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定价（精选11篇）
碳排放权定价 篇1
面对碳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承担强制减排额度已不可避免。围绕建立碳交易市场的政策举措,如何使碳排放权顺利交易,达到减排的目的,关于碳排放权的界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碳排放权界定的理论依据及其重要意义
(一)理论依据。碳排放权交易是指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比如温室气体都可以折算成碳当量进行排放的权利,并且允许这种权利可以进行买卖交易,从而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如果是有利的影响就称为正的外部性,如果是不利的影响就称为负的外部性。碳排放具有负的外部性特点。如何使外部性内部化,首先应该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进行交易。而界定排放权利的问题自然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科斯认为,要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产权,通过合理的制度来界定产权,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因为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就是产权不清楚,从而不清楚谁应该为外部性负责。而对于解决碳排放的负的外部性问题,也应该通过对碳排放的权利进行界定,谁有污染的权利,有多少权利,怎样交换这种权利能够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来实现。同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也指出,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需要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外部性也降到最低。同理,合理的碳交易制度也可以降低碳交易的成本,使碳排放者在衡量是自行处理碳排放,还是考虑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从而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减排的目的。而确定碳排放权的问题应该是首要问题。
(二)重要意义
1、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资源。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由于温室气体效应,正在使人们的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开始显现,如何有效地利用碳排放这种资源,成为各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中制定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从而确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以碳排放配额为基础和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交易市场,推动了碳市场的发展。
2、激励企业的减排动机与技术改进。确定碳排放的权利,使企业衡量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碳排放,可以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还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激励企业减排,使自己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3、使政府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甚至法律的手段,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都很难收到成效,企业是被动接受,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隐瞒真相。但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买卖碳排放权使企业获利,或者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种经济手段使企业获得主动性,有积极性参与到减排中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较佳途径。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式与方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碳排放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发放碳排放权配额;二是采取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的方式;三是两者的结合。每种方式对于排放权的价格都会产生影响。而碳排放权的价格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减排成本以及进行碳交易的积极性,因为企业的本质是盈利的,这种趋利性动机也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能够起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政府免费发放配额。根据国际对碳排放权分配的经验,在减排初期,大部分排放权都是免费发放。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压力。但是,免费发放的配额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碳排放权的供给过多,价格会下降,降低企业的减排动力以及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在核定配额时,应采取政府总量控制和企业申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要设立配额的调整机制,对企业多报排放量的行为进行约束。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碳排放量的核查也非常重要。
(二)采取拍卖的方式。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企业获得排放权的成本提高,使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同时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会上升,也为减排企业提供了获利的机会和动力,而且政府可以将拍卖收入用于补贴消费者,或者给企业减税,从而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从总体上说,拍卖应该是大势所趋。例如,欧盟在2006年规定通过拍卖发放的排放权不超过总量的5%,2013年拍卖占的比重达到50%,预计到2020年,各行业碳排放权拍卖的比重将达到70%~80%。广东省是我国试点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省市中,最先采取有偿配额竞价发放的。从2013年12月开始有28家企业竞拍成功,截至2014年6月,有46家企业竞拍成功。除电力外的企业有偿配额购买比例原则上不高于3%,电力企业预计到2020年比例达到50%以上。
(三)两者的结合。对垄断性的行业,比如电力、钢铁等的排放权采取拍卖的政策,因为垄断性的行业较容易转嫁成本。在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初期,一般都会采取免费的配额,但是不管是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的平均值,还是按照行业的统一标准发放都是各有利弊,而随着碳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采取拍卖的形式更有利于减排的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对碳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还有碳配额的期货价格以及核证减排量的现货和期货价格,期货价格对于价格发现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建立碳交易的现货市场的同时,建立碳期货市场也很必要。同时为防止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政府对于价格设定上下限,进行价格管理也是定价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三、辽宁省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构建
截至2015年7月14日,辽宁省已注册将近150个CDM项目。按项目数量排列,辽宁省项目数量居全国第10位,估计年减排量达到32,772,385t CO2e,在全国排在第8位,因为辽宁省的重工业地位,可以节能减排的空间很大。辽宁省作为工业大省,碳减排的压力很大,尤其是电力、水泥、钢铁等行业占辽宁省总的碳排放量一半以上。尽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势在必行,但需要准备做的工作任务繁重,而定价机制是核心内容。
(一)碳排放总量的测算与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以电力、热力企业为例。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的电力、热力生产单位,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范围包括其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是指发电机组、热电联产机组和供热机组等生产系统燃烧消耗煤炭、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是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电力和热电联供的生产单位核算范围仅包括直接排放,其他供热等生产单位核算范围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通过计算和测量,可以把碳排放总量计算出来,各个行业不同,排放权计算的方法和公式也不尽相同。例如,主要是化石燃料对排放量的影响较大,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对排放总量的影响很大,辽宁省碳排放数据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能源部分所提供的基准方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不同研究机构,比如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组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得出的关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折算系数并不相同,综合平均的数值分别是0.733、0.558、0.423。
总量确定的前提下,应该根据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制定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比如15%~20%,配额应发放的比例可以占到排放量的一半,配额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政府预留配额,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二是初始配额,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可以根据企业历年或者近五年的排放量的平均值来确定,也可以根据行业的平均水平来确定,后者简洁宜行;三是新增预留的部分,目的是为新上的项目留出足量的配额。配额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在碳交易市场上是否可以盈利的可能性,因此应高度重视,前提是对碳排放量的测度。这也是当前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电力企业排放权进行拍卖,对其他企业免费发放配额。辽宁省应该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化纤、医药等行业纳入到试点的行业中。电力企业是碳排放较高的企业,尤其是火力发电,燃烧煤,大量排放,但同时也是垄断性很强的企业,通过拍卖的形式得到排放权会使企业成本增加,但可以通过提高电价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虽然碳排放量也比较大,但由于目前经济下行,库存严重,去库存的任务艰巨,碳减排的意愿不够,在此情况下,要想发展碳交易市场,政府应该免费发放配额,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为节能减排的实施争取时间。另外,拍卖最终数量的确定受到企业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约束,因此要针对各行业制定差异化的拍卖比例,来体现政策的偏好,对于排放密度较大,易受冲击的部门提高免费配额的数量。
(三)价格上下限的设定与管理。如果允许企业将当年未用完的排放权留为以后使用,被称为排放权的储存,而如果允许企业提前使用将来的排放权,被称为排放权的预支,允许储存和预支,可以减少碳交易价格的波动,但在禁止储存和预支的情况下,设置价格的上下限是很有必要的。价格下限也成为拍卖保留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企业不会从管理者手中购买排放权,排放权的供给就会减少,实际价格就会升高。如果政府免费发放排放权,价格下限就是排放权的最低转让价格,如果政府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就会设定拍卖底价。价格上限的设定是要参考减排的边际收益。但边际收益难以确定,价格上限往往很难起到价格的约束作用。
碳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显著不同是其建立在政府的减排目标和监管之上,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政府对于价格的管理和干预在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初期非常重要,是引导价格走向的风向标,也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的重要激励措施。
总之,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在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按照市场的定价规律,由供求决定市场价格,但是由政府来确定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才能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进行,并且通过严密的设计,以及采用不同的排放权分配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对于企业的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政府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价格问题进行管理,也是保障碳交易正常进行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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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定价 篇2
摘要：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它的有效实行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加入国际气候变化阵营有着巨大影响。我国已在深圳等七省市试行了碳交易，“十三五”方案帮助我国从区域性碳交易体系向全国碳交易市场顺利过渡，并在2021年开启全国碳交易市场。列出了我国碳交易体系下的立法现状及立法问题，并根据问题一一提出对策，为我国碳交易体系的立法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尽早与国际碳交易制度相衔接。
前言
中国是国际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虽然未设立强制减排义务，但我国是必然会实行自主减排的。我国的碳交易已进入试点阶段，但我国未颁发有关的专门性强制法律文件，而拟制法律首先就是要精准界定碳排放权的概念，到现在为止，我国法学界并没有准确的界定，近些年我国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观点：欧阳爱辉（2021）《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界定》中指出碳排放权是准用益物权;田丹宇（2021）在《我国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及制度检视》中提出碳排放权是行政权力;蒋博雅（2021）在《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中提出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权利，兼具公权私权双重属性。由于碳排放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等特点，这与物权的基本特征大致符合，所以我国学者普遍将其当作准物权看待，但是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并不符合我国产权理论对“物”的定义，所以笔者认为，碳排放权应作为强制性行政许可权被界定。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立法现状
2.1
政策发布密集
