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的型态（精选6篇）
碳交易的型态 篇1
根据碳交易的3种机制, 碳交易被区分为2种型态。a) 配额型交易 (owance-based transactions) , 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 如, 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的“欧盟排放配额” (European Union owances, EUAs) 交易, 主要是被《京都议定书》排减的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 通常是现货交易;b) 项目型交易 (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 , 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 如, 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 主要是通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 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
碳交易的型态 篇2
低碳节能是现在社会的口号，每一个人对于低碳节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在这个理论中，有很多都是差不多相同的。日前，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受托举行广东省2013年度第四次配额有偿发放竞价活动，22家控排企业和新建项目单位竞价成功，竞买总量为67.9471万吨。截至17日，广东碳交易已累计成交935.77万吨，成交额与成交数量均遥遥领先全国其他碳交易市场，但大部分集中在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发放。
由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等发起的“低碳前瞻”媒体沙龙前日在广州交易所集团举行。笔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广东碳市场已有部分投资机构入场交易，还有20多家机构递交了开户申请；个人投资者入市申请正处在风险评估阶段，预计最快将在本月底前开放个人交易。随着更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入场，以及核查工作的推进，广东碳市场可望进入活跃期，为节能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另据广东省发改委透露，广东、湖北两省已签署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合作交流框架协议，探索省级间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路径，在两省碳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跨区交易、抵消机制设计及系统对接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目前需要先进行碳价等对接机制的研究，如果能实现，粤鄂两省作为全国最大的两个碳市场，规模无疑十分可观。” 二级市场交易量不足2%
截至昨日，广东碳排放权交易累计成交935.77万吨，其中以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完成4轮竞价拍卖，成交922万吨。市场主导的二级市场交易成交占比不足2%。
与此相比，本月启动的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二级市场则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一度出现涨停（涨幅达到10%）。直到上周，湖北碳市场价格才恢复平稳，周五收于24.85元，较上一周下跌
6.5%，虽然湖北的累积碳成交量、成交额为全国第二，但其上周成交量已占中国碳市场上周交易总量的94.5%。
据统计，湖北碳市场目前已有25家机构投资者和130多名个人投资者入场，而被纳入配额管理名单的企业为138家。相比之下，广东尽管首批控排企业达242家，涵盖电力、水泥、钢铁、石化四大行业，但除了控排企业之外，仅有一个机构投资者入市，个人投资者还没有进入。
在“低碳前瞻”媒体沙龙上，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助理孟萌透露，广东的配额量更大一些，但投资机构偏少，个人投资者目前仍没有进场，广碳所仍在做最后的风险评估等入场前的审核。
与会的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秘书长刘连成等专家表示，广东碳市场流动性较为不足，一
是可以考虑完善配额发放的松紧设计，只有配额相对偏紧，供不应求，市场才能活跃；另外，交易的产品较少，抵消机制在碳交易使用上可以更丰富；最后，广东的碳配额竞拍底价是每吨60元，底价比国内其余市场都高，“相对而言，较低的碳价格，似乎更容易调动市场积极性。”
不过，也有政府部门人士指出，广东企业的低碳意识仍然不足，对控排以及有偿排放不适应。投资机构与个人将相继入市
与广东碳市场首个个人投资者仍有待揭盅相对，办公室位于广州交易所集团的广东埃文低碳投资有限公司，已成为广东省碳市场的首家机构投资者。
3月14日下午，该公司以63元/吨的价格买下200吨配额，也成为广东碳市场迄今仅有的一家非控排企业机构投资者。“我们目前还处于买方市场，买回来的碳配额还处于储备阶段，因为二级市场相对平静，我们先囤着配额观望。”埃文投资人士告诉笔者。
