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精选8篇）
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 篇1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近年来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研究探索中的一项新机制。目前有关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补偿模式的选择、补偿标准的计量以及补偿对象的界定等。这些研究意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中“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向”这一关键问题,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环节,但在补偿机制的组织、实施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与生态保护没有直接关系的“附加成本”,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生态补偿机制的正常运行。
国内外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于交易费用的界定、计量以及应用等方面,其中有关交易费用应用的研究主要是交易费用与效益的对比评价以及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研究[1]。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作过程中,过高的交易费用会降低机制运行效率,不利于流域生态补偿目标的实现。目前,国内外关于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研究较少,笔者在有关交易费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范围界定,以及交易费用的计量及评价,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及实施中的模式选择、标准制定和保障机制的构建等提供理论依据。
1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概念及内容界定
交易费用理论还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许多学者对交易费用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但没有达成统一的见解。科斯[2]定义的交易费用主要是指市场中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费用和签约费用;威廉姆森[3]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既包括给定制度条件下交易的代价,也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体制基本制度框架的费用;张五常[4]将交易费用界定为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在前人对交易费用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对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就流域生态补偿交易费用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1.1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的概念
流域生态补偿是在流域生态资源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对损害流域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对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的方式,提高损害行为的成本和保护行为的收益来抑制损害行为、激励保护行为,从而保护流域生态资源的一种机制。流域生态资源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流域生态补偿的本质是将流域生态资源使用中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克服资源使用中的市场失灵,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它的基本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是确定“谁补偿谁,补偿多少”问题,围绕这个关键环节需要组织各利益主体就流域生态补偿的方式、补偿标准达成协议,协议执行过程中对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所依据的指标体系进行监测,对生态补偿中出现的纠纷进行协调,同时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进行监督等,这些方面形成的费用都是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可以定义为: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除生态补偿额之外的组织、执行、协调、监督活动所对应的成本。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与生态补偿的补偿额无关,但与补偿发生的次数有关。
与一般的交易费用相同,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与补偿额的大小无关,这是交易费用的一般特征。但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又与一般的生产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有所不同。
a.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包含的政府监督和保障成本较多。流域生态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但是不具有非竞争性。在其提供和使用过程中,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的干预较多。
b.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产生纠纷时的协调成本较高。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的机制,目前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而一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关活动的相关法律依据和调解途径相对比较成熟,相比之下流域生态补偿中协议设计协调成本较高,较高的交易费用将不利于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和有效运作,因此有关流域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保障机制还亟待建立和完善。
c. 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签订过程中交易费用的范围不同。一般的交易费用在协议或合约制定过程中包括为达成协议作出让步(如价格上的让步)所造成的潜在损失。而流域生态补偿协议制定过程中的谈判主要围绕水质、水量标准的确定,直接受到国家标准的影响,可变动的弹性不大,不包括由于作出让步而造成的潜在损失。
1.2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内容
分析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目的是要评价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而采取措施降低交易费用,以保障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组织成本、水质水量等指标的监测成本、纠纷仲裁协商成本以及监督保障成本。
a. 组织成本。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组织成本包括确定补偿双方、相关补偿条款协议的起草和制定等方面投入的成本,其中包括人、财、物等的投入。确定补偿双方主要是指确定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这里补偿关系是双向的,补偿的双方可能是各行政单位,也可能是具体的流域生态资源使用者。前者主要是政府补偿中依据行政单位划分的各个区域,后者主要是在市场补偿中各微观主体之间存在的补偿关系,如上游污染企业与下游居民。相关补偿条款和协议的起草和制定是指流域生态补偿中关于标准水质、水量级别的选择以及生态补偿额计算方式的确定。除上述直接成本外,组织成本还应当包括相应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资源的占用所产生的机会成本。通常情况下直接成本是较易计量和被重视的,而间接成本相对较难计量。
b. 水质、水量等指标监测成本。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通过水质、水量等指标的监测确定最终的补偿方向和补偿额是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而对指标的监测过程中耗费的成本则是属于交易费用的范畴,也就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执行阶段对应的交易费用。其中包括监测站的建立、监测设备的购置、监测过程所产生的费用以及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等成本。而监测站的设立、监测设备的购买所占用的成本并不一定是专为流域生态补偿发生的,因此,计入流域生态补偿交易费用中的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分交易费用较难准确计量。而专为某一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的执行所发生的监测和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的成本相对较易计量。
c. 纠纷仲裁协商成本。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纠纷和矛盾,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协商平台来处理这些问题。为保障流域生态补偿金额能够切实地到达受偿一方,使流域补偿机制能够顺利实施需要一定的管理机构,如流域管理委员会等。这些协商平台和管理机构的设立、运作和维护所产生的成本属于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
d. 监督成本。为了保证协议的顺利进行,协议双方需要监督对方是否按照补偿条款的有关协议有序进行。政府作为市场交易的补充者,对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的实施进行监督,政府的监督成本包括协调管理机构的设立、工作人员的日常开支以及人员的薪酬等。
2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生态补偿案例,其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 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量是不均等的,其中一方掌握的信息量多一些,另一方掌握的信息量少一些。信息不对称会引发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市场交易的低效率或无效率[5]。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是补偿主体对受偿主体在生态保护中的努力程度难以获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主要以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为依据。以成本为依据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时,受偿主体相对于补偿主体而言,对于自己直接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清楚,在围绕补偿金额的协议中,受偿主体更占优势,补偿主体为了获得与受偿主体同样的信息,需要付出搜集相关信息的成本;以生态服务价值为依据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时,受偿主体在生态保护中虽然投入足够的努力,但由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生态服务价值可能提高很少甚至没有提高,生态服务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受偿主体在生态保护中的努力程度,补偿主体占优势。
b. 投机动机。投机动机一般是指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甚至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和混淆信息[6]。受偿主体由于保护了上游环境而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在投机动机存在的情况下,受偿主体会采取短期行为达到水质暂时改善的效果,但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是不利的;同样,补偿主体为了降低自己的交易费用想方设法地对水质水量提出质疑甚至破坏水质,以期降低对受偿主体的补偿费用。
c. 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转作他用性质的资产,若改作他用则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要素品质、要素结构和特征,即资产具有专用性,资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再配置必然涉及一定的费用而产生成本。某行业要素的资产专用性越强,改变旧资产的转换成本越高,相反,资产同质性越强,变更经营领域的成本越低。水质水量的检测设备一旦投入,就很难再作他用,其资产专用性很强,但水质、水量监测设备作为保证合同顺利实施的一部分又是不可或缺的。
d. 交易频率。交易频率是指同类交易重复发生的次数。一般而言,同类交易重复发生的次数越多或者一项交易持续的时间越久,交易费用越低。在浙江东阳和义乌的水权交易协议中,东阳市将境内横锦水库5 000万m3水的永久使用权转让给下游的义乌市,一次性转让省去了每次谈判的程序,降低了交易费用,对于交易双方而言都是最优选择。
e. 交易的不确定性。包括合约签订之前的不确定和合约签订之后的不确定。前者包括交易双方对未来不可知事件预测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对不可知事件预测的不确定性越大,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越大,交易费用越高;后者是指合约签订之后双方执行合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例如国家上调居民用水的水质标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等等。
3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计量与评价
3.1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计量
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范围界定以后,如何对交易费用进行计量是一个关键问题。不同的产业其交易费用的计量方法也不同,包括宏观计量和微观计量。其中宏观计量是从总体上来考虑交易费用,当某一部门只为一个项目的顺利实现服务时,该项目中对应这个部门的交易费用就是该部门的全部支出,此时不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与此对应,大多数情况下交易费用采用微观计量,其可分为市场型交易费用计量、管理型交易费用计量和政策型交易费用计量等[7]。针对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所界定的范围,对不同部分的交易费用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然后将其综合起来确定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大致货币价值。
a. 固定交易费用的计量。如果流域生态补偿的交易费用只是由一个部门产生,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采用宏观计量方法。但有的部门或单位的工作目标不仅仅是流域生态补偿,其所从事的工作中流域生态补偿只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对这部分固定交易费用进行计量的方法是:首先对该部门占用资源的总价值进行确定,然后估算该单位在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中所占用精力和资源的比例,用调整系数k表示(如流域各跨界断面的水文监测机构等)。其中占用的人力资源所对应的价值可以用职工的薪酬总和W来表示,单位固定资产及设备购买的价值用这些资产在对应时间段内的折旧d来表示。假设有l个这样的部门,i=0,1,2,…,l,则该部分的交易费用可以用下述公式表示:
式中:C1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各部门的固定交易费用;调整系数0<ki≤1;Wi为第i个部门的薪酬;di为第i个部门的固定资产在对应时期应计提的折旧。
