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精选7篇）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1
摘要：欧盟以碳排放交易的方式履行《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减排要求, 这种市场机制促使生产企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同时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从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 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环境法的协调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效果, 实现理念到现实的跨越。
关键词：EU ETS,协调发展原则,利益衡量
1 京都议定书
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了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补充性文件的《京都议定书》 (简称《议定书》) 。《议定书》为主要的工业国家制定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 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 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截止至2009年2月, 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 (超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1%) 。《议定书》仍承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宗旨, 要求各成员国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努力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议定书》在附件B中为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制定了减排承诺, 为了实现缔约国的减排承诺, 《议定书》提供了三种交易机制:排放交易机制 (E-missions Trading) 、清洁发展机制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和联合履行机制 (Joint Implementation) 。
排放交易机制 (Emissions Trading) 是各发达国家可基于本国1990年或1995年的排放基准, 和其他的发达国家交易温室气体的排放配额。这些被交易的配额称为分配数量单位 (Assigned A-mount Units) 。
清洁发展机制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进行投资, 以获得项目信用 (project credit) 。这些项目信用配额 (Project Credit Allowances) 称为核证减排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
联合履行机制 (Joint Implementation) 和清洁发展机制非常相似, 只不过联合履行机制是发达国家向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减排项目进行投资, 以满足《议定书》的承诺要求, 这里的项目信用配额称为减排单位 (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通过这三种交易机制, 各成员国能够在市场交易下更有效地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承诺。
同时《议定书》规定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享有负担共享 (burden sharing) 的标准。即欧盟作为一个区域联合体, 应比1990年的排放量减少8%, 但各成员国的减排目标之间存在差异。例如葡萄牙可以在1990年的基础之上增加27%的排放量, 英国则必须减排12.5%, 德国必须减排21%。正是由于欧盟境内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减排数量的差异, 更加速了欧盟减排交易计划的形成和实施。
2 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EU ETS
2.1 EU ETS的制度结构
据欧盟国家审计署2008年的报告显示, 欧盟排放交易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交易系统, 涵盖了欧盟境内的所有国家和11, 000个工业基地, 囊括了欧盟45%的二氧化碳排放。
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05年1月1日到2007年11月30日, 第二阶段是从2008年1月1日截止于2012年的12月31日, 第三阶段是从2013年到2020年。其中, 第二阶段相对第一阶段而言, 运作是比较成熟的, 因此这一时期的数据更能有效说明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特点和运行效果。
从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结构来看, 主要包括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和各成员国 (Member States) 对有关交易的情况进行互动。欧盟委员会制定大政方针, 各成员国必须在欧盟委员会的要求之下制定国内的交易细则。
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欧盟第一阶段排放量的上限为6, 542 Mt CO2, 第二阶段排放量的上限为10, 400 Mt CO2。欧盟委员会在公布总体排放量之后, 会向各成员国发放配额 (allocating free allowances) 。各成员国在收到欧盟委员会的通知之后, 必须提交国家分配计划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 在这份计划中必须详细列明各成员国未来发放的配额总量, 这些配额如何分配给各个部门, 项目信用的数量限制, 并且还包括其他一些行政方面的信息, 例如为新加入者保留的配额数 (The Number Of Allowances Reserved For New Entrants) 。
欧盟委员会在收到各成员国发送的国家分配计划之后, 会对这些计划一一进行审核, 对不合理的部分还可能进行修改。据2007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显示, 委员会在收到11个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后, 驳回了其中的10份, 就是因为成员国规定的配额过于宽泛, 并未对配额的具体分配情况加以详细说明, 并且这10个会员国降低了原先提议的配额。考虑到此种行为可能和《议定书》的目标相悖, 因而欧盟委员会决定予以驳回。
在这11份国家分配计划中只有英国提交的分配计划被委员会接受了。后续的16份国家分配计划于2007年提交, 欧盟委员会降低了其中12份国家分配计划预定的配额。27份国家分配计划仅有5份未作修改而被欧盟委员会接受了。可见, 欧盟委员会对国家分配计划实行实质审查, 并拥有修改和驳回的权力。
2.2 EU ETS的实际运行———以英国为例
如果国家分配计划通过之后, 各成员国就可以将配额分配给各部门。以英国为例, 英国政府在第二阶段总的配额上限为1, 059 Mt CO2, 其中分配给电力部门的配额为524 Mt CO2, 其余部门的配额和电力部门所得配额基本相当, 达到535 MtCO2。虽然电力部门所得配额数量较大, 但仍旧低于它的正常预测的排放量。而英国政府将电力部门作为唯一一家低于往年排放量的部门, 是基于电力部门面临的国际竞争力较小, 可以通过燃烧天然气发电的方式降低成本。
如果企业的排放量超过政府分配的配额, 那么企业还可以通过拍卖 (Auction) 的方式购买所需的配额。欧盟排放交易计划规定了各成员国可以拍卖的配额上限, 第一阶段所能拍卖的配额上限为国家分配总量的5%, 第二阶段增加到10%。通过拍卖的方式促进配额的交易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由于企业只会购买它所需要的配额, 因而通过拍卖可以提高分配的准确性, 并有利于达到污染者付费 (Polluter Pay) 的目的。同时, 拍卖本就是一种公开的方式, 能够降低向公众公开分配的成本。
英国政府通过一份修正案使得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可以拍卖的方式在国内实施。在修正案中, 英国政府宣称, 必须至少在拍卖日前两个月公布政府有拍卖的意图, 并且至少在拍卖日前一个月公布政府所要拍卖的配额数量。拍卖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一种是竞争投标 (competitive bidding) , 另一种是非竞争投标 (non-competitive bidding) 。
在2008年11月举行的首次拍卖就是以竞争投标的方式进行。在拍卖过程中, 企业可以通过一个名为主要参与者 (Primary Participant) 的中介进行投标, 所投数额必须为1, 000配额的倍数 (multiple of 1, 000 allowances) 。此次拍卖运行良好, 最后所得资金为￡54.4, 000, 000。
政府为使中小企业也能够参加拍卖而设计出非竞争招标的方式。在非竞争招标中, 企业只需以管理员 (Administrator) 的身份进行注册, 之后就可在1到10, 000配额 (Allowances) 之间进行招标。这两种模式都会在今后的拍卖中得以运作。
3 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影响
3.1 EU ETS对企业的影响
环境审计委员会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 认为欧盟碳排放机制发挥了其应有的市场功能。2008年工业调查显示, 82%的被调查者参与了碳排放配额的交易,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遵守了该年度的分配指标。
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 他们并不是站在机制外对机制进行评价, 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起到了作用。
根据最终报告结果显示, 34%的人认为EU ETS对于企业的减排活动没有影响, 64%的人认为有影响, 其中包含了9%的人认为EU ETS对企业的减排活动有重大影响。
从公司经营策略的角度看, 56%的人认为EU ETS的配额价格被公司管理层纳入公司核心决策中。例如, 三年的碳排放成本对于同一家精炼厂是不一样的。9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细化减排项目。尤其在高能耗的项目上, 企业会首选减排成本最低廉的方式。
EU ETS和气候变化协定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共同对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相关规定, 企业认为这些不同的政策之间产生了协同增效效应 (synergies) , IPPCD (The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 要求企业提交能源使用效率报告, 同时确定提高效率的措施。EU ETS则更为强调这些措施的经济价值。
3.2 EU ETS的经济价值
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可以以低廉的成本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主要通过政府向企业征收排污费或发放排污许可证两种方式, 这两种方法都始于经济学对减少污染的理论研究,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 政府逐渐将这种经济学理念应用于实践之中, 以达到以最低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具体做法就是在所有的污染者中, 以不同的边际排放成本分配配额 (Allowance) 。通过将配额从高成本污染到低成本污染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 使社会整体以最低的成本达到预期的减排总量。这种市场机制鼓励那些具备以最低成本减排的企业承担最大规模的减排量, 同时促使污染者以边际排污成本等于污染价格的方式来减少排放量。但在制度的实际运作中, 最困难的是, 企业能否将自己的减少排放量 (emission reductio levels) 和市场价格同步。
为碳排放定价对涉及环境的公共政策也是至关重要, 在减排方面, 市场交易机制比制定标准或规则的成本更低, 同时在减排方法上更有弹性。规则的有效性体现在规则可以提供明确的指引, 降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 对于无法接收或回应价格信息的企业来说, 他们更倾向于被动地接受政府制定的规则。然而, 规则需要被执行, 执行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 使整个社会为了达到减排的预期目标而承担过多的成本。
EU ETS使得欧盟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所需耗费的成本降低了24%-60%, EU ETS在运行的过程中, 相比其他规则而言,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减少CO2的排放。
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的同时, 很多事例显示, 企业可以在减排中, 以提高能源效率的方式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这意味着,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可以共存。关键就是将环境作为影响经济的因素来思考, 在涉及环境的制度设计方面, 可以参考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 虽然EU ET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缺陷, 但作为目前运行最成功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机制, 仍值得各国政府借鉴。在实际制度的运作中, 也许能够达到环境的协调发展原则希望达到的目标。
碳排放费:欧盟要留“买路钱”? 篇2
据中国航空运输业协会（以下简称中航协）秘书长魏振中3月23日透露，国航、南航、东航三大航已向中航协交了部分诉讼费，海航也有意加入，四大航计划与中航协一起，共同向欧盟提起诉讼，以避免明年起所有飞欧洲航线的航班被强征碳排放费。
目前中国经营欧洲航线的有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四家公司，国航是国内目前拥有最多欧盟市场份额的航空公司。
