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产业政策（共12篇）
FDI产业政策 篇1
近年来,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不断扩大, 2011年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为1, 160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二位, 2012年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为1117.2亿美元, 2013年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为1175.86亿美元, 显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FDI流入的大国。面对数额巨大的外资流入, 如何制定FDI产业政策进而合理引导外资流向, 这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FDI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指导FDI流入方向, 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根据国家有关FDI的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制定的FDI政策。
一、FDI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关系
FDI产业政策是国家在利用FDI方面实行的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FDI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了引导FDI的产业流向所实行的鼓励、限制或禁止的政策, 不仅仅是鼓励和优惠措施。吸引外资政策主要是指国家为了吸引跨国公司来我国投资而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FDI产业政策实施的目的是控制FDI的产业流向, 从而起到在不同产业合理配置FDI和保护国内某些产业的作用, 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国内经济的增长。FDI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FDI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服务的;反过来, 产业结构的变化又会影响国家FDI产业政策的内容及政策方向, 影响FDI产业政策内容的修订。[1]
二、我国利用FDI产业政策演变历程
FDI产业政策的制定及修订是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国内产业发展水平, 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规律及我国在国际分工所处的地位。结合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 在不同时期对FDI产业政策进行必要的更改和修订, 以鼓励外资投向劳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首次于1987年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 并分别在1995年、1997年、2002年、2004年、2007年和2011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以下根据《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变化来介绍不同时期中国FDI产业政策的调整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 20世纪80年代的FDI产业政策。
这一时期的FDI产业政策体现激励为主, 规制为辅的特点, 优惠政策成为吸引FDI的主要手段, 1987年我国首次颁发了《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 把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 其中对外资准入领域做了较大的限制, 第三产业基本列入限制范围。这是适应改革开放初期为发展外向型经济, 并积极吸引周边国家或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制定的, 该《规定》施行后,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减少, 由1984年的76.8%下降到1990年的13.7%, 而流入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上升, 由1984年的18.0%上升到1990年的84.5%。
(二) 20世纪90年代的FDI产业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逐步扩大在华投资, 国家开始放宽对第三产业的外资限制政策。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普遍的优惠政策, 如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土地使用费、劳务费、利润再投资等方面的优惠, 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规定禁止外资进入新闻出版、邮电通信、保险等行业, 限制外资进入交通运输、房地产、公用事业等行业, 对外资规模、出口比例、科技水平等方面都有规制。1995年我国重新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 同时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将外商投资产业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 除此之外的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范围。该目录在1997年再次修订, 使得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大幅度增加, 许多新的领域逐步开始向外商开放。例如, 对第二产业中的先进技术项目、产品出口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进行鼓励, 注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 但对外贸、零售商业、银行、保险等服务业有一定限度的开放。这一阶段, 在FDI产业政策的作用下,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 从1992年的60.02%上升到2001年的77.25%,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从1992年的38.6%下降到2001年的20.22%。外商直接投资也从最初的加工工业扩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 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
(三) 中国加入WTO后修订的FDI产业政策。
我国在加入WTO后, 2002年第四次对FDI产业政策进行了修订, 出台了指导外商新的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份限制, 将原来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热力、燃气等行业首次列为开放领域, 同时进一步扩大对银行、保险、商业等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度, 进一步放宽投资准入, 针对地区特点制定了合理引进FDI的区域政策。为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2004年11月30日, 为适应扩大开放和引进先进技术的需要, 重新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对FDI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 放宽了广播电视节目、发行和电影制作等市场准入;对出现的盲目投资的热点行业或产品以及高污染行业, 从鼓励类条目中删除, 列入允许类条目中, 如取消了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领域的鼓励类政策。
2007年, 我国对FDI产业政策进行再次修订, 将国内急需发展的行业和产品增列为鼓励类条目, 放宽外资准入范围, 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 重点鼓励外资流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现代农业和基础设施、节能环保产业, 对我国稀缺或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鼓励外商投资, 限制外商投资房地产, 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三高”外资项目的准入。2011年在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紧迫,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等情况下又重新修订了《目录》, 该目录是我国现行的FDI产业政策, 进一步对外开放, 取消了部分领域对外资股比限制;鼓励投资高端制造业, 促进制造业改造升级, 鼓励投资循环经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如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注: (1) “生产性项目”中的第二产业种类包括:能源开发、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仪器仪表工业、海上石油开采设备的制造业;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通讯设备的制造业;轻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和医疗器械工业、包装工业。 (2) “两种项目”指先进技术项目和产品出口项目;“三种项目”指先进技术项目、产品出口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外资司网站有关资料整理。
自2001年以来, 随着我国FDI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 我国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利用FDI比重不断下降, 从2002年的74.82%减少到2012年的48.06%, 同时在第二产业内部, 高端制造业利用外资比重增加;第三产业利用FDI的比重不断上升, 由2002年的23.24%增加到2012年的50.22%。综上所述, FDI产业政策呈现出从限制到开放, 从注重“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如表1) 。改革开放初期, 产业政策主要注重FDI数量的增加和对国内竞争力不强的产业的保护, 而在中后期FDI产业政策不断转向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 注重FDI质量的提高。
三、进一步发挥FDI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促进作用的举措
中国吸引外资进入了成熟阶段, 将进一步提高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外国投资以及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吸引的外资比重, 着重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和结构的提升与优化。
(一) 政府制定与时俱进的FDI产业政策。
目前, 全球面临产能过剩与环境恶化问题, 而技术创新将成为解决过剩产能、产业重组和改善环境的根本保障。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 节能减排将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最大亮点, 资源节约型, 经济环保型产业的FDI将大幅度增长。“十二五”期间, 利用外资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政府要根据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的新形势、新趋势和新情况, 广泛听取各方建议, 及时修改和制定新的产业政策, 促进外资流入适当行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 以及经济的发展, 积极引导外资流向该类产业。
(二) 企业积极配合政府贯彻实施FDI产业政策。
企业是政策执行的主体, 企业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 引进和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引导外资投入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行业。吸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修订和实行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相互合作, 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流向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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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产业政策 篇2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或实体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行为”,国际直接投资对某国而言就是外国直接投资(FDI).
作 者：薛斌锋 寿志敏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刊 名：统计与决策 PKU CSSCI英文刊名：STATISTICS AND DECISION年，卷(期)：“”(3)分类号：C8关键词：
FDI产业政策 篇3
【关键词】FDI； 日化产业 ；差距 ；建议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和宾馆服务等以及中低档加工贸易制造业。近年来，在我国电子、化工、机械、医药、日化等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且有增多趋势。总结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加强人才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日化产业作为最早向国外开放的行业之一，拥有不少具有百年历史的本土日化品牌。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外资日化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日化产业成为对外开放以来受外资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中国日化企业虽然在不断努力，缩短与外资的差距，在市场上也打造出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但相对比外资企业却远远不够，究竟哪些因素是本土日化企业发展的瓶颈呢？由此探究FDI对中国日化企业的影响并由此得出本土日化企业的应对措施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FDI对中国日化产业的影响
1.FDI对中国日化产业的正面影响
（1）加快行业的整合速度
当外资企业收购国内品牌时，一般会采取两种方式处理，一种是“雪藏”，通过被并购来消灭竞争对手；另一种是加大投入的资金和精力，使被并购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提高了产业集中度。2007年，德国的拜尔斯道夫收购湖北丝宝集团下的丝宝日化，花费3.17亿欧元。收购之后，根据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重点建设经营舒蕾、美涛、顺爽、风影四个品牌，并改进其终端精细化流程。丝宝的电视广告也明显增加，尤其是舒蕾使消费者印象深刻，新产品层出不穷。而拜尔斯道夫在丝宝的不断融合中，进一步的贴近中国市场，贴近中国消费者心理。现在拜尔斯道夫通过7年的努力，实现丝宝与其从文化理念到业务层面慢慢的实现由浅入深的融合，并在融合中实现四个品牌销售业绩曲线的平滑上升。
（2）促使国内企业利用外资，提升自己
外资企业大都拥有一定的规模和较强的资金实力，在品牌经营、管理当面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并购，借助外资的资金支持，实现品牌的正确定位，提升品牌实力。2004年，欧莱雅收购国内的羽西品牌。并购后，羽西借助欧莱雅强大的研发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支持，在摸索中对品牌进行重新定位。羽西选用国际超模杜鹃作为其代言人，杜鹃青春而具有东方美的面孔向消费者展现了羽西立足于打造东方美的全新形象。同时羽西的产品成分也突出灵芝，雪耳，当归等纯天然美白圣品，并根据不同成分设计不同的瓶身颜色，所有这些都迎合了年轻一代的喜好。当然在对这些进行不断改进的同时，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这些努力让羽西慢慢脱离原有中低端品牌形象，实现向中高端品牌的迈进，实现更好的发展。
（3）促使国内企业开发自己的特色，创新品牌
外资品牌林立的日化市场，国产品牌想要立足很困难。这就逼得国内企业另辟蹊径，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来获得市场。例如霸王洗发水品牌，霸王公司独树一帜，把产品定位在中药洗发水上。霸王的产品主打中草药养发，瓶身的设计上用大字突出显示防脱二字，简明扼要的表明自己的产品定位。再加上代言人成龙的强大造势，产品已经上市便打入了市场，而随后尽管市场中有不少中药类洗发水，霸王却仍然地位牢固。2012年霸王洗发水夺得了全国中药类洗发水销量的第一名。可以说，霸王品牌在重塑中草药洗发水的时候，已经使自己站在了成功的起跑线上。相似的又例如云南白药。这些都是由于开发出自己的特色才在激烈的市场中立足的。
2.FDI对中国日化企业的负面影响
（1）加剧了中国日化市场的激烈竞争
日化用品行业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国内的产品和品牌原本就比较丰富，替代程度很高。根据数据显示，近年来本土日化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外资品牌已占据超过70.0%的市场份额，超过90.0%的销售份额。这几年来，宝洁、欧莱雅、资生堂等集团在占据高端市场的同时，不断通过并购或产品研发往中低端市场渗透，扩大品牌占有率，抢占市场份额，与本来就徘徊在中低端市场的中国日化企业争夺市场。在日化品市场中，本土品牌与外资品牌的激烈竞争不断持续并不断加剧，想要在这场较量中获得优势并不容易。
（2）导致民族品牌“被”消失
近些年，一些耳熟能详的本土日化品牌相继被外资收购，使得原本就凋零的中国日化品牌更显萧条。美加净作为上海家化的经典品牌，在日化行业对外资开放初期，上海家化便把美加净“嫁”给美国庄臣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美加净的销售额一落千丈，在日化品市场中岌岌可危。后来上海家化花了大手笔又把美加净收回，但想要重振往日雄风，谈何容易。虽然美加净今年来推出了植物护肤系列，但其销售量却反应平平，消费者最为熟知的仍然是其拳头产品“银耳珍珠滋润霜”。如今的美加净也只是徘徊在中低端市场，市场份额也不能同往日相比。现在市场上几乎都看不到以前的老品牌了，日化产品主要是宝洁、联合利华、花王等。
（3）威胁我国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首先，行业重点企业是国家产业发展的主体，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当这些企业被大量并购后，加大了安全风险，会直接造成国家战略利益受到损害。其次，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流失。这些被收购的企业大都是历史悠久的著名品牌，若是想要再重新打造同样的品牌，仅靠卖掉企业的售价是远远不够的。最后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外资并购会威胁我国日化产业安全。外资通过并购，占领战略制高点，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全球产业链。
二、国内日化企业对比外资企业的不足
国内日化企业虽然在近些年来通过不断地学习改进，大步的向外资日化企业迈进，有些民族品牌也崭露头角，如佰草集，昭贵等护肤品牌。但是总体来说国内日化企业与外资日化企业还有相当的差距，进步努力的空间还很大。下面以我国拉芳集团和欧莱雅为例，探究说明国内日化企业的不足，并根据这些不足之处得出对国内日化企业的建议。
创立于1999年的拉芳公司真正在市场上拥有知名度是从2001年，代言人陈德容一头亮丽的秀发使得广告词“爱生活，爱拉芳”为众人所知，拉芳洗发水也在市场上初获成功。紧接着，2001年拉芳推出“现代美”品牌，但市场销量不尽如人意。后来，拉芳开始发展多品牌战略，推出雨洁、缤纯、圣峰、威爽、多美丝等品牌。而以美发产品起家的欧莱雅集团选取巩俐为代言人，成功的以护肤品打开了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后，便投资建立大型研发机构，根据市场消费情况，实行本土化战略。等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后，于2009年正式推出洗发护发产品，是针对受损烫染修复的专业美发系列，在广告宣传中也明确产品受损发质修复的定位，以其专业性赢得了中国市场的信赖。纵观两大集团的发展，可以得出我国拉芳集团在下列方面与欧莱雅集团存在差距与不足。
1.广告方面