b. 可变交易费用的计量。固定交易费用不会在流域生态补偿中随着流域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情况发生变化,且这部分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直接确定[8]。除此之外,流域生态补偿中还有一部分交易费用是不能直接计算的,此时主要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加以确定,如流域生态补偿中协议的起草、谈判、确保合约得以履行的费用以及流域生态补偿实际实施中出现纠纷进行处理的费用等。这部分交易费用无法直接根据市场定价的方式计量,且会随着生态补偿模式的选择、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这部分可变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借鉴相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确定一次监测或者纠纷处理的成本,进而确定这一部分交易费用的估算值。这部分交易费用可以用下述公式表示:
式中:C2为可变交易费用;T为生态补偿机制协议制定的谈判成本;n1为需要进行水文监测分析的次数;M为一次水文监测分析的成本;n2为纠纷发生的次数;H为纠纷处理的平均成本。
c. 交易费用中机会成本的计量。为保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及有效实施,所占用的资源不仅仅包括这些人力、物力、财力的直接成本,还应当包括这些资源占用所对应的机会成本。人力资源产生的机会成本可以参照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值,将其折算成当年的价值;资金部分所对应的机会成本也可以用时间价值进行衡量。投入的设备、仪器等可以折算成当年资金。按照复利计算方法,该部分的交易费用为
式中:C3为机会成本;P1为当年投入的人力成本;P2为当年投入的资金;r为资金报酬率,可参照银行存款利率;m为年限。
至此,可以得到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计量公式:
式中:TC表示总的交易费用,其他符号的含义与前面所述相同。
3.2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评价
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计量可以为机制运作中如何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运作效率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有关交易费用的研究并不仅仅是考虑如何降低交易费用,同时还应当确定交易费用的合理范围,这就需要对交易费用进行评价。
3.2.1 影响交易费用的各因素分析
在公式(4)中,调整系数ki、部门薪酬Wi、固定资产所对应的折旧di、当年投入的人力P1、当年投入的资金P2、银行存款利率i以及年限m等属于非可控因素,人为的努力不能改变其取值;而协议制定的谈判成本T、水文监测次数n1、水文监测成本M、纠纷发生的次数n2以及处理纠纷的成本H等属于可控因素,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因素来降低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
在可控因素中,水文监测次数n1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确定流域生态补偿不同主体的补偿额时,需要对水质水量等指标进行监测,此时监测次数应当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出水资源的改善状况;其次在上一基础上应尽力降低水文监测次数,水文监测次数越多,交易费用越高;纠纷发生的次数n2是影响交易费用的另一重要因素。纠纷发生次数越多,交易费用越高。此外,机构臃肿会导致水文监测成本M增加;不同机构之间职能设置的重复,会降低纠纷处理的效率,导致处理纠纷的成本H增加。
3.2.2 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了与流域生态保护的投入成本相区分,将交易费用称作“附加成本”,它的高低不能单以绝对量的大小来衡量,而应当将交易费用增加与获得的总效益的增加来对比确定。交易费用过高可能会使得补偿活动难以实现,另外如果进行生态补偿所获得的实际效果(总体效益的增加)低于交易费用的增加,也说明该部分交易费用的增加是不合理的。
假设在某一交易费用水平TC1,对应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总收益是V,采取某一制度设计或者管理措施后,交易费用增加量为ΔTC1,而由此可以获得的总收益增加量为ΔV,虽然V+ΔV大于V,表示生态保护的效果更明显或者生态改善程度更高,但是如果ΔTC1大于ΔV,则V+ΔV-(TC1+ΔTC1)<V-TC1,说明这一制度设计或管理措施是不经济的,不能实现全局的最优。因此,交易费用评价的一个原则是比较其与带来收益的大小,费用增加不高于效益增加的时候即为合理的。否则,应当认为是交易费用过高。
4降低流域生态补偿交易费用的政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研究可以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在尝试对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内容进行界定之后,分析了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并对其进行了计量。针对在机制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效率低下、费用高昂等现象,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居民保护水资源的积极性。
a.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新的生态保护机制,它的实施需要完善的法律机制作为保障。法律制度健全,流域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或纠纷时,可以直接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处理,有助于降低纠纷处理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b. 精简相关机构,避免机构臃肿。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部分部门的功能可能存在重叠,为此,将功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可以提高管理机构的运作效率。另外,对于现有机构能够实现的工作,应避免再次设立新的机构,如水质等指标的监测分析等工作。现有的水利部门能够解决的,可以委托现有的部门去做,这样既避免了部门的重复建设,同时也发挥了的这些部门的优势。
c. 减少水文监测次数。水文监测及分析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不违背流域生态补偿本质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尽量减少机制设计过程中水文监测的次数。生态补偿模式的不同选择对应的水文监测次数是不同的。如:仅考虑相邻区域间生态补偿关系的模式与各个区域分别考虑生态补偿关系的模式相比,前者需要的水文监测次数要低于后者,而最终实现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d. 补偿协议具体明确,减少纠纷发生的次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协议的制定对纠纷可能发生的次数具有很大的影响,协议越具体,不确定的内容越少,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越低。另外,补偿协议的制定应当均衡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避免出现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情形。
有关交易费用的内容界定和计量是目前交易费用研究的关键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尤其是交易费用的计量本身就是目前研究的难题,而对于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的研究则更少,因此文中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与现实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差异,有关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的计量和评价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
摘要：我国现有的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研究,对交易费用的研究较少。流域生态补偿交易费用直接影响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效率,进而影响人们保护水资源的积极性。通过对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内容的界定、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各部分交易成本的分析计量可以看出,要降低流域生态补偿的交易费用,必须在补偿模式的选择以及协议制定的过程中尽量降低监测的次数和纠纷发生的次数。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交易费用,计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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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易费用角度研究网络经济 篇2
摘要：网络技术正迅速地改变着传统经济的内容、方式和组织机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是借助网络化、数字化技术而开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活动，它通过全球互联网络(Internet)加快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极大地降低了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成本，提高了社会运作效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交易费用；网络经济；边际费用
在网络经济下，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的战略由求大求全转向求新求快。电子商务使企业规模影响竞争力的基础发生改变，中小企业可与某个大型企业结盟，建立高效的“无缝”供应链，形成战略联盟，也可利用网络，组成虚拟企业，从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在网络经济下企业规模影响将弱化。
1交易费用与企业生存环境
交易费用是价格机制运行所必然产生的成本，它“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市场不确定性意味着，有关价格、质量、品种、交易伙伴以及供求双方可能的搭配情况是难以预见清楚的，这使得交易的难度增大，正因为市场的透明度较差，因而产生并增加了交易的费用，例如交易双方为了尽量使自己免受或少受未来市场变化的不利影响，会尽可能地了解价格变动的趋势，这就增加了谈判和达成合同的费用。
当通过一个组织，让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生产要素，并能够以比市场外购更低的成本来实现同样的交易时，企业就产生了。即企业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节省部分市场交易费用，企业是通过实现外部交易的内部化，以减少交易的次数，从而降低了部分的市场交易成本。简言之，企业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产生的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另一方面，企业也不可能只为了减少交易数量，而把规模无限地扩大。在企业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技术上以及内部协调管理的成本，产生许多效率损失。其中信息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企业内部信息传递上的各种缺陷，致使所传递的信息损失、失真、迟滞或扭曲，从而增加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
2网络经济挑战“交易成本”理论
网络经济则是以网络交易费用的低廉为基础的，正如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一样，网络交易比市场交易节约了更多的交易费用。当市场主体进入信息网络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加工和分析工作，因而使信息资源同物质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极大的“互补效应”。对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成本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企业生存环境。
网络极大地突破了现实世界的时空限制，信息在网上的传送十分迅速、便捷，时空差距不再是网络世界的障碍，网络极大地降低了时空成本。在传统环境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局限，因此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收集用户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很难针对用户的特别需要提供定制服务或个性化服务，很难面对不同市场、不同消费者实施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而在网络环境下，企业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广泛采集用户信息，可以制定并实施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提供个性化服务等等，可以低成本地为更多的消费者服务。
先进的网络技术可以简化市场交易过程，消解市场中介组织，可以低成本地进行精确的统计与分析。传统经济环境中，许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做精确细致的统计分析，因此许多结论或对未来的期望都是十分不准确的。而在网络环境下的经济行为可以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经济行为进行实时的统计、分析，并能借此作出总结，预测未来以及作出较为精确的决策，最后，网络可以减少交易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学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交易效率的低下，减少信息不对称意味减少用于搜寻信息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意味着社会运行成本的降低和社会净剩余的增加。总之，网络具有大幅度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的作用。
3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即企业内部交易代替市场交易。但这种替代是有成本的，企业内部亦同时存在着组织生产、协调管理等等的内部交易费用，因此存在一个企业效率边界的确定问题，当企业内部用于组织生产及协调管理等的边际费用恰好等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费用时(MR=MC)，企业即达到了其最佳的规模，也即是企业的规模边界，这种分析方法是以成本为中心的，即各种要素(资本、人力、资源)在产品中的比例随着总产出的扩大而减少。工业时代追求的标准是企业规模。
在网络经济下，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生存方式，它从企业内、外部两方面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提供给企业一个崭新的生存环境，使得不仅是大企业能突破组织管理机构等方面的约束向更大规模发展，也使中小企业摆脱了市场中面临的许多不利因素，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网络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的各种信息网络来建立在工业经济时代只有大公司才有财力和人力来建立的国际联系，来开拓在工业经济时代只有大公司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才能开拓的国内、国际市场，来进行在工业经济时代只有大公司才有技术力量进行的技术转移。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技术革命的发展，许多商品逐步由少品种、大批量生产状态向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转变，使企业结构出现了专业化、分散化和小型化的趋势，中小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也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发展热潮，据统计，2000年我国中小企业约有1000万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60％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小企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超过20％。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企业规模出现了集中与分散、大型与小型“双向协同”发展的趋势，企业的战略由求大求全转向求新求快。
