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计量

碳排放计量（共10篇）

碳排放计量 篇1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有五大类: 历史成本计量、可变现净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现值计量及重置成本计量。碳排放权会计的计量问题主要包括计量属性的选择、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通过选择合适的会计计量属性, 确认相应的金额, 采用一定的货币手段对企业碳排放权的使用以及处置进行计量。

一、碳排放权计量属性的选择

会计计量是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会计计量属性是指企业用以计量某一要素的特性而采用的衡量方式, 它是企业如实、客观地反映某项交易的基础, 是形成会计分录和编制财务报表的价值尺度。根据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程度来看, 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主要集中于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两方面。

1.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历史成本, 又称为实际成本, 是企业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其他等价物, 它是一种传统的计量属性, 代表的是企业取得资产时的实际交易价格。在历史成本计量下, 资产按照其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有原始交易凭证作为证明, 可靠性较强。

由于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历史成本主要适用于会计主体初始确认碳排放的情况。尽管采用历史成本进行核算可以避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会计处理的复杂性和不可靠性, 但是由于历史成本的可靠性并不是绝对的,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也存在缺陷。取得碳排放权时, 其历史成本是可靠的, 但是如果碳交易市场中的价格经常波动, 不同时点的碳排放权取得成本差异很大, 继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就会使得会计信息失去可靠性。

就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 绝大部分的碳排放权是政府无偿分配的, 因此仅仅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远远做不到较为真实地体现碳排放权价值的。

2.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地取得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前提条件, 公允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实质。企业无偿从政府获得碳排放权时, 若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则初始入账成本为零, 在财务报表中就会无法反映这项资产, 此时如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就可以获得交易价格进行确认, 反映到财务报表中。目前, 我国碳交易市场试点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如建立了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天津碳排放权交易所、辽宁碳排放权交易所等。此外在北京、上海和天津建立了环境交易所, 在广东、湖北、浙江等地成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 这就为碳交易公允价值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可靠的平台。

通过以上有关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分析可以看出, 它们各有利弊, 仅采用单一的计量属性都不能够可靠地反映碳排放权交易。历史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企业取得碳排放权时的经济活动, 而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 企业支付的成本为零时就无从计量, 公允价值却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此外, 在后续计量中若始终采用历史成本模式, 就不能更准确的反映出碳排放权的实时价值, 但是公允价值却可以体现出它的后续价值变化。然而, 公允价值的使用的重要前提是必须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 若不存在活跃市场, 企业只能参考最近类似交易的价格, 带有主观判断性, 而且公允价值经常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波动性比较大, 这些都可能导致财务报告信息不具备可靠性。因此, 碳排放权会计应当将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者结合使用, 不应当单独采用一种计量属性。

二、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政府是根据每年的减排任务, 对各地区的大气污染程度和自净能力评估之后, 将总碳排放权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给企业, 以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使用。我国企业获取碳排放权的方式主要有政府无偿分配、自行购买两种方式, 笔者将根据碳排放权的不同取得方式进行初始计量。

1. 企业通过政府无偿分配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政府机构将碳排放权无偿分配给企业, 对于企业来说, 相当于获得了政府给予的一项政府补助, 因此, 企业在实际获得碳排放权时, 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确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递延收益, 递延收益在以后期间平均分摊, 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如果碳排放权不存在市场价格, 那么应当按照评估价值计入当期损益, 待以后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再进行调整。

企业在现实经营活动中, 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的部分可以参照有偿部分的价值来计量。如果存在活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市场价格能够可靠获得, 企业初始确认的金额就是接受无偿授予时点的市场价格。由于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够健全, 价格机制不完善, 其公允价值很难可靠获得, 政府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进行指导, 因此, 在进行初始确认金额时应以政府指导价为基础。如果不存在活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那么市场价格难以获得, 应当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非金融资产的处理的规定, 主要采用历史成本法计量。由于碳排放权的特殊性, 我国目前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交易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碳排放权的价格, 并经过当地主管部门核准后生效。企业有偿购买的部分按照历史成本计量, 无偿授予部分参照执行。

2. 企业通过购买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企业通过购买方式获得的碳排放权初始确认为“无形资产”, 确认金额为企业购买时实际支付的价款和相关税费, 借记“无形资产”, 贷记“银行存款”, 并在资产负债表中予以反映。

3. 企业结转上期剩余的碳排放权继续使用的处理

企业在对前一会计期间的碳排放权采用无形资产计量时, 对于当期碳排放权扣除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掉的剩余部分结转下一会计期间继续使用的, 应当继续确认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

4. 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超过其拥有碳排放总量的处理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由于过度消耗使得碳排放量超出了所分配的配额, 导致企业未来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 这时企业应当将其作为一项负债。负债按照主体持有的用以抵补实际排放量的配额的账面价值计量, 计算时采用先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法。对于排放量超过配额的部分, 按照该部分差额的市场价值计量。

三、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1. 碳排放权的摊销

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寿命内, 采用合理的摊销方式进行摊销。对于无法可靠确定其经济利益实现方式的, 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碳排放权的使用是有期限的, 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内选择合适的方式对该无形资产进行摊销。由于碳排放权是在企业对大气造成污染时发生耗损, 因此, 对于该无形资产应当依据某一会计期间碳排放权实际使用的数量占碳排放权总的存有量的比例进行摊销。

2. 碳排放权的减值处理

由于碳排放权价值容易受到市场价格变动、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其未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降低, 因此应当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对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 确定可回收金额, 判断该项无形资产是否发生减值。我国会计准则规定, “资产的可回收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二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同时还规定“资产减值损失已经确认, 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 然而碳排放权这种无形资产具有其特殊性, 这样处理会导致企业的碳排放权价值被低估, 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 如果其价值得以恢复, 应当在减值额度内予以转回。

3. 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碳排放权后续计量予以重估价值

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资产, 如果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并且存在持续增值情况, 应当在后续期间对其进行价值重估增值, 对于重估增值扣除减值损失后的金额确认为权益。尽管我国关于无形资产的计量不存在重估增值的规定, 但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 碳排放权将在市场上获得增值。因此, 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采用公允价值核算的碳排放权进行后续计量。

4. 碳排放权的处置

当企业的碳排放权超过使用期限或者实际排放量超过了排放限额又或者将剩余的碳排放权出售时, 企业应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 .中华会计网校.新企业会计准则精读精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4注册会计师会计辅导教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

[3] .种振.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 2013.

[4] .陈云.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计量与列报[J].经济研究, 2011, 10 (3) .

