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交易体系（精选11篇）
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1
近年来,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动员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尤其是《京都议定书》签订之后, 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日益蓬勃发展,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模也迅速扩大, 各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为国内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所产生的碳减排量以及相关衍生品提供交易平台, 从而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上抢占先机。目前, 国内碳排放市场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交易平台。
1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最近几年, 中国已经赶超许多国家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东道国之一, 最新资料显示, 截至2009年5月, 中国共有544个CDM项目注册成功, 占全部注册项目的33.64%, 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清洁发展东道国, 累积核证减排量为126, 872, 554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东道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量的44.37%。
我国于2002年3月正式引进碳排放交易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但是正在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并且日趋完善。近几年来, 我国碳排放交易发展迅速。
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机遇与风险
2.1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方面, 由于《京都议定书》在第一阶段没有把我国纳入碳减排的国家, 从短期来看, 如果在第二阶段将我国纳入碳减排国家的话, 那么企业对节能减排的项目贷款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 从而对碳排放权的交易需求亦会增加, 这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各省市能源结构相差很大, 因此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技术的实施需要很长一段时期,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带给我国巨大的融资机会;而且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碳减排量可以获取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能源结构升级的技术和资金, 改进我国现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2.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风险
首先是技术风险;目前发展中国家成功申请的技术项目并不多见, 尤其是中国, 这主要归因于:某些技术项目的合作周期较长, 企业更看重的是短期内可以盈利的项目, 由于碳减排技术一般都具有较高难度, 企业还需要购置大量的设备, 因此企业的风险和损失较大。其次是成本风险;我国碳交易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 并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欧洲市场, 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中介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中间很可能会由于中介商的操作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我国签订的交易合同价格相差较大。最后是政策风险;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外部性。
3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具体框架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应该分为两类, 即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国内交易主要应该建立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上。按照国家规划, 首先对每个省都设置一个排放上限, 然后各省再将具体的排放额按照规定下发给各个企业。倘若某个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超过政府规定的排放额, 则该企业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需要到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排放许可额;二是投入资金运用碳减排技术从而将该部分超过限定额度的碳排放量消除;或者是选择上缴罚款。国际交易则主要集中在面向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权, 同时开发出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同的产品进行交易。
除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外, 政府还应建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 从而保证碳排放权交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 还应制定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 这有利于创造相对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 消除信息不对称, 防止不正当竞争, 保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3.1 建立碳排放总量交易机制在碳排放中的战略地位
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 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利用总量交易机制控制碳排放的条件。我国现在应该转变目前所采取的环境治理思路, 摆脱这种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模式, 积极探索依靠市场机制运行配置资源、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模式。由目前的以命令——控制为主减排方式逐渐过渡到由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同时推出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 也就是强调环境资源的商品属性, 使其能够充分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 从而促进国内企业走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化道路,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3.2 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
随着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 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市场并积极开发新市场。通过建立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期权市场, 从而拓宽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体系中, 以现货交易市场为基础, 期货交易市场和期权交易市场为主, 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标准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合约, 包括合理安排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所的布局, 价格形成制度, 以及时物之间的交割制度等工作。
3.3 设立碳排放交易中心和交易平台
建立我国的交易中心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从而保证其能够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运行, 用市场导向来指导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实施, 通过交易中心的市场化运作, 产生并传播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信息, 使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最小化, 并且能够有效的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实体性的交易平台, 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各会员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在此基础上, 再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 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从而减少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3.4 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监管力度
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既可以为企业的碳融资行为提供资金的保障, 又可以为调整资产组织提供便利, 但同时有可能成为某些投机者操纵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工具,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和市场的风险管理。具体来说:一是建立严密的监管体系, 规范碳排放交易行为;二是建立严密的法规, 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行为;三是加强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的投资宣传;四是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措施。
总之, 在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结合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的灵活运用, 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 运用市场规律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碳排放权交易所具有的功能和气候交易所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推出碳排放权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 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几方面的配合, 从而达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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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2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建立违法交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系等观点，从而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排放权交易 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英国于2003年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是指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对自然系统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技术革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低碳经济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减少碳的排放，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具体而言，是指由环保部门根据各种指标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依据一定标准将碳排放总量目标分配给各区域和企业，允许碳排放许可额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场主体自发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和成本有效对应，从而调动企业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自发主动减少碳排放，从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2008年7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山西吕梁节能减排交易中心，迈出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第一步。这四个市场的建立表明，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在以上地方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但由于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持，这些交易所都算不上真正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对市场的培育力度不够，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交易价格不稳定、不透明等问题。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也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在交易过程当中由于我国对碳排污权交易中定价没有话语权，议价能力低下，使得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内容凌乱、对违法交易的法律制裁力度不强等问题。因此，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
碳排放总量限制原则。碳排放总量限制是以一定区域内环境能承受的碳排放总量为依据，计算出各种特定物允许碳排放的总量，并据此对该区域内的企业作出碳排放的限量规定，以达到该区域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是不能对该区域内碳排放的总量进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该区域内的环境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碳排放物备案原则。需要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碳排放物的备案，将单位所拥有的碳排放物的排放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碳排放物的数量进行登记，并需要提供防治污染环境的相关材料。如果该单位的碳排放物种类、数量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及时到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备案。碳排放物备案可以使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本区域内碳排放情况，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本地区碳排放许可证配额提供客观依据。
政府监督原则。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采用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方式，通过市场竞争使碳排放权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碳排放权的交易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进行引导和监督，靠政府的公信力和强制力来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至关重要。