网络经济使规模影响弱化
(1)电子商务使企业规模影响竞争力的基础发生改变
面对电子商务，大企业与小企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电子商务缩短了生产厂家与最终用户之间供应链上的距离，同时改变了传统市场的结构，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知名度与企业规模成正比，大企业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广泛的市场影响来提高知名度，反过来企业利用其较高的知名度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电子商务使规模差距的竞争已变得微不足道，中小企业可与大企业在较为公平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在网络这个载体上，企业可以不分大小，用大体相同的费用在网上发布电子公告，进行商品宣传，平等地利用网络提供的信息开展经营活动。积极主动地将产品信息推向主要的分销商和消费者，而将市场动态、生产计划、R&D;信息
推向战略伙伴，这样，企业无论大小，都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2)依靠自己的信息体系，与其他企业分工协作，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企业在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核心技术同时，将其他非核心技术业务“外包”出去。中小企业也可成为某个大型企业的“外包”企业，从而与大型企业结盟，得到更大的动力和更多的机遇。在一个合理的分工框架之下，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效率，风险分摊，降低成本，大企业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也不可能实现“大而全”，必然要依赖中小企业，求助于社会分工与协作，中小企业也可以依靠自己的信息体系，通过Intranet和Extranet及在其上运行的管理信息系统，与大企业建立分工协作关系；同时才也可与其他中小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克服单个企业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危机，在工业经济下企业注重独立性，而在网络经济下，企业则必须加强与同行的联系与合作，即是合作伙伴关系，又是竞争对手关系。通过与其他合作伙伴建立高效的“无缝”供应链，构建“供应商的供应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的基于信息交流和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从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3)网络经济下创新和知识将成为企业的重要生产要素
在工业经济下，企业追求的是规格单一的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并利用庞大的销售队伍在尽可能多的市场上把生产出的产品推销出去，而网络经济下，消费者被认为是企业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企业按他们的需求组织生产、提供服务，大规模单一生产形式将逐渐转化为小规模多品种生产形式。同时一个企业除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因素外，创新和知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将成为企业(特别是IT企业)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作为小企业可以选择与大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合作，开发新产品，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以取得竞争优势。
(4)虚拟企业趋向“无界”经济
虚拟企业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现有资源迅速组合成为一种没有围墙、超越空间约束、靠电子网络手段联系、统一指挥的经营实体，以最快的速度推出高质量、低成本的新产品，虚拟企业的实质是，通过突破企业的有形界限来延伸企业的功能。一方面可以提高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减少投资风险，保证和加速实现企业的市场目标。
虚拟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已不明显，逐渐趋向“无界”经济，虚拟企业的功能和效果远远超过原来单独企业的机动性和竞争性，它不必像工业经济下的企业那样，大而全，虚拟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是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不是取决于某个企业的优势，而是来源于各个相关企业多种不同的生产能力、功能特长整合在一起的能力，是一种整体上的优势，是取决于能否将参与的企业最适合的部分紧密无缝地有机地集成在一起。
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 篇3
近年来, 关于产学研结合的研究文章很多, 大致分为学校和院所围绕教育科研开展产学研结合和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两大方面。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模式类型的角度研究产学研结合。王利红 (2006) 等学者指出, 目前主要有成果转让型、协作研发型、创办实体型、大学科技园等类型。而石火学 (2007) 则概括产学研结合的典型模式有产学合作教育、继续工程教育、工程研究中心、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校内产学研结合、大学科技园区等模式。 (2) 从合作成本的角度研究产学研结合。苏敬勤 (2005) 认为, 产学研合作是一种经济行为, 从交易成本来看, 产学研活动包括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和其他成本, 由此分为内部化、外部化和半内部化三种模式, 认为内部化模式和外部化模式分别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交易成本小的优势, 而半内部化模式的交易成本较大, 只能作为一种过渡形式, 并提出了半内部化向内部化和外部化转变的条件, 文章还探讨了政府促成内部化的政策措施。 (3) 关于产学研联盟研究。一是对产学研联盟形成动因的研究, 分别从交易成本、资源依赖、组织学习、战略行为、系统理论五个方面揭示动因;二是对产学研联盟合作模式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很多, 提出的模式有一体化模式、高科技园模式、工程模式、无形学院模式、项目组模式、包揽模式、政府计划模式等。但苏敬勤认为这种分类方式造成了不同模式之间的重叠交叉, 他从交易成本角度将产学研合作模式划分为外部化、内部化、半内部化三种模式;三是对产学研联盟中风险的研究, 这些风险包括文化风险、制度风险和运作风险等;四是对产学研联盟知识转移和技术转移的研究, 产学研联盟形成以后, 企业和高校院所之间进行知识转移和技术转移的内容和方式;五是对产学研联盟绩效的研究, 主要有两大流派, 一派主张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来评价产学研联盟绩效, 另一派主张使用定性的方法来评价产学研联盟的绩效。 (4) 关于官产学研各方作用的研究。宋雁萍等学者认为, 政府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指导和服务的功能, 在官产学研相结合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高校要强化面向市场的开放式办学, 增强产学研相结合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健全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制度, 优化合作机制;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 寻求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最佳结合点。现行文献资料对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研究, 总体上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意义、目的和必要性方面的研究, 缺乏具体过程的研究;侧重描述现状的研究, 缺乏机理方面的研究。
二、交易费用理论与研究假设
交易费用思想是由科斯在其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完整提出, 后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 科斯总结说, 交易费用指的是度量、界定产权, 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 讨价还价, 订立交易合约, 执行交易, 监督违约并对其制裁以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其他经济学家如阿罗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奥利佛·威廉姆森则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 并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交易费用, 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责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事后交易费用, 即签订契约后, 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随着交易费用概念的广泛使用, 这一概念还扩展到包括保证产权 (即提供交易条件) 的费用, 交易当事人为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费用, 为确保交易关系长期化、持续化所必须付出的费用等等。
(一) 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意义
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起点, 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 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 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界域, 将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其对主流经济学 (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理论) 产生了全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迫使主流经济学放宽原始的约束条件, 从而要关注交易费用这一制度因素。
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进入经济学的视野, 对制度的分析采用经济学的方法, 其评价也就有了效率的因素。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 将个体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制度的安排并非是无成本的, 这个成本就是交易费用。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之所以被称为一场学术革命, 是因为它对主流经济学 (包括需求理论、供给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理论和市场理论) 提出了全面挑战, 同时也给现代经济学取得新进展提供了机会。
引入交易费用这一制度因素, 放宽原有的初始条件, 就可以完善和改造现代经济学。在其他条件约定的情况下, 交易费用可作为判断制度效率的一个标准。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而在制度因素中, 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 财产制度的安排就是产权制度的安排。无论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 还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 都可以发现对产权问题的特殊关注。只不过在古典的世界里, 私有产权安排是外生的。而这种假定远离了“真实世界”。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看成是内生变量, 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世界里产权安排对制度的绩效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 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效率。 (1) 但是, 仅有排他性的产权安排是远远不够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这种可交易的产权的保护性制度安排。
(二) 交易费用的计量
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之所以忽略制度因素, 是因为教科书化和数学化的需要, 而交易费用难于具体量化是重要原因。目前, 交易费用的直接计量在学界还是一个难于解决的课题, 其实, 真正重要的不是交易费用的绝对量, 而是与其他契约形式下发生的交易费用对比量。奥利佛·威廉姆森提出把一种合同与另一种合同进行比较, 比较各自的交易费用大小。威廉姆森提出, 交易具有三个基本属性, 即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以及资产专用性, 并从这三个基本属性与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结构选择和成本补偿的关系出发, 间接地考察了交易属性与交易费用的数量关系:一是交易发生的频率越高, 就越有可能补偿制度运行的成本, 交易费用就可能越低;二是交易不确定性越大, 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交易费用越高;三是资产的专用性越高, 事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交易费用越高;四是在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 不管交易频率的高低, 完成相同一次交易, 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较低;五是当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频率都很高时, 完成相同一次交易, 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较高。
(三) 本文的研究假设与模型
产学研结合过程中, 企业与高校和院所之间的合作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市场形式。企业作为技术的需求方, 高校和院所作为技术的供给方, 双方在技术市场上实现技术产权的交易。二是通过组织企业的方式, 企业与高校和院所之间围绕某个项目成立完全意义上的法人企业。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式, 如产学研联盟、经济协作体等非法人的经济组织。按照交费费用理论, 产学研主体选择结合模式, 首先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组织成本大小, 即如果市场交易费用大于企业组织成本, 选择法人企业形式, 反之, 选择市场交易形式。其次在选择市场交易形式中, 根据事先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大小, 选择完全市场模式、协议形式、联盟模式等。本文认为, 产学研主体通过判断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组织成本大小作出模式选择的决定, 在现实中由于其难于操作而显得不可能, 即便是采取企业法人的形式进行产学研合作, 也不是通过费用比较而作出的选择, 而主要是由合作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样我们可以把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看成都是市场交易行为, 但各种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不同, 从完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行为, 到通过签订协议、实现资金与技术转移时空上错开的信用交易, 再到联系更加紧密的战略联盟合作, 虽然交易内部越来越多、程序越来越复杂, 但交易费用并不与之成正相关。
我们不妨把整个产学研结合过程以达成交易这个时点一分为二, 之前为事先交易、之后为事先交易 (如图1所示) 。
假设事先交易费用为Cx, 事后交易费用为以Ch, Cx包括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等, 为成功实现交易所发生的一次性消耗;Ch包括履行契约、类组织管理、解决交易纠纷等维持性费用。不管何种产学研结合方式, 均产生Cx和Ch, 但不同的结合方式, Cx和Ch大小是不同的。产学研主体合作方式选择往往取决于两种费用的比较, 如果事先费用大于事后费用 (Cx>Ch) , 市场主体往往考虑到这种交易来之不易, 选择相对长期的联盟合作关系;如果事后费用大于事先费用 (Cx