“诉讼的过程将非常漫长。”国内某航空业内人士称，如果到明年1月诉讼仍没结果，国内航空公司将被“强制”征收欧洲航线的碳排放费用，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每增加一班，一年将增加1500万元人民币的成本，一张国内到欧盟国家的机票将增加200元左右的费用。“航空业是微利行业，航空公司很可能将这笔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按国际航协测算，此举将使航空业明年增加34亿欧元的“买路钱”，而且这一数字还可能随免费配额的递减而逐年递增。据欧盟委员会评估，如果航空公司将所有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则意味着，到2020年往返旅行的机票价格可能增加4.60-39.60欧元。可以看出，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实施最终可能还是由消费者买单，国际机票可能面临新一轮涨价问题。
碳排放费：买的不是路，是空气
欧盟强制征收碳排放费，肇始于气候变暖——这个粗看起来与航空业并不搭边界的话题。
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是罪魁祸首，这个观点基本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而欧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希望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政策导向在全球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欧盟立法委员会2003年6月通过一项关键法案——《欧盟排放交易法令》，以对抗气候变化，该法案基于“限额与贸易”原则，对工业界的温室气体设下限额，并且创立第一个国际排放交易市场。
该法案规定自2005年1月开始，许多公司需要特别的许可才能排放二氧化碳；受到管制的产业包括：炼油业、能源业、冶炼业、钢铁业、水泥业、陶瓷业、玻璃业与造纸业等，牵扯到12000处设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欧洲总量46％。
因此，在2004年3月底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将二氧化碳排放量自2005年起加以分配。各国政府可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5％免费分配给业者，其余的5％可以拍卖给业者；核定分配的二氧化碳排放许可量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当时欧洲执委会估计每吨约15欧元，委员会认为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成本能因此降低35％，每年节省减量投入经费13亿欧元。这就是所谓的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TS）。该碳排放交易机制第一期（2005年至2007年）的市场规模限定为欧盟国家，第二期 （2008年至2012年）才会扩展到欧盟以外的国家。
欧盟 ETS经过第一期（2005年-2007年）的试运行，目前已经进入第二期（2008-2012年）的尾声，欧盟正在为EU ETS第三期（2013年-2020年）的运行做准备。为使其更有效、更合理和更公平，欧盟对EU ETS第三期进行了多方面改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三期覆盖范围更广。第三期将纳入来自更多行业、更多种类的温室气体，同时根据欧盟2008/101号指令，将航空业的碳排放纳入其中。
究其原因，根据欧盟官方介绍，随着航空旅行价格越来越便宜，欧盟从航空中碳排放量增长日益迅速。一个人从伦敦飞到纽约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欧盟一个人平均一年房屋取暖的碳排放量。为了减少航空业碳排放量对气候的影响，欧盟决定对所有从欧盟出发或到达欧盟的国际航班碳排放量进行配额。与其他模式相比，如燃油税，碳排放交易系统社会成本较低其对环境有利，对机票价格、航空公司及整个经济形势影响都比其他环保措施影响比较小。
据此，欧盟将于2012年1月1日起实行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届时全球约2000多家航企在欧洲机场起降航班，都需要为超出免费配额的碳排放支付购买成本。
一年8亿买路钱？
中国民航局节能减排办公室介绍，按照欧盟碳排放的征收方法，中国民航业仅2012年一年将向欧盟支付约8亿元，2020年超过30亿元，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
曾有媒体测算了一架Ｂ777飞机从上海飞往伦敦，单程9233公里，排放二氧化碳222吨。假设一家中国航空公司每周飞两班该航线，经营10条欧洲航线，那么这家航空公司每年处于EUETS管理下的排放量约为461760吨。按照目前欧盟碳价格估算，这家公司需在EUETS履约的碳资产价值为500万欧元/年（约合4700万人民币/年）。
为此，中航协在3月10日代表国内航企向欧盟提交了声明，强烈反对欧盟将中国民航业纳入其中，要求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
由于关于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根据欧盟2008/101号指令作出的，向欧盟提起诉讼也就是对该欧盟指令的挑战，要求欧盟宣布该类指令无效。而根据欧盟的法律体系，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可以受理此类诉讼。
欧盟法院为欧盟司法机构，目前位于卢森堡，其任务在于确保基于各个欧洲联盟中的条约而来的欧盟法律可以在各国中适用，同时并负责解释那些法律，另外，歐盟法院也负责监督欧盟各机构的行为是否违反欧盟法律，并确保各国遵守其基于条约而产生的义务。
根据欧盟相关条约，可以对欧盟相关立法提起“废除之诉”即“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在同等条件下，针对送达给他的决定提起诉讼，或者针对一项虽然是以规章形式作出的或是一项送达给他人的，但直接地个别地涉及到他本人利益的决定提起诉讼”。诉请宣告无效的理由包括：（ａ）无资格作出：（ｂ）违反了程序的实质要求；（ｃ）违反欧盟条约或者任何与实施条约有关的法律；（ｄ）滥用权力。
而中航协起诉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问题，可能指控欧盟指令内容违反相关国际条约，主要着力于起诉欧盟违反《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欧盟违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特别是《芝加哥公约》中的主权原则。
关于诉讼的担心，并不来源于公平性的质疑。因为通常欧盟的整体构建是按照法治原则构建的，欧盟法院在其中独立行使司法权，对于欧盟立法机构作出的规章、指令等如果违法相关条约，欧盟法院会依法作出判决。
起诉首先会面临语言方面的障碍。虽然在起诉的阶段，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欧盟成员国中的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法官和当事人的陈述将被同步翻译。不过，在法院内部的工作语言，包含法官间的讨论、初步报告和判决的草拟，都是使用法语。这造成法语成为欧盟法院唯一的工作语言。
另外，诉讼期限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行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距今只有六七个月时间，时间非常紧迫。而欧盟对这类案件也没有明确的审理期限，何时能有判决还不得而知，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诉讼过程。
先行一步的美国航空业
事实上，对于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美国航空业协会首先发动了挑战。
2010年底，美国航协已经与美国航空、美联航、大陆航空三大公司共同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反对其向非欧盟航空公司强征碳排放费用的单边行动。
由于根据欧盟法律，只有欧盟法院有权管辖涉及欧盟指令合法性的诉讼。英国高等法院2010年5月裁决认为，该诉讼涉及欧盟指令的合法性问题，英国高院没有管辖权，遂将该案转至欧盟法院。该案最终裁决日期尚未确定，可能是2011年年末，或者2012年，目前双方均已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
美国认为欧盟指令违背国家主权原则、与《京都议定书》及《芝加哥公約》关于禁止向过境航空器单方面征收费用的规定等国际条约相违背。同时，美国与欧盟2007年达成的天空开放协议规定，互不向对方航空器征收基于燃油的税费，这很可能使美国航空公司集体获得“豁免”。
美国航协及其成员认为欧盟单方采取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同样对国际航空加重了负担，减少了其用于改善环保的经费。美航协及其成员与全世界各国航空公司联手在国际民用航空局（ICAO，联合国负责国际航空环保及其他标准的组织）框架下探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美航协环境事务副主席 Nancy Young认为，该案是对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全球航空业寻找合适路径的尝试。
站在中国航空业的角度看待美国的诉讼，该判决将展示欧盟法院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指令的态度，对中航协起诉欧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同时，如果美航协在该案中胜诉，欧盟可能会修改该指令，非欧盟的外国航空公司都将受益。因此，美航协起诉欧盟案的判决将具有先例意义，为解决类似问题表明欧盟法院的态度。
欧盟内部也分歧
事实上对于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欧盟内部成员国航空公司也早有分歧。
根据欧洲航空与环境独立媒体《绿色天空》报道，早在2010年6月，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总裁曾号召将ETS推迟一年，即从2013年开始实行，因为2010年4月因欧洲火山灰造成北欧部分航空公司停运，而2010年碳排放量是获得免费排放许可的基准，这对受火山灰影响的航空公司不公平。其另外的理由包括欧盟成员国还没有将该欧盟指令转化为国内法，并没有做好实施的准备。其号召得到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航空环境负责人的支持。
而在今年欧洲航空业协会（该协会代表了36个航空公司）2月份的航协会议上，主席史蒂夫（Steve Ridgway）重申支持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但从2012年1月起将会面临一系列困难。其中欧航协对美国航空协会通过法律手段挑战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表示警惕，包括对非欧盟成员国航空公司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抗议其单边机制，欧盟对不合作运营商采取的措施可能引起报复性措施等。因此，欧航协也将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纳入今年的重点关注领域。
目前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部分非欧盟航空公司明确表示其不会遵守欧盟碳排放交易指令，但结果如何还不清楚。如果欧盟法院支持了目前的欧盟碳排放交易指令，欧盟将强制执行指令内容，甚至禁飞，可能给产业造成各种影响。
如果欧盟法院认为2008/101指令有问题， 欧盟将难以对违反者采取措施，也将倾向于重新调整欧盟碳排放交易指令以符合欧盟法院的要求。
而对于去年美航协向欧盟提起的诉讼，欧航协认为虽然诉讼结果仍不得而知，对于该机制的抗议反映了单方政策的薄弱，可能将面临限制该碳排放机制向非欧盟航空公司适用的情况，但不会阻止从2012年1月开始实施该机制。
未雨绸缪，上好节能必修课
目前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节能减排是当务之急。中航协于3月17日收到了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署国际碳市场及航空航海处负责人的确认回复，对方表示在今后的交流与沟通中，将与中航协保持接触。
目前中国民航业的二氧化碳减排主流方案有：一是机队优化，使用低油耗的新飞机；二是优化航线；三是提高发动机效率，但这些在短期内均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我国航空业一方面可以利用法律手段积极挑战欧盟相关指令，另一方面，目前所剩时间不多，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航空公司应尽快制定应对策略，以防止发达国家以行业方式强迫发展中国家的同行业企业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
据国际航协介绍，为应对欧盟收取碳排放费，一些以国际航线为重点的航空公司如国泰航空提出，可能会重新规划航线，比如将直飞欧盟航线改为飞往中东城市中转，以减少需要付费的航线距离。但更关键的是，国内民航业需要做好节能必修课。
为应对挑战，美联航从飞机设计、航线规划、餐盒重量等各种细节着手，尽力提高燃油利用效率、降低燃油消耗，目前每加仑燃油承载的旅客量比早期增加了70%。针对欧盟收取碳排放费，长期解决方案是采用更加环保的生物燃料。因此，我国航空业上好节能必修课，真正实现“低碳”还有很长路要走。
（作者系工业信息与产业部研究院研究员，曾在欧盟理事会实习）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先行一步 篇3
2003年7月, 欧洲议会通过投票达成协议, 通过了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指令。2003年10月,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指令Directive 2003/87/EC, 为欧盟设立了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
2005年1月1日,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正式开始运行。EU ETS将使得欧盟能够以低于GDP的0.1%的成本, 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 也将帮助欧盟实现2020年甚至更长期的减排目标。
欧盟排放权交易有相当一部分在场外OTC市场中进行 (伦敦经纪人协会LEB A, 占据交易量的一半以上) 。但是, 从2005年中期开始, 场内交易所平台逐渐建立起来, 场外交易在场内清算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目前, 欧洲开展排放权类产品的交易所主要有欧洲气候交易所 (E C X) 、B l u e n e x t碳交易市场、荷兰Cl ime x交易所, 奥地利能源交易所 (EXAA) 、欧洲气候交易所 (E C X) 、欧洲能源交易所 (E E X) 、意大利电力交易所 (I P E X) 、北欧电力交易所 (Nordpool) 等。
欧洲气候交易所E C X是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据估计, 欧洲气候交易所吸引了欧洲碳市场上8 5%的场内交易量。欧洲气候交易所在2005年4月就上市了欧盟排放配额EUA期货合约, 在2006年、2008年和2009年相继上市了EUA期权合约、CER期货及期权合约、EU A及C E R现货合约。
从总交易量来看, 2005年, 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总交易量为9394.8万吨碳。200 8年, 该所总交易量达到了28.1亿吨, 是2005年总成交量的近30倍。从日均交易量来看, 2005年日均交易量约为90万吨碳, 2008年的日均交易量已接近1100万吨碳, 是2005年的12.2倍, 2009年11月的日均交易量已经超过2000万吨碳。
