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技术政策论文

产业技术政策论文（精选12篇）

产业技术政策论文 篇1

我先从历史眼光回顾台湾科技政策和转变的过程。台湾不像大陆有“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那么规范,但是有些思路是相通的。另外,台湾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教训,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知识经济。1996年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国家倡导知识经济,其背景是全球化经济的整合。另外,ICT (IC与IT技术的合称)的运用,打破了空间的距离,让知识普遍扩散,转换成产业化。高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已成为重要的角色,OECD国家中有一半GDP来自于知识密集产业。

知识经济对台湾而言,是一个新的思路和典范,而旧的典范则强调靠劳动因素从事生产。知识经济强调创造力和创新,新的典范是知识密集的活动,风险投资基金在新的典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产学研合作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有一些新的做法。这些思路影响到台湾的产业政策。

过去台湾所具备的优势,传统上是累积丰富的生产经验。台商在大陆投资,汲取大陆一些生产资源,快速地转变为商业化能力,通过海外投资、全球布局,获得降低生产成本、大批量生产、搜寻全球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等优势。即在产业市场和全球价值网络方面,台湾具有其优势。

2002年,台湾按照新的思路制定了知识经济发展的方案,强调建立创新型的企业,完善投资和生活环境。以往的产业政策不重视生活环境,而新的知识经济则强调生活环境是重要一环,社会问题也是重要一环,核心的任务是要把政府的角色变成服务型,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完善创业和创新机制。另外,还要加强应用,提升ICT的科技能量。

台湾按照知识经济的思路,建立起高科技产业,却发现未必都会产生高附加价值。例如从1992年起,台湾制造业附加价值率大幅度下滑。台湾的电子行业属于高科技产业,附加价值大概在21～29,而整个制造业是27～30,即台湾一些传统产业的附加价值率反而高过高科技产业。

与国外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的高科技产业附加价值远远超过了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电子业附加价值都在台湾之上。经过检讨,我们认为台湾发展高科技产业,重要的并不是生产和出口高科技产品,而应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内涵。

台湾要扩展国际合作关系,但能量有限。我们认为,过去整个产业调整只是量的扩充,台湾发展ICT、半导体芯片、液晶显示等产业,过去一直强调在全世界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反而忽略了价值创造。我希望大陆的相关政策制定者要从台湾经验中吸取教训。另外,政策的内涵不应仅仅强调研发投入,而应该是区域创新系统。也就是说,创新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现在台湾正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是大陆的影响力逐渐加大,两岸关系正在深化;另外一个因素是东南亚经贸的结盟,此外还有台湾如何扮演好在全球化与新兴经济体中的角色,以及国际上资源和环保的议题等,这对台湾都会产生政策调整的压力。台湾现在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尤其是服务业的内涵不够,对制造业研发投入不足,出现发展瓶颈,还有中长期成长的结构问题,包括台湾的经济结构、失业、所得分配、人口结构老化等。这些是海峡两岸都面临的相似问题。

目前台湾面临人才不足、能见度偏低、许多厂商不关注品牌等问题,欠缺整合型的科技试点,内需市场也相当有限。由于资源的限制,高科技产业偏重于ICT。ICT产业有一个通病,即每当GDP衰退的时候,通常ICT产业跌幅是GDP跌幅的4～7倍。台湾把整个经济发展都押宝在ICT或高科技产业上,其实有很大风险。

例如在2001—2002年,台湾经济衰退了3.7%,IT产业则衰退了27%。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台湾这几年发展不快。因为经济衰退打击台湾的深度是逐渐加大的。台湾高科技产业通过向大陆提供关键组件和上游原物料,再利用三角贸易将产品出口到全世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后进口减少,大陆从台湾进口的关键组件和原物料跌幅就会更大。以前不久全球金融风暴为例,2009年大陆对外出口衰退了20.5%,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则衰退了近40%。所以对台湾而言,高科技产业全部押宝在ICT上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台湾的传统产业在创新模式方面也有不足。过去台湾很多研发创新都是由专门研究机构从事的,如何转变成由企业自愿开展研发创新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做过检讨,1998年日本企业研发支出占全部GDP的2.14%,韩国企业占1.6%。10年后,日本企业研发支出占全部GDP的比例上升到2.68%,韩国上升到2.4%,而台湾仅仅不到2.3%。

在专利产出效率方面,日本每千名研究人员产生233项专利,台湾是288,似乎台湾较高。但这只是“量”的差异,台湾在专利“质”的方面并不高。基本上台湾企业的研发投入意愿不如国外企业高。所以我们在制定创新政策时,便着重强调提升企业的研发意愿。

台湾企业的竞争策略偏好价格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例如强调产品迅速上市,以往95%的订单产品在5天内可以送到市场,2003年后改进为98%的订单产品在两天内送到客户指定的地点,未来1 00%的订单产品在两天内送到客户指定的位置,研发则侧重降低产品的不良率和提升品质。换句话说,整个台湾企业界特别看重优质评价,同时也承受低附加价值的压力。

台湾的创新和研发规模过于偏弱,这与台湾厂商不愿意发展产品品牌有关系。由于受制于下订单的国际大厂的压力,台湾厂商被迫采取削价竞争,导致获利减少。但是为了争取订单,往往会增加一些投资项目。增加投资,又怕自己的生产线使用效率低,所以要继续进行价格竞争,最终导致整个台湾所有产品的附加价值偏低。