三、按企业分类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分析
(一) 以大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
1.战略联盟交易费用。大企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光凭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必须对外寻求技术资源, 加强技术合作。这种出于企业自身需求而寻找的产学研合作, 是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内在动因。大企业在寻求技术合作对象时, 首先考虑到企业自身的战略方向以及相应的技术需求, 以此标准寻求国内外与此战略和技术相近的知名高校和院所。目前大企业遇到的技术瓶颈往往是复杂的高端技术难题, 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学科集群和企业集群, 通过技术上的集成和共享才能实现创新, 单一学科、单一企业合作难于应对大企业所提出技术难题, 无法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而形成这种多学科、多部门的合作, 产学研联盟是一种可行之路。从交易费用来看, 在战略联盟达成交易前, 大企业和高校院所通过无数次的单体与单体之间的博弈以及整体内部的博弈, 这一过程内部庞杂、程序复杂, 达成交易的频率不高, 交易不确定性很大, 使得事先成本 (Cx) 很高。一旦达成交易后, 由于双方都是大型单位、信誉度较高, 履行契约、类组织管理及解决交易纠纷等事后成本不会很高, 因此事后成本 (Ch) 较小。这样就形成Cx>Ch的状态, 双方选择战略联盟合作方式对各方的交易费用最小, 结成联盟的可能性较大。
2.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具体方式。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产学研组成经济协作体。企业和高校院所打破所有制、行业、部门、地区界限, 在专业化协作、经济合理、保留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协作。二是产学研组成股权式联盟。高校院所对市场的把握和经营方面的能力不如企业, 可采取长期持有联盟企业少量股份的形式, 这样高校院所在利益上与企业紧密联合, 成为企业利益的攸关者。三是产学研契约式联盟。产学研成员通过交流技术资料、“知识”学习等技术型协议联盟以及共同使用科研设施和生产能力的研发合作型协议联盟。
(二) 以小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技术转让模式
1.产学研技术转让交易费用。大多数小企业, 在研发方面的能力薄弱, 产品科技含量低, 面对国内国际竞争环境, 迫使小企业通过与高校院所的结合, 加速转移外来技术作为自己的主要创新源。由于小企业所需的技术, 在国内技术市场上有广泛的提供者, 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状态, 交易双方都有足够的选择空间, 采用技术转让方式是小企业与高校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的可行方案。从交易费用来看, 由于技术市场处于信息相对公开透明, 技术交易相对规范有序、技术价格市场形成, 小企业在搜寻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等过程中的事先交易费用较小。但从事后交易费用来看, 小企业一般选择的也是小型科研机构, 双方信用程度都不高、有限理性以及技术资产专用性高, 事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双方彼此防范机会主义倾向更严, 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这样事先成本 (Ch) <事先成本 (Cx) 。小企业在与高校院所合作时选择一次性的市场转让方式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2.产学研技术转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技术转让的内容包括:有工业产权的技术, 如专利、商标等。无工业产权的技术, 主要是指技术诀窍 (亦称专有技术) 。转让单机、成套设备、整套工厂等等。产学研技术转让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国内技术转让, 通过国内技术市场把高校院所的适用技术转移到中小企业手中。二是技术推广, 以示范性活动把某项先进技术传播出去。三是技术交流, 通过会议或新闻媒介交流技术或进行样品、样机的展示。四是技术引进, 通过国外高校院所引进成熟技术。
四、结论
在难于直接测量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采用奥利佛·威廉姆森提出的通过对制度的比较来分析交易费用的大小不失为一个方法, 但这种方法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判断。因此, 从交易费用角度分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要避开难于操作的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成本这种分析范式, 而是采用事先成本和事后成本的经验估计。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有许多, 采用事先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方法, 分析大企业战略联盟合作和小企业技术转让合作的交易费用, 可以得出大企业与高校院所结成产学研战略联盟方式在交易费用上是较低的, 因此也是比较可行的模式。而小企业与高校院所采用技术转让方式是比较可行的模式。
大企业的战略联盟和小企业的技术转让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 大量的中型企业可根据企业所需技术的复杂程度和自身对交易费用大小分析判断一般在这两种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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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 篇4
供应链是指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组成的供需网络，即由原材料获取、物料加工和制造直至将成品送到用户手中，这一完整过程所涉及的企业和企业部门组成的网络。供应链关系是指供应链上成员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的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协议关系。在功能上,供应链合作关系与纵向一体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等同于纵向一体化。笔者认为,无论是供应链合作关系还是纵向一体化,抑或完全市场化,均系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而供应链关系之所以日益成为主流资源配置机制,必然有其深刻的市场背景和内在的经济利益动因。
2 交易成本（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罗纳德·科斯在研究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权利界定和权利安排的过程中发现，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科斯把交易费用分为谈判、制定和执行契约的时间和费用。对于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等级结构》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分析得出：一是受到有限理性的限制,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主体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有限理性的,加上信息复杂性和信息的不确定性，经济活动者只能有限地达到理性的目标。二是经济活动主体有机会主义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在“有限理性”基础之上的,为了避免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交易的合约总是尽量做到面面俱到，这就增加了交易成本。三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市场的缺陷。市场是一个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变量,任何契约或者说合同都难以做到包罗万象,另外,市场上的交易者并不总是充足的,于是产生了搜寻成本,这些都是造成交易费用的原因。四是交易的维度，如资产的专用性、交易频率也会影响交易费用。
3 交易成本理论和供应链合作关系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包括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所谓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发生的那些交易费用,它不是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而是指在满足三个条件下的所有交易费用。其一是产权明晰;其二是契约完全;其三是缔约方完全按照契约执行,如运输成本、保险成本、签约成本等等。在产权不明晰造成的侵权、寻租行为，合约不完全和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不道德风险，就构成了内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指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结果的偏离程度。内生交易费用是对潜在收益的损失进行的分析，而外生交易费用是发生在已明确的局限条件下的，在决策前可以由决策各方明确计算的，它不造成对均衡结果的偏离。
企业供应链的运作形式可以有效地降低外生交易费用。如果企业不采取供应链运作方式,即企业的输入和输出完全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那么在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时,企业将面临外生交易费用迅猛增长的冲击。同时企业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将有助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这是因为内生交易费用的根源是机会主义对策行为,而企业内部的机会主义主要来源于交易的不确定性。对于供应链成员来说,供应链的形成简化了市场交易的程序，减少不必要的不信任，企业的重复交易使得合作关系更加稳定，保障了双方的利益，每家企业均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的发展和核心能力的培养,相互之间存在唇齿相依的关系,从而大大削弱了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由于组织结构精炼、柔性强、功能专一,降低了因为结构庞杂而导致的机会主义带来的内部交易费用。
从资产的专用性看，资产专用性越高，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就越适合采用纵向一体化进行资源配置。资产专用性越低，则纵向一体化所带来的组织成本就会很高，那么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很可能就更加有效。但在资产专用性中等的情况下，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呢?我们考察下图：
C1为经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带来的交易成本;C2为实施纵向一体化后的组织成本;R1为经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益;R2为实施纵向一体化后的效益。C1>C2且R1>R2,因此从成本角度看,实施纵向一体化在企业内部配置资源更具有效率;而从效益角度考察,则由市场配置资源更有利可图。但是C1>R1和C2>R2表明,无论由市场配置资源或是通过实施纵向一体化在企业内部配置资源都是不可行的，都是无利可图的。问题的症结在于C1太高以及R2过低,而两者有着相同的原因即具有中等程度的资产专用性。一方面,由于资产具有一定程度的专用性,经由市场配置资源时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由于交易量小,所以从外部市场购买投入物,交易成本太高;另一方面,由于资产专用性水平不高,在此条件下企业不具有生产投入物的专长和优势,因此通过实施纵向一体化在企业内部配置资源的效益偏低。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资源配置活动发生且有效率,必须设计一种新的机制。如果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机制能够兼具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两种配置方式的优点,那么资源配置活动就可以有效率地进行了。从图一可以看出,在一定范围内,R1>C2,因此若能设法降低C1,使其向下朝C2移动,即降低交易成本,使得R1>移动后的C1,则交易又变得可行了。为此,要求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长期关系并发展信任,我们将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机制称为供应链合作关系。专用性资产通过破坏寻求替代用途或者切断组间关系而使合作伙伴相互配合,一个组织可能因为在关系中贡献更多资产而被锁定。通过供应链模式的建立，交易双方会更加致力于现有关系的维系,从而防止利己的经济主体之间产生脱离、退出交易的行为。简单地说,资产的专用性导致了退出合作的高成本，因此企业与供应商更有可能合作行动，为降低成本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并且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投资收益。这也是供应链一旦建立并运行后通常会维持较长时间的原因。
4 结束语
供应链的产生就其本质来说,如同企业的产生一样,也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交易成本的自然支配下,而形成的特殊体系,其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随着契约复杂性的提高,行业竞争的加剧,人们追求交易费用降低的驱动力也越来越强烈,市场与企业之间泾渭分明的经济边界已经不能使交易成本达到最优,供应链是继市场和企业之外的一种创新了的组织分工形式,这种形式既能规避纯粹市场的高交易成本,又能克服纵向一体化的不足。实质上,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企业应对竞争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变迁。
摘要：交易成本是企业组织模式变动的原因,是供应链成本管理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供应链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及其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并阐述了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运行的原因和条件。
关键词：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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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 篇5
1. 交易费用的内涵
Ronald Coase在其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他认为, 交易费用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费用, 最明显的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 其中交易准备阶段的费用包括获得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 搜集有关价格分布、产品质量和劳动投入、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环境的费用, 还有交易活动进行时所发生的费用, 即“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 其中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约、监督合约签订者, 了解他们是否遵守合约条款, 在对方逃避责任时强制执行合约, 并检查所造成损失等方面的费用;另外, “还存在利用价格机制其他方面的费用”, 主要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测困难等因素而引起的费用。
在张五常看来, 交易费用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的孤岛经济中的费用, 它被看作是一系列制度费用, 其中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 监督管理的费用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Arrow指出, 交易费用在通常情况下妨碍了市场形成, 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形成, 因而又可定义为“经济体系的运行费用”。
2. 交易费用的分类
1.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
