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企业看好中国（精选6篇）
欧盟企业看好中国 篇1
受访企业2016年一年再投资预算增长8.79%, 但未来三年再投资预算则出现了相似比例的下降, 反映了企业对中期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商会会员企业2016年再投资预算将达到130亿美元。
政美国商会3月1日对外发布了其年度刊物《2016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以及《2016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
今年已是美商会第八年出版“白皮书”, 全书共322页。书中针对中国营商环境作出广泛的调查和引用, 并论述了中国领导班子应该“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并加大改革步伐”这一观点。
《2016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则整合并分析了参与美商会年度经济情况特别调查的246家企业的运营情况。今年有75.6%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主要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 而仅有24.4%的企业表示他们以出口制造业为主。
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急需改革, 而改革目前正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商界普遍持审慎乐观态度。同时, 调查结果反映, 中国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在中国领导班子提出的方案中, 最有说服力的当数“供给侧经济改革”, 白皮书对其作了详细介绍。美商会哈利会长表示:“显然, 中国需要实现可持续增长, 这意味着需要不断努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 我们认为, 中国政府领导班子在2015年末提出‘供给侧经济改革’, 并以此作为‘十三五’规划战略框架的举措尤为及时。”
约83%的受访企业评价华南地区的营商环境为“好/可接受”, “很好”或“优异”。同时, 37.6%的受访企业认为比起12个月前, 华南地区的营商环境有所提高。约82%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利用劳动力市场优势雇佣新员工。由此估计, 美商会会员企业2015年在华新雇佣员工总人数达到约99.35万人。
调查显示, 尽管在2015年间, 企业因担忧“被针对”或“受到不公对待”, 投资疲软, 但其正逐渐走出阴霾, 再投资预算呈现增长趋势。受访企业2016年一年再投资预算增长8.79%, 但未来三年再投资预算则出现了相似比例的下降, 反映了企业对中期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商会会员企业2016年再投资预算将达到130亿美元。
93%的受访企业表示企业已经实现盈利或将在未来两年内实现盈利。然而, 在表示“已经实现盈利”的企业中, 有近43%企业表示尚未达到预期。哈利会长认为, 这一趋势的出现可能源于企业盈利预期并未根据中国的经济转型作出相应的调整。
38%的受访企业表示对在华南地区自由贸易区投资感兴趣。而大多数企业则更青睐位于广东的自贸试验区, 尤其是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
今年调查新增的一个领域是“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收入的影响。有37.5%的受访企业预期其收入将因该倡议“一定程度增加”或“大大增加”。而在这部分企业中, 过半数的企业预期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是“亚太地区”及“亚洲其他国家”, 其次是“美国”和“欧洲”。
今年调查新增的另一个领域则是“跨境电商”倡议。在所有已经参与或计划参与该倡议的受访企业中, 61%表示企业的进口产品来源于美国。同在前列的还包括“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同时, 我们观察到有85%的受访企业表示未曾参与、未曾计划或不确定是否参与该倡议。这某程度上反映了“跨境电商”领域仍有着巨大的潜力。
当被问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对企业在华投资预算的影响时, 有近30%的受访企业预期其投资预算将因该协定而增加, 其中更有8%的受访企业预期增幅将达2.5亿美元或以上。这反映了多数受访企业认为美中双边投资协定对企业发展有积极意义。
在计划与风险管理方面, 受访企业首次将“本地竞争”列为2016年企业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反映了企业对是否能受到公平对待存在担忧。其余四大挑战分别是“法律法规问题 (中国政府) ”、 “人力资源成本增加”、“缺乏‘合格’人才 (总体上讲) ”以及“国外竞争”。这意味着中国的法律法规正在完善。
欧盟企业看好中国 篇2
公司自建立以来已经拥有为有40余名不同行业全职专业人员。总部设在北京,在香港、上海、乌兰巴托、柏林、多伦多和纽约还建立了办事处和多家合作公司。
公司自建立以来已经拥有为有40余名不同行业全职专业人员。总部设在北京,在香港、上海、乌兰巴托、柏林、多伦多和纽约还建立了办事处和多家合作公司。
在谈到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时,贝祥投资集团总裁、创始合伙人贝祥表示,现在是民营企业在中国最好的时期。他指出,“有很多国际的生意人,他们希望来中国,支持中国的中小企业,作为中小型民营企业在中国发展比在其他周家好得多。”
对于投资领域方面,贝祥表示医疗、教育还有消费领域,在中周有最好的投资机会。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您转型做投行,为什么做投行?在政治外交界有很好的人脉关系,为什么不去做实业或者做别的?
