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机制（共12篇）
碳交易机制 篇1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应对气候变化逐渐成为改变国际政治、外交格局的重要元素, 碳交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区域采用。2014年12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目前我国已有七个碳交易试点区域。“碳交易”不再仅是频繁出现于媒体上, 而是切切实实的开始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生产经营。
一、碳交易机制相关概述
碳交易, 是指在一定管辖区域内, 通过确立合法碳排放权利 (通常称“配额”) 以及一定时限内碳排放总量, 允许配额像普通商品一样交易买卖, 相互调剂配额, 以确保实际碳排放不超过限定碳排放总量, 并以成本效益最优方式实现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市场机制减排方式。
碳交易机制初衷是减排, 通过市场机制将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外部环境成本内化为内部成本, 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 增加成本将减少利润,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 将尽量减少碳成本, 减少碳成本就必须减少碳排放, 从而达到减排的目标。
碳交易标的——配额, 目前以政府免费发放为主, 辅以拍卖等有偿取得方式。从欧盟等市场的发展趋势看, 政府免费发放配额将逐渐减少, 有偿取得的配额将逐渐增加。之所以采取该种循序渐进的方式, 是因为政府不期望初期骤增企业碳成本支出, 而是期望在企业承担能力范围内, 逐渐增加碳成本支出, 建立缓冲期缓解企业压力, 同时使企业有预期, 碳成本支出将增加, 准备方案应对节能减排的大趋势。这样, 既达到减排目标, 企业也能适应, 避免经济波动、企业抵触。
二、案例分析
目前, 与碳交易配套的碳会计国际、国内会计准则都无明确规定, 下面用案例从碳交易机制初衷展开探讨碳会计, 本次探讨不考虑税费问题。
例如:某区域20X6年碳排放总量限额为50, 000万吨配额, A、B两家企业系该区域的控排企业。1月1日, 政府分别向A、B发放100万吨、50万吨免费配额, 20X6年全年A、B实际消耗配额分别是120万吨 (30万吨/季) 、40万吨 (10万吨/季) 。12月31日, A购买配额20万吨, B出售配额10万吨。A企业减排成本为80元/吨, B企业减排成本为20元/吨。1月1日、12月31日市场价格分别为30元/吨、45元/吨。
(一) 20X6年1月1日
政府免费发放配额, A企业取得100万吨, B企业取得50万吨, 市场价格45元/吨。政府免费发放配额是考虑到企业全部有偿取得配额, 将使企业碳成本支出骤增, 企业难以承受, 所以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前期以免费配额为主, 渐进增加有偿配额数量, 逐渐过渡到有偿取得配额为主。因此, 政府发放的免费配额属于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企业碳排放成本费用, 免费配额系非货币性资产, 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 确认递延收益。
1. A企业账务处理:
2. B企业账务处理:
(二) 20X6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
每季末, A企业、B企业根据实际消耗配额确认当期成本费用, A企业消耗配额30万吨/季, B企业10万吨/季。
企业消耗费配额, 即应当承担的外部环境成本, 该项成本承担实质不因配额是有偿取得或者无偿取得而改变, 企业应当将其承担的环境成本计入成本费用。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免费配额, 应当在确认碳排放成本费用的期间, 确认对应的营业外收入。
1. A企业账务处理:
2. B企业账务处理:
(三) 20X6年12月31日
1. A企业购买配额, 根据消耗配额确认成本, 将对应的递延收益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A企业20X6年消耗配额120万吨, 政府免费发放100万吨, 缺口20万吨, 购买20万吨。购买配额同无偿分配配额在消耗时计入成本费用。
(1) A企业购买配额账务处理:
(2) A企业确认成本费用、营业外收入账务处理:
2. B企业出售配额, 根据消耗配额确认成本, 将对应的递延收益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B企业20X6年消耗配额40万吨, 政府免费发放50万吨, 富余10万吨, 出售10万吨。出售配额确认收入, 消耗配额确认成本费用。
(1) B企业出售配额账务处理:
(2) B企业确认成本费用、营业外收入账务处理:
从上述数据不难发现, A企业以45元/吨购买配额, 低于其减排成本80元/吨, 通过碳交易降低碳排放成本35元/吨。B企业以45元/吨出售配额, 高于其减排成本20元/吨, 通过碳交易获得收益。通过碳交易机制, 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以降低碳排放成本, 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可以获得碳减排收益, 控排区域的控排成本效益达到最优。
有观点认为, 消耗政府免费发放的配额不应当确认成本, 因为未支付对价。从碳市场发展历程看, 政府免费发放配额是暂时的, 是考虑到企业目前以有偿配额的方式将给企业增加过重成本负担, 企业难以承担所以政府免费发放, 这不改变碳排放成本是企业承担成本的实质, 免费配额是政府暂时向企业发放的环境补助。从会计信息质量来看, 同一企业不同期间的会计信息应当可比, 如果免费配额的消耗不计入成本, 容易让会计信息使用人误解, 误解消耗免费配额无碳排放成本, 而实质上企业有碳排放成本, 只是由政府买单。政府发放免费配额与企业消耗配额应当是两项独立且关联的经济活动, 第一项经济活动是政府向企业提供环境补助, 第二项是企业消耗配额发生碳排放成本, 这两项经济活动应当分别反映在会计核算中。
三、总结
碳会计作为碳交易机制的配套工具, 应当按有利于实现碳交易机制的初衷进行设计, 应当将企业碳排放成本真实、完整地反映在会计信息中。投资人从财务报告中知晓碳成本, 以便其进行投资决策;管理层从会计信息中清楚看到各产品的碳排放成本, 优化产品结构, 权衡自行减排与购买配额的利弊, 以便其进行战略、经营决策。
本文以从碳交易机制设计初衷为起点探讨碳会计, 仅包括以履约为目的持有配额, 未包括以交易为目的持有配额, 以交易为目的持有配额建议参考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处理。
参考文献
[1]王毅刚, 葛兴安, 邵诗洋, 李亚冬.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中国道路——国际实践与中国应用[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 (4) .
[2]吴德林, 熊楚熊, 陈海鸥, 刘婷.碳排放权会计问题初探[J].开放导报, 2013 (3) .
碳交易机制 篇2
引言
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降至设定目标，具有明显的优势。众所周知，工业革命的发动是建立在市场运行机制基础之上的，而市场机制是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即资源在市场上通过白由竞争与白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是市场运行的实现机制。市场机制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而成。价格机制是指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市场上某种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与市场上该商品供求关系变动之间的有机联系的运动，它通过市场价格信息来反映供求关系，并通过这种市场价格信息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达到资源配置。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等市场手段间接调控，使得排放碳排放权交易本质。
1国内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践
早在，国家环保总局就和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合作，确立了在江苏南通与辽宁本溪展开SOZ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工作;之后相继又在山西、山东等7省市促成“推动中国SOZ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的研究项目”;1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天津、深圳、上海、重庆、广东省和湖北省7个省市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7个试点碳排放交易所涵盖了如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水泥、钢铁、电力、建材、纺织、造纸、橡胶、化纤、陶瓷、塑料、交通等工业以及航空、机场、铁路、商业、宾馆、金融等服务行业，将近2 000家企业，为的全国碳交易市场的统一提供了基础。通过7个试点城市的建设，国家发改委收集了近三年的碳排放数据，未来计划用2-3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统一碳市的设计工作，除管理办法和配套细则，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登记系统、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等。
凭借国内巨人的温室气体减排市场，及国际组织、国内政府的引导扶持，中国正式加入CDM市场以来，CDM项目目前己稳居世界第一。截至2月，己获CERs签发的CDM项目共计1 374个，支持全国90多个气候变化项目的融资，带来气候资金积累达到140亿。但CDM机制是京都时期妥协的产物，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到期，加之欧盟明确从起新注册CDM项目的CER只有来白LDC地区(指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因此，全球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逐步替代CDM机制己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2市场机制与“命令与控制”的行政机制
无论是节能资金的补贴还是碳税的开征，都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从市场资源分配角度来看，并不能作为长期唯一的手段，就中国目前而言，从环保和经济结构调整角度出发，短期的实现可以利用“命令与控制”的方式得以实现的，但是由政府主导所制定的强制企业减排、淘汰落后技术的`政策往往缺乏灵活性和弹性，不能把排放额度安排在最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中去，不利于有效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也未必符合经济规律，难免导致低效率，因此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的目标。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科斯定理所要求的前提往往是不存在的，财产权的明确是很困难的，交易成本也不可能为零，有时甚至是比较人的，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矫正外部性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结合当前我国的现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碳减排应是以发展市场运行机制为主导，利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量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适当施以行政手段，配合强制减排政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节能减排的深化。
3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学思考
尽管国家及各省市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开展节能减排制定了诸多的行政法规，但是没有系统的国家级的立法，无法从根本上规范并有效有依据地制定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而且，从完善有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与政策体系目标来看，有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与政策体系应该具备两人功能:其一平衡各方利益，即公平。因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矛盾是各方利益冲突，如果环境利益及相关的经济利益在保护者、破坏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不能得到公平分配，导致受益者无偿占有环境利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同报，则低碳经济的发展就会缺乏动力。其二有效地实施，即执行。法律、政策制定出来却不能落实、执行，法就毫无意义。
目前，中国各试点在开通碳交易市场时，依据各省市产业、经济等因素，借鉴国际碳市场交易制度、定价规律，政府制定了相关碳排放交易试行办法，规范其流程，统一其标准。但与国际相对成熟的碳市场相比，国内试点仍需第一注重制度和规则的全而、预先公开，包括管理办法、配套细则，具体细化到碳排放权如何拍卖，配额如何同购，拍卖资金如何使用等问题;其次要注重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借鉴国际碳披露计划，制定国家碳披露办法。信息是市场流动的基础，也是投资、交易的决策依据，这些信息的提前公开和披露，有利于改变参与主体和投资机构心理不稳的状态，同时，通过披露企业“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关投资信息”，有利于提高企业在消费者和公众中的声乏绞。
4结论及建议
碳排放权市场机制的建立，首先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碳市场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在总量控制、数据质量监管、法律规定和执行方而从严，明确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排放企业、核查机构、交易机构等参与方的职责，分工协作，也是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行的重要内容。加强对碳排放管控单位的领导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等，确立从高碳经济向低碳转型目标，严格执行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落实《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办法》的实施。从国外的历史经验来说，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单纯地为了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损害经济增长，就如美国始终不加入《京都议定书》一样，欧盟也是在发现了碳排放权的货币属性，工业革命进行了2后，才开始了加强气候污染处理。所以，中国都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仍避免不了对高碳产业的依赖，但未来低碳经济、低碳技术的发展己经成为全世界的主流，因此，各省应核定好碳排放管控量，做好统计数据，绝不能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当成一句号。
碳交易机制 篇3
关键词：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碳汇权交易；减排增收；监管机制
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从减排机制上看，林业碳汇属于间接减排机制，它利用植树造林来吸收二氧化碳，适应气候变化，可以达到固碳减排的作用。我国北京、河北两地在2015年成功完成了首例跨区域农林碳汇融资担保，因此，我国可以通过跨区开展碳汇交易，并通过监管制度予以保障其交易的进行，更好的完善农林碳汇融资担保体系，进而推进全国性碳交易下林业碳汇生态补偿机制的监管制度的建立。
一、农林碳汇融资担保机制监管的理论基础
林业碳汇主要是树林通过光合作用，从而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吸收的一种综合解决气候变化的方式。而林业碳汇的产权属性，也是通过树林产生的碳汇纳入到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权利来交易。森林具有固碳价值，同时也可以更好的适应环境气候变化。
国际上，对林业碳汇权称为碳权或碳信用，主要从其作为准用益物权来进行交易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排他性和承诺性而言。企业在排放温室气体的同时，承诺利用树林来吸收超额排放的温室气体，以此作为信用来抵消，或用作交易。其二是它的财产权属性①，企业拥有林业碳汇权，通过交易所产生的财产归权利人所有。因此，通过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利用碳汇功能来对农林碳汇融资担保权的民事权利，这是其作为财产权最重要的属性。
二、区域性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监管机制的国际考察
（一）美国农林碳汇融资担保制度
美国将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体系中，通过适当的减收财税政策来促进林业碳汇在区域内跨区交易，以此来抵减企业的超额碳排放量，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在交易制度上，主要通过植树造林制度，循环发展制度与碳汇产品交易制度。植树造林制度是交易双方制定协议。履约期内，供给方必须提供树林以购买方进行减排，不得以树木短缺为由拒绝。循环发展制度是将被认证的林地作为碳汇作为供给方的碳汇来源使用（即交易的林业碳汇总额应当是植树造林总额除去因其他原因所造成林业损失的数额）。碳汇产品交易制度是企业通过技术等生产工艺制造“长存木质”产品，用作居民用房筑构或家具的松木或硬木锯材都是长存产品，比用于纸张托盘的纸浆用木材将获得更多的碳汇来源。
（二）欧盟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监管制度
欧盟的农林碳汇融资担保机制是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分化而来，经营者通过出售林业来进行碳汇的企业进行补偿。不同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林业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是起到存储的作用，不仅是作为财产权来进行交易活动，同时也作为一种生态补偿途径。在欧盟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监管制度体系中的监管主体主要有林业的供给者和碳配额的购买者，供给主体包括主营林业一方，农户、集体林场、国有林场以及其它拥有或经营森林资源的个人、企业等。而购买者就是需要碳配额地区的企业，通过向供给者购买林业增加碳汇，实现减排，降低企业成本，是经济利益与林业所有权的交换。
三、我国跨区开展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监管机制
建立林业碳汇风险补偿机制很有必要，对森林所产生的火灾、虫灾等风险进行及时的补偿。此外，对产权的界定需要更进一步的明确，林地的经营权、用益物权在多个监管主体之间运转，并形成多方面的监管关系。因此，监管协调中心在制定相关监管规范的内容上，要保障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对林业碳汇的产权制度进行完善，减少企业在碳汇交易过程中的不必要支出，使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达到规模经济②。
（一）建立碳汇融资担保市场监管机制
