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因素（通用10篇）
失衡因素 篇1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外部经济失衡, 指的就是国际收支表的失衡。我国外部经济的失衡, 最突出的表现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持续盈余, 也就是我们说的双顺差。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成功, 但是外部经济失衡带来的超长增长的双顺差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添加了许多的不稳定因素,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 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使得2008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达4361亿美元左右, 大量和不断上升的经常账户盈余恶化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关系, 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 巨额贸易顺差与资本净流入一起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 外汇储备的大量积聚引发流动性过剩, 表明资源的配置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度规模的外汇储备能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但过量的外汇储备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 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因素分析
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 讨论影响我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因素, 就不能单方面分析我国的原因。我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影响因素主要可集中为经济总量最大、最具代表的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 双边贸易总额持续增长。按照中方的统计, 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90年的118亿美元扩大到2011年的4467亿美元, 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随着双边贸易总额的增长, 美中贸的不平衡也开始加剧。从1993年开始, 中国对美贸易从原来的逆差转为顺差, 之后顺差规模不断扩大, 到2011年已达到1884亿美元, 比1993年的63亿美元增长了近30倍, 扩大趋势十分明显。而据美方统计, 美对华贸易逆差始于1983年, 并且从2001年开始,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 逆差规模在2005年时为2016亿美元, 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26%。长期以来经常账户的顺差一直在双顺差中占据主要地位 (从2009年开始, 双顺差中资本项目顺差的比例有所提高, 但仍然不占据主要地位) 。以下主要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来讨论影响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因素。
1.美国方面的影响因素。
(1) 高消费、低储蓄。储蓄不足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属于典型的消费拉动型经济。二战后, 美国一直采取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 并以此来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推动美国向消费性社会的加速蜕变。同时利用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发达的金融体系鼓励增加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 导致进口需求不断扩大, 储蓄水平偏低。
近年来, 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减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人民收入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个人消费的增长。而同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美国连续降低贷款利率, 大规模减税, 不断刺激着国内需求。再加上美国一直宣扬的超前消费和借贷消费, 其国内消费规模更是超过了其消费水平。另一方面, 在维持着高消费的同时, 储蓄率却保持着极低的水平。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远低于东亚国家。近年来, 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 更是在2005年4月至2007年底连续每个月保持负的个人储蓄率。
(2) 巨额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从宏观经济学中经常账户赤字的等式[ (G-T) + (I-S) =经常账户赤字, 其中G-T为财政赤字, I为私人投资, S为私人储蓄]就可以看出财政赤字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
2001年,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对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最突出的是采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1年为止, 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所推行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累积财政赤字达到3万亿美元。在201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的警戒线, 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研究机构对美国自2001年以来产生的财政赤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从2001到2011年, 累积财政赤字约为11.7万亿美元, 由小布什执政时期所推行的政策导致的财政赤字累积为7万亿美元, 占到了这10年财政赤字累积额的59%。其中减税政策导致的赤字累积为3万亿美元, 而由奥巴马政府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所导致的赤字积累约为1.4万亿美元, 占这10年累积额的12%。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反恐、减税等措施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在金融危机后为了恢复经济增长, 为了抵消私人储蓄增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 政府采取激进的财政政策。另一大负担源于美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所造成的巨大养老保险支出。
(3) 产业结构调整。美国、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进行了以“去工业化”、“空心化”、“虚拟化”为特征的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主要内容是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会计、律师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同时, 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通过跨国公司或者加工贸易向外转移, 使得纺织、钢铁、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从曾经的国内传统优势产业转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以及较大的市场潜力,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加快了将传统的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中国在这样国际分工的浪潮下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的出口基地, 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这就使得中国在部分产品的生产上的绝对优势转化为出口竞争力的优势, 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方面使得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增加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大量消费品和制成品依赖进口, 贸易逆差扩大。加剧了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4) 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贸易限制。美国在转移其国内产业链末端落后产业的同时, 国内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大量的消费品和制成品依赖进口, 但却限制高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 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
(5) 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居于核心货币地位, 同时作为最具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国际储备货币, 使得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依赖, 美国因此能获得别国无法获得的特殊利益和权利。美元的这一特权开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 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赋予了美元中心货币地位, 美元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最主要来源。这一体系虽然于1973年解体, 但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却没有动摇。这一美元特权不仅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维持经常项目逆差, 不受外汇储备的约束。美国利用经常账户逆差获得了国内高消费所需的大量物质产品, 弥补了国内巨大的储蓄缺口。而其他国家则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或借贷来获得对外支付能力, 但借贷形成的债务最终仍需靠贸易顺差来偿还。同时其核心地位和其作为最具流动性的货币的事实使得经常项目顺差国将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的主要资产, 从需求上又推动了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美元的这种特权可以说是美国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的根本原因。
2.中国方面的影响因素。
(1) 储蓄过度, 消费不足。中国由于国情以及历史和文化传统, 形成了老百姓强烈的储蓄意愿。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999年的59621.8亿元增长到2010年3月的303302.5亿元, 同比增长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倾向于保持收入的部分比例用于储蓄, 以备不时之需。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人口结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消费者理性地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来使用自己一生的收入, 据此来安排其一生的消费支出。年幼的时候依靠消耗前一辈的储蓄生活;到了年轻的时候, 开始工作, 倾向于保持一定比例的储蓄来应对不确定的需求和养老。而50岁以后人口倾向储蓄的原因是因为老年人不确定的意外支出和医疗支持较多, 同时为了养老支出, 减轻子女负担;到了年老的时候 (65岁以后) , 就主要依靠年轻时候的积蓄生活, 这个时候对储蓄是负的影响。
