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管理

2024-08-10

碳排放管理(精选12篇)

碳排放管理 篇1

2013年11月20日, 上海正式出台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根据这一办法, 上海建立碳排放配额管理、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 同时实行碳排放交易制度, 交易标的为碳排放配额。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 如未按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 最高可处以10万元罚款。

此次出台的办法明确了一系列法律责任。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如果虚报、瞒报或者拒绝履行报告义务的, 将被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理抗拒、阻碍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工作的, 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未按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 由相关部门责令履行配额清缴义务, 并可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碳排放管理 篇2

1.1二氧化碳排放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阶段施工工序内容,可以将主体结构施工系统划分为钢筋工程、模板工程、混凝土工程、脚手架工程和运输工程五个子系统.分别对各子系统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进而综合为整个主体施工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构建的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在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分析时,首先利用Vensim软件中的“Model”(模型)功能键,确定所建模型的初始运行时间、终止时间、步长及时间单位等,接着在Vensim窗口中依次选择系统中的各个变量,点击“Equation”(方程式)功能键,在出现的窗口中输入方程式或常数.完成所有变量赋值后,运用“RunaSimulation”(执行模拟)功能键运行模型.最后,利用分析工具栏中的“TableTimeDown”(直向表格)功能键,便可计算出各子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确定主要的影响子系统.

1.2各子系统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

1.2.1模板工程系统目前建筑行业普遍使用的模板主要是钢模板和木模板,塑料模板和铝模板也在不断的推广中.其中,钢模板的使用面积占总量不到1/4,而木模板使用面积达到75%以上[8].因为模板系统在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很小,所以将生产模板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作为施工阶段对环境影响的考虑因素.钢模板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E=,其中:E为二氧化碳排放量(g);Q为每千克钢材二氧化碳总排放量(g);K为钢材总重(kg);n为钢模板周转使用次数.每千克钢材二氧化碳排放量Q为410g[9],结合施工过程中模板使用的总重量K,得出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根据钢模板的周转使用次数n,将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平均,从而计算出钢模板使用一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计算木模板二氧化碳排放量时,因为无法计算使用木材对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所以可以将这一部分木材本应吸收的.二氧化碳量,作为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加以考虑.木模板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为:根据模板的木材使用量,再结合木材吸收二氧化碳量,就可计算出每年木模板本应吸收的二氧化碳的量,再乘以一定的年限即可,本文取为,同时要考虑到木模板的周转次数,一般取8次[8].据专家测定,森林每生长1m3木材大约可以吸收1.83t二氧化碳.1.2.2钢筋工程系统钢筋工程系统包括钢筋的存储、加工、绑扎、焊接、回收利用等.钢筋加工流程为:除锈—调整调直—切断—弯曲成型.所使用到的机器有调直机、切断机和弯曲机,焊接过程需要使用电焊机,加工及焊接过程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为:∑,其中:E为二氧化碳排放量(kg);a为燃煤产生每千瓦时电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kg);i=1,2,3,4,分别表示调直机、切断机、弯曲机和电焊机;为相应机器在整个施工阶段的工作总时长(h);为相应机器的功率(kW);表示相应机器的数量.与模板一样,将钢筋生产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入施工阶段.在进行钢筋工程施工时,要精确计算钢筋需求量,降低损失率,将损耗率控制在2%以下.要做好钢筋的回收使用,例如将回收中质量合格的钢筋当做马凳和墙体定位筋等.1.2.3混凝土工程系统混凝土工程包括运输、浇筑、振捣、养护.普通混凝土划分为十四个等级,生产不同等级的混凝土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不一样,王帅详细分析了生产六个等级的混凝土对环境的影响,可作为参考[10].在施工阶段,主要考虑混凝土的浇筑、振捣和养护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在浇筑过程中使用的机械包括:混凝土输送泵、振动器.根据机械的功率、使用时长即可计算出耗电量,继而可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严格控制冲洗混凝土输送泵用水量和养护过程中用水量,并做好记录统计.根据消耗每立方米水资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便可计算总的排放量.1.2.4脚手架工程系统脚手架按照所用材料的种类可以分为:木脚手架、竹脚手架和钢管脚手架,在高层建筑中,使用钢管脚手架较为普遍,因而主要考虑使用此种脚手架对环境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同样将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计入施工阶段.计算方法为:E=,其中:L为钢管总长(m);A为钢管规格(kg/m);n为钢管、铸铁周转使用次数(取50次);为每千克钢材二氧化碳总排放量(g);M为扣件的总重量(t);为每吨铸铁的标准煤耗,根据国家铸造协会的统计数据,中国铸铁业平均能耗为800kgce/t;为每千克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46kg.1.2.5运输工程系统运输工程系统主要考虑施工材料场内的垂直运输,统计垂直运输机械的电能消耗和原油消耗,即可得出相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实例分析

2.1案例概况

西安市某栋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21757m,地上18层,地下1层,建筑高度为58m,主体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工期为352d,其中从地下室到主体结构完工耗时85d,近似记为6个月,材料耗用情况如表2所示.

2.2模拟结果及分析

该模型包含五个子系统,由于篇幅有限,仅以商品混凝土工程CO2排放子系统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在Vensim窗口中选择“商品砼工程CO2排放变化量”变量,用鼠标双击该变量使之成为工作变量,再点击分析工具栏中的“CausesTree”(因果树图)按钮,便可得到如图2所示的因果树图,从中可以较为清晰的了解该子系统中的影响因素,再点击“Equations”(方程式)键,利用方程式编辑器来建立编辑模块方程式,如图3所示.其他变量依此操作逐步进行确定,最后点击工具列中的“RunaSimulation”(执行模拟)便可得出相应的结果.商品混凝土工程CO2排放子系统状态变量和速率变量的计算方程如下:状态变量方程:商品砼工程CO2排放量=商品砼过去时刻排放量+商品砼过去至当前时刻排放变化量(1)速率变量方程:商品砼工程CO2排放变化量=商品砼生产排放量+用水量排放量+砼浇筑过程排放量(2)本案例的持续时间为6个月,计每段时间间隔为1个月,为了便于统计最终结果,可以在主体结构施工结束后,将各项消耗汇总输入模型,再将商品砼工程CO2排放变化量除以六,即认为每月的输入量相等,那么商品砼工程CO2排放量就会呈现线性增长,如图4所示.将各变量的数值输入模型,得出相应子系统所排放CO2量依次为:商品混凝土工程子系统排放2824210kg,钢筋工程子系统排放538463kg,模板工程子系统排放754918kg,钢管脚手架工程子系统排放3617kg,运输工程子系统排放95220kg.各部分在CO2总排放量中所占比例如图5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主体工程施工阶段商品混凝土工程所排放的CO2量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模板工程和钢筋工程,而脚手架工程和运输工程排放量所占比重较小.因而在推行绿色施工时,要特别注重商品混凝土工程、模板工程及钢筋工程的施工过程,严格控制材料的投入,减少材料在使用过程中的损耗率,大力推广绿色施工材料,开发绿色替代材料,减少施工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3结语

