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相关（精选10篇）
中国碳排放相关 篇1
一、低碳经济对我国会计概念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下,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商品交易形式, 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 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妥当的会计确认、计量、记账, 并将其价值通过一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统一方法在报表上加以披露。但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缺乏对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规范, 碳排放权交易面临诸多会计问题。一是资产的确认。既然可以交易, 是否应该确认为资产值得思考;二是应该归属于何种资产或负债。如果属于企业的资产, 是分类为流动资产还是非流动资产;同样道理, 碳排放义务是否归属于企业的负债。三是核算时应该用何种计量属性进行初始计量;企业外购的碳排放权和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 分别应该如何确定初始入账价值;企业在持有期间, 又应该如何对碳排放权进行后续计量等都值得思考。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
在低碳经济模式下,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 碳排放权交易将成为一种崭新的商品交易形式必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如何对碳排放量进行会计核算, 科学、合理的会计确认与计量是目前会计学术界应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 碳排放权的确认
碳排放权是一个国家排放C02的权利, 应该作为资产核算。而作为何种资产, 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 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四种。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并不十分准确。碳排放权类似于土地使用权, 碳排放权的总量是有限的, 如果自身碳排放权不够使用的企业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其他企业的排放权, 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来进行会计核算, 所以笔者认为, 可以将碳排放权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或者“投资性碳排放权”来进行会计核算。而“投资性碳排放权”会计科目是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的基础上创新提出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相对于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具有以下特征: (1) 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 (2) 无形资产具有可辨认性; (3) 无形资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考虑到碳排放量不具实物形态、具有可辨认性、应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企业可以将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 在无形资产下设立二级科目“碳排放权”。如果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不是为了自身的使用, 而是持有以备增值后转让的, 应该作为“投资性碳排放权”进行核算。
(二) 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1. 作为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根据无形资产具体准则的相关规定, 无形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成本, 即以取得该无形资产并使之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 主要包括购买碳排放权成本和一些服务费。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 贷记有关资产科目。
例1:A公司2010年1月5日从B公司购买一项碳排放权, 支付价款100万元, 货款已支付, 该项碳排放权用于产品生产。
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2010年1月5日, 购买碳排放权:
2. 作为投资性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如果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不是为了自身的使用, 而是持有以备增值后转让的, 应该作为“投资性碳排放权”进行核算, 购入时以公允价值入账。
例2:A公司2010年1月8日从C公司购买一项碳排放权, 支付价款200万元, 货款已支付, 该项碳排放权确认为投资性碳排放权,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2010年1月8日, 购买碳排放权:
3. 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若企业以无形资产进行会计确认, 像其他无形资产一样, 在持有期间按其寿命进行摊销。若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不是为了自身的使用, 而是持有以备增值后转让的, 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 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核算。
例3:沿用上例2, 2010年12月31日, 该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为210万元。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2010年12月31日, 公允价值变动:
或2010年12月31日, 该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为190万元。
4. 碳排放权的处置。
当对碳排放权进行处置时, 也分为“无形资产”和“投资性碳排放权”两种方式处理。若企业以无形资产进行会计确认, 其会计处置方法与其他无形资产一样。若处置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碳排放权时, 应当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按该项投资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 借记“其他业务成本”科目;按其成本贷记“投资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按其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贷记或借记“投资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同时结转投资性碳排放权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例4:A公司2010年3月10日从D公司购买一项碳排放权, 支付价款300万元, 货款已支付, 该项碳排放权确认为投资性碳排放权,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2010年6月30日, 该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为320万元。2010年8月10日, A公司以350万元出售该碳排放权, 出售款项已收讫。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2010年3月10日, 购买碳排放权:
2.2010年6月30日, 公允价值变动:
3.2010年出售投资性碳排放权: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披露
低碳经济条件下传统信息披露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信息披露仅侧重于反映企业资本状况及运营结果, 对生产活动的“外部性”避而不谈。财务报告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实施低碳经济的实际情况, 影响信息披露质量。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日益显著, 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越来越重视企业关于碳排放方面的报告, 低碳经济下企业财务报告必须披露碳排放的相关信息。在国外, 目前对编制碳排放的报表没有统一规定, 只有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曾经对英国的企业进行了示范性规定。笔者认为,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形式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是在现有的会计报表中增加碳排放信息。如在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项目下增加碳排放权项目, 增加投资性碳排放权项目。二是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详细说明。如CDM项目基本情况、碳排放权计价采用的方法、碳排放权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权获得时间以及现行价值等。
摘要：随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关注低碳经济。ACCA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希望会计界能够采用全球碳排放会计准则, 与低碳经济等相关的一系列会计问题也再一次成为会计界的焦点。低碳经济即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最终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对我国现行的会计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着重阐述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和会计披露。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因素分解 篇2
摘要：制造业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部门之一。文章将制造业分为高、中、低能耗三类，利用LMDI分解法，对1992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制造业增加值是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是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制造业内部结构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金属冶炼业等高能耗行业主导了该因素。
关键词：制造业内部结构;碳排放;LMDI分解
指数分解分析方法（IDA）是研究污染物排放和能源使用变化影响因素的常用方法。其中，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可以进行完全分解，分解结果不包括残差项，且可以解决数据中的零值问题，因此被国内外学者更广泛地使用。徐盈之和张全振、郑若娟和王班班利用LMDI分解法分别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能源消耗以及能源强度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Ren 等基于扩展的Kaya等式，对中国1996年～2010年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进行研究。徐盈之等考察了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影响，潘雄峰等和刘清春等分别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和制造业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上述文献都没有将制造业进行高中低能耗的划分，对内部结构的分析也相对简单，没有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专门研究不多，更缺少对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的对碳排放影響的分析研究。本文利用LMDI分解方法，嵌入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的分析，对中国1992年～2012年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增长量进行因素分解，识别影响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
