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问题（共12篇）
失衡问题 篇1
1 中美贸易现状
自1979年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给予互相的最惠国待遇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得到了极大发展。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从1979年到2010年的32年里,中美贸易额从24.5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3853.4亿美元,增长了157倍之多,截止到2011年2月,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早在2000年,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到去年美对华贸易逆差飙升到了1812.7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见下表)。伴随贸易额的增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双边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加,范围越来越广,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数据整理来源:中国海关(http://www.customs.gov.cn)单位(亿美元)。
2 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原因分析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规模如此之大,这不得不引起中美两国双方的注意,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2.1 中美双方存在统计差异
首先,由于中美两国在贸易统计上使用了不同的口径,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出实际情况。出口方面,中国采用离岸价统计,美国采用船边交货价统计,两者差异主要在于商品装船或者飞机运输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值的1%计算,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相应向上调整。进口方面,美国以到岸价来计算和记录,通常会把保险费运输费用一起算上,到岸价的费用比离岸价高出平均约10%,因此对中国的进口额应作向下凋整。
其次,转口贸易是导致中美统计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美相互出口货物中有部分是先被运到香港、韩国釜山、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地再转运到目的地的,在转运地货物经过分装或者粗加工,性质并没发生变化,因而原产地也不会发生变化,在统计时美国海关根据产地来源将转口贸易额看成是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根据目的地原则,往往不统计转口商品的数额,这样必然会造成双方统计数据上的差异。
最后,在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的服务贸易行业中,美国顺差额是相当的可观,像技术服务、金融、咨询等都是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但是出于服务贸易难以精确统计的特征,也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中美贸易逆差的水平。
2.2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美国则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行业,而美国早已经历过了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众多发达国家包括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动中国,促使中国来料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客观上也将原来的贸易摩擦风险转嫁给中国,在贸易保护抬头的今日,西方国家必然会频繁发起对中国的“双反”调查。
2.3 美国政治运作的需要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不同的党派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必然会维护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奥巴马属于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多地是代表工会利益,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解决高负债,就业,医保等问题,增加外汇储备与减少贸易的逆差,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国内失业人数巨增,工会必然会向奥巴马施加压力,为更多的获取民主党支持,以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必然倾向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渲染中美贸易失衡,就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措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
2.4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两国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所决定
经济环境与贸易向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当经济向好的时候,各国为促进贸易发展,往往倾向于推行自由贸易,而当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经济发展疲软之时,为保护国内产业,降低失业率,也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往往会推行各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的措施。我们知道,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坚持保护主义,这本就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三次经济刺激计划,更在振兴经济方案中提出“购买美国货条款”,向世人宣布了美国公开进行贸易保护。
此外美国与中国自身经济状况不同,特别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差距上。我们知道美国储蓄率一直偏低,甚至在2001年10月一度达到0.3%的低点,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着美国经济负债式消费增长,美国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反观中国,存在融资渠道不畅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中国人固有的节约消费理念,使得中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国内需求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两国国内经济失衡所决定的。
3 应对之策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既定的事实,这种不平衡既有客观性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甚至政治制度的原因。中美贸易失衡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持续,而中美贸易摩擦也将会不断,据此我们要从多方面对中美贸易失衡进行调整。
3.1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出口转向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长期施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对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往往过度的依赖外需,内需常常处于不足的情况。实际上,我国国内有13亿人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的内需市场,当打开这一市场时,我们便会发现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经济发展会更加稳定与健康,而我国对美的出口也会减少进口增加,贸易的顺差也会自然减少。
3.2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实施出口市场的更加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实行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措施,但从商务部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知道,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初级加工品,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因此我国应该努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向产业链的更高端发展,学会关键技术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加工制造能力,更加务实于打造自有品牌。
除此之外,由于当前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地方主要集中于欧美,对欧美市场过分依赖也会导致贸易风险加大,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向更广区域拓展对外贸易的地理范围,开拓更广的国际市场,向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渐趋好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扩展,同时加大FDI的投入,直接绕开欧美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
3.3 完善我国的原产地制度
原产地规则作用在于能够确认出口货物的生产地,也是国际贸易中进行贸易统计与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依据。现在,在国外随处可以看见“中国造”产品,而且往往这些产品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价格低廉但是供应量相当大的最终消费品,产品数量的冲击使得国外消费者随处都可以感觉到“中国造”对本国类似产品的威胁,这种原产地标准显然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其实如果我们有严格的原产地制度,加强原产地证书发放的管理工作,只对那些在中国增值百分比达到一定标准的产品才打上原产地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敏感度。
3.4 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加入WTO以来,欧美很多国家一直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对我国可以很容易的施行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调查。对中美双方来说,“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加快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同时要与美国努力交涉,通过外交谈判使其早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有我们早日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做到我国经济真正的独善其身。
摘要：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国的贸易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扩大,伴之而存在的两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扩大,甚至已经成为阻碍中美关系的一大重要障碍,因此分析引起两国贸易失衡的原因已经显得非常必要与及时。从中美两国贸易现状出发,探析造成两国贸易失衡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贸易摩擦,对策分析,统计差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http://www.stats.gov. c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EB/OL].http://countryreport. mofcom.gov.cn.
[3]吴新辉,胡少华国际贸易摩擦及我国的对策研究[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9).
失衡问题 篇2
叶县辛店镇中学 张晓伟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具体表现。然而，近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却呈现出失衡日益扩大化的苗头和倾向，已经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掌握城乡义务教育的现状，弄清教育失衡问题的成因，寻找破解这一难题的方法，笔者于近期深入叶县辛店镇、昆阳镇等中小学校，并采取调查问卷、座谈走访、实地查看等方式，对城乡教育失衡问题进行了详细调研。现将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叶县教育系统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以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出发点，唱响发展主旋律，打好质量攻坚战，认真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实现了教育事业的跨越发展。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369所，在校学生105826人，在职教职工8942人，教育结构基本合理，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教育优势日益明显。可以说，我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应清醒认识
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我县城乡教育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配臵不够优化，教学点分布相对分散，师资力量强弱有别，学生数量多寡不均，给教学日常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实际问题。二是教师回流日益严重，据问卷显示，心甘情愿留在乡村小学任教的老师不足三成，而绝大部分都在实施着或即将实施回城计划，尽管先后有几批招教老师及时补充乡村老师空缺，但教师回流趋势仍在日益蔓延。三是生源松紧不断加剧，城乡教育失衡扩大的直接后果，主要表现在学生择校等问题上，一些家长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都要努力把学生往城镇中小学挤，目的只是要让学生共享优势教育资源，不甘心让孩子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四是错位竞争愈演愈烈，众所周知，城镇学校和乡村学校教学水平和竞争实力差距较大，加之近些年城镇中心的提前招生或变相选拔，错位的竞争导致乡村学校实力每况愈下，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城乡教育失衡扩大化，导致了教育事业的畸形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方面，随着义务教育制度的大力实施，农村教育条件、教学水平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一些学校只强调教学点相对分散、基础设施功
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巩固成果，深化改革，促进公平，协调发展，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推进由人口大县向人力资源强县的转变，为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盐都崛起提供人才保障和知识贡献。由此不难看出，“十二五”期间，致力均衡发展、维护教育公平、推进协调发展，已经被县委、县政府列为重点工作，并加以全力推进，必将开创我县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结合调研情况，就如何破解教育失衡、维护教育公平等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抢抓机遇，善谋应对之策。“十二五”期间，我县教育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一方面中央继续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叶县作为河南的人口大县、资源大县，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把教育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竞争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教育战略地位将进一步落实。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确定，中央的惠农措施将会更多，农村公益事业的经费必然增加。我县作为农业大县，教育事业将会得