碳排放产业链 篇3

1997年12月,以欧洲为主的一些发达国家说:“我们先来带个头,限定一个减排额度,没完成任务的国家甘愿受罚。”——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简称为“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它第一次为减排赋予了法律效力,并明确了各个发达国家的减排量,从此这些国家(正式名称叫做“附件一国家”)就必须动真格的了。

具体说,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8%、东欧各国削减5%至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由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发达国家减排本国的温室气体所需资金和难度较大,于是,极富商业头脑的美国人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允许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然后把减排的碳排放额度成果算在本国账下。这个方法的基础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论是谁减,效果都一样。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主要体系。其实现是靠一个概念的衡量和一个监管机构实现的。这个概念是减排的碳排放额度,通常简称为碳排放、碳排放权,是一个可以衡量计算的单位,其单位为吨。监管机构为联合国下属“执行委员会”(EB),负责核准单个CDM项目的有效碳排放额度,并且签发通过单。

这件事其实发生在(《京都议定书》之前,CDM帮助了发达国家更便宜地实现减排的目标,他们这才同意签署了议定书。发展中国家也喜欢CDM,因为这个机制让他们凭空得到了很多钱,于是他们也就积极地加入了全球减排大军。

美国人提出的方法之所以很“巧妙”,就是因为它把商业机制引入环保运动,就像当初洛杉矶奥运会所做的那样。美国人希望利用人类对钱的渴望,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世界的积极性,达到拯救地球的目的。不过可笑的是,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上台后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的,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推动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在国际资本市场流通。据测算,发达国家其中需要在境外购买的排放量为25亿吨,因此形成了一个500亿欧元的巨大市场。

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也为了防止有人作弊,执行委员会督促各发达国家,并对可以买卖的CDM项目设定了严格的标准,而且申请过程非常漫长,对买卖双方的技术含量要求都很高。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负责帮助买卖双方应付EB的中介机构(通常称作“咨询公司”)。

再后来,出现了一大批转变成投资商的“咨询公司”,手里拿着钱,去发展中国家找项目,通过EB认证其减排的碳排放额度,并将这个额度单买下来,再转手卖出去。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严格规定了本国减排碳额度的定价,例如中国就规定不得低于每吨8欧元。

就这样,CDM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碳市场”,发达国家可以进入这个市场选购发展中国家出卖的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市场,才会吸引一大批商人参加进来,客观上促进了买方卖方之间的交易。仅在2006年,世界CDM的总交易量就达到了48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100%!CDM机制也很快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金库中得到的最大一笔援助。

严格说来,碳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它百分之百地依附在《京都议定书》名下,所以碳市场产业链的企业非常关心2007年12月15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其所产生的“巴厘岛路线图”,将直接关系到2012年之后下一个阶段的减排额度和涉及国家。CDM迫切地需要联合国维持其气候政策的连续性,否则商业游戏规则就不好使了。

因为CDM中减排额度必须取得联合国认证,对于发达国家咨询公司来说,找到符合要求的减排项目是最重要的。于是大部分的CDM项目都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少数几个国家瓜分了。发达国家为了贪图方便,通常也只会从这几个国家买碳排放额度。

碳排放管理 篇4

目前,中国还没有针对企业的强制性减排措施,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行动起来,参与到自愿减排,至少是对碳排放进行盘查,摸清碳家底的行动中。

企业做碳盘查的工作主要有三大好处:

·遵守国内外法规

中国承诺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减少40%~45%。随后的“十二五”规划也将节能减排放到重要的位置,而国际上对减排的要求更为严格。

·减少成本

企业通过碳盘查能够清楚地了解各个时段、各个部门或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利于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节能减排措施,减少成本。

·提升企业形象

企业越来越重视其社会形象。碳排放信息的披露,能有效提升企业形象和信任度,赢得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赖。

由此可见,碳盘查已经日益成为企业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而怎样才能对企业进行科学有效的碳盘查成了众多企业非常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完成碳盘查工作,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一款企业碳排放计量管理软件平台(CAMP),旨在为企业提供碳盘查以及碳排放量分析管理的软件解决方案。当前,企业进行碳盘查主要通过咨询公司的手工Excel计算碳排放量,这个操作存在很多弊端,而软件在数据的管理以及其他功能上能给企业碳盘查带来非常明显的效率和规范性上的提高。

CAMP是一个针对各行业企业客户,发布在网上,为企业提供碳盘查和碳管理的软件平台。CAMP的功能特点包括:

·随时随地访问,操作方便

相比Excel只能离线操作,软件允许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碳排放录入、分析、管理等操作。

·多语言版本切换

CAMP允许用户进行多语言版本的切换,系统为客户提供了三种语言版本,以方便各国用户对软件的操作。

·组织架构的建立

通过权限设定,帮企业建立组织层次,使得上级机构能查看和管理下级机构的碳排放信息,利于企业上报和管理整个企业的碳排放量。

·碳足迹概念的引入

碳足迹的定义是个人或团体某段时间的碳排放量,这段时间可以是整个生命周期,也可以是某一段时间。该软件把碳足迹的概念引入软件,并对其做了一定的扩充。软件将碳足迹定义为一个维度,可以是一段时间,也可以是某个部门或者生产环节。所有的碳排放量都对应某一个碳足迹。这样处理的好处是能把碳排放信息进行归类,便于软件对碳排放信息的分析管理,也便于用户的理解。

·预设排放因子,轻松计算

系统为客户预设了合适的碳排放转换因子,避免了用户寻找碳排放因子的困难。用户只需输入或者用Excel导入碳排放活动数据,即可轻松得到对应的碳排放量数据。

·图表分析

用户可以通过图表对碳排放信息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排放量较高的时间段或生产环节,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通过软件可以明显看出其改进的效果。同时,CAMP软件还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情景分析、合并碳排放信息等操作。

