利润率, 尤其对于创造大量贸易顺差的外资企业, 这样势必会抑制中国的投资和就业, 从而降低中国的消费和进口需求;最后, 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 这种负财富效应会进一步导致本国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 就中短期而言, 人民币升值后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可能会超过价格效应的影响, 因而使中美贸易平衡的变化难以确定[2]。
第四, 人民币升值可能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币升值固然会提高中国产品在美国销售的市场价格, 一定程度会降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进口规模会下降。在美国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美国会转向生产同类产品的替代国家, 例如印度、东盟等, 进口与中国产品类似的产品。
第五,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一方面,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 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进行生产, 使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2007年还将中国单列, 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从他国进口。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3]。在这种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论及对策
上述分析说明,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在这些深层原因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而且还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但是, 长期存在的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可以考虑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扩大内需,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方面, 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扩大消费需求, 尤其居民的消费需求, 这样既有利于降低储蓄率又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利用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机, 拓展新兴出口市场, 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第二, 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 在稳定利用外资规模的基础上, 要引导外资投向粗放型加工贸易以外的投资领域。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培育新的外资增长点, 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
第三,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 加强自主创新,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改变对外贸易中的低价竞争模式, 要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做强自主品牌, 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转向追求贸易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
第四,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对人民币适度升值。中国目前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因此有必要借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适度增加汇率弹性和灵活性, 逐步实现汇率形成市场化, 使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增加中国整体贸易利益和消除中美贸易失衡, 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 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五, 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削减对华出口管制。2010年4月, 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出口管制改革制定了初步路线图, 计划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我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的歧视性规定, 这有利于增加我国从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 还要优化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美国为了避免FDI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返销的影响, 反映美国真实的贸易利得,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每年专门以“所有权”为依据对本国进出口贸易进行重新统计[13]。因此, 在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联合研究的基础上, 建议中国进一步建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综合反映中美贸易利益分布的实际情况。
摘要：2010年美国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分析,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因此,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升值,产品内分工,加工贸易
结构失衡呼唤贸易新格局等 篇2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贸易体系还能持续多久？》（9月28日）
随着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美国为维护稳定的贸易环境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受益却越来越少。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的超强地位，然而这个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决定了迟早有崩塌的一天。
对任何国家而言，决策者在面对危机时都会优先考虑国内需求，然后才考虑外部失衡的问题。但并非所有的失衡都是非健康的状态，经常性账户盈余或赤字的“好”与“坏”取决于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问题更为复杂，在面对内部失衡时，美国政府通常会以输出资本的方式刺激国内生产、促进就业。由此产生“特里芬难题”，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核心前提是保证美元的稳定与坚挺，成为一个贸易顺差国；另一方面，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势必在海外不断沉淀，发生长期贸易逆差。
随着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并纷纷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中，美国的经济地位正在不断衰落。美国为了维持当前贸易体系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其不断飙升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就是一个标志。若通过简单货币干预，用提高关税、限制海外美元资产等方式减少美元的流出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其本质上还是不稳定的，也许是时候设立一个新的贸易体系了。
持续复苏需要结构性改革
布鲁金斯学会《脆弱的经济复苏似已动能耗尽》（10月3日）
前不久，布鲁金斯学会和《金融时报》联合发布了全球经济复苏指数，从数据上看，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中逐渐陷入停滞状态。
美国在经历了强劲的就业增长后失业率降到6.1%，虽然当前就业人数高于危机前水平，但劳动参与率仍比最高点低了3个百分点。
欧元区仅仅是对经济进行了简单修补，因此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呈现出增长迹象时，通货紧缩的风险也不断加剧。
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相对于金融行业和其他市场化改革，政府没有采取激进的扩张政策，而是选择性地扩大信贷的可获得性，但房地产部门对经济有一定的拖累。
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出积极的态势，但由于尚未进行彻底改革，工业生产增长依然疲软。
总体而言，尽管今年全球复苏过程有一些亮点，但已表现出动能耗尽的态势。一方面，由于美联储的收缩政策，资本从部分脆弱的新兴市场流回美国本土，对这些国家的增长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和全球范围内的地域冲突加剧了增长的不确定性，各地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疲软。
从长期看，由一国或几国主导经济复苏无以为继，增长不能仅由中央银行主导，结构改革才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美国或应成为能源出口国
外交关系协会《美国的能源出口》（10月2号）
经历了近几十年石油生产的不断下降，美国又一次迎来了能源生产的高峰。廉价的天然气得益于美国丰富的页岩气资源，据估计，美国的能源产量将达到40年来的最高峰。关于能源出口的争议也日益激烈。
美国若要向其他国家出口能源必须获得联邦政府的批准，而美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面对的是多个投资贸易伙伴。出口天然气会对国内消费者、生产者和行业发展会产生连一系列影响，美国天然气进入国际市场也会引起全球价格的波动。除天然气外，当前美国石油的供应量也大幅增加，关于石油出口的争论仅围绕3个备选方案：维持石油出口禁令、放宽或解除限制、临时允许出口。
对当前的美国而言，放宽能源出口利大于弊。一方面，短期内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推动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并在存在国际制裁或冲突的情况下稳定能源价格。另一方，出口能源可以增加供给渠道，降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并缓解中东地区的冲突所引起的能源供给压力。
劳动力的流动应维持在合理区间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经济绩效》（10月1日）
最近几十年，美国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流动性，工作再分配的速度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1/4，年轻的工人转向一些老牌企业。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的流动会趋缓，但劳动力流动速率的大幅下降会影响到劳动技能的发展，和一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美国的经济已经历了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流动速率的下降成为常态。由统计数据可知，流动性下降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2000年后，工作再分配主要集中于零售业和服务业，高科技公司和新兴企业的职位创造率急剧下降。
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丧失意味着美国经济已逐渐失去活力。
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这一现象，劳动力老龄化，商业模式和供应链的改造以及信息革命均对雇佣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高科技领域创业活动的减少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降低。此外，由于雇主提供的社保福利，“就业锁”也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当前美国已经不可能恢复到持续的高就业和劳动力市场高流动性的状态，但劳动力流动速率的过分缓慢会影响到生产率的提升。正确评估产业发展状况，保证劳动力的流动速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将是未来制定就业政策的关键。
欧盟的气候政策有待完善
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化：平衡经济和环境问题》（10月3日）
在刚刚过去的9月，欧盟宣称，应对气候变化仍将是未来制定政策的重点，而其中的重点领域则包括建立气候和能源框架，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加入气候变化的因子。从这一系列措施看，欧盟似乎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在可操作性上还需要打上个问号。
2008～2009年，欧盟以碳排放交易体系为核心制定了一系列的气候变化政策，其中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普及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三方面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欧盟在应对气候问题上需要制定出一个均衡的方案，而当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设计并没有允许供给弹性方面的规定。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竞争力和碳价格对竞争力的影响。究竟什么行业能真正反映出碳成本还值得商榷，其焦点集中在，这种做法是否有利于欧盟，是否会持续损害欧盟的产业基础。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 篇3