台湾“经济部”提出了一项很重要的计划,即“品牌台湾发展”计划,目的是要提升台湾产品的附加价值,把服务内涵强化到产品中。换句话说,在整个科技创新中,不光是在生产方面,还要把自己的服务内涵整合成产品。我们卖的已经不是产品,而是卖产品的性能,其中含有服务的内涵。我们从2006年开始研究这一课题,从趋势探索到主题的产生,再到概念解决方案,并扩散到整个经营中。到2009年,服务内涵已经延伸到整个系统中。

当台湾的制造业和代工开始步入到低毛利率的时候,服务业则变成经济成长的动力。台湾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已成为创新系统中很重要的加入者。我们强调创新政策与产业聚落有很强的连接关系,尤其是台湾开始面对整个区域创新系统的跨国连接,产业聚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整个地区创新系统中有三个影响力,第一是外来投资的因素,另外一个是创新促进市场的进入,还有一个是创新环境区位问题。所以整个地区产业聚落会有新的变化,主要是新兴部分和成熟部分资源之间的比重转变。

我们必须强调,区域创新系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内部,现在已开始跨越国际。如环渤海区域,就包括如何与日本和韩国之间互动,成为跨国中介,产生一个扩散子系统,主要是科技社群和跨国研发。外部的交流和互动关系主要是在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台湾也有自己的产业群框架,满足顾客的需求,政府在各个环节中进行协助,主要表现在对中小企业或产业群的辅导措施中。其中与创新有关的包括随着创业预测的系统、活络地方经济的系统,以及提升地区研发能量系统和协助转型系统。台湾有一个完整的促进产业群发展的政策和做法,强调知识密集型的运用群聚,从技术和知识等不同环节辅助地区中小企业发展。

群聚产业政策中有几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培育区域内的产业技术,二是把地区内的技术成果专业化,三是专业研究机构“认养”当地的厂商,如台湾工研院或一些技术中心“认养”当地的产业,辅助区域内产业聚落的产业升级。

我做一个总结。台湾新兴产业面临着四个问题,即人口结构转变,科技与生活要更加紧密结合,生活的品质要改变,能源和环境。对台湾而言,我们的科技政策或创新政策也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台湾产业成长的主要动能来自于国际与两岸的合作、技术的引进、贴近市场,然后在台湾形成一个新的产业聚落,进军到平价市场,开拓本土与国际市场。另外就是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提升服务业的创新能量,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成长的来源。

谈到两岸搭桥的关系,我们认为,两岸合作要针对特定的项目,由两岸的政府和相关单位成立一些工作小组来协调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包括技术标准、产业链和市场等问题,建议变成一个新的合作的效益。对整个台湾而言,科技政策的内涵,其实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包括创新的内涵,以及两岸合作的内涵。

(根据发言录音整理)

产业技术政策论文 篇2

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因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应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创新制度。

法律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涉及到的法律制度大体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大的法律环境，即高新技术活动要涉及到的一般法律制度；二是小的法律环境，即高新技术活动所涉及到的特别法律制度。从成功的经验看，高新技术产业是在大的法律环境已经具备或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然后形成促进其发展的小的法律环境。如日本，前者有《外资法》、《促进基础技术研究顺利开展法》、《小企业新技术振兴法》等，后者有《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高技术工业智密区开发促进法》等。[1]实践证明，对于政府来说，最能有效地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不是筹集风险资本和亲自运作投资项目，而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标，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由于风险投资的对象是高新技术产业，风险项目的成功通常要建立在一定水平的研究开发基础之上，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重要。对此，各国政府制定了大量有关专利保护、环境政策、技术转移、引进外资的特殊法律。

税务优惠：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1969年美国曾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29%增加到49%，这给风险投资业带来沉重打击，也极大地影响了高新技术的发展。1978年美国取消了这一税收政策，即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49%调到29%。1981年又由29%降低到20%。这个税收政策实施的结果使1981年风险投资总额增长了2倍。[2]英国政府于1983年制定《企业扩展计划》，为了诱导中小企业投资高新技术，税收政策规定对统办小企业者可以免60%的投资税，对新创办的小企业可以免100%的资本税，并取消投资收入附加税。日本政府于1985年制定了《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对购置用于基础技术开发的资产，免征7%的税金。巴西政府规定高新技术投入超过企业利润5%的企业可免交产品税，允许企业把所欠税款的80%用于研究与开发投资。总之，各国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地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退出机制：风险投资追求资本的增值收益，而不是投资的分红。因此，一旦时机成熟，风险资本就会以不同的形式退出。其退出的主要形式有：公开上市、股权转让、破产清算。

西方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都拥有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设有以发行和交易高新技术企业股票为主的二板市场和三板市场。二板市场是各国政府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而建立的交易系统，如美国的Nasdaq市场、欧盟的Easdaq市场、新加坡的Sasdaq市场等。它为风险资本的筹措和顺利退出提供了场所，从而推动了风险投资业的迅速发展。三板市场是资本市场递进上市的第一个环节，也是递退下市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曾被称为是欧洲IT龙头企业的比利时L&H语音技术软件公司由于财务报表造假和欺诈行为被曝光而申请破产，L&H股票在主板市场摘牌后转至三板市场进行交易。L&H在三板市场挂牌，首日即告重挫，收市于1.40美元，股票狂泻77%，至股票被最后摘牌时，股价仅为58美分。由此可见，成熟市场的退出机制有一个平缓过渡的过程。这样能保证市场参与的主体―上市公司和投资人可以在资本市场中进行可选择地、连贯性地运营与投资，增强各市场板块的活力，保证投资人的利益。

