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现状（精选12篇）
碳排放现状 篇1
一、引言
山西省煤炭资源丰富, 能源充足, 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长期以来, 山西省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其自身丰富的能源优势, 走“高碳”型发展之路,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及消费大省, 能源消耗总量大, 利用效率低, 与其他省份相比较, 山西省的碳排放量较大且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对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二、碳排放概述
如表1所示, 山西省2012年的GDP仅占全国水平的2.24%, 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占全国水平的5.65%。由表1、表2可知, 随着山西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不断增加, 虽然煤炭类消耗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在逐年降低, 但都高于88%;山西省碳排放强度总体呈降低趋势, 表明单位GDP的碳排放在逐渐减少;人均碳排放量逐年增加, 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引起的。
注: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碳排放总量根据杜立民[1]改进的核算方法计算。
三、碳排放结构分析
由山西省碳排放结构可知, 2000年~2012年山西省以煤炭类为主的碳排放结构未曾改变, 煤炭类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始终在88%以上, 最高达到92.92%, 石油类、水泥的平均碳排放量所占比重均在4%左右, 天然气的碳排放量所占比重最小, 平均值仅为0.07%, 但其有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 山西省煤炭类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达到最高值92.92%, 石油类、天然气以及水泥的碳排放量分别占3.01%、0.02%、4.05%, 而全国煤炭类碳排放量占总量的74.56%, 石油类、天然气以及水泥分别占13.79%、0.18%、11.47%。直到2012年, 山西省煤炭类碳排放的比重仍高达88.67%, 与全国的73.58%相比, 山西省煤炭类碳排放所占比重明显偏高,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 山西省为煤炭资源大省, 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约占全国资源储量的22.6%, 居全国第二位, 而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贫乏, 同时, 山西也是产煤大省, 煤炭价格低廉, 使用方便, 加之长久以来“路径依赖”的惯性, 使得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第二, 山西省的工业结构以电力、煤炭、焦化、化工、建材、冶金等传统高能耗产业为主, 这些资源导向型产业对煤炭有着较高的需求。
四、碳排放强度分析
由山西省2000年~2012年的碳排放强度可知, 期间山西省碳排放强度呈现倒“U”型的态势, 年平均下降率为2.25%。其趋势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 2000年~2002年, 山西省碳排放强度呈上升趋势, 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时期, 经济发展速度远低于碳排放增长速度。2) 2003年~2012年, 碳排放强度呈持续下降趋势, 年均下降率为4.59%, 这与山西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政策密切相关, 对“三高”行业实行严格控制, 淘汰小煤窑、小火电等落后产能, 尤其是2010年“综改区”的设立, 加快了山西省经济转型的步伐, 积极发展低碳技术, 开发利用新能源, 使得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 从而降低了碳排放强度。
山西省2003年~2012年碳排放强度的年均下降率为4.59%, 而GDP的年均增长率已达到11.62%, 然而, 只有当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时, 才能够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2], 因此, 山西省的碳排放强度虽呈持续下降趋势, 但尚未达到二氧化碳绝对减排的标准。与此同时, 2012年山西省碳排放强度为6.31吨/万元, 远高于全国碳排放强度的2.50吨t/万元, 山西省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因此,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降低碳排放强度, 实现山西省的可持续发展, 是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摘要：山西省的“高碳”型发展之路对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本文将从碳排放总量、碳排放结构及碳排放强度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关键词：山西省,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碳排放结构
参考文献
[1]杜立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 2010, 11:20-33.
[2]何建坤, 刘滨.作为温室气体排放衡量指标的碳排放强度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4, 06:740-743.
碳排放现状 篇2
第17号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要求，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委组织起草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附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2014年12月10日
附件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碳排放权交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碳排放权交易，是指交易主体按照本办法开展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活动。第四条 碳排放权交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
第五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负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并对其运行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活动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
其它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适时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纳入的温室气体种类、行业范围和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
第二章 配额管理
第七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所有符合标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认后向社会公布。
经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可适当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覆盖范围，增加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
第八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要求，综合考虑国家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情况等因素，确定国家以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排放配额总量。
第九条 排放配额分配在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
第十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制定国家配额分配方案，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免费分配的排放配额数量、国家预留的排放配额数量等。
第十一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在排放配额总量中预留一定数量，用于有偿分配、市场调节、重大建设项目等。有偿分配所取得的收益，用于促进国家减碳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
第十二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参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确定统一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实际，可制定并执行比全国统一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更加严格的分配方法和标准。
第十三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第十二条确定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的免费分配配额数量，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后，向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分配排放配额。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排放配额总量中，扣除向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分配的配额量后剩余的配额，由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用于有偿分配。有偿分配所取得的收益，用于促进地方减碳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
第十五条 重点排放单位关闭、停产、合并、分立或者产能发生重大变化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已获得的免费配额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碳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以下称注册登记系统），用于记录排放配额的持有、转移、清缴、注销等相关信息。注册登记系统中的信息是判断排放配额归属的最终依据。
第十七条 注册登记系统为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方等设立具有不同功能的账户。参与方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的相应要求开立账户后，可在注册登记系统中进行配额管理的相关业务操作。
第三章 排放交易
第十八条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的交易产品为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
第十九条 重点排放单位及符合交易规则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以下称交易主体），均可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第二十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确定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并对其业务实施监督。具体交易规则由交易机构负责制定，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第二十一条 第十八条规定的交易产品的交易原则上应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交易机构内进行。
第二十二条 出于公益等目的，交易主体可自愿注销其所持有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调节机制，维护市场稳定。
第二十四条 国家确定的交易机构的交易系统应与注册登记系统连接，实现数据交换，确保交易信息能及时反映到注册登记系统中。
第四章 核查与配额清缴
第二十五条 重点排放单位应按照国家标准或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的要求，制定排放监测计划并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
重点排放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备案的监测计划实施监测活动。监测计划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及时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变更申请。
第二十六条 重点排放单位应根据国家标准或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以及经备案的排放监测计划，每年编制其上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核查机构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后，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核查机构进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 核查机构应按照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核查指南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重点排放单位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第二十九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当对以下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查报告进行复查，复查的相关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安排：
（一）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要求复查的重点排放单位；
（二）核查报告显示排放情况存在问题的重点排放单位；
（三）除
（一）、（二）规定以外一定比例的重点排放单位。第三十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每年对其行政区域内所有重点排放单位上的排放量予以确认，并将确认结果通知重点排放单位。经确认的排放量是重点排放单位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 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不少于其上经确认排放量的排放配额，履行上的配额清缴义务。
第三十二条 重点排放单位可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其部分经确认的碳排放量。
第三十三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每年应对其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上的配额清缴情况进行分析，并将配额清缴情况上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所有重点排放单位上的配额清缴情况。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如下信息：纳入温室气体种类，纳入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排放配额分配方法，排放配额使用、存储和注销规则，各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情况，推荐的核查机构名单，经确定的交易机构名单等。
第三十五条 交易机构应建立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公布交易行情、成交量、成交金额等交易信息，并及时披露可能影响市场重大变动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对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并对下列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一）核查机构的相关业务情况；
（二）交易机构的相关业务情况；
第三十七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范围包括：
（一）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核查报告报送情况；
（二）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情况；
（三）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和其它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情况。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建立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机构、交易机构和其它从业单位和人员参加碳排放交易的相关行为信用记录，并纳入相关的信用管理体系。