我国高度重视碳排放交易，并发布了众多其相关的政策（具体政策看表1）。国内方面，2021年颁布了首个应对全球变暖的国家计划，也是首个综合性的政策性文件，即“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计划”;同年12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能源形势和政策”的白皮书;2021年，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纲领性文件，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的白皮书。
国际方面，中国与美国在2021年11月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份声明第一次确定了2021年后中国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计划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努力尽早达到，这在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2.2
试点成绩显著
第一，中国颁布了相关工作方案。2021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条例”作为我国首个专门规定碳排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由深圳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随后其他试点也颁布了碳交易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并加以实施。
第二，我国已经确定了碳交易企业试点的范围。因其主体是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2021年11月，上海公布了首批碳交易试点的范围：包括191家企业。
第三，我国建立了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我国采取的分配方式是混合模式：大多情况下为免费分配，小部分为有偿分配，也就是自由分配。此外，为迎合新排放源的需要，还会通过拍卖将部分排放权分出。
第四，我国建立了碳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深圳是中国首个强制性碳交易市场，建立了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系统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之后每个试点的碳排放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都逐步完成。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立法问题
3.1
碳排放权归属不明确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制度，碳排放权是作为准物权或是行政许可权利，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种权利地位的缺失使我国排放交易理论基础缺失，进而不能建立健全的交易制度体系。我国若不能及时明确碳排放权的具体定义，那么设立完善的契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更是遥遥无期了。
3.2
立法层级较低
自发改委决定开展试点后，政府已经颁布了一些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且七省市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也在不断出台，使试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但是由于这些地方法规和规章是地方政府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制定的，只适用于各个地方本身的情况，无法满足国家整体市场的需要，再者，已发布的政策法规的立法水平太低，其效力并不足以协调国家部委之间以及.和地方之间的实际操作问题，这就会导致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工作难以展开。
3.3
市场监管体制不完善，力度较低
从监管能力角度看：我国碳排放的监管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因为我国在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以及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减排统计等制度设计上并不完善，由此导致数据统计准确性差，时效性也得不到保障，各个指标体系之间缺乏统一性和配合性。
从监管机构角度看：由于我国开行试点，所以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有多个地方监管机构，而对于统一的监管机构法律上无明文规定，涉及具有监管问题时，各地方监管机构易发生推诿的现象，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监督问责机制。
从公众监管角度看：监督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外部监督主体，而.公众作为外部监督主体，应通过监管机构的信息进行披露，对监督机构以及运行信息进行外部监督，但在目前中国碳市场监管体制下，由于尚不健全的市场制度以及有待提升的公众信息获取能力，导致了中国碳市场的外部.监督效果并不明显。
3.4
配套实施机制不成熟
我国在不断扩充发展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政策，目前大约有30部已实行法律与之相关，但是其配套实施机制并不能与之相匹配。我国现存的机制很难实现我国目前的减排目标，所以我国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上加大关注，尽快完善配套机制从而加快实现减排目标。
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立法的对策
4.1
明确解释“碳排放权交易”，明确碳排放权归属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碳排放权同排污权相似，应是一种强制性行政許可权，其性质能够使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合法。碳交易通常是指各国将碳排放权看作一种有价值的商品，首先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其次将其分解为不定量的碳排放配额，最后分配给各个区域，如果有富裕或欠缺，则可互相买卖交易。明确碳排放权概念的性质及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义，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并尽早与国际市场相衔接。
4.2
制定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上位法
我国应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这类高效力的上位法，通过立法制定有关核查机制、配额分配、违约责任等原则性问题的规定，为碳交易市场提供统一的法律原则，使各地在实践中能够更具操作性，避免个别省市、企业钻法律的漏洞。但是制定一门单行法要耗费一些时间，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先行发布行政法规，在行政法规中规定关于与碳排放的行政许可权利，以此行政法规为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暂时的法律支撑，避免出现在实践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为了建立更完善的碳交易体系，我国要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坚持宪法和环保法作为其上位法，制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对实践更加具体细化，明确政府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企业节能减排意识，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
4.3
完善市场监管法律制度构建
从监管能力角度看：完善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技术，增强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减排统计等制度设计能力，以提高数据统计准确性，保障信息的时效性。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确立总量控制任务，明确具体的分配数额后，将碳排放的详细信息及时的公布，有助于交易信息及时传递给排放实体。
从监管机构角度看：法律虽未明确规定统一的监管机构，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了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后，可以作为监管部门，而环保局作为管理环境问题的部门，也可以监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二者的具体监管职能，法律应当进行细化规定，否则在实践中一旦发生具体监管问题，就容易发生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
从公众监管角度看：在我国控制碳排放、推进低碳体系的发展既离不开“自上而下”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的政府，更离不开“自下而上”进行积极参与和监督的公众，因此我国碳交易体系的发展应重视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管理模式应从政府主导型向多元化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公众以及.组织在内的合作监督模式的转变。
4.4
相关配套法律机制的完善
除了制定单行法外，我国还应该在各地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以及完善配套的法律机制，这是因为我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不尽相同，这使得我国.政府不能制定符合全国的具体实施细则，只能发布关于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的原则，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制定符合自己省市经济发展情况的具体实施细则及配套机制，将.的法律政策贯彻落实到每一家每一户。
结语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分析研究 篇3
关键词：湖北 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机制
湖北省地处华中，位于长江和汉江两大水系交汇处，是我国中部重要省份。湖北省近年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节能减排工作卓有成效：2012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总量约为2.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3%（按可比价格计算）；“十一五”期间全省以年均能源消费8.47%的增速支撑了地区年均生产总值13.9%的增长。然而，湖北省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决定未来一段时间的碳排放总量仍呈上升趋势，并面临保持经济增速水平与完成严峻的能源和碳强度考核的双重任务。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减排温室气体的市场化手段之一，是湖北省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重要措施。在碳市场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借鉴欧盟ETS等机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充分考虑到本省所处的社会发展时期和产业经济结构特征，因地制宜的设计了具有湖北特色的碳交易市场制度要素。
一、湖北碳交易体系建设特点
（一）试点意义突出，体系设计贯彻发展与减排并重原则
湖北省作为唯一被纳入试点的发展中省份，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仅次于广东，但由于各辖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复杂多样，相比其他碳交易试点湖北省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水平较突出。湖北省排放特征与我国现阶段总体情况相当，因此，从碳交易试点价值和意义来讲，湖北省优势独特，碳交易市场对未来开展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示范意义显著。
从碳市场体量来看，湖北省2014年度配额总量为3.24亿吨CO2，是全球第三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①。湖北省综合考虑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创新性的设立政府新增预留配额制度，为湖北省预留了一定的经济发展空间（见表1）。
（二）覆盖范围集中，潜在碳市场巨大
湖北省产业结构特征决定被纳入交易系统的企业主要为工业能耗大户。通过测算和比较设置不同门槛下纳入的企业数量、覆盖碳排放量比例和行业减排成本，确定2010年和2011年任一年综合能耗在6万吨标煤及以上的共138家工业企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覆盖企业的总排放量约占到全省化石能源排放量的35%，其中101家企业来自电力（和热力）、钢铁、水泥、化工四个行业，占到排放总量的95%以上。企业的高纳入门槛为将来覆盖范围扩大纳入更多企业留出空间，碳市场的配额总量规模和启动后期体系调整空间使湖北省在未来拥有巨大的潜在碳市场。
（三）测量、报告和核查（MRV）制度完善，确保企业数据完整、真实和准确
湖北省规定了纳入企业应履行碳排放监测和报告义务，配合相关部门和第三方核查机构实施碳排放核查工作，明确提出了各项工作的流程和周期。湖北省相继制定了MRV工作实施细则，包括《湖北省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量化和报告指南》（试行）及试点省市中最多的12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量化指南，《湖北省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湖北省第三方核查机构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北省碳排放监测计划与排放报告模板等技术支撑文件。湖北省的测量、报告，制度建设更加系统完善，也为建设准确、公开、透明的碳排放数据库提供基础保障。
（四）奖惩制度分明，处罚力度显著
湖北省规定预留配额转让所得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碳减排、碳市场调控、碳交易建设等的政府预留配额转让所得专项资金，优先支持碳减排企业申报国家、省节能项目和政策扶持申请；鼓励金融机构为覆盖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提供绿色金融服务。
目前，在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交易体系的立法尚未出台、法律约束力较差的情况下，对企业的处罚力度有诸多限制。因此，湖北省在经济处罚的基础之上辅之以其他惩罚措施，如在项目审批、补贴贷款、土地税收等方面配套相应的惩罚，建立碳排放黑名单制度，将未履约企业纳入信用记录，将国有企业碳排放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建立通报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对企业经济、行政和配额扣发的处罚措施（见表2）。
二、湖北碳市场运行情况
湖北省为鼓励企业交易持有配额，为现货交易市场配额增加有效供给，规定企业履约时未经交易的多余配额将予以注销，配额经企业交易过方可续存到下一期履约使用；在配额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均引入投资机构，允许个人投资者进入二级市场。另外，政府预留配额的前期低价拍卖为碳价后期走高预留空间等制度都极大刺激了湖北碳市场的活跃度，试点启动后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
截至2014年6月27日，湖北二级市场配额成交总量为398.66万吨，交易总额为9538.05万元，成交均价为23.93元/吨。湖北碳市场启动以来，前三个交易日碳价连续涨停，首日即成交51万吨，交易额1071万元，从开盘价21元/吨在前三个交易日攀升至26.59元/吨，创下试点地区首日交易规模新高。目前，交易方式主要以协议议价转让为主，受控排企业参与交易意愿逐渐加强、市场配额供给增多的影响，交易价格缓慢震荡下跌并稳定在23元/吨左右（截止6月27日）。市场启动至今，湖北二级市场日均完成配额交易6.8万吨，保持了较好的流动性。在市场参与方方面，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已有30余家投资机构和600余名个人投资者登记注册，履约企业也基本完成开户工作。目前湖北省碳市场的交易以投资机构和个人为主导，除了个别电力企业较早参与交易外，多数控排企业仍持观望态势。
湖北省在交易启动前完成了首批200万吨的公开竞价转让，拍卖底价20元/吨，最终成交价20元/吨，总成交额4000万元。竞买方均来自投资机构，满足了市场前期的投机需求。与广东省不同的是湖北所拍卖配额来自政府预留配额，引入投资机构和个人参与竞价，起到了试点初期碳价发现和活跃市场的作用。
三、湖北碳交易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协调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事关全局
