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精选12篇）

改革开放以来 篇1

摘要：农业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 而农业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土地问题, 如何解决我国农业中的土地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出现的问题入手,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历程和成效

1. 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历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进行的变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 在违返当时的国家政策, 冒着做监狱的危险, 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承包制度, 正式拉开了农村土地政策变革的序幕。1979年9月28日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0年9月27日,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这两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优点, 之后全国各地迅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 下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号文件”, 1983年1月2日下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号文件”明确肯定家庭联产承包制, 且长期不变, 并于1984年1月1日下发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号文件”, 延长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 和对于在荒山、荒沙、荒滩种草种树, 执行谁种谁有, 长期不变, 可以继承, 可以折价转让的等各项政策。1985年1月1日, 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号文件”和1986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出台了“1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充分肯定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 对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进行了必要补充。1986年6月25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其中第十四条和十五条对土地的承包经营进行明确的规定, 这也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肯定。1993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 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的范畴, 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而固定下来。1998年8月29日, 通过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一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将党的土地政策上升为法律, 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特别是从2004年至2010年的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分别从完善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等制度的不同角度和方面, 抓住了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紧迫问题,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 促进人民生活奔小康。

2. 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的成效

改革开放30年来,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集体经济中的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 还有农民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积极性得到调动, 也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 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也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的执政建设,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二、当前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土地产权不明确

在我国在国家政策上, 虽然在土地承包经营使用农村土地方面上, 实现了“两权分离”, 也明确规定农村的耕地归“集体所有”, 但是对“集体”的概念却界定不清楚。我国立法角度上对“集体”的概念也不统一, 比如在《民法通则》和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上, 两者对土地的产权权属均有不同的规定, 前者规定农村土地产权归村行政组织所有, 后者则规定归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所有, 在我国立法和法律规定上依然存在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的问题, 从而最终造成对土地管理的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现象, 近而影响了我国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和投入的积极性。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在集体土地产权上解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最终导致现实中经常出现损害农民权益的事情, 充分表现了以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在客观环境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要求。

2. 土地流转制度不建全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确, 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等都有可能成为土地的所有权主体, 最终会因为谁是权力主体而产生纷争, 最终导致了土地流转和农业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和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最近几年经常出现一些因企业要流转土地, 进行投资形成规模化发展, 在进行土地流转里, 就出现了村民个人和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在土地产权上及土地收益上出了纷争, 同时也造成了谁多基层干部, 钻了法律和土地产权不明晰的空间, 进行贪污受贿, 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另外一个方面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实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出现了土地被分散到每家每户, 一直是分散经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 农村的一些青年壮劳力进城务工, 不愿意在回农村, 务农种地, 在农村务农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不足, 同时出了一些小的流转, 比如让亲戚朋友种, 收到取一些合理的费用, 只是在形式出流转, 但是在面积上没有形成规模化发展, 换、转、包等形式的流转多为农户私下进行, 没有规范的手续, 最终也是限制了流程的发展。从国家政策方面, 根据我国的社保体系不完善, 不能全面的覆盖的实际情况,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部分农民, 不愿意把自己的小部分土地进行流转, 因为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认为土地是获得最好的生活物质保障, 近而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化。还有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肯定会出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基层组, 就充当中介的组织, 但是我国现在土地流转上面没有规范化和法律依据, 就出现了在在利益的驱使下操纵土地流转, 强行、强迫租用农户的土地, 与农民争夺利益, 也充分的体现了我国的在土地流转的方面中介组织发展缓慢, 没有形成规范化。

三、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途径

1.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 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非常不利。所以在我国立法上和法律规定上给农村土地产权要有一个规范化的定义,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产权的完整性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以形成动力的机制和作用, 具有激励动机、鼓励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保障。从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 国家在土地宏观调控方面, 只有把产权主体明确, 才能实现资源优化的配置, 才能提高我国农村土地的高效率的利用, 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有效的防止因土地产权不明确, 造成的基层干部的不法操作, 进行贪污受贿, 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所以在完善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 必需要明确土地产权主体, 从根本上解决因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等因素而引起的土地权属争议等问题, 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2.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我国要加强社保体系的全部覆盖, 让一些农民改变土地是唯一的生活保障的想法, 让他们积极的响应土地流转的制度, 让他们生活有更好的保障, 同时要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的建设, 从机构组织上、运行机制上都要有一个良好的运转, 还有国家加快建立有关土地流转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 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 要出台一些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以便于更的保障和监督土地流转的运转, 让基层干部必须坚持依法流转, 做到有法可依;强化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 让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等基层工作人员做到按照国家法律规章制度行事。根据我国土地流转市场的现状, 建立合理更加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切实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还有每个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的不同地理坏境和人文环境, 要根据自身地区的实际情况, 以宏观调控为原则, 以经济市场为导向, 农村土地和农业经济发展为目标, 综合本地区的各方面因素, 处理和协调好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更好处理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

四、小结

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 农民问题是我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如果想解决农民问题, 就要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只有解决好我国的农村土地问题, 才能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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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新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J].人民论坛:中旬刊, 2013, (9) :216-217.

改革开放以来 篇2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个个年头，家乡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些年头，但是从父母长辈那里经常能听到过去旧社会的状况。1.土地制度改革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土地使用的重大变革，农民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锅饭”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吃小灶”，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过去吃不饱到如今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2.农业税收改革

中央取消了农民包括土地税在内的各种税收，而且还给种粮的农民补贴。这是中国农业税制的历史性巨大变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某个角度讲，农民可以把省下的钱用于农业再投入，形成良性循环。3.农村医保实施

农民的医疗保险得以实现，基本解决了多年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两句民谣道出了农民看病的困惑：“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村实行医疗保障制度，一直困扰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农民鼓与呼。

4.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农民的物质需求趋于高档化。30年前，农民盼望的是“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30年后的今天，原来的“三大件”基本作古，取而代之的是“五大件”，彩电、冰箱、空调、电脑和手机。过去这些高档商品对农民来说是梦想，而如今梦想变成了现实。5.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家经济不发达，教育自然也就不能跟上，学校不仅规模很小而且师资水平也差。一个班有四十多个人，教室里只有4盏日光灯，一块木头黑板，剩下只有课桌椅了。操场都是用土铺成的，跑道是用煤渣儿铺成的。跑步时，不小心摔倒后，两个膝盖准会摔破。操场晴天还可以用，要是下了雨，操场就变成了水塘，一两个星期都没法用。现在，我们的校园里不仅有明亮的教室，还有宽阔平坦的塑胶操场和植物园。教室里除了桌椅、黑板外还有16盏日光灯，一台空调，四台电扇，新安装的多媒体电脑。为教师的教课带来极大的方便。6.更加追求精神享受

随着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进步，他们也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了。这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是不敢想象的。固然目前农村里的人们并不能都像城里人那样以出国旅游来作为自己的休闲方式，但是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踩高跷、扭秧歌等，这些娱乐方式丰富了农村人民的娱乐生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市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整体突破，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城乡面貌变化巨大，民生改善步伐加快，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开创了全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我们作为祖国的骨干力量，应当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奋力拼搏，努力开创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摘录 篇3

重大决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会议重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重要意义：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

重大决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会议重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重要意义：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30日）

重大决定：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

会议重点：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

重要意义：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14日）

重大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会议重点：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政策方向。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重要意义：制定市场经济基本框架。

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14日）

重大决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会议重点：全会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重要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14日）

重大决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

会议重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重要意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9～12日）

重大决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会议重点：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回良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研究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问题。

重要意义：推进农村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9～12日）

重大决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会议重点：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主要包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个体制的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建设制度的改革。

重要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以来 篇4

关键词：改革开放,奥运会,竞技格局

时间像尘埃, 日积月累, 30年已经形成一个足以仰望的高度。自1979年10月25日,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 做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这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示和事件之一, 中国体育发先声、开先河, 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遣队。回顾30年来的奥运历程, 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对手不约而同地把奥运当成了一个舞台, 而奥运会重在同一规则下的实力竞赛,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超越体育, 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实力的符号。研究各国特别是第一、二集团国家的竞技体育的水平、特点和动态变化, 客观界定目前我国在世界体坛的位置, 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 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对策, 中国体育山外有山, 任重而道远。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第23-29届奥运会参赛各国情况及获奖统计。