第三十九条 对于严重违法失信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参与机构和人员，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建立“黑名单”并依法予以曝光。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重点排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虚报、瞒报或者拒绝履行排放报告义务；
（二）不按规定提交核查报告。
逾期仍未改正的，由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指派核查机构测算其排放量，并将该排放量作为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依据。
第四十一条 重点排放单位未按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逾期仍不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核查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注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上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其暂停核查业务；给重点排放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
（二）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
（三）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公布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四）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三条 交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交易主体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
（二）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
（三）未按照规定向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
（四）开展违规的交易业务；
（五）泄露交易主体的商业秘密；
（六）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一条规定而被处罚的重点排放单位，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向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并予以公告。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泄露所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六条 碳排放权交易各参与方在参与本办法规定的事务过程中，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并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碳排放：是指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排放权：是指依法取得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排放配额：是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指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凭证和载体。1单位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重点排放单位：是指满足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纳入碳排放权交易标准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指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施行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经其备案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简称CCER。
节约粮食减少碳排放 篇3
粮食生产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要经过播种、施肥、除虫、收割等许多环节。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就形象地描述了种粮食的艰辛。计算表明，每浪费1Kg粮食，就要排放0.8Kg的二氧化碳。节约粮食，不仅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也可以收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
【知识链接】
在发展中国家，每5人中就有1个长期营养不良，有1/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无保障。饥荒已成为地球人的“第1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10000000人的生命。由于直接或间接的营养不良，全球大约每4秒钟有1人死亡。这真是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全世界的粮食正随着人口的飞速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供不应求，解决粮食问题也是世界上的大问题。因此，联合国把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引起人类对粮食的重视。
【读懂In词：“光盘行动”】
“光盘行动”指就餐时倡导人们不浪费食物，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走。2013年1月16徐侠客（国土资源报副社长）在腾讯微博发起“光盘行动”，倡导网友珍惜粮食，加入行动；1月22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该活动，号召大家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我们可以这样做】
1.告诉爸爸妈妈，做菜或者点菜的时候不要太多，不够可以再做或再点，因为剩下的食物不仅造成了浪费，还会给城市带来泔水污染和难闻的气味。
2.吃饭时尽量把碗里的饭菜吃干净，并养成这种好习惯。
低碳对策之碳排放交易现状与展望 篇4
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人类过度消耗化石燃料给全球气候造成的严重影响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1,2]。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过去100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海洋温度的增加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约0.17m,各种极端灾害频发。至此,人类开始反思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3,4,5,6,7]。
作为低碳对策之一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通过全球合作,以项目交易或配额交易的方式减少全球碳排放,缓解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根据《京都议定书》,国际碳交易市场可以分为项目交易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2类。文献[8]简要介绍了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并详细讨论了交易市场中不同气体的度量标准。清洁发展机制(CDM)是项目交易的典型代表,其涉及的低碳技术转让及资金筹集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起到关键作用,因此颇受欢迎[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CDM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同样具有一定的风险,文献[10]探讨了项目交易在达到减排目标中需要注意的基准线问题。配额交易是碳排放交易的另一种交易形式[11],随着全球合作的加深,配额交易有从发达国家逐渐向国际蔓延的趋势。文献[12]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配额交易市场的意义并给出相关建议。
可以看出,对于项目交易和配额交易2种机制,国外在配额交易的研究和应用上更为广泛,而我国主要以项目交易为主,且多集中于项目交易框架分析及效益影响研究。本文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通过分析项目交易与配额交易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提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未来发展对策。
1 国际碳排放交易现状
在温室气体引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效应中,CO2的作用高达77%[13]。因此,减少CO2的排放成为控制温室效应、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抉择。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使得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渐发展壮大。按照交易原理,可将碳排放交易市场分为2类: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以CDM为例)和基于配额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1.1 项目交易
CDM是项目交易的典型代表,也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唯一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合作机制。其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部分抵消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减排指标。从理论上讲,CDM应该是一项“双赢”的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急需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加快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步伐。
根据国际碳市场的交易情况看,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占比超过整个交易量的90%,尤其CDM项目减排潜力巨大。截至到2009年11月24日,全球累计超过4 200个项目进入联合国EB注册流程,其中1 906个项目成功注册为CDM项目,此外还有1 16个项目已进入注册申请,这些项目的设计文件(PDD)中给出的截至2012年的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总数已超过2.9×109t(见表1)。
注:数据统计截至2009年11月24日,数据来源:http://cdm.unfccc.int/Statistic s/index.html。
1.2 配额交易
碳排放配额交易的源头是《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所确立的排放贸易(ET)机制。该机制目前主要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合作,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配额交易因具市场运作的特点有向全球推广的趋势。其原理是“限额与交易”机制,具体实施步骤为:政府根据国际谈判中制定的未来CO2减排目标与时程,首先评估CO2排放的管制总量,然后发行一定量的CO2排放权在公开市场上拍卖或免费分配。这些排放权的所有者在特定时间内的排放总额若低于排放上限,便可以在公开市场出售其差额;若高于排放上限,则必须从市场中购入相应超出量,否则将受到重罚。该机制透过自由市场的运作,利用价格体系的机能,促使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达到最优的CO2排放水平,同时使减排总成本达到最优,所以是一种效率相对较优的减排策略。
《京都议定书》颁行之后,一些国家、企业以及国际组织为其最终实施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并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碳交易平台,其中,欧盟所取得的进展尤为突出。2005年1月,欧盟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所有受排放管制的企业,在得到分配的排放配额后,可根据需要进行配额买卖。如果实际排放水平超过其持有的排放配额,企业将会受到处罚。除EU ETS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的交易平台(如美国的地区间温室气体动议,RGGI),此外,还有一些基于企业自愿组织的交易平台(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所有这些平台,构成了目前的国际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
2 我国CDM项目开发现状及风险分析
2.1 开发现状
我国的CDM项目实施启动较晚,但项目总量增势迅猛,尤其在CER总量方面,排在各国之首(见图1)。根据中欧清洁发展机制促进项目总结大会,截至2009年10月,中国政府已批准2 232个CDM项目,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计年减排量为1.9×108 t,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量的58%以上,注册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
注:数据统计截至2009年1 1月16日,数据来源:http://cdm.unfccc.int/Statistics/index.html
其中,大唐吉林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吉林洮南风电项目和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HFC-23高温分解项目是我国第一批获得CDM碳减排量交易收入的项目,具有里程碑意义。截至目前,中国批准的各类型减排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比近70%(见图2),可见电力行业CDM项目的减排潜力巨大。
注:数据统计截至2009年11月16日,数据来源:http://cdm.ccchina.gov.cn/web/index.asp
2.2 风险分析
我国CDM项目开发潜力巨大,如果申报成功,可为国家及企业带来巨大的额外收益。但由于CER是一种无形的商品,受买卖双方国家政府的行政许可影响,不可控风险较大,需要项目企业具有足够的准备进行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成本问题和基准线估计问题为例进行分析。
(1)成本高昂
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满足额外的要求,经历额外的审批程序等,使得CDM项目的开发给开发者带来一些额外的交易成本。CDM项目开发者需要承担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一次性成本(项目搜寻、准备相关技术文件、东道国的批准、准备CER购买协议、指定经营实体对项目的审定、注册费等)和非一次性成本(监测费用、核查和核证费用、适应性费用和CDM管理费用等)。暂且不论申报的CDM项目能否通过执行理事会审批注册,仅前期的设计、咨询、包装等费用都至少需要投入10万美元。此外,大多CDM项目都要投资后才能出售其减排额,在审批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资有可能有去无回。因此,中国企业面临的高搜寻成本和高交易成本令很多企业望而生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我国的减排水平,同时减缓了全球应对温室效应的前进步伐。
(2)基准线估计问题
基准线是指在没有该CDM项目的情况下,为了提供同样的服务,最可能建设的其他项目(即基准线项目)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相比,CDM项目减少的碳排放量就是该项目的减排效益。基准线的重要性在于,与基准线对比,CDM项目活动的减排量、减排环境效益额外性、减排增量成本可以进行计算、评价、测量和核实,然而理论上讲,基准线情景是虚拟的且不可直接进行测量。这就要求确定基准线必须熟悉项目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因为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相关的项目决策。尽管执行理事会对基准线相关定义及具体规定都做了详细说明,但实践表明,CDM项目的基准线估计仍可能出现种种问题,如定义基准线的标准或步骤不够明确,基准线中所采用的数据不够精确,基准线情景的描述不够准确,基准线情景分析不够完整等。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导致项目不能通过国家或执行理事会的审批,造成项目方向投资方赔偿的困境。
3 我国碳排放交易远景展望
3.1 CDM发展前景
国际碳交易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交易量之大,世界有目共睹。碳排放交易的提出与实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碳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CDM因其巨大的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而备受各国青睐。由于各国在第一承诺期的减排义务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市场需求旺盛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国际CDM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其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承担减排义务以及进行多大程度的减排。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是否继续做出减排努力密不可分。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束,各国仍未在第二承诺期减排问题上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这在一方面加重了我国减排负担,另一方面,CDM市场的前景也由于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困难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2 碳排放交易远景展望
