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盟贸易失衡（精选6篇）
中国欧盟贸易失衡 篇1
一、引言
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呈现出新的明显态势:全球经济增长整体仍未摆脱疲弱状态,较低的增长率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主要经济体之间冷热不均,经济增长分化显著。再加上英国对于是否留在欧盟进行了公投,并于2016年6月24日正式宣布脱离欧盟。由此,世界经济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迎来的将是“新平庸,大分化”的经济增长格局。在中欧贸易发展方面,随着中国放眼全球实施了扩大内需、“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战略,再上中欧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深化发展,譬如欧洲容克投资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合、中国成功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出台等利好消息的释放,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在新经济形势下如何深化中欧对外贸易合作的问题。
二、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现状
(一)2005~2015年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发展态势。(表1)从表1中可以了解到,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在2005年达到702.03亿美元,到了2015年达到最高点1,469.78亿美元,在10年间增长了约2倍多。在出口额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额从2005年的1,437.53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929.58亿美元,再到2009年下降至2,363.46亿美元。同期,我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的46.54%降至-32.25%,降幅达78.89%。2013年,我国对欧盟贸易已基本摆脱欧盟内需下降的影响,实现贸易顺差1,182.14亿美元,继而到2015年,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同比增长16.11%。总体上看,我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在后危机时期有所缩小,而在新形势下,即“新平庸,大分化”的经济增长格局态势下是较稳定增长的。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势态或将持续存在。
(二)2015年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结构概况。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5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额为5,657.61亿美元,较2014年减少8.07%。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3,563.70美元,减少3.94%;自欧盟进口2,093.92亿美元,减少16.72%;中国与欧盟的商品贸易顺差为1,469.78亿美元,增加16.11%。比较欧盟与各国(各地区)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情况,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表2)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杂项制品中的家具玩具和用贱金属所制作的金属配件等,其2015年出口额合计占中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71.72%,分别为1,464.02亿美元、514.44亿美元、335.64亿美元和241.84亿美元,较2014年分别减少5.5%、减少9.52%、增加8.22%以及减少3.32%。这些产品在欧盟对中国的进口市场中分别占有41.08%、14.44%、9.42%和6.79%份额。另外,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珠宝贵金属和矿产品出口额减少最为明显,分别减少44.29%和22.86%。(表3)
同样,表3的数据反映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和光学手表等精密仪器是中国从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2015年这四大类产品出口额合计占欧盟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2.36%,分别为648.29亿美元、450.96亿美元、264.97亿美元和150.96亿美元,这些产品在欧盟对中国出口市场中分别占有30.96%、21.54%、12.65%和7.21%的市场份额,且同比分别减少14.75%、减少26.92%、增加1.88%和减少8.18%。此外,中国对欧盟的植物产品和食品、饮料、烟酒的进口额增长突出,分别增长119.42%和24.21%。
三、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发展趋势
(一)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双边商品贸易特点。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情况尚未得到明显改善,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出现分化态势,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步入新常态。面对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也将进入新常态的局面。那么,在这样一种“新平庸,大分化”的经济增长格局下,中国与欧盟双边商品贸易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中欧双边贸易比较稳定。中国和欧盟贸易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快速发展,年增速长期保持在20%以上。虽然中欧贸易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中欧贸易增速下降,但仍达19.53%。2009年中欧贸易同比下降14.47%,但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双边贸易中降幅较低的。欧盟继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的地位。随着世界经济新形势的出现,在2015年中欧货物贸易中,中国对欧出口下降3.94%,进口下降16.72%,出口降幅远低于进口降幅。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缓慢,经济复苏弱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需萎缩,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2、中欧贸易商品结构存在一定互补性。中欧贸易商品结构上呈现出互补性态势源于双方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不同。其中,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优势相对明显。比如,中国对欧盟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始终占45%左右,其次是占我国对欧盟出口额的14%左右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剩余的商品结构占有的出口额相对较小,不足10%。另外,中国对欧盟进口的主要商品种类也较集中。机电产品占中国对欧盟进口额的比重是最高的,其次是运输设备,在中国对欧盟进口额的占比稳定在20%以上,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了22.25%、25.25%和21.54%,然后就是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都基本维持在9%左右。随着近几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发展步伐加快,中欧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在不断改善,也呈现出了新的互补态势。
(二)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地位上升,国际经济格局发生着新的变化。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上来讲,2016年作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纵观国内外经济形势: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国际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国际商品价格低位波动徘徊,贸易与投资规则改变;国内经济领域短期风险集中显现,外贸企业传统比较优势减弱,所呈现出的压力与挑战前所未有。再加上在欧盟占有绝对经济实力的英国脱离欧盟,自立门户,由此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内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的趋势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与转型工作仍将继续开展。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欧对外商品贸易发展将出现减速换挡的阶段性变化,贸易增长速度将逐步向全球贸易增速靠近,各海关分类的贸易商品份额所占的国际市场份额有望保持稳定。
综上所述,中欧关系快速走近,是因为双方的合作面在增大,共同利益在增多。中欧对彼此双方的重要性有增无减,虽然英国脱欧,但中欧未来的经济、文化联系只会更加紧密,合作空间也会更为广阔,中欧经贸关系还将持续走向深入。
四、新形势下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政策建议
从目前国内新常态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国正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依赖禀赋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需彻底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欧盟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需要制定和完善对外经贸战略,创新贸易体制,提高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而且还需进一步深化发展中欧商品贸易市场以确保对外贸易的稳步增长,推动中国对欧盟贸易由量向质的改变,继而达到双赢。
(一)完善对外经贸战略,争取双赢局面。目前,中欧贸易额呈现负增长局面。此外,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具体来讲,2015年中国对欧盟的双边贸易额下降8.07%,出口下降3.94%,进口下降16.72%。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有必要调整对外经贸战略,制定以全球价值链提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取向,推进双向开放和经贸融合,促进国内外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不断完善和推进中欧经贸关系,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
