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概念研究

交易成本概念研究（共4篇）

交易成本概念研究 篇1

1 交易成本早期的研究

交易成本首先由科斯提出, 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交易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 它包括为完成市场交易而花费在搜寻信息, 进行谈判, 签订契约等活动上的费用。”同时他还将交易成本看成是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显然科斯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是建立在市场价格机制之上的, 他认为经济人要获得价格信息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进行市场交易并不是如正统的完全竞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 价格信息为既定的并为所有当事人所掌握。科斯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其前提是为了解释企业的性质和为什么企业会有限的代替市场以及企业规模变动的问题而提出的, 对交易费用的广义范围和分类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而且对其形成机制也没有予以解释, 也没有深入理解交易费用之所以存在的行为基础和假设前提。

2 交易费用研究的繁盛时期

威廉姆森说“交易成本是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在经济学中的等价物”他认为只有将各种交易与各种规制结构相关联, 将它推广到所有的经济制度环境之中, 才能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优劣。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 前者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 后者则包括: (1) 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 (2) 倘若为了纠正时候的偏离准则而做出了的双边努力, 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不休的成本; (3) 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 (4) 是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后来威廉姆森又提出了更加含糊的定义, 认为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机会主义是交易成本研究的主要概念; (2) 机会主义对于设计交易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的经济活动尤为重要; (3) 信息的有效处理是一个重要和相关的概念; (4) 交易成本的评价属比较制度范畴。在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解释中重点将机会主义理论纳入交易成本研究中, 他认为机会主义的研究是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明确指出经济活动中的人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经济中的人都是自私的, 而且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人。他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因此, 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每一方都不清楚对方是否诚实, 不敢轻率的以对方提供的信息为基础, 而必须以自己直接收集的信息为基础做出交易决策。因此, 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提高。笔者认为威廉姆森另一个重要成果是提出将交易成本的评价归结到比较制度范畴, 他曾提出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 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将交易成本与经济制度相结合, 用交易成本类型的不同对制度的差别及效率的影响, 来对交易成本进行测定。而这种用可观测属性对制度成本差异的影响来重新阐述交易成本理论的做法, 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比较, 这就为在实际当中如何计量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达到最优化配置目标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

诺斯从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出发结合生产过程来说明交易成本, 他认为生产制度和技术制约着劳动生产的方方面面, 交易成本可看作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交易成本与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都有密切的关系, 只有使生产成本达到最小的生产制度结构和生产技术条件相结合才能使生产最优化。

说到对交易费用的解释最具外延的解释当属张五常, 他在《新玻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制度与交易费用”条目中是这样定义交易费用的:“广义而言, 交易成本是指那些在鲁宾逊.克鲁梭 (一人世界的) 经济中不能想象的一切成本, 在一人世界里, 没有产权, 也没有交易, 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他还将交易成本扩展至“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 谈判成本, 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 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和管理的成本、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 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这样广义的定义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将一类交易费用与另一类交易费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但与斯蒂格勒不同的是他不同意将运输成本纳入到交易成本当中, 从广义上来界定交易成本, 其范围确实很广, 它包括律师、金融制度、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员、佣人等的收入, 也就说除了那些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外, 所有可想到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可能他认为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应归属到生产成本的范畴。

这是对交易成本界定研究最繁茂的时期, 随着交易成本逐渐的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 “交易费用”的范畴与界定在这个时期逐渐的完善起来。不同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研究视角的不同, 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3 交易成本研究目前的情况

黄少安认为与其说对交易费用概念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交易概念的研究, “因为‘费用’和‘成本’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已经是有明确定义和高度成熟的。并且为人们所常用和理解的范围。交易费用范畴中具有新含义的只是交易。”“交易费用可分为两大类制度本身即交易的制度框架形成的成本, 和在制度框架下人们从事具体交易活动的成本。”它将该分类解释为一制度制定成本, 制度运转或实施成本, 制度监督或维护成本, 制度变革成本;二交易过程每一环节的成本, 也就是在交易过程每个环节中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杨小凯则将交易成本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外生交易成本, 一类是内生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成本, 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时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 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 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 甚至税收等。它可以用一个交易成本系数加以表示, 即其中对价值的各种损耗程度, 如果交易量为X, 交易效率系数为K, 则外生交易成本为 (1-K) X。而内生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交易成本是该种交易成本水平要在决策的交互作用之后才能得到的, 它由交易次数和每个交易的成本之积决定。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则是指“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还引用博奕论思想及模型将交易费用和内生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和策略交互作用的原则将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合约及制度的思想形式化, 这是现今研究交易费用的一个热门问题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甚至数学家的思考。