购并也是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途径。美国以前，风险投资30%是通过上市退出的，70%是通过收购和兼并退出的。[2]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罗文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说：“硅谷成功的企业中，有85%以上是购并的，只有15%的企业直接上市。”[3]

二

高新技术产业化需经历三个阶段：研究开发(R&D)、成果转化、工业化。而研究开发阶段属于探索性、研究性阶段，风险资本一般不会参与，这时主要依靠政府的“种子基金”。例如以色列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都不算好，但它的高新技术产业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赶上了美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种子基金”的大力推动。

财政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园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是向传统产业扩散高新技术的辐射源，也是一个大的创业中心、孵化器。最早的高新技术园区是20世纪中期美国的硅谷。它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加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奇迹，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至今世界较规范的高新技术园区有近千个。由国家统一规划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是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环境优美。要是没有可靠而雄厚的资金来源，这种开发区是决不可能建成的。一些国家政府财政对高新技术园区的投入很大，一般占60%-70%。西班牙政府投资100亿元建设卡贾图科学城；日本投资13000亿日元建设筑波科学城；德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投资1.9亿马克建设高科技园区。

融资担保：政府融资担保是对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所发放的符合政策意图的贷款给予偿还保证，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债务进行担保。当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由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许多国家政府均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例如英国政府规定对私人金融机构给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提供80%的政府担保；[4]日本通产省于1975年设立了“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其主要业务就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债务担保，担保比例为80%。

政府股权担保是以风险投资公司为服务对象的。这是因为风险投资者往往要求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以补偿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有了政府股权担保，投资者的部分投资损失可获得补偿，整个投资组合的回报率将相应提高，从而增强风险投资的吸引力。运行时间最长的股权担保是荷兰政府于1981年设立的私人投资担保。它规定政府为经其认可、投资额不超过400万荷兰盾的高新技术项目承担50%的损失。[2]

国外许多国家还通过银行或设立基金会的方式向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如加拿大联邦商业发展银行为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风险性很大的发展项目专门提供“平衡资助”，与定期贷款一起协助企业维持财政平衡或尽快收回成本。法国政府设立“工业发展基金”，以8.75%的优惠利率供营业额在5亿法郎以下的中小企业融资之用，政府还提供3亿法郎给SOFARIS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50%的保证。英国政府允许私营技术企业的短期资金可以通过银行透支、贸易信贷等方式融通，中期资金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财产抵押、自发信用券、发行股票等方式取得。日本政府建立了振兴地方技术的`特别贷款制度，凡新增设备可提供特别利息贷款，高新技术企业可使用低息长期贷款（年利率为8%-8.15%）。日本开发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年限可长达25年，贷款额一半的利息可按7.3%计算；小企业金融公库还针对高新技术小企业发放期限为25年，年息2.7%的特别贷款。[5]

补贴政策：国外政府为鼓励高新技术发展，向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的补助。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为鼓励私人风险投资的发展，对向高新技术风险企业投资的个人入股者给予风险投资总额30%的补助金。德国政府

于1984年底实施了一项对风险企业进行资助的典型实施计划，到1985年底，共向268家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0.87亿马克的资金补贴。对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公司，在投资方受损时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日本的新技术开发事业部对风险项目提供5年无息贷款，项目如果失败则该项贷款无需偿还。日本通产省规定，每一新建开发区所在地方政府，应向开发区提供1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经费；国家财政对于迁入开发区内的企业、科研机构实行补助。

政府通过实施相应的专项计划，直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如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计划，就是将一定比例的政府部门的研究开发经费专门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政府还可通过择优购买本国（地区）高新技术设备和产品，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例如，19美国政府的采购合同总额中，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价值已经达到35%。[6]

风险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作为基金的一部分，在扶持高新技术风险产业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绝大多数采用私募方式，即向境内外法人及大额投资者募集；而欧洲一些国家机构投资者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如年在欧洲总额为62.83亿美元的风险资本中，银行占31%，保险公司占14%，年度基金占13%。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将政府支持专款中的33%作为发展高新技术的专款，20%作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费用。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还出资组建风险投资公司，如比利时成立了政府投资公司，对创新企业或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德国1995年成立了与私人共同筹资的风险投资公司，澳洲和欧共体也有此类公司。

上述可见，政府担保，转移了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有助于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地位和条件，并刺激、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额；政府补贴，弥补了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损失，减少了风险，以鼓励社会资本把更多的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产业；政府风险资本，可补充高新技术产业资金的不足，并对社会资本起到示范和推荐作用。总之，“种子基金”的构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起步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且可使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有效地结合起来，实施政府资本的导向功能和发挥资本杠杆效应。

［收稿日期］-03-12 ［修订日期］2002-05-30

【参考文献】

[1] 叶明.国外高技术发展政策的新趋向[J].华东科技，,(2).

[2] 辜胜阻.政府与风险投资[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3] 张景安.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资本市场[J].中国软科学.

[4] 刘建良.风险投资操作指南[M].北京：中结工商联合出版社，.

[5] 孟燕.国外高技术发展政策的新趋向[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1).

