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共12篇）

制度性交易成本 篇1

目前,我国企业在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的负担还比较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在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政府担负着重要职责,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业在运转过程中由于执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所付出的成本,例如各种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等。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比较大的空间。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进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应在以下三方面进一步努力。

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一是加快“营改增”步伐,针对不同行业状况适度降低税率。二是清理取消对企业的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在结构性减税方面推出更多实质性举措,对于降低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打好降低企业成本的组合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除了结构性减税,政府还要打好组合拳。首先,为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创造条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政府需要鼓励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制定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为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降低电力价格和物流成本。目前,电力价格和物流成本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十分突出。因此,要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以及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煤电价格下降,从而带动整个电力价格下降。在物流成本方面,关键是要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目前物流企业面临诸如税费偏高、审批繁琐、融资不易等多方面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降低物流成本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企业是很困难的,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特别是与开办企业直接相关的商事制度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提前超额完成承诺的目标任务。与此同时,还取消了大量检验、检测、认证以及各类收费事项,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毋庸讳言,目前管制多、办事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把更多的审批变为备案,同时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利用“互联网+政务”等新手段改变政府服务模式、监管模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各级政府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制度性交易成本 篇2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交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交互博弈行为，因此交易双方的动机很重要。交易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动机：缺乏什么，需要什么，他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交易动机的强烈程度如何，采取何种交易方式(市场的或经济组织的)。交易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而这些因素又限定了其交易动机的复杂程度。

(二)对交易环境的评估过程

交易环境应包括三个要素：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一群由其知识片断所确定偏好的人;一个基本权利结构和一个可交换权利结构。对交易环境进行评估，需要考察下面的因素：交易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频率;交易行为的约束规则;交易技术;交易的场所。

这些因素受制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在交易世界中，存在着随机变化，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使得不确定性必然影响着交易过程中博弈双方的合作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等。资产专用性确定了交易者进入或退出交易过程的难易程度。它还引发了交易的事前反应，即潜在交易者交易动机、交易目标、交易条件和范围的确立;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的说明。事中的契约的起草与谈判。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某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执行契约的连续性。交易频率则是交易各方之间在是否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中多次反复的结果。交易各方之间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的频率就越低;反之，则交易的频率则越高。

(三)交易者之间的谈判过程

交易者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换时，交易者可能会考察个体所处的交易环境，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进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交易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偶然的或一次的博弈行为，或是恒常的重复博弈行为。在交易博弈过程中，一方的最佳策略选择是通过另一方的行为模式或偏好信息作出初步判断和理性预期，针对对方的行为采取动态跟随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行为，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容易预期，交易者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的可能性越大，产权界定越清晰，通过博弈、谈判或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合作博弈需要交易者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与交流。

(四)交易者之间签约过程

合作意向确定后，则交易双方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进一步对下列情况作出明确表述：某一价格下，物品的品质和数量的检验，律师的聘请与咨询，合同的起草与修改，保证条款的规定，物品的转移与交易的登记，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

签约行为受到未来预期对交易者双方的影响。如一方认为其资产的专用性强，则希望签订长期契约，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则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签订短期契约，因此契约条款必须充分反映双方利益的权衡，且签订的契约内容的修改会反复多次，这延长了签约时间。

(五)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达成契约后，交易者要实施其契约条款和内容，以实现交易对象的转移。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损失，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对交易过程的刻画，初步勾勒出交易成本形成的大体轮廓，但人们对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识。

二、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知

人们对交易过程理解的不同，产生了对交易成本的认知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文献中。

(一)“新古典学派”对交易成本的认知是基于狭义的交易过程而形成，该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成本，亦即所有权(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或被认为是与交换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采取一定的交换形式去获取所指定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还涉及交易的效率、交易数量，套汇能力，均衡的调解、存在和效率等等。当然，有些新古典的文献中还认为，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问题。于尔格。尼汉斯对交易成本作了较为详细描述，指出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对异质的各种投入品聚合所需费用的一种统称;并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易者之间必须相互寻找交易伙伴，传达交易信息，交易双方签订的契约必须对商品进行描述、检查、称重及度量;契约的起草;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并记录在案;或在必要时，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合同，防止违约的发生。Stavins则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并由产权的转移所产生。因为交换各方相互寻找、进?泄低ê徒换恍畔。有必?约唇??频纳唐方?屑煅楹图屏浚?鸩萜踉肌⒆裳?墒?妥?液妥?粕唐贰R览邓?峁┑恼庑┓?瘢?灰壮杀静扇×街中问剑郝蛘吆吐粽叩耐度肫泛妥试矗ò?ㄊ奔洌?辉诩榷ㄊ谐∩仙唐返穆蚣塾肼艏壑?涞牟罴邸R虼耍?有鹿诺涞墓鄣憷纯矗?灰壮杀局皇鞘谐〗换还?讨蟹⑸?谄笠抵?溆敫鋈酥?浠蚱笠涤敫鋈酥?涞慕换环延茫??嗨朴谏??杀荆?煞治?肮潭交易成本”与“可变交易成本”。杨小?呀灰壮杀痉治?馍?灰追延糜肽谏?灰追延谩F渲校?馍?灰追延檬侵福?灰姿?皆诰霾咔熬椭?榔渌?降慕灰追延茫???ㄔ耸浞延谩⒅?厣唐犯??斐傻姆延茫?换醪患笆痹斐傻姆延茫?葱薪灰资钡母髦址延茫?踔了笆盏取D谏?灰追延糜泄阋搴拖烈逯?帧9阋宓哪谏?灰追延弥附灰姿?皆诰霾叩慕换プ饔梅⑸?蟛拍艿玫降模??山灰状问?朊恳桓鼋灰椎姆延弥??龆āO烈宓哪谏?灰追延弥溉嗣堑幕?嶂饕逍形?狗止さ睦?娌荒鼙怀浞掷?没蚴棺试磁渲貌??忱肱晾弁凶钣诺呐で?U庑┓延茫?际峭ü?谐⌒?髯试矗?允迪峙晾弁凶钣诺墓?讨胁豢杀苊舛???摹?/P>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范畴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交易过程的宽泛认识

1.从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了制度成本

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环境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形成的制度因素。因此，可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考虑的。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之间，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合同的成本、合同的履行成本。阿罗第一个使用“交易成本”描述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声称：“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就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森则将交易成本推广到所有经济制度环境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1)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2)为纠正偏离准则而作出的双方努力及争论不休的成本;(3)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4)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

以张五常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成本。在他们看来，交易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中的.，它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其必然包含对自然的历史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秩序或规则，这就引发了制度成本。张五常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他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归因于：(1)人们理性的无知或缺乏信息。(2)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因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搜寻和谈判，是因为对其所购买的和消费的商品的不了解。同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过高，造成经济体系的崩溃。诺斯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是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耗费，维纳则区分了经济交易成本与政治交易成本，其中政治交易成本是在进行政治交易推进制度变迁中所耗费的资源成本。

2.从产权的转移进行分析，强调了产权是交易成本中的核心

科斯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巴泽尔进一步指出，“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因此他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对交易过程的比较广泛的理解，使得一部分产权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如发现交易机会、监督成本的)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柯武刚则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首先，交易成本由信息搜集(在作出决策之前找到足够数目的交易伙伴，弄清他们的地址、他们产品的设计、质量、可靠性以及在大量其他相关的方面)成本构成”，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这些信息成本和为契约作准备的成本都是先于交易决策而‘沉淀’的。他们都强调了产权在交易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交易的核心就是自由选择、让产权获得其归属的过程。因此，“交易成本就是建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总之，他们把交易成本视为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是在交易中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而消耗的资源的总和。

3.从不确定性出发，加深对信息成本的分析

交易过程是交易者的动态博弈过程，交易环境的稳定与否，对交易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交易者各方劳动分工知识和交易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面对复杂的交易情况，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交易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识别、搜集、分析、加工、综合和处理，依赖于其外部感觉材料的供给状况、交易主体的认知结构及其在劳动分工中的相互地位，引发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在参与交易博弈过程的一方，其决策行为取决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对此，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就等于信息费用，因为寻求交易方、协商和决策、监督和执行都与信息相关。人们需要搜集有关价格、产品质量与劳动投入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交易方，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的环境。人们对有关商品及供求情况的信息不充分，导致了协商和决策的成本;人们对交易的另一方信守契约程度的缺乏了解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使得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存在。因此，人们便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使影响交易各方的各种因素和行为成为可预见的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交易过程。

4.从机会主义出发，加深对监督执行成本的研究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穷尽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可能，因此他们会适时调整其交易策略，“千方百计地谋求自身利益”，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在交易过程中：(1)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当交易偏离了交易准则时，交易各方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使得交易的达成费时费力;(3)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交易中一方被迫接受不利交易条件蒙受的损失;(4)博弈过程中，交易各方对专用性租金的争夺。

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给出了对交易成本定义的看法。他认为机会主义是研究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它对涉及人力、物质资本特定投入的经济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把由交易困难、在交易中接受不利交易条件和交易不成造成的损失都视为交易成本。实际上，这些交易成本都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对谈判过程中契约的达成要求更高的条件：更严格的商检标准、检验机构、索赔条款、抵押标准，并在契约执行过程中采取更大的执行力度，强化履行契约的行为。