1. 制造业内部结构划分。依照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4754-2002），制造业共包括30个大类，为了与能源消费等数据保持统一的统计口径，本文将制造业合并为13个部门。根据能耗强度将制造业子行业分为高、中、低能耗三类，具体行业划分与划分依据如表1所示。其中，能耗强度一栏所用的数据为1996年～2011年各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的均值（t标准煤/万元，2005年可比价）。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6年～2011年高、中、低能耗制造业的能耗强度都呈下降的趋势。其中，高能耗制造业从1996年的4.70t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3.52t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7.9%;中能耗制造业从1996年的1.30t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0.88t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2.8%;低能耗制造业从1996年的0.83t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0.50 t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2.2%。可见，高能耗制造业能耗强度下降的幅度最大。
2. LMDI分解模型。引入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的LMDI分解模型见公式（1）：
二、 结果与讨论
1. 各因素总体影响分析。1996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碳排放可分为三个阶段。1996年～2002年为缓慢上升阶段，年均增长率为1.84%;2002年～2007年为迅速上升阶段，碳排放从2002年的2 050.42 MtCO2增至2007年的3 839.09 MtCO2，年均增长率为17.45%;2007年后碳排放增速逐渐下降，年均增速约5.72%。
制造业碳排放因素分解结果见图2。可见，制造业增加值是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其在1992年～2012年四个时期内对制造业碳排放总量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345.59%、160.02%、92.95%和120.08%。能源强度是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其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216.43%、-40.49%、-3.95%和-11.45%。除2002年～2007年外，制造业内部结构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由于2002年～2007年中国工业化的重工业化特征明显，因此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结构贡献为正。综合碳排放系数（反映能源结构）在1992年～2007年期间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较小，但在2007年～2012年期间成为仅次于能源强度的负向驱动因素。
2. 制造业增加值因素分析。制造业增加值是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该因素1992年～1997年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831.01 MtCO2，到1997年～2002年降至748.16 MtCO2。这可能是由于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制造业内需不足及出口贸易额下降。2002年～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迅速增至1 561.31 MtCO2，比上一时期增长了108.66%。这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出口的大幅增长，二是以房地产大发展为特征的快速城镇化拉动了制造业高能耗行业的发展。2007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维持中高速增长。因此，该时期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1 973.46 MtCO2，比前一时期增长26.40%。
3. 制造业内部结构因素分析。除2002年～2007年外，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为负向驱动。由表2可知，1992年～2007年，制造业高能耗行业对碳排放起着主导作用。1992年～1997和1997年～2002年这两个时期中，高能耗行业的贡献分别为-88.44 MtCO2和-104.93 MtCO2。从具体行业来看，1992年～2002年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呈总体下降趋势，由此减缓了制造业碳排放增长。2002年～2007年高能耗行业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增加值占比大幅上升，推动碳排放增长321.84 MtCO2，导致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结构的总效应为正。2007年～2012年，中低能耗行业对碳减排的作用逐渐增大（如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带动了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结构的总效应为负。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化正在逐步改善，向中低能耗方向发展。
4. 能源强度因素分析。能源强度是制造业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除2002年～2007年外，高能耗行业能源强度下降帶来的碳排放减缓量在能源强度总贡献中占据主导地位。高能耗与低能耗行业的能源强度贡献一直为负，对碳减排起着积极作用;而中能耗行业2002年～2007年、2007年～2012年的能源强度贡献为正，说明这两个时期中能耗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在下降。
1992年～2012年，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由此推动了这些行业的能源强度持续下降，减缓了制造业碳排放增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二是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利用的方法得以改进，生产单位增加值所使用的能源量下降，因此碳排放量下降。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比国有企业高。1992年～2012年期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我国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国有企业逐渐增加相对减少了碳排放。
5. 综合碳排放系数因素分析。1992年～1997年，高、中、低能耗行业的综合碳排放系数贡献均为微弱的负向影响;1997年～2002年则相反，为微弱的正向影响。这表明，1992年～2002年制造业能源结构无显著变化。2002年～2007年，该因素主要起着正向的驱动作用，高能耗行业贡献最大，为23.32 MtCO2。这主要是由于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的拉动下，原煤、焦炭等高排放能源占制造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共增加约3个百分点，由此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2007年～2012年，综合碳排放系数主要起着负向的驱动作用，高能耗制造业的贡献仍然是最大的，为-79.05 MtCO2。这仍然是由于在上述三个高能耗行业的主导下，原煤、柴油等高排放能源占比合计下降了约9个百分点。以上结果表明，优化主要能耗行业的能源结构，即降低高排放能源的使用比重可以显著地减缓碳排放增长。
三、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从碳排放总量看，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碳排放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96年～2002年为缓慢上升阶段，年均增长率为1.84%;2002年～2007年为迅速上升阶段，年均增长率为17.45%;2007年后碳排放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年均增速约5.72%。
2. 从影响因素看，制造业增加值因素是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因素是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制造业内部结构因素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综合碳排放系数（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较小，但在2007年～2012年成为仅次于能源强度的负向驱动因素。
3. 除2002年～2007年外，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1992年～2007年对碳排放贡献最大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2007年后，制造业高能耗行业占主导的地位逐渐改变，中低能耗产业对碳减排的作用逐渐增大，导致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变化对碳排放的贡献量为负。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数据限制，需要将各产业部门数据进行合并，本文将所用的数据合并为21个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为14个。数据合并会造成数据损失，导致结果与细分部门相比精确度下降。二是对于制造业的分类，本文是按照能源强度将制造业分为高中低能耗三类，没有考虑按照生产要素分类的情况。采用生产要素进行分类可以指导政府和企业通过生产要素投入方式的转变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对于上述研究不足，本文作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徐盈之，张全振.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耗的分解效应：基于LMDI模型的研究 [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4）：55-60，127.
[2] 郑若娟，王班班.中国制造业真实能源强度变化的主导因素——基于LMDI分解法的分析[J].经济管理， 2011，33（10）：23-32.
[3] 徐盈之，徐康宁，胡永舜.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J].统计研究，2011，28（7）：55-61.
[4] 潘雄锋，舒涛，徐大伟.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因素分解[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5）： 101-105.
[5] 刘清春，孔令群，安泽扬.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5）：14-18.