贝祥:我作为外交官有20年的谈判经验,我们支持大的中国国有公司去国外投资,也是国际的谈判,不是公司在中国的谈判,有文化的挑战,还有经济系统的挑战等不同的挑战,在我们公司层面找到最好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很好的经验,投资银行家。
记者:你们公司怎么考虑在武汉设立分公司?
贝祥:事实上我们在3、4年前开始在武汉有工作,称为武钢的财务部门,有很好的巾小民营企业,包括高科技,包括很多大学学员在那里。
记者:你们在湖北省发现好的项目吗?
贝祥:去年我们有一个很成功的项目支持武钢,去加拿大方向投资,还有两三个在上海,还有武汉华丽公司,德同投了1350万美元。
记者:你觉得你们公司和其他投行相比有什么优势?
贝祥:很大的国际投资银行都了解中国,这是给我们一个好处,跟其他新兴投行,我们还有国际的能源也可以支持中国的公司,不管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我们在加拿大有原油,有矿石,我们有一个全球的网络,上个星期在南北,在墨西哥,在很多国家都关心。
记者:我们的投行比国际更了解中国,比中国的投行更了解外面?
贝样:理论上是,可能有的时候要了解中国,第一次我来中国是1976年,说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我1996年来了又是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变化特别快,我们都看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变化很快,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希望也是不一样,中国的现代化是比较重要的变化。
记者:你也是作为中国通,您怎么评价中国国内目前的环境和政府现在启动项目的情况吗?
贝样:我看到2003年到2D07、2008年的工作环境和现在的工作环境,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基金,还有越来越现代的工作环境,但是在中周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上市,政府希望国有企业上市,对民营企业是孤立的,我们都希望创业板给民营企业新的机会,现在还有比较长的路,我也可以说现在有很多国际的生意人,他们希望来中国,支持中国的中小企业,作为中小的民营企业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好得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西方国家当中是最好的,在欧洲和美国还没有离开他们的危机。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在中国是最好的时期。
记者:一方面您提到很多私募基金,包括对冲基金都希望来中国,也有很多评论中国现在成为经济上的泡沫。也听到过对中国的赞赏的话,您对中国泡沫怎么样看待?会不会有大的风险?
贝祥:现在中国的经济风险不大,中国是大国家,大部分在外国的文章按照中国的话说有很大的泡沫,按照地产的市场,地产市场在世界上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国家的。
如果看到大连的房地产市场。深圳的房地产市场是不一样的,除了房地产以外,有风险,可是有一些原因我不怕,但是因为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增长是具有推动因素,是坚实的,比如很多人存储比较高,这个是基础。中国的经济是出口和政府的投资,现在在中国的消费市场是10000亿美元,比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更大,是他们的GDP是大的市场经济。
我记得最困难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在武汉没有影响,湖北的经济,出口不太重要。中国的出口到2008年时候很大,大部分外国人不理解中国经济,中国的内需这一块是非常大的,是10000亿的市场,把內需做起来以及降低储蓄率并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今天看到很好的结果,在过去几年一直在积累,并不是一天变过来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经济的底质是很好的,我并不担心。
比如说在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出口特别大,大家并没有关注到国内内需很坚实的,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出口受到了影响,但是在武汉根本感觉不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有本地的挑战,在广东、浙江出口的城市影响很大,在全国的影响不跟其他国家一样大,在国内的条件跟中国的大城市,看到2008年11月份到2009年4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有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国的储蓄率提高了,到了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中国有能力消费和投资,但是在国外家庭的负债比较高,即使到了最后,一个是没有钱再借钱再花钱,第二个他没有地方花钱,所以中国储蓄率的特点给中国的经济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记者:我听到一个说法,因为去年国家的银行贷款有9万多亿。都是老百姓储蓄的钱,这个9万多亿人国家投。从银行的放贷风险很高,如果这些钱能够鼓励老百姓自己做小的投资。可能分散很大一块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储蓄率也还是有问题的,您同意吗?