(二)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为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需以创新驱动为主,逐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由生产制造向服务制造的转变,做到切实支撑“中国制造2025”战略。更进一步地说,中国要加快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加速推进贸易强国进程,完善对外贸易布局;要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外贸企业的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加强产业链分工和国际产能合作;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从而实现中欧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三)创新制度环境,驾驭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环境影响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进度。中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要积极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创新体制,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贸易制度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进而也应更好地适应、制定乃至驾驭国际贸易规则。具体来讲,第一,既要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根本性问题,创新形成有利于培育新型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又要从制度和规则层面进行有效改革,例如加快自贸协定的签订和自贸区建设、深化内陆沿边开放区域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和准入、信用体系和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在充分研究国内外贸易规律和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能动性地发挥国家和市场的“两只手”作用。要牢牢把握和理解国际通行规则及标准,加快形成与贸易通行规则相匹配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同时,中国国际贸易的战略转型层面要求中国的政策、法律和贸易操作技巧符合国际贸易通用规则,那么中国可以通过掌握、制定、遵守国际贸易的双边游戏规则来恰当地维护国家利益。
(四)深化中欧经贸合作,扩大合作范围。在此方面,笔者将从中国和欧盟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对外市场对中欧经贸关系是持开放态度。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并购,购买欧元债券等实质性做法是对欧盟经济发展的支持。因此,欧盟应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中国对欧投资的限制和进入壁垒。此外,由于中欧贸易彼此发展不平衡,亟需中欧双方深化互补性合作。一是加深中欧的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程度。这就需要中欧双方共同努力,一起朝着双赢的局面去进行贸易发展:欧盟一方需要做到开放、公平,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放开技术出口限制,减少欧盟设置的中国对欧贸易投资壁垒,扩大中国对欧盟以技术为目的的收购。另外,中国则可以在符合本国贸易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宽有关市场的准入壁垒;二是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不要只局限于彼此双方,可以扩展到第三方经济体和国家的合作,拓宽合作渠道。
(五)推进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现阶段,全球的经济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缺乏有效需求。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差异分化,而分化的经济增长又导致了政策的不统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欧盟国家里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希腊债务危机的暂时缓解,以及此前欧元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经济正在缓慢增长。同时,“容克计划”的实施也会进一步拉动欧洲经济的增长。虽然英国目前经过公投正式宣布脱离欧盟,但其造成的后果也是不确定的,但就目前中欧合作的态势和中国与英国的经贸往来来看,英国脱欧并不会对中欧的经贸关系产生大的消极影响,是为影响可控的程度,相反英国脱欧反而会利好中英贸易的深化发展。借此机遇,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中国则可以与欧盟协商支持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快人民币汇改进程,促使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步伐的前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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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发展 篇2
【关键词】 中国 欧盟 贸易发展
中国与欧盟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是当世界舞台上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两支重要力量，全面发展同欧盟及其成员国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4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欧盟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也稳居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2011年中欧双边贸易总值达到5672.1亿美元创新高，同比增长18.3%，欧洲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随着双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双边不断扩大贸易领域，与此同时，双方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增加，极大地损害了双方利益。因此如何化解双方矛盾达成共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以达到双方共赢对于中国与欧盟来说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1. 中國与欧盟经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技术性贸易壁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各国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强。欧盟国家是最先意识并研究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以下简称TBT）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TBT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国与欧盟各国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出口产品都受到了欧盟在技术性规章和规范、包装和标签要求检验和检疫规定、环保等方面设置的限制，对我国出口现实和潜在的影响超过了700多亿美元，占年出口总额的25%以上。调查表明TBT已成为阻碍我国出口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首要的非关税壁垒。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成员国对于本国企业的保护主义有愈来愈强烈的趋势，也是对于环境的需要，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等要求，欧盟对于中国出口的产品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中国将面临更加严格的技术检验标准。
1.2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赋予成员方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主要措施之一，但是过分使用反倾销，会严重损害出口方的利益，成为出口国贸易保护的武器。自1979年首次对中国出口的糖精等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数居全球第一，占对华反倾销案件数的20.7%。2012年9月6日，欧盟正式宣布对华光伏组件、关键零部件如硅片等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范畴超过此前美国“双反案”，涉案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欧盟对华发起的最大规模贸易诉讼。这对已入寒冬的中国光伏企业是致命性打击。欧盟在公平贸易的旗帜下，用歧视性反倾销政策阻碍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大规模快速地进入欧盟市场。目前，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对欧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
1.3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不平衡
中国与欧盟的经济贸易合作中，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中国同欧盟早期的贸易相对还是比较平衡的，但是从二十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双边的贸易不平衡也逐渐显现出来。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1-10月，我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4669.4亿美元，同比增长20.2%。其中，我国对欧盟出口2940.5亿美元，自欧盟进口1728.9亿美元，累计贸易顺差1211.6亿美元，同比增长3.4%。
经济贸易中出现顺差拉动我国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素，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贸易的顺差能够快速的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提高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同时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高了我国的各项综合实力；其弊处在于，我国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他国的国债等外国资产，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产生了不少的损失；高额的外汇储备也显示出国内的外汇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反映出我国拉动内需不足；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也加剧了贸易摩擦，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加剧了我国贸易发展和环境资源压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促进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2.1实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战略
中国现在出口商品结构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虽然处于上升阶段，但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比较劣势。因此，我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战略，加快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了要素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提高了产品质量或增加了产品品种。我们不仅仅要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行模仿，更要加大自身对于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制度。中国的基础研究能力、技术开发潜力、人力资本的成长性是不少中小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这就为中国比较优势的升级和贸易结构的转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
2.2建立符合世界规范的贸易技术壁垒（TBT）体系