就洗发水市场来说，拉芳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很重视广告宣传，也根据不同发展时期更替其代言人，从陈德容、张静初到赵薇、安以轩等等。但在广告内容上没有新意，大都千篇一律的展示代言人靓丽的容貌和一头飘逸秀发，并没有表现出产品的特色与功效。一方面在洗发水电视广告如此泛滥的时代，这样毫无创新的广告是不会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观欧莱雅，其代言人选取的都是走国际路线的明星，如李冰冰、范冰冰等，广告内容“五大受损，一个对策”突出产品修复功效，直白而吸引消费者心理；另一方面在广告宣传媒体上，拉芳也差距甚多。当前随着电脑用户普及，在各种网站的广告栏内以及视频播放前缓冲期内，欧莱雅的身影随处可见，拉芳却几乎销声匿迹，这样两者的品牌知名度就拉开了。
2.产品定位方面
拉芳最初进入市场是重点发展洗发用品，产品定位中低档，宣传广告也做了很多，但拉芳的洗发水缺乏明确的产品定位，“创造中国秀发之美”这一广告语并没有表明洗发水所针对的头发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群体。相对比，欧莱雅从推出洗护系列起，就一直主打受损发质修复，定位清晰准确，容易获得消费者信赖。虽然后来拉芳又推出专业去屑的雨洁品牌，但当时已去屑著称的海飞丝已经牢牢把握住了市场，雨洁就成了复制品，很难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3.品牌战略方面
拉芳在以洗发水打入市场后，便慢慢将其品牌进行延伸，由前身的广东拉芳日化发展成拉芳家化，实行多品牌战略。但依靠的都是“拉芳”这一企业品牌。所以消费者所熟知的仍是拉芳品牌，其他品牌并不为人们熟悉。而且拉芳走的是中低端路线，想往上发展高端品牌十分不易。而欧莱雅初进中国是以旗下的美宝莲品牌打开市场的，后来旗下的兰蔻、赫莲娜等高端护肤品牌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与拉芳相反的是，欧莱雅在宣传时并没有把产品品牌与企业品牌捆绑在一起，并且进行本土化改造时发展中低端品牌以补充产品线的不足，这种品牌战略在中国市场获得了成功。
4.产品竞争力方面
拉芳虽然推出的产品种类繁多，但大都没有自己的特色。去屑洗发水“雨洁”成为海飞丝的翻版。主打植物系列，温和护肤的“缤纯”与国内的佰草集，相宜本草，韩国的skin food，菲诗小铺等植物护肤品牌相比，便没有了竞争优势。“圣峰牙膏，清新好口气”，在琳琅满目的牙膏市场，圣峰牙膏没有自己的特色，想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十分困难。而欧莱雅旗下一线品牌兰蔻，赫莲娜利用欧莱雅卓越的研发能力主打高端护肤，二线品牌碧欧泉，契尔氏则专攻有机护肤。彩妆系列中美宝莲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另外，欧莱雅用了将近10年研究中国人发质才推出针对受损发质的洗护系列。产品的竞争力对于产品能否在市场上站得住脚至关重要。
三、对国内日化企业的建议
1.创新营销
随着网络的普及，电视广告不再像以前一样独领风骚。网络营销不仅普及范围广，而且营销成本低， 国产日化品牌由于走的是低价路线，所以比较适合这种营销方式。在这个方面，拉芳就可以向昭贵学习。由于昭贵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没有办法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因此价格相对低廉而辐射范围广的网络营销就成了昭贵了不二选择。首先，昭贵建立的官网向人们表达了昭贵“纯天然，高价值”的品牌概念，其次广泛撒网，在各家网页显眼的位置放置了广告，吸引了大量的点击率，传播效应非常广泛，这样昭贵利用较少的资金便建立了广泛的知名度。拉芳应该在网络营销方面加大投资力度，扩大旗下品牌知名度。
2.加强产品市场定位
许多国产日化品牌在市场上销量平平就是因为产品定位不明确，所以我们应加强产品市场定位。比如说云南白药牙膏定位于中草药防止牙龈出血，走高档路线。相宜本草定位于面向学生群体和工薪阶层的低价路线，走中药护肤概念。京润珍珠大打珍珠文化，强调天然美白。这些都是依靠准确的市场定位获得成功的。拉芳洗发水不能只追求“一头秀发”，应该通过对消费市场的广泛调查，总结消费者对于洗发水的需求，明确洗发水所针对的头质问题，增强品牌识别度。
3.选择适合的品牌战略
同样的品牌战略放在不同市场，不同企业中所达到的效果是不同的。许多外资企业的成功便是靠着多品牌战略获得的。但这一战略并不一定就适合国内企业。拉芳和欧莱雅便是很好的例子，拉芳的多品牌战略占用了有限的资源，使得品牌的规划不够集中。所以拉芳应该先处理好单一品牌的经营问题，做好单一品牌的品牌延伸。
4.加大科研投资，增强产品竞争力
产品的竞争力是产品成功的根本，拉芳应从下列方面来增强自己产品的竞争力。首先要改进包装设计，有些消费者在选择时并没有明确目标，但一眼扫过货架，包装独特或是精致的外资品牌产品便抓住了消费者的眼球，而国产日化品纵使效果再好，表面上简陋的包装也使得消费者丧失了购买的兴趣。其次要扬长避短，不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跟外资品牌较量，而可以从中药，纯天然，绿色等方面加大产品研究，争取在市场上独树一帜。最后要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资，不断对产品进行创新改进，这样才能跟得上市场的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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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利用FDI产业选择问题分析 篇4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 我国利用FDI主要在中低档加工贸易型企业, 如制造业、钢铁业、纺织业等。随着投资项目的不断增加以及加工企业的不断扩张, 外资在其总资本中占主要份额。到了90年代,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成为新兴的比较有潜力的行业, 在这个时期, FDI增大了对房地产的投入, 虽然近几年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 外商投资在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趋于下降, 但还是占有较大份额。
2000年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的72.99%, 合同外资的60.87%集中在第二产业。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来说, 我国利用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2000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项目数的56.35%, 合同外资额的50.31%, 实际利用外资额的46.39%都集中在制造业。而金融业、技术服务业、教育等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较小。
2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负效应分析
2.1FDI的正效应
2.1.1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自从Caves (1974) 对FDI在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分析以来, FDI的溢出效应成为了研究FDI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实证分析, 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促进作用。邱斌等 (2008) 采用基于DEA的Mail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FDI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还有TFP的影响。他们得出, 中国的制造业在FDI的作用下生产率明显增长, 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FDI从总体上来说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其中后向溢出效应大于水平溢出效应, 成为最主要的溢出渠道。
外商在对华的制造业进行投资时, 也会把他们在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入中国本土企业, 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使之尽快赶上国际技术水平。同时, FDI不仅仅对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的发展有利, 同样, 对于内资企业, 也有一定的技术效应, 促使内资企业技术进步, 适应市场, 从而使整个制造行业得到长足的进步。
2.1.2 FDI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980年我国利用外资只有0.57亿美元, 到了2007年我国利用外资的金额达到了747.68亿美元, 2010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更是突破了千亿, 达到了1057.4亿美元, 同比增长17.4%。流入我国的FDI大多流入到了加工贸易领域, 外资企业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载体。随着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不断增加, 我国的对外贸易, 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对外出口也有大幅度的增加。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仅有206.4亿美元, 到了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21738亿美元, 其中加工贸易的发展更是贡献突出。1981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6.35亿美元, 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5.99%, 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9861亿美元, 占到了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45.4%。FDI构成了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的外生动力, 我国利用FDI的流量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的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同趋势正相关。
2.2FDI的负效应
2.2.1 生态环境负效应
由于FDI在华的投资大部分集中于第二产业, 特别是加工制造业, 加上制造业的高污染、高消耗的特点, 使得FDI在华投资产生了对环境以及资源的一些负效应。
(1) 含有环境负效应的“污染避难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是引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 就是在原有的分析的基础上, 考虑环境的因素, 那么则有, 环境标准高、环境保护程度高的国家, 则环境要素较为匮乏;反之, 环境标准较低, 环境保护程度也比较低的国家, 环境要素相对富裕。而环境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对环境资源的估价与偏好程度则较低。因此, 高环境标准的国家的国内企业, 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不降低, 将生产转向低环境标准的国家, 以规避国内严厉的环境标准造成的高环境成本带来的影响。可见, 由于国家之间环境保护强度不同, 使资本由保护程度高的国家转向保护程度低的国家, 环境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使环境标准制定相对宽松的国家, 容易吸引污染产业的跨境转移, 而成为“环境避难所”或“污染的天堂”。
百事可乐国际公司的长春、南京、福建和广州四家分公司因污染排放问题遭到通报。哈尔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被黑龙江省定为省控重点污染企业, 2007年又因污水直接外排而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松花江流域第一批环境违法企业名单。
因此, FDI对东道国的环境还是具有一定的负效应的, 不过我们应该更加客观的来看待FDI污染转移的事实, 即对华FDI存在污染转移, 但其相对规模并不高于东道国本土企业。
(2) 含有环境负效应的产业转移论。
这个理论假说是指投资国会将本国的边际产业, 即一些污染密集程度高的产业转移到成本会比较低的地方去, 即环境标准不高的地方。
每个国家的产业转移都是从本国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进行的, 例如日本, 就是将本国处于劣势的轻纺工业转移出去, 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实力的增强, 不再接受日本劣势产业时, 第二次大规模的投资将化学、炼油、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的夕阳产业转移出去。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趋势一般是有消费品工业向资本品工业、轻工业向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业演进和转移。
这样的转移使本国的环境压力得到改善, 使东道国的环境日益恶劣, 加剧了东道国环境的恶化, 使东道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2.2.2 限制国内同行业发展
FDI依靠其本身雄厚的财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 纷纷并购我国国有企业, 利用我国国有企业原有销售渠道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 迅速抢占了相应领域的市场份额, 逼走国产产品, 极大的冲击了我国国内企业, 尤其对处于上升期的中小型企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国内企业的不景气, 甚至破产必然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同时也极大削弱了我国国内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使得我国经济处于被动发展状态。
3未来我国FDI的产业选择——服务业
2004年9月22日,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 该务业已经成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 并将“转向服务业”作为该报告的封面标题。报告中指出, 服务外包将成为许多国家拉动经济的动力和引擎。我们根据以下数据来说明报告的正确性, 70年代初期, 服务业仅占全球FDI存量的1/4, 1990年这一比例也不到1/2。而根据报告显示, 到了2002年, 服务业占全球FDI存量的比例由49%增长到了60%, 2001年至2002年间, 服务业占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2/3, 约为5000亿美元。到了2008年,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世界投资报告》统计, 该年度全球在服务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部国际直接投资额的比重占到了70%左右。从以上的数据不难看出, 服务外包占全球FDI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向服务业转移, 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规律的。
3.1 理论支持
3.1.1 配第——克拉克定律
该定理表述为: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 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根据克拉克-配第定律, 经济进步的一般规律是“劳动人口由农业转移到制造业, 再由制造业转移到商业和服务业”。
3.1.2 库茨涅兹—《各国的经济增长》
在整个工业化时期, 产业结构的转换就表现为第一产业创造财富和吸收就业的份额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其中, 在工业化中前期, 第二产业逐渐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而第三产业则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场所;到工业化后期, 第二产业创造财富的比重也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 既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也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场所。
可见,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是经济进步的必然结果。
3.2 服务业的优势
中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来加工地方, 依靠着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所给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是现在这种优势已慢慢不再成为优势, 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遭受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在低碳经济的要求下, 这种资源消耗大, 环境污染严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中国有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和义务。并且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 世界的大企业也再寻求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不再选择中国, 所以中国未来利用外资的方向在服务业, 大力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促使经济的更快发展, 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使低碳经济在我国更好的发展。
3.2.1 服务业的低碳属性
杜飞轮认为:所谓“低碳经济”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 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降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 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 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低碳的生产方式, 通过低能耗、集约式的能源和资源利用, 降低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减缓经济增长给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低碳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 通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增加低碳和无碳能源的供应控制石化能源使用量, 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引发的碳排放“脱钩”;低碳的生活方式, 通过社会节能减排, 抑制高耗能产品消费, 改变人们的高碳消费倾向和高碳偏好, 实现低碳生存的可持续消费模式。
服务业正好符合这种属性, 和制造业相比, 服务业所耗费的能源较少, 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污染物的产生都很少, 服务业主要利用人力资源等非能源类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所以服务业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 具有低碳属性。
3.2.2 我国的人才储备
由于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是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的头脑型企业, 需要大量的中高层次人才, 如软件外包企业招聘的员工90%以上是本科生。我国人口众多, 加上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 经过11年的扩招, 全国普通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已由1998年100万人增长为2006年的400万人以上, 2008年突破500万人, 2010年突破600万人, 使中国的高水平人才倍增。充足的人才的供应也是我国发展服务业的一大优势。
3.2.3 我国服务业的光明前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 但是服务业的开放却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我国对服务业的开放是逐步的同时也比较缓慢, 加入WTO后, 我国的服务业也按照当时的承诺逐步开放。整体来说, 我国的服务业水平较低, 和世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对于FDI来说, 中国的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和空间都很大, 特别在现在,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开始向服务业偏移, 一些优惠措施及扶持政策都会有利于FDI在华的发展。所以, 服务业的光明前景也是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一大优势。
参考文献
[1]李惠茹.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8.