三、结语

小费，能降低交易成本 篇3

普吉岛的旅游，以一种憨厚到原始的方式深深吸引着我。

一日上午，正悠然在海滩晒太阳，一位同胞扶老携幼找到了我。他引着一位长得颇有点像摩根·弗里曼的泰国老爷子走过来：“帮忙翻译一下吧，我要定去皮皮岛的一日游。”“摩根·弗里曼”趿着一双低价值拖鞋，手里一沓旅游线路宣传DM，除了笑容憨憨的，怎么看都是一副街头派广告的样子。他抽出一张皮皮岛一日游的广告单页，对着我说了一句：“sixteen（16）”；我看了一眼广告单，上面写着“成人：3200B（铢）”。

这里的人说到钱，通常会略去后面两个零——“16”就是指1600B（铢）。按照前一日我订购一日游的经验，真实价格确实就是这些中文宣传单上的价码“打对折”。你不用再试图讨价还价——普吉岛人的计算能力似乎普遍在小学低年级徘徊，我们所熟悉的“5个人一起去，能打多少折”之类的问题，在这里只能换到“摩根·弗里曼”们一脸茫然的笑容。

和每一个涉及银钱往来的普吉岛人一样，“摩根·弗里曼”随身携带计算器。他按出了“7200”（儿童半价）之后，继续用憨憨的笑容望向我们。这位同胞看向我：“付多少定金？”我笑了：“这个地方，至少在旅游的事儿上，没有定金这一说——当场付清。”最后，这位老兄从“摩根·弗里曼”手上接过了一张所谓的订单——没有公章，更没有拗口的合同条款，就是一页写着几点到酒店来接人参加哪款旅游产品的A4纸，一脸惊诧。

在前一日，我同样惊诧过：一个你完全陌生且不属于酒店、也拿不出任何证明的泰国老头，就凭一张广告单页和一纸没有公章简易到底的订单，收走几千铢甚至上万铢？如果次日被“放鸽子”，你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偏偏，这就是普吉岛旅游的常态。你可以很简单地支付信任，也收回价值相当的旅游体验：凡是广告单页上注明的任何一点，包括提供饮用水或软饮、水果，都不会打半点折扣地提供给你，而且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货比三家。比如普吉岛的出租车，全都没有计价器，大多就是拿张白纸写上“TAXI”贴在车窗上，但无论你是经由酒店叫车、商场服务处叫车还是街头拦车，价格都完全一样。

这种交易成本极低——无论是经济、时间还是精力——的运转方式，实在令习惯了斤斤计较的中国人放松进而着迷。我试图从泰国的旅游法规中寻找形成这种运转方式的奥妙，比如延伸到每一个旅游从业者的注册制，比如旅游保证金制度，比如由旅游局、商业注册厅、法制委员会、民众联络厅、警察厅长共同组成国家旅游委员会的机制。不过最终还是觉得，泰国的小费文化是个关键。

泰国人对小费的态度，迥异于国内导游的形容，更像是一种评价服务的表达方式。记得在骑大象的项目中，笔者注意到，驭者一旦得到100B（铢）的小费，都会下意识地带着几分得意地向同伴展示。这种“得意”常常是良好旅游体验的基础：比如，他会体贴地递给你一把遮阳伞，免去烈日暴晒之苦；比如，他会随手用草编成花环，送给坐在象背上的女孩们。

一位皮皮岛游线的导游在全团10余组散客都给出100B（铢）的小费之后，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出了小费的奥妙：“你们高兴了，我们就高兴。”

笔者画蛇添足地提炼小费之所以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原因：当服务可以被剥离实体产品而生成价格，而且是基于购买者主观满意度的价格，服务的提供者就会自然形成预期——让顾客满意，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说，当服务可售卖成为共识但定价权在消费者手中之时，交易成本会下降。

企业交易成本与产权制度创新关系 篇4

一、交易成本与产权制度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由于产权的约束, 经济主体通常会根据产权安排的权利, 在权衡成本和收益之后才会进行经济活动。产权实质上是社会激励的约束机制, 有什么样的产权安排就有什么样的激励效果、行为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以及人的需求的特性引发了产权存在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 所面临的对资源的竞争更是与日俱增, 如果不对这些竞争进行合理地约束和规范, 那么资源就难以实现合理配置、有效利用。以法权形式体现所有制关系的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 是用来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 约束人的经济行为, 维护商品经济秩序, 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工具。合理的产权制度可以提供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综合先前相关研究发现, 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总是结伴而行。成本问题一直是组织制度安排所考虑的首要问题, 要确定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就必须考虑到如何寻求交易成本的最低。交易成本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制约因素。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提出, 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 最明显的成本, 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 或者说是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 主要包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执行成本、监督保护成本及维护交易秩序的成本。而后先关研究归纳并发展该理论, 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 产权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 但是只要产权明晰, 即使存在交易费成本, 企业仍可以通过选择产权制度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 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交易成本与产业制度创新关系

由以上对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内涵分析发现, 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对立面在于, 产权制度指的是界定和维护交换双方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指的是界定和维护产权发生的费用, 二者的含义不完全相同。相互联系在于, 产权制度的交换双方权责利关系越模糊, 外在性和社会成本无人承担的问题就会被放大, 为界定和维护产权的制度安排而支付的费用就越大。反之, 越小。从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看, 为建立明晰产权的制度安排除了必须支付相应的交易成本之外, 还必须能够获取相应的制度收益。否则, 人们就会因为建立明晰产权的制度需要支付高额的交易费用而不愿意进行产权制度创新。一旦出现产权关系模糊的现象, 就会导致外在性和社会成本无人承担的问题愈发严重, 资源利用效率会因此而降低。企业通过产权界定和制度创新, 明晰产权关系, 进而削弱外在性和社会成本无人承担的问题所引发的影响,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产权明晰的程度越高, 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也越高, 制度创新收益就越大, 为界定和维护产权制度的成本也越大。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选择一种既能降低交易成本, 又能提供适当产权安排的制度, 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关键。不同的企业制度是不同的产权结构安排的体现。产权制度创新得益于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 尤其是给予企业家的报酬激励, 能够有效地分配企业资源的剩余所有权, 从而加强管理, 减少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认为, 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交易双方在交易中拥有充分的信息。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 交易双方在交易中不可能拥有充分的信息, 往往在交易中处于优势的是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 在经济人的理性原则下驱利动机往往诱使其采取损害对方利益的交易行为;拥有较少信息的一方因此在交易中居于劣势地位, 在经济人理性原则下, 通常会采用谨慎的态度进行交易, 以便使自己的损害降低最低。新的制度安排要对交易优势一方的行为进行约束, 使他为其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 对交易劣势一方提供一种保证, 使他在交易受损时能得到相应的补偿, 从而鼓励交易行为。新的制度安排是否有益于交易双方的发展, 要看其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反过来, 交易双方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才能促进新的制度发挥作用。对于优势一方, 通过约束其行为可以降低其收益、增加成本, 而保证劣势一方交易的顺利进行可以增加其收益、降低成本, 这样以来双方的会实现共同发展, 从而使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延续其作用。

总之, 当预期的制度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时, 企业才会有动力为界定和维护产权而进行制度安排的创新;如果预期的制度收益小于交易成本, 企业就不会愿意从事产权制度的创新。如今,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 产权变革也随之达到一个临界点, 即彻底抛弃传统企业产权制度的同时, 更加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 只有当各种资源的替代相转换率等于各自的市场价格的比率时, 资源的配置才会达到最优状态。所以,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要注重交易成本的存在, 力求新的产权制度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 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目标, 才能使新的产权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产权制度创新的相关建议

由以上对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创新关系分析发现, 新的产权制度除了会带来一定的收益外, 还会造成交易成本的出现。企业产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交易成本的大小对于产权制度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新的企业制度要能够提高组织协调效率以及资源利用效率, 从而节约交易费用。基于此, 笔者提出了创新企业产权制度的相关建议。

1、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鼓励竞争降低交易成本

在我国的很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 高层管理人员任人唯亲的现象仍旧屡见不鲜。然而, 一些管理人员由于知识、经验等自身能力的局限, 并不能有效地发挥职位作用, 导致管理上出现混乱, 降低经营效率, 增加交易成本。企业想要寻求发展壮大, 应出于岗位的需要招聘人才, 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 减少任人唯亲造成的管理不公甚至混乱的现象。由于亲属管理人员通常会排斥外来人员, 导致一些企业必不可少的优秀的人才很难在企业中发挥其作用。为了打破固有的发展模式, 应着力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使其充满活力。将竞争制度真正地引入企业的管理中, 使企业员工包括优秀的企业亲属员工都有一种忧患意识, 并注重将选用强的企业亲属成员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外部人才聘用标准相结合, 打破企业内部封闭式权力结构。由于竞争的存在, 企业的管理效率必然会相对提升, 企业的资源也可以进一步得到合理利用, 从而可以降低新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

2、明确财产所有权, 消除内部产权混乱现象降低交易成本

目前, 我国的一些企业, 尤其是家族企业内部各自为政的现象层出不穷, 导致企业成为一盘散沙, 从开始的合力逐渐演化为自私自利的分立, 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企业带向衰退的道路。究其原因, 这些企业缺乏明确的产权和权责关系, 缺乏约束这些管理者的有效制度。首先, 要合理地设置明确的产权股份关系, 按照能者多得的原则分配股份。对管理、生产等效率更高的成员实施股份奖励制度, 保证其工作的积极性。但是, 制度的设置应考虑股权差距的存在, 不应使差距过于悬殊, 保证在合理的范围内。再就是, 按照职位的重要性和其绩效设计薪酬, 把权力、责任、利益联系在一起, 激发管理者的积极性, 使企业拥有活力, 企业才能发挥出效用。必须明确企业财产所有权, 使其成员成为直接的股份持有者, 同时合理地分离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 把经营权交给懂经营会管理只向董事会负责的职业经理人, 并且下设相关的监督机构。企业的相关产权制度必须保障资本与管理的分工合作, 减少内耗, 提高企业的管理运作效率, 进而降低新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交易成本。

