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共12篇）
中国碳排放 篇1
气候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它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要素, 近年来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 国际机构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1997年12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其中涉及四种减排方式的选择、“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三大机制等内容为今后各国减排承诺的顺利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7年12月15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巴厘岛路线图”, 其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根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
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 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的全球性共识, 世界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 如中国以约束性指标的方式宣布, 到2020年, 中国单位GDPCO2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在一系列数字的背后, 可以看出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碳排放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其实质就是碳排放权, 也就是发展权问题。因此对碳排放权内容与发展趋势加以研究, 对于中国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而要发展低碳经济, 必须研究碳市场交易和碳排放会计, 包括对碳排放权的确认和碳减排量的计量。在中国, 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 因此构建完善的碳会计体系, 对于发展中国碳交易市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碳排放权及其交易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提出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 政治家们认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 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 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
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有强制减排责任, 而发展中国家没有, 由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此外, 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 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 能源结构优化, 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 因此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高, 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 能源利用率低, 减排空间大, 成本相对较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 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 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 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碳交易, 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也就是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 (ERPAs) , 其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而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 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排温室效应, 从而实现减排的目标。由于不同企业的排放量、减排成本不同, 一些持有较多排放权的企业可以将多余的指标出售给排放权不足的企业。
二、碳排放权的确认
会计确认是将会计事项或交易作为会计要素予以认可的会计行为。按照对交易或事项确认的时间顺序, 确认分为初始确认和再确认。初始确认是对会计事项或交易最初进入会计系统的确认, 再确认是对入账后发生的变动事项进行的确认。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 争议主要集中在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类别资产的问题上, 存在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金融资产;第二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存货;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是以其经济特性而显示其存在的一种资产, 无形资产无具体的物理形态, 但为其拥有者获取了权益和特权, 而且通常为其拥有者带来收益。2004年12月, ISAB正式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放权》 (IFRIC3) (已撤销) 中指出, 碳排放配额由于不具备实物形态, 主体从政府处获得的免费配额应当作为无形资产入账。同时, FSAB也认同这一观点。2009年12月, ISAB在一份工作决议中表示:主体可根据其持有排放配额目的不同而确认其不同性质。但是这些分类只是部分符合相应资产的特点, ISAB在正式讨论中还是坚持无形资产的观点。
本文比较赞同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的观点。碳排放配额是经相关权威部门签发排放减量权证, 可以作为一国减除温室气体的资源, 其不具有实物形态, 但可以单独出售或转让;由于企业在持有排放配额过程中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 不属于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 属于非货币性资产。因此, 排放配额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 应当作为无形资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
三、碳排放权的计量
会计计量是为了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表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本文无形资产通常是按实际成本计量, 即以取得无形资产并使之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全部支出, 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 即历史成本。但是本文初步认为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和后续计量是比较合适的。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财务会计中资产计价所使用的传统属性。其他参考文献中提出历史成本就是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等价物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碳排放权的应用。主要是用于企业购置或形成碳排放权时的初始计量。企业购置或形成碳排放权的过程, 一般是基于交易双方同意的基础上, 并具有一定的交易凭证。以该价格作为企业购置或形成的碳排放权的成本入账是合理可靠的。但是在市场价格经常波动的情况下, 相同的碳排放权在不同的时点取得的成本会有很大差异, 如果仍用历史成本记录, 那么资产负债表上的汇总加计将失去可比的基础。
而在公允价值计量下, 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计量不仅可以提供更加透明且有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而且政府免费授予排放配额实际上是一种单边交易 (nonreciprocal transaction) , 按照APB意见第29号———单边交易会计的规定, 该类交易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此外碳排放权的价格指数受制于发达国家完成所承担减排义务的难易程度, 完成减排义务越难则排放权的价格会越高, 因此价格指数所反映出来的市场价格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充分考虑了节能经济发展与未来减排空间的关系及其不确定性风险之后所形成的共识, 该市场价格即为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 即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随着减排问题日益提上各国国家战略的高度, 碳排放权会计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然而, 目前中国还没有出台与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准则, 这就导致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与列报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信息质量不具备可比性原则。本文主要介绍, 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 将排放配额确认为无形资产, 对应发生的排放额, 确认负债, 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与后续计量, 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做整体性列报。通过上述讨论, 希望能在排放权会计信息质量可比性上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崭新的商品交易形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排放权及其交易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却给现有的会计体系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扰。近年来, 国际会计学界、相关机构及协会纷纷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会计问题展开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结合现有学术成果, 就碳排放权进行了阐述, 并对其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究。
关键词：气候变化,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会计计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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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 篇2
第17号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要求，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委组织起草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附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2014年12月10日
附件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碳排放权交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碳排放权交易，是指交易主体按照本办法开展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活动。第四条 碳排放权交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
第五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负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并对其运行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活动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
其它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适时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纳入的温室气体种类、行业范围和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
第二章 配额管理
第七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所有符合标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认后向社会公布。
经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可适当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覆盖范围，增加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
第八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要求，综合考虑国家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情况等因素，确定国家以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排放配额总量。
第九条 排放配额分配在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
第十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制定国家配额分配方案，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免费分配的排放配额数量、国家预留的排放配额数量等。
第十一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在排放配额总量中预留一定数量，用于有偿分配、市场调节、重大建设项目等。有偿分配所取得的收益，用于促进国家减碳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
第十二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参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确定统一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实际，可制定并执行比全国统一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更加严格的分配方法和标准。
第十三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第十二条确定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的免费分配配额数量，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后，向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分配排放配额。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排放配额总量中，扣除向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分配的配额量后剩余的配额，由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用于有偿分配。有偿分配所取得的收益，用于促进地方减碳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
第十五条 重点排放单位关闭、停产、合并、分立或者产能发生重大变化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已获得的免费配额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碳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以下称注册登记系统），用于记录排放配额的持有、转移、清缴、注销等相关信息。注册登记系统中的信息是判断排放配额归属的最终依据。
第十七条 注册登记系统为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方等设立具有不同功能的账户。参与方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的相应要求开立账户后，可在注册登记系统中进行配额管理的相关业务操作。
第三章 排放交易
第十八条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的交易产品为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
第十九条 重点排放单位及符合交易规则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以下称交易主体），均可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第二十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确定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并对其业务实施监督。具体交易规则由交易机构负责制定，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第二十一条 第十八条规定的交易产品的交易原则上应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交易机构内进行。
第二十二条 出于公益等目的，交易主体可自愿注销其所持有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调节机制，维护市场稳定。
第二十四条 国家确定的交易机构的交易系统应与注册登记系统连接，实现数据交换，确保交易信息能及时反映到注册登记系统中。
第四章 核查与配额清缴
第二十五条 重点排放单位应按照国家标准或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的要求，制定排放监测计划并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
重点排放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备案的监测计划实施监测活动。监测计划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及时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变更申请。
第二十六条 重点排放单位应根据国家标准或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以及经备案的排放监测计划，每年编制其上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核查机构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后，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核查机构进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 核查机构应按照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核查指南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重点排放单位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第二十九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当对以下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查报告进行复查，复查的相关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安排：
（一）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要求复查的重点排放单位；
（二）核查报告显示排放情况存在问题的重点排放单位；
（三）除
（一）、（二）规定以外一定比例的重点排放单位。第三十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每年对其行政区域内所有重点排放单位上的排放量予以确认，并将确认结果通知重点排放单位。经确认的排放量是重点排放单位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 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不少于其上经确认排放量的排放配额，履行上的配额清缴义务。
第三十二条 重点排放单位可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其部分经确认的碳排放量。
第三十三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每年应对其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上的配额清缴情况进行分析，并将配额清缴情况上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所有重点排放单位上的配额清缴情况。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如下信息：纳入温室气体种类，纳入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排放配额分配方法，排放配额使用、存储和注销规则，各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情况，推荐的核查机构名单，经确定的交易机构名单等。
第三十五条 交易机构应建立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公布交易行情、成交量、成交金额等交易信息，并及时披露可能影响市场重大变动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对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并对下列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一）核查机构的相关业务情况；
（二）交易机构的相关业务情况；
第三十七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范围包括：
（一）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核查报告报送情况；
（二）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情况；