国际FDI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篇5
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资本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显著加快。资本要素的跨境流动既是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带来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跨国公司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应该说，凡是积极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也会付出成本、甚至可能承受很多痛苦、但毕竟都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益，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资本、尤其是FDI流动能够长期活跃的原因之一。
，世界经济形势恶化和恐怖事件的影响，导致国际FDI流动明显降温。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利益所在，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长期战略仍将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势头不会因此而结束。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逐步恢复，国际FDI流动有望重新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为此，我们需要总结并分析90年代以来国际FDI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我国今后制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战略提供参考。
一、国际FDI流动的主要特点?
(一)跨国购并是国际FDI流动的主导方式
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采取新建(Greenfield)的办法;另一种是通过对多数股权的兼并和收购实现扩张(MergersandAcquisitions,MajorityOwned)。国际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纽带，其载体就是跨国公司(TNC)。?
90年代后期，特别是以后，跨国并购成为TNC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其交易额急剧增长，在世界FDI流出和流入总额中的比例迅速上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数字：19以后FDI的流出和流入的增幅比陡然升高，19流出总额增幅为59%，、和分别为25.1%、36.6%和16.4%。而令人瞩目的是跨国并购(多数股权)部分的增幅远高于FDI的增长，年的增幅仅为15.5%，1997、1998、1999和则分别跃升为45.2%、74.4%、35.4%和52.8%，跨国并购的增幅是1996年的2倍以上，从而使它在世界FDI中的比重也由1996年的40%上升到了20的84.6%。这说明跨国并购已成为FDI的主要方式，而新建退居到次要地位。20有了一些新变化，FDI流出额出现明显下降，最新的估计数据是从年的1.3万亿美元下降到年的7600亿美元，下降幅度达到40%。主要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和“9.11”恐怖事件的冲击，世界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也受到了深刻影响。其中跨国并购活动也随之大幅减少。2000年全世界并购额达到1.1万亿美元，并购案7900余起，2001年并购额只有6000亿美元，并购案为6000余起。但是从并购所占比重来看，仍然保持在78.9%的水平，并未改变跨国并购在FDI中占有的主导地位。
表1 世界直接投资及跨国购并的推移
资料来源：各年度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数字为估计数。
(二)国际FDI流动和跨国并购多数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
从70年代以来，世界FDI的地理格局日趋“三极化”，即无论其流出和流入都主要在美、欧、日三者之间进行，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不是主要的流出者，而且流入额在世界上也只占1/4左右。所谓“三极”既是FDI的主要供应者，也是主要的吸收者，按照2000年的统计，“三极”合计流出额占世界的82%，流入额占世界的71%。但在近几年的并购浪潮中，“三极”却变成了两极，日本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
从FDI的数字来看，1997、1998和美国在世界流出额中分别约占21%，21%和20.6%，欧盟则分别为47%，61%和64%，日本仅为5.5%，3.5%和2.8%。从2000年绝对额来看，美国已经达到1730亿美元，欧盟超过了5000亿美元，日本仅有200多亿美元。可见
FDI产业政策 篇6
[摘 要] 随着我国出版传媒市场不断对外开放，外商直接投资（FDI）已广泛渗透到出版传媒各环节。外资进入在我国出版传媒资源优化配置、出版效率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外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人才、市场、资本等造成了不良冲击，并出现掠夺我国优秀文化资源的情况。我国应从规范外资准入规则、完善出版传媒产业投融资制度、建立健全中国出版传媒产业外资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着手，切实保障出版传媒产业安全。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出版产业 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6-0023-05
[Abstract] With the open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shing and media marke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been widely infiltrated into all sectors of the publishing and media fie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give positive impacts o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the publishing and media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publishing efficiency， and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some extent， it brings negative impacts on human resources， markets， industrial capital， and cases of looting excellent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been found.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safety of Chinas publishing and media market， we should regulate the access rul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ublishing and media industry Industrial security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成绩斐然，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也在进一步拓展。随着我国出版传媒市场逐渐放开对外资的控制，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涉足出版传媒领域。相较其他产业，外资进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总量偏小、进入领域也不均衡，但战略布局较全面、终端控制力强，且来源比较集中，主要为美、英、日、德等发达经济体。
经济新常态下，整体来看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持续上升，2014年下半年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2015年银行结售汇逆差为4659亿美元。从出版传媒领域看，外资流向出现分化，一方面印刷包装领域外资流出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大量外资极力想进入我国核心出版业务。基于出版传媒产业特殊的地位及产业属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无疑对该产业的安全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1 外资进入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1 外资进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阶段及方式
外资进入中国出版传媒领域共经历了五个阶段，即试探期、初入期、扩张期、调整期和提升期（见图1）。1980—1990年，少数外资传媒企业以科技期刊为突破口，通过合作出版模式试探性地在我国开展出版活动，开启了外资涉足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先河。1991—2000年，外资开始正式涉足我国出版传媒业务，期间一些国际出版公司开始在我国开展版权、期刊代理和合作出版等业务[1]。2001年我国加入WTO，承诺分期、分层、部分开放传媒业，宽松的政策和丰厚的利润使得外资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出版传媒业。2001—2006年，出版传媒领域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时出现过度开放问题，同时一些外资出版传媒公司主动突破禁区，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2007年后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对外开放政策再次收紧，外商在华出版传媒领域的直接投资基本进入停滞状态。至2010年底，全国所有经营性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目标，我国出版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当前，国内出版企业与海外出版商跨国联姻成为当前业内“资本合作”的热门。外资主要通过设立独资企业、中外合作出版、合资经营、版权贸易、股权交易及曲线进入等方式涉足我国出版传媒产业（见表1）。
1.2 外资进入我国出版传媒业形势及发展趋势
（1）出版环节。编辑出版环节是整个出版传媒产业的核心业务，也是至今尚未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但外资一直觊觎其丰厚的利润，并伺机向该环节渗透。我国出版传媒业对外开放历程较短，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基于此，某些外资企业利用政策的漏洞，在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出台之前就抢先布局，实际参与中国出版传媒业编辑出版业务，万国学术出版社、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即为当时的产物。
当前，外资主要采取绕过出版资格壁垒、寻求政策的突破、通过借壳出版社的其他非编辑业务迂回进入核心业务、网罗在股市潜水的国内出版机构等策略向我国出版产业的内容环节渗透。
（2）发行环节。加入WTO前，我国出版物发行领域是严格限制外资进入的，但图书发行较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使得外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开始布局中国出版传媒市场，参与图书发行业务。如1995年成立的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就以书友会的形式开展图书邮购业务。2006年12月起，继零售、批发领域对外资开放之后，我国书报刊总发市场也开始对外资开放。
现阶段外资进入我国发行市场几无障碍，外资在该领域的一般发展路径为首先横向发展，快速在全国各地铺开；其次纵向发展，进入社区，连锁店、超级书店并进，建立起完整的销售网络。
（3）印刷环节。出版传媒领域，我国对印刷企业融资的限制性政策最少，外资可以自主申请设立合资或独资印刷企业。以东莞为例，2011年，该市有2000多家印刷企业，占全省的15%，全市印刷产值已达207亿元，占全省的20%以上。其中，外资印刷企业约700家，构成本地印刷企业核心阵营，众多外资龙头印刷企业正引领本地印刷业的发展[2]。近年来，由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及转变税收政策，加强了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使在华外资中小企业成本剧增，一些外资印刷企业开始移资东南亚。
印刷业是当前出版各环节中最为开放的，但相对于其他竞争领域，外资进入该行业仍有较大空间。在我国由印刷大国向印刷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很多印刷基地也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这为我国印刷设备制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具有技术、资金和高端人才的国际大型印刷企业带来了进军中国的最后机遇。
2 外资给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带来的机遇
2.1 为我国出版传媒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国际发展平台
外资出版传媒企业具有国际化分工协作的经营模式，通过开展技术与经营合作，可以使我国粗放、低效的传媒产品生产模式得到彻底改观，高效率利用本国优秀文化资源，生产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传媒产品，推动中国出版传媒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出版传媒业来说，外资的引入及合理利用将是一次文化创意、艺术人才、技术设备和市场资源的综合性国际化配置过程[3]。
2.2 拓展我国国际传播网络和渠道
外资以媒介为窗口、以传媒产品为载体，可为中国受众呈现出多元化的世界优秀民族文化及文明成果，满足人民认知、了解世界的心理需求。我国拥有传承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本土出版传媒机构的全球传播力较弱，使得很多优秀文化理论成果还不为世界所认知和认同。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通过互惠与合作的方式，借助外资传媒机构的国际化传播网络和渠道，可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我国传统文化及当前的发展成果、进程与理念，实现中外文化的交流、认同与融合，消除文化隔阂。
2.3 为我国出版传媒业提供优质、充足行业资本
我国出版传媒业快速的发展扩张及对国际市场的谋求，使得很多出版传媒企业已无力负担投入再生产的高额资本，加之行业自有资本的匮乏，适时引入适量外资就成为我国出版传媒企业谋求自身更好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海外出版传媒业和资本纷纷看好我国出版传媒业，我国出版传媒业正迎来一场重组、并购及国际融合的发展机遇。外商直接投资将带来充足行业资本、先进管理理念及完备渠道，能够提高我国出版传媒业的效率，扩大发展规模，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2.4 促进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为切实提高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其不断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传媒环境和秩序，我国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当前我国媒体对外国资本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将对我国出版传媒业发展大有裨益。外资进入我国出版传媒市场所带来的政府对出版传媒产业管理政策的压力，则完全可以演变成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改革与转型的助推器，以此加快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市场化进程，促进我国出版传媒产业政策的规范化和国际化，推动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健康、稳定地发展[4]。外资的大量、广泛进入，将促进我国出版传媒业通过业内整合、资金重组等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最终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发展目标。
2.5 有利于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培育
外资出版传媒企业通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端的生产设备以及更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通过直接技术转移和间接技术溢出等途径，对我国生产技术提升、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外资出版传媒企业，既可以解决我国一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又可以为我国培养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及企业高级管理人才。这无疑会提升我国相应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产业安全起到积极作用。王铁、白江涛（2013）研究认为，外资有力地助推了产业的优化演进，加快了我国电子产品向轻薄、精密、高度功能整合的发展步伐[5]。以印刷电路板（PCB）为代表的电子电路产业为例，外资首先为产业发展带来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其次是通过技术支持大大提高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再次直接拉动了我国出口和外贸增长，最后体现在相关领域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
3 外资对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安全的威胁
3.1 外资对人才、市场、资本产生明显“挤出”效应
出版传媒业是创意经济和知识经济，产业要素中的人力资源是能够创造巨大增值空间的核心资源。跨国出版传媒公司进入我国后，大多通过高薪、较为完善的育人用人机制、良好的事业发展平台等手段挖掘、网罗当地高端人才，迅速抢占我国市场，此举必然造成本土人才流失，削弱我国传媒产业的国际竞争实力。
跨国公司较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使其较易占领东道国市场，增加当地企业学习和成长的难度[6]。研究表明，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投资机会有限的行业中（如出版传媒业），通常会利用母公司在技术、经营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挤占东道国国内市场份额，致使本土弱势企业被挤出国内市场。外资还擅长通过构筑结构性市场壁垒和战略性市场壁垒等手段将其他市场竞争者排挤在外，抢占东道国有限的市场空间。相关研究证实，在华跨国公司规模、成本、技术、销售等环节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我国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7]。
在要素市场上，外资进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本土企业获得相应生产要素的机会。Griffin（1970）、朱劲松（2001）、刘洋（2006）等通过研究证实，外资对一国资本形成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产业资本容量一定的前提下，外资进入的同时也挤出了内资，特别是我国本来就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弱势民间资本[8]。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资会有计划地侵吞股权，排挤国内资本。当前，针对其他行业出现的“外资企业进行股权倾销”的做法，需对外资以中外合资方式进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经营行为给予充分重视。
3.2 外资传媒掠夺性开发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外资传媒企业进入我国，致力于挖掘和开发我国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成就其可观的产业利润，而我国政府尚未对无形文化资源的保护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大量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资源遭受境外传媒的掠夺。《侏罗纪公园》《花木兰》《功夫熊猫》等源自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国外影片均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国外传媒公司掠夺性的开发已严重侵害了我国的利益，并容易在国际、国内造成文化认知和认同的混乱。
3.3 外资传媒有意曲解、丑化我国传统文化与国家形象
由发达国家出版传媒产业所控制的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利用以及单向度的传播机制，在国际传播中经常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传媒巨头，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将受到不同程度压制，国家形象也常遭受扭曲和丑化。
3.4 外资撤离对我国出版传媒业造成不小冲击
近年来，外资流出主要集中在包装印刷等制造行业，外资撤离中首当其冲的将是相关企业的产业工人，从而对我国结构性、区域性就业形势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为上述企业提供包装印刷、电子电器、五金模具等产品的周边制造企业无疑也将面临订单锐减和产能过剩的困境。如由于客户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快联达包装2013年9月突然倒闭时员工仅剩1700人，而2007年鼎盛期其员工曾达到7000人；中大印刷在2014年罢工时人数由最高时的6000人减至1200人；亨浩彩印倒闭致500多人失业；千帆纸业倒闭造成1000多人失业；2014年，理文手袋称由于公司订单被转移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公司利润剧减55%等等[9]。
4 政策建议
4.1 完善我国出版传媒产业投融资制度
结合发展实际，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传媒政策，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正确处理关于外资的“非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问题；加强我国出版传媒产业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力度，构建诚信、透明的服务环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摈弃政策引资做法，倡导机制、环境引资理念，构建和完善协调、互动、良性循环的引资机制，营造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公平、高效的竞争环境。