根据《京都议定书》,被分配减排指标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投资的方式抵消其部分减排指标。然而,CDM项目获得批准的其中一个条件是:该项目所达到的减排量应当与未启动该项目时的排放量相比,以确保该项目产生的CERs是基于现实减排量,而不会增加全球排放。这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基准线的确定是基于虚拟情境的。这就意味着投资商和项目方都可能高估基准线排放水平以获取更高的收益。根据前一节的风险分析,与确定基准线相关的种种问题和CDM项目潜在的高交易成本等风险的存在使得另一种市场资源配置性更强的碳排放交易机制——配额交易机制逐渐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青睐。
另一方面,随着后京都时代的结束,国际谈判步履艰难,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承担的减排义务和全球各国的减排责任分摊影响着CDM市场的未来发展。但无论CDM前景如何,可以明确的是,在国际扶持和自身努力下,我国低碳技术必将日趋成熟,减排潜力将逐渐减小,最终发展到目前发达国家国内减排成本高昂的状况,即在全球出现减排潜力及水平相当的局面。正如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以配额交易为主一样,随着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在远景时期,碳排放配额交易很可能成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主流机制。
4 结论
根据世界各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设计经验,要真正推动我国减排事业向市场化方向前进,选取何种符合本国国情的交易机制是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对碳排放交易进行了分类,并阐述了我国的CDM项目交易现状及若干风险,同时给出碳排放交易在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CDM因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困难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低碳技术的革新和减排潜力的降低,以市场化手段运作的配额交易机制将成为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主流机制。因此,下一步研究工作将以电力工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电力市场特色,对CDM和配额交易机制产生的效益及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加以比较分析,以探讨适合我国电力市场发展的碳排放交易模式。
摘要：阐述了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及全球采取国际合作的应对措施,将碳排放交易分为项目交易和配额交易2类,并介绍了全球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开展情况及国际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在研究我国CDM项目开发现状及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CDM的发展前景及碳排放交易的远景展望。在给出碳排放交易框架性研究及发展对策的同时,也指出了下一步碳排放交易机制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碳排放现状 篇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建立违法交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系等观点，从而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排放权交易 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英国于2003年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是指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对自然系统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技术革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低碳经济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减少碳的排放，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具体而言，是指由环保部门根据各种指标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依据一定标准将碳排放总量目标分配给各区域和企业，允许碳排放许可额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场主体自发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和成本有效对应，从而调动企业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自发主动减少碳排放，从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2008年7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山西吕梁节能减排交易中心，迈出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第一步。这四个市场的建立表明，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在以上地方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但由于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持，这些交易所都算不上真正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对市场的培育力度不够，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交易价格不稳定、不透明等问题。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也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在交易过程当中由于我国对碳排污权交易中定价没有话语权，议价能力低下，使得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内容凌乱、对违法交易的法律制裁力度不强等问题。因此，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
碳排放总量限制原则。碳排放总量限制是以一定区域内环境能承受的碳排放总量为依据，计算出各种特定物允许碳排放的总量，并据此对该区域内的企业作出碳排放的限量规定，以达到该区域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是不能对该区域内碳排放的总量进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该区域内的环境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碳排放物备案原则。需要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碳排放物的备案，将单位所拥有的碳排放物的排放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碳排放物的数量进行登记，并需要提供防治污染环境的相关材料。如果该单位的碳排放物种类、数量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及时到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备案。碳排放物备案可以使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本区域内碳排放情况，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本地区碳排放许可证配额提供客观依据。
政府监督原则。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采用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方式，通过市场竞争使碳排放权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碳排放权的交易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进行引导和监督，靠政府的公信力和强制力来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至关重要。
意思自治原则。首先，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法律属性上应该属于《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其次，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碳排放权交易必须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允许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拥有碳排放许可交易资格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交易。
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和方式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来确定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将排放总量进行分配，分配配额应当综合考量地区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排放记录、预测排放数值等各种因素。根据排放目标的实施情况和低碳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审核每年的配额数量。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上，笔者建议采用出售和拍卖等有偿的方式。具体操作中，应由环保部门根据上年度本区域各单位碳排放情况，确定本年度可以出售和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并可预留适量的碳排放权用于奖励和吸引更多新的投资。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以一年为一个周期，这样有利于加快交易频率，激活交易市场。环保部门应以上年度的12月31日为截止日，碳排放权分配系统和审核系统将自动计算出碳排放源的实际排放量和富余量，同时把信息反馈给总量目标系统，以便准确确定来年的碳排放总量标准，富余量从第二年的1月1日起允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完善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
（一）交易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分阶段逐步展开，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按事先设定的标准确定具体的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应该到环保部门进行登记，接受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事先设定的标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交易主体应是每年定期进行碳排放物备案登记的企业；第二，交易主体范围限于排放同类碳排放物的企业之间，这样既可以使碳排放权交易有效进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带来的污染监管不力、环境污染失控等结果；第三，能耗高、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总体规划的企业，不得受让碳排放指标；第四，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充当交易主体，如在环境质量恶化时，买进大量碳排放指标，进行宏观调控。
（二）交易标的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指企业在达到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总量后超额减少的“节余”指标。碳排放权使用人依法在一级市场取得一定的碳排放许可额后，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碳排放许可额的富余，二级市场就是对这些碳排放许可额进行的交易。企业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提高碳排放的污染治理能力，从而具有了碳排放的减少量，对于企业是选择将这种减少量出售获利还是选择留存，以备以后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时使用，法律应给予相应的保护，保障企业对超额减少的“节余”碳排放指标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三）交易合同
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应当充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公法化属性。因为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要受环境公共利益等条件的限制，这与传统的民事合同存在很大的差别。意思自治是传统民事合同的本质，如果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纳入传统民事合同范畴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应该是当事人意思自由协商的结果，政府无权对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进行干预，并且除当事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涉及到对环境容量的使用。企业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环境容量取得合法的使用权，但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同一环境资源物品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在碳排放权的市场配置中，必须加入公共意志的干预因素。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志和公共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当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公共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公共意志的作用范围决定着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另一方面，公共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当事人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发挥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同时满足当事人经济利益和公众的环境利益，合同成为平衡二者利益的支撑点。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的途径，其合同的实质就是“利益平衡”问题，即当事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强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四）交易中介机构
交易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存在，如发布信息的成本、交易谈判的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否则就会抵减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实际获得的利益，交易将变得无利可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另外，我国的企业具有规模大小不等、数量繁多、分布不固定等特点，这也会增加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建立至关重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交易的实际收益。笔者建议，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业务应当包括提供交易信息、进行交易代理、办理碳排放权的储存、借贷等方面。
（五）交易程序
笔者认为碳排放权的交易程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应该向环保部门提出交易申请，并提交交易双方的详细资料、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等。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必须取得环保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才可以进行交易。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审核应包括对双方的审核和对交易本身的审核，由此确定其可以交易的碳排放额，并对交易前后的环境质量进行检测。再次，碳排放交易各方就碳排放权交易的数量、价格、时间等具体内容应进行充分地协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合同。最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就交易达成的初步协议须上报环保部门审批。若审查符合要求，环保部门则批准该协议并交付执行，变更双方的碳排放许可额，颁发特殊的许可证，并监督交易的正常进行。