自1979年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给予互相的最惠国待遇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得到了极大发展。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从1979年到2010年的32年里,中美贸易额从24.5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3853.4亿美元,增长了157倍之多,截止到2011年2月,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早在2000年,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到去年美对华贸易逆差飙升到了1812.7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见下表)。伴随贸易额的增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双边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加,范围越来越广,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数据整理来源:中国海关(http://www.customs.gov.cn)单位(亿美元)。
2 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原因分析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规模如此之大,这不得不引起中美两国双方的注意,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2.1 中美双方存在统计差异
首先,由于中美两国在贸易统计上使用了不同的口径,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出实际情况。出口方面,中国采用离岸价统计,美国采用船边交货价统计,两者差异主要在于商品装船或者飞机运输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值的1%计算,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相应向上调整。进口方面,美国以到岸价来计算和记录,通常会把保险费运输费用一起算上,到岸价的费用比离岸价高出平均约10%,因此对中国的进口额应作向下凋整。
其次,转口贸易是导致中美统计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美相互出口货物中有部分是先被运到香港、韩国釜山、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地再转运到目的地的,在转运地货物经过分装或者粗加工,性质并没发生变化,因而原产地也不会发生变化,在统计时美国海关根据产地来源将转口贸易额看成是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根据目的地原则,往往不统计转口商品的数额,这样必然会造成双方统计数据上的差异。
最后,在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的服务贸易行业中,美国顺差额是相当的可观,像技术服务、金融、咨询等都是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但是出于服务贸易难以精确统计的特征,也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中美贸易逆差的水平。
2.2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美国则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行业,而美国早已经历过了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众多发达国家包括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动中国,促使中国来料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客观上也将原来的贸易摩擦风险转嫁给中国,在贸易保护抬头的今日,西方国家必然会频繁发起对中国的“双反”调查。
2.3 美国政治运作的需要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不同的党派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必然会维护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奥巴马属于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多地是代表工会利益,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解决高负债,就业,医保等问题,增加外汇储备与减少贸易的逆差,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国内失业人数巨增,工会必然会向奥巴马施加压力,为更多的获取民主党支持,以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必然倾向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渲染中美贸易失衡,就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措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
2.4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两国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所决定
经济环境与贸易向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当经济向好的时候,各国为促进贸易发展,往往倾向于推行自由贸易,而当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经济发展疲软之时,为保护国内产业,降低失业率,也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往往会推行各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的措施。我们知道,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坚持保护主义,这本就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三次经济刺激计划,更在振兴经济方案中提出“购买美国货条款”,向世人宣布了美国公开进行贸易保护。
此外美国与中国自身经济状况不同,特别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差距上。我们知道美国储蓄率一直偏低,甚至在2001年10月一度达到0.3%的低点,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着美国经济负债式消费增长,美国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反观中国,存在融资渠道不畅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中国人固有的节约消费理念,使得中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国内需求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两国国内经济失衡所决定的。
3 应对之策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既定的事实,这种不平衡既有客观性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甚至政治制度的原因。中美贸易失衡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持续,而中美贸易摩擦也将会不断,据此我们要从多方面对中美贸易失衡进行调整。
3.1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出口转向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长期施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对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往往过度的依赖外需,内需常常处于不足的情况。实际上,我国国内有13亿人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的内需市场,当打开这一市场时,我们便会发现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经济发展会更加稳定与健康,而我国对美的出口也会减少进口增加,贸易的顺差也会自然减少。
3.2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实施出口市场的更加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实行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措施,但从商务部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知道,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初级加工品,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因此我国应该努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向产业链的更高端发展,学会关键技术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加工制造能力,更加务实于打造自有品牌。
除此之外,由于当前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地方主要集中于欧美,对欧美市场过分依赖也会导致贸易风险加大,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向更广区域拓展对外贸易的地理范围,开拓更广的国际市场,向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渐趋好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扩展,同时加大FDI的投入,直接绕开欧美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
3.3 完善我国的原产地制度
原产地规则作用在于能够确认出口货物的生产地,也是国际贸易中进行贸易统计与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依据。现在,在国外随处可以看见“中国造”产品,而且往往这些产品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价格低廉但是供应量相当大的最终消费品,产品数量的冲击使得国外消费者随处都可以感觉到“中国造”对本国类似产品的威胁,这种原产地标准显然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其实如果我们有严格的原产地制度,加强原产地证书发放的管理工作,只对那些在中国增值百分比达到一定标准的产品才打上原产地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敏感度。
3.4 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加入WTO以来,欧美很多国家一直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对我国可以很容易的施行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调查。对中美双方来说,“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加快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同时要与美国努力交涉,通过外交谈判使其早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有我们早日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做到我国经济真正的独善其身。
摘要：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国的贸易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扩大,伴之而存在的两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扩大,甚至已经成为阻碍中美关系的一大重要障碍,因此分析引起两国贸易失衡的原因已经显得非常必要与及时。从中美两国贸易现状出发,探析造成两国贸易失衡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贸易摩擦,对策分析,统计差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http://www.stats.gov. c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EB/OL].http://countryreport. mofcom.gov.cn.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及对策探讨 篇4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贸易失衡；贸易摩擦；对策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定义以及现状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从90年代就一直保持顺差并呈上升的趋势，到2012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接近4847亿美元，增长大约8.6%。对美贸易顺差2190亿元，扩大约8.3%。这种贸易的不平等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三大政策--出口管制、非市场经济地位和武器禁运；其次是因为我国人力资源优势、资源和环境成本相对低下所产生的人民币币值低引起的。
中美贸易失衡导致两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根据两国的摩擦状态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平衡的现状。贸易关系不平衡导致美国对我国的出口实行越来越严格的管制以及加大有关产品的绿色以及贸易壁垒。我国在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外贸依存度过大，外贸依存度指的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它既能衡量一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反映着一国对外的经济开放程度。我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比较大，所以一旦美国主动对我国发起贸易争端的话，那么中国只能被动的应付。