我国须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产品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的研制工作，健全完善认证制度，加快我国符合世界规范的贸易技术壁垒（TBT）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加强政府行为的作用。国家要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对欧盟的技术标准、技术政策、有关法规等进行研究，密切关注欧盟TBT的最新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使对欧出口企业提早做好准备，以避免某项标准正式颁布时措手不及。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的应对能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是突破壁垒、拓展我国贸易范围的最佳途径。企业产品出口一旦利益受到侵害，一定要学会利用WTO规则来保护自己，利用WTO的TBT协议突破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的壁垒。充分利用WTO/ TBT 协议中规定的透明度原则及给子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的原则等，以便在遭受国外的侵权行为时，能够快速反应，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3减少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经济贸易中的顺差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素，因此我们要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减少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在真实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扩大进口，采取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政策，适当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解决我国内需的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欧盟能够理解中国同欧盟贸易出现的问题也是贸易发展的一个过程，要实现中欧双方的共同需求与目标，有赖于双方共同的努力，这些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实质性的措施之上，中欧双方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长期保持通话，对于具体问题要积极开展针对性谈判和协商，及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建立合理的贸易格局，形成新的经济贸易互补，不断提高中欧双方经济实力，从而努力达成双方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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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贸易失衡 篇3
一、东亚贸易模式演变与贸易失衡原因分析
(一)东亚贸易模式的演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入,东亚地区呈现出了新的三角贸易模式: 由于具有较丰富的知识、技术和资本要素,日本主要从事生产环节中的核心环节,生产、出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占据东亚区域产业链的最高端; “四小龙”主要从事部分产品开发、采用资本品和一般中间产品的生产,处在东亚产品价值链的中间环节; 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凭借富裕的劳动力禀赋,处于产品内分工体系的最低端,更多地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以及最终消费品的出口,成为东亚地区的制造装配中心。东亚这种贸易模式是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主的,也可以称为产业内贸易或者区域生产网络,这体现了东亚国际分工内容由产品分工发展为工序分工,但东亚国际分工的基础依然是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在上述东亚贸易模式下,日本和 “四小龙” 通过产业内分工,将低附加值、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产业转移至中国大陆,也通过中国大陆将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市场( 主要是欧美市场) ,从而形成中国大陆对东亚其它地区的贸易逆差局面。 伴随着中国大陆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以及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使得东亚其它国家对美国等的顺差转移到中国大陆,致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越显严重。因此,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讲,以垂直专业化为主的东亚产业内分工体系是中国大陆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 二) 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方式
作为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大陆参与东亚区域分工的历史并不长,但贸易增速却很快,20年来在总额方面( 见表1) 有了飞速发展,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韩国、东盟的贸易量均取得了数十倍的增长。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与亚洲各国( 地区) 的贸易总额占到中国贸易总额( 36 419亿美元) 的52%,而中国大陆与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大陆与亚洲地区贸易额的比重达到70%,这表明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十分紧密。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0. 8% 上升至1992年的61. 9%,随后又缓慢下降,这一比例到2011年为36. 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适时承接了东亚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融入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国大陆加工贸易额由1981年的26. 3亿美元,跃升至2007年的9 860. 4亿美元,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上升至2007年的45. 4%。加工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产业内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也可以说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大陆参与国际分工的突破口。
资料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整理所得,东盟五国为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
从表1和表2来看,东亚地区垂直专业化的分工基础是比较优势。在东亚的分工体系中,日本的中间品和资本品部门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中间产品上显示了一定的竞争力, 东盟五国则是在原材料出口上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相反,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体现在最终产品上。这说明东亚各经济体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产业分工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陈建安,2008)[2],这种互补性也是促进东亚地区贸易发展的内在条件。
东亚地区的主要贸易方式是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占比为50%。1992年至2011年,日本的中间品贸易占比保持在50% 至60% 左右,东盟五国的中间品贸易比维持在60% 至70% 区间,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间品贸易也在65% 至75% 左右波动。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中间品贸易增长更为明显,从初期的40% 上升至现在的60%。这一比例不仅超过了最终产品贸易比例,也明显高于中国大陆与东亚区域外的各国、各地区的中间品贸易比例( 约为35%) 。
( 三) 中国与东亚的贸易失衡
东亚各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失衡方面表现各异,但在整体趋势上,韩国、东盟五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表现为贸易顺差增大,而唯独日本贸易差额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且2011年变为贸易逆差( 324亿美元) 。中国大陆的贸易差额增长最为明显,从1992年的44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1 549亿美元,占东亚对外贸易顺差额的比重更是高达57% ; 同期, 东盟五国的变化也非常显著, 从1992年1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发展为2011年91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变化稍微缓慢,2011年贸易顺差额分别为268亿美元和308亿美元。
数据来源:按RIETI-TID 2012年数据编制。
在中国大陆对东亚经济体贸易差额方面,不管是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还是对东盟五国,中国大陆几乎一致地表现出逆差,而且总体趋势在逐渐扩大。相比其它经济体,中国大陆对贸易总额相对较小的台湾地区却一直保持着最大的贸易逆差,2011年逆差达到了898亿美元。就制成品贸易而言,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差额主要体现为对日本和韩国的制成品贸易逆差,2011年分别为533. 5亿美元和717. 5亿美元; 对东盟五国的差额相对较小,为6亿美元的逆差。具体细分至商品结构,SITC7类商品( 机器和运输设备) 的差额最大,2011年中国大陆对日本SITC7类商品贸易逆差达542. 7亿美元,对韩国和东盟五国则分别为409. 2亿美元和243. 7亿美元。按SITC分类,零部件主要集中于SITC7类商品,中国大陆对东亚经济体在零部件贸易上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这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的分工地位。
( 四) 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失衡原因分析
在中国大陆向东亚各国和地区进口中间产品, 而向欧美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大陆对东亚形成了持续的贸易逆差。
第一,东亚各国、各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是保障东亚区域内垂直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产生的内因。垂直专业化分工在本质是生产工序的分工,包括劳动密集型工序、 资本密集型工序和技术密集型工序。各生产工序是不同质的,并不能完全的相互替代,也是不可或缺的。鉴于产品工序的可分解性,卢锋( 2004) 提出用产业内分工概念描述国际工序分工现象, 以便揭示分工的本质特征[3]。正是因为这种国际分工,使得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国大陆可以参与到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但仅限定在劳动密集型工序阶段。而技术的不可替代性保障了技术密集型国家和地区对技术的垄断地位,进而使其在技术密集型工序上具有竞争优势。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强化了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生产阶段和工序的分工协作,也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第二,东亚FDI规模的不断扩大是深化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程度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产生的外因。21世纪以来,无论从流量还是存量,东亚FDI保持了增长趋势,尤其是来源于东亚区域内的FDI增长了很多。中国大陆吸引FDI的表现更为突出,中国大陆FDI也主要是来自东亚区域内,2011年其比重达到70%。在垂直专业化体系下,跨国公司的整体规模和绝对数量相比过去,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成为垂直专业化程度发展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日本、韩国借助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出口;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东盟国家的加工组装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主要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由此可见,FDI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东亚地区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深化。
