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艰难

改革开放艰难（精选12篇）

改革开放艰难 篇1

一、前言

金融体制改革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国外十分关注的热点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曲折发展的同时, 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效, 不过也存在着许多的改革难题。在当前国内经济不断发生通货紧缩和国际的金融环境日渐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有必要清楚了解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历程。本文主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并在艰难探索中总结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成果, 并对其改革难点进行全面分析, 在此基础上, 提出几点自身的看法。

二、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主要以邓小平同志“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一个观点作为指导思想, 通过从构建新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市场、健全宏观的金融调控体系这三个方面进行改革的。大体上, 改革开放以来, 金融体制改革大致可划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3年

这个阶段主要是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以此加强扶持农村经济。同年4月, 恢复中国银行相关的的组织体系。1983年9月, 国务院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行使专门的中央银行职能。

2. 第二阶段:1984年至1990年

1984年1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专门的中央银行职能;设立中国工商银行, 而人民银行的分支行业务则进行垂直领导;建立中央银行的贷款制度和存款准备金制度;设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理事会。总体上, 中央银行制度最基本的框架已初步确定下来。形成中央银行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作主体、多种的金融并存格局。

3. 第三阶段:1991年至1993年

1991年初, 深证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设立起来, 中国证券市场迅速发展, 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992年, 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过后,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 加大了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相关任务。1993年, 货币发行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权等被集中至总行。此外, 金融监管指标与监管程序逐步规范化。

4. 第四阶段:1994年至今

1994年, 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挂牌成立。与此同时,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加强了风险控制及内部管理, 向商业银行真正地转化。1995年,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立法形式, 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心地位、中国金融体制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已形成。1996年, 人民币实现完全兑换。1997年, 国务院提出在2000年建立现代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构想。1998年, 朱镕基宣布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主要是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其次是建立保险、证券、银行的分业经营管理、分业监督管理体制, 加强金融监管。再者, 财政部门发行国债。最后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三、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

经过多年的探索,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在如下几个领域获得重大成果。首先, 中央银行职能和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得到确立。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专门的中央银行职能, 一般的结算业务和存贷款业务均陆续得到恢复, 这标志着金融体制已突破传统金融体制的束缚。2003年,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 标志着金融监管体系的初步形成。其次, 金融机构体系不断改造和完善。银行和非银行等金融机构陆续建立, 国有商业银行逐步转变为现代商业银行, 且金融工具在不断地创新和改进。第三, 金融的法律框架体系初步构建。1995年, 《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陆续出台。1999年, 颁布《证券法》;2003年, 出台《银行业监督法》, 并对先前有关法律做进一步修改。第四, 金融市场体系建立。第五,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得到不断完善。第六, 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步入新的阶段。总之,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在艰难的探索中取得较大的阶段成果, 也获得一些重大的突破。

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 是渐进式发展的, 其是计划与市场并存, 在一定时间内, 逐步从计划转向市场。在这其中, 主要实行“双轨制”的探索改革。此法较为稳妥, 未造成人员振荡, 但是双轨的摩擦较多, 带来众多问题。由于中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复杂, 无改革经验。主要复杂点在于: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原则, 不可私有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原理, 必须学会正确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点是中国体制改革艰难探索的难点所在。

五、探索不同的改革方法, 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

1. 加快转变我国政府职能的速度

我国应将政府的工作重心向培育社会市场竞争机制与竞争能力、鼓励金融的创新、维持金融的秩序以及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等轨道转变。结合我国的国情, 政府行为与国企改革均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有着密切关联的外部条件, 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不断低下, 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存在较大问题。因此, 首先应从整体上, 加强把握金融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两者间的内在关联, 有利于加快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其次, 在传统的体制下, 我国政府为改变国有企业当前效率低下的现状, 不断干预银行的相关贷款政策, 不仅加大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 还使得银行竞争力快速减小, 这对政府、国有企业、银行三方均无益。

因此, 目前必须加紧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内部治理, 应建立监督权、经营权和所有权互相分立的制度结构框架, 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有效摆脱政府相关的行政干预, 从而使银行在市场上的经营制度获得保证, 真正进行自主经营管理、自行承担分风险的生产经营管理机制, 彻底和政策性的金融分离。这样有利于建立符合当前市场经济资产负债管理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 有效规避金融风险, 大道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 还应不断执行合理、稳定的货币政策, 推进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步伐。具体推行有关的货币信贷, 应充分发挥汇率与利率的抗干作用, 以此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在汇率稳定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通过增加金融交易工具, 快速发展金融货币市场, 促使企业债、国债等的协调发展, 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