贝祥:有风险,还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在10年前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很高,现在有更高的银行不良贷款,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控制。
记者:国外的经济还在复苏中,对外需比较疲软,现在国内受到反倾销调查等等,这些对国内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困境,出口是我国很重要的部分,您怎么看待不断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情况?
贝祥:反倾销我害怕,我不害怕中国轮胎的问题,我不害怕其他东西,可我害怕我们国际全球的最大风险,我作为加拿大人,加拿大是很开放的国家,我们每天从美国出口20亿美元,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反倾销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记者:您具体在中国做投资。您看好是中国的哪些产业?
贝祥:很多,医疗,教育,也有很多的消费,我想在中国最好的投资机会,在澳大利亚或者在加拿大责任最远,中国的责任需求特别大。在印尼、在加拿大,在美国,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应该在澳大利亚投资,澳大利亚是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果看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西方国家,自然资源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还有印尼,他们可以到中国出口他们的产品。
记者:因为中国现在到外面买的东西太多了,大家有一个说法,叫在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的企业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是媒体渲染的还是企业自己的事情?
欧盟企业看好中国 篇3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孟克文先生于2010年4月正式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一职。他也是JP Morgan中国的独立董事, 并曾任上海银行董事。
2001年6月至2010年3月间孟克文先生历任美国安可顾问有限公司亚洲区副主席、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和中国区董事总经理。2002年他当选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连任两年。在加盟安可公司之前, 他曾在美国大通银行工作五年, 担任中国区总经理。
从1991年到1996年, 孟克文在台湾管理大通银行在台机构及其前身的运营, 在1980年到1991年之间, 他就职于纽约的汉华银行国际部, 主管公司在亚太地区国家的业务。他曾在1995至1996年期间任台北美国商会主席。
自上世纪70年代末, 美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 他们逐渐发现了蕴藏在这个古老国度的巨大商机, 坚信改革开放能够给他们带来大量的机遇和更快的发展, 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来到了中国。作为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 中国美国商会与中美两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与沟通, 商会最早成立于1920年, 并于1991年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注册。
全球经济正在复苏, 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却依然增势强劲, 在此背景下,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了2010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据《白皮书》显示, 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前景仍然持乐观态度。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 对未来一年经济展望表示乐观的企业数量几乎是2009年调查结果的两倍 (注:2009年度为46%, 2010年度为82%) 。
2009年, 中国的各项“保八”举措, 既着眼于保增长, 更着眼于调结构, 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 同时也为了自己求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除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效外, 中国政府抵御金融危机的努力向全球展现的深明大义, 无疑也赢得了更多全球经济复苏的乐观者更看好中国。
记者了解到, 该《白皮书》关注的焦点问题包括:政府采购、创新市场以及外国企业的国民待遇等。此外, 《白皮书》还就促进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政府提出了建议。
对此,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 (Christian Murck) 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在能源和创新政策等问题上与我们进行了接触, 我们乐观地相信, ‘白皮书’中的建议将有助于相关领域的进步。”
九成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前景
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是绝大多数在华美国企业关注的焦点。记者从《白皮书》上了解到, 有超过91%的受访美企表示, 对未来5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看好, 这一比例远远高于2009年调查中的81%的比例。
不仅仅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前景, 美国企业普遍还表示将拓展其在华业务。71%的美国公司表示在中国赢利, 将近80%的美国公司表示将在2010年扩大其对华投资;而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则称, 其投资增长幅度将超过10%。
自1998年始, 中国美国商会每年发布《白皮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聚焦中美经贸关系, 代表在华美企, 将呈送中美两国政府, 其内容来自于中国美国商会的行业论坛及年度商业环境调查。