（三）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和其它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情况。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建立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机构、交易机构和其它从业单位和人员参加碳排放交易的相关行为信用记录，并纳入相关的信用管理体系。
第三十九条 对于严重违法失信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参与机构和人员，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建立“黑名单”并依法予以曝光。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重点排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虚报、瞒报或者拒绝履行排放报告义务；
（二）不按规定提交核查报告。
逾期仍未改正的，由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指派核查机构测算其排放量，并将该排放量作为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依据。
第四十一条 重点排放单位未按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逾期仍不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核查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注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上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其暂停核查业务；给重点排放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
（二）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
（三）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公布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四）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三条 交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交易主体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
（二）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
（三）未按照规定向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
（四）开展违规的交易业务；
（五）泄露交易主体的商业秘密；
（六）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一条规定而被处罚的重点排放单位，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向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并予以公告。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泄露所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六条 碳排放权交易各参与方在参与本办法规定的事务过程中，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并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碳排放：是指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排放权：是指依法取得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排放配额：是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指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凭证和载体。1单位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重点排放单位：是指满足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纳入碳排放权交易标准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指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施行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经其备案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简称CCER。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因素分解 篇3
摘要：制造业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部门之一。文章将制造业分为高、中、低能耗三类，利用LMDI分解法，对1992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制造业增加值是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是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制造业内部结构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金属冶炼业等高能耗行业主导了该因素。
关键词：制造业内部结构;碳排放;LMDI分解
指数分解分析方法（IDA）是研究污染物排放和能源使用变化影响因素的常用方法。其中，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可以进行完全分解，分解结果不包括残差项，且可以解决数据中的零值问题，因此被国内外学者更广泛地使用。徐盈之和张全振、郑若娟和王班班利用LMDI分解法分别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能源消耗以及能源强度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Ren 等基于扩展的Kaya等式，对中国1996年～2010年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进行研究。徐盈之等考察了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影响，潘雄峰等和刘清春等分别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和制造业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上述文献都没有将制造业进行高中低能耗的划分，对内部结构的分析也相对简单，没有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专门研究不多，更缺少对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的对碳排放影響的分析研究。本文利用LMDI分解方法，嵌入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的分析，对中国1992年～2012年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增长量进行因素分解，识别影响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
1. 制造业内部结构划分。依照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4754-2002），制造业共包括30个大类，为了与能源消费等数据保持统一的统计口径，本文将制造业合并为13个部门。根据能耗强度将制造业子行业分为高、中、低能耗三类，具体行业划分与划分依据如表1所示。其中，能耗强度一栏所用的数据为1996年～2011年各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的均值（t标准煤/万元，2005年可比价）。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6年～2011年高、中、低能耗制造业的能耗强度都呈下降的趋势。其中，高能耗制造业从1996年的4.70t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3.52t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7.9%;中能耗制造业从1996年的1.30t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0.88t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2.8%;低能耗制造业从1996年的0.83t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0.50 t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2.2%。可见，高能耗制造业能耗强度下降的幅度最大。
2. LMDI分解模型。引入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的LMDI分解模型见公式（1）：
二、 结果与讨论
1. 各因素总体影响分析。1996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碳排放可分为三个阶段。1996年～2002年为缓慢上升阶段，年均增长率为1.84%;2002年～2007年为迅速上升阶段，碳排放从2002年的2 050.42 MtCO2增至2007年的3 839.09 MtCO2，年均增长率为17.45%;2007年后碳排放增速逐渐下降，年均增速约5.72%。
制造业碳排放因素分解结果见图2。可见，制造业增加值是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其在1992年～2012年四个时期内对制造业碳排放总量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345.59%、160.02%、92.95%和120.08%。能源强度是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其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216.43%、-40.49%、-3.95%和-11.45%。除2002年～2007年外，制造业内部结构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由于2002年～2007年中国工业化的重工业化特征明显，因此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结构贡献为正。综合碳排放系数（反映能源结构）在1992年～2007年期间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较小，但在2007年～2012年期间成为仅次于能源强度的负向驱动因素。
2. 制造业增加值因素分析。制造业增加值是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该因素1992年～1997年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831.01 MtCO2，到1997年～2002年降至748.16 MtCO2。这可能是由于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制造业内需不足及出口贸易额下降。2002年～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迅速增至1 561.31 MtCO2，比上一时期增长了108.66%。这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出口的大幅增长，二是以房地产大发展为特征的快速城镇化拉动了制造业高能耗行业的发展。2007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维持中高速增长。因此，该时期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1 973.46 MtCO2，比前一时期增长26.40%。
3. 制造业内部结构因素分析。除2002年～2007年外，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为负向驱动。由表2可知，1992年～2007年，制造业高能耗行业对碳排放起着主导作用。1992年～1997和1997年～2002年这两个时期中，高能耗行业的贡献分别为-88.44 MtCO2和-104.93 MtCO2。从具体行业来看，1992年～2002年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呈总体下降趋势，由此减缓了制造业碳排放增长。2002年～2007年高能耗行业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增加值占比大幅上升，推动碳排放增长321.84 MtCO2，导致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结构的总效应为正。2007年～2012年，中低能耗行业对碳减排的作用逐渐增大（如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带动了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结构的总效应为负。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化正在逐步改善，向中低能耗方向发展。
4. 能源强度因素分析。能源强度是制造业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除2002年～2007年外，高能耗行业能源强度下降帶来的碳排放减缓量在能源强度总贡献中占据主导地位。高能耗与低能耗行业的能源强度贡献一直为负，对碳减排起着积极作用;而中能耗行业2002年～2007年、2007年～2012年的能源强度贡献为正，说明这两个时期中能耗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在下降。
1992年～2012年，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由此推动了这些行业的能源强度持续下降，减缓了制造业碳排放增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二是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利用的方法得以改进，生产单位增加值所使用的能源量下降，因此碳排放量下降。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比国有企业高。1992年～2012年期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我国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国有企业逐渐增加相对减少了碳排放。
5. 综合碳排放系数因素分析。1992年～1997年，高、中、低能耗行业的综合碳排放系数贡献均为微弱的负向影响;1997年～2002年则相反，为微弱的正向影响。这表明，1992年～2002年制造业能源结构无显著变化。2002年～2007年，该因素主要起着正向的驱动作用，高能耗行业贡献最大，为23.32 MtCO2。这主要是由于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的拉动下，原煤、焦炭等高排放能源占制造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共增加约3个百分点，由此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2007年～2012年，综合碳排放系数主要起着负向的驱动作用，高能耗制造业的贡献仍然是最大的，为-79.05 MtCO2。这仍然是由于在上述三个高能耗行业的主导下，原煤、柴油等高排放能源占比合计下降了约9个百分点。以上结果表明，优化主要能耗行业的能源结构，即降低高排放能源的使用比重可以显著地减缓碳排放增长。
三、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从碳排放总量看，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碳排放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96年～2002年为缓慢上升阶段，年均增长率为1.84%;2002年～2007年为迅速上升阶段，年均增长率为17.45%;2007年后碳排放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年均增速约5.72%。
2. 从影响因素看，制造业增加值因素是碳排放变化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因素是最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制造业内部结构因素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综合碳排放系数（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较小，但在2007年～2012年成为仅次于能源强度的负向驱动因素。
3. 除2002年～2007年外，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总体上属于负向驱动因素。1992年～2007年对碳排放贡献最大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2007年后，制造业高能耗行业占主导的地位逐渐改变，中低能耗产业对碳减排的作用逐渐增大，导致这一时期制造业内部变化对碳排放的贡献量为负。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数据限制，需要将各产业部门数据进行合并，本文将所用的数据合并为21个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为14个。数据合并会造成数据损失，导致结果与细分部门相比精确度下降。二是对于制造业的分类，本文是按照能源强度将制造业分为高中低能耗三类，没有考虑按照生产要素分类的情况。采用生产要素进行分类可以指导政府和企业通过生产要素投入方式的转变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对于上述研究不足，本文作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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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若娟，王班班.中国制造业真实能源强度变化的主导因素——基于LMDI分解法的分析[J].经济管理， 2011，33（10）：23-32.
[3] 徐盈之，徐康宁，胡永舜.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J].统计研究，2011，28（7）：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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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清春，孔令群，安泽扬.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5）：14-18.
基金项目：能源基金会项目“关于碳交易对深圳经济、能源、环境影响的研究”（项目号G-1311-19359）。
作者简介：马晓明（1962-），男，汉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及环境管理;孙璐（1990-），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胡广晓（1993-），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计军平（1983-），男，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篇4
一、分解方法
Et表示t期总的能源消费、Pt表示t期总产出、Eit表示i部门t期的能源消费、Pit表示i部门t期的产出, 从上面的定义可以得出:
这里m表示部门数量。考虑到不同种类的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不一样, 可以把碳排放分解为:
这里, Ct表示t期总的碳排放量、efj表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stj表示t期第j种能源在总的能源消费中的比重、Cit表示t期第i部门碳排放量、sjit表示t期第j中能源在第i部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F表示化石能源的种类、第i部门t期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强度和单位产出碳排放强度可以表示为:
每个产业部门的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为:
从期初 (第0期) 到第n期化石能源产生的碳排放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根据方程 (3-16) , 方程 (3-15) 可以变为:
从最后一个方程可以看出, 一段时期内碳排放的变化可以看做是四个变量的函数:总产出 (P) 、各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 (αit) 、单位产出各种能源强度 (eit) 和各种能源在某部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sjit) 。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可以看做是常数, 它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方程 (9) 可以分解为以下形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除了一个变量以外, 其他变量均保持不变) , 方程 (10) 中的每一项表示其他变量不变时, 特定变量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
二、应用研究
取中国1990—2010年间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分解分析。为了简单起见, 时间周期为五年, 也就是说, 每五年做一个对比, 用五年前的碳排放作为基期, 进行对比。通过上面的方法可以算出四种因素在碳排放增量上面的作用。
下图为中国碳排放增量的分解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1990年以来, 产出一直都是推动碳排放的最大动力, 而能源强度一直在促进着碳减排, 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作用不明显, 可能与它们变化太小有关。
三、结论
中国碳减排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目的, 必须要求我们在其他方面下工夫。能源强度在过去的二十年内的下降, 对碳排放起了抑制作用。但是, 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作用不明显。为了更好的实现减排任务, 在将来的能源消费上, 要大力提倡清洁能源, 减少煤炭资源的使用比例;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 促进企业节能减排, 关停不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促进企业从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
参考文献
[1]徐国泉, 刘则渊, 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6) .
[2]宋德勇, 卢忠宝.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周期性波动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3) .