二、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贸易失衡的实证研究
(一)垂直专业化的测度
本文选择采用Hummels、Ishii和Yi ( 2001)[4]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测量方法,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假设有n个经济部门(行业),用Mi表示i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Yi表示i部门的总产出,Xi表示i部门的总出口,VSi即为i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一个国家的VS值为各部门VS值的总和,计算垂直专业化分工占总出口比重的公式为:
使用投入产出表,并考虑间接的进口投入品,可以将(2)式转换成矩阵形式:
其中 μ是1 × n维的元素为1的向量,AM为n × n维的进口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AD为国内消耗系数矩阵,则( I - AD)-1表示的是国内直接和间接使用的用来出口的进口投入品,XV是各行业出口向量,X为总出口。中国大陆参与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主要从东亚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装配,最终产品对欧美出口。因此,本文参考了国内学者林季红、孟静( 2012) 的方法,测算中国大陆对美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率,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中来源于日本、韩国、东盟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重,最后再结合中国大陆对东亚的贸易差额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投入产出表逢2、7年度编制,而最新的只有到2007年,可利用已有的投入产出表代替相邻年份,结合各年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行业的VSS值。再通过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得到各年各行业对美国的出口量及所占比重,及从各进口国的进口量及所占比重,从而求出各进口国的进口投入矩阵。最后,便可求出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率,以及主要投入品进口国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率。
( 单位: %)
资料来源: 转引自: 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林季红、孟静，2012) ; 由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未能获得，故此部分没有考虑台湾地区。
近20年来VSS值显著上升,由表3可以看出中美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不断加强,而其中来源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部分更是增长明显。2010年来自日本、韩国、东盟3个国家、地区的中间品,在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垂直专业化贸易中占比更是达到了近50%。日本虽是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中最大的中间品进口来源国,但来源于东盟和韩国部分的中间品进口上升速度更快,这说明中国大陆与东盟、韩国的中间品贸易发展迅速。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大陆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失衡加剧的原因,这些VSS值的变化也反映出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
( 二) 计量模型与数据检验
本文从现实角度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的情况,也从指标上分析了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比率。本节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模型,以便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中国大陆与东亚各国、各地区的贸易失衡问题。
1. 变量和模型。根据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定义,以及中国大陆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实际情况,本模型以中国大陆与东亚间的贸易差额作为因变量,考察VSS值对中国与东亚贸易失衡的影响。
设定模型(1):LnTB=β0+β1VSS+μ1。
变量解释:( a) LnTB : 被解释变量,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差额的自然对数。
( b) VSS : 解释变量,此处的VSS为中国对美国出口品贸易中包含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即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该数据越大表明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中来自国外其它各国和地区的中间产品进口量越多,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也越大。
(c)μ1为残差,β0、β1、β2为参数。
根据上述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将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来源分解为日本、韩国和东盟部分,对其进行比较,实证检验哪一部分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更大。因此,可以设定模型(2):LnTB=γ0+γ1LnVSSi+μ2。
变量解释(d)i可以取1、2、3,VSS1、VSS2、VSS3分别表示为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中来源于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标。
(e)μ2为残差,γ0、γ1、γ2为参数。
数据来源: VSS指数参照表3,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变量的检验。经初步检验,这些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并不平稳,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比较合适,而协整检验要求所有变量都必须同阶单整。因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剔除和其它变量非同阶单整的变量。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通过ADF检验方法,ADF统计量显示各变量均未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其原始序列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但一阶差分后,各变量数据都接受了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他们是平稳的,总体检验结果是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由于LnTB和VSS系列值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注: 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0% 、5% 和1% 的置信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以下同。
本文采用E. G ( Engle. Granger) 的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先以LnTB为被解释变量,以VSSi为解释变量,利用OLS法,建立二者的协整回归方程,结果见表5,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进一步表示成协整方程:
其中调整后的R2=0.914,且常数项和VSS的回归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然后分别用et、et1、et2、et3表示上述四个方程的残差项,并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变量LnTB与VSSi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对残差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各项残差的统计值在5%置信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即通过了ADF检验,表明残差序列拒绝了单位根假设,数据是平稳的,从而可以推断出LnTB与VSS、VSS1、VSS2、VSS3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式(4)就是LnTB和VSS的协整方程。
既然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就有必要观测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影响,对此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 ECM) 进行判定,见表7。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只有第2个方程不显著,而垂直专业化指标的滞后一期只有第1个方程是显著的。误差修正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也表明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的短期影响得到了实证的支持,第1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可表示为:
3. 回归分析结论。通过以上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从长期看,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比率,对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影响是显著的。具体地说,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就会上升0. 23%; 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中来源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VSS指标每上升1%,则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逆差额会分别扩大1. 34%、0. 98%和1. 01%。