1.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归纳法。

1.3 操作定义及说明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 夺取奥运奖牌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使得世界体坛的竞技格局出现了多极化的端倪。为了表征当代世界体坛竞技格局的总体态势, 并便于对各国实力的动态变化进行客观分析, 为便于研究, 将在历届奥运会期间发生分裂的国家以其主流国家为代表, 如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3大集团;将在历届奥运会期间合并的国家按新的国家名称统计, 如德国。然后, 借鉴测量与评价理论之方法, 按照目前对世界体坛竞技格局划分为3类集团的共识, 对各国竞技实力进行分析评价, 由于第三竞争集团国家的竞争能力和效益较为低下, 故本文对其不作重点探讨。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体育发展变迁史

回首30年的中国体育, 可以看出一个艰难曲折的攀登过程, 然后才有“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在这30年间, 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跻身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三甲, 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 中国体育实现了大突破、大发展。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 是改革开放的缩影, 记录了一个古老的民族融入浩荡世界潮流的坚实足迹。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许多年里, 发展体育运动, 无非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 这是很单纯的目标, 但国门敞开之后, 中国体育肩负起了振奋民族精神和提升民族形象的任务。中国女排在上世纪80年代的崛起, 让物质生活相对清贫的中国人感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 并因此树立了更大的信心。在一个体育造就英雄的时代, 聂卫平以一己之力, 突破日本“超一流”棋手的围堵, 成为纹枰之上的“圣人”, 这是体育创造的人间神话,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30年, 能像中国这般风生水起, 如歌如泣。肩负民族重任是一种荣耀, 也是一种压力, 荷戟前行的中国体育需要逐渐的完成一个解脱。经过三十年物质财富的积累, 国人已经养成了宠辱不惊的大国民心态, 我们不会再把中国足球的失败视为国家的灾难, 也不会把姚明的成功看作民族的荣耀。中国体育经过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开始再次关注个体的发展, 体育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的解放。

2.2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奥运轨迹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个人项目比赛中, 以566环夺得该届奥运会首枚金牌, 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及奖牌“零的突破”, 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而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荣获51枚金牌, 位居金牌榜之首。业已实现了困扰中国的三大问题“何时参加第一届奥运会?何时获得第一枚奥运奖牌?何时举办一届奥运会?”。回顾30年来的历程, 有许海峰的第一金, 也有2008年奥运会上杜丽的失与得;有打破3次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朱建华, 也有20多年后的世界飞人刘翔的滑铁卢;有中国女排的5连冠, 也有职业化改革以来冲不出亚洲的中国足球。我们无法脱离社会风貌的变更, 去看待任何一个领域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 奥运会共举行了8届, 参赛人数每届都在继增, 奖牌数也每届继增。中国自1979年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后, 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参加了7届夏季奥运会 (见表1) , 共获得金牌163枚、银牌117枚和铜牌106枚, 奖牌总数达到了386枚。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首战告捷、第24届奥运会汉城遇挫、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重塑辉煌、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稳定发挥、第27届悉尼奥运会首入探花、第28届雅典奥运会晋级榜眼、第29届北京奥运会高中状元, 为中国奥运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奥运会记载着中国选手的奋斗历程, 也为中国竞技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宏大的舞台和广阔的空间。

2.3 第23-29届奥运会世界竞技格局的总体态势 (表2、表3)

30年的奥运历程中, 共经历了8届奥运会, 当今世界体坛的竞技格局从总体上看极不平衡。伴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 各国的竞技实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世界竞技格局总体态势演变为由个别国家垄断到遍地开花的分散, 获金、奖牌国家个数逐届增加, 金奖牌越来越分散。1981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对职业运动员的解禁前, 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以专业运动员身份长期垄断了奥运会的霸主地位;前苏联抵制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美国从此成为奥运会的新霸主。不过, 美国真正独霸体坛的局面是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 而俄罗斯退居老二, 德国位居第三;从许海峰获得奥运会第1枚金牌到悉尼奥运会的第80枚奥运金牌, 中国军团获得奖牌榜第3名的位置, 从而实现了中国军团跃居第一集团的位置, 雅典奥运会中国军团再跃一步, 以32枚金牌、63枚奖牌跃居第2名, 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以51金跃居奥运金牌榜首, 从而实现了中国军团的三级跳, 也是世界体育格局的又一次变革, 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2.4 第23-29届奥运会世界竞技格局发展态势

第23届奥运会由唯一申请城市美国洛杉矶承办, 此届奥运会也是自1896年奥运会创办以来首次由民间承办的运动会, 既无政府补贴, 又不能增加纳税人负担, 加之美国法律还禁止发行彩票, 一切资金就都得自行筹措, 使本届奥运会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冲击, 使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遗憾的是洛杉矶奥运会受到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抵制”, 竞赛水平大打折扣。东道主美国获得了自参加奥运会后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奖牌, 罗马尼亚也取得了历史上第二的好名次, 联邦德国位居第三。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金牌及奖牌“零的突破”, 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 (表4) 。

第24届奥运会是80年代以来第1次没有大国抵制的奥运会, 由于苏联、民主德国及东欧等国家都参加了本届奥运会, 故竞技水平、竞争强度和激烈程度是空前的。从统计数据来看, 第一集团国家优势非常明显, 三大国家竞争集团间差距显著, 但美国在与德国军团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苏联、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了竞技体育体制的优势取得了巨大成功。韩国充分利用东道主之利,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第24届奥运会上实现了奖牌翻番, 奖牌榜上跃至第4位 (本应第5位, 因本文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成绩合并统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成绩欠佳、兵败汉城 (表5) 。

第25届奥运会是在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发生政治剧变后召开的首届奥运会。民主德国并入西德因其原有的竞技体育体制完全摒弃, 2+4不仅未等于1反而名次滑落至第3位, 苏联集团虽已解体, 但原有社会主义体育体制的强大惯性, 使得独联体仍然位居榜首, 美国充分利用了东欧集团因政治剧变而引发的竞技体育滑坡的有利时机, 得分直逼独联体。同样, 中国、古巴两国一方面抓住了东欧剧变的历史机遇,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社会主义能集中人、财、物力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迅速强大了起来 (表6) 。

第26届奥运会是现代奥运的百年庆典, 世界体坛也伴随政治多极化态势进入了奖牌多极分流的战国时代。进入三大竞争集团的国家数明显增加, 虽然美国利用东道主和独联体国家单独参赛的两大有利条件, 终于超越俄罗斯, 成为竞技体坛新霸主。但如果将分裂后的原苏联各国仍按原苏联进行统计, 其总分仍然稍优于美国, 说明原苏联集团虽然由于体制变迁, 导致其竞技体育总体实力有所下降, 但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长期积累的优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另外, 德国军团的竞争实力江河日下, 从趋势上看, 它很难稳固地保留在第一集团行列, 中国的竞争实力稳固上升, 已逼近德国, 但与第二集团内的一些国家差距仍然较小, 在未来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表7) 。

第27届奥运会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届奥运会, 世界竞技体育加速发展, 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奥运会成绩和排名, 对竞技体育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增多, 并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国家对竞技体育的管理和支持;运动训练和竞赛中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 体育竞赛内容和形式趋向系列、多样, 竞技体育职业化、商业化进程加快;世界竞技体育格局发生较大变化, 形成美国、俄罗斯两强争霸, 中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间差距日益缩小、实力更为接近、竞争更为激烈的局面, 中美俄“三国演义”的国际体坛新格局初步形成 (表8) 。

第28届奥运会荣归故里, 回到了阔别108年的故乡希腊, 在见证了百年奥运的繁荣与世界体坛新格局的诞生后, 使人类在古奥林匹亚体育场重温古代奥运会的神圣和辉煌。在竞争激烈的本届奥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上升到32枚, 首次超越俄罗斯而位居次席, 在奥运会上延续了12年的“美俄争霸”戛然而止, “三国演义”之势更趋明显。本届奥运会上亚洲运动员的表现被认为非常显著, 中国队奖牌榜名列榜眼, 日本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而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在雅典奥运会上也有着很可观的收获 (表9) 。

第29届奥运会属于同一个世界的同一个梦想, 贯穿了三大奥运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本届奥运会中国取得突破, 英国出现复苏, 美国遭遇挑战, 俄罗斯表现欠佳, 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分享奥运奖牌, 世界体坛格局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变化。各国体育的整体实力更趋于平均, 奥林匹克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得到更好的推动和普及, 世界体育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继续发展。让体育回归游戏的本质, 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的多元功能, 重视发挥竞技体育推动和普及群众体育的作用, 增强全民参与体育的意识, 提升体育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保持奥林匹克的游戏本色, 也就是保持人性的本色 (表10) 。