节约粮食减少碳排放 篇2

粮食生产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要经过播种、施肥、除虫、收割等许多环节。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就形象地描述了种粮食的艰辛。计算表明，每浪费1Kg粮食，就要排放0.8Kg的二氧化碳。节约粮食，不仅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也可以收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

【知识链接】

在发展中国家，每5人中就有1个长期营养不良，有1/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无保障。饥荒已成为地球人的“第1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10000000人的生命。由于直接或间接的营养不良，全球大约每4秒钟有1人死亡。这真是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全世界的粮食正随着人口的飞速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供不应求，解决粮食问题也是世界上的大问题。因此，联合国把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引起人类对粮食的重视。

【读懂In词：“光盘行动”】

“光盘行动”指就餐时倡导人们不浪费食物，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走。2013年1月16徐侠客（国土资源报副社长）在腾讯微博发起“光盘行动”，倡导网友珍惜粮食，加入行动；1月22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该活动，号召大家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我们可以这样做】

1.告诉爸爸妈妈，做菜或者点菜的时候不要太多，不够可以再做或再点，因为剩下的食物不仅造成了浪费，还会给城市带来泔水污染和难闻的气味。

2.吃饭时尽量把碗里的饭菜吃干净，并养成这种好习惯。

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与计量初探 篇3

1997年为应对温室气体对大气的危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了旨在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京都议定书》。协议的签订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具有了商品的属性, 因此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全新的交易对象出现在贸易中。《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清洁发展机制 (CDM) 等三种灵活机制从而使发达国家达到各自所应承担的减排义务。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减排的指标要求, 通过清洁发展机制, 可以将碳减排量 (CERs) “销售”给发达国家获得收入, 同时又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碳配额出售, 企业的碳信用要经碳基金等公司或机构的运作才能进入国际市场, 作为中间商的交易平台就可以从碳减排权转让中获取利润。世界银行是目前的最大卖家。CDM机制项目下的碳排放权是一种虚拟商品, 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 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 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 合同期限很长, 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因此, 我国企业基本都是通过与国际碳基金合作的方式参与CDM项目。根据《京都议定书》, 国际碳基金在实施CDM机制时, 有义务为我国企业引入低碳新技术。目前碳基金的操作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等, 直接向我国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购买碳减排量;另一种是投资于高能效项目, 在排放污染较严重企业建设减排项目, 实现的碳减排量收益按合同规定比例作为投资收益。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程

全球碳排放权交易金额正在逐年剧增, 目前交易额已超千亿美元, 并规定交易的碳减排量必须是已通过第三方审计核证的减排量。同时, 随着“全球绿色化”概念被官方强化并逐渐被公众接受, 发达国家也通过立法程序, 要求企业发布的年度会计报告必须包含与环境相关的评价内容, 如丹麦的《绿色账户法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第92号公告, 均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相应的环境信息。与此同时, 为碳市场服务的中介组织也日趋完善。特别是碳计量标准体系的建立, 还为会计鉴证服务市场的成熟提供了规范的程序与要求。

随着相关制度的发展, 使得企业CO2等的排放、交易及节能减排等特定环境问题的会计处理规范探讨也愈加热烈, 日渐引起会计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如《欧洲会计评论》、《会计、组织与社会》、《会计、审计与职责杂志》等相关国际知名会计期刊推出或计划推出与排污权、碳会计及披露、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会计等专题,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碳会计的相关规范或指南研究将达到一个高潮。

IASB和FASB均出台排污权交易会计的相关处理草案或准则, 试图对包括CO2等排放气体的会计问题进行规范。如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 (FERC) 于1993年在《统一会计系统》 (USof A) 中对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做出了规定。不过这个规范最初主要针对SO2, 且不能对免费分配的排污权进行处理, 存在许多先天缺陷。10年后, FASB希望通过EITF03-14来解决总量-交易机制下排污权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针对欧盟25国排污权交易制度 (EU-ETS) 项目, IASB于2004年发布IFRIC3《排污权》。该指南将解释范围限定在为污染排放进行支付而持有的排污权会计处理上, 但在计量上存在着复合计量模式和报告模式, 发布后引起了极大不满和争议, IASB在1年后撤回了该解释公告。2007年12月, IASB再次启动排污权交易项目, 在议程文件中提出了3种会计处理方法供企业参考, 重新系统设计会计准则, 旨在提出包括排放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模式。

由于碳排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除了一些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外, 现有学术文献还极少提及碳交易或碳信用等碳财务报告和鉴证问题。2008年Stewart Jones教授等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的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 即碳会计, 并提出了构建碳会计规范的两种主要思路: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 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的原则相协调;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分别计量和报告CO2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该协定书不但有其企业会计和报告基准, 而且还有一套成熟的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估算的工具。

从国外文献的最新研究进程看, 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的相风险核算与报告、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与报告、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在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 碳会计主要涉及的是碳汇的资产确认问题和碳源的负债确认问题, 如碳信用或碳排放配额表内记录和披露问题。在此点上,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20、国际会计准则IASB IFRIC3、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B EITF03-14、FASB153等都有详细规范可供参考。此外, 树木等因固碳职能被认为是碳会计中碳汇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碳会计系统中需单设账户予以反映。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资产, 又与IAS41、AASB141等会计准则相挂钩。

我国还没有出台与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准则, 这就导致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三、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碳排放减量权证签发后, 碳排放权的价值就被承认。而其被确认的复杂性和后续减排空间的有限性, 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了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 有了商品的属性。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 应当作为会计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

(一) 碳排放权是一项资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把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应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资产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此外, 与该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碳排放权符合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下的定义和特征。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 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COM项目或其他事项中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 通过企业当期或以后的营运过程中出售已认证的碳排放权, 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企业通过投入CDM项目或直接购买拥有或控制碳排放权, 该资源的投入成本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二) 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王艳、李亚培认为, 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 它具有自由交易市场, 拥有具体产品的定价机制, 并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价值变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 应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二氧化碳排放权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 应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具体做法是, 在现行“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增加一项“排放权”明细项目, 以反映企业取得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值。

碳排放权虽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一些特点, 但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碳交易操作制度、价格机制以及信息披露与获得等方面的缺乏, 相关法律的缺失和会计法规的局限, 在我国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碳交易市场。

(三) 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

张鹏认为, 应当将碳排放权作为存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 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存货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企业持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对于一个CDM项目而言, 碳减排量存在于企业的日常活动中, 并且对于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以出售为最终目的, 所以应确认为存货。但碳排放权没有实物形态, 确认为存货也不太合理。

(四) 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

王学瓅、胡昳等认为, 碳排放权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非货币性资产, 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从碳排放权的特征与无形资产的特征可以看出, 碳排放权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碳排放权是经相关权威部门签发的排放减量权证, 可以作为一国减除温室气体的资源, 不具有实物形态, 但可以单独出售或转让。由于CDM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使得碳排放权在企业持有过程中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情况不确定, 不属于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 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因此碳排放权基本属于我国无形资产的定义, 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

对于碳排放权的确认, 应分阶段对待。第一阶段, 在《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下,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的指标, 但通过清洁发展机制, 我国可以将碳减排量CERs“销售”给发达国家。因此, 在CDM下, 我国碳减排量交易是通过国外企业提供资金或是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发CDM项目, 并签订协议, 规定在项目注册成功后, 每年按照一定的价格购买该项目每年所核定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我国碳减排量是CDM项目所产生的, 是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 但它的最终目的是出售。虽然碳减排量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 但在第一阶段, 将碳排放权最为存货进行确认比较合理。

随着进一步发展, 若我国实际拥有碳排放权, 将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确认更合理。其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 碳排放权是企业所拥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四、关于碳排放权的计量

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主要体现在计量属性上。

(一)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历史成本又称为实际成本, 是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其他等价物。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主要是用于购置或形成碳排放权时的初始计量。企业购置或形成碳排放权的过程, 一般是基于交易双方同意, 并具备一定的交易凭证, 以该价格作为企业购置或形成的碳排放权的成本入账是合理可靠的。但是, 历史成本作为碳排放权计价的属性也是存在缺陷的。在市场价格经常波动的情况下, 相同的碳排放权在不同的时间点取得的成本会存在着很大差异, 如果仍然用历史成本记录, 那么资产负债表上的汇总将失去可比的基础。因此, 碳排放权的计价仅仅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不够的。