建立查处违法交易的法律责任体系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特点及国内、外的立法实践，在一级市场里主要涉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者主要承担行政责任；二级市场是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同时存在环保部门的管理，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严重者将承担刑事责任。
什么是碳排放交易 篇6
CDM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它是联合国在《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一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机制。
1997年12月11日，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签署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生效。由于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负有主要责任，《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的法定减排指标，对发展中国家不具法律约束力。根据规定，从2005年开始至2012年，签署该协议的发达国家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为8%，美国7%，日本6%，澳大利亚增长8%。由于在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京都议定书》安排了一种灵活的机制，即允许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将项目实施后获得的减排量用来充抵本国的法定减排指标。这种灵活机制就是清洁发展机制。
碳排放现状 篇7
一、我国构建碳放权交体系取得的成效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即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体系。同时,中国也积极创新,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合自己的碳交易项目,如自愿减排项目交易。中国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2004 年6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 《CDM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10 月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07 年11 月9 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09 年3 月25 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CDM-EB)正式批准了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EC)经营实体的资质,CEC成为中国首批获得该资质的机构。2009 年3 月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09]30 号文件,明确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的相关所得税减免政策。
专业交易所的建立为碳交易提供了平台。自2008 年以来,国内已有多个省市设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所。2008 年8 月,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9 月,天津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在三家龙头产权交易机构的带动下,广州、大连、昆明、河北、武汉、杭州、安徽等地的环境权益交易所相继成立。另外,一些地区虽未设立专业的交易所,但也有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我国的企业也根据自身的需求,开展了自愿减排项目的交易。2009年8 月5 日,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交易———天平汽车保险以27.76 万元的价格,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 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 年成立以来至2008 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2009 年11 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基于规范碳盘查的企业碳中和交易模式,并成功组织我国首笔交易。2010 年8 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低碳家庭减碳交易模式,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与各家庭签署“家庭碳排放交易合同”,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同等价值的环保产品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参加活动的家庭换购碳减排量。
二、我国运用三种碳排放权交易模式的现实分析
我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同时又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在2011 年底召开的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我国明确表态,愿意在2020 年之后有条件地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因此,我国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势在必行。由于不同的交易模式各有其适用对象和范围,也各有利弊,通过对我国目前三种碳排放权交易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可以为建立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提供参考。
1、CDM发展迅速,但有局限性
目前,我国对外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形式就是CDM。截至2013 年9 月底,我国共批准2685 个CDM项目,预计年减排量近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有953 个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占全球注册项目的40%。预计每年减排温室气体约2.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注册项目年减排量的61%,项目数量和年减排量都居世界第一。
虽然我国是全球碳交易的大国,但是我国发展CDM也面临不少问题:第一,在碳价格的议定方面,我国企业议价能力有限,缺乏话语权。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格每吨最高近30 欧元,而国内企业买卖每吨碳的平均价格仅为8 欧元,二者价格相差较大。第二,CDM项目的审核将日趋严格。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对CDM项目的审核越来越严,特别是针对数量迅速增长的我国CDM项目。例如,2010 年7 月,在EB第55 次会议上,22 个被否决的CDM项目中有20 个是来自中国的。第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将到来,CDM的前景不明。CDM是由《京都议定书》规范的交易机制,其法律基础是《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因此,CDM可以作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有效补充。
2、强制减排体系在我国现阶段缺乏依据
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强制减排体系是未来的发展主流。据统计,2013 年全球碳市场中,欧盟强制减排体系(EU-ETS)的交易量占到了交易总额的82%。但在我国,现实条件决定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时机远未成熟。主要原因在于,强制减排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总量控制,然而现阶段我国作为不承担绝对排放限制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总量控制这一限制,这也就使得强制减排体系的建立缺乏必要依据。
3、自愿减排体系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难以大规模推广
由于发展强制减排体系道路较长,我国可以将自愿碳减排交易作为一种过渡选择。目前,我国也展开了对自愿减排交易体系的积极探索。例如,在自愿减排标准方面,2009 年,北京环境交易所制定了首个自愿减排标准即“熊猫标准”,对自愿减排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重要内容作出了规定。2010 年10 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发布了“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规定了碳减排技术标准、碳交易标准、登记注册核销流程、调解与仲裁规则等内容。这些标准体系的制定有利于完善自愿减排的市场体系和增加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
自愿减排体系的建设目前遇到的困难就是碳排放权交易规模太小。就全球碳交易市场而言,我国自愿减排的总量只占到0.27%,推广的难度较大。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自愿减排的最大需求来自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我国的市场如果缺乏制度保证,完全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自愿减排就难以大规模推广。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1、未涉足基于排放配额的交易
我国目前的初始分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我国还主要采取自愿减排措施。许多企业担心现在减排越多,日后实施总量管制时,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额可能会相应减少。在此顾虑下,企业难有实行节能减排的动力。同时,也存在新建企业和已建企业之间在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排污权名义上是公共资源,实质上为政府所管辖,成为管理部门的权力资源。因此,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受到利益驱动而存在一定的寻租行为,导致排放权交易受到管理部门操纵的影响。
2、缺乏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和先进的交易机制
美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规范化是建立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运行良好的基础之上的。自2007 年以来,国内建立了多个环境权益交易平台,但它们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政府在交易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交易价格不稳定、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不透明等问题。
3、企业缺交易积极性
由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企业信息搜寻成本、交易费用等成本过高。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碳排放权的产权不够明晰,尚未对企业碳排放进行强制性约束;在税收上,碳税开征尚处于研究阶段,其他环境资源方面的税收未将碳排放纳入,这些使得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足。
4、相关法律及监督机制不完善
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的健康发展,美国的交易体系都是建立在有严格的立法基础上的。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2015 年1 月20 日国家发改委颁布17 号令《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作为协调、规范我国碳排放活动的立法准则。随着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气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渐增多,关于排放权交易规则、交易方式、纠纷解决机制、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法律授权等关键性问题也都亟待解决。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制度还不完善,在对环境监测标准和监测设施的技术开发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及制度的缺失将阻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5、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及法律规范的人才匮乏
碳交易机制是一个复杂而高端体系,从交易机制的设计到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目前欧盟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管理、运作排放交易体系的专业人才队伍。我国建设碳交易试点,相应人才体系的建设也不可或缺;但是我国目前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及法律规范的人才还是比较匮乏。
四、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措施
1、科学确定排放总量
我国应充分考虑各地的特点和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降低实现碳排放总体控制目标的成本。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耗和碳排放强度、能源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导致减排成本和潜力的不同,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和影响。若全国采用完全一致的分配方法,势必会弱化对这些差异的考虑。不同地区的企业接受相同的碳排放约束,会影响区域“公平性”,降低分配方案的被接受程度及其可行性。
2、做好排放权的初始分配
我国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根据行业的生产流程特点和数据基础,使用基准法或历史法计算各部分配额。对基础数据和技术条件较好的企业类型、生产设施、工序,采用基准法分配配额,有利于行业内部淘汰落后,鼓励先进产能,促进结构优化。对产品较多、生产工艺复杂、早期数据基础较差、效率差异不大等暂不适合基准法分配的行业,承认其历史碳排放量,通过设置年度下降系数逐年减少碳排放量,引导企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
3、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业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作用
我国应该建立银行环境风险业务管理体系,创新和发展多样化的碳金融工具。为适应当前发展碳金融的需要,银行应尽快建立自己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要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培养一批对我国相关政策理解清晰,对环境风险控制方法掌握熟练,能够胜任并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碳金融需要的人才;要在银行内部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向国际先进银行学习,建立包括环境风险评估、项目风险分类、项目风险决策和全面审查监督项目等环节。
4、完善相关制度的保障
我国应对现有的相关立法进行统一协调,尤其要对碳排放信息统计监测与考核制度、碳汇制度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使减排行动统一,做到有法可依。改革节能减排考核制度,简化考核程序,实现年度节能减排目标考核同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同步。完善节能减排计量、统计和监测制度,改进统计方法,核算“十三五”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污染物排放总量基数。完善节能减排项目监管制度,提高项目储备、遴选、评审和公示等公开程度,强化项目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完善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和绿色建筑评价等地方标准。强化节能监察执法,建立日常执法与专项监察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加大对违法用能、违规用能单位的查处力度。
5、提高企业的交易积极性
