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共12篇）

交易制度 篇1

摘要：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蕴含着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与公正两大价值。在我国, 能否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应通过刑事诉讼制度地改革, 逐步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关键词：辩诉交易,公正,效率,适用

辩诉交易制度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并形成于美国。它是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 无论是大案件还是小案件, 只要被告人愿意, 都可适用辩诉交易。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辩诉交易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实施, 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对此制度未作出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能否适用“辩诉交易”是法学界广泛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 应逐步引进辩诉交易制度。

一、“辩诉交易”的概念

在美国, 辩诉交易又称诉辩交易,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官与被告 (通常通过律师) 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 达成协议, 检察官以减轻指控罪行、减少指控罪名或减轻指控刑罚为条件, 促使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 从而不通过法庭审判而结束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该诉讼方式之所以称为辩诉交易, 是因检察官和被告在协商谈判过程中通常会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 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最终双方通过妥协达成交易。理解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应把握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辩诉交易的主体

所谓“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而辩诉交易制度涉及的主体为两个:一个主体是检察官, 代表控诉机关;另一个主体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辩诉交易中, 法官不是主体, 其始终处于消极地位。一般情况下, 辩诉交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进行谈判, 只要检辩双方能达成协议, 法官便按照协议给被告人定罪量刑即可。

2. 辩诉交易的前提

在美国, 辩诉交易虽然在各种案件中普遍适用, 但也有其适用的前提。辩诉交易适用的前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检察官享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检察官对发生的案件享有独立的处分权, 其具体表现在, 检察官对被告人有降格起诉、不予起诉和撤销起诉的处分权;二是当事人有自由处分诉讼中的各项请求的权利, 这在美国也叫当事人诉讼主义, 如果缺少任何一个前提, 辩诉交易就无法适用了。

3. 辩诉交易的内容

辩诉交易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的内容。指控交易是指检察官以原指控罪名轻的罪对被告人进行指控, 而被告人就此较轻罪名的有罪答辩, 最终双方达成交易协议。罪数交易是指当被告人同时犯有两个及以上罪行时, 检察官只选择对其中的一罪或几罪进行指控, 来换取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罪名作有罪答辩, 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交易协议。刑罚交易是指检察官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量刑时, 处以较轻的刑罚, 从而换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 检辩双方达成协议后, 经法官确认, 案件便不再进入审判程序而宣告终结。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

1. 效率价值

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所追求价值目标之一。英国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强调了效率的重要性。在刑事司法中, 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获案件, 将被告人定罪量刑, 实现社会的正义, 这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价值。各国法律对于刑事诉讼期间的规定, 是对追求诉讼效率的具体体现。但在现代社会, 受刑事案件众多、司法资源不足、侦查手段不够先进等原因的影响, 使得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很难实现。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 是通过检察官与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的协商、谈判, 双方都妥协达成协议, 终结案件, 有利于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在辩诉交易的过程中, 检察官大大减轻了举证的义务, 从而大大缩短了办案周期。对于被告人来说, 其也做了有罪答辩, 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因此, 辩诉交易有利于在不增加司法资源的情形下, 快速解决各种刑事案件, 这正是刑事诉讼效率的体现。

2. 公正价值

公正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又一价值目标, 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也追求公正的诉讼价值。辩诉交易所追求的公正, 既指程序上的公正, 又指实体上的公正。从程序上而言, 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平等的基础上, 通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协议, 检察官在整个侦查举证过程中, 没有违反法律, 因此实现了程序上的公正。就实体而言, 从表面看, 辩诉交易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对被告人的处罚是不公平的, 没有彰显社会正义, 但分析其实质, 辩诉交易是在检察官同意的情况下, 对主动认罪的罪犯, 适当降低处罚的程度, 这正是现代刑法所要追求的精神。由于受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绝对的公正是很难实现的。对于部分案件而言, 受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及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最终检察官掌握的收据不充分, 不能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而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在绝对公正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 退而求其次, 追求相对公正, 这也是现代司法制度中公正的最好体现。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是否应该得到适用

1. 我国是否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几种观点

辩诉交易在我国是否适用问题, 具有全面性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肯定说、否定说和缓行说。

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 应该修改我国的相关法律, 规定辩诉交易制度, 并运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理由是, 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彰显了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和公正价值, 而且还体现了对被告人人权的尊重, 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是相符合的。在我国, 许多刑事案件由于证据不充分, 不能及时结案, 这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而且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实行辩诉交易制度, 可使得许多案件快速解决, 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 辩诉交易反映了美国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思想, 我国是传统的职权主义国家, 辩诉交易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不相符合, 不适合我国国情, 不能在我国适用。否定说又有不同的观点, 典型的有三种观点:第一, 辩诉交易制度牺牲了司法正义;第二, 辩诉交易制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第三, 辩诉交易制度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

持缓行说观点的学者认为, 就我国目前实行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而言, 与辩诉交易不能匹配。但从长远的司法改革目标来看, 我国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是不可抵挡的趋势。因此, 我国目前不能照搬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但在一些比较小的案件中, 可以借鉴实行辩诉交易。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各项配套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的各项案件中才能全面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2. 我国应通过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步适用辩诉交易

在上文三种观点中, 肯定说与缓刑说在实质上都是对我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持肯定的观点, 缓行说是在肯定说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实现辩诉交易的步骤。笔者支持缓行说的观点, 因否定说与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不相符合, 也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方向不相符合。

否定说第一种观点是辩诉交易制度牺牲了司法正义。该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是司法机关的司法不作为行为, 其放纵了被告人, 损害了公平正义原则,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在司法实践中, 可能存在着一些被告人通过辩诉交易制度逃避其应负刑事责任, 使得社会司法正义受到影响。但从实质上来说, 辩诉交易制度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使得被告人承认了其犯罪行为, 对罪犯已经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在量刑处罚上, 辩诉交易不是完全牺牲司法的正义, 而是稍微降低了正义的标准而追求司法效率, 从而实现全面的正义。

否定说的第二种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该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只是一味追求司法的效率, 为了司法的便利, 降低了被告的刑罚, 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笔者认为, 在实践中, 不能机械地适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对于被告人的处罚, 除了看犯罪行为和后果外, 还要结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及被告人是否是初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而辩诉交易制度正是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与我国“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质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灵活适用。

否定说的第三种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该观点认为, 如果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普遍适用, 就会使许多潜在的犯罪分子看到了犯罪所要付出的代价不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甚至鼓励了犯罪。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理由有两点:第一, 辩诉交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双方主体之间的交易, 需要双方的同意并达成协议, 而不是被告人单方能决定的, 对于一些案件, 检察官有充分的证据, 就不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第二, 重刑并非绝对能起预防作用, 相反, 如刑罚给予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同样能起预防作用。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目标, 也有许多的有利之处, 但是其实施也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和环境, 因此, 我国应不断推进刑事诉讼及相关制度的改革, 逐步建立和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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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乔耀聪.诉辩交易及其正当性[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8 (6) .

交易制度 篇2

作为全球最古老的股票交易所之一，伦敦股票交易所一直在伦敦金融市场乃至世界金融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其他证券交易系统纷纷涌现，它们对伦敦股票交易所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伦敦股票交易所计划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于11月4日宣布进行的一系列发展和投资计划，目的是不断对市场进行强化，确保其市场结构和服务仍对市场交易者具有最大吸引力。该计划的第一部分――“3.1版市场强化”(MarketEnhancementRelease3.1)已于5月30日正式实施，为此，伦敦股票交易所专门提供了有关这次市场强化的报告，即《3.1版市场强化指南》(MarketEnhancement:GuidetoRelease3.1)。本文将对这次市场强化中有关交易制度的部分进行分析，并重点指出它对完善我国证券交易制度的借鉴作用。

“BigBang”以来的伦敦股票交易所交易制度

20世纪80年代，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制度在滞后的金融环境里显得愈发呆板。1986年11月27日进行的伦敦金融市场“大震(BigBang)”对伦敦股票交易所产生了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交易制度方面，是将原先的面对面的口头报价驱动改为通过电脑和电话的自动交易，为此建立了自动报价交易系统SEAQ和SEAQinternational。在承诺承担随时报出真实买卖价格的义务之后，会员公司可以登记成为SEAQ交易系统的做市商。此后，在1993年，为改善流动性较差股票的交易，又专门引入了SEATSPlus交易系统;在，为适应世界范围内交易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又引入了指令驱动交易系统SETS。这样，在这次市场强化实施以前，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制度主要有四种：SETS、SEAQ、SEATSPlus和SEAQInternational。

SETS(StockExchangeElectronicTradingService，股票交易所电子交易服务)是伦敦股票交易所于1911月20日引入的电子化指令簿交易系统，其交易对象主要是英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并且仅限于列入FT-SE100指数的100种股票，这100种股票是入选FT-SE250指数的250种英国股票中流动性最高的，并且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有相应的衍生产品上市交易。SETS是一种完全自动化的指令驱动交易系统，它的引入打破了以前SEAQ交易系统的竞争性做市商报价驱动的交易制度格局，是“BigBang”以来交易制度创新的最重要的里程碑。

作为一种完全自动化的指令驱动交易系统，SETS通过各会员公司在电子指令簿上的报价来进行交易。其中，会员公司提交的指令包括四类：限价指令、最优指令、fillorkill指令和executeandeliminate指令。限价指令规定数量和价格，它可以立即被执行，也可以保留在指令簿上直到指令到期或被撤消。最优指令即一般意义上的市价指令，要求马上以市场上可行的最优价格执行。fillorkill指令要么马上被全部执行，要么就被退回，它们往往有价格限制。executeandeliminate指令与最优指令相似，但有一个限价，它可以被马上执行，直到成交价格达到限价，此时未被执行部分则被退回。从效果看，电子化指令簿交易系统的实行大大降低了交易者的交易成本。据Plexus集团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表明，在SETS引入后，英国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下降了一半以上，从原先的平均60个基点下降为25个基点。同时，指令簿上的价格也成为基准价格。在指令簿表示的价格上达成的交易(既包括在指令簿上执行的交易，也包括不在指令簿上执行、但以指令簿价格为参考的交易)占总交易的75%以上。

除SETS之外的其他三种交易制度都是报价驱动交易制度，即做市商制度，它们的交易对象也与SETS不同。具体来说，这三种交易系统的交易对象各有不同。SEAQ(StockExchangeAutomated

Quotation)系统的主要交易对象是SETS所交易股票以外的英国股票及英镑长期国债券、传统期权。它是一个连续更新的数据库，显示所有做市商的买卖报价，每一位登记的做市商有义务维持所登记股票的买卖报价。与SEATSPlus不同，SEAQ是一个竞争性报价驱动系统，每一种股票有不止一个做市商，它们之间相互竞争，通过缩小买卖报价价差来吸引交易者。SEAQ不仅显示每一种股票的最优买卖报价和数量(被称作yellowstrip)以及最多可达4个的报出该价格的做市商，同时也显示其他做市商的报价。