(二)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 在公平交易中的市场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与历史成本相比较,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时态性。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不一定是对立的, 公允价值可以是历史成本, 也可以是现时价值, 即公允的现时市场交易价值。在原始交易日, 交易成本总是按照现时的市价计量, 在财务报告日, 公允价值不再是原始交易时的历史成本, 而是按照财务报告日的市价重新计量。在一定程度上, 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更能反映可交易的碳排放权的经济实质。对我国企业来说, 由于没有减排压力, 当企业在出售碳排放权中可以获得比历史成本更多的价值时, 企业当然会选择出售。对于企业管理决策而言, 碳排放权的市场公允价值正是企业考虑如何以及何时处理碳排放权的决策机会成本。

我国目前还处在碳减排量交易的初级阶段, 还不可能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交易市场, 因此对碳减排量的计量不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第一阶段, 碳减排量作为一种存货, 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五、结论

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 该资源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因此应当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给予确认。对于碳排放权会计核算方法的研究为参与CDM项目企业的会计核算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 也为碳排放权会计准则的拟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国现状下适用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碳排放权会计核算方法还需会计界广大人士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摘要：清洁发展机制 (CDM) 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为使发达国家达到减排义务而设定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 通过该机制, 我国企业可将碳排放权销售并获得收入。本文在总结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认为应将碳排放权分两阶段进行会计确认, 并对其计量属性进行论述。

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确认,计量属性

参考文献

[1]王艳, 李亚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管理观察, 2008.

[2]王学瓅, 胡昳, 姜洋.浅谈碳汇的确认、计量与定价[J].绿色财会.

[3]涂毅, 郝玲, IASB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回顾及影响[J].财会通讯 (综合) , 2008.

[4]张鹏.CDM下我国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和计量[J].财会研究, 2010.1.

什么是碳排放交易 篇4

CDM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它是联合国在《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一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机制。

1997年12月11日，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签署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生效。由于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负有主要责任，《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的法定减排指标，对发展中国家不具法律约束力。根据规定，从2005年开始至2012年，签署该协议的发达国家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为8%，美国7%，日本6%，澳大利亚增长8%。由于在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京都议定书》安排了一种灵活的机制，即允许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将项目实施后获得的减排量用来充抵本国的法定减排指标。这种灵活机制就是清洁发展机制。

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与计量之思考 篇5

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会计计量,无形资产

《京都协定书》中规定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 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清洁发展机制 (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以下简称CDM) 是中国目前采用的《京都协定书》规定的其中一种履约机制。在该机制下, 通过审核的CDM项目需要获得一定数量的碳排放权才能够进行。虽然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建设才刚刚起步, 相关机构和人才严重匮乏, 但碳排放权交易却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碳排放权的会计问题也成为近几年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就碳排放权的相关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展开探讨。

一、碳排放权与碳排放权会计

《京都协定书》在引起世界对环境恶化关注的同时, 也第一次让碳排放权的概念被大众所了解。最先提出“碳排放权”概念的是戴尔斯。碳排放权是排放权的一种, 它被认为是符合联合国及其认可的减排组织的认证条件的国家或企业以增加能源的使用效率和减少污染等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而取得的, 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的碳排放计量单位。

碳排放权交易的一般步骤是: 政府在一级交易市场上将评估出的满足环境容量的碳排放量分成若干份排污权, 进行有偿或者无偿出让, 而购买者则可以在二级交易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

碳排放权会计则可以看作是环境会计的一个分支。环境会计的出发点不仅仅局限于股东利益, 更多的是从社会环境利益的宏观角度来对企业的相关经济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二、碳排放权确认的主要观点

中国在2012年12月举行的多哈气候变化会议中的强硬态度让《京都协定书》第二承诺期正式得以展开。同时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这就让碳排放权在会计中的处理问题又一次成为热点。所谓会计确认, 是指在交易和事项发生时, 一个项目按要素正式予以记录并按要素的项目纳入财务报表的过程。目前, 对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主要有三种观点, 分别是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

( 一) 存货观

存货观认为, CDM项目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权作为企业的一种资产, 其目的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 符合存货的最基本特征———持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 所以确认为存货。

但是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权利, 其时效性较长, 并未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 变现能力低, 流动性差, 所以本文认为将其归入流动资产中的存货是不恰当的。同时, 目前国际上也并没有采用存货来计量的案例。

( 二) 金融资产观

在金融资产观下, 碳排放权被视作拥有自由交易市场的特殊经济资源。该观点认为碳排放权的价格实际上主要受到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对其生产的影响程度决定的, 其价格受到市场上的各种信息的影响不断波动。由于碳排放权定价自由, 其价值一般以公允价值衡量, 可以在特殊市场上进行交易, 所以被确认为金融资产。

实际上, 这种观点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碳排放权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 能够更好地体现市场的变化和资产的真实价值, 可以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符合决策有用原则。但是, 针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现状而言, 本文认为现阶段将碳排放权确认为金融资产还不恰当,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并非完全自由。对于碳排放权交易, 我国是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执行的。在企业申报CDM项目时应同时提供核证减排量 (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以下简称CERs) 的价格, 在通过审核后CERs的成交价底线和购买方等信息就已经确定, 而不是由交易发生当时的市场价格决定。

其次,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并未完善。虽然在我国已经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初步建立, 但是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距离成熟市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而碳排放权作为金融资产的计量是需要以成熟的交易市场作为保证的。

( 三) 无形资产观

该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该确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并据此进行会计计量。实际上,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以下简称IASB) 最初也认同该观点, 在其2004年12月公布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放权》中做出了如下界定: 排放权符合资产的定义, 且没有实物形态, 属于资产中的无形资产。虽然2005年6月, IASB投票表决通过撤销《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放权》, 但是该公告在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问题上的观点仍旧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 之后IASB也并未发布新的解释公告。

本文认为确认为无形资产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碳排放权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预期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第二, 碳排放权不具备实物形态, 是非货币资产, 具有“无形性”, 符合无形资产的特征。第三, 由于IASB的影响, 在国际各大企业中, 大多数仍旧采用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以下简称FASB) 也认同这种做法。

在我国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的当前阶段, 拥有碳排放权更多的是为了取得一个许可的环境容量, 保障企业的产品生产或劳务提供, 具备实物商品属性多一些 ( 王爱国, 2012) 。故而在当前情况下, 碳排放权被确认为无形资产是比较恰当的做法。

三、碳排放权的计量

( 一) 计量属性的选择

在企业初始取得碳排放权时的会计计量过程中, 第一个要关注的就是计量属性问题。目前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观点: 以公允价值或者现行市价计量和以历史成本计量。

IASB在解释公告中规定: 碳排放权无论是购入还是政府分配, 都应按公允价值计量。但是, 就我国并不健全的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现状来看, 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是不适合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一直是存在成熟完善的交易市场, 市场上有相似的市场参照和成熟的估价技术, 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公允价值。在我国市场, 采用公允价值是存在技术困难的。所以本文认为碳排放权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比较合理, 能够较合理地表现碳排放权的价值。

( 二) 初始计量与后续计量

在碳排放权初始取得时以其交易价格的历史成本计量。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 应该作为政府补助进行相关处理, 直接记入所有者权益。

在持有期间, 应该和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相同。可以在每个会计期间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发生减值, 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或者在碳排放权的授权时限内结合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以适合的方式进行摊销。

而在碳排放权进行交易时, 也和处置无形资产相同, 将交易产生的损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或者“营业外支出———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 三) 当前发展趋势下碳排放权计量的展望