中国碳排放 篇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建立违法交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系等观点，从而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排放权交易 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英国于2003年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是指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对自然系统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技术革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低碳经济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减少碳的排放，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具体而言，是指由环保部门根据各种指标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依据一定标准将碳排放总量目标分配给各区域和企业，允许碳排放许可额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场主体自发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和成本有效对应，从而调动企业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自发主动减少碳排放，从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2008年7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山西吕梁节能减排交易中心，迈出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第一步。这四个市场的建立表明，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在以上地方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但由于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持，这些交易所都算不上真正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对市场的培育力度不够，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交易价格不稳定、不透明等问题。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也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在交易过程当中由于我国对碳排污权交易中定价没有话语权，议价能力低下，使得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内容凌乱、对违法交易的法律制裁力度不强等问题。因此，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
碳排放总量限制原则。碳排放总量限制是以一定区域内环境能承受的碳排放总量为依据，计算出各种特定物允许碳排放的总量，并据此对该区域内的企业作出碳排放的限量规定，以达到该区域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是不能对该区域内碳排放的总量进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该区域内的环境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碳排放物备案原则。需要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碳排放物的备案，将单位所拥有的碳排放物的排放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碳排放物的数量进行登记，并需要提供防治污染环境的相关材料。如果该单位的碳排放物种类、数量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及时到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备案。碳排放物备案可以使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本区域内碳排放情况，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本地区碳排放许可证配额提供客观依据。
政府监督原则。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采用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方式，通过市场竞争使碳排放权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碳排放权的交易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进行引导和监督，靠政府的公信力和强制力来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至关重要。
意思自治原则。首先，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法律属性上应该属于《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其次，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碳排放权交易必须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允许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拥有碳排放许可交易资格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交易。
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和方式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来确定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将排放总量进行分配，分配配额应当综合考量地区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排放记录、预测排放数值等各种因素。根据排放目标的实施情况和低碳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审核每年的配额数量。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上，笔者建议采用出售和拍卖等有偿的方式。具体操作中，应由环保部门根据上年度本区域各单位碳排放情况，确定本年度可以出售和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并可预留适量的碳排放权用于奖励和吸引更多新的投资。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以一年为一个周期，这样有利于加快交易频率，激活交易市场。环保部门应以上年度的12月31日为截止日，碳排放权分配系统和审核系统将自动计算出碳排放源的实际排放量和富余量，同时把信息反馈给总量目标系统，以便准确确定来年的碳排放总量标准，富余量从第二年的1月1日起允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完善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
（一）交易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分阶段逐步展开，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按事先设定的标准确定具体的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应该到环保部门进行登记，接受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事先设定的标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交易主体应是每年定期进行碳排放物备案登记的企业；第二，交易主体范围限于排放同类碳排放物的企业之间，这样既可以使碳排放权交易有效进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带来的污染监管不力、环境污染失控等结果；第三，能耗高、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总体规划的企业，不得受让碳排放指标；第四，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充当交易主体，如在环境质量恶化时，买进大量碳排放指标，进行宏观调控。
（二）交易标的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指企业在达到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总量后超额减少的“节余”指标。碳排放权使用人依法在一级市场取得一定的碳排放许可额后，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碳排放许可额的富余，二级市场就是对这些碳排放许可额进行的交易。企业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提高碳排放的污染治理能力，从而具有了碳排放的减少量，对于企业是选择将这种减少量出售获利还是选择留存，以备以后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时使用，法律应给予相应的保护，保障企业对超额减少的“节余”碳排放指标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三）交易合同
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应当充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公法化属性。因为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要受环境公共利益等条件的限制，这与传统的民事合同存在很大的差别。意思自治是传统民事合同的本质，如果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纳入传统民事合同范畴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应该是当事人意思自由协商的结果，政府无权对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进行干预，并且除当事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涉及到对环境容量的使用。企业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环境容量取得合法的使用权，但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同一环境资源物品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在碳排放权的市场配置中，必须加入公共意志的干预因素。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志和公共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当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公共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公共意志的作用范围决定着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另一方面，公共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当事人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发挥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同时满足当事人经济利益和公众的环境利益，合同成为平衡二者利益的支撑点。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的途径，其合同的实质就是“利益平衡”问题，即当事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强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四）交易中介机构
交易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存在，如发布信息的成本、交易谈判的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否则就会抵减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实际获得的利益，交易将变得无利可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另外，我国的企业具有规模大小不等、数量繁多、分布不固定等特点，这也会增加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建立至关重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交易的实际收益。笔者建议，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业务应当包括提供交易信息、进行交易代理、办理碳排放权的储存、借贷等方面。
（五）交易程序
笔者认为碳排放权的交易程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应该向环保部门提出交易申请，并提交交易双方的详细资料、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等。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必须取得环保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才可以进行交易。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审核应包括对双方的审核和对交易本身的审核，由此确定其可以交易的碳排放额，并对交易前后的环境质量进行检测。再次，碳排放交易各方就碳排放权交易的数量、价格、时间等具体内容应进行充分地协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合同。最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就交易达成的初步协议须上报环保部门审批。若审查符合要求，环保部门则批准该协议并交付执行，变更双方的碳排放许可额，颁发特殊的许可证，并监督交易的正常进行。
建立查处违法交易的法律责任体系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特点及国内、外的立法实践，在一级市场里主要涉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者主要承担行政责任；二级市场是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同时存在环保部门的管理，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严重者将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碳排放 篇6
在我国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首年，所有参与全国碳交易的企业名单将确定，这些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都将得到第三方核查，而且在这一年中，我国将完成对碳排放权配额的发放，基本具备交易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开始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这些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碳减排和成本压力，但同时也蕴含巨大商机。
此前在京交会上获悉，未来我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将在30-40亿吨/年，现货交易额最高有望达到80亿元/年，实现碳期货交易后，全国碳市场规模最高或将高达 4000亿元，成为我国仅次于证券交易、国债之外第三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低碳在行动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只有抢占低碳市场和低碳技术，才能占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说。
2015年，巴黎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里程碑，推动绿色发展的大势所趋。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韩国等已分别建立了碳交易市场机制，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在欧洲。业内人士认为，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国际间市场机制将有望发展为双边、多边的碳交易市场，并可能形成全球统一的碳市场。
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中国当前推动的重点工作。
2011年，国务院发改委在7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交易的试点，进入碳交易元年起。2013年6月，中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约2000多家企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包括146家石化和化工企业。7个碳交易试点碳排放交易总量已占当地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高耗能产业基本都被涵盖其中，各地实施交易后，碳排放降幅比同类非试点地区明显增加。
如上海碳交易试点涉及中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上海焦化公司及巴斯夫、拜耳等45家石化和化工企业。中石化制定了《碳资产管理办法》，下属26家试点企业在2013年和2014年两个履约期内，累计碳交易量389万吨，交易额达到1.4亿元，占同期国内碳市场交易规模的8%。
根据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11月，我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4653万吨，成交金额达13.51亿元，均价29.04元/吨。预计未来全国配额可达60亿吨，其中首批配额30-40亿吨。
随着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建立，碳排放整体市场规模有望成倍放大。有专家预测，统一后的中国碳市场或将达到数百亿市场规模，是一座有待企业深入挖掘的巨大金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指出，我国已对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到2030年CO2排放达到峰值，并将努力早日达峰，这对企业低碳发展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石油和化工行业既是能耗和排放大户，同时也是节能与污染防治的主力军。
碳排放交易的定价权不是凭空产生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碳排放大国，减排压力巨大，但是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称，如何把挑战变成机遇，碳市场金融发展是重要路径之一。
杜祥琬分析，形成真是权威的碳价信号，掌握全球碳定价权。在市场层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目前包括世行等国际机构都在积极研究推动碳定价，积极引导气候融资和低碳投资，落实巴黎协定引导全球经济，实现低碳转型，拓展国内外多层级的气候渠道是重中之重，节能减排、推动内需，实现双向增长的道路势在必行。
“全球碳定价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经过市场交易和实践形成的。要形成中国碳价，首先要建设中国的碳交易中心，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核心标准。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市场可以多层次，但是真正起到基础支撑作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往往是少数几家核心交易所。”杜祥琬表示，从全球范围看，争取成为全球主要的碳定价中心，北京有这个潜力和优势，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碳交易中心、第三方交易机构都在北京，无论在法规建设和制度、市场参与人员等区域建设方面有领先地位，这些为北京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优越条件。过去3年，北京碳市场的价格一直波动平缓，没有出现欧盟碳市场的碳价暴跌和市场崩溃情况，交易额增长很快，为北京争取成为碳交易市场打下很好的基础。
“要争取碳定价权和发展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产品是关键。”杜祥琬介绍，工商银行努力开展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前瞻性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倡议推动绿色金融，并将此列入G20重要议题，成为今年中国作为G20东道国的重点之一。
美国洲际交易所（ICE）中国区总经理黄杰夫则表示，碳作为大宗商品，在价格发现和帮助企业管理风险方面都需要期货市场发挥作用。不过，他也认为，在讨论碳市场金融创新前必须明确，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碳排量，而不是为了碳交易所盈利，更不是为了交易而交易。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表示：“未来碳交易市场建设，覆盖范围更广，市场规模更大，参与主体更多，交易产品更为多样。对于国家和地方的主管部门，第三方机构参与碳排放交易的企业以及交易机构都是新的挑战和考验。”
马爱民针对相关考验，具体分析了以下几点建议：
对于国家部门而言，最大的考验是科学决策、制定规则和市场监管能力。尽快出台全国碳排放交易权管理条例和相关细则，对于规范市场行为，增加市场透明度都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而言，既要提高管理碳排放能力，履行控制排放义务等，还要加强管理和利用好碳排放市场。