( 2) 从短期效应来看,参数的统计显著性表明前期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的波动,对当期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系数为0. 663) ,而当期垂直专业化程度对贸易差额的波动影响不大( 系数为0. 077) ,前期的垂直专业化比例波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甚至是负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贸易的统计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大陆凭借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基地地位,发挥自身作为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 参与到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在这种 “新贸易三角”的分工模式下,中国大陆从东亚地区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再将最终产品销往欧美市场,获取贸易利益。也正是这种分工体系造成了中国大陆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大陆对美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和中国大陆对东亚的贸易逆差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尤其是来源于东亚部分的垂直专业化比率,对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影响更大。
由于中国大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人力资本优势日渐丧失,经济和贸易发展速度放缓,此等条件不利于改善中国大陆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2010年中国大陆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成为推动东亚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一个良好契机。中国大陆需要充分利用与东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性,不断加强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国的区域贸易合作,同时更应注意到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深化所带来的贸易失衡问题。因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推进生产技术创新,推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大陆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零部件等中间品贸易的净进口国,只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更多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优势,才能有效改善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走向微笑曲线的高端。此外,中国大陆正面临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问题,人口红利也正趋于消失,也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大陆可以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同时加大教育投入,从而提升劳动力要素禀赋的质和量。
第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当前中国大陆服务业相比发达国家还十分落后,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 不能很好地为进出口贸易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也跟不上对外贸易发展的步伐。因此,有必要完善金融政策、提升整体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此外,还应重点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增强中国大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国欧盟贸易失衡 篇4
［关键词］ 直接投资 贸易 经济关系 欧盟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21－08
引言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对于双边的意义十分特出。2007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561.5亿美元，欧盟对中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和日本，中欧贸易增速在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中名列首位。
在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欧贸易摩擦也在增加。其中，中欧贸易不平衡的加剧是中欧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1342.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50.1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总体贸易顺差的51.2%。
揭示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决定因素对于进一步深化中欧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
实证分析，对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是中欧贸易发展和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加大的重要因素。
文献综述
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最初由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 R.A.)提出。1957年，蒙代尔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在两国产出效率相同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的障碍则会产生贸易。维农(Vernon， R.)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可能对母国的出口产生替代作用。［1］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不仅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也存在贸易创造的效应。但是其前提是“要从投资国潜在的比较劣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提高投资接受国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函数，并使之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2］
新贸易理论根据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产品差异化等，剖析了贸易的成因，结合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各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细化，由此形成国际贸易的扩大。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导向型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两类投资对贸易的作用不同。前者具有促进贸易的作用，而后者具有贸易替代的作用。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Liu、Wang和Wei（2001）利用19个国家和中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流入中国的FDI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进口引发了FDI，同时FDI又引发了出口，并且发现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3］
冼国明、严兵和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4］
王洪亮和徐霞（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5］
陈继勇、秦臻（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92—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6］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Liu等，2001；冼国明等，2003）。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中欧贸易投资关系
1.中欧贸易现状
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90年代初期，由于欧共体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双边贸易曾出现过大幅的下降。1991年贸易额仅为116.1亿美元，下降了近50%。但从1992年起，中欧贸易开始恢复，并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除了1996和1997年，其余年份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2003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252.2亿美元，同比增长44.3％，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5月，欧盟扩大为25国后，欧盟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72.87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额的15.35%。1975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仅24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7年贸易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增长超过100倍。［7］表1显示了中欧贸易的发展状况。
从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欧盟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其他有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收音机、组合音响、医药、塑料制品等。中国从欧盟进口以资本品为主，包括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工业原料、钢材、医药、初级塑料等。自1997年开始，中国对欧盟贸易开始出现顺差。近年来，随着中欧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呈逐步扩大趋势。统计表明，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由1997年的46.2亿美元（欧盟15国）到2007年的1342.32亿美元（欧盟27国），增长了接近30倍。图1显示了中国与欧盟的进出口变化和贸易顺差的变化。
2.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现状
相对于中欧贸易而言，欧盟对华投资起步较晚。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一直稳步增长，但到90年代以前，投资规模一直很小。从外资项目数看，每年只有100个左右；从实际利用外资额看，每年的规模只有2亿美元。1993—1997年是欧盟对华投资急剧膨胀的阶段，从1993年的6.71亿美元到1997年的41.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50%以上。从1998开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进入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欧盟对华投资起伏波动较大。1998—2000年投资停滞不前，实际投资额一直在40亿美元左右徘徊。2001—2002年受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规模开始下降，从2000年的44.8亿美元下降到37.1亿美元。2003年起欧盟在华投资恢复增长，2006年实际投资达到了53.9亿美元。