我国应加强自愿碳交易市场的相关配套条件建设,为企业进行碳交易提供便利条件。从企业的角度降低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对不配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企业进行有力约束,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等方式给予企业以激励和约束。例如,所有工业企业新上项目的能源评估中加入碳排放评估(以下简称碳评),没有通过碳评的,不予分配配额;鼓励各种金融机构为试点企业搭建投融资平台,提供绿色金融服务,支持试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创新;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基金,积极引导碳基金及节能公司优先为试点企业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优先推荐试点企业申请能源及低碳类国家政策资金等。
为了提高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要通过多种方式创造条件,帮助碳交易企业提升社会形象。给予碳交易企业参评荣誉称号、评优资格的优先权,如可以定期发布碳减排或社会责任的排行榜,给予碳交易企业优先参评资格。充分利用官方举办的研讨会、展销会、官方媒体等多种方式,以优惠条件为参与碳交易企业提供推介机会。
6、建立健全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
目前我国碳金融交易的中介机构还很薄弱,规模、人才配置、交易范围等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河南省要把加强区域化的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的培养和发展作为重要议事日程,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介机构并形成品牌效应。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要加强与国外中介机构的合作,深入研究国外中介市场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积极为国内减排项目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全程管理实施的一站式金融服务,主动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交易以及参与碳基金、投资碳市场等,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努力,提升河南省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的整体实力,为碳金融的发展壮大、本土定价权和话语权的加强奠定基础。
7、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人才建设的滞后性已经给我省参与碳交易制造了瓶颈。在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培养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碳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充分借鉴欧盟和英国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推动我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鼓励与碳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我们应该充分聚集一批证券、期货、能源经济、碳减排审计核证方面的人才,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为碳排放作出贡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带动一批低碳咨询服务、第三方核查咨询业务的发展,培养一批核查、咨询等专业人才。
8、增强公众减排意识
公众减排意识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要,因为只有从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效果才会更佳,更具成效。因此,我们要继续将污染减排作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重点,制定宣传教育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例如,组织好每年一度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及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水宣传日活动,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理念渗透在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教学中,从小培养儿童的节约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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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一鸣、王恺、凤振华、从荣刚:碳金融与碳市场—方法与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现状及其思考 篇8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引起世界广泛关注。鉴于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巨大生态灾难, 各国政府正在联合作出政治、经济机制安排, 使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进而把公共产品的成本传达到各国内部。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和发展
早在1977年, 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已经将约翰逊·戴尔斯在其《污染、财产与价格》一文中提出的以数量为基础的交易机制, 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认。1992年6月通过, 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按照“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为国际社会联合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构建了基本框架。1997年12月通过, 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 则对2008年~2012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规定了量化标准, 要求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排放量平均低5.2%, 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开启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大门, 它建立了三项交易机制:一是排放权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 (ET) , 即允许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容许的排放量 (排放配额单位) 。二是清洁发展机制 (简称CDM) , 即允许部分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 (CERs) ”, 以此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三是联合履行机制 (JI) , 即允许部分发达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 实质上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三项交易机制中, ET是基于配额的碳市场, 而CDM和JI是基于项目的碳市场。ET与CDM联动为CDM项目提供价格参考, 推动发展中国家CDM项目的发展, 通过JI项目覆盖更多的减排行业, 实现更多的减排量。
自2005 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 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扩张了约一百倍。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碳排放权交易额将达1900亿美元, 可能超过石油期货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目前, 世界上的碳交易所主要有四个: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 (EU ETS) 、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CCX ) 英国排放权交易体系 (ETG) 和澳洲国家信托 (NSW) 。
欧盟是推动减排最积极的地区, 也是碳排放权交易最活跃的市场。欧盟于2005年初正式启动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 该体系采用总量管制和排放权交易的模式, 即: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上限, 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一个企业从政府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 (EUA) , 所有企业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 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额度在排放市场上出售, 反之, 则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目前,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占全球碳市场交易的比重高达84.4%。
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CCX) 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汇贸易市场, 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它是全球惟一开展六种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市场, 也是全球第一个、北美惟一一个开展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形成, 带动了碳金融产业的发展。碳排放权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符号活跃于国际金融市场。2005年~2010年, 金融市场的碳排放权交易占全球交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 从2005年的74.55%提高到2010年的98.10%。即便是一度以一级市场形式为主的CDM市场, 其二级市场交易额也从2008年开始大幅超越其一级市场。2010年, CDM二级市场交易金额达183亿美元, 而由于2012年后全球碳市场规则不明, CDM一级市场出现了萎缩, 急剧减少到15亿美元。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改革开放后, 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增长迅速, 已成为全球位居前列的碳排放大国。1990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 开始积极参与到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列中来。哥本哈根会议后, 我国承诺在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 这就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加快碳交易市场制度的建设成为碳减排的关键举措之一。在节能减排政策导向和清洁发展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快速成长, 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供应国之一。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没有明确的碳排放上限, 因此缺少国内的碳减排需求。在CDM一级市场中, 中国所占份额甚大, 占世界CDM一级市场的50%以上。但由于世界碳排放权市场是以二级市场交易为主, 整体看, 我国碳市场交易在全球的占比不足1%, 很难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中发挥影响。
目前,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础建设已经展开。政府已经从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检测、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试点、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标准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所 (交易标准) 设立、区域性碳排放总量控制试点等角度, 为应对终将到来的碳排放权总量控制、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交易做好准备。2012年2月全国首场碳交易竞价会在厦举行, 这预示着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在碳排放交易所的建设方面, 2008年以来, 继北京环境产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成立后, 国内先后涌现了20多家环境权益类交易所。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北京环境交易所联合其他参与方对外发布了中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 迈出了中国参与碳交易标准建设的第一步。2011年3月, 方兴地产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成功购买自愿碳减排量, 是中国第一笔基于熊猫标准的碳排放交易。在中国整体没有碳排放上限的大环境下,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自愿碳减排市场, 将成为各环境交易所的重要着力点。
三、我国发展碳排放权交易的思考
《京都议定书》仅对2012年年底前的全球碳减排做出了制度性安排,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致力于《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2012年~2020年的全球减排制定规则。虽然发达国家在大会上做出了减排承诺, 但未能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2010年12月, 墨西哥坎昆气候峰会通过“坎昆协议”, 会议各方围绕推进全球减排和建设资金技术援助机制等问题取得一定共识。2011年11月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决议, 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 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该会议决定, 不晚于2015年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在这种国际形势下, 我国碳减排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虽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首先, 我国企业缺乏对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视, 多数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作用和机理缺乏基本知识。其次, 国内金融机构对碳交易的介入甚浅, 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交易平台。我国的碳减排额度一般是先出售给中介方, 然后再由其出售给需要购买减排指标的国外企业, 成交价和国际价格往往脱节, 国外投资机构从交易中可以获取暴利。我国必须加强金融机构介入碳交易的程度, 促使其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中发挥影响。最后, 我国的CDM项目缺乏合理的规划。目前我国的碳交易多为以排放量换取资金, 技术引进方面尚显欠缺。在已批准的CDM项目中, 缺乏对技术要求高的技术改造型项目。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碳交易遵循了科斯定理, 即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产权, 可以进行交换。碳排放权具有典型的产权特征:稀缺性、排他性、可交易性、可分割性。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把产权定义为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经济物品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更多情况下是以一种制度的形式存在。碳排放权产生的前提条件是, 明确限定各排放主体的排放总量, 并发展交易平台促使排放主体间的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是以市场手段对环境容量进行再分配。由于我国对企业减排额度没有明确的强制要求, 企业普遍缺乏碳排放权交易的动力。因此, 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必须对企业碳排放数量予以限定, 并对其碳排放行为进行监管。
此外, 我国应建立碳排放权市场的法律制度, 搭建透明、可核查的碳排放监控体系, 激励金融中介介入碳交易市场, 通过试点, 逐步建立起我国碳排放权二级交易市场。
总之,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我国应充分重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作用, 以市场手段促使企业节能减排, 最终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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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0, 10.