对于第三方机构的考验主要是技术能力和诚信度，保持公平、公正。
对于交易平台面临的主要考验是对交易活动的日常监管，保持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交易，加强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和会员、工作人员的管理。
中国碳排放强度两阶段分解 篇7
哥本哈根和2030年碳强度减排目标完成的相关针对性减排政策制定依赖于影响碳强度相关因素的准确考量,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Fan等[5]通过采用AWD方法对我国1980—2003年碳排放强度进行实证研究。沈小波等[6]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0—2007年碳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陈继勇等[7]选取了我国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FDI、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和产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比对我国碳强度的影响。刘晓燕等[8]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江苏省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的关系进行分析。张伟等[9]运用通径分析明确了三次产业比例的相互关系及与碳强度的关系。孙欣等[10]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碳强度与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能源强度对碳强度的动态影响进行分析。周少甫等[11]采用Gregory-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结合结构突变分析,实证检验了我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关系。李建豹等[12]通过构建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产业结构、人口总量、经济水平与城市化对长江经济带来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碳强度影响因素的文献中,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协整检验方法应用较多,而本研究所采用的指数分解方法较少,事实上现有文献大多是关于碳排放总量的指数分解,如:朱勤等[13]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郭朝先[14]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我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宋德勇等[15]从产出规模、能源结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等4个因素出发,采取了LMDI分解法对中国碳排放进行研究;雷厉等[16]测度了1995—2008年我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将各地区人均碳排放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同时将能源强度进一步分解为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赵志耘等[17]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2000—2009年的我国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
通过对已有关于碳排放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中的不足,首先对碳排放LMDI分解中,很少有直接针对碳强度进行分解,其次LMDI两阶段分解方法运用较少,最后在进行LMDI分解的过程中很少有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建立两阶段LMDI分解模型从多层的角度对我国碳排放强度进行分析,并将分解研究与协整检验相结合,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我国实现2020年和2030年碳强度减排目标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1 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现状
根据IPCC推荐方法计算我国碳排放总量,并依据2000年不变价格GDP得到我国1991—2014年碳排放强度。从图1中可以看到,我国碳排放强度基本保持下降趋势,从最初1991年的6.274 6吨/万元到2014年的2.668 8吨/万元,下降幅度超过50%,年均下降速度为3.65%。分两时段来分析:1991—2001年期间,这是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的时期,碳排放强度从1991年的6.274 6吨/万元下降到2001年的3.265 8吨/万元,短短1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了47.95%,年均下降速度达到了6.32%。这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国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工作,对能源使用从鼓励变为限制,能源节约有了很大成效。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关停并转了10多万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使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下降速度较快,也出现了近20年最大下降落差,在1997年、1998年下降速度都超过了8.28%。2002—2014年是我国碳排放强度比较复杂的一段时期,我国碳排放强度先升后降,总体变化幅度较小。碳强度2002年为3.172 0吨/万元,2014年则下降为2.668 8吨/万元,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速度为1.43%,下降幅度为0.503 2吨/万元,与上一时段相比,碳排放强度变化明显减弱。2003—2004我国碳排放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在2003年、2004年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6.10%和4.76%,增长了0.193 5吨/万元和0.1603吨/万元,这是因为我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出现了重工业化倾向。从2005年后我国碳排放强度又恢复整体下降趋势,这与国家在2004—2007年颁布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关,但下降幅度并不明显。
2 我国碳排放强度LMDI两阶段分解
对数平均权重迪氏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是Ang等[18]共同提出的第一个使用在能源领域中的完全分解技术,如今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相关领域当中被广泛使用。LMDI分解模型最大优点在于不会产生分解剩余项,并且允许数据中包含零。
2.1 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
根据碳排放强度的概念将其进行分解,推导过程如下:
式(1)中:CIt为t年碳排放强度;GDPt为t年实际GDP(以2000年为基期);Et为t年能源总消费量(标准煤);Eit为t年i种能源的消费量(标准煤);Cit为t年i种能源的CO2排放量;Rit为t年i种能源的CO2碳排放率;Si代表能源结构因素,解释为第i种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
其中,
从式(1)可以发现,碳排放强度是由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碳排放率这3个因素来决定的,因此碳排放强度分解模型为:
式(2)中:△CI tot是基于前期的碳排放强度变化量;△CSS为基于前期的能源结构效应,△CIEI为基于前期的能源强度效应;△CIR为基于前期的碳排放率效应;△CI rsd为基于前期的几个影响因素中的两个或多个因素的交互效应。其中碳排放率R和多因素交互影响效应在1991—2014年期间的变化非常微小,可以忽略不计。
能源强度因素效应:
能源结构因素效应:
其中,
根据公式(2)可将我国碳排放强度分解成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两种因素。表1是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结果,表中变化量为基于前一年的碳排放强度增长量,贡献率为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变化做出的贡献程度。
从表1中可以发现,我国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受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共同的影响。从累积效应来看,1991—2014年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605 8吨/万元,其中能源强度使我国碳排放强度降低了3.306 5吨/万元,能源结构调整使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了0.299 2吨/万元,可见能源强度是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在1991—2014期间能源结构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量有正有负,年均下降0.013 0吨/万元,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率低,年均贡献率只有3.37%;而能源强度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大多为负数,只有在2002—2004年、2010—2011年和2012—2014期间为正数,年均下降0.143 8吨/万元,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高,年均贡献率为96.63%(见图2)。
分阶段来看,1991—2001年期间我国能源强度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幅度0.288 2吨/万元,年均贡献率为95.78%,能源结构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幅度为0.012 7吨/万元,年均贡献率为4.22%;2001—2014期间,能源强度使我国碳排放强度年均降低0.028 2吨/万元,其年均贡献率为95.87%。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使碳排放强度年均降低0.017 7吨/万元,其年均贡献率为4.13%。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能源强度是我国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促进因素,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较小,因此有效降低能源强度是碳减排最有效的途径。能源强度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降低能源强度,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通过科技手段降低能源的消耗量,提高能源效率;第二,降低高能耗的GDP,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从而实现低碳经济,有效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从能源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碳减排,虽然其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程度较低,但是依然具备结构优化的空间,降低煤炭消耗,增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比重,优化能源结构,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
2.2 能源强度LMDI分解
对碳排放强度进行第一阶段LMDI分解后,可知我国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我国碳排放强度有着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超过90%以上,而能源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而能源强度也同样受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能源强度的分解公式表达为:
其中,代表能源效率因素,解释为第产业的能源强度;代表产业结构因素,解释为第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i=1,2,3。计算公式与碳排放强度的分解方法一致。
能源效率因素效应:
产业结构因素效应:
权重函数为:
其中,△EIi表示由各产业的能源效率变化引起的能源强度变化;△EIIS表示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能源强度变化;△EIrsd为几个因素的交互效应。根据公式(4)将我国能源强度分解为能源效率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
表2和图3是我国能源强度分解结果和趋势图。从中可以看出,1991—2014期间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受产业结构变动和能源效率的共同影响,能源效率是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其贡献率为111.45%,产业结构调整总体来说对能源强度的降低却起着阻碍作用,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贡献率为-11.45%。从累积效应来看,1991—2014年,能源强度下降了1.395 4吨/万元,其中能源效率使我国能源强度降低了1.582 2吨/万元,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能源强度上升了0.186 7吨/万元,可见能源效率是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将1991—2014分为两个阶段分析,也可得到相同的结论:1991—2001年期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较快,总体能源强度下降1.157 8吨/万元,能源效率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年均贡献率为111.77%,但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强度的降低却起着相反作用,年均贡献率为-11.77%。2002—2014年,总能源强度从最初的增加到2004年开始下降,其总体能源强度只下降了约0.237 7吨/万元,说明这期间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缩小或基本相抵,导致能源强度基本没有变化。2002—2004年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抑制了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这是因为我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二产业比重增加,高耗能产业迅速发展所导致。
3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协整关系验证
3.1 变量选取
从上述因素分解中得出结论,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我国碳排放强度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能源强度受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受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采用能源强度表征技术进步,如董锋等[19]用能源强度表征技术进步来进行CO2排放分解的协整检验,李国志等[20]在选择变量时用能源强度来表征技术水平。同时,有较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提高能源效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Khazzom[21]指出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而节约了能源,徐士元[22]研究验证了技术进步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技术进步也可以用来表征能源强度(能源效率)的改善。本文选取因变量碳排放强度,自变量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因素进行协整检验。能源结构表征变量为煤炭占能源总消耗量比重,产业结构因素选取了第三产业比重,而技术进步因素选取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费用。相关数据取自198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年度为1980—2014年。
3.2 单位根检验
非平稳序列在各时点上随机规律不同,难以用已知信息掌握序列总体的随机性,因此需要检验数据的单位根,对各变量LCI,LS,LSS和LPTI(分别是变量碳排放强度CI、能源结构S、技术进步SS、产业结构PTI取自然对数)进行ADF检验。
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变量在水平项上和进行一阶差分的结果均存在单位根,数据序列不平稳,而ADF检验结果表明这些不平稳的序列进行二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达到了平稳,因此变量LCI,LS,LSS,LPTI均为二阶单整,服从I(2)。由于LCI,LS,LSS,LPTI的时间序列都属于同阶单整,因此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3.3 Johansen协整检验
JJ(Johansen-Juselius)检验是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与Juselius共同提出的一种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通常称为Johansen检验,是一种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较好方法。
协整关系检验是检验协整回归方程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而满足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仍然可以建立回归方程,并且不会造成伪回归现象,因此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是必要的。如果这个时间序列不是协整的,残差中一定存在单位根,如果序列是协整的,残差将是平稳的。变量的单整和协整性质决定了LCI,LS,LSS,LPTI的模型构建。如果时间序列是协整的,那么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否则只能解释为短期关系。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根据AIC准则选择有选择滞后阶数为2的协整模型,对各时间序列LCI,LS,LSS,LPTI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注:1)*表明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2)滞后间隔:1-1;3)非限定性协整秩检验
从表4检验结果可知,LCI,LS,LSS,LPTI等4 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取以下协整方程为最终方程,用数值方式表达如下:
由协整方程(5)可以看出,我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但是能源结构对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明显小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以煤炭消费为主,能源结构变化较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小。LCI与LS的系数为正,LSS和LPTI的系数为负数,说明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善、技术进步对我国碳排放强度有降低作用,这与陈继勇[7]、张伟[9]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同时也与前文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分析结果和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4 结论和建议
根据测算出的我国1991—2014年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运用LMDI两阶段因素分解法分析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同时选取1980—2014年中国历年相关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分解变量进行协整关系验证。
