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精选12篇）
二十世纪以来 篇1
尸子是先秦诸子之一, 《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为“二十篇”, 该书在南宋之时亡佚, 后经清代学者惠栋、孙星衍、汪继培等人的辑佚, 《尸子》才重新被辑录了起来。进入二十世纪以来, 学者们对《尸子》的研究越来越多, 其研究领域越来越广, 成果也越来越多。二十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重在考证其真伪问题, 由于其多认为《尸子》是伪作, 所以对其思想及其他方面研究的不多;下半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 对《尸子》研究逐渐增多。新世纪以来《尸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具体表现是:在研究领域上从过去的考据、思想研究扩展到语言、训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尤其是近几年, 每年都会产生好几篇论文。二十世纪以来《尸子》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辑佚本《尸子》真伪问题的研究
《尸子》本不是伪书, 《汉书·艺文志》有明确的著录。但《尸子》在东汉末年亡佚九篇, 到南宋时全书亡佚, 至清代方被辑佚成书, 于是就有许多学者对辑本《尸子》提出种种质疑, 认为其是后人依托, 非《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尸子》。
梁启超认为“《群书治要》及他书所征引则皆魏黄初以后本也”[1], 他认为《尸子》在魏晋已经佚失殆尽, 唐以后除少量《尸子》佚文是真实的, 《群书治要》等保存的《尸子》文章都是后人依托的。张西堂发表《尸子考证》一文, 该文认为:“现在通行的《尸子》决不是尸佼的著述, 但当日却有尸佼这个人。……现在的《尸子》或者至少又有后人的依托部分在内, 我们不可随便当作可以代表先秦时代的思想。”[2]稍后孙次舟发表《再评〈古史辨〉第四册———论〈尸子〉与〈新语〉》一文, 该文完全同意张西堂提出的“《尸子》伪书说”, 并更进一步提出今辑佚本《尸子》“实非尸佼之旧, 当即汉末人所伪撰, 而已散佚者也”[3]。金德建发表《〈尸子〉作者与〈尔雅〉》一文, 该文认为今本《尸子》一书中含有大量的训诂学知识, 而训诂学是西汉时期才兴起的, 因此他推测“这一部分 (指《尸子》中的解释名物的部分) 的《尸子》必出于西汉时蜀地的训诂家如杨雄、林闾、翁孺一派的人所伪竄也未可知”[4]。钱穆作《尸佼考》中, 他认为“所谓《尸子》二十篇者, 在当时固已非出尸子自为”[5], 他认为《尸子》一书在战国时期就非尸子一人所作, 其中就有别人的依托。张心澂编《伪书通考》一书, 该书是一部集大成性质的辨伪学工具书, 他也认为“今本 (指辑本《尸子》) 疑为依托”[6]。除了认为《尸子》是伪作外, 民国学者也有认为《尸子》不是伪作的, 吕思勉《经子解题》就认为“此书 (指《尸子》) 虽阙佚特甚, 然确为先秦古籍, 殊为可宝”[7]。
新中国成立以来, 疑古思潮走向衰落, 学者们大多把《尸子》作为真书进行研究, 对《尸子》真伪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刘建国的《先秦伪书辨正》是新时期重要的辨伪学成果, 他对孙次舟所提出的《尸子》作为伪书的六个最有力的证据进行了逐一批驳, 并提出《尸子》作为真书有九大外证和内证, 最后得出结论“辩证《尸子》为真书不仅有其充分理由, 而且也是十分有意义的”[8]。郭强《〈尸子〉真伪考辨》 (《绥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五期) 一文对《尸子》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地方进行了解释, 认为《尸子》是先秦古籍, 不是伪书。
二、对尸子其人及国别的研究
自汉代以来, 关于尸子国别就有“楚人说”、“晋人说”、“鲁人说”三种说法, 后世对此亦聚讼不已。民国学者虽多认为《尸子》是后人依托, 是伪书, 但他们也都承认战国时尸子此人的存在。张西堂的《尸子考证》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两个尸子, 一个是商鞅的师友尸佼, 另一个就是《谷梁传》出现的尸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认为尸子当是晋人, 此时晋国已经灭亡, 魏国承袭了晋国的称呼, 那么尸子当是魏国人。吕思勉《经子解题》也认为尸子是晋人, “‘晋’、‘鲁’形近, 今《汉志》作鲁人, 盖讹字也”[9]。
1949年以后, 魏宗禹发表《尸佼思想简论》 (《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二期) 一文, 他认为尸子当是魏人, 并且明确指出尸子是魏国曲沃 (今山西曲沃) 人, 还指出1990年是尸子诞辰2380周年, 这些观点振聋发聩。关于尸子时代及国别, 两千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 没有任何文献表明尸子是曲沃人, 更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尸子的出生年代。徐文武发表《尸子辨》一文, 他认为先秦时期有两种名为《尸子》的古籍, “其一为鲁《尸子》, 鲁人尸佼所著, 作于战国中期, 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具有‘非儒’的思想倾向;其二是楚《尸子》, 楚国尸姓学者所著, 作于战国晚期, 受黄老道家思想影响具有‘兼儒’的思想倾向”[10]。而鲁《尸子》早已经亡佚, 今本《尸子》则是楚《尸子》。陈玉兰的《尸子考》 (《蜀学》2009年第四辑) 考证尸子的事迹以及与商鞅的关系, 还探讨了一下尸子的生卒年, 但由于材料的缺失, 其探讨并无多少说服力。
三、对尸子思想的研究
《汉书·艺文志》列《尸子》入杂家, 以后历代史志目录除《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外, 其它基本都沿袭了这一说法。到了近代, 学者们对《尸子》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 研究成果较多。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把《尸子》放在《所谓法家》一文中进行讨论, 他认为“即使这些话 (指辑本《尸子》) 不真是尸佼的, 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一派法理学者”[11]。胡适认为《尸子》一文大量引用儒家典籍, 表面其可能受教育于儒家, 是一位儒家后辈, 但《尸子》一书却可以代表当时的法理学派。钱穆也同意尸子属于法家一派, 他说《尸子》“亡佚已多, 并不足以见尸子为学之大纲也。今姑据同时学风以为推测, 则尸子之学, 固当与李悝、吴起、商鞅为一派耳”[12]。吕思勉并不认同尸子“法家说”, 他说:“据今所辑存者, 十之七八皆儒家言, 刘向校序本伪物, 不足信。此书盖亦如《吕览》, 兼总各家而偏于儒。”[13]他认为刘向的《荀子序录》为伪作, 不足信, 《尸子》一书当类似于《吕氏春秋》, 融合各种学说却偏于儒。蒙文通的《儒墨合流与〈尸子〉》认为“《尸子》书虽不完, 然本诸儒墨者十八九, 并儒墨为一家者, 未有先于《尸子》者也”[14], 他认为尸子思想包含儒墨两家思想, 实是合儒墨为一家的第一人。
1949年以后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把尸子列入法家, 他认为尸子为商鞅之师, 商鞅是法家代表, 作为商鞅的老师, 尸子也当为法家人物。魏宗禹的《尸佼思想简论》 (《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二期) 一文详细地分析了一下尸子的变革思想。徐文武发表《尸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学派属性》 (《长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五期) 一文, 从治学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三方面分析了尸子的思想, 并认为这些思想都和黄老学派关系密切, 《尸子》应当是战国末年楚国黄老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王伟凯《〈尸子〉之生活哲学观释论》分析了一下尸子的生活哲学思想, 并认为尸子的这种“将中国古代寓政治于生活的文化习惯最大化的进行了发扬”[15]。陈伟、王敏的《〈尸子〉“分”思想初探》 (《兰台世界》2014年第八期) 分析了一下尸子“分”思想, 认为“分”是《尸子》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有助于实现社会有序和谐以及国家的良好治理。
四、关于《尸子》的其他方面的研究
王彦霞的《〈尸子〉汪辑本初探》 (《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一期) 把汪继培的辑佚本与其他学者的辑佚本进行了比较, 认为汪辑本有四个方面的优点:一是直观简明的编排方式;二是承《治要》之已有成果, 并补其缺漏;三是注解详尽, 史料价值颇离;四是汪本内容多而不失其真, 最能贴近《尸子》原貌。
胡明伟作《〈尸子〉正文中的训诂》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七期) 从训诂用语、训诂方法和训诂内容三个方面, 分析了《尸子》正文中的训诂特点, 并且总结规则, 阐明条例, 探求《尸子》正文中的训诂对训诂学的发展、完善所起的作用。
周亚霖的《〈尸子〉词汇研究》 (扬州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一文研究了《尸子》一书的单音词的使用概况、分类、特点及词义关系, 复音词的考察标准使用概况及《尸子》中复音词的特点与成因, 还对《尸子》的词意训释的体式、术语与方法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 由于民国学者多怀疑今本《尸子》是伪书, 所以研究者不多, 且研究多停留在辨伪考证上。1949年以来, 尸子研究者依然不多,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尸子》研究者逐渐增多。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出现了八篇论文 (包括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 , 而2010年以来就出现了九篇论文。近几年的《尸子》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考证研究、思想研究、训诂学研究、语言学研究都有成果出现, 这是《尸子》研究中值得可喜一件事情。
二十世纪以来 篇2
第19课 诗歌、小说与戏剧
【典型例题】
例 下列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叙述错误的是
A拜伦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 B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C巴尔扎克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D《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长篇纪实小说D
【解析】本题考查基础知识的记忆能力。《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D项叙述错误。
【答案】D
【基础练习】
1.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不包括
A欧洲革命与改革的相继成功 B启蒙思想对欧洲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了们的愿望 D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并没有实现C
2.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献身于哪国的革命
A土耳其 B希腊 C意大利 D英国B
3.被誉为“讽刺现代社会积弊”的百科全书的著作是
A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B拜伦的《唐璜》
C雪莱的《西风颂》 D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B
4.巴尔扎克是
A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家 B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
C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 D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家C
5.被罗曼•罗兰誉为此书是“我们时代里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这本书是
A《人间喜剧》 B《安娜•卡列尼娜》 C《战争与和平》 D《等待戈多》C
6.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盛行的戏剧——荒诞派的开山之作是
A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B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C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D卓别林的《摩登时代》B
7.新的戏剧流派——荒诞派在欧美盛行于
A19世纪晚期 B20世纪早期 C20世纪中期 D20世纪80年代C
二.问答题
8.结合《战争与和平》的内容和艺术创作特点评价这本书。
8.(1)《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它描写了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争场景，赞扬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展现了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年代中，俄国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该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反映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种.种问题。(2)该书在传统的史诗体小说和戏剧式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形态，并注重体现鲜明了民族风格，从而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能力测试】
1.材料解析题：
材料：《战争与和平》赏析：《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语)作家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
这是一部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也就是说，作者力图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在国家危急的严重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军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虽然战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却始终占有压倒的优势。老百姓也主动起来保家卫国。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像网升、杰尼索夫、谢尔巴狄那样的英雄人物。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也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才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决胜的信心。整部小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赶走了侵略者的思想。