(2)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消费意愿不强。从长期来看, 中国居民储蓄一直都很高, 这反映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存钱, 是为了医疗、子女入学、养老等, 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直接导致居民对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 如果社会的保障体系完善, 那么居民就完全没有必要存钱, 反而会积极消费。
(3) 农村人口收入较低, 增长较慢。从图1及数据中可以看出, 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城镇家庭, 城镇家庭收入在1988—2007的20年间增长了17倍, 而农村家庭收入仅增长了10倍。且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 2010年的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2002年的城镇家庭收入水平。接近8亿的农村人口收入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农村潜力巨大的消费力得不到释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美好愿望就不能实现, 过剩的产出仍然只有严重依靠出口消化, 经济增长仍然要依靠出口拉动。
(2) 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 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起, 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对外经济的开放发展。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加快制造加工业的发展,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加工贸易, 持续增长的出口量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分工发展及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下, 中国抓住了有利时机, 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充分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将中国人口红利同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优势以及资本优势有机地结合。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也服务于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为了鼓励出口,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等优惠的对外经济政策, 这些政策对我国外部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 中国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的缺陷也非常明显, 除了产生的大量经常项目逆差以外, 也使得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
三、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以经常项目顺差为主要研究对像, 则经常项目顺差可以用进口差额来代替, 因为中国经常账户中货物贸易顺差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 于是选取进出口差额 (出口减进口) 为被解释变量y. (同时由于中央银行每个季度只公布一次经常项目数据, 本文考虑选择月度净出口数据作为经常项目数据的替代变量。
2. 解释变量。
(G-T) + (I-S) =经常账户赤字 (盈余)
(1) 其中G是政府支出, T为政府财政收入, (G-T) 为政府赤字, 是国家借款的政府组成部分, 于是选择政府收支差额为解释变量GT。
(2) I为私人投资, S为私人储蓄, (I-S) 是国家借款的私人部门组成部分。这两个变量都是受利率影响, 于是选择了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作为解释变量I。之所以选择储蓄存款利率而不选择贷款利率是因为存贷款利率的变化方向一致, 而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是我国消费力不足, 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3) 选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为解释变量EXR。人民币汇率直接影响的进出口, 并且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造成中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检验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程度。
(4) 选取抚养比 (人口负担系数) 作为解释变量P。根据收入的生命周期理论, 非劳动人口主要是储蓄的消耗者, 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水平, 间接对贸易差额产生影响。
(二) 模型的设立。
(三) 计量分析。
1.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对被解释变量进出口差额 (Y) 进行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看说明进出口差额 (Y) 是非平稳序列。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EXR) 是非平稳序列。财政收支差额 (GT) 是平稳序列。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 (I) 是非平稳序列。人口负担系数 (P) 是非平稳序列。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项的t检验统计量的值为-4.506140, 小于相应临界值, 可见残差项序列无单位根, 各变量之间协整。说明可以按照这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2. 回归结果。运用Eviews软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3. 经济意义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政府财政支出越多, 赤字越大, 进出口差额越小, 经常账户逆差越大。回归结果中β1=-1.21, 变动方向与经济意义相符。利率水平越高, 国内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越低, 则出口越大, 进出口差额越大。回归结果β2=492.75, 与经济意义相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越低,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 则出口减弱, 进出口差额变小, 检验结果β3=-140.99与现实经验不同, 经济意义检验不通过。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 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人口负担率 (抚养比) 越低, 说明非劳动人口比重变小, 是属于增加储蓄的因素, 同时非劳动人口没有劳动收入, 非劳动人口比重的缩小会带来更多投资, 过剩的产能就只有转出口, 因此会加大贸易顺差。检验结果β4=-911.39, 与经验判断符合。
4. 统计检验。
(1) 拟合优度: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R-squared=0.763, 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757, 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高。
(2) t检验:与β1β2β3β4相对应的t统计量都比较显著。说明有较高影响程度。
5. 计量经济学检验。
(1) 多重共线性检验。由于前面的EXR变量的经济意义与传统的经验估计不同, 初步判断存在多重共线性。于是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选择EXR、GT、I、P数据。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 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 证实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或者说多重共线性不严重。说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EXR) 系数确实为负, 人民币越升值, 经常项目顺差的问题越严重。
(2) 异方差检验及修正。恩格尔 (Engel) 于1982年提出了在时间序列背景下也有可能出现异方差性。由于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 所以运用ARCH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异方差。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得到 (n-p) R2=33.4>χ20.05 (1) =3.84, 说明存在异方差。运用使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使用进行修正得到:
四、结论
从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人民币汇率对于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并不是像传统经验想象的那样, 升值有利于缓解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人民币从1995年开始一直升值, 到2009年3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降了19%。但是这期间中国进出口差额不断上升, 对美国贸易顺差却没有停止增长。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的程度有所缓解, 因为人民币升值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管理的改革去提高效率, 弥补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价格优势减弱。并且中国廉价劳动力价格优势明显, 不论在人民币升值前后, 其工资成本不仅低于美国, 而且低于第三国。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虽然低于中国, 但是这些国家不具备与中国同等的生产能力, 因此不具备成为第三国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出口既不会被第三国的出口所替代, 也不会被美国本国的生产所替代。中国对美国出口数量不会减少, 但是出口价格会相应上升。因此缓解失衡问题, 不能单单依靠人民币的升值。政府财政收支差额影响投资和消费, 支出越多, 赤字越大, 进出口差额越小, 经常账户逆差越大。利率对经常账户差额是正向的影响, 对资本账户也是正向影响, 利率越高, 投资越少, 国外资本流入越多, 因此为了缓解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有必要在不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调低利率, 引导消费和投资。
参考文献
[1].周凌飞.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07.4
[2].苗长青, 李冬梅.认识全球经济失衡的症因.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7)
[3].陈柳钦.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现状、原因及其适时调整.南京金融, 2008 (8)