基金项目：能源基金会项目“关于碳交易对深圳经济、能源、环境影响的研究”（项目号G-1311-19359）。
作者简介：马晓明（1962-），男，汉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及环境管理;孙璐（1990-），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胡广晓（1993-），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计军平（1983-），男，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中国碳排放相关 篇3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1980—201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381. 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43030. 38亿美元,增长了约112倍。尤其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更是得到迅猛发展。2001—2014年14年间的累计贸易额是前21年( 1980—2000年) 累计贸易额的9倍多。从贸易差额来看,自1994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顺差额不断扩大( 见图1)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 资讯
自1981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额持续增长,且多数年份增长率均在10% 以上,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变化趋势一致。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较大的负增长,主要原因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仍然呈正增长( 见图2) 。
二、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 一) 我国能源消费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逐年增加,特别是2001年以后的几年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3年和2004年增速分别达到15% 和16% 。我国能源消费主要来源于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见图3) 。由图3可知,这三种主要化石燃料的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0% 以上,其中煤炭消费量占比最大。1980—2013年,煤炭累计消费量为247500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累计总量( 375000万吨标准煤) 的71% 。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 资讯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能源网
( 二)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1980—2013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80年的150034万吨增加 到2013年的952429万吨,增长535% ,年均增长5. 84% 。尤其自2001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呈快速增长态势。2001年之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4. 27% ,而2001—2013年期间年均增长8. 27% 。我国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1980年所占比重为7. 76% ,2013则达到27. 14% ,增长约250%( 见图4) 。我国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环境保护方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Wind 资讯
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碳排放量明显加速增长,从1980年的1500. 34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9524. 29万吨,增长了约435% ,年均增长12. 8% 。2008年,我国碳排放量达到6753. 54万吨,首次超过美国的6332. 09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碳排放量也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增加。欧盟和日本的碳排放量增长相对比较平稳。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980—2013年其碳排放量累计最多,达195766万吨,但在2008年以后开始呈下降趋势。1980—2013年世界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情况见图5。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三、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分析
我国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体呈一致的变化趋势。为了更好地判断和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运用实证分析来研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其中,ln Ct表示t时期碳排放量的对数值,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ln IEt表示t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对数值,单位为亿美元。
( 一)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1980—2013年34年的进出口贸易和碳排放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进出口贸易额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精确性,模型中的碳排放量指标并不直接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是通过碳排放的估算公式得到碳排放量,估算公式为:
( 2) 式中C表示碳排放总量; nj表示能源j的消费标准量,即以统一热量单位标准煤为单位的能源j的消费量; αj为能源j的碳排放系数,即消费单位能源j的碳排放量。各能源碳排放系数的确定非常重要,为避免出现较大误差,本文以四 个能源研 究机构 ( 美国能源 部、IPCC、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的能源碳排放系数的平均值为依据( 见表1) ,由计算得出,我国碳排放总量与进出口贸易额呈同步上升趋势( 见图6) 。
资料来源: 基础数据来自四家能源研究机构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 咨讯,能源研究机构
( 二) 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序列的平稳性是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为了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通过单位根ADF检验来检验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由表2可知,ln C和ln IE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由于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故可通过协整检验来进一步判断我国碳排放量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有两种方法: EG协整检验和JJ协整检验。本文运用EG两步法来进行ln C和ln IE两个变量的协整检验。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用OLS法估计方程( 1)得到估计方程: ln Ct= 0. 362457ln IEt+ 8. 464967。根据估计方程求得 残差序列: ut= ln Ct- 0. 362457ln IEt-8. 464967。第二步,检验ut的平稳性。检验方法仍采用ADF检验,如果得到ut是平稳的,则说明ln Ct和ln IEt这两个变量间是协整的。
由表3可知,残差序列的ADF统计量小于5% 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平稳序列,说明我国进出口贸易量和碳排放量在95% 的置信水平下具有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ln Ct= 0. 362457ln IEt+8. 464967。该方程解释变量的系数是正的,表明随着我国碳排放量会随着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而增加,进出口贸易额每增加1% ,碳排放量就会增加0. 362457% ,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3.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量和进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两者之间具体方向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为了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分析。由表4可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和碳排放量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增加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碳排放量的增加不是导致进出口贸易增加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这个结果也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证明我国对外贸易是粗放型增长,在进出口贸易结构、贸易方式、产业结构等方面有待优化。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来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和碳排放的现状及相关关系。1980—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和碳排放总体都呈上升趋势。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对外贸易和碳排放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协调好贸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1. 加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的,很多产业属于高消耗、高污染产业。为了减少碳排放,实现节能减排,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2. 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目前,我国出口贸易还是以高消耗、低收益为主要特征,能源消耗量大、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仍是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之一。我国对外贸易要合理规划布局,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降低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量。3. 征收碳税。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运用征收碳税等经济手段,减少对含碳量大的能源的使用,同时碳税收入可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介绍我国对外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和碳排放量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增长明显加快,并且二者呈现出同步变化趋势;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提出我国应加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征收碳税等建议,以处理好进出口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对外贸易,碳排放,低碳经济
参考文献
[1]李锴,齐绍洲.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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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怀政,林杰.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源于中国工业数据[J].国际经贸探索,2013(3).
中国碳排放相关 篇4
在我国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首年，所有参与全国碳交易的企业名单将确定，这些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都将得到第三方核查，而且在这一年中，我国将完成对碳排放权配额的发放，基本具备交易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开始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这些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碳减排和成本压力，但同时也蕴含巨大商机。
此前在京交会上获悉，未来我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将在30-40亿吨/年，现货交易额最高有望达到80亿元/年，实现碳期货交易后，全国碳市场规模最高或将高达 4000亿元，成为我国仅次于证券交易、国债之外第三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低碳在行动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只有抢占低碳市场和低碳技术，才能占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说。
2015年，巴黎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里程碑，推动绿色发展的大势所趋。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韩国等已分别建立了碳交易市场机制，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在欧洲。业内人士认为，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国际间市场机制将有望发展为双边、多边的碳交易市场，并可能形成全球统一的碳市场。
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中国当前推动的重点工作。