作者在小说中也认真探索了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包尔康斯基、别素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60年代，托尔斯泰仍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他对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却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库拉金之流漠视国家命运，畏敌如虎，他们关心的是寻欢作乐，积聚私产。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爱仑则是荡妇。这些贵族的卑劣行径与人民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托尔斯泰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与人民的合作。他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京城以外的庄园贵族罗斯托夫一家和包尔康斯基一家，指出在这些贵族身上仍保留着淳厚的古风，他们有爱国心，与人民的精神相通。这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宗法制贵族。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素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人物都是作者喜爱的正面形象。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小说中，这两个人物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队和参与社会活动，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逐步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缺少实际活动能力，更侧重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后来主要在与人民的直接接触中精神上得到成长。女主人公娜塔莎与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使她成为小说中重要的连缀人物，而这一形象本身又是个性鲜明，生气勃勃的。小说充分展开了娜塔莎热烈而丰富的情感，她与人民和大自然的接近，她的民族气质，以及她在精神上的成长。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战争与和平》艺术成就卓著。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有力地拓宽了长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并在传统的史诗体小说和戏剧式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形态。小说场面壮阔，结构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同时，小说时代感强烈，它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前途和人民作用的问题。因此，《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地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列宁语)
——摘自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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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下文：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以毕生经历完成的光辉创作群，堪称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奇迹。在这里，他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它再现了1816-1848年，也就是“王政复辟”到七月王朝期间广阔的社会图景。《人间喜剧》这个包括91部小说的庞大创作群，采取了分类整理和人物再现的方法，将它组合成有机的整体。
所谓分类整理，就是将作品按其类别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风俗研究最为重要，数量最多，因此又将其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军事生活、乡村生活等6大场景。
所谓人物再现法，就是将同一个人物，让他在不同作品中连续出现。每出现一次，就展示其性格的一个侧面，最后，将这些作品情节贯穿起来，就形成了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从而多角度，多层次地再现其性格的全部。比如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只是写野心家的雏形，在《纽沁根银行》中，发展为野心家的典型，在《贝姨》与《阿尔西的议员》中，是个挤进贵族行列的豺狼般的金融寡头了。
《人间喜剧》展示了法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其社会历史内容可以归纳为：贵族衰亡、资产者发迹、金钱罪恶，被称为三大主题。
第一主题：贵族衰亡
《人间喜剧》写出了资产阶级以充满铜臭味的金钱为炮弹，在三个战场上，发起对封建阶级的猛攻，使贵族连遭惨败。第一战场：老一代被金钱打倒。代表作是：《古物陈列室》、《农民》。第二战场：新一代被金钱腐蚀。代表作为《高老头》。第三战场：妇女被金钱轰走。表现为太太们情场失意，小姐们婚姻不幸这两个方面。代表作《弃妇》、《苏城舞会》。巴尔扎克的阶级同情，是在注定要灭亡的贵族一边的，然而他同情的泪水挡不住他现实主义的目光，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爱，如泣如诉地描绘了他心爱的贵族阶级的必然没落而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正如恩格斯所说：“他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第二主题：资产者发迹。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取代贵族而入主社会的资产者形象，大致由三类人构成：1.具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特点的老一代资产者形象。代表人物《高利贷者》中高布赛克。剥削方式单一，经营手段落后;生活方式陈旧，极端吝啬，这是资本主义早期剥削者的特点。2.具有过渡时期，即自由竞争时期特点的资产者形象。代表人物《欧耶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剥削方式具有多样性，经营手段带有投机性;生活方式仍带有早期资产者极度吝啬的特点。3.具有垄断时期金融寡头特征的新一代资产者形象。代表人物《纽沁根银行》中的纽沁根。剥削方式带有更大的冒险性和欺骗性，经营手段超越经营范围，向政权渗透;生活方式现代化，纸醉金迷，穷奢极欲。他展示了经济命脉的掌管者同国家政权的掌管者开始勾结的垄断资本已初露端倪。《人间喜剧》通过老一代的高布赛克、过渡时期的葛朗台和青春期的纽沁根这三代人追逐金钱的经营史，再现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演进史，这也是资本主义由崛起到成熟，到统治全世界的发迹史。
第三主题：金钱罪恶
1.毁灭人性、败坏良心。金钱调动起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卑劣情欲，人人都毫无例外地追逐金钱，它把一切统统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导致良心萎缩、野心滋长、道德堕落、人欲横流。代表作《高老头》、《贝姨》。
2.毁灭爱情、败坏家庭。金钱成为夫妻结缘的唯一纽带。爱情、婚姻、家庭都是以金钱为轴心而展开的，金钱导演出一幕幕悲剧、喜剧、丑剧和闹剧。代表作《欧耶妮• 葛朗台》、《夏倍上校》。
3.毁灭社会、败坏国家。金钱犹如无孔不入的黄色魔鬼渗入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收买了当权者的人心，使大人物堕落为“衣冠禽兽”。金钱毒染了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学、艺术的神圣殿堂。金钱成为国家政治权利的杠杆，无所不能的真正的主宰。代表作《幻灭》、《交际花盛衰记》。
《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
第一.强烈的现实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高瞻远瞩的历史目光，从研究客观世界的宏观出发，洞悉整个法兰西政治、经济、思想、道德以及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达到一般作家所达不到的深度和广度。它具体表现在：1. 立意高：《人间喜剧》的目的是研究整个社会，做社会这个历史家的书记，写出一部法国社会的风俗史，这使他能站在现实主义的高度，展示历史的发展。2.视野阔：这是一部睥睨千古、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把1816-1848年王政复辟、七月王朝期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尽收笔底，无论是贵族衰亡、资产者发迹、还是金钱罪恶，都无所不包地囊括其中。3.挖掘深：巴尔扎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探讨各阶级的动向，指出“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暴发户的进攻下最后被扫除”，深刻反映出时代的本质。它以经济决定一切的观点，研究金钱征服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揭露本质，打中要害，非凡夫俗子，犬儒文丐所能比拟。
第二.高度的典型性。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 环境决定性格：巴尔扎克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环境可以决定和改变人，他总是着重描写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作用。作品开头往往是在大段精细而富有典型特征的环境描写之后，再列出人物与情节。他的环境描写包括时代背景、社会风貌、人物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不同的环境成为不同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的依据。2. 性格再现环境：巴尔扎克的人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是时代本质的艺术再现。那些充满贪婪、野心、拜金、兽性的人物，都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都是现实的嫡生子女，通过这些典型，再现出产生他们的环境即社会的本质。3. 惊人的情欲描写：巴尔扎克在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尤其善于突出“这一个”，他让他的主人公被某种情欲甚至怪癖控制着，达到病态的、疯狂的、不可遏制的、叫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宁可不分昼夜地将自己焚烧在这种情欲的孽火中，死而无悔。比如高老头的爱女，葛朗台的爱钱，贝姨的妒忌，邦斯的古董癖，于勒的好色，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产生震撼人心的感情力量，反而达到比真人还真实的艺术效果。
第三.细节真实。作为艺术巨匠的巴尔扎克，在他描写人物的多方面成就中，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典型的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性格特点，这点则更可称道。这种对细节描写的逼真同样使人物更具真实感，更富感染力。比如：葛朗台的肉瘤，总是在心理激烈活动的时刻闪动。他的口吃，又总是在他欲擒先纵，投石问水的节骨眼上出现。由此表现出自由竞争时代资产者的狡猾奸诈与老练。再如拉斯蒂涅写信索取母亲和妹妹积蓄时暗自流下几滴眼泪，表达出野心膨胀但天良未泯的青年此时此刻的内心矛盾，表现出他走向深渊的趋向。
——摘自因特网
请回答：(1)《人间喜剧》的创作方法有哪两种?什么是分类整理法?什么是人物再现法?依据社会历史内容可将该书分为哪三大主题?《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2)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一部，写一篇读书笔记。
2.(1)①方法：该书91部小说，采取了分类整理和人物再现的方法，将它组合成有机的整体。②所谓分类整理，就是将作品按其类别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风俗研究最为重要，数量最多。所谓人物再现法，就是将同一个人物，让他在不同作品中连续出现。每出现一次，就展示其性格的一个侧面，最后，将这些作品情节贯穿起来，就形成了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从而多角度，多层次地再现其性格的全部。③《人间喜剧》展示了法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其社会历史内容可以归纳为：贵族衰亡、资产者发迹、金钱罪恶，被称为三大主题。④艺术成就：强烈的现实性;高度的典型性;细节真实。
二十世纪以来 篇3
关键词：叶燮 《原诗》 研究综述
清代文论家叶燮的《原诗》，体系完整，论述精到，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座文学理论高峰。自其问世之后，研究者代不乏人，产生了较大影响。声名较著者，国内有朱东润、郭绍虞、霍松林、蒋凡等人，国外有日本的青木正儿、德国的卜松山等人。以上学者功底深厚，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领域切入，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为后世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原诗》提供了学习的范式。
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原诗》的研究更加细化，同时，由于西方文论的深刻影响，“中西比较”或“以西释中”的方法被引入，从而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的《原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关于《原诗》文学流变思想的研究
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苏州大学李晓峰的博士论文（2006）为代表。该文认为，叶燮的文学史观十分明确和准确，是建立在对诗歌流变进行仔细考察的基础上的，并认同诗歌处在永不停歇的发展运动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认识决定了叶燮文学史观的发展性和开放性。该文肯定叶燮文学流变的开明性，认为他打破了封闭的诗歌史，为诗歌史走向开放提供了新鲜血液。很显然，这种认识对我们分析叶燮的文学史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此相类似的论文还有马莹的《叶燮<原诗>诗学思想基本特质的再检讨》（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刘浏的《变而不失其正——叶燮<原诗>论纲》（《华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白春香的《叶燮以“变”为核心的辩证的理性主义诗学观》（《晋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杨晖的《<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
除此之外，具有创新性的论文还有李晓峰的《叶燮<原诗>的矛盾性和现代性的方法论生成》（《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该文对“理、事、情”从客观到主观进行了描述，并且将“现代性”引入到《原诗》的研究中，她认为《原诗》的现代性表现在叶燮学科意识的独立、文学流变观的开明、批评意识的创新以及强烈的反传统的意识中，应该说，这一论断颇有见地。
二、关于《原诗》美学思想的研究
美学思想研究已经成为《原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叶燮美学思想的，主要是创作论部分。刘晓春《叶燮<原诗>美学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一文对《原诗》的审美主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该文认为，叶燮诗学观中的审美主客体主要有4种关系：“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对应关系、“含蓄无垠”的认识关系、“倘恍以为情”的体验关系、“虚实相生”的创造关系。