欧盟一直希望保持自身在气候变化行动中领导者的角色。2 00 7年3月, 欧洲理事会就提出了一项能源和气候一体化建议, 该决议的核心内容是“2 0-2 0-20”行动, 即: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 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 (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 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 , 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 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
2008年1月23日, 欧盟委员会为达成上述决议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欧盟气候新政策提出的依据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中“与前工业化水平相比, 全球温度不能超过2摄氏度”的结论, 制定了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的目标。2008年12月12日, “一揽子计划”在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2008年12月17日, 欧盟议会正式批准这项计划。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4
关键词：欧盟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发现,实证研究
从目前关于碳排放这个新兴市场的研究文献来看,相关学者尤其是国内的研究重点仍在碳市场的制度与发展方向等定性方面,定量研究并不多。与一般市场相比,碳市场受到国际政治博弈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有更为复杂的价格波动特性。而碳市场的发展和二氧化碳减排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碳价的波动性影响。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例,目前交易量最大的是期货市场,存在各类不同年份到期的合约,并且合约数量也在增加。那么,近几年较快速度发展的碳排放权期货市场是否具备传统期货市场的特性?其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是否具有长期均衡的关系?是否能够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对于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我国未来建立碳期货市场都具有一定意义,本文的工作是一个初步尝试。
1 研究方法设计
国外学者对于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Fama(1970)认为如果市场完全有效,那么在任何时刻点上,期货价格都应该充分反映所有可以获得的市场信息,这就是市场有效理论[1]。Hanson和Hodrick(1980)则将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表述为期货价格是最后交易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这也是对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检验的理论基础[2]。Ulveling和Brannen(1984)比较了没有期货市场环境中的当前现货价格对于未来现货价格的预测影响程度以及建立期货交易后价格的预测效力,实证结果显示在无期货市场的环境下,未来现货价格预测的不可操作和期货市场的后续发展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3]。
从研究方法上看,Bigman、Schechtman & Goldfafb(1983)使用最小二乘法对玉米、大豆和小麦的期货价格是否为未来合约到期日的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进行实证检验[4]。Mabedy(1985)、Dixon & Elam(1988)对上述学者使用的统计方法提出了疑问,他们提出使用传统的最小二乘估计法构建模型会产生伪回归等问题,原因在于期现货价格序列都是非平稳的[5,6]。针对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会导致建模过程中的伪回归等问题,Engle & Granger(1987)第一次提出的协整理论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7]。Wang & Shen(1990)则推荐使用这一协整方法来验证期货市场的有效性难题[8]。Juselius & Johansen(1990)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把协整理论方法扩展成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推出以回归系数为基础的多元协整检验法[9,10]。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Hasbrouck(1995)分解了变量间的共同变化趋势部分的方差,计算每个方差因子对于总方差的贡献度,从而识别了现货与期货价格在价格发现功能中的作用大小[11]。
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到,目前对于期货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已经逐步摒弃传统的最小二乘法,以协整理论为核心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VECM)、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等成为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主流研究分析方法。
1.1 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指检验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因为存在单位根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序列中存在单位根过程就不平稳,会使回归分析中存在伪回归。如果一个时间序列表现出明显的记忆性与波动持续性,则该序列一般为非平稳的。可通过差分的方式来解决非平稳序列的单位根问题,从而转化为平稳序列。假设时间序列Xt非平稳,而其差分△Xt,即可以得出Xt有单位根的结论。
1.2 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虽然解决了“伪回归”问题,但是差分的过程可能会失去总量的长期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所以必须用协整来解决此问题。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G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其中,EG检验法是基于一元方程技术,当动态模型中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变量时,使用EG检验法就有缺陷,即无法找出两个以上的协整向量。Johansen协整检验改进了EG检验法而使用多元方程技术,它是一种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以验证多个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方法。
假设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如下:
Yt=B1Yt-1+B2Yt-2+…+BpYt-p+Ut
将上式转换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如下列形式所示:
即在一次差分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加上误差修正项中的φ△Yt-p。这个步骤的意义在于把模型因进行差分操作而丢失的长期信息找回。
式中矩阵φ的秩的个数即为协整向量的个数。也就是说,如果矩阵φ的秩为r,则矩阵有r个非零特征根(λ1,λ2,…,λr)。我们可借助以下两个统计变量来计算协整关系的数量:
λmax称为最大特征根检验,λtrace称为迹检验。原假设都隐含着λr+1=λr+1=…=λm=0这个等式,即代表存在m-r个单位根。其基本原理是最初先设定有m个单位根(r=0),若拒绝H0,说明只有一个协整关系(λ1>0)。然后接着假设存在(m-1)个单位根,若拒绝H0,表示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如此依次进行检验,直至无法拒绝H0为止。
1.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指导思想在于,如果x的变化导致了y的变化,也就是说x的变化发生在在y的变化之前,需要满足下列前提:
通过x预测y,则当x作为独立变量添加到y的回归方程中时,能提高其解释能力。另外,y对x的预测所起的作用不大,还存在着其他的变量,对x和y都有影响。
这里先验证“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回归模型的估计如下:
无假设条件回归:
有假设条件回归:
这里借助残差计算F来验证β1,β2,…,βm是否同时不显著为零。如果检验通过了,则拒绝H0即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统计量F的计算公式:
若结果为“X是引起的Y变化的原因”,则我们会拒绝原假设,则F的统计值一定大于临界值。
1.4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国际碳市场可以分为两类基于配额的市场(EUA)和基于项目的市场(CER)。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主要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为国际碳市场的94.41%和98.98%[12]。本文采用EUETS的主要期货市场——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的年度期货合约。ECX是EUETS的最大期货市场,能够较为典型地代表欧盟碳市场的发展情况。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期货产品包括EUA期货(EUA Futures Contract)和CER期货(CER Futures Contract)。EUA期货和CER期货是交割期均在12月份,本文选取EUA和CER交易价格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ECX)的主力合约DEC10。这里剔除了期货合约收盘价的周末及非交易日数据,形成期货价格序列作为研究对象。记期货收盘价为Ft,现货收盘价为St。
2 关于EUA期、现货价格关系的实证
2.1 数据选取
对于EUA,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节以EUA现货价格和2011年12月交割的期货价格(DEC10)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选取为2010年5月1日到2011年8月4日,共322组数据(欧元/单位)。期现货价格关系如图1所示。
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2.2.1 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之前,需要先作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数据剧烈波动的影响,我们这里先对各个价格变量时间序列对数化,然后对各变量以及各自的一阶差分序列作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的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通过Eviews软件计算出的检验结果显示,期货价格序列Ft与现货价格序列St都是一阶单整I(1)的,因此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2.2.2 VAR模型的建立
由于在结构建模方法中,必须对系统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建模。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此处对EUA商品的期现货价格序列LNF、LNS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这里依据AIC准则,确定模型为VAR(3)。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估计式为:
R12=0.9104,R22=0.9037
2.2.3 Johansen协整检验
由协整理论可知,如果协整关系存在于两个同阶非平稳变量序列之间,就说明这两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以避免伪回归。由上述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得知期现货价格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则可能存在着平稳的线性组合。
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检验法对EUA商品期货现货价格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注:*表示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从Eviews结果可以看出,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二者价格之间存在着至少2个协整方程,即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2.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对于EUA商品期现货价格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我们这里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确定VAR系统中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从结果来看,在10%的显著水平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期货商品EUA的期现货价格各自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期基于AIC原则确定),这说明配额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配额的期货现货价格相互引导,表现出一定的互动性。
3 关于CER期、现货价格关系的实证
3.1 数据选取
对于CER商品,同样以现货价格和2011年12月交割的期货价格(DEC10)为研究对象,而时间范围为2010年3月13日至2011年8月4日,共355组数据(欧元/单位)。其期现货价格关系如图2所示。