·导出排放数据

CAMP提供三种格式的碳排放数据导出功能,XML和CSV主要用于系统间数据的传输,这对于拥有企业ERP或CRM系统的客户来说非常有效。通过CAMP系统导出的碳排放数据,集成到企业内部系统后,可以方便决策层更好地查看碳排放量与企业成本及营业额之间的联系,为企业制定减排战略提供数据支撑。另外,CAMP提供的PDF导出功能可以为客户生成一份自定义格式的碳排放信息报告,可用于企业外部报告。

·在线支持

通过在线交流和线下留言的方式,满足客户与碳阻迹或咨询公司的沟通需求。

·其他更专业的功能

包括对ISO 14064整个流程的应用和管理,如组织边界、营运边界的管理,排放源、排放因子的管理,甚至可以实现生成ISO 14064最终清单的功能。

碳排放管理 篇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建立违法交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系等观点,从而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排放权交易 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英国于2003年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是指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对自然系统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技术革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低碳经济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减少碳的排放,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具体而言,是指由环保部门根据各种指标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依据一定标准将碳排放总量目标分配给各区域和企业,允许碳排放许可额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场主体自发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和成本有效对应,从而调动企业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自发主动减少碳排放,从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2008年7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山西吕梁节能减排交易中心,迈出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第一步。这四个市场的建立表明,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在以上地方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但由于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持,这些交易所都算不上真正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对市场的培育力度不够,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交易价格不稳定、不透明等问题。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也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在交易过程当中由于我国对碳排污权交易中定价没有话语权,议价能力低下,使得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内容凌乱、对违法交易的法律制裁力度不强等问题。因此,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

碳排放总量限制原则。碳排放总量限制是以一定区域内环境能承受的碳排放总量为依据,计算出各种特定物允许碳排放的总量,并据此对该区域内的企业作出碳排放的限量规定,以达到该区域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是不能对该区域内碳排放的总量进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该区域内的环境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碳排放物备案原则。需要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碳排放物的备案,将单位所拥有的碳排放物的排放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碳排放物的数量进行登记,并需要提供防治污染环境的相关材料。如果该单位的碳排放物种类、数量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及时到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备案。碳排放物备案可以使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本区域内碳排放情况,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本地区碳排放许可证配额提供客观依据。

政府监督原则。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采用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方式,通过市场竞争使碳排放权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碳排放权的交易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进行引导和监督,靠政府的公信力和强制力来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至关重要。

意思自治原则。首先,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法律属性上应该属于《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其次,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碳排放权交易必须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允许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拥有碳排放许可交易资格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交易。

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和方式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来确定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将排放总量进行分配,分配配额应当综合考量地区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排放记录、预测排放数值等各种因素。根据排放目标的实施情况和低碳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审核每年的配额数量。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上,笔者建议采用出售和拍卖等有偿的方式。具体操作中,应由环保部门根据上年度本区域各单位碳排放情况,确定本年度可以出售和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并可预留适量的碳排放权用于奖励和吸引更多新的投资。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以一年为一个周期,这样有利于加快交易频率,激活交易市场。环保部门应以上年度的12月31日为截止日,碳排放权分配系统和审核系统将自动计算出碳排放源的实际排放量和富余量,同时把信息反馈给总量目标系统,以便准确确定来年的碳排放总量标准,富余量从第二年的1月1日起允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完善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

(一)交易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分阶段逐步展开,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按事先设定的标准确定具体的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应该到环保部门进行登记,接受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事先设定的标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交易主体应是每年定期进行碳排放物备案登记的企业;第二,交易主体范围限于排放同类碳排放物的企业之间,这样既可以使碳排放权交易有效进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带来的污染监管不力、环境污染失控等结果;第三,能耗高、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总体规划的企业,不得受让碳排放指标;第四,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充当交易主体,如在环境质量恶化时,买进大量碳排放指标,进行宏观调控。

(二)交易标的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指企业在达到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总量后超额减少的“节余”指标。碳排放权使用人依法在一级市场取得一定的碳排放许可额后,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碳排放许可额的富余,二级市场就是对这些碳排放许可额进行的交易。企业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提高碳排放的污染治理能力,从而具有了碳排放的减少量,对于企业是选择将这种减少量出售获利还是选择留存,以备以后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时使用,法律应给予相应的保护,保障企业对超额减少的“节余”碳排放指标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三)交易合同

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应当充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公法化属性。因为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要受环境公共利益等条件的限制,这与传统的民事合同存在很大的差别。意思自治是传统民事合同的本质,如果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纳入传统民事合同范畴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应该是当事人意思自由协商的结果,政府无权对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进行干预,并且除当事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涉及到对环境容量的使用。企业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环境容量取得合法的使用权,但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同一环境资源物品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在碳排放权的市场配置中,必须加入公共意志的干预因素。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志和公共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当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公共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公共意志的作用范围决定着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另一方面,公共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当事人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发挥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同时满足当事人经济利益和公众的环境利益,合同成为平衡二者利益的支撑点。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的途径,其合同的实质就是“利益平衡”问题,即当事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强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四)交易中介机构

交易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存在,如发布信息的成本、交易谈判的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否则就会抵减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实际获得的利益,交易将变得无利可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另外,我国的企业具有规模大小不等、数量繁多、分布不固定等特点,这也会增加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建立至关重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交易的实际收益。笔者建议,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业务应当包括提供交易信息、进行交易代理、办理碳排放权的储存、借贷等方面。

(五)交易程序

笔者认为碳排放权的交易程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应该向环保部门提出交易申请,并提交交易双方的详细资料、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等。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必须取得环保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才可以进行交易。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审核应包括对双方的审核和对交易本身的审核,由此确定其可以交易的碳排放额,并对交易前后的环境质量进行检测。再次,碳排放交易各方就碳排放权交易的数量、价格、时间等具体内容应进行充分地协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合同。最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就交易达成的初步协议须上报环保部门审批。若审查符合要求,环保部门则批准该协议并交付执行,变更双方的碳排放许可额,颁发特殊的许可证,并监督交易的正常进行。

建立查处违法交易的法律责任体系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特点及国内、外的立法实践,在一级市场里主要涉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者主要承担行政责任;二级市场是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同时存在环保部门的管理,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严重者将承担刑事责任。