李晓峰《叶燮<原诗>研究》认为叶燮的主客体关系论是叶燮诗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情”是主客体发生关系的关键所在，在人、物由分离到合二为一的过程中，达到了情理交融的审美境界，从而消解了简单意义上的“情”“理”相对的看法。该文还将“法”这一理论贯穿其中，认为“法”是将“理、事、情”联系起来的重要枢纽，这样就将主客体关系论和创作联系了起来。
此外，刘晓春《论叶燮<原诗>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张兆勇和张彩云的《论叶燮<原诗>美学思想》（《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4期）、王向荣的《叶燮原诗的“中和”之美》（《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原诗》的审美思想作了分析。但就总体来看，这些论述都没有超越前辈学者的研究。
三、关于《原诗》与其他理论著作诗学观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有学者将《原诗》与其他文论著作进行了比较，这其中也包含了与西方文论著作的比较。洪涛的《<姜斋诗话>、<原诗>心物接触论的比较——并略论西方文论的相关议题》（《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主要围绕着“触”“迎”“合”这三个方面，将《姜斋诗话》与《原诗》进行了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借助了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概念，论述两部作品在不同层面显现的优缺点。王向荣的《“诗性言说”与“思性言说”——<文赋>与<原诗>比较研究》（《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以《文赋》和《原诗》为例，分析了中国文论中的两种言说方式，比较了两者的长处，指出这两种言说方式各自存在的意义。
方汉文的《清叶燮<原诗>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Idea）》（《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通过对中西文论中关键词“理”的解读来分析和比较中西方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差异。靳希的《从<原诗>与<诗的艺术>看如何正视古典文学——以叶燮与布瓦洛为例》（《芒种》2013年第21期）从批评态度、理论主张等方面对东西方的文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此外，白春香的《叶燮的诗歌审美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比较》（《延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殷晶波《两种美学追寻的碰撞——试比较贺拉斯<诗艺>与叶燮<原诗>的美学思想》（《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等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中西文论的相通之处，但个别论文对于西方文论的理解不够透彻，导致相关分析不能切中肯綮。
四、关于《原诗》创作理论及其影响的研究
叶燮认为写诗有“法”，这种“法”就是要恰当地表现“理”，确切地表述“事”，真实地表达“情”。张红玉的《论叶燮<原诗>中的“法”》（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对叶燮的“活法”与“死法”进行了认真分析，论述了“法”与“理、事、情”“才、胆、识、力”以及“胸襟”之间的关系，认为“法”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因素。“法”作为《原诗》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原诗》的创作理论。张红玉在论文中还论述了《原诗》的“活法”理论对叶燮弟子及曹雪芹《红楼梦》诗歌创作理论的影响。
刘晓龙《试论叶燮<原诗>对<红楼梦>诗歌理论的影响》（《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年第15期）一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叶燮理论对《红楼梦》诗歌批评理论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分别为：诗歌创作无定法，诗歌内容与形式，主客体的“理、事、情”，诗歌贵在创新，诗人要有形象思维。该文分析了叶燮诗歌创作理论对《红楼梦》诗歌理论的影响，虽然有证据不充足之处，但对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刘静的《沈德潜、薛雪对叶燮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原诗》的源流分析、创作方法解读以及影响接受等方面，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叶燮理论对其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对他的继承与发展。
五、关于《原诗》批评观的研究
叶燮《原诗》的批评观已经成为研究《原诗》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心强的《论叶燮诗学批评的突出表征》（《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原诗》的批评思想既有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有创新，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文章从“破”与“立”的角度，运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叶燮的批评观。樊蓝燕《叶燮<原诗>理论的“破”与“立”》（《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4期）从“破”与“立”两个方面论述了《原诗》对诗歌、诗人、批评家的批评。刘铁男的《叶燮<原诗>批评论中对历代诗学诗歌的批评》（《平原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从叶燮对历代诗学和诗歌的批评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除此之外，《原诗》理论建构的一大特色是大量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对于这一点，研究者关注较少。据潘链钰的《叶燮<原诗>比喻修辞的艺术特征》（《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统计，《原诗》使用比喻的地方多达19处，在全文中所占比例将近十分之一，可见叶燮对于比喻手法的钟爱。该文从叶燮所处的时代背景、学习态度以及特有的思维方式入手，分析了叶燮大量使用比喻的原因，指出使用这一修辞手法的作用。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对叶燮《原诗》研究的领域虽然有所拓展，研究也有细化的倾向，但总体来说，成果并不突出，尤其是对叶燮诗学思想与西方诗学思想的对比研究不够深入，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刘晓春.叶燮《原诗》美学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2]李晓峰.叶燮《原诗》的矛盾性和现代性的方法论生成[J].社会科学辑刊，2006，（3）.
[3]李晓峰.《原诗》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4]马莹.叶燮《原诗》诗学思想基本特质的再检讨[D].昆明：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方汉文.清叶燮《原诗》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Idea）[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20世纪以来辨伪论文分析研究 篇4
1 研究方法
为了解20 世纪以来我国辨伪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比较准确地呈现我国辨伪的研究现状,本文以 “辨伪”为检索词,借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2000—2008 年为时间段,针对文史哲及电子技术信息科学领域全部期刊检索出关键词中包含 “辨伪”的所有论文,精确查找,共检索到相关论文253 篇,其中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为10 篇。经过筛选及梳理获得243 用于本文的研究中。在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数量、相关作者、期刊分布及核心期刊中发表辨伪论文的内容四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最后就我国在辨伪领域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
2 结果分析
2. 1 辨伪论文定量分析
( 1) 2000—2008 年历年刊载论文数量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与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中检索与本文研究目的相关的辨伪方面的论文共243篇,年份分布如下图。( 现正值2008 年8 月所以年份分布未包含整个2008 年发文数量)
从下图中我们看到,自2000 年1 月—2008 年8 月,全部期刊中每年刊载辨伪方面的发文数量分别为9 篇、17篇、18 篇、13 篇、31 篇、35 篇、45 篇、57 篇、18 篇。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国内文史哲及电子技术信息领域在辨伪方面的发文数量虽然每年的论文数量增幅不大,但2003 的13 篇到2004 年的31 篇,增加了18 篇,此后每年增幅呈稳步上升趋势。由此可见,近21 世纪以来辨伪研究关注程度逐年得到了提高,每年关于辨伪的论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2) 相关作者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发表论文两篇以上的作者共27 位,3篇以上有6 位,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是潘深亮,9 年内发表有关辨伪方面的论文达7 篇之多; 其次是张京华6 篇、靳志忠5 篇; 林艳红、杨绪敏、张利各发表3 篇。另外发表2 篇论文的作者有杜廼松、郭桂滨、李廷勇等21 人。近年来,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辨伪的研究中来。随着新的学科知识———考古学、年代学、文字学、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未来的辨伪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新发展。
2. 2 期刊分布分析
在本次分析中,我们对全部期刊中关于辨伪发文数量在2 篇以上的期刊进行了统计,全部期刊中发表论文4 篇以上的单位是收藏界、艺术市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收藏家、学术界、云梦学刊; 发表论文3 篇的单位有安徽大学、东方论坛、故宫博物院院刊、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历史研究、荣宝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艺术与投资; 发表2 篇的单位有安徽史学、大学图书情报学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南图书馆学刊、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杂志等机构。其中属于核心期刊发表有关辨伪的论文机构两篇以上的有学术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故宫博物院院刊、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杂志、文史哲、文献、学术月刊、安徽史学。核心期刊中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而其他期刊发表的较多一些。
3 核心期刊中有关 “辨伪” 论文内容分析
笔者以 “辨伪”为检索词,借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2000—2008 年为时间段,针对文史哲及电子技术信息科学领域核心期刊检索出关键词中包含 “辨伪”的相关论文,精确查找,共检索到相关论文65 篇,对辨伪有关论文内容的分析如下:
3. 1 通过辨古书或诗词,从而辨其作者
不辨古籍之真伪无法确定文献的价值。一部古书,只有对其作者明确、成书时代肯定、书中是否附益并得以认知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评定其价值。如 《〈经义考〉辨伪一例》通过 《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三 “吴氏澂仪礼逸经”条所引 “又曰”一段文字考证了作者不是何乔新,而是程敏政; 《关于高棅诗学的两个问题———兼与陈国球先生商榷》从文献学角度梳理 《唐诗正声》现存的明前中期各种版本,发现: 现存最早的成化17 年 《唐诗正声》有两种,均没有《唐诗正声凡例》论诗文字。 《唐诗正声凡例》最早出现于嘉靖三年的刻本上,此时距离高棅去世已一百年,不可能出于高棅之手。
3. 2 描述某人的辨伪成就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关描述及总结某人的辨伪成就的文章数量较多。其中以描述梁启超、胡应麟、顾颉刚及钱大昕的文章最多。
在李廷勇的 《传统与近代的交融———梁启超古籍辨伪成就述论》一文中对梁启超的辨伪成就作一番清理,阐述了梁氏在近代理性的疑古思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论胡应麟对伪书价值的认识》一文根据胡应麟的分析论述了伪书的价值大体分为学术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实用价值。在 《胡应麟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文中阐述了胡应麟对古代小说的辨伪、小说的整理和创作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钱大昕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 《孟子注疏》、《竹书纪年》、 《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钱大昕的辨伪成就在张涛的两篇文章《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和 《钱大昕的史籍辨伪》中都有体现。
3. 3 某个朝代的辨伪成就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所查询到的核心期刊有关概括某个朝代的辨伪成就也很多。其中以描述汉代和明代的辨伪成就为主。
《汉代文献辨伪的成就》一文,作者王国强从汉代伪书产生的原因出发,描述了自司马迁开始,刘向、班固、王充、马融、郑玄等人不断从事文献辨伪而取得的成就进而阐述了汉代文献辫伪的方法。
《明代辨伪学的理论创立与实践》一文概括介绍了在古代文献学史中,明代学者受宋元以来的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肆力古学在辨伪学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和重要成就。明人辨伪有理论的重大发展,其成就有: 系统总结辨伪学理论与方法,揭示了辨伪学的规律,使辨伪学走向成熟。明代学者在伪书考辨的实践上也有诸多成果,所考之书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明人既有通考群书真伪,综合性地辨识古籍的著作,如宋濂的 《诸子辨》和胡应麟的 《四部正讹》; 又有专著一书辨一部伪书的著作,如梅鷟和他的 《尚书考异》。明代学者的成就对后世古代文献学的研究与发展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4 结论
辨伪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古典文献只有经过辨识才能取作学术研究的资料,否则有莫如无,有恶于无。现所分析的论文涉及的面比较广泛,但是对某一主题的研究并不充分,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司马朝军,沈科彦.《经义考》辨伪一例[J].图书情报知识,2007(3):48-49.