3、实现产权多元化, 降低交易成本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很多企业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传统的具有成本和效率优势的产权结构已经不能够适宜企业的发展。很多企业由于过度的产权集中时常会出现盲目的决策, 追求产权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安排已然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可以采取上市融资或向企业员工转让股份、对高管采用股票期权制、股权激励、让投资者加盟企业股东行列等措施, 使产权流动进而形成真正意义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可以通过稀释股权的办法, 引进社会资本, 这样既保证了企业形成强大的合力, 又引入了社会资本。产权多元化意味着打破单一的投资主体, 形成多元的投资主体格局, 这样以来, 这些投资主体既能相互监督又能相互支持并共担风险, 有利于企业迅速壮大和扩张, 进而可以更为合理的利用资源, 提升经营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四、小结

如今, 我国正处于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 对影响企业成本的内外因素的探讨仍旧是一层不变的焦点。企业改革必然经历制度的创新, 而新制度安排又会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作为企业改革过程中一项重要单元, 其创新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本文综合以前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相关研究, 分析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的内涵, 并进一步探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 最后针对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些产权问题, 提出了创新企业产权制度的相关建议。笔者发现, 产权制度的创新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 即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其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 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也要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前提。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 交易成本与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仍旧是社会、企业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任何组织制度安排确定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必须考虑到交易成本的存在。只有该制度安排, 或者说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效率收益大于其所需要的成本时, 才能保证新制度的顺利形成。基于此, 本文从分析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的内涵出发, 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了创新企业产权制度顺利进行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交易成本,产权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苏武俊:论交易成本与制度创新[J].南方经济, 200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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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俊杰、吴爱喜: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研究[J].财会研究, 1997 (6) .

交易成本理论与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篇5

随着《统一合同法》的正式颁布，大陆法学界围绕合同法的价值定位与起草模式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大家对合同法统一规则、鼓励交易、增进社会财富的基本功能已经达成共识，并就该法的诸多创新之处展开了积极的研讨。本文则选取了交易成本分析的独特视角，在对法律交易成本理论的一般解释框架予以阐述的基础上，提出合同法是法律制度与一般市场交易活动的最密切联系场域的观点，并就合同法的经济意义、合同形式的原则、不完全合同及其解释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法律的一般解释框架

古往今来，有关法律的本质问题总是聚讼纷纷，法学家们从上帝意志、人类理性、绝对精神、民族传统中找寻法律的源头，也提出了许多学说观点，比较重要的如规则说、命令说、判决说，还有神意说、理性说、公益说、权力说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只是从法律现象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个侧面出发得出结论，不能整体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决定力量，因此不仅没有做出科学的回答，而且往往将问题弄得混乱不堪。

历史上，第一次对法律本质正本清源，做出科学的解释的是马克思。他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正因为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了法律上层建筑的经济本质，即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2]开辟了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先河，所以常常被后代学者视为对社会历史和制度研究的“一个根本的贡献”[3]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在法学领域的分支――法律经济学(或称经济分析法学)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经济生活决定法律制度的观点，[4]将法律视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秩序机制，它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直接影响着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我们以此为理论基点，去观照法律的本质及其价值追求，传统自然主义法学那种认为法律以追求抽象的正义价值为目的，超越于人类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之上，有着一整套独特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可以自主圆满、绝无耗费地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冲突的思想理论纯属纸上谈兵，就象是在“无摩擦”的真空世界中探讨法律的功用一样毫无实际意义。

在实用的经济分析法学那里，交易成本被看成解释法律制度的经济本质及其演变过程的重要范畴。所谓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通过理论模拟，我们可以发现：“在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法律规定无关紧要”。[5]然而不幸的是，这种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根本不存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交易及关系行为都必然要花费代价。那种远离社会实践的先验式法律思想无法经验地说明法律制度何以建立，何以实施，何以维持的问题，也不能解决面对社会实践的法律改革与创新问题，无法解决真实存在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一旦我们从“纸面的法律”转向“运行中的法律”(即从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转向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考察现实中的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整合与配置的功能，“那么立刻变得清楚的是，在这个新天地里，法律制度至关重要。”[6]

在某种意义上，交易成本和由于人们的行为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而引致的其他类似成本的存在及其节约是法律的真正起源和经济本质。法律制度的出现就是伴随着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结构与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展，在超越地域阻隔和氏族部落间语言、习惯差异的基础上，在国家制度的框架下加以确认的一套能够简化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节约交易成本，帮助社会成员安全、快捷、有序地进行交往的“标准化的”和格式化的规则体系。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就此指出，“在法律一词通常的意义上，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管理(统治)，它是一种促进自愿协议的事业──通过交易谈判、发放有效证件(例如信用证或产权凭据)和履行其他性质的法律行为”[7]。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中，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原始习惯的法律化及其后的法律专业化，都是打破地域和文化界限，减少交易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结果。从法律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出：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哪里有分工，哪里就有交换;哪里有交换，哪里就有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竞争;哪里有这些条件，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法律。基于国家的统一性和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为社会各阶级和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一种相对的和平、安全、秩序的状态，而所有社会成员作为法律公共品的消费者，也都会从中受益。节省了人们信息的获得和传播、草拟合约、交易谈判、组织经营、产权界定、制度改革、激励劳动、研究决策、维护治安、诉讼纠纷等的交易成本。

按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不仅法律必然能代替习惯，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制度创新(如国家制度、政党制度、行会制度、公司制度等)都蕴含着交易成本的原理。有鉴于交易成本在法律制度安排、解纷程序和人们的实际法律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对法律，特别是对部门法的研究开出一条交易成本分析的进路显得尤为迫切。

二、合同交易成本概说

合同是市场主体自由谈判，以促进资源向更高价值使用转移的最主要交易形式，是当事人双方为确认某种事实而达成的具有权利与义务内容的协议。由于一项合同成立的全过程可以细分为“准备-谈判-签约-执行-监督-救济”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又都分别产生交易成本。因此，对合同以及合同法中的交易成本节约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法律成本规律的认识。根据一个权威的定义，一般合同的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arranging)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monitoring)、贯彻(enforcing)该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即为执行(executing)合同本身而发生的成本。”[8]我们将合同交易成本分成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缔约成本

缔约成本是指在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指引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并达成合意所支出的费用。也即交易双方在获得有关市场信息后，基于对经济资源的不同认识而讨价还价，实现权利交换支付的成本。当合同关系当事人获得了有关交易信息，并与交易对方经过讨价还价，就合同之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之后，便意味着契约此时已成为“依法必须履行的一种许诺”，即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合同生效)。虽然合同本身并不是法律，而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但是“合同法赋予单个公民订立合同的权利，并规定了谈判和签约程序。通过订立合同，单个公民创立了法律义务并使其目标生效。对于自愿形成的私人关系来说，合同法就像一部宪法，而具体的合同则像宪法下新颁布的法律。”[9]

通常，理性的合同当事人往往希望通过最小的合同订立成本一一尽可能明确和完备的合同条款，特别是详尽的违约责任条款一一把合同对方将来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交易信誉和对合同未来结果的预期，来设计对自己有利但又能为对方所接受的“双赢”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的成立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如果法律对合同应具备的主要条款的规定过于严苛，且认为合同如不具备这些条款即不能成立，那么当事人必须被迫就合同的各项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无形中就会增大缔约成本。相反，如果法律规定仅具备几项主要条款即可成立合同，或者规定合同不具备某一条款时可以通过一些附随性条款来弥补其不足(如在缺乏履行期限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随时提出履行)，从而放宽对合同成立的限制，就会促使当事人达成更多的交易，并极大地减少合同履行以后又因被宣告不成立而产生的财产的损失和浪费。[10]

(二)履约成本

履约成本，是指合同在实施中当事人彼此实现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支付的费用和担负的风险。合同履约成本与合同过程中的风险承担密切相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实施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承担的风险就越大;合同履行期越长，风险系数也越大;合同主体的数量多少、合同价金数额高低等都对合同履行的风险系数产生作用。

英国契约法理论之所以认为合同生效的“对价”不可或缺，其要旨在于重视交易的可实行性而不是诺言的可实行性。我国1985年《经济合同法》却注重合同生效形式要件的规定，对生效的实质要件规定较为宽泛，致使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合同得不到履行和认定合同无效的现象较为突出。据1993年6月28日《法制日报》报导，我国企业间签订的合同有50%不规范，全国一年有500亿元金额的合同违法;全国每年约有3000～4000亿元的合同金额得不到履行，无效经济合同约占全部经济合同总量的10%～15%。

对此，一种实证的研究结论认为，违约率(合同纠纷数和合同总份数之间的比例)与履行率是对应概念，履约率越高，则违约率越低，反之亦然。违约率还与契约市场发育成反比。在初期市场的情况下，由于市场风险的作用暴利机会的刺激，致使大量的交易行为短期化，呈现出高违约率和高履约成本的局面。这也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况。而随着初级市场向现代市场转变的完成，市场相对稳定，暴利机会相应减少，可预期交易得到发展，将呈现低违约率和低履约成本的契约良性运行的局面。[11]