2011年，国务院发改委在7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交易的试点，进入碳交易元年起。2013年6月，中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约2000多家企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包括146家石化和化工企业。7个碳交易试点碳排放交易总量已占当地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高耗能产业基本都被涵盖其中，各地实施交易后，碳排放降幅比同类非试点地区明显增加。
如上海碳交易试点涉及中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上海焦化公司及巴斯夫、拜耳等45家石化和化工企业。中石化制定了《碳资产管理办法》，下属26家试点企业在2013年和2014年两个履约期内，累计碳交易量389万吨，交易额达到1.4亿元，占同期国内碳市场交易规模的8%。
根据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11月，我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4653万吨，成交金额达13.51亿元，均价29.04元/吨。预计未来全国配额可达60亿吨，其中首批配额30-40亿吨。
随着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建立，碳排放整体市场规模有望成倍放大。有专家预测，统一后的中国碳市场或将达到数百亿市场规模，是一座有待企业深入挖掘的巨大金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指出，我国已对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到2030年CO2排放达到峰值，并将努力早日达峰，这对企业低碳发展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石油和化工行业既是能耗和排放大户，同时也是节能与污染防治的主力军。
碳排放交易的定价权不是凭空产生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碳排放大国，减排压力巨大，但是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称，如何把挑战变成机遇，碳市场金融发展是重要路径之一。
杜祥琬分析，形成真是权威的碳价信号，掌握全球碳定价权。在市场层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目前包括世行等国际机构都在积极研究推动碳定价，积极引导气候融资和低碳投资，落实巴黎协定引导全球经济，实现低碳转型，拓展国内外多层级的气候渠道是重中之重，节能减排、推动内需，实现双向增长的道路势在必行。
“全球碳定价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经过市场交易和实践形成的。要形成中国碳价，首先要建设中国的碳交易中心，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核心标准。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市场可以多层次，但是真正起到基础支撑作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往往是少数几家核心交易所。”杜祥琬表示，从全球范围看，争取成为全球主要的碳定价中心，北京有这个潜力和优势，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碳交易中心、第三方交易机构都在北京，无论在法规建设和制度、市场参与人员等区域建设方面有领先地位，这些为北京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优越条件。过去3年，北京碳市场的价格一直波动平缓，没有出现欧盟碳市场的碳价暴跌和市场崩溃情况，交易额增长很快，为北京争取成为碳交易市场打下很好的基础。
“要争取碳定价权和发展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产品是关键。”杜祥琬介绍，工商银行努力开展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前瞻性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倡议推动绿色金融，并将此列入G20重要议题，成为今年中国作为G20东道国的重点之一。
美国洲际交易所（ICE）中国区总经理黄杰夫则表示，碳作为大宗商品，在价格发现和帮助企业管理风险方面都需要期货市场发挥作用。不过，他也认为，在讨论碳市场金融创新前必须明确，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碳排量，而不是为了碳交易所盈利，更不是为了交易而交易。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表示：“未来碳交易市场建设，覆盖范围更广，市场规模更大，参与主体更多，交易产品更为多样。对于国家和地方的主管部门，第三方机构参与碳排放交易的企业以及交易机构都是新的挑战和考验。”
马爱民针对相关考验，具体分析了以下几点建议：
对于国家部门而言，最大的考验是科学决策、制定规则和市场监管能力。尽快出台全国碳排放交易权管理条例和相关细则，对于规范市场行为，增加市场透明度都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而言，既要提高管理碳排放能力，履行控制排放义务等，还要加强管理和利用好碳排放市场。
对于第三方机构的考验主要是技术能力和诚信度，保持公平、公正。
对于交易平台面临的主要考验是对交易活动的日常监管，保持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交易，加强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和会员、工作人员的管理。
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篇5
一、分解方法
Et表示t期总的能源消费、Pt表示t期总产出、Eit表示i部门t期的能源消费、Pit表示i部门t期的产出, 从上面的定义可以得出:
这里m表示部门数量。考虑到不同种类的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不一样, 可以把碳排放分解为:
这里, Ct表示t期总的碳排放量、efj表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stj表示t期第j种能源在总的能源消费中的比重、Cit表示t期第i部门碳排放量、sjit表示t期第j中能源在第i部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F表示化石能源的种类、第i部门t期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强度和单位产出碳排放强度可以表示为:
每个产业部门的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为:
从期初 (第0期) 到第n期化石能源产生的碳排放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根据方程 (3-16) , 方程 (3-15) 可以变为:
从最后一个方程可以看出, 一段时期内碳排放的变化可以看做是四个变量的函数:总产出 (P) 、各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 (αit) 、单位产出各种能源强度 (eit) 和各种能源在某部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sjit) 。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可以看做是常数, 它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方程 (9) 可以分解为以下形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除了一个变量以外, 其他变量均保持不变) , 方程 (10) 中的每一项表示其他变量不变时, 特定变量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
二、应用研究
取中国1990—2010年间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分解分析。为了简单起见, 时间周期为五年, 也就是说, 每五年做一个对比, 用五年前的碳排放作为基期, 进行对比。通过上面的方法可以算出四种因素在碳排放增量上面的作用。
下图为中国碳排放增量的分解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1990年以来, 产出一直都是推动碳排放的最大动力, 而能源强度一直在促进着碳减排, 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作用不明显, 可能与它们变化太小有关。
三、结论
中国碳减排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目的, 必须要求我们在其他方面下工夫。能源强度在过去的二十年内的下降, 对碳排放起了抑制作用。但是, 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作用不明显。为了更好的实现减排任务, 在将来的能源消费上, 要大力提倡清洁能源, 减少煤炭资源的使用比例;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 促进企业节能减排, 关停不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促进企业从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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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研究综述 篇6
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减排新形势下, 中国碳排放的增加受到全球的重点关注, 如何降低中国的碳排放成为一个我们亟待研究的课题。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2009) 统计数据,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CO2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 中国把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一目标放在首要考虑的范围之中。
一、关于碳排放空间差异研究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然条件因素、经济发展程度等都不尽相同, 所以中国碳排放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非均衡性。中国专家学者从不同区域划分的角度来研究CO2空间分布差异。
(一) 地理区域划分标准
1. 三大区域划分标准。
把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 谭丹 (2008) 运用碳排放量分解模型的算法, 测算出中国三大区域的排放总量及变化趋势, 简单描述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样的结论岳超 (2010) 用各省的CO2排放总量、人均CO2排放量和碳强度等数据, 通过泰尔系数来分析省区碳排放差异。结论认为中国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由东部沿海想西部内陆逐渐递减, 而碳排放强度则是中、西部高于东部。杨骞 (2012) 也采用泰尔系数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结构分解, 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碳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是中部地区对区域差异的贡献依次大于东部和西部。
2. 八大区域划分标准。
东北地区、京津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为中国的八大区域。杨骞 (2012) 泰尔系数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结构分解, 不管是从碳强度还是从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来说, 黄河中游地区最高, 东北地区最低。姚亮 (2010) 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八大区域间碳排放的流动与转移, 区域之间的商品流动对其他区域的经济有拉动作用, 在这种拉动作用的影响下, 区域间隐含的碳排放也会随之转移。
(二) 碳聚集区域差异划分标准
随着对碳排放区域差异研究的深入, 一些学者发现, 按照地理划分区域不适合进行很好的碳排放量区域差异研究, 李国志 (2010) 将最终能源消费划分9类, 根据CO2排放量的大小以4 000万t和8 000万t为临界点划分了低排放区域、中排放区域及高排放区域, 且三个地区CO2排放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并随着时间逐渐扩大。孙耀华 (2012) 测算出2000—2010年各省碳排放强度, 设定碳排放强度大于或等于1.2为高碳排放强度, 小于或者等于0.7为低碳排放强度, 研究发现, 这十年间高碳排放强度的省份在逐年减少, 相对的低碳排放强度的省份增多, 但近二三年, 两个碳排放强度分类的省份都没有相对减少或增加。
二、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
除了研究碳排放区域差异以外, 形成碳排放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也是碳排放的研究重点。大部分研究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是三大碳排放驱动因素。
1.经济增长。EKC假说指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 但达到一个生活水平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并治理环境问题。中国部分学者根据EKC曲线理论和省际之间的数据, 研究了中国EKC的存在性。李国志 (2011) 研究结论指出, 东、中两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EKC, 但达到EKC拐点时间不同。魏下海 (2011) 测算出中国碳排放EKC的估计结果稳定, 依然表现为“倒U型”特征, 目前中国处于曲线上升的左半段。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 “倒U型”并不是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唯一关系。胡初枝 (2008) 在EKC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分解分析法揭示出中国碳排放量呈现出“N”型。
2.产业结构。研究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的结论都大致达成一致。孙建卫 (2010) 、刘红光 (2010) 、计军平 (2011) 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测算出全国电力、热力和采掘是碳排量最高的行业, 且排放形式是直接排放。张珍花 (2011) 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李建 (2012)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研究了三个产业与各省碳排放量的内在关系。第二产业是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最深, 优化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但由于各省的发展程度不同, 所以第二产业并不是增加全国碳排放的绝对因素。同时, 第三产业的碳排放降低效应并不明显, 第一产业影响最小。
3.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能源利用率等是研究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重点。李卫兵 (2011) 基于STIRPAT模型来测度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相关的, 虽然各区资源禀赋不同, 但如果改变能源结构, 会对碳排放的减少产生积极的影响。张雷 (2006) 构建产业—能源、能源—碳排放两个关联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与一次能源消费增长成正比, 但能源—碳排放的关联则要低很多, 这是由于中国现在的能源供应还是以煤为主, 再加上一次能源消费结构进展迟缓, 导致碳减排效果不明显。