农林碳汇融资担保主体主要有林业经营者（供给者）和超额碳排放企业（需求者），通过均衡东西两地、工业、农业的能源结构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在区域内进行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监管制度的构建需要保障碳源方与碳汇方两个市场交易监管主体的实体性权利，东北部地区较多为重工业城市，碳排放量较大，西部地区林业发达，可以通过碳汇、碳源的相互均衡，体现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在跨区进行碳汇交易的过程，要保证合同的有效性，同時，应该给予提供碳汇方更多的经济支持。
（二）构建碳汇融资金融与保险监管制度
在碳汇金融制度构建上，对林权抵押贷款制度进行完善，作为经营者的监管主体的农户可以将林权证书、租赁或承包合同等向银行作为抵押产生贷款，国家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补贴制度，对碳汇交易进行补偿，减少森林碳汇贷款项目付息风险。
在保险制度上，跨区进行林业碳汇的交易，供需双方分属不同地带，因此气候环境也各不相同，林业碳汇的交易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上森林的生长周期缓慢，所以需要一套必要的风险控制制度予以保障才能更好的实现供需双方监管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因此，可以通过保险防范制度，保障合同双方能顺利履约。
四、结语
在新常态的市场机制调解下，我国在构建跨区农林碳汇融资担保监管制度应遵循“府际联合，依法监管”的原则。在区域间构建“监管协调中心”，对不同地区间的农林碳汇融资担保进行协调，通过制定实体法对交易主体的权利、责任予以明晰，并在各地区政府的监督下，将实体法落实到区域内，政府之间联合监管、执法，整治虚假交易主体，惩戒逃避减排的单位，更好的控制本区域内碳排放总量。（作者单位：1.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2. 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由“天津财经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和“天津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项目”资助。
注解：
①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② Brian Jack. Agriculture and EU Environmental Law[M].Ash 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参考文献：
[1]杨博文.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协调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2016（2），111-116；
[2]李丽红，杨博文. 区域性碳交易府际合作立法协调机制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6（3），87-91；
我国碳交易机制的现在和未来 篇4
本质上, 碳交易是碳排放额的需求方通过支付给减排量的供给方一定经济成本, 以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 购买方可以用购得的减排额抵减其减排目标, 完成其减排承诺, 从而以市场化手段, 提高稀缺性资源“气候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全球碳交易市场发展迅猛, 交易额从2007年27亿吨、400亿欧元猛增到2011年103亿吨、1260亿欧元。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与我国相关的碳交易机制仅有CDM (清洁发展机制) 和自愿碳减排两种。由于2012年以前我国没有强制减排承诺, 所以一直是碳资产的生产和出口国。
CDM是基于项目的交易, 由列入公约附件一主体 (发达国家或其国内企业) 到其他国家投资减排项目, 获得CERs (核证减排量) , 或直接购买CERs来完成其减排义务, 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机制。
自愿碳减排 (VER) 是一种公益性的减排行为, 其减排量的基准线选取和计算方式与CDM一致, 只是其核准程序和认证机构不像CDM项目那样严格, 所以核准成本较低, 但其VERs (自愿减排量) 不能像CERs一样抵减减排承诺, 反而是做绿色形象工程、提升公司形象的首选。
我国的碳交易现状
我国碳交易起步早, 2002年荷兰政府与内蒙古风电公司合作启动的“辉腾锡勒项目”, 于2006年正式在CDM理事会注册成功, 标志着我国CDM已起步。此后CDM发展迅猛, 2007年我国CDM的CERs成交量占世界总成交量73%, 2008年占84%, 2009年占一级市场交易量72%。截至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部国内CDM项目4208项, 其中2038项在理事会成功注册, 获CERs签发814项目, 占国内项目的19.34%。
我国没有CERs需求, 仅仅是CERs的生产者和供给方。同时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激烈竞争, 导致CERs卖方议价能力进一步下降。2008年, 我国CERs售价为11.70～16.08美元, 低于全球一级市场均价16.12美元, 远低于二级市场均价24.51美元。2008年以后, 碳价受经济影响一路下滑, 2012年初跌至3.27欧元的历史最低点。发改委将我国最低限价下调至7欧元。
2008年, 国内三大排放权交易所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成立。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昆明等交易所相继成立。2011年7大试点省份也各自建交易所。但目前国内碳交易主要是针对欧洲市场制定的规则进行技术转让行为, 真正的国内碳交易市场尚未出现。
碳金融方面, 民生银行创新推出了以CDM机制项下的CERs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新融资模式, 并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组织发展企业CDM合作意向, 涵盖小型水利发电、炼钢高炉余热发电等清洁发展项目。此外, 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还分别推出了“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
我国碳交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12年《京都协议书》第一期到期以后, 我国作为世界上总体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 势必面临强制性减排压力。现有的政策和机构远远不够满足新形势下的交易要求和承担减排义务的重任, 故而进一步分析在新形势下所面临挑战和机遇, 能帮助我们应对挑战找到合适的战略和对策, 完成从自愿减排到强制性减排的转换。
1.总体目标的设定及合理分解
到2020年, 我国单位GDP排放强度要降低至2005年水平的40%～45%, 是一个相对减排目标, 必须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来设定总体目标才能合理分解。相关文献研究表明, 在GDP增速8% (剔除通胀) 的假设下, 到2020年, 碳排放总量约为105～114吨, 需要累积减排40～50亿吨, 每年大约需要形成2.5～7.9亿吨的减排能力。实际操作中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影响, GDP增速难以准确预测, 同时技术进步、通货膨胀等因素会影响不同时期的减排成本。在此基础上的目标分解直接影响区域性支持政策、资源分配和监督管理。在各地区现有排放数据不足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好省份与行业各自内部及两者之间的目标分解和权利分配也是一大挑战。
2.政策规范不断完善
早在2008年, 我国就颁布了一系列以环境保护、能源节约为目的的法律法规。但这类法案中并无针对温室气体的法律条文, 更没有针对碳交易的法律条文。
而欧洲分权化治理模式已相当成熟, 交易体系由欧盟委员会控制, 成员国在设定排放总量、分配排放权、监督交易等方面有很大自主权。用拍卖取代分配, 并制定预支和存储排放量政策, 帮助企业调整减排量, 超额1吨二氧化碳, 罚款100欧元, 并从次年企业排放许可权中扣除该超额量。反观我国, 在分配排放权、监管等方面至今未见政策。为完成节能减排考核, 以拉闸限电为特征的减排冲刺在2010年末席卷全国, 以不发展换减排。这都表明我国亟需有针对性的政策与法规出台。
3.交易平台的支持与建设
我国目前参与碳交易主要依靠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经纪商撮合国内项目开发者和海外投资者, 另一种是由国际大投行充当中间买家, 收购我国项目, 打包到国际市场寻找交易对象。
2012年后, 我国将有可能承担强制性减排任务, 产生国内CERs需求。在吸收和消化没有得到联合国审批的国内CDM项目的同时, 必将面临国内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挑战。
自2008年开始, 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11年随着试交易推行, 试点省份交易所相继建立。但当前碳交易平台缺乏统一的登记注册系统、认证系统和方便快捷的交易结算系统, 只能进行节能减排技术转让, 尚不能进行碳交易。面对2012年国内CERs交易需求, 现有平台建设的滞后性会暴露无遗, 缺乏交易规则, 缺乏交易经验, 缺乏相应人才, 将阻碍碳交易在国内推行。
4.参与方的多样化转变
2012年之前, 我国不承担强制减排承诺, 不参与二级市场, 仅允许企业接受CDM项目投资以CERs一级供应商身份参与碳交易。2012年以后, 我国将可能承担强制减排义务, 产生国内CERs的需求, 在提高我国话语权的同时也是对我国中介机构的考验。
CERs是一种虚拟商品, 项目开发过程长, 程序复杂, 交易规则严格, 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目前全球45家DOE申请机构中, 获批26家。我国有7家机构申请, 获批CEC与CQC两家, 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 远不够为完成国内交易提供保障, 将项目审批、评估权交由外国机构, 将制约我国对市场的主导和监管调控。
金融机构的参与和资金支持在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 将极大的提高市场效率, 但是我国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
5.碳交易衍生产品的开发需求
我国主要碳交易来自CDM项目, 项目投资时间长, 减排量由项目初期设计决定。企业无法灵活调整减排策略, 使寻找交易对手变得困难, 项目减排量不一定符合投融资双方的减排要求, 产生减排量不足或者是减排量剩余情况。缺乏交易平台, 致使与二级市场产生隔绝, 导致我国碳金融的发展停滞、碳期货、碳远期、碳期权等一系列衍生产品极度匮乏, 仅有的金融机构的参与, 也远达不到“碳金融”的标准, 仅停留在“碳信贷”阶段。
对策建议
1.区域划分与行业划分并存
可选的划分方式:一种是按照产业结构, 以产业类型作为分配依据;另一种是按地域和行政单位, 自上而下分配。我国行业协会自律的影响力弱, 无法强制企业履行减排义务, 同时地方政府对航空、铁路、电力等央企的制约能力较弱。所以单独实行按产业划分, 或是地域行政区划划分, 都有一定的制约性。
股份制改造后, 普通行业国企已划归地方政府管辖, 所以可以推行两种划分并存的体制, 将普通行业企业按地域和行政区划划分, 参考欧盟的分配方式, 先由地方自下而上申报排放权配额, 再由中央控制总量, 按一定标准分配给地方。借鉴欧洲分权监管方式, 将区域性分配与监测权下放到省一级。在GDP考核中引入低碳效应, 激励地方政府减排热情。同时对航空、铁路等央企进行单独划分, 不参与地区减排分配和统计, 而以所属行业为依据进行划分, 建立专门机构, 参照省级机构管理此类行业减排。积极推行碳交易试点, 摸清各地区碳排放的基本状况, 为全国性碳减排限额总量的制定和配额的发放, 收集精确数据。
2.完善碳交易的政策支持和法律规范
建立碳交易的专门法律, 规范碳交易行为。在法律上确立过量碳排放的违法性, 保证国内碳排放需求的稳定,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针对超额排放制定具体且适量的处罚措施, 使处罚高于减排成本, 保障碳交易在市场调控下自发进行。同时建立碳交易监管委员会, 联合金融行业协会和交易所形成三级监管机制。
在国际碳交易规则基础上, 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区域规划、平台建设三个方面的经验, 在现有的“熊猫标准”基础上继续完善适合我国现阶段减排技术的审批注册机制。完善制度和办法, 防范风险, 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发挥碳交易市场的基本功能, 保障碳交易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3.建立国内自愿碳减排交易市场。
大力推进自愿碳交易, 建立和完善自愿碳交易市场, 可以为我国分阶段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提供实践经验。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特别是配额交易市场, 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需要分阶段推进。而建立自愿碳交易市场是建立国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有益尝试, 通过制定与实施自愿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制度和管理办法等, 可为研究与制定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交易机制、法规政策等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 从而为顺利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开展自愿碳交易还可以为未被列入强制减排计划的企业和非盈利性机构提供融资渠道, 激发这类机构和企业进行自愿碳减排的动力, 促进减排技术进步。
4.建立碳交易二级市场
建立碳交易二级交易市场, 扩展碳交易的参与方, 引入金融机构。二级市场的建立使交易方可以脱离具体CDM项目进行CERs交易, 从而有效缓解项目型交易灵活性不够的问题。同时二级市场交易的展开是发展碳金融的首要条件, 是碳交易衍生产品开发和交易的市场保证。金融机构不存在碳减排需求, 如果无法在二级市场出售CERs, 则只能以信贷方式提供融资。二级市场的建立让金融机构能直接投资CDM项目, 提高融资效率, 节约CDM项目需找匹配投资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这一设计也让超大型减排项目的实施成为可能。金融机构资金充足, 可以率先投资大型CDM项目产生的CERs, 并将此拆分卖给多个需求方。
5.培养本土中介机构, 引入金融机构, 提升交易者的资质
中介市场是开展CDM项目的关键。在现有两家获批DOE资格的机构的基础上, 加强与国外中介机构的合作, 深入研究国外中介市场的先进经验, 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中介服务体系。注重我国本土中介机构的培育, 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碳交易中介的作用, 允许金融中介机构购买或者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
6.发展碳交易衍生产品, 并严格监管
碳交易——未来的游戏规则 篇5
导读：《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成交额的增长从220亿欧元上升到400亿欧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点碳公司（Point Carbon）预测，2008年全年的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达到42亿吨。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正文：虽然全球是否在变暖都还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对于一个商业社会来说，这都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在人们对气候的担心和争论中，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主义运动形成了气候。而人们对未来发展和环保的普遍关心，很可能演变成新的消费模式和政府新政，这将改变商业世界的版图，甚至重写商业游戏规则——正如气候能够让沧海变成桑田一样。
全球变暖的真相？
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在2007年2月2日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由全世界130个国家，2500名科学家共同签署，指出全球变暖的结果是确切无疑的。同时指出，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以二氧化碳为首的烧料废气。但是，就在碳排放造成全球变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结论的时候，2007年3月，英国BBC制作播出了一个节目，题目叫做《全球变暖大骗局》（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与世界主流舆论大唱反调。
反对IPCC报告的这些科学家的主要理由是，全球暖化是太阳黑子、宇宙射线等众多因素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是全球暖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那是科学家对一个现象的不同解释。但是，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尖锐的对立，会让大众产生对于科学真理的迷惑：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参与IPCC报告的科学家人数很多，但是，人数多是否就代表了真理？
同样，与IPCC共同分享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在人们的支持和质疑声推行自己的“环保理念”。2006年戈尔投资并参与拍摄一个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相》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内容是揭示全球暖化的趋势，呼吁人类赶紧用实际行动来减缓全球暖化。《难以忽视的真相》荣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他本人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2007年“地球卫士奖”。
紧接着的2007年9月，一名英国校董状告英国政府，起诉政府组织学生观看戈尔的环保纪录片不妥，因为该片有多处“有违”科学事实。英国高级法院裁巴顿大法官在终审判决中说，这部纪录片中“强势的、喜剧性的呈现方式”，是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是戈尔先生“个人风格的呈现”，当它被放映给孩子们观看时，必须要给予一份陈述失实地方的说明，以平衡戈尔先生的“一家之言”。
也有人把戈尔家的用电量与美国普通家庭进行对比。从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月5日不足一年时间内，戈尔的豪宅共计用掉19.1万度电。而该地区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电约为1.56万度，一般美国家庭全年平均用电约1.07万度。2007年12月9日《泰晤士报》报道，戈尔在过去7年中通过出书、演讲、拍纪录片和商业投资等活动收入近１亿美元。戈尔在商业领域的造诣也是有目共睹的，拥有Google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还是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他投资有线电视台Current TV。戈尔还于2007年11月加盟了美国知名风险投资公公司KPCB。
外界一直认为戈尔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在白宫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克林顿签署《京都议定书》，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也一再推行“绿色政纲”，但“环保牌”这柄双刃剑使他触怒了受益于大工业的选民，有人说是环保理想断送了他的总统梦。但事实上，戈尔只是一个政治家，所谓“理想”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布什因为代表石油企业和军工企业的利益毅然退出《京都议定书》，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声称，美国未来10年斥资1500亿美元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将帮助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这同样是为达到政治目的。