SEATSPlus的全称是StockExchangeAlternativeTradingService,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创业板投资市场(LSEAlternativeInvestmentMarket，AIM)的交易系统。AIM是1995年创立的解决中小型成长性企业上市需要的创业板市场,目前有400多家上市公司。SEATSPlus是竞争性报价和会员公司指令的混合物，其交易对象是AIM股票以及在竞争性做市商资格方面不符合SEAQ要求而不能在SEAQ上市交易的英国股票。SEATSPlus系统一般只显示一个做市商的报价(AIM股票可能有2～3个做市商报价)、若干会员公司的指令以及公司信息、过去交易情况等。

SEAQInternational是伦敦股票交易所为国际股票提供的电子化报价系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市场显示系统。目前大约有1025种外国股票在SEAQInternational中进行“显示”。在SEAQInternational中“显示”的每种股票均以其发行国的货币标价，并且在该国际股票的上市地进行交易和清算。虽然国际股票市场是每天24小时交易的，但SEAQInternational只在英国时间7:30～17:15间接

受报价。

因此，从总体上看，伦敦股票交易所同时实行报价驱动和指令驱动两种交易制度。在报价驱动交易制度中，不仅有竞争性做市商制度，也有垄断型做市商制度;在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中，不仅允许限价指令，同时也允许市价指令的存在。因此，伦敦股票交易所是一个“混合市场”。

3.1版市场强化中关于交易制度的改进

作为市场发展计划的第一部分，这次市场强化主要是对交易制度作了改进。这种改进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开盘制度，也包括收盘制度;不仅涉及报价驱动系统，也涉及指令驱动系统。具体地讲，这次市场强化关于交易制度的改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拍卖制度的运用及改进，具体表现在更多地采用拍卖制度，包括SETS开盘拍卖制度的改善以及在SEAQ的交易过程中、SETS的收盘时采用拍卖制度。二是市场指令的引入，即在SETS的开盘拍卖中增设市场指令。三是价格监督机制的改进，进一步完善交易暂停功能。

一、拍卖制度的运用及改进

1.SETS中开盘拍卖制度的改进

在开盘拍卖制度中所作的改进主要是：①允许交易者在开盘拍卖中提交市场指令;②在开盘拍卖中发布指令性拍卖价格(indicativeauctionprice);③为适应市价指令的引入，采用更快、更完备的开盘价格计算公式;④其他的为避免开盘价格波动过大而采用的措施，包括随机结束、市价指令延时、价格监督延时等三个方面。

根据该安排，现行开盘拍卖制度为：交易者在7:50～8:00之间提交交易指令，包括限价指令和市价指令;在整个开盘拍卖期间，交易所将发布指示性开盘价格，该价格表示开盘拍卖结束时交易者交易指令(市价或限价)的执行价格，在指示性开盘价格变化时交易系统会迅速更新;在开盘拍卖结束前，交易者可以修正指令;在开盘拍卖结束时，将采用新的开盘价格计算公式来计算开盘价格。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市场强化指南》，开盘拍卖的结束时间并不是固定的，相反，开盘拍卖是随机结束的(randomend)。随时结束有利于防止交易者通过在开盘拍卖临结束前下达大额指令而操纵开盘价，从而有利于维持开盘价格的稳定。此外，还根据指示性开盘价格的波动程度和市价指令的执行情况来决定是否延长开盘拍卖。一旦在开盘拍卖结束后指示性开盘价格的波动过大或仍有市价指令未被执行，则延长开盘拍卖时间以允许交易者有时间重新设置他们的交易指令，它们分别被称为价格监督延时和市价指令延时。

在开盘拍卖过程中引入市价指令是新交易制度的一大特点。众所周知，一般在开盘拍卖制度下，交易者为确保以开盘价格成交，往往只能按照最优惠的价格(根据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来设置交易指令，这种做法在扩大成交机会的同时，也会影响到成交价格的决定，尽管这种影响往往是十分细微的。而市价指令的引入则避免了这种缺憾，使得交易者在追求最大成交机会的同时又不至于影响成交价格的决定。由于市价指令没有规定成交价格，根据价格优先原则，它的优先级要高于所有限价指令。在所有的市价指令之间，决定优先级的是时间优先原则。在开盘拍卖结束前，交易者可以修改所提交的市价指令。

在开盘拍卖结束时，根据新的计算公式来决定开盘价格。所有未被执行的市价指令将继续有效，参与随后的连续拍卖。当然，在进入连续拍卖后但尚未成交前，交易者可以随时撤消这些市价指令。

由于市价指令的引入，原有的开盘价格计算公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决定开盘价格的基本原则仍然没有变化――开盘价格仍然是使得开盘拍卖成交量最大化的价格。但是，可能会同时出现多个最大成交量相同的价格，这时就必须根据其他规则来确定成交价。原先的计算公式是采用平均价原则，即取最大成交量相同的价格的平均数。但是在新的交易制度下，尤其是市价指令的引入，使得交易所更进一步细化了在存在多个最大成交量相同价格的情况下选择成交价格的标准：一是指令剩余最小化。在发生数量分配时，在成交价格上的未执行指令的数量应最小;二是反映内在市场压力。所谓反映市场压力，是指在相同的最小剩余指令出现在指令簿的一边(都在买方或都在卖方)时，则由这边的压力来决定成交价。即若相同的最小指令剩余出现在买方，则取最高可行价;相反，若相同的最小指令剩余出现在卖方，则取最低可行价。

具体的计算公式是：首先确定成交价范围。如果在指令簿的两边都不存在着市价指令，则成交价格肯定介于最高买价和最低卖价之间;如果在指令簿的两边都存在着市价指令，则买方的市价指令表明交易者愿在可行的最高价格上买入，而卖方的市价指令表明交易者愿在此价格上卖出;如果只有指令簿的一边存在市价指令，则把它当成价格最优的限价指令处理，以此决定成交价格。其次是确定具体成交价格：第一，确定最大化成交量的价格;第二，在存在多个使最大成交量相同的价格时取指令剩余最小的价格;第三，在存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多个价格时，取反映市场压力的价格;第四，在存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多个价格时，取最接近参考价格的可行价格为开盘价格。所谓参考价格，是指上一次自动交易的价格。如果最高可行价格低于参考价格，则取最高价格;如果最低可行价格低于参考价格，则取最低可行价格;如果参考价格介于两者之间，则取参考价格;若无参考价格，则取最低可行价格作为开盘价格。

2.开盘拍卖的随机结束(randomend)和拍卖时间延长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为了确保开盘拍卖决定的价格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3.1版市场强化还在拍卖中引入了随机结束和拍卖时间延长这两个概念，希望通过拍卖时间的随机化来减少成交价格被操纵的可能性，保证高质量的价格形成。

所谓随机结束，是指在拍卖结束后要延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交易者可以继续向SETS交易系统提交指令。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在这次市场强化中被设定为0～30秒。这样，在预先设定的拍卖结束时间(上午8:00和下午16:30)之后，交易并不见得马上达成;相反，它可能在0～30秒之后才进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有证据表明，拍卖时间的随机结束可保证在拍卖时间结束时有更好的价格形成。由于结束时间不确定，因此可以避免在结束前几秒钟内交易者故意取消或新增大额指令以影响成交价格的情况。

同随机结束一样，拍卖时间延长(auctioncallextension)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交易者有额外的时间来增加或取消指令。但是，同随机结束不同，拍卖时间延长只有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才能运用，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拍卖结束时仍然有市场指令未被执行;二是成交价格与上一次自动交易价格相比有很大的变动。前者被称作市价指令延时(marketorderextension)，后者被称作价格监督延时(pricemonitoringextension)。显然这两种拍卖时间延长都在提示交易者存在着市价指令的不平衡或价格波动过大，同时也为交易者提供了作出反应的时间。

在市价指令延时中，交易者会注意到市价指令不平衡，从而有可能提交新的指令以保证未执行的市价指令得到执行，或者是取消已有的市价指令。根据《市场强化指南》的规定，市价指令延时为2分钟，并且也采用随机结束，即有一个0～30秒的随机延长。在市价指令延时结束后，

根据强化公式来计算开盘价格。如果开盘价格没有达到价格监督限制，则开盘拍卖就结束;如果这时仍然有未执行的市价指令，则它们将被带入连续拍卖等待执行。如果开盘价格达到或超过了价格监督限制，则开盘拍卖并不马上结束，相反，它进入价格监督延时。价格监督延时表明潜在的开盘价格与上一个自动交易价格之间有太大的波动，因此，它为交易者提供重新修正指令的时间。价格监督延时的时间也被确定为2分钟，并且也有一个0～30秒的随机延长。在价格监督延时之后，即使成交价格仍然在价格监督限制之外，并且仍有市价指令未被执行，开盘拍卖也将结束，并按成交价格开盘。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开盘拍卖最多只能有两个不同延长。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开盘后并没有市价指令未被执行，但成交价格超过价格监督限制。此时就应该进行价格监督延时。在此之后又有可能出现市价指令未被执行的情况，此时应重新进行市价指令延时，并在延长结束后进入连续拍卖，而不管价格是否又超过价格监督限制。也就是说，最多只能进行两次延长，分别是一次市价指令延时和价格监督延时。

如果出现在开盘结束后同时出现市价指令未被执行和价格超过价格监督限制这样一种情况，则应先进行市价指令延时，然后再根据结果进行可能的价格监督延时(有可能在市价指令延时后价格也不超过价格监督限制了)。但最多也只能各进行一次(总共两次延长)。

3.SETS收盘过程中拍卖的运用

根据《市场强化指南》，在SETS中，在决定收盘价格时也将采用定期拍卖制度，即在收盘前5分钟(16:25～16:30)采用定期拍卖来决定收盘价格。具体的定期拍卖规则同开盘时一样。为了减少收盘价格被操纵的危险，也需对价格实行监督，即单独设定收盘价格的波动范围，一般要小于连续拍卖的成交价格波动范围。若收盘价格超过该波动范围，则延用开盘拍卖中的价格监督延时进行交易时间延长。同样，在条件满足时，也将运用市价指令延时。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同时采用这两种延时。

通过定期拍卖产生的价格要成为收盘价格，还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条件之一：(1)该价格介于事前确定的可接受的价格波动范围内;(2)在该价格上的成交量足够大，以至于可以认为该价格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收盘价格。这是为了防止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成交价格超过相应的波动范围，但成交量却格外低。显然，条件(2)能排除这种情况的出现。若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一，则收盘定期拍卖将不会成交。此时，将用最后10分钟连续拍卖价格的、以交易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volumeweightedaverageprice:VWAP)充当收盘价格。若在连续拍卖的最后10分钟内没有交易，则上一个自动交易价格将被作为收盘价格。

4.SEAQ中拍卖的作用

由前面的介绍可知，交易大部分FT-SE250种股票的SEAQ(最活跃的入选FT-SE100指数的100种股票在SETS交易)是一个报价驱动交易系统，本身并不存在着拍卖。但是，根据《市场强化指南》，在整个交易日内(时间为8:00～16:30)，SEAQ将有两次“黑箱”拍卖，其中10:45～11:00为上午拍卖，14:45～15:00为下午拍卖。所谓“黑箱”拍卖，是指在整个定期拍卖期间没有指令价格或数量的数据是可得的，更没有指示性成交价格，所有的参与者只能知道他们各自的指令情况。