“其实，从政策上来说，今年3月20日公布实施的《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下称《细则》），就已经明确广东碳市场对投资机构和个人开放，不过具体审批开户还需要一段时间，具体是由广碳所负责操作。”省发改委资环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细则》，省发改委委托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审核其他组织及个人的碳排放权交易申请，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须定期将交易情况和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交易申请审核结果报省发展改革委。《细则》还规定，其他组织和个人配额持有量不得超过300万吨。
据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透露，目前，广东碳市场已有投资机构入场交易，还有20多家机构递交了开户申请；几十位个人投资者入市申请正在由广碳所进行风险评估，预计最快在本月底前开放个人交易。
履约期临近可活跃碳市场
除了机构与个人市场相继开放，碳排放核查及配额履约也进入最后两个月的冲刺阶段，这将进一步活跃碳市场。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各地市发改部门5月15日前要汇总本行政区域内企业和单位提交的书面年度碳排放信息报告和核查报告，并统一提交省发改委。
在6月20日前，控排企业和单位按省发展改革委核定的本企业（单位）上年度实际碳排放量，完成上年度配额上缴工作。
据《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规定，未足额清缴配额的企业，由省发展改革部门责令履行清缴义务；拒不履行清缴义务的，在下一年度配额中扣除未足额清缴部分2倍配额，并处5万元罚款。
“二级市场的活跃关键看政策的执行，随着政策的不断优化，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入场，核查工作的推进以及履约期的临近，广东碳市场将进入一个活跃期。”孟萌说。
按照省发改委公布的《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实施细则（试行）》，将根据碳排放管理和交易工作进展情况，将陶瓷、有色金属、纺织、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公共建筑、交通运输领域的企业和单位适时分批纳入控排名单。随着控排行业范围的扩大，碳交易市场的蛋糕无疑将继续增大。碳配额有偿发放收入将用于企业减碳改造
有专家指出，部分企业对于碳交易不积极的原因，一部分在于配额在初始分配中就并非全部免费分配：企业需有偿购买3%的配额，才能激活97%的免费配额。而3%的有偿配额也是造成广东一级市场活跃的重要原因。
对此，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在对控排企业的调查中了解到，电力企业执行情况相对较好，但一些钢铁、水泥企业有意见，“有钢铁企业向我反映，按照其排放量，3%的有偿配额已经要2000多万元，负担较重。”刘连成说。
对此，发改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企业需要提高低碳意识，树立资源有偿、使用有价的理念，政府对控排企业的碳配额有偿发放，并不是政府收钱，而是专款专用，用于企业等节能改造。据省发改委透露，我省正研究提出碳排放配额有偿发放收入管理办法。“研究设立省碳排放管理专项资金，专门管理配额有偿发放收入，拟主要用于支持企业节能减碳改造、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设和运行等，制定出台管理办法。”
《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也规定，同等条件下，支持已履行责任的企业优先申报国家支持低碳发展、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有关资金项目，优先享受省财政低碳发展、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发展等有关专项资金扶持。
碳交易的型态 篇3
一、从交易规则角度分析
从交易规则角度分析，应该确认排放权的合法性，完善总量控制制度，建立符合陕西实际情况的排放权分配制度，构建排放权许可制度，以及交易的监管和核证制度。
（一） 确认排放权的合法性，完善总量控制制度
总量控制就是污染物总量控制。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对某一区域中的某一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限定的环境控制方法。具体的说，他包含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污染物排放的时间跨度、污染物排放的地域跨度三个范畴的内容。从指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标准分类，总量控制可以分为目标总量控制、容量总量控制、行业总量控制三种类型。相对容量总量控制而言，目标总量控制和行业总量控制的方法简便易行，但目标总量控制和行业总量控制所确定污染物消减目标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将污染排放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引入，因此其总量控制的科学性和环境性并不如容量总量控制，他们可以看作是在目前容量控制并不成熟时期的过渡，总量控制最科学的方法最终还是容量总量控制。
（二）排放权初始分配，构建排放许可制度。 在确定了某一地区的排放总量之后，环保部门就要将排放总量在企业之间进行分配， 即进行排放权初始分配。 根据我国现阶段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碳交易刚刚起步，各种相关政策、制度还未完善的状况，陕西应选择以免费分配为主、拍卖方式为辅的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随着各项影响因素的不断成熟，逐渐实现向以拍卖方式为主、免费分配为辅的方式转变。在具体的分配机制方面，可以采用免费分配和多轮第一价格拍卖机制两种方式。
