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精选5篇）
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1
1 前言
航空运输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最快的一个来源, 目前全球航空运输活动释放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 但专家预计到2050年, 航空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将增加15%。根据不同交通方式所带来的废气排放量进行换算, 从布鲁塞尔到纽约的单个航班上平均每名旅客所带来的废气排放量, 相当于在地面一名驾驶员行驶约45万公里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随着经济的增长, 采用航空方式出行的旅客也越来越多。面对航空业所带来的污染, 2008年, 欧盟通过了在欧盟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中纳入航空业纳入的协议, 即从2012年1月1日起, 所有进出欧盟区域的商业航班 (包括欧盟自己内部的航班) 都必须符合欧盟制定的碳排放的标准, 也就说从欧盟机场出发和抵达从欧盟机场的所有商业运营的航班的碳排放, 都要纳入欧盟所制定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中。
目前, 针对欧盟的这一做法, 许多国内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宫辉研究了低碳风暴对航空运输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对策;于剑等对中国航空公司中欧市场的运量受EU ETS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采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 预测了EU ETS实施后中国航空公司的运量;郭兆晖等对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各相关利益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目前, 国内经营欧盟航线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一直亏损, 惨淡经营。EU ETS的提出, 对于中国航空公司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 对于中国航空公司是否选择进入欧盟运输市场, 没有进行量化准确的分析。为此, 本文基于博弈论, 建立了针对国内航空公司运营欧盟航线的碳排放问题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对国内航空公司在欧盟航线碳排放问题上, 如何与欧盟进行碳排放博弈提供决策理论支持。
2 EU ETS博弈模型的建立
博弈论由于能够针对博弈中的局中人之间相互作用行为, 进而影响相互之间的行动决策以及决策的均衡问题, 而被广泛的用于经济、经济、管理等各个领域。
2.1 博弈模型的假设和构建
在模型中假设有一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国家联盟 (欧盟) 和一个有自身收益函数的航空公司 (中国航空公司, 意即中国所有经营欧盟航线的航空公司) , 国家联盟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 对航空公司的减排进行检查监督。该模型将国家联盟和航空公司的关系抽象成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省去了国家联盟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家联盟被看作一个black box, 也就是国家联盟的执行部门完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行动准则。因此, 模型中的局中人 (Players) 只有两个:一个为代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家联盟;另一个为实施航空运输服务可能偷逃碳排放的航空公司, 于是构建EU ETS博弈模型。
在EU ETS博弈模型中, 假设欧盟是代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国家联盟, 而和中国航空公司是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经营欧盟航线的航空公司。作为社会福利最大化代表的国家联盟对经营欧盟航线的中国航空公司进行减排监督。该EU ETS博弈模型中, 国家联盟 (欧盟) 和经营欧盟航线的中国航空公司之间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博弈关系, 为简化考虑问题省去了国家联盟内部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在EU ETS博弈模型中将国家联盟 (欧盟) 看作为black box, 即欧盟对减排的监督是以欧盟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其行动准则。所以, 在EU ETS博弈模型中存在两个局中人 (Players) :起监督作用的国家联盟 (欧盟) 和存在偷逃碳排放的航空公司。
在EU ETS博弈模型中, 中国航空公司存在决策的行动集合假设为A1={执行减排任务, 不执行减排任务};欧盟组织存在选择决策的行动集合假设为A2={实施监管, 不监管}。同时在EU ETS博弈模型中中国航空公司非常清楚自己的决策对欧盟组织的决策选择的影响, 反之亦然, 即在博弈模型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的信息是完全信息。中国航空公司与欧盟组织关于减排的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其博弈矩阵如表1所示。
在EU ETS博弈模型中, 假设欧盟组织的支付为:R′为航空公司减排, 欧盟增加的收益, 仅包括欧盟航空公司市场份额变大增加的收益和空客公司增加的收益, C′为欧盟监管增加的成本, 包括对空域进行升级管理等产生的成本, L1为由于航空票价增加, 入欧旅游的中国游客减少导致欧盟旅游收入的减少量;L2为由于航空公司不减排, 结果是欧盟的整体环境状态出现恶化。
在EU ETS博弈模型中, 假设中国航空公司的支付为:R1为中国航空公司在进行减排的情况下运营欧盟航线的基本收益, C为中国航空公司在进行减排 (改善飞机运行条件如购买新机型、更换飞机部件, 减少业载等) 的情况下运营欧盟航线增加的成本和减少的收益;R2为中国航空公司在没有进行减排的情况下运营欧盟航线的基本收益, 显然R2>R1, D为中国航空公司没有进行减排 (不改善飞机运行条件、不减少业载等) 的情况下得到的处罚 (D>>C) 。
2.2 求解EU ETS博弈模型
在EU ETS博弈模型中, 欧盟倾向认为中国的航空公司是机会主义者, 一旦存在机会, 中国航空公司应该会减少在减排方面的投入, 不可能严格执行欧盟碳排放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排,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中国航空公司就构成了严格竞争的博弈双方, 并且在EU ETS博弈模型中只存在竞争而不存在合作的机会。若欧盟进行监管, 则中国航空公司的选择是进行减排;若欧盟不进行监管, 则中国航空公司的选择是不减排;若中国航空公司减排, 则欧盟选择不进行监管;若中国航空公司不减排, 则欧盟选择进行监管。整个EU ETS博弈循环往复, 没有调和的空间存在。因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欧盟和中国航空公司之间的博弈结果。
在表1中, 如果用θ代表欧盟进行监管的概率, 1-θ为欧盟不进行监管的概率, 用λ表示中国航空公司选择减排的概率, 1-λ表示中国航空公司不选择减排的概率, 为此求解EU ETS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在λ一定的情况下, 欧盟组织对中国航空公司减排情况监管和不监管所得到的期望收益是相同, 即:
给定θ, 对于中国航空公司而言, 减排与不减排的期望收益一样, 即:
因此,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3 EU ETS博弈模型的讨论分析
对EU ETS博弈模型得到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进行讨论分析, 得到关于EU ETS博弈的命题。
命题1:加大对中国航空公司选择不减排的惩罚力度, 欧盟对中国航空公司进行减排监管的可能性降低, 而中国航空公司选择减排的可能性增加。
加大对中国航空公司不减排的惩罚, 意味着D增大, 根据式 (5) 得到的碳排放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由式 (5) 对D进行偏导, 结果如式 (6) 所示:
由于, 因此, θ与D成负相关, λ与D正相关, 也就是说当D增大时, θ随之变小, λ随之变大, 说明当对中国航空公司不减排的惩罚力度越大, 欧盟对中国航空公司不减排的监管可能性降低, 而中国航空公司反而会自觉加大减排的可能性。
命题2:当中国航空公司越是增加在减排方面的投入, 则欧盟组织越应该加大对中国航空公司减排的监管。