3 结论

第23-29届奥运会的竞技格局是极不平衡的, 但随着东欧剧变, 世界体坛的奥运竞技格局正在悄然变化, 第一、二集团的差距呈缩小趋势, 三强遥遥领先的局面正逐步被打破, 其优势地位有所减弱。

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对手不约而同地把奥运当成了一个舞台, 而奥运会重在同一规则下的实力竞赛,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超越体育, 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实力的符号。奥运会东道主借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竞争实力明显增强。

30年的改革开放, 必须正确看待中国在世界体坛的位置, 中国竞技体育经过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就此而言, 中国体育山外有山, 任重道远。

30年的奥运历程, 奖牌越来越分散, 各国的竞技差距越来越小, 体育回归到游戏的本质, 保持奥林匹克的游戏本色, 体育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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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 篇5

转眼之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早已有了32个年头了。在这32年当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不错，要是没有当初的邓小平一声令下喊出来改革开放的口号，谁又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建立了以珠海为中心的经济特区，使工业规模显著扩大，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所有制结构日益完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形成了行业分类广泛、技术含量较高、外向度突出的工业格局。按照近几年统计显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6.97亿元，比1978年增长8.1倍,平均每年递增11.7%增长.改革开放不仅仅使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得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发展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工建运商服综合经营的新局面。农民们的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畜牧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容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工业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

中国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可以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的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自从2001年中国申请加入WTO组织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紧接着就是2001年中国的申奥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萨马兰奇雄浑的宣告声中只有一个名字：BEIJING!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也是世界给中国最大的肯定。之后神州五号，六号乃至七号的升天，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都证明了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面还是在科技上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中国不再是停留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吃的方面，人们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人们饮食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并趋于优化。我国商品早已告别短缺，进入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吃粮凭供应，副食要票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总量增加，在质量上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穿的方面，人们穿着向“成衣化”、“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活中人们印象最深刻、最直观、最生动的变化莫过于衣着服饰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服装主要以“灰白”、“军绿”为格调，样式陈旧。可如今，人们穿着成衣化大大提高，衣着讲究美观、舒适，款式繁多且变化快。以往注重服饰厚实耐穿的观念，遂嬗变为追求衣著新颖雅观，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妇女日就华丽。黄金项链、脚手镯，以至袒肩露胸的上衣和超短裙，已在部分青年女子身上出现。

住的方面，住房成套率明显提高，居室环境大为改善。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住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一批“安居房”、“解困房”和居民小区相继建成，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甚至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洋楼或者是别墅形式的楼房。

居民日常耐用消费品由“实用型”向“享受型”方向发展。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个在六、七十年代曾代表富有标志的“老三件”，曾经是多少人的向往和梦寐以求，并且成为人们追求的奢侈品，时过境迁，居民家庭的耐用品演绎了两次更新换代。

最后，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国民的寿命的提高和改革开放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八任市长 篇6

在任时间：1979.3～1980.11（1978年起，杨尚昆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和广州市革委会主任等职。1981年9月广州市革委会恢复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1907年8月生，重庆潼南人，18岁从成都高师毕业，1926年初入党。在任上，亲自出面和李嘉诚洽谈，并成立羊城公司，派一名副市长任经理，另两名副市长去菲律宾、泰国考察。不久新中国大酒店、白天鹅宾馆和花园酒店相继开工兴建，为后来的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事业创造了条件，而且容纳了许多就业人口。这期间，广州提出要建设“以轻工业为主，原料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梁灵光

任职时间：1981.9～1983.4（1980年11月起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广东省省长）

1916年11月生，福建永春人，1940年8月入党，高中学历。在任上，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减少流通环节，放开市场，改革外贸体制，狠抓市政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任广东省省长期间，主管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创办工作，并提出“珠江三角洲”概念，人称“珠江三角洲”之父。

叶选平

任职时间：1983.4～1985.8（1983.4～1983.7任代市长）

1924年11月生，广东梅县人，汉族，1945年9月入党，毕业于延安自然科学院。在任上，1984年广州被列为我国14个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地方权限扩大，得到了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这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得以批准兴建。得益于他处处事事都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广州的各项事业发展均取得了扎实、长足进步。他在广东工作期间始终恪守一个信条：任何经济活动都要尊重价值规律，任何改革措施的选择都要有尺度，要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

朱森林

任职时间：1985.8～1988.6（1985.8～1986.3任代市长）

1930年10月生，上海川沙人，汉族，1952年7月入党a，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任上，1987年广州举办了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树立了广州对外良好形象，也为日后举办九运会和亚运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杨资元

任职时间：1988.6～1990.6

1928年2月生，广东梅县人，汉族，1953年12月入党，毕业于中山大学。在任上，他力促广州首批私营业主出国考察，开创全国先河。

黎子流

任职时间：1990.6～1996.8（1990.6～1991.3任代市长）

1932年2月生，广东顺德人，汉族，1953年4月入党，初中学历。在任上，他注重实干，加大引进外资力度，仅“八五”期间广州实际引进外资110亿美元；全面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广州市容市貌焕然一新，珠江亮化工程至今让市民为之称道。他还力主开工修建地铁，至今广州地铁的运营里程仍居内地城市前三位。1992年，他提出将广州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思路。1993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广州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在任上，新机场筹建，珠钢立项，环城高速和内环路规划建设。

林树森

任职时间：1996.8～2003.2（1996.8～1997.3任代市长）

1946年12月生，广东省汕头市人，汉族，1981年12月入党，毕业于广东工学院。在任上，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保持这座曾经受到严峻挑战城市的先进性，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广州这几年拼命地干，终于把身为中心城市的枢纽性设施都保住了”。在任期间，广东省提出广州城市面貌要“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变”的发展要求。全国九运会得以举办，地铁一号线全线正式开通运营，内环路贯通，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完成，南沙大开发和大学城建设正式启动。除此之外，以汽车为代表的广州工业和国有企业群体也大大地复兴了。

张广宁

任职时间：2003.2～至今（2003.2～2003.3任代市长）

改革开放以来 篇7

一、粮食生产变动及其特征

(一)粮食生产总量特征

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营体制改革等重大政策措施,增强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使过去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1978年粮食总产量30 477万吨,1996年超过50 000万吨,其中1998年的51 230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1)。连续多年粮食丰收引起结构性、区域性供给过剩,导致种粮效益下降,农民种植积极性受挫;加之农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出台,粮食产量逐年递减。2004年及以后几年,在政策驱动、市场拉动和工作推动的综合作用下,粮食生产恢复性增长。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了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1.粮食产量增长根源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

粮食产量增长依赖于生产要素供给推动,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与基于技术变化的要素生产率提高,构成了粮食生产能力增长的源泉。但不同阶段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排序存在明显差异。(1)1978-1991年各要素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依次为农机总动力、科技进步、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2),说明该阶段农机总动力增加和科技进步水平提升对促进粮食产量增长更为重要。(2)1992-1998年各要素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依次为农机总动力、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科技进步,说明该阶段农机总动力和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对促进粮食产量增长作用显著。(3)1999-2006年各要素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依次为农机总动力、科技进步、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粮食播种面积,说明该阶段农机总动力和科技进步水平提升减缓了粮食产量下降幅度,粮食播种面积贡献率为负,表明其是造成该阶段粮食减产的最主要原因。可见每个阶段粮食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化都起到了催化剂作用(3)。

2.粮食产量在波动中循环增长

(1)古典波动。除了1980-1984年持续增长及1999-2001年连续减产,其他时期粮食产量增产或减少没有连续超过两年的,基本是短期粮食增长后就出现产量下滑或短期减产后就回升,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符合古典型波动特征。(2)频率增强。1978-2006年我国粮食生产可划分为9个波动周期(4),从波长上看平均3.1年一个周期。1992年之前波动周期平均约4年,这之后平均2.8年发生一次,可见近年来频度有所加强,尤其第八个周期即2002-2003年仅2年。(3)低幅振荡。从变异率看,最高波动幅度是第Ⅱ和Ⅶ周期,超过13%,其他周期波动幅度都在10%以内,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4)间歇增长。以0.5亿吨为标准,我国粮食生产先后跨越4个台阶:1978-1982年粮食产量从3亿吨跨到3.5亿吨用了4年;1982-1984年粮食产量从3.5亿吨跨到4亿吨用了2年;1984-1993年粮食产量从4亿吨跨到4.5亿吨用了9年;1993-1996年粮食产量从4.5亿吨跨到5亿吨用了3年。粮食产量变动经历了一个“W”形轨迹,多次登上台阶后又经历一个下挫过程。