虽然在我国现状下, 采用无形资产对碳排放权进行确认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我国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正在加速发展, 我国各地已经开始陆续建立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预见今后一定能够形成成熟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而碳排放权也会向着作为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

四、对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建议

( 一) 我国应尽快制定碳排放权的有关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我国的CDM项目已经步入正轨, 而各地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纷纷建立。但是, 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对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 也没有权威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详细的解释公告。这会导致会计对经济交易和事项反映滞后的问题。而在不同企业间也会造成由于会计处理方式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可比性下降的问题。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制定有关碳排放权的具体会计处理办法, 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

( 二) 我国应加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

可以看到, 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 并以历史成本计量这一会计处理方法虽然符合我国现状, 但是也存在很多缺陷。这一做法可能会使在不同时点对于碳排放权的计量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财务报表的披露产生影响, 不能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所以, 我国应该加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 为碳排放权的准确计量提供良好的条件。

( 三) 企业应该加强碳排放权的会计披露, 明确社会责任

实际上在我国企业对于环境会计概念的理解不够深入, 企业对环境影响这一方面的会计披露也不太重视。企业应该加强对碳排放权的会计信息披露, 这种披露并不仅仅局限于基本财务报表, 而是应该在其他财务报告中也予以详细的说明披露, 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国的碳排放权会计的建立才刚刚起步, 因此, 亟需积极发展环境会计, 既要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又要结合国际相关的发展情况, 不断探索碳排放权在确认、计量和披露等方面的会计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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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姗, 刘静.低碳经济时代我国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两阶段性[J].会计之友, 2011 (3 ) :59-60.

碳排放计量 篇6

一、低碳经济环境下排放权核算的会计困扰

在低碳经济环境下,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如何对碳排放量进行科学、合理的确认与计量是目前会计学术界应解决的首要问题。

会计界关于碳排放权的主要困惑存在以下几方面:

1.排放权是否属于资产要素?应该划分为资产要素中哪种资产?2.排放权如何进行确认?如何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3.政府对无偿获得排放权和外购排放权如何进行入账?4.排放权在会计处理中具体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四种。

Saurav Dutta、Raef Lawson(2008)认为随着碳排放量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妥当的计量、记账、审计,并将其价值通过一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统一方法在报表上加以披露,一如其他物质商品和财务工具一样,提出了将碳踪迹与价值链联系起来,将碳踪迹纳入决策分析的基本框架的观点。并提出如下观点:减少一个企业的碳踪迹,涉及到计算其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尽可能在其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降低排放量并尽力减少排放量净额(通常的做法是通过贸易向外购入,以抵销本身一部分的排放量)。

张鹏(2010)指出碳排放权应该作为一项流动资产核算,其符合存货的定义,应该作为存货核算。并分别指出了碳排放权的确认条件,初始计量、期末计量和出售等问题。其中作为存货期末计量时,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鉴于碳减排量成本与其可变现净值的同质性,作为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碳减排量,其期末的账面价值也可以用公式:碳减排量账面价值=(合同规定的当年的)购买单价×(当年的)CERs来计算。

马晓军(2009)指出碳排放权可以作为环境会计组成部分核算,在环境会计中反映。企业为购进排放许可权而发生的环境支出应分两部分加以确认。购进用于本企业排放许可权确认为“递延资产”,只有持有留待以后出售的排放许可权确认为“环境资产’,并提出了相关的账务处理过程。

王艳、李亚培(2008)指出“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它具有自由交易市场,拥有具体产品的定价机制,并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它是金融衍生产品,但是其价值随企业自身权益主体的市场价格以外的因素变动而变动,与普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金融资产的定义,为在会计系统中完整反映碳排放权价值的变动,应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并进行会计处理。”

二、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并不十分准确,应该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确认。

(一)碳排放权的确认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定义为“初始确认时即被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1)贷款和应收款项;(2)持有至到期投资;(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碳排放权是一个国家排放CO2的权利,应该作为资产核算。但是它不是考虑近期出售而持有的短期资产,因此不能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应该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二)碳排放权的计量

1. 初始计量

根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具体准则中相关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取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如果支付的价款中含有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不构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

[例1]欧洲碳基金公司于2006年11月1日与新世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五年内新世界公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向欧洲碳基金转让,转让总量约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每吨不低于8美元,实际指数价格高出合同价格部分由双方平均分享,按年结算。

2006年11月1日,取得碳排放权时;

应确认资本公积

=100×8=800(万美元)

2. 持有期间损益确认

碳排放权在持有期间会产生一部分收益,作为“投资收益”核算。

3. 期末计量

目前,我国要求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资产的计量属性,由风险与收益决定其市场价格,以体现会计计量属性的配比原则。尽管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大家对金融创新产生质疑,但是从能让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资产变动价值来考虑,公允价值仍然是一种值得应用的会计计量方式。

碳排放权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在期末应该以公允价值进行反映。同时由于碳交易所排放权的价格指数受其所承担减排义务难易程度影响,应该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反映。

综上所述,碳排放权应在获取时或报告期末按不同时点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即应按照碳交易所的价格指数确定排放权的入账价值,并于报告期末按该价格指数的实时数据进行后续计量。

具体核算如下:

若当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时,应按照二者之间的差额,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同时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

若当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小于其账面余额时,应按照二者之间的差额,调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同时按照公允价值变动减记所有者权益:

[例2]欧洲碳基金公司于2006年11月1日与新世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五年内新世界公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向欧洲碳基金转让,转让总量约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每吨不低于8美元,实际指数价格高出合同价格部分由双方平均分享,按年结算。

2006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为每吨10美元,应确认资本公积增加;

应确认资本公积

=100×(10-8)=200(万美元)

4. 期末处置

当对碳排放权进行处置时,可以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置规定,将取得的处置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收益。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是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金额加上或减去资产负债表日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后的金额。如果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已计入应收项目的金额尚未收回,还应从处置价款中扣除该部分,确认处置损益。

贷或借:投资收益

同时,

借或贷:投资收益

贷或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 关于减值处置

当可共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应该确认该碳排放权的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也应当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笔者把碳排放权作为一项权益性工具核算,因此,当已确认的减值损失转回时,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

[例3]欧洲碳基金公司于2006年11月1日与新世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五年内新世界公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向欧洲碳基金转让,转让总量约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每吨不低于8美元,实际指数价格高出合同价格部分由双方平均分享,按年结算。

(1)2006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为每吨10美元,应确认资本公积增加:

应确认资本公积

=100×(10-8)=200 (万美元)

(2)2007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为每吨6美元,应确认资本公积减少:

应确认资本公积

=100×(10-6)=400(万美元)

(3)2008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严重下降为每吨2美元,应确认发生减值:共发生减值损失=100×(8-2)=600(万美元)

(4)2009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严重回升为每吨4美元,应转回已确认减值损失:

应转回的减值损失

碳排放计量 篇7

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做出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的排放量将下降40% ~ 45% 。IPCC( 2007) 报告认为始于20世纪中期可观测的全球气温上升有90% 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工业化前后,全球大气浓度已经增长了超过40% ,2014年4月全球CO2浓度首次超过400 ppmv,其中工业终端消费的能源消耗占据了能源消耗的一半,产生了大量的CO2。因此,深入研究工业碳排放效率,有效控制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对于实现节能减排和降低温室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上很少考虑邻近省份之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因此,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1 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测算及空间效用分析

1. 1 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测算

1. 1. 1 SBM 最小距离法

本文参考Aparicio,et al[1]和Jahanshahloo,et al[2]提出的基于线性二层规划( LBP) 的通用方法来获得与强效率生产前沿面的距离最小的参考点( 或称为强效率生产前沿的投影点)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强效率生产前沿的最小距离法。