反倾销问题严重，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我国产品已经实施了160多项反倾销措施，我国成为其世界上反倾销起诉最多的国家。尤其，在2006-2012年，美国对我国的反倾销立案调查涉及范围变的非常广泛。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为保护国内产业的合法手段越来越少，因此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主要"手段。
知识产权问题突出，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方面風波不断，美国先后多次对我国进行制裁和指责。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方面的讨论已有近20年。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美国变得非常强硬，2004年中美商务委员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加强双边知识产权，同年，美国指责中国国外进口芯片歧视的增值税。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争端变的越来越激烈，预计未来两国知识产权问题将会变的更为突出。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1.内需不足，虽然近些年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基于人们的消费观念外加我国社会福利保障等历史性遗留问题，导致我国内部需求一直没法得到提高，虽然国家发布政策鼓励民众消费，但是，收效甚微。
2.政策因素，由于我国与美国两国的政治以及经济体制不一样，外加两国之间的竞争优势的差异，导致两国在对外的政策方面也存在了一定的差距。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两个方面，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即对出口贸易需要国家开放市场；在进口贸易上则倾向于保护主义，保护本国那些竞争力低下的产业。这种政策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背景下，对于自我国家产业的保护就更加明显。
3.不同的国际分工和不同的贸易结构，根据大卫·李嘉图的理论，自由贸易中，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不过在实际贸易过程中，美国在进口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对其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时设置重重障碍，在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后，美国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两国贸易结构互补。中美两国国际分工和经济实力的差异导致了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必然性。而国际劳动分工和经济实力的不同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的必然性。
4.外国投资企业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事实上，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增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包括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发达国家建立在我国的跨国公司为载体，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和资源优势。因此，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部分。可以这么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公司所在的国家， 而我国只有少量的加工费。美国跨国公司在我国采取本土化战略，通过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在中国获取了巨额利润的同时， 却让中国承担了巨额贸易顺差的恶名。
三、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1.扩大国内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先调整分配关系，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繁荣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内需，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就业保障体系，使人民的经济安全保障。
2.完善中美贸易的政策环境。我国的一个政策因素是要加快转变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减轻中美双方的贸易风险。我国应该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出口高附加值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政府应加大财政税收政策对外贸的支持力度；探索和制定迅速、有效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开发精通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人员的法律、政策，增强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的能力和反击能力；积极促进两国双边贸易谈判，逐步取消美国对我国采取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不断提高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
3.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中国政府应当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造一种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展那些资本和技术优势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我们还必须注重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所以我们要摆脱这种劳动分工的低附加值和简单的制造，并逐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降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失衡的程度。
4.合理引导国内资金投向，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我国应该积极引导推进本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发展跨国公司或者对外投资来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主动寻找合作伙伴，整合国际资源和主导贸易流向来应对两国贸易摩擦争端。通过企业实力的增强和生产企业经营服务体系的全球化，改善和促进我国在国际分工链条所处的地位，要改变我们的国家依靠出口大量成品赢得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四、小结
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作为世界上的两个贸易大国，应当通过政策协调、经济互助，期望获得双赢的原则相互沟通，认真妥善处理双边的贸易问题。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方面，相互的需求和国家的共同利益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双方在合作和摩擦交织中的不断发展。
贸易失衡 篇5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下, 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有三点改变:首先, 是由于东亚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优势有所下降, 使得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国转移, 使得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的比例大幅度的提升, 并迅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贸易方式;其次, 由于香港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贸易政策相对宽松, 在东亚产业转移的进程中, 香港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的纽带, 大部分的对外贸易经过香港转口到达美国, 这就形成了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最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增加迅速,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量也增速很快, 这些都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的地位。在这种特点下, 一定程度上, 其实中国对美输出的价值是被放大了。
1 加工贸易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1.1“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外国制造”的成份较大
在2005年的时候, 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就占到了中国总的出口额的54.7%, 从而加工贸易成为了我国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比, 加工贸易在商品的往返中使得商品的归属地变得非常的复杂。在大量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中, 其实内部包含了很多的国外制造的零件或者原材料。例如在一些贴着“中国制造”的电脑中, 电脑的主要零部件其实都是依赖国外进口的, 真正的中国创造的价值非常少。
1.2“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中国人制造”的成份较少
在确定产业的归属时候, 分清楚两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中国制造”, 另一个是“中国人制造”。因为这两个概念的表示方法是不一样的, “中国制造”是由出口金额来表示的, “中国人制造”是由加工增值率来表示的, 而且还可以算入到中国的GDP中, 真正的是中国创造的产品。因为两种概念存在着不同, 因此, 通过出口金额来表示的“中国制造”的规模和“中国人制造”所创造出的GDP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这主要是因为, “中国制造”的加工产品在进行贸易的时候需要高额的中间材料费用。和国外的公司比, 中国仅仅是作为国外企业的工厂场所的角色, 在整个生产经营的环节, 是从属的地位。
1.3 原产地标准进一步夸大中美贸易逆差数额
按照原产地的原则, 现在国际上是根据产品有没有经过实质性的加工为标准来确定原产地的。由于我国的企业加工增值率比较低, 按照这种原则的话, 都会当做中国出口, 这就等于将很大部分的产品价值出口加工产品都算到了中国, 这对中国的利益是一种巨大的损害。这种计算的方法放大了中国的出口规模, 并掩盖了国际贸易中的相互利益关系。
2 转口贸易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香港由于独特的自身区位和政策的优势, 拥有着从事转口贸易的巨大优势。香港的贸易自由度比较高, 商品的输入和输出都相对比较自由, 和欧美以及亚太地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贸易关系, 再加上香港的与贸易相关的其他行业, 比如金融, 保险海运等行业非常的发达, 为香港从事转口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资料显示了香港在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其中中国出口的产品由一半都是经过香港再出口到世界各地的, 而在中美贸易关系中, 这个比例上升到了70%。在中美贸易中, 原产地原则将很多的美国产品定为了中国制造, 这样在中间商转口的过程中就会登记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中, 夸大了中国出口的贸易数量, 使得中美贸易的实际利益分配不能够真实的反应。
3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3.1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成为中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的话, 那么这部分的进出口能够占到全部进出口的一半, 并且这部分的比例还在逐年的上升,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公司的内部贸易。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 因为美国在华的一些子公司具有很强的出口倾向, 所以内部出口高于内部进口。
3.2 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扩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
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使得两个中美贸易的数据有所改变:
第一个是夸大了中国向美国输入的价值。因为大量的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厂, 使得大量的商品需要从中国输入到美国, 但是由于这种贸易的输出是属于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 这些商品也属于美国公司自己生产的产品, 但是根据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却被认定为中国出口, 也就是通过目前的统计方法会将美国公司内部的贸易的价值计算到中国的出口总额内。