未来一段时期内，湖北省经济发展将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为特征，同时GDP总量将保持适度的增长趋势。湖北省当前所处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决定了未来全省排放总量将有所增长，然而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降耗任务指标，“十二五”期间全省减排工作必须持续加大力度，任务指标分解逐步分解到各地市及企业，因此，平衡保障经济平稳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关系是政府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配额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有待加强
湖北省基于历史法的配额发放方式，容易造成“鞭打快牛”的不利影响，对那些生产工艺先进、生产效率高、历史排放量小的企业发放了相对少的配额，造成了配额分配不公，打击了企业减排的积极性，未起到鼓励企业减排降耗的作用。湖北省在核查企业历史碳排放中发现部分企业的能源消耗、产量、产值等关键的历史数据无法获得，不同企业、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大，数据质量和统计口径参差不齐，加上企业产能释放不完全等原因导致企业基准排放的选取标准也略有不同（绝大多数以2009—2011的平均CO2排放量为准，个别企业以2012年为准），这些因素对配额分配造成了很大的难度，造成企业意见较大。因此，下一阶段的体系优化仍要以研究配额发放的公平性及科学合理性为重点。
（三）碳排放交易上位法缺失，政策与市场寻求平衡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和碳交易体系方面的法律法规，湖北省开展工作的法律基础是以政府令形式颁布的管理办法。地方行政法规的罚责权有限，对企业的经济处罚依照行政处罚标准，无法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更重要的是，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似乎也未明确，例如，在学术界是将其定义为公共资源使用权还是私有产权或用益物权尚存争议，国际其他地区碳交易市场的经验也各不相同。因此，排放权归属的不确定性易导致一些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反复争论，例如，政府采取有偿拍卖或是回购配额方式的做法对履约企业的市场预期截然不同。湖北省规定企业超出年度排放配额20%或20万吨的，免费发放政府新增预留配额，排放配额20%或20万吨或被认为是企业购买用于履约配额的上限，可看作企业最大的违约成本，也是政策影响市场的行为。
（四）中央企业参与地方碳交易试点的矛盾
湖北省碳交易试点纳入的企业中，不少排放大户是中央企业或其子公司。由于央企的特殊性，在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前中央企业参与试点省市的碳市场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碳排放配额的属地原则与央企的垂直管理造成的结构矛盾，央企巨大的配额规模与地方市场有限的容量之间的市场矛盾，地方对履约主体的界定与央企履约成本形成的管理矛盾。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企业和公众接纳碳交易的意识，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关系
纳入企业大多来自工业较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武汉、宜昌、襄阳和黄石等地区，公众和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接受程度普遍较高。然而，一些所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纳入企业是当地就业和纳税有重要贡献的支柱型企业，一旦被纳入碳交易体系后可能增加了额外成本，对当地经济势必造成影响，推行碳交易的行政成本将加大。此外，各地对碳市场观念的理解程度存在差异，下一步需继续培训企业和机构、协调各地方政府关系，逐步提高社会对市场化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的认识。
（二）逐步完善基础排放数据库，优化碳交易制度设计
湖北省应在现有制度基础上不断完善监测报告制度，特别是要持续提高企业排放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将现有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送系统应与国家系统对接、统一标准。同时，鼓励企业配置监测设备、积累长期排放数据，完善CO2排放计算方法的适用性和排放因子的准确性等。
湖北省碳排放制度体系设计应不断完善，未来碳交易制度仍有优化空间。例如，应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合理管控企业新增排放，逐步引导低碳化产业结构转型；待基础数据完善、市场成熟后，应考虑采用更先进的全行业标杆法取代现有的历史法分配企业初始配额；总结碳价机制经验，探索除碳排放配额现货外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模式等。
（三）研究省市间的跨区合作与交易可行性，为国家碳市场建设提出新思路
湖北已开展碳排放交易的省级联动机制的研究，以湖北为中心，辐射周边省份的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已启动探索，此举将为形成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并最终连接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积累经验。
在国家层面，在碳交易制度建设时应尽快出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交易体系方面的法律法规，对碳交易市场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给予界定；要明确体系建设中各部门的职能，与国资委、证监会等部门共同推进国家碳交易体系的建设，协调解决如央企参与碳交易市场和配额期货交易时出现的问题等。
注：
①即使剔除约1亿吨CO2左右的现阶段未发放的新增预留配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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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定价 篇4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并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随后，《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 也正式出台，《京都议定书》是全世界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定量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环保协议。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重政策的引导和约束下，温室气体减排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碳排放权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方式，成为了世界各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有效途径，同时产生了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
1 我国碳排放权发展现状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伴随着经济的腾飞，环境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并且成为了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因此，环境治理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而温室气体减排则是我国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碳排放权在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化，我国也逐渐意识到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并将温室气体减排纳入我国的战略规划中。
2005年6月，我国首个CDM项目成立;同年11月，我国碳基金成立;2007年7月中国绿色碳基金成立。从2008年开始，我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建立了第一批排放权交易所，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初步建立。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截至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2011年，我国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1) 》白皮书，《“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也正式出台实施。同年底，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方案，达成了“德班一揽子决定”。我国碳排放权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铺开。
根据我国目前的碳排放现状和面临的减排压力，必然要承担起全球量化减排的责任。碳排放权的交易和定价问题也逐渐成为了我国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内容。因此，科学合理地制定适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和定价策略，对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阶段划分与定价策略
虽然我国已经加入了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列，踏上了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减排限额压力。并且减排限额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具体承担的减排限额还很难预测，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
鉴于此，根据我国的发展和减排现状，可以将我国碳排放权的发展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制定不同的定价机制和策略，从而实现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
2.1 前期——需求导向型定价策略：拍卖或免费分配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仍处于碳排放权的供给方，缺乏碳排放权的定价权。国内还尚未形成一个有秩序的、完善的、流通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同时我国还尚未制定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市场等各个方面还未能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我国碳排放权发展的前期阶段，也是我国碳排放权发展的探索阶段。
在初期阶段，尚不具备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可以采用政府拍卖或免费分配的方式完成碳排放权的交易。政府拍卖定价机制公开透明，效率优先，为以后的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政府拍卖，还可以起到宣传和引导的作用，让各行各业逐渐重视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
国际减排压力的步步逼近，使得我国的企业也将面对减排的重任，并且是减排任务指标从无到有，指标限额越来越小的一个过程。为了缓解企业面临的减排重任，前期阶段政府免费分配限额的方式可以为企业营造一段过渡期，帮助和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经济转型，从而完成减排指标任务。
2.2 中期——成本导向型定价策略：成本定价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的逐步进行和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将会不断扩大，我国的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将步入正轨。同时，我国将会制定和出台一系列与碳排放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保证碳排放权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实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行业将陆续加入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列，碳排放权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和交易。这一时期属于我国碳排放权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
在中期阶段，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成熟，碳排放权具备了商品的属性，通过技术改革和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可以产生碳排放权的指标。此时的碳排放权的价值主要由成本来决定，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前提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效益制定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然后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买卖和交易。通过市场机制的辅助作用逐渐形成合理的碳排放权市场价格。政府可以采取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的保护价格措施保证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在合理的区间内浮动。最高限价的措施可以防止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稳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保证需求者的利益，帮助实现减排指标的完成;最低限价的措施可以保护碳排放权生产者的利益，保证碳排放权的市场供给和市场有效运作。通过政府的保护价格措施从而实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定和长期顺利发展，降低市场风险和波动性。
2.3 后期——竞争导向型定价策略：市场定价
我国的碳排放权在经历了前期的探索阶段和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之后，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引导，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会趋于完善和成熟，功能也更加齐全。碳排放权将实现从商品属性到金融工具的蜕变。碳排放权将会引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低碳道路，这一时期属于我国碳排放权发展成熟的后期阶段。
在后期阶段，碳排放权将会衍变成一种金融工具。碳排放权期货、碳排放权期权等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的一系列金融产品将会陆续出现。在成熟的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碳排放权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市场能够迅速形成真实反映未来碳排放权市场供求状况的价格，从而实现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定价。碳排放权金融工具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可以实现套期保值，规避或转移价格波动的风险，通过建立碳排放权储备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未来市场上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风险。
3 结语
我国的碳排放权发展才刚刚起步，温室气体减排任重而道远，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温室气体减排形式，把我国的碳排放权发展道路划分探索、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并根据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和策略，将有助于缓解我国面临的未来碳减排压力，顺利完成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实现经济发展的结构和体制转型，提高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权市场上的地位和话语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气候问题日益凸显, 世界各国把温室气体减排策略纳入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当中。碳排放权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手段, 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 促进了碳排放权的交易和发展。本文基于我国碳排放权的发展现状, 将我国碳排放权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划分, 并提出了不同阶段的定价策略, 从而缓解我国面临的未来碳减排压力, 提高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权市场上的话语权。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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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设计 篇5