众说纷纭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主流观点已经形成。对大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健康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已经让人类吃到很多恶果。全球变暖以及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现象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然界的平衡正在被人类活动所破坏。人们很想知道问题所在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造成全球变暖在逻辑上是可以解释通的，再辅以在“众多假定条件”的模拟实验结果，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就被确定为二氧化碳了。
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在1997年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公约》实施取得重大突破，缔约方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2007年12月15日出台的“巴厘岛路线图”，将为进一步落实《公约》指明方向。2008年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兹南闭幕。会议决定启动适应基金并通过的2009年工作旨在争取在明年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标志着2009年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正式启动。
依据《京都议定书》，各签约国到2012年必须完成第一阶段减排目标。表面看这是各国就世界气候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其实质是金融问题，是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核心部分。目前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范围内，已建立了“碳货币”的雏形。2012年后，如果各国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就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达成一致，届时各国只有购买“碳货币”才能在这个新框架下维持自身发展。
“碳金融”从狭义上说是提供给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资源，广义就泛指气候变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在全球碳市场，有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即欧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英国等排放交易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另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以及其他减排义务获得的减排信用交易额，这方面日本综合商社的力度最深。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成交额的增长从220亿欧元上升到400亿欧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点碳公司（Point Carbon）预测，2008年全年的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达到42亿吨。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在低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约定条件时，碳信用额度的价值日益凸显，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美元垄断促使国际货币形式多元化。同时，碳交易市场供给方多元化，包括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像石油供给高度依赖欧佩克，客观上让存在碳交易计价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
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参与国不断增加，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日本碳交易所、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相继成立。中国2008年以来已经成立了三家环境交易所，分别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从《京都议定书》再到碳交易排放权交易，甚至连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BP都推出了家庭用的“碳排放计算器”。这些政治行为和商业行为实际上是在制定未来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21世纪中国、印度、中南美洲、非洲都面临如何发展和享受现代化成果的严峻挑战。以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暖化为代表的环保主义，是否会成为继知识产权、贸易顺差、货币汇率之后，又一个冠冕堂皇的大棒？
综合商社领跑碳交易
交易所成交的碳排放量虽说是无形的，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生产者和拥有者的。日本综合商社以他们在全球控制常规资源方法逐步成为碳排放权的生产者或拥有者。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在排放权领域涉足最深，是这个市场的领跑者。早在2000年，三菱商事对世界银行主导成立的“世界银行原型碳基金（PCF）”出资，并派遣了负责人。2001年，与排放权交易之先驱美国中介巨头Natsource公司合资成立了“NatsourceJapan”公司，之后又先后参与了ESCO基金和日本碳基金等重大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排放权交易经验，甚至可以影响到交易规则的制定。
2006年，三菱商事首个CDM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截至2007年11月末，已有6个CDM项目完成了联合国注册，其减排量已达到每年1270万吨，这在目前联合国所登记的削减量中占7.5％的比重。2007年9月28日，又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营化学公司——Uzkimyosanoat公司，以及该公司旗下的3家化学肥料公司之间，就温室效应为CO2的310倍的气体—氧化二氮（N2O）的减排项目正式签署了协议，并正式取得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该CDM项目的承认。2007年末已有16个项目正在办理联合国注册相关手续，与此前注册的6个项目累计起来，预计今后CO2的排减量能达到每年1800万吨。此外，三菱商事在全球还有40～50个项目正在推进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三菱商事在该领域可谓遥遥领先。
在中国，三菱商事、新日铁合作推动的山东东岳化工项目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排放权项目，项目设备于2007年上半年开始运转，通过处理所获得的排放权，换算为二氧化碳每年约为1000万吨，至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本项目所获得的排放权将达5500万吨。根据中国清洁机制发展网提供的数据，截止2008年11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共批准的1749个CMD项目中三菱商事就占了66个项目，在所有企业中稳居第一。
除了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外，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富士财团的丸红和住友财团的住友商事丰田集团的丰田通商等综合商社及日本各大财团的主力企业也广泛参与其中。根据慧聪网提供的《2008-2009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分析报告》，24个中国CMD项目项目申请重点企业和机构中，日本企业占了9个，其中拥有项目数最多分别是三菱商事、丸红、住友商事、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
一石多鸟的生意经
事实上，日本综合商社利用减排项目“援华”的更大目的是要为财团企业在中国能源和环保市场上获得更多商机。排放权倒卖只是日本财团赚钱的手法之一，先进的技术和创造市场的能力让日本财团获得了大量设备订单。日本财团的新型环保产品，充斥着逐渐发展壮大的环保市场。
在能源行业，中国神华集团向第一劝银财团的荏原制作所、富士财团的日立引进了一大批代表世界最先进水平的排烟脱硫设备。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迅速打出了以核电减排的方针，如果发100万千瓦小时的电，核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20万吨，而煤炭是670万吨、天然气为410万吨，核电站在减排上的优点不容忽视，2006年底东芝控股的西屋电气获得了中国的4座核反应堆的建设合同。
在钢铁行业，三井财团的新日铁与中国首钢集团合作参与环保事业，向中国厂商提供减少钢铁生产中粉尘量的焦碳冷却装置。2006年12月，新日铁与首钢集团下属的北京首钢设计院合资设立北京中日节能环保工程公司，新日铁出资60％，北京首钢设计院出资40％。日本的东北大学和日本 Carbon Finance公司也同山西的焦炭厂家，山西安泰集团已就由干法熄焦(CDQ)加上排放权贸易组成的废热回收项目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汽车行业，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从1997年生产混合动力车，在其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在世界上最早实现混合动力车的批量生产。丰田进入商业化生产的混合动力汽车，因革命性的降低了车辆燃耗和尾气排放，其先进性得到了全球的高度评价。除了混合动力汽车外，日本财团企业的环保型发动机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特别是中国要求所有机动车进行尾气排放审核后，更是形成了一个巨大市场。丰田旗下的日本电装将在中国生产环保型柴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日本电装在1995年实现了这一装置的商品化，目前在发达国家，环保型柴油汽车普遍使用这种装置来控制尾气污染。
为了促使日本政府与京都机制相关机构和民营单位（经济团体和财团企业）在今后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更加积极地有效地推动京都机制的实施，日本成立了JKAP（日本京都机制加速方案）。参与这个方案包括环境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国际协力银行(JBIC)、日本贸易保险(NEXI)、日本碳基金(JCF)、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经济机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地球环境中心(GEC)、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海外环境协力中心(OECC)等环保科研机构。
与此同时，为了在海外顺利开展CDM/JI项目，日本还启动了CDM/JI人才培养赞助项目。此项目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等东道国的政策决策官员、政策负责官员、项目开发者与投资者、当地居民，研究机构。其实这个项目的实质是进行各CMD项目的公关活动，宣传CMD项目双赢效果和占据舆论、道德高地。具体工作包括推动CDM信息的普及与启发，构筑CDM项目相关机构组织网络、CDM项目的人才培养建设为发掘、研发与实施CDM项目作贡献。
在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机制后，日本综合商社就作为节能减排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和重要推动力量走到了前台。综合商社并不是单纯的贸易公司，而是在经济领域代位政府发挥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是日本新产业的创造者和新产业政策的推动者。就环保领域而言，综合商社拥有控股的技术公司和研发部门，业务深入环保产业的各个技术领域。不仅如此，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还不断的为财团相关的制造类、技术类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牵线搭桥。
日本综合商社主导的排放权交易仅仅是日本财团在整个环保产业的一个重要布局，但还远不是其事业的全部。随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环保产业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而21世纪也将成为以环保为主题的世纪。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京都议定书》与二氧化碳排放权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这是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未来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
小心环保陷阱
由日本和欧洲主导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为减轻温室效应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在改变气候上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此举不仅令日本人占据道德高地，更有可能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设立一种制约，从而有利于日本、欧盟等节能技术先进国家(比如节能汽车、风力发电等)，而不利于中国、美国这种高耗能经济的长远发展。
《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压力，更有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压力。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所以说，《京都议定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贸易协定书，只有更多熟悉其中的规则，才有可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
经济发展虽可促进环保技术的应用，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却可能使污染落入“区域转移陷阱”：一些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除了技术因素之外，可能还得益于其原有高污染产业的转移，或者更为拙劣的国际废弃物贸易。如果现实中既可采纳环保技术治理污染，又可进行污染的转移，如何选择就取决于成本。
如今中国环境管制宽松，《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有可能加快一些工业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向中国的转移，以此来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过去几年，日本等发达国家把重化学工业不断转向中国，而自身则在不断的进行产业升级。中国各地这几年上马的规模很大的项目，很长时间内不可能搬走。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进来，我们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我们却可能被投资“锁住”。
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另外，这可能对我国常规能源的大量使用产生压力。这些按照现有排放标准生产的企业在未来会极大地挤压其他企业的空间，制约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必履行《京都协议书》的减排规定。而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最终会成为CDM净买方。
在面对《京都议定书》与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上，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好的道义责任背后的经济利益。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通过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获得环境改善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努力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
中国崛起让无数中国人沉浸在过去粗放式发展的恢弘之中，这几年美国无可匹敌的榜样力量又将中国带入了更为“高端”的靠金融推动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阶段。当人们关注碳交易中的“金融创新”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日本领跑碳交易的实质是建立在世界第一的环保节能技术的基础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21世纪大国崛起的核心竞争力，肯定会是依托在将节能环保的科技应用于生产技术中，这才是世界新经济的杠杆和支点。这不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谁率先断腕，走到同行业的前头，向环境索取更少的能源、向环境输出更少的副产品，谁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就会更宽广。（白益民、袁璐/09.4.30）
碳交易变局 篇6
从银行转到科研机构，科尔依旧保留着一些那5年银行生涯养成的习惯，比如熨烫平整的衬衫和简洁快速的说话方式，“看看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和城市都想方设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能源消耗，就会发现人们对低碳的需求有多迫切。”他说。
在科尔看来，新技术、新思路、新监管和新的金融模式都会对低碳带来影响。前几个条件还好，不过在金融模式方面碳领域不但没有多少进展，反而比前几年更为沉寂。
沉寂的碳交易市场
和科尔干碳交易员时一样，目前欧盟的碳交易机制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根据欧洲碳交易机制，企业可以买卖允许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配额，如果企业排放超配额，将遭到欧盟罚款，由此一个活跃市场应运而生。
嗅觉敏感的伦敦金融城早在2002年就自发建立了碳交易体系，并在2007年就组织了国际碳市场大会，力推建立全球性碳交易机制。在之后的两年间，不少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碳交易部门，努力挖掘这座新兴的金矿。伦敦金融城曾自信满满地预期，当地将成为这个“正茁壮成长”行业中最顶尖的金融服务商集中地。碳交易市场建立之初，欧盟也曾提出在2005?2020年间通过交易减排5亿吨二氧化碳的目标，如今时间已过半回头再看，这一目标制定得太过雄心勃勃。
由于碳交易的价格一度背离实际需要，在过去几年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狠狠扇了目标制定者一巴掌。科尔认为碳交易在第一阶段的目标定得太高，而之后虽然努力修正，不想却遇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使得调降后交易价仍高于需求。“2006年我做碳交易时，一吨二氧化碳的价格是30多欧元，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欧元，有些投行为此在一天中就损失了8亿欧元。”科尔说。