学的愿望。四是要努力做好城市学校对口支援农村学校工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教育随班就读保障体系建设。同时，要健全完善学校校舍尤其是农村学校校舍建设、维修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争到“十二五”中期，实现《叶县教育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在全县建成20所标准化农村初中、60所农村寄宿制小学、200个教学点”目标任务。
失衡问题 篇3
关键词：税收执法责任制 追究失衡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1-083-02
一、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初步推行，取得了明显成效
近年来，我国税务部门围绕如何建立和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建立了制度体系，构筑了严密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 “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加强执法考核，严格责任追究”，这四个因素相互衔接， 实现了制度、机构、岗位、人员、责任的有机结合，建立起一种“齿轮传动式”的工作机制 。
2.增强了法治观念，税务干部的执法能力稳步提高。
税务干部对法治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法律思维模式，能始终注意执法行为 的合法性，提高了执法能力和法律素质，随意执法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3.提升了执法水平，税收收入连年高速增长。
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实施促使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执法过错呈下降趋势，保证了“依 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管理质量全面提升，有效保障 了组织收入中心任务的完成。
4.加强了队伍建设，税务机关的党风廉政建设迈上新台阶。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推行，促使税 务干部从先关注纳税人责任转变为先关注自身责任，逐 步树立起“只有学得好，才能罚得少”的观念。而且“治权”、“治官”思想得到深化，有 力防止了以税谋私等不良行为的发生，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关口 前移，促进了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70%以上的税务部门在当地行风评议中位居前三名，树 立了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
二、过错责任追究失衡问题阻碍了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
但是，目前在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过程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过错责任追究失衡问题： 对个人责任追究多，对集体追究少；对基层追究多，对机关追究少；对一线执法人员追究多 ，对内勤人员追究少；对作为的追究多，对不作为的追究少，甚至出现重复处罚或者不予追 究的现象等。
1.诸多制约因素的存在，造成税收执法责任制最终“落脚点”少。一是现行的税收执法岗位 职责规范考核的点分得太多、太散，几乎每件事都被分为受理 岗、审核岗、审批岗，每个岗又分很多考核点，造成了责任分散虚化，致使涉及到具体责任 人时，往往最终却难以追究，出现谁都有责任，可谁都不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二是在过错追 究上，抓得不够严，一般是“限期改正”和“提出批评”，经济追究少，即使有也是象征性 的，雷声大，雨点小，使执法违法者不痛不痒，难以受到教育。三是有些地方追求不切实际 的“时髦”，机械要求执行统一的追究标准，没考虑到因各地的具体经济条件、执法环境被 追究的几率等不同，导致被追究者的实际承受能力各不相同，从而影响了税收执法责任制的 深入推行。
2.“岗位陷阱”的存在，致使不同岗位之间的责任追究“平衡点”少。一是在考核扣分时， 执法和行政没有单独区分，使得非执法岗位人员不仅不必承担风险 ，而且还有加分机会。而被追究者大多是征管、稽查一线执法人员，导致不同岗位上责任追 究的不平衡，造成“岗位陷阱”。同时因人员问题，基层税务机关“一人多岗”现象依然很 严重，业务水平高的税务干部工作量非常大，导致“做事的媳妇砸碗多”。二是岗位系数设 置不很合理，没有体现不同岗位的风险大小，存在苦乐不均现象。这种责权利脱节、奖惩失 衡的现象严重挫伤了税务干部的积极性，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情绪，严重 阻碍了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
3.考核制度之间的“两张皮”，导致执法责任制考核追究“着力点”少。
目前虽对税收执法建立了评议考核制度，但与责任制管理考核、文明创建考核、公务员 年终考核等缺乏有机结合，责任人感受不到其努力带来的回报与尊重。在一些评定中，又掺 入了较多人为因素，感情分、印象分冲淡了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已 有的行政、经济等惩戒处罚措施不够协调，使得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出现多种制度同时处 罚同一个执法过错行为的重复处罚现象，违背了过罚相当的责任追究原则。
三、努力实现过错责任追究的公正、公平，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
正确处理过错责任追究中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这已成为税收执法责任制深入推行的 关键。
1.积极优化制度设计，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首先，综合考虑风险大小、业务多少、难易程 度、从业素质高低等因素，把执法岗位划 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然后分别确定奖金津贴系数，体现“多劳多得”。鉴于基层“一 人多岗”问题目前尚难彻底解决，故应变“以人计酬”为“以岗计酬”，以鼓励素质较高、 能力较强者承担多个执法岗位的职责，彻底解决“干的越多，追究的越多”问题，力求公平 合理。基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宜按岗位计酬的一定比例来设置经济惩戒的 标准，与当地的人均生活水平相适应，充分考虑被追究者的实际承受能力，加快税收执法责 任制的推行步伐。其次，应按细化的工作规程，对所有可能出现的过错行为进行梳理、归纳 ，根据过错的 性质、严重程度、社会影响、发生频率等情况划分为若干档次，各扣不同分值，再相应规定 责任追究形式，实现量化管理。要注意区分税务机关的责任和工作人员的责任，领导责任和 一般干部的责任。注意区别执法不到位与越权执法、无意过错与主观故意、一般工作过失与 严重失职、渎职等不同情况，明确直接责任与连带责任、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等区分标准， 确保责任追究得到真正落实。再次，处罚设定应严格遵循过罚相当的追究原则，公平对待当 事人，避免“一事二罚” 。要进一步划清各个岗位责任之间的界限，对过错责任的轻重、大小进行量化，以便操作， 真正做到处罚一致。此外，要从权力制衡原理出发，对关键执法权、执法岗位应导入制衡机 制，使执法权、 执法岗位在权力、义务上相对平衡，为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创造有利条件。
2.努力完善激励机制，在动力上添油加力。首先，根据学识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以及 能级考试结果等情况综合评定税务干部 的能级，可大体划分为初、中、高三个等次。其次，全面引入竞争机制，进行竞岗竞聘。建 立干部“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选人用人制度，通过竞争、考试考 核，结合能级进行岗职配置。再次，建立注重奖惩结合的激励机制，根据工作量、执法质量 、岗位责任等因素综合考 虑分配系数，向工作量大、责任重、质量优的一线人员倾斜，可设立创新奖、成就奖、奉献 奖等，从物质和精神上同时奖励，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优选任的主要依据，实现优岗优级， 优岗优酬。坚持有错必究原则，对一般干部和领导要一视同仁，不能以经济惩戒来代替行政 处理，从而保证该制度能得到真正落实，使一线执法人员既有有过错而被重罚的风险，又有 无过错而获重奖的回报，做到奖罚分明，切实解决多干多追究、少干少追究、不干不追究的 问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3.切实加强统一领导，在追究上“严”字当头。首先，领导要高度重视，引导干部提高思想 认识。“一把手”负总责，将税收执法责任 制的深入推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切实做好思想认识工作，使考核人员克服“走形式、走 过场”的错误观念，认真对待责任追究，从不敢进行追究转变为敢于大胆追究；使一线执法 人员消除侥幸心理，正确看待责任追究，从不愿接受责任追究转变为“只有严格执法，才能 不被追究”。 其次，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落实责任追究。要抽调具备较高法律素养和道德素质的税 务干部，参加由“一把手”挂帅的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做好组织保障。对发 现的执法问题，要加大执行力度，敢动真格，敢于碰硬，决不姑息迁就。要注意把握从轻、 从重的度，保证追究到位而不缺位，从而使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工作能真正落到实处 。积极构建环节监督、层级监督、过程监督和外部监督组成的监督体系，实现全过程、全方 位和多视角的监督，并将落实情况列入各单位的目标考核。
再次，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不断健全考核机制，加 强教育、学习和转化，特别是对初犯者或者无主观故意，确因业务不熟、能力不强而造成过 错者，多层面、多方位、多环节地鞭策税收执法人员，提高其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从而达 到“追究一人，教育一块，提高一片”的效果。
通过以上措施，切实解决执法责任追究的“失衡”问题，增强税务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法 治意识，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形成执法讲依据、工作讲程序、办事讲责任的良好氛围 ，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全面提高税收执法的整体水平，不断推进依法治税。
参考文献：
1.许正中，张孝德.税收经济学.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2.周敏，彭骥鸣.税务行政管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徐至诚.试论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建立与完善.江苏税务，2002(增刊)
4.程晓敏.从国税系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践看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中国法制信息网
5.谢旭人.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 全面提高依法治税水平.国家税 务总局网
6.袁文峰.当前税收执法责任制运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江苏国税网
7.林晓峰.对进一步完善规范执法和过错责任追究的探讨.中华税网
8.于智广.加强税收执法能力建设的思考.国家税务总局网
（作者单位：江苏省税务学校 江苏无锡 214000）
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问题 篇4
高校内部资源是指高校所有的或者可支配的各种资源的总和[1]。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所受约束的强弱程度不同。有些资源的配置受强制性政策的约束, 呈现刚性;有些资源的配置受指导性政策的约束, 有一定弹性;还有些资源的配置约束较少, 显示很强的弹性。可供高校内部配置的资源多种多样, 本文研究拟集中在带有弹性特征的资源配置问题上。
二、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的表现
(一) 内部资源配置总体数量失衡
高校可供配置的内部资源总量主要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总量决定, 校际之间内部资源差别则受学校隶属关系、学校类别、学校层次、学生规模、学校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校集群状态等因素影响。由于教育投入总量占GDP比例长期低于4%的基本目标, 教育投入客观上欠账多、缺口大, 导致投入高校的整体资源不足。高校校际之间资源数量相差很大, 有些学校内部资源充足, 而有些学校却十分短缺。很多高校出于外部压力和内部偏好, 管理目标的设置过多过高, 贪大求全, 进一步加剧资源总体数量与目标任务之间失衡。为了弥补资源不足, 很多高校不惜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 大量从高校内部和外部自我制造资源, 以减轻内部可支配资源不足的压力[2]。
(二) 内部资源配置形态组合失衡
不同任务要求不同形态资源的合理组合。在高校发展规模扩张阶段, 高校配置的内部资源主要满足扩张带来的对教学条件的基本需求, 新建或者扩建校区, 购建教学用房、教学仪器设备、教学用品及后勤保障用房等。但是大学专任教师数量不足, 师生比失调;对知识资源形成和积累投入不足, 导致高校教师对知识的学习和创新缺乏激情;教学建设投入少, 科研培育未受重视;信息资源数量少, 获取的成本高、难度大;年轻学者的职业福利状况堪忧, 他们往往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事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工作来自制福利。总之, 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内部资源配置形态组合急需由重“硬件”投入转向重“软件”的投入, 由重“物”的投入转向重“人”的投入。
(三) 内部资源配置对象空间分布失衡
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对象主要有职能部门、专业团队和个人。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配置对象空间分布的失衡。相对工作任务和管理职能而言, 有的部门配置的资源过多, 而有的却得不到完成任务和发挥职能所需的资源;有的专业团队资源配置充足, 因有业绩, 又可获得丰厚的奖励, 而有些团队因资源匮乏而出现“空壳”化现象;有些教师在教学资源、科研资源或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中处于优先甚至独占地位, 而广大中青年教师难以得到科研资助。有些资源配置重复, 如有人在多个团队中重复获得相同的资源, 又如国家对政府科研项目投入充足, 而有的学校却还给予数十万元配套经费。不同对象获得的资源严重不均, 强势群体构成对弱势群体的资源掠夺。
(四) 内部资源配置对象时间分布失衡
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完成有一个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多种资源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配置。如果忽视资源在时间维度上的合理配置, 任务主体就会因为不能及时得到资源而削弱或者失去完成任务的能力和动力, 破坏任务主体的心态, 导致焦虑、烦躁等消极情绪的产生, 从而影响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任务完成的质量[3]。
(五) 内部资源对不同职能配置失衡
《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 其中教学是高校的中心职能。很多高校又对自身职能进行重新定位, 有些偏重教学, 有些偏重科研, 有些偏重社会服务。但很多高校对实现科研职能所配置资源相对充沛:如对科研项目, 学校前期投入培育经费, 项目申报学校又给补贴, 项目评审时学校出面拜访专家, 项目获批还给奖励和经费配套。对教学职能的资源投入却是另外一种景况:削减教学建设经费, 减少专业课课时量, 降低教师教学津贴, 压缩学生实习、实践环节和创新活动经费。还有些学校扭曲社会服务职能, 利用行政强制手段迫使教师完成横向科研项目进帐, 或者通过经济手段, 诱惑教师将个人收入充当横向项目经费, 虚增横向经费数量, 制造服务社会的假象。总之, 高校常常在进行配置资源时, 忽视甚至动摇高校教学这一中心职能, 造成在不同职能之间资源配置的失衡。
三、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的原因
(一) 外部资源配置总量不足
1999年,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 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 在校生规模由1998年的643万人迅猛增长至2010年的341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011年的26.5%;与此同时, 高校数量从1997年的1020所发展到2010年的近2723所。尽管各级财政对高校投入总量年年增加, 但直至2011年, 教育投入依然不足GDP4%的法定比例, 生均教育经费投入逐步下降,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由1998年的2962元下降到2005年的2237元, 学校总经费中财政经费所占比重由1999年的61%下降到2004年的46.5%;高校学费等收入项目难以持续增加, 而办学成本却逐年上升, 很多高校面临严重的运行压力。国家投入的总量不足, 高校资源缺口大、欠账多, 捉襟见肘, 必然导致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
(二) 管理目标与教育目标偏离