2.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制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好保证。因此应建立以充足资本为核心, 建立金融监管体系, 及时强化金融风险的校正机制, 有利于防范风险资产过度扩张。完善的金融机构中不良的资产冲销机制和资本补充机制。要加强对金融企业相关违规现象的追究机制, 健全内部控制机制, 逐步完善金融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协调机制, 建立与国际惯例相符合的金融会计准则, 做好金融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

3. 建立与金融机构相符合的市场退出模式

由于中国的金融业还处在市场化的改革特殊时期, 因而, 我国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 以国家通行的有关规则为依据, 建立与我国的金融机构相符合的市场退出模式。能够根据金融机构面对的不同问题, 运用不同解决方法, 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组并购、救助及破产清算等, 运用这些市场退出方式, 谨慎地使用各种破产方式, 才能有效减少破产带来的不良影响。美国雷曼兄弟的破产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由于美国政府为对雷曼兄弟进行施救, 直接导致1933年那场金融危机, 造成全球经济的急速下滑。

六、结束语

全球发生的金融危机, 其严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针对当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需要继续认真思考: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与金融风险的防范关系应如何解决, 国有商业银行与投资性银行应如何有效结合, 衍生处的金融工具应如何科学使用, 国际的货币制度该如何进行改革,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还应怎样完善等等。当前,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 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 更应推进国际化的改革步伐。

摘要：本文回顾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历程, 对改革中取得的成果做简要的阐述,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存在的难点, 并提出了改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路。

关键词：金融体制改革,历程,成果,难点,发展思路

参考文献

[1]廖华, 张永开.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缺陷及完善.武汉金融, 2009, (6) .

[2]朱新蓉, 宋清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3]张丰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探析[J].全国商情 (理论研究) , 2010, (4) .

[4]何泽荣, 赵爱清, 徐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J].经济学家, 2009, (4)

改革开放艰难 篇2

这就带来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慎重的态度能够带来好的决定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答案是不一定的———尤其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学家请球迷和非球迷预测荷甲联赛中4场球赛的成绩。分别让他们立刻预测、思考两分钟后预测和做两分钟杂务后预测。对“非球迷”来说，思考两分钟以后，回答问题的正确率反而降低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信息量不够，思考越多越容易南辕北辙。这一点，我们恐怕都有体验——考试时，吃不准的题目，直觉往往是对的，

对于球迷来说，思考两分钟的效果也并非最佳，最好是能够分散两分钟注意力干点儿别的再决定。因为有意识地深思熟虑时，太多的无用信息都可以左右我们的选择，反而让人不知所措。所以，当信息充足时，别忙着决定，先“休息，休息一会儿”。

改革开放艰难 篇3

1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加强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提振股市信心。对于温家宝的表态，市场迅速作出了反应，1月9日至1月10日，上证综指累计涨逾120点。此外，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深化发行体制改革，以公开透明为核心加强市场制度建设。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到底会怎样进行？深圳电台先锋898（FM89.8）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创富赢家》节目主持人孙小美与特约评论员桂浩明就此展开了讨论。桂浩明表示，新股发行理论上应该是市场行为，不过由于诸多因素的侵扰，现行的发行机制类似于非市场化行为，由此造成A股畸形发展。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是必然进程，否则，A股将始终积弱难返，不过短期内不可能会有实质性进展，管理层在该问题上存在反复。

孙小美：温总理与郭主席的表态中均强调，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管理层的连番表态无疑对市场形成了利好，不过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最终要取决于各种实质性政策，您对此有何看法？

桂浩明：现行的新股发行体制是2009年形成的，时至今日，已有一段时间。总的来看，各方对该制度的意见越来越大，甚至不乏抨击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之下，管理层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作为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新股改革涉及诸多环节，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其实此前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改革，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历次改革之后，分歧马上就产生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此次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可能要耗费不短的时间。

有别于此前改革的是，本次改革并未暂停IPO，新股上市依然按照既定的节奏进行，比如近几天上会的公司依然比较多。换言之，此次改革不以暂停IPO为对价，二者同时进行，或者说，正是由于改革并不会扰乱新股发行节奏，因此此次改革的动力就不如以前迫切。尽管各方均希望改革，但该上市的上市，该投资的投资，仍然有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从管理层层面而言，改革必然会存在波折，历经诸多修复，因此，投资者短期内不要对改革寄予厚望。