中国美国商会介绍说, 该书是中国美国商会最重要的年度政策文件。该文件被广泛分发给中美两国政府官员供其参考, 并是中国美国商会在发布之后的一年中开展政策讨论及对话的基础。除了中国美国商会会员的来稿外, 今年的《白皮书》还囊括了上海美国商会和西南美国商会的重要和精选投稿。
记者获悉, 今年是中国美国商会对《白皮书》各行业章节中首要建议的逐年进展进行跟踪的第一年。在去年的41项首要建议中, 有11项的得分为4或5, 说明问题得到了部分或全面解决。问题依然存在, 不过已经取得了稳步进展。
实现中美经贸“三个1万亿”目标
2009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 过去30年, 中美两国经贸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孟克文强调, 中国美国商会确信在未来30年的中美关系中, 可以实现“三个1万亿”的目标, 即: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年出口额达到1万亿美元;美国企业在华产值实现1万亿美元;中国对美累计投资达到1万亿美元。
“中国比起过去的发展速度虽然有所减缓, 但按7%至8%的GDP增长率来看, 未来美国在华的‘1万亿美元’目标很容易实现。”孟克文如是说。
当然, 这三个“1万亿”的目标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去解决现在两国关系中所存在的包括赤字、货币、工作保障及其他一些紧张因素。这也必将使中、美两国的利益更加息息相关, 并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对此, 中国美国商会将着眼于未来“三个1万亿”的目标, 继续支持相关立法, 为中小型企业及其他美国公司在华取得成功创造良好的环境。
因此, 中国美国商会称得上是其会员的一种重要商业资源, 它通过宣传、信息和情报、网络机会及商业支持服务等, 为各企业在华取得成功提供必需的资源和商机。中国美国商会通过多种渠道为会员提供帮助, 包括与中美官员合作来促进积极和透明的管理环境和法规 (知识产权保护、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等) 。
此外, 商会还致力于努力帮助美国企业拓展到中国的二三级城市。这些城市对于在华美国企业而言拥有巨大潜力, 因为它们正在力图接近最新消费群;而且这种趋势对各市政当局也是一个巨大商机, 有望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和高质量就业机会的显著增长。
中国美国商会呼吁中美政府重新致力于促进双边合作关系, 避免会导致贸易战和报复的保护主义政策。此外, 应当采取能够促进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而不仅仅追求短期政治与经济目标。
中国美国商会
欧盟企业看好中国 篇4
摘要：文章利用2001年～2010年间中国企业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OFDI）前后母公司技术绩效的变化，并分析东道国技术资源对母公司技术绩效的影响。
关键词：技术绩效；东道国技术资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一、 引言
目前，学术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的基本问题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二层面的基本问题是：哪些因素会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但现有研究多采用产业、区域或国家层面数据，并以对第一层面问题的研究为主，鲜有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第二层面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到欧盟投资的技术绩效研究，首先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使母公司获得技术绩效提升，以回答第一层面问题；进而研究影响母公司技术绩效的东道国方面的因素，以探索第二层面问题。
二、 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Kogut和Chang（1991）提出。他们发现，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投资集中于研发密集型产业，并且在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时偏好采取合资形式，由此推测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成为跨国公司OFDI的重要动机。此后，不少学者以中国OFDI的产业或地区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行业、不同东道国及母公司所在不同地区等视角出发，证明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溢出效应。但也有实证分析得出相反结论，指出进口贸易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出口贸易及外向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因此，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探索，但目前仍无统一结论。
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以母公司技术绩效为研究对象，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如果中国企业投资后的技术绩效相较于投资前的水平有显著提升，则可以从企业层面证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对外直接投资后，母公司技术绩效明显高于投资前水平（静态视角）；
H2对外直接投资后，母公司技术绩效明显高于按国家专利平均增长率自然增长的投资后新水平（动态视角）。