欧盟对华投资虽然有过波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稳步上升的。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计算，从1986年的1.8亿美元到2006年的53.9亿美元，增长近30倍。截至2006年12月，欧盟在华累计投资项目25418个，合同金额979.5亿美元，实际投资53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引进外资的8％。在欧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2001年中国“入世”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纷纷制定长远投资规划。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欧盟跨国公司正在形成新一轮对华投资热潮。欧盟对中国实际直接投资的变化如图2所示。
欧盟对华投资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首先，投资集中于生产领域。从科技、电子、海洋开发、能源、电力到化工、纺织、有色金属、冶金遥感等领域，涉及的主要是中国急需发展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次，项目平均资金投入比较大（资本密集），投资项目技术含量高（技术密集）。欧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75%的项目的技术水平处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在技术转让方面，欧盟较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开放，限制较少，是中国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而获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以大型跨国公司为投资主体，投资方式趋向独资控股和兼并收购。欧盟在华投资以大型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为主，中小企业来华投资较少，已在华投资的少数中小企业多是作为大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最后，投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由于区位优势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发展最快的地区。
3.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成员国越来越多，目前有27个。但是这27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中国的经贸交往水平也相距很大。从贸易方面看，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这五个国家的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的70%以上。特别是德国，2007年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占了欧盟27国总贸易额的26.4%。在欧盟原15国中，爱尔兰、丹麦、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很少。2006年，这6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合计247.25亿美元，仅为中德贸易额的26.3%，中欧贸易额的7%。新加入的12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也较小，只占8%左右。欧盟各国在华投资规模也不平衡。欧盟对华投资主要来源于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5个国家。截至2007年，上述5国累计在华实际投资520.89亿美元，占欧盟对华实际投资总额的88%，而其他国家总计只占10%左右。
从图3可以看出，欧盟各成员国在中国的FDI存量与其和中国的贸易额分布之间存在相似性，即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占总存量大的国家其与中国的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例也大。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五国同时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资引进国。而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等国，无论对华投资还是贸易量所占份额都很小。因此可以推测，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为验证这种关系，下面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
本文从贸易引力模型出发进行研究。贸易引力模型是非常具有实效性的分析工具，最初出现在Tinbergen (1962)和Poyhonen (1963)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作的研究中［8］。贸易引力模型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一系列变量相关，其核心变量是进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和相互距离。其中，经济总量代表进出口国的供求能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正比；距离代表两国之间的贸易阻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Tij=AYαiYβjDλij
其中T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贸易流量，A是常数项，Yi和Yj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国民收入，Dij表示国家i和j之间的距离。将其转化为线性对数形式即为：
lnTij=lnA+αlnYi+βlnYj+λlnDij
以上的重力模型主要从需求角度刻画了贸易的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不仅影响贸易双边的国民收入，而且会改变双边的资源配置、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由此对贸易形成进一步的影响。考虑直接投资在贸易中的特定作用，我们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直接投资变量（FDI）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拓展后贸易决定模型满足如下关系：
lnTij=C+αlnFDIij+βlnYi+λlnYj+ηlnDij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与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相比，样本点充足，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有效地避免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从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行为变化的动态性。本文采用以下的计量分析模型分别进行检验。
lnTij=C+αlnFDIij+βlnEGDPij+λlnCGDPij+ηlnDi+εit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欧盟各国，t表示年份。为了分别考虑FDI存量和流量对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的影响，本文的被解释变量T分别表示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以及出口与进口的比例(B)。B值越大表示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越大。而解释变量中的FDIij分别用存量和流量进行分析。本文分析中未将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其原因在于直接投资存量中包含了直接投资的流量。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预期影响见表2。
2.数据与方法
截至2007年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但2004年后加入的12国加入时间短，且对中国的贸易投资所占份额很小，所以本文选取欧盟15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希腊、奥地利、芬兰和瑞典）1995—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采用存量数据，用0.1的折旧系数对前一年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折旧。数据来源于http://www.fdi.gov.cn 中国投资指南网站和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单位：亿美元。
中国和欧盟15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中国和欧盟15国各年的GDP数据来源于www.imfstatistics.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单位：亿美元。中国与欧盟15国的距离以双方首都之间的距离来计算，数据来源于www.geobytes.com 网站，单位：千米。
在计量方法上，利用Eviews5.0软件，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计量模型中包含与时间无关的解释变量Dij，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对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的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的（1）～（6）列。其中（1）～（3）列为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4）～（6）列为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为了便于区分，表中用FDIS表示直接投资存量，FDI表示直接投资流量。
从（1）～（6）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均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除了出口方程lnD的系数外，其余解释变量的系数都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无论是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还是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欧盟对中国的FDI对中欧贸易具有促进的作用。FDI存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207%，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09%。FDI流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1216%，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31%。比较上述结果可以发现，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影响大于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即直接投资对出口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而从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上看，直接投资流量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由此说明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扩大中国从欧盟的进口，但长期内对进口的作用会有所减少。欧盟在中国投资的大多是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目的有两点，一是通过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进行产品生产的整个或部分环节，以节约总成本；二是借此进入中国的庞大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中国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中，公司内贸易增多，促进了中欧贸易的发展。此外，欧盟在中国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也对中国国内其他企业的生产结构转变产生影响。在国内市场被欧盟企业挤压的情况下，国内的企业会将资源转移到国内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盟的大量出口。