孙小美：如您所述，对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您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不过短期而言，您仍然较为担忧，请问最担忧的是什么？

桂浩明：关于新股发行，目前各界普遍诟病的首要问题是发行价过高，而居高不下的发行价是在询价过程中形成的。包括机构在内的投资者明知新股定价过高、市盈率不靠谱，为何要纷纷参与询价？无非是利益机制驱动的结果。询价机制本来应该是市场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就变成了非市场行为。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大家一般将矛头指向证监会，认为证监会不作为，导致新股发行机制不完善，其实发行机制的不完善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很多内在的原因或者是大家没有认识到，又或者是大家不愿意承认。比如，新股通过网下、网上发行后，其流通盘一般不大，而随着限售期的终止，流通盘会逐渐增大，而股价迫于解禁压力，也会顺势下行，即股价与流通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反相关关系，股价遭到流通盘绑架。该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亚于询价机制，新股发行制度也应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改革一定要厘清哪些因素是市场化因素，哪些因素是非市场化因素，改革的本质是将新股发行变成市场化行为，但若不尽力将那些非市场因素一一解决的话，改革可能要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或者说改革不可能会达到预先设定的目的。

（本专栏由深圳电台先锋898《创富赢家》节目与《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社联合推出）

改革开放艰难 篇4

从2005年开始, 王敏在集团内部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并聘请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和改革。王敏称, “改革严重冲击家族其他成员的既得利益, 阻力很大。”而王怀等人则称王敏的一系列行为是要独吞家族财产。

据王敏介绍, 10多年来, 他一直在外打拼和开拓市场, 集团总部也设在了广州。2006年11月, 他委托律师对集团在浙江的五家企业——浙江远东皮革有限公司、温州远东皮革有限公司、平阳远东塑革实业公司、温州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艾莎皮革有限公司进行资产核查时发现:自己在这些企业的5000万股权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全部转移到王怀、王楚、王萍等人的名下。2006年12月15日, 王敏以王怀、王楚、王萍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的案由, 向温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 警方开始介入了此案的调查。“远东案”遂拉开序幕。

2007年3月10日, 王怀等人“邀请”王敏赴温州参加董事会。当天下午, 到了母亲在温州市区的家中后, 外甥陈鼎等5人突然冲出, 将王敏用绳索捆绑后送至温州精神病医院。王敏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两天以后, 在王敏妻子林秉珍与医院方面严正交涉下, 院方同意王敏出院。当晚, 王敏飞回广州, 从此, 王敏与家人决裂, 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维权之路。

2009年4月22日, 遭遇了一系列重大变故的王敏决意将户口从温州平阳迁到他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的广州, 就在他前往平阳县公安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的时候, 忽然发现, 在公安局出具的《户口迁移证》上备注一栏赫然印有“王敏已办理二代身份证”, 时间是2006年4月13日。

“自己多年来一直都使用着一代身份证, 从来没有申请办理过二代身份证, 二代证怎么会显示已办理呢”联想到自己从政的大哥王伟的职务正是平阳县公安局户籍科科长, 再加上自己股权被变更的时间正是2006年5月, 也就是身份证被冒领的第二个月。忽然之间,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脑海中出现:“有人‘偷天换日’冒领了自己的二代身份证, 然后拿着身份证去工商局做了股权变更手续。”

2009年5月14日。就身份证冒领一事, 王敏将平阳县公安局告上法庭。2009年6月24日, 平阳法院公开审理王敏诉平阳县公安局非法向他人发放王敏二代身份证一案, 一审判决, 王敏胜诉。

2010年3月1日, 王敏诉平阳县公安局违法发放王敏一代身份证一案在温州市平阳法院开庭审理, 这桩12亿元资产引发的豪门生死战, 在法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远东皮革兄弟股权纠纷”的“豪门恩怨”再燃战火。

3月4日, 结束了在温州老家的诉讼活动, 王敏又回到了他位于广州东圃的公司。他要暂时放下所有的恩怨,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据他说, 自己目前在广州的生意还不错。而对“远东案”的关注, 我们还在继续。广州温州商会副秘书长陈郅, 从中了解到“皮革大王”王敏当初之所以选择引进现代公司制度, 是因为企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不改不行。但是, 王敏的选择却导致众叛亲离, 这也是他所未预料到的。中国家族企业的脱困之路究竟在哪里, 值得人们深思。