在这两次拍卖中，做市商的报价虽不参与拍卖，但将被保留，在拍卖结束后恢复报价交易时重新有效。同时，做市商也可以像交易者一样提交限价指令参与拍卖，尽管他并没有义务必须这样做。在拍卖过程中，交易者可以提交限价指令并随时作修改。但是，同SETS中的收盘和开盘拍卖不同，在SEAQ的拍卖中，所有的交易者(包括做市商)都不允许提交市价指令。在定期拍卖结束时，指令的匹配采用强化公式，并向市场公布一个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与SETS的开盘拍卖和收盘拍卖不同，在SEAQ拍卖中，没有任何拍卖延长(价格监督延时和市价指令延时)，也没有采用随机结束。在一次拍卖结束后，所有的未执行指令都将被取消，不会保留至下一次拍卖。想参加下一次拍卖的交易者必须在下一次拍卖开始时重新提交限价指令。

二、市价指令的引入及对拍卖制度的影响

与存在做市商的报价驱动交易系统不同，一般在拍卖制度中，特别是在定期拍卖中，不存在市价指令。但是，根据《市场强化指南》，在SETS系统的定期拍卖(开盘拍卖和收盘拍卖)中交易者被允许提交市价指令。这一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交易制度混合化的倾向。

在引入市价指令之后，定期拍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拍卖价格计算公式上。由于市价指令的引入，使得在拍卖结束时可能出现这样两种情况：指令簿一边只存在市价指令而没有限价指令，或者指令簿的两边都只存在市价指令。显然，除了指令簿两边都存在限价指令这种情况外，其他两种情况都是强化计算公式所必须考虑的。

其次，市价指令的引入会对拍卖价格的决定产生影响。如果在定期拍卖结束时发现仍有市价指令未被执行，则会出现市价指令延时的情况，它更有可能引出价格监督延时。如果在开盘拍卖结束时市场两边都只有市价指令，则它们将根据一个参考价格来执行，一般是上一个自动交易价格。如果是新上市股票则不存在参考价格，这时系统将不允许有市价指令进入，直到有一个自动交易发生。

再者，在开盘拍卖结束后，经过市价指令延时后仍可能有未被执行的市价指令进入连续拍卖。因此也须制定相应的连续拍卖规则，以适应这一变化。根据《市场强化指南》，所有在开盘拍卖中没有被执行的市价指令都将被带入随后进行的连续拍卖。它们可能同新进入的限价指令相匹配，也可以在成交之前被交易者撤消。在进入连续拍卖后，市价指令的执行价格取决于指令簿中新进入指令的类型和价格。但是在收盘拍卖后，所有未被执行的市价指令都将被取消。

三、交易价格监督与交易暂停

除了上述拍卖制度和市场指令两方面的改进之外，3.1版市场强化还在其他方面对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SETS中的价格监督和交易暂停制度。

价格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交易过程中出现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这次市场强化要求实行更严格、但也更灵活的价格监督，其主要手段是引入动态的基准价格和容许水平。

所谓基准价格，是指用于同最新的指令执行价格进行比较的价格。一般地，基准价格是开盘价、上次自动交易的价格(在没有开盘价的情况下)等。这次市场强化实施后，基准价格有两种：一种是静态基准价格，如开盘价格、上一交易日收盘价格等;另一种是动态基准价格，也就是上一次自动交易价格。在每天开盘时，静态和动态基准价格都被设定为上一次自动执行交易价格，一般就是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但是如果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是一个加权平均价格，则当天的动态和静态基准价格都被设为上一交易日的最后一个交易价格，而不是VWAP。如果是新上市的交易工具，则基准价格被设为零，此时既没有价格监督，也不允许交易者提交市价指令。在开盘之后，静态和动态基准价格都会发生变化。静态价格被定义为开盘拍卖价格或者是下一次拍卖的价格(如果拍卖时没有执行，则用拍卖后第一个自动交易价格来替代)，而动态基准价格则是前一次自动交易价格。此外

，还可以根据需要来手工调整基准价格。

在有了基准价格之后，就可以根据它们来决定价格容许水平(pricetolerancelevel)。由于存在着两个基准价格，因此新进入的`指令将受两个价格容许水平的限制，其中一个是静态容许水平，由静态基准价格决定;另一个是动态容许水平，由动态基准价格决定。具体如图1所示。

图1基准价格与AESP

价格

AESP动态容许水平

+x%

+y%动态基准价格可接受价格范围

静态基准价格-x%

-y%AESP

静态容许水平

时间

由图1可知，在新的价格监督体系下，静态容许水平和动态容许水平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静态容许水平决定了该时间段内(两次拍卖之间)总的价格波动范围，而动态容许水平决定着每一次自动交易的价格波动范围(与前一个自动交易价格相比)。换句话说，静态容许水平保证了价格的稳定性，而动态容许水平保证了价格的连续性。

一旦新指令进入，系统就检查其潜在执行价格，如果价格达到价格监督限制，则该证券的交易就暂停，进入自动执行暂停(automaticexecutionsuspension，AESP)时期，它是一个定期拍卖，目的是为了使市场有时间吸收价格波动。新近采用的AESP被称作执行中暂停(mid-executionsuspension)，即如果下一个潜在执行价格超过价格监督限制，则交易系统就会在该交易发生之前进入AESP，而不是像原先的交易制度那样，交易先发生，然后交易系统再进入AESP。AESP的具体交易规则同定期拍卖相类似，但时间只有5分钟，而不是原先所采用的10分钟。同时，AESP也没有价格监督延时，因为AESP的目的就是要确定新的基准价格。每次拍卖之后，如果发现有市价指令未被执行则可以进行市价指令延时。在市价指令延时之后，拍卖成交价格成为新的静态和动态基准价格，在AESP之后，原先的未被执行的指令仍然有效。

来自3.1版市场强化的启示

3.1版市场强化所进行的交易制度改革是伦敦股票交易所自“BigBang”以来所进行的最大改革。虽然目前、甚至以后也很难判断这些改革所能起到的作用，但是，无论是新交易制度的引入，还是原有交易制度的改进，都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

的地方，它们能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制度多提供一些思路。

一、开盘制度的完善

到目前为止，我国深沪两个交易所的开盘制度同原来伦敦股票交易所的自动化交易系统SETS相类似，都只有限价指令，并且开盘拍卖(集合竞价)时间是固定的，即既不允许市价指令进入，也不允许随机结束，更没有指示性集合竞价价格。这种集合竞价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明了，但其缺点也是显著的。首先，集合竞价过程是“黑箱”的，即交易者既不能看到其他交易者的指令，也不可能看到指示性集合竞价价格，因而集合竞价过程并不能十分有效地反映各方面的交易需求。其次，由于集合竞价时间是固定的，因此有可能被某些投资者利用，在集合竞价结束前下达大额指令，从而控制市场价格。所以集合竞价被认为具有不确定性强、流动性差及易被操纵等缺点。总体上看，由于集合竞价的透明度差，交易者并不愿意在集合竞价过程中进行交易，从而导致集合竞价的信息收集功能进一步恶化。这一循环过程更是导致了集合竞价成交价格的有效性大大下降。

这次市场强化所进行的开盘制度设计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指示性集合竞价价格的发布值得考虑。由于发布指示性成交价格要比原先的发布所有单个指令的价格数量来得简单，因此伦敦股票交易所也转而采用发布指示性成交价格。指示性成交价格的发布使得集合竞价过程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交易者更愿意在开盘集合竞价中进行交易，从而使得集合竞价成交价格能反映所有交易者的交易需要，具有较大的信息含量。其次，集合竞价中应考虑允许交易者提交市价指令。在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加的情况，出于资产管理目的的流动性交易日益增加，这时，在集合竞价过程中确保成交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在开盘集合竞价过程中引入市价指令也不失为一种措施。与传统的在涨(跌)停板上下达买卖指令相比，市价指令不仅能够保证成交，同时对成交价格决定的影响也相对会小一些。

二、引入收盘拍卖制度

除了开盘制度外，3.1版市场强化所进行的收盘拍卖制度也特别有意义。也就是说，是否应在收盘中引入集合竞价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目前，我国深沪两个交易所的收盘价格都是最后一笔连续拍卖的价格，同时也没有随机结束。出于控制收盘价的需要，某些投资者可以通过在临收盘前提交大额买卖指令来控制收盘价，表现为临收盘前数秒、数十秒内有大额指令涌入，突然将价格拉升至涨停板或打压至跌停板，这种案例在两个交易所屡见不鲜。当然，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开设股指期货及股票期货，因此，没有对收盘价格实施有效监督还情有可原，造成的危害还不是十分明显。但是，一旦我国推出股指期货甚至股票期货，那么这种收盘价格决定方式十分值得推敲。根据国外成熟市场的安排，一般是采用临收盘前一段时间(几分钟)的平均股价指数或平均成交价格来作为股指期货或股票期货的当日结算价格或到期结算价格。但是，由于在连续竞价方式下价格的可控制更强，因此用连续竞价中的一个时点价格(收盘价格)或几个时点价格的平均数来充当结算价格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会造成结算价格容易被控制。因此笔者认为，可考虑采用定期拍卖方式来决定收盘价格。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交易所已经采用了这种方式来决定收盘价格，如德国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以及亚洲的一些新兴市场。至于是采用有指示性收盘价格发布的收盘拍卖还是“黑箱”收盘拍卖，则需进一步研究。

三、涨跌停板制度的改进

3.1版市场强化所进行的以动态基准价格和静态基准价格为基础的价格监督体系是对市场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利于保持市场的长久性。很显然，根据静态基准价格，股票的涨跌不能超过原先设定的百分比，因此，它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性。而动态基准价格的引入则有利于保持价格的连续性，因为根据动态基准价格，每一个连续拍卖成交价格与上一个成交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不能超过一定限制。如果说动态基准价格的引入有利于保持价格的连续性，那么我们更应该注意静态基准价格调整的意义。现有的及新的交易规则都规定，在交易价格达到动态或静态价格容许水平时，交易进入AESP阶段。但是与我国交易进入涨跌停板后会出现无交易的单边市场不同，AESP阶段是一个集合竞价阶段，在该阶段重新进行定期拍卖所产生的价格将作为新的静态基准价格，并且该价格不受原有价格容许水平限制。这样，在价格激烈波动达到价格容许水平时，通过AESP可以产生新的基准价格，从而使价格变动范围得到放大。换句话说，通过AESP确定新静态基准价格，可以使股票价格波动的范围加大，从而保证价格反映市场信息。

反观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监督是通过设置固定的涨跌停板限制来实施的，并且是通过对指令有效性的认可来实现，凡是价格超过涨跌停板限制的指令都将被判定为是无效指令而被交易系统拒绝。这种做法有两个缺点：首先，由于只有固定的涨跌停板制度，一旦股票价格达到涨跌停板幅度，在指令簿的一边就不可能再有新指令加入(超过该价格的指令被判为无效指令)，交易就进入“有行无市”阶段。换句话说，我国交易所是以牺牲市场长久性为代价来换取市场的稳定性。这种做法的后果是，股票价格变动的能量并不能马上释放，由此出现连续多日涨停(跌停)的情况。而伦敦股票交易所这次市场强化所采用的价格监督体系之所以能够保证在价格稳定的同时保证市场的长久性，关键就在于通过AESP来确定新基准价格。其次，由于我国没有引入动态基准价格的概念，因此对当前成交价格与前一成交价格之间的变化幅度无法实施监督，从而价格的连续性也很难保证，往往会出现价格在涨跌停板范围内剧烈振荡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屡见不鲜，但现有的监督框架很难对此实施有效监督。