假设存在n个决策单元,某一个决策单元j投入了m种生产要素,并且生产出s1个期望产出和s2个非期望产出。定义变量Xj= ( x1j,x2j,…,xmj) ∈ Rm+, Yjs1= ( y1j,y2j,…,ys1j) ∈ Rs+1,Yjs2= ( y1j,y2j,…,ys2j) ∈ Rs2+,分别为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SBM的最小距离模型为:

其中,s-,s1+,s2,-,1+,2为松弛变量,M为取值足够大的正数。式( 1) 为一个二层线性规划,这里我们称为基于SBM模型的最小距离法。

本文选取各省的GDP( y) 为期望产出,各省的排放量CO2( b) 为非期望产出。投入要素分别为资本( K) 、劳动力( L) 、能源消耗( E) 。

1. 1. 2 三阶段 DEA 模型

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进行效率评估,具体的三阶段DEA的测算方法参见[3]。工业碳排放效率的测算对各数据的处理见陈诗一( 2010) 和周五七、聂鸣( 2012) ,CO2排放的测算采用IPCC提供的方法[4,5,6]。本文对各省及四大经济区域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测算结果由于篇幅限制,此处省略1。

中国各省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有自身资源禀赋的因素,也有环境和随机因素的干扰。各环境变量对于不同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剔除了环境和随机因素后,我国第三阶段碳排放效率的数值相比第一阶段有明显的下降。我国工业碳排放效率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工业碳排放效率高的省份大多分布在东部,值得关注的是,全国工业碳排放效率总体偏低,平均值仅为0. 316 6,这与王群伟等 ( 2010) 测算的全国碳排放绩效值为0. 349的水平比较接近。从四大经济区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来看,区域分化较为明显,东部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水平达到0. 509 0,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中部和东北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水平分别为0. 205 2、0. 240 1和0. 236 4,西部、中部与东北部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演变趋势总体上表现一致,无论是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还是四大经济区域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且与李涛、傅强( 2011) 和周五七( 2012) 的结论基本一致。东部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明显高于东北部、中部和西部,这也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011年中国和四大经济区域的工业碳排放效率达到最大值,这与中国提出201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要比2005年减少20% 这一目标有较大关系,而且此时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政府加强了对节能减排的环境规制力度,着手对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1. 2 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重心动态演变轨迹

重力模型在经济空间集聚的规模和形态方面已得到广泛的运用。本文引入重力模型,从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入手,将重力模型应用到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动态转移的分析中。根据物理学知识得知,总力矩最小的点为重心所在点,重心坐标的表达式为[7]:

、分别为某要素空间重心的东经和北纬坐标; Ei、Ni分别为区域中第i个元素的东经和北纬坐标; Qi为第i个元素的要素值。以1998—2013年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为Qi,取各省会城市经纬坐标代表该省的坐标,将其带入重力模型公式,可测算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重心的经纬度坐标值,如图1所示。

图1显示,1998—2013年间,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重心经历了向东部转移、向西部转移。近年来又开始向东部转移。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重心的这种转移趋势显示出了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地区差异。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重心分布明显偏北、 偏东,中国东部和北部的工业碳排放效率份额比例比较大,“马太效应”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北方地区调整第二产业结构,降低了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有关,南部工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 另一方面是由于东部的节能减排技术相对其他地区来讲比较先进。同时也表明北部和东部在工业碳排放效率方面的累积优势,强化和加剧了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

2 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与实证研究

为分析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和差异性,本文分别选择传统混合面板模型、SLM,SEM和SDM模型。以中国大陆30个省份为研究单元,选取工业碳排放效率ITCEit为因变量, 自变量包括规模因素( SS) 、工业结构( IS) 、工业所有制结构( IO) 、能源结构( ES) 、能源强度( EI) 、能源价格水平 ( EPL) 、要素禀赋 ( FE) 、技术因素 ( TE) 、环境规制因素( ER) 、外资因素( FDI) 、经济开放度( EO) 等11个因素。

从表1可以看出,模型估计的残差存在空间自相关性,SLM和SEM均优于传统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并且SDM的拟合效果要优于SLM和SEM。因此,本文选择空间Durbin模型( SDM) 来考察各因素对工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的影响。

其中,ITCEit为因变量n × 1阶矩阵,表示中国i地区在t时期的工业碳排放效率; X为解释变量向量n × k阶矩阵,W为空间权重矩阵,邻近地区取1,其他地区取0; ρ 为空间滞后自回归参数,反映相邻区域工业碳排放效率对本区域的影响; β 是n × 1阶向量,表示解释变量系数; γ 是空间滞 后解释变 量WijXijt的回归系数向量,反映相邻区域自变量对本区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ut是地区效应,λt为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Lesage & Pace指出空间回归模型中使用一个或者多个点估计的方法检验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应在截面模型的背景下使用求解偏微分 方程的方 法来检验 变量的直 接效应 ( Direct effects)和空间溢 出效应 ( Spillover effects)[8]。Elhorst将SDM模型改写为如下向量形式[9]:

其中,误差项 εt*包括 εt和固定效应,ITCEt关于N个区域的内生变量Xt中第k个变量的偏微分矩阵如下式:

由于空间滞后因素的影响,模型的估计值难以准确反映其边际效应。因此,需要利用式( 4) 、( 5) 来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SDM估计与检验结果如表2。从表2可以得出,ES、EI、IS、EPL和TE是影响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的主要因素。ES、EI、IS、EPL和TE对中国各省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为正,除EI外相邻省份的ES、IS、EPL变化对本省工业碳排放效率有负影响,而技术因素TE正向提高了邻近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可见技术进步减少CO2排放,促进工业碳排放效率的提高。 ES和EI两个因素的直接效应远大于IS、EPL和TE的直接效应,可见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能源强度的降低是提高中国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IS、 EPL和TE也是影响中国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的重要因素。ES、IS、EPL和TE这4个因素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省份的ES、EI、UR和IS变化对邻近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或邻近省份ES、 EI、IS、EPL和TE变化对本省份工业碳排放效率均有负影响。ES、EI、IS、EPL和TE的弹性系数及其直接效应的数值略有差异,其原因是存在反馈效应 ( 弹性系数 - 直接效应 = 反馈效应) ,即A省份通过影响邻近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再反过来影响本省的工业碳排放效率。这种反馈效应来自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表2可以发现,ES、EI、IS、EPL和TE的反馈效应分别为0. 023 27、 - 0. 001 8、0. 001 6、0. 000 8和0. 000 5,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都比较小,这种反馈效应分别源于5个因素的空间滞后变量( W × ln ES,W × ln EI,W × ln IS,W × ln EPL或W × ln TE) 和空间被解释变量( W × ln ITCE) 的交互综合效应。

3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DEA模型及改进的SBM最小距离法,测算了中国1998—2013年各个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各个省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效应,并且借鉴重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重心的动态轨迹。最后,通过构建空间Durbin模型( SDM) 分析了影响中国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因素。结论如下:

注:***、**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1在1998—2013年间,除少许年份外,中国及各地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但各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有较大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最高,其他地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东部、东北部和西部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差距存在缩小的趋势。通过重力模型分析,发现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重心分布明显偏北、偏东,且“马太效应”显著。