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1）母国视角——吸收能力。大量研究从母国角度出发，研究吸收能力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以及决定吸收能力的因素。刘明霞（2010）指出，决定最终溢出效果的是接收方的吸收能力，其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吸收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大量实证研究分析了母国研发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基础建设、高技术产业发展等因素对吸收能力进而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2）东道国视角。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指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单向的，其前提条件是东道国的研发强度高于母国水平。Braconier等人（2001）利用瑞典跨国公司的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以及东道国研发资本存量与母国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正相关，故推测一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越集中于技术研发要素充足的东道国，母国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就越显著。Chen等人（2012）以企业研发投入作为企业技术绩效的衡量指标，证实了东道国技术禀赋与母公司技术能力和技术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东道国技术资源越丰富，对在该国投资的母公司技术绩效的影响越大。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欧阳艳艳（2010）指出，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和人均国民收入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程度的主要因素。蔡冬青和周经（2012）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受到东道国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建议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选择研发投入多、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
（3）其他因素。要研究企业层面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首先对其过程进行分解。该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知识获取，即技术溢出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子公司向母公司的内部知识传递，即母公司吸收技术的过程。本文基于东道国视角，主要关注东道国因素对母公司的技术绩效产生的影响，海外子公司作为中间环节暂不出现在实证模型中。
子公司可通过多种方式受益于东道国的技术资源。首先，子公司通过融入东道国的产业供应链，如对高科技产品和中间品的采购和使用，获得相应的产业前沿知识（Chen et al.，2012）。其次，子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研发基础设施，使得公司内部的研发成本得以分摊。再者，子公司通过吸纳当地的人力资本，包括行业内专家、高素质的毕业生、同业研发人员等，及时掌握最新知识，提升自身研发能力（赵伟等，2006）。因此，东道国的技术资源越丰富，越能促进企业技术绩效提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然而，东道国技术资源过于丰富，可能导致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增大，子公司和母公司因自身技术能力所限难以消化吸收，导致模仿学习的效果下降，反而不利于母公司技术绩效提升。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母公司OFDI后的技术绩效与东道国技术资源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倒U型）的。
三、 样本选取和研究变量
1. 样本筛选。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选取2001年～2010年间商务部核准的中国企业对欧盟28国的投资为研究对象，剔除信息错误或缺失的事件，剩余1 048例投资事件作为研究第一层面问题的样本。其中，有128例事件的境内投资主体为上市公司，为确保样本公司的可比性，剔除母公司在香港和海外上市的事件，同时剔除研究期内相关数据缺失的事件，剩余69例投资事件作为研究第二层面问题的最终样本。
2. 研究方法和模型。首先，本文通过比较母公司在投资前后3年内专利申请数均值变化，研究中国企业是否通过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获得有效的技术绩效提升，回答第一层面问题。其后，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母公司技术绩效与东道国技术资源的关系，探索第二层面问题。模型假定如下：
APi=C+α1HSRDi+α2HSRDi2+βACi+δ1SIZEi+δ2AGEi+δ3OWNi+γ1HSMKTi+γ2HMMKTi+γ3HMOPENi+γ4Hofstedei+εi
3. 回归模型中的变量。
（1）因变量。母公司OFDI后技术绩效（AP）：OFDI后3年母公司专利申请数均值。
选择专利申请数衡量母公司技术绩效是因为专利和企业技术创新直接相关。但专利代表的创新能力有时滞性，学术界一般认为企业技术能力从投入到产出会滞后3年～5年。并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绩效的影响应该是很多年，而不仅限于某一年。因此，权衡上述影响因素和样本大小后，选择OFDI后3年内均值作为技术绩效的衡量变量。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信息服务平台”（http：//search.cnipr.com/）。
（2）自变量。东道国技术资源（HSRD）：OFDI前3年东道国—行业研发投入均值。
技术知识既有空间限制又具有行业特性，因此选用国家—行业研发投入衡量东道国技术资源优于选用国家层面研发投入。数据来源于OECD Statistics（http：//stats.oecd.org/）。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World Bank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Greet Hofstede（http：//geert-hofstede.com/）等。①母公司吸收能力（AC）：吸收能力本应选择OFDI前3年母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但由于上市公司年报普遍缺乏相关研发投入方面的信息披露，此变量以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近似代替；②母公司规模（SIZE）：母公司员工总数的对数；③母公司年龄（AGE）：从母公司注册至OFDI发生年份的差值；④所有权形式（OWN）：虚拟变量，母公司所有权为国有则赋值为1，非国有则赋值为0；⑤东道国市场规模（HSMKT）：OFDI后3年东道国GDP均值的对数；⑥母国市场规模（HMMKT）：OFDI后3年母国GDP均值的对数；⑦母国经济开放度（HMOPEN）：OFDI后3年母国进出口总额占其GDP比例的均值；⑧文化距离（Hofstede）：Hofstede指数。