在看到这种趋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合理消解合同过程中的风险：一方面可以通过合同法规定的对当事人损失进行补救的措施，如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损害赔偿等进行处理。 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合同法监督机制(如合同公证、鉴证及合同担保等制度)，通过制裁机会主义行为，将一定的风险(违约的经济损害)承担转移到违约者。经验证明，合同监督越健全，违约率相应会下降。但是，并非所有的违约行为都会因加强合同监督而销声匿迹。无论契约法规有怎样的救济机制，它毕竟只等同于市场价格机制，并在本质上是以个人利益的实现为存在基础的。这种个人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秩序产生某种破坏作用。例如有些个人和企业为实现其私利最大化，会采取拖赖合同义务后短期行为的手法，从而使合同法律制裁难以被执行。另外，在合同监督部门存在内部动力障碍和信息障碍时，会很难进行有效监督，监督成本比违约成本更高，造成经济资源的双重损失。

(三)救济成本

所谓救济成本，即人们依法请求恢复自己原有合同利益或获得赔偿所支付的金钱、时间、精力和精神负担。广义上的救济成本具体包括各种方式的合同解纷成本，如当事人协商成本、调解成本、公证成本、仲裁成本和诉讼成本等。这些解纷方式并不是完全排斥和相互对立的，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之任一种救济方式。这就意味着救济成本具有复合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受损总要寻求救济。但救济成本的支出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尽快恢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尽早结束资源被冻结、难以发挥效用的状态。以我国的合同纠纷的审判实践为例：(1)缺乏灵活、简便、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冲突解决的程序手段，程序措施不够经济，诉讼中的人力、财力的耗费始终居高不下。(2)合同审判的适用程序选择不尽恰当，如前所述，合同法本应以鼓励交易为其主要目标。然而，1985年《经济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标准却过于宽泛，法官经常宣告一些本应有效的合同为无效，消灭了许多本来不应被消灭的交易。过多地宣告合同无效，不仅将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而且也不符合当事人订约的目的。(3)合同裁决的执行率低，相当多的裁决不能执行或不能完全执行，从而造成当事人无谓的诉讼成本支出。我国目前每年有效合同约20亿份，如果违约率为10%，则违约合同数应达到2亿份之多，但表现为合同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或向仲裁机构申请解纷的申请解份的合同纠纷只有100万份，只占违约合同总数的5%。究其原因，与合同裁决的执行率低不无关系。

对于降低救济成本，我们有如下忠告：(1)给合同当事人提供多种合法解纷办法，允许其选择救济，而不是只准走行政干预和司法解纷一途;(2)鼓励合同当事人充分协商，尽可能将违约成本“内部化”，即损失由双方分摊，但双方交易地位显著不平等者不适用协商办法;(3)在很大程度上，合同纠纷“私了”优于“公断”，合同当事人彼此之间的谈判优于司法审判。

三、合同形式的宽松化设计与不完全合同

合同法的经济实质是提供各种交易规范和标准术语，以便当事人在合同过程中有法可依，从而减少他们为达成交易规范和反复推敲合同条款需的成本，降低在市场变化条件下的交易风险。前述对合同交易成本的分析，对优化合同法原则和诸条款有很重要的启发。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合同形式的要式原则和不要式原则的选择问题、合同欠缺条款即不完全合同问题作一点分析。

(一)合同形式的要式原则和不要式原则之选择

从合同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总体而论，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principle of formality)，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如书面形式)和手续订立，否则无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强制执行。近代合同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主张“不要式原则”(principle of informality)，即合同无须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达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我们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来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车并到达目的地时，尽管乘车人与承运人之间没有明示协议，但我们可以依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运输合同的成立。[12]在当今社会，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人们已由关注商品交易的安全转为注重商品交易的迅捷，因此，现代各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也由以要式原则为主转为以不要式为主的原则。许多国家从便利经济交往，简化手续，提高经济效

益的角度出发，在合同形式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基本上采用不要式原则，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采用书面形式，而其他类型的合同可以任何形式订立。因此，我国合同法理对合同形式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补充。[13]

《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方式。法律规定用特定格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此看出，我国合同法对合同形式采取开放性立场，明确对现实的民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且又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各种合同形式加以确认，强调不违反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限制，更有灵活，顺应合同形式朝着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的世界潮流。

(二)合同扩张解释与不完全合同

为适应鼓励交易、增进社会财富的需要，现代各国合同法纷纷变革，大都减少了在合同成立方面的不必要的限制，并广泛运用合同扩张解释的方法而促使更多的合同成立。其表现在：一方面，允许法官依据一定的原则来解释或推断合同所隐含的条款;另一方面，在合同既能认为成立也能认为成立的情况下，努力解释合同已经成立，即对合约的词语须按照合约有效而不是合约无效的方式来理解。[14]

合同条款设计之不完全或具有扩张解释可能的经济学解释是：现实世界的大部分合同并不配置与所有未来自然状态相联系的风险。对大部分合同关系而言，发生合同变更事件的可能性非常大。发现所有这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以及找出交易各方对所有这些假象状态的最优反应，所需的资源成本很高。因此，从效率角度看，交易者为了避免事后不可确知的成本付出，就应该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资源用于最初的合同谈判过程中。然而，在这些假想的状态中，有许多实际上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它在经济上也不重要。退一步说，即使一个引起合同变更的“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确实发生了，当事人各方也可以及时地补充协议或者修改合同条款，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因此在合同订立之初，当事人各方没有必要事无巨细，把合同订立的十分琐细，而往往只在合同最后附注一句“合同未尽事宜及情势变更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即可保留极大的合同弹性空间。当用上述办法仍不足以补充欠缺的条款时，则可以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列举式规定，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对合同漏洞加以填补，由当事人选择。所以说，有些合同之所以被“故意”设计为不完全的，正是欲将合同中可变因素所引致的成本最小化的目的使然。

然而，应该看到，这种合同的不完全是有前提的：

第一，合同不完全，并不意味着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以是不平衡的和意思表示不真实、不一致的。法律依然禁止合同一方当事人被对方带有欺诈性的合同条款陷阱“套牢”的行为，依然否认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势下签订的合同天然有效(而是可申请变更和撤销)。对于合同基本条款，如数量、质量及价金的条款中未明确规定的部分，也不能做出任意的扩张解释，而只能严格按照文义去理解和执行。如果发生合同一方钻合同的“空子”，把交易伙伴钉死在合同条款的文字内容上，意欲享有某种非法利益时，法院可以主动对合同进行解释，依照有利于交易成就和实现公平自愿原则进行裁判，并用法庭上的强制力判定该合同及其履行的是非曲直。

第二，在法官或仲裁员审查合同纠纷个案时，依据任意性法律规范补充欠缺性的合同条款，会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造成结果不适当。于此场合，则应改用补充的合同解释填补欠缺的条款，即对合同的客观规范内容加以解释，以填补合同欠缺的条款。它所探求的，不是当事人的真意(事实上的意思)，而是所谓“假设的当事人的意思”，即双方当事人在通常交易中合理的意欲或接受的合同条款。假设的当事人意思，属于一种规范的判断标准，以当事人在合同上所做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为出发点，依诚实信用原则并斟酌交易惯例加以认定，以实现公平、效率为归宿。[15]应当承认，法官或仲裁员在个案中的“公平”判断未必与双方当事人的公平判断相一致，法律人所补充的条款并不必然给双方当事人带来更大效益或最佳的合同效果。

第三，合同不完全并不是绝对的，严格地说，不完全合同只是针对合同在实际履行中的种种偶然性变故所做的一种弹性处理措施。事实上，明确、完备的合同条款对实现经济效率更为重要。比如，一个合同中若详细规定了所交割产品的质量的话，至少在法律上一方当事人就无法利用他们可操作的变量来“套牢”对方当事人了，进而，该当事人设法迫使对方受到合同既定条款的严格约束而他自己却跳出合同约束之外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制度性交易成本 篇6

一、 目前关于心理契约的研究局限

目前关于心理契约的研究局限体现在：①关于心理契约的概念研究局限。目前关于心理企业概念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受到很大的阻碍，国外古典学派和Rousseau 学派之间的争议仍在继续，国内的学者对心理契约的研究缺乏延续性，使得许多工作重复进行，许多文章仍在重复回答概念问题，仍停留在国外学者的观点之上。在国内很多学者把心理契约等同于信任，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信任只是心理契约概念范畴的一部分。②缺乏对心理契约研究的系统理论。心理契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心理契约形成及违约上的研究，研究的内容相对零散，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③国内有关于信任对企业间合作的影响研究，未见心理契约对企业间合作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④目前心理契约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主要将其应用在雇佣关系中。除了雇用双方，心理契约应该在其它领域仍然有广泛的应用空间，比如顾客与企业之间，企业合作之间等，但这些领域在国内外目前的研究尝试很少。

总的说来，现有文献多是关于心理契约在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研究，以及消费者与企业品牌心理契约方面的应用研究，或是关于对企业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关于心理契约对企业间持续合作的影响机制研究，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非常有限。在这种研究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企业间持续合作影响要素的心理契约框架，以及心理契约的建立如何影响企业间合作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

二、 企业间合作的心理契约理论分析基础

就理论而言, 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 属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范畴。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人类基于理性、相对利益的衡量、互惠的交换模式，基于人与人之间心理因素与行为的研究，从个体之心理因素来检视个体的行为与决策，从而对人类之社会与交换行为提出解释。但在实务上, 个体的心理因素与行为对于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的影响却没有如同理论般被重视以及被应用, 而常被提及的如信任, 关系营销与渠道营销等, 又无法充分解释个体心理因素与行为对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中的影响， 进而为管理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易提供另一个新的思维与工具。可见，社会交换理论尽管对社会现象乃有极大的解释力，但企业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社会系统，企业间的合作又和单独的个人交换有所不同，需要考虑社会学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才能更清晰更全面的描述企业间心理契约的形成过程和影响要素。因此，使用心理契约来解释企业间的合作关系，需要同时把心理契约和社会学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构才更实际，才更有可操作性。