巴以军力失衡 篇2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支持下，以色列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国防军。根据特拉维夫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不久前的一份报告显示，以色列国防军目前人员编制是60万、预备役军人42万，共拥有2800辆坦克、700架飞机和数千门火炮，有很强的地面突击能力和打击能力。以色列还将装备新型主战坦克、车载反坦克导弹，配备地对地导弹和有效射程为4500公里的“杰里克—3”导弹。
以色列空军力量历来是起威慑作用的主要力量，以色列现有62架F－15战斗机、205架F－16战斗机、42架“阿帕奇”AH－64A攻击直升机及大量国产“幼狮”战斗机。 以色列无人技术也领先于世界。以研制的“哈比”反雷达无人机载有32 千克重的战斗部，航程可达500千米，能在发射后自动测出敌方雷达发射的电磁波，进而攻击雷达阵地，可全天候执行任务。
以色列海军主要装备轻型护卫舰、导弹巡逻艇和潜艇等。 以美合作研制的3艘“萨尔－5”级新型导弹护卫舰近年已装备部队，具有较强的反舰、反潜和抗干扰能力。
以色列还构建了完备的导弹防御系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实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此外，以色列的航天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军力比较贫弱。1955年，阿拉法特建立了“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1957年8月，该组织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军，这是巴勒斯坦人建立的第一支有组织的正规部队。1988年12月，巴解武装又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人民军”。 目前，巴自治政府内政部下属的武装部队共有4万多人，其中正规的保安部队和警察部队有2.3万人，主要负责自治区社会治安和边防等任务，另外还有为数较少的特种安全部队，装备了先进装备，进行特种训练，主要进行反恐怖行动。此外，阿拉法特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还有两支：一支由3000人组成，负责处理涉及反巴自治政府的持有不同政见者事宜；另一支叫“17旅”，是阿拉法特的私人卫队，约有千余人，也是巴武装力量中最精锐部队。巴武装力量的主要武器是卡式冲锋枪等轻型武器,有一些装甲运兵车;但没有大炮、也没有空军，仅有的几架飞机是用来供领导人出访或救援，还有仅具象征意义的为数几百人的海军和几艘炮艇。
失衡因素 篇3
1 目前我国人口现状分析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 现阶段我国人口现状情况如下:
1.1 人口增长
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 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 10年共增加73899804人, 增长5.84%, 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1.2 家庭户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 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 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
1.3 性别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 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 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 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2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的影响因素
2.1 缺乏规范的管理, 综合治理乏力
从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总体情况来分析, 计划生育工作过于注重对出生人口数量的控制, 却严重忽略人口质量的问题, 如婴儿的健康、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否正常等等。在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宣传教育以及管理评估和规范服务中, 没有一个平衡尺度, 对于人口质量、人口数量缺乏一个准确的把握, 没有将人口质量放在应有的地位。虽然计划生育系统本身参与到了人口性别比的控制, 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一些工作人员素质偏低、管理上疏忽、政策法规上存在漏洞、教育宣传方面有偏向以及技术上的不规范等等, 这些都为性别偏好提供可乘之机。现阶段我们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措施综合治理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2.2 由于社会客观因素的影响, 增强对男孩的偏好程度
生育主要从生育的数量、生育时间、生育的质量三个方面来表现。而生育的质量又要从性别、健康以及智力三个方面体现, 这又被称之为生育三维性。生育的数量和时间通常都是人们所能理解的, 但是对于生育质量的理解却有所不同, 健康、智力以及性别这些都是生育质量的表现形式。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 倡导晚婚、晚育、少生, 同时, 这也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结果, 同时, 再加上相关的政策法规, 实现生育时间的不断优化, 再加上生育数量的不断减少, 所以, 人们越来越重视生育质量的重要性, 不仅要求孩子健康聪明, 且偏爱男孩, 而偏爱男孩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特别是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男性的经济地位相对于女性来讲优势明显, 而且还有生产上的需求,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传统社会形成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 并使之强化和延续。另外, 在中国家庭中, 社会格局呈现“男主外、女主内”, 这也是导致对男孩偏好程度增强的原因。
3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统计模拟
3.1 人口性别区间估计
纵观以上分析, 我们知道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 因此, 为了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需要通过参数原理对人口性别进行区间估计。在参数原理中, 预期的精度需要通过大量的抽样, 显然,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来讲, 这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 可以利用计算机系统, 通过对现实数据进行模拟, 来实现重复抽样, 那么, 其方差估量如下:
Fe经验分布函数;F经验分布函数;Fe (x) =1 ncount{i, Xi≤x, i=1, 2, …32}, count表示对i的计数
在以上公式中, 可以将Fe看做离散变量Xe的经验分布函数, 若是xi有相同的值, 那么将对应的概率合并, 而Xi是以Fe为经验分布函数经过计算机模拟的多次重复抽样的观察值。利用计算机系统, 结合相关公式, 可以得出数据如图1所示:
3.2 出生人口性别比对比分析
以我国近期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可以得知: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 其中,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 占总人口的49.68%,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 占50.32%,
同时, 在很多的文献资料中, 也表明我国农村出生人口要高于城镇出生人口。而对于农村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析, 主要采用通径分析方法来分析:
μi—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值;I—1, 2, 3, 1—农村, 2—城镇, 3—城市;j—第j次观测值
通过以上方法就可以很好的检验出我国城镇和城市人口性别比, 随着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对这个比例有着很好的修匀作用, 同时,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婚配性别高的压力。
4 防止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对策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对我国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 因此, 需要我们正视当下人口社会问题, 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中找出解决性的有效对策, 来预防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现象的恶化。
4.1 加强综合治理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反思, 同时, 还需要社会各界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共同参与, 加强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综合管理和综合治理。政府部门也要出台一些政策法规来为人口性别比控制提供法律保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第35条明确规定:“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这项法律条款的颁布就为我国治理出生性别比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对我国医学技术的规范使用。
4.2 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全民意识
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广大社会公民对性别比平衡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改变性别偏好的非理性选择, 并在行动上加以制止。不仅政府部门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 同时, 要借助于各大社会媒体, 如电视、广播、电影以及网络等, 积极倡导正确的生育文化。
4.3 重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倡导男女平等
我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要加强在文化习俗方面的正确引导, 重视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 强化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协调发展。要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运动, 提高女性的地位, 激发女职工自我追求幸福的意愿,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例如:在我国敬祖文化中, 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对于男性过于夸张的重视, 生男孩则大摆宴席, 一再强调男婴的价值,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对于这种现象, 可以采用自由选择子女的姓氏或实行双姓制度, 采用法律强行女儿更多地继承父母的遗产等方式, 弱化男尊女卑思想。
摘要：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 这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针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统计模拟进行了简单地分析和探讨, 提出了防止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对策。
关键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统计模拟
参考文献
[1]曾毅、顾宝昌、涂平, 我国近年来出身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J].人口与经济, 1993, (01) .