3.粮食价格波动大于产量波动幅度

粮食产量波动对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形成较大压力,市场价格波动则使产量进一步波动。我国粮食商品率不高,约50%上下(2006年除外,商品率猛增到64.5%)(5),粮食市场容量相对于粮食总产量来说很小,总产量的小幅振荡可能会对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产生巨大的压力。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比产量波动幅度要大,如1995年粮食产量增加了4.8%,而粮食价格则上涨了22.4%(6)。从周期波动幅度和波长来看,1987-2006年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最大为52.6%,最小2.36%,平均为18.7%;粮食产量最大波动幅度9.7%,最小为0.1%,平均3.8%。这从侧面印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信息已对我国粮食生产发挥了明显调节作用,粮食波动在整体上受制于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粮食品种生产特征

在我国粮食总产量中,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四大品种的产量所占比重合计超过85%,甚至有些年份高居90%。这四大主要品种对于整个粮食生产具有决定性影响。在粮食总体安全形势下,品种结构矛盾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矛盾。

1.玉米小麦是粮食增长主力

主要粮食品种在粮食总产量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小麦从17.7%增加到21%,小麦总产量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单产,两者相关系数为0.94。饲用粮食需求扩张和种植效益提高拉动了国内玉米生产稳定发展,相对地位从18.4%增到29.2%。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s)计算粮食总产和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产量的相关关系,系数分别为0.85、0.92、0.94和0.88,证实了玉米小麦产量增加与粮食总产量关系密切。

2.稻谷生产相对平稳

表1显示了四种粮食生产波动周期,稻谷经过了7个周期,平均长度4年/周期,最大波动幅度0.47%,平均波动系数为0.33%;小麦经过了8个周期,平均长度为3.5年/周期,最大波动幅度1%,平均波动系数为0.7%;玉米经过了9个周期,平均长度为3.3年/周期,最大波动幅度1.15%,平均波动系数为0.73%;大豆经过了10个周期,平均长度为2.7年/周期,最大波动幅度2.35%,平均波动系数为0.88%。进一步说明稻谷的波动周期频度最低,振幅最小,稻谷是最主要的口粮来源,比其他粮食品种生产更为稳定,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从波动系数来看,多数年份四种粮食波动走势不相同,表明它们具有相互“熨平”的功能。

3.大豆产量增长处于徘徊萎缩状态

大豆单产水平一直是最低的,在片面追求产量农业发展模式下,大豆生产必然遭遇冷落,再加上大豆比较收益通常低于玉米(7),从而导致大豆供给增长落后于需求扩张,只能依靠大量进口填充供需缺口。大豆商品率在70%以上,高于其他三种粮食,因此大豆种植面积对价格和比较收益更为敏感。

(三)粮食生产地区特征

粮食主产区是全国粮食安全的主要依托,从构成要素变动看,1978-1998年间是我国粮食产量波动上升时期(8),主产区粮食产量从21 288万吨增加到36 316万吨,增长了75.9%,年均递增2.9%;而非主产区从9 189万吨略增到13 792万吨,增长了50.1%,年均递增2.1%。从产量形成要素看,主产区粮食面积年均减少0.04%,明显低于非主产区0.44%的减少幅度。此阶段粮食产量增长过车中,主产区贡献率达到77.8%,非产区贡献率仅为22.2%。1998-2006年是全国粮食产量下降时期,主产区粮食产量仍增长1.4%,非主产区产量下降了13.3%。

注:波动系数=(Y/Yt)/Yt*100%,其中Y———粮食产量在t时刻的实际值,Yt———粮食产量在t时刻的趋势值,(Y-Yt)———-粮食产量在t时刻的波动值。

主销区大多是工业化、城镇化密集地区,粮食生产机会成本高,粮食减产、侵占和毁损耕地、污染水源等破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象更容易发生。相对于全国粮食供求平衡,确保粮食主销区粮食生产稳定则更为敏感。1987-2006年间,在大多数全国粮食增产年份,主销区粮食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比重,往往低于主销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在全国粮食减产年份,主销区粮食的减产量占全国粮食减产总量的比重,往往高于主销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主销区产需缺口不断拉大,已达到1 000多亿斤(孙梅君、郭玮,2007)。主销区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价格弹性感应系数为0.73,如果将种植面积滞后一期,则系数高达为0.85。主销区对主产区乃至全国的依赖性更强,这些地区粮食供求的小波澜有可能引起全国粮食市场的大风浪。

(四)粮食生产变动原因

粮食生产变动是由供求系统内部变化引致的,特别是粮食生产者行为特征决定的,如小农户在粮食供给中是完全竞争地位,缺乏发现未来价格的激励;单个农户对市场价格产生的影响小,降低了其在粮食市场价格形成中的能力;集体行动逻辑下,农户以分散、个体身份出现,削弱了在政策制定中的谈判力;粮食商品化程度低,弱化了发现时常价格的动力。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化使粮食生产中的经济属性凸现。目前粮食生产基本采取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式为特征的粮食生产组织方式,存在着小农户-大市场之间的衔接问题。农户对市场信号和政策因素反应迟滞,放大了自然环境、农业政策和产品价格的波动效应,因而它们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随机性和突发性,这是导致我国粮食生产频繁变动的根本原因。

二、粮食需求发展趋势判断

(一)粮食消费总量趋势

在以粮食为原料的深加工业迅速扩张,我国粮食消费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与以往相比,我国粮食问题出现了粮食产量增加,但粮食库存减少;饲料、工业用粮迅猛增加,口粮消费减少;城镇粮食需求增加,农村粮食需求减少的现象,“三增三减”新变化已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供需的主要因素。

1.口粮需求总量渐少,但商品性口粮需求不断增加

1978-1984年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急剧上升,解决了粮食消费不足问题。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收入上升,198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逐渐下降,1994年后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也步入下降通道中。我国城镇化加快推进,2003-2006年我城镇人口新增7494万人,城镇口粮消费总量增加,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和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农村人口的口粮消费中来自购买的比重也将不断提高。因此,商品性口粮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其比重更会有明显提高。

2.工业用粮成为我国粮食需求的重要增长点

受粮食加工业能力快速增长拉动,“十五”期间工业用粮快速增长,年均增长5%左右。尤其是近两年国内以玉米为原料的饲料、燃料乙醉、制糖、酿酒等工业快速发展,工业用粮增长强劲。2005年工业用粮1 106亿斤,2006年工业用粮达到1 240亿斤,增加134亿斤(王明华,2006)。中长期内我国工业用粮的需求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比重也会进一步提高。

3.饲料用粮逐步成为粮食需求的主导

看近年城镇居民购买农副产品数量分组资料,肉禽蛋奶等消费数量显著增加,表明饲料粮需求将会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成为未来时期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增长的主体。1978年我国饲料用粮4 013万吨,2006年增加到16 500万吨,占粮食消费的35%。饲料用粮的刚性增长成为我国国内粮食需求增长的主动力(9)。

(二)粮食品种消费趋势

稻谷和小麦是中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口粮用粮,而玉米则是最主要的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2005年稻谷和小麦消费中用于口粮的比重分别达84.5%、77.6%;玉米消费中用于口粮的比重仅占10.9%,而用于工业用粮和饲料粮的比重分别达11.5%和72.8%(董国新,2007)。城乡居民对粮食的消费需求日益精细化,小麦稻谷能基本达到产需平衡。玉米的口粮地位则会不断弱化,作为工业用粮和饲料粮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巩固,今后我国粮食需求的增长将主要集中在玉米。2004-2006年我国加工消耗玉米1 650万吨增加到3 589万吨,年均增长29.5%,远高于玉米产量7.9%的增长速度(董国新,2007),玉米产需缺口迅速拉大,结构平衡面临强压力。

(三)粮食消费地区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省份播种面积大量减少,从粮食盈余或基本自给状态逐渐变为粮食大量调入区,而且缺口进一步扩大。能调出粮食的省份由14个减至为目前的6-7个,2006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几个主销区粮食产量为705亿斤,而同期消费为1 740亿斤,供需缺口由2003年的907亿斤达到2006年的1 035亿斤(万宝瑞,2008)。这种需求压力逐步增强和供给能力逐渐虚弱的倾向,导致了区域粮食供求缺口越拉越大。实现粮食区域平衡的过程中,由于粮食比较效益低和现行粮食调销体制不合理,生产、调销越多越吃亏,使得粮食流通关系转为明显的产销双方利益的得失关系,集中表现为粮食利益在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分配过于失衡,产区利益在生产与流通环节中流失严重,致使区域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成为比平衡粮食供需本身更为棘手的深层次问题。