当中国航空公司增加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投入时, 说明中国航空公司在进行减排增加的成本C越大, 根据式 (5) 得到的碳排放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由式 (5) 对C进行偏导, 结果如式 (7) 所示:
由于, 在D一定的时候, θ与C是正相关的, θ随着C的增大而增大, 就应该加大对航空公司碳排放监管的力度。原因是国内的航空公司在减排方面的投入C越大, 说明该公司的规模越大且潜力也大, 对欧盟社会环境的影响也越大, 欧盟越应该对中国航空公司的严格监管。
命题3:欧盟进行监管的成本越高, 中国航空公司进行减排的可能性越小。
欧盟进行监管的成本越高, 意味着C′越大, 根据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对C′求偏导, 可得:
由于, 在给定D的情况下, C′越大而λ越小, 即欧盟进行监管的成本越高, 中国航空公司进行减排的可能性越小。
命题4:当中国航空公司不进行减排得到的收益与航空公司投入资本进行减排所得到的收益之间的差额越大, 就越应该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减排任务加强监管的力度。
当中国航空公司不进行减排所得到的收益与航空公司投入资本进行减排得到的收益之间的差额越大, 意味着R2-R1差额增大, 根据 (5) 式得到碳排放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对R2-R1进行求偏导, 结果如式 (9) 所示:
由于, 在D一定的时候, R2-R1与θ是正相关的关系, θ随着R2-R1的增大而增大, 因此政府应该强化监管航空公司的碳排放工作, 中国航空公司才不会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冒险不进行减排。
4 结论及建议
欧盟单方面的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 严重违反了WTO贸易协定, 有可能引发贸易双方的恶性竞争。因此, 对于这个问题, 从我国政府和我国航空公司的利益出发, 也本着对全人类的持续发展, 环保问题的解决, 提出以下建议:
(1) WTO对于单方面违反世贸规定的行为, 应及时予以阻止并重申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防止引发恶性竞争, 进而导致世界贸易活动的退化。
(2) 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应该本着对地球负责的态度, 减少碳排放, 减少环境污染, 低碳生活。低碳生活, 对于个人来讲, 可以从购买碳足迹着手, 如尽量乘坐公共运输工具, 而不采用私人运输工具, 参加植树活动;对于企业来讲, 可以增大科研经费的投入, 生产更加环保的运输工具。
对于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 各个国家和政府都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 加大对航空公司不减排的惩罚力度, 借此降低各国政府对航空公司碳排放的监管力度, 这样航空公司自觉选择减排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2) 当航空公司在减排方面的投入越大, 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 越应该担负起减少碳排放的责任, 与此同时, 各个国家越应该严格进行监管。 (3) 各国政府对于航空业碳排放的监管检查成本是比较大的, 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制定激励措施, 积极引导航空公司在减排方面增加投入, 如对于在航空碳排放领域具有突出贡献的航空公司应该予以一定的奖励, 促使航空公司在这一方面的投入稳步增长, 使航空碳排放取得长足发展。
摘要：针对欧盟提出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一现状, 应用博弈论建立航空公司是否选择进行减排来适应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博弈模型, 探讨航空公司是否选择进行减排以及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是否需要严格进行监管的内在机理, 对航空公司与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博弈关系的策略集进行深入分析, 并给出博弈模型的纯策略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求解与分析, 最后给出航空公司应对欧盟提出的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对策建议, 同时也给出了作为国家主体, 如何合理健康的引导航空业走向更加环保的发展道路的对策与建议, 为在政府影响下的航空业如何取得长足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减排,纳什均衡,博弈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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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碳排放权交易 篇2
关键词:国际社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制度建设
为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通过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中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的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议定书》。巴厘岛会议上延期一天最终达成的“巴厘行动计划”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和落实等问题,也使得计划缺乏执行性。而最新的《哥本哈根协议》充其量只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各国签立的政治性文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要实现国际合作以期达到控制气候变暧的共同目标,需要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创制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制度的创新要求法学研究提供理论和知识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又称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指由环境部门根据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区域,并被允许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进行余缺调剂。减排技术的发明、运用和少排放的区域通过出让节余的碳排放配额赚取收益;多排放的区域要花钱来购买碳排放配额,增加了扩大排放的成本。
市场定价机制将使多排放代价等于减排或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碳排放配额交易就可能使交易双方都受益。同时,通过加强排放指标的度量及市场监督和核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此予以规制。遵循着“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京都碳交易体系三大原则的碳排放权交易,这种市场化的配额交易制度将有利于调动区域和产业部门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主动地、持续地减少污染物排放,还便于因地制宜。
结合《议定书》建立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依照《议定书》及我国为实现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而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起点,来讨论碳权的性质及其交易规则显得格外有意义。在此大背景下,2009年3月,浙江省慈溪风电场通过英国碳交易所进行了首次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额约300万元人民币,也是浙江省首宗碳排放权交易。
自从2005年该机制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市场,中国共获得了全球清洁发展机制碳信用额度的48%,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几乎占CDM过去5年发放的总信用额的一半。对我国来说,建立碳市场,是提高我国碳交易价格、增强我国议价能力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压力和全面参与国际公约的需要。
目前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国际碳市场也迅速发展。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扩大了一倍,高达近1300亿美元。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的预测报告,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交易量看,2008有48亿吨碳交易,较2007年增加了31%,较2005年增加了7倍。