[2]李若建, 性别偏好与政策博弈: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时空变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 2005,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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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涌平, 婴儿出生性别比及其和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普查的结果和所反映的现实[J].人口与经济, 1993, (04) .
失衡之歌 篇4
发月的面孔浮标般晃动。
木纹中，黑暗如漩涡——
“房间深处，只有一件事
是幸存的事：一个我死去，另一个我
却留了下来，活在
你洁白旗饱的宁静中。”
印刷术
有时是褪色的油漆，
让我看见斑驳的日子
和其中的幸福。
有时是变形的符号
让我同时在几条路上走着。
我经过殿堂，并知道它们是不存在的，
因为另一条路上有它的废墟。
有时我遇见漂浮的梦，
梦中的情人有孤独的肩膀。
我不知道那是离开了谁的胸膛的肩膀。
时间向未来倾倒而去，
但这不是人生失衡的原因。
我遇见烧焦翅膀的鸟，
像一群失眠者。
遇见错了的字，新的结构
像种陌生的几何学，
——探究在它面前止步，
它锁住的事物鲜为人知。
猴 戏
多毛，肮脏，用以
平衡林间飞掠的尾巴
像少了一截。
学习人的站立，像某人那样
手搭凉棚观察世界……
但它太小了，越正经，越滑稽。
不懂人言，但懂呵斥，
（有时会假装没听见）骨碌碌
乱转的眼珠，偶尔定定的，
瞳孔深处，藏着一个晦暗的空间，仿佛
正是被进化遗忘的场所。
唧唧的叫声牵动额纹、嘴角，
灵活的脖子落入项圈，
配一条绳索，就构成了
一个可控的体系。
但看上去它仍是敏捷的，只有
锁链的声响诠释着
此一游戏中另外的东西。
丛林法则犹在。它在锣声中
审时度势，懂得了
催促的急缓、真假，并小心地
陪伴着软鞭那细蛇一样
隐秘的毒牙。如同
任何技艺都有需要
探究的孤独，喝彩声里，
你几曾见过一只猴子的顽皮？
用短暂的仇恨理解笑声，深知，
看客一多，痛苦就能衍变成欢乐。
当操纵者发出恫吓，
它翻跟头，仿佛不停地
翻跟头，就能翻越动物
与人的局限。
在起哄中生存，模仿
某个看客走路的怪相
是必要的。为伸手索要一粒花生
而遭到拍打，有种
彼此心照不宣的愉悦。
作为动物它没有悲哀。
我们心中的界线短暂失效时它正
卖力表演：认真地
撕扯一只空烟盒，假装
空无一物里仍有什么要寻找。
它是古老的记忆、狂热的触媒，
既聪明，又愚蠢，在屈辱里
捕捉一丝飘渺的受宠感。
偶尔龇呲牙，发怒，弱者的恐吓，
无效，但有趣。
最后，游戏结束，
散去的人群对生活
仿佛突然失去了兴趣。它悠闲地
蹲伏在艺人头顶，像从某个遥远的高处
回望渐渐远去的世代，
有些茫然，有点幸灾乐祸。
雁鸣湖
波浪如磨损的齿轮——
而提供飞行的天空，越来越蓝，
如幻觉。
这是五月，小于雁的生灵
已在湖荡里安家。
在集体的倒影中，它们俯冲下来，
掌握了触碰芦苇的方式。
但大雁仍无踪影，飞行
仍如同虚构。
我们谈到了浪费在
空气中的速度，最后，谈到了水面上
阵阵陌生的反光。
这是五月，钟表如废墟，
对立的世界，像同一个平面的守候者。
夜晚，两个天空交换星宿；
白天，水底白云如镜中雪。
胡弦，江苏铜山人，现居南京。著有诗集《阵雨》、随笔集《菜书》等。曾获《诗刊》“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和年度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作品》年度长诗金奖、《十月》年度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
失衡的地方政府和失衡的劳资关系 篇5
关键词：劳资关系失衡,失衡的地方政府,民主制度,独立的工会
一、失衡的劳资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劳资关系也随之建立, 也可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份。就西方的劳资关系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对抗到相对缓和的过程。中国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后,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外资的进入, 劳资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表现在诸多的方面:私人资本快速积累而工人工资却普遍低下且增长缓慢;不少私人公司劳动条件较差甚至恶劣;农民工普遍受到歧视且工资拖欠相当严重;矿难事故不时成为新闻;各种劳资纠纷频频发生等等。
这些现象, 可以概括为劳资关系失衡。所谓劳资关系失衡是指, 劳资双方力量不均衡, 强势一方的资本为谋求自身利益利以其强势地位使处弱势一方的劳动的利益受损。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 劳动往往有求于资本获得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而资本更多地支配劳动, 决定劳动的雇佣、工资、福利、升迁、劳动条件等等, 并总是试图利用这种对劳动的支配地位谋取更多的利润。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关系中, 强势的一方通常是资本, 弱势的一方通常是劳动。
劳资关系的失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严重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从微观方面来看, 这种失衡的劳资关系后果首先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工人直接遭受不幸:收入太低首先导致其基本生活面临困难, 工人的劳动能力得不到保持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而工人的教育培训从而劳动能力的提高更难落实。工人的不满容易引发种种社会冲突, 形成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从宏观方面来看, 工人收入太低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容易导致生产过剩, 直接的表现是, 一方面大量产品过剩, 而另一方面一般百姓的不少物质需求还得不到满足, 由此导致民间投资的欲望降低、资源浪费、经济增长缓慢。此外, 劳资关系的紧张也不利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 也导致了投资不充分。其最终结果是一个共输的局面, 首先是工人, 其次是资本, 加在一起是国家及全体人民。
今天, 我们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 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因此, 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在中国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我们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的处理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结合中国的国情, 探讨在中国如何普遍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二、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变及其启示
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 从圈地运动开始。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强势的资产阶级对弱势的农民的剥夺, 并同时驱使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资本家的工厂, 建立最初的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这种失衡的劳动关系在宏观上也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过剩, 最终导致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社会极为动荡, 不时发生罢工、破坏机器甚至暴力反抗。这也说明, 失衡的劳资关系对资本和劳动双方从宏观和长远来说, 都是不利的。
那么, 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如何逐渐得以缓和?至少有以下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 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特点:资本在经济上是强势, 但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 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 劳动在经济上处于弱势, 但人数占绝大多数, 在选票上处于强势。在西方, 有众多保护工人的法律, 如最低工资法、八小时劳动时间法、劳动条件法、反歧视法等。这些法律有效地调整了劳资关系, 使劳资关系得以缓和。
第二, 独立的工会。工会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体, 可以通过和资本集体谈判, 提出提高收入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各种要求, 可以用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本做出妥协。工会也是劳动和资本进行沟通的良好平台, 劳资之间以及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良好沟通对化解劳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 福利社会的到来。到了十九世纪后期, 西方的福利社会初见雏形。到了福利社会的时代, 普遍解决了工人的绝对贫困问题, 这首先给劳资冲突限定了一个重要的界限:暴力革命已不再有可能。事实上, 西方国家的工人暴力革命只发生在前福利社会时代, 如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福利社会到来后, 暴力革命再无先例。