如果说对交易费用的研究, 之前是运用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局部条件等途径中的一种或几种的话, 目前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则引入了博弈论等其他的手段。这也说明经济学家将对交易费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不同手段的尝试。

4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从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到目前经济学家们对交易费用界定范围及计量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大多数有关交易成本概念的争论都是在经济制度的框架下细化交易成本范围的问题上, 以上很多经济学家从各自研究的不同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给出的定义。对于外延的定义我们可将它理解为张五常的定义, 交易费用就是“一切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而狭义上讲可以理解为黄少安的定义即制度框架的形成成本和在制度框架下人们从事具体交易活动的成本。

摘要：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但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却有较大的分歧, 论文以不同时期对交易成本概念的不同理解为角度进行研究。

关键词：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概念,费用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交易费用范畴研究[J].学术月刊, 1995.

[2]王洪涛.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述评[J].经济经纬, 2004.

交易成本概念研究 篇2

交易成本是科斯定理的核心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成本的高低视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1]但由于欠缺统一的认识, 不同学者往往在不同的内外延、情景设定下混淆地使用交易成本的概念, 这种混乱使得科斯定理难以被理解, 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学说难以被把握。

二、传统交易成本概念与机会交易成本概念的比较

按目前学者普遍接受的分类法, 交易成本一般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交易成本一般是指在市场机制下, 交易双方用于寻找交易对象、签约及履约等方面, 包括金钱、时间和精力的所有支出。广义的交易成本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 不仅指签约和谈判成本, 也包括度量和界定产权、用契约约束权力斗争、监督绩效和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它包括人类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费用, 如自愿合作、通过命令进行管理等活动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 以订约形式进行的交易只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这种传统的对交易成本的定义, 都只能解释影响经济效率低下的可观察部分的原因, 即事实存在的交易中的制度摩擦及人际隔阂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 却没有考虑潜在的可交易行为缺失乃至非交易因素造成的经济效率不足。

我们认为, 为了更合理地对经济效率作出比较, 潜在的可交易行为损耗, 即现有技术条件下由于人为等非技术因素造成的本应发生而未发生的可交易行为的缺失造成的效益损耗, 也应并入交易成本的范畴。因此, 本文提出机会交易成本的概念, 并借此把交易成本分成事实交易成本与机会交易成本两种。所谓机会交易成本, 不仅包括目前可观察、可理解的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 还包括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不可观察的潜在交易的效益净损耗。根据这个概念, 机会交易成本=事实交易成本+隐性交益损耗。张五常也曾作出一个类似定义, 他认为交易成本可以视为在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它不仅包括交易时发生的成本, 也包括不交易时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其中, “不交易时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就比较接近隐性交易损耗的含义。张五常指出, “文革”时的背红宝书、串联行为即属于“不交易时的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2]

按该定义, 机会交易成本是比狭义与广义交易成本更广的概念, 虽然可以近似地把广义交易成本从数量上 (而非性质上) 等同于事实交易成本 (机会交易成本的一部分) 。

三、机会交易成本概念的突出作用

我们认为, 衡量经济效率的工具中, 机会交易成本比事实交易成本更具有解释性。张五常曾认为, “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 是交易成本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 就大富;增加少许, 就大贫”。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即抛开初始设定谈交易成本, 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与GDP的相对值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 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帕累托状态是可能性技术条件下可达到的最优配置资源状态, 是出于制度比较需要设定的, 作为比较的基始点, 在想象中它先于未来存在, 而在现实中它却是未来情况的一种, 所以机会交易成本只能作为理想的分析制度效率的工具, 而不能作为现实的工具。在具体操作它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因为现实世界所能达到的帕累托状态, 都是超出理性认识的、不可预期的、无法确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无法被有限知识、信息的分析者捕捉, 因而也无法按精确的概率分布确定下来, 形成现实世界的参照系, 也就无法利用这个“无法确定的”参照系来与现实世界或 (现实世界的) 可行性世界进行比较。因此它只有在分析者对所有产权安排的未来结果具有完全信息时 (如科斯的案例) , 才能被准确衡量, 这在时间因素没有被抽去的现实世界是做不到的。简单地说, 如果人类清楚的未来结果只取决于自己的行为, 我们就能在把未来发生的事提到现在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清楚未来都会发生什么, 我们就不能将那个最好的未来结果作为现在一切行动方案的参照。完全信息下的假想世界可以思想工具进行比较, 而不完全信息下的现实世界这种思想工具就会失去效力。在现实中不看条件地泛泛而谈机会交易成本, 就使得分析缺少起码的参照系, 也就不知所云, 没有意义。因此, 必须在具体有什么样的环境, 具体有什么人, 具体要做什么事, 具体有什么方法, 具体要达到什么目的等因素都确定下来后, 才谈得上机会交易成本的比较和计算, 这里强调“具体”也就是强调信息在空间上的完全性和信息在时间上的可逆性, 而这样的条件在现实中基本不具备。

