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通用12篇）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1

1 引言

财务理论重点研究企业资产配置和资金来源的管理,长期以来它与产业组织理论领域中的市场竞争研究呈平行发展的状态。然而,企业的财务资源及决策同样也支撑其市场竞争行为,并最终会对产品市场业绩产生影响。因此,将企业的财务决策与产品市场竞争联动起来,能从根本上把握企业总体价值最大化目标下的企业决策准则。产品组织理论和财务理论交会之处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就是企业的融资行为、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互动。Brander等(1986)融合金融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创了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行为互动分析的研究领域[1]。此后,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关系[2,3,4,5,6]。

作为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现金在传统估价模型中被视为债务的负项。但正如Acharya,Almeida和Campello(2007)的结论,在现实的资本市场存在摩擦的条件下,负债和现金对企业竞争的作用是不等价的[7]。当竞争者面对更紧的融资约束以及当竞争者之间互动联系更多时,这种区别加大。因此现金持有这一重要财务政策与产品市场的互动,不能用负债或资本结构来等同视之。掠夺理论指出,持有足够的现金,企业就能实施更有利的产品市场竞争战略或对竞争对手产生威慑作用,从而掠夺现金匮乏的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并提升自身的产品市场业绩[8,9,10]。这个命题将现金持有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结合起来,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Fresard(2010)尝试在现金持有政策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影响上进行探讨[11]。在此基础上,顾乃康、孙进军(2010)借鉴Campello(2006)[3]的样条回归思路分析了这种影响的非线性特征[12]。

但无论是哪种研究都绕开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摩擦及这种摩擦在未来现金流不确定环境中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发挥作用的影响。资本市场的信息摩擦、合约摩擦等都会带来很高的融资成本,这些成本会影响公司的投融资决策,提高企业未来投资的风险对冲需求(Hedging Needs)。这样,融资受限公司的这种对冲需求将会在其现金持有政策影响产品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发生作用。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剖析现金持有政策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作用机理,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对各种重要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也构成了本文的切入点。本文将首先对融资受限程度和对冲需求进行定义和量化,然后分析这两个要素在现金持有政策影响企业竞争绩效过程中的作用,再进一步分析不同行业竞争特征和企业竞争地位对上述嗡题的影响。

2 研究理论假设

根据掠夺理论,持有较多现金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掠夺性的定价策略来增加产品市场业绩,更便于通过增加产出来实现低价竞争。而现金匮乏的竞争对手则有可能因无法在降价后承担运营和投资成本而被驱逐出市场。更为一般地,现金充裕的企业还可以采取诸如改变生产和经营区位、增加研发开支、扩大分销网络、密集广告支出甚至兼并供应商或合作伙伴等掠夺方式来降低现金匮乏的竞争对手采取相应竞争策略的可能性。此外,公司持有现金具有一种信号作用,表示其采取侵略性竞争的能力,可能扭曲竞争对手的行为。当现金匮乏的企业预料到现金充裕的企业可能会实施掠夺性竞争策略时,它会推迟或放弃某些有利的市场拓展机会,从而损害产品市场的业绩,所以现金也可能是一种先动装置。由此得到

假设1:企业现金持有量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

如果未来公司有较多投资机会或有利竞争机会,那么它一方面可以通过保留当前内部可用资金或更多地借债得到现金提高现金储备,以保证今后用资,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当前现金去偿还债务以保存其借贷能力,以备将来借贷。但在现实资本市场中,由于融资摩擦的存在使企业外部筹资受限,其现金储备和债务能力的作用是不等价的。高现金持有能增加受限公司未来的融资能力,进而增加其抓住投资机会的能力。因此得到

假设2:企业在融资受限的情况下,持有较多现金对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具有更显著的积极作用。

由于投资有风险,未来现金流具有不确定性。现在进行外部筹资,就等价于把未来的高现金流的状态转变为现在。将募集资金储存起来,企业就能在所有状态中得到投资基金。换而言之,承担风险债务保存募集资金等价于将资源从未来高现金流状态转化到低现金流状态。相反,保存负债能力(减少负债)则等价于将资源从未来低现金流状态转化为高现金流状态。当企业预计投资机会将可能在公司未来低现金流状态下出现时,也就是说企业具有很高的“对冲需求”时,它就很有可能将现金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换而言之,假如现金流和投资机会的相关关系很低,企业对冲需求很高,它更偏好存钱,尤其是企业融资严重受限时,这将有助于企业抓住未来的投资和竞争机会。而对冲需求低的企业往往在有投资机会的同时现金流也很丰富,所以不需要大量储备现金,因为这样反而会降低资产配置收益。因此得到

假设3:高对冲需求的企业的现金持有对其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具有更显著的积极作用。

企业采取掠夺策略的可能性及其结果还与所处行业的竞争结构有关。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企业多采取相互盯住的战略,从而发生掠夺风险的可能性较高(Zingales,1998[13])。在这种情况下,现金充裕的企业更有可能率先发动掠夺攻势以侵占现金匮乏企业的市场份额,或者更有可能在其他企业发出掠夺威胁时采取旨在保护现有市场份额的投资行动,因此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的影响在这类行业中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这样得到

假设4:企业的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在垄断程度较高、竞争强度低的行业中对现金持有决策的作用影响更大。

企业是否在竞争中采取掠夺策略或进行相关防御的强度同样也与其本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有关。行业竞争领先者由于筹资渠道较非行业领先者更丰富、也更容易获得资金,所以这些企业的现金储备在整个投资和竞争过程中作为提供其竞争基金的来源之一并不如对行业落后者而言那么重要,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的作用在这一类公司当中也有可能被弱化,因此得到

假设5:行业竞争领先者的现金持有对其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影响程度小于行业竞争落后者。并且,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在领先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中的作用相对于行业竞争落后企业来说要小。

3 变量、模型设计及样本

3.1 变量

在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绩效指标的选择上,借鉴Campello(2006)的研究[3],使用经年度行业均值调整的销售收入的变动率(Salesgrowthi,t)来间接衡量某企业相对于行业内其他竞争者而言产品市场份额的变化,并以此反映产品市场业绩,即(Salesi,t-Salesi,t-1)/Salesi,t-1.由于被解释变量是流量指标,因此现金持有政策用两个变量来表示,一是货币资金与短期投资之和与总资产之比,这是企业在某一时点现金持有存量(Cashi,t-1)的经典指标;二是现金持有量增加量(ΔCashi,t),即(本年货币资金+本年短期投资-上年货币资金-上年短期投资)/总资产,表示企业在一个经营周期中现金储备的增量变化。这样在解释变量中除了沿用以往的现金持有存量指标以外,也考虑了对应的增量指标。下标i和t分别代表公司和年份。

此豌,还控制了影响产品市场业绩的其它因素。

(1)负债。对于股东来说,由于债务的有限责任效应,所以企业通常会运用债务来增加产出以达到掠夺竞争对手的目的(Brander和Lewis,1986[1])。和现金持有政策一样,负债也同样用负债比率(Leveragei,t-1)和负债增加(ΔLeveragei,t)两个指标来表示,前者为公司总负债除以总资产,后者为当年的负债变动,即(本年总负债-上年总负债)/总资产。

(2)前期总资产(Sizei,t-1)以及当期资产变动率(ΔSizei,t)。前者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后者为(本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因为资产存量以及当期的资产增量可能会对产品市场业绩产生影响。

(3)销售费用(SEi,t-1)。为营业费用除以总资产,反映企业在诸如广告、促销和打折等市场策略方面的花费。

(4)投资支出(Investmenti,t-1)。有关市场竞争的投资增加也可能造成竞争业绩的变化,这里沿用顾乃康、孙进军(2010)的定义[12],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总资产来表示。

(5)前期产品市场竞争绩效(Salesgrowtht-1)。控制该变量是因为前期的产品市场业绩可能会对其后的业绩产生持续影响。上述所有变量均根据行业均值调整。

融资受限借用Stein(1996)在市场时机理论中提出的股权依赖概念[14]来定义,即具有低可用财富(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持有和现金净流量等)、高投资机会、低借债能力的公司更可能成为融资受限的公司。借鉴刘端和陈收(2006)的思路[15],运用因子分析来确定样本的融资受限状态。根据Stein(1996)的理论定义,选定的指标包括:经营现金流,即(净利润+本年累计折旧-上年累计折旧)/总资产;现金及等价物持有(Cashi,t);现金股利支付率,即现金股利除以总资产;市值账面比((M/B)i,t),即[总资产-股东权益合计+流动股股数×当年末股价+(总股本-流通股股数)×股东权益合计/总股本]/总资产;负债水平(Leveragei,t);盈利能力,即净利润除以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RMRi,t),即连续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由于市值账面比、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杠杆水平是逆指标,因此先对这三个指标进行同趋化,再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首先,利用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分析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在2000~2009年10个子样本中,KMO统计量都在0.65以上,另外球形假设在1%的显著水平下被拒绝,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然后,计算提炼综合因子zi,并计算其特征值和贡献率,提取累积贡献率达到70%的前若干个因子。再利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确定解释综合因子并计算得分系数矩阵。最后根据公式Z=∑dizi计算综合评价总得分,这就是用来衡量融资受限的指标(FRA),其中di为旋转后的综合因子贡献率。

在对冲需求的量化上,由于本文中的对冲实际上起源于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即现金储备能够使融资受限的公司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保证未来的投资,所以公司融资受限时,如果预计投资机会将可能在未来低现金流状态下出现,它会储存现金,以备将来使用。换而之,假如现金流和投资机会的相关关系很低,公司更偏好存钱,这时公司有很高的“对冲需求”[7]。对冲需求难以直接量化,Acharya,Almeida和Campello(2007)提出可以用经营现金流和投资机会的相关性来间接反映。考虑到内生性,本文不采用公司投资支出或Tobin’Q来量化投资机会,而是利用样本期内公司经营现金流与所在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的相关性来间接反映对冲需求(HMA),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用行业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均值来度量。对冲需求越高的公司,上述相关性指标越低。

3.2 模型设计

检验现金持有政策与产品市场业绩关系的基本实证模型见式(1),Xi,t为残差项。对总体样本回归来分析企业现金持有量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影响,再将样本按融资受限程度和对冲需求进行分组,分别二分为低融资受限组和高融资受限组,低对冲需求组和高对冲需求组,进行回归对比分析。

由于市场竞争还受行业竞争特征和企业本身在竞争中的地位决定,因此需要分行业特征和不同企业竞争地位进行研究。回归模型如(2)、(3)所示,它们在(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解释变量和融资受限、对冲需求的交互项。这些交互项是用来判断在不同样本组中,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究竟是增强还是减弱了现金持有政策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

这里融资受限(FRi)和对冲需求(HMi)为原始指标FRA和HMA的指示变量,FRi在融资受限程啡高于行业平均值时取1,等于及低于行业平均时取0;HMi在对冲需求程度高于行业平均值时取1,等于及低于行业平均时取0。

3.3 样本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0年及以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企业,样本研究期间是2000~2009年。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文依照以下原则进行筛选: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没有披露审计意见的企业;剔除主营业务收入为零或为负的企业;剔除缺失数据的企业。另外,由于在分析时使用经年度行业均值调整后的数据,因此限订在某一年某行业中的观测值至少有5个。本文依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标准,按照以下原则进行行业分类:制造业采取一个字母加两位数字进行分类,其它行业按一个字母加一位数字分类。据此,在样本期间内,共获得9590个观察值。本文所使用的全部数据来源于天软数据库和国泰安财务和市场数据库,并使用STATA 10进行面板回归统计。

以没有经过碾度行业均值调整的原始变量来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其中公司的平均现金持有量为16.6%,现金持有量的年增加率为3.6%。

4 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在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竞争作用中的影响

表2报告了模型(1)控制个体和时间效应后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估计结果。首先,对总体样本进行分析,表2的第2列显示企业持有的现金储备能对其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产生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系数为28.37),说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在t-1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在t期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就会增加28.37%。而同期现金储备的增量变化也会显著刺激企业竞争业绩的增长(ΔCasht的系数为7.72),表明企业现金储备年增加相对于行业竞争者而言越高,越能增加同期的竞争业绩。这些都支持了假设1。此外,在控制变量中,除公司规模的增加对竞争业绩有显著积极作用外,其他皆对竞争业绩具有消极作用,尤其是上一期的投资支出、上一期的竞争业绩和上一期的销售费用。

然后,再将样本按融资受限程度和对冲需求进行分组,分别二分为低融资受限组和高融资受限组,低对冲需求组和高对冲需求组,并就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对比。结果如表2的列(3)~(4)所示,高融资受限的公司无论是现金持有储备还是其储备量的年增加幅度都对公司在行业竞争中产生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公司在t-1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在t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则增加63.02%;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的增加比行业竞争对手高95.02%。而低融资受限公司则不然,无论是现金持有量还是持有量的增长都不能带来竞争业绩的增加(系数分别为-1.77和-6.80)。说明企业在融资受限的情况下,持有较多现金对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具有更明显的积极作用,从而支持了假设2。两组样本在控制变量上有明显区别的为规模的增加和销售费用,低融资受限组规模增加对竞争业绩有正影响,而高融资受限组则反之;低融资受限组销售费用对竞争业绩具有负作用,而高融资受限组则反之。

对比分析低对冲需求组和高对冲需求组也能发现明显区别。结果如表2的列(5)~(6)所示,高对冲需求的公司无论是现金持有储备还是其储备量的年增加幅度都对公司在行业竞争中产生的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公司在t-1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在t期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会增加28.36%;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增长幅度比行业竞争对手高7.72%.而低对冲需求公司则相反,无论是现金持有量还是持有量的增长都对竞争业绩造成了显著消极作用(系数分别为-24.05和-43.01)。说明高对冲需求的企业的现金持有对其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具有更明显的积极作用,而低对冲需求公司储备大量现金反而会降低相关收益,从而支持假设3。在控制变量中,低对冲需求公司的负债和企业规模对竞争业绩有正影响,高对冲需求组则相反。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方向与总体样本一致,但在作用程度上高对冲需求组普遍比低对冲需求组高。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的综合作用,从总体样本中选出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都相对较低的公司和两个指标均相对较高的公司,将其进行回归对比研究,结果见表3。高融资受限、高对冲需求组的现金持有政策对其竞争业绩的影响显著为正,Casht-1和ΔCasht的系数分别为45.88和98.41。而低融资受限、低对冲需求组则相反,系数分别为-3.83和-4.10。说明公司在融资受限的条件下如果同时具有很高的对冲需求,积极的现金持有政策将能够带来相对于行业竞争者更好的竞争业绩,而不受限无对冲需求的公司持有较多现金则会适得其反,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5 行业竞争特征和公司竞争地位的影响

企业竞争结果还受行业竞争特征和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决定,这里进一步分析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本文研究问题中的影响。