4.2 规范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外资准入规制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使全球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趋势日益突出。坐拥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优势的国外出版传媒集团的强势进入，必然会在资本、技术、广告和人才等市场上与我国本土出版传媒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将有利于打破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垄断局面，使传媒资源可以在更广泛、更开放的市场范围内进行合理有效配置；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先进的国际化产业标准和产业制度，将为推进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意义。我国应在掌控公益性媒体的前提下，逐步放开服务型与经营型媒介，通过放松和规范资本准入规制，在国家宏观行政调控下促进出版传媒产业健康发展。
4.3 通过产业政策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吸引外资
在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对外资进入内容生产制作和进出口业务采取有条件、分步骤的进入策略，如可采取由中方控股的合资公司形式进行跨国合作，并借由“首席内容官”的设置形成对内容产业的实际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积极引进国际著名出版传媒集团、优秀金融投资企业等战略投资者参与到国内相关出版传媒企业“股改上市”中，实行特殊管理制度，完善现代法人治理机构，提高企业国际化管理水平。亦可逐步允许境外金融服务企业参与国内新闻出版企业的海外上市、兼并重组、资产租赁、融资融券等业务，在国际市场合理布局中国优质出版传媒资产，达成对国际资本的有效控制[11]。
4.4 积极开拓新市场以有效应对外资撤离问题
我国印刷业已摆脱对外资的完全依赖，开始由印刷大国向印刷强国转变。总体来看，当前外资的流出尚不会对国内印刷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因中国已拥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工程师队伍，且不断升级换代的国产印刷包装设备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有效应对外资撤离对印刷包装行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如重点关注被国外企业占领的无菌包装材料市场、食品包装市场、有价证券、印钞、邮票等印刷市场，还要发现电子商务、文化产业和新城镇化所带来的新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国外印刷包装市场，尤其是国外大型企业对包装印刷品的大批量需求。印刷设备制造业方面，涉外企业的倒闭和撤离将使大批印刷包装设备闲置，由此扩大了二手设备市场的规模，最终将影响到新制造设备的销售。鉴于此，我国应加快印刷设备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尤其要重点关注数字化设备的研发与创新、高端设备的国产化、大幅面设备的创新等。
4.5 建立健全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外资风险防范机制
通过启动相应的国家机制，包括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及其他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对外资出版传媒机构的投资行为、投资规模和比例、经营手段、经营产品及其流通渠道采取严格的审查和监督措施，对外资与本土出版传媒机构合作的性质、范围、内容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鉴定，及时发现和识别那些可能危及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安全的资本和文化因素，对外资违反我国出版传媒法律法规的违规操作及时而准确地做出预先性和警示性的反应，情节严重的要及时予以查处和取缔其经营资格。另外，还应从出版传媒产业对外资的依存度、外资的市场占有率、外资品牌拥有率和外资股权控制率等方面，建立传媒产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设立专门机构收集和研究利用外资的相关信息，增强产业安全预警能力，及时消除外资控制出版传媒产业的潜在风险，保证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安全、健康发展[12]。
注 释
[1][6][7]禹建强.外资进入我国传媒业的“挤出效应”[J].青年记者，2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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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
1 引言
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 我国需要合理利用国际资源, 引进适度规模的外资, 并合理部署外资在各次产业的布局, 使我国产业结构得到适度调整、升级和均衡发展。由表1可知, 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第二产业, 对发展缓慢的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很低;第三产业近年来利用FDI比重有所上升, 与西方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即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提高的趋势相吻合。但截至2010年, 第三产业FDI比重占35.87%,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数据来源:
要实现我国三次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升级, 我国各次产业内部应实现均衡发展。然而, 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可看出, 我国三次产业内部存在着非均衡发展的问题,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在利用FDI水平较低的第一产业中, 大多数FDI投资到生产性加工项目上, 种植业、养殖业项目利用外资较少, 大规模利用FDI开展粮、棉、油等开发和生产项目的情况更是少见 (崔新健, 2008, p.166) 。其次, 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高度集中于制造业, 且加工工业比原料工业利用FDI多, 轻工业比重工业利用FDI多, 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一般加工工业利用外资多。截至2010年, 制造业合同利用FDI占第二产业4个门类合同利用FDI总额的90%以上, 占三次产业合同利用FDI总额的58.3%。最后, 第三产业内部的15个门类中, 外商主要投资于高利润行业, 首先是房地产业, 随后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截至2010年, 我国房地产行业合同利用外资总额占第三产业合同利用外资总额的47.37%, 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等10个门类在第三产业合同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合计为17.65%[1]。
总体来看, 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下面从产业结构优化方面考察FDI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 使各次产业协调发展, 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过程 (臧旭恒、徐向艺和杨蕙馨, 2007, p.298) 。其中, 合理化是高度化的基础。如果没有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 甚至会发生产业结构的逆转。高度化是合理化的目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目的在于使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 一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缺失, 合理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 要衡量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就必须从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的影响入手。
2 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 (李孟刚, 2008, p.134) 。具体来说, 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 产业结构会沿着第一、二、三产业的方向依次演进, 逐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 并按照从低附加值产业到高附加值产业、低加工度产业到高加工度产业的轨迹实现渐进式发展。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截取纵向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另一类是选取参照国进行横向比较。由于选取参照国标准存在难度, 本文采取第一类评价方法, 具体采用的方法有产业增加值贡献法和高技术产业比重法。
2.1 产业增加值贡献法
产业增加值贡献法是指通过模型计算FDI对我国各次产业增加值的贡献大小, 反映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相对变化, 从而侧面评价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本文采用1990~2010年三次产业的GDP数据和FDI数据, 以不同行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解释变量, 将不同行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为统一量纲, 本文将三次产业FDI的计量单位由亿美元换算成亿元 (三次产业FDI=FDI×年均汇率) , 同时为消除方差和价格的影响, 对FDI序列和GDP序列取对数, 构建对数回归方程 (见式1) 。首先分析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 再对式1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1.1 ADF检验
依次对序列In (FDI1) 、In (FDI2) 、In (FDI3) 、In (GDP1) 、In (GDP2) 和In (GDP3) 进行ADF检验, 结果如下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对于序列In (FDI1) 和In (GDP1) 的二阶差分序列, t统计量的值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 说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In (FDI1) 和In (FDI2) 是二阶单整;对于序列In (FDI2) 和In (GDP2) 的一阶差分序列, 检验t统计量的值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 说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In (FDI2) 和In (GDP2) 是一阶单整;In (FDI3) 和In (GDP3) 二阶差分序列的t统计量的值均小于其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 说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这两个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In (FDI3) 和In (GDP3) 是二阶单整。
2.1.2 相关性分析
运用Eviews6.0依次计算出In (GDP1) 与In (FDI1) 、In (GDP2) 与In (FDI2) 以及In (GDP3) 与In (FDI3) 的相关系数, 结果如表3至表5所示。
由表3至表5可知, In (GDP1) 与In (FDI1) 的相关系数为0.780718, 在 (0.5, 0.8) 区间, 说明In (GDP1) 与In (FDI1) 显著相关;I n (GDP2) 与In (FDI2) 、In (GDP3) 与In (FDI3)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30703和0.921172, 均在 (0.8, 1) 区间, 说明In (GDP2) 与In (FDI2) 、In (GDP3) 与In (FDI3) 高度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运用线性模型来解释两者的关系是比较适合的。
2.1.3 回归分析
由国民收入核算公式可知, 投资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的一部分, 对GDP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运用Eviews 6.0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第一产业GDP和FDI的回归方程 (见式2) 。
以上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回归方程t=5.4 4 5 9大于t0.025 (20) =2.845, R2数值为0.9095, 模型拟合度较高。
经过同样的过程可得到第二、三产业GDP和FDI的回归方程, 如式3和式4所示。
由方程2、3、4得知, 第一产业利用FDI每增加1%, 产业增加值则增加0.5086%;第二产业利用FDI每增加1%, 产业增加值则增加0.7752%;第三产业利用FDI每增加1%, 产业增加值则增加0.7721%。这说明第二产业利用FDI对GDP的推动作用大于第一产业, 且稍大于第三产业, 同时也揭示了FDI具有正面影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潜力。如果按照资源合理分配的原则使FDI对产业增加值的贡献最大化, 我国产业结构将实现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渐进式过渡, 利用FDI也会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的方向演进。
从产业增加值贡献法的总体分析结果来看,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可能产生正面的效用, 且若我国能合理配置FDI, 第三产业FDI总额持续增加, 比重继续提高, 则我国有望加快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2.2 高技术产业比重法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传统产业比重降低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增大的过程。因此, 高技术产业比重法是衡量工业内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计算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和总产值 (内资+外资) 在工业相应产值中的比重, 并对两个比重进行比较分析, 评价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2.2.1 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比重
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1-2011) 的相关数据, 可计算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占工业内资企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 我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比重呈现上下波动的状态, 但波动幅度不大, 基本保持在4%~8%之间, 于2002年比重达到最大, 从2004年下降到5.73%, 之后在4%~6%之间变化。这说明自2004年以来, 我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与工业内资企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大致持平, 并没有出现赶超工业增长的态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1-2011)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2.2.2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
在剔除外资因素的干扰、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比重之后, 需要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 (含内资和外资) 占工业总产值 (含内资和外资) 的比重情况进行考察。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 考察一国经济状况一般是将外资因素囊括在内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1-2011) 的相关数据, 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情况 (见表7) 。我国2000~2010年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在10%~16%之间上下波动, 且在2005年超过15%, 达到最高。从总体来看, 我国高技术产业比重的变化呈拱形状。2005年所在的点是拱形的顶峰, 2005年之前高技术产业比重逐渐上升, 而2005年之后则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揭示了在2005年之前的五年里,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持续赶超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而在2005年之后则出现逆转, 高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导致高技术产业比重逐渐降低。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1-2011)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2.2.3 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比重和总产值比重的比较
评价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关键在于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比重和总产值比重进行比较, 确定FDI是否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1-2011)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从图1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 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比重波动幅度为2.71%,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波动幅度达到4.77%, 起伏较大, 主要是因为引进FDI后, 我国资本环境和生产要素环境将变得更为复杂, 经济运行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增加, FDI本身形成的生产力以及它与内资的整合效益大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相对增长速度变得起伏较大。
第二, FDI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如图1所示, 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曲线在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比重曲线之上, 且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都高于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比重相应指标的数值, 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高, 进而揭示了引进FDI有利于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比重。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高于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产值比重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 FDI作为国民经济中投入的要素, 通过生产、流通、消费等一系列经济运作, 会形成生产力并为国民经济总产出做贡献。同样地, 投入到高技术产业中的FDI经过各环节, 也将为高技术产业产值做贡献。另一方面, 投入到高技术产业的FDI通过与内资企业的合作和竞争效应, 会增加自身的产出, 从而提高FDI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率。正是因为以上两方面原因, FDI有助于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比重,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
3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合理化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根据消费需求以及资源禀赋, 对原来不理想的产业结构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使资源在各产业间实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而衡量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关键在于确定利用FDI是否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产业结构, 并使全国产业能力扩大。
3.1 标准结构模式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要衡量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首先需要明确我国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沿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本论文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依据是标准结构模式。
标准结构是由钱纳里和塞尔昆提出的。他们以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为样本, 提出了世界发展模型, 并通过演绎得出了经济发展结构模型 (见表8) 。根据标准结构, 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是相对应的, 且每个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都存在着标准数值。如果某国的产业结构数据与标准结构数值不吻合, 则说明该国结构存在着偏差。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分析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是否正常提供了依据。