产业技术政策论文 篇3

一、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政策对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全球知识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态势看，首先，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爆发酝酿在即，信息、能源、生物、材料等领域大量新旧技术更迭交替，不断衍生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以创新驱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以最大限度保护技术发明、知识创造者的权益，进一步促进知识技术在全球的创造、产业化和扩散。

其次，近年来，全球生物、信息等若干领域高技术产业的分工格局由原来按照要素比较优势、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分布的产业链分工格局，开始逐渐呈现出向“研发—组装加工—销售”的价值链分工格局转化的态势。以往位于“微笑曲线”中端的区域在承接发达地区技术产业转移过程中，迫切需要制订完善更加明晰、明确的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着眼于解决全球共同关心的能源、环境、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高技术产业国际合作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此外，高技术领域跨境贸易和投资中，围绕知识产权的纠纷和摩擦越来越多。这些都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完善有利于技术知识跨国合作研发、产业化和扩散的制度体系。

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趋势看，产业发展正处于加速做强做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传统高技术制造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已经在若干技术领域取得阶段性突破，有利于技术创造产业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初步健全。另一方面，生物、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这些行业在发展初期就高度依赖知识产权政策和制度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的知识产权政策及制度环境在促进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高技术产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能力偏弱、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低等问题仍然突出。尤其当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跃居世界首位、若干龙头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都不得不应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的制度障碍和贸易纠纷，已经成为掣肘中国高技术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二、现有知识产权政策对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转型发展的效果和不足

自上世纪80年代，国内围绕培育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各类规划、政策措施中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发布以来，后期陆续出台的大量高技术产业政策越来越呈现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转化，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一步接轨的趋势，在促进高技术产业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重视以知识产权政策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

从高技术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恢复、探索和启动发展的阶段。90年代以后，开始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和试点示范推广、税收优惠、风险投资等方面完善各类制度法规，也开始重视高技术产业发展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化等问题。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提出“国家和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保护知识产权”。1998年3月颁布的《关于加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高投入、高收益的良性循环”，为此，要“健全知识产权组织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研究和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鼓励成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等。

（二）知识产权政策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产值规模和出口规模跃升世界前列，产业发展战略开始从重视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到重视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的转变。围绕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产业化的各类政策已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两年发布的高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中对知识产权政策的重视程度进一步突显，有关措施也得到细化，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一步接轨。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出，“鼓励企业建立专利联盟。完善高效和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利益保障和实现机制，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机制。”《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知识产权政策”部分提出要“鼓励软件企业进行著作权登记。严格落实软件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打击各类侵权行为。进一步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探索建立长效机制。”2012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改委、工信部等行业管理部门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到2015年、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能力提升的具体目标及其主要任务。并就如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以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企业走出去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三）知识产权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一是现有高技术产业政策体系中仅在与研发、创新有关的产业技术政策中体现知识产权。二是知识产权有关部门与产业主管部门在出台有关政策过程中的合作互动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对若干重点和优先发展领域较少出台围绕知识产权的专项战略和特殊扶持政策，与美国等围绕国家重点部署的生物、信息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领域出台专利等知识产权专项法案和政策规章等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四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整体实力偏弱，表现为高技术企业从事知识产权创造的意愿和动力不强，缺乏有利于促进上下游企业、产学研合作申请和利用专利的知识产权收益分享机制，亟待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法规和制度环境等。

三、以知识产权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几点建议

（一）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中进一步突显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现有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战略中对产业发展目标的设定，一般从产业规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环境等五个方面进行描述，对产业知识产权创造、应用水平的提升通常体现在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目标中。为进一步突显知识产权水平提升对高技术产业塑造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重要性，应在产业规模、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组织、布局、政策环境等目标的设定上均考虑知识产权战略的有关部署：一是要提高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的数量和质量，尤其突出重点领域、发达地区知识产权数量布局的提升和质量的提高；二是要明确提出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的效率目标，确保知识产权成果的商业价值得到体现；三是要对龙头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掌握和运用水平方面提出更明确的要求；四是要以创造更完善健全、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接的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政策环境为目标，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政策密切对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从现有鼓励高技术产业开展技术攻关和创新的政策看，有关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的部署普遍偏粗、针对性不强。尽管近年来出台的促进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类扶持政策中，都明确提出要“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但仍然缺乏具体的落实手段和针对不同产业差别性的配套扶持政策。为此，要结合高技术产业的特征，进一步发挥技术创新政策在弥补高技术产业技术风险高、前期投入大、我国普遍高技术产业前期技术积累弱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在集中资源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方面，要体现知识产权成果数量及其在国际的领先性目标，要集中力量攻克一批高技术产业领域在国际标准格局中占据一定地位的关键技术。在强化企业技术能力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方面，要以知识产权成果的创造和产业化为考评标准，鼓励产学研建立以知识产权成果为纽带的合作联盟机制。在推进产业创新工程建设方面，要着力实施重点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工程，以工程实施带动知识产权战略实现，推动重点领域快速发展。

（三）通过市场培育政策大力促进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

一是要充分利用政府采购的引领示范作用，启动知识产权成果的潜在市场，消除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认知度不高、消费群不稳定等不利影响，引导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采购目录制订、招投标等工作向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倾斜。二是要实施知识产权成果应用示范工程，选择一批处于产业化初期、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潜力大、短期内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知识产权成果及其产品，组织实施信息惠民、绿色环保、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材料换代等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引导消费模式转变。三是要支持知识产权成果推向市场中的商业模式创新。借鉴合同能源管理、生物研发外包等新型商业模式的成功经验，加强知识产权成果在抵押贷款、信用担保等资金筹措方面的作用，引导银行、民间资本以及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共同促进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四是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的标准、准入等市场制度环境，加快建立有利于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的行业标准和重要产品技术标准体系，优化市场准入的审批管理程序