高校教育目标应当是通过优质教学服务,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目标永远要指向的是全体学生。但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 高校管理目标往往设定为反映办学的规模和层次指标、反映冲击视觉的物化指标、反映教学和科研成果的数量指标, 这些指标并非真正指向全体学生, 遂出现教育目标与管理目标的偏离。但这些指标具有明显的显示功能, 管理者乐于用来宣传学校影响, 用来标榜管理业绩。高校总是围绕管理目标实施组织管理, 把管理目标的实现列为考核内容, 围绕管理目标配置资源, 对实现管理目标的贡献者给予信任和奖励, 为其提供发展空间, 完不成任务者轻则受到批评, 重则受到经济处罚或者行政降级。管理目标被“中心化”的同时, 教育目标自然就被“边缘化”了, 两种目标之间的偏差必然导致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4]。
(三) 资源配置对象参与机制的缺失
目前, 高校配置资源的决策者大多是行政管理者, 学生、教师甚至教授都很少有机会参与。资源配置对象参与机制的缺失, 特别是学生和教授参与缺失, 会强化大学行政权力, 学生和学者的话语权被剥夺, 他们的利益可能受到侵害[5]。由于参与机制不健全, 管理目标就容易与教育目标不一致, 目标任务就不会十分明确而清晰, 任务规模边界可能被随意改变, 完成任务的时间管理和资源预算就可能存在不科学的问题, 资源配置失衡现象就难以避免。
(四) 资源配置中的平均主义机制滥用
在资源配置中, 平均主义方法是维护教育公平的基本配置策略, 但有时看似公平的平均主义, 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失衡, 因此不可滥用。如任务数量和难易程度的差异影响对资源的需求, 任务的数量越多, 难度越大, 完成任务对资源需求就越多。如果不考虑任务数量和难度, 按平均方式分配, 容易导致配置资源的失衡;又如按生均经费来配置资源, 规模3000人的城市学校的办学资源可能很充足, 而规模只有100人的贫困地区学校就根本不足以维系正常运行, 可见, 规模大小也影响资源配置;过去资源累积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过去累积配置的资源多了, 现在再按平均原则分配资源也显失公平[6]。
(五) 资源配置中的竞争机制滥用
自由市场中, 资源根据价格信号进行配置, 通过竞争产生效率。高校也爱引进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 希望像市场一样, 通过竞争提高资源效率。但是, 在高校内部有效的价格替代信号缺失, 竞争机制的滥用, 很容易形成资源垄断, 破坏效率和公平, 最终转化为对教育对象的不公。例如, 基础越好的专业, 通过竞争可配置的资源越多, 而那些基础差、底子薄的专业, 却得不到充分的资源配置。教师的专业水平越高、能力越强, 越容易通过竞争获得资源, 取得更好的业绩, 受到更多的嘉奖, 这些又会成为新一轮竞争中资源配置的筹码。资源配置中竞争机制的滥用, 必然造成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 形成“马太效应”, 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衡。
(六) 资源配置主体的利益与情感因素影响
资源配置者的利益与情感因素也会导致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资源配置主体有动机将资源配置给利益相关者, 他们通过向权力拥有者配置更多资源而获得信任, 向利益相关者配置过多资源, 以便构建关系网, 从而获得直接或者间接福利回报。资源配置主体配置资源时也会掺杂自己的情感, 他们向情感相关者配置更多的资源, 利用资源配置权力来加深和维系情感。可见, 如果缺乏对资源配置者逐利动机和私人情感需求的有效约束, 就可能将资源配置的权力转化为个体福利, 并加剧资源配置的失衡。
(七) 高校内部资源自制主体的配置优先效应
高校很多内部资源是从高校外部获得的, 或者说是高校利用自身资源对外寻租而自制的。这些从高校外部获得可供高校使用资源的当事者, 往往被视为“功臣”, 在内部资源分配时, 他们处于优先或者优势地位, 容易获得更多的内部资源。高校内部资源自制主体的配置优先效应是造成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的又一常见原因。
四、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的影响
(一) 破坏高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高校管理目标设置常常受高校外部评价影响。高校往往追求对外具有显示度的指标, 并把外部评价指标异化为管理目标, 把实现这种目标当做炫耀管理者业绩的资本, 当成从外部获取资源的手段。这样会导致他们偏离教育目标, 热衷于吹嘘所谓的“跨越式”发展目标, 热衷于构建不切实际的“大战略”目标, 这种追求功利化和工具化的办学理念, 破坏了高校办学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使高校偏离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正确目标。
(二) 强化高校的行政权力
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的又一负面影响是强化高校的行政权力。高校内部资源配置者往往向权力中心配置资源。得到更多资源配置的权力拥有者可做出更好业绩, 取得好的业绩又可通过外部竞争获得资源, 通过内部评价受到嘉奖, 从而形成多重激励;权力拥有者又会给资源配置者更多的信任, 更大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资源配置者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互动, 促成权力的网络化和利益的集团化, 行政权力因得到正向激励而进一步被强化。长此以往, 高校去行政化也会变得异常艰难。
(三) 加剧校内学科与专业发展不平衡
高校学科与专业水平存在差异本来是正常现象, 但是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无疑会加剧学科和专业发展的不平衡。有相对优势的学科和专业, 不仅从学校外部获得教学和科研资源的能力强, 而且在学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中, 由于他们的地位优越, 配置的资源也多, 从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学科和专业发展;而弱势学科和专业却难以从大学内、外部配置资源, 学科和专业发展受限。发展水平不同的学科专业的学生无法享受均衡教育资源, 弱势学科和专业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得不到应有提升与发展, 就业市场地位差异显著, 实质上损害了他们接受教育的公平权;学科和专业间的资源配置失衡, 会造成弱者对强者的逆向输血, 导致弱势学科中的教师产生失望和职业倦怠的情绪, 增大其中优秀教师的流失风险, 从而进一步加剧学科和专业间的不平衡。
(四) 导致高校教师群体分化
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长期失衡容易导致教师群体分化。高校内、外部资源的配置有相互促进作用, 获得内部资源配置越多的, 越有机会获得外部资源。受管理目标的驱使, 学校乐意为内部资源配置多的项目争取外部支持, 为他们“跑关系”, “走路子”。资源配置多的教师更容易取得教学和学术成果,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配置到更多的教学和学术资源。内部资源配置过程中, 处于不利地位的教师就会沦为弱势群体:项目申报受限, 学术成果发表空间窄小, 学术话语权丧失。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 使得部分教师拥有资源过多, 甚至形成浪费和闲置;而部分教师却长期得不到资源, 资源配置中处于劣势地位者受到优势地位者的盘剥, 最终导致高校教师群体分化。
(五) 诱发高校腐败现象
当对高校内部资源配置不公平现象缺乏有效制约时, 有人就可能利用资源配置权进行交易, 就会追求享受, 追逐权力和利益。例如利用公款大肆吃喝玩乐, 在经济上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行贿受贿, 在学术上利用学校资源换取个人的学术发展机会和学术地位, 有的甚至进行学术造假。近年来, 这种生活、经济和学术上的不良行为使得高校腐败事件频发, 有些甚至严重到犯罪的程度。
高校资源配置的失衡有时虽然助推了管理者期望目标的实现, 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优势与特色”, 显示了管理者的政绩。但是, 它往往牺牲了弱者获取资源的权利, 违背了面向全体教育对象的公平原则。同时, 资源不合理的集中配给, 又会降低资源的产出效率, 损害资源的效率原则。这两者都会严重阻碍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大众化”目标的实现。
五、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均衡机制
(一) 保证资源投入总量的相对充足和校际之间相对平衡
要实现投入总量的相对充足, 一方面要保证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 并保持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保证高等教育在教育总投入中所占份额相对稳定。要实现校际之间外部资源投入相对平衡, 需要努力消除以下诸多因素的影响: (1) 高校隶属关系的影响。一般来说, 部委属高校教育经费投入比地方高校投入高,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高校间的差距更为明显。 (2) 高校类别的影响。不同类别高校间办学成本差异很大, 对资源需求也不同。 (3) 高校层次的影响。高校层次越高, 从外部配置资源的能力超强。 (4) 高校规模的影响。高校规模越大, 资源调配空间越大, 生均办学成本趋于降低。 (5) 学校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达地区资源投入一般会多些, 如北京、上海、江苏、广州地区, 生均教育经费比经济落后地区要高得多。 (6) 高校集群状态的影响。在大量高校集中分布的地区, 高校资源投入的需求对当地财政形成压力, 经济欠发达地区培养的人才对当地经济贡献与当地财政对高校投入往往不成比例, 导致经济落后地区投入教育的能力和意愿下降。高校内、外部资源的均衡配置是相互关联的, 外部资源投入总量相对充足和校际之间的相对平衡是高校内部资源均衡配置的基础。
(二) 建立资源配置决策的多主体参与机制
高校内部资源的配置涉及配置目标的设定、资源形态的组合、配置方式的选择、配置对象的确定、配置时间分布等一系列决策。建立资源配置决策的多主体参与机制, 需要重点解决如何选择参与主体、如何参与以及怎样影响决策这三个问题。参与主体的选择问题涉及确定决策参与的对象、层次和数量等。如何参与问题涉及确定参与时点、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和参与程序等。如何影响决策问题涉及确定决策方案的制定、决策建议的提出、决策预案的评价和解释等。通过多主体参与机制的建立, 可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决策质量, 提高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 减少资源配置的失衡现象。
(三) 建立资源配置权力的分解机制
防止资源配置权力被滥用的有效方法是将其进行分解。资源配置权力的分解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 将决策权力向多主体分解。降低资源配置权力的重心, 将原来集中配置的权力向学院、系、教研室或者研究所转移, 也即将权力向不同任务主体分解;在降低权力重心的同时, 多主体参与资源配置的决策也是一种分解权力, 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2) 将决策权力向决策环节分解。将决策权力分解为多环节决策, 将由某个人的决策转向多个关键环节的决策, 当所有环节的决策结束, 整个决策就按程序自动完成, 这样可有效防止权力被私用或滥用。 (3)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公布可供配置的资源信息, 公开资源配置标准、过程及结果。重要资源配置决策应经专家论证或者接受公众质询后做出, 事后评价配置资源的执行效果。总之, 将资源配置决策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防止权力被私下交易, 以减少资源配置的失衡。
(四) 建立资源配置的审核与事后评价机制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需要弱化高校内、外部行政化导向, 但同时需要建立以“高质量的大众化”为目标的内部审核与评价机制。一方面, 内部审核机制包括高校内部管理目标的审核, 资源配置数量与形态构成的审核, 资源配置标准与原则的审核, 资源配置时间的审核等一系列的审核机制。另一方面, 由于人们对未来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还需要建立资源配置的事后评价机制, 通过对所配置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果进行事后评价, 加深对内部资源配置的认识, 了解高校资源配置的规律。通过建立审核与评价机制, 减少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的发生, 提高对内部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水平, 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顺利转变。
结语
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 不仅形成资源闲置、浪费与不足的矛盾状态, 造成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 而且容易造成高校内部部门之间、团体之间、教师群体之间、高校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解决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外部对高校充足稳定的配置资源, 逐步建立教育质量提高与资源数量增长之间的联动机制, 又需要外部行政势力对高校办学主体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切实尊重, 还需要高校自身逐步建立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均衡配置机制。
摘要：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失衡表现在资源的数量、形态组合、配置对象时空分布以及职能等方面。外部资源配置总量不足、管理目标与教育目标偏离、参与机制的缺失、平均主义和竞争机制滥用、利益与情感因素私用等都可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其后果是破坏高校独立性和自主性, 强化高校的行政权力, 导致校内学科与专业发展不平衡、教师群体分化和高校风气败坏。管理者可从资源数量的充足配置, 多主体的参与决策, 配置权力的分解和资源配置的审核与评价等方面建立均衡机制。
关键词：高校内部资源,资源配置,失衡,均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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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问题 篇5
及问题
[摘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劳资关系，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内经历了从无到有、迅速扩张而成为社会经济主要关系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资关系的进展及问题，是政府、资方与劳动者等劳资关系的涉猎三方利益博弈的直接结果。只有在政府、资方、劳动者之间形成三方正当博弈的格局，才能实现博弈利益均衡的局面以及和谐的劳资关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劳资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1)05-0044-03
一、劳资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在我国的进展
在劳资关系的各种协调机制中，三方协调机制(简称“三方机制”)被证明最重要、最有效，它是以集体协商机制为核心、部分包含参与协调机制和政府规范协调机制的更宽泛协调机制。
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劳资关系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劳资关系的复杂局面以及劳资争议和纠纷逐渐增多的现实，借鉴国际劳工组织和有关国家三方机制建设的经验，中国于1990年批准了《三方协商促进国际劳工标准公约》。1996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原劳动部、国家经贸委、中国企业家协会共同发出《关于逐步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强调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机制。2001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原劳动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企业家协会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的意见》，正式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2001年《工会法》第3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2007年《劳动合同法》在总则中也对三方机制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原则要求。至此，中国劳资关系调整的三方机制已经在各个层面上逐步建立健全。2002年8月，原劳动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已经建立了三方协调机制的省份，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这个机制逐步向市、县(区)一级延伸，形成本地区多层次的三方协调机制。目前，省级三方机制已全部建立，地市一级以上普遍建立了三方机制，多数省份正向县、区和乡镇、街道、工业园区延伸。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建立了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到2007年底，全国已建立三方协调组织10702个。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资关系“三方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三方利益主体基本形成，但主体地位不平等现象比较突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非国有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劳资关系的性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无论是非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劳资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都加剧。企业作为劳动力需求的主体、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和政府作为劳资关系利益调节主体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就业的双向选择机制以及政府参与劳资关系调整的三方协商机制逐步得以形成。这样，政府、资方和劳动者独立的三方利益主体身份基本形成。资方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压力，劳动者有最大化自己效用函数的动机，政府出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的考虑，有确保劳资关系健康和谐发展的责任。因此，劳资关系三方的利益诉求在劳资关系运作过程中逐步得到强化，劳资关系三方博弈的格局在各方利益主体身份基本形成之后逐步得以成型。但是，劳资关系各方的地位不平等问题值得关注，“强资本、弱劳动”是我国当前劳资关系领域的基本态势，劳资地位不平等意味着双方权利或权益不均衡，从而引发行为不均衡，劳资冲突和劳资纠纷难以避免，其结果往往是以劳动者一方的权益受损而告终。