而未来全球碳市场还将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2012到2020的第三阶段规划中,减排范围进一步扩大,欧盟的排放交易量进一步增长,并继续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积极推进新政,现在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国内联邦碳市场的建立可能快速起动,并带动美国碳市场出现爆发性增长。
虽然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大国,中国始终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纵观全局,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市场排污评估标准体系不完备,缺少网络化的可核证的注册和交易日志记录系统,而对核证的监管机制也处于空白,中国在碳税、能源效率标准、碳交易市场制定等方面尚存在缺失或具有不完备性。
此外,发展和培育碳交易市场,中国未来还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故也必须通过更积极的市场手段,逐步参与搭配碳交易市场体系中,获得积极的话语权。
随着交易实例的增多,各国的交易理念也由原先的抢占碳交易市场转化为“做大蛋糕”,发展绿色经济持续发展。在方兴未艾的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碳市场,谋求碳市定价权。而第四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上也明确了中国正在推进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专业性交易平台是今后的大趋势。
与已经初步取得试点成效的排污权交易相比,碳排放权交易的范围上更为广阔,更少受到地域的限制。而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可以持续进行源自减排任务与减排技术之间的差异。发达国家要想在本已较为发达的技术平台上开发出更为先进的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所需的投入,远远大于直接向存在碳排放量盈余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所需付出的成本。
从制度完善角度出发,中国要建立容量资源的市场,就必须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对环境容量的权利。根据科斯定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因为交易成本必然为正,所以法律产权的界定不同,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也不一样,必须从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角度出发,通过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确定进行法律上产权界定的最高标准。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探讨 篇3
1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最近几年, 中国已经赶超许多国家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东道国之一, 最新资料显示, 截至2009年5月, 中国共有544个CDM项目注册成功, 占全部注册项目的33.64%, 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清洁发展东道国, 累积核证减排量为126, 872, 554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东道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量的44.37%。
我国于2002年3月正式引进碳排放交易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但是正在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并且日趋完善。近几年来, 我国碳排放交易发展迅速。
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机遇与风险
2.1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方面, 由于《京都议定书》在第一阶段没有把我国纳入碳减排的国家, 从短期来看, 如果在第二阶段将我国纳入碳减排国家的话, 那么企业对节能减排的项目贷款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 从而对碳排放权的交易需求亦会增加, 这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各省市能源结构相差很大, 因此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技术的实施需要很长一段时期,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带给我国巨大的融资机会;而且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碳减排量可以获取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能源结构升级的技术和资金, 改进我国现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2.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风险
首先是技术风险;目前发展中国家成功申请的技术项目并不多见, 尤其是中国, 这主要归因于:某些技术项目的合作周期较长, 企业更看重的是短期内可以盈利的项目, 由于碳减排技术一般都具有较高难度, 企业还需要购置大量的设备, 因此企业的风险和损失较大。其次是成本风险;我国碳交易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 并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欧洲市场, 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中介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中间很可能会由于中介商的操作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我国签订的交易合同价格相差较大。最后是政策风险;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外部性。
3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具体框架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应该分为两类, 即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国内交易主要应该建立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上。按照国家规划, 首先对每个省都设置一个排放上限, 然后各省再将具体的排放额按照规定下发给各个企业。倘若某个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超过政府规定的排放额, 则该企业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需要到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排放许可额;二是投入资金运用碳减排技术从而将该部分超过限定额度的碳排放量消除;或者是选择上缴罚款。国际交易则主要集中在面向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权, 同时开发出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同的产品进行交易。
除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外, 政府还应建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 从而保证碳排放权交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 还应制定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 这有利于创造相对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 消除信息不对称, 防止不正当竞争, 保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3.1 建立碳排放总量交易机制在碳排放中的战略地位