四、 描述性统计和实证研究
1. 存在性。AP是OFDI后3年内母公司的专利申请数均值，BP是OFDI前3年内母公司的专利申请数均值，BGP是考虑了全国专利平均增长率的同期新水平，其数值为BP*（1+同期全国平均专利增长率）。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AP均值远高于BP均值，说明OFDI后，母公司技术绩效相比自身有较大提升，H1得证，这是静态比较OFDI前后绝对数值所得的结果。同时，AP均值也高于BGP均值，说明OFDI后，母公司技术绩效高于投资前水平以全国专利平均增长率自然增长的同期新水平，H2得证，这是从动态角度比较实际值与自然增长的预期值所得的结果。由于全国专利平均增长率是根据同期全国专利申请数量变化计算而得，说明样本中企业专利申请的实际增长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两者之间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对外直接投资事件的发生。故推测，OFDI促进了母公司技术绩效提升。尽管描述性统计结果中标准差较大，但考虑到母公司的异质性，可以接受。
因此，H1和H2得证，说明中国企业在对欧盟直接投资后，技术绩效确实有所提升，也印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
2. 影响因素。对回归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
从实证结果来（见表3）看，东道国-行业研发水平（HSRD）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显著，并且，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即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东道国技术资源越丰富，母公司OFDI后技术绩效越好，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越显著；但同时，随着东道国—行业研发投入继续增加，母公司OFDI的技术绩效不再继续提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反而受到抑制。因此，母公司OFDI技术绩效和东道国—行业研发投入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H3得证。
然而，与我们预期相悖的是，母公司吸收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其原因可能是，本文采用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在中国会计处理中，无形资产不仅包含部分资本化的研发投入，还包含土地使用权、商标、软件等其他项目，因此难以保证其作为吸收能力代理变量的准确性。同时，本文选用3年均值进行衡量，反映的是母公司在OFDI后短期内获得的技术绩效。但中国近年来OFDI飞速增长，很多企业在短期内进行快速扩张和快速国际化，可能导致吸收能力强的企业资源配置更为分散，反而难以很好地吸收，使技术绩效受到抑制。
从表3中还发现，母公司的企业规模对技术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母公司规模越大，技术绩效提升越明显，逆向技术溢出效果越显著。此外，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母公司的国有性质也有利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母公司的规模及其国有性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掌握的资源，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资源可以转变成其独特的能力，而这些资源和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掌握的资源越丰富，对外部知识的学习能力越强，吸收效果越好，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技术绩效提升越明显。
此外，本文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母国市场规模及其经济开放度、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企业年龄对母公司OFDI技术绩效并无显著影响。
五、 结论和建议
1. 研究结论。针对第一层面问题，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有效促进母公司技术绩效提升，也证明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针对第二层面问题，首先，母公司OFDI技术绩效的提升受到东道国技术资源的显著影响，并且两者呈现非线性（倒U型）关系。这说明东道国技术资源的增加会提升母公司的技术绩效，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但一旦东道国技术资源过高，母公司可能因为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过大，反而抑制对技术溢出的吸收。
其次，母公司OFDI的技术绩效与其企业规模以及所有权性质显著相关，母公司规模越大，或者为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母公司掌控的资源较多，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技术绩效提升越明显，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越多。
最后，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对技术绩效具有负向作用，但由于本文对吸收能力这一变量衡量的局限性，该结论还有待未来研究加以验证。
2. 建议。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向发达国家的投资，确实有利于中国企业技术绩效的提升。因此，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应该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寻求技术，以提升自身技术实力。从企业角度，企业规模及其所有权性质对其OFDI后技术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结合资源基础理论，企业“走出去”是提升自身技术能力的有效途径，但不可急进，应先树立自身独特资源和能力，以便加强外部知识的吸收效果。
参考文献：
[1] Kogut， B. and Chang， S.J.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1，73（3）：401-413.