“外生交易费用”指在交易决策前可预测到的、在交易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直接或间接费用。由于现实中人的“有限理性”, 导致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 为机会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因而在交易主体之间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称为“内生交易费用”。
2.必要的交易费用与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必要的交易费用”指在既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对应于给定的分工水平所必须的最低交易费用, 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中, 它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不必要的交易费用”是指超过最低数额的交易费用, 是由人类失误造成的、原本可节约的那部分交易费用, 在现实世界构成经济运行的摩擦力。
二、信用的效用及信用制度存在的经济学分析
1. 信用的效用
(1) 带来“合作剩余”。David Gauthier在《协商道德》中指出, 行为主体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合作, 是因为它可以实现非合作行为不能达到的利益。这种利益被称为“合作剩余”, 即“合作者通过合作所得到的纯收益即扣除合作成本后的收益 (包括减少损失额) 与如果不合作或竞争所得到的纯收益即扣除竞争成本后的收益 (也包括减少损失额) 之间的差额”。
(2) 节约交易费用。信任是个人与环境达成一致的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 它减少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收集、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和约签订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同时, 信任也减少了为完成和约实施和行为监督的履约成本和考核成本。信任可以消解逆向选择, 修正和克服合作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3) 优化资源配置。诚信是“帕累托最优”的内在要求。在帕累托最优中, 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 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诚信能增加合作, 合作双方取长补短, 共享资源, 共同受益, 从而增强整体实力, 改善经济绩效。而当一个社会充满道德风险时, 人们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 则必然采取短期行为, 扭曲资源的配置, 造成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和损失。
2. 信用制度存在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 当信用制度不存在时, 交易费用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 T C1为银行的交易费用; 为第i个银行搜寻第j个借款企业或个人的信用信息、准备合约的费用; 为银行i和借款方j达成合约的费用, 为银行i监督借款方j并实施合约的费用, 其中, 信用信息的搜寻成本占据T C1主要部分。
当信用制度、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存在时, 交易费用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 k为信用中介服务机构, 为银行i向信用中介服务机构k获取信用信息的费用, 为银行i和借款方j达成合约的费用, 为银行i监督借款方j并实施合约的费用。
由于专业化的规模经济的存在, 设有信用制度时银行获取信用信息的费用 远小于无信用制度时的费用 ;而且设有制度时银行和借款方达成合约的费用、银行监督借款方并实施合约的费用 比无制度时 、 小, 因此, T C2
交易费用催生了信用制度。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信用制度的存在可以减少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节约内生交易费用。信用制度在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同时也可降低外生交易费用, 节约交易双方相互搜寻信息的费用, 降低交易费用, 使信息透明化程度在原来基础上得到提高, 同时提高交易效率。个人信用制度一方面使得银行可以减少对借款方还款能力、信用信誉等信息的收集、评估成本, 减少对借款方的监督费用;另一方面也使借款方提升其信用力, 避免受到其他机会主义的影响。
三、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现状透析
1. 个人信用资料匮乏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居民能够提供的信用文件是身份证、户籍证明、人事档案和个人财产证明, 前三类文件仅能说明个人的自然状况, 第四类文件未能反映个人收入多少、来源及可靠性, 也不反映个人债权、债务状况及守信状况。另外, 个人信息分散, 各部门对个人信息仍处于锁滞状态, 难以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2006年1月16日开始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 数据库目前已收录的自然人数为3.4亿人, 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人数仅约为3500万人。?4?个人资产资信评估的精确数据和材料仍处于缺乏状态, 面向全社会的个人征信体系尚未建立。
2. 个人信用评估缺乏统一科学的评价体系
我国缺少一整套经过科学设计、严密论证、可推广使用的个人信用评估程序和评分模型, 难以保证个人信用评估的公开化、标准化和公平性。现有评价系统存在以下问题:各商业银行信用评价办法自成体系, 核心指标和指标权重不同, 导致评估结果大相径庭, 可比性不强;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过于注重个人职业、收入、家庭财产等现实资料, 对个人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少考虑或根本未考虑;信用评价中过分看重抵押、担保, 忽视借款人自身还款能力;未将个人储蓄帐户、信用卡帐户和个人贷款业务的信息综合使用, 无法动态地、全面地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等等。
3. 个人信用法律体系亟需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涉及个人信用方面的规定较少, 少数相关法律与个人信用衔接不够, 针对性不强, 如《担保法》、《贷款通则》等。2001年深圳市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了中国第一个个人信用立法《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两年后, 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2005年8月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相关法律建设落后, 目前不仅缺乏对隐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还缺乏信用行业服务规范以及对失信惩戒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由于信用法规立法滞后, 信用机构不能依法对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和使用, 也无法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信用服务, 影响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
四、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
建立个人信用体系, 可利用制度性约束来减少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由于“有限理性”而需支出的、克服交易不确定性的外生交易费用, 以及在交易主体之间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的内生交易费用, 使失信行为的成本内在化, 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避免人际之间互不信任的现象滋生蔓延, 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所谓的“霍布斯丛林”。因此,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
1. 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信用管理体系
我国现正处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初级阶段, 且地域广, 人口多, 个人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低, 整体经济实力不强, 资金的投入能力有限;目前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大多还是由政府部门掌控, 信用信息商业化、社会化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条件还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 现期建立了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也还不够完善, 应加强在银行业内专门行使信用管理职能的事业机构的管理, 充分联合国务院有关部委, 依靠各商业银行的力量共同组织、完善以人民银行信贷登记为主体的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2. 建立个人征信体系, 推广专业的个人信用调查和权威的中介服务机构
我国应建立覆盖全国的大型信用信息数据库, 在征信体系中建立可整合来自不同信息源的、完整的基本信息平台, 从而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同时,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根据公平、公正、独立的原则建立和培育我国个人信用调查和评估中介机构;注重与国际行业标准接轨, 建立科学统一的个人信用评估指标体系。与此同时, 政府应起到协助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的作用, 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建立起一种规范、协调的市场环境, 扶持、培育专业的个人信用评估机构。在扶持我国信用中介机构发展中, 政府首先要倡导对信用中介机构的信用产品的使用, 制定促进应用信用产品的相关政策。
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惩罚力度
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尽快颁布实施个人信用制度法及其配套法规。如进一步完善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 为个人信用制度奠定基础;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保证个人的财务数据完整;建立个人基本账户制度, 保障个人征信能及时进行;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允许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进入破产程序, 保障个人信用制度良好运行。另外, 还应该建立个人信用担保、保险制度, 以分散和共担个人信用风险。此外,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同时, 还要建立惩罚机制。
4. 建立银行个人信用风险管理系统, 防范个人信用风险
银行要加强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 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 信用评分、自动化管理系统、决策优化。借鉴发达国家的信用评分和自动化管理系统, 欧美的数家大银行要求银行对信用评分进行跟踪分析, 以保证其正确使用, 并进行决策的优化。而我国才刚刚开始信用评分的探索, 在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引进国外银行业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 掌握信用评分方法和决策技术, 防范个人信用风险。第二, 防范操作风险。根据相关金融法规、制度和办法约束借款人行为, 严格程序和要求, 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契约, 防范风险。第三, 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系统。采用抵押、担保和信贷保险等方式转移自身风险。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 1999
[2]Arrow, K.J.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s:The PPB System, 1969
[3]黄少安: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J].经济研究, 2000, (5)
[4]http://www.southcn.com/opinion/hyy/200601180625.htm
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 篇6
1、在企业规模扩大中产生大企业病
科斯认为:“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 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科斯看来, 以价格机制构成的市场中的每一个交易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企业的组织管理也需要成本, 当企业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 人们就会以企业来替代一部分市场。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推理,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用某些权力或权威配置资源和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呈相互替代的关系, 企业虽然具有不断扩大规模的倾向, 但最多只能扩大到由于规模扩大所增加的组织成本等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之时。因为组织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组织成本的增加、官僚主义盛行和企业效率的降低, 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的激励、活力、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竞争能力。这种情况俗称大企业病, 其原因有:第一, 交通、通讯乃至后信息技术的革命, 改变资源配置方式, 使市场交易费用大幅度降度, 过去我们所依赖的价值链纵向集成, 以达到规模经济, 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纵向一体化战略受到严重挑战。第二,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委托代理链条被进一步延长, 产生“变压器”效应, 企业的激励与约束不够, 权威机制导致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第三, 由于交易费用理论隐含的企业资源是同质的, 可转移的假设不能成立, 就表明权威机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替代关系, 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如果忽视这种互补关系, 就会造成低效率配置企业资源。
2、在解决大企业病中产生中间组织
在一体化大企业里, 权威机制产生了高昂的组织成本, 大大超过了价格机制的交易费用, 出现了规模不经济,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有:第一, 纵向分解紧缩规模, 降低组织成本。即通过裁员、外包等手段变身, 在“归核战略”指导下, 整合资源;第二, 划分业务单元, 引入市场机制, 在企业内部模拟市场化, 以发挥市场机制长处,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上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现实经济中, 在分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 存在通过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来提高市场反应速度、通过形式多样的契约寻求整个生产系统的有序性和协调性来获得高效率生产过程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其中, 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 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 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企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不同的组织特征造成了大量的中间性组织的存在。这就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制度安排———中间性组织。表1显示了市场、一般企业与中间组织的比较。