资料来源:H·钱纳里等.发展形式1950~1970.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7。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的相关数据可以计算出我国2000~2010年人均GDP及产业结构 (结果见表9) 。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整理、计算得到。
从整个时间序列来看, 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有上升的趋势, 这与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基本一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先呈现上升的态势, 2007年开始稍微有所下降, 2010年略微提高, 与标准结构中第二产业持续上升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我国第二、三产业比重并不像标准结构一样持续上升, 而是在小幅波动中呈现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 根据钱纳里的标准结构, 引进FDI后我国2000~2010年的产业结构可划分为2000年、2001~2007年、2008~2010年等三个阶段来分析。
在2000年, 我国人均GDP为949.2美元, 处于800~1000美元的水平, 第一、二、三产业标准比重分别在13.8%~15.6%、33.1%~34.7%和51.4%~51.5%的水平;我国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5.9%和39.0%, 与标准结构相比, 第二产业比重偏高, 第三产业比重偏低。
在2001~2007年, 我国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水平, 第一、二、三产业的标准比重为9.8%~13.8%、34.7%~38.9%和51.3%~51.5%。现实情况下, 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为10.8%~14.4%, 大致在标准结构范围内, 但是在2001年, 人均GDP为1041.6美元, 高于1000美元。按照标准结构模式的原理, 随着人均GDP的提高, 第一产业比重应逐渐降低。因此, 我国2001年第一产业标准比重低于13.8%, 说明我国第一产业14.4%的比重与标准比重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二产业比重在44.8%~47.9%, 超过标准比重范围34.7%~38.9%, 且与标准结构模式下第二产业比重随人均GDP增加而提升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在第一产业比重与标准比重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第二产业比重偏高将直接导致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如表9所示, 2001~2007年, 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为40.4%~41.9%, 与标准比重相比偏低, 相差近10个百分点。在该阶段,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与标准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规模大于第一、三产业, 因此第二产业比重偏高, 占据了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应由第三产业贡献的部分经济份额, 从而持续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龙头的地位。
在2008~2010年, 我国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第一产业的标准比重在9.8%以下。且根据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动理论, 第二产业标准比重应稳定在38.9%或下降至38.9%以下, 第三产业标准比重51.3%以上。这三年里, 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在10.1%~10.7%、46.3%~47.4%和41.8%~43.4%, 都在标准结构范围之外。具体来说, 与标准比重相比, 第一、二产业比重偏高, 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这说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有待进行调整, 需要加快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
3.2 FDI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途径和结果
由上述可知, 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即引进FDI有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从第一、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演变, 有利于实现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化。在第三产业利用FDI总额和比重增加的情况下, 第三产业GDP总额和比重都会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而实现的。
第一, FDI通过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使其与产业标准结构的演变趋势大致相同。由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分析结果可知, 在引进FDI总额和比重持续增加的情况下, 我国第三产业总额和比重会上升, 产业结构也会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演变。
第二, 引进FDI会使我国的资本环境和生产要素环境复杂化, 增加了各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并进而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在开放的环境下, 国际经济环境影响着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而外商直接投资反过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由表9来看, 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产业结构并不是持续上升, 而呈现盘旋式或波动式上升趋势。这当中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但国际经济环境和FDI投资水平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第三, FDI通过其在我国各产业的布局, 影响着我国产业结构与标准结构的差距。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第三产业FDI比重有赶超第二产业FDI比重的迹象, 但是由于之前第二产业FDI比重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FDI在第二产业发挥的累积效应较大, 导致FDI对我国第二产业的贡献大于其对第三产业的贡献, 因此, 我国产业结构与标准结构的差距当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FDI的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 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 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由于FDI的结构性倾斜及其对我国各次产业的经济效益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大致相吻合, FDI的合理配置促进了我国产业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 有利于加快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第二, FDI通过影响我国产业升级, 从而使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态势与标准结构的演变趋势大致相同, 并促进我国产业趋向合理化。但是FDI在发挥其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如引进FDI后资本环境和生产要素环境复杂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出现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我国内资企业对外资依存度较大, 三资企业对我国一些重要产业形成强大的控制力, 我国产业结构安全受到外资威胁。因此, 面对这些问题和影响, 我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有关政策与措施, 在合理引进FDI的同时, 充分发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正面影响, 并尽量降低引进FDI对我国产业结构所产生的不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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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产业政策 篇8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武汉在利用外资方面迅速发展, 截至2006年底武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07.46亿美元。2006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200143万美元, 同比增长15%;境外客商直接投资151091万美元, 同比增长13%。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显著影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2 武汉市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2.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FDI与产业结构变化
2.1.1 武汉市FDI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境外客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阶段。武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虽然起步较早, 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却不多, 到1991年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也只有0.15亿美元, 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 武汉外商投资政策限制较为严格, 外商对武汉市投资环境也缺乏了解, 外商直接投资只是试探性的。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利好消息刺激下, 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 外商对中国投资信心倍增, 大量的FDI流入中国, 武汉市FDI也飞速发展, 1992年到1995年武汉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成倍的增长, 自1992年的7138万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59150万美元。第三阶段:减速回落阶段。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 武汉市的FDI在1996年到1999年出现了减速回落, 1996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急速下降到46730万美元, 之后1997-1999年每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45333万美元、45397万美元和47550万美元, 基本稳定在46093.33万美元。第四阶段:飞速发展阶段。2000年开始武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FDI在2000年迅速上升到75415万美元, 是1999年的1.59倍, 此后除2001年稍有下降外, 武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稳步上升。
2.1.2 武汉市产业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作为过去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 自1990年的15.55%下降到1994年的10%以下9.06%, 进而逐年下降直到2006年的4.47%, 下降了11.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从1990年的52.05%下降到2006年的46.15%, 下降了5.9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自1990年的32.4%开始逐年上升, 到1998年高于第二产业比重, 直至上升到2003年的50.87%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半数, 随后出现波动, 开始下滑到2008年的49.38%, 但仍高于第二产业比重, 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半左右。
通过前文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随着FDI逐年增加, 武汉市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笔者将运用Eviews5.0对武汉市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2.2 实证分析武汉市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2.2.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最终体现为实际利用FDI对各个产业构成的贡献。本模型选区的因变量是产业结构变量。产业结构变量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情况, 他们所占的比重和相互关系。本文选取了常用的产值结构指标作为产业结构的代表变量, 为全面的反映产业结构状况, 本文将第二产业细分为工业和建筑业, 将第三产业细分为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和其他产业;为更全面的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 进一步选取高新技术产业构成出口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变量为因变量。本模型的自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即境外客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
样本区间为1990年-2008年, 样本数据来自《武汉市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可能的异方差, 对各变量作对数处理。分别用LNGDP1、LNGDP2、LNGDP3、LNGDP21、LNGDP22、LNGDP31、LNGDP32、LNGDP33、LNGDP4、LNGEX、LNC和LNFDI表示第一产业构成、第二产业构成、第三产业构成、工业构成、建筑业构成、交通运输业构成、批发零售业构成、其他产业构成、高新技术产业构成、出口构成、固定资产投资总和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变量。
2.2.2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本文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进行回归分析, 以各个产业构成分别作为因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为自变量, 构建回归方程:Yt=α+βLNFDIt+μt。
其中, α、β是回归系数, LN表示以e为底的自然对数。
运用Eviews5.0, 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对其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2.1。通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第一产业构成、第二产业构成、工业构成、建筑业构成、第三产业构成、交通运输业构成、批发零售业构成、其他产业构成、高新技术产业构成、出口结构和固定资产总额的贡献分别为-0.185385、-0.023552、-0.046281、0.146879、0.066708、0.024631、-0.001939、0.005852、1.034050、-0.361909和3.688241, 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亿元, 会使第一产业构成减少0.1853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构成减少0.023552个百分点、工业构成减少0.046281个百分点、建筑业构成增加0.1468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构成增加0.066708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构成增加0.024631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构成减少0.001939个百分点、其他产业构成增加0.005852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构成增加1.034050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减少0.361909个百分点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3.688241亿元。
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武汉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构成下降, 第三产业构成上升, 这符合武汉市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提高了武汉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构成,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 武汉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降低了武汉市出口构成, 对武汉出口创汇产生了负作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通运输业构成实际上是下降的, 而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交通运输业构成增加, 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对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构成回归的决定系数R2和修正决定系数undefined远远小于1, 仅有0.016501、0.035097和-0.049066、-0.029230, 拟合效果很差, 回归值的t值都特别低, 回归方程的F值也特别低, 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两个产业构成的影响小。外商直接投资对其他产业构成回归的拟合优度比较好, 并且各回归参数都通过t检验和F检验, 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构成、第二产业构成、工业构成、建筑业构成、第三产业构成、其他产业构成、高新技术产业构成、出口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即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对武汉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产业构成和建筑业构成的影响较大, 对第三产业构成的影响其次, 对工业构成的影响再次。这似乎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相称,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工业, 但是其对第二产业和工业构成的影响却不如第一产业, 这说明武汉利用外资效率较低, 外商重点投资的行业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资来提高其经济效益, 实现应有的价值。
2.2.3 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各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水平较好, 似乎能说明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 但是其D-W值很低, 远小于2, 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或者序列自相关问题, 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考察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 常用的因果关系检验时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将采用其对武汉市FDI与武汉市产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验证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因素, 能否对武汉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真正的起到促进作用。
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所以本文首先要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考察其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基本原理是比较AFD值与1%、5%和10%临界值的大小, 只有ADF值 (选取单位根检验方程R2相对较高, D-W值趋近于2时的AFD值) 大于相应的临界值, 拒绝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即该序列是平稳序列。
运用Eviews5.0对回归模型中的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ADF (Augment Dickey-Fuller) 检验, 结果所示:外商直接投资、第一产业构成、建筑业构成、出口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时间序列的对数LNFDI、LNGDP1、LNGDP22、LNGEX、LNC是平稳的, 其ADF值远大于相应的1%临界值;第二产业构成、工业构成、第三产业构成、交通运输业构成、其他产业构成和缩减的外商直接投资。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D (LNGDP2) 、D (LNGDP21) 、D (LNGDP3) 、D (LNGDP31) 、D (LNGDP33) 和 DLNFDI1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的, 其中D (LNGDP2) 、D (LNGDP3) 、D (LNGDP20) 和DLNFDI1的AFD值都小于其相应的1%临界值, 即有99%的概率是平稳的, D (LNGDP21) 、D (LNGDP33) 的AFD值小于相应的5%临界值, 即有95%的概率保证其工业构成和其他产业构成时间序列的对数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批发零售业构成和高新技术产业构成的时间序列对数的二阶差分D (LNGDP32, 2) 和DLN (GDP4, 2) 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的。
