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共10篇）
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篇1
当前, 国际社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 公约和议定书把市场作为减少碳排放量的主要手段, 由此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逐步发展起来。该制度所构建的法律关系具有特定的要素, 在主体责任的承担方面亦有独特之处。
一、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是指排放权主体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为了减少国际上碳排放总量, 依照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要求, 享有一定的排放额度, 在排放额度用尽时或有剩余时, 遵循国际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规则, 在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和监管下, 对碳排放权指标和基于项目产生的减排信用进行有偿买卖的国际经济法律行为。
二、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目前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权属性质有着不同的界定角度, 如资源论、许可证论、产权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学角度浅谈自己的拙见。笔者认为, 碳排放权既具有用益物权的权利属性也具有人权属性, 同时还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 一) 碳排放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
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 其具有传统用益物权的一些特征, 同时又与传统用益物权有所区别。1
1. 碳排放权的客体是一种拟制的不动产
通常认为, 在空间上具有固定位置, 不能进行移动或者移动会对其价值造成影响的物就是不动产。碳排放权的客体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这种标的物是一种无形物, 因此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不动产, 其能够在各排放实体之间进行转让, 而且其价值不会因为空间上的移动而有所损坏, 但是其获得、转让等都要履行严格的类似于不动产的登记手续, 因此可将其称之为拟制的不动产。
2. 碳排放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的使用
碳排放权的标的物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而大气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属于公共物品, 故碳排放权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的个人, 因此可以将其界定为“他人的物”。另外, 由于环境容量具有稀缺性和财产性的特点, 排放权人不仅可以将环境容量留给自己使用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从中获益, 也可以将富余的环境容量通过经济方式转让给其他排放实体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这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收益权符合民法中的用益物权的特征, 具有用益物权的属性。
( 二) 碳排放权具有人权属性
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的人民挣扎在生存线上, 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保障, 医疗和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他们来说, 碳排放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 并且他们不具有减排的技术和资金, 所以, 他们的碳排放权需要得到满足, 生存需要得到保障。从这个角度讲, 碳排放权也具有人权属性。
( 三) 碳排放权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碳排放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私权, 但其在交易过程中又介入了公权的身影, 因此可以说它是带有公权色彩的私权。
1.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一方面, 碳排放权是指排放权人所具有的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 而企业是主要的碳排放权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碳排放权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生产运作。另一方面,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更加注重意思自治, 促进有限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最终达到缓解温室效应的目的。所以,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2. 碳排放权的公权色彩浓厚
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的前提是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对碳排放权指标进行许可与分配, 在实现了公平的许可与分配之后, 政府要在交易进行中予以监管。这表明碳排放权具有公权色彩。
三、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制, 法律文本将形同虚设。目前,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渊源中较少涉及各方法律责任之规定, 保障体系尚显缺位。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具有跨国性, 并且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 因此, 对责任的规定不仅涉及国际范畴, 同时涉及到国内范畴。国际层面, 应完善责任条款, 构建责任体系; 国内层面, 要加强对交易各方的管制。如此, 将两者相结合, 必将会促进整个交易市场更加规范、公正。
( 一) 国际责任
碳排放权的分配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公平和程序透明是碳减排指标分解分配的基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风险预防及最低成本的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 各国都有了具体的减排数量, 但是, 国际上并没有关于国际责任的制度性规定。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各缔约方确立一个关于责任的法律文本, 将国际责任具体化, 让违法者依法受到惩罚, 以此, 规范碳排放权的分配。
( 二) 国内责任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过程是在一国国内发生, 并且交易双方签订协议时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也是一国国内的法律, 因此,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必然涉及到国内责任。国内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
1. 碳排放权交易的民事责任
只有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体化, 才能让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救济, 才能警戒侵权人, 才能平衡社会利益。因此,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多种类的责任形式, 如赔偿损失、排除危害等。
2. 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责任
碳排放权交易主体需要接受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如果它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 行政部门要依法行政, 如果存在不依法监管甚至不监管等行为, 其将会受到行政法律法规的制裁。
3. 碳排放权交易的刑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 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这一领域中引入刑罚处罚机制, 为交易过程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设定相应的罪名, 由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即社会预防的作用昭示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决心,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刑法提高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违法成本, 以弥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不足。
四、结论
现在是拯救地球进行时, 是改变全球变暖的现状或抑制全球变暖状况恶化的关键时期,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要措施, 是目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然而, 碳排放权的国际分配的格极其局复杂, 不仅发达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达成共识, 独持异议。
碳排放权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 涉及到各个主权国家的利益, 当然, 也会涉及到各个国家的企业的利益。可是, 任何一个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全球性框架不可能赋予世界上每个国家同等的满意度。在采取限制性措施或设置减排目标方面, 如果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固守自己的利益,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碳排放权交易法律问题的解决, 需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努力, 需要每一个交易主体的努力。各个国家和地区要加强对关于碳排放权的立法, 不断完善立法体系, 同时, 要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 构建全面的监管体制。各个交易主体要明确地认识到国际及国内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 要在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如此, 两者的共同努力必会减少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让该机制有效运行, 从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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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篇2
摘要：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它的有效实行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加入国际气候变化阵营有着巨大影响。我国已在深圳等七省市试行了碳交易，“十三五”方案帮助我国从区域性碳交易体系向全国碳交易市场顺利过渡，并在2021年开启全国碳交易市场。列出了我国碳交易体系下的立法现状及立法问题，并根据问题一一提出对策，为我国碳交易体系的立法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尽早与国际碳交易制度相衔接。
前言
中国是国际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虽然未设立强制减排义务，但我国是必然会实行自主减排的。我国的碳交易已进入试点阶段，但我国未颁发有关的专门性强制法律文件，而拟制法律首先就是要精准界定碳排放权的概念，到现在为止，我国法学界并没有准确的界定，近些年我国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观点：欧阳爱辉（2021）《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界定》中指出碳排放权是准用益物权;田丹宇（2021）在《我国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及制度检视》中提出碳排放权是行政权力;蒋博雅（2021）在《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中提出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权利，兼具公权私权双重属性。由于碳排放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等特点，这与物权的基本特征大致符合，所以我国学者普遍将其当作准物权看待，但是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并不符合我国产权理论对“物”的定义，所以笔者认为，碳排放权应作为强制性行政许可权被界定。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立法现状
2.1
政策发布密集
我国高度重视碳排放交易，并发布了众多其相关的政策（具体政策看表1）。国内方面，2021年颁布了首个应对全球变暖的国家计划，也是首个综合性的政策性文件，即“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计划”;同年12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能源形势和政策”的白皮书;2021年，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纲领性文件，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的白皮书。
国际方面，中国与美国在2021年11月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份声明第一次确定了2021年后中国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计划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努力尽早达到，这在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2.2
试点成绩显著
第一，中国颁布了相关工作方案。2021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条例”作为我国首个专门规定碳排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由深圳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随后其他试点也颁布了碳交易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并加以实施。
第二，我国已经确定了碳交易企业试点的范围。因其主体是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2021年11月，上海公布了首批碳交易试点的范围：包括191家企业。
第三，我国建立了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我国采取的分配方式是混合模式：大多情况下为免费分配，小部分为有偿分配，也就是自由分配。此外，为迎合新排放源的需要，还会通过拍卖将部分排放权分出。
第四，我国建立了碳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深圳是中国首个强制性碳交易市场，建立了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系统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之后每个试点的碳排放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都逐步完成。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立法问题