意思自治原则。首先，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法律属性上应该属于《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其次，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碳排放权交易必须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允许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拥有碳排放许可交易资格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交易。
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和方式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来确定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将排放总量进行分配，分配配额应当综合考量地区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排放记录、预测排放数值等各种因素。根据排放目标的实施情况和低碳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审核每年的配额数量。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上，笔者建议采用出售和拍卖等有偿的方式。具体操作中，应由环保部门根据上年度本区域各单位碳排放情况，确定本年度可以出售和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并可预留适量的碳排放权用于奖励和吸引更多新的投资。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以一年为一个周期，这样有利于加快交易频率，激活交易市场。环保部门应以上年度的12月31日为截止日，碳排放权分配系统和审核系统将自动计算出碳排放源的实际排放量和富余量，同时把信息反馈给总量目标系统，以便准确确定来年的碳排放总量标准，富余量从第二年的1月1日起允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完善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
（一）交易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分阶段逐步展开，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按事先设定的标准确定具体的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应该到环保部门进行登记，接受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事先设定的标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交易主体应是每年定期进行碳排放物备案登记的企业；第二，交易主体范围限于排放同类碳排放物的企业之间，这样既可以使碳排放权交易有效进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带来的污染监管不力、环境污染失控等结果；第三，能耗高、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总体规划的企业，不得受让碳排放指标；第四，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充当交易主体，如在环境质量恶化时，买进大量碳排放指标，进行宏观调控。
（二）交易标的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指企业在达到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总量后超额减少的“节余”指标。碳排放权使用人依法在一级市场取得一定的碳排放许可额后，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碳排放许可额的富余，二级市场就是对这些碳排放许可额进行的交易。企业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提高碳排放的污染治理能力，从而具有了碳排放的减少量，对于企业是选择将这种减少量出售获利还是选择留存，以备以后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时使用，法律应给予相应的保护，保障企业对超额减少的“节余”碳排放指标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三）交易合同
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应当充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公法化属性。因为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要受环境公共利益等条件的限制，这与传统的民事合同存在很大的差别。意思自治是传统民事合同的本质，如果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纳入传统民事合同范畴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应该是当事人意思自由协商的结果，政府无权对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进行干预，并且除当事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涉及到对环境容量的使用。企业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环境容量取得合法的使用权，但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同一环境资源物品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在碳排放权的市场配置中，必须加入公共意志的干预因素。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志和公共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当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公共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公共意志的作用范围决定着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另一方面，公共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当事人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发挥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同时满足当事人经济利益和公众的环境利益，合同成为平衡二者利益的支撑点。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的途径，其合同的实质就是“利益平衡”问题，即当事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强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四）交易中介机构
交易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存在，如发布信息的成本、交易谈判的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否则就会抵减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实际获得的利益，交易将变得无利可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另外，我国的企业具有规模大小不等、数量繁多、分布不固定等特点，这也会增加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建立至关重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交易的实际收益。笔者建议，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业务应当包括提供交易信息、进行交易代理、办理碳排放权的储存、借贷等方面。
（五）交易程序
笔者认为碳排放权的交易程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应该向环保部门提出交易申请，并提交交易双方的详细资料、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等。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必须取得环保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才可以进行交易。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审核应包括对双方的审核和对交易本身的审核，由此确定其可以交易的碳排放额，并对交易前后的环境质量进行检测。再次，碳排放交易各方就碳排放权交易的数量、价格、时间等具体内容应进行充分地协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合同。最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就交易达成的初步协议须上报环保部门审批。若审查符合要求，环保部门则批准该协议并交付执行，变更双方的碳排放许可额，颁发特殊的许可证，并监督交易的正常进行。
建立查处违法交易的法律责任体系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特点及国内、外的立法实践，在一级市场里主要涉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者主要承担行政责任；二级市场是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同时存在环保部门的管理，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严重者将承担刑事责任。
小议碳排放权交易 篇3
关键词:国际社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制度建设
为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通过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中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的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议定书》。巴厘岛会议上延期一天最终达成的“巴厘行动计划”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和落实等问题,也使得计划缺乏执行性。而最新的《哥本哈根协议》充其量只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各国签立的政治性文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要实现国际合作以期达到控制气候变暧的共同目标,需要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创制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制度的创新要求法学研究提供理论和知识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又称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指由环境部门根据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区域,并被允许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进行余缺调剂。减排技术的发明、运用和少排放的区域通过出让节余的碳排放配额赚取收益;多排放的区域要花钱来购买碳排放配额,增加了扩大排放的成本。
市场定价机制将使多排放代价等于减排或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碳排放配额交易就可能使交易双方都受益。同时,通过加强排放指标的度量及市场监督和核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此予以规制。遵循着“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京都碳交易体系三大原则的碳排放权交易,这种市场化的配额交易制度将有利于调动区域和产业部门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主动地、持续地减少污染物排放,还便于因地制宜。
结合《议定书》建立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依照《议定书》及我国为实现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而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起点,来讨论碳权的性质及其交易规则显得格外有意义。在此大背景下,2009年3月,浙江省慈溪风电场通过英国碳交易所进行了首次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额约300万元人民币,也是浙江省首宗碳排放权交易。
自从2005年该机制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市场,中国共获得了全球清洁发展机制碳信用额度的48%,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几乎占CDM过去5年发放的总信用额的一半。对我国来说,建立碳市场,是提高我国碳交易价格、增强我国议价能力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压力和全面参与国际公约的需要。
目前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国际碳市场也迅速发展。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扩大了一倍,高达近1300亿美元。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的预测报告,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交易量看,2008有48亿吨碳交易,较2007年增加了31%,较2005年增加了7倍。
而未来全球碳市场还将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2012到2020的第三阶段规划中,减排范围进一步扩大,欧盟的排放交易量进一步增长,并继续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积极推进新政,现在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国内联邦碳市场的建立可能快速起动,并带动美国碳市场出现爆发性增长。
虽然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大国,中国始终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纵观全局,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市场排污评估标准体系不完备,缺少网络化的可核证的注册和交易日志记录系统,而对核证的监管机制也处于空白,中国在碳税、能源效率标准、碳交易市场制定等方面尚存在缺失或具有不完备性。
此外,发展和培育碳交易市场,中国未来还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故也必须通过更积极的市场手段,逐步参与搭配碳交易市场体系中,获得积极的话语权。
随着交易实例的增多,各国的交易理念也由原先的抢占碳交易市场转化为“做大蛋糕”,发展绿色经济持续发展。在方兴未艾的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碳市场,谋求碳市定价权。而第四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上也明确了中国正在推进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专业性交易平台是今后的大趋势。
与已经初步取得试点成效的排污权交易相比,碳排放权交易的范围上更为广阔,更少受到地域的限制。而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可以持续进行源自减排任务与减排技术之间的差异。发达国家要想在本已较为发达的技术平台上开发出更为先进的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所需的投入,远远大于直接向存在碳排放量盈余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所需付出的成本。
从制度完善角度出发,中国要建立容量资源的市场,就必须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对环境容量的权利。根据科斯定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因为交易成本必然为正,所以法律产权的界定不同,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也不一样,必须从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角度出发,通过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确定进行法律上产权界定的最高标准。