(四)粮食消费方式转变的基本动因

1.居民收入增长及分配影响粮食需求弹性

恩格尔定律揭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食品消费开支比重越低。收入增长会引致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收入水平和分配对粮食消费的影响体现在:(1)不同收入者的粮食需求不同。假定起收入增幅相等,低收入者会将收入增加的大部分用于数量扩展,高收入者则将收入增加的大部分用于品质提高。(2)不同食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不同。口粮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受收入变化的影响很小,但其他食品收入需求弹性较高。

2.城市化提高粮食商品化程度和改变粮食需求结构

城市化不仅会引起粮食需求总量变化,而且导致粮食需求结构变化。(1)城市化提高了粮食商品率。城市化进程改变了我国城乡人口布局,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更多的人将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粮食,粮食价格变化能很大程度调节需求。(2)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将改变粮食需求结构。城市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只有农村居民的1/3,城市居民大量增加将导致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递减,而间接粮食消费却增长,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意味着收入增长,人们饮食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对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显著增加,这使饲料粮占粮食需求比重大幅提升。

3.人口增加改变配置机制进而影响粮食消费

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始终是影响粮食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特别是我国人口基数大(10),对于粮食消费直至粮食安全不可轻视。1978-2006年人口从9.6亿增长到13.1亿,必然会影响粮食消费量。

三、我国粮食安全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一)面临挑战

1.耕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看,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耕地资源减少和粮食需求总量增加均不可避免。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到2006年底已降为18.27亿亩。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控制耕地资源减少的势头,尽可能把耕地减少降到最低水平。从耕地质量看,我国耕地的中低产田比例大,约占耕地面积的2/3。此外,由于缺乏耕地投入保障机制,在土地使用上重用轻养,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农田基础设施失修老化。

2.水资源短缺,分布不均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平衡,年际变化大,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35%,而水资源却高达81%,淮河流域及以北地区耕地虽占全国65%,而水资源却为全国的19%。长江流域及以南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急速下降,而粮食需求却快速增长。因此,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粮食来说,增产任务要通过宏观调控进行重新布局,水资源丰富和短缺的地区,都应承担粮食增产的任务。

3.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弱

国家通过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以及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粮食效益较前几年明显提高,但由于化肥、农药、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粮食的比较效益仍然属于最低的。发改委成本调查表明,2003年到2006年我国粮食每亩实际收益(含补贴)分别为212元、382元、329元和320元。2006年中央财政对农民的种粮直补、粮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全年的人均转移收入为181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只有9.9%(万宝瑞,2008)。政策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逐年下降、种粮效益低是制约我国粮食安全的另一根本因素。

(二)政策建议

为了推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在继续执行现有促进粮食生产政策基础上,还要有新的战略思路: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粮食生产全局,以粮食品种结构平衡为突破口,以保护耕地、提高地力为重点,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抓手,推动粮食向优质、高产、高效方向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夯实基础。建议如下:

1.健全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努力提高耕地质量

(1)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一是通过国家立法从法律上明确赋予农民土地永久使用权,改变合作化和公社化以来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重新给农民颁发土地永久权证。二是基本农田保护区要落实到地块,建立每一地块信息的记录档案;有条件的地方绘制成图上网公布,便于农民和社会监督。三是基本农田占用,要征求拟被占农田的农民意见,建立用地听证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审批结果。四是完善耕地占用补偿机制,尽快出台土地开发收益中央、地方分成制的政策文件,通过土地收益分成,弱化地方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占用耕地的利益冲动。将土地开发收益纳入财政预算,接受审计监督,中央和地方征收的耕地占用基金大部分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中地产田改造等。把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作为地方政府绩效予以考核。(2)推进耕地质量建设。一是将“沃土工程”建设制度化、长期化,确保政府在改善耕地质量方面的投资稳定增长,建设高标准农田。二是鼓励集体或农民投工投劳治理改造农田,对农民增施有机肥等培肥地力行为给予补贴,引导农民运用综合农艺、生物和工程措施提高耕地质量。

2.建立水资源政策保护体系,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一是尽快出台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促进,实行水资源统筹调度,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城市与乡村用水之间、生产与生活用水之间、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用水与节水之间要统一协调。二是加快水价改革,通过适当调高水价、累进加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等鼓励节约用水和重复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水资源的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开展以提高用水效率为中心的技术革命。一是建立节水灌溉制度,积极推广和发展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和节水灌溉方式。二是鼓励采用井渠结合,地上水与地下水联合运用技术。(3)妥善协调好主产区和销区的利益平衡关系。稳步、有效地控制非主产区特别是主产区粮食面积和产量的过度削减,明确主销区更多的粮食安全责任,鼓励销区到产区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同时,主销区也要按照国家规定和当地特点,增加本地粮食库存,提高区域性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3.协调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一致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一是着力落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论断,提高农民粮食收购价,让种粮农民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增加收入,这是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要途径。二是加快研究制定《农业补贴条例》,推动农业生产直接补贴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把粮农补贴正式列入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专账管理、专户结算,保证资金来源稳定。

4.细分四大粮食品种市场,采取相应对策

四大粮食品种用途、产销量和在粮食平衡中地位不一样,应进行市场细分,采取不同对策。稻谷是与国家粮食安全关联度最高和敏感性最强的品种,必须做到自给有余。小麦要大力增加优质专用麦产量,维持适当进口。玉米需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好调剂。大豆应从生产、流通、加工、消费和贸易统计中划出,作为油料统计和处理。

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需求状况,从总量、品种和区域角度归纳出我国粮食供需的特征、趋势及成因,提出了粮食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建议。当前,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耕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水资源短缺和农民种粮效益低的挑战。为此,需要健全耕地保护制度,建立水资源政策保护体系,协调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细分四大粮食品种。

改革开放以来韩琦研究综述 篇8

自宋代以来, 就有一些尊崇韩琦的学者收集他的相关事迹, 整理他所留下的资料, 并为之立传。例如, 宋代的门下侍郎李清臣著有《韩忠献公琦行状》, 一名未知姓名之人撰写《韩魏公家传》 (正谊堂本) 。王岩叟著有《韩魏公别录》, 强至著有《韩魏公遗事》, 而南宋朱熹的《宋名臣言行录》亦有韩琦的主要文章。清朝时期, 黄宗羲等人编著的《宋元学案》等很多书籍也为韩琦的生平写了传记。清代学者杨希闵综合各种有关韩琦的著述, 将他的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迹编撰成《宋韩忠献公年谱》, 使读者对韩琦的生平一目了然。

近代以来, 学术界对韩琦的研究不多。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学者研究韩琦的学术作品几乎是一片空白的, 即使在有关北宋一代的历史论著中, 对于韩琦的生平、他的思想及贡献也只是偶尔涉及, 未作深论。只有韩澍、张寅训的《北宋重臣韩琦》一文, 较为全面地对韩琦的一生进行了介绍并做出简要的评价。不过, 该文对韩琦的探讨主要是介绍性而非研究性。

二、改革开放以后研究韩琦的著述

近几年来, 针对韩琦进行的研究渐渐增多, 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韩琦的文章和专著。就论文方面来说。研究韩琦的文章呈现的趋势是类型开始增多, 这些有关韩琦研究的论文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 以概括韩琦的一生功业为主。

朱明堂、张寅训的《北宋名相韩琦》对韩琦一生的重要事迹, 如抵御西夏、参与庆历新政、为相三朝等进行了重点介绍, 指出韩琦在这些事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该文还着重指出韩琦在用人问题上, 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 从不任人唯亲, 以权谋私。

顾全芳的《韩琦论》是一篇专门探讨韩琦的力作。顾文主要谈论了韩琦在变法和西夏问题的表现, 即论述韩琦早年与范仲淹等领导新政, 晚年却反对王安石变法;既积极抵御西夏的入侵, 却又对外主守主和。作者认为这两种表现均体现了韩琦有时激进, 却又常常表现出守常保守的性格特征。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多侧面性, 使得人们在评价韩琦时, 往往出现片面之论。顾文通过对韩琦的一生几件大事的考察, 作出结论性的评价, 认为韩琦一生功大于过。

郭文佳、陈晓明的《政绩卓著的北宋名臣韩琦》一文, 重点探讨了韩琦的仕途生涯。该文认为韩琦为相十年, 既没有像其前庆历新政那样疾风暴雨的改新, 又没有像后来的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 韩琦的思想显得比较保守。他为相十年, 既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 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 他守成多于创业。但作者认为这些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 稳定政局是当时韩琦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第二类, 以韩琦在某方面的成就为研究对象。