3.1
碳排放权归属不明确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制度，碳排放权是作为准物权或是行政许可权利，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种权利地位的缺失使我国排放交易理论基础缺失，进而不能建立健全的交易制度体系。我国若不能及时明确碳排放权的具体定义，那么设立完善的契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更是遥遥无期了。
3.2
立法层级较低
自发改委决定开展试点后，政府已经颁布了一些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且七省市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也在不断出台，使试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但是由于这些地方法规和规章是地方政府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制定的，只适用于各个地方本身的情况，无法满足国家整体市场的需要，再者，已发布的政策法规的立法水平太低，其效力并不足以协调国家部委之间以及.和地方之间的实际操作问题，这就会导致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工作难以展开。
3.3
市场监管体制不完善，力度较低
从监管能力角度看：我国碳排放的监管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因为我国在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以及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减排统计等制度设计上并不完善，由此导致数据统计准确性差，时效性也得不到保障，各个指标体系之间缺乏统一性和配合性。
从监管机构角度看：由于我国开行试点，所以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有多个地方监管机构，而对于统一的监管机构法律上无明文规定，涉及具有监管问题时，各地方监管机构易发生推诿的现象，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监督问责机制。
从公众监管角度看：监督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外部监督主体，而.公众作为外部监督主体，应通过监管机构的信息进行披露，对监督机构以及运行信息进行外部监督，但在目前中国碳市场监管体制下，由于尚不健全的市场制度以及有待提升的公众信息获取能力，导致了中国碳市场的外部.监督效果并不明显。
3.4
配套实施机制不成熟
我国在不断扩充发展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政策，目前大约有30部已实行法律与之相关，但是其配套实施机制并不能与之相匹配。我国现存的机制很难实现我国目前的减排目标，所以我国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上加大关注，尽快完善配套机制从而加快实现减排目标。
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立法的对策
4.1
明确解释“碳排放权交易”，明确碳排放权归属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碳排放权同排污权相似，应是一种强制性行政許可权，其性质能够使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合法。碳交易通常是指各国将碳排放权看作一种有价值的商品，首先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其次将其分解为不定量的碳排放配额，最后分配给各个区域，如果有富裕或欠缺，则可互相买卖交易。明确碳排放权概念的性质及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义，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并尽早与国际市场相衔接。
4.2
制定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上位法
我国应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这类高效力的上位法，通过立法制定有关核查机制、配额分配、违约责任等原则性问题的规定，为碳交易市场提供统一的法律原则，使各地在实践中能够更具操作性，避免个别省市、企业钻法律的漏洞。但是制定一门单行法要耗费一些时间，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先行发布行政法规，在行政法规中规定关于与碳排放的行政许可权利，以此行政法规为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暂时的法律支撑，避免出现在实践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为了建立更完善的碳交易体系，我国要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坚持宪法和环保法作为其上位法，制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对实践更加具体细化，明确政府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企业节能减排意识，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
4.3
完善市场监管法律制度构建
从监管能力角度看：完善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技术，增强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减排统计等制度设计能力，以提高数据统计准确性，保障信息的时效性。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确立总量控制任务，明确具体的分配数额后，将碳排放的详细信息及时的公布，有助于交易信息及时传递给排放实体。
从监管机构角度看：法律虽未明确规定统一的监管机构，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了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后，可以作为监管部门，而环保局作为管理环境问题的部门，也可以监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二者的具体监管职能，法律应当进行细化规定，否则在实践中一旦发生具体监管问题，就容易发生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
从公众监管角度看：在我国控制碳排放、推进低碳体系的发展既离不开“自上而下”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的政府，更离不开“自下而上”进行积极参与和监督的公众，因此我国碳交易体系的发展应重视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管理模式应从政府主导型向多元化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公众以及.组织在内的合作监督模式的转变。
4.4
相关配套法律机制的完善
除了制定单行法外，我国还应该在各地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以及完善配套的法律机制，这是因为我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不尽相同，这使得我国.政府不能制定符合全国的具体实施细则，只能发布关于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的原则，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制定符合自己省市经济发展情况的具体实施细则及配套机制，将.的法律政策贯彻落实到每一家每一户。
结语
小议碳排放权交易 篇3
关键词:国际社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制度建设
为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通过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中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的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议定书》。巴厘岛会议上延期一天最终达成的“巴厘行动计划”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和落实等问题,也使得计划缺乏执行性。而最新的《哥本哈根协议》充其量只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各国签立的政治性文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要实现国际合作以期达到控制气候变暧的共同目标,需要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创制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制度的创新要求法学研究提供理论和知识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又称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指由环境部门根据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区域,并被允许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进行余缺调剂。减排技术的发明、运用和少排放的区域通过出让节余的碳排放配额赚取收益;多排放的区域要花钱来购买碳排放配额,增加了扩大排放的成本。
市场定价机制将使多排放代价等于减排或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碳排放配额交易就可能使交易双方都受益。同时,通过加强排放指标的度量及市场监督和核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此予以规制。遵循着“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京都碳交易体系三大原则的碳排放权交易,这种市场化的配额交易制度将有利于调动区域和产业部门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主动地、持续地减少污染物排放,还便于因地制宜。
结合《议定书》建立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依照《议定书》及我国为实现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而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起点,来讨论碳权的性质及其交易规则显得格外有意义。在此大背景下,2009年3月,浙江省慈溪风电场通过英国碳交易所进行了首次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额约300万元人民币,也是浙江省首宗碳排放权交易。
自从2005年该机制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市场,中国共获得了全球清洁发展机制碳信用额度的48%,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几乎占CDM过去5年发放的总信用额的一半。对我国来说,建立碳市场,是提高我国碳交易价格、增强我国议价能力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压力和全面参与国际公约的需要。
目前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国际碳市场也迅速发展。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扩大了一倍,高达近1300亿美元。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的预测报告,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交易量看,2008有48亿吨碳交易,较2007年增加了31%,较2005年增加了7倍。
而未来全球碳市场还将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2012到2020的第三阶段规划中,减排范围进一步扩大,欧盟的排放交易量进一步增长,并继续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积极推进新政,现在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国内联邦碳市场的建立可能快速起动,并带动美国碳市场出现爆发性增长。
虽然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大国,中国始终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纵观全局,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市场排污评估标准体系不完备,缺少网络化的可核证的注册和交易日志记录系统,而对核证的监管机制也处于空白,中国在碳税、能源效率标准、碳交易市场制定等方面尚存在缺失或具有不完备性。
此外,发展和培育碳交易市场,中国未来还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故也必须通过更积极的市场手段,逐步参与搭配碳交易市场体系中,获得积极的话语权。
随着交易实例的增多,各国的交易理念也由原先的抢占碳交易市场转化为“做大蛋糕”,发展绿色经济持续发展。在方兴未艾的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碳市场,谋求碳市定价权。而第四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上也明确了中国正在推进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专业性交易平台是今后的大趋势。
与已经初步取得试点成效的排污权交易相比,碳排放权交易的范围上更为广阔,更少受到地域的限制。而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可以持续进行源自减排任务与减排技术之间的差异。发达国家要想在本已较为发达的技术平台上开发出更为先进的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所需的投入,远远大于直接向存在碳排放量盈余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所需付出的成本。
从制度完善角度出发,中国要建立容量资源的市场,就必须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对环境容量的权利。根据科斯定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因为交易成本必然为正,所以法律产权的界定不同,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也不一样,必须从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角度出发,通过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确定进行法律上产权界定的最高标准。
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篇4
一、“绿色发展”概述及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理
（一）“绿色发展”概述
绿色发展，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家公司、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应该身体力行，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从内涵上看，“绿色发展”是在坚持传统发展下的一种创新模式，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基础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核心任务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创新模式。