在分析其平稳性后, 我们对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同阶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葛兰杰 (Granger) 因果检验。通过赤池最小信息原则AIC和舒瓦茨准则BIC确定LNFDI与LNGDP1、LNGDP22和LNC的最优滞后值是1, LNFDI与LNC的最优滞后值是2。
通过对葛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进行分析, 我们会发现出口结构变动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变动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不是出口结构的直接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在66.5%、61.3%的概率范围内是第一产业构成、建筑业构成的原因。而第一产业构成和固定资产投资在71.9%和66%的概率范围内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结果表明: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不是出口结构变动的原因, 相反出口结构变动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和产业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直接因果关系, 武汉市在利用外资方面还存在问题。
2.2.4 实证检验结果
通过对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市各产业构成之间的回归分析和葛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武汉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构成下降, 第三产业构成上升, 这符合武汉市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 但是回归结果与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相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提高了武汉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构成;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降低了武汉市出口构成, 对武汉出口创汇产生了负作用。
(2) 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不是出口结构变动的原因, 相反出口结构变动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和产业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直接因果关系, 武汉市在利用外资方面还存在问题。
3 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无疑具有的推动作用, 但是作用并不突出, 有效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很大。武汉市应借助“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春风, 制定合理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 加强产业导向, 努力实现利用外资“质”的转变。
(1) 转变引资观念, 将重点由弥补资金不足转到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上来, 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在引进项目上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污染、高消耗的外资项目;鼓励节能减耗,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外资项目;引进先进适用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鼓励武汉市企业与外资进行战略联盟, 相互提供技术、信息、市场份额等, 实现长期稳定合作。
(2) 改善武汉市外商投资环境。完善政策环境, 避免各地区因竞相引资而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加强服务功能, 改进服务方式和质量, 提高办事效率;健全法制环境,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化武汉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 地理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3) 优化外商投资结构,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优化外资产业结构, 鼓励外资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资高新技术行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等低能耗无污染行业;完善外资来源结构, 避免少数国家投资比重过大带来的风险;改善外资区域结构, 武汉城市圈内各市协调规划, 充分发挥地区优势, 制定总体利用外资规划。
(4) 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监管。通过对外资投向、外资利税、外资雇用工人、外商投资对环境污染和资源利用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管, 优化利用外资的状况, 避免税收流失和维护劳动者权益, 保证外资企业合法经营, 促进武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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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FDI与本土产业关联分析 篇9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分支机构的产业技术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的来源地。通常来自于西欧、日本和美国FDI往往是属于发展的比较成熟的现代化企业, 所投资的行业基本上都比东道国的主导产业成长得早, 和东道国的产业发展在产业技术和发展周期等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另一方面大多为包括新经济在内的发展成熟技术标准的产业, 不仅有完整、稳定的分工体系, 较长的产业价值链, 各种形式的FDI, 如合同制造、绿地投资、外包、供应商、并购等, 本土企业容易进入其分工体系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关联。但是, 与欧美日大型的现代化跨国公司相比较, 新兴中小型的跨国公司大多是由港澳台等地的跨国公司组成的。这种类型的跨国公司很难与本土产业建立长期的深层次的产业关联, 首先因为要建立关联的条件需要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产业与当地主导产业有很强的互补性, 但是这类跨国公司所在的产业从技术特点和发展周期方面看都与本土产业有很大的竞争关系。其次, 这类跨国公司通常规模不大, 拥有不完整和不稳定的分工体系以及较短的产业价值链, 缺少全球化经营战略, 而且所投资的产业大多是一般技术的传统产业领域[37]。
从江苏省FDI的来源地来看, 2009年和2010年合计, 西欧、日本和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的FDI仅占了14.5%, 而香港占的比重最大, 这说明, 从来源地看江苏省吸收的FDI与本土产业关联并不是很大, 大部分来自香港台湾的跨国公司对于促进与本土产业关联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
2 产业集群的本土产业关联
产业集群是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组织的主要典型形态。不同集群内的企业在技术特点和产业特征等方面与跨国公司的都关联有很大区别。从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上看, 集群一般都是在一个地区有特有的资源禀赋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些资源可能有利于几类企业的发展, 所以在不同的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的类型或者具有的特点都有很大区别。在集群内的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为了何种目的和以哪种形式而建立的关联大致有两种:一是由于合作关系, 和大学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签订研发合同、利用大学进行培训项目等, 这就是跨国公司与非商业机构之间的关联, 在我国最普遍的就是与高校或者研发机构等。江苏省相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其他省市而言在高等教育及研发机构方面最为发达, 而这恰好是这类关联的一个必要前提。二是最主要的一种关联即集群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间的联系。这类关联主要包括后向、前向和水平关联。这类关联的形成要求集群内的企业与集群内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技术和产业特征方面有很大的同构性, 这样才能在垂直或者水平方面构成关联。实际上, 江苏省的产业集群是属于融入式后发型, 还有的产业集群类型是嵌入式后发型, 在产业关联方面, 前者要比后者好很多。
江苏省的产业集群最早是受到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等而发展起来的, 集群内部包括很多的当地企业和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 他们之间或通过供求或通过合作等关联, 在集群范围内有很紧密的联系网络。另外, 江苏省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 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的工业发展水平都较高, 而且在引进高新技术等方面一直很重视, 政府建立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 而后以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来园区内建厂投资, 省内现有23个国家级开发区, 108个省级开发区, 这些开发区为跨国公司的进入都提高了良好的产业技术配套体系。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基本上形成了以跨国公司子公司融入而不是嵌入到本土经济中为特点的“融入式”的后发型集群。在这种集群内, 本土企业通过水平和垂直关联等和跨国公司保持长期的合作, 并且双方都在这中关联中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所以此种类型的集群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可持续性的吸引FDI的集聚性优势。“融入式”后发型集群吸收的跨国公司FDI, 便参与到集群中的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分工体系内, 与集群中的企业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互动、互补。
3 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市场占有率分析
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在江苏省分行业总产值市场份额排名前三名的分别是:橡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在这些行业中, 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份额都超过了50%。说明在这些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有很高的参与度。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及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位于最后三位, 在这些行业中, 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份额都不超过20%。除了上述行业, 其他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占到的份额都在20%到50%之间。
通过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占有率的数据分析发现, 这也与我们的产业政策相符。在一些垄断性行业, 例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由于涉及到国家的自然资源的保护, 一般政府掌握着控制权, 开发权、勘探权等都要经过政府的审批等手续, 所以外资一般参与度都很低, 在这些行业中像中石化、中石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处于高度垄断地位。相对之下, 一些包含高新技术的新兴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占有率就很高, 最突出的就是占比最高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比重达到了88.00%。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国家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对外资开放度都较高, 另一方面是由于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中也有很大的优势, 凭借特有的优势比较容易占领东道国市场。在一些传统的非垄断行业比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等,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这种状态下两者互相促进发展对我过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摘要：本文以江苏省作为实证, 从FDI来源地、产业集群、市场占有率三个角度探讨了FDI与江苏省本土产业关联现状, FDI对江苏省发展产生的关联效应, 最后认为未来各地在招商引资中应以引进能促进与本土产业关联强的FDI为重点, 鼓励本土企业增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从而促进FDI与本土产业发展相融合。
关键词：FDI,产业关联,江苏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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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文军.FDI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8, 308 (8)
FDI产业政策 篇10
Nunnenkamp P和Spatz J (2003) 指出,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刺激经济发展, FDI对经济的增长促进作用需要通过东道国经济、产业结构、行业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尽管Dierk Herzer (2010) 指出, FDI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甚微, 没有统计上显著的长期影响, 甚至影响为负。但我们认为, FDI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程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1983年明确改革开放以来, 引进外资来发展经济成为我们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一大里程碑。所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看, FDI可以影响东道国的经济的发展。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上看, 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分布和结构变化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沈坤荣, 耿强 (2000) 分别从外国直接投资的出口需求效应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供给效应两个角度, 指出FDI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中国的出口, 将更多的资本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提高资本生产率水平, 带动一批配套生产企业进行中间品的本土化生产, 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 拉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同样的, 卢荻 (2003) 利用上海和广东两个区域作为分析对象, 得出:一是在产业发展层面, 外商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二是在区域发展层面, 以进口替代加深资本深化为特征的“上海模式”, 在促进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方面确实优于以出口导向加深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广东模式”。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文献进行了回顾, 试图探讨一个通过引进外资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有效模式。
二、FDI的分布特点
周昌林、魏建良 (2007) 通过构建产业结构水平测度模型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并不成比例, 第一产业已经难以对产业结构水平产生明显影响, 第二产业是工业化进程中决定产业结构水平的主要因素,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制约产业结构水平提升的根本原因。
姜弘和曹明福 (2010) , 通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点, 得到: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重点产业为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 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 这也成为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 郭克莎 (2000) 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变动具有周期性特点, 在经济扩张时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大幅度提高, 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应地大幅度降低, 第一产业的比重也明显下降。经济紧缩时情况相反。从各产业内部结构看, 外资并不是投向经济发展的关键行业, 而是大量地投入到一般性加工行业之中。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额中, 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 表明外商投资推动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扩张。这个结论与目前我国产能过剩, 房地产过热的现状相符。田素华 (2004) 在分析上海在1992~2001年间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特征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另外, 姜弘, 曹明福 (2010) 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倾斜性十分突出, 呈现严重的“东重西轻”的分布特点。在技术方面, 跨国企业一般拥有严密的技术保护措施, 本土人才无法接触到核心技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最后,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中, 特别是早期投资的企业中, 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这加剧了我国资源短缺的情况, 严重污染了环境。
从外资分布上看, 主要集中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第二产业, 其次是以低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 农业的外商投资比重最低, 地域上是“东重西轻”的分布情况。
三、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 因果关系
朱燕 (2011) 利用平稳性分析、协整分析、Granger得到FDI在我国存在产业结构效应,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 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贡献次之。苏州市三大产业结构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韩刚 (2009) 认为FDI对第二产业的产业内结构优化有显著作用, 但对产业间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显著。FDI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不平衡, 加大了二、三产业的偏差, 而且FDI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明显大于第三产业。
总体来看, FDI是产业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 这种关系长期稳定, 而且FDI对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二、三、一产业。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在作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 有的学者检验的是三产业产值和FDI的关系, 然后再对三产业产值和FDI做回归得到估计系数, 探讨FDI的产业结构效应。实际上选用三产业GDP占比即相对值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这样能直观地看出FDI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另外, 每个学者选取的滞后阶项都不一致, 选择上也缺乏标准和依据, 建议可以先通过VAR检验, 根据AIC或SC最小原则, 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值得注意的是, GDP和FDI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这点在部分学者研究中体现出来, 但是未加充分解释和说明。
(二) FDI贡献率