第二个是忽略了大量美国输往中国的价值。在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的分公司的销售中, 其中出口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角度下看, 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其实和出口贸易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大部分的美国在海外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都是为了开拓所在国家的市场。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跨国公司的额出口问题的时候, 那么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可能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3.3 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虚增”了中美贸易不平衡
如果产品的所有的成产和经营的环节都是在公司内部所进行的, 那么也就将国际的贸易转化成了公司内的贸易, 这种转移价格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转移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转移价格并不是按照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时刻变化的市场价格, 而是一种公司内部贸易的价格, 用来服务特定的公司目的的, 并利用适当的行政手段来划拨的价格。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产品技术和性能的不对称, 因此在我国的子公司通常就是以高于平均价格购买跨国公司提供的零部件, 或者需要给跨国公司很多的技术转让费用或者商标使用费等等。然后还要以非常低的价格销售给跨国公司。通过这个方法, 就实现了跨国公司的利润的转移, , 使得在中国子公司在整个价值链中的利益受损, 增值链份额严重的缩水, 变相的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的不平衡。
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下, 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有很大的可能性并不是本国的企业生产的, 而是由外国或者进口国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自己生产的, 也就是这种国际贸易交换的不是单个国家自行生产的产品, 而是多国生产的跨国产品。按照目前的情况, 显然难以准确计量国与国之间的资源和商品的流动状况。简单来说, 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及公司内部贸易等三种贸易方式, 掩盖了中美贸易真实的经济关系, 歪曲了其真实利益分配格局。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多,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 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非常引人注目。在中美贸易的产业转移中, 出口加工贸易, 转口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逐渐的取代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三种新型贸易方式的出现, 改变了产品的价值增值链, 并使得中美之间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本文就中美贸易方式的转变对贸易失衡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 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有很大的可能性并不是本国的企业生产的, 而是由外国或者进口国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自己生产的, 也就是这种国际贸易交换的不是单个国家自行生产的产品, 而是多国生产的跨国产品。按照目前的情况, 显然难以准确计量国与国之间的资源和商品的流动状况。证明转口贸易, 加工贸易以及公司的内部贸易这三种贸易方式, 扭曲了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最真实的经济关系, 掩盖了两国贸易利益分配的真实格局。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贸易方式,影响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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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失衡 篇6
第一,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快速发展, 国际分工模式从以产业内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在各国形成的产品内分工模式的基础上, 贸易各方在美中贸易失衡扩大中形成了互利但非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
第二, 虽然从实证结论看, 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变动与美国经济增长变动呈反向关系, 但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不是引致美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即不能将美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归咎于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增加, 两者间呈相反发展趋势, 必然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第三, 实证结果显示, 美国货币政策对美国产出造成的不利影响较小, 但能较大幅度改善美国净出口, 对改善其不断恶化的贸易收支是有利的, 但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其他国家的产出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要谨防美国政府货币政策的道德风险, 以免美国采取损人利己的货币政策。2010年美国政府采取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恰恰验证了本著提出的这一观点。
第四, 对美中贸易失衡的调整, 将使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付出代价, 但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不可持续、外商对华加工制造业FDI不可持续、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不可持续、中国对美资本流入不可持续, 美中两国必须调整美中贸易失衡, 以降低贸易失衡难以持续给包括两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的风险。
上述观点对我们认清当前美中贸易失衡的实质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参考。同时, 该著还体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
第一, 研究视角紧随学术前沿, 主要结论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为目标。该著从利益分配的视角, 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探讨了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美中贸易失衡中的利益分配特点, 同时, 重点研究了“十一五”时期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涵, 并将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中国如何调整美中贸易失衡有机结合。
第二, 研究内容侧重对策研究, 同时辅以严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该著从分析美中贸易失衡的实质出发, 在揭示美中贸易的“FDI引致逆差扩大”这一失衡实质原因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美中贸易失衡中的利益分配及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等问题, 提出了在互利共赢开放背景下, 中国可以接受的调整贸易失衡的具体路径, 为中国“十二五”时期如何实现与其他经济体的包容性增长提供了借鉴参考。在注重对策研究的同时, 该著还重视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方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实证方法, 以及效用方程、博弈论等理论方法, 对美中贸易失衡的实质、可持续性、影响等研究结论进行验证, 力求全著理论研究的严谨性。
中韩贸易失衡问题及对策建议 篇7
关键词：中韩贸易,逆差,成因,建议
中韩两国地理相近, 文化相似, 在20世纪80年代两国尚未建交时, 就已存在着较为频繁的经贸往来。1992年8月两国建交后, 双边贸易更是发展迅猛, 呈现出起步晚、步子大、全面深入发展的态势。近几年, 我国一直保持着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 2007年还跃升为韩国第一大进口国。同时, 韩国自2005年起也成为我国第六个贸易规模超千亿美元的国家。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这一势头, 到两国建交20周年的2012年, 中韩年贸易规模有望实现2000亿美元的目标。但是, 随着中韩贸易往来的不断深入, 贸易失衡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自建交以来, 中方就对韩方存在贸易逆差, 而且有逐年扩大之势, 影响了中韩贸易交往的健康发展。亟须对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成因进行剖析, 以便针对双方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中韩贸易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一) 双边贸易额涨势迅猛
从1992年到2007年, 中韩双边贸易额由50.3亿美元增加到1599亿美元, 增长了30多倍。在这期间, 中韩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0%, 大大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年均19%的增长水平。进入21世纪, 中韩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 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2003年7月, 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中国, 标志着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确立。2005年11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韩国, 进一步推动了中韩经贸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当年中韩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的大关。截至2007年末, 我国已连续4年保持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同时韩国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
(二)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 目前我国对韩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机电产品、钢铁及钢铁制品、矿物燃料、服装类产品、铝及其制品、家具及谷物等。与中韩建交初期相比, 这一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机电产品跃升为我国对韩国出口的第一大商品, 而且增速惊人, 近几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0%。机电产品出口的增加, 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此类商品竞争力的增强, 另一方面也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增加导致这类产品的加工贸易增加。第二是纺织原料及制品的出口地位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优化, 由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三是我国对韩国出口的钢铁持续增长, 并超过了从韩国的进口, 2006年我国对韩国的钢铁贸易顺差达到了19.5亿美元, 这说明中韩两国钢铁产业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可以看出, 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从原料型向制成品方面转化, 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提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整理而成
从进口产品结构来看, 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产品集中在其具有竞争优势的液晶装置、光学仪器及器具、激光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电话电报设备及有机化工产品等。这些商品占我国从韩国进口额的绝大部分,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从韩国进口商品的集中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韩国在上述商品上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 而且近年来我国从韩国进口的这些主要商品都保持了快速增长, 结构变化不大。
二、中韩贸易不平衡的表现及其成因
虽然总体上来说, 中韩贸易发展良好, 但也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 即贸易收支严重不平衡、中方的贸易逆差呈加速扩大的态势。从表1可以看出, 自1992年以来, 中方的贸易逆差额逐年增长, 从20世纪90年代的几十亿美元到2000年一举突破100亿美元, 2003年超过200亿美元, 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 2007年达到476.2亿美元, 相当于1992年逆差额的200多倍。目前, 韩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我国则为韩国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由于两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 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贸易摩擦, 最典型的例子是给双方都带来损失的“大蒜之争”和“泡菜大战”。