（二）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理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上世纪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排污权交易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全球碳排放市场诞生的时间应为2004年。碳排放权交易，是排污权交易的衍生概念，是为了使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合同或协议的方式进行的碳减排量和碳吸收量的交易活动。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原理是：环境部门依据环境容量制定碳排放总量目标，然后把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划分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个企业或区域，碳排放配额可以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调剂余缺。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
欧盟和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为引导碳排放交易的有序进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见，科学的立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合法化，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减缓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家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立法方面有了初步的进展，具体表现在：2003年1月1日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推行清洁生产为目的的法律。2005年10月12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颁布了，这成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的起点，将为我国碳排放权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较好的基础。2010年10月6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上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 (暂行) 》目前已基本成熟，这一政策的出台将会对自愿减排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合理规范化管理，将为中国实施强制性减排市场提供可操作的宝贵经验。《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和水体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制度的建立也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从各省市地方立法层面上看，《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的发布，建议在中国以省为单位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该报告的发布首次提出在我国以碳排放作为“硬指标”，对社会经济活动加以监管及调控。例如，在全国三十一省 (自治区、直辖市) 建立以“碳源 (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 —碳汇 (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 ”交易制度，收取、支付碳基金和生态补偿金的制度;又如，2011年1月1日在我国正式施行了《四川省农村能源条例》，该条例首次将碳排放权交易纳入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手段引导和规范农村能源碳排放权交易，以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和“绿色发展”的机遇，为促进和有效保护地方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立法问题
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仅限于自愿减排交易和CDM项目，碳排放权交易实践是在缺乏法律基础上盲目进行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未能发挥其很好的作用。立法的滞后无法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健康有序地发展。尽管我国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促进了清洁能源项目在中国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过低使得很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与一个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需的法律制度相差甚远。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界定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方面，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环境中排放，起初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对全球气候变化亦无显著的影响，所以它既不是商品，也无产权关系，没有产权界定，更谈不上产权交易。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异常以及《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了经济价值。
第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不明确。碳排放权交易主体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企业、各种组织或个人。买方是那些用完碳排放配额且不得不继续排放的企业，或者因其他目的而参与买卖的组织或个人，卖方是依法取得碳排放配额并且有富余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性，因此, 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碳排放者, 都有资格根据自身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碳排放权。
第三，碳排放权交易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没有针对性的机制解决交易纠纷。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管理机关，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等并未在法律上予以体现，更谈不上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保障。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各方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过度依赖于环保部门的控制和运作，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与自由，致使交易中的纠纷难以解决。
第四，继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交易所、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等建立后，武汉、杭州、昆明、河北等环境能源交易所相继成立，广西、江西及河北等地都表示希望在“十二五”期间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从而抢占碳交易市场商机。虽然碳排放权交易所数量不断增加，但是业务上并没有实质进展，主要涉及二氧化硫以及二氧化碳等污染交易产品，在碳减排方面的交易量很小而且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未来还有可能将碳交易市场分割，导致其区域化，对于国家的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我国尚未针对环境交易所建立准入机制，这些交易所均未取得官方颁发的准入牌照，其成立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授权、规范和约束，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则统一和有序进行。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促进
完成“绿色发展”的目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只有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地有效进行。
（一）在立法上界定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首先，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在环境允许的前提下，人为特别规定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带来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逐渐稀缺，形成一种有价产品，称之为碳资产。其次，碳排放权具有“可交易性”。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较，碳交易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理由为：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最后，碳排放权具有“排他性”。在大气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每个个体都拥有向大气排放一定含碳气体的权利，这是一种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碳排放权拥有者可以依法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先要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明确将碳排放权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纳入企业的产权范围，使企业意识到排放权作为一种财产权的权利属性。
（二）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
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能源供给与消费结构不同，碳排放水平也不同，所以交易的主体暂时规定为负有温室气体排放任务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比如发电、石化等能源企业以及钢铁、建筑等大型排放企业为代表的碳排放主体。待到机制完善后，再逐步推向所有负有减排任务的企业、政府参与的采购基金和托管基金、商业化运作的碳基金和关心气候变化的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
（三）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保障及法律责任
建立相关的政府部门并规定其法律责任。政府应当建立专门的温室气体排放行政机关，建议在已有的环境保护部门分设一个碳排放权交易处，负责碳排放权的分配、权利行使、权利交易、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对其法律职责予以清晰界定，并提高其执法水平。碳排放权交易处应坚持公开、透明、合理、有效的原则，在监督和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执法不力、徇私枉法，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四）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法律授权
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建立的盲目性主要是我国大的减排制度没有出台，各地的交易所都未能找出合适的商业发展模式，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人才短缺，对碳交易制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碳排放权交易所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要解决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法律授权问题，首先应整合碳排放权交易平台，通过法律规定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所(环境能源交易所)的准入资质，并对其授予相应的权利，以促进整个碳排放市场建立的有序性。
摘要：“绿色发展”是传统发展模式下的一种创新, 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机制。本文以“绿色发展”为背景, 分析我国现阶段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以期从法律方面促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法、有序地进行。
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篇5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抓手。上海是我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之一，2013年11月，上海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覆盖17个行业、191家企业，纳入碳交易体系的温室气体总量占到全市总量的50%以上。2014年6月30日，上海碳市场第一个履约期以100%的履约率圆满收官。由于某纺织企业于2013年关停，2014年度纳入碳交易体系的企业数量减至190家。截至2015年6月30日，190家控排企业全部完成履约，上海由此成为国内唯一连续两年圆满完成履约任务的试点地区。
一、上海碳市场运行情况
（一）工作进展
一是继续发展和完善碳交易政策体系。2014年9月，上海碳市场正式向非履约企业开放，允许投资机构参与上海碳市进行配额买卖；2015年4月和6月，上海进一步完善碳市场交易规则，修改了交易手续费和涨跌幅限制。上述措施的实施提高了市场对投资机构的吸引力，截止2015年6月底，上海已引入50多家机构投资者入市，交易主体的多元化提高了市场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同时涨跌幅的限制即降低了市场风险，又为碳金融相关业务打下了基础。
二是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上海试点高度重视碳金融市场的建设工作，上海市政府、市发改委先后出台《关于本市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上海市2015年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作安排》等文件，统筹指导上海碳金融市场建设。上海试点不断探索和丰富碳市场的交易品种和服务，陆续开展了CCER质押、碳基金、借碳等多项碳金融业务，开展碳金融创新。
三是开展CCER市场建设。CCER作为我国碳交易的新生事物，不仅是碳配额交易的重要补充和活跃市场的重要标的，而且对未来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完善碳资产定价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推进区域碳市场建设。上海积极发挥试点辐射作用，重视区域碳市场建设工作，并结合自身经验，加强与周边省市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方面的沟通和交流。
（二）交易情况
自2013年11月26日开市至2015年6月30日第二个履约期结束，上海碳交易市场共运行19个月、388个交易日。三个品种配额（SHEA13、SHEA14和SHEA15）的二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4.3万吨，累计成交额超过1.2亿元。其中，挂牌交易成交量为294.9万吨，成交额为9036.1万元；协议转让交易成交量为119.4万吨，成交额为3649.8万元。
2014年度交易量为 258.95万吨，相比2013年增加66.7%。第一个履约年度特点是前期平淡，履约期活跃。自开市至2014年初，上海碳市场整体交易平淡，2014年2月起，市场成交量小幅攀升，2014年6月履约期交易最为活跃，期间三个品种配额的成交量达111.48万吨，占到第一履约年度总成交量的72%。第二个履约年度特点是交易量逐步放大、活跃度稳步提升。与2013年度集中在履约期交易不同，2014年度除前两个月没有交易外，从2014年9月开始成交量逐月稳步放大，一方面说明了投机机构入市后有效的提升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说明试点企业与上一年度相比，开始积极开展配额管理，有更多的试点企业提前根据自身余缺情况和市场行情变动情况进行配额买卖。对比发现，两个履约年度的共同特点是履约末期成交量最大，这说明控排企业履约的刚性需求一直是配额交易的主要驱动力。