四、交易制度融合趋势

3.1版市场强化的实施也使我们能够发现报价驱动交易制度和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两者融合的趋势。

根据《市场强化指南》，在SEAQ的报价驱动交易系统中，分别引入了两次“黑箱”定期拍卖过程。虽然在报价驱动交易系统中引入指令驱动的定期拍卖显得十分突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它的用意所在。通过定期拍卖，交易者能够发现集中了所有市场信息的交易价格，并可以把它同反映做市商所掌握信息、由做市商设定的买卖报价作比较，这样做有利于强化市场对做市商报价行为的监督。

能否在报价驱动交易系统中引入连续拍卖也值得讨论。在这一方面，似乎很难融合，但是也有一些案例。根据NYSE的“限价指令交易规则”，交易者可以提交不同于做市商买卖报价的限价指令，在不能马上执行这些限价指令，经纪商可以把这些指令转交给做市商(专家经纪人)，以等待在以后的机会执行。在NASDAQ中，一旦交易者提交的限价指令优于做市商的报价(买入限价低于做市商卖出报价，但高于做市商买入报价;卖出限价高于做市商买入报价，但低于做市商卖出报价)，则做市商必须将它们显示出来。显然，在这两种交易制度中，都能够实现报价驱动交易与指令驱动交易的混合运作。换句话说，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与报价驱动交易制度有相互融合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的根源在于这两种交易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只不过流动性提供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它们各有不同的适用环境，并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相互融合。但是，在流动性相当高的市场上，由于买卖报价价差相当小，这两种制度是否有必要共存就值得详细考察了。

浅析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 篇3

关键词：总量控制；排污权初始分配；排污权交易；环境容量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126-02

一、排污权交易制度概述

排污权一词以经济学中的“产权”学说为原型，历经经济学、法学、环境保护领域的长期实践最终演化而来。排污是一种权利，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属于全民共有的权利。而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则应为该国全体国民共同享有，由国家统一管理，排污者可以通过特定的程序获得排污资格。根据排污权交易理论和实际操作中排污权的行使方式分析，“排污权的法律属性可以界定为行政许可性权利”[1]。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政府为履行控制污染职能而采用的一项环境保护措施。不仅可以调动排污者减排的积极性，提高治污效率，而且能够节约整个社会的治污成本。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的特点，成为当前备受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2]。

二、排污权交易国内外实践

（一）国外的排污权交易实践

1972年，美国在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的影响下，为了保护环境出台了排污总量控制政策，这成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奏。1990年美国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规定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将二氧化硫排放量纳入酸雨控制计划，同时还进行了氮氧化物的排放权交易，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锌、铅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探索并取得良好效果。而后，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借鉴。有些国家建立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例如，澳大利亚为防治水污染，模拟排污权交易模式进行了盐度交易计划和磷的排放权交易；还有些国家，如加拿大和德国，这些国家虽尚未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但允许在排污者之间流转污染物排放指标或者出台与总量控制政策相仿的环境保护政策。

（二）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一些污染较重的城市（如包头、太原）和沿海较发达的地区（如天津、上海），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引入总量控制理论并设立了排污权交易试点，但没有出现成功交易的案例。90年代初，上海闵行区为治理水污染而进行的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较为成功，为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开了个好彩头。在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环境保护政策发生变化：抛弃了长期以来实行的浓度控制政策，正式确立了总量控制制度。这为我国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上海市等多个试点地区结合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情况，已经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另外还有一些地区还建立了排污权交易的专门服务管理机构。

三、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条件

（一）经济条件

经济因素是制约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否推广的重要瓶颈。如果经济基础薄弱，排污者之间边际治理成本的差异性便不明显，会导致在交易实践中排污权供需主体无法保证，最终正常运作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也难以形成。这就是为什么排污权交易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并且在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推广，为什么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多而交易少，在实施的地域范围上，沿海地区强于内地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条件

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提，环境容量的确定对排污权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实践中，确定环境中可容纳污染物的总量，必须经历长期、精确的计算过程，也就是解决“总量控制”中的“总量是多少”的问题[3]；在排污权初始分配环节中，需要测定排污者污染物的允许排放量，据此来实现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如果测定结果存在偏差则不能实现公平分配。

（三）法律条件

排污权交易制度需要以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使其制度化、明确化，进而为排污权交易参与者的活动提供依据。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的过程。实践证明，浓度控制因不能约束污染物排放总量而具有片面性，相反，总量控制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从长远看，该项政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污染控制政策必须从“浓度控制”转到“总量控制”上来[4]，有必要将总量控制政策的基本内容写入法律，也有必要将排污权交易的整个流程以及在流程中涉及的参与者的职责、权利、义务等写入法律。

四、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总体构建

建立一套完备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排污权交易市场形成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排污权交易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

（一）污染物总量的确定

环境保护部门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控制是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提。在排污权交易实践中，对排污总量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行政计划总量，即根据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环境的现状制定排污总量目标。这种方式由政府主导，充分体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但不足之处在于不能调动排污者污染减排的积极性，用于改善环境质量的成本过大；第二种是环境容量总量，即通过测量得到某一区域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总量，即该区域环境可以承受的污染物的最大限度。运用这种方式关键是要建立某一区域各种污染物环境容量的标准数据库，这对于检测技术的要求较高。现阶段出于技术因素考量，各地确定区域排污总量仍以行政计划总量为主，但可以在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市县建立环境容量方式的试点。

（二）初始排污权的分配

排污是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有限的，排污者想排污，就必须事先确定允许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总量。在实践中，不同行业的确定标准不一，其中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环境影响报告、限期治理、建设项目等验收报告的数据资料。以初始排污权分配方式是否有偿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其中有偿分配方式又可依是否以固定价格出售为标准，分为定价出售和拍卖。

1.无偿分配。指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依照一定的标准将排污权指标分配给排污者。这种分配可以充分调动排污者污染减排的积极性，大面积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提高减排效率，但是容易出现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分配职权时滥用权力而影响分配公平性的问题。

2.有偿分配。定价出售，指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结合环境容量、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数量以及排污权交易市场上的需求状况，以某一固定价格将排污权指标分配给排污者。它的优点是能够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排污者，防止“权力寻租”现象的出现；缺点是以固定的价格来分配排污权，容易使交易价格过于僵化，从而降低市场的调节作用。竞价拍卖，即将排污权出售给叫价较高的排污者。这种分配体现了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的特点；但在竞价中中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在资金上处于劣势，若未拍到一定数量的排污权，将会抑制他们的发展。

三种分配方式各有利弊，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类别，排污者接受能力和减排效率等因素来确定选择何种方式。在我国排污权交易实践中，同一个省份的不同市县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的现象是存在的。

（三）排污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项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措施。它创造性地引进了市场机制，可以使排污权按一定的交易规则在排污供需主体之间流转，简单地说，排污权可以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1.交易对象。排污权交易对象是连接排污权交易买卖双方的节点，也是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基于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排放数量，控制成本以及现有技术水平等因素考虑，不宜将所有污染物都列入排污权交易对象的范畴。现阶段，环保部针对我国水、大气这两个污染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下发了以控制排放量为目的的污染物排放指标，指出水环境排污权和大气环境排污权的交易对象分别为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

2.交易范围。交易范围即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大小。在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初期，可以两种形式划分交易范围。第一种，行政区划的地理界线，在实施的范围上，可以具体到某市县，某一地区。第二种，污染物的特殊属性，如向水体排放的污染物，可以把交易范围规定为该水体的流经区域。相信随着该制度的不断完善，会有更多行业的排污者参与到排污权交易市场中来，排污权交易的范围也将逐渐扩大，这对于排污权指标的优化配置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交易标的。排污权交易标的指排污许可证中确定的允许排放量与排污者实际排放量之间的差额[5]。用于交易的排污权指标一般是排污者积极减排的结果。剩余的指标，其来源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排污者改进排污设施，革新排污技术，积极减排的结果，也可以是排污者由于合并、破产等原因剩余的排污权指标。

（四）排污许可证

1.排污许可证的核发。排污许可证以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第一个环节为基础，同时又制约着第二个环节的实行，可以说是连接前两个环节的纽带。排污许可证是排污者合法排污的通行证，也是进行排污权交易的主要依据。排污许可证需要通过行政许可程序获得。

2.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与排污者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排污权交易的实施状况。在排污权交易实践中，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存在短期、中期、长期三种形式[6]。排污许可证的期限过短或过长都不利于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形成。笔者认为，在有效期限的选择上，中期较为适宜。因为它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发展规划相衔接，既能克服期限过短而导致的管理费用过高的问题，又能扭转期限过长而造成的减排效率过高的局面。

小结

排污权交易制度理论虽然产生已久，但它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和继续存在的意义却丝毫没有退减。排污权交易制度需要具备经济、技术、法律、思想等一系列条件才能够顺利实施。因此，排污权交易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多个主体，多种制度，多个环节共同参与、相互协调，不具备实施环境而强行实施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沈满洪，钱水苗，冯元群，徐鹏炜.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2]吴玲，梁学庆.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04，（3）：32.

[3]马中，杜丹德.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125.

[4]朱志刚.迈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02.

[5]陈德湖.排污权交易理论及其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5）：55.