飓风与碳排放等 篇6

由于海水的比热容很高,所以陆地上空在冬夏时节的温度变化比海洋更剧烈,这造成海洋上空与陆地上空的温度差。夏季,空气受热膨胀导致密度降低,空气向上升,冬季则完全相反。由于空气的上升与下降造成气压变化,季风随之产生。

夏季疾风中,南亚季风与东亚季风深刻影响了中国、印度、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的气候、农业与人类生活,但全球气候变暖却对季风产生了严峻挑战。有科学家发现,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南亚季风降水,虽有利于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农业,但过量的降水会对印度中南部地区造成极大的洪涝压力。

飓风与台风

飓风和台风均指的是风速达到或超过118.8千米/小时(33米/秒)的强烈热带气旋,只是不同地区对强烈热带气旋采用了不同的叫法。生成于西太平洋与中国南海的气旋称为台风,生成于北太平洋东部、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气旋称为飓风,生成于印度洋、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的则称为旋风。

蝴蝶效应

1961年冬季,美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学家洛伦茨在电脑上进行天气预报的模拟计算。为了考察一个很长的序列,他走了一条捷径,令电脑从中途开始运算。他把上次的输出结果直接作为初值,无意间省略了小数点后六位的零头。一小时后,电脑运算得出的天气变化同上一次的模拟迅速偏离。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输入的细微差异可能很快成为输出的巨大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这便是蝴蝶效应产生的机缘,而真正被命名为“蝴蝶效应”源于洛伦茨教授的名言: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引发德克萨斯州的飓风吗?

飓风与地震何干?

美国迈阿密大学海洋与大气科学学院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强烈热带气旋可能是引发地震的重要机制。例如近年发生的海地大地震与中国台湾地震在内的许多地震,与飓风存在很大的关系。

该研究表明,飓风往往会带来极强烈的降雨,而降雨则导致大面积的山体滑坡与地表侵蚀。这些地质灾害造成的地表物质运动使地壳断层负荷压力减轻,继而因断层压力释放导致地震。

假如没有人类,飓风会怎么样?

2006年,也就是卡特琳娜飓风后的一年,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气象学家本杰明·桑特及其同事,借助超级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建立了—个虚拟模型模拟工业革命没有发生的世界,并将模拟结果与现实世界对比。经过22次计算机模拟后,桑特教授表示?人类活动让飓风更加剧烈。不过,桑特教授这—研究结果尚未得到全球气象学家的一致认可。

飓风与碳排放

一场飓风来袭,刮倒的不仅是房屋,吹走的不仅是财产,当大型树木被毁坏时,你不一定想到飓风还影响了人类的节能减排。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钱伯斯教授发现,2005年美国卡特琳娜飓风摧毁总计32亿棵乔木或灌木,这些树木损失相当于全美一年的碳排放再增加10%。

碳排放管理 篇7

投资配额不超过300万吨

广东省发改委出台的《关于碳排放配额管理的实施细则》 (下称《细则》) , 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分配发放、清缴履约和交易等内容。

很受外界关注的配额交易方面, 《细则》明确参与配额交易的主体范围, 包括控排企业、新建项目企业、符合规定的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新建项目企业在纳入控排企业管理前, 其配额持有量不受限制。而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配额持有量, 要求不得超过300万吨。

碳排放配额交易刺激企业节能

广东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在2012年9月启动, 2012年~2015年为试点试验期, 2016年~2020年为试验完善期, 2020年后为成熟运行期。

值得关注的是, 在全省首批纳入试点的企业有242家, 涵盖电力、钢铁、石化和水泥四个行业。其中, 东莞就有10家企业、电力行业有9家、水泥行业有1家。

碳排放管理 篇8

国家发改委6月14日“第二届绿色经济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明确,发改委将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具体包括五项举措:分别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加快形成市场化减碳新机制、主动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十三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约束目标以及多项工作任务。下一步,发改委将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发展节能低碳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将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将低碳城市试点扩大到100个,深化低碳城市、低碳园区和低碳社区试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碳发展典型案例。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探索近零碳发展模式。将加快形成市场化减碳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节能降碳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减排成本。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顶层设计正在抓紧进行,将覆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个行业,占全国的碳排放量将达到40%—50%。还将加快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及有关实施细则,强化全国碳排放交易法规的支撑,保证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

碳排放管理 篇9

一、设计碳排放权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

碳排放权属于环境政策工具。政府通过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数量, 来达到既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在碳排放权交易中, 政府的角色是碳排放权的供给者、分配者和监管者。碳排放权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 企业的边际碳减排成本, 决定了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 碳排放权供给则取决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而在实践中, 碳排放权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是碳排放权的供给总量, 因此在设计碳排放权管理与交易制度时, 政府应保持碳排放权的适度稀缺性[1]。

欧盟为履行《京都议定书》, 从2005年开始运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计划 (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ETS) , 然而由于乐观估计了欧盟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 以及为避免“碳泄漏”, 欧盟向企业分配了大量免费的碳配额, 结果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非预期的宏观经济冲击, 使欧盟在《京都议定书》到期时共盈余约21亿份碳排放权。碳排放权过剩严重, 干扰了欧盟碳配额的价格发现功能, 具体表现在: (1) 经济危机发生后EU-ETS与能源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不显著[2,3]; (2) 碳排放权价格波动率呈现显著杠杆效应, 市场投机氛围浓重[4,5]。

2013年欧盟对碳排放权管理制度做出重大调整, 具体包括: (1) 不再由欧盟各成员国自行决定碳排放上限, 改由欧盟委员会统一设定并加大碳减排力度; (2) 逐年增加可拍卖碳配额的比重; (3) 新增航空、制氨和铝业等行业为排控对象; (4) 提高核证减排量和核证减排单位的使用要求。

为了检验欧盟碳排放权管理制度改革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效果, 本文将应用GARCH-M模型检验经济危机发生后, 欧盟碳排放权管理制度改革前后EU-ETS的碳期货价格波动率特征, 评估新的碳排放权管理制度是否有助于缓解杠杆效应, 提高碳排放权市场的有效性。

二、实证分析

(一) 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冲击发生当时对碳排放权价格波动率的影响干扰检验结果, 本文将研究区间设定为2011年至2014年。本文选择2014年12月到期的欧盟碳配额期货EUA-Dec14为研究对象, 采用的样本从2011年1月4日到2014年12月15日, 共1027个观测值。为了对比2013年碳排放权管理制度改革前后EUA-Dec14的价格波动行为, 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子样本1从2011年1月4日到2012年12月31日, 子样本2从2013年1月2日到2014年12月15日。数据来源于美国洲际交易所网站。