在此类研究文章中, 对韩琦某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韩琦的变法策略, 二是研究韩琦的战争成就, 三是研究韩琦地方治理成就。郭文佳、彭学宝的《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看韩琦》一文, 着重分析了韩琦在庆历新政中的作用以及韩琦由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和参与者变为王安石变法的强烈反对者的原因。郭胜强的《韩琦“保守派”辩》一文, 主要探讨了韩琦在王安石变法的表现, 对有些学者评价韩琦为保守派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韩琦在王安石变法中并不是单纯地反对王安石变法, 只要是对民有利的措施和政策, 他都积极地支持并付诸实施。因为他清楚地看到青苗法对老百姓的危害, 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作者认为, 韩琦是从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变法的, 而不是单纯的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之争, 不能单纯地把韩琦划为保守派的代表。郭文佳的《论韩琦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认为, 韩琦出使陕西以来, 为抵御西夏做了许多工作。他提倡进攻之策, 在当时宋朝国力日困的情况下, 在战略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韩琦作为主帅, 贸然出兵, 对好水川之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韩琦一生中最大的过失。韩琦在御夏战争中的功劳表现为, 韩琦和范仲淹等人推行一系列措施, 巩固和加强了北宋的西北边防, 有效地遏制了西夏的侵略活动。该文指出, 对于韩琦在御夏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也是不容忽视抹煞的。郭琳、徐峰的《从宋夏攻守之势看韩范的攻守之争》主要研究了在对夏战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韩琦与范仲淹二人的对夏策略由一致转变为分歧, 以及他们的矛盾所在。作者认为, 当时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 二人根据形势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策略, 也是为国为民, 无可厚非的。郭琳的《浅述韩琦的对夏策略》一文, 重点考察了韩琦根据宋夏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的攻、守、和三策。郭文认为韩琦对夏的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的, 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交替使用, 大致经历了从攻策、守策到和策的过程。

第三类, 以研究韩琦的政治、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

屠青的《韩琦交游考辨》和《韩琦与王安石交游新辨》都是研究韩琦的交游情况。前者主要是详细探讨了韩琦与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王安石、苏洵等十位政治人物的交游关系。后者者主要是讨论了韩琦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 从最初的误解、偏见, 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中的政见之争, 但是二人并没有水火不容。此文赞扬了韩琦与王安石的宽容大度的情怀。这些都深入地研究了韩琦的交友观。

第四类、以韩琦家族、人际关系及其它内容为研究对象。

以韩琦家族为研究对象的有王曾瑜的《宋朝相州韩氏家族》、卫世平德《漫谈韩琦及其后代》以及张彦霞的《宋代韩琦家族婚姻关系特征考论》。这些都是以韩琦的家族为研究对象。这也反映了在韩琦的影响下, 韩氏家族的显赫荣耀使人们不能忽视, 韩琦的卓绝贡献为他的家族、后人所带来的荣耀、官运也是值得人们研究, 使人们更能了解宋代社会和历史。

张彦霞的硕士论文《人际网络与士人仕宦》旨在以韩琦为个案, 探讨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关系及其对宋朝政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韩琦的同年关系、韩琦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婚姻关系以及韩琦的同僚关系来穿插韩琦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士大夫之间的关系, 并加以具体分析与综合分析。

其他内容的则还有刘彦军、魏文翠的《韩琦与韩王庙》, 李华的《韩琦与昼锦堂》, 内容不多, 二者也很相似, 只是对韩琦进行了简单地介绍, 非学术之作。此外, 刘朴兵的《近十几年来韩琦研究综述》, 针对90年代以来有关韩琦研究的的学术作品进行了简单的概括, 并且总结了这些论著的缺点和不足。从这篇文章, 我们也可以看出韩琦研究的发展形势和状况。另外, 其他文科专业研究韩琦的论文也开始出现, 包括王金玉的《为治之法图籍为本——宋代韩琦档案思想及其影响》和王彦永的《北宋名相韩琦的文学创作初探》。前者是探讨了韩琦的档案思想, 后者则是着重研究了韩琦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另如戈庆华的《韩琦诗歌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是研究韩琦诗歌为对象的, 该论文着重研究韩琦的诗歌发展变化和阶段性特征, 并对韩琦诗歌进行了分类研究, 分析其写景诗、咏怀诗、泳史诗、理趣诗和谐谑诗的诗歌特色和创作概况, 深切讨论了韩琦诗歌的艺术成就, 文章最后力求对韩琦的诗歌成就有个准确定位, 对其文学业绩有个初步判断。

韩琦的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对于韩琦思想领域的探讨, 不仅是对韩琦这一历史人物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 而且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特别是韩琦那唯才是举、廉政爱民、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思想品质, 值得今人研究学习。

摘要：韩琦是北宋中期的重臣。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几年, 学术界对韩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 发表了不少论文、专著, 这些论著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以概括韩琦一生功业为主的;二是以韩琦在某方面的成就为研究对象的;三是以研究韩琦的政治、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四是以韩琦家族、人际关系及其它内容为研究对象的。本文对近几十年来的韩琦研究进行了回顾,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憾, 并对将来韩琦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北宋,韩琦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刘朴兵:《近十几年来韩琦研究综述》, 《殷都学刊》, 2003年。

试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改革 篇9

关键词：行政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官僚制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共进行了六次集中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做一简要的回顾。

第一次改革从1982年开始。那个时候, 政府机构与工作重点转移不相适应的问题相当突出, 主要表现在机构和人员过多, 部门职责不清、运转不灵、工作效率低下等方面。于是国务院提出了以“适应工作重点转移,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核心的机构改革。

第二次改革开始于1988年, 1982年改革形成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运行5年后,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新的任务——进一步转变职能, 理顺关系, 精简机构和人员, 提高行政效率, 逐步建立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是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导下进行的, 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那么相应的就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结构。围绕这一目标, 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转变职能, 坚持政企分开;理顺关系, 做到权责利明确;是精简机构编制, 避免人浮于事;规范机构类别, 明确机构职责范围等四个大的方面。

接下来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我国政府又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三次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行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并改变政府工作低效率状况。改革的主要内容在继续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精简机构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加了建立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设立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环境保护部等内容。

二、行政改革的成果分析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实践, 我国的行政管理效率与质量都有所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政府这个宏观调控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行政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十二五”规划要求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下, 我国行政改革的成果显得还不够理想。

第一, 权力过分集中, 政府职能配置不合理现象依然存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弊病的根源就在于此。行政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委, 而企业、非营利组织及公民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政府。这种角色定位在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 于是政府职能配置的不合理总是在无形中影响着各种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既掌舵又划桨, 承担着社会的无限责任, 使企业、社会、公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第二, 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淡薄, 行政效率依然低下。政府组织常处于垄断或近乎垄断的地位, 很少面对来自竞争者的压力。政府工作人员大多以内部为中心, 更多注重预算、官僚等级和人事标准等工作事宜, 而不注重行政结果的改善与提高。因此, 常常出现政府部门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 更加严重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成本一直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 我国成为了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三、行政改革不够理想的原因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行政改革的成果还不够理想,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 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根深蒂固。受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 我国政府直接干预社会微观事务过多过细, 而在宏观管理决策上又缺乏科学性和全局性调控力度, 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政府管理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由于微观管理过多, 对市场的干预过多, 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和管不了”的事, 这不仅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降低了政府服务质量、而且还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 官僚制的管理理念在我国政府部门中依然盛行。所谓的“官僚制”又称科层制, 它是指一种组织结构和体制[1]。在计划经济时期, 实行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跟进, 这种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如:由于官僚机构对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性和缺乏“利润”诱导机制而导致的低效率;强调中央集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等过度张扬的工具理性主义, 忽视民主, 忽视价值理性, 与时代发展方向相悖;官僚权力的扩张性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越来越多的寻租和腐败现象等。官僚观念不根除, 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效率就难以提高。

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为此, 提出以下一些改革建议。

第一, 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 来对付本国政府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以及政府低效率的问题[2]。我国虽然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 但是目前我国与西方国家都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之下, 可以从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共管理以及政府改革实践中, 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有关理论、方法及模式中的合理因素,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进行行政改革。

第二, 吸取官僚制的理性精神, 利用其为提高效率服务。我国正是因为缺乏官僚制的理性精神, 才会出现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等人格化倾向严重的现象。当前我国行政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培养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组织及其成员的理性精神。现阶段, 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尤其是各项产权制度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理性精神、尊重契约、法律的契约精神以及成就取向的价值观必将深入人们的观念。第二, 大力加强教育。通过对广大政府组织及其成员的官僚理性精神教育, 使得理性精神渗透到行政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参考文献