（三）排放权交易制度。 排放权以排放许可证的形式初始分配之后， 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许可证的转让，实现重新分配。为保障交易的公平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陕西省排放权交易应采用双边叫价的拍卖机制。
（四）排放权交易的监管和核证制度。 排放权交易的监督管理是交易市场正常运行的保障，主要包括环保部门和公众的监督管理两种方式。具体来说，陕西省在排放权交易的监管和核证制度设计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制订相关的监督管理办法，指导交易活动的进行；交易之前，监测检查交易出让方确实存在富裕排放指标；确认交易双方的交易合同合法有效，确认交易标的的种类、交易量、交易去向以及有关技术要求；交易完成后，督促交易双方及时变更相关排放许可证，明确各方责任；核查交易双方排放量， 确保受让方的排放量位超过排放交易量；评估、统计排放交易工作，总结、完善交易管理体制。
二、从市场分类角度分析
从市场分类角度考虑，陕西碳交易市场的框架设计应根据实际运作分为CDM市场、自愿市场和强制配额市场三类。
（一） CDM市场
CDM市场是基于项目的碳交易市场，通过CDM市场，交易一方可以廉价获得碳排放权，另一方可以得到碳减排的技术和资金，是一个双赢的交易模式。陕西省境内一方面聚集了大量的能源、化工以及机械制造等高污染源企业，这些企业都承担较大的减排压力；另一方面又聚集了许多科研院所，进行碳减排技术的开发研制。双方可以通过CDM市场达成交易，实现互赢。但是要保证CDM市场碳减排的真实性和碳交易的顺利进行，陕西的CDM市场必须有严格的执行程序和限制条件。执行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项目开发，在这个阶段收集项目相关信息，对项目进行筛选，交易参与者就CDM项目的交易费用、碳减排量、资金安排、技术选择等进行协商，达成统一意见。第二阶段：项目设计，该阶段项目参与者根据相关要求和标准，选取合适的方法完成项目设计。第三阶段：项目审批，由发改委进行审批。第四阶段：项目注册，聘请独立权威核证机构进行核证，然后以核实报告的形式提出申请。第五阶段：项目实施、检测和报告，在这个阶段CDM项目开始实施。CDM业主根据注册过的项目设计文件中的检测计划，对项目的实施状况进行有效检测，并向该项目中负责核查和核证项目减排量的签约经营实体报告检测结果。第六阶段：核证/签发CER，聘请相关核证机构，核证报告，完成申请CER（ CDM机制的交易单位，为经核证减排量）CER签发，CER交割等程序。
（二） 强制配额市场
碳排放配额，就是许可碳排放量，即政府相关部门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的碳排放额。如果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碳排放额，则可以出售；一旦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从没有用完配额的企业手中购买配额。
目前，陕西省在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氨氮排污权、二氧化硫排污权和氮氧化物排污权方面，已经开展配额交易。2012年全年共进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4次，总成交量为1643.99吨，总成交额为2181.25万元；氮氧化物排污权交易4次，总成交量为3128.463吨，总成交额为2675.23万元。为了促进碳配额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应做好一下工作：
第一，制定减排目标。配额交易的关键在于总量的制定，减排总量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能够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不能够达到低碳经济发展的目的。陕西省可根据每年减排目标，拟定相应排放配额计划，并将分配的减量目标指派给各碳排放源。第二，明确参与者权利与义务。明确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是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对碳交易参与主体起到激励作用。配额交易的参与者包括排污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交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要求，只有明确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才能够减少交易中的产权纠纷，节约交易成本。
（三）自愿市场
自愿市场建立在参与者自愿的基础之上，为社会成员参与碳交易提供了机会，同时自愿减排碳交易也是碳减排融资的替代来源和碳市场创新的孵化器。自愿减排交易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另一个是自愿碳交易的场外市场（OTC Market）。
陕西省可利用陕西环境权交易所这一平台，建立类似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会员交易制度。一是吸收陕西省境内能源企业、石化企业、物流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等一些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源作为基本会员；二是吸纳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金融机构、学校等一些温室气体的间接排放源组成协作会员；三是吸纳碳减排项目集成商、减排投资交易商和碳抵消项目供应商为参与会员。
自愿碳交易的场外市场是基于项目的碳信用市场，由于其交易没有固定的场所，所以被称为自愿碳交易的场外市场。通过建立自愿碳交易场外市场，弥补场内交易市场的不足，可以促成一些不具备场内交易条件的项目达成交易，活跃市场交易。（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波.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及宏观调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23卷第11期；