4.其他因素。魏巍贤 (2010) 、赵定涛 (2012) 分别用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嵌入式碳足迹与环境投入产出-生命周期分析模型研究了技术与碳排放的内在联系, 技术进步是减少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间技术变动为增排效应, 中国应该大力提过自主研发能力, 多引进国外先进的CO2减排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活跃, 碳排放也在各国之间转移。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中国研究学者观点尚未达成一致。刘红光 (2011) 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基础原材料工业比例偏高和出口粗加工导向型的产业结构特点, 也是导致中国碳排放明显增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但李小平 (2010)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也向中国转移了“干净”产业, 国际产业转移能减少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碳排放量。
人口规模与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未对碳排放有很大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注重环保、基础设施健全, 经济不发达地区城市进程也相对缓慢 (李卫兵, 2011)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 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建筑行业恰好是碳排放量相对较高的行业, 从而排放大量的CO2 (杜立民, 2010) 。
三、关于区域减排政策研究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探讨 篇7
1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最近几年, 中国已经赶超许多国家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东道国之一, 最新资料显示, 截至2009年5月, 中国共有544个CDM项目注册成功, 占全部注册项目的33.64%, 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清洁发展东道国, 累积核证减排量为126, 872, 554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东道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量的44.37%。
我国于2002年3月正式引进碳排放交易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但是正在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并且日趋完善。近几年来, 我国碳排放交易发展迅速。
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机遇与风险
2.1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方面, 由于《京都议定书》在第一阶段没有把我国纳入碳减排的国家, 从短期来看, 如果在第二阶段将我国纳入碳减排国家的话, 那么企业对节能减排的项目贷款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 从而对碳排放权的交易需求亦会增加, 这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各省市能源结构相差很大, 因此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技术的实施需要很长一段时期,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带给我国巨大的融资机会;而且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碳减排量可以获取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能源结构升级的技术和资金, 改进我国现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2.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风险
首先是技术风险;目前发展中国家成功申请的技术项目并不多见, 尤其是中国, 这主要归因于:某些技术项目的合作周期较长, 企业更看重的是短期内可以盈利的项目, 由于碳减排技术一般都具有较高难度, 企业还需要购置大量的设备, 因此企业的风险和损失较大。其次是成本风险;我国碳交易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 并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欧洲市场, 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中介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中间很可能会由于中介商的操作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我国签订的交易合同价格相差较大。最后是政策风险;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外部性。
3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具体框架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应该分为两类, 即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国内交易主要应该建立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上。按照国家规划, 首先对每个省都设置一个排放上限, 然后各省再将具体的排放额按照规定下发给各个企业。倘若某个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超过政府规定的排放额, 则该企业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需要到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排放许可额;二是投入资金运用碳减排技术从而将该部分超过限定额度的碳排放量消除;或者是选择上缴罚款。国际交易则主要集中在面向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权, 同时开发出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同的产品进行交易。
除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外, 政府还应建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 从而保证碳排放权交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 还应制定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 这有利于创造相对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 消除信息不对称, 防止不正当竞争, 保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3.1 建立碳排放总量交易机制在碳排放中的战略地位
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 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利用总量交易机制控制碳排放的条件。我国现在应该转变目前所采取的环境治理思路, 摆脱这种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模式, 积极探索依靠市场机制运行配置资源、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模式。由目前的以命令——控制为主减排方式逐渐过渡到由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同时推出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 也就是强调环境资源的商品属性, 使其能够充分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 从而促进国内企业走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化道路,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3.2 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
随着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 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市场并积极开发新市场。通过建立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期权市场, 从而拓宽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体系中, 以现货交易市场为基础, 期货交易市场和期权交易市场为主, 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标准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合约, 包括合理安排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所的布局, 价格形成制度, 以及时物之间的交割制度等工作。
3.3 设立碳排放交易中心和交易平台
建立我国的交易中心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从而保证其能够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运行, 用市场导向来指导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实施, 通过交易中心的市场化运作, 产生并传播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信息, 使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最小化, 并且能够有效的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实体性的交易平台, 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各会员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在此基础上, 再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 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从而减少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3.4 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监管力度
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既可以为企业的碳融资行为提供资金的保障, 又可以为调整资产组织提供便利, 但同时有可能成为某些投机者操纵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工具,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和市场的风险管理。具体来说:一是建立严密的监管体系, 规范碳排放交易行为;二是建立严密的法规, 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行为;三是加强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的投资宣传;四是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措施。
总之, 在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结合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的灵活运用, 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 运用市场规律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碳排放权交易所具有的功能和气候交易所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推出碳排放权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 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几方面的配合, 从而达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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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相关 篇8
进行现代化建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平均每年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 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反思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因, 不难发现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与低效率, 而且还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随着全球生态破坏日益加剧, 大气中CO2等排放物增多, 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影响日趋严重, 特别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已成为关注的焦点, 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正在逐步成为人类发展的责任和共识, 如何实现碳减排也越来越被重视。因此, 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碳排放的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 对科学制定碳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碳排放测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 测算方法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使用。本文参照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表1) , 计算出中国代表性产业的二氧化碳的排量, 据以观察国民经济增长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重点产业。本文用于计算碳排量的公式为Et=δf Ef+δm Em+δn En, 其中, Et为碳排放量, δf为煤炭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 Ef为煤炭消耗量;δm为石油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 Em为石油消耗量;δn为天然气的碳排放转换系数, En为天然气消耗量。