（四）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对接国际知识产权法规体系

国际化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具有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需要充分吸纳全球领先技术创新成果，吸引大量国外先进技术或合作研发；另一方面，具有一定规模和积累的部分高技术产业迫切需要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份额。为此，要充分对接国际知识产权法规体系，包括在专利授权、专利保护期限、专利权归属判定、专利审查周期、侵权审查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基本制度的修订方面，逐渐与美欧等国际制度接轨；针对高技术产业不同行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明确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核心导向，在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发展基础的行业——例如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产业等——争取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全面接轨，力争在国际技术标准格局中占据一定位置，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应对来自技术壁垒方面的知识产权纠纷。在技术水平处于跟踪、模仿、引进、吸收阶段的部分产业领域，借鉴日韩早期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经验，以鼓励知识产权产业化和扩散为重点，加快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国内外企业、产学研合作研发，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

（五）引导资金和税收金融扶持政策向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倾斜

加大财税金融政策向知识产权密集型高技术领域的倾斜。在加大资金投入方面，充分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设立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逐年加大投入力度，着重支持重点领域专利池建设、实施知识产权专项行动计划、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和应用示范工程等。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在全面落实现行各项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成果转化等税收扶持政策的基础上，针对知识产权创造及应用过程的特点，研究完善引导知识产权成果发明和产业化的税收支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建立适应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成果创造和转化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建立财政出资和社会资金投入在内的多层次担保体系，综合运用风险补偿等财政优惠政策，促进金融机构加大支持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和产业化的力度。积极发挥创业板、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拓宽掌握知识产权成果的高技术企业融资渠道。发挥政府创业投资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向高技术产业中掌握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

（六）加强协调统筹，推进重点地区和产业的知识产权专项规划和政策部署

针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政策制订过程中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接不足、高技术产业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结合不够等问题，在制订有关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高技术产业主管部门、企业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各项工作的衔接配套。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根据国家确定的重点战略领域，及时修订有关知识产权申请授权、管理和侵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借鉴美欧日韩扶持重点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发展的经验，围绕近中远期重点和优先发展领域，加快制订若干知识产权规划、部署和专项政策。在全国筛选一批知识产权密集区、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试点示范区等，在知识产权重点布局地区试点实行与美、欧等知识产权发达国家全面接轨的知识产权授权及奖惩分明、严惩不贷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转变与启示 篇4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长期奉行自由竞争政策, 政府不干预经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 催生了凯恩斯主义, 美国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20世纪80年代,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发生了变化。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艰难转变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96年发布的一项技术政策文件《技术与国家利益》中, 将美国技术政策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五个时期:

1787年~1941年:专利、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和标准化;1941年~1945年:曼哈顿计划、科学和制造业;1945年~1980年:国防、空间、能源、环境、健康和科学;1980年~1988年:政府研究商业化的合作伙伴关系, 民用技术的开发和扩散;1988年后:合作伙伴计划与政策。

从美国技术政策的演变历史看, 政策重点经历了一个从农业到国防, 再到民用工业领域的转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 美国技术政策中与产业技术发展有关的内容主要是专利、标准等, 几乎没有直接支持民用产业发展的技术政策。美国这一时期产业技术政策的特点是间接支持产业技术发展, 一些学者由此认为美国没有产业技术政策。直到80年代初, 美国才开始系统地制定直接促进民用产业发展的产业技术政策, 80年代初成为美国产业技术政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从二战后到80年代初,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经历了30年的艰难转变。60年代以前,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信奉市场万能的国家, 这种政策观念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有所变化。肯尼迪政府认为政府应在创新中起直接的、活跃的作用, 并于1962年提议实施民用工业技术计划 (CTIP) 。但这一时期美国对创新还未形成社会共识, 国会参众两院及白宫拨款委员会对创新政策或计划仍持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因而该计划未获国会通过。

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 由于石油危机、生产率下降、贸易赤字、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迫使政府重新考虑支持研究开发。1971年尼克松政府提出“新技术机会计划” (NT0) , 1972年成立联邦试验室技术转让联盟, 并修订反托拉斯法以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研究。

卡特政府上台后重视技术创新, 加大对R&D的资助。1978年卡特总统召开了一次国内工业创新政策评议会, 来自工业界、科技界、公共部门的代表对联邦政府干预工业创新的效果进行了评价, 结论是:联邦政府能够影响工业创新的未来速度和方向。1979年, 美国“国家技术创新法”在国会通过, 使联邦政府资助产业技术发展的行为合法化, 为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系统化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 美国制定了“拜—杜法”等20多项促进联邦实验室和大学公共技术向企业转移的法案, 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技术发展计划, 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产业技术政策。美国还在1986年成立了竞争力委员会, 为制定产业技术政策提供政策咨询。1990年, 布什政府向国会呈送了“美国技术政策”文件, 正式提出美国国家技术政策制定的基础、目标以及实施的战略和方案。

90年代后,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更加突出政策的国家目标、战略部署和技术转移与应用。

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发表的政策声明《技术为经济增长服务:建设经济实力的新方针》中, 明确提出要推动技术开发、应用和扩散, 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计划, 组织实施先进技术计划、新一代汽车合作研究开发计划和未来工业项目计划等, 进一步加速联邦政府技术成果的转移。