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 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利用总量交易机制控制碳排放的条件。我国现在应该转变目前所采取的环境治理思路, 摆脱这种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模式, 积极探索依靠市场机制运行配置资源、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模式。由目前的以命令——控制为主减排方式逐渐过渡到由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同时推出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 也就是强调环境资源的商品属性, 使其能够充分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 从而促进国内企业走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化道路,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3.2 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
随着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 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市场并积极开发新市场。通过建立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期权市场, 从而拓宽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体系中, 以现货交易市场为基础, 期货交易市场和期权交易市场为主, 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标准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合约, 包括合理安排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所的布局, 价格形成制度, 以及时物之间的交割制度等工作。
3.3 设立碳排放交易中心和交易平台
建立我国的交易中心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从而保证其能够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运行, 用市场导向来指导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实施, 通过交易中心的市场化运作, 产生并传播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信息, 使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最小化, 并且能够有效的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实体性的交易平台, 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各会员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在此基础上, 再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 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从而减少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3.4 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监管力度
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既可以为企业的碳融资行为提供资金的保障, 又可以为调整资产组织提供便利, 但同时有可能成为某些投机者操纵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工具,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和市场的风险管理。具体来说:一是建立严密的监管体系, 规范碳排放交易行为;二是建立严密的法规, 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行为;三是加强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的投资宣传;四是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措施。
总之, 在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结合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的灵活运用, 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 运用市场规律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碳排放权交易所具有的功能和气候交易所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推出碳排放权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 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几方面的配合, 从而达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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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4
一、我国构建碳放权交体系取得的成效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即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体系。同时,中国也积极创新,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合自己的碳交易项目,如自愿减排项目交易。中国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2004 年6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 《CDM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10 月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07 年11 月9 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09 年3 月25 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CDM-EB)正式批准了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EC)经营实体的资质,CEC成为中国首批获得该资质的机构。2009 年3 月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09]30 号文件,明确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的相关所得税减免政策。
专业交易所的建立为碳交易提供了平台。自2008 年以来,国内已有多个省市设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所。2008 年8 月,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9 月,天津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在三家龙头产权交易机构的带动下,广州、大连、昆明、河北、武汉、杭州、安徽等地的环境权益交易所相继成立。另外,一些地区虽未设立专业的交易所,但也有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我国的企业也根据自身的需求,开展了自愿减排项目的交易。2009年8 月5 日,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交易———天平汽车保险以27.76 万元的价格,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 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 年成立以来至2008 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2009 年11 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基于规范碳盘查的企业碳中和交易模式,并成功组织我国首笔交易。2010 年8 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低碳家庭减碳交易模式,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与各家庭签署“家庭碳排放交易合同”,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同等价值的环保产品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参加活动的家庭换购碳减排量。