第四, 庞大的中产阶级。在福利社会, 还产生出庞大的中产阶级, 如大量的管理和科技人员。他们要求理性地按法治的途径改造社会, 不希望社会动荡。由中产阶级推动的立法和支持的政府往往更为理性, 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往往有比较综合的考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对传统劳资关系的良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四点对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建立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关键。追求最大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当资本力量强大时, 资本就能够实现这一点。要使得劳资关系协调,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恰恰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给工人以政治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这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会制度。这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西方的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具有某种普遍性和长期性, 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些政治家对劳资关系的关注和介入的基础上。此外, 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是促成劳资关系缓和的重要力量。
三、失衡的地方政府和资本是导致中国劳资关系失衡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和资本缺少约束, 尤其是受到普通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约束。到目前为止,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实际上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 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 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与西方相比, 在中国, 资本更具稀缺性, 而劳动相对更为富裕, 尤其是体力劳动。当资本和劳动发生冲突时, 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 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 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谓失衡的地方政府在这里是指, 地方政府更多地照顾资本的利益而相对忽视劳动的利益,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失去应有的中立和平衡。从以上分析可见, 地方政府的失衡、从而资本的失衡是中国劳资关系失衡基本的制度原因。那么, 如何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平衡的政府从而资本成为受到约束的资本?
四、提高工人的政治力量是实现和谐劳资关系的关键
从以上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分析, 我们要得到的结论已比较明显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实现劳资关系协调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均衡。那么, 如何才能够提升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的力量从而实现和资本的势均力敌?
(一) 建立相对独立、民主和透明的工会
所谓独立的工会, 首先是独立于资方, 否则工会就可能办成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福利机构, 很难有效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如果让工会依附于地方政府, 则等于让地方政府给资本帮忙, 工会和资本的抗衡力量将更为削弱。
工会内部要实行民主制度, 工会内部的运作是透明的。如果工会主席是政府任命的或在资本的影响甚至安排下产生的, 工会主席很容易为资本所收买, 很容易背离工人群众的利益。这就需要工会是民主透明的。透明保证了工会干部的行为在工会会员的有效监督之下, 而民主保证了工会群众有能力通过选举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干部, 能撤换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干部。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
就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来说, 民主制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 只有在民主制度条件下, 政府才能在处理劳资关系时采取中立和兼顾两方利益的立场, 因为资本用GDP来约束政府, 而工人用选票来约束政府。另一方面, 民主制度要求新闻自由。只有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 工会的透明度才能有比较可靠的保证。否则, 工会很容易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 即便在工会内部有完全自由的民主选举。此外, 只有在民主制度普遍完善的条件上, 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才能很好地建立。
(三) 更新党领导工会的观念
在革命时期, 党对工会的领导是直接的。到了和平建设时期, 人们就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观念, 党对工会的领导就应该是工会直接受命于党委和政府。这种对党的领导的理解是片面的。
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劳资关系有着天生的冲突性, 能否将工人的利益由第三方来代表, 包括地方党委或通过所领导的地方政府, 从而利益能得到保障?答案是, 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往往是脆弱的。地方政府本来应是地方民众利益的代表, 应该代表所有地方民众的利益, 包括弱势群体, 是存在冲突的利益群体的中立者, 本身应没有独立于广大民众的特殊利益。但当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旦任命后, 政府官员也有着天生的自利性, 由于手中掌握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当这种权力缺少约束尤其缺少竞争性时, 地方政府的官员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并可能失去利益中立的地位, 和在利益上更接近的某些利益群体拉近距离同时疏远和这些利益群体存在利益冲突的利益群体。这时, 地方政府就可能亲近资本而疏远劳动, 更多地保障资本的利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成为失衡的政府。
因此, 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最根本的不是指望地方政府来代表工人, 尤其在目前这个民主制度远未完善的阶段, 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 使得工人能有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工会, 如果是充分独立、民主和透明的, 则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由此, 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也就得到加强。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加强党的领导悖论:加强党的领导的方式不当而导致党的领导实际削弱的现象。我们的政府称为人民政府, 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更能增进人民的利益, 政府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 而拘泥于具体的政府对工会的管理方式。总之, 我们要带着科学的态度来讨论加强党的领导。这方面,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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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庭, 贾俊.世贸组织制度和核心劳工标准关系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5 (12) .