199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医学研究院组成的“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政策报告《新时代的国家目标》。报告认为, 联邦政府应该采用比过去更加强有力的方法发展和采用技术, 政府可以直接资助在大学和企业中进行的具有商业性的重要研究和技术发展活动, 建议提出技术的国家目标。

进入21世纪, 美国政府加强了对未来产业技术发展的战略部署。2006年1月,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布总经费达1360亿美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 (ACl) , 提出了可能对美国未来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揽子应对方案。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转变的原因

产业政策的作用是学术界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美国是否有产业政策 (包括产业技术政策) 也是长期争议的问题。这里既涉及到对产业政策的理解, 也涉及到美国产业政策的特点。

美国80年代以前缺乏系统的产业技术政策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国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二是美国产业竞争力较强, 三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70年代后期, 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优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促使美国制定系统的产业技术政策。

提高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需求

20世纪60年代, 日本在钢铁、造船等产业超过美国;70年代后期, 日本又在家电、汽车、半导体等产业超过美国。日本在专利方面也后来居上, 1987年取得美国专利数最多的前20家企业中, 美国和日本各9家, 但前三位企业均为日本企业, 日本人申请专利数已占世界专利申请总数一半以上。美国不得不承认, 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美国的竞争优势。

技术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提高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技术与国家利益》政策报告中指出:“技术进步是形成持续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美国二战后五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中, 技术的贡献占一半以上。”

高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支持高技术发展的积极性日益提高。随着工业研究与发展周期的缩短, 促进能力技术 (ENABLING TECHNOLOGY) 的发展已越来越重要。短期的研究能够保证国际竞争地位于一时, 却不能提供导致新产业诞生的技术突破。政府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加强以公共或私人利益为目标的中长期技术发展的政策———工业界合作项目。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特点

分析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 可以看出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特点:

针对战略性产业制定产业技术政策

美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政府并不是对每个产业都制定鼓励发展政策。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重点是对许多产业发展都有支撑作用的战略性产业, 如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纳米新材料产业等, 而对于铜、锌等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 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不管不问的态度, 任由市场竞争决定其生存与发展。

重视政府与企业和企业的合作开发

鼓励合作开发是美国推动创新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因而成为产业技术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的产业技术开发计划大多数都是政府与企业联合投资、若干企业联合进行技术开发, 这就保证了研究开发成果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转移。1988年美国通过了“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 授权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设立先进技术计划 (ATP) 。该计划为与大学、产业、政府实验室合作的企业或产业集团提供种子资金, 民间提供配套资金。研究内容大多是直接提高美国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技术, 如计算机应用信息技术、制造集成电路技术、软件设计技术、通信用可兼容性技术、制造加工技术和原材料等。

组织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开发

20世纪90年代以后, 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全方位科技战略计划, 即九大科技战略计划。1990年起, 总统办公厅科学技术办公室负责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开展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工作。1995年公布的报告中, 提出了七大类国家关键技术, 包括27个关键技术领域、90个子领域、290个专项技术。根据确定的高技术领域和关键技术, 政府大规模组织实施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发展计划。联邦政府还组织实施了六大跨部门综合性科技计划。这些科技发展计划充分体现了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重点。

重视向中小企业的技术转移

美国政府的技术开发计划大多都要求中小企业参与或向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扩散, 还专门制定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BIR) 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 (STTR) , 目的是鼓励企业与大学或联邦实验室合作将研究成果商品化, 并向小企业转移。

加强对技术出口的管制

保护美国技术安全是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重要内容, 这与美国产业技术位居世界前列有直接关系。

美国产业技术政策运用的启示

加强产业技术政策的法制基础

美国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法》, 禁止企业垄断;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构成了美国市场公平竞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产业技术政策有效实施的基础。1979年的“国家技术创新法”、1980年的“拜一杜法”和“史蒂文森一威德勒技术创新法”都为产业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法律依据, 许多产业技术政策直接以法案形式公布。

建立产业技术政策实施的市场机制

为保证产业技术政策的有效性, 美国政府提出, 联邦支持商业性技术的政策基础应来自企业的市场需求, 避免政治因素和行政因素对政策决策的影响。为此, 应让企业领导共同合作的初创和设计, 避免政府指派应资助的企业;坚持让企业分担研究开发成本, 以便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承担更大的责任;由独立专家组对项目前景和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的严格评估。建议我国与产业直接相关的技术发展计划不仅要有多个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实施, 以保证技术转移和有效的产业化, 还要由企业牵头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

强化技术发展的国家目标

技术发展计划和项目的国家目标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也是政府投资公共性的重要标志。我国技术发展计划的技术目标比较明确, 但一些计划项目的国家目标不太明确, 或国家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淡化。建议国家技术发展计划进一步突出国家目标, 通过计划管理与评估措施保证国家目标的实现。

灵活运用产业技术政策的发布形式

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除了以法案形式发布外, 大量的产业技术政策是以政府报告和咨询报告发布的。这类产业技术政策的特点是不仅明确提出政策要点, 而且还有大量的形势分析判断与政策依据, 这对企业理解和执行政策十分重要。我国的技术政策大多是以政策文件形式发布的, 直接提出政策内容, 往往缺乏分析判断与政策依据。建议我国产业技术政策可适当采用政府咨询报告形式发布。