(二)政府干预力量不断加强，但其目标、行为仍存在二元结构偏差。尽管对于政府是否属于劳资关系的一方主体，学术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对于政府在劳资关系运作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并没有很大的分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劳资关系的调整，其作用日益突出。不可否认，政府在调整劳资关系过程中，其目标、行为存在二元结构偏差。这里的二元结构偏差是指在各级政府内部思想不统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动机、行为压低或压倒了协调劳资关系的公共管理目标和作为，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出现二元结构，并向自身利益和雇主集团利益倾斜。随着政府行政级别的下降，这种偏差有加强的现象。总结这些年来的情况，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表现是：第一，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供给在长时间中存在着制度性短缺。从国家级到省级，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起步晚，现存体系不健全；长期以来，习惯于处理国有企业劳资关系的政府一时还难以适应劳资关系日趋复杂的局面。第二，劳动执法监察力量的供给严重短缺。各级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萎缩，捉襟见肘。这反映了政府对劳动执法力量的投入明显不足。第三，地方政府在保护劳动权方面作为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政府不支持劳动监管部门和工会的工作，当地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建设进展缓慢。正是由于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存在二元结构偏差，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政府确实在执行《劳动法》和建立协调劳资关系的各项制度，在作为；另外一方面又看到政府的作为力度有欠缺，在一些地方还存在政府作为的盲区，以至企业中存在大量违反《劳动法》、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
(三)工会的地位得到加强，但其独立性和代表性缺乏，作用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在三方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劳动法》和《工会法》相关条文的法律规定上，而且更为直接地体现在工会组织的自身发展、工会会员数量的实际变动特别是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的签订方面。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资料表明，到2008年9月，全国基层工会数增加到172.5万个，覆盖法人单位368.2万个，全国工人会员增加到2.12亿人；职工人会率明显提高，2008年达到73.7％，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到2008年6月，全国签订集体合同109.1万份，覆盖单位183.35万个，覆盖职工数达到1.43亿人。从理论上讲，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三方机制中工会地位的强化，无疑会加大劳动者一方博弈的砝码，使得博弈的天平在一定程度上从偏向于资本一方的格局中得到部分校正。但限于现有的体制和法制方面的原因，现实中中国工会具有集中化、制度化、单一化等特点，不少工会存在行政化倾向，角色混淆、定位不明。许多工会有名无实，工作形式化现象比较突出，实际作用发挥不够，这类企业工会被人们称为“豆腐工会”。
(四)三方机制的相关法制基础初步奠定，但尚待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作为政府介入劳资关系博弈的重要手段和
行动方式，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在与劳资关系相关的就业、工资分配、休息休假、职业安全卫生、社会保险、职工民主参与、劳动纪律、劳动争议处理和劳动执法监察等方面推进立法进程，劳动立法从数量到质量上比过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市场化进程中初步奠定了劳资关系三方机制的法制基础。但是，我们应看到，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调节劳资关系的法制体系在中国还远没有形成，调整劳资关系各方的法律规范还存在诸多“盲区”。
三、走出劳资关系三方博弈困境：从“失衡”走向“均衡”
(一)积极培育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劳资博弈中的均衡作用，推动劳资双方之间形成力量上的动态平衡。劳资关系是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的产物，而这种市场化劳资关系能否有效运行，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主体力量的相互平衡和制约，依赖于建立规范的程序规则。由于劳资关系的隶属性特征，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使得劳动者个人难于在劳动力市场上与雇主相抗衡，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更加重了这种失衡。但工人群体可以通过增强“结社力量”对工人的集体性、趋同性的利益加以保护，其中工会便是增强工人“结社力量”的有效途径，他可以使劳动者个人意志通过劳动者团体表现出来，由团体代表劳动者个人交涉劳动过程中的事宜，这有助于克服劳资关系的内在不平衡，增强劳动者一方的力量。因此，积极培育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在劳资双方博弈过程中的均衡作用，从而让工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劳资双方利益均衡的重要力量，这无疑是一种好的选择。针对中国工会的集中化、制度化、单一化等特点，要使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劳资关系趋于稳定，就必须首先转换总工会和区域工会的地位，使工会从政府的可有可无的助手转化为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必须调整基层工会的干部来源，按《工会法》的规定，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解决中国工会的地位和职能问题将是建立新型劳资关系的关键。
(二)端正政府目标，强化理性干预机制。虽然各国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定位略有不同，但其作用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即从社会福利最大化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对市场化的劳资关系进行适度干预，以规避劳资关系不和谐所引致的外部效应。分析政府目标、行为存在的二元结构偏差其实是有利益背景的。按照公共选择的理论分析，如果平衡劳资关系的公共管理目标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除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缺乏方法和动机不足之外，政府必然存在管理不力的其他利益上的原因。这些原因是一定利益集团对管理现状的需求与政府管理供给之间的结合，以便实现各种利益的再分配。例如，在这种偏差的政策环境中，由于政府满足了雇主主导劳动市场的需求，企业主既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得到了超额的经济利益(如“绝对剩余价值”)，又促进了“GDP"、就业、进出口、税收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政府则因为这些指标的增长通过了政绩考核，得到了政治利益，大家相得益彰。由于这种互相依赖的利益机制的驱动，增加了拉动政府偏离公共管理目标的力量，增加了政府在劳资关系管理方面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的现象。结果，雇工成为被牺牲的一方。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的职能体现为纠正市场偏差、维护社会公正。而在劳资关系领域，当劳动者的力量和资本所有者的力量失去平衡时，政府则直接作为劳资关系主体中的三方之一，通过行政权力予以规制。尤其对处于市场转轨中的中国而言，根据当前劳资关系失范的内在因素，合理选择和确立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对建立两利的劳资关系极为重要。
(三)健全和完善三方博弈的法制体系，使失范的劳资关系走向规范。产业关系调整机制的基础是完善的劳动法制体系，这是使产业关系运行机制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的重要保障。三方博弈中的劳资关系的契约化、规范化，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劳资关系不和谐甚至冲突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劳资关系领域内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中国，劳资关系实践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与执法力度不大相关，另一方面与劳动关系存在诸多的法制“盲区”相关联。当前，以《劳动法》为基础、以《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这“三驾马车”为主干的我国劳动法律体系才初步形成，这确实是我国劳动法制建设上的一大进步，但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劳动法制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亟待制定，这无论是从立法规模上，还是从立法难度上都是空前的。当然，除了立法工作以外，法律的实施与检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且可以说是更困难的环节。
在三方博弈中的中国劳资关系，由于博弈各方利益差别和效用函数不同而选择不合作战略和斗争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而劳资关系博弈的“囚徒困境”现象短期内难以避免。要打破博弈僵局，必须在政府、资方、劳动者之间形成三方正当博弈的格局，才能实现博弈利益均衡的局面。只有让失范的劳资关系走向规范，让失衡的劳资关系恢复平衡，我国的劳资关系才能真正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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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问题 篇6
关键词：全球化；中美关系；贸易失衡；贸易逆差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24-0137-02
中国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发达国家，两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完全处于竞争状态，互补与合作是中美两国经济的又一主题。从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来看，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两国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无数就业机会。但随着中美两国贸易进程的深入推进，贸易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这种失衡问题更加严重。
1 经济全球化与中美贸易的失衡现状
1.1 中美服务贸易的失衡状况
商品贸易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体现，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反，美國则处于顺差状态。中美商品贸易失衡中，必须关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中美服务贸易逆差情况。近年来，美国对华投资大多转移到服务行业，这种对华投资重心的转移直接促进了中美双边服务贸易额的增长，也直接促进了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据联合国统计，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对华出口额与其从中国进口额相差为23.53亿美元，2009年，这一差额来到74.41亿美元，百分比上升了316.23%。第二个核心问题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美服务贸易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并未大幅波及中国服务行业，但却大幅波及美国的服务行业，因此，美国对华的服务贸易额度不降反增，而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额度却持续降低，这也间接拉大了中美商品贸易的失衡状况。
1.2 中美的制成品贸易也处于失衡状态
中美商品贸易失衡的重心是制成品贸易失衡。在非制成品的贸易额度来看，美国对华贸易处于顺差状态，而非制品则处于逆差状态，即美国更多从中国进口制成品。具体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美国的应对策略更倾向于将大部分原材料用于加工贸易，并倾向于将加工贸易转移到发展中国，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美国自然而然会选择将原材料出口到中国，并从中国购买制成品。据美国官方统计，1989年到2011年22年间，美国对华制成品贸易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并且这种贸易逆差状态还在持续扩大，并且与1989年的贸易逆差额相比，这一数值在22年间上涨了将近48倍。这种贸易逆差状况主要由美国对华的双边制成品贸易结构导致的，美国对华制成品逆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机器和运输设备，第二是杂项制成品，第三是材料分类而成的制成品。这三个因素综合导致了美国对华制成品贸易的逆差状态，也内在决定了制成品贸易失衡是中美商品贸易失衡的重心。
1.3 中美贸易失衡规模加速扩大
虽然中美在外贸统计上有分歧，双方对贸易失衡的统计会出现差异，但无论哪一方的数值统计都表明，中美贸易存在失衡，而这种失衡规模由持续扩大趋势。除了美国对华的服务贸易顺差外，美国对华贸易额大多处于逆差状态。据美国官方数据统计，1989年至今，37年里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这种逆差呈现扩大趋势，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种贸易逆差状态得到放缓，但金融危机过去后，这一逆差数值迅速飙升，并无明显下降趋势。虽然中国的统计口径与美国有差异，但中国的统计也显示，从1993年开始（比美国统计晚4年），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出现逆差，并延续至今。因此，中美贸易失衡已经持续了20多年，具有历史性和长期性。
①中美贸易失衡的长期性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导致：随着经济全球化，美国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
②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家之间的分工逐渐明晰；
③中国的加工业和制造业强势崛起，用于加工贸易的原材料迅速流入中国，而制成品持续从中国流出；
④中国的国内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结构，鼓励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核心动力，只要这一增长结构不改变，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长期性特征明显。
2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
2.1 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分工