3、企业集团是中间组织重要表现形式
“企业集团是以一个或若干个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为核心, 以资本联结为主要纽带, 并以产品、技术、经济和契约等多种纽带, 把多个企业联结在一起, 形成具有多层次结构的、以母子公司为主体的、在经济上统一控制、法律上各自独立的多法人一体化的经济联合体”。由这种定义可知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 既不同于作为自由市场交易制度安排的市场, 又不同于作为市场替代物的企业的制度安排, 因此是符合威廉姆森的中间规制结构的概念的。企业集团是采用一种规制结构把若干交易往来和市场利益关系经济组织连结起来, 通过这种联合体的作用降低市场风险, 把不确定的市场交易转化为组织内部的协调管理,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和获取信息成本, 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所谓企业集团就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的制度性办法”。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使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替代具有了高度的灵活性, 它是为有效利用组织和市场双重优势的一种组织创新。
二、企业集团边界的确定
1、边界分析的逻辑
科斯认为:企业的形成原因是通过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的结果。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组织管理的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而决定的, 由此确定的企业边界即是企业与市场的一条线, 但企业集团这种特殊的企业形式, 强调采用“半市场化”的方式, 将交易与管理两种资源配置方法同时引入企业内部的创新方式, 其边界至少要包括两条线:一条是与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边界, 另一条便是与一体化企业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边界。前者保证了企业集团与市场的平衡, 解释了为什么企业集团不可能无限大, 覆盖所有的市场;后者保证了企业集团这种特殊形式与一般形式的一体化企业的平衡, 解释了为什么是企业集团这种多法人联合组织的特殊存在, 而不是普通的单一法人的一体化大企业或多企业的简单加总。由于企业集团内部是即有市场关系又有组织管理关系的高级企业组织形态, 企业集团的内部的交易分为“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和“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企业成员之间产品交易的关系而产生的成本, 后者是指的是母子公司之间, 企业成员之间通过科层结构管理而产生的成本, 即科斯意义上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成本。两者之和等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集团的两条边界: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 关键在于比较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之和。企业集团与一般性大型企业的边界, 关键在于比较企业集团与一体化大型企业的内部两种交易成本之和大小。
2、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
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的确定在于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的交易成本的平衡点, 即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之和。当“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二者之和小于外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之时, 企业集团规模扩张以节省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集团规模扩张后, 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交易成本”与“基于权威关系交易成本”之和上升。因为这时或是增加了管理的链条或是增加了内部竞争对手, 或者二者同时增加, 但一定是导致企业集团内部二种交易成本之和上升。直到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相等为止, 企业集团停止扩张。这时便是企业集团的最优规模。
3、企业集团与一体化企业的边界
新时代的一体化企业内部同样具有“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和“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这两种交易成本。企业集团和一体化企业相比, “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要多一些, 因其阶层的分级较一体化企业少一些, 那么其“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较一体化企业少一些。企业集团与一体化企业之间的边界是两者内部交易成本之和均衡点。当企业规模扩张, 内部交易成本上升时, 如果“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幅度大于企业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幅度, 企业倾向于采取企业集团这样的组织形式扩张。反之则愿意采用一体化企业的形式扩张。当我们了解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的规律后, 我们会发现, 企业在规模经济的时候, 这时暗含的假设是企业的组织管理很有效, 那么企业扩张, 其内部的权威关系交易成本较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的速度要慢, 这时企业倾向于采用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而企业到达一定规模, 即规模不经济的时候, 这是暗含的假设是企业的组织管理已经因为链条过长而失效, 企业扩张, 其内部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较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速度要快, 企业倾向于采用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超大型企业都是企业集团的模式。
三、企业集团边界与交易成本节约
1、企业集团的出现扩大了人力资产, 物质资产, 品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的范围
一些资产诸如人力、物资、品牌、科技、声誉、还有诸如像分销体系、管理方法和企业家精神等等资产一旦投入就难以收回或转换其使用用途, 这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资产的专用性。在企业集团出现以后, 这些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范围扩大, 从一个企业扩张到企业集团, 进而专用性的利用率得以提高, 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2、企业集团具有的信息优势降低了外部交易的不确定性
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单个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获取的有关市场的信息总是有限的, 因而在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很大。而企业集团则能从更广的范围获取信息, 综合分析成员企业所提供的多种信息后, 再传送给每个成员企业, 从而可以降低单个企业因信息匮乏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 进而节约了企业集团的交易成本。
3、企业集团集中生产某类产品降低了外部交易的不确定性
集中生产某种 (类) 产品的企业集团, 因其规模较大, 实力较强, 还容易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 因其处于竞争中强势的一方, 从而可以降低与处于弱势的一方竞争中交易的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4、企业集团集中获取生产要素降低了外部交易频率
单个企业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易往往伴随较高的费用, 要在搜寻交易对手、讨价还价等环节耗费较多的资源。如果把各成员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由企业集团统一进行大规模的购买, 不但会节约各单个成员企业耗费在生产要素交易上的费用, 而且还会降低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这些都导致成员企业获取生产要素的单位交易成本降低。此外, 企业集团还能充分发挥其内部协调的功能, 把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成员企业间进行调配, 集中生产要素的使用, 以盈补欠, 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提高企业集团的整体实力。
5、企业集团所具有良好的政府关系
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往往受到政府的关注, 经常可以获得某种优惠政策, 如减免税收、原材料优先供应等等。政府的政策支持相当于一个信号, 明确告诉与企业集团交易的相关交易者———供应商, 买家。“政府做了口头上的担保”。减少了相关交易者与企业集团交易的相关风险, 从而减少了企业集团的外部交易成本。因此, 优惠政策带给企业集团的明显效益是单个企业所不易获得的。
6、企业集团的双边治理组织结构
持股企业可以以法人股东的身份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对被持股企业的内部事务实施有效控制。持股企业既可以基于股东权力对被持股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双方也可基于各自独立的利益讨价还价。企业通过建立以自己为核心企业的方式, 把其它相关企业作为自己的外部组织, 获得了交易成本的降低及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
四、理论与现实启示
1、“悖论”的提出
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5年, 我国大企业集团的数目达到2845家。我国的企业集团的发展虽有着可喜的骄人成绩, 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 虽然我国企业集团的规模很大, 但暴露出规模扩大过快而忽略规模质量的粗放型增长的特点, 甚至出现某些规模不经济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分析的企业集团“基于权威管理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集团的出现就是为了节约“基于权威管理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用“内部的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替代“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 这种情况似乎和企业集团出现的实质相矛盾, 这种“悖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2、现实原因及启示
从企业集团的形成乃至企业集团边界的确定来看, 企业集团出现的过程一般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 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即一部分人发现获利机会, 便为之努力, 自发的推动了制度的变迁, 引发了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出现。而我国的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仅有短短的二十几年, 更多地带有政府行政命令的色彩。政府意识到企业集团的种种好处, 注意到企业集团在一些国家 (日本, 韩国) 经济腾飞初期发挥的重要作用, 便迅速出台了一些政策推动了企业集团的发展。因此我国企业集团出现的过程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过程。
这种变迁在迅速把企业集团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的同时, 带来了一些突出的问题。这种非企业自发形成的企业集团只具备企业集团的形式, 却未有企业集团的实质, 与超大型的一体化企业并无本质区别, 并未体现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在排除规模经济的交易成本降低以后, 因为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带来的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 引起的边界的扩张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就是企业集团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母公司对于子公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集权, 什么时候该分权。集权过多, 则“基于权威的交易成本”上升过快。分权过多, 子公司则利用企业集团形态特有的市场竞争关系与母公司讨价还价, 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过快, 反而提高了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常常错用了权威关系来解决本该通过市场关系解决的问题, 导致效率低下。再加上我国企业集团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 习惯性的运用权威管理在企业内部进行资源配置, 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能解决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的不匹配问题。在没有观念支持的情况下, 即使企业集团是在企业内部有市场关系的形式, 企业集团也不会使用内部的市场关系, 也不知道如何运用内部的市场关系替代过高的权威关系交易成本。
此外, 我国企业集团引入的竞争关系也值得怀疑, 我国的权利租过大问题导致对于集权的人来说不愿意将本不适合他的权力下放到他人, 对于分权的人却常常渴望得到更多的权利———无论此权利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否有效。因此二者因为权利租的不停讨价还价产生高额交易成本。而讨价还价的目的不是基于市场关系的资源的合理利用, 而是基于各自利益的权利租再分配。此种基于权利租目的的交易成本并非我们想要的替代权威关系的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本想找个竞争者促进廉洁, 却找个争权者共同分赃。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还没有解决过度集权交易成本过高问题, 又产生了因分权关系而产生的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从而导致产生的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成本过高。
由于我国大多数的企业集团还仍处于规模经济的阶段, 即使没有认清企业集团的本质是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问题, 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上升也被规模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幅度所掩盖。企业集团的规模仍要继续扩张。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当企业度过规模经济以后, 企业深刻理解企业的边界扩张是交易成本的节约所致;或是企业家意识的自我觉醒, 自发的利用企业集团这样的高级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 来扩张我国企业集团的边界之时。
参考文献
[1]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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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蓝海林:中国企业概念的演化:背离与回归[J].管理学报, 2007 (3) .