5.1 不同竞争特征行业中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的作用

市场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是反映行业竞争强度的一个较为直接的指标[6]。本文用样本期内市场集中程度的Herfindah-Hirschman指数来反映,即(公司1的主营业务收入/该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2+(公司2的主营业务收入/该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2+…+(公司n的主营业务收入/该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2。按市场集中度将样本所处的行业二分为市场集中度高(竞争强度低)的行业和市场集中度低(竞争强度高)的行业,并就模型(2)和模型(3)进行分组回归对比分析,结果见表4。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中,无论是现金持有量还是其年增长都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模型(2)中Casht-1和ΔCasht的系数分别为37.6和5.74;模型(3)中分别为49.43和25.96)。而对冲需求和融资受限的存在使这种积极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对冲需求高的公司在t-1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在t期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会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31.49%;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变动率比行业竞争对手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22.64%;融资受限的公司在t-1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在t期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会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25.02%;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变动率比行业竞争对手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24.49%。而市场集中度低的行业中,现金持有及其年增长率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作用不明显,只有当融资受限严重或者对冲需求较大时,现金持有相关决策量才会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产生积极作用(模型(2)中Casht-1HM和ΔCashtHM的系数分别为7.24和3.27;模型(3)中分别为9.71和2.46),但相比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还是明显减弱了。说明企业的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在垄断程度高、竞争强度低的行业中对现金持有决策的作用影响更大,从而支持假设4。

5.2 不同竞争地位公司中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的作用

竞争中公司所处的地位不同,竞争策略及其结果也有差别,这里用两方面指标来反映竞争地位的差别。一是公司对行业技术核心的掌握程度,借鉴MacKay和Phillips(2005)[17],用公司年资本劳动力比率来反映,高于行业年资本劳动力比率均值的为掌握行业技术核心者,等于和低于行业平均的为未掌握行业技术核心者;二是公司的市场份额,即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在行业总销售收入中的比重,高于行业均值为行业领先者,等于和低于行业均值为落后者。它们分别代表了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地位特征。再分组就模型(2)、模型(3)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技术竞争板块的结果表明,掌握行业技术核心者的现金持有量及其年增长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作用是非积极甚至是消极的(模型(2)中Casht-1和ΔCasht的系数分别为-26.32和-44.22;模型(3)中分别为-2.13和7.08),而未掌握行业技术核心者的现金持有量及其年增长率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作用则显著为正(模型(2)中Casht-1和ΔCasht的系数分别为35.69和7.71;模型(3)中分别为40.77和52.30)。对冲需求和融资受限的存在使现金持有政策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积极作用被放大,尤其是在那些技术竞争中居于落后地位的公司。对冲需求高的未掌握技术核心者在t-1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在t期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会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67.94%;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变动率比行业竞争对手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58.33%.融资受限的未掌握技术核心者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会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30.05%;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变动率比行业竞争对手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48.81%.尽管这种被放大的积极作用也出现在那些技术竞争居于领先地位的公司中,但被放大的程度相对而言要小(掌握行业技术核心者在模型(2)中Casht-1HM和ΔCashtHM的系数分别为26.84和25.10;模型(3)中分别为14.56和46.75)。这说明行业竞争领先者的现金持有对其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影响程度小于行业竞争落后者,并且,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在领先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中的作用相对于行业竞争落后企业来说要小,从而支持了假设5。

表5市场份额竞争板块的结果也得到了类似结论,行业领先者的现金持有量及其年增长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作用是非积极甚至是消极的(模型(2)中Casht-1和ΔCasht的系数分别为-1.21和-5.36;模型(3)中分别为-0.94和-3.34),且对冲需求和融资受限的存在也无法使现金持有政策在产品市场竞争中产生显著积极作用(行业领先者在模型(2)中Casht-1HM和ΔCashtHM的系数分别为-1.83和-3.98;模型(3)中分别为-2.57和0.47)。而行业落后者的现金持有量及其年增长率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作用则显著为正(模型(2)中Casht-1和ΔCasht的系数分别为39.45和10.43;模型(3)中分别为47.84和66.18)。且对冲需求和融资受限的存在使这种积极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对冲需求高的行业落后者在t-1期相对于行业竞争者的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在t期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会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53.28%;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变动率比行业竞争对手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26.86%。融资受限的行业落后者现金持有量每多出1个单位,其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的年市场份额变动率会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27.51%;而现金储备的年增长比行业竞争对手高1个单位,同期就能使其市场份额变动率比行业竞争对手在原有优势上进一步增加57.02%。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5。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6 结论

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的掠夺理论,引入资本市场的各种摩擦所带来的融资成本和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研究企业在现实资本市场中的融资受限和风险对冲需求在现金持有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作用过程中的影响。在对融资受限程度和对冲需求定义和量化的基础上,分析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不同行业竞争特征和企业竞争地位对上述问题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

(1)持有较多现金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掠夺性的定价策略来增加产品市场业绩,更可能产生信号扭曲竞争对手的行为,从而损害对手产品市场的业绩,企业现金持有量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在现实资本市场中,由于融资摩擦的存在使企业外部筹资受限,其现金储备和债务能力的作用是不等价的,因此在融资受限的情况下,持有较多现金对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具有更明显的积极作用。另外,由于投资有风险,未来现金流具有不确定性,当企业现金流和投资机会的相关关系很低时,企业对冲需求很高,更偏好存钱,尤其当企业融资受限程度高时,这将有助于企业抓住未来的投资和竞争机会,高对冲需求企业的现金持有对其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具有更显著的积极作用。

(2)企业的竞争策略及其结果与行业竞争特征和企业竞争地位有关。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现金充裕的企业更有可能率先发动掠夺攻势以侵占现金匮乏企业的市场份额,或者更有可能在其他企业发出掠夺威胁时采取旨在保护现有市场份额的投资行动,企业的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在垄断程度高、竞争强度低的行业中对现金持有决策的作用影响更大。而行业竞争领先者由于更容易获得资金,其现金储备在整个投资和竞争过程中作为提供竞争基金的来源之一并不如对行业落后者而言那么重要,行业竞争领先者的现金持有对其产品市场竞争绩效的影响程度小于行业竞争落后者。并且,融资受限和对冲需求在领先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中的作用相对于行业竞争落后企业来说要小。

现金是企业流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手中持有的现金为其在市场竞争中带来的真实效应,为企业总体价值最大化目标下的企业现金储备财务决策和市场竞争决策提供参考准则。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今后将更深入到产品市场绩效产生的具体机理和渠道上去,例如现金储备对潜在竞争者进入的阻碍、对竞争者投资以及其接管并购决策的扭曲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研究方向。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2

[摘要] 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存在融合空间。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评述指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更多地是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关系，应当有意识地发现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 竞争政策 科技政策 反垄断法 科技进步法 国家竞争力

导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科技政策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1]，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国民经济和

[2]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此相平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于2007年颁布并于次年实施以来，竞争政策开始正式进入国家经济政策领域。《反垄断法》的出台引起了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在理念层面涉及到保护竞争与激励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制度层面涉及反垄断法对于知识产权的适用规则，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认识。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的制度与战略实际上是作为科技政策的一部分进入历史的，至今仍在科技政策的基本架构之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把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作为叙事的对象，考察二者的理念内核，梳理二者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法定化目标，进而在理念交互和目标协同的基础上在规则层面分析二者的耦合，提出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设想。

一、竞争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一直以来，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自该两大政策生成以来，其理念也处于流变之中。因此，界定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范围，廓清现代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理念，是探讨二者交互的起点。

1.竞争政策之一般

在经济学界，广义的竞争政策，指一切有利于竞争的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放松规制、政府削减对企业的补贴、减少不利于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

者的政策等；[3]而狭义的竞争政策，指“一整套确保市场竞争不因受限制而减少经济福利的政策和法律。”[4]在法学界，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是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促进和保护竞争的策略选择，竞争法是竞争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规范和限制私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也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6] 随着竞争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一般认为，现代反托拉斯或竞争政策的一般性目标是保护竞争或经济自由以达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

2.中国竞争政策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竞争政策的形成，镶嵌在以《反垄断法》的颁布为里程碑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国废除旧的适应计划经济的法律框架，建立一个鼓励竞争的新框架，而建立和维持竞争机制是这种框架不可或缺的支撑。第二，控制过度的政府权力。中国经济体制中行政垄断问题具有广泛性和结构性，其最终的解决方法依赖于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而现实可行的实用主义做法，就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采取一些技术性的限制来抑制政府权力。第三，保护国家安全。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速，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可能丧失他们目前拥有的优势。制造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将《反垄断法》视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相关中国企业的极佳工具。第四，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中国经济在飞速增长，收入差距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多数人要求公平分配因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分额。为建立“和谐社会”，政府需要缩小财富差距，而国民的普遍认识是：为缩小差距，垄断必须被消灭，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7]第五，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动因。国家竞争力包括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包括在社会形态及文化传统上的软实力。一国在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将使其具备强劲的竞争力，并不断发展，最终现实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8]笔者认为，国家竞争力与上述因素一同构成了反垄断法出台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中国竞争政策框架制定的国家目标。在中国，竞争政策这一术语由《反垄断法》的第九条第一次正式提出，官方解读为：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起到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9]

二、科技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1.科技政策之一般

1963年OECD在《科学和政府的政策》（Science and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报告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政策的含义，它把科学政策分成两个成分：“为政策的科学（Science for Policy）”和“为科学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70年代，OECD的布鲁克斯报告中又单独提出了“技术政策”这一概念。之后，文献中的科技政策有时用“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有时用“Science Policy”。[10]而根据UNESCO的定义，科技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TP）是指一个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主导性国家或地区为强化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的总和。[11]有学者认为，STP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科技活动的任务、目标、投资等进行指导、管理和调控而采取的方针、措施和规则体系。[12]还有学者将科技政策定义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结合。[10]随着科技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九十年代以来各国科技政策的中心内容是：创新——科学技术发展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贡献；建设能够促进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10]

2.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考查其演变过程，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军工国防的要求。我国自建国初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心在于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建设。第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要求。1978 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13]1988 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第三，提高综合国力的要求。1995 年，国务院在第三次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重心在于依靠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更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12]第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工作大会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明确指出“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在中国，1993年颁布并于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堪称科学技术领域的基本法。该法于第二条规定了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指导方针为：“国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与规则耦合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经过自身的发展和演进，各自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当代政策体系。二者在理念上虽存在差别，但亦存在交集：即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只不过，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场域上，科技政策着眼于“预竞争领域”的科技活动，而竞争政策则着眼于“市场竞争领域”的竞争活动。二者的融合，将比单一政策项下的政策调节更能推动共同理念的实现。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中国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和规则耦合。

1.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

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理念存在交集构成了二者融合的基础，而其实施则需要分析特定国家的政策语境，并实现具体政策语境下的目标协同。

第一，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竞争政策是反垄断法制定的依据，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表现形式。[9]作为竞争政策的载体，《反垄断法》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有“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对西方反垄断法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做出梳理，占主流者应有三项：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经济运行效率的促进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反垄断法》的各项目的实际上也可以化约为这三大目的。

第二，科技政策的法定化目标。作为科技政策的载体，《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据此，科技政策的实施目标可以归纳为，“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同目标。在西方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竞争导致繁荣

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我国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来看，也希望通过对公平竞争的维护，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应地，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挥的贡献，各国采取政策措施大力加强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和有效运行。从我国科技政策法定化目标来看，对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的促进，最终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再结合上文所分析的科技政策形成的动因来考虑，两大政策及其法定化的目标，最终所指向的应该是“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而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一根本目标为归依，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在根本上是可达成一致协同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上的耦合，以及如何促使这种耦合更加有效地促进二者协同目标的实现。

2.中国《反垄断法》与《科技进步法》中的规则耦合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分别以《反垄断法》和《科技进步法》为载体，二者的法定化目标存在协调的空间，而规则的耦合则是构建政策融合机制的法律基础。

第一，依科技发达国家的经验，科技政策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直接对研究开发工作的支持。例如，政府对基础研究、国防高技术研究、空间研究、对大学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资助，以及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第二类是政府通过放宽政策或制定新的法规条例，刺激私人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为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的大环境等。例如，政府的采购政策、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税收政策、反垄断政策、促进技术转让的政策等。[14]而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策手段的不同。竞争政策是直接的规制调节，而不是间接的参数调节。[15]相较而言，科技政策的政策手段更为多样化，可以起到更大的调节作用。分析二者在规则上的耦合，首先应根据各自特性明确融合的定位：科技政策应主要起到调节引导的作用，而竞争政策则应起到支撑促进的作用。

第二，在美国这样具有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传统的国家，竞争政策的历史比科技政策更为久远，因此也必然成为科技政策的关联政策，而通过豁免等方式实现的竞争政策的宽松化也使得科技政策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中国，长期以来科技政策体现在基本架构上，主要是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教育与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和加强统筹协调。直至《反垄断法》的颁布，竞争政策的理念与基本框架才正式确立。因此，与传统的反垄断法制国家相比，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交互实际上是一个反向的过程。然而，中国《反垄断法》充分吸收了现代反垄断法制的理念和规则，其中明确提供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相对接的插槽，使二者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可以实现对接。

第三，在《反垄断法》中，相关的规定可以分为促进型规定和保障型规定两种。以此分类观之，科技竞争与竞争政策的规则耦合如下。

在创新促进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三十条提出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三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国家鼓励企业开展的活动。相应地，《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构成垄断协议，主要包括了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情形。此外，该法在对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考虑因素”中，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一因素。据此，科技政策和竞争政策对创新促进的指向显然是一致的。

在创新保障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七条原则性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而目前正在起草之中《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法执法的指南》将予以

细化规定。将该议题提升到政策层面来考量，将有益于在指南的制定与实施中更好地体现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在保障静态效率的同时促进动态效率。

易言之，《反垄断法》一方面通过企业联营的反垄断适用豁免和经营者集中效果权衡中的技术进步影响考虑来促进创新，一方面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规制来在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创新，与《科技进步法》相匹配，构成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面上的耦合。

结语

竞争政策是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全新板块，其在《反垄断法》中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竞争政策与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科技政策在内的各种传统政策的互动是国家竞争力提升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来，随着科技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政策组合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竞争政策亦应顺应这种趋势进行合理规划。我们认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的关系，在确立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的基础上，应当从规则层面着眼，在保护竞争的同时从“创新促进型规定”和“创新保障型规定”两个方面构建完善政策融合的法律机制，促使两大政策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6/content_4309517_1.htm（2010/3/31）

[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_2.htm（2011/3/31）

中国竞争政策发展历程回顾 篇3

198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对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必要性、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采取合法手段进行竞争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广告经营活动中，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1987年9月发布的《价格管理条例》，认定“企业之间或者行业组织商定垄断价格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有关竞争政策的规定，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初步探索。在这个阶段，竞争政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开始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竞争政策和竞争立法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立法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其重要标志是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6种属于一般所称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包括假冒、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高额有奖销售等；有5种属于垄断行为或称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限制竞争行为、掠夺性定价、搭售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和串通招标投标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的竞争立法还包括：1993年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对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行为进行了规范；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价格卡特尔、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等价格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对串通招投标的行为及处罚作出了规定。