关键词：碳排放权；初始总量；配额分配；交易机构
近年来河南省的GDP保持在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资源与环境的大量需求与消耗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日益显露，大气和水的环境容量愈发趋紧，部分地区已经接近或超过生态环境自身的承载力。换言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环境治理刻不容缓。“十三五”期间，河南省预计年均GDP增长在7%左右，城镇化率将提高到48%，据估计，仅因城镇化率提高导致的新增人口约有1 000万，这需要108个县各新建一座日处理3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削减由此带来的新增水污染物。总之，河南省“十三五”污染减排形势十分严峻。
碳排放权交易是通过市场手段配置、保护环境资源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河南省环境治理政策方面的新举措，也是河南省治理环境污染的必要选择。2012年省政府在《河南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就曾明确规定，河南省将积极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尽快成立省级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和地区性碳排放交易中心。经过这几年的试点实践，碳排放权交易在全省范围内的推广已经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外，国内的“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等先进案例也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河南省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开展提供丰富的实践指导。下面，本文对河南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若干关键环节做一详细分析。
一、 碳排放权交易的范围
碳排放权交易的范围是指确定哪些污染物被作为交易对象，有哪些主体参与交易，以及在多大区域内进行交易。为此，需要考虑污染物的排放规模、危害程度、扩散范围等因素。
1. 综合考虑河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优先将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作为交易对象，在条件成熟时也可将氮氧化物和氨氮等纳入交易体系中来。
2. 根据河南省工业经济结构特征，最终确定工业二氧化硫的交易主体首先应该是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工，纺织，食品和造纸行业是主要的工业化学需氧量交易主体。特别地，考虑到农业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巨大（约占总量的47%），从完善交易机制、实现交易主体多元化等角度来看，未来应将其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行业，这一点在国外已有先例。此外，为促进交易公平、提高交易效率，河南省环保厅作为碳排放权分配、使用、监督的主要负责人，在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碳排放权交易主体也应该对县级以上的市环保机构、乡（镇）级政府、碳排放的投资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开放，他们的参与可以更好地起到激活交易、调节市场供需的作用。
3. 鉴于大气污染物的良好流动性，交易范围可以按照河南省境内的各县级市以上的行政区划分。对于水域污染，如果按照行政区划分，有些行政区内河流偏少，废水排放企业少不利于公平原则，因此依据流域划分交易范围，即黄河、淮河、海河和长江四大水系在河南省境内的流域系统作为交易区域。今后，建议推广至全国范围内开展水污染权交易。
二、 碳排放权的初始总量和初始价格
碳排放权交易初始总量的多少不仅直接关系到交易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也直接影响到二级交易价格。理论上讲，碳排放权的发放应该以当地的生态环境容量为限，即“理论容量”，但对环境容量的测算需要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源的种类、经济发展态势、生态承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等诸多因素。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国家强制性的节能减排政策，为此，在实践中，各地主要依据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进行分解处理，即“目标容量”，即按照环境质量控制目标作为某一时期的最大污染物排放量。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有初始价格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两种，后者由市场交易确定，前者则多数由政府确定。从理论上讲，当污染边际治理成本等于边际损害成本时是排污政策要达到的最佳目标，故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价格促使排污者将自身的污染排放调整到这一最佳排污量水平，这时的污染边际治理成本（或边际损害成本）即为碳排放权价格水平。但实践过程中，估算边际成本或边际损害的难度非常大，为了积极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工作，各地在制定初始价格时既要体现碳排放权的资源稀缺性，又要考虑交易的可操作性，具体价格构成包括以下三部分：（1）污染物的消减成本，涉及污染设施的建设费用和运营成本；（2）地区系数，包括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质量三个方面；（3）行业系数，涉及产业政策和技术水平等因素。政府在确定碳排放权初始价格时不但要考虑到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到政策对于企业排污的有效程度和吸引度，对三部分构成因子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在具体到每一个构成因子时，也要有所区别。以行业系数的确定为例，一个地区内排污企业应该有很多种，但是对于新兴的环保行业或者政府大力扶持的企业而言，政府应该将行业系数调整为小于1，将碳排放权适当降价出售；对于普通排污企业其行业系数定为1；对于某些社会效益不高，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可将行业系数调整为大于1，这就是行业系数存在的重要意义。
三、 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方式
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方式最常用的有：免费分配、定价出售、拍卖，以及混合分配四种方式，不同的分配方式各有优缺点：（1）理论上免费分配最容易被排污企业认可，企业无需花费成本即可获得相应的排污权利，因此，在企业中推行的难度最小。但正是由于是免费发放，因此这种方式不能为以后的排污权二次交易提供价格信息，且很难在企业之间形成竞争，不利于碳排放的总体降低。（2）定价出售，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可以更好地投资于环境保护，但这需要政府了解足够的信息以便对碳排放权进行合理标价，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操作困难，此外，不合理的定價还会造成市场价格扭曲，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3）拍卖，通过竞价方式可以生成一个明确的碳排放市场价格，能为以后的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价格指导，同时这种竞拍方式的分配效率也是最高的，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公开拍卖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降低政策的吸引力。此外，如果管理不当，在拍卖市场也会出现少数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买断碳排放权造成市场垄断。（4）混合分配，是指将有偿使用与无偿分配共同结合起来运用的一种分配方式。在碳排放权交易计划的初期，先设计一个免费发放碳排放权配额的比重，此后逐步调整免费与拍卖出售之间的比例关系，直至最后全部取消免费发放改为全部拍卖出售。采用混合分配方法时，如何确定最初的免费比例以及调整进度，是需要深入研究和颇受争议的事情。实践中，各地的免费分配比例也不尽相同。
在混合分配的具体分配过程中，又有等比例分配、系数分配法、比例削减法等三种方法。（1）等比例分配，是指排污指标的分配主要是根据企业当前的排污情况同比例进行发放。对于排污者来说，是在现有排污治污技术水平下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法，因此企业比较容易接受，实际操作难度较低，但是这种方法没有将污染治理技术、费用、排污者的污染治理水平和达标排放情况等其他因素考虑进去，不符合经济学的最优决策特点。（2）系数分配法，是指以核定过的某一排污系数（如地区生产总值或人口规模）为依据向企业发放排污指标，这种分配方法虽然考虑了企业的社会贡献大小，但由于没有兼顾到行业特点、污染处理难度等因素，因此，备受企业的争议，操作难度较大。（3）比例削减法，依据各污染源对控制区的浓度贡献率，把控制区的超标总浓度分配给每个污染源，以此确定每个污染源的允许排放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按照浓度超标总量来分配，满足了环境的容纳能力，能够较好达到以环境容量为目标的控制分配量，对每个污染源都保证了公平性。但缺点是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另外污染物地区浓度的测量也需要先进的测量技术支持，政府管理费用较高，如果测量结果不准确，那么对于每个排污企业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分配方式的优缺点，结合本省的经济发展方式，建议河南省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式采用混合模式。同时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对于新老企业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面，我们必须让老企业加入进来，这样才可以做到新旧公平对待，同时也可以促进老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但要做到“新老有别，新老排污企业采用不同分配规则”。在全面推行碳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后，对于长期存在严重排污超标需要购买排污指标的企业，建议采取拍卖的方式进行交易；对于非严重超标的中小企业或重要支柱性产业以及为我省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企业，建议采取标价出售的方式转让碳排放权。对于之前免费取得的碳排放权指标政府予以承认，且规定所有免费获得的企业每年应削减一定规模的排污量，具体削减比例可以参考行业特点和地区环境质量来确定，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权80%由环保部门组织统一拍卖、标价出售或奖励给新建企业或新项目，不能完成削减任务的企业将受到重罚。
四、 碳排放权的交易机构
当排污企业从政府获得碳排放权之后，将富裕的碳排放权拿到二级市场进行交易，从而排污企业获得利益促进其减排，由此看来，二级市场的交易是降低污染、控制成本的关键环节。因为只有企业通过交易才能使减排工作由边际治污成本高的企业转移到边际治污成本低的企业。可见，二级市场的发展对碳排放权交易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只有当碳排放权交易像股票一样在交易所里进行自由买卖时，碳排放权交易才能真正发挥市场调控环境资源的巨大优势。而市场交易机构是碳排放权交易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健全的交易机构涉及：碳排放权的认证与评估机构、交易纠纷的仲裁组织、以及市场活动的交易所等部门。认证机构不仅要审核交易主体的交易资格、还要对交易客体的真实性进行严格把关；评估部门除了要分析与评价每项交易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之外，还要为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依据；仲裁组织主要是对交易活动中的各类问题进行处理和裁决；交易所负责日常交易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工作。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构能为交易双方收集、处理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为其交易提供帮助，有利于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如节约计算价格成本、节约时间成本等，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也可起到规范交易行为的作用，有利于交易双方公平、公正的进行交易。
五、 碳排放权交易资金的管理
碳排放权交易的收入包括碳排放权有偿使用费、政府储备碳排放权出让收入以及在碳排放权二次交易时交易双方缴纳的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等。国内一些省市曾出现一些收入管理问题，如相关部门为了提高企业缴费积极性而采取“返还方式”；在资金使用环节上存在审批不严、执行不到位，甚至挪用或浪费等现象。为防患于未然，本文认为在资金使用方面上应做到以下几点：
1. 交易收入管理。碳排放权有偿使用所得的收入属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类非税收入，应按非税收入进行管理。可借鉴山西、湖南等省的经验，将其收入按照收、支两条线，将其资金全额上缴财政，纳入财政预算。对这一部分资金应该做到专款专用，这项收入作为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应进行专项的管理，可主要用于碳排放权收购、在线监控设施安装、减排项目投资、配套法规政策和标准的制订、交易平台的建设维护及相关的技术研究、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等。
2. 交易收入的具体使用方案。根据碳排放权收入性质，将碳排放权有偿使用收入安排的支出，列入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政府性基金支出科目“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款。具体的使用方案如下：（1）碳排放权收购支出，是指碳排放权储备交易机构按规定收购或回购企业富余排污指标而发生的支出，这部分回购的碳排放权指标将作为储备交易中心的储备配额。（2）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建设支出，由于河南省目前还没有建成省级专门的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为推进碳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发展，应首先将重点放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建设上。从技术、资金等方面推进省、市两级交易平台的建设，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研究、交易平台软件开发及其他技术研究。（3）环境容量评估技术、在线测监控技术的研究及设施建设支出，建立主要污染物总量评估是碳排放权初始分配量的基础，所以应加强这项重要工作的实施与研究。不断创新各类污染源的检测技术，为精确全面了解企业的排污情况提供技术支撑，这既是对环境质量的保护，同时也是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4）用于污染减排工程建设、重点污染源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包括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网工程改造、增加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供给能力，不断优化工业企业工程减排与污染防治措施，积极改进畜禽养殖综合污染治理方案，开展机动车污染减排等。总之，在减排工作中，要将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相结合，在减排工作中通过治理、回收利用、关停或技术改造实现减排，加快淘汰电力、煤炭、建材、钢铁、有色、化工、造纸、发酵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落后技术、工艺和设备；对电力、钢铁、造纸、印染等高污染行业实行排污总量控制。（5）碳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执行成本，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主要用于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差旅费、会议费、办公用房租赁、设备购置、燃修费、纳税等业务支出，不得用于碳排放权交易工作以外的支出。（6）建立公正周密的奖惩机制，对于那些努力减排、积极交易的企业或其他主体，可以从财政、税收、信贷、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奖励和扶持，譬如政府可以通过低息、无息甚至部分减免本金的贷款方式，用以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从事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与产品创新；对于交易活跃的排污企业，政府应保证其在需要指标时享有优先购买权或提供其他购买优惠措施。另外，政府也应规定一个合理的排污指标有效期，为防止有的交易主体惜售或囤货排放指标，对于指标到期集中出售的企业行为政府要严格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并计入不良信誉档案，从而为市场交易提供一个健康公平的交易环境。总之，碳排放权专项收入和支出项目，由省环保厅根据收入进度和工作需要向省财政厅提出碳排放权专项收入支出计划申请，省财政厅审核后下达预算。碳排放权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使用情况接受财政、物价、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在碳排放权交易资金的收缴、使用过程中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要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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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定价 篇6