LMDI两阶段因素分解法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对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中,我国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受到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的影响,由能源结构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量有正有负,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率低,由能源强度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大多为负数,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高;第二阶段对能源强度LMDI分解中,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受产业结构变动和能源效率的影响,能源效率是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总体来说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着阻碍作用,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协整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与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技术进步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也验证了两阶段分解的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和结论,针对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比例。我国主要以煤炭消费为主,而煤炭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远大于其他能源。合理地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资源的消费,增加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改变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然而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不容易,因此提高我国煤炭利用率,创新我国煤炭利用技术,将储量丰富的煤炭转化为较为高效清洁的能源是一条有效可行的途径。
(2)降低能源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强度是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的主导因素,而且能源利用效率相比发达国家较低。我国能源在开采、转换、贮存等过程中有很大的损失,因此,能源消费的节能潜力也较大。据相关调查,如果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能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我国每年将节约4亿多吨的标准煤,因此碳排放强度的减少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来实现。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通过两方面来实现,首先可以通过改进设备,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并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设置能源专项资金;其次可以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使经济增长不仅仅依靠能源消耗的增长,而是主要依靠能源效率的提高。
(3)发展第三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第三产业碳强度显著低于第二产业[19],世界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在2/3以上,而我国2014年第三产业比重仅为48.2%,发展第三产业不但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的提升,也关系到2030年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下降60%~65%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无论是高耗能的钢铁制造、电解铝,还是新兴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产业,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淘汰落后产能不但有助于行业整体脱困,也能促进行业整体能源效率的提高,从而帮助国家宏观减排目标的实现。
摘要：通过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我国碳排放强度进行两阶段因素分解,第一阶段对碳排放强度进行LMDI分解,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强度的贡献率超过90%。第二阶段对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进行LMDI分解,结果表明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变化有显著影响。最后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分解变量进行长期协整关系验证,结果表明碳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探讨 篇8
1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最近几年, 中国已经赶超许多国家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东道国之一, 最新资料显示, 截至2009年5月, 中国共有544个CDM项目注册成功, 占全部注册项目的33.64%, 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清洁发展东道国, 累积核证减排量为126, 872, 554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东道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量的44.37%。
我国于2002年3月正式引进碳排放交易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但是正在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并且日趋完善。近几年来, 我国碳排放交易发展迅速。
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机遇与风险
2.1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方面, 由于《京都议定书》在第一阶段没有把我国纳入碳减排的国家, 从短期来看, 如果在第二阶段将我国纳入碳减排国家的话, 那么企业对节能减排的项目贷款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 从而对碳排放权的交易需求亦会增加, 这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各省市能源结构相差很大, 因此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技术的实施需要很长一段时期,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带给我国巨大的融资机会;而且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碳减排量可以获取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能源结构升级的技术和资金, 改进我国现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2.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风险
首先是技术风险;目前发展中国家成功申请的技术项目并不多见, 尤其是中国, 这主要归因于:某些技术项目的合作周期较长, 企业更看重的是短期内可以盈利的项目, 由于碳减排技术一般都具有较高难度, 企业还需要购置大量的设备, 因此企业的风险和损失较大。其次是成本风险;我国碳交易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 并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欧洲市场, 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中介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中间很可能会由于中介商的操作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我国签订的交易合同价格相差较大。最后是政策风险;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外部性。
3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具体框架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应该分为两类, 即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国内交易主要应该建立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上。按照国家规划, 首先对每个省都设置一个排放上限, 然后各省再将具体的排放额按照规定下发给各个企业。倘若某个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超过政府规定的排放额, 则该企业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需要到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排放许可额;二是投入资金运用碳减排技术从而将该部分超过限定额度的碳排放量消除;或者是选择上缴罚款。国际交易则主要集中在面向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权, 同时开发出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同的产品进行交易。
除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外, 政府还应建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 从而保证碳排放权交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 还应制定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 这有利于创造相对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 消除信息不对称, 防止不正当竞争, 保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3.1 建立碳排放总量交易机制在碳排放中的战略地位
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 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利用总量交易机制控制碳排放的条件。我国现在应该转变目前所采取的环境治理思路, 摆脱这种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模式, 积极探索依靠市场机制运行配置资源、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模式。由目前的以命令——控制为主减排方式逐渐过渡到由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同时推出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 也就是强调环境资源的商品属性, 使其能够充分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 从而促进国内企业走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化道路,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3.2 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
随着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 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市场并积极开发新市场。通过建立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期权市场, 从而拓宽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体系中, 以现货交易市场为基础, 期货交易市场和期权交易市场为主, 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标准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合约, 包括合理安排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所的布局, 价格形成制度, 以及时物之间的交割制度等工作。
3.3 设立碳排放交易中心和交易平台
建立我国的交易中心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从而保证其能够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运行, 用市场导向来指导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实施, 通过交易中心的市场化运作, 产生并传播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信息, 使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最小化, 并且能够有效的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实体性的交易平台, 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各会员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在此基础上, 再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 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从而减少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3.4 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监管力度
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既可以为企业的碳融资行为提供资金的保障, 又可以为调整资产组织提供便利, 但同时有可能成为某些投机者操纵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工具,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和市场的风险管理。具体来说:一是建立严密的监管体系, 规范碳排放交易行为;二是建立严密的法规, 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行为;三是加强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的投资宣传;四是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措施。
总之, 在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结合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的灵活运用, 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 运用市场规律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碳排放权交易所具有的功能和气候交易所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推出碳排放权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 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几方面的配合, 从而达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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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 篇9
关键词：碳排放总量,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 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大气中CO2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升高, 被认为是地球变暖的根本原因。2003年英国第一次提出了“低碳经济” (Low-carbon Economy) 后, 各国都将低碳经济视为21世纪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国政府在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 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任务, 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一决议表明我国已经把降低碳排放, 发展低碳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二、文献回顾
(一) 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研究
Schmalensee (1998) 和Galetti等 (1999) 验证了C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胡初枝等 (2008) 基于我国1990—2005年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 运用库兹涅茨曲线 (EKC) 模型, 得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N”型关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9) 研究发现,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演化依次遵循着3个倒U型曲线规律。
(二) 碳排放驱动因子研究
ZHANG (1998) 最早采用对数差分方法分析中国1980—1997年碳排放增长, 结果证明中国在节能减排中若没有通过政策与技术手段降低能源强度, 该阶段的碳排放总量会比实际高50%。柴建等 (2009) 基于1992、1997、2002及2004年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分析得出我国过去几十年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宏观因素。朱勤等 (2009) 基于扩展的Kar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 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 得出经济产出效应对我国该阶段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以上的研究为碳排放驱动因子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不难发现上述分析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以及微观结构的角度去分析碳排放因素。本文通过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长期趋势分析, 综合考虑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口数量及碳排放效率等宏观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进行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因素的动态作用并量化其贡献率。
三、研究方法
Kara恒等式由日本教授Yoichi Kara于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 是为了辨别碳强度、能源强度、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哪种因子对碳排放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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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O2、PE、GDP和POP分别代表CO2排放量、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人口总量。
为了研究碳强度、能源强度、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对碳排放的影响, 笔者对Kara恒等式进行如下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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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两端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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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弹性的定义, 碳强度、能源强度、经济水平、人口数量每变化1%, 分别引起碳排放总量变化α1%, α2%, α3%, α4%。
四、实证研究
(一) 数据选择和统计性描述
数据样本为中国1978—2007年的年度数据,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年鉴和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没选取1978年以前的数据是因为1978年以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经济水平不高, 能源存在严重浪费现象。1978年以后, 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开放, 工农业迅速发展, 能源消耗加快, 碳排放量加速增长。