金融风暴改变了业界的形态，也打破了不少机构的如意算盘，在各国忙着释放流动性，尽力在衰退的泥潭里挽救经济的时候，一时升不上来的海平面被当作腠理之疾。这样一来，不但低碳方面大量计划中的投资被延迟，而且不旺盛的需求导致碳排放配额价格持续下跌，压低了污染者的排放成本，又反过来让碳配额价格再次承压。
目前低迷的碳价格完全难以激起交易者的兴趣，虽然欧盟也试图作出一些改变来激活碳交易，但效果甚微，因为即便在欧盟内部也存在利益分歧，诸如波兰等欧盟国家在能源结构中严重依赖煤炭，并不希望碳价格上涨。
“碳交易机制在理论上来说是完美无瑕的，但实际中由于每个国家都盘算着保护本国产业，所以总会遭遇各种阻碍，这就是碳交易的现实。”科尔说。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坚定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参加了这场会议，却发现被全球寄予厚望的大会最后演变成一场令人遗憾的闹剧。峰会上，发达国家希望所有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而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这么做并不公平。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从资金和技术方面为其减排提供支持，而发达国家虽然作出了一些承诺却无法完全实现。双方在减排上的分歧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弥合，这也将是摆在明年巴黎峰会面前一个切实的难题。
碳市场峰回路转
新的研究或许能舒缓一下政治家面对气候问题时的紧张情绪。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低碳减排意味着要在经济上作出牺牲，不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的一份研究试图让人们放心——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即便在本世纪末将其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也未必会影响经济增长。
就在政治家们努力拿出数据说服彼此前，对商业机会敏感得多的金融机构，已率先在时隔多年后再次发现了碳市场中酝酿的商机——未来碳排放的价格可能大幅上涨。毕竟今年欧盟公布了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白皮书，规定欧盟成员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到比1990年少40%的水平，确认了碳市场作为主要减排机制的地位，同时建议降低其他低碳政策对碳市场的影响。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声称，即使忽略所有全球效益，对碳排放定价的机制也会让许多国家受益。该报告提出，按照排放量最大的20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合理的碳排放价格应该是每吨57美元，远高于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目前的价位。
于是，闻到丰收味道的金融机构开始杀回碳市场。今年9月，纽约的一些大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表态支持一项承诺，即到明年底筹集2000亿美元抗击气候变化，这些资金将导向合适项目，帮助穷国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减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其中几家商业银行表示，将在2015年底之前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及其他融资工具，提供300亿美元新的气候资金。北美及欧洲养老基金则到2020年以前，会把低碳倡议方面的投资增加310亿美元。
保险业也再次将目光投到了低碳领域。保险公司表示，他们会将绿色投资增加一倍，达到840亿美元。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最近也致函询问约30家保险公司，以了解它们是否知道气候变化或极端天气灾难更频繁出现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影响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金融业积极参与碳相关投资，使得联合国在一份声明中惊诧不已：金融集团“此前从未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对气候变化采取共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力量无疑有助于推动碳交易满血复活。
辽宁省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构建 篇7
一、碳排放权界定的理论依据及其重要意义
(一)理论依据。碳排放权交易是指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比如温室气体都可以折算成碳当量进行排放的权利,并且允许这种权利可以进行买卖交易,从而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如果是有利的影响就称为正的外部性,如果是不利的影响就称为负的外部性。碳排放具有负的外部性特点。如何使外部性内部化,首先应该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进行交易。而界定排放权利的问题自然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科斯认为,要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产权,通过合理的制度来界定产权,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因为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就是产权不清楚,从而不清楚谁应该为外部性负责。而对于解决碳排放的负的外部性问题,也应该通过对碳排放的权利进行界定,谁有污染的权利,有多少权利,怎样交换这种权利能够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来实现。同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也指出,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需要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外部性也降到最低。同理,合理的碳交易制度也可以降低碳交易的成本,使碳排放者在衡量是自行处理碳排放,还是考虑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从而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减排的目的。而确定碳排放权的问题应该是首要问题。
(二)重要意义
1、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资源。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由于温室气体效应,正在使人们的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开始显现,如何有效地利用碳排放这种资源,成为各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中制定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从而确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以碳排放配额为基础和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交易市场,推动了碳市场的发展。
2、激励企业的减排动机与技术改进。确定碳排放的权利,使企业衡量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碳排放,可以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还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激励企业减排,使自己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3、使政府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甚至法律的手段,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都很难收到成效,企业是被动接受,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隐瞒真相。但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买卖碳排放权使企业获利,或者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种经济手段使企业获得主动性,有积极性参与到减排中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较佳途径。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式与方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碳排放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发放碳排放权配额;二是采取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的方式;三是两者的结合。每种方式对于排放权的价格都会产生影响。而碳排放权的价格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减排成本以及进行碳交易的积极性,因为企业的本质是盈利的,这种趋利性动机也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能够起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政府免费发放配额。根据国际对碳排放权分配的经验,在减排初期,大部分排放权都是免费发放。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压力。但是,免费发放的配额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碳排放权的供给过多,价格会下降,降低企业的减排动力以及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在核定配额时,应采取政府总量控制和企业申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要设立配额的调整机制,对企业多报排放量的行为进行约束。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碳排放量的核查也非常重要。
(二)采取拍卖的方式。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企业获得排放权的成本提高,使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同时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会上升,也为减排企业提供了获利的机会和动力,而且政府可以将拍卖收入用于补贴消费者,或者给企业减税,从而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从总体上说,拍卖应该是大势所趋。例如,欧盟在2006年规定通过拍卖发放的排放权不超过总量的5%,2013年拍卖占的比重达到50%,预计到2020年,各行业碳排放权拍卖的比重将达到70%~80%。广东省是我国试点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省市中,最先采取有偿配额竞价发放的。从2013年12月开始有28家企业竞拍成功,截至2014年6月,有46家企业竞拍成功。除电力外的企业有偿配额购买比例原则上不高于3%,电力企业预计到2020年比例达到50%以上。
(三)两者的结合。对垄断性的行业,比如电力、钢铁等的排放权采取拍卖的政策,因为垄断性的行业较容易转嫁成本。在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初期,一般都会采取免费的配额,但是不管是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的平均值,还是按照行业的统一标准发放都是各有利弊,而随着碳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采取拍卖的形式更有利于减排的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对碳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还有碳配额的期货价格以及核证减排量的现货和期货价格,期货价格对于价格发现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建立碳交易的现货市场的同时,建立碳期货市场也很必要。同时为防止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政府对于价格设定上下限,进行价格管理也是定价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三、辽宁省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构建
截至2015年7月14日,辽宁省已注册将近150个CDM项目。按项目数量排列,辽宁省项目数量居全国第10位,估计年减排量达到32,772,385t CO2e,在全国排在第8位,因为辽宁省的重工业地位,可以节能减排的空间很大。辽宁省作为工业大省,碳减排的压力很大,尤其是电力、水泥、钢铁等行业占辽宁省总的碳排放量一半以上。尽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势在必行,但需要准备做的工作任务繁重,而定价机制是核心内容。
(一)碳排放总量的测算与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以电力、热力企业为例。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的电力、热力生产单位,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范围包括其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是指发电机组、热电联产机组和供热机组等生产系统燃烧消耗煤炭、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是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电力和热电联供的生产单位核算范围仅包括直接排放,其他供热等生产单位核算范围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通过计算和测量,可以把碳排放总量计算出来,各个行业不同,排放权计算的方法和公式也不尽相同。例如,主要是化石燃料对排放量的影响较大,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对排放总量的影响很大,辽宁省碳排放数据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能源部分所提供的基准方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不同研究机构,比如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组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得出的关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折算系数并不相同,综合平均的数值分别是0.733、0.558、0.423。
总量确定的前提下,应该根据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制定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比如15%~20%,配额应发放的比例可以占到排放量的一半,配额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政府预留配额,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二是初始配额,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可以根据企业历年或者近五年的排放量的平均值来确定,也可以根据行业的平均水平来确定,后者简洁宜行;三是新增预留的部分,目的是为新上的项目留出足量的配额。配额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在碳交易市场上是否可以盈利的可能性,因此应高度重视,前提是对碳排放量的测度。这也是当前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电力企业排放权进行拍卖,对其他企业免费发放配额。辽宁省应该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化纤、医药等行业纳入到试点的行业中。电力企业是碳排放较高的企业,尤其是火力发电,燃烧煤,大量排放,但同时也是垄断性很强的企业,通过拍卖的形式得到排放权会使企业成本增加,但可以通过提高电价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虽然碳排放量也比较大,但由于目前经济下行,库存严重,去库存的任务艰巨,碳减排的意愿不够,在此情况下,要想发展碳交易市场,政府应该免费发放配额,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为节能减排的实施争取时间。另外,拍卖最终数量的确定受到企业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约束,因此要针对各行业制定差异化的拍卖比例,来体现政策的偏好,对于排放密度较大,易受冲击的部门提高免费配额的数量。
(三)价格上下限的设定与管理。如果允许企业将当年未用完的排放权留为以后使用,被称为排放权的储存,而如果允许企业提前使用将来的排放权,被称为排放权的预支,允许储存和预支,可以减少碳交易价格的波动,但在禁止储存和预支的情况下,设置价格的上下限是很有必要的。价格下限也成为拍卖保留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企业不会从管理者手中购买排放权,排放权的供给就会减少,实际价格就会升高。如果政府免费发放排放权,价格下限就是排放权的最低转让价格,如果政府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就会设定拍卖底价。价格上限的设定是要参考减排的边际收益。但边际收益难以确定,价格上限往往很难起到价格的约束作用。
碳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显著不同是其建立在政府的减排目标和监管之上,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政府对于价格的管理和干预在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初期非常重要,是引导价格走向的风向标,也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的重要激励措施。
总之,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在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按照市场的定价规律,由供求决定市场价格,但是由政府来确定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才能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进行,并且通过严密的设计,以及采用不同的排放权分配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对于企业的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政府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价格问题进行管理,也是保障碳交易正常进行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付云鹏,祝国君,马树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2]费玄淑,张竹云,赵雪梅.碳金融交易机制的界定及对中国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1.