除了以上这些法律外，国务院还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颁布了不少涉及竞争政策的经济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其中对各种地方保护、地区封锁行为及其处罚作出了详细的规定；2001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明确规定“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妨碍公平竞争，阻挠外地产品或工程建设类服务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以及其他各种限制企业竞争的做法”。此外，《电信条例》、《国际海运条例》等对限制竞争行为也做出了规制。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竞争立法，制止垄断行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中国从1994年开始正式起草《反垄断法》草案，《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负责起草工作。自1994年以来，两个部门作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法律草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上报审议。根据十届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原国家经贸委承担的《反垄断法》的起草任务也转由商务部承担。

商务部高度重视反垄断立法工作，对《反垄断法》草案反复修改论证，最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于2004年3月上报国务院审议。目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在加紧审议工作，预计今年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协调研究 篇4

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一般关系

(一)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概念界定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其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法规和政策①。现实中,我国产业政策的侧重点在于政府有形之手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产业政策可以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 而对特定产业进行保护和支持的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强调政府配置社会资源,因此,常常会挤压甚至代替市场正常发挥作用。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指为弥补市场缺陷,政府通过研发补贴、人力资本投资等形式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没有特定的产业指向,是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基本相容的产业政策。

竞争政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竞争政策,主要是《反垄断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政策②。它主要规范垄断协议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行为。广义的竞争政策涵盖了为维持和发展市场竞争机制所采取的各种公共措施,包括产权改革政策、垄断行业管制政策、政府补贴政策、贸易自由化政策等③。竞争政策是一般性的经济政策,它保护的是市场竞争机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竞争政策是基本经济政策④。

(二)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一般关系

1.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容性。首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是国家公共经济政策,两者最终目标就是要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运行协调、稳定与发展等社会公共利益⑤。政策的理论基础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此外,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特定情况下,有一定的互补性。比如,产业组织政策通过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和控制市场结构,实现产业的有效竞争。在这一点上,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一致的、交叉的。其次,一般来说产业政策主张扩大企业规模,鼓励产业集中,追求规模效益。而竞争政策虽然反对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滥用其支配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但并不反对企业市场支配地位本身。也就是说,它并不否定,也不可能否定规模经济,它不反对在竞争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因此,在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相协调的“有效竞争“状态下,两种政策可能实现协调⑥。

2.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产业政策,尤其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首先,政策的目标和出发点不同。竞争政策,尤其是其核心《反垄断法》是为了修正近代民法所维护的形式上的合同自由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限制合同自由与营业自由的结果,而通过保护市场竞争自由,以保障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经营者的实质合同自由和营业自由⑦。政府实施竞争政策的目的是,反对由来自政治和经济领域权力而产生的各种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障市场正常运作,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产业政策,尤其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目的常常是实现国家的赶超经济战略。它试图依托政府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市场,依靠后发优势,使本国产业结构趋近于现代国家的产业结构。

其次,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同。竞争政策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适应性干预,是体现市场规律的干预,目的是让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本质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领域,是基础性的经济政策。而产业政策往往是政府计划对市场的替代,是政府对特定行业和地区的直接促进、扶持或者限制,本质上是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

再次,竞争政策更多体现竞争和自由,产业政策更多体现政府的计划和偏好,作用范围往往彼此消长。竞争政策最早产生于美国,它是由下往上,是基层人民争取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反对垄断的产物。美国把竞争政策的核心反托拉斯法,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产业政策产生于日本,作用方向是由上往下,它往往有意无意地限制了民间的经济竞争和自由。产业政策向每个行业和地区政策倾斜的做法,对其他行业和地区构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产业政策往往伴随着鼓励产业内的垄断协议等限制竞争行为。在一些情况下,两者表现为上述的互补相容的关系。但更多情况下,竞争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竞争政策的作用范围大,则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就小,反之亦然。

二、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一)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自1986 年我国“七五”计划正式提出“产业政策”的概念以来,利用发达国家在产业的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借助后发优势,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产业政策仍然在我国经济政策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新阶段,产业政策仍然在经济政策领域占重要地位,就带来许多问题。

1.导致市场扭曲,产能过剩,而且抑制创新。我国目前实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物,它往往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直接替代,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同时也抑制创新。譬如,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对部分行业项目提供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结果严重扰乱了市场价格,扭曲了市场供求,造成社会资源的误配,行业产能过剩,也达不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而且这种产业政策还使企业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夺政府资源上,从而忽视了创新。

2.受困信息问题。产业政策预设一个全知全能的设计者,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等信息有着充分的掌握,但由于信息分散及信息的不对称性,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及时、充分地掌握重要的市场需求信息,也就是说,全知全能者是不存在的。为此,类似的产业政策很难保证可行性。实践也证明,我国的许多产业政策是不成功的。例如,我国汽车行业长期执行向大厂倾斜的产业政策, 而现在在市场最有竞争力的汽车企业,却是当年无法受产业政策支持,甚至受产业政策限制的小型民营企业⑧。

3.行政垄断问题。行政垄断是政府及其授权的机构,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包括行业垄断和地方垄断。行政垄断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反垄断法》37 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实际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往往构成了对其他经营者的竞争限制,从而构成了行政垄断形成及维持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竞争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2007 年颁布的《反垄断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提出了“竞争政策”的概念。从近几年反垄断法实施的情况来看,主要碰到以下难题⑨。

第一,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的对象,一般都是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包括大型国有企业),而行政垄断主体又是政府,因此,统一、权威、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行政执法的保证。而按现行《反垄断法》规定,实践中,真正的行政执法机构分别是,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和商务部反垄断局。这些执法机构均隶属国务院部委,级别低,权威小、独立性差。很难满足反垄断执法的实际需要。

第二,行政垄断处理难度大,案件少。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针对各类企业的限制竞争性为,执法机构处理了不少典型案件。可与对企业的垄断行为执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我国反垄断法禁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由于政府介入经济较深,实际中行政垄断行为很多,但这方面处理的案件却极少。

三、日本、欧盟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

(一)日本

1947 年美国主导日本颁布了反垄断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但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状态后,从1952 年到1977 年,日本政府不断强化产业政策,弱化竞争政策。采取的具体措施有: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协调企业达成垄断协议;制定相关法律引入反垄断法除外适用制度,鼓励企业联合合并;通过修订反垄断法放松对垄断行为的规制,大力实施产业政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逐步意识到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从1977 年开始,日本不断强化竞争政策,相应弱化产业政策。为了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政府开始逐步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修订反垄断法,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大量废除适用除外制度;不断强化公平交易委员会职责;逐步弱化产业政策的作用。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只限于确立经济发展规划和对全局性基础性问题的统筹与引导,尽量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运行,从而使经济运行从“官主导”变为“民自律”⑩。

日本为确保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有:(1)明确反垄断法的普遍适用,取消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日本目前取消了绝大多数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除非有法律规定,行业不能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2)建立经济政策事前协商机制。在制定或修订有关法律和政令时,如可能有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内容,其主管部门应当与公平交易委员会相协调,确保竞争政策的主导地位。(3)反垄断执法机构研究发布竞争评估报告。执法机构根据最新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相关领域的竞争状况进行评估。

(二)欧盟

欧盟的产业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援助控制制度。国家援助是指欧盟成员国及各级行政机关通过财政投资、低息贷款、优惠地价等各种形式,利用国家公共资源对企业或者产品生产给予补贴的行为11。首先,欧盟原则禁止国家援助行为。《欧盟运行条约》第107(1)条规定,“由欧盟任一成员国提供或者通过任何形式的国家资源,以任何方式对某些特定企业或特定产品的生产给予补贴,从而破坏竞争或者给竞争带来威胁,并因此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均被视为与共同体市场不符。”其次,欧盟将国家援助行为严格控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可以给予国家援助的有两种情形:一是自动许可的情形,包括向消费者提供的无差别社会援助和为补偿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件损害而进行的援助。二是需要由欧盟进行审查的情形。包括:针对贫困地区的援助、为推动符合欧洲共同经济利益重要项目实施或防止成员国经济严重动荡而实施的补贴、为发展特定经济活动或特定经济区域而实施的补贴,以及保护文化遗迹的补贴。再次,欧盟由竞争总司对国家援助行为进行审查。所有的国家援助措施均需向欧盟委员会提前申报,由后者对该项援助是否有助于实现欧盟利益、援助措施设计是否适当、援助措施破坏竞争的效应等进行评估,并作出是否允许援助的决定。

显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产业政策是在竞争政策的框架下发挥辅助的作用。

四、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一)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市场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调节市场供求关系,配置社会资源。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就是维护良性的市场秩序。因此,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竞争政策居于基础和优先的地位,产业政策的设计及实施应当在竞争政策所确定的框架内进行。

(二)为保障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应当将三个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整合为一个统一、独立、专业的执法机构。

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法律形式,是实施竞争政策的直接载体。一定意义上说,反垄断法的实施也是与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相互碰撞和相互协调的过程。目前的三足鼎立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具体执法的反垄断司、局,缺乏独立性,而且这些机构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或者管辖权的冲突,执法成本必然过高,为提高反垄断法实施的效率,国家应当尽快整合商务部、发改委、工商总局三家的反垄断执法权,可以考虑建立直属国务院反垄断局,也可以考虑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充实、改造为反垄断执法机关,强化其专业性,增强其反行政垄断的功能。

(三)通过适用豁免制度进行协调

豁免制度是各国实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基本方式12。各国反垄断法都规定了不同范围的豁免制度。豁免指的是对于违反竞争政策的行为,由于其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免责条件,因而反垄断法对其不予禁止。我国《反垄断法》第15 条规定了垄断协议的豁免、第27 和28 条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豁免,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预留了空间。当然,法律对经营者赋予的证明责任(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消费者能够分享利益等),使产业政策考虑的空间有所限制,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止步于“未严重影响市场竞争”的门槛之外。

(四)事前协商制度

在竞争政策处于优先政策地位的情形下,为了预防政策可能出现的冲突,保证两者的协调,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当建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进行协调的事前协商制度,事前协商可以在产业政策制定时或者执行前进行。

注释

1石俊华.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研究,2008(3)

2王先林.对近期我国反垄断执法的观察和思考.中国工商报,2014.10.15

3俆士英.反垄断法实施面临功能性挑战--兼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竞争.政策研究,2015(7)

4许昆林.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0)

5刘桂清.反垄断法中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6于良春,张伟.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与协调问题研究.中国物价,2013(9)

7黄铭杰.公平交易法之理论与实际---不同意见书.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6页

8许小年.自由与市场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

9王晓晔.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成就与问题.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4(9)

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竞争政策处.日本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14(1)

111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竞争政策与国际合作处.欧盟反垄断的有关做法及启示.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5(1)

发展中的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 篇5

2005-04-27 11:

21发展中的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反垄断调查办公室主任 尚明

2005年4月22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

很高兴参加中欧竞争政策研讨会。中欧竞争政策研讨会是中欧双方在竞争政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一次盛会。对中欧双方关注的竞争政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中欧双方进一步完善竞争政策，促进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借此机会，我愿向大家简要介绍中国竞争政策和立法的有关情况，希望我的介绍能进一步增进诸位对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的了解，促进中欧双方在竞争政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我的介绍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我将回顾中国竞争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我会简要介绍中国《反垄断法》的起草情况；最后，通过竞争政策与行业管制、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的比较分析，说明竞争政策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竞争政策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可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阶段是1993年至今。

（一）第一阶段：1978-199

2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有限度的市场竞争。竞争政策方面的立法比较零散，也不多，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对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必要性、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采取合法手段进行竞争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自此之后，我国的竞争政策与法律开始受到重视，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制定了有关保护竞争的政策和法规。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广告经营活动中，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1987年9月发布的《价格管理条例》，认定“企业之间或者行业组织商定垄断价格的行为”是违法行为等。

总之，在这个阶段，竞争政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开始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竞争政策和竞争立法问题开始受到重视。80年代一系列有关竞争政策的规定，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初步探索。

（二）第二阶段： 1993年至今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立法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其重要标志是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6种属于一般所称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包括假冒、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侵犯商业秘密、高额有奖销售等；有5种属于垄断行为或称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限制竞争行为、掠夺性定价、搭售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和串通招标投标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国家工商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和《关于禁止串通招投标行为的规定》等，进一步细化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这一时期的竞争立法还包括：1993年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对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行为进行了规范；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价格卡特尔、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等价格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对串通招投标的行为及处罚作出了规定等。

除了以上这些法律外，国务院还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颁布了不少涉及竞争政策的经济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其中对各种地方保护、地区封锁行为及其处罚作出了详细的规定；2001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明确规定“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妨碍公平竞争，阻挠外地产品或工程建设类服务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以及其他各种限制企业竞争的做法”。此外，《电信条例》、《国际海运条例》等对限制竞争行为也做出了规制。

从这些立法中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反垄断立法主要存在着以下的问题：第一，反垄断立法过于散见于各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法律、法规、暂行规定、通知中，没有一部统一的反垄断法典，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和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第二，反垄断法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笼统地禁止垄断或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至于该行为的概念、定义究竟是什么，这种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是什么，违反法律禁令的后果等问题，法律法规中一般未做详细性规定，使执法机关难以有效地稳健地操作该法律规定；第三，大部分反垄断法规则是国务院各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权威性不够，导致这些规定法律效力不强，规范性差，约束力较弱；第四，反垄断法律法规中既没有对违法后果作出规定，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理和惩罚措施。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竞争立法，制止垄断行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中国加快了《反垄断法》的起草进程。

下面我简单谈一下《反垄断法》的起草情况。

二、中国《反垄断法》的起草情况

中国从1994年开始正式起草《反垄断法》草案，但在此前1987年曾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制定《禁止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条例》。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决定将有关反垄断问题留待以后专门立法解决。《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负责起草工作。自1994年以来，两个部门作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法律草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上报审议。根据十届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有关打破市场垄断、行业垄断的职能已经划归商务部，原国家经贸委承担的《反垄断法》的起草任务也转由商务部承担。

商务部高度重视反垄断立法工作，并将该法作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经过积极认真的立法调研和起草、论证工作，在征求国内外专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以及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商务部对《反垄断法》草案反复修改论证，最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于2004年3月上报国务院审议。目前，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正在加紧审议工作，预计今年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

商务部在起草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坚持了既要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的经验和成果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精神。

首先，立足国情，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竞争有了较大发展，但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种垄断行为和现象仍然对公平竞争产生着不利影响。由于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运作方式等不完全等同于国外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再加上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以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次，体现国际通行规则，吸收和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的经验和成功做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成熟的立法经验和做法，因此，对于国外反垄断立法的通行做法和规定，我们大胆吸收借鉴。对于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引以为戒。