[2]陈向阳、冯芷茵.碳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3]张泽文.碳金融市场发展与我国的应对策略[J].河北金融，201l年第1期；
碳交易的型态 篇4
一、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运行的现状
我国是 CDM 一级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数据，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全球有4165个CDM项目共获得 927，829，927 吨 CERs签发。其中我国已有 788 个 CDM 项目共获得 552，968，041 吨 CERs 签发，排在所有东道国的首位，占东道国 CDM 项目签发总量的 59、67%。
可以看出，作为 CDM 碳交易市场的卖方，中国的获准签发量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碳市场增长迅速，在中国经济发展高能源消耗强度的背景下，碳减排潜力巨大。中国已然成为世界 CERs 的最大供应国，在 CDM 方面的贡献为发达国家履行其第一期承诺的减排义务大大降低了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碳市场发展及趋势报告，2008年以前，CDM 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均呈稳步提升趋势，CER价格也不断上涨，欧洲市场交易价格维持在 15—20 欧元 /吨，而我国企业的 CER 售价仅为 8—12 欧元 / 吨，远远低于欧洲市场交易价格。
而 2008 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CDM 市场也进入萧条期。据 2011 年南非德班举行的气候大会消息显示，碳市场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回落，其中 CDM 项目价格甚至出现了“腰斩”，跌至 6 欧元/吨的历史低点，我国碳市场相关企业的利润更是被大幅侵蚀。
近些年来，我国积极构建完善碳金融交易平台，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设立了 10 家碳金融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在当前仍处于萌芽阶段。我国主要的碳金融交易主要通过 CDM 机制，依托欧美国家的交易平台，在交易方式、价格、程序和手续等方面均需要遵守其制定的规则，对于外国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交易价格也缺乏谈判的能力。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CDM 机制的设计，我国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中处于卖方地位，而国内参与 CDM 机制的企业由于缺乏全球碳市场的供求信息及相关交易价格，导致其不能掌握交易价格的控制权，只能接受买方提出的价格。此外，碳市场的相关交易政策主要由欧美的交易所制定，其较差的稳定性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都会给我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
二、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了市场上最大的 CER 供应国，但碳交易的定价权则完全掌握在欧美的手中。具体来说，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一）我国碳交易的价格谈判能力弱
首先，我国的 CDM 项目主要都是“双边项目”，这些项目一般都是由中介商搭桥，买卖双方进行共同项目开发，卖方不用承担风险及各项开发费用，而一旦项目出现问题致使其减排量没能得到签发，项目卖方也不用承担损失，这就造成了我国碳交易卖方的“低风险”，进而产生了其“低利润”和议价能力的缺失。
其次，当前主要的碳交易市场在国外，相关标准也有国外来制定。我国的碳市场供应和“来料加工”相似，碳产品在被外国买家购买后，经过审批、注册、签发，包装成 CER 产品之后，就可以用较高的溢价在交易所出售。例如，2009 年 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现货价格为 11 欧元/吨左右，而同样的欧盟配额 2014 年 12 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 19 欧元/吨。
再次，碳减排价格、付款条件及范围，成本收益的核实、相关法律等减排量认证工作非常复杂且相关文件都用英文表述，国内碳供应商的相关负责人一般缺乏能力申请 CDM 项目的能力。
此外，我国碳交易专业服务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发展。CDM项目的审批及 CER 签发过程非常复杂，一般都需要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助，而国内恰恰在这方面服务的发展有所欠缺，对碳金融中介服务公司的资质和行为规范缺少明文引导及规范。
（二）我国CDM项目的交易成本较高
与普通的项目相比，CDM 项目经历的审批程序极为复杂，这直接造成大多数 CDM 项目呈现出开发周期长、项目险大，提升了 CDM 项目的交易成本。
造成 CDM 项目交易成本
居高不下的主要风险因素可归结于以下几点：（1）项目建设、交付及融资风险。项目能否建设完成并投产、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收益率直接关系到 CDM 项目的申请能否成功。（2）项目监测、核实风险。