碳交易机制 篇8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雾霾天气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环境污染矛盾日益突出。随着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与加强以及低碳经济的倡导与发展，企业生产决策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碳约束。此外，在企业的现实生产活动中，由于人员技术水平有限、资金不足、生产材料的缺乏、生产设备的落后等原因，企业都将会受到产能约束的影响，最终表现为产品不能无限生产，产能约束是几乎所有企业都面临着的共性问题[1]。而限额与交易机制（Cap-and-Trade）相比于其他旨在降低碳排放的机制显得更为有效[2,3,4]，因此在限额与交易机制下，考虑受到产能约束企业的生产与碳交易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背景和意义，所以对于此问题的研究显就得较为紧迫和必要。
Florian和Klein(1971）较早地开始关注企业的产能约束问题，考虑了在每个生产周期中受到相同的产能约束下单产品多周期的生产计划问题，得到了最优解的结构且设计了简单的动态规划算来解决该问题。Levitan和Shubik[5]建立了一个由两个制造商组成的寡头模型，这两个制造商受到产能约束且进行价格竞争，相比于前人的研究得到了更加简洁的混合策略均衡。Yazlali和Erhun(2009)[6]考虑了制造商在有限计划期内双供应商的选择问题。由于两个供应商的产能约束，使得其只能有限地满足制造商的订单。Mallik和Harker(2004)[7]基于美国本土的一个半导体制造商，提出了由一个中央协调者在掌握不同的信息量时分配有限产能的问题，当中央协调者在掌握有限信息来预测需求情况下，产品经理会夸大其产品的需求来以期分配到更多的产能，而制造商会降低产能来降低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Moreno和Ubeda(2006)[8]构建了一个寡头竞争模型，在该模型中，第一阶段寡头企业选择其产能，在观察到竞争对手的产能选择后，第二阶段中每个企业选择使得其最大产能生产的产品完全售出时的预订价格，该模型中的每一个纯策略均衡都能得到古诺解。不少学者也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了产能约束问题，Cachon和Lariviere(1999)[9]考虑了一个具有产能约束的供应商将其产品卖给下游的N个独立的零售商的产能选择和产品分配问题，发现某些可操作的机制（比如帕累托分配机制）在不完全信息下可能会导致供应商选择更高的产量。Simchi-Levi和Zhao(2003)[10]研究了由一个有限产能的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供应链，在此供应链上需求信息共享的价值。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制造商的产能越大，需求信息共享所节约的成本也越大。Li等[11]考虑在复杂现实供应链模型中，使用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算法将有限产能分配到不同产品中。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限额与交易机制开始被引入，企业不得不考虑其碳约束下的企业生产和碳交易决策问题。蓝海燕等[12]将碳约束引入传统的库存成本模型，研究了碳约条件下的成本最优企业决策问题。研究表明碳限额对最优订货数、缺货量都有明显影响。常香云等[13]考虑了受到碳约束生产商的整个制造、再制造生产过程，研究了碳排放政策对企业的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Smale等[14]运用实证的方法，使用了五个能源密集型的部门（水泥，报纸印刷，钢，铝和石油）的数据，研究了限额与交易机制对企业利润以及市场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了市场份额以及企业利润的变化情况。Chen等[15]将碳约束引入传统的运作模型EOQ模型，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仅仅通过企业运作上的调整（调整订货量）来大幅度降低碳排放的同时而不显著增加运作成本，且将这样的结果运用到了包括限额与交易机制在内的一系列环境政策。Hua等[16]研究了在Cap-and-Trade机制下企业如何在存货管理中管理其碳足迹，得到了最优的订货量并经过分析和数值测试检验了碳交易、碳价、碳配额对订货决策、碳排放量以及总体成本的影响。
以上的工作仅仅从企业的角度考虑了产能约束问题或者仅仅考虑了限额与交易机制对企业生产和碳交易决策的影响，较少有文献考虑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企业的生产决策同时受到产能约束的影响。区别于前人研究，本文在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将产能约束纳入企业生产和碳交易决策内，使得本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情况。此外，本文还发现限额与交易机制并不是最优的，考虑产能约束后的某些条件下，不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反而最优，且文中给出了这些条件。
2 问题描述
研究一个制造商在限额与交易机制下，考虑产能约束时生产一种产品的生产和碳交易决策。在单个生产周期开始的时候，制造商获得一个免费的排放配额C，该企业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或者购买配额。假设其购买或者出售一单位配额的价格分别是b和s，且交易成本忽略不计。
假设其面临的市场需求是确定的，定义q,p分别是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且满足如下关系
其中，α是潜在的市场需求量，β是产量关于价格的敏感系数。由（1）可得
显然，α/βq/β>c，其中c是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将π记作产品的利润，则有π=αq/β-q2/β-cq．企业生产单个产品的排放量记为e，由此，总的碳排放量为E=eq，假设企业可以通过调节产量来影响总的碳排放量。假设企业的产能为（以下将）。
考虑产能约束下，若制造商总的碳排放量低于初始的配额，则制造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未使用的配额；若总的碳排放量超过了初始的配额，则企业需要从市场上购买配额来满足生产的需要。在此条件下，制造商安排自己的生产计划。
制造商的总体收益Π可以通过以下表达式来表示，
其中，s(C-eq)+-b(eq-C）+是企业通过排放权交易所得到的收益或者付出的成本。显然，为了防止企业的套利行为的出现，企业排放配额的买价要高于卖价（s<b）。可以看出，排放权的出售（购买）价格越正向（反向）影响企业的这部分收益。
2.1 生产和碳交易决策分析
在限额与交易机制下，考虑产能约束时出售和购买碳排放权时企业的最优排放量的决策模型如下：
其中，可以看出，表示使用单位排放权所带来的最大的潜在收益。πs*是企业出售碳排放权时企业的利润，πb*是企业购买碳排放权时企业的利润。以下分析πs*和πb*最优解的性质。
引理1考虑产能约束下πs*，πb*的最优解的表达式满足：
(1）若其最优解为
(2）若则maxπ=maxπb，最优解为
其中，且易知C1≤C2.
引理1给出了限额与交易机制下，考虑产能约束时出售和购买碳排放权时企业的最优排放量的决策，也即是企业考虑产能约束下的企业生产和碳交易决策。C1(C2）表示不考虑产能约束下购买（出售）碳排放权时使得制造商的边际利润为零的排放量。可见，当制造商决定出售碳排放权时，最优排放量的决策应该是在产能约束的范围内选择初始配额和C2中最小的值；而当制造商决定购买排放权满足生产时，其最优排放量的决策应该是在产能约束的范围内选择初始配额和C1中最大的值。
定理1如果时(1)，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若最优排放量制造商购买单位排放权，最优的产量最优价格为
(2）若或者最优排放量E*=C1，制造商购买C1-C单位排放权，最优的产量C1/e，最优价格为α/β-C1/βe.
(3）若或者最优排放量E*=C，制造商既不购买也不出售排放权，最优的产量C/e，最优价格为α/β-C/βe.
(4）若最优排放量E*=C2，制造商出售C-C2单位的排放权，最优的产量C2/e，最优价格为α/β-C2/βe.