从近些年来中美贸易失衡情况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商品贸易进出口上差别较大，中国主要对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贸易），而美国对中国主要出口的高新技术受到美国的强力管制，这种技术保护政策极大影响了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溢出效应。因此，中美两国的贸易竞争并非处于同一水平，理论上是国际分工的结果，能够优势互补，但由于美国的政策保护，中美的比较优势均没有得到互动和交融，优势互补的国际分工也遇到了实际困境，中美贸易失衡出现并加剧。
2.2 美国增加在华的直接投资
中美贸易失衡掩盖了中美之间的经济格局差异，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更多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而中国制造则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衬托。究其根本在于，美国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实现在华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导演了“贸易逆差”的戏份。美国通过向它们跨国公司在华的子公司输送零部件，进而避开关税壁垒，生产出来的成品再通过较低的价格输送到批零企业，进而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国则只赚到了少许的加工利润，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主要以粗放型产品为主。
因此，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在华子公司将原来由本国生产和出口的产品转移到海外子公司，进而人为地扩大了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这种贸易格局安排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格局。
2.3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产业转移，生产要素的配置跨越国界，各国都在试图迎接全球化，抓住全球化机遇调整本国的产业发展政策。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外资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的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转入，外加上中国低价的劳动力优势，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逐渐凭借制造优势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产业的转移标识着贸易差额的转移。
具体来看，东亚地区首先对中国实行产业转移，这直接导致东亚地区（新加坡和日韩等国）原来对美贸易额直接转移到对话贸易额，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额的转移直接减少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额，这些被转移的贸易额增加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额的差距。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中国内地的转移，中国制造充分继承了东亚地区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中国继而继承了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此外，美国也直接将本土企业转移到中国，特别是将产品的生产和制造转移到中国，再通过子公司将成品“返销”回美国。
3 解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相关建议
3.1 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从中美贸易失衡来看，中国在美国贸易中占得位置远低于美国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很高，这种依赖性容易导致外贸高风险。因此，中国应该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采取这种策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中国从单一的美国贸易市场中解救出来，降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依存度和风险。我国近几年开始尝试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例如10+1、10+3、中韩自贸区、中澳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合作，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能够享受关税优惠，促进国内企业开拓更多的出口市场，降低外贸风险。
3.2 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技术贸易，促使美国放松出口 限制
美国相较于中国的优势是高科技产业，但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美国高科技产品技术并未大量出口到中国，进而使得中美贸易互补作用没有得到发挥，中国倒是互补了美国的贸易需求，但是美国却没有互补中国的贸易需求。
因此，中美未来的贸易应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技术贸易，通过多种方式促使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技术出口的管制，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设备的出口。美国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不仅有利于促进中美贸易互补优势的发挥，强化中美贸易合作关系，也能够促进美国高科技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技术贸易，促使美国放松出口限制，是未来中美贸易逆差调整的一大努力方向。
3.3 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性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做好咨询与信息提供的宏观指导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设厂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组建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其国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分享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的专业化。
4 结 语
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但中国在这种表明“贸易逆差”中实际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更多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反而阻挠了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高导致的风险应引起各界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抓住，但我们在深化开放的同时，也应关注开放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因此，中国秉持正确的贸易理念，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借助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技术贸易，充分缓解美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拉大趋势，这是未来调整中美贸易失衡结构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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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问题 篇7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都清楚班级的整体成绩要大幅度提升,关键是抬高“底部”,减少或转化“学困生”,整体教学质量就能上一个台阶。因此,许多教师都会像潘老师那样,在课堂上给“学困生”更多的机会,使“学困生”成了班级的“宠儿”。
透过“一次课堂板演的小风波”,潘老师发现了这一司空见惯现象背后的失衡问题。的确,“辅优补差”的天平倒向了补差那一边,是当下不少学校的常态。当我们总是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提高学困生的学习成绩上时,往往会忽视学优生的发展。
怎样扭转这一失衡?这是“因材施教”范畴的一个问题,它的具体解决,具有很强的学科特征。潘老师所说的解决对策,只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一般来说,课堂练习的因人而异,除了同一练习,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之外,还可以设计不同层次的练习,在同一时空里让不同水平的学生做不同程度的习题。这样,每位学生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练习,学优生可以挑战更高的难度,从而使学生走出教室时都觉得自己在这节课中的表现是好的,下节课我要表现得更好。
失衡问题 篇8
在宏观经济学中有著名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指的是实际发生的投资总等于实际发生的储蓄, 但这一恒等式并不意味着人们意愿的或者说事前计划的储蓄总会等于事前计划的投资。例如在最简单的两部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 国内生产总值总等于消费加投资, 国民总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 国内生产总值又等于国民总收入, 因此得到了储蓄与投资的恒等关系。虽然从总量规模上, 事后储蓄总是等于事后投资, 但往往是具有潜在投资机会的主体缺乏自有资金, 而那些持有大量资金的主体却不一定有生产机会, 从效率和福利的角度看, 大量的储蓄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投资。
一、储蓄投资失衡的含义和主要表现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谈论储蓄大于投资的呢?我想我们可以在一个意义上, 可能也只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谈论它, 即在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内来讨论它。储蓄大于投资, 实际上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公式C+S>C+I的缩写。只是前一个不等式两边去掉了消费。这里的储蓄S也是指社会的总储蓄, 是社会总产品扣除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当然, 此不等式在三部门、四部门模型中同样适用, 即在不等式两边加上政府的税收和支出, 进口和出口等。这个不等式表明, 社会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 有一部分产品未能实现, 因此储蓄大于投资, 也就是说出现了总需求不足。不过, 这种情况并不能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得到反映, 因为无论总供求怎样, 核算结果总是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在我国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物价, 一是国际收支。我国总供求失衡问题在2000年以前主要表现在物价上, 近几年在连续两位数高增长的背景下, 则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上。
根据国民收入基本恒等式, 可以推出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等于贸易差额, 即NX=S-I。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 那么, 该国就会有贸易顺差;反之, 该国就会有贸易逆差。储蓄与投资不相等为内部失衡, 国际收支长期失衡为外部失衡。内部失衡是原因, 外部失衡是结果, 外部失衡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内部失衡。
经济学中讲究均衡。任何失衡, 不管是储蓄过多还是投资太少, 或者是顺差还是逆差, 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失衡就表示资源的错配或扭曲, 所以, 任何失衡的状态尽管可以维持一时, 但从长期看都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国际收支连续多年资本项目与经济项目的双顺差, 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 巨额外汇储备存在贬值风险, 同时国土开发强度过大, 资源和环境也难以承受。
二、我国储蓄投资转化存在的问题
(一) 低消费, 高储蓄
长期以来, 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高储蓄、低消费。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达到30%以上, 而国民储蓄更是达到了近50%。由高储蓄带来的是高放贷和高投资。而在国内消费不足的状况下, 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 而出口导向政策就促进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与此同时, 长期以来我国在资本流动方面推行奖入限出政策, 鼓励资本流入, 造成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不断增长。国内经济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 需要通过外部的失衡来平衡, 外部的不平衡源于内部的不平衡, 而外部不平衡需要资本的流动来平衡, 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因此, 储蓄投资失衡和长期的贸易顺差等内外失衡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内储蓄过多, 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的反映。这两大失衡互相关联, 同时又互相促进。
(二) 储蓄投资转化渠道单一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目前中国的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已经处于高度分离状态, 中国储蓄资源的绝大部分主要依靠各种金融中介和资金市场直接或间接地融通给那些投资规模较大而自有储蓄不足的其他部门。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主导为主, 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目前大约维持在1∶9的水平。无论从金融市场的总体规模还是对资源的配置效应来看, 都相对比较落后, 自1991年建立证券市场以来, 我国证券、股票、和保险金在整个金融资产中只占很小的比重。
从银行体系来看, 虽然我国建立了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多层次的结构。但总体上, 银行总资产仍然以国有大银行占主导作用。根据哈佛的SCP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理论, 市场垄断往往带来市场效率的净损失。国有银行的对象80%以上为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大部分效益不好, 很大一部分贷款银行的成为呆坏账。结果是银行出现与利润最大化企业相背离的“惜贷”, 以至于造成很高的存差。而民营企业因为规模小、信誉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无法从银行以及资本市场融资, 导致储蓄投资转化的低效率。
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发行费用也远远高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金融机构运行的高成本已经对投资形成阻滞, 降低了投资的实现水平。
(三) 我国的储蓄投资结构性失衡
在过去的十多年, 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的基本情况和实质一方面是我国每年付出大量的代价引进巨额外资, 但另一方面是国内持续出现储蓄剩余, 大量的储蓄资金处于闲置的状态。我国出现的国内储蓄过剩与外国资本大规模流入同时并存的现象, 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总量上来看, 我国国内储蓄资源在多数年份都能满足本国投资的需要, 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储蓄约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小得多。问题是, 在我国储蓄资源总体上能满足本国投资需要并略有剩余的情况下, 我国仍从国外引进大量外资, 目前我国所利用的外资规模在发展中国家稳居第一, 在全世界位居第二, 仅次于美国, 在我国利用的外资总额中, 外商直接投资和长期投资所占的比重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一方面, 我国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 但却将大量的外汇资源投向发达国家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领域, 如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又在以更高的回报率引进外资, 导致流动性过剩愈加严重。