广州温州商会副秘书长陈郅认识王敏已经有七八年了, 对这个家族企业也多有了解, 对王氏家族的这场恩怨纠葛, 也一直有所关注。大大出乎记者的预料, 在问起对王家“皮革王国”内部这场兄弟争斗如何看时, 陈郅的回答竟然是:“出现这样的事情很正常!”而支撑他这一观点的理由是:“在国内, 尤其是温州, 这样的家族企业很多。”

在陈郅看来, 王家的冲突之所以闹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平息, “主要是王氏家族成员在当地的关系盘根错节, 拥有比较硬的背景, 导致局面变得异常复杂。”

而通过王敏的行政诉讼官司, 也让人看到, 某些公权力牵扯其中。

有专家指出, 如果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引进, 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必将继续折磨着家族创业者们, 直到企业倒闭或者家族成员分崩离析。无论是这两种结果中的哪一种, 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都是不利的。

陈郅告诉记者, “其实王敏原本不想把事情闹大, 因为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都有伤害, 之前王敏也忍让过, 当股权被家族其他人私下变更后, 他马上报案, 王敏的家人就一次次到广州求他, 王敏最终作出了妥协退让, 到警方撤了案。但谁也没想到, 两个月后, 他的家人竟然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王敏改革也是迫不得已。据陈郅透露, 王敏当初之所以要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一是因为他经常在外面走, 经常到国外考察, 对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有所了解,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大驱动力;二是到了2005年, 王敏的企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必须进行改革, 才能保持公司的长远发展势头。那时候的王敏也很强势, 家族企业内部的事基本上都是他说了算, 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番举动会遇到如此大的阻力。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 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豪门恩怨属于正常而普遍的现象。尽管远东集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 但企业的制度基础仍然不够稳固, 企业经营机制仍然是依靠个人性格、家庭关系等因素来维系的。因此, 王敏的选择必然对早期的创业者和其他家庭利益成员造成威胁, 必然导致内讧以及失控。中国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进程还只有30多年, 现代企业的发育成长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需要有序而稳步地探索, 不宜过于激进。

与其他家族企业的利益纷争不同, 皮革大王家族的“内讧风波”是以触及法律底线的怪异形式进入人们视野的。据报道, 这场“豪门恩怨”由“冒领身份证”、“篡改股权”和“非法拘禁董事长”等三重重大违法事实构成。

在王敏看来, 远东从“鼎盛”到“名声狼藉, 濒临倒闭”, 主要原因在于, “政府部门渎职, 不秉公处理, 致使股权纠纷拖了3年多一直不予解决”。在此, 我们不去争论这场“豪门恩怨”中有关地方政府是否存在或多大程度玩忽职守和不作为的情形, 只是想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探讨家族企业面临的治理困境。

今天, “皮革王国”家族纠纷对簿公堂, 究其原因, 一家公司从创立那天起, 就要权责分明。王敏之所以碰到今天的难题, 在于他们当初没有记住“亲兄弟明算账”的古训, 将自己的公司变成了家天下, 将自己的兄弟和亲属“分封”到各个公司当“诸侯”, 结果, 当他要收权时, 兄弟“造反”, “天下”大乱!作为洞察财富与人性的一个绝佳窗口, 对家族企业的治理困境, 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指出:“家族企业最大的弊病就在于社会精英进不来。几兄弟都在企业的最高位置, 外面有才能的人进不来, 而一家人各有各的想法, 要决策某件事就很难, 容易耽误商机。”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近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世界范围内80%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或带有家族企业的影子, 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7%由家族所有或经营。尤其是在企业发展初期, 家族式治理可以有效地规避内部管理风险, 也有助于组建艰苦奋斗的“利益共同体”。

艰难的选择作文 篇5

为了做选择，我用了点兵点将法，点到哪里去哪里，结果点到了“看电影”。我其实想去，但又想去跳舞，因为快表演了。我决定换一种方法再选一次，石头剪刀布，自己和自己玩，左手代表去，右手代表不去。可是我发现这样只能是平局。

我让妈妈和我一起玩，妈妈同意了。“我代表不去看电影，你代表去，好吧?”妈妈说OK。结果我赢了，可是我内心还是想去看电影，就改变了游戏规则：三局两胜。第二局我赢了，第三局我输了，不能去看电影了。我不满意，说再来一次吧。这回我终于赢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不去跳舞，去看电影。