[3]魏一鸣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对我国的启示[N].科学时报, 2009-08-20.
碳排放现状 篇9
随着电商的发展, 物流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由于其作业方式的特殊性, 需要极度依赖交通运输, 在运输等物流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大量的CO2等温室气体, 是造成大气温室效应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物流行业低碳化势在必行。目前, 碳排放相关技术已在国外物流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尤其是重视生态效益的日本, 而我国虽然已经逐步展开了碳排放技术的相关研究和应用开发工作, 但仍处于研究和应用的初级阶段[4,5]。本文通过对物流系统中碳排放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比, 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展望碳排放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
1 碳排放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碳排放问题研究的较早, 所涉及的行业也比较广, 尤其是运输行业。而物流行业作为运输行业的使用大户, 也得到众多学者的普遍关注。
针对物流行业中碳排放问题, 国外学者普遍偏向于建立模型来解决。K.M.R.Hoen等人以考虑碳减排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影响交通模型选择的决策, 认为在管理者进行实际决策时应该考虑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变量的影响, 并以真实的碳排放相关数据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 最终得出结论要实现碳减排, 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模型组合[6]。国外部分学者把物流系统作为一个闭合的回路进行研究, 将逆向物流用作连接物流末端与开端。Devika Kannan等基于逆向物流网络设计了一个混合整体线性碳足迹模型, 这个模型能够使物流整个过程以及设备利用过程中碳排放最小化[7]。
S.Ubeda等研究运输车辆路径问题时, 为了使环境危害最小化, 提出一方面可以从经济以及环保的角度考虑, 另一方面, 建议车辆载货返航[8]。Eiichi Taniguchia在考虑货运车辆和替代燃料的生命周期成本的前提下, 描述了一种可用于设计和评估城市建模的方法, 并基于这种方法设计了一个减少城市货运碳排放影响的物流方案[9]。Athena Roumboutsos等人认为城市物流应该用电动汽车代替汽车用于运输, 一方面节省企业成本, 另一方面减少城市碳排放[10]。Samir Elhedhli等将碳排放的成本考虑在内, 设计了一个供应链模型, 结果证实, 碳成本的决策过程可改变供应链网络的最优配置[11]。
1.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在碳排放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要晚于西方发达国家, 直到21世纪初叶, 我国才开始重视对碳排放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并很快获得了政府的关注和支持[12,13], 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国的碳减排合作普遍的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企业的碳减排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14]。
1.2.1 碳足迹的研究
张乐勤等通过国内外文献的列举、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碳足迹概念、计算边界、评估方法以及应用现状进行了评述, 指出了我国目前碳足迹研究的不足:评估范围小、尺度小且局限于理论。并且对我国未来物流碳足迹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要从适当的研究范围、尺度科学合理的利用碳足迹的研究[15]。耿涌等在重点介绍四大类常用碳足迹计算方法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生命周期评价法、IPCC计算方法和碳足迹计算器) 的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对国内外文献对比分析, 认为应该采用统一规划的标准来约束碳足迹的评估方法以及边界的界定[16]。陈衣乐通过把美国国家账户碳足迹核算方法与中国基于生命周期法的碳足迹核算方法对比, 指出了中国碳足迹核算体系的建设方向[17]。李健等将物联网概念引入到产品的碳足迹测算体系中, 构建了一个新的测算体系, 并以汽车运输为案例进行了验证, 通过对结果数据的收集、分析, 得出结论:基于物联网的新的碳足迹测算体系能够有效改善原有的碳足迹测算体系[18]。
1.2.2 碳排放估算的研究
计算系统碳排放最重要的就是碳排放估算的研究。陈婧以物流工业园区以及车辆运输过程中燃油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为基础, 提出了两种简易的碳排放估算方法, 能够进行简单的碳排放估算,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19]。张丽君等提出了基于时间、活动、排放、生命周期边界四种范畴不同代谢过程的核算方法体系, 研究得出结论:城市碳排放核算尺度过于薄弱, 应该根据研究的目标以及研究数据的可得性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 一方面可以增加研究结果之间的规范性[20],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研究准确性。
1.2.3 碳排放模型的研究
王道平等在考虑碳税的前提下, 通过对碳排放背景下双层次城市物流配送网络的研究, 建立了一个考虑物流过程中整个运营成本和碳排放成本平衡的规划模型, 并且通过一个具体的算例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21]。张立国等通过全国不同省市区、自治区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物流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动态变化分析以及区域的差异性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新型的CO2排放的绩效测度函数模型[22], 该模型能够有效的分析出哪些区域需要减少碳排放。刘晓红通过对国内外物流系统碳排放文献的对比分析, 提出了基于CO2排放的综合物流网络均衡配流优化模型, 并且采用Frank-wolf算法进行求解。经过仿真算例的验证, 结果分析得出:征收碳税能够促进用户选择更加绿色环保的运输工具, 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整个城市物流网络能耗以及CO2的排放[23]。杨建华等基于合理的假定、参数设计, 同时考虑低碳资源的合理调度, 设计了一个新的考虑碳税限制的城市物流布局网络规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合适的模型能够帮助物流公司节省9.2%的操作费用, 同时最多能够减少54.5%的碳排放[24], 能够促使企业利益达到最优化。
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比发现, 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差距明显。国外研究比较深入, 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象, 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量化研究, 甚至已经深入到领域的应用层面, 而国内研究却依然停留在最初级的理论研究层面。因此, 面对气候逐渐恶劣以及国际环境保护的压力下,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低碳物流研究势在必行[25]。
2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国内外学者们针对物流系统中碳排放问题进行了各方面深入的研究, 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2.1 碳排放边界、范围不明确
碳排放评估边界易受到地方政策、交通道路条件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 它的界定必须依据具体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视角, 并且是计算碳排放的前提和关键[26], 这个范围却是极难界定的, 然而边界的确定决定着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直接影响到建立的模型的可适性。
2.2 方法、模型的不适用
众多学者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方法或者模型进行组合, 或者仅仅把前人的研究边界、范围扩大来解决问题, 真正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方法、模型创新的学者屈指可数。而随着时代的变化, 技术的进步, 新的问题也将出现, 一些陈旧的方法、模型将不再适用, 必须对原来的方法、模型进行改进、创新。
2.3 监督管理混乱
由于我国对于碳排放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与发达国家相比各方面还不完善, 没有相应的完整的监督管理机构, 导致管理相当混乱。而物流企业作为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一个新兴行业, 恶意、恶性竞争难以避免, 导致企业经营状况参差不齐, 国家难以管理。甚至部分企业浑水摸鱼, 不仅不能够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 碳排放标准远远不能达到国家的要求, 甚至借此骗取国家的资金支持。
3 研究展望
目前, 我国物流系统中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方案的实际应用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碳排放问题的相关研究还大多停留在理论或应用领域的简单介绍方面, 可以看出碳排放问题的解决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1 明确碳排放计算的边界
碳排放的适用范围可以将其限定于企业整个生命活动周期中, 包括物理边界范围和营运边界[14]范围, 物理边界范围包括企业有形资产和基础设施所在的地理区域 (物流园区等) , 营运边界范围包括运输、装卸、包装、搬运等活动范围。明确边界之后收集碳排放相关数据, 为碳排放计算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新方法、新模型的建立
目前, 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多种多样, 依据不同方法可以建立不同的模型。但是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因此开发新的计算方法和模型对于碳排放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 新方法的不断涌现, 建立更精确、更适用的碳排放模型指日可待。
3.3 加强政府、行业的监督管理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制约束企业的生产、排放行为, 也可以建立明确的赏罚制度, 对于不遵守规则的企业处于严厉的经济惩罚, 对于积极响应政府政策的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而行业可以自发组织形成公会形式, 在服从政府政策的前提下, 再制定更加具体的生产排放准则, 由企业互相监督管理。
4 总结
碳排放现状 篇10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1980—201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381. 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43030. 38亿美元,增长了约112倍。尤其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更是得到迅猛发展。2001—2014年14年间的累计贸易额是前21年( 1980—2000年) 累计贸易额的9倍多。从贸易差额来看,自1994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顺差额不断扩大( 见图1)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 资讯
自1981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额持续增长,且多数年份增长率均在10% 以上,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变化趋势一致。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较大的负增长,主要原因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仍然呈正增长( 见图2) 。
二、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 一) 我国能源消费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逐年增加,特别是2001年以后的几年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3年和2004年增速分别达到15% 和16% 。我国能源消费主要来源于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见图3) 。由图3可知,这三种主要化石燃料的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0% 以上,其中煤炭消费量占比最大。1980—2013年,煤炭累计消费量为247500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累计总量( 375000万吨标准煤) 的71% 。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 资讯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能源网
( 二)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1980—2013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80年的150034万吨增加 到2013年的952429万吨,增长535% ,年均增长5. 84% 。尤其自2001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呈快速增长态势。2001年之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4. 27% ,而2001—2013年期间年均增长8. 27% 。我国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1980年所占比重为7. 76% ,2013则达到27. 14% ,增长约250%( 见图4) 。我国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环境保护方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Wind 资讯