失衡因素 篇6
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 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1,2,3];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于人民币长期低估导致的, 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消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4]。难道中美贸易失衡真的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够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 本文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入手, 从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所谓中美贸易失衡是指近年来持续存在的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 导致了两国之间在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考察将近30年的中美贸易额, 中美贸易失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以来, 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这一趋势更是明显加快 (见图1) 。
(一) 中美贸易失衡
据中方统计, 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的1 708.6亿美元, 2009年降为1 434亿美元。据美方统计, 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高达2 663.3亿美元, 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 达到2 268.3亿美元, 可见美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要远远高于中方数据。尽管双方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公布的那么高[5], 但是中美贸易长期失衡并迅速扩大却是客观存在的,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贸易结构的失衡。从贸易结构上看,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是货物贸易逆差, 而服务贸易则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其中货物贸易逆差又主要表现为制成品的贸易逆差, 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逆差十分突出, 相反美国在初级产品上却存在对华贸易顺差。
数据来源:中方顺差数据来自商务部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美方逆差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
(二)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而不断调整。从1994年起, 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使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由于1994年汇率并轨时实施超贬, 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 逐渐从1994年的1:8.70上升到1998年的1:8.27, 此后一直停留在8.279-8.277之间。2005年7月21日, 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启动并进入新一轮上升轨道,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趋势在政策面开始显现出来, 在2008年7月之后基本稳定在1:6.80至1:6.90之间。2005-2008年,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实际有效汇率也升值了17%左右, 缓解了中国入世以来形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 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
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姚枝仲 (2003) 认为汇率并非是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惟一因素[6], 沈国兵 (2004) 、李稻葵 (2006) 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1]。麦金农 (2007) 进一步指出对于作为国际债权国的东亚国家, 国际主要货币升值突变带来的收入和支出效应非常强烈, 使得汇率对贸易状况的影响难以确定, 因此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设想是不科学的[2]。
近年来中美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世界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的结果, 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例如2005年7月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 但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还迅速扩大。总之,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的, 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一)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是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X-M= (S-I) + (T-G) , 即一国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其国内个人净储蓄加上财政余额。首先, 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上看, 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意味着经常账户差额将不断扩大。自2001年以来, 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下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 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 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同时, 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 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 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 从财政赤字的影响来看, 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也会加剧经常账户逆差。一方面, 减税带来的消费增长和政府开支增加, 助长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 巨额财政赤字加上利率上升, 会导致外资流入、美元升值, 从而加剧了经常账户逆差。
从2001年开始, 美国累积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 同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不断增加, 过低的储蓄水平和过高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65%以上, 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70%和72%。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 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 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开始调高储蓄率, 从2008年8月的0.8%提高到2009年5月的6.9%, 达到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贸易赤字规模也随之开始下降。这正说明美国贸易逆差只不过是内部储蓄投资失衡的外在表现, 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即使改变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也必须为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寻找新的来源, 将逆差转移至其他国家[7]。
(二) 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的产业转移
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构成, 可以发现其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贸易顺差转移。随着美国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 逐步形成了全球性的产品内分工格局, 即美国、日本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 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设备;韩国、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东盟提供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 而美国等成为产品的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的价值。如果按原产地原则统计, 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就从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在这种产品内分工格局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构成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日本和东盟的部分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以2009年为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逆差总额达1 471亿美元, 较中国对美顺差1 434亿美元还略高。此外, 中国对拉美国家、对世界上58个最不发达国家总体也是逆差。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转移, 这种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三) 外国投资企业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增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方面利用直接投资代替商品对华出口;另一方面, 通过加工贸易将产品返销国内或销往全世界, 这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位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一载体, 利用直接投资在我国建立加工贸易基地, 充分利用我国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低的优势, 生产出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这些产品中大部分销往美国。因此, 外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部分。美国经济学者也曾经指出,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到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8]。2009年,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1400多亿美元, 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 而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关系, 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四) 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中国与美国在一般贸易上是基本平衡的, 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造成的。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 对华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贸易顺差。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07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高达2 117.97亿美元, 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顺差总额 (1 361.12亿美元) 的155.6%。根据Koopmen等人 (2008) 的测算,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有58.7%以上是加工贸易创造的出口[9]。从加工贸易的地理方向上看, 这些加工贸易顺差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对美加工贸易顺差上, 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加工贸易在发展趋势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两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高达0.991[10]。在中美贸易顺差中大约67%来自中国出口的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而这些产品又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从事的加工贸易。因此, 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向中国进行“工序”转移, 使外资在华企业对美加工贸易顺差逐渐扩大, 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从加工贸易方式可以看出,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FDI产生的对美贸易转移和返销, 是美中贸易失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美国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是指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高科技产品和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 而中国又是规模巨大的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应该处于优势地位, 但现实却是中国是美国高技术产品的最大供给商。这除了加工贸易的原因之外,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1998年, 美国将卫星技术添加到管制清单中, 专门对中国进行控制。2007年6月, 美国商务部实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 该规定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三项, 其中出口产品管制分类列表 (ECCNs) 的31大类管制项目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等20种产品、软件和相关技术。美国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对华实施了比其他贸易伙伴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11]。严格的出口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向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 结果是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在中国迅速增长的高技术进口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严重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三、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各种深层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其唯一影响因素。因此,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第一, 历史经验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失衡。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达到5.9%, 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 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 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 对华逆差下降16.1%。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也曾因货币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 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 但到2008年, 美国对德国仍然逆差429亿美元, 对日本逆差726亿美元[3]。因此, 国内和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解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