二、上海碳交易体系的主要特点
（一）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上海碳排放交易政策法规体系主要由地方政府规章和相关配套文件构成，为碳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基础。2014年度，上海从扩大交易参与方、修改交易规则个别条款等方面对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二）配额总量较为宽松，不同行业需求各异
考虑到试点阶段从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的角度出发，配额总量控制相对比较宽松。针对不同行业特点，上海试点在配额分配上采用历史法与基准线法。电力、航空、机场、港口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其它行业则采用历史法分配配额。除电力行业外，其它16个行业均考虑先期减排配额；除电力外的其它9个工业行业均考虑新增项目配额，先期减排配额的设计是上海试点的一大创新。
（三）交易主体逐步放开，投资机构积极参与
2014年9月机构投资者入市使得交易主体多元化，向上海碳市场注入了更多流动性，也为节能减碳事业输入更多的社会资本。机构投资者对碳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能够向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碳资产管理服务，为减排企业锁定价格，帮助企业完成碳资产合规，从而把减排過程中的价格风险降到最低，同时还可以发现、聚集并组织对企业手中碳指标感兴趣的投资人，促进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四）企业碳资产管理意识普遍提升，参与度显著提高
以往企业参与碳市场的目标和动力主要集中在合规、完成履约这一层面，随着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企业的碳资产管理意识普遍大幅提升，可以更加主动的管理碳资产、制定碳交易策略，进行碳资产的财物分析。
（五）抵消机制运行顺畅，CCER交易活跃
今年国内各试点地区首次实行CCER抵消机制，七个试点地区均出台了CCER限制条件。上海的抵消规则限制条件较少，相对较为开放，且规则出台较早，预期明确，因此吸引了不少CCER进入上海市场。2015年6月30日前，全国已签发的四批次共计74个项目中，符合上海抵消条件的减排量约为140万吨，其中约36%的CCER已被上海的试点企业购买，并用于履约清缴。
（六）试点实施效果显著，产生了良好社会效应
碳交易作为碳减排工具的作用初步显现，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上海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2013年，上海市工业行业企业碳排放较2011年减少531.7万吨，降幅3.5%，191家控排企业实际排放量较2011年减少433万吨，降幅2.7%。2014年，上海市工业行业碳排放同比下降超过2.7%，其中高能耗行业的碳排放下降超过3%。
上海试点连续两年100%履约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社会效应，提高了社会对碳交易的认知度，培育和促进了碳服务关联产业发展，聚集了一批专业服务机构，碳金融业务蓬勃发展。
三、思考和建议
一是建立市场价格监控和调控机制。政府应根据碳市场的实际情况，在配额分配时预留用于市场调控的专项配额，建立以政府预算、相关低碳基金、社会捐赠等多种资金渠道融合的政府市场调节资金池、制定以价格为导向的市场监控和调控方案，明确以市场手段为主的调控措施，明确调控的价格阈值、价格调控方法、调控目标等。
二是政府在加强市场监管和控制市场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放松对各类碳金融创新产品的政策限制和管控，增强市场流动性：激活碳金融市场，打通排放企业碳资产融资通道。
三是全国碳市场的启动在即，国企、央企类大型控排企业应积极构建和完善企业碳资产管理机制和碳交易机制。遵守“统一规划、统筹协调，实现精细化和地区差异化管理”的原则，通过建立专门机构，培养专业化队伍，把认识提高到公司发展战略高度上来。
四是尽快出台碳交易领域会计处理准则，规范碳交易会计处理，促进碳交易有序健康发展。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三类：负有定期交付碳排放权完成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投资机构和公益购买者。这三类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应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核算。
五是上海作为我国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金融人才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应在碳金融上发挥其应有作为。建议上海利用自贸区优势，借助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平台，开发碳期货、碳期权等碳金融衍生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促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好地向低碳经济领域倾斜，促进我国提升碳经济效益。
六是国家应尽快出台碳交易试点过渡方案，明确全国碳市场的启动时间、首个试点阶段结束后试点走向等，尤其是试点向全国市场过渡时间、过渡方式、试点配额延续性、地方标准（纳入门槛、配额分配、MRV标准等）如何统一等问题，明确政策预期。
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篇6
天津市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达10 920.72亿元,是1995年的9.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2.3%,位居全国首位,但2012年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近达1.8亿吨, 而1995年年平均增长率达6.0%,其中天津市工业排放量占比70.3%,天津市工业内部重工业占比高达80%,如金属压延制造、机械制造等产业。
为应对碳排放量的增加,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成立,该市场将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油气开采等五大行业排放量达到一定标准的114家(现参与的111家)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并且天津市允许个人和机构参与碳排放权。
天津市碳排放权配额发放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当年8月,主管部门通过注册系统向纳入企业免费发放本年度应发放配额的80%,第二次是在本年度纳入企业碳排放权核查结束后,分配剩余配额的20%。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按照历史法和基准法核发配额, 现阶段天津市的碳排放权配额都是以免费分配配额的分配方法在试点企业间分配。
每年4月30日前,企业首先根据企业的能源台账将消耗的能源(电力或煤等)换算出碳排放量,并提交上年度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然后,每年6月30日前履行上年度遵约任务,待上一年度交付义务履行后,政府会发放当年的配额。对于履约交付后多余的配额,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继续使用。
天津市企业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履约的排放量,但是不得超过该年度碳排放量的10%。天津市对于超额排放的企业不罚款,但是对于超排企业可获得的政府融资支持和财政支持做出了限制。对于倒闭、关停的企业应按照当年度实际排放量注销相应配额,剩余配额由政府回收。合并、分立、解散的企业要向主管部门提交相关变更材料,主管部门进行配额转移或回收。
2014年的履约期因为企业参与核查的热情度不高, 推迟到当年7月份才完成。目前试点企业交易情况不乐观,交易不活跃。据了解,交易所9月份只有6天有交易记录,其中一半仅有20吨交易总量,10月份仅仅只有两天有交易。市场分配的配额可能是超额的,现在暂无回购机制。2014年11月4日出现了首单6万吨的控排企业(CCER) 买单。截至2014年10月10日,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交量达106万吨,其中协议转让高达82万吨。
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国内外对于其会计处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主要有参与试点的企业在实务中的会计处理没有统一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为天津市参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单位提供会计处理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碳排放权交易特征
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以前没有参与试点的主要区别是企业免费取得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同时承担到期按实际碳排放量交付配额的义务。取得的配额与履约时交付配额之间的差额,即是减排量与超排量。企业减排的,配额结余可以出售,取得一项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必须在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完整履行交付义务, 从而发生一项超排支出。即相当于原来生产经营中碳排放量是没有硬性约束的,现在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政府给企业规定了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限额:企业减排的,可以取得减排收益;企业超排的,需负担一项超排支出。政府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减排者受“奖励”,超排者被“罚款”,并且减排者的“奖励”由超排者买单。
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大部分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一项资产,但对于确认为哪一种资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包括无形资产、 金融资产和存货三种观点。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应当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首先,在总量管理和控制模式下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自由交易的稀缺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其应该是流动资产。其次,企业在收到排放配额时即可将其售出,进行融资或投资,投资者也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变化从中获利,碳排放权具有一系列金融资产的特征。再次,参与CDM项目企业通过减排取得的碳排放权是为了在近期内出售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这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因此为了适应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更准确地反映其价值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把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一级科目下增设“碳排放权”二级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探讨碳排放配额交易的会计核算方法,基本思路是遵循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问题。本文将参与碳市场交易的主体划分为免费发放、到期履约注销配额的试点企业和为了博取差价、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根据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的现状,两类市场主体会计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一)自用目的、到期履约的试点企业
对于从政府免费取得、自用为目的、为履行义务而持有碳排放配额的试点企业,按照会计处理的时点不同,本文提出三种处理方法,以供参考。其中,前两种在初始计量时不对分配配额进行确认,而是在碳排放权变动时对其变动净额进行确认。
1.方法一:免费取得配额不记账,在出售结余配额或购买配额补齐差额时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出售结余配额时,按实际取得的价款:
实际购买配额补齐超排数量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
在这个时点进行会计处理的理由有两点:
(1)企业免费取得配额又同时承担到期交付义务,相当于试点企业与政府签订一项碳排放合约,约定试点企业严格按照政府分配的排放配额开展生产经营,以控制对环境的损害。此时,仅仅是“一纸合约”,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流入与流出,故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待实际履约时再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则。
(2)不会虚增企业资产与负债,符合会计核算的可比性原则,不会对现行会计报告框架造成影响,便于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人对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不同时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比较。
2.方法二:取得配额时不记账,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不足时进行会计处理。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中,试点企业的履约时间是在排放年度第二年的6月份,试点企业将经过核查确认的排放年度实际碳排放量与免费取得的排放配额进行比较,其差额即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
当企业因减排而产生配额结余,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可供出售以获取收益的资产,即按照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管理费用(减排收益)”科目。随后的持有期间, 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以及出售时的会计处理与交易目的持有的碳排放配额的核算完全相同,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的处理规则核算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当企业因超排而出现配额短缺,试点企业应当确认一项为履约必须承担的现实义务即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借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款”科目。
企业从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补齐履约所需配额时,相当于偿付碳排放债务。按照账面余额,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差额借记或贷记“管理费用(超排损失)”科目。
在履约期计算出配额结余或配额缺口时进行会计处理,其理由是第三方机构核查结果确认了企业的交付义务,此试点确认减排收益或超排损失,与第一种处理方法比较,更符合会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原则。
3.方法三:取得配额时就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履约完成为止。
(1)取得碳排放配额时。试点企业免费取得碳排放配额时,在确认一项资产的同时确认一项负债。即按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