二十世纪以来 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者在引进、介绍语法化理论的同时,也从语法化演变途径、语法化机制、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汉语语法化现象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研究视角与方法从语言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的宏观背景、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汉语语法化现象与印欧语语法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作 者：胡晓慧 HU Xiao-hui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7刊 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9(3)分类号：H04关键词：语法化 历时演变 共时分析 语法化机制
新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综述 篇6
摘 要：新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近十五年来，学者们通过著作、论文、专题会议等形式对汉语词类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功能观、“包含模式”论、意义论等词类观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功能观内部以及功能观和意义论之间争论激烈。关于汉语词类其他方面的研究，其领域也不断扩展。本文从研究概况、学者主要观点和争议点等方面入手，以期对新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类 表述功能 典型范畴 名动包含模式
一、新世纪以来汉语词类研究概况
词类划分问题一直都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大问题，贯穿于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过程。进入新世纪以后，汉语词类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视野以及研究领域更加开阔。
200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有：郭锐（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马彪（2002）《词类问题探索》，胡明扬主编（2004）《词类问题考察续集》，邢福义（2004）《词类辩难（修订本）》，徐艳华（2007）《汉语实词语法功能考察及词类体系构建》，袁毓林等人（2009）《汉语词类划分手册》以及袁毓林（2010）《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等。
近十五年来，发表在期刊上的以汉语词类为主题的论文共计172篇，具体涉及内容统计如下表：
内容数量
词类划分标准研究49
小类、次类研究45
活用、兼类研究25
词类标注研究19
词类教学研究8
综述及其他26
2000年以后也有很多关于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专题讨论。2005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纪念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50周年专家座谈会”。2010年6月，第十六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词类问题。2011年3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高名凯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高名凯先生诞辰100周年”。与会者认为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词类问题大讨论”后的汉语词类研究问题，吸收高名凯词类理论中的合理之处。2014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汉语词类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语言学论丛》杂志社也通过这本杂志多次讨论汉语词类问题，论文收录在《语言学论丛》第1、4、7、23、27、33、40、41、45、46辑。
二、新世纪以来词类研究主要观点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史上，曾对词类划分的标准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吕叔湘（1979）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指出，句法功能标准是一般语言划分词类不可缺少的标准，汉语尤其需要依据这个标准来划分词类。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认为划分词类的根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让词性依附于词，主要看词与词之间的结合能力。目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如黄伯荣和廖序东《现代汉语》、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等都采用吕叔湘、朱德熙的观点。吕、朱的观点成为新世纪汉语词类研究的起点。
（一）以功能观为基础的三种观点
词的语法功能主要体现为词的分布特点，因此，在词类划分的问题上就要以词的分布作为依据和标准。新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提出的词类观点都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徐艳华、袁毓林、郭锐的研究。
2000年以来，徐艳华发表了论文《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名词短语研究》（2008）、《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名词再分类研究》（2010）等。她赞成“用句法结构作为实词归类的测试环境，主张彻底按照词充当句法成分的功能来划分汉语词类”①。她在出版的论著《汉语实词语法功能考察及体系构建》（2007）中采用统计辅以内省的方法，详细考察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中高频的3514个词的语法功能，构建了语法功能信息库，并以信息库中统计的数据为依据，彻底贯彻“按照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的标准”，依据“句法功能完全相同即为一类”的原则，对3514个常用词进行分类，最终分出676类。其中一词一类的共有364类，两词一类的共有107类，三词以上同类的共有205类。
袁毓林的词类观体现在其发表的系列论文上，如《一个汉语词类的准公理系统》（2000）、《基于隶属度的汉语词类的模糊划分》（2005）、《现代汉语虚词模糊划分的隶属度量表》（2005）、《数量词模糊划分的隶属度量表》（2005）、《关于等价功能和词类划分的标准》（2006）、《词类性质的证伪性测试和本体论检讨——从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角度看》（2006）等。此外，新世纪以来，袁毓林出版的著作有《汉语词类划分手册》（2009）、《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2010）。袁毓林同意朱德熙先生的观点，认为词类是语法功能类，并且用科学哲学中的证伪性测试来考察功能说。针对完全依靠分布又分不出类的问题，袁毓林提出了汉语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的理论，并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操作程序：“对于典型成员，采取公理化的方法，用具有区别性的分布特征下严格定义；对于非典型成员，采取模糊数学的办法，建立个别词类的隶属度量表，据此对有关的词类进行隶属度分析，定量化地确定它们的词类归属，从而实现汉语词类的模糊划分。”②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2002）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词类观。他认为词从本质上说是词的意义类型，并将这种语法意义叫作表述功能，即词在组合中的意义类型，如：陈述、指称、修饰等大的类型，以及实体、位置、计量单位、数量、指示等小的类型。简而言之，郭锐认为：“词类实际上是以词的词汇层面的表述功能为内在依据进行的分类。”在词类的具体划分上，郭锐认为词类是一个层级体系，他把汉语的词类分成4个层级上的大类，共18个基本类。事实上，词的表述功能难以直观衡量，所以郭锐在划分词类体系时实质上仍采用语法功能的标准。
以上三种观点，徐艳华面向计算机应用，主张严格按照句法分布来划分词类；袁毓林在词类本质上坚持分布观，在具体划分标准上提出原型范畴理论，通过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来实现词类的划分；郭锐在词类本质上提出表述功能的新观点，在具体划分上又采用语法功能的标准。前者严格践行了朱德熙的分布观，后两者则在分布观中寻求理论解释。
（二）沈家煊“包含模式”论
新世纪以来，沈家煊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分布观的词类观。他发表了《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2007）、《我看汉语的词类》（2009）、《“名动词”的反思：问题和对策》（2012）等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词类观。在词类本质问题上，沈家煊对朱德熙的分布论没有异议，认为汉语词类也能和句法关系挂上钩。在具体划分的问题上，沈家煊针对“这本书的出版”，认为按照“简约原则”，不能说“出版”已经名词化，但是可以说它仍然是动词则违背了“扩展规约”。因此，汉语的词类问题存在着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的困境。为摆脱这一困境，沈家煊提出了不同于印欧语“分立模式”的“包含模式”。他认为汉语的词类系统中，实词类属于“包含模式”：汉语“名、动、形”三者之间是包含关系，形容词作为一个次类包含在动词类中，动词作为一个次类包含在名词类之中。虽然是包含关系，但是三者仍然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按照包含模式来划分词类，则能有效的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存在的这一困境。
周韧《“N的V”结构就是“N的N”结构》（2012）一文表达了对沈家煊包含模式的支持。周韧从句法范畴出发，从某一类词在某一句法成分上实现其组合变化的能力来论证词类与句法的对应关系，以此来支持汉语词类的包含模式。文章论证了汉语名词具有“[+N，-V]”的句法特征，动词具有“[+N，+V]”的句法特征，那么，着眼于名词和动词都具有[+N]的特征，就可以把它们合并成一类。
（三）意义论
上个世纪，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中认为“意义不能作为主要的依据，更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但是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考项”③。他也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1954）中提到过“如果一种分类法的结果有跟词义大相冲突的地方，准保不受欢迎”④。吕叔湘肯定了意义在划分词类中的重要作用。新世纪以来，也有学者支持以意义为标准划分词类的观点。石定栩在《汉语词类划分的若干问题》（2009）一文中建议用词的意义作为划分词类的根据。他认为，由于实词在交际中所表达的对象是确定的，因此实词可以做到词有定类，且实词所表达的对象是一定的，所以很少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兼类，而且可操作性比较强。任鹰《关于词类本质的再思考》（2012）认为，语词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其分类的本质就应该是它的语义范畴特征的区别。他认为语法意义与语法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语义范畴对语义功能起着决定和制约的作用，意义决定功能，功能反映意义。划分词类系统各个层级的类别就是寻求意义与功能的同一关系。不过，这些学者仅是从理论上证明了用意义作为划分词类标准的可行性，并没有提出一套具体划分词类的方法。
三、新世纪以来词类研究的争论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现代汉语词类的本质以及划分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所以关于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一）分布观内部的争论
徐艳华《汉语实词语法功能考察及词类体系构建》（2007）指出部分分布观存在的缺陷。她认为一个词类的总体功能与其中部分词的功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个词类的成员，它们的功能也可能相差很大。其次，用主要功能来划分词类的前提就是词类已经存在，可实际上词类是未知的，这样就存在逻辑上的循环论证。袁毓林（2006）对郭锐的“词类的本质是表述功能”“词类是语法意义（表述功能）类”提出质疑。他认为：“表述功能属于语义的概念，离开句法功能和分布，讨论词类会变得模糊不清。加之表述功能的定义和类别的不清楚、词语的表述功能跟意义的概念类别缺少对应性、词语的表述功能跟句法功能的对应关系的复杂性，这些都使得表述功能论难以自圆其说。”⑤郭锐在《现代汉语词类》（2002）中反驳袁毓林的“分布的家族相似性”，认为这一原则操作起来不可靠。原型论没有给出一个确定词类原型的方法；在具体分类时同一个词可以根据不用的分布特征归入不同的类，是凭感觉行事；按照这样的原则，所有的实词几乎都能归成一类，这样就违背了给词分类的初衷；最重要的是，原型论在逻辑上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徐艳华、袁毓林在词类本质的问题上都继承了朱德熙的分布观，只是在具体划分词类的方法上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郭锐在词类本质上否定词的分布，但是在具体划分时又要根据语法功能间的相容性及相关规则来确定分布同词性的对应关系。
（二）分布观与意义论的争论
任鹰在《关于词类本质的再思考》（2012）一文中提出了分布悖论，分布论划分词类的目的与词的分类依据和标准有所背离；在分布特征的选择和运用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主观认定模式和“循环论证”的检验方式。而反对意义标准的学者认为意义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很难把握。袁毓林《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2010）也在姑且假定“事物、属性、动作”等所谓的（语法）意义类别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前提下，论证了“词类是（语法）意义类”通不过伪证测试。