我国的储蓄投资也存在着地区上, 产业上, 行业上的结构性失衡。中西部地区企业融资难, 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难, 农业开发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 企业技术改造融资难, 企业技术开发融资难等各种资金缺口问题难以满足。
总之, 造成我国储蓄投资失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储蓄率过高, 二是由于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结构性失衡等原因导致的储蓄投资效率低下。
三、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对策
(一)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造成我国消费不足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由于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压力, 人们才会增加预防性需求, 把大量的钱存起来, 不敢消费, 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从两方面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一方面, 改变居民消费倾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而导致居民预期不确定, 使居民因对未来收入预期不明而加重了后顾之忧, 从而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 人们普遍增加储蓄以抵御各种风险和应付长期消费需求。我国储蓄率的过度增长, 会抑制合理的消费, 减弱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限制居民的实物投资倾向。另一方面,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需要。而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所以, 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以提高居民的实物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 同时也为提高外源转化效率提供保证。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应尽快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要覆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也要覆盖乡镇企业、个体及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也应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积极探索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 将广大农村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同时, 要在不同行业间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不同行业间社会保障的接续办法, 减少人员在不同行业间流动的摩擦和障碍。此外, 国家将增强社保基金的资金实力, 建立行之有效的基金保值增值机制和完善的运营模式和监管机制, 以保证社保基金运行的效率和安全。
(二)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我国储蓄水平很高, 并不缺乏资金, 但每年仍大量引进外资, 大量的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外流, 使我国成为最大的FDI接受国同时又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金净流出国。造成这种资本流动怪圈现象除了体制上原因, 也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造成的, 因此进行金融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储蓄———投资转化中占据了垄断地位, 但其转化效率却很低。而非国有商业银行因产权明晰, 激励约束机制健全, 不受政府干预等特点, 其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要高得多, 这一点可以从非国有银行很低的不良资产率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可是我国通过非国有银行转化储蓄量的比例太低, 这就使得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很难提高。因此, 如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促进非国有银行的发展, 扩大它们的市场占有率, 那么不仅有利于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 也有利于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培育, 以形成有效的竞争, 将会使我国的储蓄-投资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实际上, 非国有银行的问题主要在于银行市场准入问题。我国目前银行业有两大类资本:一类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资本;另一类是外资, 在中国银行业市场中占有一小部分。国有资本和外资基本占据了银行市场绝对地位的格局, 不适应中国目前的市场需要。中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 非国有银行的发展无疑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看, 发达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商业银行系统在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 而非银行金融机构, 如: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公司、抵押银行等, 发展迅速, 资产总额急剧膨胀。二是所有非银行性金融机构资产总和明显大于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总额。而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仍处于被压抑状态, 当前的情况是:
一方面居民的巨额储蓄及其构成已形成一个稳定的长期投资来源;另一方面,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却明显滞后, 长期投资资金融资存在障碍。所以, 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 赋予更多的资金运用自主权, 并对金融机构各自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进行界定。要在近几年内提高产业集中度, 形成几个有实力的行业排头兵, 通过收购、兼并、重组, 尤其是强强联合等方式, 实现非银行金融业规模与资本的快速扩张。根据非银行金融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我国资金运用可进一步拓展的领域有:房地产、对外投资、股市、实业投资和贷款。
摘要：我国的储蓄率很高, 但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却并不理想, 从本质上来说, 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的总供给总需求失衡, 此外转化机制也存在问题, 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够发达、金融系统效率低下造成的。
关键词：储蓄,投资,消费,国际收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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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泽广, 等中国金融体制运行与金融研究前沿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6 (1)
中韩贸易失衡问题及对策建议 篇9
关键词：中韩贸易,逆差,成因,建议
中韩两国地理相近, 文化相似, 在20世纪80年代两国尚未建交时, 就已存在着较为频繁的经贸往来。1992年8月两国建交后, 双边贸易更是发展迅猛, 呈现出起步晚、步子大、全面深入发展的态势。近几年, 我国一直保持着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 2007年还跃升为韩国第一大进口国。同时, 韩国自2005年起也成为我国第六个贸易规模超千亿美元的国家。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这一势头, 到两国建交20周年的2012年, 中韩年贸易规模有望实现2000亿美元的目标。但是, 随着中韩贸易往来的不断深入, 贸易失衡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自建交以来, 中方就对韩方存在贸易逆差, 而且有逐年扩大之势, 影响了中韩贸易交往的健康发展。亟须对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成因进行剖析, 以便针对双方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中韩贸易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一) 双边贸易额涨势迅猛
从1992年到2007年, 中韩双边贸易额由50.3亿美元增加到1599亿美元, 增长了30多倍。在这期间, 中韩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0%, 大大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年均19%的增长水平。进入21世纪, 中韩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 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2003年7月, 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中国, 标志着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确立。2005年11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韩国, 进一步推动了中韩经贸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当年中韩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的大关。截至2007年末, 我国已连续4年保持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同时韩国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
(二)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 目前我国对韩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机电产品、钢铁及钢铁制品、矿物燃料、服装类产品、铝及其制品、家具及谷物等。与中韩建交初期相比, 这一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机电产品跃升为我国对韩国出口的第一大商品, 而且增速惊人, 近几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0%。机电产品出口的增加, 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此类商品竞争力的增强, 另一方面也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增加导致这类产品的加工贸易增加。第二是纺织原料及制品的出口地位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优化, 由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三是我国对韩国出口的钢铁持续增长, 并超过了从韩国的进口, 2006年我国对韩国的钢铁贸易顺差达到了19.5亿美元, 这说明中韩两国钢铁产业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可以看出, 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从原料型向制成品方面转化, 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提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整理而成
从进口产品结构来看, 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产品集中在其具有竞争优势的液晶装置、光学仪器及器具、激光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电话电报设备及有机化工产品等。这些商品占我国从韩国进口额的绝大部分,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从韩国进口商品的集中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韩国在上述商品上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 而且近年来我国从韩国进口的这些主要商品都保持了快速增长, 结构变化不大。
二、中韩贸易不平衡的表现及其成因
虽然总体上来说, 中韩贸易发展良好, 但也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 即贸易收支严重不平衡、中方的贸易逆差呈加速扩大的态势。从表1可以看出, 自1992年以来, 中方的贸易逆差额逐年增长, 从20世纪90年代的几十亿美元到2000年一举突破100亿美元, 2003年超过200亿美元, 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 2007年达到476.2亿美元, 相当于1992年逆差额的200多倍。目前, 韩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我国则为韩国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由于两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 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贸易摩擦, 最典型的例子是给双方都带来损失的“大蒜之争”和“泡菜大战”。
我国对韩贸易持续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双方进出口结构方面的原因, 又有政策性因素。
第一, 中韩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技术层次上存在差异。
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 相对于我国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具有劳动力廉价、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 这决定了两国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我国向韩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品数量虽多, 但总金额不大, 高新技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较低, 而韩国则主要向我国出口附加值高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 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 结果是逐渐拉大了我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
第二, 韩国对华投资企业带动大量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
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中韩两国交通便利, 再加上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韩国制造业企业来华投资设厂。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 进入外国市场的韩国制造业企业中, 有1/3的企业选择了在中国投资。目前我国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国。这些企业往往从韩国进口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 在我国加工组装, 然后返销到韩国或出口到第三国。韩国贸易协会的调查表明, 韩国对华投资企业对韩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达40%, 而把产品返销到韩国的比率只有16%左右。这说明这些韩国企业不仅大大拉动了我国从韩国的进口, 而且也把韩国对其他国家的顺差转移到中国。
第三, 韩国对我国产品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