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体系研究 篇4
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运行体系中,涉及政府管理部门、交易所、交易主体、第三方机构等多个主体(图1)。由于碳交易市场是典型的政策主导市场,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与数据条件、环境管理能力与政策规范作为支撑,同时必须考虑到交易体系与宏观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机制。因此在其运行过程中,相关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碳交易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
从上述碳交易市场结构而言,碳交易作为一种高级的环境治理手段,涉及要素众多、作用机制复杂、影响范围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冲击大,必须加强有效的监管,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1)碳交易市场有别于传统的商品或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碳交易是政府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引导控排单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碳交易市场一方面需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交易规则,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将控排主体纳入到市场机制中,通过激发、活跃交易市场,调到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往往由于交易监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导致了碳交易市场阶段性失灵。欧盟的碳市场就曾因为市场传导机制失灵导致价格暴涨暴跌,甚至频临崩溃[1]。
2)碳交易的专业性较强,交易中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商品,对于碳排放量的衡量、配额分配指标、交易信息披露的内容、政策执行的力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内外识别差异,影响了规则有效性和减排目标实现。控排主体占有信息优势,具有和监管者进行博弈的能力,其交易行为主要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碳交易市场的中介机构或专业人士也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差异,进行内幕交易或不正当操纵获取利益,加剧了市场风险。
3)碳交易市场具有动态调整的特点,长期而言政策具有弹性。碳交易过程中,对于排放主体的排放监测、信息披露、指标追踪、违约处罚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对下期的碳交易政策有直接的影响。国外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也是不断进行政策修正,引导碳市场健康发展。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碳交易市场,更需要政府部门在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监管经验,逐渐构建起合法合规、信息透明的柔性交易机制。
4)碳交易市场属性多样、涉及面广。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碳交易的品种必然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星到繁多。碳交易的参与主体涉及企业、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交易所、监管部门等;碳交易场所涉及交易品种、投资者、交易方式是否符合规定等问题,目前我国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场所就不允许采用连续竞价、电子撮合等集中交易方式。因此,碳交易的多元化、多样化属性决定了其监管的复杂性。
2碳交易的监管体系构建
2.1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机制
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是碳交易监管体系的核心。作为人为创造的市场,政府必须尽可能保证参与主体是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交易的,这就需要监管部门首先对纳入到交易体系的控排单位进行准确监测,制定科学详细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和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以及惩罚措施。有效的市场监管和信息披露将提高参与主体的能力,更利于价格功能的发挥,从而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2]。
1)建立权威性注册与结算平台。注册登记是配额分配、交易和削减的基础,也是碳交易体系运行和监管的根本。我国只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注册、结算体系,才能确保排放交易体系有效运转。注册和结算环节是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后台”,其效率性、安全性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有效发挥经济功能的基础,也是衡量市场是否成熟、有效的标志。欧盟碳交易市场曾经出现碳指标重复使用的事件,严重影响了碳减排的效果[3]。建议我国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框架下尽早利用大数据系统设立统一的国家登记注册系统,并与国际注册平台互通,以便于统一管理和与国际市场对接。结算平台的建立要着眼未来,期货市场具有价格风险和风险控制功能,应在我国已有期货市场平台的基础上,增加相应模块,实现和现货市场的无缝对接,增强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2)成立专业的监测和核定研究机构。碳交易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排放额的核定和管控。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体系都高度重视碳排放的监测和报告,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权威的机构解决交易主体与监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针对碳排放监测项目的“温室气体自愿报告计划”,基本实现监测区域的全覆盖,全部大型火电厂和部分小机组都安装了CO2浓度监测装置和烟气流量计,实时监测碳排放量。欧盟从1999年开始评估国际间和各领域碳排放清单,在此基础上进行监测。英国依据利益相关者进行碳 排放报告,设立第三 方机构进 行核实[4]。
我国在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前,并没有建立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体系。七个碳交易试点省市在起初均面临没有碳排放基础数据的困境,主要是通过控排单位自行申报的方式来获取部分数据,但这些历史回溯的数据质量可靠性不足,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碳排放总量设置过高、碳排放基准值设计不合理等。因此,我国亟需完善碳排放监测技术,提高数据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升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首先,应开发引进相关监测设备,在控排单位安装碳排放的实时连续的监测仪器,准确掌握排放信息,夯实数据准确性;其次,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系统,尽快开发、普及和统一国内的碳核查技术与标准,建立温室气体管控系统,为控排单位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最后,应提高监管部门的权威性,尽早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控排主体的交易行为,从法律层面促使其履行社会责任。
2.2碳交易的 MRV体系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碳交易体制,其对碳排放数据和可交易配额的界定都离不开“核算 - 报告 - 审查”这样一个 基本循环。 只有规范 化、标准化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完全建立起来,才能保证碳市场交易标的的同质与同量,才有可能使我国碳交易市场走向国际化[5]。MRV是碳交易的基础,保证碳交易的真实、准确。减排单位对排放量进行监测,提供年度排放报告,并经第三方核查。报告核查通过后,减排单位进行碳配额交易。管理部门要对错误信息和超额排放行为进行处罚。整个过程构成一个不断重复,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循环(图2)。MRV对于排放信息要求的精确度越高,则监管部门和减排单位承担的成本也越大,政策制定需要按照“由易及难,先粗后细”的原则在不同阶段平衡精度和成本。
目前,我们需要完善MRV体系的基础工作,建立便捷的交易系统,构建以“三可”为特征的具有公信力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充分利用现行的能源数据制度在数据的收集、统计和汇报上的经验,包括能源统计报表制度、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在设计碳交易机制的MRV系统时加以利用。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统计数据口径要逐渐对接和统一,国家层面应尽早发布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碳交易核算标准和报告规范。每个控排单位都要安排专业人士制定碳排放监测计划,按照统一的标准,报告碳排放监测设备的工作流程、监测手段和监测时间等。碳排放的日常监测由控排单位自行完成,在定期上报前应经过独立的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审查认定,出具相应的核查情况报告后再提交给监管部门,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对于第三方核查机构,政府应进行资质认证并纳入到信用管理体系,确保其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达到要求的核查机构可颁发资质证书。不定期对获得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抽检,不合格的应及时取消资质并予以公布,对串通舞弊的人员吊销其资格并记录到不良信用体系,从而保证控排主体的减排信息真实、准确。
2.3碳交易价格监管机制
碳交易价格涨跌虽然与供求相关,市场能自发调节,但市场调节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容易导致市场混乱甚至崩溃[6]。为避免碳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必要对价格进行监管。欧盟碳市场发展的教训表明,管理机制缺失导致碳价格剧烈波动,价格调节功能弱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稳定碳价,政府保留一定数额的排放额,一旦碳交易价格出现急剧上升,政府可增加免费发放的额度使价格稳定。澳大利亚的碳交易价格管理采取三阶段的渐进式,第一阶段是按固定价格交易,第二阶段是有上下限约束的浮动价格,第三阶段是完全市场化的浮动价格[7]。从国际碳交易市场经验看,价格监管的主要方法是政府预留配额、设置配额价格限制、配额跨期使用、配额抵消等(表1)。
注:“√”表示采取了某项价格控制措施,“×”表示没有采取某项价格控制措施,“—”表示不明确是否采取该项价格控制措施。
1)发挥排放权储备的功能。我国在碳交易发展初期,应建立碳排放权的储备和预支机制,缓解碳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市场价格过高时,政府通过固定价格出售或拍卖储备,防止控排单位短期内成本上升;在市场价格过低时,政府可以用出售或拍卖储备所获得的收入回购部分配额。
如图3,原始的碳总量管制目标是Q1。如果碳价超出上限PC,则政府增发排放权,碳排放权供给外移到Q2;如果碳价低于下限PF,则政府买回排放权,碳排放权供给内缩到Q3。有效的碳供给曲线是SA。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碳排放权的储备不能随意动用,应根据统计和测算合理配置,遵循透明规范的使用程序,避免给市场造成过多干预。
2)设置配额价格限制。配额价格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碳交易市场,其作用类似于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为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配额有偿分配的收入、控排单位超额排放的罚款和社会捐赠等。北京市在2014年6月出台了用于调节碳配额市场价格的管理办法,通过设置一定的价格区间激励企业减碳,以期稳定发挥碳交易机制的效力。这在我国试点省市尚属首次,也是全球碳市场的首例,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设计。
3)合理进行配额跨期使用。配额能否跨期使用影响到碳交易履约期末时的市场价格,欧盟曾经因禁止碳配额跨期使用导致价格暴跌,此后调整了政策允许跨期使用。但排放额的跨期使用存在一定的风险,国外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经验表明,期限设定不宜太长,否则容易给市场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合理的期限应是明确的分段式的,以利于减排单位进行正确决策,维护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上海是我国唯一一个同时推出三年碳配额的试点省市,允许配额的跨年结转,当年未清缴的配额此后仍然可以用于市场交易和未来两年的配额履约。
4)明确碳抵消项目的范围和比例。目前,我国部分碳交易 试点省市 规定: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 量(CCER)可以用于配额抵消。这有利于扩大碳交易主体范围,使得一些尚未加入碳交易体系的单位通过自愿减排的方式获取减排额度,在市场上出售获利,激发了市场活力,也有利于碳交易自愿减排的发展。但是,碳抵消项目的范围、比例需要进一步细化。王军锋等的研究发现,碳配额和核证减排量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使用核证减排量进行抵消,会对碳现货价格带来不确定,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使用,避免核证减排量不平衡引发配额价格的震荡[8]。国外碳交易体系中,大部分规定了核证减排量可抵消排放量的上限,一般设定在配额总量的10%左右[9]。此外,可用于抵消的项目需要经过核证,非试点省市的节能减排项目可以参与其中,提高了试点省市碳交易的对外辐射能力,但要防止抵消项目信用泛滥。要制定严格的抵消项目开发标准,提高企业碳减排的质量。
2.4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
对不合规行为进行惩罚,是碳交易监管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惩罚机制如何设立,这将影响到碳交易市场的约束力和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从国外经验看,监管部门必须对未能履行强制减排义务的控排主体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才能确保碳交易市场的良性运行。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凡是控排主体的排放量超过了其分配或购买的数额,将被处以远高于市场碳交易价格的重罚,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促进了碳交易的顺利发展。而在新西兰,超额排放的主体将面临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处罚。对于有意不尽责履行减排义务的主体,不仅要缴纳高额罚金,还有可能被定罪。新西兰还对信息造假课以重罚,这被认为是所有违约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这类违约的罚金最高可达5万新西兰元,直至被判入狱最高达5年[10]。
我国在进行碳交易监管体系设计时,也必须依据企业减排成本和惩罚措施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制定企业超额排放的惩罚机制。从试点省市碳交易情况看,已经暴露出控排单位在交易中缺乏指导、碳资产观念淡薄、履约约束力差等问题。各地交易办法尚处在完善阶段,存在权责界定不明的情况,给惩罚带来难度,执行力也有待提升。政府部门应对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碳交易培训,提升全社会碳资产管理能力。加强地方和国家立法,提高惩罚的效力。惩罚措施可以是罚金性质的,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罚款应与履约差额有明确数量关系,不给违法行为设定缓冲期,上一年未完成的减排任务必须滚动到下一年的减排目标中。行政干预也是一种有效的惩罚手段。可对违约减排单位在申请新项目、申请国家资金方面予以限制,减少其下年度免费碳配额数量,采取惩罚性电价等。值得注意的是,罚款额如果和碳交易价格挂钩,则惩罚水平也成为引起价格波动的因素,会形成自反馈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失控。