3.2 研究结果与分析
3.2.1 平稳性检验
同理,在验证经济变量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之前,仍然是先进行各变量平稳性的检验。对时间序列对数化处理后再作平稳性检验。其一阶差分后的检验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Eviews检验结果表明CER期货和现货序列都是一阶单整I(1)的,可以继续作协整检验。
3.2.2 VAR模型的建立
本节对CER商品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LNF、LNS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根据AIC准则,最终确定模型为VAR(2)。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法得到下列估计式:
R12=0.9052,R22=0.9204
3.2.3 Johansen协整检验
本节依然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检验法对CER商品期货现货价格进行向量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7。
注:*表示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可以看出,迹检验值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二者价格之间存在着至少2个协整方程,即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3.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CER商品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可以应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VAR系统中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见表8。
从结果来看,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LNS不是LNF的Granger原因”成立的概率为0.1490,大于0.10,因此接受原假设,即CER现货价格不是期货价格的格兰杰原因;而原假设“LNF不是LNS的Granger原因”成立的概率为0.0557,小于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即CER期货价格是现货价格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现货价格受期货价格引导作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碳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已经有所体现,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功能中起主导作用。
4 结论及启示
经过以上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作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两种主要商品,EUA和CER各自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尽管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偏离的情况,但是长期的趋势走向肯定是在逐渐趋近的,并将会长期处于平稳的均衡状态。同时,这种价格上的均衡稳定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国际碳期货价格能够比较合理客观的反映了市场的供求状况。
(2)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EUA和CER各自的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显示,EUA的期现货价格各自互为格兰杰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种价格之间的互动性,说明配额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配额的期货现货价格相互引导。而CER期货价格是现货价格的格兰杰原因,现货价格不是期货价格的格兰杰原因。发展中国家是全球CER的主要提供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附件一国家)的碳排放贸易方式为清洁发展机制(CDM),即通过现货交易方式进行CER碳排放权交易,而实证结果说明了现货价格受期货价格引导,可见CDM机制下的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有所体现,CER期货市场也逐渐趋于成熟。
通常来说,CER的价格都比较偏低。发展中国家(非附件一国家)是CER的主要提供者,CDM一级市场由于缺乏流动性,信息不透明,买卖双方的风险也有很大差异。CER的需求方主要包括了发达国家(附件一国家)以及需要CER的相关企业与中介机构。前者主要是为了履行本国的强制减排承诺,但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投机交易以获取差价收益。在二级CER市场上,由于合约被标准化和价格的透明化,CER的交易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一般CER一级市场的价格只有EUA价格的40%左右,而CER在二级市场中的价格最大可达EUA价格的80%。在二级市场中,期货的交易量远比现货的交易量大很多,2008年末至2009年初两种碳排放权商品CER与EUA之间的价差逐步减小直至消除,也部分归因于CER二级市场的飞速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二级市场中的期货市场是发展中国家(非附件一国家)改变目前市场弱势地位,寻求发展出路的突破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际碳交易期货市场价格也同样具备传统商品期货市场的某些价格特性。对于配额交易机制下的EUA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运行良好。相比之下,CER期货市场虽然市场运作没有配额市场成熟,但其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也开始有所体现。同时,EUETS与CDM市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EUA可以被一部分CER在一定程度内取代,而CER的需求变动又可能受到EUA价格的影响。所以,国内相关企业与投资者在进行碳市场交易时,不仅要参考CER期货和现货价格,同时也应该及时了解EUA期货价格的变动趋势。另外,对于我国将来的碳排放期货市场的构建,不仅需要考虑碳排放权这个商品的特殊性,也可以从目前国外发展比较成熟的传统期货市场汲取相关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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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5
排放交易是欧盟处理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但却遭遇严重的失败。从理论上讲, 排放交易应该是通过对企业排放额度的严格限制,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低廉而有效的方法。但实际上, 这不仅让主要的污染者获得了额外收益, 还妨碍了为减少污染, 实现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经济所做的工作。该体系的第三阶段将于2013年开始, 旨在整顿至今为止导致失败的“初次遇到的小问题”。
最高限额不适用
排放交易体系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支柱, 迄今为止也已经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该体系的基本概念是对1000多家发电站及该体系所涉及的所有企业制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强制性限额, 这些企业遍及30多个国家, 其总排量约占欧盟总排量的一半。每个企业都将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 即欧盟排放额度。理论上讲, 由于排放权的不足促使价格上涨, 从而导致排放污染的成本更加高昂, 刺激企业最大可能地追求以最低的成本达到减排的目的。但实际上,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在2005～2007年的试运行阶段, 由于免费分配的排放权太多——总盈余为2.67亿吨二氧化碳, 约为该体系涉及的企业总排放量的4%。换句话说, “最高限额”没有起到任何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而且还导致排放权价格暴跌。
欧盟委员会声称, 在2008～2012年间,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二阶段,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有实质性的减少, 并且2008年和2009年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记录显示, 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往年相比处于较低水平, 这说明该体系已经发挥了效用。2009年, 该体系下所有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减少了11.6% (2.46亿吨) , 而2008年仅减少了约5%。但我们必须将这一结果与2009年的经济衰退, 导致电力生产减少及工业用品产量下降13.85%等相关数据进行比较。生产减少导致排放量减少, 这样的结果不能被认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成功。事实上, 2009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分配的排放权比实际排放量高出15.95亿吨, 约等于西班牙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我们可以认为, 最高限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2010年的数据显示, 与2009年相比, 201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升了3.5%。该体系分配的排放权比体系下所有企业测量得到的实际排放量高出3.2%, 即5.74亿吨二氧化碳。换句话说, 最高限额又没起到任何的限制作用。该体系范围内免费分配的排放权仍然大幅盈余, 所涉及的行业完全不用为排放量的不断增长支付高额成本。
第三阶段减排目标修订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三阶段为2013～2020年。该阶段将按照2009年12月审议通过的“欧盟2020年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所提出的排放交易体系修正案新规则进行运作。该计划的目标是, 到2020年, 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 能源使用量减少20%, 可再生能源占到总能耗的20%。而这远远没有达到气候科学所提出的, 要阻止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所需达到的标准。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工业生产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需减少21%, 每年减少1.74%, 约3500万吨二氧化碳。但是, 据世界银行估算, 该体系第二阶段的运行结果将总共盈余9.7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这些累计的盈余在2013年后可继续使用。这些盈余已经占了电力行业在第三阶段所需达到的减排目标的40%, 利用抵消信用机制还可将这一数字继续放大。仅第二阶段积累的排放盈余就足以支撑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顺利运行到2017年, 而各国都无需在真正意义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但这一目标也可能再次修正。欧盟委员会在《2050年欧盟低碳经济路线图》中呼吁各成员国到2020年为止, 将总体减排目标增加至25%——这遭到能源密集型产业说客们的强烈反对。在路线图中显示, 欧盟委员会还可能预留一部分排放配额, 用于“保护有益于低碳投资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鼓励措施” (防止因排放权盈余导致价格下跌的委婉表达)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为回应欧洲钢铁工业联盟和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的游说, 该路线图排除了委员会最初提议的5亿吨至8亿吨二氧化碳减排量的目标。
污染者补贴机制
自污染者补贴机制全面启动以来,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排放额度的分配就更加取决于竞争政策, 而非环境需求。制造大量污染的企业每年获得数亿欧元的补贴, 这些补贴全部由普通消费者埋单。我们通过两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发现, 污染者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额外收益。
按照惯例, 能源密集型产业被分配到的排放权相对而言较多——其中钢铁行业的结构性盈余为20%30%。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二阶段, 企业获得的超额分配的排放权价值估计达65亿欧元。
假设在国际竞争影响不太严重的情况下, 能源部门一方面由于排放额度被“严格”限制而获得政府免费发放的减排补贴, 一方面又轻易地将减排所耗费的“成本”转嫁给电力消费者。如此一来, 能源部门就可以从中大幅盈利。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源部门在第一阶段已经获取了190亿欧元的“飞来横财”, 在第二阶段还将获得230至710亿欧元的额外利润。
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 “新设工厂排放配额保留机制”和为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提供免费配额的规定, 硬褐煤厂将获得免费分配的排放权, 这导致德国的电力生产企业都一窝蜂似的涌向了煤炭。
尽管能源密集型产业不断重申, 他们不可能将减排成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诡计”也帮助重型制造业获得了高昂的非营业利润。荷兰代尔夫特的CE公司进行的经济分析表明, 矿物燃料精炼厂和钢铁厂也在使用同样的套路, 一方面从欧盟获得减排补贴, 一方面将减排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些部门在第一阶段获得的额外利润约140亿欧元。