表1显示了欧盟碳配额期货EUA-Dec14日收益率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上, EUA-Dec14日收益率均值并未显著异于零;从分布来看, 全样本和子样本都呈现出尖峰态;就自相关而言, 除子样本2外, 全样本和子样本1的LM检验统计量均不能拒绝残差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的假设。

(二) Chow稳定性检验

从欧盟碳配额期货EUA-Dec14价格趋势图 (图1上图) 看, 欧盟碳配额期货价格从2011年6月到2012年底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 2013年1月以后开始缓慢的上升。相应地, 在欧盟碳配额期货EUA-Dec14日收益率图 (图1下图) 中, 2013年初的波动幅度较大, 其他时间则相对比较平稳。因此2013年可能是EUA-Dec14价格波动的结构转折点。

为了验证2013年新的碳排放权管理制度实施是否对EU-ETS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产生影响, 对EU-A-Dec14日收益率纯自回归模型进行Chow稳定性检, 结果显示 (表2) 迹统计量为15.9055, P值为0.0004, P值小于0.01, 说明紧缩性碳配额供给政策使碳配额期货Dec14的价格波动方程的结构, 在京都履约期和单方面承诺期发生了变化, 因此接下来将分别针对子样本1和子样本2建立ARCH类模型。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三个样本的ADF平稳性检验表明, REUA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表3列出了实证检验结果。对全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δ不显著, 但是γ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在EUA-Dec14的合约期内, 碳期货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始终存在。

样本1的检验结果显示, 模型存在高阶ARCH效应, 说明经济危机造成的碳排放权总量过剩, 对碳配额期货价格有持续性影响, γ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坏消息”对碳期货市场的冲击大于“好消息”。δ不显著, 说明这一阶段碳期货的风险与收益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样本2的检验结果显示, 碳排放权管理制度改革后γ不再显著, 即不存在杠杆效应。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δ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进入第二阶段后风险和收益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子样本1和子样本2的估计结果中β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样本1的α5和样本2的α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波动性随时间变化, 且非预期收益会增大波动性。

三、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1. 新的碳排放权管理制度缓解了杠杆效应。

2013年以前欧盟仍然执行各成员国自行决定碳排放权总量的国家分配计划, 这使得EU-ETS在经济危机发生后, 没有及时对2011~2012年的碳排放权总量进行调整, 再加上90%以上的碳配额被免费分配给了排控企业, 以及允许未用完的碳配额储备至下一阶段的规定, 排控企业大量囤积碳配额, 增加了市场对于经济复苏后企业碳排放报复性反弹的预期, 以及对市场化碳减排效率的质疑, 因此造成负面消息对欧盟碳配额期货价格波动率的影响比较大。从2013年开始, 欧盟碳配额的总量分配方案由欧盟委员会统一制定, 提高了EU-ETS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反应速度。

2. 投资者风险偏好从风险中性转为风险厌恶。

从2013年开始, 欧盟大幅削减了碳配额计划分配总量, 碳减排目标也从原来的相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20%, 提高到了减少30%, 同时还大幅削减了电力热力等排放量大的行业获得的免费配额的额度, 减少了碳市场的投机成分, 使得风险-收益权衡变得更加显著。

(二) 启示

本文认为经济危机只是造成欧盟碳排放权过剩的诱因, 根本原因是欧盟原有的碳排放权管理制度缺乏应急机制和价格稳定机制, 具体表现在: (1) 经济危机发生后, 欧盟直到2013年才开始大幅缩减碳配额总量。这可能与京都阶段各成员国自行决定本国的碳配额总量有关, 各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博弈延迟了欧盟对非预期因素的反应速度; (2) 引入EU-ETS, 但尚未用于清缴的核证减排量没有纳入碳配额总量; (3) 交易方向单一, 缺少做市商。欧盟只考虑了碳配额短缺时利用拍卖的方式缓解碳配额的稀缺性, 忽略了市场在解决碳配额过剩中的作用。结合EU-ETS和中国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经验, 本文认为中国在制定碳排放权管理制度时, 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应该由国家统一确定排放配额总量、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试点省市的以上三个方面执行标准差异较大, 当地方经济发展的冲动与国家整体环境保护目标冲突时, 就可能出现类似欧盟在京都阶段, 无法对经济危机对碳配额总量的影响做出及时反应的问题。国家统筹能保证碳排放权的适度稀缺性, 提高碳排放管理制度对非预期因素的反应速度, 避免省际竞争对碳配额分配方案公平性的影响。

第二, 建立包含碳配额专项储备和公开市场操作在内的弹性调节机制。欧盟碳排放权管理制度缺乏微调机制, 也是造成欧盟碳配额过剩的主要原因。7个试点省市在碳配额供给调节机制上各不相同, 上海和重庆将配额全部发放给企业, 但是限制免费配额的可交易上限;广东、湖北和深圳则采用预留一定比例碳配额的方式, 用于在碳配额短缺时, 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调剂;北京则同时采取了拍卖和回购的方式, 允许政府在市场配额盈余的时候, 通过回购平衡配额供求关系, 这种类似货币政策中公开市场操作的调节方式, 相比其他试点省市的行政调节指令更加灵活, 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第三, 理顺“使用的核证减排量”和“持有的核证减排量”之间的关系。从欧盟的经验看, 核证减排量的持有量, 比实际用于履约的核证减排量规模大, 因此剩余的核证减排量将减少企业对有偿碳配额的需求。7个试点省市也分别规定了“使用的核证减排量”占碳配额总量的比例, 但是对于企业“持有的核证减排量”却未做规定。为避免核证减排量对碳配额总量供求关系的影响, 政府应在企业购买核证减排量的同时, 核销其拥有的等量碳配额。

摘要:提高碳配额的稀缺性有利于缓解EU-ETS的杠杆效应, 但是欧盟缺乏弹性的碳配额管理制度, 很难在短期内消除碳排放权过剩。中国应尽早建立碳配额弹性供给调节机制, 发挥碳排放权价格的资源配置功能。

关键词:碳排放权,碳配额,GARCH模型

参考文献

[1]Hintermann B.Allowance Price Driver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EU-ET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0, 59 (1) :43-56.

[2]Kumar S, Managi S, Matsuda A.Stock Prices of Clean Energy Firms, Oil and Carbon Markets:A Vector Autoregressive Analysis[J].Energy Economics, 2012, 34 (1) :215-226

[3]刘纪显, 张宗益, 张印.碳期货与能源股价的关系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以欧盟为例[J].经济学家, 2013 (4) .