产业技术政策论文 篇5

摘 要: 生物医学工程(BME)是当代最受重视、最具吸引力的高科技领域之一。我国的BME技术及产业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存在着很大差距,国内市场处于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瓜分的状态,产 品贸易逆差巨大。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强力冲击下,我国BME产业在21世纪初面临着严重的 生存危机。当前,国内在技术标准、贷款担保、进口税收等方面的滞后政策,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我国BME产业的发展进程。因此,迫切需要比照发达国家经验,找出国内相关政策存在的缺 陷,有针对性地提出扶持政策,以便抓住机遇,实现我国BME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关 键 词:生物医学工程;政策缺陷;政策制定

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简称BME)是理、工、医相结合的边缘学科,是多 种工程学科向生物医学领域渗透的产物。它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原理与方法,从 工程学的角度,在多种资源上研究生物体,特别是人体的结构、功能及其他生命现象,研究和 开发用于防病治病、人体功能辅助及卫生保健的人工材料、制品装置、系统和工程技术。BM E是当代最受重视、最具吸引力的高科技领域之一。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 美国生物与工程系统研究”专门报告中,提出了11个领域作为当前生物工程研究的重要领域, 其中除三个属生物技术外,其余八个均属生物医学工程。BME技术及产业是知识密集、资金密 集、多学科交叉、竞争挑战激烈的高科技领域,并与诸多高新技术产业有密切关联,能够有效 地带动嵌入式软件、集成电路、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它是一个国家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尖 端水平的标志之一。最近几年,BME产品的国际贸易额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销售利润达40% ～50%[1],被认为是21世纪最活跃的新经济增长点和最被看好的朝阳产业。

一、我国BME产业的市场潜力与发展现状

以来,中国BME市场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市场,并且在以每年14%左右的速 度增长[2]。制药业和生物医学工程是当代健康产业的两大支柱,在20世纪90年代,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BME产业与制药业的销售额比例已经达到1∶1,而在我国目前这个比 例为?1∶6[3],?这也预示着我国BME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潜在市场 。

但令人忧虑的是,我国的BME技术及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主要产品 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近[4]。从市场总量看,国内有近70%的医疗器 械市场已被发达国家的公司瓜分;在高档医疗设备市场,更呈现出进口产品几乎独霸天下 的局面,其中以GE、西门子和飞利浦三大医疗集团为突出代表[5-6]。业内人士透 露,我国医院90%的心电图机、80%的中高档监护设备和将近100%的高档成像设备都是舶来 品[7]。近年来,我国BME产品贸易逆差巨大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仅美国一国生产的BME产品就占了全世界总量的40%以上,欧洲占了30%左右,日 本占了15%～18%,加起来几乎垄断了世界市场。而中国BME产品总产值仅占世界总销售额的2% [8]。

产业技术政策论文 篇6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中面临的诸多障碍（例如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等），看似是“市场失灵”，实则是市场制度不健全和政府广泛干预微观经济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当时各方都能接受的政策模式和政策工具，以政府为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成为中国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型的重要方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不断减少了对微观经济的计划管理或行政干预，因而不断释放微观经济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仍保留了大量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产业政策模式的缺陷与不良效应日益凸显。近年来，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现行的产业政策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与应对新的挑战，越来越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与竞争力提升，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产业政策模式的转型。

迫切需要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1.现阶段产业政策的特征与突出问题。现阶段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典型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在这种政策模式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政府“驾驭”市场、干预市场与替代市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目录指导、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与核准、供地审批、贷款的行政核准、强制性清理等直接干预市场型的政策措施，仍是当前产业政策主要的政策工具；二是选择特定的具体产业以及产业内特定的技术路线与工艺、特定的产品甚至特定的企业进行扶持，而选择另一些进行限制或者强行淘汰，以此“指导”市场、替代市场。

近年来，这种产业政策模式的缺陷和不良效应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障碍。首先，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模式带来较为广泛的寻租行为，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诱导企业家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寻求各种优惠政策上，相应地减少了企业适应市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等方面的努力，并降低整体经济体系的活力。第二，投资审批、核准及市场准入等管制政策，由于限制和扭曲了市场竞争，对产业的效率提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必要的投资审批和核准还阻碍了企业对市场需求增长和结构变动做出迅速反应，给企业经营以及产品结构调整带来困难。第三，目录指导政策往往忽视经济发展阶段而片面追求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工艺，同时把本来具有市场需求的产能看作落后产业并加以淘汰。第四，在一些重工业领域，片面强调市场集中度、市场规模，导致企业脱离自身需求和能力片面追求扩大规模，并导致大量低效率的兼并重组。第五，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中，过于注重补贴生产企业与生产环节，导致这些行业的企业热衷于扩充规模，而疏于研发、创新与效率改进。

2.中国已不再具备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基本条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中国越来越不具备继续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基本前提。选择性产业政策行之有效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能在各个时点上正确挑选出未来一段时期“应该”发展的产业、产品、技术与工艺。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里，由于中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无论是在产业结构的演变、技术、工艺路线还是在产品设计、商业模式等方面都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模仿，还存在一些有利于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条件，而在经济新常态与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则完全不具备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前提条件。

从消费需求来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政策部门更难选择应该培育什么消费产品、不应该培育什么消费产品。而从投资需求来看，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但是新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政策部门更难确知哪些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会成功并成为市场的主导。而从技术与供给层面看，随着整体技术水平向技术前沿逼近，在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没有可供借鉴的发达国家成熟经验，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同样的高度不确定性。新工业革命则会给未来产业和经济发展在新产业、技术、市场、业态、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基于传统产业发展经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完全失去了作用的基本前提。