二、我国运用三种碳排放权交易模式的现实分析
我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同时又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在2011 年底召开的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我国明确表态,愿意在2020 年之后有条件地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因此,我国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势在必行。由于不同的交易模式各有其适用对象和范围,也各有利弊,通过对我国目前三种碳排放权交易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可以为建立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提供参考。
1、CDM发展迅速,但有局限性
目前,我国对外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形式就是CDM。截至2013 年9 月底,我国共批准2685 个CDM项目,预计年减排量近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有953 个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占全球注册项目的40%。预计每年减排温室气体约2.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注册项目年减排量的61%,项目数量和年减排量都居世界第一。
虽然我国是全球碳交易的大国,但是我国发展CDM也面临不少问题:第一,在碳价格的议定方面,我国企业议价能力有限,缺乏话语权。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格每吨最高近30 欧元,而国内企业买卖每吨碳的平均价格仅为8 欧元,二者价格相差较大。第二,CDM项目的审核将日趋严格。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对CDM项目的审核越来越严,特别是针对数量迅速增长的我国CDM项目。例如,2010 年7 月,在EB第55 次会议上,22 个被否决的CDM项目中有20 个是来自中国的。第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将到来,CDM的前景不明。CDM是由《京都议定书》规范的交易机制,其法律基础是《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因此,CDM可以作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有效补充。
2、强制减排体系在我国现阶段缺乏依据
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强制减排体系是未来的发展主流。据统计,2013 年全球碳市场中,欧盟强制减排体系(EU-ETS)的交易量占到了交易总额的82%。但在我国,现实条件决定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时机远未成熟。主要原因在于,强制减排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总量控制,然而现阶段我国作为不承担绝对排放限制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总量控制这一限制,这也就使得强制减排体系的建立缺乏必要依据。
3、自愿减排体系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难以大规模推广
由于发展强制减排体系道路较长,我国可以将自愿碳减排交易作为一种过渡选择。目前,我国也展开了对自愿减排交易体系的积极探索。例如,在自愿减排标准方面,2009 年,北京环境交易所制定了首个自愿减排标准即“熊猫标准”,对自愿减排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重要内容作出了规定。2010 年10 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发布了“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规定了碳减排技术标准、碳交易标准、登记注册核销流程、调解与仲裁规则等内容。这些标准体系的制定有利于完善自愿减排的市场体系和增加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
自愿减排体系的建设目前遇到的困难就是碳排放权交易规模太小。就全球碳交易市场而言,我国自愿减排的总量只占到0.27%,推广的难度较大。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自愿减排的最大需求来自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我国的市场如果缺乏制度保证,完全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自愿减排就难以大规模推广。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1、未涉足基于排放配额的交易
我国目前的初始分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我国还主要采取自愿减排措施。许多企业担心现在减排越多,日后实施总量管制时,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额可能会相应减少。在此顾虑下,企业难有实行节能减排的动力。同时,也存在新建企业和已建企业之间在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排污权名义上是公共资源,实质上为政府所管辖,成为管理部门的权力资源。因此,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受到利益驱动而存在一定的寻租行为,导致排放权交易受到管理部门操纵的影响。
2、缺乏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和先进的交易机制
美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规范化是建立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运行良好的基础之上的。自2007 年以来,国内建立了多个环境权益交易平台,但它们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政府在交易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交易价格不稳定、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不透明等问题。
3、企业缺交易积极性
由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企业信息搜寻成本、交易费用等成本过高。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碳排放权的产权不够明晰,尚未对企业碳排放进行强制性约束;在税收上,碳税开征尚处于研究阶段,其他环境资源方面的税收未将碳排放纳入,这些使得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足。
4、相关法律及监督机制不完善
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的健康发展,美国的交易体系都是建立在有严格的立法基础上的。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2015 年1 月20 日国家发改委颁布17 号令《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作为协调、规范我国碳排放活动的立法准则。随着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气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渐增多,关于排放权交易规则、交易方式、纠纷解决机制、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法律授权等关键性问题也都亟待解决。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制度还不完善,在对环境监测标准和监测设施的技术开发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及制度的缺失将阻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5、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及法律规范的人才匮乏
碳交易机制是一个复杂而高端体系,从交易机制的设计到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目前欧盟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管理、运作排放交易体系的专业人才队伍。我国建设碳交易试点,相应人才体系的建设也不可或缺;但是我国目前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及法律规范的人才还是比较匮乏。