在2008年1月公布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修正案中, 加入了第三阶段的一些新举措, 包括配额拍卖将逐步取代免费分配, 以及不再提供巨额的减排补贴等。但在该法案正式通过审议前, 欧盟的行业成员已经追回了大部分的免费排放权, 他们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说。根据比利时布鲁塞尔的Avril Doyle MEP公司记录的数据显示, 就修正案进行游说的说客总数达168位。与此同时, 欧盟成员国也在不断施加压力, 最终导致修正案在正式出台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让步,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排放权的拍卖。
新的修正案承诺, 重新调查欧盟生产行业由于“碳泄露”问题受到的严重影响。这意味着如果这些企业的排放量超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最高限额, 该企业就要迁移到其他国家, 从而削弱欧洲经济的竞争力, 阻碍经济的发展进程, 这是一次大冒险。调查工作由DG Enterprise部门负责, 这是欧盟委员会中致力于促进欧洲产业发展的一个部门, 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比DG Environment以及DG Climate Action部门更利于进行商业游说的部门。
欧盟委员会对碳泄漏问题的调查得到的“客观的”标准有助于维护产业利益, 因此, 委员会鉴定出164个生产行业及其分支存在碳泄露的风险, 这些行业在第三阶段中将继续获得免费分配的排放额度。这些行业的产量占欧洲制造业总产量77%的比例 (排放量大约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排放总量的1/4) 。
2013年, 其他产业获得的免费分配的排放权占最高限额的80%, 这一比例在2020年将下降至30%, 在2027年将全部转为拍卖获得。但伦敦经济学院Grantham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初步发现, 欧盟委员会根据新标准分配的减排额度仍然过于慷慨, 这将使能源密集型产业每年至少获得70亿欧元的额外收益。
不仅如此, 为回应行业成员对碳泄露问题的担忧, 委员会还在重新修订“国家补贴”条例, 其中包括政府授予企业的直接财政补贴, 原因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影响了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关于修正案的讨论会将于2011年5月结束, 预计不久就会出现新的条例。
总体来说, 电力产业的游说不如能源密集型产业来的成功, 结果略有不同。欧盟电力产业协会勉强接受了命运, 自2013年起, 大部分公共事业机构将会面临排放权的完全拍卖。欧洲中部和东部10个新加入成员国的发电站除外, 特别是那些在近期才开始依靠煤炭进行发电的发电站。欧盟委员会在回应波兰政府的担忧时, 反被波兰电力协会说服, 在最后一刻妥协, 让这些发电站在2013年获得70%的免费配额。
将排放权从免费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拍卖的方式, 能够制止电力行业从欧盟交易体系中获取额外利益吗?答案是:短期内不能, 不过额外利润的比例可能会有所减少。因为这些企业没有免费配额了, 他们需要从市场上进行购买。但是, 从本质上看,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鼓励电力行业从市场上购买排放配额, 而并非鼓励他们改变发电方式。这些企业通常不会把政府补贴的“全部减排成本”都用来购买排放配额, 这意味着电力行业在修正案中仍有利可图。
集中排放限额:改进完善性还是转移游说焦点?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三阶段, 针对排放权拍卖引入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欧盟委员会承担了各成员国额度分配的责任, 并对欧盟范围内的补贴总额度设定了上限。即欧盟总排放限额将在欧盟层面直接设定,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各成员国自行设定排放限额后, 再汇总成欧盟总排放限额。
过去排放权的分配主要依据历史排放量进行计算, 现在则依据欧盟范围内一套以单位产品生产所排放的污染为标准, 划定“基准线”进行计算。
为制定新的标准, 欧盟将整个范围内的工业产品分为53类, 其中有新闻用纸、有色玻璃瓶和屋顶瓦片等, 试图依据欧盟同行业企业中效率最高的10%所达到的排放标准, 对每种产品作出排放限制规定。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能获得较高的免费排放额度, 而效率最低的企业将会额度不足。
理论上看, 这种计划范围内的改革可以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达到更高的一致性。特别是避免了以历史排放为依据分配额度的不正当动机——欧盟委员会直到现在才发现, 这种模式给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分配了最多的配额。但是, 也有人认为, 新的分配方式只是降低了游说的影响, 很难证明它提高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一致性。更准确的说法是, 集中排放限额的分配采用“基准线”的计算方式, 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产业协会进行游说的时间。Der Spiegel说:“游说者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四处走动, 提议对修正案文件第76页‘关于基准’的条款进行变更、补充或删除, 不断地为企业争夺每一分价值。而激烈争夺导致的最终且最至关重要的结果是:使得排放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 最终更加不公平。”
基准线:源于经济利益而非科学建议
抛开基准类技术科学的假象, 怎样定义类别和采取怎样的标准最终仍然受制于产业游说的强权政治, 那些能够接近布鲁塞尔决策者或者国家政府部门的说客乐于全力推进修正案的议程, 结果就是出台了一套含有不正当性的“和谐”条例。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为欧盟委员在根据不同的类别定义产业排放标准时, 必然会忽视一些难以确定但非常重要的背景信息和测量数据, 这是由于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平衡造成的。
水泥行业的例子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欧盟范围内的产业游说协会——欧洲水泥联盟插手并指导了排放标准的整个制定过程。
首先, 欧洲委员会选择“熔渣” (窑内石灰岩和粘土熔化产生的小块材料) 进行基准测试, 而并非水泥本身, 这是听从了咨询Ecofys公司的建议, 而在最终定论时, 却是依据和欧洲水泥联盟代表进行的“深入”讨论。选择“熔渣”进行测试本身就是非常有争议的, 因为它超出了欧盟的计划范围, 而且不利于刺激水泥生产行业使用减排作用更为明显的“代用材料”。换言之, 根据反对欧洲水泥联盟委员游说的水泥公司Holcim所述, 以“熔渣”为测试基准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补贴分配给了二氧化碳排放较高的装置”。
其次, 在计算新的基准线时, Ecofys公司采纳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水泥可持续发展协会提出的较为成熟的“现行与规划排放”方法论, 这是欧洲水泥联盟所推荐的。事实上, 不能向行业游说协会对“基准”的制定进行咨询, 这是整个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普遍规则, 而Ecofys公司及其合作者却共同编写并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这一方法论的报告。
再次, 在回应欧洲水泥联盟咨询时, DG Clima部门最初提出的每公吨灰色水泥熔渣排放689.5千克二氧化碳的基准远远低于Ecofys报告中设想的数值。但在回应欧洲水泥联盟的进一步游说时, 这一数值随即被提高到716千克。最后, 欧盟委员会水泥行业确定的基准线数值为每公吨灰色水泥熔渣排放766千克二氧化碳, 这一基准恰好是欧洲水泥联盟所赞同的。
灰色水泥熔渣应该反映出水泥行业通过熔渣替换提高温室气体效率的能力,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提议同样没有编入最终的修正案。
游说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为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成员 (包括钢铁行业) 将基准降低了25%, 并为测量2005～2008年的生产水平设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预先衰退“底线”, 据此可以判断将来的减少量。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 排放分配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协调性, 而是缺乏对寻租行为的敏感性。这并不是排放交易市场的结构缺陷, 而是因为用于交易的商品是由政府设定的。如Larry Lohmann所述, “政府既是排放商品的供应商又是其调节者, 这一事实推动了猖獗的寻租行为和使严重污染者受益而不是受罚的复杂分配系统”。
此外, 新的修正案还是不够严格, 最高限额整体而言依然过高, 第二阶段的排放权大幅盈余, 抵消信用被过度使用, 刺激政策中的缺陷丝毫没有改变。其执行结果顶多是, 更为严格的最高限额首先会促进最低廉的减排效应, 这所能反映的仅仅是能源和工业生产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时所进行的结构调整。
新的基准线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双重结构, 电力行业可能会由于配额不足而通过拍卖的途径购买排放权或抵消信用, 然后再将购买所需花费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工业生产行业希望新的计划能慷慨地进行补贴, 换而言之, 就是使它们免受国际竞争的伤害。
航空排放
尽管航空业也进行了激烈的游说, 但欧盟机场往来飞机的排放在2012年 (第二阶段最后一年) 仍将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
各航空公司在2 0 1 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2004～2006年碳排放量三年平均值的97%, 根据这些最初分配的排放权估计, 这一政策将对航空业造成冲击性的影响。
2012年欧盟航空业的排放总额度已设定为2.13亿吨, 其中82%的排放权将免费分配给航空公司, 15%用于拍卖, 剩下的3%将作为“为快速增长的航空公司以及进入市场的新生力量而预留的特别储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允许航空公司在2012年最多可以使用15%来自清洁发展机制 (CDM) 和联合履约项目 (JI) 的碳减排信用抵减其超出的排放额度, 在2013～2020年间可抵消的额度将逐年递减1.5%。
此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碳的价格还将影响航空业的投资决定。根据Tyndall Centre的研究发现, 碳的一般价格还不到一升煤油价格的4%, 远低于欧盟委员会在航空燃料方面的税收减免额度。这一研究还发现, 碳的价格必须涨至100到300欧元之间, 才可能对不断扩张的航空业带来影响, 即便如此, 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设想的价格远远超出目前所有对未来碳价的预测。退一万步讲, 如果价格真的达到这样的水平, 关于排放交易现有的游说记录也充分表明, 不论是航空业还是其他行业, 这一重大压力都将促使欧盟委员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提高排放额度上限或增加相应的税务减免及补贴额。
然而, 将航空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对那些致力于发展航空事业的航空支持者们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比如, 在英国政府的航空客运旅客税 (飞机乘客税) 制度生效以后, 英国航空公司就不断进行游说希望废弃该制度。英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Willie Walsh力争:“我们同意排放交易是缩减航空碳排放最有效的财政措施, 所以当它在全球或欧洲层面全面展开的时候, 我们需要降低附加税, 否则, 这一体系将威胁到英国航空公司提供的航空服务质量, 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将造成重大影响。”
在我们专注于航空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 却忽视了航空对氮氧化合物、水蒸汽、硫酸盐和油烟颗粒的排放, 以及形成航迹云的附加影响。有研究表明, 这些气体对环境的综合影响远远超过单一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影响, 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只负责处理航空业二氧化碳的排放。事实上, 碳交易市场通过降低其他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 为航空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补偿”手段——但对环境的影响就大不一样了。
修正后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还做出了一项规定:如果2011年末, 国际海洋事业机构未达成任何国际协议, 则将把海运也包括在该体系中。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确认, 他们正在制定措施以执行这一权利。
工业废气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三阶段在引入新的行业和新的气体的同时, 也引入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新的行业主要包括对大宗有机化学品、氨气、氢气和铝制品的生产行业, 新的气体主要包括生产硝酸和乙二酸时产生的一氧化氮以及生产铝制品时产生的全氟烃。2013年,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这些行业制定的排放最高限额约为1.07亿吨二氧化碳。
事实上, 许多宣称要减排的行业很可能根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少排放, 原因在于, 排放交易体系最初分配的限额太高了, 所有企业都出于财务动机虚报往年的排放量, 以便在得到额外的排放权后, 获取更大的利益。这通常都很容易实现, 因为与其他监管活动一样, 企业永远比管辖范围过广的监管者了解更多的真实信息。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专门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进行了大量游说——开始希望能将化学品排除在计划之外, 随后又希望降低针对该行业划定的基准线。
结论:更好地失败?