3避免碳泄漏对监管体系的影响
由于我国目前仅在试点省市开展了碳交易,其他地区没有进行严格的排放控制行为,碳交易监管很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碳泄漏问题。碳泄漏又称绿色悖论,指碳减排地区由于政策规制导致产业转移到非减排地区,非减排地区的碳排放量超过了减排地区,结果整体碳排放量不降反升,背离了节能减排政策的初衷。碳泄漏既可能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Chen的研究发现,随着碳交易价格的上升,碳泄漏的程度会增加[11]。碳泄漏大都是由相对竞争力的变化驱使的,其途径是将能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未开展碳交易的地区,其后果是增强了非减排地区高碳产业的竞争力,导致减排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下降。碳泄漏使得减排单位的实际碳排放量减少,影响了碳市场的政策有效性。碳泄漏不但给产业承接地区带来了直接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还给产业承接地区的农业和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从行业来看,石化、电力行业的固定资产锁定率较高,产业转移的成本较大,一般发生碳泄漏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随着碳储存与封存技术(CCS)的发展,这些行业控制碳排放的技术日益成熟。相对而言,纺织行业是较容易发生碳泄漏的。
为避免碳交易监管机制的失效,我们应及早采取措施预防碳泄漏。
3.1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由于碳泄漏与减排区域范围负相关,减少碳排放的区域联盟越大,碳泄漏的潜在幅度就越小,因此应进一步扩大碳交易的区域范围。在试点省市取得碳交易运行的经验之后,应及早对国家碳交易体系的运行方案进行论证,做好顶层设计,强化碳交易的基础能力建设,制定共同标准以实现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发展,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有效对接。
3.2财政支持
碳交易市场的配额拍卖、交易费等收入应有明确的使用途径,政府减排政策收入应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或利润返还,这就减少了对减排单位的成本压力,削弱了碳泄漏的可能性,甚至对于一些碳密集型产业可能受益更多。政府部门还应设立低碳发展基金,由中央专项和地方财政资金两部分组成,主要投向对控排单位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改善相关的项目。
3.3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革新
碳储存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扩散,减少了控排单位的碳排放量,有利于削弱碳泄漏,也有利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但技术专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其推广需要政府创造条件。政府部门应积极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引导大企业作为龙头联合中小企业组成技术攻关联盟,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加强产业低碳化管理辅导,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调整能耗结构。
3.4密切关注欧美国家有关政策措施
欧美国家一般以边境调整(例如课征边境税)方式,确保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承担相同的气候变化缓解成本,从而抑制或减缓碳泄漏现象[12]。近年来,欧美国家陆续通过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规定,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因此,我们应及时了解欧美国家边境调整方式的形态与方法,提前研究预防策略,并加强推动事前协商机制,以争取产业有利条件,降低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冲击。
摘要：碳交易市场涉及多个参与主体,需要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度保证其良好运行。由于碳交易对象具有特殊性、专业性、复杂性,容易出现较高的市场风险,因此必须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是碳交易监管体系运行的核心。规范化、标准化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保证了碳交易机制的正常运转。为避免碳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必要通过排放权储备、抵消项目等手段对价格进行监管。对于不合规行为,采取行政或经济措施予以惩罚。同时,应及早采取措施防范碳泄漏。
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5
摘 要：本文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试行现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碳排放交易的本质入手，运用假设数据的方法描述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过程。结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与实践情况，通过分析研究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总结其先进经验，为构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提供参考。最后将重点落到重庆市试点上，通过事实与数据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在立法位阶、市场活跃度、初始分配模式、監管制度及责任追究机制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碳排放权；市场交易；重庆市；法律制度；法律责任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本质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达到保护环境、促进发展共赢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排污权交易（即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概念[1]。环境有多大的容量，就是在不造成环境永久性损害的前提下，环境可以容纳多少污染物[2]。它就像是一个气球，每个国家都将CO2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其中，如果不加以限制，“气球”就会爆炸。于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各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与研究，力求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之道。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排污权交易制度进行了初步构想，其后，《京都议定书》基本构建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制度[3]。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内容，可作如下假设：
由上表不难看出：①不管甲乙丙丁四国的结果怎样，总体上，确确实实为地球减排了5X；②完成承诺减排目标的国家有利可图，未完成的国家需多花成本。
由此可见，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对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利可图会吸引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主动减排、清洁生产，省去治污费用以降低企业成本。
二、国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纵观全球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国家，欧盟走在了前列。自2002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以来，欧盟积极落实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为全球碳减排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与欧盟不同，美国目前没有承担《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强制减排义务，仅在部分区域或州形成了各自碳排放体系。而且各个体系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各不相同，均有其优势与不足之处。鉴于我国即将在2017年试行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没有统一体系的美国不太符合我国国情，所以在此我们重点探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1.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状况
2003年10月欧盟颁布了统一的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在共同体内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量交易框架指令》，该指令对实现《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目标，欧盟碳交易市场所涵盖的强制减排行业均做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宣告了欧盟ETS的建立，并且规定了欧盟碳交易市场所涵盖的强制减排行业 [4]。同时，为了使各项指标更好的指导实践，欧盟还颁布了各项具体的法律法规，如，对欧盟碳排放总量进行统一化规定的决定、用来规制排放配额分配方式之拍卖的《拍卖法规》等。
2.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
目前碳排放初始分配主要有四种模式，即“免费分配”“固定价格出售”“拍卖”和“免费与有偿相结合的混合分配”[5]。欧盟在碳排放权交易的配额管理上主要采取由政府免费分配逐步过渡到拍卖的方式。在2012年之前，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由政府免费分配；然后在2013年至2027年，政府免费分配方式与拍卖并存，但是以拍卖为主；2027年之后，取消由政府免费分配配额的方式，全部采用拍卖的方式获得碳排放权配额。
3.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制度
在监管方面，2012年欧盟颁布了《加强欧盟碳交易计划市场监管的框架》，确立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负责监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违法行为。其次，建立了欧盟独立交易登记系统，负责对所有碳排放权交易进行详细记录和核查；然后还规定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各国的监管机构对各成员国内的交易制度进行具体的监管。
4.碳排放权交易责任追究机制
根据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框架指令》的相关规定，碳排放权交易违约的处罚实行阶段性惩罚。在交易实行的第一个阶段，如果超额排放一公吨二氧化碳，需要罚款四十欧元；如果在交易的第二阶段再次违约，每超额排放一公吨二氧化碳，就要被罚款一百欧元。除此之外，在当年接受罚款后，还会在下一年的本应得的排放额中减去上一年超过的排放额。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与实践
1.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及包括重庆市在内的试点省市出台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性文件和各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多达107部）。这些基本构成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现行法律制度框架。
这种法律制度体系，一方面，适应了我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有利于短期的、快速的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构建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实践经验。以重庆市为例，有关碳排放权交易共有5部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涉及配额管理、核算核查、监督管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功能较为齐全，在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另一方面，放眼全国，各试点根据国家政策法规的指导自行管理，有可能会导致各地方监管差异较大，最后难以形成宏观层面的统一监管体系[6]。例如湖北省试点的地方政策法规多达31部，而深圳仅4部。
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现状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8月底，中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交易地方配额约4024万吨，成交额约12亿元；累计拍卖配额约1664万吨，成交额约8亿元。而被纳入排控企业的履约率也在上升，2014年和2015年履约率分别达到96%和98%以上。根据平台公布的数据，最近一个星期，上海平均日成交量约3万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重庆市的交易市场始终低迷，除偶有成交量大的个案外，整体市场交易量低，甚至多日陷于零交易量的尴尬境地。
四、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试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位阶低
从我国七个省市试点工作的立法现状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立法主要为地方政府或发改委制定的《暂行办法》，其法律位阶较低、法律规范效力等级明显不足。反映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就是《暂行办法》只能作为审判的参照依据，而不能作为执行依据，这导致碳排放权交易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适用上的空白。而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单行法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四部。这些法律只能调整碳排放权交易中的部分问题而不能涵盖全部，因此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引导性，且在实践过程中的可行性也不高，只是起到一个补充解释的作用。
2.交易主体积极性不高，市场活跃度低
从上文相关数据来看，重庆市碳交易权排放市场活跃度低，交易主体（即纳入碳交易市场的企业）积极性不高。主要两个方面的原因：①碳排放权交易经济价值小。交易主题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目前的碳市场中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经济价值较小，无法为企业带来当前可见的实质利益，其潜在价值又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企业无利可图，更多时候是出于环保责任与政府的强制要求被动进行交易，主动性不强。②投资主体少，市场范围局限。投资，使得市场拥有了良好的流动性，同时也可以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效率及对碳排放权的合理定价[7]。由于重庆市乃至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范围具有区域局限性，确少甚至没有投资主体。这就导致了整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流动性不强，进而影响市场活跃度。