四、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措施
1、科学确定排放总量
我国应充分考虑各地的特点和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降低实现碳排放总体控制目标的成本。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耗和碳排放强度、能源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导致减排成本和潜力的不同,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和影响。若全国采用完全一致的分配方法,势必会弱化对这些差异的考虑。不同地区的企业接受相同的碳排放约束,会影响区域“公平性”,降低分配方案的被接受程度及其可行性。
2、做好排放权的初始分配
我国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根据行业的生产流程特点和数据基础,使用基准法或历史法计算各部分配额。对基础数据和技术条件较好的企业类型、生产设施、工序,采用基准法分配配额,有利于行业内部淘汰落后,鼓励先进产能,促进结构优化。对产品较多、生产工艺复杂、早期数据基础较差、效率差异不大等暂不适合基准法分配的行业,承认其历史碳排放量,通过设置年度下降系数逐年减少碳排放量,引导企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
3、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业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作用
我国应该建立银行环境风险业务管理体系,创新和发展多样化的碳金融工具。为适应当前发展碳金融的需要,银行应尽快建立自己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要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培养一批对我国相关政策理解清晰,对环境风险控制方法掌握熟练,能够胜任并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碳金融需要的人才;要在银行内部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向国际先进银行学习,建立包括环境风险评估、项目风险分类、项目风险决策和全面审查监督项目等环节。
4、完善相关制度的保障
我国应对现有的相关立法进行统一协调,尤其要对碳排放信息统计监测与考核制度、碳汇制度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使减排行动统一,做到有法可依。改革节能减排考核制度,简化考核程序,实现年度节能减排目标考核同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同步。完善节能减排计量、统计和监测制度,改进统计方法,核算“十三五”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污染物排放总量基数。完善节能减排项目监管制度,提高项目储备、遴选、评审和公示等公开程度,强化项目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完善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和绿色建筑评价等地方标准。强化节能监察执法,建立日常执法与专项监察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加大对违法用能、违规用能单位的查处力度。
5、提高企业的交易积极性
我国应加强自愿碳交易市场的相关配套条件建设,为企业进行碳交易提供便利条件。从企业的角度降低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对不配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企业进行有力约束,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等方式给予企业以激励和约束。例如,所有工业企业新上项目的能源评估中加入碳排放评估(以下简称碳评),没有通过碳评的,不予分配配额;鼓励各种金融机构为试点企业搭建投融资平台,提供绿色金融服务,支持试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创新;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基金,积极引导碳基金及节能公司优先为试点企业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优先推荐试点企业申请能源及低碳类国家政策资金等。
为了提高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要通过多种方式创造条件,帮助碳交易企业提升社会形象。给予碳交易企业参评荣誉称号、评优资格的优先权,如可以定期发布碳减排或社会责任的排行榜,给予碳交易企业优先参评资格。充分利用官方举办的研讨会、展销会、官方媒体等多种方式,以优惠条件为参与碳交易企业提供推介机会。
6、建立健全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
目前我国碳金融交易的中介机构还很薄弱,规模、人才配置、交易范围等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河南省要把加强区域化的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的培养和发展作为重要议事日程,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介机构并形成品牌效应。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要加强与国外中介机构的合作,深入研究国外中介市场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积极为国内减排项目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全程管理实施的一站式金融服务,主动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交易以及参与碳基金、投资碳市场等,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努力,提升河南省碳金融交易中介机构的整体实力,为碳金融的发展壮大、本土定价权和话语权的加强奠定基础。
7、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人才建设的滞后性已经给我省参与碳交易制造了瓶颈。在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培养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碳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充分借鉴欧盟和英国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推动我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鼓励与碳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我们应该充分聚集一批证券、期货、能源经济、碳减排审计核证方面的人才,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为碳排放作出贡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带动一批低碳咨询服务、第三方核查咨询业务的发展,培养一批核查、咨询等专业人才。
8、增强公众减排意识
公众减排意识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要,因为只有从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效果才会更佳,更具成效。因此,我们要继续将污染减排作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重点,制定宣传教育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例如,组织好每年一度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及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水宣传日活动,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理念渗透在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教学中,从小培养儿童的节约意识。
参考文献
[1]王毅国、葛兴安、邵诗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中国道路[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2]王玉海、潘绍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和趋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11).