另外, 以绝对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作为分析的基点是不必要的, 也是不可理解的, 因为交易成本是一个比较值, 没有必要一定要考虑它的基点是什么, 好比没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势能的零点在哪里, 甚至我们随便定一个零点就行了。在交易成本的零点确定上, 我们只要把理论上能够达到最优效率的那种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假定为零, 其他制度的效率与其进行比较, 就可以确定交易成本的具体数值了。因此交易成本的数值就只有比较的意义, 必须比较才能得到数值, 单个的零交易成本的数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此, 如果不采用机会交易成本, 而按照事实交易成本来进行制度比较, 就需要有统一的参照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家却往往忽视参照体系的构建而直接进行交易成本比较, 这样不仅存在不同参照系的系统间偏差 (不同生产、知识、文化、政治等的社会技术所能到达的帕累托状态是不同的) , 还包括同一参照系的系统内偏差, 固其结论也不具备参考意义。而如果采用机会交易成本, 如诺斯式的将同一国家进行不同时点上的事实交易成本对比, [3]以及张五常式的将不同国家进行同一时点上的事实交易成本对比, 其得出的产权与经济效率关系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四、机会交易概念的瑕疵

应用范围上, 全局性或一般均衡意义上的事实交易成本不仅无法度量, 而且在动态研究时还会遇到诸如参照系如何转换等难题;机会交易成本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也只能在严格限定于某些条件下才可以应用, 且大多用于局部的、完全信息下的比较。两者都是绝对意义上的概念, 比较适合于静态情况下的应用, 动态时, 将机会交易成本与生产力全部 (可持续发展的) 潜能的比值 (相对意义) 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似乎更合理, 也更便于应用动态最优化工具进行分析。交易成本概念本身也有致命的缺陷, 其中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不可分离性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生产函数是由知识、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因素构成的。而其中知识也包括劳动者对制度的知识, 也就是说, 交易成本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同时生产成本也取决于交易成本, 两者之间是一个动态的互动发展过程, 关系极其复杂。就这一点汪丁丁曾指出, “如果当事人想要改变交易成本, 他往往同时会改变投入品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 也因此而改变了生产技术本身”[4]。所以在固定绩效 (尤其是单一的生产成本目标) 下求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努力, 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那些单纯从交易成本 (无论什么定义) 的绝对值来考察制度效率的方法是有缺陷的, 制度绩效的评估应该建立在多元化的目标而不是单一的目标之上。此外交易成本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展, 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入, 交易次数的增多, 交易成本在总量上不是减少, 而是增多, 可能出现一个经济体越发达, 其交易成本越多的现象。

五、基于机会交易成本概念对科斯定理的再思考

机会交易成本概念除了更为有效地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外, 也对科斯定理做出了更为合理的修正,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其认可的科斯第一定理建立在交易成本论修正后的基础上。在具体修正过程中, 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一种做法声称科斯定理仍然正确, 只不过除了交易成本为零外还要增加一些隐含的假设, 包括:1、自愿交易的互惠性 (不存在破坏潜能) ;2、完全的信息 (包括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等方面) ;3、不存在小数目问题等等, 至少12个假设条件。科斯定理只有符合苛刻的条件才能成立, 也就是说, 只有在排除阻碍科斯定理推论成立的的条件下, 科斯定理才能够成立, 然而以这种方式证明出来的“科斯定理”已经失去了逻辑意义。

另一种做法是根据交易不能实现的原因来不断修正交易成本的概念, 扩大交易成本的外延, 而本文认为现有的交易成本外延仍不够大, 只有把事实交易成本概念扩大为机会交易成本概念, 科斯定理才能更为圆洽。据此做法, 当发现信息不完全阻碍了通向帕累托状态的交易的达成, 就不局限于事实性的定义, 而将信息费用纳入为交易成本的一种;当发现搭便车行为阻碍了互利交易的实现, 就将机会主义成本归结为交易成本的一种。然而我们发现, 当把越来越多导致交易不能达成的因素归结于交易成本时, 科斯定理也就又犯了为实现结论而设定条件的错误。因为它意味着把那些阻碍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因素统统归于交易成本, 这样, “科斯定理在形式上还是成立的, 但却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5]因此, 在将交易成本含义从事实性转变为机会性的同时 (可能是无意识的结果) , 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已经 (同样未必能意识到) 按照帕累托状态做为衡量交易成本大小的参照系而重新定义了交易成本, 也就是说, 现有状态与帕累托状态的比较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