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碳排放量明显加速增长,从1980年的1500. 34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9524. 29万吨,增长了约435% ,年均增长12. 8% 。2008年,我国碳排放量达到6753. 54万吨,首次超过美国的6332. 09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碳排放量也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增加。欧盟和日本的碳排放量增长相对比较平稳。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980—2013年其碳排放量累计最多,达195766万吨,但在2008年以后开始呈下降趋势。1980—2013年世界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情况见图5。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三、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分析
我国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体呈一致的变化趋势。为了更好地判断和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运用实证分析来研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其中,ln Ct表示t时期碳排放量的对数值,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ln IEt表示t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对数值,单位为亿美元。
( 一)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1980—2013年34年的进出口贸易和碳排放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进出口贸易额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精确性,模型中的碳排放量指标并不直接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是通过碳排放的估算公式得到碳排放量,估算公式为:
( 2) 式中C表示碳排放总量; nj表示能源j的消费标准量,即以统一热量单位标准煤为单位的能源j的消费量; αj为能源j的碳排放系数,即消费单位能源j的碳排放量。各能源碳排放系数的确定非常重要,为避免出现较大误差,本文以四 个能源研 究机构 ( 美国能源 部、IPCC、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的能源碳排放系数的平均值为依据( 见表1) ,由计算得出,我国碳排放总量与进出口贸易额呈同步上升趋势( 见图6) 。
资料来源: 基础数据来自四家能源研究机构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 咨讯,能源研究机构
( 二) 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序列的平稳性是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为了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通过单位根ADF检验来检验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由表2可知,ln C和ln IE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由于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故可通过协整检验来进一步判断我国碳排放量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有两种方法: EG协整检验和JJ协整检验。本文运用EG两步法来进行ln C和ln IE两个变量的协整检验。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用OLS法估计方程( 1)得到估计方程: ln Ct= 0. 362457ln IEt+ 8. 464967。根据估计方程求得 残差序列: ut= ln Ct- 0. 362457ln IEt-8. 464967。第二步,检验ut的平稳性。检验方法仍采用ADF检验,如果得到ut是平稳的,则说明ln Ct和ln IEt这两个变量间是协整的。
由表3可知,残差序列的ADF统计量小于5% 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平稳序列,说明我国进出口贸易量和碳排放量在95% 的置信水平下具有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ln Ct= 0. 362457ln IEt+8. 464967。该方程解释变量的系数是正的,表明随着我国碳排放量会随着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而增加,进出口贸易额每增加1% ,碳排放量就会增加0. 362457% ,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3.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量和进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两者之间具体方向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为了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分析。由表4可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和碳排放量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增加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碳排放量的增加不是导致进出口贸易增加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这个结果也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证明我国对外贸易是粗放型增长,在进出口贸易结构、贸易方式、产业结构等方面有待优化。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来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和碳排放的现状及相关关系。1980—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和碳排放总体都呈上升趋势。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对外贸易和碳排放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协调好贸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1. 加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的,很多产业属于高消耗、高污染产业。为了减少碳排放,实现节能减排,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2. 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目前,我国出口贸易还是以高消耗、低收益为主要特征,能源消耗量大、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仍是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之一。我国对外贸易要合理规划布局,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降低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量。3. 征收碳税。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运用征收碳税等经济手段,减少对含碳量大的能源的使用,同时碳税收入可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介绍我国对外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和碳排放量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增长明显加快,并且二者呈现出同步变化趋势;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提出我国应加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征收碳税等建议,以处理好进出口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对外贸易,碳排放,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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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研究 篇11
目前国内学者对碳排放成本的定义主要有：宁宇新，廖春如（2010）认为，碳排放成本概念是“建立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包括产品生产、制造、物流、使用和废弃而产生的有关碳排放代价及由此而产生的补偿等方面内容。”杨蓓，汪方军，黄侃（2011）从企业价值链角度分析，认为碳排放成本是“企业为预防、计划、控制碳排放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因超出既定的碳排放量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之和。”以上定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碳排放成本的特征，强调碳排放成本是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发生的，目的是预防和控制碳排放，其属性是一种费用支出，但这几个定义并未区分支出、费用和成本。成本是有空间范围的，要有一定的归属对象，并具有货币特征，可以进行会计计量。本文将碳排放成本定义为：企业在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中，为预防、控制、治理碳排放而取得预期环境效果和环境收益所发生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二、碳排放成本的核算
（一）碳排放成本的确认。（1）碳排放成本的确认流程。碳排放成本的确认流程分为二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成本的初始确认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企业的交易或事项是否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有关，这是由碳排放成本的特有属性所决定的；二是与二氧化碳减排活动有关的交易或事项是否会引起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这需与会计学上的成本概念相符。其次，能否确认碳排放成本，还需判别与减排有关的交易事项是否符合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企业碳排放成本的确认流程如图2.1所示：
（二）碳排放成本的确认原则。（1）可定义性。由于目前大多数企业仍然采用传统成本会计体系，并没有对碳排放成本进行单独计量，因此必须明确碳排放成本的定义，才能将碳排放成本从制造费用、管理费用中剥离出来。相关费用的支出必须首先满足碳排放成本的定义才能进行确认。（2）相关性。相关性是指企业碳排放成本方面的信息能能为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提供帮助。据此标准，为了满足碳排放成本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在成本信息确认时需要考虑：针对减排目标确认企业支付的减排成本；划分碳排放成本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采用摊销等方法对资本支出的本期发生额进行确认；揭示与企业碳排放成本密切相关的或有负债。（3）可靠性。可靠性是指成本信息能够如实反映所要反映的情况以供使用者作出决策。碳排放成本的确认应能够符合信息反映的真实性、可验证性和中立性，正确选择货币计量尺度，准确无误地对碳排放成本各个项目的金额进行确认和计量，并如实地记录碳排放成本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原因，以客观地反映企业碳排放成本的规模和结构。
三、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
Ratnatunga & Balachan dran（2009）提出两种碳排放成本计量方法，从而将碳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一种是从环境成本会计角度考虑，将与碳排放相关的成本从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传统成本会计的各要素中先分离出来，再进行归集；另一种则是采用“全面生命周期成本法”计量碳排放成本。
全面生命周期法是立足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来考察碳排放成本的。这种方法要求管理当局不仅要考虑产品销售时点前发生的成本，更要关注产品销售前后发生的所有碳排放成本。碳排放成本主要包含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原材料的运输与加工阶段。二是产品的生产阶段。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员工也需要消耗能源。在确定制造费用时，使用水和能源等造成的浪费成本经常被忽略，然而这些成本往往是组成碳排放成本的重要项目。三是废弃物处置阶段。产品的生产过程会产生废弃物，废弃物的处置也需要消耗能源，同时排放二氧化碳"四是产品的回收利用阶段。产品在回收利用过程发生的碳排放成本可以采用“三叉法”计算：其一，比较回收旧部件与采用新部件的成本并计算包括环境影响在内的机会成本；其二，在设计新产品的阶段确定售后服务成本以及回收时的成本效益；其三，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计算企业在此类二氧化碳减排项目上获得的税收抵免等收益。在传统成本会计的各要素中都蕴藏“碳”的踪影。然而在现有的会计体系下，企业对碳排放成本与传统生产成本的分离难度比较大，如何采用一些特定的计量方法进行核算和比较分析是十分关键的。
总结：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碳排放免费这个假设正在消失，企业需要考虑投资低碳技术、控制和预防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面对2020 年的减排承诺，我国企业的减排任务十分艰巨，会计不应仅满足碳排放成本的核算需要，更重要的是应如何将碳排放成本的相关信息应用于企业战略决策、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业绩评价中。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会计专业人员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Ratnatunga， Balachandran. Carbon Business Account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the 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ofess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2009，24（2）：333-355.