资料来源:根据徐国泉、汪刚等人的相关研究整理得出。
(二) 数据来源
数据根据1994-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取, 代表性行业选取了农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批发零售贸易、贸易、餐饮业和其他产业。
三、中国碳排放变化特征分析
根据已给出的碳排放测算公式, 测算1996-2011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1996年碳排放总量为467646.21万t, 而2011年碳排放总量为852116.88万t, 年均增速为4.12%, 从总体上来看, 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速呈阶段性上升趋势。
从中国碳排放量变化趋势 (图1) 中可以看出, 1996-2011年碳排放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但不同阶段增速存在着一定差异, 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变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96-2000年, 不稳定快速增长期, 年际增长率基本大于5%。这主要是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 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对煤炭等能源需求增加。另一方面, 国家对于建造现代工业的经验不足, 政策制定频繁变化, 导致碳排放不稳定增长。
第二个阶段为2001-2007年, 缓慢增长期, 年均增速低于3%。这主要是由于前一个时期盲目加快现代化进程, 导致很多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 受其影响, 各个行业对能源的需求放缓, 碳排放的增速放慢。
第三个阶段为2008-2011年, 增速反弹回升期, 年均增速介于2.5%-4.5%之间。这是由于国家调整了经济发展政策, 解决了一些前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经济增速回升, 对能源的需求增加, 碳排放稳定增加。
四、中国碳排放总量影响因素分解
(一) 研究方法
Kaya碳排放恒等式是用数学分析方法将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与经济、政策和人口等因素建立起联系。该恒等式显示, 碳排放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四个, 分别是人口、生活水平、能源使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具体公式为:
其中, P、CI、EI、G、分别为人口规模因素、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效率因素、经济规模因素, C表示的是碳排放量, E为能源消耗总量, 而GDP、P则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为了便于分析, 各产业间以产值代替规模, 统一采用产值作为比较量。为了消除残差对于分析的影响, 将该恒等式的残差部分去除。故将该恒等式变形为:
△CIt:代表从T-1年到T年仅有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EIt:代表T-1年到T年仅有能源效率发生改变而CI、G、P均保持在T年水平条件下碳排放量的变化。
△Gt:代表从T-1年到T年仅有经济规模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Pt:代表从T-1年到T年仅有劳动力规模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通过变形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这是一种没有残差的分解方法, 通过此方法可以得到:
(二) 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以及搜集得来的数据, 借助相关分析工具, 得出中国各产业碳排放驱动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生产效率因素、结构因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量, 尽管促进碳减排逐年增强, 但是作用有限。1997-2011年相比基期, 生产效率因素、结构因素分别累计贡献13.6% (217.54万t) 、43.9% (982.37万t) 的碳减排。总体来看, 碳减排的效果为:结构因素生产效率因素。从图2波动下降的态势可以看出, 近年来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 有助于碳减排。随着劳动力规模的增大, 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进而不利于实现规模经营, 不利于碳减排, 而经济发展则成为了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结果表明, 1997-2011年相比基期, 劳动力规模因素累计产生了34.4% (718.24万t) 的碳排放增量, 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则贡献了127.6% (7358.74万t) 的碳排放增量, 因此, 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劳动力的增加, 碳排放会增加,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经济发展仍会成为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五、促进中国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一) 加快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碳减排
生产率提高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可以促进碳减排, 要使国家发展经济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提高生产率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应加大生产技术的改进, 从而减少劳动力的投入, 发展规模经济, 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实现高产出、低能耗的生产方式, 达到碳减排的目的。
(二) 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减少产业碳排放
在确保经济稳定的前提下, 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不断优化区域布局。当前我国能源消耗仍以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种类如煤炭、石油为主, 绿色能源如风能以及低耗能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因此, 我国经济在未来发展中应减少对高耗能产业以及高排放能源的依赖, 适当向低耗能产业以及绿色能源扩展, 尤其是环保产业, 一方面发育水平较低, 拥有广阔的开发潜力;另一方面还能起到增加碳汇、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减少资源高消耗、投入大的产品的制造, 加大高生产率、低资源消耗产品的研发与制造。
(三) 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因此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 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 重速度、轻效益, 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发展, 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 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统筹兼顾, 促进经济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 树立低碳经济意识, 降低人均碳排放
中国碳排放相关 篇9
关键词城市化；能源消费；碳排放
1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温室气体排放及由其引发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具挑战性问题之一，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包括政策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就数量而言，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人为温室气体，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研究显示，2004年度，二氧化碳大约占总的人为气体排放量的76.7%.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在于减少碳排放.碳排放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伴随着新一轮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城市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系开始引起实务界与学术界的关注＼[1＼].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被成为城市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高速城市化的阶段.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0年全国常住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已非常接近，城镇人口为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已进行到了中期阶段，今后20年内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城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城镇化建设也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党的十八大之后，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城镇化的重要性，不难看出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1978年至2008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增长5.7%，电力9.1%.2003年至2008年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双位数.数据表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阶段，这是一个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而且此阶段的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因此该阶段的碳排放增长也最快.如何在充分认识城市化阶段的能源消费特征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现阶段的节能减排政策，是中国政府最为紧迫的任务.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城市相继出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现有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共同影响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具有双向的作用，城市化进程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费的总量；城市化导致了产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的合理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资源使用更加合理，单位能源消费具有下降的趋势.利用城市化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回归关系来预测未来50年我国能源需求和供给.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将是能源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从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来看，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类的研究文献就多，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多差异.二是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由于各产业对于能源需求存在的差异，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将反映到能源消费上，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也补完全一致.我国在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也将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的强度.三是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技术进步对我国能源消费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能源效率，改善了能源消费结构，另外一方面，技术进步将促进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
对于城市化、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研究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城市化是一国由低收入迈进高收入的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与工业化保持一致，目前对我国城市化阶段的认识有：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加速经济增长时期），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还会保持快速增长（刘霞辉，2003）＼[2＼].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却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涂正革，2008；张红凤等，2009）＼[3，4＼].二是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研究.Parikh 和Shukla（1995）利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利用问题， 并针对如何避免这期间的温室气体过量排放提出政策建议＼[5＼].国内学者的研究有：王锋等（2010）研究了1995～2007 年间中国二氧化碳 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6＼].林伯强等（2010）就节能与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下中国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问题提出政策建议＼[7＼].