第二,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殷德生 (2004) 研究标明, 中国贸易收支价格弹性很低、而收入弹性很高, 说明受外需影响较大, 其中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最大[12]。中国自2005年以来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由于美国过度消费, 而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致使中国出口下滑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那应该改善出口才对。但是,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出口两个月之内从超过20%的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经济企稳复苏, 而中国对美出口也开始回暖。这说明中国出口主要是由外需市场决定的, 而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因此, 单独依靠人民币升值是无力改变美国进口增长过快的局面。
第三, 人民币升值会产生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根据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实际汇率变动, 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情况下, 如果考虑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 因此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即使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下, 如果考虑升值后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 人民币升值也不一定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首先, 出口下降会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而收入减少带来的消费下降会减少进口需求, 尤其对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 出口下降会使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其次, 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 降低投资利润率, 尤其对于创造大量贸易顺差的外资企业, 这样势必会抑制中国的投资和就业, 从而降低中国的消费和进口需求;最后, 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 这种负财富效应会进一步导致本国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 就中短期而言, 人民币升值后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可能会超过价格效应的影响, 因而使中美贸易平衡的变化难以确定[2]。
第四, 人民币升值可能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币升值固然会提高中国产品在美国销售的市场价格, 一定程度会降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进口规模会下降。在美国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美国会转向生产同类产品的替代国家, 例如印度、东盟等, 进口与中国产品类似的产品。
第五,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一方面,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 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进行生产, 使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2007年还将中国单列, 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从他国进口。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3]。在这种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论及对策
上述分析说明,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在这些深层原因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而且还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但是, 长期存在的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可以考虑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扩大内需,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方面, 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扩大消费需求, 尤其居民的消费需求, 这样既有利于降低储蓄率又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利用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机, 拓展新兴出口市场, 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第二, 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 在稳定利用外资规模的基础上, 要引导外资投向粗放型加工贸易以外的投资领域。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培育新的外资增长点, 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
第三,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 加强自主创新,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改变对外贸易中的低价竞争模式, 要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做强自主品牌, 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转向追求贸易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
第四,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对人民币适度升值。中国目前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因此有必要借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适度增加汇率弹性和灵活性, 逐步实现汇率形成市场化, 使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增加中国整体贸易利益和消除中美贸易失衡, 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 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五, 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削减对华出口管制。2010年4月, 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出口管制改革制定了初步路线图, 计划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我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的歧视性规定, 这有利于增加我国从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 还要优化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美国为了避免FDI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返销的影响, 反映美国真实的贸易利得,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每年专门以“所有权”为依据对本国进出口贸易进行重新统计[13]。因此, 在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联合研究的基础上, 建议中国进一步建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综合反映中美贸易利益分布的实际情况。
摘要：2010年美国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分析,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因此,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短命”建筑背后的城市失衡 篇7
其实, 近年来各大媒体关于“短命”建筑的报道不绝于耳。究其“短命”建筑的前世今生,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规划水平低、城市规划缺少前瞻性;二是设计不合理, 一些建筑在设计时, 没有充分考虑国情和文化, 成为“建筑怪胎”;三是质量缺陷, 我国建筑材料仍以传统建材为主, 其部件缺乏国际统一标准, 令建筑物的质量难以保障;四是有些城市大搞高楼群、宽马路、大广场, 频繁进行“旧城”改造, 一味盲目拆旧, 削弱了城市的文化传承力量。最重要的是急功近利, “拆迁GDP”乃地方之利, 不少地方换一届政府搞一个规划, 一任领导一个做法, 拆了建、建了拆, 看上去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实际却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据统计, 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多的国家, 每年20亿平方米的新建面积, 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 并每年会产生高达4亿吨的建筑垃圾, 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与毁坏。
从最根本上看, 城市建筑的“短命”, 反映出了失衡的城市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 城镇化步伐大大加快。城镇化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 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 也就是说仅用30年的时间, 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近200年的城镇化发展历程。然而, 在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背后, 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失衡的矛盾亦逐步凸显, 实体建筑上的“高富帅”同城市其他建筑的“矮穷挫”之间, 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于是, 出现了3大失衡表现。一是发展失衡。城市的硬件, 不仅是表面上的高楼大厦, 更重要的是基础工程。有的城市一场暴雨就能引来较大的灾难, 造成交通瘫痪, 公共工程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这说明城市的承受力不足。二是人文失衡。“短命”建筑的背后是老建筑的消失, 建筑是有生命的, 过度消耗和挥霍就扼杀了一座城市的灵魂, 摒弃了一座城市的古老文化。三是生态失衡。我国是一个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资源紧缺给我们亮起了红灯。
可以预见, 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迎来城市建设的热潮期。但是, 如果不解决发展失衡的重要问题, 城市建设在耗费大量资源的同时, 难以带来社会财富的真正增长。因此, 我们要重视平衡发展, 推动城市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途, 营造更加长远的社会和谐。
利益群体结构失衡加剧冲突 篇8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分化,一方面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支配性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失利群体同时又必然是权力的疏离者,造就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至少起着利益集团的作用。“行业”“特定利益”和“官商关系”等关键词意味着,并不能把绝大多数公司归类为利益集团,能被视为利益集团的公司主要有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和暴利行业的公司。同时,有着特殊的官商关系的采矿和土地开发等行业的暴利公司则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著名利益集团研究者格雷厄姆·E·威尔逊认为,不仅要研究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且还要关注那些没有组织起来表达(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需求的主体,为什么没有组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一问题对目前中国政治过程来说,相当重要。
大体而言,非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基本依托而形成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即前述的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利益联盟,这与前述公司型利益集团有重合之处。二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这种潜在的利益集团因为具体的特定利益而形成,因此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组织特征。弱势群体为主的潜在利益集团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既然无组织化利益群体基本上没有参与或影响行政决策的权力的制度框架,政府的行政决策与他们的利益诉求之间、官员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也就缺少有机的联结,对立因此难以避免。