3.初始分配方式不合理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指，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体系内，在政府或其主管部门等分配主体的主导下，依靠既定的分配原则、规制和方式，在碳排放主体间分配碳排放总量的行为、过程及其所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总和。初始分配通常采用有偿分配与无偿分配等两种方式。据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重庆市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采取的是无偿分配方式，具体步骤是“配额管理企业自主申报排放量—主管部门确定配额量—主管部门调整配额量”。从理论上来看，单纯地使用无偿分配方式不能提供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基础[9]。企业从主管部门处无偿获得配额，但考虑到无法预知政府政策走向所存在的风险，往往不愿出售手中剩余的配额，这就造成了市场交易量不足和活跃度不高。从实践中看，这种分配方式还存在两种弊端：首先，由企业自主申报排放量易导致企业通过超额申报排放量来排斥其责任；其次，在现实交易中，完全由主管部门调整并最终确定配额量，难以保证初始分配的公平和效率。
4.监管機构设置和权限分配不明确
《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市发展改革委作为全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碳排放权的监督管理和交易工作的组织实施及综合协调。从而确定了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主管部门地位。同时还规定，市发改委应当对配额管理单位，交易所的各项活动加强监管，还赋予了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权。而加强管理的力度，加强管理的具体措施并没有相关立法予以规定，同时对于其他方面也没有规定有效的监控措施。另外《暂行办法》还规定了其他机构如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市经济委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管理工作。但发改委至今也没有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明确各自的法律职权，导致各监管与法律部门无法可依、权限不明。
5.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
在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过程中，涉及配额管理单位、核查机构、交易所和监管人员这几方主体，《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分别对这四方主体的违法行为的制裁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通报违规行为、取消评优评先、不予财政补助的处罚措施与罚款、处分相比力度较弱，对相关违法主体不具有威慑力；其二，规定有违法违规行为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对实施哪些行为违法违规规定不具体，实践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自由裁量权较大，容易造成监管人员滥用职权，损害交易主体的权益。
五、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试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建议。
1.提高碳排放权交易规范的法律位阶
中央政府可以就碳排放权交易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首先，这属于为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为的需要而制定法规的事项；其次，因碳排放权交易将于2017年在全国建立统一市场，故属于全国性的工作；最后，碳排放权交易涉及的范围较广，不专属于某一区域或者委员会的行政工作[8]。因此，我国将来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规范制定主体可以是中央政府，这样既能提高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等级位阶，同时也便于实现其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对接。
2.鼓励投资及开发碳金融业务
碳排放权交易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发展很不稳定，风险较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来保证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定，在有充分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使投资者放心地参加到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投资中来，促进整个市场的繁荣。此外，还可以对投资者进行碳排放投资知识的教育，加强其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以及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增强投资者信心。此外，还应当，鼓励开发碳金融业务。例如尝试推动配额托管交易制度等。
3.转换初始分配方式：进行阶段性灵活调整
通过对国外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各种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在立法或实践中都有所运用。但每种分配规则各有优劣，没有一种分配规则在所有条件下，考虑到制度的各个层面都优于其他分配规则。初始分配规则的选择，必须满足多项价值目标，最终取决于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地点起支配作用的制度，经济和技术条件[8]。因此，我们可以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分配方式进行灵活调整。具体的做法是：在碳排放权交易的第一阶段采用无偿分配为主，拍卖和奖励为辅的混合模式。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尚处起步阶段，没有正式形成整体交易市场，因此第一阶段分配模式的确立还需与既往模式相衔接。相对其他模式而言，此种模式更具可行性。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到成熟阶段，再尝试进行公开拍卖，招标。
4.明确监管机构权限分配
首先应当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权，理顺各有关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协调有序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网络。其次，应扩大主管机构的监管职权，将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纳入主管机构的监督范围之中。最后，碳排放权交易主管机构的一个重要职权是监督各有关碳排放权排放主体的行为，除了明确主管机构的监督职责外，可以引进社会监督这一种方式，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督。
5.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需要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规定，涉及到立法的问题，上面已经谈到立法的问题，在此做一些补充。首先要明确责任追究的原則，对监管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原则来统一规范，同时为监管主体对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监管上的法律指导；然后要明确责任追究的种类，选择与该项违法行为相一致的处罚措施，做到既能够实现法律的错与罚相适应，又能对各主体起到威慑作业，防止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还要明确责任追究的适用范围，改变以往笼统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给予某种处罚的做法，作出具体的有可操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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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6
1 碳交易
《京都议定书》将CO2的排放权( 碳排放权) 变成稀缺资源,使其具有商品价值,成为有价产品———碳资产［3－4］,并推出碳排放权交易( 简称碳交易) 。而资源控制和环境管理通常采取政策手段和市场方式解决,碳交易体系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市场行为”之和。前者存在于一级市场,后者存在于二级市场［5］。一级市场是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市场,包括政府行政行为和部分市场功能。行政行为指由政府或机构确定排放主体可排放的量化指标AAUs( 1 AAUs=1 t CO2当量)［4］,并以许可证的形式分配,有免费和拍卖之分。获得排放权的经济主体拥有排放的专属权,是一级市场的被动参与者,该市场不是完备的市场形态。征收碳税是政府行政行为,配额机制既有行政行为( 免费配额) ,也有市场功能( 拍卖配额) 。二级市场是经济主体对碳排放权实施自由贸易的重要市场,是完备的市场形态。《京都议定书》设定了3 种弹性机制( 排放交易机制( ETS) 、联合履约机制(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 ,构成市场机制的主体。
鉴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实施与国家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的关联关系,未来构建的交易体系可能是税则、配额和市场3 种机制的独立与组合情形。其中,税则机制是对排放CO2的企业实施碳税政策,是一种较严厉的限制排放机制,易加重排放企业成本负担; 配额机制是对排放企业颁发许可证,包括免费和拍卖,是一种较温和的限制排放机制; 市场机制是建立碳交易的自由贸易市场,运用市场手段限制排放的灵活机制,企业可通过市场自由买卖碳排放权( 排放许可证) ,但该机制存在排放转移的情况,因此,并不能达到完全、有效的减排目的。笔者将上述情形作为发电企业排放的外部交易环境。
2 发电企业的运营与风险分析
2. 1 发电企业运营分类
发电企业的运营模式如图1 所示。图1 中入口侧指不同发电企业对生产“燃料”的需求; 出口侧指不同发电企业生产的“产品”———电力的输出。
发电企业依“技术和排放”特性分为3 类: 1无排放的发电企业( 简称无排放电企) ,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2应用低碳排放技术的发电企业( 简称低碳电企) ,指采用超临界( SC) 、超( 超) 临界( USC) 等高效、低排放先进技术的发电企业,通过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和转化效率; 3应用CCS( 碳捕集与封存) 技术的发电企业( 简称CCS电企) ,指在产生排放的机组上加装碳捕集与封存设备,以调节机组的碳排放水平。
2. 2 成本收益与风险
3 类电企出口侧“产品”———电力,可视为同质。但存在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既有入口侧“燃料”的差异,也有生产过程的差异。无排放电企的入口侧“燃料”依赖于自然环境,其他电企依赖于一次能源( 煤炭、天然气等) 。生产同质电力的差异,不仅有电力入网的“稳定性”差异,还有创造单位电能产生“CO2排放”的迥异。无排放电企不产生CO2排放,其有机会将输出的单位电能变成售电收入,同时还可将其折算为消耗标煤量,转换为一定数额的碳排放权,再进行碳交易,形成新的收入项———交易碳排放权的收入。低碳电企或CCS电企因出口侧不仅有电能,还包括排放CO2,其并不产生收益,相反,增加了企业支出,降低了收益,实则损失( 风险) 。
电企的传统收益计算模式: 收益=收入( 售电) -成本( 发电) ; 碳交易环境下,电企的收益计算模式:收益=收入-成本+自由项。“自由项”是由生产带来的支出或收入。由此,无排放电企出口侧的产品,表面上仅为电能,实际上包含了“排放”产品,当“燃料”按时、按量供应时,自由项为正( 以CDM项目成交) ,增加了企业扩展收益的机会; 当“燃料”未如期供应,预期收益可能无法实现,自由项取值不定,是一种风险。低碳电企和CCS电企出口侧产品直接反映为电能和CO2的排放,致使其自由项是非正项。因此,外部交易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在微观层面( 收益内在属性) 发生改变,进而引发了企业的收益风险。
在未开展碳交易时,发电企业入口侧风险是“燃料”风险,生产系统风险是意外停运风险,出口侧风险是交易发电量/权的风险; 当实施碳交易机制———补贴、征税、配额与市场机制时,一个决策周期内,各类电企以售电价格、碳排放量、发电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及碳排放系数设计新的运营指标体系,最终控制出口侧排放风险。由此,3 类电企都不可避免地既要承受入口侧“燃料”风险,同时,还要接受出口侧“排放”风险。怎样合理、有效地运用市场与政策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实现一定程度的风险自我控制,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3 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
3. 1 税则机制、配额机制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税则机制指由监管机构( 环保) 检测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出具核查证书,并征收碳税。缴纳碳税= 排放量×碳税率。配额机制指相关机构由环境可排放容量确定总碳排放许可证( 碳排放权) ,一部分免费发放( 排放许可证) ,另一部分通过拍卖发放; 企业将核查排放量与免费排放额比较,确定拍卖中买卖碳排放权额度。
此时,3 类电企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框架如下:
1) 无排放电企,不存在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
2) 低碳电企,在配额机制下,排放“自由项”的值小于等于0,其他项无变化。若企业决策无“质”的变化,收益将被减少,其幅度取决于免费发放许可证的量( 该量大于等于发电权,“自由项”为0; 该量小于发电权,“自由项”为负) 和拍卖量( 免费许可证对应的排放量小于发电权对应发电量下的排放量时,购买的排放量) 。
3) CCS电企,对排放的CO2虽有自我调节能力,但这种调节需要付费; 开征碳税时,企业决策是比较调节排放成本( 开启碳捕集与封存设备需多发电的成本) 和税收成本( 支付排放费) ,选择绝对值小者作为排放“自由项”,其他项无变化,收益依然减少,减幅取决于CCS技术的效率和碳税率。实施配额机制时,企业决策是比较调节排放成本和拍卖成本( 支付排放费用) ,选择绝对值小者作为排放“自由项”。此时,企业收益减少的幅度取决于CCS技术的效率( 包括开启碳捕集与封存设备后的企业单位发电成本) 和拍卖碳排放权的价格( 随机性) 。
独立的配额或碳税机制的实施,均增加低碳和CCS电企的出口侧成本,增幅差异前者小于后者,两种机制的经济激励性都较差,前者适宜作为国家推行节能减排的初期政策,后者适宜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治理环境的辅助性手段。
3. 2 市场机制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市场机制指政府开启碳交易的自由市场,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和市场价格变化决定购/售排放权。
3 类电企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框架如下:
1) 无排放电企,市场机制对其运营模式产生影响。可根据实际发电量,换算对应的减排标煤量,由碳排放量= 标煤消费量×煤排放系数( IPCC的原煤碳排放系数为0. 755 9) ,计算获得转换的CERs,参与CDM交易,由此获得发电企业出口侧的排放收益。
2) 低碳电企,该机制减少了企业收益,减幅取决于碳价。其风险决策是: 价低时购入,将其“储存”,以备发电用; 高价时,对比交易发电权的价格,决定是否出售拥有( 先期购入) 的排放权。
3) CCS电企,与低碳电企类似,只需将电价( 包括开启与不开启捕集与封存设备) 、碳价和发电权价格三者对比,决定在市场中是购入还是出售碳排放权。
3. 3 在配额与市场机制环境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政府以配额机制与提供市场交易并存的方式管理碳排放,电企将已有的( 免费碳排放权) 和需要购买的碳排放权拟为总碳资产,值为1。以年度为决策周期,实施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为x1,参与碳排放权市场比例为x2( x1+x2= 1 ) 。考虑拍卖和市场交易的碳价均不确定,其收益也不确定,因此,二者都是风险资产,其交易均为风险交易,收益分别记为r1和r2,期望收益为和; 方差、协方差 σii= σi2( ri) 、σij= ρijσiσj( i≠j; i,j = 1,2; ρij为拍卖和市场碳价相关系数) 。将拍卖和市场交易作为碳交易的一种组合P,x = ( x1,x2)T为组合决策向量,为期望收益向量,为组合交易的期望收益。
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模型如下:
1)决策变量与各交易的收益。因拍卖只有买入排放权,故x1≥0;理论上,市场交易既可买入又可卖出,考虑总碳资产中包含待购碳资产,若采用卖出决策,意味着发电量的交易决策也要随之修改,故x2>0,即实施买入决策。拍卖和市场交易的收益以企业投入对应交易电量的单价决定。交易电量的收入与两类交易的支出,分别构成各自交易的收益。
2)有效前沿,若ρ12=±1,则,σp=±[x1σ1-(1-x1)σ2];若-1<ρ12<1,则:
式中
模型的有效前沿如图2 所示。
在平面上,σ2p是1 条开口向右的双曲线,实线部分是有效前沿,即决策解是实线部分的组合,将该组合上的各点( x1,x2) 植入收益约束,选择最大收益,即获得电企所需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最优解。