[2] 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180（3）：16-21.
[3] 成晓杰.中国OFDI动因、技术寻求与逆向技术溢出：一个文献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5）：56-60.
[4] 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4）：66-71.
[5] 蔡冬青，周经.东道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J].世界经济研究，2012，（4）：76-80.
[6] 赵伟，古广东，何元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管理世界，2006，（7）：53- 6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多层次影响因素和绩效研究”（项目号：71002082）。
作者简介：吕萍（1980-），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邵培莹（1988-），女，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欧盟企业看好中国 篇5
近日,中国欧盟商会新一年度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0》如期推出,共有超过500家在中国经营的欧盟企业于今年三、四月间参与了此调查,数据全面性和广泛性创历年之最。
调查结果显示,在华经营的欧洲企业仍对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抱有信心,但同时也对中国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持续不断的监管政策的不可预测性表示忧虑。
近八成欧盟企业乐观经济增势
可以说,在整个经济危机影响开始减弱、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过程中,“信心”已经成为贯穿整个发展的口头禅。
靠着庞大的、有很大挖掘空间的国内市场,即使在外需拉动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有着强劲的发展动力,以及吸引全球投资者眼球的绝佳商机。
《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0》的发布结果显示:78%被调查企业对其所在行业在中国未来两年中的增长势头表示乐观;34%的受访企业对其所在行业未来两年中的盈利性持乐观态度。而约49%的企业则表示,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47%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没有明显变化;并有30%的欧盟商会会员企业表示目前中国是他们的首选投资目的地,而34%会员企业称中国是其前三位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戴杰(Jacques de Boisséson)亦表示,中国欧盟商会成员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增长抱有信心,并一直执行以投资和扩大市场份额为基础的经营策略,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96%的受调查企业表示,自经济危机以来,中国是他们全球战略中一个重要或更重要的市场。”戴杰在《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0》发布会上如实表示。
信心不减忧虑犹存
同时,即使中国在欧洲企业的全球经营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为他们所在的行业创造机会,仍有4%企业表示中国在其整体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他们担忧中国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持续不断的监管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将对企业的盈利性带来不良影响。
中国欧盟商会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36%的企业认为中国的相关政策在过去两年中变得愈发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利,另有39%的受访者则预计影响外资企业的政府政策使得在华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戴杰认为,欧洲企业担心不可预测的监管环境会限制他们的竞争力。强制实施的法律法规,繁琐而不透明的注册流程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忧仍然是在华欧洲企业的主要关切。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监管政策问题削弱了中国作为一个长期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商会会员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并非无条件的,一个更为透明和可预测的经营环境会进一步加强欧洲企业对中国的投资。
关注盈利提升实力