除了因果关系检验, 还可以从贡献率大小上研究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不同的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魏作磊 (2006) 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正面影响最大, 带来的增加值最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的贡献率为负, 即FDI会使得服务业产值下降。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FDI对第三产业的正向贡献最大:张琴 (2012) 选取1983~2007年外商投资数据实证分析, 得到FDI对三次产业的影响不同,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提高, 且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长期影响更为明显, 长期弹性比第二产业相对要高出1.17。郑东升和鲍洋 (2013) 利用1996~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金砖国家”引进FDI对三次产业演进的效应。结果显示, FDI对第三产业的效应最为显著, FDI流入减少了巴西的第三产业比重, 其余四国则呈现不同幅度增加, 从大到小, 依次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
这些研究通过估计FDI对三次产业增加值的不同贡献率, 来说明FDI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虽然得出来的结论不太一样, 但总体上都认为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促进效应, 且对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依次增加。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在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参数时, 大部分未做平稳性等相关检验和处理, 结论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有待考证。
(三) 负面效应
叶志东 (2010) 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影响存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 一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 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外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 挤出内资, 使得部分内资企业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倒闭破产, 大量企业员工失业。戴宴清 (2012) 对中部六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产业结构升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并不具有加速效应,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唐艳 (2011) 将升级的主体定位于本土企业或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升级效应时, 发现FDI的先进技术未向本土企业扩散, 因此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拟性。
以上文献中有一篇是根据理论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影响存在两重性, 有两篇根据数据分析得出FDI加剧了三次产业间与各产业内的不平衡, 其余文献利用实证分析, 研究FDI对特定地区如中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特定产业如第三产业和服务贸易等的影响。我们认为, 对特定地区的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对于FDI会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负面影响, 以上作者认为有可能是因为FDI基于投资收益比较的产业的投资偏向选择造成的;也有可能是FDI的先进技术未向本土企业扩散。
四、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路径
(一) 技术
根据现有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实现的。Cheung K和Lin P (2004) 利用中国1995~200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FDI促进了中国国内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 其中, FDI对外观设计等少数创新的技术溢出效应最为明显。文东伟等人 (2009) 认为FDI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进一步, 从外资引进方式上看, 黄日福和陈晓红 (2007) 研究发现在3种外资投资方式中, 外商独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最为明显, 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未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作用。
从投资产业的发展情况上看, C a r m e n F i l l a t和J u l i a Woerz (2011) 考虑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发现在特定的产业和发展中国家, 高资本投入或以出口导向型的FDI对经济有显著的正效应。亚洲四小虎的电子机械产业的高FDI比例获得了高产出。FDI增加对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生产力的影响为负, FDI增长对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的影响为正, 发展中国家变现更为显著。
不过, 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却否认FDI对东道国会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Damijan J P等 (2003) 通过1994~1998年匈牙利、保加利亚等8个转型期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建模, 发现技术主要通过外国产业链转移到国内企业,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并不会对国内企业产生积极的产业内溢出效应。Sinani E和Meyer K E (2004) 使用生产函数框架估计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对爱沙尼亚国内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显示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接受者当地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小企业、非出口企业比其他类型的国内公司获得更多的溢出效应。不过, 国内企业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却低于所需的最低门槛。
对于技术外溢的负面影响, 学者们是这样解释的:
杨慧菊和郭明 (2012) 根据最新数据得到: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实际投资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90%以上, 过度集中, 而排在前两位的香港、台湾地区带来的技术效应并不明显, 会带来技术效应的美国等来源国的投资比例却在下降, 这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技术的研发对外资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这威胁到了我国的产业安全。
综合以上文献来看, FDI显然在技术外溢方面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存在影响, 但这种影响的正负面还存在很多争议。支持外溢效应的学者相信正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产业带来先进技术, 使得我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而否认存在技术外溢效应的学者认为处于对核心技术的保护等原因, FDI并没有优化我国产业结构, 甚至有负面作用。从计量方法来看, 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此方面都做了较深入的探究, 多采用面板数据, 选择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数据包络法等模型, 采用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Hausman检验等多种检验方法, 在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上做了很多尝试, 代表技术的指标也有科研人数、支出、劳动生产率等不同选择。
(二) 市场竞争
F D I的进入通常被认为会对国内市场产生竞争冲击, 但Ghemawat P和Kennedy R E (1999) 针对波兰的制造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数据结果却与该假设相反, 外商独资厂商的存在事实上使得波兰制造业的14种分类的产业产值全部上升, 平均涨幅为8.7%。并且文章提到外资增长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密集型产业和广告密集型产业。Barrios S等人 (2005) 研究FDI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首先运用理论框架从要素市场和竞争效应两方面解释;然后利用1972-2000年爱尔兰制造业工厂水平的面板数据, 采用半参数回归方法和OLS估计法, 实证分析发现FDI对爱尔兰本土企业的进入呈U型而非线性, 即初期由于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增加对国内企业的进入产生挤出效应;一旦跨国公司的数量超过某个临界值, 竞争效应逐渐会被溢出效应抵消, 从而FDI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这两篇外文文献都否定了FDI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 认为不会因为市场竞争使得行业受挫。
五、影响FDI分布的因素
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有重要影响, 这种作用因地区不同而不同, 有好有坏, 有强有弱, 因此学者们认为FDI的产业分布会受到东道国自身许多因素影响。Luo L和Brennan L等 (2008) 基于中国1999~2005年内地9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自然资源和低廉劳动力成本不是FDI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政策激励和产业集聚才是最主要的原因。Du J和Lu Y (2008) 根据1993~2001年间美国在中国的6288项跨国投资数据显示, 美国跨国公司倾向于在产权保护强、政府干预少、官员腐败少、合同执行力强的行业进行投资。Alfredo Jiménez等人 (2013) 通过一个嵌套的Logit模型和条件对数函数在欧洲地区研究FDI选址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区域差异、政治风险影响、机构的质量以及东道国宏观经济指标是重要影响因素。Lv L等人 (2010) 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农业FDI流入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 农业市场规模对中国农业的FDI流入促进作用, 农业进口则具有负作用, 农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比较小。中国对农业部门财政扶持力度的削弱会阻碍FDI投向农业。
为了进一步证明制度环境的重要性, 聂爱云和陆长平 (2012) 从制度约束的视角应用1985~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FDI增加有助于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降低第二产业比重, 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并且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边际递减规律 (倒U型走势) , 这种效应的原因与中国金融偏向政策等制度约束有关。
综上来看, 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 制度环境, 包括政治风险、政策优惠、法制体系都是外商投资重要的考虑因素。其次, 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也起到一定作用。
六、对现有理论与研究成果的评价
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其主要结论为:FDI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从规模上, FDI对第二产业的投入最多, 但是在效率上, FDI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最明显。外资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可能发挥正效应, 也可能发挥负效应, 主要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来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外资引入带来的市场竞争也能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改善。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治风险、政策优惠、法制体系都是外商投资重要的考虑因素, 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也起到一定作用。
根据这些结论, 我们认为: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 应该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作用, 合理配置外资和本土企业的资源,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 法律、税收、竞争等软环境的建设,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以加强对外资的吸收和转化能力, 更好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 我们认为国内外学者们在研究FDI和产业结构问题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 关于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FDI的技术扩散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竞争与示范效应等方面进行论证的, 很少涉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深层次原因,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二,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 则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研究外资是否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是否提高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类研究虽然在有些方面也获得了一些突破和创新, 但是基本上都是围绕本国实践中所显示出来的问题展开的, 因此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第三,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促进作用和影响程度因地而异, 而且实证研究, 主要以东部省份为主, 对西部的地区涉及很少, 也很少作更为微观的研究, 比如外资引入对城市产业结构、县镇产业结构、农村产业结构的影响等, 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FDI在华区位选择 篇11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在华FDI不断发展，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突显。但是，在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着FDI在我国东部地区高度集中、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吸引FDI乏力的现象。本文旨在研究FDI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三个方面，并提出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FDI 区位 区位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我国FDI得到了飞速发展。然而，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吸引FDI的水平却极不均衡。历年来，东部一直都是我国吸引FDI的主要聚集区位，比重大多在85%以上，而中西部的比重仅7%-16%区间，尤其1990年起，西部的比重为最低。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均衡趋势并未得到转变，而且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因此，对我国东西部吸引FDI区位因素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揭示我国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对于促进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具有重要意义。
二、FDI在华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本节提出影响FDI在华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因素。FDI区位选择属于企业区位选择的范畴。既然市场因素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必然也会对FDI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FDI倾向于选择市场条件好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外资企业能够接近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增加销售收入并减少运输成本，还可以及时获得有关市场需求的信息以便企业快速地对市场变动做出反应。
其次，基础设施。运输成本始终是区位分析中的关键要素。运输成本的高低对于企业区位的确定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一个地区的运输成本主要由这个地区的交通运输设施决定。除了交通运输设施之外，一个地区的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从而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发生影响。所以说基础设施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说它也是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吸引外资的不可缺少的“硬环境”。
再次，劳动力因素。一般来说，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对于FDI的吸引力较大。尤其在FDI在华发展的早期阶段，FDI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主要关注的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因而这一时期劳动力成本是在华FDI重要的区位因素。但是随着FDI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对FDI在华区位选择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西部吸引FDI的对策建议
第一，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西部地区政府应努力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首先，西部地区政府要明确职权范围，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政府应明确自身的职能时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维护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其次，西部政府要逐步完善有利于中介服务体系发展的政策法规環境，有必要时可以制订鼓励扶持政策，促进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完善基础设施。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条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基础设施因素对于FDI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也在不断弱化然而拥有更加完善和先进的基础设施依然能够提升一个地区对外资的整体吸引力。因此，西部地区政府有必要继续完善地区基础设施，进一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首先，西部地区政府应致力于完善交通体系。其次，西部地区政府还应努力完善能源、供水、供热等基础设施，健全电网、天然气管网，构建统一供水体系和集中供热设施。
第三， 提升劳动力素质。 由于外商在华投资越来越重视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素质低下逐渐成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一大障碍。为此，西部地区政府应努力提高本地区劳动力素质。这就要求西部地区政府加大地方财政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补助等激励政策鼓励社会办学，还可以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居民增加教育投资。而针对西部地区的人才外流现象，则需要制定合理的优惠政策和良好的用人机制，积极创造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不仅要留住本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要努力吸引和鼓励外部人才到本地区交流或工作。
四、小结
FDI在华总量持续不断增加，东中西部分布却极为不平衡。本文研究了FDI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和劳动力因素。西部地区政府可以从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入手，提高西部地区对FDI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徐雪.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对FDI地区不平衡的实证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01.