在项目正常运转的阶段，一般会面临着监测及碳减排量核实的风险，关系到项目是否能批复及顺利融资。由于 CDM 项目一般要经历三道审批程序，需要国内审批、EB 注册、DOE 核证签发之后，还要通过认证才能获得核证减排单位。根据以前的历史经验，碳减排技术的发展并不稳定，相关国家的政策意图也会经常变化，这无疑对以“双边项目”为主的我国 CDM 市场发展造成极大的风险。
（三）我国碳交易平台呈地方割据的态势
近些年来，我国的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纷纷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所，其中正式挂牌的交易所就接近10家，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交易所以初具规模。此外，还有近10家交易机构则积极筹划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交易平台呈现地方割据态势。由于我国还不要求强制性减排，未出台强制性减排法规，所以大多数交易所挂牌的项目并不多，成交量也极小，地区分割更是使得统一的碳交易平台难以推出，致使碳期货交易的价格功能大大受损。
碳排放权交易应该有一定的规模和要求，这样才能刺激交易。市场规模越小，固定成本就越难以被分摊，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在驱动力就越弱。此外，众多的交易所功能雷同、职能重叠，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碳交易平台其进行整顿重组则又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二次浪费”。
碳交易平台与一些需要充分竞争的行业是不同的，市场的分割和各自为政会影响碳交易系统整体的管理混乱，加大了监管和控制的难度，增加了风险因素并提升了潜在风险，而相对集中有序的交易平台的建设则一方面有助于发挥交易平台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政府监管的难度，保障碳交易参与者的基本权利。从战略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建立发展有一定规模、监管严明、行为有序的交易所，这对提升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权极为重要。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碳交易市场建设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掌握碳交易定价的话语权。
三、完善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的战略设想
期货市场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有效的碳金融期货市场能够科学合理的发现碳排放权的未来价格，以引导资源在现期的合理配置。由此，构建完善有效的碳金融期货交易所是深化我国碳金融市场，谋求国际碳交易定价权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才刚刚起步，成熟的碳金融期货市场建设也不是立刻就能建立起来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提出分阶段的完善碳金融定价机制的战略设想。
1、短期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利用 CDM 合作机制，建设有效的CER 国内交易市场。首先，要加强规范碳交易行为的制度建设。国家发改委在 2010 年出台了《自愿减排交易规则》，制定了规范即将开展的自愿减排交易的规则和制度。此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CDM 项目的管理措施，制定 CER 的场外交易准则，优化 CDM 项目运作程序；其次，要加快市场建设。
要充分挖掘我国 CDM 项目的发展空间，鼓励引导国内企业采用减排交易，为 CER 搭建场外交易平台并发展做市商制度；最后，积极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进行碳金融创新，发展如碳排放抵押权、碳资产质押授信等等，大力支持碳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
2、中期而言，我国应搭建集中的CER交易平台，建设完善 CER 期货交易市场。首先要加强市场机制的建设。一是要出台法律法规，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通过设立总量减排指标来确定排放权的可交易性和稀缺性，提供碳排放交易的保护机制。二是树立碳交易市场的制度框架，核定、登记企业减排数据，惩罚过度排放企业，奖励减排企业；其次，要健全碳期货交易所的体制。一是要构建统一的碳金融平台，集中上海、北京、天津碳金融交易所的优势。二是要完善期货合约的交易方式、运行机制、风险管理、结算方式等方面的体制建设；三是要鼓励技术进步，推进期货交易所结算成本的降低，促进对风险的实施监控；最后，是要完善碳金融市场的监督机制。未来中国碳期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将面对更多的变革和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碳市场是一个制度安排的产物，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国际气候谈判走向的影响。为此，一是要完善衍生产品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市场稳定运行；二是要明确发改委、证监会、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期货业协会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综合监管能力。