第三，体现对外开放，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在一国之内实现统一和开放，而且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统一和开放。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竞争立法与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相衔接，更多地从国际市场角度考虑反垄断问题。对此，草案对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对于那些在外国产生但对中国市场竞争有着不利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如跨国兼并和国际卡特尔，反垄断法也是适用的。

《反垄断法》草案包括了各国反垄断法一般所具备的主要内容，如禁止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并购控制、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等，同时结合中国特点和实际需要，对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应当指出的是，反垄断法是一部涉及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在起草过程中，经过修改和吸纳各方面的意见，最终形成的并经过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与目前的草案也许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最终必将出台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操作性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反垄断法。

三、竞争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从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出发，通过瓦解阻碍竞争的力量，推动充分的市场竞争，最终使消费者受益。除竞争政策外，政府也通过其他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等，调控经济发展。但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鉴于竞争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在制定一项政策时是否充分考虑到竞争政策，是衡量这一政策好坏的重要标准。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竞争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以电信行业为例。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电信业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由邮电部统一经营电信业务。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在电信、电力、航空等垄断行业采取了引入竞争、放松管制的措施。1994年，我们对原来政企合一的邮电部进行逐步拆分，以后又相继成立了联通、网通、吉通、铁通等公司参与竞争。到目前为止，电信领域已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星和铁通公司六家基础电信企业和4000多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企业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1994年，中国有固定电话2886.3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56.8万户；2004年拥有固定电话31244.3万户，无线市话用户6522.1万户，移动电话33482.4万户。竞争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传统上，贸易政策属于对外政策，竞争政策属于国内政策，二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使消费者受益。但二者实现的途径有所不同，竞争政策通过制止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贸易政策通过消除贸易壁垒来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也可以说竞争政策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贸易政策包含着竞争政策，从而也能够促进竞争政策实现其目标。根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11547.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3位。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秩序，已成为我们关注的新焦点。2004年4月中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体现了中国政府在维护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方面的新举措。如，该法第30条规定，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如果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则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第32条规定，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实施垄断行为、危害市场公平竞争、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商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新《对外贸易法》实施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在对外贸易中受到垄断行为侵害的有关企业的投诉。目前，商务部正在研究建立详细规范的调查和处理程序，以打击国际贸易领域的限制性竞争行为。

投资政策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调控某一行业或产业对私有资本或外国资本开放的程度。近年来，中国根据WTO对成员国的要求和我国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最大程度的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垄断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着中国入世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将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中国的经济将会更为活跃。

四、商务部已着手开展反垄断执法工作

为履行好国务院赋予商务部的打破市场垄断、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和“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职能，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

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就反垄断执法已经开展了以下工作：

1、完成《反垄断法（送审稿）》后，继续协调反垄断立法及相关工作；

2、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和依照《对外贸易法》查处对外贸易中的垄断行为；

3、开展竞争政策与法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4、清理有关市场竞争的法规，打破地区封锁等。

结 束 语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中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更大程度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中国的竞争政策与法律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持续竞争优势的集群政策定位 篇6

关键词：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政策；定位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的作用应当主要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市场竞争失灵的补充，这也应当成为集群政策的基本定位。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不是人为因素可以随意培育和塑造的，要保持集群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集群政策必须顺应客观规律，对集群发展因势利导。对中国的产业集群而言，政府通过制定适宜的集群政策，对集群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引导与扶持，对于集群的发展十分必要，尤其是在集群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当前而言，基于产业集群的持续竞争优势，政府的集群政策应当主要定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在于创新。集群创新的主体是集群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组织与有关政府部门。集群创新水平的高低，取决于集群创新网络的完备程度。集群创新网络内的各创新主体要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更要发挥集群知识共享、合作研发创新的优势。对于政府而言，集群政策首先要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为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合作创新创造条件、提供必要支持。集群政策要鼓励集群内以及与集群发展关系密切的大学、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与产业化，推动这些部门与集群内企业的创新互动。集群政策中必须包含对知识产权与创新成果的保护，也支持大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带动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鼓励在集群内形成共同学习的氛围，为集群学习创造必要条件。集群创新网络需要必要的创新中介支持，如质量监控机构、信息中心、孵化器、公共实验室等，集群政策对此要给以鼓励。集群的创新离不开外部资源的支持，集群的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网络，集群政策要促进集群与外部研究机构、大学、先进企业的交流合作，鼓励与外部创新源建立有效的连接机制，吸引外部人才、创新企业、机构进入集群，不断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

二、加强集群企业间分工合作

集群内部细致的分工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我国一些地方的产业集群，如浙江苍南的标牌集群，小小的标牌徽章生产分解成几十道工序，集群内的企业就分布在加工工序的每一个环节，一家企业只生产其中的一道工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分工优势。这些企业互相依存，形成了稳定坚固的协作关系，使该集群具有了极强的竞争优势。而从我国现实来看，仍然有大量的集群内部缺乏细密的分工，企业互相临近却把生产过程都包含在自己企业内部，互不交流信息，集群本该有的生产分工机制未能形成。从集群政策来讲，一方面需要推动这些企业减少生产环节从而推动集群内部分工，更需要针对大企业鼓励其部分业务外包，在技术方面给予外包企业支持。所以，集群政策在鼓励分工的同时，更应当促进集群内的合作机制的形成，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这种合作机制对于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而言更为重要。据Sydow（Sydow and windeler l997）等人的考察，在1989－1992年间，丹麦启动了一个用来支持企业间网络的计划，超过300个网络由这些企业以及40个网络中介机构（包括咨询机构、协会等）创建，耗资接近2500万美元。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改进小企业间信息流动和合作，克服它们个体力量的不足。网络使得小企业更容易观察市场和技术发展，发动合作研究项目、共用昂贵的设备，通过互补性任务从事专业化经营。每个网络组织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目标，选择并整合相关伙伴，调节不同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刺激网络成员去提供既定目标需要的资源。通过集群政策强化集群内企业、有关组织机构间的分工合作网络，可以共同设计产品、共同培训员工、共同对外营销，大大提高集群的效率。

三、推动中介机构发展

中介机构发挥突出作用，这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产业集群内集中了大量的企业，它们之间既存在激烈的竞争，也有合作的需求；集群本身的发展，也需要一些公共中介的支撑。集群统一对外，需要中介机构居间联络，协调行动。中介机构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意大利中部Emilio－Romagna区域的ERVEET系统。这个区域的集群建立在大量小企业基础上，该区域超过40％人员在少于20人的企业工作，这些企业缺少发展必要的生产相关的服务和全性球新产品的商业探测。许多同行企业集中在某一个市镇，如食品工业集中在帕尔马省，服装集中在Capri和Modena，鞋子集中在Fusignano，陶瓷集中在Sassuolo。因此，Emilio－Romagna区域决定通过9个区域能力中心支持这些集群企业的发展，这些能力中心集中在ERVEET组织。ERVEET一个部分是质量控制中心，一个是为鞋子、皮革、农机、纺织和服装产业服务的中心。这些中心由集群政策、相关行业协会以及近1000家企业联合管理，成本由以下部门均等承担：私营企业34％、区域政府36％，国家和欧洲来源占30％。这些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为集群内小企业提供它们单独不能管理或经费不足以供给的信息和服务。这些中心体现了一种共有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推进集群内企业间的协作。集群政策要发挥作用，离不开中介机构的支持。从我国现在产业集群的发展来看，中介机构发达的产业集群往往有更长的寿命、更强的竞争力。针对大部分集群中介机构薄弱的现实，我国的集群政策必须定位于大力促进其发展，为集群持续竞争优势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创造与维护集群发展的优良环境

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需要通过集群政策来更好地创造和维护。硬环境如道路、水、电、气、暖、网络等基础设施，以及污水废料等的集中处理机构等，这些外在的条件容易建设和改善。但是集群持续竞争优势更需要的是软环境，如商务环境、政务环境、文化环境等。这些环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这也恰恰是我国大多数集群所缺乏的。如商务环境中的信任就是一个妨碍集群交流合作的大问题。根据张维迎（2002）等人的研究，信任与经济绩效正相关，GDP的增长和信任之间的相关度达0.96。越是被信任的地区，分工交易越发达，经济增长越快，而华人社会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的社会，许多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来概括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状。2002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指出，在购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上持不放心态度的企业占77%；有62%的企业担心受骗；63.6%的人认为企业存在欺骗、造假问题。张维迎认为，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而与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对于政府而言，通过制定政策促进集群内市场交易的顺利开展、提高教育水平是创造集群内诚信的商务环境的有效途径。政府自身的诚信与廉政、勤政建设对于集群内良好的政务环境的形成至关重要。我国南方一些集群政府的服务意识已经非常强，而西部和部分地区的集群政府仍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改善。同时，政府的诚信本身就是集群诚信、集群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此外，集群政策可以影响集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集群内有一个宽容失败、创业求先的文化氛围，对于集群内的企业衍生、技术创新活动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因此，政府通过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改善集群软、硬环境，形成诚信、创新、合作的集群氛围，从而为集群形成持续竞争优势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张荣刚.企业集群总体竞争力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214-216.

［2］张维迎.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3］陈文华等.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治理［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03):94-100.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7

一、如何看待市场准入问题

市场准入在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贸易政策的目标是消除人为的针对外国企业和产品的市场准入障碍, 但是各国在确定竞争政策目标时却很少关注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市场准入问题。与限制竞争行为有关的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市场准入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企业限制竞争行为

1.同一市场国内企业之间达成协议, 拒绝从外国企业购买产品或拒绝销售从外国企业进口的产品, 或者协议拒绝向外国企业提供产品、服务或其他必要原材料, 这些措施都会阻碍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

2.供货商与销售商之间形成的协议, 外国企业会因此而无法建立销售网络, 进而达到阻止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目的。

3.国内垄断企业滥用市场势力, 拒绝供货或拒绝交易, 滥用知识产权、掠夺性定价以及差别定价等手段, 阻止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

4.国内企业间并购形成国内龙头企业, 会在其他国家市场形成市场势力, 或者阻止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

(二) 政府行为

1.一国政府直接免除国内企业应受的反垄断处罚, 而这种豁免会无形中培养本国企业的市场势力, 助长国内企业的限制性竞争行为, 进而阻止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OECD1998年《抵制核心卡特尔的建议》中指出各国均不愿放弃已有的竞争政策豁免和除外责任做法。大量竞争政策豁免导致全球大量的经济活动避开竞争政策处罚。

2.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战略性地适用国内竞争政策来培育本国龙头企业, 从而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来抗衡跨国公司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优势。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曾以促进合并来迎接美国跨国企业的挑战。如果说美国跨国公司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并加以滥用, 那么这一做法可以认为是符合竞争政策初衷的。但如果美国跨国公司并没有采取限制性竞争行为的话, 那么这一政策对美国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是进入欧洲市场的壁垒。

(三) 混合型限制竞争行为

混合型市场进入障碍在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争议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混合型市场进入障碍既有企业参与, 又有政府机构参与, 难以单独通过竞争政策或者贸易政策来解决。

1.一国政府可以授权国内行业协会来决定是否批准企业的经营权, 该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该项权利来排除外国企业的竞争。

2.在全球性产品市场, 尤其是在通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等高科技领域, 一国制定标准的组织可能给予本国企业更多的考虑, 外国企业会因为没有能力影响国内标准制定组织的决策而无法进入该国市场。

3.国内反垄断机构执法不力也会助长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 因为企业会认为政府已经默许其限制竞争行为。政府甚至会积极地鼓励企业分割市场, 以此来保护幼稚产业, 抵制外来竞争。从竞争政策来看, 政府的参与表示本来应受到处罚的企业限制竞争行为可能免予处罚。从贸易政策来看, 虽然政府的参与会受到WTO规则的制约, 但这种制约的力度值得怀疑。

二、可否用开放的贸易政策来替代竞争政策

(一) 贸易政策部分替代竞争政策的途径

1.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来代替竞争政策。

一些研究成果表明, 当不考虑产业内企业间相互战略影响时, 进口的增加会降低这一产业的利润率, 也就意味着贸易政策可以部分替代竞争政策, 甚至在一些小的国家可以实现完全替代。这些研究用价格成本加成率表示利润率, 考虑其受产业集中率、进口比率、资本产出比率、产业特殊性以及特定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进口比率的增加可以被看作是贸易政策更加开放, 利润率高低可以用来表示这一产业的竞争程度。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国采取自由的贸易政策, 来自于进口的压力就会限制本国企业的市场势力。加拿大竞争政策机构认为, 过去许多并购交易或企业行为存在限制竞争方面的效果, 加入NAFTA后由于进口压力的存在, 这些效果就不再存在了。

2.国内贸易法。

各国的国内贸易法规也会被用来解决外国市场上与限制市场准入相关问题。美国《1974年贸易法》 (修订案) 第301条就是要解决外国政府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和“限制或阻碍了美国贸易”等行为或政策。企业限制市场准入的行为可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外国行为, 外国政府一贯地宽容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政策和执法活动也属于上述“不合理”情形, 因此也在301条款适用范围之内。

3.WTO规则。

WTO规则规制的是政府行为, 而不是企业限制竞争行为。但是WTO有关非歧视和透明度的基本规则、在基础电信等领域的各成员国关于规制企业限制竞争行为方面需遵守的最低标准、在反倾销领域以及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针对企业行为的救济措施的规定等都会对企业限制竞争行为产生影响。WTO通过多边体系在某些领域要求各成员国建立解决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体系。《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都要求其成员国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以确保其国内制定标准的机构遵守《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中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其他基本原则。WTO也制定详细的实体法规则, 例如《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些也都会对企业限制竞争行为产生影响。

(二) 贸易政策能否完全替代竞争政策

如果仅仅依靠贸易政策的实施就会解决与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相关的问题, 那么竞争政策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考虑是否在竞争政策领域引入一套普遍原则。虽然从自由贸易立场看, 贸易政策途径大大地减少了竞争政策存在的必要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竞争政策就绝对地没有用武之地。虽然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仅仅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还不能保证市场的自由进入。

1.要辩证地看待一些理论研究结果。前面提到的开放自由的贸易政策替代竞争政策的相关理论结论, 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还是要考虑到这些理论的局限性,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同产业的利润率可能受生产效率高低的影响, 生产效率高的产业在面对海外竞争时更可能维持高的利润率。有些产业的企业主要竞争的是创新和产品种类, 而不是价格。产品差异化以及其他一些非价格竞争因素也会使得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 (2) 贸易自由化后的较高的进口比率并不意味着国内产业在贸易自由化以前存在限制竞争行为。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 如果进口竞争产业是相对资本密集型的, 贸易自由化会使得资本报酬率降低, 但这是要素价格均等的结果, 而不是消除限制竞争行为所带来的结果。 (3) 当贸易自由化之前国内产业存在X-无效率时, 贸易开放而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增加就会使得国内企业降低成本或改进管理效率, 从而使得利润率增加, 而这并不是消除限制竞争行为而带来的结果。 (4) 在许多国家占GDP很大份额的许多产业并不受进口竞争压力的影响。 (5) 进口比率的变化不仅受贸易政策的影响, 而且受国内企业抵消外国竞争能力大小的影响。一些类似于制造商和分销商之间的纵向协议会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当国内企业相对于外国竞争者位于不利地位时, 他们经常游说竞争当局放松国内的竞争政策执行力度, 以采取限制性竞争行为来阻止外国企业在本国的竞争。