改革开放艰难 篇6

6月7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下称“评估办法”），这是从修订到出台酝酿两年之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新拆迁条例”）最重要的配套规章之一，在此之前，原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已经运行超过七年，沉疴已久，备受诟病。

补偿价格，始终是“中国式拆迁”中最为敏感的地带，近年来发生的涉及抗拆的恶性事件，其激烈抗拒拆迁的原始动机，无一不是补偿价格与市场价格以及被拆迁人心理预期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原有《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中，关于“拆迁估价应当参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定期公布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规定，正是补偿价格普遍偏低最重要的政策依据。

如果说原有指导意见下的补偿价格是模糊不清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与“政府指导价”构成的“双轨制”，那么起码从政策演进本身来看，中国的拆迁补偿价格，正在走上一条艰难的彻底市场化之路。

土地使用权明确入价

事实上，在“新拆迁条例”中，“政府指导价”已悄然隐去，仅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而在“评估办法”中，“类似房地产价格”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即第十四条规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

舆论对这一进步普遍持赞许态度，这也被认为是“评估办法”最大的亮点，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被正式列入了影响房屋价值的因素之一。在 “新拆迁条例”的修法过程之中，“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应当包括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价值”是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提出的重要修法意见，理由为“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更多地不是补偿日益折旧的房屋本身，而是房屋所占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应该在补偿条款中明确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包括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从而有利于区别实践中土地使用权形成的不同方式，适当考虑历史因素，进行不同的评估”。

著名拆迁律师王才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所知，以前建设部曾经专门请示过国务院法制办：到底土地算不算钱？但始终未获得公文式的确认。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副主任袁裕来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忽略土地使用权价值，那么拆迁补偿就是仅仅盯住了“木头与砖头”，此前他已经多次撰文对此进行抨击，因为如果不对被征收人进行土地价值补偿，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政府花了几十万元或者几百万元的成本拆迁他们的房屋以后，将地皮拍卖可以获得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几十亿元的土地出让金，而开发商获得土地使用权后的利润可能更加丰厚”。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这将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矛盾的激发点。

王才亮并不完全认可这一看法，在其看来，即使是在“评估办法”出台之前，拆迁补偿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考虑土地价值,“只要使用市场比较法而非成本法进行评估，这并不难解决”。矛盾多发的原因是此前的政府指导价多年凝固不动，以北京为例，2003年公布的政府指导价一直沿用到了2010年，“中间八年房价都涨了多少倍了，被拆迁人当然有意见”。在“评估办法”实施之后，他认为“起码从理论上来说”，用市场价来进行拆迁补偿已有明确路径。

但袁裕来提醒，虽然土地使用权入价在定性上已经毫无争议，但如何定量却在操作上存在难度，比如“到底按照新的规划来评估，还是按照原有规划？原有规划可能是一排平房，但新的规划如果是高楼大厦，那价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以后成为商用地块，那可能就是几十倍的溢价”。

“只要以房屋而非土地作为征收补偿的切入点，这些纠结就会永远存在。”袁裕来说，这最终将要触及的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问题。

夹缝中的评估机构

在被征收人之外，评估公司以及评估师将是被“评估办法”直接影响的另一个群体，他们也分外焦虑。首佳房地产评估公司董事长高喜善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以前说的是《指导意见》，既然是指导意见，就不一定要听它指导的，但现在叫“评估办法”，那就是强制性的了。

高喜善说，虽然以前《指导意见》也说“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公开、透明，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但事实上这一条很少真正进入操作层面，“都由拆迁方进行招标，然后选评估机构。要说评估过程中的倾向性，他们选的我们，倾向性能完全没有吗？”

现在“评估办法”中则将其明确为“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虽然看上去形式上更为中立，但是高喜善一方面对能否真正做到存疑，另外一方面还有诸多关于细节的问号：到底是在所有合格公司中海选，还是政府先划定一个小圈子？如果有小圈子，是政府选还是行业机构自己选？小圈子会不会内定，政府会不会给某家更多的亮相机会？最终产生的形式会不会走过场，是不是真的能代表被征收人的意志？即使前面都正常正当地走完了流程，如果区域过大，被征收人众口不一，最终决定权岂不还是在政府手里？