建筑交易制度探析 篇4

关键词：建筑交易制度,交易费用,交易模式,招标

1 交易制度的定义与内涵

1.1 交易制度和交易费用

所谓交易制度,就是指在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市场交易活动中所采取或遵循的一系列为达成交易而制定的一些活动规则或方式。众多的交易活动都是在特定的交易制度下完成的。

谈到交易制度必定会涉及到交易的主体、规则和机制。交易的主体也是交易制度的遵循者,没有了交易主体,交易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交易规则和交易机制则代表了具体的交易制度,它包括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则,也包括交易主体之间为达成交易所采取的交易运作方式。

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的交易方式是多样化的,不同行业的交易有不同的交易制度,但是几乎所有的交易,包括广泛的市场交易,都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了交易的完成,都要耗费一定的资源,这就产生了交易费用。

对于交易费用的界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但是从所探讨的交易制度来说,所讨论的交易费用涉及的范围是和市场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现实中,由于信息获取与交易者有限理性之间的矛盾,客观地存在了较高的交易成本,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与经济活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交换(即交易)相关的许多活动将产生交易费用,这些活动包括搜寻市场信息费用、为合同达成而采取的一些办法所花费的费用、谈判签约、确定价格、中间协调、监督执行等。之所以谈到交易费用,原因是和后面所分析的各种交易方式和交易制度效率有关。

1.2 建筑市场交易制度

所谓建筑市场交易制度就是指特定的一种针对建筑市场的交易制度,主要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所进行的交易活动。目前我国所采取的交易制度从交易规则上来说通常采用招投标制度,而招投标制度又分三种:议标、邀请招标和公开招标。从交易方式上来说有PM(项目管理)模式、PMC(项目管理承包)模式等。我国从最初的计划性指定生产任务到参与市场竞争,这场交易制度的变革旨在提高工程的质量,减少工程成本,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交易费用。而现在的建筑市场交易制度的发展与创新实际上就是市场交易规则的重新设立,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费用,提高交易制度的效率(当然不能仅仅从交易费用的最小化来判断交易制度的优劣)。

2 交易制度的功能

任何交易活动都必须在交易制度下完成,交易制度可以影响企业的竞争行为,促使企业为达成交易而采取一系列能促成交易的活动,同时交易制度又为竞争行为起着引导、约束和激励的作用,有的交易制度本身就是竞争环境形成的条件。交易制度可以提高市场绩效,当交易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提高市场绩效的手段。交易制度可以看作是市场的一个内生结果,如果市场不能自我纠正一些不良的方式,会造成市场绩效的低下,这时政府制定的交易制度就可以对此进行必要的干预,影响企业的行为和改善市场绩效。

关于交易制度如何影响市场绩效,我国张耀辉教授的《市场交易制度与市场绩效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一文里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按他的观点,市场绩效不仅取决于市场结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交易制度,也就是说,市场绩效是在市场结构和交易制度的共同作用下而决定的。他假说的基本含义是如果市场结构被确定,但市场绩效仍然不能够被确定,是因为它还受交易制度的影响。如果交易制度确定,不同的市场结构才会成为市场绩效差异的原因。在市场结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改变交易制度可以提高市场绩效。按他的思路可以认为交易制度的最终作用和目的则是提高市场绩效,但是它提高市场绩效是先通过提高竞争行为和方式来降低交易费用,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提高市场效率,而提高了市场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市场绩效。

3 交易的模式分析

3.1 传统工程交易模式DBB(设计—招标—建造)模式

自从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建筑市场交易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演变成为我国目前传统的工程交易方式DBB模式,主要是业主单独与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签订合同,有时也包括业主和材料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并且业主方单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在这期间,业主和各方发生多项议价、订约、谈判和协调的费用。从交易费用这个角度考虑,DBB模式无疑增加了交易环节,也增加了交易费用。而且由于各方单独与业主签订协议,那么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难免会增加业主对多方协调的难度,这样,不仅会因协调不善而使工程拖延,也无疑增加了协调费用。所以目前我国正极力创新工程交易模式,力图提高工程交易的效率。

3.2 工程交易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从传统的交易方式可以看到虽然业主与各方单独签订合同,明确了各方的权责和义务,理论上可以保证工程的质量,但是业主又往往不得不面对诸多的协调问题,这无疑又加大了交易成本,同时,由于设计和施工是分开的,一旦工程发生问题,各单位常常会有意规避责任互相扯皮,即使可以借仲裁或其他的手段分清责任,但这其中造成的时间浪费却是无法弥补的。传统的交易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从业主和承包商双方的角度,还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交易成本的高昂,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所以一个比较优越的交易方式不仅体现在它的工程质量和时间节约上,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交易费用的大大减少上。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建设工程领域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工程交易模式的改革与发展主要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用最少费用提供既定量服务的交易模式,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交易模式。因此,建设工程交易模式的创新是在模式多元化的前提下,朝着降低交易费用、优化治理结构的方向演进。

就目前国际工程交易模式发展趋势来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信息化管理模式和集成化管理模式是其发展方向。结合我国实际,PM(项目管理)、PMC(项目管理承包)、CM(建设管理)等代理型模式,EPC(设计—采购—施工)、DB(设计—施工总承包)、Bridging(DB与DBB的结合)、EP(设计—采购总承包)、GC(施工总承包)等工程总承包方式和Partnering模式是我国建设工程交易模式发展的选优集。

分析这些新的交易模式,由于实行总承包等方式,业主只需和一家大的承包商进行谈判签约,较以前所发生的与多家谈判签约来比,大大节省了时间和费用。而业主和其他单位的那些交易费用转为企业内部的协调发生的费用,这些费用要比业主协调多方所发生的费用少得多。另外,由于实行这样的方式,承包商具有专业的管理素质,就不难保证工期等方面的要求。

当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这些新发展的交易模式就是一种完美的交易模式,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尽管比起传统的交易模式来说,可以大大减少交易费用,由于有了一个统一的管理,减少了设计和施工方的相互冲突和推卸责任等问题,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建筑企业总体实力来看,同时具备很强的设计和施工能力的企业并不多见,这样一来,工程质量就比较难以保证。所以值得期望的一种方式是两个具有雄厚实力的设计和施工企业能组成联盟,这些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4 结语

文中从交易费用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交易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建筑工程交易的方式和模式。尽管我国目前实行招投标制度并极力提倡公开招标的方式,但是从许多工程来看,公开招标并不是一个适合所有工程的方式,对于一些紧急的工程和一些技术含量比较小的工程来说,有的适合邀请招标和议标。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些小型的工程,议标的优越性远远大于其他两种,所以议标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于交易模式,我国提倡的是一种趋向设计施工采购等一体化的模式,这些模式对于节省交易费用和提高工程效率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模式仍然存在许多的不足,这有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张飞涟,冯玲,裴.建设交易制度比较与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3(6):67-68.

[2]权衡.交易秩序、交易成本与制度选择[J].开发研究,2001(1):33-34.

[3]陈蓓丽,张熠.论非正式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J].中北大学学报,2006,22(2):73-75.

新三板交易制度 篇5

2.委托的股份数量以“股”为单位，新三板交易规则每笔委托的股份数量应不低于3万股，但账户中某一股份余额不足3万股时可一次性报价卖出。

3.报价系统仅对成交约定号、股份代码、买卖价格、股份数量四者完全一致，买卖方向相反，对手方所在报价券商的席位号互相对应的成交确认委托进行配对成交。如买卖双方的成交确认委托中，只要有一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报价系统则不予配对。因此，投资者务必认真填写成交确认委托。

4.股份报价转让的成交价格通过买卖双方议价产生。投资者可通过报价系统直接联系对手方，也可委托报价券商联系对手方，约定股份的买卖数量和价格。投资者可在“代办股份转让信息披露平台”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栏目中或报价券商的营业部获取股份报价转让行情、挂牌公司信息和主办报价券商发布的相关信息。

辩诉交易制度的中国之路 篇6

摘 要 辩诉交易制度是发源于美国的一种为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制度。其运用给司法运作带來极大的便利。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少见。制度本身是优越的，但是要加以严格的限制，以确保社会正义。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司法实践 诉讼效率

一、辩诉交易制度之来头

辩诉交易制度诞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其涵义是，检察官和被告人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下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降低控诉或者向法官提出从轻判处刑罚的建议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如果控辩双方交易成功，法院便会在审查确认协议内容系自愿合法后依此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必再进行实质性的审判。

辩诉交易制度是法律人对现实社会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却换来极大的好处。其优点主要在于：一、结案快，节省司法资源；二、效率高，短时间解决案件严重积压；三、实现社会公众正义。辩诉交易的这种强大优势逐渐波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我国的法律实践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的生存现实

我国学界对辩诉交易的争论主要意见有：支持意见：该制度效率高，且兼顾公正，不仅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很好地补偿了被害人；反对意见，该制度与现行的诸多诉讼原则、制度相违背，且我国司法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引入辩诉交易制度会更易于滋长司法腐败。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缓行，因为虽然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可能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民众权利意识以及刑事诉讼制度等均不具备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条件。无论学界对于辩诉交易的争论如何，其司法实践在我国是一直存在的。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刑法中明确规定自首可以作为从宽处罚的情节等。

从客观方面来说，我国的现实状况是有辩诉交易制度的生存之地的。理由如下：

1．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其实是与辩诉交易制度的文化背景不谋而合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土壤中，民众将儒家法哲学最高标准“和谐”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理想，“无讼”成为最理想的状态。这种体现为“和为贵”的息讼思想认为，诉讼的终极目标在于消灭争讼，这成为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辩诉交易规避实体争议从程序中寻求正义的做法与我国传统社会历史文化处事中庸，谋求调和的民众意识一致，这便为辩诉交易制度的生存提供了空间。

2．诉讼模式的差异不足以成为否定移植辩诉交易的依据。反对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的立法思考源于英美法系为克服当事人主义过分对抗化的结构缺陷之目的，离开了对抗式诉讼，辩诉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就失去了保障。而我国刑事诉讼采取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两者不存在对接点。但是，从历史上看，大陆法系国家引进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再加以调和运用是很正常的，不能以诉讼程序基本模式不同，即排斥其他法系诉讼程序制度的引进。

3．在具体诉讼制度层面上，我国实行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补充的起诉原则，虽然检察机关没有美国检察官那样独立的自由裁量权，但检察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还是有所体现的。此外，我国辩护与代理制度已初步形成、证据制度的不断完善都为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可能。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的出路

辩诉交易制度本身对于社会具有极大的益处，但其适用也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和限度。

1．严格限制适用范围。首先，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当限于轻微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74条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其次，辩诉交易不应适用于惯犯、累犯案件及复杂的共同犯罪。

2．明确适用条件。首先，只能是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其次，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参与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

3．严格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如果放弃刑罚的幅度过大，不仅有损司法正义，而且达不到刑罚预期的目的。控诉机关减轻指控的情形有两种：一是数罪中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在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下，控诉机关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同时，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指控。

4．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和救济机制。司法审查意味着控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交易协议后，有义务接受法院的审查，而法官亦有权撤销公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的交易。为了防止不正当交易的发生，或者在不正当交易发生后能够及时加以救济，配套的救济机制也是必须的。

四、结语

辩诉交易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产生之后以其强大的自身优势已经被世界各国逐渐借鉴学习。在我们国内也有辩诉交易的司法实践存在，学界、社会对其的争议也难以避免。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本身是优越的，可以积极地运用，条件是对其加以适当的限制，可以提高我国诉讼案件的办案效率，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Black. Black’s Law Dictionary 7th Ed．West Group. 2000. E1173.

[2]龙宗智,潘军贵.我国实行辩诉交易的依据和限度.法学研究.2003(1).

[3]龙宗智.正义是有代价的——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兼论一种新的诉讼观.政法论坛.2002(6).