[3]王瑶:碳金融:全球视野与中国布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4]魏一鸣、王恺、凤振华、从荣刚:碳金融与碳市场—方法与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 篇5
1 碳交易
《京都议定书》将CO2的排放权( 碳排放权) 变成稀缺资源,使其具有商品价值,成为有价产品———碳资产［3－4］,并推出碳排放权交易( 简称碳交易) 。而资源控制和环境管理通常采取政策手段和市场方式解决,碳交易体系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市场行为”之和。前者存在于一级市场,后者存在于二级市场［5］。一级市场是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市场,包括政府行政行为和部分市场功能。行政行为指由政府或机构确定排放主体可排放的量化指标AAUs( 1 AAUs=1 t CO2当量)［4］,并以许可证的形式分配,有免费和拍卖之分。获得排放权的经济主体拥有排放的专属权,是一级市场的被动参与者,该市场不是完备的市场形态。征收碳税是政府行政行为,配额机制既有行政行为( 免费配额) ,也有市场功能( 拍卖配额) 。二级市场是经济主体对碳排放权实施自由贸易的重要市场,是完备的市场形态。《京都议定书》设定了3 种弹性机制( 排放交易机制( ETS) 、联合履约机制(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 ,构成市场机制的主体。
鉴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实施与国家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的关联关系,未来构建的交易体系可能是税则、配额和市场3 种机制的独立与组合情形。其中,税则机制是对排放CO2的企业实施碳税政策,是一种较严厉的限制排放机制,易加重排放企业成本负担; 配额机制是对排放企业颁发许可证,包括免费和拍卖,是一种较温和的限制排放机制; 市场机制是建立碳交易的自由贸易市场,运用市场手段限制排放的灵活机制,企业可通过市场自由买卖碳排放权( 排放许可证) ,但该机制存在排放转移的情况,因此,并不能达到完全、有效的减排目的。笔者将上述情形作为发电企业排放的外部交易环境。
2 发电企业的运营与风险分析
2. 1 发电企业运营分类
发电企业的运营模式如图1 所示。图1 中入口侧指不同发电企业对生产“燃料”的需求; 出口侧指不同发电企业生产的“产品”———电力的输出。
发电企业依“技术和排放”特性分为3 类: 1无排放的发电企业( 简称无排放电企) ,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2应用低碳排放技术的发电企业( 简称低碳电企) ,指采用超临界( SC) 、超( 超) 临界( USC) 等高效、低排放先进技术的发电企业,通过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和转化效率; 3应用CCS( 碳捕集与封存) 技术的发电企业( 简称CCS电企) ,指在产生排放的机组上加装碳捕集与封存设备,以调节机组的碳排放水平。
2. 2 成本收益与风险
3 类电企出口侧“产品”———电力,可视为同质。但存在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既有入口侧“燃料”的差异,也有生产过程的差异。无排放电企的入口侧“燃料”依赖于自然环境,其他电企依赖于一次能源( 煤炭、天然气等) 。生产同质电力的差异,不仅有电力入网的“稳定性”差异,还有创造单位电能产生“CO2排放”的迥异。无排放电企不产生CO2排放,其有机会将输出的单位电能变成售电收入,同时还可将其折算为消耗标煤量,转换为一定数额的碳排放权,再进行碳交易,形成新的收入项———交易碳排放权的收入。低碳电企或CCS电企因出口侧不仅有电能,还包括排放CO2,其并不产生收益,相反,增加了企业支出,降低了收益,实则损失( 风险) 。
电企的传统收益计算模式: 收益=收入( 售电) -成本( 发电) ; 碳交易环境下,电企的收益计算模式:收益=收入-成本+自由项。“自由项”是由生产带来的支出或收入。由此,无排放电企出口侧的产品,表面上仅为电能,实际上包含了“排放”产品,当“燃料”按时、按量供应时,自由项为正( 以CDM项目成交) ,增加了企业扩展收益的机会; 当“燃料”未如期供应,预期收益可能无法实现,自由项取值不定,是一种风险。低碳电企和CCS电企出口侧产品直接反映为电能和CO2的排放,致使其自由项是非正项。因此,外部交易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在微观层面( 收益内在属性) 发生改变,进而引发了企业的收益风险。
在未开展碳交易时,发电企业入口侧风险是“燃料”风险,生产系统风险是意外停运风险,出口侧风险是交易发电量/权的风险; 当实施碳交易机制———补贴、征税、配额与市场机制时,一个决策周期内,各类电企以售电价格、碳排放量、发电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及碳排放系数设计新的运营指标体系,最终控制出口侧排放风险。由此,3 类电企都不可避免地既要承受入口侧“燃料”风险,同时,还要接受出口侧“排放”风险。怎样合理、有效地运用市场与政策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实现一定程度的风险自我控制,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3 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
3. 1 税则机制、配额机制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税则机制指由监管机构( 环保) 检测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出具核查证书,并征收碳税。缴纳碳税= 排放量×碳税率。配额机制指相关机构由环境可排放容量确定总碳排放许可证( 碳排放权) ,一部分免费发放( 排放许可证) ,另一部分通过拍卖发放; 企业将核查排放量与免费排放额比较,确定拍卖中买卖碳排放权额度。