在各个回归结果中，lnEGDP、lnCGDP和lnD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说明欧盟各国和中国GDP的增长都对出口和进口贸易量起促进作用；而距离的系数均为负，说明距离对贸易起阻碍作用，所有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实证分析结果上看，中国GDP增加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增长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中欧贸易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采用投资存量的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１%，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68%和1.11%。在投资流量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１%，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98%和1.277%。文中选取的欧盟15国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较缓慢，GDP增长对国内需求供给的带动作用都相当有限。而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年均GDP增长保持两位数，国内需求旺盛，因此中国GDP对中欧双边贸易起主要作用，中国GDP的增长能更好地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为了进一步探讨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还以中欧贸易顺差指数B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选择直接投资存量、双边国内生产和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第（7）列所示。各系数显著性不高，拟合度也很低，回归结果不理想。考虑到距离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将此变量剔除后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第（8）列的结果。调整后的R2值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很高。可以发现，FDI存量对贸易收支起正向作用，随着FDI存量的增加，B会增大，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会扩大。
欧盟各国的GDP的系数为正，起正向作用，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可以改善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中国GDP的系数为负，起反向作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会恶化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这个结果也符合贸易理论，欧盟经济增长会导致需求增长，从而会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改善中国贸易收支；同样的，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扩大对欧盟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进口，恶化了贸易收支情况。
结论
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①中国GDP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②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具有互补关系。③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贡献率大，而流量对进口的贡献率大。④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
根据本文结果可以推断，欧盟对中国的投资不完全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当地资源生产出口产品也是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了欧盟生产设备和核心部件对中国出口，而欧盟对中国投资又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改变中国的资源配置，并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推动中国对欧盟的出口。
本文关于欧盟对中国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关系的研究对于探讨中欧贸易摩擦成因以及分析汇率等因素变化对中欧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在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条件下，中欧贸易不平衡引发的贸易摩擦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外贸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是由于欧盟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增加推动了中欧贸易的增加以及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欧贸易扩大是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这种配置不仅有利于中欧经济合作关系的深化，而且可以使欧盟的企业获得巨大的收益。
注释：
［1］Mundell R 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47:321335
［2］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Liu Xiaming, Chengang Wang and Yingqi Wei. Causal Links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1(12):190202
［4］冼国明,严兵,张岸元.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南开经济研究，2003（1）
［5］王洪亮,徐霞.日本对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1983—2001）.世界经济，2003（8）
［6］陈继勇,秦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5）
［7］黄卫平.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竞合格局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4)：35
［8］Poyhonen, Pentti A. Tentative Model for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1963，90：93100
(责任编辑：张晓薇)(上接第70页)
中国与欧盟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篇5
关键词：中国,欧盟,产业内贸易
一、产业内贸易的界定和测量方法
从统计学的角度讲,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产业内的产品, 即按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 (SITC) 至少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 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大部分的产业内贸易表现为异质性产品的贸易, 它们是相似但是不可以完全替代的产品, 相互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商品的差异主要分为两类:水平型和垂直型。从这方面讲, 产业内贸易可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目前国际上惯用格鲁贝尔 (Grubel) 和劳埃德 (LIoyd) 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GL指数) 来判断产业内贸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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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和Mi分别表示第i种产品一定时间内的进出口额, Gi指数是在0～1之间的, 如果Gi指数为0, 则表示在这一时期i产品的贸易全部是产业间贸易;若数值为1, 则表示在这一时期所有的贸易为产业内贸易。因此, 数值越接近0, 则其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 反之则越高。
二、中国和欧盟贸易总量分析
自2005年欧盟东扩之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集团, 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2010年中欧贸易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29737.64亿美元) 的17.6%, 其中中国出口额达到3735亿美元, 同比增长24.8%。而且2010年欧盟从中国进口373.5亿美元, 远远超过从美国进口的224.4亿美元, 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1.中欧产业内贸易总量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欧盟进出口商品分类分析, 并计算GL指数, 以分析目前中欧产业内贸易状况。数据采用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标准 (SITC Rev.3) , SITC系统将所有的贸易商品分为10大类, 63章, 233组, 786分组和1924个基本项目。在国际贸易统计中通常把第0类到第4类统计为初级产品, 第5类到第9类为工业制成品, 这10类产品分别为:0类: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1类:饮料以及烟类;2类:非食用原料;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 4类:动植物油脂以及蜡;5类:化学品及有关产品;6类:轻纺织品、橡胶制品、矿冶制品及有关产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8类:杂项制品;9类:未分类的其他制品。
从图1可知, 中国自1990年以来产业内贸易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2003年达到峰值0.565, 2000—2008年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所下降, 但基本维持在0.5左右, 由此可见2000年以后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格局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2000年以后产业内贸易指数维持在0.5左右的主要原因是, 近几年随着中国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在发展同欧盟产业内贸易的同时, 也加强了自身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发展, 欧盟则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占据优势, 由于产品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中欧产业内贸易获得了较快发展。
2.中欧产业内贸易的产品结构
(1) 中欧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中国和欧盟初级产品贸易额呈逐年上升趋势, 初级产品贸易额在近10年中增长了173亿美元。从产业内贸易指数看, 2000—2010年中欧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大于0.6, 2007和2008年产业内贸易指数甚至达到了0.95, 说明这两年中欧初级产品贸易几乎都是产业内贸易。图2为不同类别商品的GL指数。
从总体来看, 我国初级产品中各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其中第0类商品和第3类商品在此期间的变化不大, 但是第1、第2和第4类产品的GL指数呈明显下降趋势, 2010年第1类商品的GL指数仅为0.31, 2类、3类和4类产品的GL指数维持在0.5以上。