因此, 综合全文可以推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事实交易成本概念, 仅仅是对于经济运行的事后观察结果, 只能作为对历史的“事后合理化”描述, 而不能进行效率比较或进行经济增长的解释;而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家采用的机会交易成本概念, 虽然具有经济效率的比较或解释能力, 却使得经济经济分析难以进行, 经济发展无法预测。交易成本概念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观察结果, 而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原因。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传统交易成本概念在科斯定理应用上的缺陷,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交易成本定义——机会交易成本, 并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实交易成本与机会交易成本两种, 旨在证明新的交易成本概念是衡量产权安排优劣性的更可靠标准。

关键词：科斯定理,逻辑性,考证

参考文献

[1]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1960 (3) .[1]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1960 (3) .

[2]张五常.经济解释[M].易宪容, 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 2000.[2]张五常.经济解释[M].易宪容, 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 2000.

[3]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W.W.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1.[3]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W.W.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1.

[4][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4][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交易成本概念研究 篇3

一、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纵向并购

纵向并购发生的动因, 就是通过将市场交易关系转变为内部交易关系, 节约交易成本, 寻求交易费用效应。这里交易费用指市场运行价格机制的成本, 主要包括搜寻价格信息的成本和交易中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履行成本。因此, 产权经济学认为企业并购实际是一种组织创新, 是为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合约选择。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 交易过程具有三个侧面, 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度。而这三个侧面都与交易费用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也将从这三个侧面对纵向并购进行分析。

其一, 资产专用性和纵向并购。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对己经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进行再配置的难易程度, 主要有三种:一是物理资产专用性, 指资产在物理性能上的专门适用特征;二是人力资产专用性, 指拥有某些特有信息或积累了特殊经验、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的专用性;三是地理区位固定的特性, 指生产上具有纵向联系并且资产不能轻易搬运的企业, 其交易关系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由于存在这些资产专用性, 对此类生产要素存量或资产存量重新配置就需要付出很高费用,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纵向交易关系的改变。所以资产专用性实际上反映了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资产专用性越高, 进行市场交易的费用越高。当这种资产专用性高到一定程度时, 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将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 此时作为对市场的替代, 纵向并购就出现了。

其二, 不确定性和纵向并购。不确定性包括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内部的扰动因素, 突出表现为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有纵向购销或协作关系的交易双方来说会增加其交易费用, 具体表现为增加了他们选择合同的费用。若选择长期合作, 则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不确定性所要求的灵活性问题, 因为若签订长期合同则使双方均丧失了适应市场条件变化的灵活性, 从而直接面临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二是为了对付交易过程中各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双方不得不将合同复杂化, 这必然会增加达成合同的成本。若选择短期合同, 则又会面临“小数谈判问题”和机会主义的双重冲击。这样, 一旦交易的某一方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而破坏了合同的履行, 另一方将不得不增加其搜寻和等待交易对手的成本, 合同谈判成功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所以, 当这种交易费用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而高到一定程度时, 生产者和购销者就将合并起来, 以一体化的组织来替代市场合同的交易。

其三, 交易次数和纵向并购。由于存在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 可以采用纵向并购来保证合约的稳定性和可调整性。但是纵向并购本身也会增加交易费用, 这是因为纵向并购实际也是一种交易, 也存在谈判成本、履行成本等交易费用。那么在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给定的情况下, 是否采取纵向并购就取决于因纵向并购而增加的交易费用能否得到补偿, 而这是由交易次数决定的。若交易次数低, 即交易不经常发生, 则因并购新增的交易费用很难得到补偿, 纵向并购一般不会发生。若交易频度高, 则意味着交易是经常性和重复性的, 则因纵向并购而新增的交易费用可以分摊到大量不断进行的交易中去, 相对费用可下降并且较易得到补偿。于是, 当这种交易费用的节约大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时, 就会发生纵向并购。