最重要的是，“评估办法”规定“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委托人，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并与其签订房屋征收评估委托合同”，即评估费用将由征收方、也就是政府承担，“难道不会出现谁给钱就谁主导性强一点的现象？”即使是在北京这样评估公司已经竞争极其激烈的地区，高喜善也说“在有些区县，大部分评估还是那几个公司控制，这就是说明了政府对他们的认可”，而这样的“认可”，当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估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根据现有制度，建设部门对评估公司实行登记制，评估公司和评估师还要面临双重的年检，命脉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也让高喜善坦承“如果政府倾向性很强的话，评估机构和被征收人都会很难受”。虽然不同意王才亮所说“90%以上的评估师都会出具低于市场价的房屋评估价格，以便迎合地方政府降低征收成本的需要”，高喜善还是承认，要评估过程真正不受干扰，结果还有待观察，“只能寄望于政府真的公正”。

王才亮显然没有这样的幻想，他认为“评估办法”的纠错机制设置很难保证公正。根据规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还有异议的，则可以向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复核和鉴定程序都是在内部打圈，政府本身又是征收人，要承担征收的成本，你觉得希望有多大？”

高喜善也认为“评估办法”中的纠错程序在现实中“不够用”。在以往的实践中，事实上已经采取了专家委员会这样的鉴定模式，但是“鉴定和被鉴定的都是同行，同行之间的保护是很难避免的”，他认为应当像医疗事故那样，当事人可以提起司法诉讼，因为“如果医疗事故的认定都是由医生和卫生局主导，没有别的救济途径，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艰难的客车召回 篇7

预测归预测, 三年多过去了, 客车行业真正因为召回制度而出局的企业基本上还是零统计。

千年前, 李白感叹: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如今, 面对客车召回, 我们不禁也有同样的感叹!

追本溯源, 谈到客车召回, 必须从客车的生产谈起。从目前国内客车品牌的生产方式看看, 创新主要集中在外观造型设计, 产品性能的实现更多的依赖零配件厂商所提供的产品, 客车厂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整合零部件的能力上。而国内运输企业普遍采用点单式采购, 将各个主要零部件独立采购, 然后交由车辆厂商进行组合, 如此采购方式, 导致了同一厂商同一型号的客车出现N种不同配置, 根本没有共性可言, 即使出了问题, 也是个别问题, 既然不是普遍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召回?

因为与运输有多年交往, 笔者对运输企业的采购有一定的了解, 从中不难看出运输企业的采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客车品牌不会轻易尝试召回, 或者不会简单的把质量和召回联系在一些。

自2006年颁布了客车召回制度以来, 国内品牌除了宁波吉江客车厂分别在2007年召回的115辆NE6720D1客车和2008年召回的118辆NE6712D3客车, 其他一线厂商尚未有过任何的召回行动。一方面, 可以说是国内一线厂商的品牌实力的确够强大;另一方面, 也从侧面印证了前文所述的客车难以召回的理由。

说来说去, 客车召回, 以目前国内的客车生产和采购方式看, 在执行层面上实在是非常而且相当有难度的一件事情。

运输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这是我们行业内的从业者所乐于见到的, 而站在客车品牌的角度, 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客户的实力强大后能够采购更多的车辆, 忧的是客户的谈判砝码也随之越来越强大。近年来, 零首付、试运营等现象均出现在我们身边, 客车企业的年度报表越来越不好看, 客车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盈利能力低下的制约, 对于研发的投入的掣肘显而易见。企业的发展环环相扣, 盈利低自然用于可持续发展的经费就低, 研发薄弱, 导致产品更新慢对市场的话语权就弱, 从而更加制约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如此发展态势长久下去, 对于双方都将是一种损伤。

说了这么多, 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客车召回事件的出现, 但我们期待召回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行业进步, 推动中国客车行业和客运产业的发展。

进一步分析, 是否可以在主要零部件上实行召回呢?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 还是从客车的生产方式上讨论, 同品牌同型号的零部件, 安装在不同型号的客车上, 匹配的其他总成部件不同, 其功能的发挥也不尽相同。

换个角度, 做为媒体, 以第三方的中立立场看, 我们期待生产和采购双方能够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彼此促进发展的上下游关系。