天津市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达10 920.72亿元,是1995年的9.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2.3%,位居全国首位,但2012年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近达1.8亿吨, 而1995年年平均增长率达6.0%,其中天津市工业排放量占比70.3%,天津市工业内部重工业占比高达80%,如金属压延制造、机械制造等产业。
为应对碳排放量的增加,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成立,该市场将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油气开采等五大行业排放量达到一定标准的114家(现参与的111家)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并且天津市允许个人和机构参与碳排放权。
天津市碳排放权配额发放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当年8月,主管部门通过注册系统向纳入企业免费发放本年度应发放配额的80%,第二次是在本年度纳入企业碳排放权核查结束后,分配剩余配额的20%。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按照历史法和基准法核发配额, 现阶段天津市的碳排放权配额都是以免费分配配额的分配方法在试点企业间分配。
每年4月30日前,企业首先根据企业的能源台账将消耗的能源(电力或煤等)换算出碳排放量,并提交上年度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然后,每年6月30日前履行上年度遵约任务,待上一年度交付义务履行后,政府会发放当年的配额。对于履约交付后多余的配额,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继续使用。
天津市企业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履约的排放量,但是不得超过该年度碳排放量的10%。天津市对于超额排放的企业不罚款,但是对于超排企业可获得的政府融资支持和财政支持做出了限制。对于倒闭、关停的企业应按照当年度实际排放量注销相应配额,剩余配额由政府回收。合并、分立、解散的企业要向主管部门提交相关变更材料,主管部门进行配额转移或回收。
2014年的履约期因为企业参与核查的热情度不高, 推迟到当年7月份才完成。目前试点企业交易情况不乐观,交易不活跃。据了解,交易所9月份只有6天有交易记录,其中一半仅有20吨交易总量,10月份仅仅只有两天有交易。市场分配的配额可能是超额的,现在暂无回购机制。2014年11月4日出现了首单6万吨的控排企业(CCER) 买单。截至2014年10月10日,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交量达106万吨,其中协议转让高达82万吨。
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国内外对于其会计处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主要有参与试点的企业在实务中的会计处理没有统一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为天津市参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单位提供会计处理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碳排放权交易特征
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以前没有参与试点的主要区别是企业免费取得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同时承担到期按实际碳排放量交付配额的义务。取得的配额与履约时交付配额之间的差额,即是减排量与超排量。企业减排的,配额结余可以出售,取得一项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必须在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完整履行交付义务, 从而发生一项超排支出。即相当于原来生产经营中碳排放量是没有硬性约束的,现在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政府给企业规定了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限额:企业减排的,可以取得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需负担一项超排支出。政府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减排者受“奖励”,超排者被“罚款”,并且减排者的“奖励”由超排者买单。
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大部分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一项资产,但对于确认为哪一种资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包括无形资产、 金融资产和存货三种观点。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应当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首先,在总量管理和控制模式下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自由交易的稀缺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其应该是流动资产。其次,企业在收到排放配额时即可将其售出,进行融资或投资,投资者也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变化从中获利,碳排放权具有一系列金融资产的特征。再次,参与CDM项目企业通过减排取得的碳排放权是为了在近期内出售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这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因此为了适应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更准确地反映其价值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把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一级科目下增设“碳排放权”二级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探讨碳排放配额交易的会计核算方法,基本思路是遵循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问题。本文将参与碳市场交易的主体划分为免费发放、到期履约注销配额的试点企业和为了博取差价、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根据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的现状,两类市场主体会计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一)自用目的、到期履约的试点企业
对于从政府免费取得、自用为目的、为履行义务而持有碳排放配额的试点企业,按照会计处理的时点不同,本文提出三种处理方法,以供参考。其中,前两种在初始计量时不对分配配额进行确认,而是在碳排放权变动时对其变动净额进行确认。
1.方法一:免费取得配额不记账,在出售结余配额或购买配额补齐差额时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出售结余配额时,按实际取得的价款:
实际购买配额补齐超排数量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
在这个时点进行会计处理的理由有两点:
(1)企业免费取得配额又同时承担到期交付义务,相当于试点企业与政府签订一项碳排放合约,约定试点企业严格按照政府分配的排放配额开展生产经营,以控制对环境的损害。此时,仅仅是“一纸合约”,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流入与流出,故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待实际履约时再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则。
(2)不会虚增企业资产与负债,符合会计核算的可比性原则,不会对现行会计报告框架造成影响,便于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人对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不同时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比较。
2.方法二:取得配额时不记账,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不足时进行会计处理。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中,试点企业的履约时间是在排放年度第二年的6月份,试点企业将经过核查确认的排放年度实际碳排放量与免费取得的排放配额进行比较,其差额即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
当企业因减排而产生配额结余,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可供出售以获取收益的资产,即按照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管理费用(减排收益)”科目。随后的持有期间, 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以及出售时的会计处理与交易目的持有的碳排放配额的核算完全相同,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的处理规则核算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当企业因超排而出现配额短缺,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为履约必须承担的现实义务即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借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款”科目。
企业从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补齐履约所需配额时,相当于偿付碳排放债务。按照账面余额,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差额借记或贷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
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时进行会计处理,其理由是第三方机构核查结果确认了企业的交付义务,此试点确认减排收益或超排损失,与第一种处理方法比较,更符合会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原则。
3.方法三:取得配额时就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履约完成为止。
(1)取得碳排放配额时。试点企业免费取得碳排放配额时,在确认一项资产的同时确认一项负债。即按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
(2)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获取碳排放配额的市场价值 (收盘价),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而余额,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出售配额取得货币资金。企业临时需要货币资金,将持有的排放配额出售时,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4)购买配额时。在履约期之前,企业根据预期的交付数量减去实际持有数量,按其差额在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配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5)履约交付配额时。履行交付义务时,按账面价值, 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 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 科目。
按照第三种方法进行会计核算,试点企业在免费取得排放配额时,就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记账规则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增加企业资产与负债,兼顾了排放配额的交易性与自用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包括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之间、试点企业前后各会计期间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一定影响,对会计信息使用人使用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经济决策有可能产生误导。
(二)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
对于以短期获利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和出售碳排放配额,笔者认为其比较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进行会计核算。具体来说,包括取得碳排放配额的初始计量、持有期间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日)计价、出售等三个环节的会计处理。
1. 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投资机构在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时,按其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来说,按其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科目,按交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 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投资机构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应取得碳排放权的市场公允价值,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 出售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四、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披露
在会计期末财务报表列报中,碳排放配额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损益的变化结果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应付款”、“管理费用”、“投资收益”等相关项目中列示, 不需要改变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
另外,在报表附注“其他重要事项”中需要披露报告年度政府分配的碳排放配额、实际排放量(含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报告年度减排量或超排量以及原因分析、报告年度减排或超排对当年利润的影响金额等。
本文建议试点企业的碳排放核查时间调整为次年的1 ~ 3月份进行,履约时间调整为4月份,以便与财务报告的会计期间相一致,便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核算与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王艳龙,孙启明.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会计问题探析[J].经济纵横,2010(12).
朱敏,李晓红.论清洁发展机制下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J].会计之友(中旬刊),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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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金荣,赵亦江.我国CDM项目企业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J].财会月刊,2011(8).