尽管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中欧贸易仍表现较为平稳,份额保持稳定,发展更为平衡,欧盟在中国总体外贸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商业投资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行为。进行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商业信心调查,也显示了欧洲企业对中国的后续投资欲望。
相较于主要关注中国经营环境与政府政策的戴杰,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亚洲区总裁常博逸(Charles-Edouard Bouée)则更加关注欧洲企业的盈利性与竞争力提升。
他指出,商业信心调查的结果清楚地显示欧洲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而且中国的市场也充满机遇。但发展只是一个方面。从远期来看,盈利性决定了一个公司的成败。目前,仅有约三分之一参与调查的企业对其盈利性表示乐观。影响此看法的因素之一就是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步成熟,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也日益增强,而此次商业信心调查也显示58%的被调查者将中国本土企业不断增强的竞争力视为他们未来经营的风险。
为此,常博逸建议在华经营的欧洲企业需要提升自身实力,并不断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市场中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更多样化。
《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0》内容要点:
★78%被调查企业对其所在行业未来两年中的增长势头表示乐观;但只有34%的受访企业对其所在行业未来两年中的盈利性持乐观态度。
★约49%的企业表示,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只有4%企业表示中国在其整体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47%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没有明显变化。
★30%的欧盟商会会员企业表示目前中国是他们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另有34%会员企业称中国是其前三位的投资目的地。
★36%的企业认为中国的相关政策在过去两年中变得愈发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利。另有39%的受访者预计影响外资企业的政府政策使得在华经营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中国欧盟商会
中国欧盟商会于2000年10月19日由51家在华经营的欧洲企业发起成立。中国欧盟商会的建立旨在为来自各行业、在中国各地区经营的欧洲企业提供共同的声音。成立将近十年以来,中国欧盟商会如今有1400多家会员企业,并活跃在包括北京、成都、南京、珠江三角洲(广州和深圳)、上海、沈阳和天津等八个城市和地区。中国欧盟商会的工作深受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认可,被誉为欧洲在华企业可信赖的、独立的声音。
欧盟企业看好中国 篇6
所谓“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相关财报显示, 中兴和华为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达20%左右。而欧洲的本土电信设备企业爱立信、诺西和阿朗营收和利润不断下滑。其中, 2012年度, 爱立信净利润58亿元同比下滑53%;诺基亚在其公布的2012年第四季度初步业绩报告中, 虽然扭亏为盈, 不过大中华区净收入为2.13亿欧元, 比2011年同期的10.08亿欧元下降79%, 欧洲地区净销售额同比下滑17%。而阿朗和诺西已提出裁员以度难关。
由此可见欧洲电信企业市场和营收承压之重。这种情况下, 华为、中兴的低价电信设备在该市场的出现无疑对这些欧洲电信设备商是雪上加霜。所以欧盟此举也自在情理之中了。
但令人不解的是, 既然欧盟倡导市场开放, 那么这个开放应该是在公平竞争原则下的开放。秉承这一原则, 华为、中兴以价格优势赢得用户应是市场和用户的选择, 当然这个前提是华为和中兴的确没有像欧盟所言接受中国政府的所谓补贴。在这种情况下, 欧盟要求中国企业将出口产品价格提高29%, 真的就可以阻止欧洲市场及用户的选择吗?欧洲市场的用户就确定一定会购买欧洲企业的电信设备吗?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
再看欧盟对于中国市场提出的要达到中国电信市场30%份额的要求, 与上述要求华为、中兴相关出口产品价格提高29%同出一辙, 均有悖于市场和用户的选择。重要的是, 市场是靠公平竞争取得的, 而不是让出来的。况且就笔者了解, 中国电信市场并不乏国外的电信设备, 且在某些领域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反观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 既然同样是可以满足市场和用户需求的产品, 为何非要用低价的竞争手段来获取优势呢?这里并非说价格不是公平竞争的手段, 关键是咱们的价格可能低到足以引起人家欧盟认为有政府补贴, 乃至倾销的程度。而适度提高价格, 不仅避免了给欧盟留下可借的话柄, 还能获得更多的营收和利润, 何乐而不为呢?也许这背后真正暴露出的是我们企业的品牌及产品核心创新能力仍有所缺失, 至少与欧洲的电信设备企业相比。所以说, 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国门, 获得持续发展, 品牌及核心创新能力的提升应始终是中国企业坚持不懈努力的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