每当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在减排工作中遭遇失败时, 推动这一计划的政治家和企业就会引用Samuel Beckett的经典名言:“再次尝试, 再次失败, 更好地失败。”
在前两个运行阶段,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实施结果非常明显, 它资助了污染者却未能减少排放。尽管计划的第三阶段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开端, 但欧盟委员会本身也承认, 一些错误使计划搁浅, 且该体系的关键设计缺陷仍未得到解决。
尽管已有失败的先例, 但这并没能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 为什么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会失败得如此彻底。欧盟委员会明明知道这样会降低排放权的价格并破坏生态环境,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企业和成员国被允许, 把第二阶段积累的抵消信用和盈余的排放权继续在第三阶段使用?能源密集型产业 (如水泥行业) 又是如何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计划将对其竞争力产生威胁的情况下, 不断获得补贴的呢?
一些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支持者认为, 该体系最大的不足在于规则设计不够完善或被误用在不恰当的地方。这样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它表明,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受到了欧盟成员国和企业力量综合交互作用的摆布。那些呼声最高的国家成功争取到了一些有利的政策, 使他们免于承担改变国内行业惯例和能源生产方式的责任。据我们所知, 欧盟委员会既是碳商品的供应商又是其监管者, 这就使得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特别容易受到寻租行为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完全不用感到奇怪, 因为从排放交易的历史就可以看出, 这对欧盟国家和企业在主导并阻碍结构调整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一个在根本上存在缺陷的制度, 它为持续的污染建立了财产权, 把环保目标转换成一种从根本上导致气候恶化问题的成本收益权衡。
第三阶段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没有什么不同。在2013年以后, 它将继续奖励污染者, 同时又帮助他们避免从生产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简而言之,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注定要再次失败。
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体系研究 篇6
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运行体系中,涉及政府管理部门、交易所、交易主体、第三方机构等多个主体(图1)。由于碳交易市场是典型的政策主导市场,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与数据条件、环境管理能力与政策规范作为支撑,同时必须考虑到交易体系与宏观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机制。因此在其运行过程中,相关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碳交易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
从上述碳交易市场结构而言,碳交易作为一种高级的环境治理手段,涉及要素众多、作用机制复杂、影响范围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冲击大,必须加强有效的监管,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1)碳交易市场有别于传统的商品或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碳交易是政府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引导控排单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碳交易市场一方面需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交易规则,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将控排主体纳入到市场机制中,通过激发、活跃交易市场,调到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往往由于交易监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导致了碳交易市场阶段性失灵。欧盟的碳市场就曾因为市场传导机制失灵导致价格暴涨暴跌,甚至频临崩溃[1]。
2)碳交易的专业性较强,交易中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商品,对于碳排放量的衡量、配额分配指标、交易信息披露的内容、政策执行的力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内外识别差异,影响了规则有效性和减排目标实现。控排主体占有信息优势,具有和监管者进行博弈的能力,其交易行为主要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碳交易市场的中介机构或专业人士也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差异,进行内幕交易或不正当操纵获取利益,加剧了市场风险。
3)碳交易市场具有动态调整的特点,长期而言政策具有弹性。碳交易过程中,对于排放主体的排放监测、信息披露、指标追踪、违约处罚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对下期的碳交易政策有直接的影响。国外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也是不断进行政策修正,引导碳市场健康发展。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碳交易市场,更需要政府部门在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监管经验,逐渐构建起合法合规、信息透明的柔性交易机制。
4)碳交易市场属性多样、涉及面广。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碳交易的品种必然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星到繁多。碳交易的参与主体涉及企业、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交易所、监管部门等;碳交易场所涉及交易品种、投资者、交易方式是否符合规定等问题,目前我国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场所就不允许采用连续竞价、电子撮合等集中交易方式。因此,碳交易的多元化、多样化属性决定了其监管的复杂性。
2碳交易的监管体系构建
2.1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机制
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是碳交易监管体系的核心。作为人为创造的市场,政府必须尽可能保证参与主体是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交易的,这就需要监管部门首先对纳入到交易体系的控排单位进行准确监测,制定科学详细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和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以及惩罚措施。有效的市场监管和信息披露将提高参与主体的能力,更利于价格功能的发挥,从而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2]。
1)建立权威性注册与结算平台。注册登记是配额分配、交易和削减的基础,也是碳交易体系运行和监管的根本。我国只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注册、结算体系,才能确保排放交易体系有效运转。注册和结算环节是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后台”,其效率性、安全性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有效发挥经济功能的基础,也是衡量市场是否成熟、有效的标志。欧盟碳交易市场曾经出现碳指标重复使用的事件,严重影响了碳减排的效果[3]。建议我国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框架下尽早利用大数据系统设立统一的国家登记注册系统,并与国际注册平台互通,以便于统一管理和与国际市场对接。结算平台的建立要着眼未来,期货市场具有价格风险和风险控制功能,应在我国已有期货市场平台的基础上,增加相应模块,实现和现货市场的无缝对接,增强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2)成立专业的监测和核定研究机构。碳交易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排放额的核定和管控。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体系都高度重视碳排放的监测和报告,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权威的机构解决交易主体与监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针对碳排放监测项目的“温室气体自愿报告计划”,基本实现监测区域的全覆盖,全部大型火电厂和部分小机组都安装了CO2浓度监测装置和烟气流量计,实时监测碳排放量。欧盟从1999年开始评估国际间和各领域碳排放清单,在此基础上进行监测。英国依据利益相关者进行碳 排放报告,设立第三 方机构进 行核实[4]。
我国在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前,并没有建立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体系。七个碳交易试点省市在起初均面临没有碳排放基础数据的困境,主要是通过控排单位自行申报的方式来获取部分数据,但这些历史回溯的数据质量可靠性不足,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碳排放总量设置过高、碳排放基准值设计不合理等。因此,我国亟需完善碳排放监测技术,提高数据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升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首先,应开发引进相关监测设备,在控排单位安装碳排放的实时连续的监测仪器,准确掌握排放信息,夯实数据准确性;其次,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系统,尽快开发、普及和统一国内的碳核查技术与标准,建立温室气体管控系统,为控排单位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最后,应提高监管部门的权威性,尽早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控排主体的交易行为,从法律层面促使其履行社会责任。
2.2碳交易的 MRV体系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碳交易体制,其对碳排放数据和可交易配额的界定都离不开“核算 - 报告 - 审查”这样一个 基本循环。 只有规范 化、标准化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完全建立起来,才能保证碳市场交易标的的同质与同量,才有可能使我国碳交易市场走向国际化[5]。MRV是碳交易的基础,保证碳交易的真实、准确。减排单位对排放量进行监测,提供年度排放报告,并经第三方核查。报告核查通过后,减排单位进行碳配额交易。管理部门要对错误信息和超额排放行为进行处罚。整个过程构成一个不断重复,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循环(图2)。MRV对于排放信息要求的精确度越高,则监管部门和减排单位承担的成本也越大,政策制定需要按照“由易及难,先粗后细”的原则在不同阶段平衡精度和成本。
目前,我们需要完善MRV体系的基础工作,建立便捷的交易系统,构建以“三可”为特征的具有公信力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充分利用现行的能源数据制度在数据的收集、统计和汇报上的经验,包括能源统计报表制度、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在设计碳交易机制的MRV系统时加以利用。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统计数据口径要逐渐对接和统一,国家层面应尽早发布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碳交易核算标准和报告规范。每个控排单位都要安排专业人士制定碳排放监测计划,按照统一的标准,报告碳排放监测设备的工作流程、监测手段和监测时间等。碳排放的日常监测由控排单位自行完成,在定期上报前应经过独立的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审查认定,出具相应的核查情况报告后再提交给监管部门,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对于第三方核查机构,政府应进行资质认证并纳入到信用管理体系,确保其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达到要求的核查机构可颁发资质证书。不定期对获得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抽检,不合格的应及时取消资质并予以公布,对串通舞弊的人员吊销其资格并记录到不良信用体系,从而保证控排主体的减排信息真实、准确。
2.3碳交易价格监管机制
碳交易价格涨跌虽然与供求相关,市场能自发调节,但市场调节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容易导致市场混乱甚至崩溃[6]。为避免碳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必要对价格进行监管。欧盟碳市场发展的教训表明,管理机制缺失导致碳价格剧烈波动,价格调节功能弱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稳定碳价,政府保留一定数额的排放额,一旦碳交易价格出现急剧上升,政府可增加免费发放的额度使价格稳定。澳大利亚的碳交易价格管理采取三阶段的渐进式,第一阶段是按固定价格交易,第二阶段是有上下限约束的浮动价格,第三阶段是完全市场化的浮动价格[7]。从国际碳交易市场经验看,价格监管的主要方法是政府预留配额、设置配额价格限制、配额跨期使用、配额抵消等(表1)。
注:“√”表示采取了某项价格控制措施,“×”表示没有采取某项价格控制措施,“—”表示不明确是否采取该项价格控制措施。
1)发挥排放权储备的功能。我国在碳交易发展初期,应建立碳排放权的储备和预支机制,缓解碳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市场价格过高时,政府通过固定价格出售或拍卖储备,防止控排单位短期内成本上升;在市场价格过低时,政府可以用出售或拍卖储备所获得的收入回购部分配额。
如图3,原始的碳总量管制目标是Q1。如果碳价超出上限PC,则政府增发排放权,碳排放权供给外移到Q2;如果碳价低于下限PF,则政府买回排放权,碳排放权供给内缩到Q3。有效的碳供给曲线是SA。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碳排放权的储备不能随意动用,应根据统计和测算合理配置,遵循透明规范的使用程序,避免给市场造成过多干预。