[4]Chevallier J, Ielpo F, Mercier L.Risk Aversion and 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the European Carbon Market:a Case-study of the 2006 Compliance Event[J].Energy Policy, 2009, 37 (1) :15-28.

碳排放研究综述 篇10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减排,碳补偿,自愿碳市场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叶开始, 全球温室效应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报告, 在1850-1899年和2001-2005年间全球气温升高0.76℃, 如果不采取措施, 至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再升高1.8-4.0℃, 这将严重危害到全人类的存亡。国际主流的观点认为, 当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来自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因此,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被认为是减缓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根本途径。

为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渐形成。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总体可以分为强制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强制碳市场指政府强制管制下的碳交易市场, 主要包括《京都议定书》下规定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清洁发展机制市场、联合履约机制市场, 以及欧盟、新西兰等为履行《京都议定书》而建立的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排放权贸易市场。自愿碳市场为政府管制外的所有碳交易市场, 购买者主要动机为碳信用转售、气候责任感、企业社会责任、掌控气候领导权等, 主要市场包括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体系、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等。本文立足全球碳排放交易视角, 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全球碳排放交易的项目标准、实施效果等研究进展, 重点分析了全球自愿碳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项目实施效果。

二、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相关研究

(一) 自愿碳市场相关研究

碳市场主要是一个补偿概念, 它是基于具有碳减排或不排放、碳封存效果的特定项目而发展的, 因此碳市场又可以称作碳补偿市场。根据世界资源协会对碳补偿的定义, 一单位的碳补偿是指减排的、避免排放的以及封存的一单位CO2 (或其当量的其它温室气体) 用于抵消其它地方发生的碳排放。基于以上概念, 自愿碳补偿市场是指以碳补偿项目交易为主, 以自愿参与为原则的碳交易市场。

碳补偿的项目类型主要包括四种:生物碳封存项目 (Biological Sequestration) ;研发可再生能源项目 (Renewable Energy) ;提高能源效率项目 (Energy Efficiency) ;非二氧化碳 (Non-CO2) 温室气体的封存项目;工业气体减排项目 (industrial gas projects) 。自愿碳补偿市场主要由生物碳封存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构成。

碳市场运作中, 碳补偿项目标准是保证项目质量的关键要素。Kollmuss et al强调“额外性”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理论上, 额外性必须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如果该项目不作为碳补偿项目实施, 那么在常规情况下该项目是否会发生?如果会发生, 那么这便不算碳补偿项目。另外, 在计算碳补偿项目带来的实际福利时, “基准线”设置非常关键。如果不能准确地估计基线量, 补偿项目取得的减排可能是虚假的, 以此签发碳信用将破坏机制减排的环境效果。再者, 森林碳汇项目的永久性问题是影响碳减排项目真实性与有效性的重要因素。Galik提出森林碳项目可能会由于风暴、大火、虫灾、土地用途的改变等而消失, 不仅难以确保森林碳项目将会永久发生, 而且还可能存在造成碳排放逆增长的风险, 如当发生森林火灾时, 森林燃烧将引起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此外, 减排的项目还必须真实、可度量 (核证) , 甚至强调实现的减排是可执行的。

针对碳补偿项目的减排效果,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Smith和Rodger认为碳补偿项目对于缓解气候变化作用不大, 研究表明, 碳补偿项目中的主要措施——使用节能灯泡、可再生能源、减少交通出行、支持森林碳项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可能有效地实现碳中和。G·ssling得出了类似结论, 并解释碳补偿项目难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碳补偿项目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不同碳补偿项目的供给者在排放计算、补偿方法、价格水平、公司结构和评估方法等方面有着巨大差距, 降低了碳补偿项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证标准, 自愿碳补偿市场中的补偿项目在有效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别。不少学者从供给角度考虑, 认为自愿碳补偿市场中不同标准下的碳补偿项目将会影响整个碳补偿系统的有效性。但是尽管如此, 自愿碳补偿项目对促进整体碳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并能够有效地降低碳减排项目的成本。

(二) 强制碳市场相关研究

1997年,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促成下,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 从法律上对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京都议定书的另一项开创性的突破在于它建立三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旨在成功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 分别为国际排放贸易 (IET) , 联合旅行机制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这三项机制的确立, 构建了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基础。它允许强制减排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通过相互之间及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完成有关限制和削减排放的承诺。三项灵活机制都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 其目的在于使环境效益得到保障的同时, 最大限度控制经济成本。

在三项灵活机制中, 只有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与发展中国家有关。CDM允许发达国家 (附件1缔约方) 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 在发展中国家 (未列入附件1缔约方) 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 由此获得经过核证的排放减少量 (CER) , 此CER便可以用于满足附件1缔约方的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减少目标。CDM实施双方是已经承诺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和尚未承诺的发展中国家。

理论上讲, 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清洁发展机制不仅带来了低成本的减排方案, 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技术转让渠道和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CDM的有效利用则有可能为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其中包括: (1) 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拓宽融资渠道和获取先进技术; (3) 可持续的能源生产方式, 增进能源效率和节能; (4) 创造收入和就业, 消除贫困; (5) 改善当地环境效益。但是该方案存在几方面问题: (1) 核证减排量通常来自于大型的CDM项目, 而这些项目的71.5%以上来自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中国, 这将会限制碳方案的作用; (2) 这种方案的实质是将碳排放量在不同成员中进行重新分配, 并未对碳排放总量产生显著影响。

在相关研究中, 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目的、方案设计和运行方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张坤民和何雪炀介绍了京都议定书的产生过程, 并着重介绍了清洁发展机制 (CDM) 的特点、设计原则、方法学与技术问题;刘伟平和戴永务阐述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和意义, 并就国内外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模型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着重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李挚萍对三项机制的实施目的、实施方法、实施意义进行了阐述;靳云汇等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以及可能运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王灿和张坤民从多方面梳理了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基准线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基准线设置的基本准则、分类原则的探讨, 概述了确定基准线的主要方法;崔成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基准线和CERs获得的时间期限两个重要特征, 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进行了划分。张中祥根据各国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 估计我国在2010年CDM市场占60%左右的份额;Edmonds et al利用第二代模型 (SGM) 估计中国在2010年CDM市场中占据75%的份额, 这说明中国边际减排成本极低, 主要由于能源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能源利用率低下。