心态失衡“调一调” 篇9
其实在不服老中攀比，就是活在别人的眼色里，往往是为别人而活，迷失了自我。从心理学角度上讲，这也是一种病，必须把准了脉，对症下药地“调一调”。人老就得服老，学得睿智些，想着法儿去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首先要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抓住机遇，让自己快乐。要明智地认识到，退休是政府和社会对自己辛苦一生的回报，自己应该去开开心心地享受才对。谁要是错失了这次难得的追求新生活的天赐良机，那就再也赶不上驶向快乐和幸福的末班车了。如果把退休当做是一次享受生活的转折点，你就会意识到，原来退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丧失了对享受新生活的追求。自己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兴趣爱好和锻炼等找到自我的价值和方向，找回自信，更重要的是找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其次是要学会正确地认识和平衡自己。要明白，自己过日子不能让别人摆布；即使和别人比，也要科学公正地去比：别人有的自己没有，可是自己有的别人也不一定有；别人有的是能看得到的，而自己有的却是能感觉到的；能看得到的东西再贵也有价，可是能感觉到的东西往往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比如健康。这样或许就会欣喜地发现，原来自己活得并不比别人差。
第三是要让目标挤走烦恼。人老就怕没事干，只要一闲下来，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痒，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的烦恼冲垮你的快乐防线，让你陷于烦恼中无法自拔。所以人老必须要有目标，大也好，小也罢，只要有目标，就有事干。一有事干，就不觉得空虚了。日有目标，天天就有事干；年有目标，年年有奔头。既有学习的目标，也有研究的目标，还有吃喝玩乐的目标。这样一来，自己的生活空间占得满满的，让目标挤走的只能是烦恼。其实，目标能否实现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自己在忙中取乐，在享受的过程中开心，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所要的快乐生活。
第四是要给自己开一张快乐的通行证。一位孝顺的儿子把母亲接到国外，担心语言障碍会让母亲寂寞。可万万没想到，母亲竟然和身边的异国老人们相处得特别开心。儿子好奇地问母亲是如何交流的？母亲说：“是笑呗！”一出家门，和几个老朋友一见面，你给我一个微笑，我也送你一个微笑，不用多说什么，心情就特别好。所以说，笑是快乐的通行证。它没有国界，是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它既可以融化心中的坚冰，又能激起善意的暖流。最实惠的是，给自己开的这张走向快乐的通行证，能让自己忘掉年龄、忘掉悲痛、忘掉气恼、忘掉忧愁、忘掉悔恨、忘掉疾病，得到的是一份最珍贵的快乐和长寿。
其实快乐本来就是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只有以一种不为人役、不为名利所役的态度对待生活，才能做到修身养性，才能像医生一样，随时为自己调一调失衡的心态，才会知足常乐，直至调到能把别人的快乐和幸福当成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来享受时，自己才会感觉到生活应有尽有！所以，老年人的心态需要经常“调一调”。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 篇10
自1979年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给予互相的最惠国待遇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得到了极大发展。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从1979年到2010年的32年里,中美贸易额从24.5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3853.4亿美元,增长了157倍之多,截止到2011年2月,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早在2000年,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到去年美对华贸易逆差飙升到了1812.7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见下表)。伴随贸易额的增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双边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加,范围越来越广,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数据整理来源:中国海关(http://www.customs.gov.cn)单位(亿美元)。
2 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原因分析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规模如此之大,这不得不引起中美两国双方的注意,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2.1 中美双方存在统计差异
首先,由于中美两国在贸易统计上使用了不同的口径,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出实际情况。出口方面,中国采用离岸价统计,美国采用船边交货价统计,两者差异主要在于商品装船或者飞机运输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值的1%计算,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相应向上调整。进口方面,美国以到岸价来计算和记录,通常会把保险费运输费用一起算上,到岸价的费用比离岸价高出平均约10%,因此对中国的进口额应作向下凋整。
其次,转口贸易是导致中美统计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美相互出口货物中有部分是先被运到香港、韩国釜山、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地再转运到目的地的,在转运地货物经过分装或者粗加工,性质并没发生变化,因而原产地也不会发生变化,在统计时美国海关根据产地来源将转口贸易额看成是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根据目的地原则,往往不统计转口商品的数额,这样必然会造成双方统计数据上的差异。
最后,在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的服务贸易行业中,美国顺差额是相当的可观,像技术服务、金融、咨询等都是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但是出于服务贸易难以精确统计的特征,也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中美贸易逆差的水平。
2.2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美国则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行业,而美国早已经历过了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众多发达国家包括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动中国,促使中国来料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客观上也将原来的贸易摩擦风险转嫁给中国,在贸易保护抬头的今日,西方国家必然会频繁发起对中国的“双反”调查。
2.3 美国政治运作的需要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不同的党派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必然会维护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奥巴马属于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多地是代表工会利益,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解决高负债,就业,医保等问题,增加外汇储备与减少贸易的逆差,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国内失业人数巨增,工会必然会向奥巴马施加压力,为更多的获取民主党支持,以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必然倾向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渲染中美贸易失衡,就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措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
2.4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两国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所决定
经济环境与贸易向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当经济向好的时候,各国为促进贸易发展,往往倾向于推行自由贸易,而当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经济发展疲软之时,为保护国内产业,降低失业率,也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往往会推行各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的措施。我们知道,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坚持保护主义,这本就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三次经济刺激计划,更在振兴经济方案中提出“购买美国货条款”,向世人宣布了美国公开进行贸易保护。
此外美国与中国自身经济状况不同,特别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差距上。我们知道美国储蓄率一直偏低,甚至在2001年10月一度达到0.3%的低点,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着美国经济负债式消费增长,美国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反观中国,存在融资渠道不畅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中国人固有的节约消费理念,使得中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国内需求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两国国内经济失衡所决定的。
3 应对之策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既定的事实,这种不平衡既有客观性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甚至政治制度的原因。中美贸易失衡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持续,而中美贸易摩擦也将会不断,据此我们要从多方面对中美贸易失衡进行调整。
3.1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出口转向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长期施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对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往往过度的依赖外需,内需常常处于不足的情况。实际上,我国国内有13亿人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的内需市场,当打开这一市场时,我们便会发现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经济发展会更加稳定与健康,而我国对美的出口也会减少进口增加,贸易的顺差也会自然减少。
3.2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实施出口市场的更加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实行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措施,但从商务部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知道,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初级加工品,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因此我国应该努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向产业链的更高端发展,学会关键技术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加工制造能力,更加务实于打造自有品牌。
除此之外,由于当前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地方主要集中于欧美,对欧美市场过分依赖也会导致贸易风险加大,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向更广区域拓展对外贸易的地理范围,开拓更广的国际市场,向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渐趋好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扩展,同时加大FDI的投入,直接绕开欧美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
3.3 完善我国的原产地制度
原产地规则作用在于能够确认出口货物的生产地,也是国际贸易中进行贸易统计与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依据。现在,在国外随处可以看见“中国造”产品,而且往往这些产品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价格低廉但是供应量相当大的最终消费品,产品数量的冲击使得国外消费者随处都可以感觉到“中国造”对本国类似产品的威胁,这种原产地标准显然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其实如果我们有严格的原产地制度,加强原产地证书发放的管理工作,只对那些在中国增值百分比达到一定标准的产品才打上原产地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敏感度。
3.4 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加入WTO以来,欧美很多国家一直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对我国可以很容易的施行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调查。对中美双方来说,“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加快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同时要与美国努力交涉,通过外交谈判使其早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有我们早日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做到我国经济真正的独善其身。
摘要：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国的贸易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扩大,伴之而存在的两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扩大,甚至已经成为阻碍中美关系的一大重要障碍,因此分析引起两国贸易失衡的原因已经显得非常必要与及时。从中美两国贸易现状出发,探析造成两国贸易失衡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贸易摩擦,对策分析,统计差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http://www.stats.gov. c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EB/OL].http://countryreport. mofcom.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