由上述分析可知, 正是交易过程的这三个侧面促成了纵向并购的发生。

二、选择纵向并购的原因

大量研究表明, 尽管被并购企业一般经营业绩较差, 纵向并购在计算机、汽车制造、公用事业和医药等行业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仅管成本高昂、极具风险且不可逆转, 纵向并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因此, 当双方交易无利可图时, 纵向并购是协调行业不同阶段的简单方法, 在纵向并购的选择中应该考虑以下的因素, 见表1。

纵向并购很显然减少了某些风险和交易成本, 但其通常需要准备成本, 而且其协作效力也是令人怀疑的。归纳起来, 纵向并购的选择有以下理由: (1) 市场风险太高和不可靠———市场失灵, 即交易的风险太高, 而且签订和监督克服这些风险的合同成本太高; (2) 产业链相邻阶段的企业有更强的市场势力; (3) 并购能够通过增加进入障碍或允许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而增加或剥夺市场势力。当某一个行业的大多数竞争者都采用纵向并购战略时, 非一体化的参与者将很难进入该行业, 因为他不得不进入该行业的所有阶段参与竞争, 这样将会增加资本成本和营运的最小有效规模, 从而增加进入障碍; (4) 对于新兴行业, 企业必须进行前向一体化来开发市场, 而对于衰退的行业, 企业有时需要进行一体化来弥补己经退出的独立企业所留下的缺口。

三、纵向并购适用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发现企业应该通过纵向并购可以使交易和代理有关的成本最小化:

第一, 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通常面临不确定性的需求环境, 并且在实际的需求可观察到以前必须作出生产、订购和定价决策。当合作的另一方存在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时, 订立合同是十分昂贵的, 市场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市场内的价格条件, 并积极采纳市场信息。当市场处于动荡的情况时, 企业需要更多的控制以便获得及时的第一手信息, 市场的波动需要对顾客需求和偏好作出快速反应, 通过增加纵向的协调、计划以及竞争强度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Mitchell和Teeee (1976) 对美国石油行业的研究认为, 不确定性与纵向并购正相关;Walker和Weber (l984) 的研究发现美国汽车行业的纵向并购与不确定性正相关。Klein等 (1990) 发现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向地影响了加拿大出口企业的层级交易的水平;Anderson (1985) 的研究表明, 当市场条件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时, 销售渠道一体化程度提高。Joseph P.H.Fan (2000) 通过对80年代石油价格剧烈波动时期美国石油化工行业的研究也发现, 生产商纵向并购即自身供应投入品的程度与价格的不确定性正相关, 而且纵向并购对价格不确定性的正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存在资产专用性的交易中。因此, 市场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 纵向控制程度越强。

第二, 内部不确定性。Stump和Teide (1996) 的研究认为, 部分子公司雇员的动机水平决定了跨国公司分部之间的纵向控制程度, 即当雇员完成工作的动机与总部的利益一致程度愈高, 需要纵向控制的程度就愈小。然而当外国子公司的雇员不具有这种统一动机时, 就需要纵向控制来协调这种关系。在许多的情况下, 雇员可能逃避责任, 逃避责任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逃避责任的程度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因此, 跨国公司为了避免雇员逃避责任, 有必要增加纵向控制的程度以减少不确定性。总之, 代表内部不确定性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影响监督和控制的水平, 即:逃避责任的程度越高, 跨国公司纵向控制的水平越高。

第三, 专用技术以及高的转换成本。Teeee (1977, 1980) 通过对美国汽车行业的研究表明, 当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专用的非专利的技术秘诀和专用技术, 而且这些技术难以转换时, 意味着装配厂转向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将会成本很高。因此装配商将倾向于与零部件供应商进行纵向并购, 正是这些高的转换成本将装配商锁定在依赖一个供应商, 从而避免了装配商所面临的重新签约的机会主义威胁以及交易中技术秘诀的损失。Kjrk、Monteverde和David J.Teeee (2001) 利用美国汽车行业的数据对纵向并购的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与任何给定汽车零部件研发有关的工程努力程度越大, 预期可剥夺的准租金就越高, 因而对这些零部件的生产进行纵向并购的程度就越高。

上述各种情况将导致特殊交易的纵向并购, 使得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两个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之和。

参考文献

[1]唐要家:《市场势力可维持性与反垄断》,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2]唐要家、唐春晖:《序列市场结构与纵向并购的经济效应》, 《产业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

交易成本概念研究 篇4

1. 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定义与内涵。

市场化生态补偿是指将生态服务产品的生产者、生态服务的消耗者与生态环境交易市场的缔造者有机结合起来, 充分运用多种市场化手段, 以政府调控监管为核心, 以企业、偿受双方、委托代理公司为三方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市场化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经济手段。具体来说, 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消费自然资源、享受生态环境服务或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主体进行收费;二是对社会主体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造成的损失和付出进行补偿;三是直接用于自然主体恢复的投入补偿。