2.自由贸易政策必须以市场上企业自由进入为条件, 包括潜在竞争者自由进入。OECD 1993年的一份报告主张经济的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生产与营销效率, 但前提条件是市场准入条件和竞争环境不受破坏。企业在不断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市场势力, 可能在国内市场上从事某些排除外国竞争的行为。外国企业可以利用竞争政策来解决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

3.虽然贸易政策可以消除由于政府机构而产生的市场准入问题, 但并不能解决企业限制竞争行为而产生的市场准入问题。国内竞争政策存在制度缺陷或者实施不力, 都会导致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 形成妨碍来自国外竞争的进入壁垒, 限制了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流动。

4.国内贸易法在实际操作中的有效性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并未界定“宽容”、“限制竞争”、“一贯地”等概念, 美国贸易代表在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301条款下的程序也不涉及法庭审理、司法裁决和救济措施等程序。

三、竞争政策的运用能否起到贸易政策的效果

(一) 具体的方式

1.如果一国不能有效地通过贸易政策来制止本国企业阻止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竞争行为, 外国企业的所属国政府就希望通过域外适用其竞争政策, 以达到进入该国市场的目的, 起到类似于贸易政策的作用。

2.当一国企业运用限制性竞争行为来阻止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时, 外国企业有权利用贸易伙伴国家竞争政策进行诉讼来获得救济, 从而弥补贸易政策的不足。

3.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战略性地运用本国竞争政策来培育本国龙头企业或者豁免出口卡特尔等国内企业的限制性竞争行为, 目的在于在国际市场上增加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进而抢占国际市场, 实现贸易政策的目标。

4.反垄断机构之间加强合作, 签订含有积极礼让原则的双边协议, 有助于增加全球竞争政策的一致性, 促进各国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从而有利于市场的开放和贸易与投资的增长。

(二) 效果大小受到制约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竞争政策的国际运用来弥补贸易政策的不足。运用竞争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为企业限制竞争行为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壁垒, 但其效果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1.竞争政策的适用范围和目标很难统一, 还不存在广为接受的用以解决市场准入问题的准则。各国有可能在竞争政策如何解决市场准入问题上争执不休。几乎全部贸易大国关于出口卡特尔都有某种形式的免责规定, 国内竞争政策的效率会因为豁免条款而大打折扣。

2.国内竞争政策的效力还取决于其竞争政策的执行力度。如果外国企业不是本地注册企业, 可能不具备提起诉讼资格。国内反垄断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所受的政治压力使得保护外国的贸易利益受到制约。与关税壁垒的大幅度消减相伴而来的却是非关税壁垒的盛行以及反倾销等手段的滥用, 故意放松国内竞争政策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竞争政策比贸易政策更容易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游说。

3.在战略环境下的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变得很复杂。虽然他们的效果很相似, 但目标却不同。竞争政策的目标是抑制国内企业的市场势力,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是运用国内企业的市场势力来从国外企业那里获取转移租金。广泛的政治目标会损害竞争政策对贸易政策的补救效果。

4.反垄断机构之间的双边合作存在局限性。反垄断机构之间若没有涉案企业的同意, 将无法交换保密信息, 致使反垄断机构很难真正地解决跨国限制竞争行为问题。各国竞争政策内容和执法程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如果缺少一套共同的反垄断规则和解决争端的机制, 就很难避免贸易摩擦。

四、如何实现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互动

(一) 在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中同时引入市场准入规则

在竞争政策中建立普遍的市场准入规则, 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限制竞争行为引起的市场准入问题。该原则与贸易政策中的市场准入规则相对应, 禁止一切形式的阻止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竞争行为, 包括企业和政府机构两方面, 从而解决混合型进入壁垒的难题。

(二) 促进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国际化

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在解决市场准入问题上均存在某些缺陷。一方面, 法律域外适用虽然可以解决某些问题, 但会因此而引发其他问题。反垄断机构之间加强合作又缺乏构建全球竞争政策框架的基础。另一方面, 贸易政策不是直接地调整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这就需要竞争政策国际化。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而竞争政策仍然没有国际规则。

(三) 在WTO框架下实现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互动

反垄断机构之间主要的合作方式一直表现为签订双边协议, 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 还有30多个国家正在制订反垄断法。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可能制订有完全相同的反垄断法, 进行大量的双边合作的困难和障碍显而易见。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多边框架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在WTO框架之外存在一些双边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机制和框架, 包括EC、NAFTA、UNCTAD、OECD、世界银行以及ICN等。与其他国际机构不同的是, WTO多边框架既包含发展中国家成员, 又包含发达国家成员, 能够实施具有广泛拘束力的规则。

竞争政策如果能够在WTO多边框架下引入普遍的市场准入准则, 就会使得各成员国在其各自国内法体系中都采用该原则, 并且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 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 就可以实现国际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互动, 从而有效解决市场准入问题,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晔.纳入多边框架——竞争政策对国际经贸活动的影响[J].国际贸易, 2003 (6) .

[2]黄勇.论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策建议[J].国际贸易, 2006 (6) .

[3]于立, 吴绪亮.国际竞争政策的分歧、互动与展望[J].世界经济研究, 2006 (11) .

[4]尹竹.WTO框架下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问题述评[J].中国法学, 2004 (3) .

[5]马赫.M.达芭 (Maher, M.D.) .反垄断政策的国际化[M].肖兴志, 丁宁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6]Olivier C.J..Grether and Jaime D.M..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Where Do We Stand?.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00 (34) .

[7]Lloyd.P..Multilateral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aw[J].World Economy, 1998 (21) .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8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冷战的结束, 全球化的程度日益深入, 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渐趋频繁, 日本、西德、意大利等战败国在战后迅速崛起, 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也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首次遇到挑战, 英国的国家实力则逐渐走向衰落。

国际间的竞争力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趋向活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风靡全球。

迈克尔·波特认为, 在国家层面上, “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 (波特, 2006, P.6 ) , 而“一个国家能持续并提高本身生产力的关键在于, 它是否有资格成为一种先进产业或重要产业环节的基地” (波特, 2006, P.18 ) , 因此, “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时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 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一个国家的经济由各种产业集群所组成, 这些产业集群弥补并提供竞争优势 (当然也可能造成竞争劣势) , 反映了经济的发展” (波特, 2006, P.69~70 ) 。

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在某种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波特认为答案必须从每个国家都有的四项环境因素来讨论, 即①生产要素, ②需求条件, ③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 ④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这四项关键要素构成一个双向强化的“钻石体系”,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能否成功。但同时波特也指出, 在国家环境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上, 还有“机会”和“政府”两个变数不容忽视。 (波特, 2006, P.67~69 )

2 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评议

波特不愧是战略大师, 《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布局宏大, 构思缜密,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针对国际竞争力演变的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钻石体系”发前人所未发, 10个国家翔实的案例分析深入浅出, 对竞争优势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四个发展阶段的动态刻画清晰客观, 令人信服。

波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视野的宽广。由生产要素, 需求条件,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 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四要素所构成的钻石体系使打造国家竞争力的脉络清晰可寻, 但同时他也充分的意识到机会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样的补充使“钻石体系”的普适性受到削弱, 但这也可以看作是波特为确保“钻石体系”有效性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产业升级换代的机遇并不是经常存在的, 但在日本消费电子产品赶超美国的时期, 这一因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电晶体替代真空管的历史机遇下, 日本消费电子企业利用其后发优势, 迎头赶上。 (Chandler, 2001 ) 同时, 政府政策会影响到国家竞争优势, 而且, 它的影响力可正、可负 (波特, 2006, P.602 ) 。全球化不但没有削弱国家角色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 全球化或企业国际化只会使国家角色更加重要。国家之间的特征与文化差异非但不会受到全球竞争的威胁, 反而会被证明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波特, 2006, P.28 ) 。

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划时代的, 但即便是这一理论, 仍然无法为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一幅详尽的路线图。在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规范化运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 虽然经济学是具有普适性的准科学范畴,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却因时因地而异, 仅就钻石体系四要素中的需求条件而言, 日本人的消费习惯就跟美国人有霄壤之别。迈克尔·波特也明确的意识到文化差异乃至所谓的民族特点在塑造国家竞争优势过程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波特, 2006, P.719 ) , 同时, 机会和政府这两个难以把握的因素也给这一过程增添了很多扑朔迷离的色彩。在规范性理论解释失效的地方, 历史的偶然以及政府的意志却往往能够提供有说服力的合理性说明, 迈克尔·波特所提及而无法予以展开的部分, 恰好由钱德勒一类企业史或者经济史专家进行了补充。如果说由四要素构成的钻石体系是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客观描述, 那么, 机会和政府双要素的存在则为国家干预经济活动预埋了管道。

3 一种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产业政策观

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 迈克尔·波特对“产业政策”一词没有做清晰的界定, 这使得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前后矛盾之处。

在“再版介绍”中, 迈克尔·波特旗帜鲜明的指出, 《国家竞争优势》反对产业政策。所有有生产率的集群都支持繁荣。国家应该放弃重点扶持某些特别产业的做法,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对国家目前现存和刚出现的集群都应该一视同仁。 (波特, 2006, 再版介绍, P.7~8 ) 但是, 也是在同一本书里, 迈克尔·波特说,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 (波特, 2006, P.602 ) , 似乎又默认了产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

就像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较多的谈到“产业集群”而没有援引其出处一样, 或许原创性的作者在过于关注“国际竞争力”这一核心概念的同时难免会挂一漏万, 但为了我们以下讨论的方便, 我们需要对“产业政策”一词做出清晰的界定。

在这里我们援引周叔莲、裴叔平等对产业政策下的定义:严格的经济学范畴意义上的产业政策, 是指国家 (政府) 系统设计的有关产业发展, 特别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的总和;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或参与经济的一种较高级形式, 它是从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全局着眼而系统设计的较完整的政策体系, 而不仅仅只是关于某一两个产业的局部性政策 (周叔莲、裴叔平等, 2007, P.35 ) 。

从这一产业政策的定义出发, 结合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我们试图梳理出关于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应遵循的几个一般性原则。

定理1、国家生产力意义上的竞争优势由国家产业上的竞争优势所体现。

定理1是同义反复, 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定理1所表述的内容反复强调, 此处不再赘述。定理1是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理论起点, 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合理性说明。在全球化时代里, 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必须成为国际上一种先进产业或重要产业环节的基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产业政策发挥着或正向、或负向的作用。

原则1、在竞争优势的不同发展阶段, 国家应分别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

迈克尔·波特正确的指出, 政府在国家竞争优势上, 影响最直接也最大的是:生产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这两个阶段 (波特, 2006, P.654 ) 。在这两个阶段, 国家分别处于经济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 政府应充分调动手头的资源, 积极的创造生产要素, 有效的分配现有资金, 通过多种渠道积累资本, 提高教育水准, 改善基础设施, 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对重点产业的扶持, 以发挥后发优势, 尽快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然而, 当国家希望从早期的投资导向阶段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 企业必须成为发展动力的主角 (波特, 2006, P.654 ) 。在创新导向阶段, 企业运作应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对外贸易也应该从出口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出口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在这一阶段, 国家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通过市场竞争有效配置资源, 提高企业效益。企业走向前台, 产业政策则退居幕后。

当国家进入富裕导向阶段, 因国民更青睐从事服务业而导致制造业劳动力素质下降, 以及社会工资、福利普遍较好, 国民缺乏动力冒风险创业等诸多原因, 其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受到削弱, 为了重振国际经济实力, 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启用产业政策, 以求振衰起弊, 图东山再起。

原则2、在市场机制与产业政策之间, 产业政策是次优选择。产业政策是市场失灵或者市场面临被国外产品挤占情况下政府采取的阶段性经济干预措施, 国家在不得已采取产业政策的同时, 应尽量避免对国内市场竞争关系的扭曲。

在此我们不难理解迈克尔·波特在谈及产业政策时的矛盾心态。恰如周叔莲、裴叔平等所指出的那样, “各国实行产业政策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有的国家公开声明并自觉地实行产业政策, 比较典型的是日本。有的国家虽未明确声明制定产业政策, 但实际上实施了产业政策, 并对产业发展产生了较显著的作用, 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有的国家在经济政策的主观取向上反对产业政策 (并反对各种形式的经济计划) , 但在实行的国家干预中也包含有许多产业政策或类似于产业政策的因素, 美国就是这类国家中的一个典型。” (周叔莲、裴叔平等, 2007, P.37 )

作为在自由主义学术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学者, 迈克尔·波特开宗明义的宣称, 《国家竞争优势》反对一切产业政策。市场无疑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 但在国家层面上, 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后发展国家如果不对幼稚产业实行保护, 虽然也许该国具备发展相关产业的巨大潜力, 相关产业将夭折于胚胎之中;同时在某些产业面临升级换代的过程中, 在相关产业拥有相对优势的先进国家如果不能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在相关产业上的优势将轻而易举的被其它国家赶超。

国家在不得已采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 应注意保护市场的竞争机制。为了有效的应对国际竞争, 国家会有针对性的扶持相关幼稚产业或者相关产业中的大型企业, 追求规模效应。与此同时, 国家应该意识到行业垄断的危害性, 极力避免托拉斯的形成。在相关产业成长壮大到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时, 国家更应该放开管制, 甚至积极的引进国外竞争者, 以更快速的提升本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平衡, 成为考验每一届政府治理能力的经济难题。

原则3、制造业在一国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迈克尔·波特看来, 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 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 (波特, 2006, P.69 ) 。任何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都是由机械工业、专业元件与最终消费产品产业共同组成的。机械工业、专业元件等产业通常具有积累效果, 这些产业一旦成型, 原本单薄的产业集群自然会往各个产业环节扩张, 形成更庞大、更丰富的范畴。 (波特, 2006, P.519 )

制造业构成一国产业肌体的骨架。没有资源, 可以从国外购买, 正如迈克尔·波特指出的那样, “战后产业成功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大多遭遇强大压力和困境, 可以应用的资源也不多” (波特, 2006, P.556 ) 。资源的匮乏使这些国家无法从事资源密集型产业, 而不得不把注意力投向高附加值及技术含量高的制造行业。

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社会舆论导向下, 重提制造业的重要性更有其现实意义。相比制造业需要长期投入, 不断积累, 服务业能更快捷的给个人带来成就和满足。发达国家的青年人更愿意从事金融证券、律师、公关娱乐等行业, 对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远为基础性的工程技术类产业则少人问津。原则3所提示我们的其实是在一国国民经济诸行业中, 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上应该占有一个足够高的比例, 该国的国际竞争力才是可持续的。