(2)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获取碳排放配额的市场价值 (收盘价),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而余额,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配额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出售配额取得货币资金。企业临时需要货币资金,将持有的排放配额出售时,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4)购买配额时。在履约期之前,企业根据预期的交付数量减去实际持有数量,按其差额在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配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5)履约交付配额时。履行交付义务时,按账面价值, 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配额”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 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 科目。
按照第三种方法进行会计核算,试点企业在免费取得排放配额时,就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记账规则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增加企业资产与负债,兼顾了排放配额的交易性与自用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包括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之间、试点企业前后各会计期间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一定影响,对会计信息使用人使用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经济决策有可能产生误导。
(二)以交易为目的的投资机构
对于以短期获利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和出售碳排放配额,笔者认为其比较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进行会计核算。具体来说,包括取得碳排放配额的初始计量、持有期间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日)计价、出售等三个环节的会计处理。
1. 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投资机构在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时,按其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来说,按其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科目,按交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 资产负债表日的计价。投资机构在持有碳排放配额的会计期末,即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就是说,在会计期末应取得碳排放权的市场公允价值,并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应按二者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如果期末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应按二者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3. 出售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
四、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披露
在会计期末财务报表列报中,碳排放配额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损益的变化结果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应付款”、“管理费用”、“投资收益”等相关项目中列示, 不需要改变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
另外,在报表附注“其他重要事项”中需要披露报告年度政府分配的碳排放配额、实际排放量(含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报告年度减排量或超排量以及原因分析、报告年度减排或超排对当年利润的影响金额等。
本文建议试点企业的碳排放核查时间调整为次年的1 ~ 3月份进行,履约时间调整为4月份,以便与财务报告的会计期间相一致,便于碳排放配额交易的核算与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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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金荣,赵亦江.我国CDM项目企业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J].财会月刊,2011(8).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先行一步 篇7
2003年7月, 欧洲议会通过投票达成协议, 通过了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指令。2003年10月,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指令Directive 2003/87/EC, 为欧盟设立了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
2005年1月1日,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正式开始运行。EU ETS将使得欧盟能够以低于GDP的0.1%的成本, 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 也将帮助欧盟实现2020年甚至更长期的减排目标。
欧盟排放权交易有相当一部分在场外OTC市场中进行 (伦敦经纪人协会LEB A, 占据交易量的一半以上) 。但是, 从2005年中期开始, 场内交易所平台逐渐建立起来, 场外交易在场内清算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目前, 欧洲开展排放权类产品的交易所主要有欧洲气候交易所 (E C X) 、B l u e n e x t碳交易市场、荷兰Cl ime x交易所, 奥地利能源交易所 (EXAA) 、欧洲气候交易所 (E C X) 、欧洲能源交易所 (E E X) 、意大利电力交易所 (I P E X) 、北欧电力交易所 (Nordpool) 等。
欧洲气候交易所E C X是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据估计, 欧洲气候交易所吸引了欧洲碳市场上8 5%的场内交易量。欧洲气候交易所在2005年4月就上市了欧盟排放配额EUA期货合约, 在2006年、2008年和2009年相继上市了EUA期权合约、CER期货及期权合约、EU A及C E R现货合约。
从总交易量来看, 2005年, 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总交易量为9394.8万吨碳。200 8年, 该所总交易量达到了28.1亿吨, 是2005年总成交量的近30倍。从日均交易量来看, 2005年日均交易量约为90万吨碳, 2008年的日均交易量已接近1100万吨碳, 是2005年的12.2倍, 2009年11月的日均交易量已经超过2000万吨碳。
欧盟一直希望保持自身在气候变化行动中领导者的角色。2 00 7年3月, 欧洲理事会就提出了一项能源和气候一体化建议, 该决议的核心内容是“2 0-2 0-20”行动, 即: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 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 (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 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 , 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 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
2008年1月23日, 欧盟委员会为达成上述决议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欧盟气候新政策提出的依据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中“与前工业化水平相比, 全球温度不能超过2摄氏度”的结论, 制定了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的目标。2008年12月12日, “一揽子计划”在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2008年12月17日, 欧盟议会正式批准这项计划。
碳排放权及其交易会计问题探析 篇8
一、碳排放权交易及其面临的会计问题
(一) 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1997年12月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对缔约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减排标准, 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 到2010年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同时《京都议定书》还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 (CD M) 、联合履行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3个灵活合作机制。其中, 清洁发展机制 (CD M) 的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 帮助其减排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列入发达国家履约的碳减排量。国际排放贸易机制是允许缔约国之间进行排放额度买卖, 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 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碳排放权具体到每个企业, 由于不同企业的碳排放量、减排成本等不同, 持有较多碳排放权的企业可以将多余的指标出售给碳排放权不足的企业。碳排放权交易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 将原来一直游离于资产负债表表外的气候因素纳入企业会计体系。
(二) 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问题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其不仅可以采用现金及其等价物或实物交易 (例如提供减排技术) 进行现货交易, 而且还可以开发基于碳排放权的标准的金融工具及其衍生产品。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还未对碳排放权及其交易进行规范, 碳排放权及其交易面临着诸多会计问题亟待解决。 (1) 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其是否属于企业的资产的范畴。如果属于资产的范畴, 是划分为流动还是非流动资产, 其具体又应该确认为哪个资产项目, 何时确认。 (2) 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如果碳排放权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予以确认, 应该采用哪种计量属性对其进行初始计量。企业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或购买的碳排放权, 或者从其他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 应如何分别确定其初始入账价值。在持有期间, 企业如何对其进行后续计量, 企业出售碳排放权, 应如何对其进行计。 (3) 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记录:企业采用从政府无偿获得或购买碳排放权, 或者从其他企业购买碳排放权, 分别应该如何进行会计记录。企业出售碳排放权时, 取得的收入又该如何入账, 相关的成本如何结转。 (4) 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报告:会计期末, 企业是否应该对外披露企业所持有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如果披露, 哪些信息应该披露。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一) 会计确认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将某一经济交易或项目定义为资产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该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 (2)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3)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的碳排放权是过去从政府或者其他企业所获得的, 这满足了条件一;碳排放权取得以后归企业所有并由其自有支配, 是企业拥有并控制的, 这满足了条件二;企业所拥有的碳排放权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来获利, 这就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满足条件三, 碳排放权满足资产的定义。并且与该项目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碳排放权有关的成本或价值也能够可靠地计量, 所以, 碳排放权可以确认为资产。
(二) 碳排放权的资产确认
一种比较认可的观点是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碳排放权与其他排污权类似, 不具备实物形态, 企业取得的碳排放配额应认定为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总量有限, 如果企业自身无法完成碳减排任务, 只能在市场上向拥有多余碳排放权的企业购买, 这类似于土地使用权。因此, 碳排放权可以作为无形资产, 在“无形资产”这个一级科目下增设“碳排放权”的二级科目。这种观点与IA SB的IFR IC3 (已撤销) 的表述一致。以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 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他们的理由是,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碳时消耗了配额, 而企业的碳排放又可看作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成本, 因此, 碳排放配额可以看作是待消耗的存货。但反对者提出, 存货在生产经营过程应该被消耗, 但对于碳排放配额主体并未将其消耗, 而是产生了碳排放, 两者并不能等同混淆。因而将碳排放配额确认为存货是不合适的。这种观点也反映在实务操作中, 根据普华永道2009年的调查, 仅有15%的企业将配额分类为存货, 且分类的前提条件是:该碳排放配额是用来出售的, 而不是用来供自身使用的排放量。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碳排放权还可以增值收益, 属于金融衍生产品, 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 分类为相应的金融资产。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
(一) 初始计量
企业在取得碳排放权时应按成本计量。按照取得方式, 具体为: (1) 企业从政府取得碳排放权时, 按成本入账。具体为, 在总量控制及交易模式下, 期初企业从政府处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 其入账成本就为零, 购买的碳排放权就按支付的对价入账;在基准及信用额模式下, 企业只有在取得信用额时才确认为无形资产。 (2) 企业从其他企业购买的碳排放额, 按其支付的对价确认入账价值; (3) 企业通过CD M项目取得的碳排放权按其实际发生的成本确认入账价值。CD M项目是指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助于碳减排的项目, 通过该项目使发展中国家减排的碳排放量纳入发达国家完成的碳减排量, 即发达国家通过CD M项目取得了碳排放权。但是该CD M项目必须要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核准。与CD M项目有关的碳排放权应以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计量。这些费用包括CD M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如项目开发中介的服务费、经营实体项目的费用、CD M项目在联合国CD M执行理事会的注册费用、对经营实体的核实考证费等。