韩国采取调节关税、关税配额和特殊保障措施等限制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林产品、水产品、中成药等资源性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根据我国商务部近两年公布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 2006年在韩国适用调节关税的17种产品中, 有8种全部或大部分自我国进口, 且均为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虽然2007年韩国取消了香蕉和冷冻鳐鱼的调节关税, 但我国这两项产品对韩出口量不大, 2006年进口自我国的冰冻鳐鱼只占韩国全球进口总额的0.5%, 并且2006年未从中国进口香蕉。调节关税的实施实际上构成了对我国优势产品的贸易限制, 除此之外我国大部分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均在韩关税配额管理的范围之内, 如绿豆、红豆、大豆、芝麻等, 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许多农产品的配额外关税高达300%以上, 最高甚至达到800%, 某些产品的配额内关税与配额外关税相距达100倍, 事实上相当于禁止配额外的进口。除了关税壁垒, 韩国还对我国产品设置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 如通过提高进口农产品的抽检率增加我国相关产品的通关时间以及设置技术型贸易壁垒等。近年来, 韩国以不同的理由, 对我国具有优势的多种产品采取进口限制措施, 甚至直接禁止进口, 涉及的产品包括大蒜、人参、泡菜、调味酱、水产品、中药材、新鲜水果等。这些歧视性的规定, 不仅限制了我国具有竞争力产品的对韩出口, 加剧了我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 同时也影响了广大韩国消费者的利益。
三、促进中韩贸易平衡发展的几点建议
从理论上讲, 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两国贸易长期不平衡, 必然会影响双方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势必带来双方更大范围的贸易摩擦。因此, 中韩双方既要客观看待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 也要尽快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 调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近几年来, 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 但总体上仍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 主要靠低价取胜, 不仅容易受到冲击, 也造成了中韩贸易的不平衡发展。要缩小贸易逆差, 一方面应该提高我国传统大宗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走以质取胜的道路, 同时着力改善我国商品的形象, 做好推广和宣传;另一方面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 如机电产品、新材料、生物工程产品等, 这类产品的对韩贸易将大有前途。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 我国政府也应通过税收、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 鼓励和扶持相关出口企业发展“质量优、档次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同时, 也要通过协商或谈判敦促韩方早日取消针对我国产品的苛刻的贸易壁垒, 改变对我国产品的歧视态度, 增加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的进口。
(二) 在巩固产业间贸易的同时, 努力扩大产业内贸易
一直以来, 在中韩的产业分工中, 我国对韩国出口具有显著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特征, 而韩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 互补性较强。两国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决定于两国的各自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 但一国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单一的贸易结构已经与中韩两国的产业调整不相适应。要尽快摆脱目前我国在对韩贸易中的被动局面, 就必须在继续保持产业间贸易的同时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 努力扩大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 尤其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有机结合可以相互形成有益的补充。从总体上, 目前中韩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形式还是以技术差距所导致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以品质差异为特征。为了进一步推进中韩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的级次, 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 缩小中韩之间的技术差距。
(三)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实现贸易自由化
随着中韩经贸合作的日益深入, 两国已具备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条件。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使两国实施共同的贸易政策, 相互降低直至取消关税壁垒, 减少非关税壁垒, 这会促进两国间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 加强区域内产品信息的共享, 从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投资领域, 韩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惠政策的出台, 加上地理文化优势必将大大促进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 对韩投资增加也同样会带动中国原材料、机械等对韩出口。可见, 早日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两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必然要求, 也顺应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贸易失衡及贸易摩擦问题, 还有利于两国贸易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由此, 实现贸易自由化才是解决中韩贸易失衡的长久之计。
四、结语
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中韩双边贸易创造了可喜的成就。21世纪是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 今后双边贸易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大, 更重要的是要有质的提升, 要在均衡基础上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积极拓宽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水平, 把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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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问题 篇10
从中国情况看, 一些企业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同样受到质疑。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序列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高管薪酬也就尤为引人关注。而目前中国国企高管薪酬失衡现象比较显著, 主要表现在:国企内部高管薪酬与职工工资差距明显、在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的高管薪酬也有明显差距, 并且这些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国企高管自定薪酬, 导致薪酬虚高;国企高管薪酬与绩效脱节, 缺乏相关性, 不少公司高管薪酬在利润下降时还在上升;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不足与激励不当共存等。
目前, 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轨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而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 必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据世界银行报道, 2007年, 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8, 高于国际上通用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2010年3月3日至3月14日召开的“两会”提出, 要把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当做经济转型中重要问题。因而中国企业高管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 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 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一、高管薪酬问题的由来
高管, 亦称经营者、经理人、职业经理人, 是指掌握企业经营权并直接对公司经营效益负责的经营管理人员, 是钱德勒 (A.D.Chandler) 所指的现代企业中一组“支薪的高层经理人员”, 是委托代理制中的高级代理人。与美国不同, 中国对这种“高级代理人”一般多界定为高层管理人员。
企业管理的薪酬并不是随着企业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古典企业中, 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合一的, 老板就是经理, 而经理也是老板, 所有者承担了大部分的管理工作, 企业收益除去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后, 全部归其个人所有。因此古典企业中并不存在现代公司中的高管人员, 也就不存在高管薪酬问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渐成为企业组织的主导形式。于是, 职业经理人出现了, 而企业所有者则成为了股东, 所有者向管理者支付报酬, 由此产生了高管人员的薪酬, 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以及二者信息不对称, 所以经营者有可能会不按约定履行职责, 甚至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为了防范这种风险, 所有者必须给予经营者有效的激励来使二者利益尽量趋同, 同时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监督, 这就需要一套针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而高管薪酬制度就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二、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失衡的原因
1. 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催生管理者权力
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 但它不享有企业剩余收益的索取权, 只能得到相对固定的工资及福利, 因而不会有强烈意愿去认真评价监督代理人, 导致其对代理人监管不足。同时信息不对称也让政府对国企的监督困难重重, 从而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高管能够利用其影响力在薪酬契约形成过程中得利。名义上, 由专业咨询公司提出薪酬方案,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策的高管薪酬, 通常实际上是由高管自己决定的。
2. 国有企业存在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
由于产权关系的特殊性, 虽然国有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 但其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垄断优势和廉价占有国家资源。这些本应上缴给国家的资源租金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并非是国企高管们通过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实现的。业绩的可证实性是实施高管激励的前提, 过多的干扰将导致业绩性薪酬激励无法有效实施。
3. 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便于高管隐藏薪酬
国外实践表明, 严格的薪酬披露制度对于合理的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以及提高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的敏感度方面有显著作用。中国对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要求始于1998年,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等都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的披露做出了相关规定。但从实践来看, 各公司薪酬披露的内容过于简单, 披露形式不够规范, 一些敏感的薪酬数据缺失及其决定依据和解释语焉不详, 难以产生实质上的披露效果。
4. 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
所有者缺位的国企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 为了防范管理者侵害所有者利益, 中国法律赋予股东违法决议可撤销权、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权、股东临时提案权、股东代表诉讼权等, 但是这些权力的实现条件相对较高, 《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能或者不召集股东大会的, 股东要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须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只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股份有限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 才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提起股东代位诉讼的股份公司股东必须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正是这些对持股数量和时间的高门槛限制了法律武器的运用, 使其丧失了应有的威慑力。
三、国企高管薪酬失衡的解决措施
1. 尽快建立高管薪酬的形成机制
高管薪酬是企业内部的交换关系, 是自愿交易的结果。剩余索取权人按照雇佣契约以一定比例支付给团队成员。因此, 高管薪酬应该由内部的薪酬制定程序确定。政府应该关注薪酬制定程序的公平与否, 因为程序的公平才能产生结果的公平, 而不能仅仅依靠简单“限薪”。董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尤为关键, 一方面要改革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 切断独立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裙带关系, 加强独立董事市场声誉机制的建设, 让独立董事不再成为“花瓶”, 另一方面要发挥国企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问题上的话语权。
2. 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 中国国企披露的高管薪酬信息非常有限, 通常只披露数据, 没有详细披露薪酬结构组成及发放时间和方式, 如基本工资的标准, 职务津贴、绩效奖金、特殊奖励、股权激励收益的设定、发放时间与标准等。信息的有效披露, 除了披露薪酬数据本身, 还需要明确解释给予高管人员薪酬和福利的具体原因。
3. 降低所有者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
所有者应该对管理者的违规行为拥有便捷的质疑途径。一方面可以通过违法决议可撤销权、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权等权力实现, 这就要求《公司法》降低这些权力的行使门槛。另一方面也可以运用诉讼机制, 国外实践中不乏股东针对高管薪酬过高提起的诉讼。在中国类似的诉讼案件十分罕见, 这是因为国有股权比例高, 使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时间难以满足发起诉讼的条件。因此, 可适度放宽中小股东发起诉讼的条件。此外, 在高管薪酬诉讼中, 可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4. 改善业绩评价手段, 增强薪酬———业绩的敏感度
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严重影响对于国企高管的业绩有效评价。要剔除国企利润中的资源租金, 提高业绩计量的可证实性, 可以引入经济增加值的思想, 将资源租金在资本成本中予以合理考虑。垄断租金对管理者业绩评价的影响可用相对绩效评价方法予以剔除。中国现行考评制度比较注重财务指标, 而对管理者素质、勤奋程度和经营业绩等指标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极易导致考核结果与国企高管的实际贡献不相符, 因此可以考虑在管理者战略管理、风险控制和社会责任等方面设置相应考核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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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纯祥.论国企高管薪酬异化的解决对策[J].经济论坛, 2010, (12) .