4 结语
为发电企业的排放环境虚拟了税则、配额和市场机制的独立与组合情形,以此为背景,研究了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问题。对于配额与市场并存的组合情形,运用资产选择理论,建立了企业交易排放量( 排放权) 的风险决策模型,并给出了有效前沿。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和决策框架的简约性,为企业排放风险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摘要：对碳交易体系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形进行了阐述,依据“技术和排放”性能将发电企业分为3类,并分析了其面临的风险。针对独立的碳税、配额和市场机制,给出了3类发电企业的风险决策框架;针对配额与市场机制并存环境,根据金融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发电企业的排放风险决策模型,并给出了有效前沿,为发电企业实际管理排放风险提供理论支持。
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7
天津市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达10 920.72亿元,是1995年的9.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2.3%,位居全国首位,但2012年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近达1.8亿吨, 而1995年年平均增长率达6.0%,其中天津市工业排放量占比70.3%,天津市工业内部重工业占比高达80%,如金属压延制造、机械制造等产业。
为应对碳排放量的增加,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成立,该市场将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油气开采等五大行业排放量达到一定标准的114家(现参与的111家)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并且天津市允许个人和机构参与碳排放权。
天津市碳排放权配额发放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当年8月,主管部门通过注册系统向纳入企业免费发放本年度应发放配额的80%,第二次是在本年度纳入企业碳排放权核查结束后,分配剩余配额的20%。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按照历史法和基准法核发配额, 现阶段天津市的碳排放权配额都是以免费分配配额的分配方法在试点企业间分配。
每年4月30日前,企业首先根据企业的能源台账将消耗的能源(电力或煤等)换算出碳排放量,并提交上年度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然后,每年6月30日前履行上年度遵约任务,待上一年度交付义务履行后,政府会发放当年的配额。对于履约交付后多余的配额,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继续使用。
天津市企业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履约的排放量,但是不得超过该年度碳排放量的10%。天津市对于超额排放的企业不罚款,但是对于超排企业可获得的政府融资支持和财政支持做出了限制。对于倒闭、关停的企业应按照当年度实际排放量注销相应配额,剩余配额由政府回收。合并、分立、解散的企业要向主管部门提交相关变更材料,主管部门进行配额转移或回收。
2014年的履约期因为企业参与核查的热情度不高, 推迟到当年7月份才完成。目前试点企业交易情况不乐观,交易不活跃。据了解,交易所9月份只有6天有交易记录,其中一半仅有20吨交易总量,10月份仅仅只有两天有交易。市场分配的配额可能是超额的,现在暂无回购机制。2014年11月4日出现了首单6万吨的控排企业(CCER) 买单。截至2014年10月10日,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交量达106万吨,其中协议转让高达82万吨。
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国内外对于其会计处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主要有参与试点的企业在实务中的会计处理没有统一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为天津市参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单位提供会计处理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碳排放权交易特征
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以前没有参与试点的主要区别是企业免费取得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同时承担到期按实际碳排放量交付配额的义务。取得的配额与履约时交付配额之间的差额,即是减排量与超排量。企业减排的,配额结余可以出售,取得一项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必须在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完整履行交付义务, 从而发生一项超排支出。即相当于原来生产经营中碳排放量是没有硬性约束的,现在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政府给企业规定了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限额:企业减排的,可以取得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需负担一项超排支出。政府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减排者受“奖励”,超排者被“罚款”,并且减排者的“奖励”由超排者买单。
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大部分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一项资产,但对于确认为哪一种资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包括无形资产、 金融资产和存货三种观点。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应当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首先,在总量管理和控制模式下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自由交易的稀缺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其应该是流动资产。其次,企业在收到排放配额时即可将其售出,进行融资或投资,投资者也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变化从中获利,碳排放权具有一系列金融资产的特征。再次,参与CDM项目企业通过减排取得的碳排放权是为了在近期内出售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这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因此为了适应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更准确地反映其价值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把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一级科目下增设“碳排放权”二级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探讨碳排放配额交易的会计核算方法,基本思路是遵循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问题。本文将参与碳市场交易的主体划分为免费发放、到期履约注销配额的试点企业和为了博取差价、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根据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的现状,两类市场主体会计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一)自用目的、到期履约的试点企业
对于从政府免费取得、自用为目的、为履行义务而持有碳排放配额的试点企业,按照会计处理的时点不同,本文提出三种处理方法,以供参考。其中,前两种在初始计量时不对分配配额进行确认,而是在碳排放权变动时对其变动净额进行确认。
1.方法一:免费取得配额不记账,在出售结余配额或购买配额补齐差额时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出售结余配额时,按实际取得的价款:
实际购买配额补齐超排数量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
在这个时点进行会计处理的理由有两点:
(1)企业免费取得配额又同时承担到期交付义务,相当于试点企业与政府签订一项碳排放合约,约定试点企业严格按照政府分配的排放配额开展生产经营,以控制对环境的损害。此时,仅仅是“一纸合约”,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流入与流出,故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待实际履约时再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则。
(2)不会虚增企业资产与负债,符合会计核算的可比性原则,不会对现行会计报告框架造成影响,便于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人对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不同时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比较。
2.方法二:取得配额时不记账,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不足时进行会计处理。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中,试点企业的履约时间是在排放年度第二年的6月份,试点企业将经过核查确认的排放年度实际碳排放量与免费取得的排放配额进行比较,其差额即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
当企业因减排而产生配额结余,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可供出售以获取收益的资产,即按照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管理费用(减排收益)”科目。随后的持有期间, 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以及出售时的会计处理与交易目的持有的碳排放配额的核算完全相同,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的处理规则核算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当企业因超排而出现配额短缺,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为履约必须承担的现实义务即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借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款”科目。
企业从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补齐履约所需配额时,相当于偿付碳排放债务。按照账面余额,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差额借记或贷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
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时进行会计处理,其理由是第三方机构核查结果确认了企业的交付义务,此试点确认减排收益或超排损失,与第一种处理方法比较,更符合会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原则。
3.方法三:取得配额时就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履约完成为止。
(1)取得碳排放配额时。试点企业免费取得碳排放配额时,在确认一项资产的同时确认一项负债。即按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
(2)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获取碳排放配额的市场价值 (收盘价),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而余额,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出售配额取得货币资金。企业临时需要货币资金,将持有的排放配额出售时,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4)购买配额时。在履约期之前,企业根据预期的交付数量减去实际持有数量,按其差额在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配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5)履约交付配额时。履行交付义务时,按账面价值, 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 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 科目。
按照第三种方法进行会计核算,试点企业在免费取得排放配额时,就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记账规则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增加企业资产与负债,兼顾了排放配额的交易性与自用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包括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之间、试点企业前后各会计期间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一定影响,对会计信息使用人使用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经济决策有可能产生误导。
(二)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
对于以短期获利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和出售碳排放配额,笔者认为其比较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进行会计核算。具体来说,包括取得碳排放配额的初始计量、持有期间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日)计价、出售等三个环节的会计处理。
1. 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投资机构在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时,按其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来说,按其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科目,按交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 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投资机构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应取得碳排放权的市场公允价值,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 出售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四、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披露
在会计期末财务报表列报中,碳排放配额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损益的变化结果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应付款”、“管理费用”、“投资收益”等相关项目中列示, 不需要改变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
另外,在报表附注“其他重要事项”中需要披露报告年度政府分配的碳排放配额、实际排放量(含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报告年度减排量或超排量以及原因分析、报告年度减排或超排对当年利润的影响金额等。
本文建议试点企业的碳排放核查时间调整为次年的1 ~ 3月份进行,履约时间调整为4月份,以便与财务报告的会计期间相一致,便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核算与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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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金荣,赵亦江.我国CDM项目企业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J].财会月刊,2011(8).