三、 心理契约对企业合作交易成本与风险交易的影响

在一个企业为了和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企业为了能和别的企业进行合作,在双方不了解或者交往次数不多并未建立信任的情况下,需要合作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规范和行业规范,进行业务营销开拓,行业公关,维护合作关系，取得对方的信任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另外，双方企业在心理契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合作并不是很融洽，会导致合作效率不高，如物流配送部门存在滞后现象、财政部分存在拖欠现象、研发合作存在不配合现象以及销售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沟通效率并不顺畅现象，这会直接或间接的增加交易时间和交易费用。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或者合作双方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合作机会和诱惑，很容易停止合作，使前功尽弃，这就存在很大的交易风险和交易的不确定性。如图1所示，在建立正式契约（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将其表现为合作的合同契约）的过程中，正式契约的建立过程中企业时刻要考虑为了建立合同契约或者维系心理契约所必须要考虑的社会规范和行业规范，想方设法取得对方的信任，千方百计的维系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这往往需出很大的代价。即便如此，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合作企业人员的内部调整，先前建立的合作关系与信任可能发生变化，当合同期满后，合作企业就可能会和新的合作对象进行合作，使先前建立的合作关系化为乌有，迫使企业再找新的企业进行合作，存较大的风险和交易不确定性，如图2所示。

当合作企业产生心理契约后，合作企业双方相互信任，关系融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由于良好的合作关系和相互信任，避免了很多的营销费用和公关费用等市场开拓费用，以及维系关系的费用开支，另外由于合作企业双方各部门由于关系合作经验丰富，会导致合作效率很高，如研发部门合作彻底、物流部门快捷准时、财务方面准时到款以及市场和人力资源部门沟通及时顺畅，会直接或间接的较少交易成本。另外，由于心理契约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比较稳固，如果一方企业背叛则其机会成本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环境变化和外界诱惑而选择合作变更，而会选择持续合作，这会极大的减少交易的风险和确定性。如下图3所示。因此建立心理契约能大幅减少合作企业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使合作能够长久持续合作，应该是合作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四、 企业间心理契约对持续合作的影响机制模型框架构建

心理契约对企业间持续合作的影响机制与两个单独个体交换有所不同，它呈现出复杂性和系统性。具体来说，这种心理契约包括三个方面，交往企业的实力、企业交往感受与相互依赖程度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对企业间的持续合作都有影响，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影响关系，即企业实力影响合作企业交往感受，企业实力也影响相互依赖程度，合作企业交往感受也影响相互依赖程度。作为合作企业的两个组织，系统内企业间持续合作的意愿应来自于一个合作企业的综合特质，受企业实力、交往感受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影响，而这三个要素的完成则是有合作企业所有部门集体来完成的，而不是仅仅出于信任或者对品牌的认可，犹如一个冰山，浮于水面上的是合作企业的品牌和口碑，水面下面的则是企业的研发、生产、财务、销售、人事、售后服务以及供应链管理等综合能力，这个冰山就构成了导致企业间合作的本源，就是本文定义的影响企业间持续合作的心理契约的大致框架，如图4所示。因为企业间的心理契约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这也和我们前文的假设的企业间良好的心理契约能否消除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减少交易成本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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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0672071）资助。

作者简介：黄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炳宏，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制度性交易成本 篇7

一、经济分析法学的引入

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法。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观察分析法律制度, 就是探求如何用最小的成本 (法律制度运行成本) 取得最大程度的收益 (社会总福利) , 这种观点被称为效益观。在林林总总的经济学理论中, 影响最大的理论当首推交易成本理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 就如同给法律的经济分析法提供了工具和罗盘, 让人们对法律制度有了新的认识。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斯 (Ronald Coase) 首先提出来的, 用通俗的话讲, 交易成本就是人与人在交往中所发生的费用总和 (信息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纠纷解决费用等) 、就如同物理学中的“摩擦力”。由于在现实的社会交往中, 交易成本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不同的制度安排, 因交易成本相异, 将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 制度由此而变得至关重要,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对交易成本的考察来把握各种制度的运行情况, 而且还可以进行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的的制度创新 (制度改进) 。这种用交易成本理论对制度进行研究的方法也被称为制度分析法, 又称新制度经济学, 是当今方兴未艾的学科。由于法律也是一种制度安排, 不同的法律也同样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 影响到社会的总收益, 因此在制度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经济分析法学, 即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法律制度。

二、不完备的合同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假设合同是完全的。很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 因为该假设要求合同必须考虑到所有可能影响合同关系的或然因素。在现实世界里, 谈判和签订合同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可能要动员经理和律师们参加, 而这是有成本的。因而情况一定是这样:在某个临界点上, 考虑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成本抵消了把这一事件写入合同条款所带来的收益, 因此, 就不应该把这些条款写进合同。导致合同不完全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某些变量的取值合同各方都能观察到, 但在事后法院或者其他第三方无法 (或不愿意) 证实, 如果没有人能解决可能出现的纠纷, 那么把这些变量写进合同也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这些原因, 在实际制定合同时只能考虑有限的几种非常相关的变量, 或者是最容易被法院所证实的几种变量。而完全的契约意味着所有未来可能的状态, 以及在每种状态下的权利义务的安排、纠纷的处理办法。比如, 在一个买卖契约当中, 如果它是完备的话, 它就需要在商品的价格、质量、交货时间、地点、产品规格、纠纷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必须做出非常细致的规定。但在现实中, 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 要预测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当事人之间达成一个完全的契约就更不可能了。因此, 在合同执行期间会发生一些未预期到的或然事件, 这些事件会影响合同关系, 但是合同并没有规定合同各方对此会如何反应。在这种情况下, 合同各方就会考虑对合同条款进行重新谈判或解除合同。

三、不完备合同的风险分配

突发事件与合同不完备密切相关。如果合同是完备的, 则它肯定包含了明确分配所有风险的条款, 但实际上, 由于受到明确分配所有的风险的交易成本的约束, 因此, 在分配未来风险方面必然存有漏洞。突发事件就是在契约明示条款中被遗漏的事件, 因此, 交易成本同时决定了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都会导致履约不可能) 。但是, 如果导致履约不可能的突发事件发生了, 法律就必须判定立约人究竟是无责任, 还是由他来支付损失赔偿金。

既然突发事件在契约条款中被遗漏, 那么法律依据什么来判定责任?这里, 存在一种“多步骤理论”, 其中所遵循的仍然是经济学的逻辑。

1.在契约的明示条款中寻找分配风险的依据。既然是突发事件, 在明示条款中, 自然没有分配突发事件风险的直接依据, 但是在契约中可能存在分配风险的隐含条款。例如, 如果契约中的价格明显高于竞争价格, 则意味着已经将突发事件的风险分配给了立约人;反之, 则是将突发事件的风险分配给了守约人;如果契约价格等于竞争价格, 则可以认为将突发事件的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了平均分配。

2.在行业惯例中寻找分配风险的依据。如果在发生纠纷的行业中, 存在处理这类风险分配的惯例, 则一般情况下, 可以按这种惯例分配突发事件的风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法律领域的先例是一种资本的储存, 它可以为诉讼中的当事人提供分配风险的知识支持。

3.如果契约中没有分配风险的隐含条款, 也没有行业惯例可以依凭, 那么法院就要自己判断谁能以最小成本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突发事件的风险。一般地, 法院会判定, 能够以较低成本采取预防措施但却没有进行有效预防的一方为突发事件的风险承担者。

4.如果契约中没有哪一方能够在事前采取预防措施, 那么就得由法院判断谁能以最小成本通过投保或其他方式以分散突发事件的风险。例如契约双方都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 但是, 契约的一方可能比另一方更有能力通过购买不同地区的公司股票来使风险分散。一般地, 法院会判定, 能够以较低成本分散风险但却没有采取风险分散措施的一方为突发事件的风险承担者。

四、案例分析

扎卡罗有限公司诉诺伯.素尔案。在此案中, 被告提出了履约不可能性。1956年10月, 苏丹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大量花生给联邦德国一家厂商的合同。双方采用了标准格式合同, 其中一项条款如下:

“在发生禁止进口或出口、战争、流行病、罢工和因不可抗力妨碍在规定期限内装运或交货的任何情况下, 应允许装运或交货的期限延长, 但不得超过两个月。之后, 如果不可抗力仍然存在, 则合同应予以取消。”

1956年10月29日, 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 美国和法国立即出兵该地区, 导致苏伊士运河在1956年11月2日至1957年4月9日期间被关闭。卖方宣布合同解除, 卖方的理由是:根据上述条款, 战争和运河关闭使运货成为不可能。但联邦德国的买方据理力争, 认为运货不是不可能, 只是成本更高, 而且合同规定卖方安排保险和货运, 即所谓“到岸价合同”, 因而卖方有责任不折不扣地履行合同。

对此案的仲裁中, 裁定花生可以从苏丹港经好望角运至汉堡, 而不选择从苏丹港出发经苏伊士运河的这条更直接的习惯航线。绕道好望角的航程几乎比习惯的航程远700英里。运河关闭后, 托运人按照从东非装运货物绕道好望角的要求进行调整。他们选择主要的、但不通用的苏丹——苏伊士港货运费作为基本费用, 并追加一项附加费如下:1956年11月10日之后加25%苏伊士费用, 1956年12月13日之后加100%。