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 篇7
创新型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 发展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也成为我国实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国家目标的重要途径[2]。在当前市场创新需求的背景下, 我国不仅面临着加工制造型产业集群向创新型产业集群转轨问题, 也面临着如何培养发展更多创新型产业集群的问题。
在产业如何通过集聚形成集群的问题上, 国内外文献研究因各自出发的视角和依据经验对象不同而各异。本文认为:专业化分工是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根源[3], 有分工必然就如何将各部分协同为有机整体的问题, 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源泉, 有分工就有一个将各个分工部分协调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 因此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协调分工的交易费用。简而言之, 就创新型产业集群而言, 其是否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 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看它是否降低协调交易费用, 本文将从交易费用的视角, 重点探索创新型产业集聚形成机制。
1 创新的特征
创新是把新的思想或技术融入到具体商业化产品的管理、生产和销售的过程, 新成果需要面临实践检验的过程, 导致创新的成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 创新结果包含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性, 创新成效的商业价值有可能远超预期, 也存在着不及想象的乐观。第二, 创新是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 创新的过程相当于一个串联的系统, 只有构成创新的各环节全部成功, 整个创新才能成功, 虽然可以通过增加每一个创新环节并行工作的数目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但只有所有环节都成功, 整体才能成功的条件, 仍然使得创新有很高的成功风险。第三, 初始的创新预设与结果之间具有不一致性, 其结果可能有较高的实际价值, 也可能并非创新者所希望或想要的, 这时, 要实现创新结果的真正价值, 要么进一步投入继续创新, 要么将成果进行转让。创新的不确定性与创新所处的阶段有关, 一般来说, 创新的起始阶段是各种新想法和主意的提出阶段, 创新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些新思想或新思路与商业化的成功距离较远, 不确定性自然较高。一旦进入创新实施的最下游的商业化阶段, 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目标市场和消费人群明确, 计划的设想和实际结果间的不确定性必然要小很多。另外, 这种不确定性还和创新的类型有关, 孙洛平 (2006) 根据创新的变革程度将创新分为突变型和渐变型[4], 一般来说, 突变型创新的不确定性要远大于渐变型创新。
2 创新和交易费用
创新是对原有产品或生产方式的改变, 不可避免对原有状态产生冲击, 从而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这种改变必须有一定的费用付出从而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这一费用主要由两方面引起, 一方面现代产品生产过程是一个由多企业多部门共同形成的分工协作的网络状系统, 对这一系统的任何一个工艺或其他局部的变动都会引起整个生产系统的变动, 对这些变动的重新协调和协同会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 创新起源于新思想或想法, 要把这一想法转化为最终的产品或可操作性强的生产模式改造, 其过程不仅需要物质支持, 还需要付出一定的试错成本。越复杂的产品生产体系, 程度越高的创新, 需要付出的试错成本必然就越高, 而且一旦创新带来的收益低于启动创新所需要的费用, 那么创新也难以实际启动。
另外, 与协调一般的分工生产一样, 市场经济协调创新活动是通过市场和企业来进行。与一般产品协调过程不同, 创新过程协调往往产生更高的费用, 这是由于创新在本质上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和利益格局, 无疑对那些暂时无法确定归属的利益, 分配上会引起利益相关方的争夺, 对企业和市场协调活动造成更多的困难。
3 市场创新和企业创新的费用比较
按照产品从设计到销售过程, 可将创新的成本分割为议价成本、激励成本和匹配费用三方面, 这三个方面的成本与产品和工艺创新的不确定性大小有关。在从这三个方面比较利用市场和企业来协调创新活动的交易费用前, 为比较企业与市场协调创新活动的不同, 引入一个度量创新不确定性的变量 θ, 假设开始有一个创新想法, 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 最终可能会导致 θ 种结果, 一般来说, 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大, θ的值就越大, 客观上, 什么样的创新结果才算是不同的, 本身并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尺度, 为此, 需要对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明确, 可假定在创新的初始阶段, 提出创新设想并开展研发所需要的费用为1 个单位, 随着创新方案的实施, 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还会衍生出更多新的设想或方案, 而最终也难以判定这种创新是否能取得成功或判定哪种方案能最终取得成功。在排除明显无法成功的设想或方案后, 余下的设想或方案都得以实行, 需要的费用预算总额就可以看出是 θ 值得函数, 以此来度量创新的费用。
下面就从创新的三个方面成本比较, 利用市场和企业来协调创新活动的交易费用。
3.1 创新的议价成本比较
创新的议价成本是创新利益如何分割的讨价还价成本。由于创新不一定能够成功, 在市场机制条件下, 这种成功的不确定大小成为影响议价成本的最重要因素。由于创新的预期收益有一定的风险性, 而为分享这种风险收益需要付出一定的投入和精力去争取, 而这种投入即议价成本是现实的, 所以人们愿意付出的议价成本与期望收益成非线性关系。
可假设对创新的期望收益为S, 创新不确定性 θ, 也即每种成功的概率为其倒数, 不成功收益为0, 人们偏好是风险规避的, 资本值为x时, 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用可表示为x1a。当若0<a<1 时, 创新成功的的效用可表为:
进行创新的预期效用为:
由式 (1) 式 (2) 可知, 如果创新成功的不确定性 θ 越大, 预期效用就越小。
由式 (1) 的创新成功的收益效应函数可知, 创新的效用θS与不确定性 θ 成正比例关系, 如果 θ 足够大, 其效应或收益也会足够大, 获取创新收益的议价成本相比较就会很小。
议价成本与协调创新方式有关, 就企业组织而言, 创新的不确定越大, 企业管理创新的成本必然也会增加, 另外不确定性的增加必然带来创新收益的增大, 这会增加参与创新人员利益分配的余地, 从而导致评定创新者的绩效成本增加[5]。而市场议价费则与创新的不确定性呈相反的关系, 由于市场对这种期望的收益愿意付出现实的费用随着不确定性增加而减少。议价成本通过企业和市场协调的收益的费用和收益关系见图1。
3.2 创新的激励成本比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和企业对创新的激励机制是不一样的, 市场不会把创新成功的收益分给创新失败者, 所以市场对于创新成功的激励没有打折扣, 也没有给创新失败者以保障。如果能够解决创新失败者的保障问题, 市场创新的激励强度大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而企业则不同, 为了保障企业员工的稳定性, 会对创新失败的员工给予一定的保障, 其优势在于能一定程度免除创新参与者后顾之忧, 不足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激励的强度。
假设市场条件下创新预期收益为S, 在企业里, 创新成功的预期收益为Ss, 不成功的收益为Sf, 1θ为创新获得成功概率的估值, 则下式成立:
式 (3) 左侧为市场创新预期收益, 右侧是企业为支持创新的各项费用之和, 式中F为企业鼓励创新从收益中分配给创新参与者的绩效。
市场条件下, 创新收益只有两种可能, 即成功时收益为θS, 失败了则为0;企业创新激励强度可通过成功的收益Ss与市场状态下成功的收益 θS的比值度量, 那么由 (3) 式可得企业的创新激励强度:
在企业组织下, 创新失败的收益Sf是确定的, 因此, θ值越大, 企业组织创新导致创新激励强度就越弱。
市场创新激励成本和企业创新激励成本关系 (图2 显示) , 从成本角度来看, 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大, 导致企业越难以评价创新的成果和其他人的努力, 且使得个人投入激励不足给创新带来的成本越高;而市场上, 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大, 往往创新的革命性越强, 容易引起更多的创新竞赛, 这种竞赛效应导致创新的成本降低。
3.3 创新分工的匹配费用比较
影响企业创新匹配费用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企业研究开发规模的大小和创新的定位, 如果企业开发研究的规模越大, 可供选择的上下游创新的环节就越多, 就越容易找到合适的匹配对象;企业的创新定位越明确, 研发人员的企业专用性程度越高, 在企业内部因匹配不成功而导致创新的放弃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 其匹配费用就越低。
由市场匹配的创新费用不同于企业自身创新费用, 市场对创新成果的匹配需要搜寻成本, 但市场匹配的空间要远大与企业, 比如某创新成果不适应于A企业, 但适用B企业导致创新成果得到收益, 而企业创新的定位明确, 一旦创新成果被创新部门认为不适用或不是必要的, 容易导致创新在开始或进行中被停止。
创新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匹配困难的根源, 创新的开始是无法预知创新能否最终成功, 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分工组合可能成功或最能发挥创新者各方面的潜力。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大对企业产生改变的越大, 导致企业为匹配创新需要的改变越大, 从而致使匹配费用的提高。同样的, 市场为不确定性越高的创新付出的搜寻成本越高。总之, 创新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和市场的匹配费用都是成正比关系的。
4 创新型产业的集聚机制
4.1 创新型产业集聚条件
创新成本与创新的不确定性关系的分析, 可以用图3 来描述成本的构成。市场创新成本实际上是由议价成本、激励成本、匹配费用三项构成, 图3 的市场创新总成本仅是一种近似, 原因在于创新的参与者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程度直接影响创新的各项成本, 创新的各项成本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创新者在区位上的集中而降低。由企业主导的创新成本与市场主导的创新总成本有图3 反映。
通过交易费用的比较, 可以得出结论:形成创新产业集聚的前提条件是市场创新的总成本小于企业创新的总成本。不过, 即便市场创新的成本优势条件得以满足, 也未必能够形成创新的产业集群, 原因是创新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实际上, 一旦企业内部创新成为主流, 就有可能形成以集聚方式存在于个人或小企业之间的创新门槛效应, 这会遏制创新产业集群的产生。反过来, 即企业创新的成本如若比市场创新成本更低, 那么不应该有创新产业集聚现象出现。
4.2 创新型产业集聚的动力
知识的外溢效应和分工导致匹配费用的降低使得创新型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会形成相对竞争优势, 这也是创新型产业集聚的动力[6]。