我国对韩贸易持续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双方进出口结构方面的原因, 又有政策性因素。
第一, 中韩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技术层次上存在差异。
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 相对于我国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具有劳动力廉价、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 这决定了两国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我国向韩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品数量虽多, 但总金额不大, 高新技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较低, 而韩国则主要向我国出口附加值高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 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 结果是逐渐拉大了我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
第二, 韩国对华投资企业带动大量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
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中韩两国交通便利, 再加上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韩国制造业企业来华投资设厂。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 进入外国市场的韩国制造业企业中, 有1/3的企业选择了在中国投资。目前我国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国。这些企业往往从韩国进口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 在我国加工组装, 然后返销到韩国或出口到第三国。韩国贸易协会的调查表明, 韩国对华投资企业对韩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达40%, 而把产品返销到韩国的比率只有16%左右。这说明这些韩国企业不仅大大拉动了我国从韩国的进口, 而且也把韩国对其他国家的顺差转移到中国。
第三, 韩国对我国产品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
韩国采取调节关税、关税配额和特殊保障措施等限制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林产品、水产品、中成药等资源性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根据我国商务部近两年公布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 2006年在韩国适用调节关税的17种产品中, 有8种全部或大部分自我国进口, 且均为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虽然2007年韩国取消了香蕉和冷冻鳐鱼的调节关税, 但我国这两项产品对韩出口量不大, 2006年进口自我国的冰冻鳐鱼只占韩国全球进口总额的0.5%, 并且2006年未从中国进口香蕉。调节关税的实施实际上构成了对我国优势产品的贸易限制, 除此之外我国大部分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均在韩关税配额管理的范围之内, 如绿豆、红豆、大豆、芝麻等, 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许多农产品的配额外关税高达300%以上, 最高甚至达到800%, 某些产品的配额内关税与配额外关税相距达100倍, 事实上相当于禁止配额外的进口。除了关税壁垒, 韩国还对我国产品设置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 如通过提高进口农产品的抽检率增加我国相关产品的通关时间以及设置技术型贸易壁垒等。近年来, 韩国以不同的理由, 对我国具有优势的多种产品采取进口限制措施, 甚至直接禁止进口, 涉及的产品包括大蒜、人参、泡菜、调味酱、水产品、中药材、新鲜水果等。这些歧视性的规定, 不仅限制了我国具有竞争力产品的对韩出口, 加剧了我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 同时也影响了广大韩国消费者的利益。
三、促进中韩贸易平衡发展的几点建议
从理论上讲, 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两国贸易长期不平衡, 必然会影响双方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势必带来双方更大范围的贸易摩擦。因此, 中韩双方既要客观看待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 也要尽快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 调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近几年来, 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 但总体上仍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 主要靠低价取胜, 不仅容易受到冲击, 也造成了中韩贸易的不平衡发展。要缩小贸易逆差, 一方面应该提高我国传统大宗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走以质取胜的道路, 同时着力改善我国商品的形象, 做好推广和宣传;另一方面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 如机电产品、新材料、生物工程产品等, 这类产品的对韩贸易将大有前途。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 我国政府也应通过税收、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 鼓励和扶持相关出口企业发展“质量优、档次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同时, 也要通过协商或谈判敦促韩方早日取消针对我国产品的苛刻的贸易壁垒, 改变对我国产品的歧视态度, 增加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的进口。
(二) 在巩固产业间贸易的同时, 努力扩大产业内贸易
一直以来, 在中韩的产业分工中, 我国对韩国出口具有显著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特征, 而韩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 互补性较强。两国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决定于两国的各自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 但一国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单一的贸易结构已经与中韩两国的产业调整不相适应。要尽快摆脱目前我国在对韩贸易中的被动局面, 就必须在继续保持产业间贸易的同时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 努力扩大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 尤其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有机结合可以相互形成有益的补充。从总体上, 目前中韩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形式还是以技术差距所导致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以品质差异为特征。为了进一步推进中韩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的级次, 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 缩小中韩之间的技术差距。
(三)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实现贸易自由化
随着中韩经贸合作的日益深入, 两国已具备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条件。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使两国实施共同的贸易政策, 相互降低直至取消关税壁垒, 减少非关税壁垒, 这会促进两国间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 加强区域内产品信息的共享, 从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投资领域, 韩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惠政策的出台, 加上地理文化优势必将大大促进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 对韩投资增加也同样会带动中国原材料、机械等对韩出口。可见, 早日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两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必然要求, 也顺应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贸易失衡及贸易摩擦问题, 还有利于两国贸易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由此, 实现贸易自由化才是解决中韩贸易失衡的长久之计。
四、结语
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中韩双边贸易创造了可喜的成就。21世纪是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 今后双边贸易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大, 更重要的是要有质的提升, 要在均衡基础上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积极拓宽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水平, 把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更高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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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务部规划财务司,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韩国经贸形势及中韩贸易关系[R].
贸易失衡 篇8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失衡问题也日趋严重。为应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我国政府层面不断呼吁美国放松对华严格的出口管制以缓解其巨额贸易逆差,而学术界也持续关注和探讨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美国歧视性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中美贸易平衡? 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是否真的会大幅改善当前美国的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出口管制致使的高技术出口损失在其总贸易逆差中占据很大份额吗? 本文将选取典型国家与美国的高技术贸易结构系数,模拟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情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改善程度,进而尝试回答 “出口管制是否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问题。
1 文献综述
中美贸易失衡是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也是政府关心的重要议题,更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由于美国历来对华实施严格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所以国内主流观点认为美国苛刻的出口管制政策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李志军,1999; 强永昌等,2004; 沈国兵2006;徐复,2006; 郎丽华,2006; 张波,2009; 黄晓凤,2011; 候坤,2012)[1]。但国外学者则对以上观点予以否认,其依据是美国仅仅对其总出口中不足5% 的商品实施管制,故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出口管制,而应归因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汇率操纵和低价倾销(Bown,2005)[2]。相对工资收入的调整将有利于改善贸易平衡(Dekle,2007)[3]。如果以上结论成立的话,那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必然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众多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强永昌等,2004; 刘伟,2006)[4],汇率调整对贸易失衡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Groenewold,2007; 谢博婕等,2013)[5,6]。
除了政府管制和汇率波动等影响因素外,其他因素也被纳入中美贸易失衡的分析框架。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最终产品生产商对加工企业所有权安排与贸易组织结构的选择(王耀中等,2009)[7]、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史本叶,2010)[8]、东亚国家和地区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杨丹,2012)[9]、美国经济增长引致的超额进口需求增加(冯宗宪,2013)[10]以及对华大量的投资(Burke,2000)[11]、两国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异质性(朱维巍,2014) 等[12]。