(二) 后续计量
在后续期间, 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日对碳排放权的价值进行再确认。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学者认为, 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对其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其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资本公积, 等到出售碳排放权时, 再将其转入投资收益。认为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的学者, 对其人应该按成本进行计量, 但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考虑是否应该计提减值准备。
四、碳排放权的会计记录
碳排放权的会计记录主要有以下三种, 具体如表1所示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企业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会计信息使用者越来越关注企业关于碳排放权的报告。低碳经济下企业必须披露与碳排放有关的信息。目前只有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对英国企业做了一些示范性规定。笔者认为, 企业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以下信息:CD M项目的基本情况、碳排放权的碳当量、碳排放权取得的时间、碳排放权采用的计价方式、碳排放权的现行价值等。面对2020年的减排承诺, 我国的减排任务十分艰巨。而我国关于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相关的会计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国内的学术界应积极规划, 加快加强对碳会计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加快实现环境会计体系与国际会计准则的逐步趋同, 另一方面着眼于会计准则体系的前瞻性, 积极研究相关的会计准则, 提高准则体系的协调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对于我国会计界的理论研究者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而言, 皆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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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体系研究 篇9
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运行体系中,涉及政府管理部门、交易所、交易主体、第三方机构等多个主体(图1)。由于碳交易市场是典型的政策主导市场,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与数据条件、环境管理能力与政策规范作为支撑,同时必须考虑到交易体系与宏观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机制。因此在其运行过程中,相关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碳交易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
从上述碳交易市场结构而言,碳交易作为一种高级的环境治理手段,涉及要素众多、作用机制复杂、影响范围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冲击大,必须加强有效的监管,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1)碳交易市场有别于传统的商品或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碳交易是政府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引导控排单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碳交易市场一方面需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交易规则,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将控排主体纳入到市场机制中,通过激发、活跃交易市场,调到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往往由于交易监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导致了碳交易市场阶段性失灵。欧盟的碳市场就曾因为市场传导机制失灵导致价格暴涨暴跌,甚至频临崩溃[1]。
2)碳交易的专业性较强,交易中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商品,对于碳排放量的衡量、配额分配指标、交易信息披露的内容、政策执行的力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内外识别差异,影响了规则有效性和减排目标实现。控排主体占有信息优势,具有和监管者进行博弈的能力,其交易行为主要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碳交易市场的中介机构或专业人士也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差异,进行内幕交易或不正当操纵获取利益,加剧了市场风险。
3)碳交易市场具有动态调整的特点,长期而言政策具有弹性。碳交易过程中,对于排放主体的排放监测、信息披露、指标追踪、违约处罚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对下期的碳交易政策有直接的影响。国外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也是不断进行政策修正,引导碳市场健康发展。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碳交易市场,更需要政府部门在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监管经验,逐渐构建起合法合规、信息透明的柔性交易机制。
4)碳交易市场属性多样、涉及面广。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碳交易的品种必然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星到繁多。碳交易的参与主体涉及企业、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交易所、监管部门等;碳交易场所涉及交易品种、投资者、交易方式是否符合规定等问题,目前我国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场所就不允许采用连续竞价、电子撮合等集中交易方式。因此,碳交易的多元化、多样化属性决定了其监管的复杂性。
2碳交易的监管体系构建
2.1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机制
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是碳交易监管体系的核心。作为人为创造的市场,政府必须尽可能保证参与主体是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交易的,这就需要监管部门首先对纳入到交易体系的控排单位进行准确监测,制定科学详细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和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以及惩罚措施。有效的市场监管和信息披露将提高参与主体的能力,更利于价格功能的发挥,从而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2]。
1)建立权威性注册与结算平台。注册登记是配额分配、交易和削减的基础,也是碳交易体系运行和监管的根本。我国只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注册、结算体系,才能确保排放交易体系有效运转。注册和结算环节是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后台”,其效率性、安全性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有效发挥经济功能的基础,也是衡量市场是否成熟、有效的标志。欧盟碳交易市场曾经出现碳指标重复使用的事件,严重影响了碳减排的效果[3]。建议我国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框架下尽早利用大数据系统设立统一的国家登记注册系统,并与国际注册平台互通,以便于统一管理和与国际市场对接。结算平台的建立要着眼未来,期货市场具有价格风险和风险控制功能,应在我国已有期货市场平台的基础上,增加相应模块,实现和现货市场的无缝对接,增强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2)成立专业的监测和核定研究机构。碳交易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排放额的核定和管控。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体系都高度重视碳排放的监测和报告,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权威的机构解决交易主体与监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针对碳排放监测项目的“温室气体自愿报告计划”,基本实现监测区域的全覆盖,全部大型火电厂和部分小机组都安装了CO2浓度监测装置和烟气流量计,实时监测碳排放量。欧盟从1999年开始评估国际间和各领域碳排放清单,在此基础上进行监测。英国依据利益相关者进行碳 排放报告,设立第三 方机构进 行核实[4]。
我国在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前,并没有建立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体系。七个碳交易试点省市在起初均面临没有碳排放基础数据的困境,主要是通过控排单位自行申报的方式来获取部分数据,但这些历史回溯的数据质量可靠性不足,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碳排放总量设置过高、碳排放基准值设计不合理等。因此,我国亟需完善碳排放监测技术,提高数据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升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首先,应开发引进相关监测设备,在控排单位安装碳排放的实时连续的监测仪器,准确掌握排放信息,夯实数据准确性;其次,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系统,尽快开发、普及和统一国内的碳核查技术与标准,建立温室气体管控系统,为控排单位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最后,应提高监管部门的权威性,尽早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控排主体的交易行为,从法律层面促使其履行社会责任。
2.2碳交易的 MRV体系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碳交易体制,其对碳排放数据和可交易配额的界定都离不开“核算 - 报告 - 审查”这样一个 基本循环。 只有规范 化、标准化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完全建立起来,才能保证碳市场交易标的的同质与同量,才有可能使我国碳交易市场走向国际化[5]。MRV是碳交易的基础,保证碳交易的真实、准确。减排单位对排放量进行监测,提供年度排放报告,并经第三方核查。报告核查通过后,减排单位进行碳配额交易。管理部门要对错误信息和超额排放行为进行处罚。整个过程构成一个不断重复,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循环(图2)。MRV对于排放信息要求的精确度越高,则监管部门和减排单位承担的成本也越大,政策制定需要按照“由易及难,先粗后细”的原则在不同阶段平衡精度和成本。
目前,我们需要完善MRV体系的基础工作,建立便捷的交易系统,构建以“三可”为特征的具有公信力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充分利用现行的能源数据制度在数据的收集、统计和汇报上的经验,包括能源统计报表制度、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在设计碳交易机制的MRV系统时加以利用。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统计数据口径要逐渐对接和统一,国家层面应尽早发布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碳交易核算标准和报告规范。每个控排单位都要安排专业人士制定碳排放监测计划,按照统一的标准,报告碳排放监测设备的工作流程、监测手段和监测时间等。碳排放的日常监测由控排单位自行完成,在定期上报前应经过独立的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审查认定,出具相应的核查情况报告后再提交给监管部门,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对于第三方核查机构,政府应进行资质认证并纳入到信用管理体系,确保其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达到要求的核查机构可颁发资质证书。不定期对获得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抽检,不合格的应及时取消资质并予以公布,对串通舞弊的人员吊销其资格并记录到不良信用体系,从而保证控排主体的减排信息真实、准确。
2.3碳交易价格监管机制
碳交易价格涨跌虽然与供求相关,市场能自发调节,但市场调节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容易导致市场混乱甚至崩溃[6]。为避免碳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必要对价格进行监管。欧盟碳市场发展的教训表明,管理机制缺失导致碳价格剧烈波动,价格调节功能弱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稳定碳价,政府保留一定数额的排放额,一旦碳交易价格出现急剧上升,政府可增加免费发放的额度使价格稳定。澳大利亚的碳交易价格管理采取三阶段的渐进式,第一阶段是按固定价格交易,第二阶段是有上下限约束的浮动价格,第三阶段是完全市场化的浮动价格[7]。从国际碳交易市场经验看,价格监管的主要方法是政府预留配额、设置配额价格限制、配额跨期使用、配额抵消等(表1)。
注:“√”表示采取了某项价格控制措施,“×”表示没有采取某项价格控制措施,“—”表示不明确是否采取该项价格控制措施。
1)发挥排放权储备的功能。我国在碳交易发展初期,应建立碳排放权的储备和预支机制,缓解碳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市场价格过高时,政府通过固定价格出售或拍卖储备,防止控排单位短期内成本上升;在市场价格过低时,政府可以用出售或拍卖储备所获得的收入回购部分配额。
如图3,原始的碳总量管制目标是Q1。如果碳价超出上限PC,则政府增发排放权,碳排放权供给外移到Q2;如果碳价低于下限PF,则政府买回排放权,碳排放权供给内缩到Q3。有效的碳供给曲线是SA。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碳排放权的储备不能随意动用,应根据统计和测算合理配置,遵循透明规范的使用程序,避免给市场造成过多干预。
2)设置配额价格限制。配额价格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碳交易市场,其作用类似于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为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配额有偿分配的收入、控排单位超额排放的罚款和社会捐赠等。北京市在2014年6月出台了用于调节碳配额市场价格的管理办法,通过设置一定的价格区间激励企业减碳,以期稳定发挥碳交易机制的效力。这在我国试点省市尚属首次,也是全球碳市场的首例,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设计。