图1纵轴表示各个指标的增长率。碳强度undefined, 表示碳排放结构, 用含碳能源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表示;能源强度undefined, 用能源消耗总量占GDP比重来表示;人均GDPundefined, 表示经济增长 (GDP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 。由图1可知除了2003年和2004年, 我国的能源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增长率都大于0。说明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从总量看, 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很多年份里都大于0, 最近几年更是居高不下, 这为构建低碳经济提出了挑战。
(二) 碳排放总量变动趋势:“库兹涅兹曲线”检验
前述文献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 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进一步检验我国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借鉴Galli的做法, 建立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非线性模型:
lnCO2t=Ct+lnPERGDPt+lnPERGDPundefined+Et
其中CO2:二氧化碳排放量, PERGDP:人均GDP。由Eviews6.0计算得到以下结果:
注:被解释变量为CO2。*, **, ***分别表示在10%, 5%, 1%水平下显著。
从表1中得出, 人均GDP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碳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 结论与Schmalensee (1998) 和Galetti等 (1999) 一致。
结合图1, 2002—2004年碳排放效率增长率为负, 说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恶化的趋势。根据我国碳排放量特征分析, 我国碳排放量的“拐点”在人均GDP非常高的位置, 远高于国外水平。说明我国在含碳能源利用上存在大量的粗放型消费。
(三) 二氧化碳排放量 (CO2) , 碳强度 (CI) , 能源强度 (EE) , 人均GDP (PG) , 人口 (POP) 协整性分析
自从Engle和Granger提出协整理论以来, 就一直被认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的有力工具。在进行协整之前, 先对数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以确定变量的单阶整数。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常用ADF检验:
模型undefined
模型undefined
模型undefined
注:*, **, ***分别表示在10%, 5%, 1%水平下显著。
由表2可知, CO2、EE、PG、POP及CI为2阶同阶单整, 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
本文用恩格尔和格兰杰两步法对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和估计分析结果见表3。
注:*, **, ***分别表示在10%, 5%, 1%水平下显著
可知lnCO2和lnCI, lnEE, lnPG, lnPOP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均GDP、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说明在长期这些因子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存在一定的影响。
(四)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是变量之间的依赖性, 原因变量的变化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
注:滞后期按照p值的最小值进行选择。
表4显示:惟独lnPOP和lnCO2互为因果, 说明人口和碳排放量之间具有相关性;lnCI是lnCO2的原因, 这说明碳能源的消费结构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存在影响;lnCO2是lnEE的原因, 即二氧化碳的变化会改变能源强度;LnPG和lnCO2 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二氧化碳和人均GDP相互独立, 但是格兰杰因果检验只是相互关系表示一个方面。综上可知,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 (经济增长) 存在倒U曲线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除了人均GDP外, 别的驱动因子对二氧化碳都有因果关系影响, 由此可知我国碳排放驱动因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为提出节能减排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五)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Engle和Granger已经证明, 如果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均衡误差将显著影响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先建立长期均衡模型。
从模型来看, 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均GDP、人口都对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符合实际情况。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均GDP、人口每变化1%, 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变化0.80%、1.06%、0.97%、1.38%。对二氧化碳的影响:人口>能源强度>人均GDP>碳强度。
再建立短期均衡模型lnCIt-1, lnEEt-1, lnPGt-1, lnPOPt-1无法通过t显著性检验, 舍去。通过显著性检验和拟合优度标准后得到以下模型:
从以上误差修正模型来看, 在短期内, 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均GDP、人口都对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具体来说, 在短期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均GDP、人口每变动1%, CO2平均变动1.02%, 1.03%, 0.99%和1.19%。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人口>能源强度>碳强度>人均GDP。相对于长期而言, 短期碳强度的影响比人均GDP影响更大。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大小反映了短期对偏离产期均衡的调整程度。由模型可知, 误差修正系数为负, 满足反向调整的事实。上一期短期对于上期均衡的偏离, 将在本期得到32.89%的调整, 说明在宏观调控下, 我国每年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调整力度适中。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人均GDP存在“能源库兹涅兹关系”, 说明随着经济增长, 我国碳排放总量经过“拐点”后会逐年下降。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碳排放量与人口数量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碳排放量的变化是能源强度变化的原因, 是碳强度变化的结果。碳排放驱动因子长期均衡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对于我国碳排放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人口数量和能源强度, 碳排放和人口数量在长期和短期内影响大小不同, 长期人均GDP影响更强, 短期则碳强度占优。由误差修正项可知碳排放量短期对长期均衡的偏离有32.89%得到调整, 说明我国在二氧化碳排放宏观调控产生的成效一般。从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看, 人均GDP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较大, 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高投入、高能源消耗的产业拉动。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 从低碳生产来看,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能源强度弹性系数约为1, 说明提高能源效率, 能同比例减少我国碳排放量。能源强度主要受到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做到降低生产的碳排放量, 首先应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经济转型, 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其次应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 制定有效的碳权交易市场机制, 利用价格机制提高碳排放效率。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提高清洁能源对碳能源的替代率, 减少我国碳排放总量。第二, 从低碳生活来看, 碳强度因子在短期相对于长期效果较为明显, 这说明在短期内碳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会有效降低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城市化、机动化的大力推进, 生活碳排放将进入快速增长期。政府应倡导低碳消费理念、引导低碳生活方式, 建立起一种以低碳为导向的共生型消费方式。构建低碳消费生活方式关键是消费结构低碳化, 减少城镇居民生活的碳密集行为, 实现由高碳消费向低碳消费的转变。通过低碳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导低碳产业结构调整, 进一步降低我国的碳排放量。第三, 从控制人口增长来看, 在我国碳排放驱动因子分析中, 人口因素影响最为显著。我国本来人口基数就大, 人口数量微小的变动, 都会引起能源需求、碳排放量的巨大变动, 人口数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具有长期滞后效应。所以从长期来看, 积极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能减少我国碳排放量, 减轻能源供求压力, 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Keeling C D, Whorf T P, Wahlen M., Inter annualex-tremens in the rate of rise of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since[J].Nature1, 9953, 75:666-670.
中国碳排放 篇10
自从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一直就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发展中国家采取清洁发展机制 ( CDM) ,自愿减排,因此当前中国实际并没有承担受国际制约的减排义务,而仅需实现自己承诺即可,所以中国在“十一五”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节能减排中的“减排”指标并不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在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途径。薄燕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过程中,中国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然而合作能力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时间表,承担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义务[1],该学者的研究结论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一致; 朱智?通过分析清洁发展机制( CDM) 在中国区域分布结构的过程中,提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CDM项目分布存在 负向影响[2],这意味着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对CDM项目分布影响显著。在针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措施研究中,张友国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研究表明,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是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3]; 程叶青研究认为第二产业比重提高了碳排放强度[4]; 孙宁认为技术进步是碳减排的根本途径,而人力资本建设能够促进技术进步[5]; 韩坚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东部地区15个省 ( 市) 2000 ~ 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对碳排放强度有正的影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碳排放强度无影响[6]; 陈凯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7]; 以上学者研究基本上弄清楚了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但是由于认识问题的角度、研究方法以及选取数据的不同,研究结果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可以降低能源强度,而降低能源强度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8],因此,在选择能源强度作为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同时就应该避免选择技术进步; 而在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过程中,仅仅选择单一的第二产业比重显得有失片面,应将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两个变量一起作为产业结构因素; 有些作者在运用计量模型研究中,并没有消除变量自相关也是研究结论不太可信的原因。其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研究中,石敏俊认为从减排效果上看,碳排放交易制度要优于碳税[9]; 夏梓耀认为碳排放权制度适宜于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减排,而碳税制度 适宜于中 小型温室 气体排放 源的减排[10]。在对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总体评价中,张国兴认为1978 ~ 2013年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平均力度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逐渐由依靠单一措施向综合利用多种措施转变[11]; 目前中国已经在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相信未来不久碳税也将成为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新的工具,在实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措施过程中,辅助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碳税,必将进一步完善中国节能减排政策体系。笔者主要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因素,并测算这些因素在近些年对中国减排的贡献,以期为政府制定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对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
1. 1 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
能源强度是指单位GDP能耗值 ( 单位: 吨标准煤/万元GDP) ,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定义可以看出,二者关系密切。一般来说,能源强度越高,碳排放强度越高,二者正相关,表现形式是: ( 1) 空气中二氧化碳增加量的大部分来自能源消耗,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耗,单位GDP消耗的化石能源越 多,产生的二 氧化碳就 越多;( 2) 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并不呈现严格的线性关系,因为能源消耗总量中不仅包括化石能源还包括非化石能源。
1. 2 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
产业结构是三次产业在本国国民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及比例。一般认为,不同产业生产等值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不同的,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是不同的,第三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少,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少,第二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多,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多; 另外各产业消耗能源的类型差异也较大,第二产业消耗的煤炭最多,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多。因此,可以认为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能够增加碳排放强度。
1. 3 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是各品种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及比例。一般认为,化石能源中,产生相等热量情况下,煤炭消耗最多,产生二氧化碳最多,天然气消耗最少,产生二氧化碳最少,非化石能源消耗过程中几乎不产生二氧化碳,笔者把能源分成两类,一类是化石能源;一类是非化石能源,采用非化石能源比重作为能源结构的指标。因此,可以认为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采用粗略估算方法,参照IPCC碳排放指南 ( 2006) 以及相关文献,笔者采用公式 ( 1) 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其中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能源为煤、石油和天然气,其他因素 ( 能源类别、能源转换技术等) 不予考虑。
其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为能源消费总量 ( 万吨标准煤) ,wi为第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ηi为相应能源碳排放系数,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 ( 2006) ,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取0. 7559、0. 5857以及0. 4483吨碳/吨标准煤。
用CI表示碳排放强度,用EI表示能源强度,f1、f2、f3分别代表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其中GDP以2013年不变价格计算 ( 文中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下同) ,由于f1、f2、f3之和为1,为避免回归矩阵奇异性,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中仅选择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用nc表示非化石能源比重,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变量间自相关采用杜宾两步法进行修正,1980 ~ 2013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同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计量关系如下:
其中括号内数值为相应参数的显著性值。
回归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显著,能源强度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作用,能源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碳排放强度增加0. 318;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作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1% 分别促进碳排放强度减少0. 067和0. 077,这一结论证明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均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与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能够增加碳排放强度的分析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 1) 尽管第二产业产生较多二氧化碳排放,但是第二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增速低于其产值的增速; ( 2) 第二产业是新技术、新材料最主要使用者,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减少了能源的使用并对化石能源进行替代,从而使第二产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比全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更快。非化石能源比重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作用,非化石能源比重每提高1%促进碳排放强度减少0. 093。从结果可以看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最有效的措施是降低能源强度,其次是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