根据合同条款, 卖方有责任支付运费。这样, 由于运河封锁和为额外的货运航线支付附加费用, 他的利润比合同签订时所预期的要少得多。自然, 他渴望能找到一个使合同无效的借口, 于是提出了履行合同的不可能性。

在此案中, 由于合同提供给卖方的是包括保险费、运费在内的价格, 这似乎隐含地把习惯航线关闭使承担运货给买方的所有额外费用的风险分配给了卖方。事实上这就是上议院对此合同所作的解释。

但是, 假设在该合同条款中, 不能找到任何证据可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如何分配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应该做些什么?相应地问题是:“哪一方是突发事件的成本较低的风险预防者或保险人?”在本案中, 谁也没有采取行动预防这一意外事件。因此, 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谁是这一特定风险的成本较低的承保人。在此案中, 答案应是卖方。其理由是:首先, 托运人 (卖方) 是苏丹的一家公司, 而且在自己国家里从苏丹港开始装运, 自然比买方更了解从苏丹港到欧洲的可供选择的航线;其次, 卖方可能对东非运货至欧洲的贸易有更多的经验, 因此, 比买方具有更好的货运市场信息;最后, 他更接近于中东地区, 卖方可能比买方更了解那里的变化莫测的政治风云;特别是, 他比买方更有可能估计到战争和由此而造成的关闭苏伊士运河的可能性, 因此他比买方更容易安排其他的交货日期和航线。所以, 如果双方当事人都预见到已经发生的意外事件, 他们可能会把这种风险分配给卖方。他本来可以更容易地预防合同受挫。

因此, 如果突发事件使履约不可能 (艰难) , 法律应该依据契约中的隐含条款和行业惯例分配突发事件的风险;如果没有隐含条款或行业惯例可以依凭, 法律就应该将突发事件分配给能够以最低成本预防和分散风险的一方。如果发生不能预见的事件, 而使一方当事人丧失契约的期待利益, 并且该利益是双方缔约的基础, 那么该当事人就可以在法律的救济下解除履约的义务。

摘要：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广泛的案例基础, 其有效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 维护应有公平和正义的法律价值也日益突显。笔者力图从交易成本这一新的角度对情事变更制度加以研究, 以期为我国情事变更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情事变更,交易成本,不完备合同

参考文献

[1]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2]陈光华.物权变动要件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3]韩世远.履行障碍法的体系——新青年法学文丛.法律出版社, 2006.

[4]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 .王晓晔译, 法律出版社, 2003.62.

[5]麦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分析 (中译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228.

[6]史晋川.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39-141.

交易成本概念研究 篇8

交易成本首先由科斯提出, 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交易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 它包括为完成市场交易而花费在搜寻信息, 进行谈判, 签订契约等活动上的费用。”同时他还将交易成本看成是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显然科斯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是建立在市场价格机制之上的, 他认为经济人要获得价格信息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进行市场交易并不是如正统的完全竞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 价格信息为既定的并为所有当事人所掌握。科斯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其前提是为了解释企业的性质和为什么企业会有限的代替市场以及企业规模变动的问题而提出的, 对交易费用的广义范围和分类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而且对其形成机制也没有予以解释, 也没有深入理解交易费用之所以存在的行为基础和假设前提。

2 交易费用研究的繁盛时期

威廉姆森说“交易成本是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在经济学中的等价物”他认为只有将各种交易与各种规制结构相关联, 将它推广到所有的经济制度环境之中, 才能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优劣。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 前者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 后者则包括: (1) 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 (2) 倘若为了纠正时候的偏离准则而做出了的双边努力, 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不休的成本; (3) 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 (4) 是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后来威廉姆森又提出了更加含糊的定义, 认为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机会主义是交易成本研究的主要概念; (2) 机会主义对于设计交易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的经济活动尤为重要; (3) 信息的有效处理是一个重要和相关的概念; (4) 交易成本的评价属比较制度范畴。在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解释中重点将机会主义理论纳入交易成本研究中, 他认为机会主义的研究是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明确指出经济活动中的人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经济中的人都是自私的, 而且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人。他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因此, 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每一方都不清楚对方是否诚实, 不敢轻率的以对方提供的信息为基础, 而必须以自己直接收集的信息为基础做出交易决策。因此, 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提高。笔者认为威廉姆森另一个重要成果是提出将交易成本的评价归结到比较制度范畴, 他曾提出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 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将交易成本与经济制度相结合, 用交易成本类型的不同对制度的差别及效率的影响, 来对交易成本进行测定。而这种用可观测属性对制度成本差异的影响来重新阐述交易成本理论的做法, 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比较, 这就为在实际当中如何计量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达到最优化配置目标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

诺斯从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出发结合生产过程来说明交易成本, 他认为生产制度和技术制约着劳动生产的方方面面, 交易成本可看作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交易成本与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都有密切的关系, 只有使生产成本达到最小的生产制度结构和生产技术条件相结合才能使生产最优化。

说到对交易费用的解释最具外延的解释当属张五常, 他在《新玻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制度与交易费用”条目中是这样定义交易费用的:“广义而言, 交易成本是指那些在鲁宾逊.克鲁梭 (一人世界的) 经济中不能想象的一切成本, 在一人世界里, 没有产权, 也没有交易, 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他还将交易成本扩展至“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 谈判成本, 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 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和管理的成本、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 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这样广义的定义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将一类交易费用与另一类交易费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但与斯蒂格勒不同的是他不同意将运输成本纳入到交易成本当中, 从广义上来界定交易成本, 其范围确实很广, 它包括律师、金融制度、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员、佣人等的收入, 也就说除了那些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外, 所有可想到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可能他认为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应归属到生产成本的范畴。

这是对交易成本界定研究最繁茂的时期, 随着交易成本逐渐的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 “交易费用”的范畴与界定在这个时期逐渐的完善起来。不同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研究视角的不同, 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3 交易成本研究目前的情况

黄少安认为与其说对交易费用概念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交易概念的研究, “因为‘费用’和‘成本’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已经是有明确定义和高度成熟的。并且为人们所常用和理解的范围。交易费用范畴中具有新含义的只是交易。”“交易费用可分为两大类制度本身即交易的制度框架形成的成本, 和在制度框架下人们从事具体交易活动的成本。”它将该分类解释为一制度制定成本, 制度运转或实施成本, 制度监督或维护成本, 制度变革成本;二交易过程每一环节的成本, 也就是在交易过程每个环节中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杨小凯则将交易成本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外生交易成本, 一类是内生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成本, 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时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 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 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 甚至税收等。它可以用一个交易成本系数加以表示, 即其中对价值的各种损耗程度, 如果交易量为X, 交易效率系数为K, 则外生交易成本为 (1-K) X。而内生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交易成本是该种交易成本水平要在决策的交互作用之后才能得到的, 它由交易次数和每个交易的成本之积决定。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则是指“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还引用博奕论思想及模型将交易费用和内生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和策略交互作用的原则将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合约及制度的思想形式化, 这是现今研究交易费用的一个热门问题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甚至数学家的思考。

如果说对交易费用的研究, 之前是运用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局部条件等途径中的一种或几种的话, 目前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则引入了博弈论等其他的手段。这也说明经济学家将对交易费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不同手段的尝试。

4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从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到目前经济学家们对交易费用界定范围及计量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大多数有关交易成本概念的争论都是在经济制度的框架下细化交易成本范围的问题上, 以上很多经济学家从各自研究的不同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给出的定义。对于外延的定义我们可将它理解为张五常的定义, 交易费用就是“一切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而狭义上讲可以理解为黄少安的定义即制度框架的形成成本和在制度框架下人们从事具体交易活动的成本。

摘要：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但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却有较大的分歧, 论文以不同时期对交易成本概念的不同理解为角度进行研究。

关键词：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概念,费用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交易费用范畴研究[J].学术月刊, 1995.

证券交易成本的因素分析 篇9

关键词：交易成本,买卖价差,因素分析

证券交易和一切经济活动一样, 在交易过程中会发生一些费用, 称为交易成本, 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 直接成本印花税、交易佣金和交易税费等, 而间接成本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间接交易成本的存在, 会导致证券交易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偏离, 以下为表述方便, 统称其为交易成本。笔者从交易成本的来源出发, 分析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简单地说, 证券交易过程就是投资者的交易指令通过证券交易商 (经纪人或做市商) 提交到交易委托系统, 经过电子交易系统的撮合, 形成交易结果, 最后, 由结算系统确认结算, 并通过信息发布系统公布。从交易过程来看, 证券交易的参与者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投资者、交易商和交易所, 交易成本是这三方在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行为的结果。根据来源的不同, 交易成本可以分解为三个成分:指令处理成本、存货成本和信息成本。

一、指令处理成本

指令处理成本也称为固定成本, 包括信息收集成本、结算成本、报价驱动市场中做市商的人工费用和交易系统的运营费用等。显然, 指令处理成本主要由投资者和做市商承担, 需要由他们的收入来补偿。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于买卖证券的交易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偏差, 或者说是证券买卖交易的价格差, 即买卖价差。实际上, 指令处理成本只是买卖价差的一部分。在有效市场上, 指令处理成本可以用证券收益率序列一阶自协方差相反数的算术平方根估计。这种估计方法隐含着两个意义:一是收益率序列负相关;二是收益率序列一阶自相关的程度越高, 指令处理成本也越大。