碳排放权会计的计量 篇7
一、碳排放权计量属性的选择
会计计量是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会计计量属性是指企业用以计量某一要素的特性而采用的衡量方式, 它是企业如实、客观地反映某项交易的基础, 是形成会计分录和编制财务报表的价值尺度。根据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程度来看, 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主要集中于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两方面。
1.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历史成本, 又称为实际成本, 是企业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其他等价物, 它是一种传统的计量属性, 代表的是企业取得资产时的实际交易价格。在历史成本计量下, 资产按照其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有原始交易凭证作为证明, 可靠性较强。
由于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历史成本主要适用于会计主体初始确认碳排放的情况。尽管采用历史成本进行核算可以避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会计处理的复杂性和不可靠性, 但是由于历史成本的可靠性并不是绝对的,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也存在缺陷。取得碳排放权时, 其历史成本是可靠的, 但是如果碳交易市场中的价格经常波动, 不同时点的碳排放权取得成本差异很大, 继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就会使得会计信息失去可靠性。
就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 绝大部分的碳排放权是政府无偿分配的, 因此仅仅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远远做不到较为真实地体现碳排放权价值的。
2.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地取得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前提条件, 公允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实质。企业无偿从政府获得碳排放权时, 若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则初始入账成本为零, 在财务报表中就会无法反映这项资产, 此时如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就可以获得交易价格进行确认, 反映到财务报表中。目前, 我国碳交易市场试点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如建立了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天津碳排放权交易所、辽宁碳排放权交易所等。此外在北京、上海和天津建立了环境交易所, 在广东、湖北、浙江等地成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 这就为碳交易公允价值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可靠的平台。
通过以上有关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分析可以看出, 它们各有利弊, 仅采用单一的计量属性都不能够可靠地反映碳排放权交易。历史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企业取得碳排放权时的经济活动, 而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 企业支付的成本为零时就无从计量, 公允价值却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此外, 在后续计量中若始终采用历史成本模式, 就不能更准确的反映出碳排放权的实时价值, 但是公允价值却可以体现出它的后续价值变化。然而, 公允价值的使用的重要前提是必须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 若不存在活跃市场, 企业只能参考最近类似交易的价格, 带有主观判断性, 而且公允价值经常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波动性比较大, 这些都可能导致财务报告信息不具备可靠性。因此, 碳排放权会计应当将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者结合使用, 不应当单独采用一种计量属性。
二、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政府是根据每年的减排任务, 对各地区的大气污染程度和自净能力评估之后, 将总碳排放权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给企业, 以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使用。我国企业获取碳排放权的方式主要有政府无偿分配、自行购买两种方式, 笔者将根据碳排放权的不同取得方式进行初始计量。
1. 企业通过政府无偿分配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政府机构将碳排放权无偿分配给企业, 对于企业来说, 相当于获得了政府给予的一项政府补助, 因此, 企业在实际获得碳排放权时, 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确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递延收益, 递延收益在以后期间平均分摊, 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如果碳排放权不存在市场价格, 那么应当按照评估价值计入当期损益, 待以后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再进行调整。
企业在现实经营活动中, 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的部分可以参照有偿部分的价值来计量。如果存在活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市场价格能够可靠获得, 企业初始确认的金额就是接受无偿授予时点的市场价格。由于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够健全, 价格机制不完善, 其公允价值很难可靠获得, 政府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进行指导, 因此, 在进行初始确认金额时应以政府指导价为基础。如果不存在活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那么市场价格难以获得, 应当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非金融资产的处理的规定, 主要采用历史成本法计量。由于碳排放权的特殊性, 我国目前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交易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碳排放权的价格, 并经过当地主管部门核准后生效。企业有偿购买的部分按照历史成本计量, 无偿授予部分参照执行。
2. 企业通过购买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企业通过购买方式获得的碳排放权初始确认为“无形资产”, 确认金额为企业购买时实际支付的价款和相关税费, 借记“无形资产”, 贷记“银行存款”, 并在资产负债表中予以反映。
3. 企业结转上期剩余的碳排放权继续使用的处理
企业在对前一会计期间的碳排放权采用无形资产计量时, 对于当期碳排放权扣除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掉的剩余部分结转下一会计期间继续使用的, 应当继续确认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
4. 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超过其拥有碳排放总量的处理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由于过度消耗使得碳排放量超出了所分配的配额, 导致企业未来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 这时企业应当将其作为一项负债。负债按照主体持有的用以抵补实际排放量的配额的账面价值计量, 计算时采用先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法。对于排放量超过配额的部分, 按照该部分差额的市场价值计量。
三、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1. 碳排放权的摊销
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寿命内, 采用合理的摊销方式进行摊销。对于无法可靠确定其经济利益实现方式的, 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碳排放权的使用是有期限的, 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内选择合适的方式对该无形资产进行摊销。由于碳排放权是在企业对大气造成污染时发生耗损, 因此, 对于该无形资产应当依据某一会计期间碳排放权实际使用的数量占碳排放权总的存有量的比例进行摊销。
2. 碳排放权的减值处理
由于碳排放权价值容易受到市场价格变动、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其未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降低, 因此应当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对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 确定可回收金额, 判断该项无形资产是否发生减值。我国会计准则规定, “资产的可回收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二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同时还规定“资产减值损失已经确认, 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 然而碳排放权这种无形资产具有其特殊性, 这样处理会导致企业的碳排放权价值被低估, 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 如果其价值得以恢复, 应当在减值额度内予以转回。
3. 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碳排放权后续计量予以重估价值
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资产, 如果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并且存在持续增值情况, 应当在后续期间对其进行价值重估增值, 对于重估增值扣除减值损失后的金额确认为权益。尽管我国关于无形资产的计量不存在重估增值的规定, 但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 碳排放权将在市场上获得增值。因此, 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采用公允价值核算的碳排放权进行后续计量。
4. 碳排放权的处置
当企业的碳排放权超过使用期限或者实际排放量超过了排放限额又或者将剩余的碳排放权出售时, 企业应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 .中华会计网校.新企业会计准则精读精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4注册会计师会计辅导教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
[3] .种振.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 2013.
国际碳排放期货错误定价实证检验 篇8
全球政客和科学家们都普遍认为碳排放交易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碳排放量最有效的市场机制。根据科斯定理, 在碳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被赋予了特定的产权, 可以在碳排放市场进行转让、交换等交易活动, 因此, 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信用商品。根据世界银行估计, 截止2010年底, 全球碳排放市场交易总规模将达到1 440亿美元。碳排放市场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商品市场, 碳排放现货、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碳金融产品迅速发展成为市场参与者提高资产投资组合收益和增强风险管理的主要工具。
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碳排放权被赋予特定的产权, 按照科斯定理, 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信用资产, 可以充当商品一样的媒介进行市场交易。碳排放价格是一种最有效的市场信号, 能够准确地反映市场碳排放供需状况, 是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重要经济手段。碳排放稀缺性容易受到政府碳排放管制政策变化、极端气候变化、低碳技术进步与推广使用、能源利用效率变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 诱发碳排放价格呈现剧烈的市场波动。Seifert, Homburg, Wagner (2008) 和Benz, Trück (2009) 指出碳排放现货价格呈现动态变化的行为特征, Seifert等人检验发现碳排放现货价格呈现时间和价格依赖型的波动率结构, Benz和Truck运用AR-GARCH模型验证碳排放现货价格波动率在不同阶段内呈现偏斜和过量峰度的变化特征。Chevallier (2010) 发现碳排放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溢价是呈现时间变化的行为特征, 且风险溢价与距离到期日的时间呈现正相关性。
由于碳排放市场发育不成熟, 碳排放现货与期货价格在短期内不能以相同速度增加或下降, 促使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与实际期货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碳排放市场存在有偏性, 期货理论价格会高于或低于期货市场价格, 再加上碳排放市场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 当错误定价幅度超越市场交易成本, 此时碳排放市场出现了市场套利。因此研究分析碳排放期货错误定价的市场行为特性, 不仅有利于帮助市场参与者优化调整碳排放资产的套期保值组合策略, 还有利于市场参与者增强资产组合的风险管理技能。
二、碳期货错误定价
大量研究成果显示, 很多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均存在价格外溢和波动率外溢的情况。Bilson, Brailsford和Evans (2005) 运用VAR模型分析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股指期货市场存在价格偏差, 错误定价的信息外溢造成不同期货市场具有相似的错误定价信号。Taylor (2004) 从微观结构理论分析FTSE100股指期货的买卖价差和交易量对后续交易强度有重要的影响, 期货市场价格与理论价格之间较大的价格差异导致后续较强的交易强度, 由于市场套利者面对非零交易成本存在, 期货错误定价和交易持久性呈现非线性的特性。Mcmillan&Ulku (2009) 实证研究土耳其股指期货市场错误定价的持久性, 错误定价放大和市场套利存在能够明显地影响市场套利者的投资行为, 且错误定价的负面影响将有一定的持续性, 但随着股指期货市场逐步发展成熟, 错误定价负面影响会逐步减弱。
根据持有成本理论, 在某一时期的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是现货价格和在碳期货合约持续期间的持有成本共同组成。若碳排放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不存在交易成本、有效率的市场没有套利机会的情况下, 设定市场无风险利率和便利收益均为恒定不变值, 因此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可以表达为:
此处F*t, T为时点t时到期日为T的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 d为恒定不变的碳排放便利收益值, r为无风险的市场利率。碳排放期货错误定价可以表达为:
此处Ft, T代表在某时刻t到期日为T市场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价格。由方程 (2) 可以转变为:
当市场交易成本相对较高时, 市场可以观察到更高水平的期货错误定价。由于市场存在套利机会、市场摩擦等情况, 期货错误定价的预期值不会为零, 因各种微观结构因素影响, 期货错误定价显示出小幅度的随机波动性。
三、数据描述
欧盟碳排放市场现有两个阶段:试验阶段 (2005-2007) 和京都阶段 (2008-2012) 。自从欧盟宣布碳排放跨期“储贷”的限制政策后, 2006年10月至2007年12月, 碳排放现货价格迅速下滑至近似为零。本文碳排放现货价格样本源自欧洲最大的碳排放现货交易所 (Bluenext) , 碳排放期货价格样本源自欧洲最大碳排放期货交易所 (ICE) 。交易数据均选自京都阶段EUA现货与期货的日结算价格此处EUA是指在碳排放交易机制 (ETS) 下允许向大气中排放一吨碳排放配额当量。一份标准的碳排放期货合约交易量是相当于1 000吨CO2现货当量。因2013年和2014年12月到期的碳排放期货合约是从2008年4月8日引入市场交易, 考虑数据样本的可获得性及连续性, 样本选取时间序列的观测区间是从2008年4月8日至2010年12月20日。下面假定以欧洲银行12月隔夜拆借利率作为市场无风险利率, 以每年便利收益的平均值作为恒定不变的便利收益, 实证检验碳排放期货市场错误定价的市场行为特性。
四、错误定价实证检验
在图1和表1中, mp1代表距离到期日最近的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 mp2为距离到期日第二近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 mp3, mp4, mp5依此类推。从图1明显地看出, 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与市场实际交易价格之间是存在偏差的, 而且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是随着时间变化而随机变化的, 且不同到期日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呈现相似的运动趋势。表1显示, 不同到期日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有正值和负值, 这说明市场信息对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有一定的持续性, 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当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为正值, 说明碳排放期货市场价格高于碳排放期货的理论价格, 反之, 当期货定价误差为负值时, 说明碳排放期货市场价格低于碳排放期货的理论价格。在样本研究期间, 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错误定价误差负值分别占到58.4%、52.8%、51.3%、55.1%、52.7%, 错误定价误差为正值分别占到41.2%、47.2%、48.7%、44.9%、47.3%。距离到期日较近的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mp1、mp2、mp3的平均值为负值, 距离到期日较远的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mp4, mp5平均值为正值。随着距离到期日时间增加, 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的标准差也随之递增, 且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呈现左偏性和较强的厚尾特性。