[2] 刘作丽,贺灿飞.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地理科学进展.2009.6.
[3] 刘琳,卫梦星.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经济师.2009.03.
[4] 刘宝成.FDI对中国区位环境的动态要求.生产力研究.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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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产业政策 篇12
我国自加入WTO以来,引入FDI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必要研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使外资在推动我国进一步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发挥积极的作用。
1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1.1 FDI—资金供给—影响产业结构
引入外资可以促进我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这些资本直接或间接进入了生产领域,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同时,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增加了我国的税收收入,从另一个渠道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资本形成,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带动了居民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了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最终导致产业之间的关联方式发生改变。量变引发质变,之后滋生了新兴产业和新的主导产业,这样利用外资便从数量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产业结构开始不断优化、升级。
1.2 FDI—技术溢出—影响产业结构
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快国内技术进步的进程。特别是通过引进国外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能够通过示范效应,以“干中学”的方式填补国内空白,带动国内企业加快发展;同时,跨国公司在国内投资中,还能通过示范效应,激发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尽快缩短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此外,三资企业的本土员工跳槽到本土企业后,把在原先企业学到的先进现代化管理方法、技能和经验,在国内企业中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最终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溢出效应的演进机制如图1所示:
1.3 FDI—产业转移一影响产业结构
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由某个地域转移至其他地域的过程。产业转移可以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国际产业转移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来实现,一般开始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接着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后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移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国际产业转移通过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在东道国形成某个新的产业,又进一步经由国内产业转移,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产业转移效应的演进机制如图2所示:
1.4 FDI—产业集群—影响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产业集群是某种产品的加工深化和产业链的延伸,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集聚是推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供给、技术外溢和产业转移等渠道促进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该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首先,发展产业集群,能够发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区域,集聚大量的中小企业,加深区域内彼此的分工和协作,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其次,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使得更多的产业像滚雪球一样聚集起来,集聚效应越滚越大。最后,产业集聚内企业的分工性愈发深化、细化,导致新兴产业不断滋生,带动了该区域的产业升级。
2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2.1 从资金供给层次分析
自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情况如图3所示。
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527亿美元;到2013年,达到了1176亿美元,相比2002年,投资额增长了一倍。除了2005年、2009年和2012年的投资额小幅下降以外,外商直接投资都呈增长趋势。大量涌入的外资迅速填补了我国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困境,实现了资本在存量上的大量累积,这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促使我国三大产业都得到了长足改善。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行业倾向性,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极为不平衡,我国FDI占三大产业的投资比重如图4所示。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的份额一直很小。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在2002年占比74.8%,到了2011年占比首次降为一半以下;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尤为集中,2013年,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8.7%,比2012年同比下降6.78%。外商直接投资从装配制造领域逐步转为研究与开发。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在2002年为42.7%,到2013年首次占比过半,达到52.3%,目前基本确立第二、三产业并重的产业发展格局;中,对房地产业领域的投资尤为集中,但对教育、医疗、文化等民生领域投资较少。此外,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鼓励类项目的吸引力不高。“两高一资”项目严格受限,资金、技术密集型外资比例不断增加。[1]”
2.2 从技术溢出层次分析
我国吸引EDI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外资来提高自己的产业技术水平,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除了巨额资金的流入,同时也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劳动力等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大型的跨国企业是我国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由于大型跨国企业自身资金和技术研发实力强大,且倾向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规模经济明显和产业全球化趋势明显的行业投资,其对外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很明显。另外,通过与本土企业合作、与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等间接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很明显。
另一方面,外资项目技术外溢不足,没有充分发挥推动创新的应有作用。一个原因是它受到FDI所带来的技术先进程度的制约。为了保持垄断优势,跨国企业一般不会向中国直接转移一流的先进技术,总是将先进的技术掌控在自己的母公司或在华的独资子公司中。并且采取严格的专利技术保护措施以防止技术外泄。同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还与中国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有关,落后的产业技术基础和创新意识影响了我国吸收先进技术的水平。
2.3 从产业转移层次分析
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同时随着国际分工逐步细化,产业链条向两端延伸,战略性新兴产业表现为在产业链高端联合开发、共同投资的新趋势,这都是中国发展的新机遇。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二是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引资产业由下游的加工装配环节向上游的关键零部件生产延伸转移。三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将急剧增多,如电子通信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转移。四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加大设立了各种功能性机构,如研发机构、采购中心和财务核算管理中心等。国内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有利于加速发挥FDI间接促进我国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进程[2]。
另一方面,尽管承接产业转移极大促进了承接地的经济发展,某些污染性产业的转移却不可避免地对承接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对外转移环境污染,把某些在本国已经禁止或受到限制的消耗、污染性产业转移到东道国。这样加大了东道国产业环境治理的成本。近年来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也被转移到了我国,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4 从产业集群层次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使企业具备比较优势。同时企业集群的竞争效应使得整个地区更容易采用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而提高该区域的经济技术水平,推动区域内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广东佛山陶瓷行业的集聚都能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产业集群效应。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集群效应客观上深化了我国不同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3]。
3 利用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按照“十二五”规划中关于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以及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要求,我们应该采取合理措施,以进一步充分发挥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3.1 规划并组织合理的利用外资方针
依据我国产业结构提高的需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要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相联系,以开放经济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首先,第一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应当鼓励扶持环保型、绿色型、高科技型外商直接投资,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的项目,限制低水平和过剩产能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其次,对于传统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工业产业),我国应该提高产业的综合配套能力,创新培育新的招商引资优势,把我国从全球加工制造中心,转变为研发、制造和服务基地。再次,进一步提高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整体水平。鼓励外商投资生产性服务产业,如信息咨询、软件开发、知识产权和现代物流等,确保第二、三产业并重发展,保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调发展[4]。
3.2 为内资创新打造基础
例如,提高教育重视程度,将我国劳动资源提高,特别是优秀技术工人以及科研型人才;不断优化金融政策,降低内资企业损耗的成本;采取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增加科研用资以及增加科研机构;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的结合,实现产学研的结合。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产业结构提高的基础。内资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改善,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更好的发挥。
3.3 增强企业吸收能力
增强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能更有效发挥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产业升级。
对于劳动密集型国内企业,首先应当提高技术筛选能力,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产业,避免低水平、落后、被国外淘汰的技术流入我国;第二,提高产业的综合配套能力,向外资一揽子综合学习,创新培育引入外资的新优势;第三,运用国际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把我国企业自身的特点与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推动企业从加工装配向上下游延伸。
对于技术密集型国内企业,也应当首先提高技术筛选能力,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合适的高新技术。国际产业转移很多时候是居于产业链领导地位的跨国企业主动放弃的结果。本土企业表面看来在某方面的国内技术数一数二,在关键技术环节已经接近国际水平,甚至能在国外市场一争天下,事实却是由于跨国公司不愿意在这一行继续投入,早已放弃引进更昂贵、更先进的机器设备,转为更前端的研发和最后端的营销、售后。本土企业不仅大规模地投入了资本,还负担了需求波动的被动风险。另外要增加与企业相匹配的研究与经费,提高引进高新技术的利用率。最后要吸引高科技人才与科研的建设,从而为企业的建设打下强有力的基础。
3.4 提高企业自我创新能力
尽管引入外资有利于我国技术型产业的提高以及技术的升级,是整个技术型产业的基础。但是,外资带动内资的模式却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一种最基础层次的学习模式,受跨国公司投资时的技术水平限制,所以存在着滞后的可能性。要想避免引进的技术落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应当提高本土企业自我创新的能力。另外,经济周期的不断缩短,导致内资企业不能一味地依赖外商直接投资,而应立足世界,学会利用国际上的创新优势,和国际市场接轨,增强企业自身实力。
劳动密集型国内企业应立足于对传统产业的创新和改造,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推进传统行业的优化升级;技术密集型国内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研发外包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鼓励各种方式的共同研发、取长补短,提高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
4 结语
总之,要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们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时,要从注重规模速度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进一步拓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更好地发挥出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来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参考文献
[1]葛顺奇.外商投资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J].国际经济合作,2013,(1):41-43.
[2]王勇,王惠娜.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中国外资,2014,(4):21-23.
[3]芮明杰.产业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14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