我国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篇8
我国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逐步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 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 严格建立低碳产品的标志和认证制度。
我国将理顺资源型产品价格, 加大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 深化政府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的激励机制, 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政策, 加大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低碳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 并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
据介绍, “十二五”期间, 我国计划建设100个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50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5个再制造产业集聚区, 实施工业过程温室气体控排技术示范工程, 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示范项目和高排放产品节约替代工程。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法律研究 篇9
一、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是指排放权主体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为了减少国际上碳排放总量, 依照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要求, 享有一定的排放额度, 在排放额度用尽时或有剩余时, 遵循国际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规则, 在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和监管下, 对碳排放权指标和基于项目产生的减排信用进行有偿买卖的国际经济法律行为。
二、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目前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权属性质有着不同的界定角度, 如资源论、许可证论、产权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学角度浅谈自己的拙见。笔者认为, 碳排放权既具有用益物权的权利属性也具有人权属性, 同时还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 一) 碳排放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
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 其具有传统用益物权的一些特征, 同时又与传统用益物权有所区别。1
1. 碳排放权的客体是一种拟制的不动产
通常认为, 在空间上具有固定位置, 不能进行移动或者移动会对其价值造成影响的物就是不动产。碳排放权的客体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这种标的物是一种无形物, 因此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不动产, 其能够在各排放实体之间进行转让, 而且其价值不会因为空间上的移动而有所损坏, 但是其获得、转让等都要履行严格的类似于不动产的登记手续, 因此可将其称之为拟制的不动产。
2. 碳排放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的使用
碳排放权的标的物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而大气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属于公共物品, 故碳排放权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的个人, 因此可以将其界定为“他人的物”。另外, 由于环境容量具有稀缺性和财产性的特点, 排放权人不仅可以将环境容量留给自己使用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从中获益, 也可以将富余的环境容量通过经济方式转让给其他排放实体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这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收益权符合民法中的用益物权的特征, 具有用益物权的属性。
( 二) 碳排放权具有人权属性
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的人民挣扎在生存线上, 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保障, 医疗和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他们来说, 碳排放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 并且他们不具有减排的技术和资金, 所以, 他们的碳排放权需要得到满足, 生存需要得到保障。从这个角度讲, 碳排放权也具有人权属性。
( 三) 碳排放权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碳排放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私权, 但其在交易过程中又介入了公权的身影, 因此可以说它是带有公权色彩的私权。
1.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一方面, 碳排放权是指排放权人所具有的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 而企业是主要的碳排放权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碳排放权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生产运作。另一方面,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更加注重意思自治, 促进有限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最终达到缓解温室效应的目的。所以,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2. 碳排放权的公权色彩浓厚
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的前提是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对碳排放权指标进行许可与分配, 在实现了公平的许可与分配之后, 政府要在交易进行中予以监管。这表明碳排放权具有公权色彩。
三、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制, 法律文本将形同虚设。目前,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渊源中较少涉及各方法律责任之规定, 保障体系尚显缺位。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具有跨国性, 并且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 因此, 对责任的规定不仅涉及国际范畴, 同时涉及到国内范畴。国际层面, 应完善责任条款, 构建责任体系; 国内层面, 要加强对交易各方的管制。如此, 将两者相结合, 必将会促进整个交易市场更加规范、公正。
( 一) 国际责任
碳排放权的分配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公平和程序透明是碳减排指标分解分配的基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风险预防及最低成本的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 各国都有了具体的减排数量, 但是, 国际上并没有关于国际责任的制度性规定。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各缔约方确立一个关于责任的法律文本, 将国际责任具体化, 让违法者依法受到惩罚, 以此, 规范碳排放权的分配。
( 二) 国内责任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过程是在一国国内发生, 并且交易双方签订协议时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也是一国国内的法律, 因此,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必然涉及到国内责任。国内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
1. 碳排放权交易的民事责任
只有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体化, 才能让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救济, 才能警戒侵权人, 才能平衡社会利益。因此,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多种类的责任形式, 如赔偿损失、排除危害等。
2. 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责任
碳排放权交易主体需要接受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如果它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 行政部门要依法行政, 如果存在不依法监管甚至不监管等行为, 其将会受到行政法律法规的制裁。
3. 碳排放权交易的刑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 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这一领域中引入刑罚处罚机制, 为交易过程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设定相应的罪名, 由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即社会预防的作用昭示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决心,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刑法提高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违法成本, 以弥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不足。
四、结论
现在是拯救地球进行时, 是改变全球变暖的现状或抑制全球变暖状况恶化的关键时期,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要措施, 是目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然而, 碳排放权的国际分配的格极其局复杂, 不仅发达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达成共识, 独持异议。
碳排放权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 涉及到各个主权国家的利益, 当然, 也会涉及到各个国家的企业的利益。可是, 任何一个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全球性框架不可能赋予世界上每个国家同等的满意度。在采取限制性措施或设置减排目标方面, 如果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固守自己的利益,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碳排放权交易法律问题的解决, 需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努力, 需要每一个交易主体的努力。各个国家和地区要加强对关于碳排放权的立法, 不断完善立法体系, 同时, 要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 构建全面的监管体制。各个交易主体要明确地认识到国际及国内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 要在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如此, 两者的共同努力必会减少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让该机制有效运行, 从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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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10
在我国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首年，所有参与全国碳交易的企业名单将确定，这些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都将得到第三方核查，而且在这一年中，我国将完成对碳排放权配额的发放，基本具备交易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开始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这些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碳减排和成本压力，但同时也蕴含巨大商机。
此前在京交会上获悉，未来我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将在30-40亿吨/年，现货交易额最高有望达到80亿元/年，实现碳期货交易后，全国碳市场规模最高或将高达 4000亿元，成为我国仅次于证券交易、国债之外第三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低碳在行动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只有抢占低碳市场和低碳技术，才能占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说。
2015年，巴黎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里程碑，推动绿色发展的大势所趋。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韩国等已分别建立了碳交易市场机制，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在欧洲。业内人士认为，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国际间市场机制将有望发展为双边、多边的碳交易市场，并可能形成全球统一的碳市场。
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中国当前推动的重点工作。
2011年，国务院发改委在7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交易的试点，进入碳交易元年起。2013年6月，中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约2000多家企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包括146家石化和化工企业。7个碳交易试点碳排放交易总量已占当地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高耗能产业基本都被涵盖其中，各地实施交易后，碳排放降幅比同类非试点地区明显增加。
如上海碳交易试点涉及中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上海焦化公司及巴斯夫、拜耳等45家石化和化工企业。中石化制定了《碳资产管理办法》，下属26家试点企业在2013年和2014年两个履约期内，累计碳交易量389万吨，交易额达到1.4亿元，占同期国内碳市场交易规模的8%。
根据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11月，我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4653万吨，成交金额达13.51亿元，均价29.04元/吨。预计未来全国配额可达60亿吨，其中首批配额30-40亿吨。
随着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建立，碳排放整体市场规模有望成倍放大。有专家预测，统一后的中国碳市场或将达到数百亿市场规模，是一座有待企业深入挖掘的巨大金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指出，我国已对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到2030年CO2排放达到峰值，并将努力早日达峰，这对企业低碳发展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石油和化工行业既是能耗和排放大户，同时也是节能与污染防治的主力军。
碳排放交易的定价权不是凭空产生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碳排放大国，减排压力巨大，但是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称，如何把挑战变成机遇，碳市场金融发展是重要路径之一。
杜祥琬分析，形成真是权威的碳价信号，掌握全球碳定价权。在市场层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目前包括世行等国际机构都在积极研究推动碳定价，积极引导气候融资和低碳投资，落实巴黎协定引导全球经济，实现低碳转型，拓展国内外多层级的气候渠道是重中之重，节能减排、推动内需，实现双向增长的道路势在必行。
“全球碳定价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经过市场交易和实践形成的。要形成中国碳价，首先要建设中国的碳交易中心，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核心标准。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市场可以多层次，但是真正起到基础支撑作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往往是少数几家核心交易所。”杜祥琬表示，从全球范围看，争取成为全球主要的碳定价中心，北京有这个潜力和优势，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碳交易中心、第三方交易机构都在北京，无论在法规建设和制度、市场参与人员等区域建设方面有领先地位，这些为北京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优越条件。过去3年，北京碳市场的价格一直波动平缓，没有出现欧盟碳市场的碳价暴跌和市场崩溃情况，交易额增长很快，为北京争取成为碳交易市场打下很好的基础。