三、结论

碳排放:中国工业的绞索? 篇11

中国的行动应当更具战略眼光,在关注天空的同时,应当密切留意脚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

2009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以33比25的票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这为雄心勃勃的奥巴马政府力图在全球气候问题上赢回国际领导地位做了较好的铺垫。今年年底,国际气候大会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将是一次对地球未来气候变化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会议。届时,192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若将垒球气候问题、国家竞争战略、大国责任以及中国崛起等关键词放到一起,便可以引申出一个深刻话题——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更深的陷阱。

撩开“碳交易”的面纱

地球变暖,本是一个似是而非、见仁见智的话题,但是如今在西方强大舆论攻势下,怀疑论者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在地球变暖的“定理”下,垒球人民行动起来了,在西方“一二一”的口令声中,调整着参差不齐的步伐,以“拯救”人类的共同家园。

为迎接日益紧迫的挑战,国际社会在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达成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由于对地球温室气体存量影响的差异、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履行减排义务时所付出的代价不同,因此,《议定书》赋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自工业化时代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因此《议定书》只给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减排任务,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应的硬约束要求。但是,占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约40%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时没有批准《议定书》。2007年11月,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上任不到3小时,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至此,美国成了孤家寡人。

迄今,二氧化碳减排主要有三种技术方向和选择:一是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不包括核能)等技术来替代化石能源技术;二是提高能效,进而通过减少能耗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削减,三是碳埋存及生物碳汇技术。

按照《议定书》的减排目标,2012年前发达国家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50亿-55亿吨,其中一半减排量由发达国家通过各类技术改进等方式“内部消化”,余下超过25亿吨则需要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术或设备改造资金实现减排抵免,或经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项目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进行排放额度转让贸易来完成。

由此,便人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碳交易市场”,实际上就是CDM市场。核心内容就是,有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和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进行CDM项目合作,发达国家获得项目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用于履行其在《议定书》下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同时相关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或先进的环境技术。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一经产生,成长迅速,如今在千亿美元左右规模。专家预测,未来这个市场的规模可达到2000亿-2500亿美元,超过国际石油交易规模,中国有可能将占有该市场1/4的份额。

自《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因此,整个国际碳交易市场如今还是一个买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本来就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与不利地位。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欧盟,在技术转让与资金援助方面的态度却非常消极,它们不断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不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国际媒体早就披露,欧盟有意通过全球变暖议题,积极推动气候谈判,目的是增加其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对外出口。同时,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欧盟将自己现行的生态保护标准推广到全球其他地区,将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经济竞争力。目前,欧洲联盟与伞形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地图连线形似一把雨伞)正积极着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协议”)的二阶段碳排放的国际角力,而发展中国家尚沉溺于如何向发达国家更多更好地“卖碳”赚钱,而且为此相互杀价,相互指责。

国际角力日酣,中国怎么办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中国在传统污染问题(空气、水、酸雨、土壤、海域等污染)依旧十分严峻的态势下,温室气体排放等新型污染也在迅速增加。

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水平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是,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增量迅速,未来十年内势必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西方有报道渲染,中国如今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碳排放国。

中国“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此决定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由于能源结构的刚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和资金的制约,因此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政府不但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国内责任,如今扑面而来的是多种多样的国际责任,减少碳排放只是新增加的一种。

在《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今仍享

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但是,中国要捍卫这种权利,已经越来越不轻松。首先,美国一直将中国作为它拒绝《议定书》的“挡箭牌”,布什政府就认为,不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设置控制标准是不公平的。其次,2006年8月,巴西推出了一个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全面设计方案(简称《圣保罗案文》),呼吁限制中国在CDM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也就是,在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人口之时,逼迫中国提前进入“买碳”行列。

更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在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以高姿态积极介入。明确提出以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内容的绿色能源战略。5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确立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已在预料之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限制会变得日益严厉。因此可以预期,一旦美国采取行动,世界多国将仿效美国的做法,而拒绝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将面临制裁。

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CarbonTariff),这将有助于公平竞争。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欧盟一直积极倡导,对未遵守《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西方已经着手“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竞争战略布局。

那么,中国为此做了些什么?2008年4月,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业务部门2006年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中国新疆和四川的农村,并将碳减排的补偿额度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注册,并被封存。中国官员非常高兴,“通过使用沼气减少氮肥和机械使用的四川60万户农民参与该交易”,“要让农民知道,除了农产品,还可以卖碳排放指标”。当中国还在乐颠颠地寻找卖碳商机、忙活着与美欧经济战略对话时,西方的气候变化软刀正指向中国。

关注天空,更应留意脚下

由于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在总出口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是因为相关产品出口的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据国内研究机构测算,2006年中国的“内涵能源”出口量达6.3亿吨标准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5.7%;净出口“内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占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5%以上。“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2007年11月,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但是,当今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话语权、裁量权也在它们手中。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一旦碳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约束推算,未来电价至少得上涨一倍,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电成本就会超过了三四百元,如此相较于美国,中国新能源的电池组件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中国GDP为4.2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5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43万亿美元,进口1.1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口约占34%,净出口约占%。碳关税的征收必将对中国外贸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原煤储藏丰富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是,在国际责任的重压与未来贸易大棒的高压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将被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有关部门以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相关推算,当年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的影响较大。在2020年之前,中国一直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就是保稳定”。因此,碳排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危险就是财富的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将以碳关税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此外,依照《圣保罗案文》,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中国将由“卖碳”者变为“买碳”者,企业的利润由此将被大量分流。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相关部门提出了遥远的、或者说有些不切实际的“超主权货币”,某种意义上讲,恰好给西方正在酝酿的碳货币本位的推出提供契机。由此,中国可能将在“美元陷阱”与“金融陷阱”中越陷越深,甚至无意中使自己的未来利益受到损害。

碳排放管理 篇12

天津市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达10 920.72亿元,是1995年的9.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2.3%,位居全国首位,但2012年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近达1.8亿吨, 而1995年年平均增长率达6.0%,其中天津市工业排放量占比70.3%,天津市工业内部重工业占比高达80%,如金属压延制造、机械制造等产业。

为应对碳排放量的增加,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成立,该市场将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油气开采等五大行业排放量达到一定标准的114家(现参与的111家)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并且天津市允许个人和机构参与碳排放权。