此时,3 类电企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框架如下:
1) 无排放电企,不存在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
2) 低碳电企,在配额机制下,排放“自由项”的值小于等于0,其他项无变化。若企业决策无“质”的变化,收益将被减少,其幅度取决于免费发放许可证的量( 该量大于等于发电权,“自由项”为0; 该量小于发电权,“自由项”为负) 和拍卖量( 免费许可证对应的排放量小于发电权对应发电量下的排放量时,购买的排放量) 。
3) CCS电企,对排放的CO2虽有自我调节能力,但这种调节需要付费; 开征碳税时,企业决策是比较调节排放成本( 开启碳捕集与封存设备需多发电的成本) 和税收成本( 支付排放费) ,选择绝对值小者作为排放“自由项”,其他项无变化,收益依然减少,减幅取决于CCS技术的效率和碳税率。实施配额机制时,企业决策是比较调节排放成本和拍卖成本( 支付排放费用) ,选择绝对值小者作为排放“自由项”。此时,企业收益减少的幅度取决于CCS技术的效率( 包括开启碳捕集与封存设备后的企业单位发电成本) 和拍卖碳排放权的价格( 随机性) 。
独立的配额或碳税机制的实施,均增加低碳和CCS电企的出口侧成本,增幅差异前者小于后者,两种机制的经济激励性都较差,前者适宜作为国家推行节能减排的初期政策,后者适宜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治理环境的辅助性手段。
3. 2 市场机制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市场机制指政府开启碳交易的自由市场,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和市场价格变化决定购/售排放权。
3 类电企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框架如下:
1) 无排放电企,市场机制对其运营模式产生影响。可根据实际发电量,换算对应的减排标煤量,由碳排放量= 标煤消费量×煤排放系数( IPCC的原煤碳排放系数为0. 755 9) ,计算获得转换的CERs,参与CDM交易,由此获得发电企业出口侧的排放收益。
2) 低碳电企,该机制减少了企业收益,减幅取决于碳价。其风险决策是: 价低时购入,将其“储存”,以备发电用; 高价时,对比交易发电权的价格,决定是否出售拥有( 先期购入) 的排放权。
3) CCS电企,与低碳电企类似,只需将电价( 包括开启与不开启捕集与封存设备) 、碳价和发电权价格三者对比,决定在市场中是购入还是出售碳排放权。
3. 3 在配额与市场机制环境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政府以配额机制与提供市场交易并存的方式管理碳排放,电企将已有的( 免费碳排放权) 和需要购买的碳排放权拟为总碳资产,值为1。以年度为决策周期,实施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为x1,参与碳排放权市场比例为x2( x1+x2= 1 ) 。考虑拍卖和市场交易的碳价均不确定,其收益也不确定,因此,二者都是风险资产,其交易均为风险交易,收益分别记为r1和r2,期望收益为和; 方差、协方差 σii= σi2( ri) 、σij= ρijσiσj( i≠j; i,j = 1,2; ρij为拍卖和市场碳价相关系数) 。将拍卖和市场交易作为碳交易的一种组合P,x = ( x1,x2)T为组合决策向量,为期望收益向量,为组合交易的期望收益。
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模型如下:
1)决策变量与各交易的收益。因拍卖只有买入排放权,故x1≥0;理论上,市场交易既可买入又可卖出,考虑总碳资产中包含待购碳资产,若采用卖出决策,意味着发电量的交易决策也要随之修改,故x2>0,即实施买入决策。拍卖和市场交易的收益以企业投入对应交易电量的单价决定。交易电量的收入与两类交易的支出,分别构成各自交易的收益。
2)有效前沿,若ρ12=±1,则,σp=±[x1σ1-(1-x1)σ2];若-1<ρ12<1,则:
式中
模型的有效前沿如图2 所示。
在平面上,σ2p是1 条开口向右的双曲线,实线部分是有效前沿,即决策解是实线部分的组合,将该组合上的各点( x1,x2) 植入收益约束,选择最大收益,即获得电企所需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最优解。
4 结语
为发电企业的排放环境虚拟了税则、配额和市场机制的独立与组合情形,以此为背景,研究了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问题。对于配额与市场并存的组合情形,运用资产选择理论,建立了企业交易排放量( 排放权) 的风险决策模型,并给出了有效前沿。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和决策框架的简约性,为企业排放风险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摘要：对碳交易体系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形进行了阐述,依据“技术和排放”性能将发电企业分为3类,并分析了其面临的风险。针对独立的碳税、配额和市场机制,给出了3类发电企业的风险决策框架;针对配额与市场机制并存环境,根据金融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发电企业的排放风险决策模型,并给出了有效前沿,为发电企业实际管理排放风险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