定理1给出了当使用单位排放权所带来的最大潜在收益大于碳配额的买价（即是）且初始碳配额低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即是）时，制造商的最优产量、定价以及碳交易决策。
定理2如果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若时，最优排放量E*=C2，制造商出售C-C2单位的排放权，最优的产量C2/e，最优价格为α/β-C2/βe．否则，最优排放量为制造商出售单位的排放权，最优的产量
定理2给出了当使用单位排放权所带来的最大潜在收益大于碳配额的买价（即是）而初始碳配额高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即是）时，制造商的最优产量、定价以及碳交易决策。具体而言，当珚E较小时，制造商以最大的产能进行生产，出售剩余的排放配额来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当较大时，尽管初始配额也较大，制造商也会在产能以内而不是以最大的产能进行生产。
定理1和定理2给出的是在更一般的情形下（使用单位排放权所带来的最大潜在收益大于碳配额的买价）制造商的最优产量、定价以及碳交易决策。当政府给定的初始碳配额低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而大于较小的临界值C1时，此时制造商不会从市场上购买碳配额，甚至还会出售配额。而当政府给定的初始碳配额低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且低于较小的临界值C1时，制造商会从市场上购买碳配额来满足生产。当政府给定的初始碳配额高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显然制造商会出售多余的配额。
2.2 碳排放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本文研究范围界定在一个系统内，即是包括一个自然垄断企业（如电璃企业、供水企业、铁路运输等企业）、消费者、政府机构。基于[18]关于社会福利的计量，本文将该系统内的社会福利表示如下：
即是该系统内社会福利为企业收益、消费者剩余，再减去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简写如下
其中系数d表示的是将总体的碳排放量转换为货币计量的系数。d越大表示社会对于碳排放所减少的社会福利越重视，也越有兴趣去降低碳排放水平，它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减排工作的重视程度。一般而言，在一些发达国家系数d会比较大，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较小。消费者剩余则可以用下式表示：
假设单位碳排放量一定时，碳排放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需要根据排放量对环境的损害系数与单位排放权所带来的最大潜在收益的大小进行分析才能确，具体通过以下性质来体现：
性质1若社会福利随着制造商的碳排放量（体现在产量，因为假设单位碳排放量一定）的增加而先增加后减小；若社会福利随着制造商的碳排放量的增加而降低。
性质1说明，当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大于单位排放权所带来的最大潜在收益，即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环境效益小于经济效益，此时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社会福利也在增加，而当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福利开始下降。相反，当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大于单位排放权所带来的最大潜在收益，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将环境效益看的更重，此时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社会福利一直在下降。性质1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或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也倾向于愿意承接。
3 政府决策
政府采用限额与交易机制后，需要从社会整体福利出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来决定其最优的决策即是分配的初始配额C．以下讨论的是制造商完全产能所产生的排放量与临界值C1,C2的不同大小关系下，政府的最优决策C*．在给出政府的最优决策C*之前，需要先给出引理2。
引理2情形1：当
情形2：当
情形3：当
引理2给出的是在三种情形下，对于不同的初始配额C，制造商的最优排放量。可以看出制造商的最优排放量随着初始配额是非递减的关系。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较小时，不论政府给定的初始配额是多少，制造商会以完全产能进行生产。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在某一范围内时（C1<珚E<C2），制造商针对给定的不同初始配额会选择不同的排放量。具体来说，当初始配额较小时（小于较小的临界值C1），最优的碳排放量为该临界值，在从市场上购买超出初始配额的排放权；当初始配额高于该临界值，又低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时，制造商以初始配额进行生产；当初始配额高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时，显然制造商会以完全产能进行生产，将剩余的配额进行出售。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较大时（珚E>C2），相当于不考虑产能限制，制造商针对给定的不同初始配额亦会选择不同的排放量。具体来说，当初始配额较小时（小于较小的临界值C1），最优的碳排放量为该临界值，在从市场上购买超出初始配额的排放权；当初始配额高于该临界值，又低于较高的临界值C2时，制造商以初始配额进行生产；当初始配额高于较高的临界值C2时，制造商会以较高的临界值C2进行生产，将剩余的配额进行出售。
3.1 政府最优决策
以下讨论在制造商产能排放与临界值C1,C2不同的大小关系下，政府的最优决策C*．由此可以得到定理3。
定理3制造商产能排放珚E与临界值C1,C2不同的大小关系下，政府的最优决策C*遵循如下关系：
情形1:C为低于珚E的任意常数。
情形2:
情形3：
定理3说明了制造商产能约束对政府的最优决策的产生不同的影响。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较小时，制造商只会以完全产能进行生产，此时社会福利是一个常数，所以政府的决策无法影响制造商的碳排放量，由现实背景可知政府的配额可以是低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的任意数。这是一个比较违反直觉的结论，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文献[16]中。在本文中，由于较小的产能使得制造商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即使政府分配较大的初始配额，制造商受到产能的约束，以最大的产能生产时候收益才最大；相反，政府分配较小的初始配额时，此时制造商以完全产能超配额生产能得到更高的收益，所以此处出现“政策失灵”现象。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在某一范围内时政府的最优决策与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有关：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小时，政府最优的配额为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在某一范围内时，政府最优的配额为C0；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大时候，政府最优的配额为较小的临界值C1.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较大时或者说不存在产能约束时，政府的最优决策与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也有关：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小时，政府最优的配额为较大的临界值C2；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在某一范围内时（d′<d<d2），政府最优的配额为C0；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大时候，政府最优的配额为较小的临界值C1.
3.2 产能约束对政府最优决策的影响
政府会从社会整体福利出发来决定是否采用限额与交易机制，这里考察了政府决策与不同的产能约束的关系。通过比较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后社会的整体福利与未采取该机制下整体福利的大小来判断不同情形下政府是否应当采用限额与交易机制。由此可得到定理4:
定理4情形1：若采取与不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社会福利一致；
情形2：若当d<d1时，采取与不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社会福利一致；否则采取该机制更好。
情形3：若当d<d″不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更好，当d>d″时，采取该机制更好；若时，不采取该机制更好，当时，采取该机制更好。
其中，
定理4说明在不同的产能约束下，制造商的产能对政府是否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的决策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较小时，对于政府而言采取与不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整体的社会福利都一样大，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以不采取该机制。这是因为在该机制下，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较小时，不论政府给定的初始配额是多少，制造商都会以完全产能进行生产，而不采用该机制下制造商的最优排放量也为完全产能的排放量，所以采取与不采该机制社会福利都一样。
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大于某个阈值时，此时需要考虑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来决定是否采取该机制：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小时，不采取该机制反而社会福利会更好；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大时，此时政府应当采取该机制。这是因为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大于某个阈值（C2）时，不采取该机制最优的碳排放量（表现在产量上）高于采取该机制下的最优的碳排放量，而当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小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环境效益小于经济效益，此时不采取该机制下社会福利更高。相反，当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大时，政府将环境效益看的更重时，此时采取该机制下能使得制造商的最优碳排放量减少，因而社会福利更高。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决策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碳约束，此外产能也约束着很多企业。为研究限额与交易机制以及产能约束对企业生产和碳排放决策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受产能约束制造商的最优生产和碳交易决策模型以及政府的碳配额模型，得到了制造商以及政府的在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的最优决策。研究结果表明：
(1)从制造商的角度来看，当政府给定的初始碳配额低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而大于较小的临界值时，此时制造商不会从市场上购买碳配额，甚至还会出售配额。而当政府给定的初始碳配额低于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且低于较小的临界值时，制造商会从市场上购买碳配额来满足生产。
(2)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当环境效益小于经济效益时候，此时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社会福利也在增加，而当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福利开始下降。相反，当环境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时候，此时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社会福利将一直下降。
(3)对于政府而言，应当考虑制造商的产能约束来决定是否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较小时，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以不采取该机制；当完全产能生产的排放量大于某个阈值时，此时需要考虑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来决定是否采取该机制：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小时，不采取该机制反而社会福利会更好；若碳排放对环境的损害系数较大时，此时政府应当采取该机制。
碳交易机制 篇9
一、碳金融交易机制的定义及特点
碳金融交易定义:碳金融是指通过金融资本来改善环境权益, 以法律法规为基本, 运用金融方式或手段在市场化的平台上交易或流通碳金融产品和相关产品, 交易是人对人的行为, 因此他认为交易是制度的基础。而我们所探讨的碳金融交易, 即金融机构将碳排放权转为金融产品而交易, 然后获取利益的相关金融活动。
碳金融交易机制特点:碳金融交易机制具有成本收益转化的特点。在碳交易体制的前提下, 能将碳排放权商品化, 它具有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特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能源链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减排目标约束的方面适应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差异。项目融资及风险投资等有助于改善化石燃料的能源消耗量, 促使能源链从高碳环节向低碳环节转型。然后, 它还具有风险管理和转移的特点。能源产业通过天气期权等天气衍生品来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它还具有国际贸易投资促进的特点。碳交易中尤其是清洁发展机制在减少发达国家碳排放成本, 还能降减排的资金及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二、我国碳交易制度体系和运行条件
1.我国现行碳交易制度体系
我国国务院在2008 年颁发了《关于推进海滨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 明确指出:“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机制。2011 年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工作》, 开放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 加强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特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相关政策, 尤其是深入资源性产品价格及税费改革, 建设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2.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条件
(1) 明确交易主体
碳交易市场是权利市场, 将权利生成收益, 但是, 任何国家都不能将所有产业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中。主要包括水泥、石灰、陶瓷、燃烧、造纸等产业。这些产业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45%左右和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以上, 深度覆盖是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的首要条件。
(2) 可核查机制
必须严格制定排放主体排放行为的限制条件, 也就是排放的可核查机制。监督企业的排放行为, 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 制定可核查机制是目前碳排放交易机制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3) 惩罚机制
碳实际排放量在经过检测后发现超标状况, 应该对其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借鉴欧盟的经验, 还应该制定强制性的责任不可免除条款, 就是企业超标排放的二氧化碳在缴纳相应的罚款后, 也不能免除应当承担的责任, 超出的部分将抵消明年的部分。由于这样的惩罚机制, 为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健康运行提供了重要保护作用。若不能建立健全的惩罚机制, 会大程度降低减排效果。
三、中国碳交易机制完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节能降耗与就业之间存在矛盾
我国的高耗能产业, 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差距, 如能源业、有色金属加工制造以及钢铁制造和加工。从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角度出发, 节能减排的实际意义并不明显。对于大型企业来说, 购买中小企业的排放配额来增加自己的排放量。
2.过于依赖行政力量
我国碳交易机制过于依赖行政力量, 缺乏引导其利用市场的力量。民间参与意识淡薄, 缺乏参与的积极性, 因此碳交易机制仅能依靠行政的力量实施节能减排手段, 但是采用行政手段会出现许多问题, 比如企业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碳交易的重要性, 无法产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欧盟内部, 采用行政手段的主要是征收碳关税,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碳关税的政策, 我国的行政手段主要表现在政府通过考评和对企业减排的直接强制管理和控制, 缺乏相应的弹性, 以长远的角度来看, 会明显影响减排的效果。
3.国际碳市场参与度不高
我国的碳减排量出口交易都是采用较为单一的形式, 国内大部分有能力成为中介商的投资者并不了解国外碳商品交易所的运行模式, 在单笔交易中表明, 远远高于国外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远期商品。我国企业通常会出现亏损的状况, 国外的买方企业则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经济机构的数量有限且经验不足, 议价能力大打折扣。并且我国属于买方市场, 销售渠道过少, 导致国内的销售企业市场竞争过大, 将减排量商品的价格压制最低, 提升了交易成本的同时还损失了利润。
四、中国碳交易机制完善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 我国还未制定针对碳交易和碳排放的法律制度, 也就是没有将两者纳入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治理对象是具有危害的气体, 通常都是通过行政政策来管理和限制二氧化碳的具体排放标准, 缺乏健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当做支撑点, 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规范力度小、执行层次低等问题。某些制度实施力度过小, 界定模糊不清, 执行力薄弱, 缺乏预防机制, 因此, 仅在危害问题凸显的时候才能进行解决和处理,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2.碳金融交易市场机制不健全
碳交易中心的割据:在短短的几年内, 交易商品单一且数量和规模有限, 大部分都是表面象征性的交易。大多数排放权交易所因为职能重复而出现资源浪费和同质性竞争。并且我国环境管制的分区模式明确指出, 各区域的交易所范围仅局限于所在地的省市以内, 不能超过这个限制, 在加上我国的排污收费机制有待完善, 严重阻碍了碳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将眼光放长远, 碳交易中心的割据问题对于碳金融交易机制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尚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加速期: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预期未来较长时间段内, 国民经济以及工业的增长速度将会保持较高, 工业的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必定会造成能源大量消耗和碳排放总量不同程度的增长。截止至2012 年, 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年都保持在10%左右, 和工业增长值所相对应的能源消耗总量也随之增加。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角度出发, 他们渴望改善生活际遇, 因此这样的工业增加值和标准煤增加值将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快速的增长速度。
五、完善我国碳交易机制的对策
1.建立碳排放的基础数据系统
将眼光放长远, 必须要建立碳排放的基础数据系统。建立碳排放数据的核算机制, 对企业的碳排放量进行预算, 有助于摸清企业的“家底”。在建立碳排放数据核算机制的起初阶段, 可以选择现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当做试点行业, 然后依据核算机制实施效果的可行性原则, 逐步向其它行业推广。
2.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中心
据我国环境管制的分区模式明确指出, 各区域的交易所范围仅局限于所在地的省市以内, 不能超过这个限制, 从而阻碍了碳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我国国内交易所和欧美交易所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 增强自身经验以及使国内投资更加了解国外交易所的运营模式, 促使我国交易所议价能力的提升, 实现为来的碳交易金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步, 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规则的制定, 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成立全国范围内具有统一性的碳交易中心, 还有助于整合碳金融资源, 减少碳交易市场的整体运营成本, 而且还能加强对碳排放交易权的市场监督和管理, 还有助于我国对国际碳市场参与度的提升和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为将来建设世界级的碳交易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完善相关法律
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碳金融交易机制的发展, 应该颁布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气候变化政策, 规划出筹划社会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方针, 树立清晰而长远的减排目标, 制定扶持碳交易机制的碳核算体系、核算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等法律法规, 从而正确指引和规划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市场。与此同时, 要确立碳信用交换的具体标准, 侧重于完善各个层次国际碳交易体系间的衔接, 不断健全碳金融相关的规则和细则。依据我国东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和大陆的减排成本具有差异, 发展国内减排交易市场, 不但能创造我国优质的碳信用资源, 还能深入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
全球温室化效应的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广泛关注,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目前各个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的压力巨大。我国碳交易机制处于初期阶段, 碳交易市场的基础薄弱, 碳减排计量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都有待完善和健全,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国碳交易发展的脚步。目前, 我国碳交易市场逐步向成熟发展, 以适应目前国内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郭印, 王敏杰.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 2012.