原则4、产业政策可以随时调整, 教育方针及对产业的资金支持则应该始终如一。无论在何时何地, 政府都应该做而且都能够做的事情是: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

迈克尔·波特反对在创新导向阶段针对个别产业采取保护性措施, 但同时他也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设定了一般性准则。他认为,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

人力资源是生产要素, 一个国家想要经由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又持久的竞争优势, 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 (波特, 2006, P.75 ) 。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基础教育, 并且有针对性的发展技职教育, 同时国家应该鼓励民间部门积极参与到生产要素的创造过程中, 鼓励民间办学及企业办学, 以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派的形成。

资本是金融环境, 国家应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尤其应该注意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而不是让资金被大型垄断企业所独占,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形成良好的产业竞争局面。

4 小 结

以上我们给出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的理论起点以及可资参考的4项原则, 其中定理1从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释, 4项基本原则则试图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虽然本文是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探讨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 但同迈克尔·波特一样, 我们认为, “ (狭隘的) 产业政策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种零和的观点, 而钻石理论则认为竞争力是一个正和的观点” (波特, 2006, 再版介绍, P.8, 括号内“狭隘的”三字为笔者所加 ) 。

世界各国地理上的离散使得某些产品无法在国与国之间自由贸易, 但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却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一种趋势。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审视国与国之间产业上的竞争, 我们认为其实质跟国内同一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并无二致。国内同一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现在升级为国与国之间同一产业之间的竞争, 其实质也无非是全球范围内同一产业在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家力量以产业政策的方式介入, 使全球范围内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这也令在全球范围内向消费者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成为可能。

结局就是迈克尔·波特所说的, “国家的经济繁荣不是一国扩张, 另一国失守的零和游戏。如果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良性的, 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可以同时提高而不相斥” (波特, 2006, P.719 ) 。就这样的结局而言, 同迈克尔·波特一样, 我们乐观其成。

参考文献

[1].Alfred D.Chandler Jr.Inventing the Electronic Century[M].The Free Press, 2001

[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9

动漫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当中发展速度最快、市场参与程度最高、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近年来, 太原市动漫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批动漫企业和产品崭露头角,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受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因素制约, 太原动漫目前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存在诸多问题, 亟待破题。

太原市动漫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科学分析太原动漫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及面临的机遇和威胁, 有利于厘清太原动漫产业发展思路, 有利于制定出更加符合太原实际的产业政策。

太原市动漫产业的发展优势

丰富的动漫创作素材。太原有着2500年的悠久历史, 是华夏文明和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文化积淀深厚。近年, 太原动漫企业在动画创作方面, 注重本土文化的开发, 取得了良好成效。如, 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的《寻宝小飞侠》、山西创影影视动画有限公司的《晋阳古城漫游记》《晋祠传说故事》等动漫产品均受到多方关注。

较为雄厚的动漫教育和人才资源。太原市范围内的太原理工大学轻纺与美术学院、太原师范学院、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山西传媒学院4所院校均开设动漫专业。其中, 山西传媒学院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动画人才培养基地。中央电视台动画部2/3的编辑出自该学院。

相对完善的产业基础。近年, 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下简称“太原高新区”) 建立了“山西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基地”。截至2011年底, 动漫基地集聚了38家动漫游戏企业 (目前已达到45家) , 产值达到9.2亿元, 从业人员达2 500余人, 完成了150余部动漫作品, 其中38部作品获国际、国内大奖。目前, 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山西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汇众动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创影影视动画有限公司、山西盖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已茁壮成长。《衡》《飞天精灵》《苍穹》《天道》《走西口》等动漫网游产品均在国内外业内摘得奖项并受市场广泛青睐。

日趋良好的政策发展环境。近年, 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民政府不断优化动漫产业政策组合,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07年以来, 太原市及太原高新区管委会相继出台《关于鼓励和扶持动漫产业发展的意见》《鼓励扶持创意产业发展的暂行办法》《鼓励扶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等系列政策, 在资金、税收、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奖励方式、研发等多方面对动漫产业予以扶持。

太原市动漫产业的发展劣势

动漫高端人才匮乏。太原动漫产业在绘画、操作软件方面的实用技术人才优势明显, 但是严重缺乏高端创意和营销人才。另外, 本地人才外流向北上广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产业整体规模较小。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 受资金支持不足和盈利模式单一影响, 太原动漫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 普遍存在规模小、专业分散、研发能力弱、竞争能力差的问题。

动漫产业链不完整。动漫产业链包括上游制作、下游营销、周边产品开发, 获得收益后的再生产循环。按照国际惯例, 一部成功的动画片的电视发行回收最多占到总收入的20%~30%, 而下游产品开发的回报可以占到收入的70%~80%。太原市动漫产业的发展还多处在产业链的上游部分, 多数动漫企业尚处在代加工阶段,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还不多, 产业效应尚未显露。

金融支撑严重不足。一是盈利模式单一, 导致70%的衍生品开发利润无法回收;二是1万元/min~2万元/min的制作成本远远高于20~2 000元/min的电视台购买价格;三是风险投资基金或关联企业的合资开发策略未能落实;第四, 企业亦无大量的有形资产质押, 融资渠道不畅。

太原市动漫产业的发展机会

国内动漫消费需求旺盛, 全民消费时代来临。从未来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看, 文化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消费群体来看, 动漫成人化和13亿庞大人口为动漫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从科技潮流来看, 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科技的日新月异, 为动漫产品走入千家万户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

官方重视, 政策撬动产业大发展。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政策内涵日益丰富, 关注重点更加具体务实, 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为动漫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宏观政策机遇。2004年至今, 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至少18个支持动漫产业发展的政策, 山西省内也出台了4个以上支持动漫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分别对动漫产业的战略定位、播眏体系建设、行业标准、资金供给和新方向给出了具体意见和规定, 并对动漫产业予以财政、税收、信贷、产业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和市场监管方面的政策优惠。

太原市动漫产业的发展威胁

国外动漫产业对本土市场的冲击。目前, 美国动漫产值达2 000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计算机的出口产业;日本动漫占世界市场的65%、欧洲动漫产品市场的80%;韩国动漫占国际市场的10%。我国网游境外进口比重达74.3%。

兄弟省市之间产业竞争日趋激烈。2011年, 浙江、江苏、广东3省在动漫产业生产部数、分钟数两个指标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杭州、深圳、无锡、沈阳、广州、苏州、宁波、北京、福州、大连10市的原创动漫部数和分钟数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省内晋城等市后起之势明显。近年来, 晋城市围绕《大耳朵爷爷历险记》全产业链式开发动漫产品, 取得了良好成效。晋城动漫在原创及衍生品开发方面已走在太原前面[1,2,3]。

太原市重点动漫企业发展现状及点评

近年来, 太原市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 培育壮大了一批动漫企业, 在省内甚至国内拥有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太原市现有动漫企业的调研, 报告选取了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山西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汇众动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创影影视动画有限公司进行重点分析, 以便从微观层面详细了解太原市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

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 集原创动漫制作、发行、授权与加工为一体, 注册资本1 500万元, 2006年入驻太原高新区, 2011年完成销售收入5 100万元, 利润1 580万元, 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年均在40%以上, 拥有国内一线动漫人才100多人,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到80%, 是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十一五”规划动漫行业唯一重点扶持企业, 是国家文化部、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审核认定的国家级“动漫企业”, 是全省动漫行业的领军企业。

目前, 公司已形成了年产动画片3 000 min的生产能力。除了在武汉、上海、成都设有动画制作基地外, 也成功打入了欧美动画片加工市场, 建立了完全自主的海外业务渠道, 与美国、加拿大、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动画制片公司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 并与中央电视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相关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公司动画产品的代表作主要有《夺宝小飞侠》《果冻精灵》《小河马泡泡》《爱心魔力铅笔盒》《衡》 (获得第四届美国弗吉尼亚视觉电影节“最佳动画放映奖”和“最佳二维动画片奖”) 和《泥巴小精灵———考考曼》 (与中央电视台签约) 。

山西舶奥无纸动画制作基地是省级重点扶持建设项目, 总投资约4.5亿元, 主要是研发推广无纸动画制作工艺, 打造完整高效的动漫产业链, 为行业分工和产业互补产生实际效益创造条件, 提高山西省动漫企业制作整体水平。目前, 基地已经动工, 建成后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 而且可容纳其他省内外优秀动漫企业入驻, 形成集群优势。

从调研中看到, 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开始注重原创动漫产品的开发, 并且开始注重动漫产业链的延伸, 如公司开发的《泥巴小精灵———考考曼》与山西希望出版社签署协议, 同期出版图书;与广州春生玩具厂达成意向, 将考考曼形象用于玩具授权。建议今后公司更加注重动漫产品延伸, 以“考考曼”为主打形象开展品牌授权衍生, 拓展特许专卖网络, 形成产业集群, 打造出一条以卡通形象为龙头, 跨行业的“艺术形象—品牌商标—生产供应—整合营销”的产业链, 推动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动漫企业。

山西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 是全省唯一的自主研发网络游戏产品及提供互联网上线运营的综合性服务公司, 填补了山西省网络游戏产业的空白。目前, 公司拥有员工500余人, 自主知识产权5项, 设立了山西总部、北京分部以及游戏引擎研发中心、网络游戏研发中心、运营中心三大模块, 形成了以用户需求为研发前提、以市场差异化为创新动力的科技化研发运营体系, 成功自主研发出多个创新技术引擎, 为开发基于原创的高效、高品质产品提供了平台支撑。

近年来, 公司先后开发出《梦幻问情》《剑舞乾坤》《英雄问天》《仙》 (被评为“金翎奖10大最受期待网游”“金凤凰奖10大最受期待网游”) 等多款游戏, 截至目前公司所有游戏产品运营稳定, 市场情况良好, 产品《仙》于2011年8月16日进行了不删档内测, 在线人数达到1万人以上;与上海兄弟玩公司合作的《神仙道》网页游戏, 在线人数达到2 000人;与上海隐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约的《卧龙吟》于2011年11月正式运营;与上海久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墨攻》《飘渺西游》也于2011年12月开始运营。

此外, 公司重点打造的91YX娱乐平台, 包括了网页游戏、客户端游戏、休闲小游戏等多种平台游戏, 涵盖了角色扮演、战争策略、模拟经营、社区养成、休闲竞技及动作角色扮演等多个类型, 为消费者提供游戏、文学、在线棋牌等多项更加丰富的内容服务, 旗下的多款网游产品已成为国内热门的游戏产品。

山西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省唯一一家网络游戏公司, 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全国网游产值增长均在40%左右, 尤其是手机网游呈现了爆炸式增长。公司今后应与国内大的游戏公司开展战略合作, 加大手机网游的开发力度, 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的互动娱乐平台、运营服务与支持中心, 打造中西部地区动漫游戏产业发展高地。

山西汇众动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西汇众动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 是专门从事动漫技术开发、制作、职业技术教育、技术培训的高新技术企业, 曾承建山西动漫产业软件基地公司, 是国家文化部、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认定的全国第一批“动漫企业”。近年来, 公司积极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动漫产品, 主要有《晋商会馆》《贪婪的下场》《说文解字》《关公的故事》《八戒探亲》等, 其中《说文解字》是以现代动画的表现形式, 寓教于乐, 传播中国民族文化。

拥有国内一流的游戏学院是公司的一大特色之一。2007年5月, 成立了隶属北京汇众益智科技有限公司的汇众动漫学院, 成为了山西区域唯一的分支机构。学院采用院校合作的方式, 主要开展基于数字娱乐产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动漫游戏产品开发、研发制作等, 不仅为山西汇众动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组建了一支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具备专业化、年轻化的创作团队, 而且培养了一批太原本土人才, 为全省动漫行业提供了人才支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 公司正在研发适应山西产煤大省产业特点的安全采煤仿真教学软件。现在由于井下生产与人身安全等条件限制, 采矿专业现场实习难, 不仅影响实训质量, 还造成事故隐患。安全采煤仿真教学软件通过开发井下采煤11个工种的仿真软件, 在三维环境下再现井下作业, 可以解决煤矿生产各岗位高技能人才培养训练问题、解决教育与培训、鉴定领域设备不足、经费短缺问题等。专家预言, 仿真技术是继多媒体与互联网以后的又一个明星技术, 该仿真教学软件研制成功, 一方面可以为全省主导产业培养合格的紧缺人才, 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在创意的高端———仿真领域打开一个突破口, 引领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甚至与物联网技术结合, 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

从调研中看到, 山西汇众动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产学研合作的路子, 尤其是其安全采煤仿真教学软件符合了山西的发展实际, 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建议今后该公司要利用拥有专业游戏学院的优势, 推动建设“产学研销一体化平台”, 加大具有山西特色原创动漫产品的创作力度, 开发动漫衍生产品, 提高利润点。

山西创影影视动画有限公司。山西创影影视动画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 是一家以三维影像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影像制作及多媒体应用研发型公司, 是全国第一批通过认定的动漫企业, 2011年荣获“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十大影响力品牌”“中国游戏动漫行业最具商业价值品牌”“太原市振兴文化产业先进单位”等称号。其代表作有大型三维动画片《晋商会馆》主体部分 (荣获山西省第三届动漫艺术节“龙翔奖”原创动漫大赛最佳行业动画奖) 、二维动画片《晋商与税收》 (荣获全国税法Flash动画大赛银奖) 等。

坚持自主研发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目前, 该公司拥有全息3D广告展示播放机、数字高清互动显示屏、数字高清幻影成像互动屏、桌面互动新传媒一体机、数字高清立体幻影剧场、数字高清3D幻影展示机、幻影互动广告机、数字高清全息互动新媒体机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技术。

山西创影影视动画有限公司近年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动漫产业发展的路子, 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数字影像技术的研发上, 客观地说, 该公司的全息成像等技术并不是全国首家, 但应用领域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因此公司目前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寻找一条合适的商业路线, 为众多的动漫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使动漫产品能够呈现更好的效果[4,5,6,7]。