2)设置配额价格限制。配额价格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碳交易市场,其作用类似于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为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配额有偿分配的收入、控排单位超额排放的罚款和社会捐赠等。北京市在2014年6月出台了用于调节碳配额市场价格的管理办法,通过设置一定的价格区间激励企业减碳,以期稳定发挥碳交易机制的效力。这在我国试点省市尚属首次,也是全球碳市场的首例,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设计。
3)合理进行配额跨期使用。配额能否跨期使用影响到碳交易履约期末时的市场价格,欧盟曾经因禁止碳配额跨期使用导致价格暴跌,此后调整了政策允许跨期使用。但排放额的跨期使用存在一定的风险,国外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经验表明,期限设定不宜太长,否则容易给市场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合理的期限应是明确的分段式的,以利于减排单位进行正确决策,维护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上海是我国唯一一个同时推出三年碳配额的试点省市,允许配额的跨年结转,当年未清缴的配额此后仍然可以用于市场交易和未来两年的配额履约。
4)明确碳抵消项目的范围和比例。目前,我国部分碳交易 试点省市 规定: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 量(CCER)可以用于配额抵消。这有利于扩大碳交易主体范围,使得一些尚未加入碳交易体系的单位通过自愿减排的方式获取减排额度,在市场上出售获利,激发了市场活力,也有利于碳交易自愿减排的发展。但是,碳抵消项目的范围、比例需要进一步细化。王军锋等的研究发现,碳配额和核证减排量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使用核证减排量进行抵消,会对碳现货价格带来不确定,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使用,避免核证减排量不平衡引发配额价格的震荡[8]。国外碳交易体系中,大部分规定了核证减排量可抵消排放量的上限,一般设定在配额总量的10%左右[9]。此外,可用于抵消的项目需要经过核证,非试点省市的节能减排项目可以参与其中,提高了试点省市碳交易的对外辐射能力,但要防止抵消项目信用泛滥。要制定严格的抵消项目开发标准,提高企业碳减排的质量。
2.4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
对不合规行为进行惩罚,是碳交易监管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惩罚机制如何设立,这将影响到碳交易市场的约束力和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从国外经验看,监管部门必须对未能履行强制减排义务的控排主体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才能确保碳交易市场的良性运行。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凡是控排主体的排放量超过了其分配或购买的数额,将被处以远高于市场碳交易价格的重罚,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促进了碳交易的顺利发展。而在新西兰,超额排放的主体将面临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处罚。对于有意不尽责履行减排义务的主体,不仅要缴纳高额罚金,还有可能被定罪。新西兰还对信息造假课以重罚,这被认为是所有违约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这类违约的罚金最高可达5万新西兰元,直至被判入狱最高达5年[10]。
我国在进行碳交易监管体系设计时,也必须依据企业减排成本和惩罚措施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制定企业超额排放的惩罚机制。从试点省市碳交易情况看,已经暴露出控排单位在交易中缺乏指导、碳资产观念淡薄、履约约束力差等问题。各地交易办法尚处在完善阶段,存在权责界定不明的情况,给惩罚带来难度,执行力也有待提升。政府部门应对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碳交易培训,提升全社会碳资产管理能力。加强地方和国家立法,提高惩罚的效力。惩罚措施可以是罚金性质的,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罚款应与履约差额有明确数量关系,不给违法行为设定缓冲期,上一年未完成的减排任务必须滚动到下一年的减排目标中。行政干预也是一种有效的惩罚手段。可对违约减排单位在申请新项目、申请国家资金方面予以限制,减少其下年度免费碳配额数量,采取惩罚性电价等。值得注意的是,罚款额如果和碳交易价格挂钩,则惩罚水平也成为引起价格波动的因素,会形成自反馈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失控。
3避免碳泄漏对监管体系的影响
由于我国目前仅在试点省市开展了碳交易,其他地区没有进行严格的排放控制行为,碳交易监管很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碳泄漏问题。碳泄漏又称绿色悖论,指碳减排地区由于政策规制导致产业转移到非减排地区,非减排地区的碳排放量超过了减排地区,结果整体碳排放量不降反升,背离了节能减排政策的初衷。碳泄漏既可能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Chen的研究发现,随着碳交易价格的上升,碳泄漏的程度会增加[11]。碳泄漏大都是由相对竞争力的变化驱使的,其途径是将能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未开展碳交易的地区,其后果是增强了非减排地区高碳产业的竞争力,导致减排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下降。碳泄漏使得减排单位的实际碳排放量减少,影响了碳市场的政策有效性。碳泄漏不但给产业承接地区带来了直接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还给产业承接地区的农业和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从行业来看,石化、电力行业的固定资产锁定率较高,产业转移的成本较大,一般发生碳泄漏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随着碳储存与封存技术(CCS)的发展,这些行业控制碳排放的技术日益成熟。相对而言,纺织行业是较容易发生碳泄漏的。
为避免碳交易监管机制的失效,我们应及早采取措施预防碳泄漏。
3.1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由于碳泄漏与减排区域范围负相关,减少碳排放的区域联盟越大,碳泄漏的潜在幅度就越小,因此应进一步扩大碳交易的区域范围。在试点省市取得碳交易运行的经验之后,应及早对国家碳交易体系的运行方案进行论证,做好顶层设计,强化碳交易的基础能力建设,制定共同标准以实现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发展,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有效对接。
3.2财政支持
碳交易市场的配额拍卖、交易费等收入应有明确的使用途径,政府减排政策收入应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或利润返还,这就减少了对减排单位的成本压力,削弱了碳泄漏的可能性,甚至对于一些碳密集型产业可能受益更多。政府部门还应设立低碳发展基金,由中央专项和地方财政资金两部分组成,主要投向对控排单位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改善相关的项目。
3.3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革新
碳储存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扩散,减少了控排单位的碳排放量,有利于削弱碳泄漏,也有利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但技术专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其推广需要政府创造条件。政府部门应积极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引导大企业作为龙头联合中小企业组成技术攻关联盟,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加强产业低碳化管理辅导,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调整能耗结构。
3.4密切关注欧美国家有关政策措施
欧美国家一般以边境调整(例如课征边境税)方式,确保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承担相同的气候变化缓解成本,从而抑制或减缓碳泄漏现象[12]。近年来,欧美国家陆续通过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规定,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因此,我们应及时了解欧美国家边境调整方式的形态与方法,提前研究预防策略,并加强推动事前协商机制,以争取产业有利条件,降低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冲击。
摘要：碳交易市场涉及多个参与主体,需要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度保证其良好运行。由于碳交易对象具有特殊性、专业性、复杂性,容易出现较高的市场风险,因此必须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是碳交易监管体系运行的核心。规范化、标准化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保证了碳交易机制的正常运转。为避免碳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必要通过排放权储备、抵消项目等手段对价格进行监管。对于不合规行为,采取行政或经济措施予以惩罚。同时,应及早采取措施防范碳泄漏。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7
一、我国构建碳放权交体系取得的成效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即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体系。同时,中国也积极创新,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合自己的碳交易项目,如自愿减排项目交易。中国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2004 年6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 《CDM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10 月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07 年11 月9 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09 年3 月25 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CDM-EB)正式批准了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EC)经营实体的资质,CEC成为中国首批获得该资质的机构。2009 年3 月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09]30 号文件,明确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的相关所得税减免政策。
专业交易所的建立为碳交易提供了平台。自2008 年以来,国内已有多个省市设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所。2008 年8 月,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9 月,天津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在三家龙头产权交易机构的带动下,广州、大连、昆明、河北、武汉、杭州、安徽等地的环境权益交易所相继成立。另外,一些地区虽未设立专业的交易所,但也有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我国的企业也根据自身的需求,开展了自愿减排项目的交易。2009年8 月5 日,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交易———天平汽车保险以27.76 万元的价格,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 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 年成立以来至2008 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2009 年11 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基于规范碳盘查的企业碳中和交易模式,并成功组织我国首笔交易。2010 年8 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低碳家庭减碳交易模式,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与各家庭签署“家庭碳排放交易合同”,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同等价值的环保产品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参加活动的家庭换购碳减排量。
二、我国运用三种碳排放权交易模式的现实分析
我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同时又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在2011 年底召开的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我国明确表态,愿意在2020 年之后有条件地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因此,我国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势在必行。由于不同的交易模式各有其适用对象和范围,也各有利弊,通过对我国目前三种碳排放权交易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可以为建立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提供参考。
1、CDM发展迅速,但有局限性
目前,我国对外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形式就是CDM。截至2013 年9 月底,我国共批准2685 个CDM项目,预计年减排量近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有953 个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占全球注册项目的40%。预计每年减排温室气体约2.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注册项目年减排量的61%,项目数量和年减排量都居世界第一。