[2]康文尚, 赖宇松.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制度[J].科技发展政策报导, 2013.
[3]吕学都, 刘德顺.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4]饶蕾, 曾驰, 张发林.欧盟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方式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 2011.
碳交易机制 篇10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市场,低碳保定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2日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类对提升环境质量的渴望也越来越高。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许多国家的追求, 创建低碳生存环境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实现低碳经济发展, 营造绿色家园, 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首批入选世界自然基金会 (简称WWF)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两个城市之一, 2008年保定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打造“低碳保定”的城市发展目标, 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培植低碳产业、倡导低碳生活,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并切实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 使保定市的“两型社会”的建设稳步推进。而目前在金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企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 财政资金趋于紧张, 既要保增长, 又要建设节约型社会, 对保定市政府和企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为应对全球变暖, 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利用碳交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建成了多个、多级别的约方温室气体排放的灵活机制, 即联合履约机制 (简称JI) , 国际排放贸易 (简称ET) 以及清洁发展机制 (简称CDM) 。其中, 前两项机制适用于公约附件I国家之间, 而清洁发展机制 (CDM) 则适用于公约附件I国家和非附件I国家之间。由于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三种灵活的机制, 以交易转让或者境外合作的模式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这样, 就能够在不影响全球环境完整性的同时, 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实现全球减排成本效益最优。《京都议定书》之后, 发达国家相继成立碳排放交易所, 发展中国家也借助清洁发展机制, 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碳市场。欧盟和美国是碳排放交易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案例, 其实践经验对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一)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ETS)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 欧盟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践行者。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做准备, 2003年6月, 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了“排放交易计划 (ETS) ”指令, 对工业界排放温室气体设下限额;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ETS) , 涵盖了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 且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和挪威也决定于2007年自愿加入EU ETS与欧盟成员国进行排放交易。在该交易体系下, 人们采用的是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和交易模式。其做法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 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政府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 (EUA) , 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 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额度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 以获取利润;反之, 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 否则, 将会受到重罚。
欧盟的排放交易制度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 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在第一阶段, 共有21个欧盟成员国参加。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 欧盟规定至少将95%的配额 (EUA) 免费分给企业, 剩余5%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超标1吨, 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2008~2012年是第二阶段即正式实施阶段。会员国所释出的排污权有90%必须免费分配给各厂, 10%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 罚款额涨至100欧元/吨;通过与JI和CDM项目的接通, 市场规模扩大到欧盟以外的国家。
目前, 欧盟正在进行的是“排放权交易计划”第二阶段, 由于在试运行的第一阶段, 各国向其企业签发了过多的排放许可证, 使企业缺乏减排动力, 导致二氧化碳市场碳信用通胀, 从而遭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批评。在正在实施的第二阶段中, 欧盟就明显加紧了配额的限制, 并且试图将该体系覆盖到更多的行业中去, 尤其是近年来排放增长迅猛的航空业。EUETS的交易量不断增长, 2007年交易了不到10亿吨, 2008年交易额达到28亿吨, 占欧盟京都议定书气候贸易体系交易总量的80%~90%, 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所。
(二)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CCX)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交易平台, 是京都机制以外的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由会员设计和治理, 自愿形成一套交易的规则。交易所的会员自愿做出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以保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能够实现其两个阶段目标:做到在第一阶段 (2003~2006年) , 通过自身减排和购买其他会员多余的信用额度达到每年减少1%排放的目标;并保证在第二阶段 (2007~2010年) , 所有会员将实现6%的减排量。交易所包含两类机构:一类是CCX的会员, 即排放温室气体的实体;另一类是CCX的参与者, 即替代物和流动性的提供者。每位会员公司通过减排或补偿购买达到各自的减排量, 在维护大气环境稳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 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
CCX目前有会员公司200多个, 主要来自航空、电力、环境、汽车、交通等行业, 其中包括5家中国会员公司, 交易产品涉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
(三) 其他碳排放交易市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贸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 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 对于额外的排放, 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2007年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后, 加快了碳交易的立法。目前,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动参议院通过一项含有11个具体法案的碳交易法案, 希望碳交易从2011年开始覆盖全国75%的碳排放, 这一举措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继欧洲之后的第二个碳交易平台。
加拿大作为一个远远落后于其《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国家, 于2008年5月30日成立了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 其使命是向加拿大经济中参与解决空气品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许多部门提供价格透明度、环保整体性、低成本、广泛的准入和可靠性, 促进加拿大的整体减排。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 但正出现迎头赶上的迹象。港交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 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 日本也在进行碳排放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二、我国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上的探索
我国开展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最早是在1991年,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16个城市进行了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自1994年起, 又在其中的6个城市开展了大气排污权交易的试点。这些试点可以看作是中国起步阶段的排污权交易试点。1997年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和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合作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研究项目, 2001年亚洲开发银行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启动了由美国RFF和中国环境科学院联合执行的“SO2排污权交易制度”。2002年3月1日, 国家环保总局在七省市开展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排污权交易的示范工作。
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展, 为我国积累了许多排污权交易的经验。但是, 客观来讲, 这些项目的开展多是在政府主导下或者在企业内部完成的, 多数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在这些交易中, 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也没有相应的经济评估。近几年, 我国开始逐步看清自己在碳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 开始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相继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并于2009年11月17日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国内首笔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 开启了我国排放交易的先河。
三、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建设“低碳保定”的启示与经验借鉴
可以看出,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建设国内碳排放市场, 这些都为保定市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以市场手段推动“低碳保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 创建区域内的碳交易试验平台。
首先借鉴国内已有的排污权交易试点经验, 在区域内进行以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为主的交易试点, 随着试点交易的不断完善和推进, 逐步推进节能量等其他创新产品的交易, 并及时吸纳国际国内碳排放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为下一步进行碳交易做好前期准备。在此基础之上, 以“中国电谷”、“低碳保定”和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的前期成果为支撑, 积极争取省内的区域碳排放交易中心落户保定, 以此进一步推动“低碳保定”的建设, 扩大其影响力。
(二) 构建完善碳交易信息平台。
碳交易市场一方面是与虚拟资本、金融创新、绿色技术、低碳信息咨询、新经济所需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等相关的信息经济市场, 另一方面是与低碳经济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市场相关的企业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市场。因此, 只有构建真实而强大的信息平台, 才能最终构建碳市场。要认识到构建信息平台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加快与国外先进交易体系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形式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
(三) 建立碳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
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来自政府法律强制性设立的排放上限, 同时碳市场的运行更需要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节能减排贯穿整个生产、销售和消费、使用、废气及回收、资源化、再利用的过程, 上述各个领域对法制都有要求。只有在法制上对生产者、消费者和使用者以及再利用者的行为加以规定, 并配合严厉的惩罚机制, 才能保证节能减排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和碳交易机制的顺利实施。因此, 要以国家法律为指导, 加快制定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和保障碳市场运行的地方法律法规制度, 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碳排放配额分配体系、监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加强企业以及发电、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设。只有制定并严格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法制规章, 才能使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有所约束, 才能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 保证碳交易市场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运行。
(四) 完善市场化节能减排的配套政策。
实践表明, 运用市场机制, 利用经济手段, 能最有效地做到节能减排, 但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政策。保定市政府应积极配合国家资源品的价格改革, 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 运用价格杠杆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 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 将能源与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 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 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节能减排行动。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以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等政策措施,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同时, 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保证这些政策能够得以贯彻。
(五) 加快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转化。
保定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在于, 它拥有中国唯一的国家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中国电谷”, 要利用好这一产业技术优势, 在稳步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 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体系, 组织实施节能减排科技开发专项, 开发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而且碳市场本身就具有连接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功能, 以碳市场为媒介基础, 建立节能技术的供需平台, 将“中国电谷”中的节能技术推介给碳市场参与企业, 推动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向实际应用领域的转化。
(六) 积极推动CDM项目发展, 利用国际市场节能减排。
清洁发展机制 (简称CDM)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一种灵活履约机制, 自2005年开始启动就受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 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 减少排放的数量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视做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我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机制, 截至2009年10月, 我国政府已批准了2, 232个CDM项目, 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 预计年减排量为1.9亿吨, 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放量的58%以上, 注册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保定市政府要积极利用这一国际市场, 通过搭建CDM项目信息平台, 畅通项目融资渠道, 推动CDM项目的发展, 利用国际市场推动本地区的节能减排。
参考文献
[1]Point Carbon:“Carbon 2009-Emis-sion trading coming home.”, 2009.Tvinnereim, E., Rine, K.and Heimdal, C. (eds.)
[2]陈成.浅论京都议定书下的碳排放权交易[J].法制与社会, 2007.1.
[3]郑爽.碳市场的经济分析[J].能源与环境, 2007.9.