二、存货成本

做市商是报价驱动市场中重要的交易中介, 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设定买卖报价为市场提供交易及时性, 即保证投资者可以随时买卖证券, 但不会对证券价格造成很大影响。做市商为提供做市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就是买卖价差, 或者说是投资者为获得交易及时性需要支付的成本。这种由于做市商的服务行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通常称为存货成本。

存货成本源于证券交易指令流的不确定性。为了保证交易及时性, 做市商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存货 (证券或现金) , 即持有一个次优的投资组合, 因而承担的风险需要获得补偿。这种补偿只能来自于做市商的收入, 即买卖价差。也可以说, 买卖价差反映了做市商承担存货风险的“成本”。需要说明的是, 在指令驱动市场中, 市场流动性主要由限价指令交易者提供, 他们没有做市的义务, 也就不存在存货成本。

存货成本的存在是报价驱动市场的内在性质, 否则做市商将面临必然破产的风险。因为买卖价差是存货成本的反映, 所以影响存货成本变动的影响也会等价地影响买卖价差的变动。这里, 通过分析买卖价差的变化规律来说明存货成本变化的影响因素。做市商的决策目标是最大化期望效用, 随着存货的增加, 做市商会降低买卖报价, 并最终达到一个最优的存货水平。如果做市商处于垄断的地位, 那么他们的市场支配力会使最优买卖报价之间存在正的差异, 即买卖价差反映了做市商的市场支配力;如果做市商之间是竞争的, 那么买卖价差会降低至0。如果做市商是风险厌恶的, 那么随着其对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 买卖价差也会增大。由于买卖报价也是一种证券价格, 也会受到交易规模和证券风险的影响。或者说, 交易规模越大, 买卖价差越小;证券风险越大, 买卖价差也越大。如果市场除了做市商外, 还有其他的流动性提供者, 如限价指令交易者, 那么买卖价差的大小将取决于限价指令的执行概率。这是因为如果买卖价差增大, 为了获得更好的交易价格, 投资者更愿意选择限价指令, 进而增加市场流动性;如果价差缩小, 提交限价指令的收益降低, 交易者转向市价指令来要求流动性, 以获得交易确定执行的好处, 而新的市价指令与现有限价指令成交时, 又会导致买卖价差扩大。

三、逆选择成本

证券价格是对信息的反映, 如果交易者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就可能导致逆向选择问题。根据交易者是否具有信息优势, 可以将其分为知情交易者和不知情交易者。知情交易者在价格低估时买进, 在价格高估时卖出, 进而获得超额利润。在匿名市场中, 由于无法识别交易者是否知情, 做市商或限价指令交易者必然会因与知情交易者进行交易而遭受损失, 这部分损失只能由他们与不知情交易者交易的收入来弥补, 即由买卖价差弥补。可见, 信息不对称也会引起交易成本, 产生买卖价差。这种由于交易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称为逆选择成本或信息成本。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 做市商的服务本质说明, 买卖价差是对知情交易者的损失和对不知情交易者的盈利之间的平衡, 即买卖价差反映了做市商损失的大小。同时, 如果价格对信息的反映是不完全的, 那么做市商的损失还依赖于信息的反映速度。不对称信息下的价格决定就是做市商对指令流的学习过程。做市商通过交易者的买卖指令, 学习交易者可能拥有的信息。如果交易者买入, 那么做市商会向上修正对资产价值的预期;反之, 做市商会向下修正对资产价值的预期。做市商对资产价值预期的调整导致买卖报价发生变动, 最终使买卖报价收敛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买卖价差取决于信息的性质、交易者知情的概率以及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程度。如果市场上知情交易者过多, 那么做市商不得不设定足够大的买卖价差, 这限制了交易的发生, 会导致市场崩溃, 因为信息必须通过交易才能反映到价格中。

四、结论

笔者通过对交易成本产生原因及变化规律的理论分析, 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交易成本包含三个成分, 指令处理成本、存货成本和逆选择成本。

(2) 买卖价差是交易成本的必然结果, 如果没有交易成本, 就没有买卖价差, 买卖价差只是对交易成本的反映, 对市场的存续性没有作用。

(3) 不同交易成本的因素影响不同。指令处理成本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存货成本只存在于做市商市场, 其变化决定于做市商的存货水平、市场支配力、风险厌恶程度、交易规模、证券的风险、以及限价指令的执行概率等因素;逆选择成本的变化决定于信息的性质、交易者知情的概率以及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程度。

参考文献

[1].Ananth Madhavan, 2000, Market Microstructure:A Survey,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3, 205-258.

交易成本的特征和基本理论 篇10

交易成本理论最初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 (Coase, R.H.) 于1937提出的。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说明市场与厂商的行为, 而后又解释人们在考虑不同成本下如何作选择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是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与权利集合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一观点除了推翻Pigou认为的社会成本与外部性应该由政府管制的概念。进一步强化了由相对性出发的经济分析方法。威廉姆森是交易成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对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上, 从特定的分析对象和角度对交易成本的涵义进行了研究。他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和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威廉姆森在经济组织研究方面的一个主要观点或者说主要贡献是认为不同治理结构应该与不同的交易类型相匹配, 匹配的目的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威廉姆森借助于交易成本工具深刻地研究了各类经济组织问题, 特别是企业、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签订契约的问题。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进行的研究最全面、最具有综合性。他系统研究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和企业替代市场, 即纵向一体化的理由。他运用麦克内尔将交易分为古典型、新古典型和关系型三种类型的理论, 认为只有在古典型交易中, 交易成本是可以忽略的。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也对交易成本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们侧重研究团队生产中劳动交易的困难、劳动产权交易涉及的偷懒行为的可能性。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来预测组织关于治理结构选择的一种描述性理论, 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 不仅形成了后来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现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而且在管理学和营销学等很多学科领域, 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重要影响。研究交易成本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播以后, 受到人们极大关注, 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和新的领域。交易成本概念被频繁地用于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 并被逐渐吸收进主流学派的理论中。人们通过对这个理论的不断引申和发展, 解释和指导了很多的市场活动。交易成本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具理论基础意义的范畴和分析工具。交易成本论的影响日益增大。

2 交易成本的概念和比较特征

(1) 交易成本的概念界定

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 ,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从本质上说, 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 就会有交易成本, 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讲, 交易成本就是人们完成一笔交易所付出的成本, 包括付出的货币、时间、精力和体力等各种成本, 宽泛一些是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完成而形成的成本。科斯在提出交易成本时, 实际上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他一方面对交易成本给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 指出交易成本是与发现交易对象、发现相对价格、讨价还价、订立契约和执行契约有关的费用, 另一方面他还将交易成本看作是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1969年阿罗在研究保险市场逆向选择行为和市场机制运行效率问题时, 正式肯定和发展了科斯的后一种意见, 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就是市场机制的运行费用, 甚至把交易成本进一步归结为利用经济制度的费用。这是对交易成本的最高概括, 使得交易成本概念的外延迅速扩展。科斯的描述性定义和市场机制费用的定义无论在内涵或外延上都是不同的, 前者的内涵宽而外延窄, 后者的则相反。前者的外延只是包括直接交易过程所必须花费的各种费用, 而后者则大大超过这一范围。也就是说在描述性定义的外延和运用市场机制费用定义的外延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 而与运用经济制度费用的定义之间, 距离就更大了。事实上, 如同定义不同层次的货币概念一样, 只用少量的概念不能满足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不同需要, 客观上需要不同层次的交易成本定义。也可以利用理解货币定义与不同层次货币定义的方式来理解交易成本的定义问题。一般而言, 使用市场进行交易活动要经过五个步骤: (1) 去发现所交易的对象; (2) 告知对方希望交易及交易条件; (3) 谈判; (4) 撰写合约; (5) 检查合约是否被确实遵行。可以认为, 为完成这五个步骤所导致的费用都应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应该纳入交易成本。

(2) 交易成本的类型体系

根据人们研究具体问题的不同, 交易成本的分类方法可以有很多。按照一桩交易由内部完成或由外部完成所产生成本的不同, 可以把交易成本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研究认为:如果一桩交易的外部交易成本大于内部交易成本, 则企业应该选择“以企业代替市场”的方式 (如兼并、合资等) 来节省资源, 使交易成本更低;相反, 如果其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外部交易成本, 则企业应该选择“用市场来代替企业”的方法 (如外包等) 来使交易成本更低。

按照交易成本的构成内容可以把交易成本分为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体力成本等。

威廉姆森 (1975) 认为, 由于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 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 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总体而言, 简单的分类可将交易成本分为以下几项: (1) 搜寻成本, 即商品资讯与交易对象资讯的搜集成本。 (2) 资讯成本, 即取得交易对象资讯和与交易对象进行资讯交换所需的成本。 (3) 议价成本, 即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 (4) 决策成本, 即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 (5) 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 即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 (6) 违约成本, 即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在1985年, 威廉姆森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加以整理区分为两大类型: (1) 事前交易成本, 即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 (2) 事后的交易成本, 它具体包括四个方面:适应性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建构及营运的成本和约束成本。适应性成本指签约双方对契约不能适应所导致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指两方调整适应不良的谈判成本。建构及营运的成本指为解决双方的纠纷与解决而必须设置的相关成本。约束成本指为取信对方所需的成本。

(3) 交易成本的比较特征

(1) 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比较特征

两种成本的支出目的不同:交易成本的支出目的是为了完成交易, 而生产成本的支出目的是为了完成产品生产。两种成本反映的关系不同:交易成本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而生产成本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是一对互为对称的概念。