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 篇7

(一) 基本思想

排污权交易起初是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戴尔斯于1968年提出, 是一种缓解环境污染并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政策措施, 是指在“控制总量”前提之下, 根据资源环境的属性, 发挥市场机制效用, 规定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 污染企业等按照商品交易规则进行排污权交易, 并在环境保护部门切实有效的监管下, 以低成本的治污达到高效减排的效果。 (1) 排污交易融环境保护与发展市场经济为一体, 在减污治污及降低环保边际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优势, 是一项与时俱进, 高效务实的环境政策。

(二) 发展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就已有排污交易行为实践。于1987年, 上海市闵行区开展了单位水污染排放指标间的有偿转让实践;1991年, 国家环保总局以16个城市为试点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许可证制度予以实施, 1994年, 包头、太原、平顶山、贵阳、本溪、上海等地最早实践排放指标交易活动。1996年把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九五”期间环境保护的考核目标, 并在全国加大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在2000年4月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给我国控污举措提供法律支持, 将排污许可证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 (2)

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困境

(一) 法律依据不明确

排污权交易须有完善的法律支持其良地实施, 而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少之又少, 法律依据不健全不明确, 法律依据及法律环境的缺失使排污交易制度的实施进程受到阻碍, 缺乏切实的制度依托, 因此显现出制定全国性排污权交易法规必要性。

(二) 市场机制问题

企业在引进排污许可上有先后之分, 企业之间存在排污权初始分配有偿取得和无偿取得并存的矛盾, 严重打击企业有偿取得排污权的积极性。并且在严格的市场竞争中, 为取得竞争的优势地位, 有剩余排污指标的企业保留富余排污权使排污权得不到有效利用, 影响排污权交易的正常交易秩序。

(三) 环境监管体制不健全

现实操作中, 外国的排污权交易有着较为完善的监管机制。从美国实践看, 从确定交易参与方、许可证的分配再到许可证交易及审核的整个过程有制度加以保障实施。而我国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 现有的管理制度如月报、年检包括企业自检等, 达不到排污权交易所要求的数据信息及监管要求, 排污者和监管主体信息严重不对称, 加大监管难度, 监管力度跟不上实际需求, 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形成细化的监管体系并逐渐规定为法律法规成为重要议题。

(四) 总量控制的确定问题

排污权交易目的是减少排污总量。总量控制的基础在于环境容量的大小, 而确定环境容量则需要大量的环境追踪监测数据。我国的数据监测工作存在很多问题, 监测工作落不到实处, 并且即便有检测数据, 基于地方保护等原因, 对数据的真实性也很难把握。

三、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完善与创新

(一) 加强排污权交易的法制建设

确认排污权的合法地位,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发展为排污权交易提供了良好的机制环境, 认可了环境容量作为资源管理的基础地位, 我们需要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 并且根据现实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国情完善符合我国环境良好发展的法律法规, 确保排污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路径, 维护切实合理的排污权分配体制, 保障排污权交易过程的公平性, 维护企业自由买卖和信息共享的合法的市场环境保证期在合法范围内进行, 维持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及公平竞争下良性竞争的市场氛围。

(二) 完善交易市场机制

政府要通过“有形之手”在排污权交易市场培育的过程中发挥其导向作用, 以立法措施及行政处罚方式作出交易价格调整, 保障高效监督排污权交易的市场行为, 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应该及时公开市场交易过程中所需的服务信息, 有效防止滥用排污权的不法行为, 阻止非法交易及转让排污权等扰乱市场秩序的交易行为, 鼓励企业提高减排技术, 提高减排标准,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 采取一些鼓励激励性的政策措施, 使企业积极加入到减排队伍中, 改善市场失灵的局面, 降低负面影响。 (3)

(三) 加大政府监管力度

加强政府监管, 发挥好政府职能, 以政府监管为主导, 并且发挥社会监管作用, 充分利用舆论监督, 公民举报等监督形式监督企业的排污就交易行为, 建立奖惩措施, 加大执法力度和执法范围, 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实施实事求是的分类监管。此外, 根据产权理论, 以明确的企业产权形式把排污权纳入产权范畴。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则是关系到排污权交易市场正常运转的重要前提。初始排污权分配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是一直探讨的话题, 实践中有政府免费分配给企业厂商的形式, 有采取拍卖征得企业以及将前两种形式相结合的三种分配形式。在分配过程中应该注意保证权利分配要遵循市场秩序, 尊重客观的市场运行规律, 保证公正公平, 实现好政府在保障排污控制区域单位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到对排污市场交易的监督、以及对主体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强化政府监管。 (4)

(四) 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

健全交易制度要在价格层面进行完善, 政府有着宏观调控的作用, 发挥其对合理交易价格的指导功能, 在完善交易的价格确定机制之上, 发挥市场调节功能进行定价。明确价格同时还要及时公开公布排污权分配信息系统、排污的总需求量以及供给量等市场信息,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排污权交易效率, 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排污权交易价格。

(五) 控制好污染物排放总量

由于“容量总量控制”在我国实施存在难度, 作为“容量总量控制”条件不成熟时的一种临时过渡办法, 我国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已然将“总量控制标准”确定成排污权总量必要时的现实实践之选。详细的实施由我国环保主管部门借鉴国内外先前成功实践经验基础上, 参考通过模拟实验所得来的数据结果, 并根据当地经济实际发展状况, 制定出“计划控制目标”, 确定排污权发放量。 (5)

四、结语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国内外都重视的一项环境经济措施, 从经济层面影响环境举措, 是对传统环境治理方式的改变, 给环境保护事业注入新的活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建立公平合理的排污权交易体制, 为企业进行交易提供良好平台。须尽快从法律层面确立排污权制度,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 保证排污权交易合法有效运行, 才能使排污权成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动力。

摘要：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 科学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但是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也愈加严重, 受到重视。我国不乏在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领域进行积极探索, 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 但我国对此制度的探索还处于初始阶段, 仍旧存在许多现实问题, 本文将从我国实际着手, 严格理论指导, 提出合理建议, 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制度,实践困境,完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张梓太.污染权交易立法构想[J].中国法学, 1998.

[2]张建.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J].郑州大学经济法学, 2004.

[3]何昌.排污权交易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 2005.

[4]王金南, 董战峰, 杨金田, 李云生, 严刚.排污交易制度的最新实践和展望[J].环境经济, 2008.

[5]孔国荣, 吕东锋.浅论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J].企业经济, 2008.

[6]黄晟.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 2010.

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 篇8

关键词：EU ETS,协调发展原则,利益衡量

1 京都议定书

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了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补充性文件的《京都议定书》 (简称《议定书》) 。《议定书》为主要的工业国家制定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 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 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截止至2009年2月, 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 (超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1%) 。《议定书》仍承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宗旨, 要求各成员国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努力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议定书》在附件B中为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制定了减排承诺, 为了实现缔约国的减排承诺, 《议定书》提供了三种交易机制:排放交易机制 (E-missions Trading) 、清洁发展机制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和联合履行机制 (Joint Implementation) 。

排放交易机制 (Emissions Trading) 是各发达国家可基于本国1990年或1995年的排放基准, 和其他的发达国家交易温室气体的排放配额。这些被交易的配额称为分配数量单位 (Assigned A-mount Units) 。

清洁发展机制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进行投资, 以获得项目信用 (project credit) 。这些项目信用配额 (Project Credit Allowances) 称为核证减排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

联合履行机制 (Joint Implementation) 和清洁发展机制非常相似, 只不过联合履行机制是发达国家向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减排项目进行投资, 以满足《议定书》的承诺要求, 这里的项目信用配额称为减排单位 (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通过这三种交易机制, 各成员国能够在市场交易下更有效地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承诺。

同时《议定书》规定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享有负担共享 (burden sharing) 的标准。即欧盟作为一个区域联合体, 应比1990年的排放量减少8%, 但各成员国的减排目标之间存在差异。例如葡萄牙可以在1990年的基础之上增加27%的排放量, 英国则必须减排12.5%, 德国必须减排21%。正是由于欧盟境内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减排数量的差异, 更加速了欧盟减排交易计划的形成和实施。

2 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EU ETS

2.1 EU ETS的制度结构

据欧盟国家审计署2008年的报告显示, 欧盟排放交易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交易系统, 涵盖了欧盟境内的所有国家和11, 000个工业基地, 囊括了欧盟45%的二氧化碳排放。

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05年1月1日到2007年11月30日, 第二阶段是从2008年1月1日截止于2012年的12月31日, 第三阶段是从2013年到2020年。其中, 第二阶段相对第一阶段而言, 运作是比较成熟的, 因此这一时期的数据更能有效说明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特点和运行效果。

从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结构来看, 主要包括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和各成员国 (Member States) 对有关交易的情况进行互动。欧盟委员会制定大政方针, 各成员国必须在欧盟委员会的要求之下制定国内的交易细则。

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欧盟第一阶段排放量的上限为6, 542 Mt CO2, 第二阶段排放量的上限为10, 400 Mt CO2。欧盟委员会在公布总体排放量之后, 会向各成员国发放配额 (allocating free allowances) 。各成员国在收到欧盟委员会的通知之后, 必须提交国家分配计划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 在这份计划中必须详细列明各成员国未来发放的配额总量, 这些配额如何分配给各个部门, 项目信用的数量限制, 并且还包括其他一些行政方面的信息, 例如为新加入者保留的配额数 (The Number Of Allowances Reserved For New Entrants) 。

欧盟委员会在收到各成员国发送的国家分配计划之后, 会对这些计划一一进行审核, 对不合理的部分还可能进行修改。据2007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显示, 委员会在收到11个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后, 驳回了其中的10份, 就是因为成员国规定的配额过于宽泛, 并未对配额的具体分配情况加以详细说明, 并且这10个会员国降低了原先提议的配额。考虑到此种行为可能和《议定书》的目标相悖, 因而欧盟委员会决定予以驳回。

在这11份国家分配计划中只有英国提交的分配计划被委员会接受了。后续的16份国家分配计划于2007年提交, 欧盟委员会降低了其中12份国家分配计划预定的配额。27份国家分配计划仅有5份未作修改而被欧盟委员会接受了。可见, 欧盟委员会对国家分配计划实行实质审查, 并拥有修改和驳回的权力。

2.2 EU ETS的实际运行———以英国为例

如果国家分配计划通过之后, 各成员国就可以将配额分配给各部门。以英国为例, 英国政府在第二阶段总的配额上限为1, 059 Mt CO2, 其中分配给电力部门的配额为524 Mt CO2, 其余部门的配额和电力部门所得配额基本相当, 达到535 MtCO2。虽然电力部门所得配额数量较大, 但仍旧低于它的正常预测的排放量。而英国政府将电力部门作为唯一一家低于往年排放量的部门, 是基于电力部门面临的国际竞争力较小, 可以通过燃烧天然气发电的方式降低成本。

如果企业的排放量超过政府分配的配额, 那么企业还可以通过拍卖 (Auction) 的方式购买所需的配额。欧盟排放交易计划规定了各成员国可以拍卖的配额上限, 第一阶段所能拍卖的配额上限为国家分配总量的5%, 第二阶段增加到10%。通过拍卖的方式促进配额的交易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由于企业只会购买它所需要的配额, 因而通过拍卖可以提高分配的准确性, 并有利于达到污染者付费 (Polluter Pay) 的目的。同时, 拍卖本就是一种公开的方式, 能够降低向公众公开分配的成本。

英国政府通过一份修正案使得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可以拍卖的方式在国内实施。在修正案中, 英国政府宣称, 必须至少在拍卖日前两个月公布政府有拍卖的意图, 并且至少在拍卖日前一个月公布政府所要拍卖的配额数量。拍卖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一种是竞争投标 (competitive bidding) , 另一种是非竞争投标 (non-competitive bidding) 。

在2008年11月举行的首次拍卖就是以竞争投标的方式进行。在拍卖过程中, 企业可以通过一个名为主要参与者 (Primary Participant) 的中介进行投标, 所投数额必须为1, 000配额的倍数 (multiple of 1, 000 allowances) 。此次拍卖运行良好, 最后所得资金为￡54.4, 000, 000。