目前大多数文献都没有考虑到中国的阶段性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和刚性问题，而其对中国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和政策抉择最为重要，由于没有针对阶段性发展问题，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也缺乏现实意义.城市化的人口转移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高耗能增长特征，是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准确描述现阶段中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影响因素，需要对城市化阶段的影响有一个把握.为了捕捉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排放的特征，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本文将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各个省市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指标，数据来源《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能源消费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该指标是观察能源消费水平、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电力，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的利用.本文各省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数据也来自《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碳排放的数据来自于陶长琪和宋兴达（2010）的数据[8].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数据是1995年到2007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了研究的方便，记城市化水平为Lcity，能源消费总量记为Energy，碳排放记为Carbon.
3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方法来分析我国29个省市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三者原始序列线性图如图1所示
3.1面板单位根检验
3.3模型形式确定
在表2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拟合了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得到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13.454 84、S2=1.819 439、S1=1.784 417.进一步计算得到F2=203.213，F1=0.406 551.查F分布表，易知在α=0.01显著水平下，拒绝假设 H2，接受H1，即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3.4Hausman检验
在确定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之后，为了进一步确定是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还需要进行Hausman 检验.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见表3：
表3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
从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对于本文中29个省市来说，虽然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系数相同，但是1995～2007年间其自身城市化水平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吉林最高，北京、上海分别位于第二、第三位，而最低的是安徽，其次是河南.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份、老东北工业基地省份城市化水平位列前面，而中部省份城市化水平也与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格局还是比较吻合的.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1995年至2007年我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为城市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所以建立以城市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 man检验的分析结果，确定研究模型的形式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最后，通过对拟合模型的结果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各省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只讨论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而从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也存在影响.尽管从本文拟合得到的模型中，能源消费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微，但是能源消费在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佐证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面临着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简单地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方向演进.我国目前粗放型增长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与能源的高消耗并驾齐驱.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减排潜力巨大，各省市应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强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二是为了控制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量的增加，节能减排政策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碳强度上.通过制定扶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制定控制高碳能源、高碳工业、高碳产品的市场机制、管制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相关措施，促使社会各界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使我国城市化道路向新型的低碳城市化道路前进，从而保护生态环境，让经济发展模式更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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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相关 篇10
自从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一直就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发展中国家采取清洁发展机制 ( CDM) ,自愿减排,因此当前中国实际并没有承担受国际制约的减排义务,而仅需实现自己承诺即可,所以中国在“十一五”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节能减排中的“减排”指标并不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在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途径。薄燕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过程中,中国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然而合作能力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时间表,承担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义务[1],该学者的研究结论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一致; 朱智?通过分析清洁发展机制( CDM) 在中国区域分布结构的过程中,提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CDM项目分布存在 负向影响[2],这意味着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对CDM项目分布影响显著。在针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措施研究中,张友国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研究表明,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是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3]; 程叶青研究认为第二产业比重提高了碳排放强度[4]; 孙宁认为技术进步是碳减排的根本途径,而人力资本建设能够促进技术进步[5]; 韩坚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东部地区15个省 ( 市) 2000 ~ 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对碳排放强度有正的影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碳排放强度无影响[6]; 陈凯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7]; 以上学者研究基本上弄清楚了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但是由于认识问题的角度、研究方法以及选取数据的不同,研究结果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可以降低能源强度,而降低能源强度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8],因此,在选择能源强度作为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同时就应该避免选择技术进步; 而在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过程中,仅仅选择单一的第二产业比重显得有失片面,应将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两个变量一起作为产业结构因素; 有些作者在运用计量模型研究中,并没有消除变量自相关也是研究结论不太可信的原因。其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研究中,石敏俊认为从减排效果上看,碳排放交易制度要优于碳税[9]; 夏梓耀认为碳排放权制度适宜于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减排,而碳税制度 适宜于中 小型温室 气体排放 源的减排[10]。在对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总体评价中,张国兴认为1978 ~ 2013年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平均力度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逐渐由依靠单一措施向综合利用多种措施转变[11]; 目前中国已经在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相信未来不久碳税也将成为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新的工具,在实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措施过程中,辅助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碳税,必将进一步完善中国节能减排政策体系。笔者主要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因素,并测算这些因素在近些年对中国减排的贡献,以期为政府制定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对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
1. 1 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
能源强度是指单位GDP能耗值 ( 单位: 吨标准煤/万元GDP) ,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定义可以看出,二者关系密切。一般来说,能源强度越高,碳排放强度越高,二者正相关,表现形式是: ( 1) 空气中二氧化碳增加量的大部分来自能源消耗,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耗,单位GDP消耗的化石能源越 多,产生的二 氧化碳就 越多;( 2) 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并不呈现严格的线性关系,因为能源消耗总量中不仅包括化石能源还包括非化石能源。
1. 2 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
产业结构是三次产业在本国国民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及比例。一般认为,不同产业生产等值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不同的,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是不同的,第三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少,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少,第二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多,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多; 另外各产业消耗能源的类型差异也较大,第二产业消耗的煤炭最多,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多。因此,可以认为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能够增加碳排放强度。
1. 3 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是各品种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及比例。一般认为,化石能源中,产生相等热量情况下,煤炭消耗最多,产生二氧化碳最多,天然气消耗最少,产生二氧化碳最少,非化石能源消耗过程中几乎不产生二氧化碳,笔者把能源分成两类,一类是化石能源;一类是非化石能源,采用非化石能源比重作为能源结构的指标。因此,可以认为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采用粗略估算方法,参照IPCC碳排放指南 ( 2006) 以及相关文献,笔者采用公式 ( 1) 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其中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能源为煤、石油和天然气,其他因素 ( 能源类别、能源转换技术等) 不予考虑。