3、长期来说，我们应建立 CER 期货和其它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在 CER 期货交易的基础上，开发以 CER 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逐步完善市场套利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推动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以有效应对后京都时代全球碳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长期的碳减排目标。统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并逐步完善支撑碳交易的相关制度，如碳预算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核查制度等；其次，我们要规范碳金融期权合约的交易。CER 期权合约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还可以保留当价格有利变动时，从中获利的权利。因此，在 CER 期货合约的基础上，开展 CER 期权交易，一是要完善交易所在期权合约运行机制、交易方式、结算方式、风险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体制建设，规范场内交易市场的发展。二是引导和培育场外交易市场，场外交易更加灵活，能够有效满足市场参与者的各类需求；再次，我们加强碳金融的套利交易制度建设。在互换交易中，一种碳资产被另一种碳资产替换，根据比较优势，企业可以在两种资产的价差中获利。如，现货和期货合约之间进行互换，或在两个到期日不同的期货合约之间进行互换。此外，由于在 EU ETS 的第二交易期，CER和 EUA 都可以用于履约，在 EUA 和 CER 之间也可以进行互换交易。最后，我们要积极推进我国碳金融交易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由于欧美碳市场交易体系不尽相同，碳交易所的规则也不尽相同，中国应积极探索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从而进一步增强在全球碳市场上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碳交易乱象 篇5
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画上句点的时候，碳交易价格也回到了其生效时的价格水平。不过，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良认为，如果欧、美、日没有经济危机，碳价不会跌的那么低，至少也能保持在15欧元左右。“一方面经济危机下排放量减少，另外一方面，也没有那么多资金进入碳市场进行投资了。”
南非德班气候峰会虽然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延续，但却未能给碳市场带来任何提振迹象。“谁都不满意，却是谁都能接受的结果。”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告诉《英才》记者，德班气候大会的结局，比预想的要好。
当然，让人不满意的是仍然未能针对各国应承担的减排责任，达成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协议。也正是因此，《京都议定书》被说成“虽生犹死”。
2012年底将召开卡塔尔气候峰会，则成了最后一丝期盼。如果再不能达成具体协议，与《京都议定书》相衔接，即意味着2013—2020年间，中国的CER交易将进入真空期。那么，到底中国的碳市场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事碳交易的中国企业又该何去何从？
尴尬的碳市场
2013年，CER是否还可以进行交易？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EUA，与清洁发展机制下的CER，是可以进行等量换算的，即1EUA=1吨二氧化碳当量=1CER。按照欧盟的政策，EUA作为最终交易商品，可以部分依靠购买CER来完成，只是不能完全依靠购买CER转换，这也是为何EUA的价格要略高于CER。
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京都议定书》，只要欧盟减排风向不转变，CER一样有市场，但是“价格就有高有低了”，杨智良感慨。
目前，一致人和2012年全年的项目期都是满的，“京都议定书是到2012年12月31日截止，因此在这之前注册的项目还是可以出售的。”杨智良介绍，“不过，注册一个项目需要两三年，我们在2012年注册的项目，也是两三年前签的项目。”
但是，对一致人和而言，2013年之后的项目就不能再开发了。“2012年底之前注册上的项目指标，是可以流动到各个交易所的。”杨智良告诉《英才》记者，“但是中国很可能暂时不存在2013年之后的CER交易了。”
之所以说2013年之后中国不存在CER交易，是因为基于《京都议定书》协议下，中国出售CER的卖方地位很可能丧失。目前，虽然中国人均排放量非常低，且人均经济收入也不高，但是经济总量和排放总量却非常高，这给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
“原来我们指望到2035年达到排放峰值。但是在国际压力下，我们将排放峰值提前到了2020年。我们现在争取到的权力是2020年之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在那之前还能否进行CER交易，尚不明朗。”不过，杨智良认为，国际压力也未必是坏事，“如果提前到2020年，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加快了。”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共批准了3500个CDM。据EB网站统计，中国共1771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6.90%；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358390530吨，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3.90%。而这些项目大多为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其业主则主要是拥有新能源项目的几大能源公司。也就是说，2013年之后，受影响最大也将是他们。