政府为使中小企业也能够参加拍卖而设计出非竞争招标的方式。在非竞争招标中, 企业只需以管理员 (Administrator) 的身份进行注册, 之后就可在1到10, 000配额 (Allowances) 之间进行招标。这两种模式都会在今后的拍卖中得以运作。

3 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影响

3.1 EU ETS对企业的影响

环境审计委员会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 认为欧盟碳排放机制发挥了其应有的市场功能。2008年工业调查显示, 82%的被调查者参与了碳排放配额的交易,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遵守了该年度的分配指标。

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 他们并不是站在机制外对机制进行评价, 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起到了作用。

根据最终报告结果显示, 34%的人认为EU ETS对于企业的减排活动没有影响, 64%的人认为有影响, 其中包含了9%的人认为EU ETS对企业的减排活动有重大影响。

从公司经营策略的角度看, 56%的人认为EU ETS的配额价格被公司管理层纳入公司核心决策中。例如, 三年的碳排放成本对于同一家精炼厂是不一样的。9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细化减排项目。尤其在高能耗的项目上, 企业会首选减排成本最低廉的方式。

EU ETS和气候变化协定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共同对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相关规定, 企业认为这些不同的政策之间产生了协同增效效应 (synergies) , IPPCD (The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 要求企业提交能源使用效率报告, 同时确定提高效率的措施。EU ETS则更为强调这些措施的经济价值。

3.2 EU ETS的经济价值

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可以以低廉的成本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主要通过政府向企业征收排污费或发放排污许可证两种方式, 这两种方法都始于经济学对减少污染的理论研究,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 政府逐渐将这种经济学理念应用于实践之中, 以达到以最低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具体做法就是在所有的污染者中, 以不同的边际排放成本分配配额 (Allowance) 。通过将配额从高成本污染到低成本污染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 使社会整体以最低的成本达到预期的减排总量。这种市场机制鼓励那些具备以最低成本减排的企业承担最大规模的减排量, 同时促使污染者以边际排污成本等于污染价格的方式来减少排放量。但在制度的实际运作中, 最困难的是, 企业能否将自己的减少排放量 (emission reductio levels) 和市场价格同步。

为碳排放定价对涉及环境的公共政策也是至关重要, 在减排方面, 市场交易机制比制定标准或规则的成本更低, 同时在减排方法上更有弹性。规则的有效性体现在规则可以提供明确的指引, 降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 对于无法接收或回应价格信息的企业来说, 他们更倾向于被动地接受政府制定的规则。然而, 规则需要被执行, 执行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 使整个社会为了达到减排的预期目标而承担过多的成本。

EU ETS使得欧盟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所需耗费的成本降低了24%-60%, EU ETS在运行的过程中, 相比其他规则而言,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减少CO2的排放。

排污权交易制度政策建议 篇9

1排污权交易内涵

排污权, 即污染物排放的权利, 这种权利通常表现为排污许可证。排污权交易就是通过市场机制, 允许各个企业按交易原则将排污许可证出售或者购进, 将环境容量资源作为商品在各个企业之间实现有效的转移。排污者可在排污权市场上, 从其利益出发, 自主决定污染治理程度, 然后买入或者卖出排污权, 在该过程中, 自发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同环境标准和排污收费制度相比, 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经济管理手段, 它更充分地发挥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2国内外排污权交易现状

2.1 发达国家排污权交易现状

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和实践主要由美国发起。1974年, 美国就允许大气污染物在企业内部和企业间进行交易试验;1977年起, 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开启了不同企业间排污量的转让和交换;1982年, 美国环保局允许各州建立排污交易系统, 排污权交易得到全面推广;1986年, 美国环保局颁布《排污交易政策的总结报告书》, 详细规定了排污权交易的规模和准则。

同样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德国, 自2002年初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目前该制度已逐步拓展排污权的取得、交易、许可、收费以及相关标准等多个领域, 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政策法律体系。

放眼全球, 目前的排污权交易市场还在不断发展完善。美国、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了自己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2.2 我国在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积极探索

长期以来, 环境资源在我国被无偿使用。然而,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环境资源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凸显, 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调动各方面的治污积极性, 就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国家环保局在推行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并组织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工作, 开始推行排污权交易。

在大气排污权交易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海率先进行了尝试。1991年, 国家环保局开始试点大气排污权交易, 首批选择了太原、包头、开远、柳州、平项山、贵阳六城市。2001年9月, 在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指导下, 南通市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有偿转让1 800吨二氧化硫排污权, 开创了国内以“排污权”形式交易的先河。

在水排污交易权方面, 2004年, 南通市环保局审核确认由泰尔特公司将排污指标剩余量出售给亚点毛巾厂, 这是中国首例成功的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2008年8月, 财政部、环保部和江苏省政府联合在太湖流域开展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试点。

2007年11月10日, 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揭牌成立, 这标志着国内的排污权交易走向规模化、制度化。

“十一五”以来, 全国各地纷纷开始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 不少地方还出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相关政策措施, 使得过去无偿分配到的排污指标, 通过二级市场运作, 逐步向有偿使用转变。根据国家污染减排工作的总体要求, 参与交易的污染物项目也相应地在原有的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基础上, 新增了氨氮和氮氧化物等。《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 “要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使用制度, 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将成为“十二五”排污总量控制前提下主要的环境经济政策探索领域, 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成为国家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工作任务。”

3排污权交易存在问题

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极具效率性的环境管理措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但其自身亦存在某些缺陷。

3.1 从环境资源自身的特点来看, 排污权难以确定产权主体

产权理论认为, 只有排他性的、流动的产权才能使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一旦产权不能定义清楚, 那么外部性问题解决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但排污权从其自然属性、市场属性和社会属性来分析, 均不具备有效产权的特性。

3.2 较高的政府管理成本和交易费用

为确定企业排污量, 施加管理措施, 政府需要对企业的排污量进行经常性的监测, 势必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同时,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政府相关机构很难根据所掌握的现有资料确定各污染企业的实际排污情况, 所以也就难以有效地在各污染企业间分配排污许可。

3.3 排污权的价格信号失真

目前许多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财产, 有的没有市场价格而游离于市场之外, 有的定价太低或有补贴导致价格扭曲。环境污染往往具有潜在性、渐进性、后发性和长期性, 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信号的滞后性和局限性, 导致排污权与收取的费用并不等值, 难以发挥排污收费的经济杠杆作用。

3.4 环保技术及基础障碍

目前受环境科学技术的限制, 加之污染的流动性、外部不经济性、影响的长远性等特性, 难以对环境的受害程度进行精确量化的信息处理, 使得产权交易的合理性、科学性受到极大的限制, 给产权交易的实际管理与操作带来难度。而一些环境问题如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及敏感地区的环境问题, 必须按严格的环境法规来管理, 不存在市场交易的可能性。

3.5 现行管理体制的局限

目前环保法律法规尚没有明确排污交易的合法性, 缺少强有力的支撑;代为国家行使排污权的管理部门也没有明确;排污产权的评估、咨询等中介机构也未建立, 排污权交易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 执法机制也存在缺失;环境资源的市场发育也不健全。

4排污权交易政策建议

4.1 明确排污权, 建立和完善环保产权制度

我国排污权的权属关系不清晰, 表现为排污权的占有主体不明, 使用主体不清, 处置缺乏规范化的制度。排污权制度建设的目标应是:所有权“一元化”, 使用权“多元化”和处置权“规范化”。所有权“一元化”指排污权的主体是国家, 由国家委托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来行使所有权。使用权“多元化”是指为了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流转, 应该允许多钟经济成份的竞争经营, 实现多元化格局。排污权处置权的“规范化”指, 必须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的约束, 规定排污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正确处置排污权。

4.2 促进排污权交易的的合法化,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对能否进行排污交易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 只是在排污许可证制度中有相关条款, 亟需在法律法规上作出明确规定, 对排污权交易的各个环节做出细化规定, 使得排污权交易有法可依。

4.3 改革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 充分引入市场机制

初始分配获得的排污指标数量多, 就意味着额外获得了一笔资金投入, 会导致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竞争地位不平等的矛盾。虽然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讲, 任何排污企业都没有损失, 也没有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但对单个微观主体来讲, 其效益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应当改革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 改分配为拍卖或招标, 使得排污权分布趋于合理。

4.4 降低管理费用, 激活排污权交易

交易费用在排污权交易过程中非常敏感。排污权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直接动因是获得利益, 如果存在交易成本, 就会对交易产生压抑作用, 整个交易体系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造成整个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成交萎缩。

4.5 通过中介机构实现排污权交易社会化

通过建立社会化的中介组织, 并培育其成为排污权交易的专业服务机构, 为排污交易主体提供必要的交易信息, 消除交易障碍。建设排污权要素市场, 调动和激发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完善环境金融市场, 仿效银行的经营模式, 使得排污权在交易的同时可以存贷, 逐步实现排污权交易社会化。

4.6 制订促进排污权交易的激励政策

排污权交易的买方由于超标排污, 面临无法正常生产或严重处罚, 交易愿望非常迫切;而排污权交易的卖方, 如果不是面临强烈的资金需求, 很有可能待价而沽, 因为排污指标的价格有可能会因为某些环保考核而上涨, 所以通常并不急于出售。这就造成买卖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甚至无法交易。因此, 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应该从政策层面加以引导和扶持, 在交易不活跃时积极向排污单位购买富余排污权, 以保护其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对积极出售富余排污权的排污单位, 政府可以保证在其重新需要增加排污指标时优先向其提供并给予优惠等。

4.7 根据区域总量控制目标合理界定排污权交易对象

从理论上讲, 要充分发挥排污权交易的作用, 最大限度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就需要尽可能大地扩大排污权交易对象。但是, 排污权交易对象的增加又会增加政府的工作量和交易成本, 对于政策法规的要求也会增加, 因此, 必须充分调研区域环境容量, 进行科学的评价与计算, 测算出一个控制区域的最大污染物排放允许量, 计算出区域所需削减的污染物总量, 并将削减总量分解到本区域各个企业, 确定各个企业的总量控制目标, 并据此确定排污权交易对象范围。

4.8 积极发挥政府在排污权交易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必须对排污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管理。 (1) 要采用经济杠杆作用, 降低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如根据区域环境容量, 适时征收“交易税”, “交易税”可以是现金, 也可以是一定数量的排污权, 从而达到最终减少排污的作用。 (2) 要重视破产兼并企业排污权处置。在排污单位破产或被兼并时, 无论其排污权最初是如何获得的, 政府应鼓励排污权作为企业资产进入破产或兼并程序, 而不是无偿处置。 (3)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难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时, 政府必须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等行政手段进行有效调节, 确保环境质量改善。

参考文献

[1]马中.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04) .

[2]金浩波.太湖流域突破氨氮总磷指标定价[J].环境经济, 2012 (05) .

[3]魏静.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冷思考[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11 (04) .

[4]陈峰.排污交易政策探讨[J].福建环境, 2003 (20) .