其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为能源消费总量 ( 万吨标准煤) ,wi为第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ηi为相应能源碳排放系数,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 ( 2006) ,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取0. 7559、0. 5857以及0. 4483吨碳/吨标准煤。
用CI表示碳排放强度,用EI表示能源强度,f1、f2、f3分别代表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其中GDP以2013年不变价格计算 ( 文中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下同) ,由于f1、f2、f3之和为1,为避免回归矩阵奇异性,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中仅选择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用nc表示非化石能源比重,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变量间自相关采用杜宾两步法进行修正,1980 ~ 2013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同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计量关系如下:
其中括号内数值为相应参数的显著性值。
回归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显著,能源强度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作用,能源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碳排放强度增加0. 318;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作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1% 分别促进碳排放强度减少0. 067和0. 077,这一结论证明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均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与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能够增加碳排放强度的分析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 1) 尽管第二产业产生较多二氧化碳排放,但是第二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增速低于其产值的增速; ( 2) 第二产业是新技术、新材料最主要使用者,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减少了能源的使用并对化石能源进行替代,从而使第二产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比全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更快。非化石能源比重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作用,非化石能源比重每提高1%促进碳排放强度减少0. 093。从结果可以看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最有效的措施是降低能源强度,其次是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
2 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
根据碳排放强度的定义,碳排放强度的计算可以采用如下公式。
其中,EIi为第i产业的能源强度,fi为第i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wij为第i产业消耗的第j种能源在第i产业消耗能源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能源消耗结构,ηj为单位第j种能源碳排放系数。将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分解成三部分之和,第一部分表示三次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变化引起的,第二部分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第三部分表示能源消耗结构变化引起的。
其中ΔEIi= EIi( t +1) - EIi( t) ,Δwij= wij( t +1)- wij( t) ,Δfi= fi( t +1) - fi( t) 。ΔCI是碳排放强度的变化量,式 ( 1) 最终结果的第一部分表示了各产业的能源强度变化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之和,简称能源效率减排 ( 记作ΔCIEI) ; 第二部分表示了各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之和 ( 记作ΔCIf) ,简称产业结构减排; 第三部分表示了各能源消耗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之和,简称能源结构减排 ( 记作ΔCIw) 。那么中国能源效率减排、产业结构减排以及能源结构减排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2005年是“十五”末的最后一年,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强制实施节能减排目标,本文将计算“十一五”末2010年与“十五”末2005年相比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原因,以及2009 ~ 2011年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原因,表1和表2为计算结果。表中计算碳排放强度数据中能源数据不包括“生活消费的能源”,GDP、能源强度以及产业结构均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注: 碳排放强度的变化量的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万元 GDP。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能源效率减排引起的,而产业结构减排以及能源结构减排与中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反方向变化,其中能源效率减排贡献率达到124% ,表明中国在“十一五”第一个节能减排约束周期内,由于节能作为“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成为了减排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强度,相反却提高了碳排放强度,这也反映出在仅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作为标准的情况下, “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并不成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10年同2009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能源效率减排和能源结构减排引起的,而产业结构减排与中国碳排放强度依然呈现反方向变化,尽管能源结构减排降低了中国碳排放强度,然而能源结构减排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仅有2% 。2011年同2010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上升,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结构减排以及能源结构减排引起的,而能源效率减排与中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反方向变化,表明能源效率减排依然是促进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动力。
3 结论和建议
计量研究表明,1980 ~ 2013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有显著关系,其中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具有同方向变化关系,中国碳排放强度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具有反方向变化关系。在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过程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能源强度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调整并没有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预期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3. 1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由于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具有同方向变化关系,减少能源强度将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主要手段,“十二五”规划中再一次提出能源强度下降18% 的节能约束性指标,如果“十二五”规划中节能指标能够顺利完成,中国碳排放强度也将会显著下降。有学者担心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一种经验主义观点,笔者在相关文献中已经用实证方法做出研究,节能减排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促进了经济增长[12]。另外,为了按时完成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的关于减排的承诺,树立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也有必要通过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促进碳排放强度快速下降。
3. 2 优化产业结构
尽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都会降低碳排放强度,但是计量结果显示提高相同数量的第三产业比重要比提高相同数量的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大,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仍是中国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而在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过程中,产业结构减排不但不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动力,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是: ( 1) 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出现反复,并不是一直沿着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的方向,从《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产业结构数据可以看出优化产业结构的反复过程,而《中国统计年鉴》中产业结构数据的计算依据的是当年价格,如果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产业结构,其优化过程更不明显; ( 2) 回归结果显示的是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平均关系,而在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时,采用的是样本数据; ( 3) 三次产业能源强度差异较大,第二产业能源强度最大,其在计算过程中所占的权重较高,各产业使用的能源结构差异较大,第二产业使用煤炭的比重较大,而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大。
3. 3 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
近年来,尽管中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呈现稳步提升趋势,但是其值一直较小,长期处于10% 以下。由于能源结构不合理,使用相同数量的能源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因此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能够减少碳排放强度。当前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需要有效利用生物质能源,在兼顾环境和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核能,尽可能充分利用水能、风能等。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除了能够减少碳排放强度外,还能够促进相关技术快速发展,培育新型能源与能源装备产业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3. 4 构建促进碳排放强度稳步下降的长效机制
要完善节能减排考核体系,对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中节能减排指标的给予奖励,对无法完成的进行惩处,使得节能减排成为各级官员施政的自觉行为; 要制定好优化产业结构相关规划,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应因为经济增长波动而放弃产业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要通过市场手段抑制化石能源需求,鼓励使用非化石能源,要逐渐通过资源税、碳排放交易制度、碳税以及补贴等,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 要大力鼓励社会主体实施清洁发展机制,争取国内外更多的资金、技术等,协同促进低碳可持续发展。
摘要：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3个方面研究了影响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因素,研究表明,能源强度的提高能够使碳排放强度上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提高能够使碳排放强度下降,并对2010年和2011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做了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能源效率减排引起的,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当前应优化产业结构和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等建议,对于政府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