围绕贸易失衡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虽然具有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但是仅仅获得少量的贸易利益。尽管美国长期对华存在贸易逆差,但并未对其国内的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夏先良,2010)[13],反而依靠其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产品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获得了丰厚的贸易利益(刘建江,2011)[14]。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贸易赤字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Kim,2014)[15]。所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来看,中美两国间存在贸易差额和贸易利益严重错配的格局( 王岚,2014)[16]。美国对华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对其国内的不利影响包括出口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低下、损害了相关产业的生产规模和工人福利(Bown,2005)[17]。
鉴于目前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和政策的论证,而较少通过数据模拟检验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所以,本文拟在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假设下,参照美国与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贸易结构,估量美国对华严格出口管制而导致的贸易损失,进而测度出口管制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
2 事实与假说
2. 1 中美贸易失衡现状
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在1960 ~ 1970年间为贸易顺差国,自1971 年至今(1973 年和1975 年除外) 始终保持贸易逆差态势,且逆差规模逐年快速增长。1971 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22. 6 亿美元,2014 年该值达到7414. 62 亿美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总贸易逆差的比重越来越大,截至2014 年,美国几乎一半的贸易逆差来自中国,详见表1。
%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网站整理。
2. 2 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假说
由于美国历来对华实施严格管制,所以缺乏放松管制的相关贸易数据。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文章假定美国所给予加拿大等国的优惠管制政策在沿用最惠国待遇原则后适用于中国。文章基于如下几个假定条件预估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潜在出口增长额。
假定1: 出口管制程度相似则贸易结构趋同
在出口管制背景下,美国对严格管制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显然远远小于对于友好国家的出口额。由于管制的严厉程度直接影响着高技术产品的贸易占比,所以,本文假定在被美国实施相同水平管制程度的国家中,它们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占从美国总进口的比重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假定2: 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具有相似的进口需求
除了贸易壁垒外,影响进口贸易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偏好和收入水平等。所以,本文假定在被美国实施同水平的管制程度的国家中,收入水平越相近的国家,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占比越相近。换言之,高收入水平国家自美国的进口需求结构显著区别于低收入国家自美国的进口结构。
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依据贸易平衡公式,BT = X - M,贸易额的变化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BT(1 + b% ) = X(1 + x% ) - M(1 + m% )
为保证贸易逆差或顺差规模不变,即令b%= 0,则要求满足X ·x% - M ·m% = 0。贸易额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ΔB = ΔX - ΔM。如果 ΔX =ΔM,则 ΔB保持不变; 如果 ΔX > ΔM,则 ΔB递增,顺差扩大; 如果 ΔX < ΔM,则 ΔB递减,逆差扩大。
此外,影响进口的变量主要包括收入和价格水平,故可以构建如下进口函数:
M = F( I,P)
由于中国的进口等于美国的出口,所以可以将上式改写为:
考虑美国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所以加入制度变量GA,上式进一步改写为:
另外,假定影响产品价格的变量主要包括生产成本C、生产效率E和汇率F,所以上式改写为:
综上,影响中美贸易平衡(BAC) 的因素及相互关系如表2 所示:
为简化分析,文章假定除管制强度发生改变外,其他各影响因素均为定值。所以,贸易平衡模型可以改写为: BAC= F( XA(GA)),并将研究对象简化为美国的出口管制通过影响其出口额而最终冲击贸易平衡。
由于现有出口管制的对象主要为高新技术产品,所以文章将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品区分为一般产品(TN) 和高新技术产品(TH) 两种。此外,美国当前实施差别化的出口管制政策,即对部分国家实行严格出口管制,而对其他国家则放松管制,所以将政府出口管制区分为严格管制(GR)和放松管制(GD) 两种情形。贸易总额可以表示为T = TN + TH 。
在前文两类产品的假设条件下,贸易结构系数可以表示为,理论上,TSGR< TSGD,即美国与被其严格管制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与一般产品的贸易额之比小于与放松管制国家间的比值。此外,按照需求相似理论,如果收入水平趋同,则其进口需求也趋同。所以,在被管制国家行列中,收入水平越相近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结构指数越接近。对被严格管制的国家而言,高技术产品的期望值可以表示为如下公式:
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解释能力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TDGR为美国对严格管制国家的贸易逆差。
4 实证模拟与分析
美国产业安全局(BIS) 依据出口管制条例(EAR) 对不同的国家实施不同程度的管制措施。从其商业国家列表(Commerce Country Chart) 可以看出,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管制最为宽松,其次对英国、法国、德国等28 个国家实施同层次的相对宽松的管制政策,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3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非常严格的管制措施[21]。
4. 1 高技术产品大类标准下的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
如果美国给予中国同加拿大同等的出口管制优惠,按照前文假定则可推论出中国和加拿大在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需求上具有趋同性。此种情形下,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必然大幅上升,进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大幅度缓解。文章接下来首先计量加拿大和美国近年来的贸易结构系数,然后将该系数套用到中美贸易中,进而模拟并估算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预期值,最后比较预期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
按照美国统计局的划分标准,高技术产品被划分为10 大类和389 细类(1)。文章参照该标准将HS10 分位的389 类产品贸易额加总得到高技术产品贸易额,将剩余的产品全部纳入一般贸易额。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均来自于其统计局网站汇总得到。
研究发现,按照美国的十大类高技术贸易统计口径,出口管制并没有对管制国与被管制国的贸易结构系数产生预期的影响,而是出现了相反的结论。具体而言,被美国严格管制的中国的TS系数远远大于被美国放松管制的加拿大的TS系数。该结论表明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占总进口的比率远远超过加拿大,略低于日本。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其对世界的高技术总出口的比率大幅度提升,并逐渐与加拿大逼近。详见表3。
%
备注: THCN、THCA、THJP、THT分别表示美国对中国、加拿大、日本和世界的ATP出口额,XH和XN分别表示美国的高技术和一般产品出口额。
表2 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比重(XH/XN) 出现显著下降,但是对华高技术出口占其总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THCN/THT) 显著上升。此外,管制背景下的贸易结构系数并没有与预期吻合,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形。例如,美国对加拿大管制最为宽松,所以XH / XN ( CA) 系数理应显著大于XH / XN ( CN),或者THCA/THT值显著大于THCN/THT值,事实上,前者系数值呈现完全相反的趋势,而后者也没有出现巨大的差距,反倒是逐步逼近。可见,美国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并未对两国高技术贸易结构产生预期的影响。现有贸易格局已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占比显著高于对加拿大的出口,而略低于对日本的出口。
既然美国对加拿大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最为宽松,为何美加高技术贸易占比反倒远低于中美的比值? 这说明出口管制对高技术品贸易的影响较为有限。真正推动高技术品贸易进口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应该在于各国间巨大的技术禀赋差距。由于美加两国都是技术发达国家,所以,即使美国对加拿大实施宽松管制政策,加拿大对美国高技术的进口需求也不会出现大幅增长,因为其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禀赋优势。而中国的情形则相反,在管制较严的情形下,加上中美技术禀赋差距较大,中国在从美国的进口中,必然尽可能地选择进口高新技术产品,以尽快弥补国内外技术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美国放松对华管制,必然推动高技术产品进口的更快地增长。可见,无论是放松还是加强管制,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产品结构都必然以高新技术为主,这是两国的技术禀赋格局所决定的。
4. 2 高技术产品细分标准下的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
由于高技术产品的大类标准不能区分美国出口管制的差别性和歧视性。所以,文章接下来采用细分的十大类高技术产品标准剖析管制与贸易的关系。按照美国商业国家列表,文章将管制程度分为非常宽松、宽松和严格等3 种类型。并在前两种类型中选取典型的国家作为参照,进而假定美国给予中国与参照国同等管制待遇的情形下计量美国潜在的出口增长额,最后剖析潜在的出口增长对于当前贸易逆差的缓解程度,由此判断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水平程度。
4. 2. 1 非常宽松管制情形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中,按照占比排序前4 位的依次是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通讯和生命科学。美国对加拿大ATP产品出口占比排序前4 位则是信息通讯、航空航天、电子和生命科学。文章用ATP产品出口额之比得到的倍数衡量美国出口管制的歧视程度。以2014 年为例,美国对加拿大武器的出口额是对中国武器出口的65倍,其次是信息通讯3. 3 倍,再次是生物技术2倍,最后为先进材料1. 6 倍。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与对加拿大同样程度的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基于前文假设条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应该与对加拿大的出口结构相似。如此则美国对中国的潜在出口额必然大于现有出口规模。
在模拟潜在出口规模时,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在2、3、5、6 和10 等5 类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接近于或略大于对加拿大的出口,所以这几类产品取绝对值进入模拟方程。而第4 类和第8 类占据高技术产品的绝大部分,所以这两类产品参照加拿大的进口结构系数值,取值为74. 20% (原值为60. 33% ,下同),第1、7 和第9 类的取值依次为3. 30% ( 1. 61% )、0. 96% ( 0. 57% ) 和0. 21% (0. 00% ),进而潜在的对华ATP出口规模方程表示如下:
X表示潜在出口额。
以上方程提高了典型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在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且保持与对加拿大同等待遇的情形下,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势必增加,进而缩小逆差规模。文章参照以上方法计算出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原值和参照值,详见表4。
%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整理。备注:*表示参照值。
表4 可以看出,美国在上表所列的几类产品上对加拿大比对中国实施更宽松的出口管制措施,参考值显著大于原值。接下来文章将参考值纳入前文的出口规模方程,进而估计在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情形下出口的潜在增加值。详见表5。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实际值来源于美国统计局数据库。