(2) 交易成本与代理成本的比较特征

两种成本的支出目的不同:交易成本的支出目的是为了完成交易过程, 而代理成本的支出目的是为了完成委托—代理过程。两种成本的支出流向不同:一般说来, 对交易成本而言, 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是向第三方支出成本, 相互之间的支出量较小 (在买卖商品的交易中, 买卖商品的价款不属于此处意义上的交易成本) , 而代理过程中的代理成本更多的是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流动。两种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代理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而交易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两种成本对应过程的时间不同:一般而言, 代理成本对应的代理过程的时间往往很长, 如经理人代理有时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而交易成本对应的交易过程 (如商品买卖交易) 的时间有时仅需要几分钟。

3 交易成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理论

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因素;二是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三是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

(2) 交易和治理结构的匹配理论

电信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分析 篇11

我国电信企业面临交易成本上升的挑战

2008年5月23日，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至此，中国电信产业重组尘埃落定。中国电信产业重组开启了三大运营商全业务运营的时代。2009年1月7日，工信部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分别颁发了三张3G运营牌照，此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3G时代。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10月，中国大陆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数已经达到109541.6万户（同比增长13.6%），其中3G用户数为21241.5万户（同比增长92.2%）。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无疑是在维护着一张单体规模最为庞大的通信网络。

科斯在研究交易成本时，曾经指出：“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除了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千差万别外，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和相对价格变化的可能性的增加，组织成本和失误带来的亏损似乎也会增加。”中国电信企业在经历产业重组后，又紧锣密鼓地开展3G建设，不仅要迎接全业务运营和新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更要面对当前通信网络规模不断膨胀和经营区域跨度巨大等现实问题。由于组织的交易空间分布跨度大，交易的差异性增强，以及相对价格的变化等种种因素并存，我国电信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其交易成本无疑也在随之攀升，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效率，也为企业进一步扩大经营带来了困难。为了应对和解决企业规模扩大过程中出现的可能导致交易成本攀升和运行效率降低的各种问题，企业通常倾向于将生产要素结合地更为紧密，同时降低企业内部的成本和费用，并加强或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唯有如此，才能够促使企业规模的扩大化。

转变维护方式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通过对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有学者认为把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也看作是生产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这种交往形式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是以劳动能力合作关系表现出来的，这实际反映了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原理揭示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时则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之则阻碍其发展。先进生产力以先进的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核心。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因素。先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可以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先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更是打破企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瓶颈的最重要手段。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功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体。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以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对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改进，或者说是对企业内部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最终都落实为对企业内部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实施，其结果就是生产力功能的发挥。

对于电信企业的网络维护部门而言，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又分别表现为劳动者群体，网管工具和通信网络。近年来，在全业务运营背景下，通信网络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设备更加集中化、结构趋于扁平化、网络则转向IP化。随着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电信企业的维护部门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过往的电信级网络，而是一个更开放也更复杂的网络。当劳动对象发生变化后，原有的生产力已经疲于应对。这时，唯有变革生产关系，升级更新组织形式，才能实现生产力效能的全面提升。

转变维护方式有助于实现交易费用降低

企业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契约的执行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市场性交易成本、管理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而言，它表现为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激励成本、组织成本和风险成本。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应当便于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智慧提高企业的整体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知识的有效管理；同时还应当充分激发企业员工的主动性与团队精神。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结构变革发展的一般趋势应为组织结构的边界由封闭状态变为半渗透边界，以及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团队化和网络化。在互联网时代，恰当地引入信息化手段，就可以引导组织结构表现出上述一些特征。当组织结构的原有的封闭边界被打破后，组织就会变得扁平化、网络化。在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中，信息传递的时长被大大缩短，信息失真情况被有效改善。信息地传递也不再是自上而下地逐层传递，这种无边界的交流方式大大加快了组织内部信息的流速，为组织应对市场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迅速做出决策提供了可能。因此，组织的信息成本、风险成本和组织成本得以降低。一个呈现出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原有组织边界被打破，新的虚拟团队将会由知识本身的作用而被组织到一起。这种虚拟的团队往往是随具体项目而组建的知识团队，具有低成本、高效能的特点，将实现企业内部知识个体的优势互补，并最大限度地释放整体性效能。因此，无疑可以降低激励成本和风险成本。

我国电信企业的维护部门一般采用的是以省级维护中心为中枢，向地市维护部门辐射的星状网结构。省级维护中心从上向下对地市维护部门进行垂直管理。地市之间彼此隔绝，信息的交互都需通过省级维护中心进行转发。为了顺应信息化时代下，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应当打破原有这种金字塔形的结构。实现从星状网到网状网的转变，构建起地市维护部门之间的连通渠道，使组织内信息流转从原来的经省级维护中心转发向地市维护部门彼此直连转变。增加组织的柔性，最大限度地发掘组织的潜力，以实现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激励成本的降低。

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推进维护方式的转变

当前，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开放与封闭是互联网思维与传统电信思维的本质区别。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Web2.0模式下的互联网应用所具有的显著特点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众人参与、用户分享。在Web2.0模式下，互联网内容不再仅仅由少数编辑人员定制。此时，每个人都是内容的提供者。用户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发布自己的信息。其次，信息聚合、集体智慧。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信息是由每个人贡献出来的，单独的个体共同组成互联网信息源。而信息将在网络上不断积累，通过众包的形式达到相当的规模。再次，以兴趣为聚合点的社群。在Web2.0模式下，聚集的是对某个或者某些问题感兴趣的群体，因此，无形之中已经形成了因共同兴趣而凝结的虚拟团队。最后，开放的平台，活跃的用户。平台对于用户来说是开放的，且用户因为兴趣而保持比较高的忠诚度，他们会积极的参与其中，而无需客观激励。

相对于Web1.0时代用户主要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的特点，Web2.0则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在互联网中的参与形式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原来单纯的“读”向“写”以及“共同建设”发展；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发展。因为参与的程度更深，所以地理位置上彼此隔绝的用户个体将被互联网连接的更加紧密，这个时候互联网社区就出现了。

在互联网时代，以信息化手段为先导开展维护模式的转变，就是要将升级版的网状网再次进化到社区网络。从“公司云”向“专业云”过渡，再到专业个人“云”。“云”作为一个技术名词，本来是指一种服务的使用和交付模式，它通常是通过互联网来提供的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在电信企业，各种“专业云”就是一种以互联网社区为模型的，根据员工各自技术特长及兴趣，动态组建起来的虚拟团队。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时代，组织者倡导无边界管理，可以促使打破惯有的思维模式，去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案，创造新市场。在社区化的组织里，每个员工都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专家”、“大家”，为企业在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提供智慧动力。维护方式转变的方向就是要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引导组织个体积极参与。电信企业的网络维护部门通过这种机制，巧妙地将某些工作包给不特定的群体。组织边界被进一步打破，最大程度地利用了集体智慧。由于工作不再是指派给具体个体，所以专业资格和具体职位不再是焦点。唯一重要的就是能够提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能者为王的理念将进一步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企业组织集思广益，将智慧精华作为决策与运作的重要参考。企业只需付出较少的报酬就可以获得任务的完成，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易见，借助互联网的思维，在组织内部发挥众包优势，形成专业社群或虚拟团队，不仅可以加快知识积累的速度，提高知识管理的质量，还能激发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实现比传统激励方式更加显效的结果。

结语

当移动互联网无处不在，用户的需求由此时此地转变成随时随地时，电信企业将进一步打破内部的“边界”，冲破产业链竞合关系的“围墙”。在中国电信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合理地运用互联网的思维优化组织结构和维护模式，不仅能将生产要素结合地更为紧密，更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成本和费用，由此引发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提升将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

新商业模式要害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篇12

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年发表之后沉寂了30多年, 日渐被重视起来, 用科斯交易成本的理论来看, 会发现新兴商业模式大多和降低交易成本有关。

最近流行的所谓大数据, 其实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有相当数量群体养成上微博习惯, 并发布个人偏好, 但是新浪却迟迟不能以此盈利。阿里巴巴拥有大量商户, 和新浪微博的联姻, 则可以发现细分市场, 更有针对性地投入广告, 或者开发团购业务。这是传统渠道和商业模式难以睥睨的优势。

在广告行业有句名言, “我知道广告投入中50%被浪费了, 但我不知道是哪部分”, 在大数据支撑下, 销售商则可以减少这种浪费。

马克思说过, “从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 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 而是商品的所有者。”为了让商品不掉下去, 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的经历不像是跳跃, 而是一次漫长的旅游, 而且旅游费太高了, 一些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时, 价格都翻倍增长。

传统渠道由于有地域和信息的限制, 交易成本很难降低。互联网被寄予降低交易成本的预期。但10多年的发展证明, 互联网的确降低了交易成本, 但低于人们的设想。人们就觉得生产企业可以将生意挪到互联网上, 实现点对点销售, 但点对点销售的设想并未出现。例如生产企业自建网站销售情况一般不佳, 即使这些企业销售规模已很大并具有品牌效应。有些服装品牌企业一脚踏进该领域, 发现成本远比通过传统渠道或者其他电商平台高, 一方面是因为术业有专攻, 另一方面则是网络购物由于缺乏现场体验, 所以高度依赖客户评价, 自建渠道的评价缺少公允性。信任和沟通的成本也是交易的一部分, 这种成本将永远存在, 不因渠道不同而消失, 为经销商提供了新生存空间。

尽管如此, 迄今已经出现不少成功的互联网公司, 其中不少是电商平台, 人们通过网络平台购买那些标准化制作的物品, 例如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图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