2中国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特征,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相似的地区趋近于集中分布,并且集聚程度有增强的趋势。基于空间滞后变量的LISA图表明,中国邻近各省份之间的工业碳排放效率表现出了较强的空间相似性。属于H-H与L-L类型的省份所占比例是处在L-H与H-L象限的省份的三倍,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存在着“二元结构”。中国各省份工业碳排放效率在空间效应上,不仅表现出空间自相关性,也存在空间异质性。

3空间Durbin模型( SDM) 估算与检验结果表明,ES、EI、IS、EPL和TE均通过了5%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对提高中国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有正向作用,是时空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且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某省份ES、EI、IS、EPL和TE的提高不仅会提高本省工业碳排放效率,而且可能通过空间传导机制引起相邻省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下降。空间反馈效应的结果表明,某省份ES、EI、 IS、EPL和TE的提高通过影响邻近省份的工业碳排放效率再反过来影响本省的工业碳排放效率,但影响程度较小。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考验,工业碳排放将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较大压力。基于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差异性和自相关性研究,本文建议中国制定差异化的工业碳减排政策,对于中、西部和东北部, 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利用比较优势实现自身工业碳排放效率的提高; 加强省际关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推进和技术交流,整体提升工业碳排放效率。

摘要：分析了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自相关性,并用1998—2013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除少许年份外,中国及各地区的工业碳排放效率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且存在区域差异,中国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工业结构、能源价格水平和技术因素是影响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对提高中国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有正向作用,是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且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碳排放计量 篇8

温室效应的日趋严重引起了人们对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将温室气体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 自觉承担起了减排责任。中国当前电力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38.76%[1], 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碳排放源。所以要研究中国温室气体减排问题, 电力行业将是一个重点研究行业。

因为中国各区域间发展及资源状况存在差异, 电源和电力用户往往不在一个区域。就其整体情况而言东南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而资源较为匮乏, 往往是电力网中的负荷侧, 中西部地区有较为丰富的资源但经济较为落后, 一般为电力网中的电源侧。就某个局部地区而言工业中心和能源中心常常也相隔一定距离。电源与电力用户的不集中性为电力碳排放计量带来了一定困难。常规计量方法以电源为碳排放源, 根据其发电量和排放强度来计算碳排放量。该方法简单明了, 但忽视了需求产生供给的原则, 将减排压力全部给了发电环节, 使得电力输出地区处于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地位。这种统计方法无疑是有失公平的, 尤其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税政策未全面展开的背景下, 从电力用户侧来研究碳排放问题就有了其实际意义。

文献[2-4]给出了碳流的基本概念, 将碳流定义为依附于电力潮流存在且用于表征电力系统中维持任一支路潮流的碳排放所形成的虚拟网络流[2], 文献[3-4]给出了碳流的基本计算方法。碳流概念的引入对于用户侧碳排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5]较为全面地给出了电力市场下潮流追踪的方法, 文献[6-7]提出了潮流追踪的基本思想, 文献[8-9]基于图论、矩阵理论提出了无环流情况下的复功率追踪, 文献[10-12]基于文献[6]提出了复比例共享原则, 并将该方法应用于潮流追踪和网损分摊问题上。文献[13-14]中已经提到了碳流追踪的概念, 并建立了基于有功功率的碳流追踪模型。但考虑到实际网络, 虽然无功功率不会直接产生碳排放, 可其会对系统电压、网损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到系统有功功率分布。基于复功率的碳流追踪模型反映了无功功率对碳流的间接影响, 在分析用户侧碳排放和网损碳排放时更具实际物理意义。文献[15-16]对网损分摊问题进行了介绍和相关研究。

本文采用复比例共享原则进行潮流追踪, 该追踪方法具有简明直观、公平合理的特点。参考文献[12]给出的复功率潮流追踪模型建立了碳流追踪模型, 确立了电力用户侧碳排放计量的方法, 并通过构建算例检验了碳流追踪模型的正确性。

1 复功率潮流追踪模型

复功率潮流追踪基于复比例共享原则[12]。注入功率满足:

式中:Sin为节点i注入节点n的功率;Snj为节点j流出节点n的功率;Sn为节点n总注入功率;Sin, nj为Snj中Sin的含量。

当出现潮流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正方向不同情况时, 本文以有功功率正方向来定义节点注入潮流。此时追踪结果中可能出现无功功率分配为负值的情况, 在逆流追踪方法下, 可以理解为负的逆流追踪结果 (物理意义上实际为顺流追踪结果) 。因为系统碳流最终只与有功功率分配有关, 所以在保证有功功率为正的前提下, 线路有功和无功功率不同向并不会影响碳流计算结果。

本文进行碳流追踪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电力用户侧碳排放情况, 故应采用逆流追踪方式追踪潮流和碳流。首先对每条线路增加一个负荷值等于线路损耗的负荷节点, 将有损网络处理为等效的无损网络。定义节点i的注入功率为:

式中:i=1, 2, …, No+Nd, No为原网络节点个数, Nd为新增虚拟节点个数;Si为节点i的注入功率;Sji为线路j-i上的复功率, 在逆流追踪方式中以有功功率流向为参考正方向;为与节点i相连且向节点i输入功率的节点集;SGi为发电机直接注入节点i的功率。

定义矩阵T中的元素为:

矩阵T是一个稀疏、非对称矩阵, 如果T可逆, 则定义复功率追踪系数矩阵Tr为:

则节点功率与发电机出力间通过Tr构建了等式关系:

式中:S为节点注入功率向量;SG为发电机出力向量。

对于任意线路i-j上的潮流, 电源k提供的功率为:

对于任意节点i的负荷SLi, 电源k提供的功率为:

2 碳流追踪模型

基于上述潮流追踪方法, 可以构建碳流追踪模型。网络上任一支路的功率流动都会对应产生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构建好每条支路潮流与碳排放的对应关系, 就可以在潮流的基础上得到碳流。碳流并不真实存在, 而是一种基于潮流的虚拟网络流。碳排放产生于发电环节, 通过建立碳流概念可以将碳排放从发电环节转移至电力用户侧。

首先定义碳排放强度向量CG用于记录各发电机碳排放强度[14]。不同类型的电源具有不同的碳排放强度, 可将电源大体分为3类:风电、水电、光伏电厂及核电等基本无污染的零碳排放电源;常规火力发电厂, 根据发电原料 (煤、石油、天然气等) 的不同排放强度也不一样, 该类电厂的排放统计较为简单, 排放强度即为机组运行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安装了碳捕集装置的火力发电厂, 安装碳捕集装置后电厂可以将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捕集并进行特殊处理, 实现碳减排目的, 根据每个电厂碳捕集比例的不同结合其自身发电原料类型和机组特征可以确定碳排放强度。

基于本文前述复功率潮流追踪方法, 可以在追踪结果上进行碳流追踪。设系统共有N个电源, 对于任意线路i-j上的潮流, 电源k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则线路i-j上潮流的总碳排放量Cij为:

对于任意节点i的负荷SLi, 电源k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则节点i的负荷SLi的总碳排放量CLi为:

通过上述碳流追踪模型可以计算出计及网络损耗情况下基于复功率潮流追踪的全网碳流。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描述

本文以IEEE 57节点7机系统 (其接线图见附录A图A1) 为例验证碳流追踪模型的正确性, 系统节点负荷原始数据见附录A表A1。为了比较绿色电力引入前后各节点减排比例, 本文设定了两种情形:情形1中所有发电机组均为传统火电机组, 情形2引入了风电机组和安装碳捕集装置的火电机组。