失衡问题 篇11
关键词：学术性；商业性；大学出版精神；学术出版综合评价
政府和社会希望通过转制让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大学社）做到学术和市场同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益考核的双重压力，大学社对营利性角色认知倾向明显，在坚守学术繁荣使命和追求经济利益之间没有做到很好的平衡。
一、失衡的显著特征——经济规模与学术影响力不匹配
目前我国有大学出版社一百多家，年销售码洋占全国出版产业定价总码洋的22%；目前国内最大的大学社是北京师范大学社，其销售额超一亿美元。年出版新书能力超过千种的大学社很多。在2005-2010年间大学社的年度纯利润增长率达9.5%，而同期全国出版物总的年均利润增长率为6.2%。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大学社在国家出版产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社凭借其作者资源、编辑专业性以及教材市场的比较优势，获得了较高的利润率，成为出版领域的翘楚。可以说大学出版已经颇具经济规模，其商业性非常显著。
大學出版肩负着传播和繁荣学术的历史任务，考察其学术影响力是测评其学术性的重要标准，可以转引率、获奖和海外馆藏这三项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为参考。
苏新宁教授选取了2000-2007年间国内出版的社会科学图书样本，按照出版社对其被转引次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在出版物引用次数的排名中，仅仅有两家大学出版社挤入前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具有丰富学术资源的大学社的学术责任履行不力的现实。但由于当前我国学术文献的界定还不够规范，所以统计显示的转引次数不能保证绝对精确，但这个研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大学社的学术出版实力。此外，近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的统计分析显示：大学社的获奖比例总计为11%，与其总量占比超过20%的规模相比，在学术出版的高端出版领域，大学社处于明显的劣势。
图书馆是学术图书最重要的市场，其馆藏品种和副本量一直是衡量学术图书品质的重要指标。为满足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本科教学评估的要求，国内大学和公共图书馆实际上几乎是全品种馆藏国内的学术出版物，因而分析国内图书馆藏品种便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据谢寿光（2013）统计，国外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学术图书不到我国学术图书年出书总量的四分之一。美国国家图书馆每年中文（简体+繁体）图书收藏总量约为5500种，近年来并无增长趋势，从中国学术图书的对外翻译来看，每年被译为外文进入国际交流体系的约为1000种。相比年出版近20万个新书品种的出版规模来说，无论是被国外图书馆收藏还是进行学术版权输出，占比显然都过低。这反映出大学社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不足。
概言之，中国大学社的学术出版水准不高，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在国内不强，在国际上落后于同行。大学社虽占据着独特的高校资源优势，但其经济规模和学术影响力并不匹配。
二、失衡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大学出版社学术性和商业性失衡的原因是综合的，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比较重要。
1.利益相关者理性选择的结果
张冠勇和卢旖旎（2014）对我国大学社在转企改制中各个利益主体的博弈做了细致分析。他们认为大学社涉及的利益方有：业务主管部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行政主管部门——教育部、资产管理方母体高校和大学社。前三者在改制政策的决策中具有显著差异。政府部门是政策的直接决策者；母体高校对政策拥有有限建议权；大学社是政策的执行者，对决策实施不具有实质性影响。大学社的转企改制是政府主管部门、高校和大学社利益博弈的结果。
在大学社转企改制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偏好是增强大学社的市场竞争力，让大学社在两个效益问寻求到真正的平衡。同时通过对书号、出版范围、版权等的保护为大学出版创立良好的“外部环境”。
母体高校通过实际控制权促成大学社上缴利润的持续或稳定增长，但缺乏让其承担繁荣学术出版的内在动力。
大学社是改制的执行者，在政府和母体高校以利润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引领下，在权衡商业和学术出版时，倾向于追求现实的商业利润。
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在改制以后，三类群体之间很难展开集体行动，几乎所有的大学社都将教材出版作为发展的核心，在利润额压力下，很多大学社将学术出版视同市场交易，以利润为衡量标准，学术性逐渐淡化。
2.学术评价体系不成熟
学术评价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出版作为学术研究的终端组成与学术评价自然密不可分。
大学社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显然对大学社的学术出版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当前我国高校学术评价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直接投射到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领域，是造成大学出版社学术性不够的重要成因之一。
学术评价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界限不明确。目前我国高校的行政权力仍然占据着学术评价的主导地位，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没有事实上的评价权。问题集中体现在评价过程中不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以行政管理和手段开展评价，评价简单、片面。
学术评价重数量而轻质量。首先，高校自身的学术评价存在着明显的数量化导向。通过计量学对科研成果进行统计分析，让评价更趋精确、标准和客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很多高校的学术评价主要是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统计，强调个人或者学术团队在一定时期内发表的论文数量，这种简单化的评价统计直接导致虚假的学术繁荣。其次，高校对学术成果的评价还基于学术著作出版的出版社或者论文登载期刊的级别，并没有对著作和论文本身的质量加以充分的研究。事实上，即便是核心期刊或品牌出版社，学术出版物的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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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术评价的结果与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定息息相关，职称又与教师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大学出版社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尤其是母体大学，有变异为母体大学教师学术成果出版后院的趋势，在这种利益捆绑下，滋生出各种形式的学术出版交易行为。
学术评价的同行评议制度不完善。同行专家的评价在保证学术评价公正、权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中国的学术领域还存在着学术权力滥用的空间，在学术评价中有学术寻租现象的存在，使得同行评议流于形式，很难真正反映学术研究质量。在同行评议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出于出版成本和时效的考虑，学术著作出版选题的取合基本上取决于出版社编辑，选题的论证停留在出版社内部。此外，大学社的编辑往往同时负责数个学科的学术出版选题策划，并囿于编辑自身的专业背景，从源头上就给学术出版的质量埋下隐患。
3.出版管理制度改革不彻底
鉴于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我国出版业长期采用的是行业管制政策，其发展—直受到政府制度设计的保障。其突出表现在通过立法将出版垄断合法化，在出版垄断背景下，市场寻租也成为可能。
出版市场“垄断”。出版市场“垄断”集中体现在出版市场的进入体制设计上。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对垄断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他认为，“垄断的基本原因是进入障碍……进入障碍又有三个来源：关键资源由一家企业拥有；政府給予一个企业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生产成本使一个生产者比大量生产者更有效率”。根据曼昆的理论，垄断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其中，行政垄断是依托于行政权力形成的垄断，实质上是行政权力对行业的过度干预和保护。我国出版机构的设立遵循的是审批制度，出版物的出版必须由国家认定的出版社执行，即所有的出版行为已经被国家认定的出版机构所垄断，任何出版物必须要通过国家认定的出版机构才能出版，这事实上为出版市场设立了“行政垄断”。
书号资源化。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简称ISBN），是国际上通用的图书和独立出版物所必备的辨识代码。书号蕴含着丰富的出版物信息，由出版物类型信息、国家代码、出版机构代码、书名号以及计算机校验码等组成。书号信息给出版物的出版和流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有了它就意味着拥有合法出版物的资质认定，同时也为整个出版发行流程的监控奠定了基础。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构通过书号的发放和控制对出版机构实施管控。在此制度设计下，原本没有经济意义的“书号”变成了非常稀缺的“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已经很少审批新增出版机构，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我国年新版图书出版量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在书号仍然是稀缺资源的前提下，很多中小型大学社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书号资源去从事商业出版，市场销量不大的学术图书逐步转向自费出版，弱化了大学社的出版学术性。
KPI主义盛行。KPI主义是指企业将短期财务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利润、销售收入）作为公司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考核业绩，并层层向下分解，戏称“千斤重担万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指标完成的结果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直接影响收入和职位晋升。KPI对于垄断、需求大于供给以及供需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短期内可以让企业财务收益最大化，但其缺乏长远规划，难以避免业务萎缩乃至毁灭的命运。如管理大师戴明所言：“一个人如果利用账面利润来管理企业，总有一天既没了公司，也看不到数字”。很长一个时期，大学社广泛使用KPI考核，上下一致为完成KPI而努力，学术出版只能退居其次。大学社对选题的取合首要是能否满足KPI，在这种思路下，不重视甚至忽视学术出版就不难理解了
三、大学社学术性路径的回归
1.宏观层面
构建以大学出版精神为核心的学术出版伦理精神。一是以弘扬学术精神为大学出版精神的核心。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中被广泛认同并秉持的价值准则，知名学者陈寅恪将学术精神阐释为：“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研究学术。”大学社应当坚守的是服务至上原则，在学术出版中崇尚原创，敢于和善于发现并出版具有前瞻价值的学术著作，为学术精神的实现创设外部环境。
二是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大学出版的根本任务。大学出版肩负的文化传承和建设的历史职责是其初始禀赋。学术出版作为出版的最高领域，通过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用实物形态对优秀文化的传播起到规范导向作用，这是大学社一项长期而根本的任务，不能因机制的改变而改变。
三是不断丰富大学出版精神的内涵。大学社的改制拓展了大学出版范围，出版实践的变化必然会赋予大学出版精神以新的内容。改制为大学社注入了更多的商业精神，但不会必然削弱大学出版精神。在大学出版精神的支撑下，人文精神和商业精神的深度融合将为大学出版精神带来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
2.微观层面
一是建立学术出版综合评价机制。如果要让大学社回归学术机构的本源，有必要从资源、能力、制度、市场四个方面因素来构造“大学社学术出版能力综合评价”机制，并交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操作。
资源因素考核作者资源质量；能力因素考核编辑、发行等能力；制度因素考核经营与管理制度，其中需要重点考核学术评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市场因素考核出版物的市场规模和影响力以及同行评价。通过这种考评引导大学社注重资源、能力、制度、市场的良性循环，促使大学社不断增强学术出版能力。
二是建立学术著作开放出版制度。社会各界对学术著作作者支付开放出版费已成为许多国家科研资助政策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进一步规范资助学术著作的开放出版资助办法，识别和规避欺诈、建立合理的开放出版资助市场、提高资助经费效益、支持出版社健康发展，实现学术出版的真实繁荣。
失衡问题 篇12
为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的目标, 特别是适应全球经济形势的变革, 我国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实行了一系列以减税为主基调的税制改革措施, 如全面取消农业税、提高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免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等。这些减税政策的实施, 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刺激消费, 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 增加利润, 从而刺激其投资, 扩大生产。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对于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 刺激经济增长, 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 我们应该看到, 目前的税收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失衡现象, 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二、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
(一) 间接税比重偏高, 直接税比重偏低
这样的税种结构对保障税源稳定性有重要作用, 但却形成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失衡。由于间接税转嫁的可能性比较大, 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失衡, 会对税收的调节机制产生扭曲, 从而影响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
(二) 税制结构不合理, 对居民消费倾向产生负作用
我国的间接税包含在消费品价格中, 间接税直接构成产品价格的一部分, 由消费者和厂商根据各自的需求弹性进行分担, 消费需求弹性较低时, 需求方会承担大部分税负。而我国间接税所课征的商品和劳务大多数与居民生活需求密切相关, 需求弹性低, 税负易于转嫁给居民部门, 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 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另一方面, 消费支出占消费者收入总额的比例随收入的增长而呈递减趋势, 对需求弹性低的商品课税, 使得流转税具有累退性特点, 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 从而降低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
(三) 难以形成地方稳定性税源
我国的间接税中, 除营业税属地方税种外, 其他税大都属于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 地方需要有稳定可靠的税源。由于目前的税种结构已经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关系, 即便间接税数量有较大的提高, 本级财政可以分享的税收也很有限。
三、改革和调整现行税制, 实施结构性减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完善地方税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背景下, 间接税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向全社会转嫁, 导致生活必需品等商品含税过高, 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居民工资与收入的提高, 工薪阶层收入隐性缩水, 普通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同时, 间接税比例过高, 会导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生产总值, 而不是提高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 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失衡现象,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切实改善人民生活, 必须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实施结构性减税, 降低总体税负。
因此,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第一, 坚持税收法定的原则, 提高税收立法层次。公民纳税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 并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我国应该将大部分税种的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以提高税收立法层次并树立税法的权威。第二, 逐步调整税制结构, 降低间接税所占的比重。我国现行税制中的间接税比重较大, 由于税负转嫁的作用, 导致城乡居民承受沉重的税收负担。这种税制结构不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不利于调节社会收入贫富差距。因此, 要逐步调整现行税制结构, 降低间接税所占的比重, 并相应提高直接税所占的比重。第三, 进一步扩大税收减免范围, 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建议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 扩大减免税范围, 适度降低社会宏观税负水平。第四, 在税收改革方面, 建议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 减轻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税收负担。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 将建筑安装业等纳入“营改增”范围, 消除部分行业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 以达到减轻和降低企业税负的目的。配合国家产业政策, 进一步落实对高新技术企业等所得税优惠政策。推进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 逐步降低工薪阶层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推进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税制向混合征税制的征管模式转变, 增强个人所得税对社会收入的调节功能。第五, 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 还要进一步清理不合理收费, 大幅度减轻社会的非税负担。国家应从总量上控制非税收入, 进一步理顺税费关系, 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 大幅度减轻社会的非税负担。
四、结论
从目前召开的两会看, 税制改革仍然将作为重头戏, 其大体态势是积极稳妥的构建符合社会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现代税制。通过资源税和环境税改革的推进, 在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改革则会更好地突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能力, 以利于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摘要：近年来, 我国实行了一系列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以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 刺激经济增长。然而,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还存在一些失衡现象, 需要改革与完善。本文从分析我国税制结构失衡的现象入手, 提出了改革和调整现行税制结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