碳排放研究综述 篇12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减排,碳补偿,自愿碳市场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叶开始, 全球温室效应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报告, 在1850-1899年和2001-2005年间全球气温升高0.76℃, 如果不采取措施, 至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再升高1.8-4.0℃, 这将严重危害到全人类的存亡。国际主流的观点认为, 当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来自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因此,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被认为是减缓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根本途径。
为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渐形成。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总体可以分为强制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强制碳市场指政府强制管制下的碳交易市场, 主要包括《京都议定书》下规定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清洁发展机制市场、联合履约机制市场, 以及欧盟、新西兰等为履行《京都议定书》而建立的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排放权贸易市场。自愿碳市场为政府管制外的所有碳交易市场, 购买者主要动机为碳信用转售、气候责任感、企业社会责任、掌控气候领导权等, 主要市场包括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体系、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等。本文立足全球碳排放交易视角, 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全球碳排放交易的项目标准、实施效果等研究进展, 重点分析了全球自愿碳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项目实施效果。
二、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相关研究
(一) 自愿碳市场相关研究
碳市场主要是一个补偿概念, 它是基于具有碳减排或不排放、碳封存效果的特定项目而发展的, 因此碳市场又可以称作碳补偿市场。根据世界资源协会对碳补偿的定义, 一单位的碳补偿是指减排的、避免排放的以及封存的一单位CO2 (或其当量的其它温室气体) 用于抵消其它地方发生的碳排放。基于以上概念, 自愿碳补偿市场是指以碳补偿项目交易为主, 以自愿参与为原则的碳交易市场。
碳补偿的项目类型主要包括四种:生物碳封存项目 (Biological Sequestration) ;研发可再生能源项目 (Renewable Energy) ;提高能源效率项目 (Energy Efficiency) ;非二氧化碳 (Non-CO2) 温室气体的封存项目;工业气体减排项目 (industrial gas projects) 。自愿碳补偿市场主要由生物碳封存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构成。
碳市场运作中, 碳补偿项目标准是保证项目质量的关键要素。Kollmuss et al强调“额外性”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理论上, 额外性必须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如果该项目不作为碳补偿项目实施, 那么在常规情况下该项目是否会发生?如果会发生, 那么这便不算碳补偿项目。另外, 在计算碳补偿项目带来的实际福利时, “基准线”设置非常关键。如果不能准确地估计基线量, 补偿项目取得的减排可能是虚假的, 以此签发碳信用将破坏机制减排的环境效果。再者, 森林碳汇项目的永久性问题是影响碳减排项目真实性与有效性的重要因素。Galik提出森林碳项目可能会由于风暴、大火、虫灾、土地用途的改变等而消失, 不仅难以确保森林碳项目将会永久发生, 而且还可能存在造成碳排放逆增长的风险, 如当发生森林火灾时, 森林燃烧将引起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此外, 减排的项目还必须真实、可度量 (核证) , 甚至强调实现的减排是可执行的。
针对碳补偿项目的减排效果,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Smith和Rodger认为碳补偿项目对于缓解气候变化作用不大, 研究表明, 碳补偿项目中的主要措施——使用节能灯泡、可再生能源、减少交通出行、支持森林碳项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可能有效地实现碳中和。G·ssling得出了类似结论, 并解释碳补偿项目难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碳补偿项目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不同碳补偿项目的供给者在排放计算、补偿方法、价格水平、公司结构和评估方法等方面有着巨大差距, 降低了碳补偿项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证标准, 自愿碳补偿市场中的补偿项目在有效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别。不少学者从供给角度考虑, 认为自愿碳补偿市场中不同标准下的碳补偿项目将会影响整个碳补偿系统的有效性。但是尽管如此, 自愿碳补偿项目对促进整体碳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并能够有效地降低碳减排项目的成本。
(二) 强制碳市场相关研究
1997年,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促成下,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 从法律上对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京都议定书的另一项开创性的突破在于它建立三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旨在成功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 分别为国际排放贸易 (IET) , 联合旅行机制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这三项机制的确立, 构建了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基础。它允许强制减排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通过相互之间及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完成有关限制和削减排放的承诺。三项灵活机制都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 其目的在于使环境效益得到保障的同时, 最大限度控制经济成本。
在三项灵活机制中, 只有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与发展中国家有关。CDM允许发达国家 (附件1缔约方) 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 在发展中国家 (未列入附件1缔约方) 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 由此获得经过核证的排放减少量 (CER) , 此CER便可以用于满足附件1缔约方的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减少目标。CDM实施双方是已经承诺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和尚未承诺的发展中国家。
理论上讲, 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清洁发展机制不仅带来了低成本的减排方案, 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技术转让渠道和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CDM的有效利用则有可能为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其中包括: (1) 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拓宽融资渠道和获取先进技术; (3) 可持续的能源生产方式, 增进能源效率和节能; (4) 创造收入和就业, 消除贫困; (5) 改善当地环境效益。但是该方案存在几方面问题: (1) 核证减排量通常来自于大型的CDM项目, 而这些项目的71.5%以上来自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中国, 这将会限制碳方案的作用; (2) 这种方案的实质是将碳排放量在不同成员中进行重新分配, 并未对碳排放总量产生显著影响。
在相关研究中, 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目的、方案设计和运行方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张坤民和何雪炀介绍了京都议定书的产生过程, 并着重介绍了清洁发展机制 (CDM) 的特点、设计原则、方法学与技术问题;刘伟平和戴永务阐述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和意义, 并就国内外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模型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着重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李挚萍对三项机制的实施目的、实施方法、实施意义进行了阐述;靳云汇等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以及可能运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王灿和张坤民从多方面梳理了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基准线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基准线设置的基本准则、分类原则的探讨, 概述了确定基准线的主要方法;崔成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基准线和CERs获得的时间期限两个重要特征, 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进行了划分。张中祥根据各国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 估计我国在2010年CDM市场占60%左右的份额;Edmonds et al利用第二代模型 (SGM) 估计中国在2010年CDM市场中占据75%的份额, 这说明中国边际减排成本极低, 主要由于能源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能源利用率低下。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