3)合理进行配额跨期使用。配额能否跨期使用影响到碳交易履约期末时的市场价格,欧盟曾经因禁止碳配额跨期使用导致价格暴跌,此后调整了政策允许跨期使用。但排放额的跨期使用存在一定的风险,国外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经验表明,期限设定不宜太长,否则容易给市场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合理的期限应是明确的分段式的,以利于减排单位进行正确决策,维护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上海是我国唯一一个同时推出三年碳配额的试点省市,允许配额的跨年结转,当年未清缴的配额此后仍然可以用于市场交易和未来两年的配额履约。
4)明确碳抵消项目的范围和比例。目前,我国部分碳交易 试点省市 规定: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 量(CCER)可以用于配额抵消。这有利于扩大碳交易主体范围,使得一些尚未加入碳交易体系的单位通过自愿减排的方式获取减排额度,在市场上出售获利,激发了市场活力,也有利于碳交易自愿减排的发展。但是,碳抵消项目的范围、比例需要进一步细化。王军锋等的研究发现,碳配额和核证减排量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使用核证减排量进行抵消,会对碳现货价格带来不确定,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使用,避免核证减排量不平衡引发配额价格的震荡[8]。国外碳交易体系中,大部分规定了核证减排量可抵消排放量的上限,一般设定在配额总量的10%左右[9]。此外,可用于抵消的项目需要经过核证,非试点省市的节能减排项目可以参与其中,提高了试点省市碳交易的对外辐射能力,但要防止抵消项目信用泛滥。要制定严格的抵消项目开发标准,提高企业碳减排的质量。
2.4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
对不合规行为进行惩罚,是碳交易监管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惩罚机制如何设立,这将影响到碳交易市场的约束力和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从国外经验看,监管部门必须对未能履行强制减排义务的控排主体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才能确保碳交易市场的良性运行。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凡是控排主体的排放量超过了其分配或购买的数额,将被处以远高于市场碳交易价格的重罚,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促进了碳交易的顺利发展。而在新西兰,超额排放的主体将面临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处罚。对于有意不尽责履行减排义务的主体,不仅要缴纳高额罚金,还有可能被定罪。新西兰还对信息造假课以重罚,这被认为是所有违约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这类违约的罚金最高可达5万新西兰元,直至被判入狱最高达5年[10]。
我国在进行碳交易监管体系设计时,也必须依据企业减排成本和惩罚措施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制定企业超额排放的惩罚机制。从试点省市碳交易情况看,已经暴露出控排单位在交易中缺乏指导、碳资产观念淡薄、履约约束力差等问题。各地交易办法尚处在完善阶段,存在权责界定不明的情况,给惩罚带来难度,执行力也有待提升。政府部门应对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碳交易培训,提升全社会碳资产管理能力。加强地方和国家立法,提高惩罚的效力。惩罚措施可以是罚金性质的,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罚款应与履约差额有明确数量关系,不给违法行为设定缓冲期,上一年未完成的减排任务必须滚动到下一年的减排目标中。行政干预也是一种有效的惩罚手段。可对违约减排单位在申请新项目、申请国家资金方面予以限制,减少其下年度免费碳配额数量,采取惩罚性电价等。值得注意的是,罚款额如果和碳交易价格挂钩,则惩罚水平也成为引起价格波动的因素,会形成自反馈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失控。
3避免碳泄漏对监管体系的影响
由于我国目前仅在试点省市开展了碳交易,其他地区没有进行严格的排放控制行为,碳交易监管很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碳泄漏问题。碳泄漏又称绿色悖论,指碳减排地区由于政策规制导致产业转移到非减排地区,非减排地区的碳排放量超过了减排地区,结果整体碳排放量不降反升,背离了节能减排政策的初衷。碳泄漏既可能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Chen的研究发现,随着碳交易价格的上升,碳泄漏的程度会增加[11]。碳泄漏大都是由相对竞争力的变化驱使的,其途径是将能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未开展碳交易的地区,其后果是增强了非减排地区高碳产业的竞争力,导致减排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下降。碳泄漏使得减排单位的实际碳排放量减少,影响了碳市场的政策有效性。碳泄漏不但给产业承接地区带来了直接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还给产业承接地区的农业和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从行业来看,石化、电力行业的固定资产锁定率较高,产业转移的成本较大,一般发生碳泄漏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随着碳储存与封存技术(CCS)的发展,这些行业控制碳排放的技术日益成熟。相对而言,纺织行业是较容易发生碳泄漏的。
为避免碳交易监管机制的失效,我们应及早采取措施预防碳泄漏。
3.1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由于碳泄漏与减排区域范围负相关,减少碳排放的区域联盟越大,碳泄漏的潜在幅度就越小,因此应进一步扩大碳交易的区域范围。在试点省市取得碳交易运行的经验之后,应及早对国家碳交易体系的运行方案进行论证,做好顶层设计,强化碳交易的基础能力建设,制定共同标准以实现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发展,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有效对接。
3.2财政支持
碳交易市场的配额拍卖、交易费等收入应有明确的使用途径,政府减排政策收入应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或利润返还,这就减少了对减排单位的成本压力,削弱了碳泄漏的可能性,甚至对于一些碳密集型产业可能受益更多。政府部门还应设立低碳发展基金,由中央专项和地方财政资金两部分组成,主要投向对控排单位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改善相关的项目。
3.3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革新
碳储存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扩散,减少了控排单位的碳排放量,有利于削弱碳泄漏,也有利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但技术专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其推广需要政府创造条件。政府部门应积极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引导大企业作为龙头联合中小企业组成技术攻关联盟,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加强产业低碳化管理辅导,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调整能耗结构。
3.4密切关注欧美国家有关政策措施
欧美国家一般以边境调整(例如课征边境税)方式,确保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承担相同的气候变化缓解成本,从而抑制或减缓碳泄漏现象[12]。近年来,欧美国家陆续通过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规定,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因此,我们应及时了解欧美国家边境调整方式的形态与方法,提前研究预防策略,并加强推动事前协商机制,以争取产业有利条件,降低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冲击。
摘要：碳交易市场涉及多个参与主体,需要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度保证其良好运行。由于碳交易对象具有特殊性、专业性、复杂性,容易出现较高的市场风险,因此必须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碳排放信息的监测和核定是碳交易监管体系运行的核心。规范化、标准化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保证了碳交易机制的正常运转。为避免碳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必要通过排放权储备、抵消项目等手段对价格进行监管。对于不合规行为,采取行政或经济措施予以惩罚。同时,应及早采取措施防范碳泄漏。
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篇10
2009 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到2020 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单位GDP碳排放40% ~ 45%,政府将把这一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 年下降17%。为了达到以上的减排目标,2011 年10 月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布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有效的政策管理工具,自诞生以来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然而,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复杂性,国内外对于其会计处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企业在实务中的会计处理可谓五花八门,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这一现象的存在增加了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成本,影响了碳排放权市场的效率。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特征
通过对各试点地区碳交易制度设计的研究,本文总结出如下的三大特征:
其一,试点企业以在规定时间交付碳排放权的方式履约,企业持有的碳排放权可自由买卖。各试点地区都规定,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每年通过在规定时间上缴与上一年度实际碳排放当量相当的配额来履行义务。企业出售其持有的碳排放权并不以其实际碳排放量低于持有配额为前提,即碳排放权可以实现“全流通”,而并不仅限于减排产生的“富余”部分。
其二,免费取得的碳排放权也可自由买卖。各试点地区目前在初始分配碳排放权时大部分采用无偿的方式。企业免费取得的碳排放权与通过有偿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具有同等地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其三,参与主体多元化。除纳入配额管理的试点企业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还引入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包括以投资机构身份参与的未被纳入配额管理的企业以及个人。同时,有的试点地区(如深圳)设立了“公益会员”制度,目的在于鼓励负有责任感的公民和社会团体在降低自身碳排放的同时,购买碳排放配额并进行注销以降低碳排放总量。
三、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政策研究
借鉴已开展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大部分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一项资产,但对于确认为何种资产莫衷一是,主要有存货、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三种观点。本文认为,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将其归入现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类别都无法准确反映其经济实质,因此,建议将碳排放权单独确认为一项新的资产项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市场的参与者除负有定期交付碳排放权完成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外,还有投资机构和公益购买者这两种参与主体。这三类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应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核算。
(一)负有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
1. 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已经在全国几个试点地区启动,负有履约义务的碳排放单位对碳排放权交易需要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试点初期一般会选用比较谨慎的交易策略,即在保证碳排放权满足自身碳排放目标的前提下开展交易。在这一决策目标下,排放单位获得的碳排放权主要用于满足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类似于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原材料。因此,本文主张设立新的资产科目“生产性碳排放权”以对该模式下的碳排放权资产进行确认,具体可参照现行会计准则中“存货”的处理方法并加以适当调整。
2. 碳排放权的计量。
(1)初始计量。按照不同的碳排放权取得方式分别处理:
一是有偿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排放单位通过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购入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应以发生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价款、交易手续费、相关税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生产性碳排放权购买成本的费用作为其入账价值。
二是无偿取得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如前文所述,政府免费发放的碳排放权与排放单位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在进行交易时没有任何差别,因此该模式下排放单位获得的无偿碳排放权应予以会计确认。企业收到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时,应以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入账成本。政府发放免费的碳排放权,其目的是换取排放单位加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并履行按时交付碳排放权的义务,而不是单纯的无偿赠予行为。因此,排放单位在将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同时,应确认一项负债而非收益。可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下增设二级科目“应付碳排放权”对该负债进行反映。
三是合并分立等其他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排放单位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企业合并取得的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确定。
(2)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的计量。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计价方法,二是成本结转。