[1]丁煌著:《西方行政学说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83-86。

改革开放以来 篇10

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 伴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国内政治经济改革, 中国外交从任务到目标、从思想理念到政策方针, 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主要是对于国际形势判断和在对外政策调整上的“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 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从“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 转变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样一个结论。第二个转变, 是我们的对外政策, 把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的“一条线”战略构想改变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一、“两个重要的转变”的实现及意义

中国人观念转变的起点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对时代特征的重新认识和思考。重新认识时代特征的变化, 用“和平与发展”取代“革命与战争”, 标志着我们在世界观上的重大转变。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在这一时期, 中国外交战略理念的变化和调整中其了主导作用。1970年代初, 中美关系改善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启动了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国加入联合国,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 对外经贸关系发展, 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调整提供了基本前提和有利条件, 如果中国在当时与世界的关系没有发生这一变化, 很难设想几年之后我们能较为顺利的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并且得到迅速的发展。

(一) 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1977年7月,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并逐渐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总设计师”。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他做出了两大外交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约, 二是实现中美建交。邓小平决心不让钓鱼岛问题阻碍中日和约的签订, 不让对台军售问题阻碍中美建交进程。有着现实而重要的国内考虑, 即通过对西方大国的外交突破, 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重心顺利实现转变, 并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外开放, 主要还是对能够向我国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发达国家开放, 在外交上首先要拓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其中主要是推进对美、对日外交。

中日和约的签订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不仅有利于双方经贸、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也为一年后日本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 为中国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加速经济现代化建设, 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中日和约继承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并使之政治化法律化, 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总结和法律保障。相比较而言,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 是中日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最平稳、最顺利的时期。

在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后, 中美两国关系基本保持平稳发展的势头, 双方政治磋商有所加强, 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始终存在着一些障碍, 其中最主要的是台湾问题。中美建交后不久, 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对台湾关系法”, 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82年8月17日, 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这是继1972年上海公报和1979年建交公报之后, 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

(二) 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

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准确判断, 历来是我们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 经过对国际形势的细致观察和缜密分析, 国家领导人逐步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并且迫在眉睫的观点, 同时也改变了“一条线”战略设想和政策方针。把和平, 而不是反霸、备战, 作为对外政策的纲领, 不能不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调整。

1985年, 邓小平就国际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对于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判断说明, 中国外交思想终于从"革命制止战争"转变为"和平制约战争", 是中国外交理念从"革命"到"和平"的重要调整。在对外政策上, 从“一条线、一大片”到“不结盟”的转变。

综上所述, 中国外交的两大转变, 一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 二是对外政策也有变化。两个重要转变对我国内政、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个转变使我们能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个转变则使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战略理念的变革

在积极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推动下, 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的经济, 综合实力等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展。从20世纪早期到现在, 中国崛起在全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正面者如“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 负面者如“中国威胁论”、等等, 不一而足。一时间, 中国的未来走向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如何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构建中国新世纪的国际战略, 并将之付诸实践检验?这是迫切需要做出解答的重大问题, 且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理念也出现了积极的变革。

(一) 中国的安全战略思想出现实质性发展, 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安全观并将之付诸实践。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 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 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 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折射出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 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

(二) 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 强调有所作为, 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拓展战略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对矛盾一直是构成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原则。在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理论总结过程之中, 我们逐渐认识到, 韬光养晦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 而有所作为则是要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 “有所为, 有所不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整体, 二者不可偏废。

(三) 立足临近区域, 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 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一贯有着良好的记录, 这为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历史基础。近年来, 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区域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 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

(四) 承担大国责任, 塑造大国形象。自1997年起, 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其国际地位的标示, 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 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

国家要发展, 离不开国际社会。一国外交战略理念适时变化对处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社会中是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二十一世纪,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 我国的外交战略的变化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相信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外交之后, 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们的外交道路虽然会有许多坎坷, 但发展始终是积极向上的, 前途始终是光明的, 前景也一定是美好的!

摘要：外交战略和理念的转变在国际外交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在七十年代后在外交上实现了“两个转变”, 而其意义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一些外交战略和理念的变革。主要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战略包括外交任务和外交政策, 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面对国际上对中国快速发展而引起的一些论述的外交战略调整。

关键词：战略理念,改革开放,调整

参考文献

[1]楚树龙、金威:《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8年版。[1]楚树龙、金威:《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8年版。

改革开放以来 篇11

关键词：清末新政研究；发展展望；批判思考；综述要点

晚清政府的改革轨迹大体上可以从其在面对内忧外患下所实施的三次重要改革来追寻，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在这些改革中，清末新政相较前两次的改革不论是在规模程度上，还是在实效影响上，都远远的超过前两次的改革。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实际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就其背景而论，它处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转型的集合点上；就其改革内容而言，它涵盖了政治体制、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司法体系等各个层面；就其作用效果来看，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是推动中国走出传统社会，融入国际社会的助推器，其涉及到的诸多改革举措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但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可以有所为的领域，由于受建国以来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史观的错误引导，致使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被作为“封建统治的反动措施”，长期被作为革命史批判的对立面，评价有失公允，重视严重不足，得不到有效的发展，仅有的一些成果也仅仅是作为研究辛亥革命和政治史的附属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拨乱反正的逐渐深入，单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来被视为史学界的诸多“禁区”被逐一打破，清末新政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尚未摆脱单一的政治史的研究模式，这一时期的成果依旧乏善可陈。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开始逐渐打破政治史研究的单一模式，其中陈旭麓的研究具有承前启后、抛砖引玉的作用。在其代表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作者专辟“假维新中的真改革”一章，着重分析了在庚子国变后晚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改革，第一次站在全方位立体的角度上对清末新政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既指出了清末新政在许多领域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又指出在“旧人办新政”、“传统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 这两个因素下的清末新政必然会走向失败的必然历史趋势。“述”中兼“评”、“评”中有“义”。在这本著作的影响下，自8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一批新观点、新思想的著述脱颖而出。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侯宜杰的《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 第1期）、张锡勤的《论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分歧》（《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王守中的《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载社科版1990年第5期）等。代表性的著作有：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连起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殷啸虎著《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等。进入新千年以来，清末新政的研究开始从宏观全面向微观细化的脉络发展，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的代表论文有：赵朝峰的《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载社科版2001年第1期）、黄加文的《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载哲社版2002年第1期）、殷俊玲的《清末新政时期民变的心理成因及其特点》（《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载社科版2005年第3期）等。代表著作有：刘增合著《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李刚著《大清帝国最后十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赵云田著《清末新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清末新政的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研究现状及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清末新政研究经历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发展，逐渐从原来单一的作为辛亥革命和政治史的附属物发展成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多样化的综合体。它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三大方面，下面将进行逐一的陈述和评析。

（一）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

正如茅海建所陈述的那样：“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潮流”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由于国力孱弱，饱受列强欺凌。因此作为王朝自强的三次“改革”无疑在保家卫国、捍卫民族独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但其实施的各种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许多方面近代化探索历程。陈向阳从国家发展的走向角度出发，认为清末新政“在使中国从传统农业专制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工业民主社会转变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王洪濤则从法制的角度着眼，认为清末新政所建立起的法律体系“按照法制现代化的标准，民主原则中的分权原则、民权原则和法制原则及所包含的自由、平等都得到了体现。” 汪生太、程乃胜则是从动力来源分析了近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模式，他们认为“近现代宪政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其精髓是通过权力的分立的限制尤其是国家的最高权利，保障公民的权利。” 研究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文章还有申在文的《清末新政政治改革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吴永明的《清末司法现代化变革原因探析》，姚顺东的《清末新政和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等。

（二）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所实行的各项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改革的深度相较布新不除旧的洋务运动、有名无实的戊戌变法来说，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学界研究的清末新政也涉及到改革的各个层面，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教育改革。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一项，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 学界研究清末新政的角度可谓是多种多样。如有的探讨此间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有的探讨废科举制度，也有对具体的地方的教育改革进行分析。其次，在宏观的制度变革研究上，王洪涛等人系统地描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法律制度、宪政制度、工商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实施，并把制度变革的特点归纳为创新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在评价其历史地位时，王洪涛认为，清末新政为“现代工商经济体系转型奠定了基础。” 再次，研究新政具体制度变革的文章也颇多，并且由于研究独到，体现出了一定的敏锐度和创新性。比如在官制改革上，沈振群认为官制改革“突破了绵延千年的封建政体窠臼，开创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整体的先河” ，而徐军则认为官制改革“只属于方式、方法范畴的统治术改革，不是根本统治制度的改革” 。相对比以上两人的认知，庄梦兰的认为无疑更为客观，她认为“清末官制改革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受诸因素的制约，此次改革带有很多局限性，其经验教训十分深刻。” 最后，司法改革中的监狱改良思想、诉讼制度改革也成为学者研究具体制度的重要主题。研究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文章还有蒋映洪、李红源《论清末“新政”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袁亚忠《丙午官制改革与清末政局》，张九洲《试论中国的“自开商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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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新政失败缘由