虽然我国是全球碳交易的大国,但是我国发展CDM也面临不少问题:第一,在碳价格的议定方面,我国企业议价能力有限,缺乏话语权。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格每吨最高近30 欧元,而国内企业买卖每吨碳的平均价格仅为8 欧元,二者价格相差较大。第二,CDM项目的审核将日趋严格。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对CDM项目的审核越来越严,特别是针对数量迅速增长的我国CDM项目。例如,2010 年7 月,在EB第55 次会议上,22 个被否决的CDM项目中有20 个是来自中国的。第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将到来,CDM的前景不明。CDM是由《京都议定书》规范的交易机制,其法律基础是《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因此,CDM可以作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有效补充。
2、强制减排体系在我国现阶段缺乏依据
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强制减排体系是未来的发展主流。据统计,2013 年全球碳市场中,欧盟强制减排体系(EU-ETS)的交易量占到了交易总额的82%。但在我国,现实条件决定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时机远未成熟。主要原因在于,强制减排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总量控制,然而现阶段我国作为不承担绝对排放限制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总量控制这一限制,这也就使得强制减排体系的建立缺乏必要依据。
3、自愿减排体系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难以大规模推广
由于发展强制减排体系道路较长,我国可以将自愿碳减排交易作为一种过渡选择。目前,我国也展开了对自愿减排交易体系的积极探索。例如,在自愿减排标准方面,2009 年,北京环境交易所制定了首个自愿减排标准即“熊猫标准”,对自愿减排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重要内容作出了规定。2010 年10 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发布了“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规定了碳减排技术标准、碳交易标准、登记注册核销流程、调解与仲裁规则等内容。这些标准体系的制定有利于完善自愿减排的市场体系和增加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
自愿减排体系的建设目前遇到的困难就是碳排放权交易规模太小。就全球碳交易市场而言,我国自愿减排的总量只占到0.27%,推广的难度较大。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自愿减排的最大需求来自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我国的市场如果缺乏制度保证,完全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自愿减排就难以大规模推广。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1、未涉足基于排放配额的交易
我国目前的初始分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我国还主要采取自愿减排措施。许多企业担心现在减排越多,日后实施总量管制时,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额可能会相应减少。在此顾虑下,企业难有实行节能减排的动力。同时,也存在新建企业和已建企业之间在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排污权名义上是公共资源,实质上为政府所管辖,成为管理部门的权力资源。因此,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受到利益驱动而存在一定的寻租行为,导致排放权交易受到管理部门操纵的影响。
2、缺乏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和先进的交易机制
美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规范化是建立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运行良好的基础之上的。自2007 年以来,国内建立了多个环境权益交易平台,但它们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政府在交易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交易价格不稳定、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不透明等问题。
3、企业缺交易积极性
由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企业信息搜寻成本、交易费用等成本过高。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碳排放权的产权不够明晰,尚未对企业碳排放进行强制性约束;在税收上,碳税开征尚处于研究阶段,其他环境资源方面的税收未将碳排放纳入,这些使得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足。
4、相关法律及监督机制不完善
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的健康发展,美国的交易体系都是建立在有严格的立法基础上的。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2015 年1 月20 日国家发改委颁布17 号令《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作为协调、规范我国碳排放活动的立法准则。随着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气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渐增多,关于排放权交易规则、交易方式、纠纷解决机制、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法律授权等关键性问题也都亟待解决。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制度还不完善,在对环境监测标准和监测设施的技术开发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及制度的缺失将阻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5、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及法律规范的人才匮乏
碳交易机制是一个复杂而高端体系,从交易机制的设计到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目前欧盟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管理、运作排放交易体系的专业人才队伍。我国建设碳交易试点,相应人才体系的建设也不可或缺;但是我国目前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及法律规范的人才还是比较匮乏。
四、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措施
1、科学确定排放总量
我国应充分考虑各地的特点和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降低实现碳排放总体控制目标的成本。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耗和碳排放强度、能源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导致减排成本和潜力的不同,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和影响。若全国采用完全一致的分配方法,势必会弱化对这些差异的考虑。不同地区的企业接受相同的碳排放约束,会影响区域“公平性”,降低分配方案的被接受程度及其可行性。
2、做好排放权的初始分配
我国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根据行业的生产流程特点和数据基础,使用基准法或历史法计算各部分配额。对基础数据和技术条件较好的企业类型、生产设施、工序,采用基准法分配配额,有利于行业内部淘汰落后,鼓励先进产能,促进结构优化。对产品较多、生产工艺复杂、早期数据基础较差、效率差异不大等暂不适合基准法分配的行业,承认其历史碳排放量,通过设置年度下降系数逐年减少碳排放量,引导企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
3、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业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作用
我国应该建立银行环境风险业务管理体系,创新和发展多样化的碳金融工具。为适应当前发展碳金融的需要,银行应尽快建立自己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要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培养一批对我国相关政策理解清晰,对环境风险控制方法掌握熟练,能够胜任并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碳金融需要的人才;要在银行内部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向国际先进银行学习,建立包括环境风险评估、项目风险分类、项目风险决策和全面审查监督项目等环节。
4、完善相关制度的保障
我国应对现有的相关立法进行统一协调,尤其要对碳排放信息统计监测与考核制度、碳汇制度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使减排行动统一,做到有法可依。改革节能减排考核制度,简化考核程序,实现年度节能减排目标考核同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同步。完善节能减排计量、统计和监测制度,改进统计方法,核算“十三五”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污染物排放总量基数。完善节能减排项目监管制度,提高项目储备、遴选、评审和公示等公开程度,强化项目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完善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和绿色建筑评价等地方标准。强化节能监察执法,建立日常执法与专项监察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加大对违法用能、违规用能单位的查处力度。
5、提高企业的交易积极性
我国应加强自愿碳交易市场的相关配套条件建设,为企业进行碳交易提供便利条件。从企业的角度降低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对不配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企业进行有力约束,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等方式给予企业以激励和约束。例如,所有工业企业新上项目的能源评估中加入碳排放评估(以下简称碳评),没有通过碳评的,不予分配配额;鼓励各种金融机构为试点企业搭建投融资平台,提供绿色金融服务,支持试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创新;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基金,积极引导碳基金及节能公司优先为试点企业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优先推荐试点企业申请能源及低碳类国家政策资金等。
为了提高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要通过多种方式创造条件,帮助碳交易企业提升社会形象。给予碳交易企业参评荣誉称号、评优资格的优先权,如可以定期发布碳减排或社会责任的排行榜,给予碳交易企业优先参评资格。充分利用官方举办的研讨会、展销会、官方媒体等多种方式,以优惠条件为参与碳交易企业提供推介机会。
6、建立健全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
目前我国碳金融交易的中介机构还很薄弱,规模、人才配置、交易范围等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河南省要把加强区域化的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的培养和发展作为重要议事日程,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介机构并形成品牌效应。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要加强与国外中介机构的合作,深入研究国外中介市场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积极为国内减排项目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全程管理实施的一站式金融服务,主动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交易以及参与碳基金、投资碳市场等,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努力,提升河南省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的整体实力,为碳金融的发展壮大、本土定价权和话语权的加强奠定基础。
7、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人才建设的滞后性已经给我省参与碳交易制造了瓶颈。在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培养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碳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充分借鉴欧盟和英国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推动我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鼓励与碳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我们应该充分聚集一批证券、期货、能源经济、碳减排审计核证方面的人才,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为碳排放作出贡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带动一批低碳咨询服务、第三方核查咨询业务的发展,培养一批核查、咨询等专业人才。
8、增强公众减排意识
公众减排意识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要,因为只有从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效果才会更佳,更具成效。因此,我们要继续将污染减排作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重点,制定宣传教育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例如,组织好每年一度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及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水宣传日活动,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理念渗透在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教学中,从小培养儿童的节约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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