2 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
根据碳排放强度的定义,碳排放强度的计算可以采用如下公式。
其中,EIi为第i产业的能源强度,fi为第i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wij为第i产业消耗的第j种能源在第i产业消耗能源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能源消耗结构,ηj为单位第j种能源碳排放系数。将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分解成三部分之和,第一部分表示三次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变化引起的,第二部分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第三部分表示能源消耗结构变化引起的。
其中ΔEIi= EIi( t +1) - EIi( t) ,Δwij= wij( t +1)- wij( t) ,Δfi= fi( t +1) - fi( t) 。ΔCI是碳排放强度的变化量,式 ( 1) 最终结果的第一部分表示了各产业的能源强度变化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之和,简称能源效率减排 ( 记作ΔCIEI) ; 第二部分表示了各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之和 ( 记作ΔCIf) ,简称产业结构减排; 第三部分表示了各能源消耗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之和,简称能源结构减排 ( 记作ΔCIw) 。那么中国能源效率减排、产业结构减排以及能源结构减排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2005年是“十五”末的最后一年,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强制实施节能减排目标,本文将计算“十一五”末2010年与“十五”末2005年相比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原因,以及2009 ~ 2011年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原因,表1和表2为计算结果。表中计算碳排放强度数据中能源数据不包括“生活消费的能源”,GDP、能源强度以及产业结构均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注: 碳排放强度的变化量的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万元 GDP。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能源效率减排引起的,而产业结构减排以及能源结构减排与中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反方向变化,其中能源效率减排贡献率达到124% ,表明中国在“十一五”第一个节能减排约束周期内,由于节能作为“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成为了减排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强度,相反却提高了碳排放强度,这也反映出在仅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作为标准的情况下, “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并不成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10年同2009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能源效率减排和能源结构减排引起的,而产业结构减排与中国碳排放强度依然呈现反方向变化,尽管能源结构减排降低了中国碳排放强度,然而能源结构减排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仅有2% 。2011年同2010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上升,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结构减排以及能源结构减排引起的,而能源效率减排与中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反方向变化,表明能源效率减排依然是促进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动力。
3 结论和建议
计量研究表明,1980 ~ 2013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有显著关系,其中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具有同方向变化关系,中国碳排放强度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具有反方向变化关系。在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过程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能源强度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调整并没有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预期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3. 1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由于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具有同方向变化关系,减少能源强度将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主要手段,“十二五”规划中再一次提出能源强度下降18% 的节能约束性指标,如果“十二五”规划中节能指标能够顺利完成,中国碳排放强度也将会显著下降。有学者担心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一种经验主义观点,笔者在相关文献中已经用实证方法做出研究,节能减排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促进了经济增长[12]。另外,为了按时完成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的关于减排的承诺,树立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也有必要通过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促进碳排放强度快速下降。
3. 2 优化产业结构
尽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都会降低碳排放强度,但是计量结果显示提高相同数量的第三产业比重要比提高相同数量的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大,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仍是中国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而在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过程中,产业结构减排不但不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动力,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是: ( 1) 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出现反复,并不是一直沿着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的方向,从《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产业结构数据可以看出优化产业结构的反复过程,而《中国统计年鉴》中产业结构数据的计算依据的是当年价格,如果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产业结构,其优化过程更不明显; ( 2) 回归结果显示的是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平均关系,而在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时,采用的是样本数据; ( 3) 三次产业能源强度差异较大,第二产业能源强度最大,其在计算过程中所占的权重较高,各产业使用的能源结构差异较大,第二产业使用煤炭的比重较大,而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大。
3. 3 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
近年来,尽管中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呈现稳步提升趋势,但是其值一直较小,长期处于10% 以下。由于能源结构不合理,使用相同数量的能源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因此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能够减少碳排放强度。当前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需要有效利用生物质能源,在兼顾环境和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核能,尽可能充分利用水能、风能等。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除了能够减少碳排放强度外,还能够促进相关技术快速发展,培育新型能源与能源装备产业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3. 4 构建促进碳排放强度稳步下降的长效机制
要完善节能减排考核体系,对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中节能减排指标的给予奖励,对无法完成的进行惩处,使得节能减排成为各级官员施政的自觉行为; 要制定好优化产业结构相关规划,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应因为经济增长波动而放弃产业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要通过市场手段抑制化石能源需求,鼓励使用非化石能源,要逐渐通过资源税、碳排放交易制度、碳税以及补贴等,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 要大力鼓励社会主体实施清洁发展机制,争取国内外更多的资金、技术等,协同促进低碳可持续发展。
摘要：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3个方面研究了影响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因素,研究表明,能源强度的提高能够使碳排放强度上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提高能够使碳排放强度下降,并对2010年和2011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做了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能源效率减排引起的,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当前应优化产业结构和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等建议,对于政府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碳排放 篇11
关键词城市化；能源消费；碳排放
1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温室气体排放及由其引发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具挑战性问题之一，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包括政策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就数量而言，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人为温室气体，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研究显示，2004年度，二氧化碳大约占总的人为气体排放量的76.7%.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在于减少碳排放.碳排放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伴随着新一轮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城市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系开始引起实务界与学术界的关注＼[1＼].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被成为城市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高速城市化的阶段.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0年全国常住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已非常接近，城镇人口为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已进行到了中期阶段，今后20年内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城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城镇化建设也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党的十八大之后，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城镇化的重要性，不难看出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1978年至2008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增长5.7%，电力9.1%.2003年至2008年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双位数.数据表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阶段，这是一个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而且此阶段的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因此该阶段的碳排放增长也最快.如何在充分认识城市化阶段的能源消费特征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现阶段的节能减排政策，是中国政府最为紧迫的任务.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城市相继出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现有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共同影响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具有双向的作用，城市化进程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费的总量；城市化导致了产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的合理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资源使用更加合理，单位能源消费具有下降的趋势.利用城市化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回归关系来预测未来50年我国能源需求和供给.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将是能源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从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来看，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类的研究文献就多，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多差异.二是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由于各产业对于能源需求存在的差异，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将反映到能源消费上，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也补完全一致.我国在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也将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的强度.三是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技术进步对我国能源消费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能源效率，改善了能源消费结构，另外一方面，技术进步将促进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
对于城市化、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研究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城市化是一国由低收入迈进高收入的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与工业化保持一致，目前对我国城市化阶段的认识有：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加速经济增长时期），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还会保持快速增长（刘霞辉，2003）＼[2＼].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却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涂正革，2008；张红凤等，2009）＼[3，4＼].二是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研究.Parikh 和Shukla（1995）利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利用问题， 并针对如何避免这期间的温室气体过量排放提出政策建议＼[5＼].国内学者的研究有：王锋等（2010）研究了1995～2007 年间中国二氧化碳 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6＼].林伯强等（2010）就节能与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下中国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问题提出政策建议＼[7＼].
目前大多数文献都没有考虑到中国的阶段性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和刚性问题，而其对中国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和政策抉择最为重要，由于没有针对阶段性发展问题，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也缺乏现实意义.城市化的人口转移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高耗能增长特征，是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准确描述现阶段中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影响因素，需要对城市化阶段的影响有一个把握.为了捕捉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排放的特征，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本文将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各个省市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指标，数据来源《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能源消费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该指标是观察能源消费水平、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电力，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的利用.本文各省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数据也来自《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碳排放的数据来自于陶长琪和宋兴达（2010）的数据[8].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数据是1995年到2007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了研究的方便，记城市化水平为Lcity，能源消费总量记为Energy，碳排放记为Carbon.