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计量:在我国,由于碳排放权交易还处于试点阶段,交易参与者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实质把握还十分有限。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在设计发出(耗用或销售)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计价方法时因本着简单易行的原则。本文认为,现阶段排放单位在确定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时应选用先进先出法。先进先出法是以先购入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应先发出(耗用或销售)这样一种生产性碳排放权流转假设为前提,对发出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进行计价。采用这种方法,先购入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在后购入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之前转出,据此确定发出生产性碳排放权和期末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
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结转:①排放单位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耗用有偿取得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运用先进先出法确定耗用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后,按照受益对象分别记入相关成本费用科目。出售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应将出售部分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予以结转,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相关经济利益流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规定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超过有效期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被无偿收回的,应将无偿收回部分的生产性碳排放权的成本予以结转,计入营业外支出。有偿收回的部分视同出售进行处理。对有关生产性碳排放权计提了减值准备的,在结转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的同时,还应结转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碳排放权计入的当期有关成本费用。②耗用无偿取得的生产性碳排放权时(包括被无偿回收),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权”科目,贷记“生产性碳排放权”科目。如将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出售(包括被有偿回收),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碳排放权”科目,贷记“生产性碳排放权”科目,同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3)碳排放权的期末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生产性碳排放权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按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计量;当生产性碳排放权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生产性碳排放权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同时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生产性碳排放权减值准备,计提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负债表日,碳排放权交易参与者应当确定生产性碳排放权的可变现净值。以前减记生产性碳排放权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减值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生产性碳排放权的可变现净值应根据生产性碳排放权的不同用途分别确定。①企业用于生产产品的生产性碳排放权,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已发生的其他成本和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②企业有富余的生产性碳排放权计划用于出售的,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以该生产性碳排放权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生产性碳排放权的估计售价可参照交易所公布的交易价格(估计日的收盘价)确定。
3. 试点企业的履约。根据目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制度设计,试点企业的履约时间一般在排放年度第二年的上半年,因此会产生企业履约与其产生排放不在同一个会计年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监管机构确认的试点企业年排放量与企业自行核算报告的数量一致,则企业无须做出会计调整。如果两者不一致,则企业应根据监管机构确认的实际年排放量做出相应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又应根据企业履约日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前后关系而区别处理。
如企业履约日在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前,则该项事项应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处理。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大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无论企业通过购买碳排放权补足差额或无法履约遭到处罚,都应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小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则应借记“生产性碳排放权”(或相应冲减预计负债)科目,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如企业履约日在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后,则企业应将有关调整计入本会计年度。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大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企业通过购买碳排放权补足差额,则应借记“管理费用”科目(如无法履约而遭到处罚的,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如监管机构确认的排放量小于企业自行核算的数量的,则应借记“生产性碳排放权”(或相应冲减预计负债)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科目。以上有关事项,应同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4. 碳排放负债的确认。由于试点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将先用于履行其排放义务,因此在碳排放权消耗完毕前企业并不会产生需要支付的现时碳排放义务。因此,本文认为碳排放负债的确认应采用差额法,即在试点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超过其持有的碳排放权数量的情况下,按照预计的碳排放权缺口和碳排放权的市价确认一项预计负债(为方便核算,该预计负债计入当期管理费用)。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值进行期末计量。
(二)无履约义务的投资机构
无履约义务的投资机构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是为了利用碳排放权市场价格的波动赚取差价。因此对于这类交易参与者持有的碳排放权,本文主张设立“交易性碳排放权”这一新的资产科目进行会计确认,并可参照会计准则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并加以适当调整。应着重于碳排放权相关市场变量变化对其价值的影响,进而分析对交易参与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无履约义务的投资机构取得碳排放权时,应以发生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交易性碳排放权购买成本的费用作为其入账价值。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机构应以交易性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时调整交易性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处置该项碳排放权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三)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
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没有履约义务,但其通过购买与自身排放量相当的碳排放权进行注销的方式抵消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由于该部分碳排放权被注销,导致整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碳排放权数量下降,也间接地降低了其他有履约义务的排放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根据以上特点,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购入的碳排放权不应确认为资产,而是在购入当期直接计入损益。本文认为可在“营业外支出”下设立新的二级科目“自愿减排支出”对此进行会计核算。
四、案例设计
(一)负有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
例1:A公司为某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201X年发生以下业务:
1. 201X年1 月1 日,以无偿方式获得碳排放权1 000吨,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0元/吨。
2. 该公司201X年1 月至10 月,每个月产生100 吨碳排放,全部由生产P产品产生。
3. 201X年6月30日,A公司预计全年碳排放为1 200吨,与公司分配所得碳排放权相比存在200 吨缺口。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9元/吨。
4. 201X年9月30日,A公司通过交易所购买200吨碳排放权,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1 元/吨。此时公司持有的碳排放权与预计碳排放量相比不存在缺口。
5. 201X年11 ~ 12月,A公司每月产生100吨碳排放,全部由生产P产品产生。
6. 假设201Y年3月31日(A公司201X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201Y年4 月30 日),监管机构核定A公司201X年实际碳排放量为1 200吨。A公司当日提交了1 200吨碳排放权配额履约,对此A公司无须做会计处理。
假设201Y年3月31日(A公司201X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201Y年4 月30 日),监管机构核定A公司201X年实际碳排放量为1 300 吨。A公司于当日购买100吨碳排放权,并提交1 300 吨碳排放权配额履约。当日碳排放权市价12元/吨。
假设上述调整事项发生在201Y年5月1日,则A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7. 如A公司未于201X年9月30 日购买碳排放权,而在201Y年1 月31 日购买200 吨碳排放权用于履约,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0元/吨。
(二)无履约义务的投资者
例2:B公司不属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以投资为目的参与碳排放权交易。201X年发生以下业务:
1. 201X年2 月1 日,B公司通过交易所购买500 吨碳排放权,当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0元/吨。
2.201X年3月31日,碳排放权市价为12元/吨。
3.201X年5月31日,碳排放权市价为9元/吨。
4. 201X年6月22日,B公司将500吨碳排放权全部出售,当日售价为12元/吨。
(三)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
例3:C公司不属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201X年7月1 日,该公司从通过交易所购买300 吨碳排放权进行注销,当日碳排放权市价15 元/吨。该公司201X年全年利润总额为500万元(假设C公司不存在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
C公司201X年度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限额为60万元(500×12%),因此C公司购买碳排放权的支出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五、结论
1. 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三类:负有定期交付碳排放权完成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投资机构和公益购买者。这三类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应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核算,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涉税义务。
2. 对于负有履约义务的试点企业而言,其持有的碳排放权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的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因此,本文建议通过设立新的会计科目“生产性碳排放权”对碳排放权进行会计确认,并参照现有会计准则中“存货”的处理方法并加以适当调整。
该类企业如收到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在将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同时,应对应确认一项负债。该类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超过其持有的碳排放权数量时,应按照预计的碳排放权缺口和碳排放权的市价确认一项预计负债,且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值进行期末计量。
在企业实际履约时,如果监管机构确认的试点企业年排放量与企业自行核算报告的数量一致,则企业无须做出会计调整。如果两者不一致,则企业应根据监管机构确认的实际年排放量做出相应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又应根据企业履约日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前后关系而区别处理。
3. 对于无履约义务的投资机构而言,它们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是为了利用碳排放权市场价格的波动赚取差价。因此对于这类交易参与者持有的碳排放权,本文主张设立“交易性碳排放权”这一新的资产科目对其进行会计确认,并可参照现行会计准则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并加以适当调整。
4. 对于自愿减排的公益购买者购入的碳排放权不应确认为资产,而是在购入当期直接计入损益。本文认为可在“营业外支出”下设立新的二级科目“自愿减排支出”对此进行会计核算。
摘要：2013年1月,国家发改委明确七个试点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存在负有履约义务的企业、投资者和公益购买者三种交易主体,他们参与交易的目的与行为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本文在主张将碳排放权单独确认为一种新的资产类型的同时,根据这三类参与主体的不同特点分别设计了不同的会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