根据IEEE 57节点系统标准参数, 有4台机组提供有功功率, 另外3台机组进行无功补偿。表1给出了情形1下, 4台机组的功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表2给出了情形2下的机组功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参照电源分类, 本文设定4台机组中节点8机组安装了碳捕集装置 (碳捕集率为0.5) , 节点3机组为风电机组, 其他机组均为常规火电机组。在装机容量上, 节点1和8的机组为600MW机组, 节点3的机组为100 MW机组, 节点12的机组为500 MW机组。文献[17]给出了机组碳排放强度。系统负荷和网络参数均使用IEEE 57节点系统标准参数。在计算碳排放量时, 将潮流数据视为小时内平均潮流。

3.2 计算结果

IEEE 57节点标准参数系统中共有3处节点无功功率补偿及35处线路无功功率补偿。潮流数据统计结果如下:发电机总出力为 (1 278.66+j321.08) MVA, 系统网损为 (27.86+j121.67) MVA, 系统总负荷为 (1 250.80+j336.40) MVA。应用复功率追踪算法计算所得的出力统计结果如下:发电机总出力为 (1 278.66+j321.08) MVA, 节点总无功补偿为j21.65 MVA, 线路总无功补偿为j115.34 MVA。可见, 应用复功率追踪算法得到的数据与原潮流数据满足功率平衡。应用复比例共享原则可以实现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完全分摊, 并且该分摊反映了电力的不可分割性, 取得了较为公平合理的分摊结果。

依据本文碳流追踪模型, 对算例进行碳流追踪得到的碳排放量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其中表3给出了两种情形下前10个节点的负荷碳流追踪结果, 其他节点的追踪结果可以参见附录A表A2, 表4给出了两种情形下网损碳流追踪结果。

从碳流追踪的结果可以看出, 本文提出的碳流追踪模型可以对给定的潮流情况展开碳流追踪并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利用碳流追踪结果可对各节点电力负荷产生碳排放量以及网损产生碳排放量进行分析, 展开用户侧碳排放计量。

两种情形下从电源侧和用户侧计量节点碳排放量的统计图见附录A图A2至图A5。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电源侧碳排放计量方式中, 仅有电源节点产生碳排放, 电厂承担全部减排责任, 对碳排放问题仅仅只考虑了排放产生的表层原因;在用户侧碳排放计量方式中, 根据各节点负荷和网络情况, 利用碳流追踪结果统计到了各节点用电负荷产生的碳排放量及网损产生的碳排放量, 该计量方式更多地考虑了电力传输过程, 挖掘出了电力需求这一碳排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表5给出了引入新能源和碳捕集装置后前10个节点的减排量, 其他节点的减排信息可以参见附录A表A3。网损的减排情况如下:情形1下碳排放量为20.3t, 情形2下碳排放量为17.4t, 减排百分比为14.4%。在情形2下, 除去个别节点, 大部分节点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减排。尤其是供电占比高的节点3和节点8机组, 取得了较好的减排效果。通过碳流追踪可以计量引入新能源以及碳捕集装置后用户侧节点以及全网网损的减排量。

4 结语

本文在复功率潮流追踪的基础上建立了碳流追踪模型。通过IEEE 57节点算例, 验证了复功率潮流追踪方法的合理性。针对潮流追踪结果展开碳硫追踪可以获取节点和网损碳排放量信息。

利用碳流追踪模型可以对电力负荷产生的碳排放进行追踪, 通过分析负荷节点的各电厂供电占比, 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负荷需求产生的碳排放量。相比于电力行业传统的碳排放计量方式, 从用户侧计量碳排放是一种考虑电量传输过程, 尊重需求产生供给原则的计量方式。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税政策未全面展开的背景下, 采用用户侧碳排放计量方式将更为公平地分摊减排责任, 电力用户能更直观地认识到自己的消费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并在这一新计量方式下为其产生的碳排放支付环境成本。

低碳电力市场的发展可以参考碳流追踪结果, 针对引入绿色电力后各负荷节点的绿色电力占比和碳减排量, 可以实施差别电价等措施来鼓励绿色电力上网。对单位碳排放越高的用户征收越高的排放费用可以较为公平地分摊减排责任。在发展绿色电力证书市场时, 用户可以结合自身的排放状况购买绿色电力。碳流追踪模型也可以用于分析电力传输过程中网损引起的碳排放量, 为低碳电力调度提供“网络传输碳排放量”参考。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 (http://www.aeps-info.com/aeps/ch/index.aspx) 。

摘要：中国电力行业传统的碳排放计量都是以电源为排放源, 这种计量方式没有考虑电力的传输过程, 用户也无法直观感受到自身消费行为引起的碳排放。为了鼓励绿色电力的接入, 明确用户消费电能产生的碳排放量, 促进绿色电力证书市场的发展, 有必要从用户侧进行碳排放计量。文中在计及网损的复功率潮流追踪模型基础上建立了碳流追踪模型, 将无功功率对于有功功率的间接作用通过共同追踪的方式体现, 全面分析了电力网络中二氧化碳伴随功率从电源侧向用户侧的“流动”。通过IEEE 57节点算例检验了碳流追踪模型的正确性, 碳流追踪结果可以计量引入绿色电力后用户侧各节点以及全网网损的减排比例, 亦可为各区域间减排责任的划分提供依据。同时, 线路网损产生的碳排放量为低碳电力调度提供了新的参考。

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研究 篇9

目前国内学者对碳排放成本的定义主要有：宁宇新，廖春如（2010）认为，碳排放成本概念是“建立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包括产品生产、制造、物流、使用和废弃而产生的有关碳排放代价及由此而产生的补偿等方面内容。”杨蓓，汪方军，黄侃（2011）从企业价值链角度分析，认为碳排放成本是“企业为预防、计划、控制碳排放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因超出既定的碳排放量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之和。”以上定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碳排放成本的特征，强调碳排放成本是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发生的，目的是预防和控制碳排放，其属性是一种费用支出，但这几个定义并未区分支出、费用和成本。成本是有空间范围的，要有一定的归属对象，并具有货币特征，可以进行会计计量。本文将碳排放成本定义为：企业在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中，为预防、控制、治理碳排放而取得预期环境效果和环境收益所发生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二、碳排放成本的核算

（一）碳排放成本的确认。（1）碳排放成本的确认流程。碳排放成本的确认流程分为二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成本的初始确认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企业的交易或事项是否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有关，这是由碳排放成本的特有属性所决定的；二是与二氧化碳减排活动有关的交易或事项是否会引起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这需与会计学上的成本概念相符。其次，能否确认碳排放成本，还需判别与减排有关的交易事项是否符合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企业碳排放成本的确认流程如图2.1所示：

（二）碳排放成本的确认原则。（1）可定义性。由于目前大多数企业仍然采用传统成本会计体系，并没有对碳排放成本进行单独计量，因此必须明确碳排放成本的定义，才能将碳排放成本从制造费用、管理费用中剥离出来。相关费用的支出必须首先满足碳排放成本的定义才能进行确认。（2）相关性。相关性是指企业碳排放成本方面的信息能能为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提供帮助。据此标准，为了满足碳排放成本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在成本信息确认时需要考虑：针对减排目标确认企业支付的减排成本；划分碳排放成本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采用摊销等方法对资本支出的本期发生额进行确认；揭示与企业碳排放成本密切相关的或有负债。（3）可靠性。可靠性是指成本信息能够如实反映所要反映的情况以供使用者作出决策。碳排放成本的确认应能够符合信息反映的真实性、可验证性和中立性，正确选择货币计量尺度，准确无误地对碳排放成本各个项目的金额进行确认和计量，并如实地记录碳排放成本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原因，以客观地反映企业碳排放成本的规模和结构。