（三）词类有无的争论
高名凯（1953）《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认为词类要根据词的形态来划分，汉语无形态，因而无词类。高名凯（1960）《关于汉语实词分类问题》补充论证：汉语无形态，只能根据词的用法来分类，但由于汉语词类的功能很多，一个词可以同时用作名词、形容词、动词，因此每个实词都是多类的，这就等于没有词类。2011年，高名凯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高名凯的词类观点被拿出来重新讨论。刘丹青《高名凯学术精神的恒久价值与现实意义》认为高名凯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有效的，而且沈家煊的“包含模式”说明高先生当年对汉语实词分类的质疑的确有内在的合理性。陆俭明《高名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兼谈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也认为高先生的观点是符合汉语的语言实际的。史有为《此词类与彼词类——从高名凯先生词类理论谈词类》也同意高名凯的理论至少符合至今尚在奉行的词法理论，符合词法词类的原则。对高名凯先生词类观点的再思考说明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入发展。
四、新世纪以来关于汉语词类的其他研究
新世纪以来，对于汉语词类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词类划分的标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词类的小类次类、活用兼类、词类的标注以及词类教学等问题上。
由于词类本身分类存在争议，所以关于小类次类的研究就会侧重词类内部的特点、功能以及不同词类的联系和影响，甚至是具体到某个词语的特点。例如《现代汉语名词性状特征研究》（2014）、《从物量词“本”看量词与名词的关系》（2014）、《模糊时间词“黄昏”的多角度考察》（2015）等。词类活用和兼类的研究侧重于两者的界定，如《词的“兼类”与“活用”的关系》，词类活用的研究主要以三大实词间的活用为研究对象，从语法、修辞、语境、认知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如《试论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2009），兼类的研究一方面以语料库为基础，研究兼类的使用情况，如《现代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兼类词使用统计分析》（2009），另一方面则研究兼类词的成因、类型以及与活用的区别，如《浅谈现代汉语中词的兼类问题》（2014）。关于词类标注的研究，以词典、辞书中的词类标注为对象，主要针对词类标注对义项分合、释文配例的影响、兼类词的标注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总结经验、反思得失，如《“两典”词类标注问题研究》（2007）。由于词类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词类教学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词类教学的研究就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如《〈现代汉语〉词类教学内容问题与模式的探索》（2011）。
五、结语
汉语词类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汉语有没有作为语法手段的词类，二是汉语的词可不可以分出语法类。对于前者，大家已经意识到高名凯观点的合理性，汉语并没有像印欧语一样采用词类手段。但这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扩散。对于后者，学界都认为汉语的词可以分类，只是在怎么分上面有些分歧。总的来看，汉语词分类的依据是词性，词性是词与句法结构的中间界面，既与词义有关也与结构位置有关。各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怎么处理词性上。（聂仁发，2014）
我们从词类研究中发现，精确、完美的词类体系是不存在的。这并不意味着词类问题的研究毫无意义，相反，这启示我们：词类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理论，我们应该着眼于应用，努力寻找一套对汉语教学、文字信息处理等具有实践意义的词类体系。
近几年的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已经从探寻词类本质、划分标准中走出来。关于兼类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三大主体词之间的转换、内部小类特点等都成为词类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这预示着汉语词类问题的未来方向。
注释：
①徐艳华《现代汉语实词语法功能考察及词类体系重构》，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②袁毓林《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③《吕叔湘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27页.
④《吕叔湘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⑤袁毓林《对“词类是表述功能类”的质疑》，汉语学报，2006年
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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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新世纪以来汉英新词语研究综述 篇7
关键词：汉英新词语,研究,综述
新词语是指内容新、形式新, 原来的词汇系统中没有或虽有但内容是全新的词语。新词语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能够直观迅速地反映经济、科技、文化和政治的发展状况。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在以网络为代表的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 缘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化, 大量反映新观念、新事物、新时尚、新思维的词语出现在汉英词汇中。汉英新词语的大量出现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广泛关注, 关于汉英新词语的论著不断涌现,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新世纪以来, 新词语的研究论著主要以汉语新词语为主, 有关英语新词语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 主要集中在对汉英新词语的产生途径、构词特征和发展趋势、理据性等语言本体的研究。
1 汉英新词语产生途径的研究
对汉英新词语, 特别是汉语新词语产生途径的研究比较多, 其中较为突出的如陈淑莹、黎昌抱《英汉新词语的产生途径与构词特点研究》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3) ;白解红、陈忠平《20世纪中期以来汉英新词语的来源及其语义认知机制》 (《外国语文》2011.10) 等, 都对汉英新词语的产生途径进行了详细地论述, 陈、黎认为汉英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大体相同, 只是在具体形式上存在着差异, 他们认为新词语的产生途径主要有:构词法、吸收外来词语和旧词新义法。构词法主要包括词缀法、复合法、类比法和缩略法;旧词新义法主要指词义的扩大、缩小与升格。白、陈对汉英新词语产生途径的描述与陈、黎基本相似, 不同的是白、陈认为网络新词语的大量出现亦是汉英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学者在毕业论文中对汉英新词语的产生途径也进行了详细描写, 如王桂灵《英汉新词语产生方式对比》[1];赵翠萍《英汉新词对比研究》[2]等, 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英新词语的产生途径进行了宏观的描述, 并对比分析了汉英新词语在产生途径方面的共性和差异。赵也采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汉英新词语的构词特征进行了分析, 认为复合法是两种语言中最活跃的构词方法。对于汉语新词语的产生途径概括的较好的主要有朱永锴、林伦伦的《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 (《语言文字应用》1999.2) ;张立群《现代汉语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及分类》 (《内蒙古电大学刊》2010.1) 等, 他们分别对汉语新词语的产生渠道进行了总结:新外来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旧词语的新义新用和方言词语的吸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学者对英汉网络新词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如赵永丰《英汉网络新词对比研究》[3];孔筱燕、杨廷君《英汉网络新词构词方式对比研究》 (《现代语文》2014.2) 等。
2 对汉英新词语构词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研究
陈淑莹、黎昌抱《英汉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和构词特点研究》;周秀苗《英汉新词语发展因素及构词特点共性探析》 (《白色学院学报》2007.2) 等探讨了英汉两种语言在新词语构成特点上的相似性:构词过程大量类比化、语言能指走向缩略化、词汇内部结构趋于短语化、符号所指多为单义化、语用过程口语化、表达方式委婉化、接受过程陌生化。张桂英《新词语构词特点初探》 (《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10) 认为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词语中多音节词、缩略语、复合词语的大量出现, 语素和词的再生能力的增强是现代汉语新词语构词过程的主要特征。对网络英语新词语构词特点研究较为突出的是高帆《网络英语新词语及其构词特点》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4.9) , 高认为新世纪以来英语网络新词语具有简洁随意、形象生动、创造力强、影响大、包容性大等特征[4]。
对汉英新词语发展趋势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多建立在对新词语产生原因、途径等共性研究基础之上, 如杨云、凌云《英汉新词语产生途径及前景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8.4) ;许移苇《英汉新词共性研究》[5]等, 其中杨、凌将英汉新词语的发展前景归纳为:更简单、更快捷。许则揭示了语言的发展趋势:语言趋同和语言融合。
3 汉英新词语理据性的研究
词的理据 (motivation) 指的是词义形成的可释性, 也就是用某一语言形式表示某一意义内容的原因或根据[6]。对英汉新词语理据性的比较分析主要从拟声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三个方面展开, 这方面研究比较突出的有郭佳、陈丽《词语的理据性与英汉新词语生成方式的对比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11) ;贾竑《基于理据分析的英汉新词语对比研究》 (《中国电力教育》2010.28) 等。蒋磊《英汉新词语理据分析与对比》主张结合英汉语的实际特点对理据进行分类, 并对英汉新词语的理据类型分别进行了对比分析, 认为新词语的理据与词的性质和词的语义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种语言的理据大小由其词汇中简单词、派生词、复合词数量的多少所决定[6]”, 和英语相比, 汉英的理据性更强。王进《英汉网络新词的形态理据性分析》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2.4) 认为词汇的理据性应包括语音理据、语义理据、形态理据及文字理据。尽管对词汇理据性类别的看法略有不同, 但王同样认为词的形态理据性在新词语的构成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王详细地分析了英汉网络新词语的生成规则及形态理据性, 并在此基础上对英汉两种语言构词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与以上学者研究角度不同的是蒋向勇、邵娟萍《从英汉新词语看语言理据观》 (《湖南社会科学》2013.5) , 蒋、邵主要探讨了新词语产生的认知理据, 认为很多新词语是转喻和隐喻两种认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4 结语
新世纪以来, 汉英新词语的大量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汉英词汇, 也使汉英词汇研究进入了新阶段。通过以上的总结, 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学术界对汉英新词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词语的产生途径、构词特征和发展趋势、理据性等本体方面, 研究方法以对比研究、比较研究为主,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首先, 缺乏对汉英新词语的系统性研究。以上研究多为对汉英新词语本体特征的简单描写, 对汉英新词语的宏观分析和整体把握不强, 如对汉英新词语的语义特征以及语言环境对新词语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著相对较少;其次, 新词语的研究仍然无法摆脱传统词汇研究方法的束缚, 且多以简单理论为基础, 研究方法、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尚需加强。
参考文献
[1]王桂灵.英汉新词语产生方式对比[D].中国海洋大学, 2008.
[2]赵翠萍.英汉新词对比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03.
[3]赵永丰.英汉网络新词对比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 2007.
[4]高帆.网络英语新词语及其构词特点[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04 (9) :550-552.
[5]许移苇.英汉新词共性研究[D].武汉大学, 2005.