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和加拿大同等的出口管制待遇的假定条件下,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非常大的增长空间。表4 中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可以用来度量美国因实施严格对华管制政策而导致的贸易损失。由于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出口管制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文章接下来将进行模拟论证。
出口管制政策直接限制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抑制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如果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那么出口管制导致的出口损失应该占据总贸易逆差相当大的份额,抑或放松管制所导致的潜在出口增长额理应极大地减少贸易逆差。文章用高技术产品的潜在出口增长额与当年的实际贸易逆差之比构建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因子,该值越大说明出口管制是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反之则说明影响较小。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的影响因子水平及走势表明美国出口管制对中美贸易平衡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但是有逐渐加大的趋势。例如,2002 年出口管制所致使的贸易损失占总贸易逆差的0. 45% ,2014 年该值达到3. 15% ,最大值为2010 年的4. 07% 。由此看来,即使中国获得与加拿大同等的管制待遇,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对其贸易逆差的减缓作用仅低于5% 的水平。
4. 2. 2 宽松管制情形
在美国实施宽松出口管制的国家行列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是影响进口需求结构的重要因素,所以文章分别选取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组,然后选取印度和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组。
(1) 发达国家参照组
美国对英国的高技术出口主要以第8 类和4 类为主,前者占比不断上升,2014 年达到61. 63% ,而后者逐步下降,由2002 年的32. 53% 降为2014年的17. 26% ,但两类产品贸易额始终约占对英ATP总出口的70% 以上。美国对日本和德国高技术出口结构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占比最大的为第8 类产品,比值始终维持在40% 以上,其次是第2 类和4 类,占比分别约为16% 和18% 左右。美国对法国的ATP出口中第8 类占据绝对的优势,2014 年达到75. 40% ,其他年份也保持在65% 以上。
由此可见,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美国在第8、4 和2 类产品上具有较大的出口规模和竞争潜力。而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领域正是美国对华严格管制的领域。如果中国从美国获得与这些国家同等的待遇,则中美在该类产品的贸易额必然大幅上升,从而有利于缓解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借助以上几个国家与美国的ATP贸易结构系数估计中美ATP贸易潜在增加值,然后测度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影响程度。详见图2 所示:
在发达国家参照组中,参照法国(FRA) 和英国(UKB) 的对美ATP贸易结构系数模拟出的影响因子更大,其中2009 年参照法国得到的影响因子最高达到8. 45% 。这表明中国若获得同法国同等的待遇,则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可以缩小约8. 45% 。2002 年参照德国( GEM ) 和日本(JPN) 模拟出的管制影响因子出现负值,这是因为模拟值小于实际值。即使完全参照美法贸易结构体系,得出的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仅为4. 89% 。可见,出口管制政策对贸易失衡的影响非常有限。
(2) 发展中国家参照组
如果收入水平的差距对进口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的话,那么以上所选的发达国家参照组与美国的ATP贸易结构系数套用到中美ATP贸易的模拟方程中,其科学性值得商榷。所以,文章接下来选取美国管制较宽松,同时又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作为参照组。遵循前文的假定2,中国与印度和墨西哥等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从美国的进口需求具有趋同性。因为美国对印度和墨西哥管制较宽松,所以美印和美墨之间的ATP贸易对中美的ATP贸易具有较大的参考性。
图3 可以看出,以美国和印度( IND) 的ATP贸易作为参照组模拟出来的出口管制影响因子最大值为2007 年的10. 45% ,这表明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可以减少对华逆差约10. 45% 。而以墨西哥(MEX) 为参照模拟的影响因子值均值仅为1. 01% ,但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5 结论及建议
文章基于放松出口管制能够导致出口增加进而缓解贸易逆差的假定,从管制严格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选取高技术产品贸易国家参照组,前者包括非常宽松和宽松两种类型,后者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组别。以美国对华出口较多的2、3、5、6 和10 类ATP产品为基数,借助他国与美国在1、4、7、8 和9 类的贸易系数作为参照,分别假定美国对华实施非常宽松(参照加拿大) 和宽松(参照法国、印度等) 管制政策,并模拟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改善程度,研究结论如下。
5. 1 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所选取的参照系中,放松出口管制导致的潜在出口增加额占美国对华贸易总逆差的比值最大为10. 45% ,但该值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影响因子的平均值往往更具有参考价值。例如,参照印度和墨西哥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组而得出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仅为1. 79% ,参照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组得出的平均影响因子为2. 5% ,而以被美国实施非常宽松管制政策的加拿大为参照计算出来的各年平均影响因子也仅为2. 2% 。可见,出口管制不能构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美国出口管制主要针对少数敏感的高新技术和产品,这类产品在其总贸易规模中所占比重较小。前文研究指出,美国对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占对华总出口额的比重逐步下降,但是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其对世界高技术产品的总出口额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此外,XH/XN (CA) 值远远低于XH/XN (CN)值,这从另外一个层面表明: 加拿大虽然享受最宽松的管制待遇,但是对美国的少数高技术产品需求规模仍然有限; 中国虽被严格管制,但是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需求非常巨大。
5. 2 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尽管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且越来越大。以不同国家作为参照模拟出的影响因子走势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所导致的潜在出口损失越来越大,换言之,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冲击作用逐步加大。例如,参照加拿大模拟的影响因子值2002 年为0. 45% ,截至2014 年增加至3. 15% 。参照其他国家模拟的影响因子值也具有类似的演进趋势。
综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虽然限制了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但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放松管制所导致的潜在出口增加额占总贸易逆差的比值平均低于5% 的水平。所以,剖析中美贸易失衡还应该从收入水平、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生产效率、汇率兑换和经济结构等入手。
尽管出口管制不是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直接限制了该类商品的贸易增长,并抑制了与这些敏感技术或产品相关的商品的衍生贸易,从而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具有放大效应。限于统计技术原因,这种放大的贸易损失无法找到参照系并进行模拟度量。基于这个原因,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会比前文模拟值更大些。虽然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要求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出口管制政策已经对贸易逆差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放松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利于释放其他相关品出口增长的潜力,尤其是获得衍生品出口增长的巨大利益,进而有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2)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于出口管制或汇率控制等在内的 “制度性因素”所致,而是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引起的 “结构性失衡”。所以,敦促美国放松出口管制,可以更好地吸收高技术产品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更快地推动我国产业技术升级,改变当前 “低价格、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出口格局,优化对美进出口贸易结构,从而缓解中美贸易失衡。
摘要：文章选取被美国放松管制的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参照样本,按照美国产业安全局关于高新技术的10个分类标准,在放松对华管制的假定条件下,模拟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华潜在出口增加值,由此判断出口管制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非常宽松和宽松两种情景下,无论是参照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美贸易结构系数,影响因子的平均模拟值均低于5%,这表明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影响因子的模拟值具有普遍递增趋势,这反映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越来越大。中美贸易呈现的并非“制度性失衡”而是“结构性失衡”。
关于中美贸易失衡的思考与对策 篇9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对策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170-01
一、客观理性看待中美贸易失衡
（一）客观看待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不仅仅反映了中美短期的贸易冲突，更反映了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及因此产生的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矛盾。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我们必须从和平崛起的战略出发，客观理性看待，慎重处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为我国经济崛起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应该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增长有其必然性，理性看待大大小小的摩擦，不要一遇到贸易摩擦就情绪化，更不必将贸易壁垒或技术性问题政治化。以平常心应对贸易失衡产生的摩擦。
（二）注重双方在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贸易差额只是经济学家在统计数据中用的一个参数，他反应不了一个国家在实际贸易中获得的具体利益，也无法说明利益是如何分配的。我们不能主观的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就是盈利的，反之来看处于贸易逆差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一定不利。打个比方，中国对美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实际中并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反之还产生了一定的非必要成本；而美国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些列的好处，不仅使本国的消费者受益，也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所以，不能以顺逆差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的优劣。