提升太原市动漫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当前, 太原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 发展不足具体表现为投资不足、项目储备不足、科技人才不足等方面。2011年, 太原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9 292元, 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达到了7 632美元。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 当人均GDP处于5 000~10 000美元区间时,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科技创新、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发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战略举措。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试验改革背景下, 太原市应抢抓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政策机遇, 把动漫产业放到未来主导产业的高度予以统筹规划, 政策引导资本、科技、人才要素向动漫产业倾斜, 重点解决产业投资不足、人才结构性不足、产业链发育不成熟、传统文化优势未能彰显等难点问题, 力求尽快形成地方特色鲜明、原创式发展、全产业链式开发的动漫产业发展新格局。为此, 建议太原市动漫产业在以下6个方面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抓住投资不足的主要矛盾, 配套政策, 撬动资本, 带动动漫产业快速发展。一是激活本土资本参与投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后, 山西省估计有8 000亿元的煤炭资本退出了煤炭工业领域, 民间资本充裕。同时, 2009年以来,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 传统产业煤、焦、冶、电的利润空间不断收窄, 省内地方大型资源型企业纷纷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用以对冲传统产业利润下滑颓势。本地资源型产业探索建立新经济增长点的投资冲动加大, 且均拥有雄厚的资本支撑。加大动漫产业及其市场前景的研判和宣传, 政策创新, 鼓励、引导本土丰厚的煤炭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动漫产业, 做大动漫产业投资总量, 无论从时间节点还是资本规模上, 都是较好发展时机。二是加大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力度。经过多年发展, 太原市的动漫产业基地初步形成了集群式的发展格局, 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成为了全省的发展高地。与其余10市相比较, 太原市动漫产业招商引资的产业配套能力优势明显。为此, 建议太原市人民政府牵头, 政策创新, 把文化产业尤其是动漫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 围绕动漫产业链的上下游招商, 形成动漫产业集群、共生、互补式发展的良好格局, 力争“十二五”末把太原高新区动漫游戏产业基地打造成为中西部地区动漫产业发展高地。三是创新转型发展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指挥棒, 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推动太原市动漫产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 需要进一步创新考核机制, 把产业转型发展的基调在考核中予以体现。建议进一步优化考核体系, 把动漫产业发展作为太原市小店区转型发展的标杆项目, 纳入考核体系, 确保产业发展目标的又好又快落实。

抓住动漫人才不足的主要短板, 招贤纳才, 建设队伍, 培育团队。山西省人才结构性不足问题较为突出, 本土优秀动漫人才流失严重。目前, 山西省的太原理工大学轻纺与美术学院、太原师范学院、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山西传媒学院等4所院校设置了动漫专业。但是, 从师资力量来看, 动漫专业教师较少;从专业培养体系来看, 动漫专业侧重于培养技术型人才, 而在动漫创意、营销、商业运营和创新型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着力较少;从人才流动来看, 太原本土培养出来的优秀动漫人才, 由于岗位、薪酬和发展空间受限, 都流向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立足于省情实际, 政策创新, 留住现有人才、引进人才和用好人才并举, 方能缓解并逐步解决太原动漫产业人才短缺现状, 方能培育壮大动漫产业人才梯队, 夯实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础。第一, 设立动漫人才专项财政基金。对动漫企业人才予以具体帮扶, 对引进或培养的动漫创意、营销、商业运营等高端人才, 采取年度或季度现金补助的方式, 予以高额补贴, 帮助企业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同时把动漫产业人才纳入艺术系列职称体系中予以规范评价, 推动动漫产业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第二, 构建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动漫企业与各高校联合, 建立技术研究、人才培训和教学实践基地, 在动漫游戏产业基地申请设立动漫游戏研究学院, 争取人才培养的主动权。制定专门的动漫产业发展规划, 抓好龙头企业的发展, 在“十二五”末培育2~3家全产业链式发展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产品质量高的大企业, 为本土动漫人才的发展拓展就业空间。第三,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在太原市动漫协会建立本土优秀动漫人才数据库, 加强与外地动漫企业及人才的经常性联系, 增进感情, 加深了解, 以利引进;加强与本地动漫企业及专业人才的沟通交流, 及时掌握动漫人和动漫企业的困难, 适时上报市政府, 形成帮扶政策, 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

抓住产业发育不足的主要薄弱环节, 搭建平台, 集聚企业, 提高动漫企业的销售收入。太原市动漫产业发育不足, 目前处于产业链的上游, 以代加工为主, 主要盈利点周边衍生产品的开发与营销发展滞后, 致使多数企业盈少亏多。动漫产业的盈利要依靠周边衍生产品如光碟、图书、动漫服装、文体用品的开发与营销。改变目前太原市动漫产业发育不足的矛盾, 实现本地企业由主要依靠代工和动漫播出盈利向主要依靠原创和周边衍生品盈利的转变。第一, 搭建动漫企业合作平台。为本土动漫企业创造、搭建招商合作大平台, 尽快形成涉及动漫产业全产业链、企业与企业点对点的合作发展格局, 合力推动本地动漫产业从产业链上游向产业链中下游过渡、发展。例如, 搭建年度或季度性的动漫专题招商平台, 广泛邀请艺术、出版、科技、传媒、商业等企事业单位参与动漫招商会或动漫展览会, 促进动漫企业与周边衍生品开发企业的合作共赢。在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合作基础上, 继续扩大太原动漫产业园区与国内外动漫发展高地的战略对接与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分工, 共享产业发展信息和资源。第二, 建立电视台与动漫企业合作机制。在太原电视台开辟专门的动漫卡通频道, 建立支持本地动漫产业发展的播映渠道, 畅通本地动漫产品播放渠道;建立太原市地方企业动画片义务播放制度, 明确要求电视台确保动画频道总时间30%左右的时间播放本地企业动画片, 探索建立电视台与动漫企业合作共赢的发展机制, 缓解动漫产品制作成本高而电视台付费低的矛盾。政府要对尝试全产业链发展、动漫剧本原创发展和手机等新媒体发展的、并已具备较好发展基础的动漫企业, 在行业合作与技术开发、人才招募、市场开拓、周边衍生品开发等多方面予以相应的帮扶。

抓住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主要优势, 深入挖掘, 锐意创新, 多出精品。传统文化主要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动漫原创精品较少。太原有2 5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名胜古迹众多, 历史名人辈出, 人文景观独特, 为动漫产业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原创文化题材。但是, 作为新兴产业, 动漫产业受优秀的动漫编剧作家少和技术支撑不足两大因素影响, 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原创动漫精品一直比较少, 在全国的影响力总体较弱。第一, 支持创作一批具有太原市特色的原创动漫作品。太原市人民政府、动漫产业协会组织, 建立动漫产业知名编剧作家库, 召集市内外知名编剧作家, 来并参加座谈会、研讨会, 促进市内外知名编剧作家与企业的交流、合作, 借鉴山西省创作《立秋》《一把酸枣》等优秀剧作的经验, 邀请国际国内知名动漫编剧作家创作一批反映太原本土特色的原创动漫精品, 扩大动漫产业的影响力。太原市人民政府、动漫产业协会组织, 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 联系国内外动漫产业发达地区的企业、院校, 加大对本地编剧作家尤其是年轻的动漫编剧作家的培训力度, 让其学习借鉴新的理念, 开阔眼界, 提升创意能力和水平。第二, 尽快突破本土动漫产业发展的技术制约。建立动漫产业技术设备共享机制, 对动漫产业领域内的高额设备如图形制作、大型前期拍摄的进口设备, 采取政府补贴购买, 园区动漫企业共享的方式, 提升太原动漫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把本土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动漫产业技术装备, 列入市级科技专项或工程中, 重点突破。

抓住“综改试验区”重大政策机遇, 先行先试, 创新机制, 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立足把动漫产业发展为太原市支柱性产业的高度, 加大对动漫游戏产业基地的考核力度, 进一步明确动漫产业考核重点, 依托考核, 推动动漫产业的大发展。明确近、远期动漫产业发展目标的同时, 重点考核动漫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其中尤其要加大对原创动漫的考核, 并对人才队伍建设、资金投入总量、动漫原创质量、动漫产业发展主要技术指标等赋予明确的发展要求和政策帮扶, 力争通过5~10年的发展, 形成以动漫原创为特色、全产业链式发展的、对地方经济贡献起到支柱性作用的动漫产业体系。第一, 把动漫龙头企业纳入全市转型综改标杆项目库。让企业优先利用各类金融工具融资, 支持企业通过发行各类债券进行直接融资, 帮助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 获得金融支持。支持企业优先列入“山西省拟上市企业资源储备库”, 享受拟上市企业扶持政策。让企业在园区优惠基础上, 进一步享受同行业最优惠电价及水、电、油、气、运等保障。第二, 建立健全动漫人才培养和引进的长效机制。一是把动漫产业人才, 尤其是太原市动漫产业发展壮大所紧缺的人才如原创编剧人才、营销人才和运营人才纳入太原市“人才特区”建设规划中, 在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引进工程和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培育工程中予以重点引进, 缓解并解决太原动漫产业人才结构性不足的问题。二是把事关动漫产业发展兴旺的动漫原创编剧、周边衍生品开发、营销、运营方面的院校和企业高端人才列入“太原市青年科技拔尖人才库”中, 享受《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支持青年科技拔尖人才创新创业的意见》中的优惠帮扶政策。三是设立太原市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突出贡献人才奖, 定期对在动漫产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进行评选表彰, 授予荣誉称号, 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并享受相关待遇。四是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动漫产业发达地区和重点院校动漫培训机构的合作对接, 采取海内外异地培训、分支机构入驻动漫产业园区等多种方式, 加强太原市动漫人才培训力度, 培养本土动漫人才队伍。

抓住动漫产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认清不足, 练好内功, 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动漫企业。动漫产业的蓬勃兴起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势所趋。新经济时代, 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与高耗能、高污染、低回报的传统产业比较, 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技术”为依托, 动漫创意产业以“文化”为载体, 以“创意”为内核, 以“产业链”的延伸与扩张为基础, 正在全球蓬勃兴起。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 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体逐步转移产业重心, 缓冲传统产业利润空间收窄颓势,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长期策略。当前, 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信号引导, 太原动漫企业享受到越来越多由中央到地方的各项产业政策红利, 但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 仍需清醒认识到动漫企业发育不足等现实问题, 把握重点, 突破难点, 提升动漫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力提升动漫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在外因和内因两方面下工夫。第一, 统筹利用好企业外部资源。太原市的动漫企业要立足全球, 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采取纵横联合的方式, 向国内外动漫产业发达地区取经, 通过引进消化再吸收推动企业技术不断创新, 切实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技术问题;通过引进、培养高端创意人才, 培育壮大企业研发团队力量, 推动形成动漫原创高地;通过合作交流, 借助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先进理念、市场和发展模式, 提升企业发展水平, 做大市场份额。第二, 大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无论是各项利好政策, 还是外来经验做法与技术管理, 都是服务于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的外因。对于动漫企业而言, 练好企业内功, 要在企业管理制度上下功夫, 在股权激励制度、融资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方面要有新突破, 用好制度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激励人才, 凝心聚力, 培育壮大好的团队, 共谋发展。要在盈利模式转变上下功夫, 积极拓展衍生品市场, 改变动漫产品主要依靠电视播映盈利的现状, 把较为成熟的动漫产品通过动漫主题公园、玩具、食品、服装、图书音像等多种方式推向市场, 寻求更多的利润增长点, 支撑企业快速、可持续发展。要在企业原创研发上下工夫, 加大企业对动漫原创的经费与人员投入, 立足山西, 面向世界, 开发具有鲜明地方特色、时代气息的动漫原创精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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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10

一、“竞争卓越”政策中佛罗里达州教师绩效工资实施案例

“竞争卓越”政策是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在教育领域实施的第一项政策。在经济、科技可谓富甲全球的美国, 各州、各学区却普遍存在着师资不足, 尤其是优秀教师短缺的状况, 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 升学率低下。在此背景下出台“竞争卓越”政策, 是鼓励和奖励各州为教育改革和创新创造条件, 达到显著改善学生成绩的目的。包括提供额外资金用于改进学生成绩, 缩小成绩差距, 提高高中毕业率,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为升学和就业做好准备。为此政策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改革:采用国际标准评估学生的升学率和为职业生涯做准备的状况;建立数据系统, 衡量学生的成绩, 并告知教师和校长如何才能进一步完善教学和管理工作;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绩效并实现绩效工资分配的公平性;扭转表现欠佳的学校。[1]

佛罗里达州最初实行“特殊教师奖励” (Special Teachers Are Rewarded, STAR) 的绩效工资计划。佛罗里达州在“竞争卓越”政策的申请计划书中指出要提高教师的专业准入标准;密切教师绩效与学生表现之间的关系;奖励成绩突出的教师;采取措施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 尤其要鼓励优秀教师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资金分配上计划用1 230万美元支持优秀教师和领导者。如资助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学区优化教室配置;增强条件艰苦学校的吸引力;奖励教师和校长对学校的服务和贡献等。最终直接用于教育者的资金达410万美元。在申请计划书中佛罗里达州指出教师的绩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教师对学生活动的影响, 即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表现如学生成绩。其二, 教师的努力, 如教师在教育教学等方面的能力, 教师专业水平的发展与提高以及教师对学校提供的服务和贡献等。[2] 并规定教师绩效考核的标准: (1) 依据学生成绩发放绩效工资, 建立一套系统、明确的方法测量学生的表现和进步。 (2) 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专业教师证书或未获得证书的教师进行培训 (培训期为12天) 者有资格获得绩效奖励。 (3) 在学术研究领域获得一定的成果或其他奖项者有获得绩效奖励的资格。 (4) 教师和教育领导者考试:教师要通过佛罗里达州的教师资格考试, 学校行政人员需要通过教育领导者考试 (FELE) 。通过这些考试来检验他们的教学、组织以及领导才能。如FELE主要考查领导能力, 如组织与管理的标准与原则等。 (5)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为其提供相关培训和资金支持, 做好教师的补偿、升迁、留任等工作。为高绩效的教师提供额外的补偿和奖励, 对长期无绩效并没有提升和改进余地的教师要解聘。 (6) 对教师绩效进行年度考核, 并且提供具有建设性意见的反馈信息, 绩效评价过程应该有教师的参与。[2]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策略, 佛罗里达州的教育质量也有了明显改善, 如教育质量评估结果2006年佛罗里达州位居全国31位, 2010位居全国第八。据美国劳工局统计, 2009年美国各行业平均年工资为43 460美元, 而佛罗里达州的中小学及特殊教育的教师年工资达到77 840美元。由此可见, 教师绩效与学生成绩密不可分。[3]

二、绩效工资制度的相关争议

美国从全国优秀教师中选拔出18名组成研究小组为绩效工资的实施进行规划和构想。他们认为绩效工资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获得教师的大力支持。在数量上, 绩效工资系统要面向所有教师及教育工作者, 不应对获得绩效工资奖励的名额设限;在教学领域上, 不应只奖励教授主要科目 (阅读、数学) 的教师, 所有科目的任课教师都有被选的资格;在绩效上, 要鼓励合作, 竞争以合作为前提, 为效果付酬, 奖励使学生获得巨大成就和取得显著进步的教师。鼓励优秀教师去条件艰苦而又急需的学校任教。此外政策还提倡创新精神, 为教师和领导者提倡创新基金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基金。在权利上, 绩效评估过程中各学校有充分的自主权, 被评估者要有充分的参与权和话语权。[4]