20世纪以来丁鹤年研究综述 篇8
关键词：元诗,丁鹤年,丁鹤年研究
丁鹤年, 字亦鹤年, 一说字永庚, 号友鹤山人, 元末明初著名回族诗人, 有诗集传世, 但诗作仅存三百余首, 遗文仅《诗评一则》。身处元明易代之际, 他的诗歌诉说一位儒者悲怆而无奈、迫于形势极欲逃禅的矛盾心绪。明人赞丁氏为文有气节, 脍炙人口, 评论精当。到了清代, 丁氏颇受文人青睐, 为其立传的不如丁氏同时代的友人乌斯道、戴良所立之传全面、可信度高, 且简而短、多而散。全祖望奉他为一代文苑巨子, 顾嗣立歌其为元季“西北弟子”的“后劲”之秀, 评价精辟, 后世多作引经据典之用。自20世纪以来, 随着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品评尺度的变换, 对丁鹤年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 概之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20世纪初到80年代的丁鹤年研究
这一阶段丁鹤年研究并不是元诗研究的热点, 但是元末至明清以来丁鹤年是备受关注的。如戴良在《鹤年先生诗集序》中赞其道:“盖其措辞命意, 多出杜子美;而音节格调, 则又兼得我朝诸阁老之所长。”20世纪前期的几十年, 可能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 丁鹤年不大为研究者所提及, 文学著述也很少, 除了20年代陈垣先生在《元西域华化考》 (《国学季刊》1923年第二卷) 中评价“萨都剌而后, 回回教诗人首推丁鹤年”并辟有专章详考丁鹤年为回回教人、列举与之交游的僧人姓名及其著述外, 30年代吴梅《辽金元文学史》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40年代傅统先《中国回教史》 (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只是简单提到其生平经历。此外, 文献学方面的著作论文有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丁鹤年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印的《钞本丁鹤年诗集跋》等;1944年发表于钱业月报第12期的日本人厚田村萌《丁鹤年集考》文详意深, 实乃当时影响巨作。及至50年代初,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 (中华书出版社1951年版) 下册列丁鹤年家世和生平、忠孝诗人两小节并简述其生平。
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 这种局面有所改善。专著有丁生俊的《丁鹤年》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 这可谓是记载丁鹤年生平最为详尽的。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对丁鹤年的一生作了最细致的记录与叙说。丁生俊的另一著作《丁鹤年诗辑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 从整体来看注释详略有度, 兼有取优弃劣之工, 释词阐意详备妥帖, 校对存疑皆具, 不免为回族文学研究锦上添花。另外, 张迎胜、丁生俊主编的《回族古代文学史》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辟有专章谈丁鹤年的生平、诗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影响, 对后人研究丁鹤年有很大帮助。
这时期的论文逐渐增多, 研究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有穆德全《略谈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 (《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 它认为丁鹤年作为现实主义诗人, 诗作《送人归故园》就是忧国爱民、思乡怀亲和悯乱思治情怀的真实写照。丁生俊在《元末明初的回回诗人丁鹤年》 (《回族文学丛刊》1980年第1期) 中提到, 丁鹤年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抒写忧国忧民和怀念故乡之情。他的诗风如其为人, 严守前人格调, 但是诗稍于拘泥之中多显活泼清新之态。陈冬季在《略论元代回族诗人的创作成就》 (《西部学坛》1987年第3期) 中提及丁鹤年诗多反映了元明之际的社会现实和忠于元朝文人的苦闷、苦痛。他的那些短小精悍的题画诗饱蕴怀念故国、忧国忧民的感情。另有对丁鹤年诗作进行了简述的, 如祝注先《明代回族诗人丁鹤年》 (《湖北少数民族》1986年第2期) 、木子《明代回族诗人丁鹤年》 (《宁夏日报》1987第7-11期) 、众毫《丁鹤年》 (《宁夏日报》1980年第4期) 等。
二、20世纪90年代的丁鹤年研究
90年代, 丁鹤年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祝注先在《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评论道:“丁鹤年既可以说是元诗的后劲人物, 于明初诗坛也属特立突出的佼佼者。”[1]吴肃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对《丁鹤年集》这本古籍简要说明其版本流变、内容特色, 并交代丁鹤年诗对研究回族文学史及了解元代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杨镰先生的《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对丁鹤年作为由元入明, 在怀恋旧朝的同时对新朝是如何适应的基础上略作考论。张毅的《大漠来风———中华文学通览·元代卷》 (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版) 把丁鹤年生年记录在元代大事记简表中, 并用一段文字记载其生平。
这一时期丁鹤年研究的论文成果急剧增多。萧启庆《元明之际蒙古色目遗民》把丁鹤年归为温和型遗民, 即“元亡后仍心怀故国, 不肯出仕明朝。或隐于僧, 或隐于道, 或以诗、词、散曲、书画寄寓性情”[2]。唐骥的《试论丁鹤年诗》 (载《回族文学论丛》第一辑宁夏大学回族研究所1990年第2期) 结合丁鹤年的家世生平, 把他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表达的是忧国之痛与隐居遗民之情, 最后总结丁鹤年善于直接表达却含蓄蕴藉、对汉文化进行大量吸收的艺术风格。然而90年代初期, 更引人注目的是导夫先生对丁鹤年进行的系统研究, 他先后发表了《回族诗人丁鹤年诗歌导论之三》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怀念元廷的情感投射———丁鹤年诗歌导论之六》 (《宁夏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丁鹤年诗歌的辩证艺术》 (《回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 、《回族诗人丁鹤年诗歌的情感结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丁鹤年诗歌的主体思想倾向》 (《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 这些论文经修改整理, 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丁鹤年诗歌研究》一书, 我们依据《丁鹤年诗歌研究》一书介绍和评价他的研究。作者概述丁鹤年诗歌的思想内容, 认为其相当丰富而又复杂:“既有忧国忧民思想的吐露和抒发, 又有政治理论的受挫、破灭后愁苦的叹息;既有对统治阶级的深刻揭露、抨击, 又有对行将灭亡和已经灭亡的封建王朝的怀恋与回顾;既有对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处境的忧虑、同情, 又有对所谓太平之象的抒写和赞颂。”[3]
90年代丁鹤年研究取得的成果是丰硕喜人的, 从其规模与数量来说, 远远超越之前的任何时期, 并且与21世纪相比并不稍逊一筹。但就其相关的论著而言, 研究方法与理论稍嫌滞后。
三、21世纪以来对丁鹤年的研究和评价
这一时期由于学界对元代回族文学的关注度不断升温, 随之而来的对丁鹤年的关注和研究也以新见迭出的面貌问世。
21世纪初期陆续出版了几本有关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专著, 如吴建伟的《回回旧事类记》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高仁雄的《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张迎胜的《元代回族文学家》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朱昌和的《中国回族文学史》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和海正忠的《古今回族名人》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等是代表作。其中导夫先生的《丁鹤年诗歌研究》立足现实语境和历史关照, 对元末明初回族诗人丁鹤年其人其诗进行深入浅出而又多层面的研究, 新见与特色兼备。不可否认的是, 该著可谓是古代回族文学研究的新一力作。
关于丁鹤年生卒年的记载, 较早的有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上海市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 的公元1335至1424年之说;吴海林、李延沛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和周绍祖的《西域文化名人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等皆从谭先生之说;后来邓绍基、杨镰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的公元1335至1405年说;王颋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中《鹤零旧里———西域诗人丁鹤年传记考辨》的公元1334至1404年说;导夫先生的《丁鹤年诗歌研究》一书的卒年为公元1424年左右说。总之, 丁鹤年的卒年没有明确年限, 以上著述为学者研究丁鹤年卒年留下了无限的学术思考。
丁鹤年在元文学史上诗歌成就很高, 其人因其诗而闻名于世。诗歌创作的相关学位论文有张建芳的《元代回族作家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6月) 、郭兰英的《元末明初色目诗人丁鹤年及其诗歌创作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2011年3月) 和魏丽的《丁鹤年及其诗歌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6月) 。其中郭兰英运用文献学、民族学和心理学等方法,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丁鹤年家世生平和诗歌的版本流传、情感与特色作了全面而有益的探求与考究。另外两篇则是对丁鹤年诗歌进行具体研究的成果。丁鹤年诗歌研究在日趋开阔的视野的驱动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马在渊发表在《丝绸之路》2010年第14期的《从丁鹤年诗看回族人华化》通过丁鹤年的诗篇, 从家世与姓名考、儒化、佛老思想三方面考察回族对中华文化的接受, 以及回族文人身上兼有的伊儒文化特质。徐建成的《回回诗人丁鹤年与保国寺》 (《三江论坛》2009年第5期) 也与此相类。
综上可见, 元代西域作家异才辈出, 个逞英华, 丁鹤年身为最耀眼的诗人之一, 其关注度与日俱增。相关研究论文专著虽扩大了研究视野, 更新了研究方法, 但是还不够系统与全面。如考订丁鹤年卒年、墓址、交游、诗风、矛盾情思和大量书评等存在依旧重说、欠新意深度。然对史料的爬梳考辨及新史料的发现方面, 急需有识之士作历史厚度与理论深度的挖掘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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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片浅析 篇9
2010年中国国产故事片的产量达到526部, 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大关, 按照票房排名, 前十名分别为《让子弹飞》、《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2》、《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叶问2》、《赵氏孤儿》、《大兵小将》、《大笑江湖》、《山楂树之恋》、《锦衣卫》。2011年, 包括动画片、纪录片等在内的各类总产量为791部, 国产故事影片产量达到558部, 总票房突破130亿元, 名列前茅的国产电影有《金陵十三钗》、《龙门飞甲》《失恋33天》等。通过这两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名次中不难看出, 历史题材的电影占了半壁江山。
对比进口片票房和国产片票房, 可以发现:中国电影市场对科幻片高度认可, 然而, 国产科幻片不仅难产而且质量不高, 票房惨淡。
二、中国科幻片缺失的原因
(一) 宏观层面
1. 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度, 土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的劳作方式使人们被禁锢在土地上, 悠久的历史又使人安于现状, 内敛谦和、不易变通。如古语所讲“以不变应万变”;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历史短暂, 由于历史文化积淀不足, 他们能够自由地吸收外来文化, 思想也更加多元更加多元。不同于中国, 对于美国移民而言, 海洋是他们同外界沟通和生存的关键途径, 因此美国人与中国人相比, 具有更强烈的扩张性。他们秉承着没有足够的历史给养, 就必须向未知进发思想构建自己的文化。
2. 创作题材的差异
纵观中国电影史, 历史题材的电影占据了半壁江山。是我们深厚的历史文明给电影创作提供了足够的素材和给养, 同时也给导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 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逐渐形成了固有的模式, 然而一成不变的题材, 大同小异的情节结构, 很难达到“陌生化”【1】的境地, 也就无法实现科幻片带给观众的情理之中却又意料之外。
(二) 微观层面
1. 资金力量薄弱
《科技日报》主编尹传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科幻电影要发展, 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资金和技术的匮乏。”的确, 题材和内容决定了科幻电影制作的大成本, 尤其是前期制作, 开销上亿美元不足为奇。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同样也是科技强国。好莱坞科幻片极尽声光电学之能事, 以高科技为其强大支撑, 使得科幻片在视觉、听觉效果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凡达》, 它在让中国观众惊叹之余, 也让所有的电影人士自觉汗颜。今天的中国电影整体环境并不乐观, 大量电影非但不能赢利, 反而还要赔钱。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就先天不足, 几乎没有市场赢利先例的本土科幻电影, 就更难以引起投资商的兴趣。
2. 人才的缺乏
如果说资金因素属于科幻电影的“天灾”, 那么, 中国科幻电影自身某些弊端导致的“人祸”更应该引起电影人的注意。著名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中国科幻电影的窘状更多源自文学作品与导演、制片之间的脱节。