注:表1平均值一栏显示原数值乘以104所得到的。
注:在1%, 5%, 10%显著水平下ADF检验临界值分别为-2.5683-1.9413和-1.6164, ***, **, *分别代表显著水平1%, 5%和10%。
从表2可以看出, 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的t检验值分别为-4.0942、-3.6521、-3.4875、-3.8777、-3.9820, 均明显地小于在1%显著水平下ADF检验临界值, 且能够在1%显著水平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 这充分说明了不同到期日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呈现出平稳的时间序列, 市场信息对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不会产生明显的放大效应。
五、结论
由于碳排放市场发育不成熟, 碳排放现货与期货价格在短期内不能以相同速度增加或下降, 促使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与实际期货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本文运用持有成本理论, 实证分析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市场的期货错误定价问题, 实证结果显示: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与市场实际交易价格之间是存在偏差的, 而且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是随着时间变化而随机变化的, 且不同到期日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呈现相似的运动趋势。市场信息对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有一定的持续性, 能持续较长的时间。随着距离到期日时间增加, 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的标准差也随之递增, 且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呈现左偏性和较强的厚尾特性。不同到期日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呈现出平稳的时间序列, 市场信息对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不会产生明显的放大效应。
摘要：本文运用持有成本理论实证检验了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理论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是存在偏差的, 而且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是随着时间变化而随机变化的。不同到期日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呈现出平稳的时间序列, 市场信息对不同到期日的碳排放期货定价误差有一定的持续性, 但不会产生明显的放大效应。
关键词：碳排放,持有成本理论,期货错误定价,ADF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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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期权定价理论决策研究综述 篇9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 伴随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碳排放的极速增长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同样, 美国和日本的数据也表明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的利用, 必然造成碳排放量的增加。《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实施启动了国际上的碳减排行动。随着2012年以后《京都议定书》协议第二阶段的实施, 中国很可能要承担一定的减排额度。如果企业届时无法完成相应的减排指标, 就会出资购买碳排放权利, 由此将产生碳排放交易体系。
同样, 近30年来期权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期权思维方法, 事实上在许多交易和投资项目中都具有期权的性质, 这使得期权理论方法得到迅速发展, 并成为金融或实物交易甚至高风险投资领域中的一种投资决策方法。
本理论研究根据金融期权定价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 将金融和实物期权理论应用于碳排放定价的思路, 将着眼点放在实物期权理论对碳排放期权定价这一实际问题上。因而本理论研究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1 理论研究的理论意义
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使碳排放投资决策得到了理论的可行和拓展, 一方面完善了投资决策原有的分析方法, 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实物期权理论的研究范围。同时期权理论与碳排放的结合也使得对于期权理论的研究更为深入。
1.2 理论研究的实用价值
将碳排放投资决策中无法用传统方法解决的问题运用实物期权定价的方法解决了, 减少了投资决策中面临这些实际问题时可能产生的盲目性。同时解决了实际问题, 主要是指企业乃至国家进行碳排放投资决策时如何更好地确定投资决策中碳排放期权所具有的价值, 以及由此体现的最优期权价格。
1.3 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理论的研究可以强化实物期权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 如今企业的碳排放以几何速度增长, 其发展速度之快是我们始料不及, 对它的研究显的更为重要。因此, 我们希望通过本期权理论的研究为现代企业的低碳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意见和决策。
2 实物期权和碳排放期权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专家学者对实物期权理论和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实物期权理论发展
最初研究期权定价理论是路易斯·巴舍利, 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 (1900) 提出的巴舍利耶模型, 而伊藤清发展了巴氏理论, 其后就是卡索夫模型, 期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斯普林科的买方期权价格模型、博内斯的最终期权定价模型、萨缪尔森的欧式买方期权定价模型, 而Black和Scholes (1973) 的经典论文的发表标志了期权定价理论的最终形成, 而Merton、Cox、Ross以及Rubinstein等专家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期权定价理论。
2.1.2 实物期权实证发展
最早将期权定价理论引入项目投资领域的是教授Steward Myers, 他 (1977) 首次提出将投资机会看成增长期权的思想, 他认为基于投资机会的管理柔性存在价值, 而这种价值可以用金融期权定价模型来度量, 由于标的资产为非金融资产, Myers教授称之为实物期权。Myers (1984) 教授在“Finace Theory and Financal Strategy”中又讲述了项目战略的期权意义。Dixit和Pindyck (1995) 指出“在确定投资机会的价值和最优投资策略时, 投资者不应简单地使用主观的概率方法或效用函数, 理性的投资者应寻求一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使项目价值最大化的方法。Joseph认为, 与金融期权相比实物期权价值的确定似乎没有固定的模式, 因为大部分投资项目的特殊性使得寻找标准化实物期权的可能性不大。为此, Timothy (1998) 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构造合适的期权形式, 从而使实物期权的价值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金融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而Amaram和Kulatilaka (1999) 又提出了一个实物期权应用框架, 使得该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进一步成熟。
利用实物期权研究投资时机选择问题始于Mc Dnald和Siegel (1986) 研究不可恢复投资计划的最佳投资时机, 讨论延迟期权的评估, 并推导出最佳投资时机的决定方法。同时Mc Dnald和Siegel利用仿真的例子指出延迟期权的重要性, 结论指出投资计划的最佳延迟时机大约是在当计划价值为投资成本的两倍时。Smit和Ankum (1993) 则利用二项模式与博弈论来探讨在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中, 延迟期权和竞争者存在的情况对于投资决策时机的影响。
2.1.3 碳排放期权理论初步发展
Arrow, Krutil (1974) 和Fisher (1975) 首先注意到环境危害的不可逆性创造的期权价值, 而且Hanemann (1987) , Lund (1991) 等人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endricks (1992) 利用全球预警的连续时间模型来研究不可逆地减少碳排放的政策时机, 研究了将全球平均气温与大气中GHG浓度联系起来的一个参数的不确定性。
2.2 国内研究成果
2.2.1 实物期权理论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实物期权理论和应用的研究。范龙振和张子刚 (1996) 是国内较早进行投资机会价值期权方法研究的文章。范龙振 (1998) 比较实物期权与金融期权的异同, 研究企业经营柔性中的时间选择型实物期权。范龙振和唐国兴 (2000) 在项目价值和初始投入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推迟投资时间有限的假设下, 把项目投资机会看作美式看涨期权, 并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法求解。黎国华、黎凯 (2003) 运用实物期权原理分析了不确定性对项目投资评价和决策的影响, 通过风险中性概率方法将这些影响予以定量化, 并进一步对实际投资行为做出了解释。梁铄、唐小我、马永开 (2004)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肯定了实物期权理论对企业经营投资行为的现实意义。他们认为战略管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创造和保持灵活性, 为未来不利的变化做准备, 为抓住机会做准备。通过将实物期权思想纳入企业战略管理, 使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管理有合适的思维工具。丁正中、曾慧 (2005) 在二项式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三项式模型, 为期权定价方法的改进提出了新的思路。他们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二项式模型, 三项式模型的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2.2.2 实物期权实证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的谭跃、何佳 (2001) 借助方程, 分析了牌照实物期权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和中国联通通信公司的价值。他们的结论是, 牌照对中国的两家移动通讯公司具有重要意义, 其带来的期权价值尤其应当重视。杨春鹏 (2003) 探讨了实物期权理论在专利权定价、无形资产评估等领域的应用。学者们指出, 对于生物制药、网络媒体等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风险较大的行业, 实物期权理论具有更大的意义, 因为相比于传统评估方法, 实物期权理论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这些不确定性。实物期权理论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不仅限于上述领域。张梅琳 (2004) 认为, 非共识项目的特点和重要性使得其决策很困难, 实物期权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新的视角。张金明、刘洪玉 (2004) 将实物期权理论应用在土地开发决策方面, 研究表明, 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土地开发是一种等待型实物期权, 可以通过实物期权定价方法进行决策。
碳排放期权理论在国内的成果非常少,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空白, 仅有少数学者研究了碳排放期权价值和贸易体系理论, 为国内该项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碳排放期权理论的应用目标
本理论的最终研究成果预计应用于企业碳排放期权实践, 尤其是我国大中型生产型企业。通过本理论的研究可以强化碳排放贸易体系中期权理论应用的发展。课题组希望通过本理论的研究为现代企业的低碳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意见和决策。针对我国生产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而特别应该注意在碳排放贸易体系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 而在本课题研究的碳排放期权定价理论中, 得到的最优执行期权决策和最优期权价格可以为生产型企业提供参考和决策, 推动我国碳排放交易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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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定价 篇10
关键词：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法经济学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的条件下，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向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从而达到减少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Carbon Emission Permits Trade），又称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指碳减排购买合同或协议（ERPAS）。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会在环境总容量一定条件下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与政府管制的优点, 实现“政府+市场”的理想结合，并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经济学理论渊源
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实质是由使用某种资源产生的污染物的排放带有“负外部性”效应，而目前并没有人去承担由此产生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有以下几种：
（一）稀缺资源理论
一种资源只有在稀缺时才具有交换价值，所以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就是资源稀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时，土地、空气、水等环境资源要素非常丰富，是不存在稀缺性的自由物。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环境功能的需求开始产生竞争、对立、矛盾和冲突，环境资源多元价值的矛盾和环境功能的稀缺性日益显露。而这种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就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重要经济原因。环境资源出现稀缺后，经济还要继续发展，但现有的环境资源并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这时环境资源交易制度应运而生。
（二）哈丁：“公有地悲剧”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雷特·哈丁教授将环境问题形象地称为“公有悲剧”，并认为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个人获利”。公有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公有地悲剧”理论同样可以说明环境污染问题。不同的是，环境污染不仅从公有地上攫取东西，同时也排放各种污染物。环境质量退化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财产的特性，纯粹的共有物品是一种共有财产资源。在环境可以不加限制地自由使用情况下，环境向所有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开放。由于向公有的环境排放污染物是自由而免费的，企业只会考虑如何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产量即排污量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不会去考虑整个环境的污染和退化，从而酿成“公有环境污染的悲剧”。
（三）外部性理论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理论也是用来解释环境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学实质是由于使用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带有“负外部性”效应，目前没有人去承担由此产生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社会主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由于受到其个人自身狭隘的“经济人的限制"不会出于“生态人”的角度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决策体系内"这就导致了环境保护中的外部不经济性。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据此认为，由于这一外部成本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的联系，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因而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即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国家或政府进行干预，采取税收的形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即将外部不经济性企业内部化，才能促动污染者采取措施防治污染。