中国碳交易“逆风起航” 篇11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经济高速增长正在以生态恶化为代价，环境的隐性债务日渐膨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全球国际气候立法研究第三次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碳强度下降40%到45%”的目标不会改变，并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为此，在2011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近期，试点城市之一的深圳碳交易市场将于6月18日正式启动，首批确定的重点碳排放交易企业包括635家工业企业，还有200多栋大型公共建筑。而其他试点省市碳排放交易试点预计在今年下半年陆续正式交易，试点中的上千家企业必须计量并公开企业碳排放量。
全球碳交易市场遭遇寒冬
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的开发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将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商品，用市场促进减排。因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排放总量，而发展中国家则区分于发达国家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拥有大量的减排空间。由此发达国家以资金或提供技术的方法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量，进而形成国际间的碳交易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近些年在节能减排方面投入巨大形成了大量的减排量，成为名副其实的 “卖炭翁”。
不过，目前“卖炭翁”的碳可不好卖。记者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商Climate Bridge公司市场总监邱双平处了解到，清洁发展机制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买家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为CERs，是经过联合国核证后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但国际碳价低迷，对由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CERs的市场需求造成了冲击，导致了碳信用额度严重过剩。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CERs的价格已经从两年前的每吨12欧元暴跌到了现在的0.25欧元。” 邱双平说。
邱双平不隐瞒地说：“现在所有的全球CDM项目已经全部停滞。一是，由于欧洲市场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必然导致碳排量减少。二是，各欧洲企业之前都获得了较多的碳排放配额，现在仍有盈余。三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需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现在一期承诺结束，各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大幅度减排目标的设定上存在极大分歧，这里存在诸多的政治原因。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碳交易市场的停滞。”
当记者问及Climate Bridge公司都有哪些CDM项目被迫叫停时，邱双平表示这个不方便透露。虽然CDM项目停滞，但投资兴建的水能、风能、生物能等项目仍然继续发挥作用。那么中国目前有多少个CDM项目呢？
CDM项目开发及政策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副研究员丁海兵帮记者梳理了一下。截至2013年5月7日，联合国签发的CDM项目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约13.08亿吨（当量），这些减排量来自全球发展中国家的6755个项目。其中，来自中国的1227个CDM项目贡献了超过60%签发量。而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高达4904项，其中到达联合国，成功注册3563项，获得签发的1227个CDM项目，仅约占中国总量的25%。
也就是说，由于国际碳市场持续低迷，买家很少介入后续的减排量购买，已经通过联合国签发的1227个项目，无法完成交割，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
而且，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高达4904项。这些项目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它们经过发改委的严格审查。在未来的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这些项目是否能进场进行交易？这些需要国内碳交易政策进行创新，妥善安排机制，合理设计交易规则。
但同时，丁海兵也对未来的碳交易市场回暖表示期待，他说：“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碳排放权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意味着我国产权市场上将兴起排污权的交易等活动。各地已经在积极筹建省市级的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摸索COD（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可以预见，将来强制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也将摆上议事日程。”
中国碳交易试点破冰之难
“ ‘计量’‘公开’，虽未有法律条款明文规定，但确实带有强制性措施的味道了。而7个试点所承担的控制碳排放总量（即排放强度）本身就是一大挑战。这就意味着能耗水平的‘封顶’，通常情况的经济结构是，能耗与产能产值几乎是成正比的。也就意味着经济总量或增量的‘封顶’。这与GDP带动就业、提升地方经济实力显然是有抵触的。”丁海兵表示。
丁海兵针对这7个试点给了记者一个形象比喻：“企业取得一定时期内‘合法’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这个‘合法’总量即为配额，再将这些配额分到各个重点企业、单位。这就好像‘地方粮票’，也为构建全国统一的碳市场预留了政策空间，最终实现全国通用。”
这期间不乏很多具有前瞻性的企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北京飞广州航班，3小时消耗18吨煤油，排放57吨二氧化碳。国航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平台为这57吨二氧化碳买单。该款项将用于支持黑龙江省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阳说：“如果说之前的碳交易都只是出于企业自愿减排意愿。那么现在7个试点政策的出台，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到强制减排项目里，中国现在的7个试点，就相当于以前的英国，规定了强制减排量。但由于国际市场碳排放额大量囤积，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国际买家在国内购买的大量项目无法持续。近期虽然碳交易量为零，但借此，生态建设可以从一个时髦概念落实到具象的市场行为，在节能产业及低碳建设上产生实质意义。”
丁海兵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此次公布碳交易试点名单之前，很多省市已经在成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所或者能源环境交易所。但已经成立的交易所，多数以企业自愿碳排放交易、或操作CDM项目为主，罕有实质性的碳市场操作。围绕碳交易的尝试，还难以走出准备阶段，但已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升温。”
把森林的生态服务卖出去
碳交易目前最常见的业务有风能、水能、生物能等。 而“碳汇交易”也是碳交易项目的一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涉及的业务范围却完全不同。“碳汇”一词最早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是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而森林碳汇，是其中的重要一项。通过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等措施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其成本要远低于工业减排。
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林业碳汇交易试点平台以后，阿里巴巴、歌山建设等10家知名企业以18元/吨的单价购买了总量为14.8万吨的林业碳汇指标，成为国内第一笔规范的林业碳汇交易。通过购买林业碳汇，中和企业的碳足迹（碳足迹指一个人或者团体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碳”耗用得多，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迹就大，反之碳足迹就小）。但目前企业买多少碳汇，要不要买，都还属于一种自愿行为。
记者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的主页上看到许多个人捐款购买林业碳汇的记录，在该网站的“我要捐款”栏目下则实时播出捐款人的信息。目前，个人捐款购买林业碳汇不属于碳汇交易的范畴，它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经济行为本身。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何宇说：“林业碳汇交易其实就是把森林的生态服务卖出去。林业具有多种效益，兼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双重功能。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大约可以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
中国政府曾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承诺：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我们在山西专项基金筹集碳汇资金5000多万元，在全省36个市县及单位营造碳汇林4.3万亩，预测可吸收二氧化碳达33万吨。
碳交易机制 篇12
(一)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相关研究
碳会计最早是依附于《京都议定书》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而产生的, 因此最初碳会计被纳入了排放权会计框架内来进行探讨。排放权会计的发展最早起源于美国1993年3月。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 (FERC) 发布了首部关于排污权会计的规范性文件180 CFR Parts101and102, 由于该文件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硫的排放, 且不能对免费分配的排污权进行处理, 于是2003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下的紧急任务小组提出了基于总量控制及交易机制下排放权会计如何进行会计确认及处理问题的基准草案 (EITF03-14) 。但由于该草案可能会对现行会计处理较大影响且尚未对排放权会计产生重大影响而未能实施。2007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为了解决不同到期日排污权证交易的市场行为而再次展开对排污权会计的讨论, FASB在此讨论中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通力合作期望能够提出一个全面指导性文件。
(二)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相关研究
IASB针对欧盟各国基于总量控制及交易机制下排污权交易制度 (EU-ETS) 于2004年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三号-排放权》 (IFRIC-3) , IASB在IFRIC-3中全面提出了有关排放权会计的业务处理指南, 但其发布后由于存在着 (一) 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例如资产按照成本计量, 负债按照市价计量会使资产和负债两者的价值产生不匹配;如果资产和负债均按照市价计量则会在实际排放配额远小于分配配额情况下资产的价值发生较大波动。 (二) 后续计量费用和收益不匹配。如果按照市价进行后续计量,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37号-无形资产》的规定, 配额的价格波动应计入权益, 而根据《国际会计准则38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的规定, 负债价值的变动应计入收益。这就导致资产的价值变动计入收益而负债的价值变动计入损益。因此不能如实反映企业的经济真实性, 于是IASB在2005年6月迫于各方压力撤回了IFRIC-3。
二、我国碳会计的确认
(一) 是否确认为资产会计要素
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为, 资产是指企业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企业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的碳排放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处理。一方面可以立即在市场上出售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选择留下自用抵减本企业的排放量从而获取间接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成本或价值能够得到可靠的计量。其与此完全符合资产的定义和特征, 故碳排放权用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
(二) 确认为何种资产
目前就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何种资产, 会计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本文将就以下三种观点分别进行阐述。
一是存货。我国会计准则对存货的定义是,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持有的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对于企业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的碳排放配额而言, 其持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减本企业的排放量。只有当实际排放量小于额定排放量时才会将剩余排放量由于出售获利, 况且企业的碳排放权也不属于企业的产成品和商品, 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配额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并未被消耗掉。因此, 企业从政府获得的碳排放权配额并不符合存货的定义, 不应确认为存货。但由于我国目前并未被要求承担强制减排的责任, 因此我国目前参与《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方式是通过CDM机制向附件 (1) 中的发达国家出售经核实的减排量 (CERS) , 对于CDM机制下的CERS最终是以销售为目的的, 成本能够得到可靠计量, 且在销售之前往往就签订了销售合同, 在合同中规定了每年应提供多少单位的CERS, 以及每单位CERS的价格。因此, 本人认为对于CDM机制下形成的CERS可以作为存货进行确认。
二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目前, 美英等国将碳排放权视为一种期权, 其会计处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与此同时也有相关学者认为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不仅代表着企业可以在现行会计期间内排放预先规定数量的污染物, 也可以立即将该配额在交易所或者柜台进行交易从而迅速的转换为货币。其目的是产生收益或者在未来出售时产生资本利得。所以, 理应将其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本人认为将碳排放权视为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存在以下不妥之处: (1) 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获利。而企业获取碳排放权的目的, 是为了维持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是企业运行的必要条件。 (2) 交易性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可以随时变现。而企业获取的碳排放权只有当企业实现有效减排, 实际排放量少于分配的排放量时, 才可以将剩余配额进行交易, 故碳排放权变现能力较差。 (3) 交易性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未建立, 碳排放权市场价格难以确定, 若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则会导致企业操纵利润。因此, 碳排放权在我国短期内不能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三是无形资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是,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企业获取的碳排放权可以直接出售, 因此符合无形资产的可辨认标准, 此外, 企业获取的碳排放权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碳排放从而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由于交易机制的存在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成本又能够得到可靠的计量。所以, 我国在当前将碳排放权视为无形资产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同时这也与国际财务报告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要求相趋同。
(三) 是否确认为负债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负债的定义是, 负债是指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一种现时义务, 企业在履行该义务时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在总量控制及交易机制下, 企业承诺将为其排放支付相应的配额构成了一项过去事项, 而企业在支付的过程中则会导致企业某项资产的减少, 从而会引起企业相关经济利益的流出。故满足负债的定义, 应确认为一项负债。在确认为负债后, 成轮的焦点就集中在了何时确认负债?是在主体实际排放时就确认为负债还是主体在承诺为其排放支付配额时确认为负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或有负债的定义是, 或有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 其存在须通过对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对于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而言, 获得的碳排放配额主要是用于满足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需要, 而监管者为了在较短时期内繁荣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及降低碳排放量, 企业从监管者处获得的免费排放配额往往很难满足企业的生产经营需求, 从而需要向监管者上缴一定数量的配额甚至需要从其它排放主体那里购买相关配额。因此, 本人认为企业应当在承诺为其排放支付相应配额时就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出“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而且还可以避免资产与负债的确认时点及数额存在差异的问题。这种观点也得到了FASB以及IASB的支持。
三、我国碳会计的计量
(一) 初始计量
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 企业获取碳排放配额的方式主要有:无偿取得、拍卖、市场购买三种形式。因此, 碳排放配额的初始计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无偿分配取得。企业从监管者处获得的免费配额, 相当于监管者向企业让渡了一部分环境容量的使用收益。因此, 企业免费获得的碳排放配额具有政府补助的性质, 应当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 即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在实际取得资产并办妥相关受让手续时按照其公允价值确认和计量, 并将确认的递延收益在有效期内按照某种方法进行摊销。与此同时, 企业应将可能上缴的配额确认为预计负债。
二是通过购买或拍卖取得。对于企业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或拍卖交易所拍卖两种形式取得的碳排放配额, 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和相关税费, 作为碳排放配额的初始入账价值。
(二) 后续计量
企业获取的碳排放配额, 在满足自身生产经营后可以将剩余配额拿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出售, 也可以留存至下一会计期间继续使用。因此, 碳排放配额的后续计量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持有自用。对企业持有自用的碳排放配额,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中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 合理估计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 若使用寿命有限则应当进行摊销。企业选择的摊销方式应当能够准确反映与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企业获得的碳排放配额有明确的使用年限和使用量的规定, 并且碳排放配额的消耗是伴随着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 应当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因此, 应当将碳排放配额按照实际使用量比例法进行摊销, 并将相关摊销金额计入产品成本当中。
二是碳排放配额的有偿转让。由于企业采取了有效减排措施从而使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的排放量, 此时企业便可以将剩余排放量用于交易获取经济利益。企业应当将交易取得的相关收入计入对应资产科目, 将摊销的金额抵减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后, 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冲减相关交易费用和税费的净收益作为营业外收入。碳排放配额在有偿转让过程中一般不会产生营业外支出。因为, 如果产生亏损企业不会将配额进行出售而是会选择留存至下一会计年度继续使用。
三是碳排放配额的期末会计处理。碳排放配额的期末会计处理主要涉及递延收益的分摊、预计负债的处理、是否产生资产减值损失。递延收益的处理,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政府补助形成的递延收益应当在有效期内进行分摊。因此, 递延收益可以采用实际使用量比例法来进行摊销。借:递延收益, 贷:营业外收入;预计负债的处理,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 欧美等大多数发达国家期末时预计负债按照账面价值计量。若实际排放量超过免费分配的排放量, 在连续会计年度内上缴的预计负债可以按照先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法计算。借:预计负债, 贷:银行存款;是否存在资产减值损失, 基于总量控制及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总量逐年减少, 企业分配的碳排放配额也是逐年减少。因此, 企业获取的碳排放配额属于稀缺性商品, 类似于土地使用权。故本人认为碳排放配额不存在资产减值损失。
四是碳排放配额得到期处理。碳排放配额具有一定的使用期限, 监管者通常指定一个给定的时期内排放的总量, 然后规定每年的排放量。因此, 可能会产生碳排放配额在有效期截止时, 企业分配的配额尚未完全消耗掉。此时企业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我国为实现通过碳会计来促进我国节能减排工作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 通过修改现有会计准则使我国碳会计的确认与计量有据可依, 在修改准则的过程中既要与IASB/FASB的准则相趋同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次, 加快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额建设, 为碳会计的公允价值计量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 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和审计力度, 保证我国探会计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王虎超、夏文贤:《排放权及其交易会计模式研究》, 《会计研究》2010年第8期。
[2]郭晓梅、黄丽:《论我国排污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生产力研究》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