知识外溢是由于创新的产品技术信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传播, 使获取相关知识的难度降低, 能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而且新知识有些是明示的, 可以通过信息记录工具扩展, 有些则是默示的, 只能通过研究者个人间的交流方式传递, 地理位置上的集聚为这两种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和费用上的降低, 也为创新的匹配带来了便捷, 一般产品生产分工之间的协调可以不受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 分工之间的协调是一次性的。创新匹配则不同, 它是一个不断相互作用的磨合过程, 地理距离直接影响匹配的成本。
创新集聚的动力还因创新的革命程度增大而加强。从知识外溢的角度来看, 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不确定性越高, 不可言明的知识成分就越多, 研究人员之间的私人交流对于知识的传播作用就越大。从创新匹配角度来看, 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大, 既增加了寻找匹配对象的不确定性, 又增加了匹配磨合的相互作用频率。
4.3 创新型产业的集聚机制
为进一步分析创新产业集聚的机制, 本文设想在一地理范围内有两个潜在的创新产业集聚区域1 和区域2, 拥有科研人员的数量分别是A1 和A2, 为简单化起见, 两区域的科研人员忠诚于所服务的区域, 不相互迁移, 除此之外的人员可以在这两区域间选择。
为了简化, 假定下图中用以表示科研人员区域忠诚度的“距离”为单位长度1, 它也可以表示作为流动的科研人员在两区域分配的百分比度量。
在只考虑区域1 和2 的研究人员数量对知识外溢优势和匹配费用的影响, 若创新带来的知识外溢优势与科研人员数量是正比例关系, 用函数f (ni) 表示, 其中ni表示区域i的科研人员数量。两个区域的科研人员数量分别为:
式 (5) 中, M为流动性的科研人员总数。假定图4中x处的科研人员是无差异的, 那么下面等式成立:
上式中:f为知识外溢函数;g为匹配费用函数, n1和n2由 (6) 式确定;t为科研人员的迁移成本率。
由 (6) 式两边的差额, 可以得到科研人员区域选择的利益差额:
从该式可知, 只要给出知识外溢函数f和创新匹配费用函数g的具体形式, 就可以得到关于创新型产业集聚现象的特征表述, 从分析创新型产业集聚的机制角度来说, 提出函数f和函数g的具体形式意义不大, 只需要通过图形的方式完全可以定性探讨创新型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
(1) 人员迁移成本率对创新产业集聚的影响
如果两个区域都没有固定科研人员, 据 (7) 式, 科研人员在区域间迁移成本t变化时, 绘出区域选择利益比较图 (见图5) , 一旦科研人员在两个区域迁移成本较大时, 两区域会形成创新产业集群的平衡状态。而迁移成本较小时, 创新产业聚集具有空间上的排他性。
(2) 固定科研人员数量变化对创新产业集聚影响
如果其中一个区域有固定科研人员时, 固定科研人员的数量对集群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 改变一个区域的固定科研人员数目, 得出科研人员区域选择的差异 (见图6) ,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两个区域都能形成创新产业集群的平衡状态下, 有固定科研人员的区域创新集群的规模较大, 数量越多, 创新集群的规模越大。
5 总结
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间的纵向分工, 利用现代企业制度来协调分工生产是有成本的, 这个成本就是企业内部庞大的管理机构成本, 同样, 利用市场协调分工也是有成本的, 这个成本是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市场环境规制交易费用。创新产业是否选择集聚, 从交易费用角度来看, 既需要知识外溢带来的市场创新成本必须低于企业创新成本, 还需要地理上集中后更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创新的成本, 而这与企业的规模和创新的产品及技术所处的时期有关, 也导致了创新型产业集聚有着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集聚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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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 篇8
对交易费用来源的认识是明确交易费用定义、建立可操作性概念的前提条件;是对交易费用进行精确计量并使之能够运用于实践的基础。交易费用的来源包括交易的数量和差异性, 交易费用来源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交易费用的不同影响。 (见表1)
二、交易费用的定义
科斯是最早发现交易费用存在的人, 他认为使用市场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 而这个代价就是交易费用, 即与市场交易有关的, 除生产以外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但是, 科斯虽然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 却并没有使用交易费用一词, 正式提出并使用交易费用一词的人是阿罗, 阿罗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 认为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全使交易运行产生了费用。总的来说, 科斯所言的交易费用是从企业微观个体角度出发, 关注的重心在于企业制度。而阿罗提出交易费用的观点是从市场整体宏观角度出发, 关注的重心也转移到市场制度。这种不同视角上的研究, 也为以后交易费用的广泛定义打下了基础。
(一) 交易费用宏观定义的演化概述
(见表2)
(二) 交易费用微观定义的演化概述
(见表3)
现在普遍接受的是把交易费用按照发生时间顺序分成两类:一是事前费用, 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 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费用;二是事后费用, 发生于签订契约之后执行契约的成本, 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行为造成的费用。
三、交易费用的影响
交易费用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拜孟曾指出, 在真实的世界里, 交易费用决定了产权、所有权、交易范围、专业化和产出。如果交易费用降低, 产权可以更清晰地被界定, 更多产品和服务会被贸易, 专业化的利益将增长, 更大的经济收益将会实现。
从企业角度来说, 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机制都有影响, 安都认为, 鼓励股东在早期阶段参与公司事务有关的交易费用可以减少事后监督和执行成本。如果交易费用存在, 并且构成公司总成本的一部分, 那么公司的管理能力将决定交易费用的水平。
从国民经济角度来说, 弗鲁博顿研究了交易费用与GDP的关系, 交易费用约占到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产出的50%~60%, 而在较不发达的国家, 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更高。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说, 交易费用是巨大的, 张五常和诺斯认为, 交易费用是经济绩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它们广泛地限制交易、产出和经济增长。
四、总结
尽管对交易费用进行准确的定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起步阶段就把自己定位在构建一般性理论的位置上。笔者认为, 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情境化的问题。不论宏观经济体, 还是微观企业个体, 都是嵌人在一定情境之中的。因此, 交易费用的定义可以在嵌人特定的经济制度环境下进行。情境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不同情境能够赋予经济行为以不同的特征, 这些特征都是特定情境中经济体所独有的, 而不同的经济体特征将会导致不同的交易费用的出现。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应该以不同情境中的经济体为对象, 而不应盲目地扩大研究范围。将研究定位在中层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其次是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从交易费用经济学角度来说, 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防止机会主义。但是,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 机会主义表现的程度和出现的频率都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 机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信任。从社会秩序角度讲, 在一定范围内, 制度与文化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对于那些涉及范围广、不易被观察和发现的行为, 对其进行规范的最好手段是文化, 而文化的实施成本要小于制度成本。当制度运行到成熟阶段时, 以此为内容的文化便形成了。
最后是比较的问题。从交易费用的产生来源看, 交易费用包含着大量的非市场交易费用, 这些非市场交易费用大多是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所导致的, 阻碍了对交易费用的精确定义和测量。另外, 现有的交易费用文献对机会主义的分析尚不完善, 没有考虑到基于文化的认知因素。其实, 机会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对交易中存在的困难持有不同的认知。因此, 本文认为,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不同经济体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比较上, 并且要构建宏观经济费用与微观经济费用、企业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正规制度费用与非正规制度费用间的互动模型。
总之, 未来交易费用研究发展的趋势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经济体的交易费用的类型和数量从宏观和微观二个层面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 并从演化的视角去分析不同经济体间在交易费用类型和数量上差异的成因。
摘要：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斯、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 假设的缺陷和错误, 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 把存在交易费用下的经济现象纳入研究领域, 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 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 孕育出一个新的制度分析框架。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市场摩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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