3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方法来分析我国29个省市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三者原始序列线性图如图1所示
3.1面板单位根检验
3.3模型形式确定
在表2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拟合了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得到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13.454 84、S2=1.819 439、S1=1.784 417.进一步计算得到F2=203.213，F1=0.406 551.查F分布表，易知在α=0.01显著水平下，拒绝假设 H2，接受H1，即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3.4Hausman检验
在确定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之后，为了进一步确定是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还需要进行Hausman 检验.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见表3：
表3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
从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对于本文中29个省市来说，虽然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系数相同，但是1995～2007年间其自身城市化水平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吉林最高，北京、上海分别位于第二、第三位，而最低的是安徽，其次是河南.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份、老东北工业基地省份城市化水平位列前面，而中部省份城市化水平也与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格局还是比较吻合的.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1995年至2007年我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为城市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所以建立以城市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 man检验的分析结果，确定研究模型的形式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最后，通过对拟合模型的结果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各省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只讨论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而从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也存在影响.尽管从本文拟合得到的模型中，能源消费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微，但是能源消费在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佐证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面临着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简单地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方向演进.我国目前粗放型增长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与能源的高消耗并驾齐驱.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减排潜力巨大，各省市应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强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二是为了控制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量的增加，节能减排政策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碳强度上.通过制定扶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制定控制高碳能源、高碳工业、高碳产品的市场机制、管制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相关措施，促使社会各界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使我国城市化道路向新型的低碳城市化道路前进，从而保护生态环境，让经济发展模式更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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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 篇12
由于CO2过量排放带来的气候变暖带来的全球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和疾病流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应对碳减排从而保护环境, 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谈判并达成《京都议定书》。中国已于2002年核准了该议定书, 并于2009年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虽然,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政府承担的是“共同但有责任”的相对减排义务。但是, 如果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改善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相对减排义务也难以完成。
从国内情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同时, 所消耗的能源和带来的CO2排放也显著增加。1978~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4.2%, 2002~2008年均增长11.1%[1]。由于碳排放的剧增, 而带来的大气污染、雾霾天气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以至于人们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得不感叹要想呼吸“清洁的空气”简直是奢侈的梦想, 尤其在冬季。因此, 无论是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的大国责任, 还是应对国内大气污染治理的需要, 我们都应该积极参与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中主动改善国内的大气环境。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时期, 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快, 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 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因此, 我国未来的碳排放强度走势如何, 在目标期内能否实现减排目标引发学界的关注。林伯强[2]等充分考虑到“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的国情下如何完成碳减排目标;蒋金荷[3]对中国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赵文, 李东等[4]利用灰色预测的方法对中国的碳排放进行了预测;王丽云, 涂建华, 赵媛等[5]对未来十年中国的煤炭碳排放量进行单独预测;郑鑫, 杨静, 王利生等[6]则对我国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预测研究。
上述研究无疑为后续的中国碳排放预测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分析视角。但上述研究大多都是对某一种碳排放量的预测, 对中国整体碳排放量缺乏预测, 而且对于中国碳减排缺口缺乏必要的分析。另外, 上述预测方法是一种单一的预测方法, 其实任何一种单一的预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通过组合预测的方法可以有效利用各种单一预测方法的优点, 从而在平均误差和利差系数方面改进预测精度。
组合预测的具体步骤是, 通过构建二次规划模型实现的。以yt表示其实际观测值 (t=1, 2, …, n, 其中n表示样本规模) 。有m种预测方法, fit表示第i种预测方法的预测值 (i=1, 2, …, m) , wi表示第i种方法在组合预测模型中的权重, 则组合预测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二次规划问题, 利用Matlab7.0进行求解[7]:
1 预测模型选择与预测效果比较
1.1 三次指数平滑法对未来两年的数据进行预测
一次指数平滑法虽然克服了移动平均法的缺点。但当时间序列的变动出现直线趋势时, 用一次指数平滑法进行预测, 仍存在明显的滞后偏差。因此, 也必须加以修正以后可以得到二次指数平滑法和三次指数平滑法。
三次指数平滑法计算公式为:
其中, St (1) , St (2) , St (3) 分别为一次、二次和三次指数平滑值。
可以通过二次指数平滑法递推得知, 三次指数平滑法的模型为:
其中:
利用面Matlab软件编码拟合得到如下三次指数预测方程:
其中t=1~15, 即从2012~2026年。
1.2 灰色预测GM (1, 1) 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建立的是用微分方程描述的模型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连续过程。该理论认为, 尽管客观系统表象复杂, 但总是有整体功能是有序的。离散的数据中必然蕴涵着某种内在规律, 将能源消费量数列看作系统的灰色量, 经生成处理使灰色量白化并运用连续的灰色微分模型对系统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预测[3]。灰色GM (1, 1) 过程及原理如下[7]:
设x (0) ={x (0) (1) , x (0) (2) , …, x (0) (k) }为系统输出的非负原始数列。其中x (0) (k) >0, k=1, 2…, n;X (1) 为X (0) 的1-AGO序列X (1) = (x (1) (1) , x (1) (2) , …, x (1) (n) ) 。其中
Z (1) 为X (1) 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Z (1) = (z (1) (2) , …, z (1) (n) ) 其中
X (0) (k) +az (1) (k) =b为GM (1, 1) 的基本形式。-a为发展灰数, b为灰色作用量。
求解微分方程, 即可得时间响应序列和预测函数分别为:
1.3 二次指数模型
根据中国碳排放的曲线图, 中国碳排放一直呈现快速增速势头, 通过逐渐加入变量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得到带有截距项的二次指数增长模型, 预测结果如下, 表达式为
1.4 组合预测模型
根据各种模型的预测值与原始数据的得图1, 其中y (0) , y (1) , y (2) , y (3) , y (zu) 分别表示原始数据、三次指数平滑预测值、灰色模型预测值、二次指数模型预测值和组合模型预测值。Ey1、Ey2、Ey3、Ey (z) 分别表示上述4种预测方法的相对误差。根据各种单项模型的误差数字为基础, 根据组合预测模型的理论, 以误差平方和最小为准则, 计算方差和协方差, 误差信息矩阵如下:
对应的非线性规划模型为:
所以建立计算组合预测值的组合预测模型如下:
通过表2后两行的数字可见, 组合预测的预测值与原始值的相关系数比任何一种预测方法的相关系数都高, 而平均相对误差则最小, 说明组合以后的平均相对误差和方差比任何一个单一预测模型精准, 充分体现了组合预测的优势, 可用于未来的预测。
2 未来十五年中国碳排放数量预测与减排缺口分析
通过上面的比较, 证明了组合预测模型的精度与实用性, 因此利用上述模型对中国2014~2026年共13年的碳排放量进行预测。另外, 分别以1999~2013年15年的数据, 分别以GDP最低增速7.62%, 平均增速9.7%, 最高增速14.16%预测2014~2026年的GDP, 并以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为基准, 进行不同情境下的碳排放缺口分析。
根据表3的数据, 以组合预测的碳排放数据与不同情景的经济增长进行组合, 对中国2020~2026年碳减排缺口分析, 结果见表4。
3 结论及对策
3.1 结论
(1) 通过组合预测的方法进行中国碳排放的历史拟合, 表明其具有良好的拟合能力, 从而利于该模型对中国未来的碳排放具有较高的精度保证。
(2) 根据组合预测模型的碳排放量进行碳减排缺口分析, 无论是经济增长按照低速方案还是均速方案增长, 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缺口都依然存在, 按照高速方案增长, 虽然中国碳排放缺口出现盈余, 但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及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态势的可能不复存在。因此, 碳减排的压力非常严峻。另外, 对2026年的碳排放和GDP增长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中国的碳减排缺口逐年缩小。这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碳减排是一种相对脱钩, 即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量都在增长, 但是经济的增速要快于碳排放量的增速, 这也契合了碳排放国际分解的“共同但有差别的”的减排原则。
3.2 对策建议
碳减排必须了解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已经表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镇化、人口、经济发展、进出口、能源利用技术等。如上所述, 中国承担的碳减排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减排。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为了碳减排就直接限制经济发展, 而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本身是外生变量,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城镇化一方面通过改变人口结构降低碳排放, 但是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是人口总量在城市的上升过程, 导致碳排放的增加, 二者的累加效应并不明确;进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双向的, 如果出口高碳产品, 则等于加大了本国的碳排放, 如果进口高碳产品, 则表明本国的碳排放减少。因此,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 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要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利用技术上去发展。
3.2.1 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升级。现有文献已经表明, 工业结构的比重偏大是碳排放偏大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偏大的特点进一步加大了工业对碳排放的贡献。因此, 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 从节能减排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角度而言, 一方面, 要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 限制高碳产业的发展, 利用低碳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 使高碳产业低碳化;另一方面要引导、鼓励和扶持低碳产业的发展, 提高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 促进低碳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8]。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3.2.2 发展非化石能源
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特点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决定了煤炭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充当第一能源的角色。长期以来, 煤炭这种高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高达70%以上, 煤炭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 与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相比, 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使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36%和61%。对于中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结构, 减低碳排放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增加清洁能源, 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减少煤炭消耗量来实现。具体而言, 就是要改善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降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 大力发展风能、核能、水电、太阳能、潮汐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促进新能源产业化发展, 进而加快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向以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结构转变, 实现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
3.2.3 提高能源效率
中国的能源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6年, 中国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15%, 而GDP总量却只占到世界的6%。中国能源从开采、加工、转换、输送、分配到终端利用的全过程中, 有70%~80%被损失和浪费掉。提高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是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主要减排措施之一, 是减少碳排放首选的直接、有效、持久的手段。石敏俊[7]等通过研究表明:发展低碳技术, 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转换, 可以实现减排目标的64%~81%[10]。提高能源效率既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需要, 也有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加快低碳技术创新,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走低碳发展道路, 技术创新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 能源效率特别是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其主要驱动力来自技术创新。因此, 必须加大能源科技投入, 加快技术升级, 同时, 鼓励节能技术的研发应用, 实现节能技术的更新与改造。同时, 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等控制碳排放的关键技术方面, 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高低碳技术水平[11]。
摘要：预测我国碳排放量的变动趋势, 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碳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利用中国1997~2011年碳排放数据, 分别采用三次指数平滑模型、灰色模型、二次指数模型建立中国碳排放的单项预测模型; (2) 采用标准差法进行非负权重分配, 建立了中国碳排放的组合预测模型, 结果表明, 组合预测模型的精度高于单项预测模型。 (3) 应用该组合模型对中国2014~2026年的中国碳排放量。预测表明, 中国碳排放存在较大的减排缺口, 碳减排需要从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改善能源利用效率上进行。
关键词：碳排放,非负权重,组合预测,减排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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