二、美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一）摒弃旧的观念，实现出口自由化。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出口贸易过程中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在进口贸易过程中则倾向于自我保护意识，以保护美国本土一些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其次，美国官方已经在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在国际方面，美国主动调整与全球化和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的贸易政策和体制，积极着手修改已经不适合美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进出口贸易法案，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背景下，美国将优势产业自由的向国际市场靠拢。如果美国全面开放一些高端产业和特有市场，并放松对中国出口的无端管制，真正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中美贸易不平衡将得到彻底的改善。
（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国民储蓄率。一直以来,美国的储蓄率持续偏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降低本国的储蓄率，最低点只有0.3%。正是因为美联储的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与此同时，美国又在国内推行了高消费政策，这种储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造成了如今面对金融危机，美国经济毫无抵抗力。所以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国民储蓄，努力协调消费与储蓄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国内收支的正常，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奠定重要基础。
三、中国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建议
（一）借鉴“广场协议”，日本汇率政策给我们的启迪。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日本财长、前联邦德国财长、法国财长、英国财长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的财政首脑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
1949-1971年，360日元=1美元。1971年12月，1美元=308日元。1972年，1美元=301.66日元。1978年，1美元=194.30日元。1985年，1美元=200.25日元。1995年，1美元=80日元。1997—1998年1美元=140日元左右。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由于美国经济逐渐进入衰退的边缘，此时美国政府又开始调整汇率政策，实际上采取了促使美元贬值的政策。日本方面非常不安，想方设法不让日元汇率升值。，此时，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本土企业产品的出口，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
如今，我国无时无刻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解决途径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我们要长时期的保持人民币对外兑换水平，这对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次，随着我国本土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益提高的企业竞争力，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必然的趋势。但人民币升值一定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最后，在外界对人民币的升值的重压之下，更不可轻易作出决定，以避免被投机势力所利用，给我国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二）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转换。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往往会忽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造成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和频繁的中美贸易争端。因此，应当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保持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制定内外兼顾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在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情况下，对我国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优化外贸服务体系。国家应该健全外贸服务体系，扫除非市场障碍。非市场因素对企业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在行业政策调控、提高办事效率、规范经济秩序、避免低水平竞争、提高海关通关速度、切实落实出口优惠政策、加快退税等方面，努力为企业营造“软环境”，避免企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为企业树起坚实的“保护伞”。
（四）鼓励企业跨国经营。扩大对外投资会是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我国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将对外投资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在投资过程中，应注意所要投资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项因素。政府要多加引导，鼓励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企业对美国市场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提供便利的政策和信息公开化的平台。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炸弹，大大减少贸易中产产生的摩擦，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贸易失衡 篇10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消费信贷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 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 不止是中国, 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 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 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即过度消费, 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 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 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 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 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 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 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 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 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 而且在2 0 0 4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 1 3 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 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 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 以未来收入为依据, 以特定商品为对象, 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 0多年的历史, 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 0年代以来, 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 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 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 消费者保护制度, 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 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 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 1984年, 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 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 2004年为1.8%, 2005年降到0, 到2006年11月份, 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 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 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 还动用了储蓄, 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 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 住房, 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 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 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 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 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 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 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 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 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 0世纪9 0年代以来,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 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 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 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 以“中国威胁论”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 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 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即提高国内储蓄率, 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 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 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 比较难以改善, 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 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 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 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 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 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 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 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 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 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 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 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调整出口结构, 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 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 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 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 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 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 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 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郑菊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建设经验与启示》
[3]褚福全:《由美国储蓄率零增长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