(2) 中欧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技术进步可大大提高工业制成品的质量, 从而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增加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从绝对数量来看, 2000—2010年中国和欧盟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分别为8039.45亿美元和22250.2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为30289.65亿美元。2000年中欧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额为854亿美元, 2008年达到4127亿美元, 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增长到近5倍, 2010年中欧工业制成品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的95%, 由此可见中欧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之快。
如图3所示, 工业制成品中第5类产品, 即化学产品及相关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很高, 几乎都在0.9以上, 说明中欧之间此类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6类产品纺织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维持在0.5左右, 由于2005年欧盟对中国的纺织品征收反倾销税使得欧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之后的3年内呈明显下降趋势, 2008年下降到0.39, 2009年又逐步回升;第7类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 其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第8类杂项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很低, 说明中国与欧盟在杂项产品方面多为产业间贸易。
三、结论
1.资源密集型产品:
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中的第2类和第4类产品, 其产业内贸易指数几乎都维持在0.8以上, 因此中欧间非食用原料和动植物油脂以及蜡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0类产品的GL指数维持在0.5左右, 说明食品及活动物的产业内贸易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要想获得更大发展, 则要加强产品多样化, 争取获得更大的国外市场份额;第1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逐渐从产业内贸易过度到产业间贸易, 主要是因为欧盟对烟类产品施行非关税壁垒, 使中国对欧盟烟类产品出口额逐年减少。
2.劳动密集型产品:
主要包括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其他未分类的产品, 其中塑料及橡胶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保持在0.8左右, 说明中国和欧盟的塑料及橡胶制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贱金属及其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很高, 2010年达到了0.825, 可知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双边贸易也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而纺织原料、纺织制品、革、毛皮及其制品、鞋帽伞等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低于0.6.尤其是鞋帽伞等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低于0.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在0.25左右徘徊。革、毛皮及其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虽然相对较高, 但也在0.5左右徘徊, 说明中国与欧盟间塑料及橡胶、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和毛、革制品的双边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3.技术密集型产品:
化工制品、机电、音像设备、车辆及运输设备、武器和光学等精密仪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普遍高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化工产品的双边贸易一直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2000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0.951。光学等精密仪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呈上升趋势, 2010年达到0.9051。车辆及运输设备和武器等器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逐年上升。机电设备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大于0.5, 说明2000—2010年中国和欧盟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通过产业内贸易, 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都有所提高, 过去主要是从欧盟进口核心部件然后在中国简单组装后复出口到欧盟, 目前中国出口商品中自主研发产品数量逐年提高。
综上所述, 中国和欧盟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中国与欧盟正在从互补性的产业间贸易模式向产业内贸易模式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欧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国应从不同的产品结构出发,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以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l]李荣林, 张岩贵.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2]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中国欧盟贸易失衡 篇6
欧盟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 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并且这种重要性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农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也很快, 2010年前9个月, 我国对欧盟地区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83.3亿美元, 同比增长29%。对欧盟地区农产品进出口增长速度略低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整体增幅0.8个百分点。累计贸易顺差13.8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 (18.2亿美元) 下降23.8%。目前, 欧盟地区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中排名第3位 (占14.3%) , 在我国农产品进口市场中排名第5位 (占6.8%) 。9月当月, 我国对欧盟地区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1.1亿美元, 同比增长20%, 环比增长8%。事实上, 除个别年份外, 欧盟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中份额整体上趋于提高。
二、中欧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衡量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数据库 (UN COMTRADE) , 涉及的农产品都属于海关协调编码前二十四章 (HS01-HS24) 。HS01:包括活动物;:HS02:包括肉及食用杂碎;HS03包括鱼及其他水生无脊;:HS04:包括乳;蛋;蜂蜜;:HS05包括其他动物产品;:HS06:包括活植物;茎、根;插花、簇叶;:HS07:包括食用蔬菜、根及块茎;:HS08:包括食用水果及坚果;:HS09:包括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HSl0:包括谷物;HS11包括制粉工业产品;HS12:包括油籽, 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HS13:包括虫胶, 树胶, 树脂及液汁:H S 1 4:包括用来编结的植物材料;H S 1 5包括动植物油、脂;腊;食用油脂;H S 1 6:包括肉、鱼及水生动物相关的制品:H S 1 7:包括糖及糖食;HS18:包括可可和可可的制品;HS19:包括谷物和乳制品及糕饼;HS20包括蔬菜和水果制品;HS21:包括杂项食品;HS22:包括饮料、酒及蜡;HS23:包括食品的工业残渣及其废料, 配制的饲料;HS24:包括烟草和烟草制品。
中欧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由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 (简称G—L指数) 测算, 计算公式为:Bi=1-|Xi-Mi|/Xi+Mi (1) 式中:Bi代表特定时期的第i章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其中Xi代表第i章农产品的出口额, Mi第i章农产品的代表进口额;i为整数, 分别代表海关编码前二十四章的农产品相对应的代码。如果Bi=0时则表示完全产业间贸易;如果Bi=1时则表示完全产业内贸易;如果0
我国与欧盟在禽畜、粮油和其他农副产品种类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而在水产品、果蔬及花卉、林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我国向欧盟出口农产品绝大多数的是水产品、果蔬及花卉产品, 而我国从欧盟进口农产品绝大多数的则是其他农副产品、禽畜产品和粮油产品。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由表1/表2可以看出 (1) 2001-2010年中欧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两种形式都存在, 但最终表现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特点; (2) 只有01章、06章、15章、21章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全部大于0.5。 (3) 整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G-L在近10年中全部在0.3左右, 这是由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特别显著的贸易规模较小, 说明中欧农产品贸易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形式为主, 贸易结构呈现出互补性较强。
(二) 政策建议
1.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实现农产品个性化和安全化, 促进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使得结构调整的范围在农业内部进行, 调整成本比较小,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的品种、款式、规格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使我国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不断得到提高。
2. 形成规模经济, 深化农产品加工。我国农产品生产大多以分散经营为主, 所以农产品应变能力和生产能力相对落后。因此可以通过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 提高专业化生产、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进行农产品深加工, 提高出口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来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吴宏、胡春叶《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