通过CDM获取的资金对能源公司而言，不过九牛一毛。实际上，受《京都议定书》影响最大的，是一致人和从事CDM交易的中介机构。
“如果没人付款，项目再好，企业因为要生存，你也不会坚持下去”。但是碳市场一定是“多金市场，我们也一直在这些项目中做追踪。”杨智良说。
除此之外，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就仅剩下VER（自愿减排）一种气候权益交易产品。但是，“VER只占到整个碳交易市场的百分之零点零零几。连我一个公司都养不活。”杨智良的比喻或许夸张，但确实是严峻的。并且，即便是CER交易，中国也仅仅是卖方。在国内，并未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
交易的三大体系
虽然国际政策走向不明朗，不管《京都议定书》如何变，通过碳金融手段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初衷没有改变。未来，碳交易市场只会更发达。“碳交易只是一个手段，我们希望完善它，让她变得更合理，而不是让这个手段不存在了。”
梅德文也认为，虽然2013年前后的碳交易市场可能会大不同，但说到底，“建立严谨的碳市场技术体系、政策体系、碳市场金融体系，才是中国的重中之重”。
但在杨智良看来，由于欠缺最基础性的东西，当前国内碳交易可谓是一片混乱。“没有政策，缺乏核算标准。只有把国际规则研究透了，中国才能建立真正的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一开始就是从金融手段切入，先有碳交易然后才出现低碳产业，而金融又恰是中国的短板。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内的金融机构很少关注碳交易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这个市场太小了。”梅德文说。而强大的金融手段，却是未曾参加《京都议定书》的美国的杀手锏。“美国虽然没有在联邦层面做全面减排，但是在州政府层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多层次的碳市场。”梅德文认为美国碳市场不可小觑，美国气候法案一旦通过，其碳市场的发展将会非常迅猛。
实际上，全球首个碳交易所，就是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而设在伦敦的欧洲气候交易所，也是由芝加哥交易所创始人组建的。在纽约交易所旗下，有一家名为bluenext的交易所，进行气候产品交易。而绿色交易所则是由华尔街知名的投行摩根大通和美国知名的金融集团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联合成立。
在立法方面，美国一直在推动全国性强制减排的气候法案。在技术层面，美国组建了多元化的碳机构，设计了多样化的碳产品。目前，在绿色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可以交易的环境权益产品包括碳金融产品、碳期货产品，碳期权产品，甚至其他碳金融衍生产品。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碳交易试点才刚刚启动。“建设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而目前技术体系、政策体系和金融体系都有一定的欠缺，最大问题是政策设计需要科学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变成行政化的碳市场，否则就很危险。”梅德文说。
目前，国内的几大环境交易所，交易量均非常低，其中只有上海环境权益交易所实现盈利。杨智良预计，中国碳市场真正实现勃发，应该要到2020年，“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减排。”
碳交易潜规则 篇6
贵州开阳县农民周发顺在领到贵阳市碳减排项目成功交易后的第一笔款项前还是狐疑了良久。直到真的把钱领到手里之后,他才明白这件事看来是真的。
从2008年起,贵州贵阳市在开阳县开展了农村沼气池CDM试点工作,将2007年前所建的1万多口沼气池开发成VER(自愿减排量)项目,获得了芝加哥气候变化交易所的批准,成为国内第一个农户沼气自愿减排项目。并成功与国际著名碳信用买家达成第一期减排购买协议,按照每户补助人民币20元的标准,一次性兑现1万多户沼气用户人民币20.8万元。
在中国全社会低碳大话语之下,类似看似简单、便捷,如同天上掉馅饼的碳交易如火如荼。
CDM机制最早是在《京都议定书》谈判时,针对如果发达国家在2012年未能完成减排指标怎么办这个问题,美国提出的一种碳补偿理念。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搞可持续发展,同时又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它的减排目标。后来这个理念逐渐被落实下来,形成了现在的CDM机制。
除了自愿交易,中国企业参与碳交易市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CDM机制完成的,其流程一般为,企业在国际买家的支持下,确认项目开发资质,然后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之后再经过第三方经营实体(DOE)认证,再到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注册,由EB签发CERs(核证减排量)进入买家账户。
从协议生效至今,中国已有600家以上的企业进行了碳交易,买卖碳的平均价格为8～10欧元/吨。短短几年时间,中国企业对待碳交易的态度也由“吃螃蟹”转变为了“尽力争取”,碳交易巨大开发潜力和投资机遇的吸引力难以抗拒。(相关报道详见本期封面报道案例一文:《碳交易,谁赚到钱了?》)