三、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

Ratnatunga & Balachan dran（2009）提出两种碳排放成本计量方法，从而将碳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一种是从环境成本会计角度考虑，将与碳排放相关的成本从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传统成本会计的各要素中先分离出来，再进行归集；另一种则是采用“全面生命周期成本法”计量碳排放成本。

全面生命周期法是立足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来考察碳排放成本的。这种方法要求管理当局不仅要考虑产品销售时点前发生的成本，更要关注产品销售前后发生的所有碳排放成本。碳排放成本主要包含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原材料的运输与加工阶段。二是产品的生产阶段。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员工也需要消耗能源。在确定制造费用时，使用水和能源等造成的浪费成本经常被忽略，然而这些成本往往是组成碳排放成本的重要项目。三是废弃物处置阶段。产品的生产过程会产生废弃物，废弃物的处置也需要消耗能源，同时排放二氧化碳"四是产品的回收利用阶段。产品在回收利用过程发生的碳排放成本可以采用“三叉法”计算：其一，比较回收旧部件与采用新部件的成本并计算包括环境影响在内的机会成本；其二，在设计新产品的阶段确定售后服务成本以及回收时的成本效益；其三，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计算企业在此类二氧化碳减排项目上获得的税收抵免等收益。在传统成本会计的各要素中都蕴藏“碳”的踪影。然而在现有的会计体系下，企业对碳排放成本与传统生产成本的分离难度比较大，如何采用一些特定的计量方法进行核算和比较分析是十分关键的。

总结：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碳排放免费这个假设正在消失，企业需要考虑投资低碳技术、控制和预防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面对2020 年的减排承诺，我国企业的减排任务十分艰巨，会计不应仅满足碳排放成本的核算需要，更重要的是应如何将碳排放成本的相关信息应用于企业战略决策、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业绩评价中。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会计专业人员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Ratnatunga， Balachandran. Carbon Business Account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the 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ofess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2009，24（2）：333-355.

碳排放计量 篇10

1.持续呈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实施以后, 通过制度创新、结构优化和加大投入, 辽宁省经济发展实现了新跨跃。经济增长 (GDP) 由2000年的4668.3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2025.9亿元, 年均增速达16.8%。其间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 三次产业构成比例由2000年的10.9∶49.4∶39.7调整为2011年的8.7∶55.2∶36.1。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反映了辽宁省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继续得到强化。

2.能源消费总量上升, 增长率呈下降态势。通过对辽宁省能源消费情况的统计分析, 辽宁省煤、石油等主要能源的消费量由2000年的9877.2万吨上升到2009年的18172.5万吨, 年均增长7%。但从2003年起, 在GDP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同时, 能源消费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见图1) , 反映出辽宁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及工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调整措施取得成效。

3.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受多种积极因素的影响不断下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反映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相应能源消费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 则本年单位不变价GDP能耗比上年降低。自2001年以后, 辽宁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均小于1。受辽宁省加大科技经费投入 (年均增长18%) 、淘汰落后产能和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调整等积极因素影响, 自2004年起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持续下降 (见图2) 。

二、辽宁省各年度碳排放总量测算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六种主要的温室气体作为减排对象, 包括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亚氮 (N2O) 、氢氟碳化物 (HFCs) 等。国际上通常以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排放)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测算依据。测算方法主要有实测法、物料衡算法、排放系数法、模型法、生命周期法和决策树法等。根据六种方法不同的适用条件, 结合辽宁省能源消费原始数据的可获得性, 以下采用排放系数法测算辽宁省各年度的碳排放总量。

1.排放系数法。排放系数法是指在正常技术经济和管理条件下, 生产单位产品所排放的气体数量的统计平均值。根据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编制的《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录》, 各国普遍采用测算碳排放量的公式为:

其中, C—碳排放量, kg;

i—能源种类, 结合具体城市能源消费的结构和特点而定;

Ci—能源i的碳排放量, kg;

Ei—能源i的消费量, kg;

Ai—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 kg/GJ, 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 原始数据以GJ为单位。

2.辽宁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测算。即使许多发达国家也无法实现完整地记录某个区域内每一项活动中每一种能耗的数量, 通行做法是通过计算供给经济体总的含碳燃料数量, 来大致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 结合辽宁省能源消费数据, 可以大致估算辽宁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

应用公式 (1) 之前, 须根据辽宁省能源消费的结构和特点, 将煤、石油等主要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进行换算, 换算单位转化为标准煤。转化系数为1×l04t标准煤等于2.93×105GJ。经测算, 辽宁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由2000年的6931.73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12423万吨, 年均增长6.78% (见图3) 。

三、辽宁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关系分析

为了说明辽宁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以下分别用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1.回归分析。以经济增长 (GDP) 为自变量 (x) , 碳排放量为因变量 (y) , 根据2000-2009年的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 (如图4所示) 表明,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相关系数r为0.99, 存在高度正相关性, 即随着经济增长, 碳排放量也在增加。其回归方程为:y=0.523x+4725.244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 即在经济发展初期, 环境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 也就是到达某个“拐点”以后,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环境污染程度降低。将2000-2009年碳排放量与GDP数据汇制散点图, 结果显示, 辽宁省碳排放量与GDP尚未出现倒U型关系。辽宁省仍处于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的阶段, 节能减排压力较大。

3.碳排放强度分析。碳排放强度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 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可以反映能源利用和相应碳排放量的经济效益提高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 F—碳排放强度;

C—碳排放量。

计算结果表明, 辽宁省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 由2000年的1.48吨/万元下降到2009年的0.82吨/万元, 年均下降6.2%。十年间累计下降44.5%。反映出辽宁省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四、结论与对策

(一) 基本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新世纪以来辽宁省持续呈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 但近年来,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虽然能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 但其增长率已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并且能源消费慢于经济增长态势明显, 2005年至2009年间,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年均下降12.6%。

1. 辽宁省碳排放量还未步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在辽宁省经济实现飞速发展的同时, 碳排放总量不断上升, 尚处于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的阶段。虽然辽宁省能源消费增长率不断下降, 但问题仍然存在, 碳减排的任务艰巨, 压力较大。

2. 辽宁省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 但尚未实现绝对减排。

辽宁省自新世纪以来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 年均降速为6.5%。尽管如此, 辽宁省仍未实现绝对减排。只有当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排, 即绝对减排。

(二) 对策

1. 优化能源结构。

辽宁省能源消费长期以煤炭和石油为主, 降低煤和石油的消费比例, 对减少碳排放将有显著影响。辽宁省应逐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提出阶段性能源消耗目标, 提高液化天然气 (LNG) 、核电、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使用比例。对于传统能源要提高利用效率, 提倡资源循环利用。

2. 制定节能激励约束机制。

首先, 辽宁省政府应对重大节能工程项目和节能技术开发给予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支持;其次, 制定能源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相关政策, 引导和激励企业的节能降耗行为, 尤其是应帮助热电厂等耗能大户进行技术改进, 提供相关扶持措施;此外, 对高耗能行业按相关政策实行差别电价, 抑制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 引导企业合理用电, 节约用电。

3. 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量。

一方面, 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辽宁省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使其替代传统产业, 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 要抑制高能耗产业的过快增长, 淘汰落后产能, 支持高能耗企业的搬迁改造,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4. 建立辽宁省碳排放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