[5]朱德明, 李洁.太湖流域排污权交易优化目标模型及方案配置研究[J].湖泊科学, 2004 (12) .

[6]王小龙.论排污权交易在我国的运行———在经济激励政策的背景下[J].中国经贸导刊, 2009 (21) .

浅谈辩诉交易制度 篇10

辩诉交易起源于美国, 也是在美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得以发展壮大的。

19世纪80年代初, 美国个别州在刑事诉讼中就使用了辩诉交易。当时的公诉人非常愿意以辩诉交易的方式了结案件, 法官虽然不参与其中, 但是对于公诉人与被告的交易却非常的赞成, 因为这样做不仅仅节约了法官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也让一些本身非常复杂的案件因为犯罪嫌疑人本身的供述而变的简单清楚。但是, 这种交易的方式从来没有走向明处, 都是在暗处进行, 没有直接反映到当时案件的卷宗中。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今天存在的辩诉交易产生的初始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概1950年之后, 刑事诉讼的大量案件直接以辩诉交易的方式了结, 使其成为主要的刑事诉讼结案方式, 这也是取得缓刑和减刑的唯一的办法。辩诉交易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非常重要的刑事诉讼的内容是有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随着二战的结束, 人口的大量增加, 美国的经济处于腾飞期, 但是社会的治安却恶化的非常的严重, 刑事案件大量增加而司法能力的增加非常有限, 整个司法系统已不堪重负, 监狱也人满为患, 辩诉交易这种方便快捷的处理案件的方式,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检察官和法官处理案件的第一选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辩诉交易在此阶段成为一种主流的结案方式或者说这是当时检察官和法官的一种选择, 更是整个社会的潮流和司法资源紧缺上的困境把辩诉交易推向了前台。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 辩诉交易真正的占据了中心的舞台, 从非正式的形式走到了法律的台面, 其正式的确立的标志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的Brady v us案的判决中正式承认辩诉交易。其在判决中指出:“被告人不愿意接受从无罪到有罪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在有罪的情况下更加严重的刑罚, 而选择有罪答辩, 愿意接受有罪的确定性和判处较轻刑罚的可能行, 基于这种动机, 我们不认为是无效的”。在第二年的Santobello V New York的案件判决中, 最高法院再一次强调了这项制度的合理行, 法院在文书中如下阐述:“如果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接受完整的审判, 那么联邦和州政府的工作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 辩诉交易作为美国的刑事政策, 如果运用得当, 可以有效的解决当前的案件压力, 保护公众免受即使在审前释放期间也很有可能受到的侵害”。之后, 美国于1974年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 在案件进入正式审判前或审前程序中, 检察官与被告人达成协议, 如果被告人承认有罪或者不愿意辩护也不愿意做无罪答辩, 那么检察官可以降低对被告人的指控。

辩诉交易的适用迅速的解决了大量案件的定罪量刑, 大大的缩短了刑事诉讼的周期, 节省了诉讼资源, 成为了现代美国刑事诉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辩诉交易其本身的方便快捷的属性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辩诉交易因解决案件上便利性而被其他国家大量的效仿, 像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也纷纷在其刑事诉讼中确立了辩诉交易。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理论

1. 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

辩诉交易又称辩诉协商或诉讼协议, 美国的《布莱克法律词典》是如下定义的:“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 通常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 被告人与检察官达成的某项协议。”在伦斯特罗姆所著的《美国法律词典》中, 是如下定义的:“在刑事诉讼中, 被告其本人或者他的律师与公诉人经过协商达成某种双方都乐意接受的诉讼协议的程序。”也有学者认为, 辩诉交易就是“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做有罪答辩, 公诉人放弃或减轻对其的指控”。尽管对辩诉交易的定义有不同的版本,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辩诉交易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即被告人或其代表的律师与公诉人达成某项互利的协议, 公诉人通过被告人的认罪而在控诉上做出某种让步, 最后通过法官的确定而结束诉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官不对辩诉交易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而仅在形式去进行审查。只有当法官认为其交易的内容违反了正义和正当的要求, 才可以拒绝接受双方的协议,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法官是会尊重双方的协议的。

从本质上说, 辩诉交易就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互利的交易行为而实现对自身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处分的过程。

2. 辩诉交易的分类

(1) 根据协议的内容对辩诉交易进行分类

(1) 指控交易。即被告人做有罪答辩, 公诉人降低或减少指控。从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降格指控, 是指公诉人以原指控之罪降低一等或几等级的罪名进行指控的交易方式, 如将贩卖毒品降格指控为携带毒品, 强奸妇女降格为猥亵妇女, 谋杀罪名降格为故意伤害, 如此等等。另一种是减少指控, 是指在被告人犯数罪的场合, 通过交易, 公诉人仅指控其中一种或数种, 而其他不予指控的方式。此种情形一般发生于被告犯罪行为涉及多种罪名或者涉及多种犯罪场合。

(2) 量刑交易。即如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 公诉人将同意请求法官判处较轻的刑罚, 或同意向法官建议较轻的刑罚或不阻止法官判处较轻的刑罚的交易方式。如本该判处无期徒刑的判为有年限的徒刑, 本该判处重金处罚的减少罚金的额度。

(2) 根据案件的类型所的划分

(1) 明示辩诉交易。这主要是涉及到一些罪行较重, 刑期较长或证据不足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 被告人或其律师通常会与检察官就交易的内容进行专门的谈判, 被告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检察官的量刑承诺而做出自己的选择。

(2) 默示的辩诉交易。这主要是涉及到一些罪行较轻, 证据比较确凿的案件。尽管被告人或律师没有与检察官就交易的内容进行专门的谈判, 但是律师根据以往的经验或此类案件的一般情况, 可以就交易的条件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检察官和法官对此一般也会有比较确切的认识, 被告人其本身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刍议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篇11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在开庭审理前，控方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进行协商，内容针对的是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达成协议，控方通过降低或减轻指控，换取被告人认罪或做出自己有罪的答辩的一种司法制度。

检察官提出不指控或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换取被告人在法庭上做出有罪的答辩。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使被告人能够痛快的认罪，缓解侦查机关对证据收集的艰难，减轻繁重的审判压力，节约社会开支。

1 辩诉交易制度形成的客观基础

（1）二战以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法制发展相对滞后。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尽管近几十年，司法部门一直加大执法力量的投入，但匮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没能遏制住犯罪。美国又是控辩式的审判模式，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缄默权利”，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有权利不回答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任何问题，这使得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有时候变得异常艰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寻找能够定罪的客观证据，有时找到的证据甚至是徒劳无用的，在法庭上很难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无法对被告人定罪，使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再次对社会造成危害。当客观事实造成司法部门的压力过大时，检察官变开始选择出路，即使用辩诉交易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

（2）美国的检察官拥有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人的身份，他们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指检察官有权力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量什么刑，量多大的刑罚。当美国有限的司法资源在越来越多，积压案件得到快速审理时，个别检察官就开始，用一种交易或协议的方式来换取被告人在法庭上作出有罪答辩。当诉讼过程中证据不足或对控方不利时，仍然能够有效地惩罚犯罪。这无疑是有利的，也使得司法权有效运用，被告人在法庭上不再一直沉默（美国审判制度中口供可以作为认罪的主要依据），个别被告人会考虑自己犯罪实情，考虑是否要进行交易，交易能否减轻刑罚，快速结束审判是否对自己有利。

2 辩诉交易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源

（1）辩诉交易行为之所以控辨双方都愿意进行使用，根源在于节约了双方诉讼成本。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减少了诉讼程序的起诉、辩护、陪审等工作，必然减轻司法机关办案成本，尤其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各种合理措施的应用，便于提高社会效率。减少纳税人的花费，都符合当前美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既提高司法效率，又节约了诉讼成本。

（2）有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毁灭了证据，或证据已经无法恢复，被告人如果不开口，则没有客观证据作为诉讼的支撑，又无目击证人，定罪成为一个僵局。根据无罪推定或疑罪从无原则，当庭释放被告人，罪犯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撼动法律的存在和尊严。有时公诉方不愿放弃惩罚犯罪，案件的审判会一拖再拖，无限期审理，有时会出现长期羁押被告人的情况，损害了人权。

（3）对于侥幸或轻微的犯罪行为，没有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一定危害，可以从轻或免于刑罚的行为，且被告人有强烈的悔改行为，社会也需要通过辩诉交易制度给予被告人一定的宽容。法律的威慑作用已经震慑了犯罪行为，惩罚了犯罪人的心灵，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帮他们改过自新。

3 辩诉交易制度的弊端

（1）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质疑一直以来都没有停过，反对者认为通过认罪协商来解决问题，表面看似公平，实际会隐藏权力的滥用。检察官在诉讼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是否使用辩诉交易都由他们主导。他们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力。假如为了快速结束审判，伪造一些犯罪证据；通过心理暗示引诱被告人；采取恐吓手段胁迫被告人接受交易，对被告人则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而这样的不公正对被告人来说又有苦说不出。检察官手中的权力如果被无限的放大，法官一般不会干预。那谁来监督和约束检察官的权力，会不会造成司法制度下的隐形交易，滋生权力的滥用？

（2）美国的法制基础是人人平等原则，辩诉交易制度在程序和结果上表现着公平，而控方手里掌握着绝对权利，有时被告人在审理之前已陷入了两难之境，如果不进行交易可能，会难以接受审判的结果，控方可能会提出严厉惩罚，形成一种对被告人来说的隐性威胁。有的辩护律师为了审判快速结束，获取应得利益，默认了这种威胁，间接倒向了控诉方，违背了被告人在法律平等原则，侵犯了被告人的利益，使得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声不断加大。

4 辩诉交易制度发展的展望

辩诉交易的使用不能一概而论，虽然辩诉交易制度还存在一些尴尬，但从宏观角度来看依然是利大于弊。现有的司法体制下，监察制度的发展和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辩诉交易制度，同时不断丰富司法实践理念也推动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发展，这也是很多大陆法系国家无法比拟的，社会制度使得辩诉交易制度不会消失，它会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最终发展成为一项公正的法律制度。

总而言之，法律有时能容忍一个有罪的人被判无罪，那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辩诉交易的方式，允许一个有罪的人通过选择降低指控或减轻惩罚等方式，来减轻或从轻对其的处罚。这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惩罚方式，但它的优势在于能够从公正与效率之间找到一种“相对公平”，它的存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徐美君.比较司法制度（第一版）[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08）： 234-235.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篇12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在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政府担负着重要职责,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业在运转过程中由于执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所付出的成本,例如各种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等。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比较大的空间。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进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应在以下三方面进一步努力。

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一是加快“营改增”步伐,针对不同行业状况适度降低税率。二是清理取消对企业的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在结构性减税方面推出更多实质性举措,对于降低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打好降低企业成本的组合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除了结构性减税,政府还要打好组合拳。首先,为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创造条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政府需要鼓励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制定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为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降低电力价格和物流成本。目前,电力价格和物流成本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十分突出。因此,要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以及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煤电价格下降,从而带动整个电力价格下降。在物流成本方面,关键是要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目前物流企业面临诸如税费偏高、审批繁琐、融资不易等多方面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降低物流成本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企业是很困难的,需要政府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