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截至2012年,我国预期每年将会产生超过1.84亿的减排额度,占到了实际每年减排额度的近60%,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但是,随着2012年的日益逼近,《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国际上却一直未有任何关于气候框架谈判的利好消息传出,全球碳市场前景似乎很不明朗。
也就是说,CDM机制的未来,在《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以什么形式存在?还存不存在?现在还是未知数。(相关报道详见本期封面报道专家解读一文:《CDM的未来:大家都在赌》)
屋漏偏逢连夜雨。7月底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第55次会议上,22个项目被否决。其中20个来自中国,包括11个风电项目和9个水电项目。缘由依旧是——EB对中国的风力发电项目提出质疑:有关项目的财务可行性是否依赖于碳融资?中国政府是否故意保持低补贴以确保项目具有CDM资格?
业界一片惊呼,甚至有人称,这是因为EB认为中国的项目太多,要对中国“大开杀戒”。中国CDM市场再一次被乌云笼罩。
不管如何,从实际的交易情况看,能否在EB成功注册已成为决定交易成功的关键因素。而面对复杂、专业的申报注册程序,缺少专业知识和CDM项目操作经验的企业主们通常会选择让专业的咨询公司代为申请。目前,国内碳交易咨询公司有上百家之多,但是真正有实力完成高品质项目设计文件的并不多。(相关报道详见本期封面报道:《碳咨询:坚持做下去》)
不可否认的是,在碳交易行业火爆的背后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中国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差,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直接表现为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目前,在欧洲内部的碳交易中,交易价格大约为每吨十几欧元,而国内价格水平一般保持在每吨8至10欧元的水平。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业界不断呼吁,形成和完善国内碳交易市场,发展碳金融,争夺国际碳交易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
同时,我国在对风电或者水电电价问题的管理上目前还是比较混乱的,还没有形成全国或者全省的一个统一的价格。要想长期发展CDM项目,业内人士表示,应该在电价方面加强管理,逐步形成一个统一价格的机制。
民革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崔成认为:“目前我国已成立多个地方能源环境交易机构,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作指导,各机构只能催生地方的、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如果继续割裂发展,不仅不利于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更不利于中国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接轨。”
不可否认,我国有关碳排放标准目前仅停留在各交易所的研究摸索阶段。去年末,北京环境交易所主导制定的“熊猫标准”正式公布,成为中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紧随其后,在上海市虹口区正式启动碳强度标准研究试点,开始尝试相关标准的制订。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相关人士介绍,已初步完成的碳强度标准框架中,碳强度标准参考了国际标准组织的原则和方法。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能源与碳汇专家沈一扬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的碳交易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涉及碳交易政策、交易平台、政府和企业的参与模式、利益分配、项目核证、技术标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有力度地推动。
他同时也认为,碳汇、碳税是大势所趋。虽然目前有碳交易的观望情绪,但CDM项目最终还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受益。而且,长远看这一机制毕竟是多年来发展的一个成熟有效的机制。对于2012年以后它的未来,亚洲开发银行还是很看好的。
《小康•财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美国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企业已经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了碳交易市场;其次,欧洲一些机构不仅在购买2012年之前的减排量,也开始购买2012年以后的,它们对未来大势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力。作为身兼金融机构与政府组织双重身份的亚行、世行也在购买2012年以后的减排量。
有业内人士也表示,“2012年以后《京都议定书》是否继续有效虽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各国近20年来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开展的国际合作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对此有信心。”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甚至如是认为,“堪比十年前的互联网,二十年前的资本市场,三十年前的安徽小岗,碳市场是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