教师工会对绩效工资制度也存在很多争议, 如全国教师联盟 (NEA) 对此次提出的绩效工资制度的具体内容褒贬不一。

1.依据学生的成长评估教师的绩效

支持:采用多种措施评估教师的绩效;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估学生的成长。[5]

NEA认为任何教师评价制度必须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最终目标。对教师技能的评价不能狭隘化, 只将其限定在某个领域而对推广优质教学丝毫不起作用, 因此通过课堂观察、学生工作等多种措施进行分析评估教师绩效更加合理。影响学生成长的因素有很多, 如学生的参与和家长的支持, 学校和课堂的资源环境, 其他教师的影响等。不同的学生适应不同的教学方法, 因材施教是关键。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学生自制力比较差需要教师更多的指导和干预, 而有些学生则喜欢独立思考, 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优秀的教师能够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因材施教, 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

反对:仅仅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估的标准。

NEA认为单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基础评估教师的绩效, 无论是仅仅依据标准化考试还是将其作为增值评估的一部分, 以此决定教师的评估、补偿、升迁、任期以及解雇等都是狭隘的、不全面的。此外, 不应过于依赖增值评估模型, 增值模式缺乏准确性和实用性, 虽然教师的投入对学生成绩有重要影响, 但它不是唯一的影响, 还应包括教师的实践和表现、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贡献等。如教师考试服务中心的亨利总结说:“增值评估的结果并不能作为评估的唯一依据, 应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评估, 并成为教师绩效的组成部分。”[6] 学生的考试成绩仅仅是教师工作的一小部分, 将分数作为唯一评估标准会造成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 (尤其是当绩效工资的增加有一定限额的时候) 而非合作, 这既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此外, 有些科目不属于考试科目, 而仅仅将考试成绩作为标准则无法评估。NEA尤其反对标准化考试, 认为仅仅以多选题为主要内容考察学生的记忆和识别能力的低水平测试不能准确反映学生高水平的思维能力和表现, 还有可能造成只注重考试成绩, 盲目追求分数的结果, 对教育的长远发展不利。

2.运用数据系统为教师和校长提供信息支持

支持:为教师提供一个专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支持和维持高水平的专业发展与教师合作, 旨在帮助他们提高实践能力。其中包括开展行动研究活动, 注重嵌入式专业发展, 即教育者在日常活动中注重从各方面提升自己, 如促进同行交流和反思实践。英格索尔 (Ingersoll 2000) 报告指出, 新手教师更应该将专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学习如何使用教学资源, 如何掌握教学策略。研究发现教师的经验对学生学习有影响 (一般情况下, 任教三年以下的新手教师的绩效要低于有丰富经验的教师) , 但是经过持续改进和协作学习都将可以提高绩效。以缅因州的波特兰 (Portland, Maine) 学区和蒙大拿州的海伦娜 (Helena, Montana) 学区为例, Portland将教师专业发展分为10个不同的阶段, 在绩效工资系统中, 普通教师的工资增幅在每年2 100~8 900美元之间, 但如果持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由第一阶段提升到第五阶段, 教师的工资增幅相应提高到每年33 000~67 000美元之间。绩效工资制度实施前, 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年工资为64 000美元。而在绩效工资制度下教师通过持续提高专业化水平, 每年多收入15 000美元。Helena学区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包括成立专业发展服务委员会、制定积极的评估方案等。教师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 绩效工资也由每年35 040美元提高到每年73 173美元。[7]

反对:反对在教育系统中不恰当的运用数据, 例如只注重将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估标准, 认为将教师绩效与学生成绩相联系是不恰当的。

虽然教师工会均不同程度地反对教师绩效工资制度的实施, 认为绩效工资会使教师之间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合作。[8] 但是民意调查显示教师绩效工资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 这给总统政府提供了大力支持, 绩效工资制度得以实施, 最终以NEA提出7项可接受标准为绩效评估提供依据。全国教育协会充分维护了教师的权利, 注重教师的话语权, 保障教师工资等。美国教师联合会虽然极力反对让行政人员单独决定绩效工资分配, 反对仅仅根据学生在标准测试中的成绩来分配教师的工资, 但鼓励为提高教师质量而做出的努力, 支持对能够显著提高学生成绩的教师团队进行奖励。[9]

三、美国绩效工资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绩效工资制度在“竞争卓越”政策中再一次被提出, 与以往相比有不同之处。首先, 竞争卓越计划作为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政策, 主要是为教育改革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也为绩效工资提供了资金来源, 消除了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绩效工资制度实施的障碍, 保障了此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其次, 绩效考核注重强调教师绩效与学生表现之间的联系。学生表现不单指学生的考试分数, 还包括学生的成长即学生成绩的进步。[10] 教师的教学成果最直接的载体是学生, 因此学生的表现成为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也不是唯一方面, 对教师的考核还要结合公众的评价。评估小组的组成委员中有一定比例的教师, 他们作为同行能深入了解教师的表现, 全面考核教师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避免绩效考核以偏概全, 真正做到公正、公开、合理, 同时也体现了教师的参与权与充分体现其话语权。再次, 绩效评估中引入数据系统, 将各项指标量化成具体数据, 根据客观数据进行排名, 决定绩效工资奖励的多少。并将所有的量化数据公开, 做到了客观、公正、公平以及绩效考核过程的透明化。最后, 教师绩效工资制度的实施中注重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我国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 教师是否属于专业人员还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教师只能属于“半专业”人员, 教师职业还处在准专业水平。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素养, 只有具备了合格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才有资格要求权利的实现。教师要有独立的教育自主权和充分的话语权, 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中流砥柱, 有责任也有义务自主的安排教学活动, 创造性的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 教育领导者不应做太多的干涉。在绩效考核中要争取广大教师的意见, 充分体现教师的话语权, 做到考核过程的公正、公开、公平。总之, 教师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教师只有不断地更新知识, 提升专业素养, 进而增强教师的专业地位, 才能在绩效工资制度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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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am Dillon, Long Reviled.Merit Pay Gains AmongTeachers[J].New York Times, 2007 (6) :1.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由Brander 、Spencer和 Krugman 在 20 世纪80年代中期创立，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统治地位，并对很多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新贸易理论政策的发展，自从它诞生以来，学者们对它褒贬不一。出口补贴政策是各国政府运用比较多的一种战略性贸易政策，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出口补贴（Export Subsidies）是指对本国出口者或潜在出口者进行直接支付或者给予减免税或补贴贷款，以及对外国购买者提供低息贷款，从而刺激本国出口。

然而出口补贴政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其影响不同。本文构建的模型，假设企业进入市场的顺序有先有后，也就是在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追随者企业所在国的最优的出口贸易政策。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寡头垄断模型和Courno t寡头垄断模型不同，它假设：追随者企业把领导者企业的产量看做是给定的，来选择自己的最优产量使得利润最大化，而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领导者企业可以预测到追随者企业的产量，选择自己的产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模型不是两家企业同时做出最优化决定，而是两家企业的行动有先有后。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通过不同的模型假设，得到不同的结论。Spencer和Brander （ 1985）从Cournot竞争角度考察政府的出口政策，他们认为本国政府的最优策略应是出口补贴，但Eaton与Grossman（1986）指出伯特兰（Bertrand）竞争的最优贸易政策却是征收关税。在不同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的贸易政策往往也是不同的。这些模型隐含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只有最终产品的出口，生产过程中没有中间产品的投入。这个假定，越来越与现实情况不一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间品贸易也越来越频繁，据报道，中间品贸易占了OECD国家一半以上的进口，和大约3/4迅速发展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的进口（Ali and Dadush 2011）。在东亚各个国家中，中间品的出口份额从1992年的13%增长到2006年的22.7%。同时，中间品的进口份额从1992年的19.8%增长到2006年的36.5%。然而受到的纵向约束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行业内，一国企业受另一国企业纵向控制的情形并不少见。例如在液晶电视机市场，平板的显示技术主要都集中在日韩企业手里，而我国一些电视厂商在购买LG 显示屏的同时也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LG 的竞争。因此，通过引入中间产品，考虑最终产品存在水平差异时的贸易政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Ishikawa and Spencer（1999 ）构建了本国和外国一体化企业既生产中间产品，又生产最终产品，并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模型，他们重点分析了中间产品市场进口怎样影响最终产品出口补贴的效果，结果表明，对最终产品补贴的动机会随着中间产品产业垄断程度的增加而增强。黄兆基、刘瑶（2008） 考察的是本国和外国企业从第三国进口中间产品，本国和外国企业在最终产品市场上进行古诺或者伯特兰竞争时最优的最优产业政策。李长英、谢申祥和王孝松（2009），通过引入中间产品因素，从水平异质产品角度考察了一个非一体化企业所在国政府的研发政策。以上的研究建立在Cournot竞争或者Bertrand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因此，建立顺序进入市场模型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是在柴利、赵勇（2010）构建的模型基础上，考虑了差异产品，并且引入了中间产品，分析追随者企业所在国最优的贸易政策。

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寡头垄断模型

1.假设条件如下：

2.三阶段博弈

第一阶段，A国政府根据本国福利最大化决定是否对本国的企业给予单位补贴r（r>0）或征税r（r<0）；第二阶段，企业B（领导者企业）决定出售给企业A（追随者企业）的中间产品价格w；第三阶段，给定企业B的产量，企业A选择自己的产量使其利润最大化，企业B预测到企业A的产量，从而选择自己的产量以实现最大化利润。我们采用倒推法来推导这个问题。

3.企业竞争阶段

在这个阶段，政府出口补贴（ 征税）事先已经确定，中间产品的价格w也确定了，两企业在第三国市场上进行竞争。

在博弈的第三个阶段，给定企业B的产量，追随者企业A的利润函数表达式为

4. 企业B确定中间产品价格w

由（4）和（5）可知，企业B利润函数为

如果A国政府对企业A进行单位征税时，企业A失去了低成本优势，会降低最终产品的出口量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量，为了刺激企业A增加中间产品进口量，企业B会降低中间产品价格。

5. A国政府制定出口政策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A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当两种产品替代性较强，差异性较小时，也就是当时， ，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补贴出口。

当两种产品替代性较弱，差异性较大时，时，，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征税。

其经济含义可以理解为：当最终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小，时，最终产品市场竞争会很激烈，企业B会通过提高中间产品的价格，以削弱企业A在最终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时，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补贴，以降低企业A的生产成本，可以抵消掉企业B提高中间品价格而造成的竞争劣势。

虽然在同质产品条件下，领导者企业占据先行优势，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但是在异质产品条件下，领导者企业不一定能享有先行优势。最终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大时，时，最终产品市场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由于企业B可以预测到企业A的产量，为了能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会降低中间产品价格，此时，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征税，可以降低最终产品的出口量，与此同时，也可以抑制中间产品的进口量，进一步压低中间产品的价格使得整个国家福利最大。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寡头垄断模型中，

当一国企业生产受到另一个国企业纵向约束时，最优贸易政策受到产品水平差异程度的影响。当在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小时，政府的最优出口政策为补贴，相反，在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大时，政府的最优出口政策为征税。

上述结论依赖于假设条件，没有分析关税成本和运输成本等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仅于理论分析，需要进一步得到有效的实证检验。当然，对政府制定最优的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篇12

百姓了解政策的平台

作为地市级新闻媒体, 做国内新闻不如国家和省级媒体全面, 做身边新闻如果做的不够深入则会陷入不痛不痒的境遇, 做新奇特的新闻又会受地域限制没有那么多的素材。因此, 地市级媒体常常落入关注者寥寥的境遇。那么, 如何将身边的节目打造得更受老百姓欢迎呢?

首先, 我们要了解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 如十八大提出的工资翻一番目标、自己到底能够开多少钱、小康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有养老、医疗、住房、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改善?以及这一系列的问题政府部门都是如何规划和解决的?国家虽然出台了很多政策, 由于地方经济的差别每一个地区的政策不尽相同, 老百姓又不能每一个部门地去咨询, 政府部门宣传一段时间后, 也不能总是向老百姓解答政策法规, 这就出现了政策宣传不到位的现象, 而老百姓很多问题又比较个性化, 不能在政策法规中找到恰如其分描述自己问题的法规、法条。理解上的偏差、解释上的不到位, 很容易造成老百姓遇到的问题难以解决, 大到国家政策、小到鸡毛蒜皮, 百姓的问题哪里能给一个明确的回答?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平台就成为老百姓寻找权威答案的地方。

借助媒体优势, 解答、解决百姓问题

目前, 很多地市级媒体都开办了《行风热线》、《市长热线》、《关注沟通》等搭建政府与百姓沟通桥梁的节目, 节目开办过程中, 很多人都会觉得政府部门做客直播间, 听众虽然会反映自己遇到的难题, 但很多时候打电话的内容还是以咨询类为主, 政府政策宣传不到位、百姓政策了解不清楚等问题让媒体人心怀感慨。与此同时, 借助媒体与政府沟通的优势, 媒体培养了一批掌握政策法规、了解办事流程的主持人和记者, 对媒体的信任让很多受众更愿意有问题找媒体, 如果媒体可以把问题清晰地解答给受众, 那百姓就会在办事过程中少走弯路。

齐齐哈尔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借助多年来主持人积攒下的政策优势开办了《新闻110》节目, 主持人具有多年主持《行风热线》节目的经验, 节目依托主持人对政策的了解为百姓开通热线, 解答各类政策问题以及办事流程, 导播将问题通过互动平台让主持人事先了解, 主持人通过掌握的材料解答百姓问题, 问题涉及下岗证的办理、养老金返款、档案丢失的办理流程、低保办理流程、廉租房补贴标准、独生子女费发放规定、取暖费、劳动纠纷、法律纠纷等各类问题, 主持人在为听众解答各类问题的同时还为听众出谋划策, 并对一些事件进行点评。个性化的言语、贴近百姓的解释使节目开办之后, 群众参与度大幅增加, 节目涉及的问题也逐渐扩展到百姓日常生活问题, 例如取暖、漏水、环保、服务部门服务质量、社会现象以及好人好事等。一些主持人无法解答的问题, 导播还可以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与律师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取得联系, 进行现场解答, 还借助新闻广播记者优势, 将节目中不能及时解答的问题, 通过多路记者采访进行后期调查和解决。据统计, 听众问题解答率在90%以上。自由、灵活、多样的节目形态, 使节目更加贴近百姓。

节目开办几年来, 从最初的导播给反映问题的听众打电话, 已经发展成为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电话不断。在受众中已经形成主持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答, 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记者都会帮忙, 有问题咨询就找《新闻110》的意识。多年来的积淀和打造, 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媒体与地方政策相结合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宣传到位才能让百姓得实惠

地方政策不是红头文件、不是一纸空文、不是活动宣传、不是政绩过场, 它应该是实实在在落在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数、推动社会进步、生活幸福的指导方向。国家发布的大政方针, 地方政府就应该将政策落到实处, 当老百姓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时, 媒体就成了消除偏差的地方, 媒体在解答过程中了解了地方政策, 稿件的采写也才能更加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