（四）产权理论
罗纳德·科斯理论指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或是相对低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核心是使碳排放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它通过制度设计把一种外部性的不需要支出任何成本的资源变成一种“稀缺资源”。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通过以法定的形式明确某种有形或无形资源的所有权，以使该种资源稀缺化，该理论就是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对资源的配置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这是排污权交易制度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法经济学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建立起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必须要从制度上尤其是法律上加以确认，即所谓“立法先行”，这样才能为该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保障，因为社会权利的法律保障是最严格也是最优的选择。
按照科斯定理，市场交易的目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追求社会成本最小化，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碳排放权交易领域的法律制度，必须立足于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能使交易成本效应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科斯定理指出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无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权利和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而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只要明确产权的所有者,无论谁拥有产权,最终的结果都能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无论受损者还是排污者拥有对环境的产权,均可以通过协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解决污染外部性的方法,经济学中有三种手段,即庇古税(污染税)、合并企业和明晰产权。
根据庇古理论，“谁污染，谁治理”，与此相对的应该是“谁受污染，谁得补偿”。而每个人几乎都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却没有或很少加以考虑。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所以，只要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污染者就绝不会花费大量投资来防治环境污染。市场对这种现象基本是无能为力，而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解决。
（一）碳排放权交易成本—收益分析
利润是企业经营的最终追求目标，企业的投入与产出都将围绕企业利润进行。企业运营要力求低成本高产出，企业对无利可图的事情绝对不会干。碳排放权交易得以运行，是因为它为企业带来了额外收入，即将企业通过改善技术节省出来的碳排放权出卖给其他需要更多指标的企业。出卖碳排放权的收益不仅弥补了企业因完善技术投入的成本，还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企业因有可图之利，所以产生一种激励，即提高技术投入，减少污染排放。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博弈研究
目前世界上众多碳交易市场中，主要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温室气体减排体系四个碳交易市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英国和美国的交易所是全球碳交易的两大中心。目前更值得关注的是，法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提出的征收碳关税提议，引发全球争议，尽管如此，法国日前仍坚持己见，将从2010年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前，法国国内已宣布实施该新税种，对某国生产的产品不达标的，将征收特别关税。碳排放指标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变成了给该国多少权益，指标高了可以直接换取钱，相反指标低了就要从他国来购买，这恰恰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世界的利益瓜分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全球实物资源瓜分殆尽以后，在环境保护方面又人为衍生出了大量的衍生资源和利益，成为进一步掠夺他国利益的手段。
三、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设
排污权交易的基本内容是在现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的基础上，排污者向政府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材料，政府根据材料和排放总量向排污者发放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符合要求的污染物；排污者的“减少排污信用”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买卖。因此，在完善立法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应以法律形式确认排污权，实质上就是解决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其次应以法律形式规定补偿政策、气泡政策、排污银行等政策；第三应制定排污权交易的规则；最后要明确政府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的职责。
法律制度的制定应明确界定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排他性及可交易性，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本架构应涉及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合同、总量分配、申报登记制度、交易监管机制以及交易所等方面。新制度的建立应注意消除以往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环境问题时的各种弊端，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制定应赏罚分明。对超标排污者严惩不贷，对未超标者当然应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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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法律研究 篇11
一、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是指排放权主体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为了减少国际上碳排放总量, 依照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要求, 享有一定的排放额度, 在排放额度用尽时或有剩余时, 遵循国际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规则, 在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和监管下, 对碳排放权指标和基于项目产生的减排信用进行有偿买卖的国际经济法律行为。
二、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目前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权属性质有着不同的界定角度, 如资源论、许可证论、产权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学角度浅谈自己的拙见。笔者认为, 碳排放权既具有用益物权的权利属性也具有人权属性, 同时还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 一) 碳排放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
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 其具有传统用益物权的一些特征, 同时又与传统用益物权有所区别。1
1. 碳排放权的客体是一种拟制的不动产
通常认为, 在空间上具有固定位置, 不能进行移动或者移动会对其价值造成影响的物就是不动产。碳排放权的客体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这种标的物是一种无形物, 因此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不动产, 其能够在各排放实体之间进行转让, 而且其价值不会因为空间上的移动而有所损坏, 但是其获得、转让等都要履行严格的类似于不动产的登记手续, 因此可将其称之为拟制的不动产。
2. 碳排放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的使用
碳排放权的标的物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而大气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属于公共物品, 故碳排放权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的个人, 因此可以将其界定为“他人的物”。另外, 由于环境容量具有稀缺性和财产性的特点, 排放权人不仅可以将环境容量留给自己使用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从中获益, 也可以将富余的环境容量通过经济方式转让给其他排放实体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这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收益权符合民法中的用益物权的特征, 具有用益物权的属性。
( 二) 碳排放权具有人权属性
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的人民挣扎在生存线上, 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保障, 医疗和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他们来说, 碳排放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 并且他们不具有减排的技术和资金, 所以, 他们的碳排放权需要得到满足, 生存需要得到保障。从这个角度讲, 碳排放权也具有人权属性。
( 三) 碳排放权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碳排放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私权, 但其在交易过程中又介入了公权的身影, 因此可以说它是带有公权色彩的私权。
1.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一方面, 碳排放权是指排放权人所具有的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 而企业是主要的碳排放权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碳排放权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生产运作。另一方面,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更加注重意思自治, 促进有限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最终达到缓解温室效应的目的。所以,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2. 碳排放权的公权色彩浓厚
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的前提是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对碳排放权指标进行许可与分配, 在实现了公平的许可与分配之后, 政府要在交易进行中予以监管。这表明碳排放权具有公权色彩。
三、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制, 法律文本将形同虚设。目前,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渊源中较少涉及各方法律责任之规定, 保障体系尚显缺位。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具有跨国性, 并且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 因此, 对责任的规定不仅涉及国际范畴, 同时涉及到国内范畴。国际层面, 应完善责任条款, 构建责任体系; 国内层面, 要加强对交易各方的管制。如此, 将两者相结合, 必将会促进整个交易市场更加规范、公正。
( 一) 国际责任
碳排放权的分配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公平和程序透明是碳减排指标分解分配的基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风险预防及最低成本的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 各国都有了具体的减排数量, 但是, 国际上并没有关于国际责任的制度性规定。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各缔约方确立一个关于责任的法律文本, 将国际责任具体化, 让违法者依法受到惩罚, 以此, 规范碳排放权的分配。
( 二) 国内责任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过程是在一国国内发生, 并且交易双方签订协议时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也是一国国内的法律, 因此,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必然涉及到国内责任。国内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
1. 碳排放权交易的民事责任
只有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体化, 才能让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救济, 才能警戒侵权人, 才能平衡社会利益。因此,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多种类的责任形式, 如赔偿损失、排除危害等。
2. 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责任
碳排放权交易主体需要接受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如果它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 行政部门要依法行政, 如果存在不依法监管甚至不监管等行为, 其将会受到行政法律法规的制裁。
3. 碳排放权交易的刑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 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这一领域中引入刑罚处罚机制, 为交易过程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设定相应的罪名, 由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即社会预防的作用昭示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决心,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刑法提高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违法成本, 以弥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不足。
四、结论
现在是拯救地球进行时, 是改变全球变暖的现状或抑制全球变暖状况恶化的关键时期,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要措施, 是目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然而, 碳排放权的国际分配的格极其局复杂, 不仅发达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达成共识, 独持异议。
碳排放权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 涉及到各个主权国家的利益, 当然, 也会涉及到各个国家的企业的利益。可是, 任何一个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全球性框架不可能赋予世界上每个国家同等的满意度。在采取限制性措施或设置减排目标方面, 如果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固守自己的利益,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碳排放权交易法律问题的解决, 需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努力, 需要每一个交易主体的努力。各个国家和地区要加强对关于碳排放权的立法, 不断完善立法体系, 同时, 要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 构建全面的监管体制。各个交易主体要明确地认识到国际及国内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 要在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如此, 两者的共同努力必会减少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让该机制有效运行, 从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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