“要争取碳定价权和发展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产品是关键。”杜祥琬介绍，工商银行努力开展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前瞻性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倡议推动绿色金融，并将此列入G20重要议题，成为今年中国作为G20东道国的重点之一。
美国洲际交易所（ICE）中国区总经理黄杰夫则表示，碳作为大宗商品，在价格发现和帮助企业管理风险方面都需要期货市场发挥作用。不过，他也认为，在讨论碳市场金融创新前必须明确，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碳排量，而不是为了碳交易所盈利，更不是为了交易而交易。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表示：“未来碳交易市场建设，覆盖范围更广，市场规模更大，参与主体更多，交易产品更为多样。对于国家和地方的主管部门，第三方机构参与碳排放交易的企业以及交易机构都是新的挑战和考验。”
马爱民针对相关考验，具体分析了以下几点建议：
对于国家部门而言，最大的考验是科学决策、制定规则和市场监管能力。尽快出台全国碳排放交易权管理条例和相关细则，对于规范市场行为，增加市场透明度都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而言，既要提高管理碳排放能力，履行控制排放义务等，还要加强管理和利用好碳排放市场。
对于第三方机构的考验主要是技术能力和诚信度，保持公平、公正。
对于交易平台面临的主要考验是对交易活动的日常监管，保持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交易，加强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和会员、工作人员的管理。
低碳对策之碳排放交易现状与展望 篇11
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人类过度消耗化石燃料给全球气候造成的严重影响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1,2]。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过去100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海洋温度的增加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约0.17m,各种极端灾害频发。至此,人类开始反思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3,4,5,6,7]。
作为低碳对策之一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通过全球合作,以项目交易或配额交易的方式减少全球碳排放,缓解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根据《京都议定书》,国际碳交易市场可以分为项目交易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2类。文献[8]简要介绍了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并详细讨论了交易市场中不同气体的度量标准。清洁发展机制(CDM)是项目交易的典型代表,其涉及的低碳技术转让及资金筹集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起到关键作用,因此颇受欢迎[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CDM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同样具有一定的风险,文献[10]探讨了项目交易在达到减排目标中需要注意的基准线问题。配额交易是碳排放交易的另一种交易形式[11],随着全球合作的加深,配额交易有从发达国家逐渐向国际蔓延的趋势。文献[12]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配额交易市场的意义并给出相关建议。
可以看出,对于项目交易和配额交易2种机制,国外在配额交易的研究和应用上更为广泛,而我国主要以项目交易为主,且多集中于项目交易框架分析及效益影响研究。本文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通过分析项目交易与配额交易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提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未来发展对策。
1 国际碳排放交易现状
在温室气体引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效应中,CO2的作用高达77%[13]。因此,减少CO2的排放成为控制温室效应、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抉择。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使得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渐发展壮大。按照交易原理,可将碳排放交易市场分为2类: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以CDM为例)和基于配额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1.1 项目交易
CDM是项目交易的典型代表,也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唯一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合作机制。其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部分抵消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减排指标。从理论上讲,CDM应该是一项“双赢”的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急需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加快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步伐。
根据国际碳市场的交易情况看,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占比超过整个交易量的90%,尤其CDM项目减排潜力巨大。截至到2009年11月24日,全球累计超过4 200个项目进入联合国EB注册流程,其中1 906个项目成功注册为CDM项目,此外还有1 16个项目已进入注册申请,这些项目的设计文件(PDD)中给出的截至2012年的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总数已超过2.9×109t(见表1)。
注:数据统计截至2009年11月24日,数据来源:http://cdm.unfccc.int/Statistic s/index.html。
1.2 配额交易
碳排放配额交易的源头是《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所确立的排放贸易(ET)机制。该机制目前主要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合作,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配额交易因具市场运作的特点有向全球推广的趋势。其原理是“限额与交易”机制,具体实施步骤为:政府根据国际谈判中制定的未来CO2减排目标与时程,首先评估CO2排放的管制总量,然后发行一定量的CO2排放权在公开市场上拍卖或免费分配。这些排放权的所有者在特定时间内的排放总额若低于排放上限,便可以在公开市场出售其差额;若高于排放上限,则必须从市场中购入相应超出量,否则将受到重罚。该机制透过自由市场的运作,利用价格体系的机能,促使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达到最优的CO2排放水平,同时使减排总成本达到最优,所以是一种效率相对较优的减排策略。
《京都议定书》颁行之后,一些国家、企业以及国际组织为其最终实施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并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碳交易平台,其中,欧盟所取得的进展尤为突出。2005年1月,欧盟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所有受排放管制的企业,在得到分配的排放配额后,可根据需要进行配额买卖。如果实际排放水平超过其持有的排放配额,企业将会受到处罚。除EU ETS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的交易平台(如美国的地区间温室气体动议,RGGI),此外,还有一些基于企业自愿组织的交易平台(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所有这些平台,构成了目前的国际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
2 我国CDM项目开发现状及风险分析
2.1 开发现状
我国的CDM项目实施启动较晚,但项目总量增势迅猛,尤其在CER总量方面,排在各国之首(见图1)。根据中欧清洁发展机制促进项目总结大会,截至2009年10月,中国政府已批准2 232个CDM项目,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计年减排量为1.9×108 t,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量的58%以上,注册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
注:数据统计截至2009年1 1月16日,数据来源:http://cdm.unfccc.int/Statistics/index.html
其中,大唐吉林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吉林洮南风电项目和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HFC-23高温分解项目是我国第一批获得CDM碳减排量交易收入的项目,具有里程碑意义。截至目前,中国批准的各类型减排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比近70%(见图2),可见电力行业CDM项目的减排潜力巨大。
注:数据统计截至2009年11月16日,数据来源:http://cdm.ccchina.gov.cn/web/index.asp
2.2 风险分析
我国CDM项目开发潜力巨大,如果申报成功,可为国家及企业带来巨大的额外收益。但由于CER是一种无形的商品,受买卖双方国家政府的行政许可影响,不可控风险较大,需要项目企业具有足够的准备进行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成本问题和基准线估计问题为例进行分析。
(1)成本高昂
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满足额外的要求,经历额外的审批程序等,使得CDM项目的开发给开发者带来一些额外的交易成本。CDM项目开发者需要承担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一次性成本(项目搜寻、准备相关技术文件、东道国的批准、准备CER购买协议、指定经营实体对项目的审定、注册费等)和非一次性成本(监测费用、核查和核证费用、适应性费用和CDM管理费用等)。暂且不论申报的CDM项目能否通过执行理事会审批注册,仅前期的设计、咨询、包装等费用都至少需要投入10万美元。此外,大多CDM项目都要投资后才能出售其减排额,在审批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资有可能有去无回。因此,中国企业面临的高搜寻成本和高交易成本令很多企业望而生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我国的减排水平,同时减缓了全球应对温室效应的前进步伐。
(2)基准线估计问题
基准线是指在没有该CDM项目的情况下,为了提供同样的服务,最可能建设的其他项目(即基准线项目)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相比,CDM项目减少的碳排放量就是该项目的减排效益。基准线的重要性在于,与基准线对比,CDM项目活动的减排量、减排环境效益额外性、减排增量成本可以进行计算、评价、测量和核实,然而理论上讲,基准线情景是虚拟的且不可直接进行测量。这就要求确定基准线必须熟悉项目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因为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相关的项目决策。尽管执行理事会对基准线相关定义及具体规定都做了详细说明,但实践表明,CDM项目的基准线估计仍可能出现种种问题,如定义基准线的标准或步骤不够明确,基准线中所采用的数据不够精确,基准线情景的描述不够准确,基准线情景分析不够完整等。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导致项目不能通过国家或执行理事会的审批,造成项目方向投资方赔偿的困境。
3 我国碳排放交易远景展望
3.1 CDM发展前景
国际碳交易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交易量之大,世界有目共睹。碳排放交易的提出与实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碳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CDM因其巨大的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而备受各国青睐。由于各国在第一承诺期的减排义务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市场需求旺盛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国际CDM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其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承担减排义务以及进行多大程度的减排。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是否继续做出减排努力密不可分。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束,各国仍未在第二承诺期减排问题上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这在一方面加重了我国减排负担,另一方面,CDM市场的前景也由于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困难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2 碳排放交易远景展望
根据《京都议定书》,被分配减排指标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投资的方式抵消其部分减排指标。然而,CDM项目获得批准的其中一个条件是:该项目所达到的减排量应当与未启动该项目时的排放量相比,以确保该项目产生的CERs是基于现实减排量,而不会增加全球排放。这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基准线的确定是基于虚拟情境的。这就意味着投资商和项目方都可能高估基准线排放水平以获取更高的收益。根据前一节的风险分析,与确定基准线相关的种种问题和CDM项目潜在的高交易成本等风险的存在使得另一种市场资源配置性更强的碳排放交易机制——配额交易机制逐渐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青睐。
另一方面,随着后京都时代的结束,国际谈判步履艰难,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承担的减排义务和全球各国的减排责任分摊影响着CDM市场的未来发展。但无论CDM前景如何,可以明确的是,在国际扶持和自身努力下,我国低碳技术必将日趋成熟,减排潜力将逐渐减小,最终发展到目前发达国家国内减排成本高昂的状况,即在全球出现减排潜力及水平相当的局面。正如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以配额交易为主一样,随着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在远景时期,碳排放配额交易很可能成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主流机制。
4 结论
根据世界各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设计经验,要真正推动我国减排事业向市场化方向前进,选取何种符合本国国情的交易机制是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对碳排放交易进行了分类,并阐述了我国的CDM项目交易现状及若干风险,同时给出碳排放交易在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CDM因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困难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低碳技术的革新和减排潜力的降低,以市场化手段运作的配额交易机制将成为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主流机制。因此,下一步研究工作将以电力工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电力市场特色,对CDM和配额交易机制产生的效益及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加以比较分析,以探讨适合我国电力市场发展的碳排放交易模式。
摘要：阐述了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及全球采取国际合作的应对措施,将碳排放交易分为项目交易和配额交易2类,并介绍了全球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开展情况及国际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在研究我国CDM项目开发现状及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CDM的发展前景及碳排放交易的远景展望。在给出碳排放交易框架性研究及发展对策的同时,也指出了下一步碳排放交易机制比较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