2. 市场化生态补偿边界的界定。

生态系统服务只有一小部分能进入市场被买卖, 该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非公共物品属性, 按照供求关系所确定的价格进行交易, 不存在补偿的问题。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无法进入市场, 对其的恢复、维持、改善、保护和利用通常会使相关各方利益关系扭曲, 应通过某种手段使利益相关方利益均衡;同时, 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无法进入市场的生态系统服务仍然是可以描述、测度和估价的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2009) 。当代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系统过程中, 能够明确地界定出受益方和受损方, 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其中, 受损方获补偿的依据为其受损的成本 (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 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和;受益方付费的依据为其开发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利或其享用的由于受损方的外部经济性所增加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3. 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核心目的。

随着对生态系统服务生产、消费和价值实现的深度和广度的日益拓展, 更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 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制度已经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超出已有制度框架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 已有的制度存在着某种缺失, 使生态系统服务生产、消费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相关各方利益不均衡。由于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制度可能不能完全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从而产生过高的交易成本, 需要通过生态补偿及其他合理的制度安排, 降低生态系统服务生产、消费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减小制度的“摩擦力”, 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效率。

因此, 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核心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弥补现有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制度的缺位, 使相关方利益均衡;二是降低生态系统服务生产、消费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提高生态补偿效率;三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与利用激励,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换个角度来说, 市场化生态补偿在以下三个领域发挥作用:存在制度缺位或不合理, 相关方利益不均衡的领域;存在制度内容和结构不合理, 交易成本过高的领域;需要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和利用激励,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领域。

二、制度惯性与交易成本

生态资源的稀缺性表现为生态市场的缺乏、政策和制度失灵, 使这种稀缺性缺乏经济学上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了如何克服政府制度失灵 (Dixit, 1996, 2003;Hodgson, 1998;Mc Can et al., 2005;North, 1990) , 即制度依赖或制度惯性 (North, 1990) 。

新制度经济学中, 将“制度”定义为组织行为或保证社会个体合作的机制或结构, 是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 管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包括加强现行的社会秩序 (一种已经施行且在一段时间内稳定的制度结构系统) , 最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并不易变化。制度影响生产, 反过来商品和劳务的产生也会影响制度的制定, 这是一个相互累积相互促进的过程。这种相互促进的过程逐渐向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演进。

在资源环境领域, 交易成本过高对市场机制的建立起到了阻碍作用 (Gangadharan, 2000;Mettepenningen et al., 2009;) 。Krutilla (1999) 认为, 交易成本泛指任何相关费用建立、管理、监测和执行政府的政策或法规。这些广泛存在的交易成本形成了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 阻止了整体政策的可持续发展。Boettke et al. (2008) 则认为, 路径依赖强调报酬递增的制度回溯, 其中“锁定”特殊的制度安排, 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具有独特的历史原因。现有的生产资料, 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 都遵循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社会秩序”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制度, 包含如何组织生产和所有投入组合的应用, 如自然资源、技术、知识的再生产等。

随着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增加, 搜索和信息成本、谈判与决策成本、监督和执行成本、开发利用新资源成本、投入替代资源成本, 都变得越来越高。而我们当前的制度和社会秩序不是致力于减少这些新的成本, 而是建立在减少现有的生产和交换的交易成本关系, 而这些交易成本关系反过来是在相同的方式中利用自然资源和其他投入的组合。因此,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继续原有的生产模式是更具有效益的, 包括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 这样并不能弥补政府政策失灵, 也并未减少相对较高的交易费用, 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上图表明了有关环境问题的市场经常面临各种各样政策的变化。新的环境政策实施, 如污染税、取消不合理补贴、颁发保护区许可证等, 是必然要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的。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和交易机制, 如税收、排污权交易和新的资源市场, 也要求建立或重新分配财产权利, 设立新的公共机构和行政部门来记录、监督和执行交易。因此, 政策完整的交易成本区是在A和B, 如果进而产生额外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系统的变化, 交易费用就会更大, 包括了A、B和C。

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游说增强了制度的顽固性, 延缓了可持续发展。如North (1995) 认为, 存在一个给定的制度矩阵, 包含稳定的网络、经济范围和互补性,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 每个人和交易都是制度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强大的利益影响集团左右着政府的改革, 阻碍政府重新分配成本和效益。实际上, 既得利益者在某种情况下, 是彻底的腐败和贿赂, 是“增加”交易成本的“泡沫”, 使有利于市场的交易政策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三、交易成本的类型