链接:客车召回一览

2006年8月1日, 我国汽车召回管理范围扩大到全部客车类车型 (M2、M3类车辆) , 至今实施了召回的客车屈指可数, 自主品牌客车数量不到250辆。

●2009年12月, 上海通用五菱召回部分五菱之光、五菱鸿途汽车, 涉及车辆共计5068辆。

●2008年5月, 上海通用五菱召回部分五菱兴旺客车, 涉及车辆共计26076辆。

●2008年3月, 戴姆勒股份公司召回凌特轻型客车, 中国大陆涉及车辆共计222辆。

●2008年1月, 四川一汽丰田召回部分柯斯达客车, 涉及车辆共计3190辆。

●2008年4月, 四川一汽丰田召回部分柯斯达客车, 涉及车辆共计21685辆。

●2007年8月, 宁波吉江对NE6720D1客车实施召回, 涉及车辆共计115辆。

●2008年10月, 宁波吉江对NE6712D3型客车实施召回, 涉及车辆共计118辆。

行进在艰难之中 篇8

之所以艰难, 是因为中国既要保持较高经济发展速度, 又要实现迫在眉睫的转方式、调结构, 以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工业化纵深发展、城市化提速所需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又要防止因石油进口依赖程度逐年快速攀升而带来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日益加重。

之所以艰难, 是因为整个人类社会都面临能源短缺的极度困扰。中国自己的石油仅仅可以使用十一年, 而全世界的石油存量也仅仅够用四十余年。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为了资源, 强国会找出各种理由去直接或间接巧取豪夺。可当有限的资源仅剩最后一点的时候, 曾经不可一世的强者眼前呈现的只不过是一片焦土和死亡笼罩下灰蒙蒙的大地。

之所以艰难, 是因为人类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还无法提及替代传统的能源——核能刚有起色, 但日本核泄漏再次把人们拖进核恐慌的阴影里。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打算大力发展核电, 现在看来安全被放在第一位。

然而, 虽然难, 但却可以大有所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在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利用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像中国一样, 在节能减排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自豪地说。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弗拉文说过, 正如美国在一个世纪前带领世界进入石油时代一样, 全球气候的未来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将世界引入可再生能源时代。

4月13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温总理《纪念徐霞客》一文。文末说到, “我由衷希望新世纪对徐霞客的纪念和对徐学的研究, 能够促进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在领略祖国名川大山中增进对祖国的热爱;使人们在传承与开发中得到深刻启悟, 从而促进人们更加懂得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

漫长而艰难之路 篇9

唐杰能在2014年节能服务产业年度峰会上介绍,美国的节能服务长期以来一直在稳定地发展,虽然2008年至2009年经济危机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从2008年到2013年期间,美国的节能服务产业总值已经达到53亿美元,并且预计到2020年将增长到110~150亿美元。

美国在发展节能服务时与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美国的节能服务公司专注于公共建筑的节能领域,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以节能量保证型为主,同时美国政府对节能量保证型的项目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美国虽然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公共建筑节能,但是经过市场调查,建筑节能仍然还有很大的潜力和市场空间,而最大的建筑节能市场是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校,约占42%。

据唐杰能介绍,美国的节能服务公司在开展公共建筑节能服务时也会遇到很多阻力,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政府客户。由于政府和节能服务公司之间的合同期比较长,一般为8到10年,在合同期内,一旦节能服务公司负责该项目的人员,即项目经理出现人事变动,导致项目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出现下降,那么政府可能就会产生不满,就会导致双方的节能合作出现问题。唐杰能认为,对于节能服务公司来说,要想更好地开展节能服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考虑如何能够让项目经理长期稳定地管理其所开展的项目,保持人员稳定,以保证服务质量不下降。

另外,美国在做公共建筑节能时还面临着财务方面的相关问题,比如说几年前安然石油公司曾出现了一系列的财务造假问题,美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会计制度可以解决合同能源管理在财务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据唐杰能介绍,目前美国公共建筑节能融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业主直接用政府的预算和拨款进行节能改造;二是通过地方政府发行节能改造的专项债券来融资。唐杰能指出,如何解决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和建筑节能改造项目上的融资和财务问题,这是政府当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

中国“选手”融资压力大

据国际估值,目前我国节能服务产业的总产值为70亿美元。唐杰能表示,虽然我国的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比较高,但是不可否认,建筑的节能改造目前仍然还没有在业主心目中提高到比较高的位置。然而,这种状态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而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他举例说道,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业主把锅炉和制冷机都作为一种固定资产,因此不必要的时候不会轻易产生进行改造和更换的心理,而是在机器使用到必须淘汰的时候才会进行改造。

同时,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做节能量保证型合同能源管理时,业主需先垫付资金,而业主必然不愿意把用于发展核心业务的资金用于进行节能改造,而是希望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和市场。