随着武昌起义的炮声，实行了十年的清末新政也最终走向了失败这一不可避免的厄运。那么这场对当时中国走向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运动，为何会失败？传统上的观点则过多从其主观目的出发，指出清末新政是为了维护清王朝反动落后的腐朽体制而最终导致其失败。这一论断，虽然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对清末新政的失败给予说明，但却忽视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其结论也未免有些武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多种角度在传统观点以外用他山之石对此给予了说明。郭世佑首先定义了何为新政的“失败”，“所谓新政的失败，主要是指清朝统治者的失败，并非新政物化成果的彻底毁灭与新政历史作用的消失。” 在此基调上，他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到“人”即实施者清王朝，“新政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新政的主持者不行……慈禧太后的后继者载沣等人不是尽力地化解矛盾，而是激发矛盾，在较大程度上引发了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邵勇等人则是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权威的流坠：“新旧权力的转移本是立宪改革的应有之举……而这种权力争夺却给清政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官僚系统的组织化、制度化被大量的破坏，导致统治集团权力内部的离心力加大，造成中央权威进一步弱化与流失。” 程华在对清末宪政社会基础进行分析后认为“社会基础的不断削弱，本不强大的社会基础是支撑不了宪政的大厦的”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清末新政的失败主因是社会基础的薄弱。此外，还有学者试图从当时蜂拥而起的民变角度去说明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殷俊玲从清末新政时期不断发生的民变着眼，指出“民变是民众的生存本能与生存危机矛盾交织引发的恐惧心理所促成的攻击反映，来宣泄对官府的仇恨，释放心中的压抑，以求解决生存的威胁。” 研究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相关文章还有欧昌清的《清末宪政失败的原因探析》，蒋秀丽的《论清末新政的败因》，赵文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等。

二、思考与展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清末新政研究经历了“点—线—面—体”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政治色彩主导下的研究逐渐淡化，全面看待、综合分析的多样研究开始更加丰满了清末新政立体模型。总结清末新政的硕果原因有以下两点：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贯彻使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整个学术界开始摒弃了单一的阶级分析法而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样使得评价清末新政摆脱了“一刀切”的论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新观点开始不断出现。二、研究内容上呈现出了多方位和立体化的特征，在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中，更多人开始倾向于客观辩证地去评价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并且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指出了历史局限性和其失败的必然性；在研究新政总体制度变革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对涉及到具体层面如司法变革、教育变革的研究。

但是，清末新政研究领域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上忽下”的研究长期存在，即过于将研究点放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上，而忽视了对这一时期下层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的研究。查阅近些年來有关清末新政的相关研究书籍和论文，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研究总是围绕那几个人物转，围绕那几件事来说，俨然一种“高大上”的姿态，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创造者。任何变革不论其结果和影响如何，都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这场巨大变革下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承受能力应该作为检验施政者的试金石得到其应有的重视，然而纵观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却缺乏一种必要的“接地气”方式的研究，对此，笔者建议，应当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大对新政下的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研究，尤其是民众对新政的心理反馈、清末民初的民众心理变化都可以成为研究清末新政的重要课题；二、“贯通全局”的研究仍需加强，清末新政的改革的涉及面广泛，内容多样，各种措施相互配套、共同实施。但这些年的研究却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研究现象，例如，教育改革本应与社会求学及认知风气的革新之间有较大联系，但诸多学者在撰写与此类有关的文章时，却过于将教育改革的影响局限在传统教育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士人心态的变化上，却未能将其影响与当时社会求学风气的变化结合起来阐述。因此，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在具体研究中可以扩大研究领域，深入细化到具体细节研究。同时还可以采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方法，用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政中的各项变革以及历史作用，并通过引入政治社会学、社会史、民族政治学等相关新兴学科来拓宽清末新政的新领域和新路径。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 篇12

一、村民自治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的生产关系得到协调和处理,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极大提高,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环境。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从农村开始,这是由当时农村面临的困境决定的。广大农村历经十年“文革”,农业生产始终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农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问题十分严重。由于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农业生产增长的快慢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中国的改革就必须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形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1]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由集体承包给农民,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和分配,使农民成为生产经营主体,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和农产品供给的极大丰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增长了民主管理意识。在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下,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农民在生产队的组织和管理下进行集中劳动,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的责、权、利相分离。这种劳动方式和管理模式控制了农民的衣、食、住、行,无法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影响和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主体地位和自主权,使责、权、利相统一,收入成倍地增长,贫困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就逐步缓解了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促进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这种产权关系的变化改变了原来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体制,使农民可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农民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必然会产生维护自身利益的愿望和直接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要求,对民主权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民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参与农村的各种管理工作,拥有对村干部的选择权和罢免权,对村内事务及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对村务运行和村干部行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农村生产经营关系的调整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经营责任制的发展。农民与国家、村集体之间通过签订生产收购的任务书,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这种新型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农民根据生产任务合同来适当安排自己的农作物种植计划,在完成生产任务后,拥有对所剩农产品的自主支配权。因此,国家、村集体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逐步实现了章程化、规范化和法律化,这是农村经济关系的一个显著的进步。“契约关系”不仅改变了农村经济关系,而且在政治上也逐步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合作式关系。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作物产量稳步增长,农民的生活质量、生产条件都得到明显提高和改善,农民的平等意识、参与意识也由此而生。农村生产经营关系的变革,使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由过去的严格限制逐步转变为分类管理与提供服务,由全面的大包大揽转变为从宏观层面上对农村给予指导帮助。

(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变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原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促进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重新改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解体,使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农村出现了秩序失调、权力真空的状况。农村的土地、灌溉设施等公共财产无人管理,农村的农业生产无人组织与协调,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无人调解,农村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社会福利、公共设施建设等事务缺乏有效管理,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序与混乱,集体财产迅速流失。正如1982 年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指出:“最近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2]因此,农民迫切要求改变农村的混乱局面,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组织进行规范和管理,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村民自治便应运而生。所以,村民自治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推动农村新的经济体制增长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同时,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党和政府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动了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村民自治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一)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且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发展和性质。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必然迟早也要随之发生改变。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经济基础又决定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必然要求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政治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证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从而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这充分表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需要有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并围绕一定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中心任务来进行。

(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政府发展基层民主的体现

发展基层民主,充分保障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从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开始到1978 年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人民公社体制作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对农村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对于农民实行极为严格的社会政治控制,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导致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人民公社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对主人翁地位的认同和主人翁作用的发挥,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束缚,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文革”教训的反思,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1978 年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3];他又阐述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尽快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切实保障农民的个人民主权利,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为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基层民主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加快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三)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农村工作的错误,为农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了前进道路。全会提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坚持民主办社原则,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指出:“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4]这是村民自治得以产生的思想前提,为后来农民进行村民自治的探索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发挥农民的主动实践精神。

1979 年3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人民民主的重要性,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3]1980 年8 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入剖析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制度中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强调要在政治上要努力实现:“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4]提出要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进行重大改革,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的路径

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党和政府提出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人民民主的战略任务,努力扩大人民民主,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们的直接民主。”[2]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的权力也得到了国家法律的确认,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的报告中指出:“基层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组织,……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由人民直接选举、监督和罢免,同时接受上级政权的领导或者监督。”[2]同时,村民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充分肯定,被列入了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它是群众自治性组织。

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大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5]彭真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这种改变将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6]根据这些指导思想,198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5]为适应贯彻落实农村基层直接民主原则,宪法具体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成员产生办法、下设机构及其职能,为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1998 年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村民自治的原则,并对其组织形式明确做出具体规定,村民自治随之在全国广泛推行,并进入制度化运作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开始了具体实践,农民开始依据法律程序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

三、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是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广大农民经过民主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政治参与实践,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党和政府把村民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这既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又维护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权益,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建立健全党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完善村民自治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以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中国农村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最终形成了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体制。考察和研究村民自治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对于深刻认识村民自治的成效,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村民自治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村民自治,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23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41-1274.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17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51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