对比于好莱坞科幻片导演, 中国几乎找不到专门性的人才, 中国有喜剧片名导冯小刚;文艺片名导演陈凯歌;动作片大师吴宇森等等, 却唯独在科幻片的领域缺乏“从一而终”的导演班底。1989年冯小宁推出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大气层消失》之后, 转而拍摄其他类型的电影;尽管刘镇伟在其多部电影中杂糅了科幻元素, 但总体说来还是以其无厘头搞笑风格为主;《未来警察》导演王晶以喜剧起家, 拍摄科幻片也只是偶一为之。
那么, 如果继续深入分析, 就会发现, 中国编剧创作的剧本似乎也缺少了一些元素。那就是缺少科学前瞻性, 缺少人文关怀, 缺少哲学思考。首先, 我们很少可以做到在影片中准确体现当前科技的发展方向, 而在上世纪的《黑客帝国》中, 影片中连续几次出现利用网络寻找旅馆位置的镜头, 这分明就是谷歌地图, 而当时的Google其实还在襁褓之中, 也就是说, 《黑客帝国》提前十年语言了谷歌地图的出现。其次, 关于电影中的人文关怀, 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灾难片《2012》、《后天》, 都认真思索并推理着人类的未来, 并为之担忧。或许这是煽情的手段, 是商业化的途径, 但是这也是中国科幻片缺少的重要因素。最后, 中国最不缺乏的哲学, 也俨然成为了科幻片的短腿, 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哲学, 而是创作者没有认真思考和应用哲学。在《黑客帝国》中, 信奉佛教的人能在里面看到佛的说教, 信奉基督教的能感受到上帝的救赎。而我们拥有老庄, 拥有孔夫子, 拥有中华上下五千年, 却没有利用其中的优势, 发挥其作用。所以, 编剧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 既要达到受众的“定向期待视野”, 又要出其不意, 突破受众的“创新期待视野”【2】。
三、中国科幻片的崛起之路
(一) 呼唤“电影分级制”
从类型电影的角度来看, 中国电影存在着严重的“偏科”现象。“科幻片”、“歌舞片”等类型片奇缺, 历史题材的电影却扎堆上映, 因此, 文化政策的不自由, 只能导致文艺作品的畸形发展。美国的电影分级制既达到了保护青少年观众的目的, 又促使了电影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是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老少皆宜”的理想是空想, 只有认真分析受众市场, 正确应用“隐含的读者”【3】到电影创作中, 让它成为“隐含的观众”, 这样, 有针对性地创作才是取胜之道。1998年韩国实行电影分级制之后, 迅速的突破了低迷状态, 如今, 成为亚洲电影市场重镇。中国电影要想突破目前高票房之下的瓶颈状态, 必须实行分级制, 以求得电影文化的多元发展。
(二) 走特色化道路
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没必要完完全全按照国外科幻电影的模式和风格进行, 这样才能吸引眼球, 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剧情片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么科幻片可以借鉴剧情片的情节, 以情掩盖技术上的不足, 即扬长避短。中国的功夫片闻名世界, 那么在科幻片中也可以加入一些中国功夫的元素。当然, 这些都是元素而已, 真正的主干还是在于创新和技术, 视觉的冲击, 音乐的选择都是必须要注意的。
四、结语
中国电影是亚洲电影的代表, 它正以豪迈的步伐前进着, 在电影业迅速发展的今天,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经历了2010年和2011年“井喷”式的繁荣, 但繁荣背后并不是风平浪静, 我们依然临着诸多无法突破的瓶颈, 其中之一就是类型电影的严重“偏科”现象, 尤其表现在科幻片上。对此, 在认真梳理国产科幻片的发展历程和正视现状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积极地探寻其空白的原因, 并寻找有效的解决对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创作具有本土特色的科幻电影, 是中国从电影大国步入电影强国的行列的必经之路。
摘要：中国电影正在以强大势头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的类型片——武侠片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代名词。然而, 在经历了2010年和2011年的井喷式繁荣之后, 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在众多类型片中, 有一种类型片依然是中国电影的短腿, 那就是科幻片。中国科幻片无论在产量上还是在质量上, 都无疑是个弱者。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历史以及现状进行分析, 并且探究其缺失的原因, 为中国科幻电影寻找崛起之路, 这也是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要关口。
关键词：中国科幻片,缺失原因,崛起之路
参考文献
[1]、克里斯蒂安.黑尔曼:《世界科幻电影史》[M].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年.
[2]、郑军《科幻纵览》
[3]、吴振尘《论科幻片的类型定义》
[4]、钱才芙《<机器侠>:中国科幻片的中国化之思》
[5]、李守龙宋文广《从东西方思维的差异看中国科幻片的匮乏》
[6]、曾耀农《科幻影片探索之路》
[7]、高璐《浅析现代“科幻片”》
[8]、汪方华《极致为美》
二十世纪以来 篇10
自夏代末年起, 就已有了中国古代华夏人民与外族发生音乐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秦汉以来张骞通西域而带来的“丝路热”, 促进了西域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开始传入并已十分盛行, 一些西域传入的佛曲得到流传。许多西域音乐家来到中原, 他们在内地长期从事音乐舞蹈活动, 对传播丰富多采的西域乐舞作出很大的贡献。闫江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音乐交流研究》 (安徽大学, 2007年) 中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详细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情况, 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六个方面的特点, 并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交流的影响与意义。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开放的阶段, 中外音乐文化的双向性交流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丝绸之路”的作用使得中国与欧洲、日本等国也有了更加频繁的往来。当时的音乐文化吸收了国内各民族和中亚各国的音乐成分, 独特新颖的盛唐音乐又对世界各国, 尤其对亚洲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的交流情况可见王璟《小议隋唐时期的中外音乐交流》 (《史学月刊》, 2006年第8期) 、涂颖颖《试述隋唐时候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安徽文学》, 2008年第9期) 等文。
在陕西关中地区正式发掘的唐代壁画中有22座关于乐舞的壁画。在这些奏乐图中, 竖箜篌、琵琶是经常出现的乐器。梁勉的《从唐墓壁画中的竖箜篌谈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文博》, 2008年第5期) 一文就根据对竖箜篌的历史的追述、新疆出土的竖箜篌实物的分析、唐墓壁画中出现的竖箜篌图像的描述、分析来论述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
到了宋代, 中国的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移的方式在发展。元朝统一以后, 版图辽阔, 海上交通日益发达, 这样就更便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苏日娜在《试析元代的统一对音乐交流与发展的促进》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8年第2期) 中对蒙古族在元帝国时期创造了蒙古族音乐的辉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主要有三大方面:元朝在统一过程中对其他民族音乐精华的吸纳;蒙古统治者重视音乐的发展并设立专门机构来掌控音乐;元朝的对外经贸交流, 使蒙古族音乐得以广泛传播。
清朝后期, 帝国主义的大炮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的同时也开启了一扇窗, 使中国人得以窥见域外世界的新鲜图景。此时新式学堂的学堂乐歌以及“新音乐”的兴起, 使传统音乐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 新音乐、传统音乐三重样式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谢瑾《康熙时期西乐中传之思考》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3年第1期) 一文从康熙时期西乐中传的一系列首创性事件出发, 阐述了当时西乐传播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进而从政治、外交、历史主体等角度分析了当时西乐中传过程中出现重大进展与种种局限并存的原因。
近代,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推动力量, 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和一部分外籍音乐家的艺术活动。他们在中外音乐文化教育交融的创造性发展中迈出了新的步伐。吴少静、黄少枚的《近代福建对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兴盛》 (《人民音乐》, 2005年第6期) 一文在搜集各方面史料的基础上, 对1840年以来福建对外音乐交流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通过该篇文章可以从交流的角度初步了解近代福建音乐发展的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海外华人音乐文化寻源, 激发年青华裔母体文化意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增强华人文化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客观地看待福建省基督教音乐及其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自汉代佛教的传入开始, 中印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流。古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接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唐代, 中印之间的交流达到了一个高潮, 步入其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郭骅在《中印音乐交流索迹——秦腔音调与印度“拉格”音调的某些异同》 (《中国音乐》, 2007年第1期) 中对秦腔音乐中的某些音调和印度的一首维纳琴独奏音乐进行了比较, 认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和同源性, 并进一步认为印度的这首维纳琴独奏音乐源出中国古代秦地之音。李未醉则在《略论古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音乐交流》 (《人民音乐》, 2004年第10期) 中从古代中国音乐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音乐传入中国两方面表明了古代印尼音乐舞蹈具有高度发展的水平, 反映了中、印尼两国具有密切的政治关系, 是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中英音乐交流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外音乐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容给予中国音乐以重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李云《中英音乐交流的三个阶段 (1793—1949) 》 (福建师范大学, 2006年) 一文在史料的基础上, 着重从音乐交流的双向性出发, 对1793——1949年间中英音乐交流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研究。通过三个阶段的分别论述, 对中英音乐交流的漫长历程、丰富内容、主要影响等进行分别的讨论, 在理清中英音乐交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 进而认识了中英音乐交流的基本面貌及其在中英音乐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李未醉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如《简论古代中缅音乐文化交流》 (《交响》, 2003年第9期) 、《论古代中国与泰国的音乐交流》 (《人民音乐》, 2007年第1期) 、《论古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音乐交流》 (《交响》, 2008年第3期) 等,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章还有像李未醉、苏前忠《简论古代中越音乐交流》 (《交响》, 2002年第12期) , 李未醉、江艳《简论古代中国与朝鲜的音乐交流》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 , 纪维剑《浅谈古代中韩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人民音乐》, 2008年第7期) 等。
近年来, 还出现了像杨和平《从20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看“中西音乐关系”的问题》 (《乐府新声》, 2000年第3、4期) 及董焕玲《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外音乐交流》 (《中国音乐》, 2007年第4期) 等这类研究观点、研究角度较为新颖的文章。杨文认为探讨“中西音乐关系”问题应以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大文化发展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透过中国近现代史其它文化领域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关系”问题进行梳理、比照, 从而全面深刻地揭示近代以来, 音乐领域反映出的“中西关系”问题的独特存在方式、本质、价值体系和理论基础。董文则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 分析了音乐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这种跨文化交际形式对促进世界音乐文化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 21世纪以来的中外音乐交流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其研究内容、研究方式更为丰富多彩。研究中运用的新方法, 也使研究的成果更为多样化。但在其中也存在着的一些疑点与盲点, 仍需我们继续努力地挖掘新的史料使它得以更好地解决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陈艳霞.华乐西传法兰西[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8.