天津市碳排放权配额发放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当年8月,主管部门通过注册系统向纳入企业免费发放本年度应发放配额的80%,第二次是在本年度纳入企业碳排放权核查结束后,分配剩余配额的20%。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按照历史法和基准法核发配额, 现阶段天津市的碳排放权配额都是以免费分配配额的分配方法在试点企业间分配。

每年4月30日前,企业首先根据企业的能源台账将消耗的能源(电力或煤等)换算出碳排放量,并提交上年度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然后,每年6月30日前履行上年度遵约任务,待上一年度交付义务履行后,政府会发放当年的配额。对于履约交付后多余的配额,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继续使用。

天津市企业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履约的排放量,但是不得超过该年度碳排放量的10%。天津市对于超额排放的企业不罚款,但是对于超排企业可获得的政府融资支持和财政支持做出了限制。对于倒闭、关停的企业应按照当年度实际排放量注销相应配额,剩余配额由政府回收。合并、分立、解散的企业要向主管部门提交相关变更材料,主管部门进行配额转移或回收。

2014年的履约期因为企业参与核查的热情度不高, 推迟到当年7月份才完成。目前试点企业交易情况不乐观,交易不活跃。据了解,交易所9月份只有6天有交易记录,其中一半仅有20吨交易总量,10月份仅仅只有两天有交易。市场分配的配额可能是超额的,现在暂无回购机制。2014年11月4日出现了首单6万吨的控排企业(CCER) 买单。截至2014年10月10日,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交量达106万吨,其中协议转让高达82万吨。

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国内外对于其会计处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主要有参与试点的企业在实务中的会计处理没有统一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为天津市参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单位提供会计处理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碳排放权交易特征

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以前没有参与试点的主要区别是企业免费取得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同时承担到期按实际碳排放量交付配额的义务。取得的配额与履约时交付配额之间的差额,即是减排量与超排量。企业减排的,配额结余可以出售,取得一项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必须在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完整履行交付义务, 从而发生一项超排支出。即相当于原来生产经营中碳排放量是没有硬性约束的,现在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政府给企业规定了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限额:企业减排的,可以取得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需负担一项超排支出。政府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减排者受“奖励”,超排者被“罚款”,并且减排者的“奖励”由超排者买单。

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大部分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一项资产,但对于确认为哪一种资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包括无形资产、 金融资产和存货三种观点。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应当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首先,在总量管理和控制模式下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自由交易的稀缺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其应该是流动资产。其次,企业在收到排放配额时即可将其售出,进行融资或投资,投资者也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变化从中获利,碳排放权具有一系列金融资产的特征。再次,参与CDM项目企业通过减排取得的碳排放权是为了在近期内出售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这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因此为了适应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更准确地反映其价值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把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一级科目下增设“碳排放权”二级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探讨碳排放配额交易的会计核算方法,基本思路是遵循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问题。本文将参与碳市场交易的主体划分为免费发放、到期履约注销配额的试点企业和为了博取差价、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根据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的现状,两类市场主体会计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一)自用目的、到期履约的试点企业

对于从政府免费取得、自用为目的、为履行义务而持有碳排放配额的试点企业,按照会计处理的时点不同,本文提出三种处理方法,以供参考。其中,前两种在初始计量时不对分配配额进行确认,而是在碳排放权变动时对其变动净额进行确认。

1.方法一:免费取得配额不记账,在出售结余配额或购买配额补齐差额时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出售结余配额时,按实际取得的价款:

实际购买配额补齐超排数量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

在这个时点进行会计处理的理由有两点:

(1)企业免费取得配额又同时承担到期交付义务,相当于试点企业与政府签订一项碳排放合约,约定试点企业严格按照政府分配的排放配额开展生产经营,以控制对环境的损害。此时,仅仅是“一纸合约”,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流入与流出,故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待实际履约时再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则。

(2)不会虚增企业资产与负债,符合会计核算的可比性原则,不会对现行会计报告框架造成影响,便于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人对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不同时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比较。

2.方法二:取得配额时不记账,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不足时进行会计处理。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中,试点企业的履约时间是在排放年度第二年的6月份,试点企业将经过核查确认的排放年度实际碳排放量与免费取得的排放配额进行比较,其差额即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

当企业因减排而产生配额结余,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可供出售以获取收益的资产,即按照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管理费用(减排收益)”科目。随后的持有期间, 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以及出售时的会计处理与交易目的持有的碳排放配额的核算完全相同,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的处理规则核算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当企业因超排而出现配额短缺,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为履约必须承担的现实义务即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借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款”科目。

企业从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补齐履约所需配额时,相当于偿付碳排放债务。按照账面余额,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差额借记或贷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

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时进行会计处理,其理由是第三方机构核查结果确认了企业的交付义务,此试点确认减排收益或超排损失,与第一种处理方法比较,更符合会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原则。

3.方法三:取得配额时就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履约完成为止。

(1)取得碳排放配额时。试点企业免费取得碳排放配额时,在确认一项资产的同时确认一项负债。即按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

(2)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获取碳排放配额的市场价值 (收盘价),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而余额,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出售配额取得货币资金。企业临时需要货币资金,将持有的排放配额出售时,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4)购买配额时。在履约期之前,企业根据预期的交付数量减去实际持有数量,按其差额在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配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5)履约交付配额时。履行交付义务时,按账面价值, 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 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 科目。

按照第三种方法进行会计核算,试点企业在免费取得排放配额时,就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记账规则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增加企业资产与负债,兼顾了排放配额的交易性与自用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包括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之间、试点企业前后各会计期间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一定影响,对会计信息使用人使用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经济决策有可能产生误导。

(二)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

对于以短期获利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和出售碳排放配额,笔者认为其比较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进行会计核算。具体来说,包括取得碳排放配额的初始计量、持有期间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日)计价、出售等三个环节的会计处理。

1. 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投资机构在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时,按其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来说,按其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科目,按交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 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投资机构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应取得碳排放权的市场公允价值,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 出售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四、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披露

在会计期末财务报表列报中,碳排放配额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损益的变化结果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应付款”、“管理费用”、“投资收益”等相关项目中列示, 不需要改变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

另外,在报表附注“其他重要事项”中需要披露报告年度政府分配的碳排放配额、实际排放量(含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报告年度减排量或超排量以及原因分析、报告年度减排或超排对当年利润的影响金额等。

本文建议试点企业的碳排放核查时间调整为次年的1 ~ 3月份进行,履约时间调整为4月份,以便与财务报告的会计期间相一致,便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核算与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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