区分交易成本的类型是政策分析中的重要环节。有些成本可能是正向的、有些可能是负相关的。相关利益者在早期阶段的参与可能会减少后期的监督和执法成本。同时, 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可能需要关注不同成本差异的重要性, 而这种差异将有助于确定基本的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只有在产权被确定的情况下, 基本的交易才会发生, 如建立排污权市场需要进行决策的初始配置, 随后的交易涉及二阶交易成本。

表1提出了生态环境领域的交易成本类型, 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交易成本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1) 研究、信息收集和分析问题的成本; (2) 立法、制定政策、游说公众参与或修改法规政策的成本; (3) 设计实施政策和政策调整的成本; (4) 支持和管理现有项目的成本; (5) 合同成本, 包括额外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决策成本; (6) 监测监督成本, 包括监测资源环境变化结果、税收补贴等结果、私人合同, 以及监测技术成本等; (7) 发生冲突时的起诉等法律成本。

这种类型基本是按照一项政策的生命周期进行划分的, 有利于交易成本的测量。事实上, 还存在其他形式的交易成本。什么时候发生的交易成本是交易成本计量的重要问题, 但另一个重要问题是, 交易成本应如何测量。在最佳时间点衡量交易成本, 根据交易成本的类别, 可以评估一项政策生命周期的重要时间点 (见表2) 。

第一阶段是基线期, 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采取新的行动。在技术和社会方面的研究可能会使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承担费用, 尽管这项研究可能与多个政策相关, 但替代成本的事前评价研究是必要的, 并可以为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相应信息, 为下一发展阶段的政策设计做出预测。

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 提出政策, 进行谈判、修改、游说、定义或再定义, 最终有可能被立法机构所采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 同时在这一阶段也有信息和设计成本的发生, 在这一阶段, 数据信息持续被收集并为后面的发展阶段做出准备。

第三阶段是政策的早期施行阶段。管理和交易规则已经被制定, 雇佣一定数量的人员进行管理, 公众开始关注政策施行, 并且与公众关注相关的政策调整开始进行, 执法机构已经开始解决冲突, 管理的细节开始凸显。本阶段的成本主要是政策设计和执行成本, 数据信息的收集仍很重要。

在第四阶段, 全面开始执行政策或交易。交易费用我们称之为“二阶交易”。要更加重视实施的细节, 因为有些问题在这一阶段会变得更加明显, 如批准交易或投标过程可能需要调整。利益相关者需要的信息成本会更高, 政策的制定者和交易双方都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本阶段的交易成本包括实施成本、支持和管理成本及合同成本。事后评估政策开始进行。

在最后一个阶段 (构建程序期) , 政策工具和交易过程已经可以建立程序, 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能够对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许可交易变得常规化, 并可能会出现经纪人来对合同的交易过程进行常规监测。在实现交易的情况下, 价格信息和交易规则是众所周知的, 交易实施的成本较低, 信息成本降低。但是, 在本阶段产生了其他的费用, 如支持和管理费用、签约费用、监督和监测费用、起诉和执行费用等。贴现率会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

四、有关交易成本的模型

如果每个地区在共享资源的区域没有协调机构, 那就必须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最佳的生态管理策略意味着个体理性和稳定的区域政府协调机构。进而主要的决策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的最优控制问题:

式中:r表示贴现率;b表示治理的有效性;p表示污染;α表示化学和大气相互作用的减排成本函数;C表示减排成本函数;D表示考虑到承载能力的损失函数;γ表示内在污染物的化学性质和扩散。

成本函数是由于需要更大的努力减排而变得越来越昂贵, 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减少边际成本。

1. 合作方案。

双方的合作方案主要是指在T=0的初始状态下, 一组控制行动, 一组提供博弈的纳什均衡, 通过优化两地区的活动, 使成本最小化, 使双方交流信息, 如进行技术评估和监测等。每个地区的现有条件作为参与的当前状态, 把其他地区的账户作为控制变量。这意味着, 不是采取为两个地区制定统一的污染排放和资源管理计划, 而是基于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其他因素来制定合作的解决方案。