[3]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拉美：本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 篇11
从政治上看，拉美左翼执政国家大多陷入执政困境。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反对派联手弹劾下台，玻利维亚左翼执政联盟提出的修改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公投未获通过，墨西哥中期选举执政左翼政党失利，智利左翼执政联盟在市政选举丢失包括首都在内多个重要城市控制权。与此同时，右翼力量逐渐占据政治舞台中心。2015年12月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掌控了国会，阿根廷中右翼总统马克里上台执政，2016年7月秘鲁右翼领导人库琴斯基上台。“左下右上”成为本年度拉美政坛发生的最大变化。
这些变化只是拉美政治生态“向右转”的开始。“左、右翼钟摆式”的摆动规律在拉美依然有效。未来两年很可能是拉美过渡和动荡的两年，而未来四年甚至是八年内，右翼很可能会重新占据拉美政坛的主导地位。但无论左翼右翼，当前拉美各政府都面临着政治权威虚弱的困境，所以纷纷把搞经济、促民生作为执政要务。
从经济上看，拉美今年状况也不容乐观。第一，地区经济大国纷纷陷入困境，拉低了整个地区经济增长态势。
第二，拉美经济陷入了大面积、整体性衰退。传统上，拉美经济有一个“跷跷板规律”：要么是依赖美国的墨西哥等国经济好转，比如上个世纪末的1999?2000年；要么是依赖资源出口的巴西、阿根廷等国经济高速增长，比如本世纪的头十年。但是像2016年这样从南到北整体萎靡不振的局面在过去十几年是比较少见的。即便被认为是拉美经济发展“亮点”的环太平洋国家，如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也从原来的4%?5%下调到1%?2%。
第三，拉美国家经济复苏基础依然脆弱，易受外部冲击影响。比如巴西，从第二季度末开始，部分信息显示其经济衰退渐趋谷底，但特朗普的当选使巴西对明年的预期再次下调。
社会动荡是当前拉美各国所面临的另一个“乱局”。过去十年，拉美左翼政府利用高福利政策，培育了大量的新兴中产阶级。但是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在民生产品、政治诉求方面的新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反而成为了左翼政府的掘墓人。新兴中产阶级的愤怒和不满同时也引发了整个社会诉求和关注点的变化，比如说对腐败问题的重点关注。
另外一个导致社会生态变化的因素就是政治对抗。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有反对现政府的、反对社会不公的，还有要求提高工资、提高福利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诉求交织混杂。与此同时，拉美也进入社会思潮重塑的重要阶段，除了左右翼思潮对立外，还有整个社会对当前拉美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思考。
在外交方面，拉美则有不少亮点。其中有习近平主席对拉美地区的出访，有奥巴马对古巴的访问，这说明域外大国对拉美地区的关注在增加。但是另一方面，拉美地区还有很多的外交困局存在，如在左翼执政的十几年里获得巨大成就的拉美地区一体化面临诸多风险。今年对拉美外交冲击最大的则是特朗普的当选，因为选前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把宝押向了希拉里。受冲击最大的是墨西哥、古巴还有中美洲国家。墨西哥比索在短短三天内贬值15%，股市下跌了7%；古巴则担心美古关系缓和的步伐会出现停滞甚至逆转；中美洲国家担心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会把大量的中美洲移民遣送回来。智利、秘鲁这类与美国签有自贸协议和加入了TPP的国家则担心会被美国“甩到一边”。
在这种情况下，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着近十多年来的最大机遇。拉美的主要大国均没有能力主导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事务，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域外大国则释放出了孤立主义信号，在拉美还出现了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对中国的重视，显示很多拉美国家在国际环境及美国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将中国视为了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
那么，在拉美地区，中国该如何作为？
第一，应该继续推动中拉在经贸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中国现在是拉美几乎所有国家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拉美国家普遍对中拉贸易结构——拉美出口原材料产品换取中国的工业制成品的传统结构不太满意。中国应当继续推动贸易、投资、金融三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并进，确保中拉关系不走调、不变调。同时，拉美也是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最佳平台，因为与非洲相比，拉美的工业基础较好，且资源丰富、市场广大。
第二，要对过去十几年来对拉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自2008年中国发布首份《中国对拉美-加勒比政策文件》之后，中拉关系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次习主席访问后，中国将发布第二份对拉美政策白皮书，充分体现出在战略上对拉美地区的重视。
第三，要把现有的中拉合作从传统的双边合作转变为一个长期性的、机制性的、可持续性的合作，把中拉合作的成果确定下来，比如巩固和加强中拉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多渠道、多层次自贸安排等。
所以总体而言，中拉关系面临着历史发展机遇，中国外交在拉美大有可为，也应该有所作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二十世纪以来 篇12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历史
四大古国之一的中国, 它在文明史上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但是关于音乐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九千年前, 在这漫长的时期, 我国的音乐对世界的音乐文明有着巨大的意义。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音乐的作用, 将音乐当作礼乐文化的基础, 把它们当成朝廷的大事, 在许多文献中留有的音乐活动的传载, 为中国古代音乐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如二十四史里设有乐书、音乐志等专书专志。然而我国关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 这一学科的诞生是以叶伯和、郑觐文及王光祈等编撰的中国音乐史著作的出现为主要标志。在上世纪40年代时, 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已经在音乐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 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在音乐事业的发展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古代使得研究业发展起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
回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在这半世纪的前进历程见其分为两阶段进行研究:
(一) 前期:1949年到1977年的发展情况
最初, 新中国刚刚成立, 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 音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部分, 特别是有关音乐史的研究和民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 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支持、关注。我国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初成立了, 它是现今中国艺术研究音乐研究所的雏形。它以古代音乐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 同时开设各种陈列室, 包括中国乐器及古代音乐等陈列室。当时还进行了许多的实地调查研究, 象是对盲艺人阿炳的调查等, 这些调查为传统的音乐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对古代音乐史研究展开一条新的途径 (对文字、图谱、以及实物等) 。50年代后期, 由于一些政治活动的干扰, 包括左倾思潮、反右派以及大跃进等。当时情况下, 破旧立新等理论广为传播, 在以传统文化为前进道路上的阻碍的影响下, 让有关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不被重视。之后,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 因为古代音乐属于四旧中的封, 所以, 在一开始就被严重扫荡, 使其受到最严酷的冲击, 研究被停止, 专家们也遭受迫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期, 考古工作的恢复, 音乐考古复苏, 才使得音乐史的研究在这严酷的条件下取得些许可贵的成绩。
(二) 1978年至今的后期发展状况
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后, 良好的学风 (实事求是) 已经开始慢慢恢复, 同时改革开放也迎来了一个全新时期, 即我国建设四个现代化时期。在这一时期, 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同时开阔了研究者的思维、眼界, 让古代音乐的研究进入发展繁盛时期。
1. 研究的领域、范围的扩大
这一时期, 对于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深入、广泛。在编撰同时研究方面、断代专题研究以及总结整理史料等多个方面都取得良好的进展。从时间说, 从古到今;从空间说, 从中原到边远地区…所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研究者的深入关注与探讨。比如, 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论述古代音乐的美学思想发展专著《中国音乐美学史》, 这是由蔡仲德于1995年1月所著。
2. 研究多样化的材料及方法
在重视传统资料的基础上, 以注意吸收考古中发现的各种实物及图像的材料, 同时, 要重视收集传统音乐的活材料, 来古代音乐的研究。在这一阶段, 我们在建设古代音乐史的史料上也迈出很大的一步, 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前12个省市卷里, 涵盖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零散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这给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同时通过民间音乐的实地调查, 收录每个地方每个民族的民间传统音乐, 积累了大量的活史料, 这也为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学做了贡献。而这些音乐史料由于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 检索更为方便快捷了, 便于研究者收集史料。现今, 研究者想要一套电子版的四库全书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关于研究音乐史的方法也比以往更加多样化, 其方法中也渗透了其他的学科, 而且对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 如音乐考古借鉴考古学中的研究方法并进行深化等。正因为这样借鉴, 使得音乐的研究趋向学术发展。音乐文学史的研究就是音乐史学和文学史结合的研究。音乐史学的研究有意识的将其与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等学科密切相连。音乐史学的研究也因此得到赢得发展促进。
3. 引进新方法使研究越来越细化
音乐史学在越来越细化的研究下, 分解成独立的分支学科 (古代韵律研究、音乐考古研究、琴乐研究等) , 使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尤其是音乐考古方面的研究, 在50年代, 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的论文与杨荫浏关于信阳长台关出土编钟的研究等, 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文革之后, 音乐考古这一学科再次大放光彩。其实, 各分支学科之间也有融合, 比如对鼓起琴谱的研究就结合了古谱学研究。学科的细分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过程, 同时它需要更多新领域的建立, 并加强相互交流。总的来说, 音乐史学研究也必须在细化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 其实学术就是在着细化、综合的过程中前进的。
4. 音乐史学的理论建设
在音乐史学研究中, 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和音乐史学概论的著述是对其自身的观察、思考的结果。其主要代表有郑锦扬的《中国音乐史学史论》、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其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总结, 也有发表, 如在八十年代初, 黄祥鹏发表的《传统是一条河流》等有关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得到大家的认可, 引起反响、关注。
5. 显著的研究成果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 音乐史的领军人物有杨荫浏、李纯一等, 尽管如此, 在音乐史学研究上, 还是受到限制, 能够发表的论著不是很多。1982年出版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 是他在音乐研究史上的重大结晶, 同时也是80年代之前音乐史学研究的总结。在80年代以后, 音乐史学研究论著发表逐渐增多, 标志音乐史学的研究逐渐走进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人民音乐》, 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的《音乐研究》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音乐学》等学刊杂志也逐渐成长起来, 同时, 受到业界好评, 推动音乐史学研究的前进。
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
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进行音乐史学研究工作的前提, 史料即史学的信息与资料。音乐史料是由文献、音乐材料与实物史料 (考古发现的音乐实物、图像、材料等) 两部分组成的, 其研究工作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献材料、音响材料以及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其中包括抢救采集文献材料和音响材料及文献目录的编撰。
2.古代音乐文献的考订、打印及整理。这是研究古代音乐史的主要凭证。包括古书的校笺考订及古文献的整理校注。
3.文献注译本的出版、普及。
四、结语
为了更好继承、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 就需要对古代音乐发展历程进行研究, 以便我们应更好总结经验、教训, 提升对中国传统音乐宝贵价值的认识。
摘要：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 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就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历史进行论述, 回顾半世纪以来中国古代音乐的前进历程, 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音乐史学,发展,研究
参考文献
[1]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J].中国音乐学, 199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