唐杰能认为,目前节能服务公司开展节能服务难,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私营企业的主要业务不放在节能改造方面;二是业主对节能服务公司提出的节能效益不信任;三是节能量第三方验证不完善;四是来自于融资方面的压力。

唐杰能指出,目前中国的节能服务公司的融资压力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来自国有企业融资方面的阻力较小。他同时表示,在金融界,中国目前有很多银行都在努力开展绿色信贷服务,一般都是以节能收益作为担保进行贷款,但是中国仍然没有形成美国那种结构性的融资方式,由于节能服务公司一般都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小微企业,他们都没有固定资产,因此要让他们突破银行用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的贷款模式还有很大的困难。

针对此,唐杰能提出了能效“项目融资”的解决方案,即采用经过证实的结构化项目融资管理,采用标准化的“平台”方式,采用透明的节能量和M&V计算。

唐杰能最后总结到: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在全球都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节能服务公司的“节能效益分享型”融资方式将限制产业增长;标准化和透明的M&V是结构化项目融资即保障节能量效益的要求;政府行政指令是必要的但不足以确保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成功。

唐杰能指出,如何解决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和建筑节能改造项目上的融资和财务问题,这是政府当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

中欧光伏争端艰难和解 篇10

7月27日,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等5家行业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称, 经过中欧双方艰苦、细致的谈判, 中国光伏产业代表与欧盟委员会就中国输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联合声明指出, 该价格承诺体现了中方绝大多数企业的意愿, 使中国光伏产品在双方协商达成的贸易安排下, 继续对欧盟出口, 并保持合理市场份额。

“大多数中国企业对此表示满意, 总体来说光伏行业能保持住在欧盟60%的市场份额, 但出口数量的配额如何在国内企业中分配还在研究阶段。”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法律部主任陈惠清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则确认, 价格承诺下限或在每瓦0.57欧元左右, 但具体结果还有待提交欧委会审议后公布。

在产能过剩没有根本改变的大背景下, 由于受到价格和出口数量的双重限制, 国内光伏行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这一过程将加速过剩产能的淘汰以及行业整合。

本土创投艰难松绑 篇11

概念束缚

首先是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标准无法界定。Venture Capital翻译成中文，衍生出五个概念：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直接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各方都想用自己的概念去争取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每个概念区别很大，这样去争取税收优惠政策根本不可能。其次，相关部门在制定创业投资法规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有人主张叫《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也有人主张叫《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概念上的争议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创投法规的出台。

上位法滞后

目前我国对机构投资者的管理规则存在两个问题，对内资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上位法束缚得非常紧，法人股不流通；对外资来讲，外资机构投资者都要求免税，交税的话就不会出资，而在国内没有一个机构或个人可以不缴税。同样因为法律环境的问题，本土创投和外资创投很难走到一起。本外创投共同投资一家中国本土公司的话，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如《公司法》，而这个法律已明显落后于市场化进程，对于外资想体现的期权、流通股、单一税收制度等，在中国很难实现。上位法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相关的政策受到很大束缚。

可喜的是，2004年中国创业投资政策法律环境有望破冰，破冰的三股力量已经形成。第一股力量是，科技部已经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创业投资机制的报告》，国务院领导也给予了肯定。第二股力量是，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经国务院讨论通过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其中就提出“加快建立创业投资体制”。第三股力量来自于2002年6月出台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其中第17条明确规定，国家运用税收政策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由于这三股力量的共同推动，2004年中国创业投资业将会出现转机。

再生资源行业处境艰难 篇12

受资源品整体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 再生资源行业目前也处于艰难时期, 除了部分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探索出商业模式外, 多数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政策补贴, 部分企业甚至因亏损长期停产。但这种行业不景气的时期, 恰恰为龙头企业提供了并购的时机, “企业都容易赚钱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卖。”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 为行业上下游的整合提供了动力。据了解, 目前国家对拆解废旧家电的补贴, 统一向拆解企业发放, 再由后者通过提高家电回收价格的方式向上游进行部分转移。这种不平衡直接影响了上游回收体系的建设。近日发布的行业蓝皮书就写道, 无序回收仍占据市场的主体, 导致货源流向小作坊, 部分正规企业反而“吃不饱”。在此背景下, 拆解企业向上游的扩张成为必然。

借助资本市场是中小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捷径, 格林美上市4年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超过40亿元, 实现了高新技术和资金很好的结合, 一个民营企业走向公众公司, 需要发生一番天翻地覆地变化, 建议再生资源行业协会搭建一个平台, 更好地与风投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