2. 纳什开环均衡 (Nash open-loop equilibrium) 。

在完全独立的纳什均衡中, 每个地区都独立解决问题。最佳原则意味着, 污染减排和生态管理的成本增量必须小于环境损害和资源较少的边际价值。

3. Stackelberg (双寡头) 开环均衡。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是经济学中双寡头模型之一。用博弈论的语言说, 这个博弈的两个参与者分别是领导者 (leader) 和跟随者 (follower) , 它们进行的是数量竞争。领导者先行选择产量, 跟随者观察到领导者的选择后再做选择。在两个地区的生态管理过程中, 领导者优化与跟随者相关的最佳反应函数。进一步假设, 领导者必须做更昂贵的生态管理项目, 而跟随者更多选择更加便宜的项目。

对于跟随者而言:

这将产生如下的反应过程, 即上述纳什均衡中提到的, 与参与者不相关:

对于领导者而言:

五、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

已经有很多方法用来衡量交易成本。从新古典框架下的交易成本角度来看, 时间期限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Wiliamson (1993) 建议, 研究人员或许可以间接地衡量交易成本的下限。如, SO2排放许可证的买卖已经被用来衡量不包括时间成本的交易, 政府也没有承担监控和执行的费用 (Stavins, 1995) 。也不包括大家公认的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执行和设计成本。Wallis和North (1986) 使用公共数据对美国分部门的交易成本进行了估算, 他们将一些行业和公司与成本的相关性做了基本划分, 但没有通过消费来衡量信息成本。最后, 他们计算出20世纪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增加了25%~50%。还有一系列有关水资源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Colby (1990) 调查了美国西部水市场的买家、卖家和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她认为这些费用可能会间接地起到有益的作用, 发现在美国西部水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为6%。

确定交易成本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需要一系列的调查和访谈, 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收集在交易过程中个人或公司的交易数据: (1) 需要详细的调查设计和预测; (2) 需要征求受访者的意见, 了解其顾虑和想法; (3) 可能不会获得一个随机的目标人群的代表性样本; (4) 需要研究者说服被访问者仔细检查自己的财务记录并提供准确信息。在特定的情况下, 需要对特殊的案例进行特别研究, 如在某些情况下, 信息是显性成本, 可以明显地获得,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获得信息可能涉及利益相关者部分重要的时间投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信息交换中心, 使成本的类型和相应的测量方法从隐性的调查转化到显性的财务数据成本, 就有利于交易成本的获取。

表3总结了测量各种类型交易成本的方法。某些类型的成本难以衡量, 如事前隐性成本, 而事前显性成本的测量则相对简单。

注:表中1表示从调查或访谈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或利益相关者获得成本数据;2表示从其他研究成果中获得成本数据;3表示从政府报告获得成本数据;4表示从财务报表获得成本数据;5表示从预算获得成本数据。

六、主要结论

如何结合政府已有的相关制度法规, 将资源环境问题逐步纳入到现行的市场体系中, 从而使生态环境保护形成市场化的高效运转体系, 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首先, 要充分认识到资源环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有价值的, 能够通过科学的定量价格来衡量;其次, 要认真界定资源环境的产权所有者和潜在购买者, 产权的界定是市场化机制建立的核心;再次, 要通过合理的设计补偿机制来建立生态补偿市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关键在于构建这样一个市场, 使其成为连接利益相关者的纽带, 使补偿的主客体能够进行直接的联系, 双方在明确生态服务的市场价值 (价格) 的基础上, 实现市场交易和生态补偿。因此, 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 主要是指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建立生态服务交易市场, 探究生态系统服务资源的产权市场化的过程。

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总的原则是基于科斯理论, 以产权的分配为支撑, 通过基于市场或准市场交易的政策选择, 达到解决环境外部性的社会最优水平。也就是说, 只要产权清晰, 交易成本足够低, 个人、社区或组织通过产权交易就可以实现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帕累托效率。如果产权清晰, 受益方和受损方明确, 价值评估和成本核算结果准确, 生态系统服务价格体系完善, 并且存在生态系统服务交易市场, 那么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双方即可通过市场交易, 在市场均衡价格下完成交易, 实现利益均衡。因此, 尽管市场化补偿方式的类型很多, 如限额交易、碳汇、生态旅游、信托基金、发行彩票等, 但无论采取何种补偿方式, 最重要的都是要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 尽量降低交易成本。

摘要：成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方案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土地利用类型和其所提供的环境服务之间的关系必须清晰明了;二是利益相关方必须是自愿交易并存在着终止合同的可能性;三是能够监控和干预环境服务的提供。而制度惯性与交易成本的存在, 阻碍了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施行。本文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七种类型, 提出了交易成本的三种模型, 并给出了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

关键词：市场化,生态补偿,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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