3.产业政策的取向与重点迫切需要转变。新工业革命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迫切需要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为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竞争力提升创造有利的市场制度与市场环境”方面来。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来激励企业不断提升效率与积极创新，来探索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与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的市场制度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则是关键。当前，中国在市场制度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实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利于公平竞争，阻碍优胜劣汰，并且行政管制过多过滥，不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相应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对于违反契约、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缺乏有效制约。

第二，经济新常态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技术创新及创新驱动。激励、支持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也一直是发达国家产业政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功追赶型国家（日本、韩国等）在工业化中后期亦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鼓励技术创新，特别是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和创新体系方面。然而，中国的产业（技术与创新）政策着重于主导创新资源配置，疏于构筑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与科技公共服务体系。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技术创新与市场脱节，企业在指定的技术路线上进行低水平、重复性的研发活动，并诱发企业释放虚假信息骗取国家给予的研发经费，导致整个社会创新效率低下，妨碍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和转移。

应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作为产业政策转型的方向

1.功能型产业政策的特征与主要内容。功能型产业政策是“市场友好型”的产业政策，它是以“完善市场制度、补充市场不足”为特征。在功能型产业政策中，市场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作用是增进市场机能、扩展市场作用范围并在公共领域补充市场的不足，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功能型产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提供完善的制度基础，强化保持市场良好运转的各项制度，建立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培养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支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功能型产业政策尤为注重促进企业创新与能力建设，特别强调通过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与市场环境，构建科技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科技成果评估与交易平台、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等科技服务公共平台，以及对于创新活动的普遍性支持，来促进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2.当前中国转为实施功能型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实施功能型产业政策。当前中国的市场体系仍不健全，计划经济思维影响仍然存在，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中面临的诸多障碍（例如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等），看似是“市场失灵”，实则是市场制度不健全和政府广泛干预微观经济的结果。试图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更为广泛和细致的管束来治理这种所谓的“市场失灵”只能是南辕北辙，会进一步抑制市场的活力，导致制度缺陷或“政府失灵”更加难以得到解决。面对这种所谓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要做的不是管制和替代市场，而是应当矫正与完善市场制度，促进市场主体之间自发协调机制的发展，通过市场主体持续试错、反复试验与创新实践，寻求有效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路径。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不应当是政府替代市场的工具，而应当是政府增进市场功能与扩展市场作用范围的手段。

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产业政策转型。当前，中国实施的产业政策具有比较强烈的干预市场、管制市场与替代市场的特征，这些产业政策大多效果不佳，由此带来的不良政策效应却日趋突出，且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功能型产业政策与深化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并可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体系的若干建议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就是要从政府替代市场、干预市场的政策模式，转到增进与扩展市场、弥补市场不足的政策模式上来。这一方面迫切需要政府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另一方面迫切需要政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在“市场失灵”与外部性领域积极作为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调整产业政策取向，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一是放弃选择特定企业、特定技术、特定产品等进行扶持的产业政策模式，而将政策取向转为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二是除生态与环境保护、生产与产品安全方面可适当保留外，取消所有不必要的审批、核准和准入管理。三是取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指导目录，转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第二，完善市场制度与市场环境。一是加快完善与规范市场行为相应的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二是改变土地等重要资源由政府主导的配置方式，让市场在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以法治建立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并修改与职务发明相关的法律规定，增强对职务发明人创新活动的激励。四是完善环境保护体制，建立全国性的企业污染排放在线监测网络和遥感监测网络，推进有关资源环境的税收制度改革。

第三，构建有利于创新技术扩散的市场环境与创新网络。一是以设立“独立运转、服务企业”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为抓手，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二是建立全国性的技术转移平台，这个服务平台应以能集供需信息收集、信息咨询、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为企业寻求合作伙伴、受理与评估交易项目、专利保护咨询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身，重点促进创新成果的转移与转化。三是协助建立合作各方（合作创新或创新联盟）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四是培育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保障体系。

第四，建立多层次的产业人才培养体制。一是鼓励高校与应用技术研究机构合作，培养既懂科研又懂管理的实用型创新人才。二是加强“精英型”的实用技术人才和工程人才的培养、培训，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工程师与高技能的产业工人。三是发展职业技术学校，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广大产业公认的技能水平。与此同时，借助政府扶持的培训项目，针对机床操作、通用工业机器人操作等重点工艺设备进行有重点的培训，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

第五，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信息的传输、计算和处理能力已经成为新的影响制造业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战略性资产。因而，一是要加快先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宽带网络演进升级，建设低成本、高效快捷和安全可靠的工业互联网。二是加强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性能运算研发中心和高性能运算服务中心。三是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工程数据库建设，采取政府出资、独立非盈利性社会组织运营的组织方式，数据库数据采取会员企业自愿提供、共同分享的工作方法，形成持续投入、有效运营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如何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 篇7

The emphasis of the favorable tax policy for the hi-tech industry should be put on increasing subsidies and lowering the risks on the investment.

目前, 我国现行科技税收法律的层次较低, 权威性差, 难以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因此应对一些已经相对成熟的条例、法规通过必要的程序使之上升到法律层次, 既有利于克服由于经常修改而造成税法不够稳定的缺陷,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有关科技税收的法律效力。

从长远角度考虑, 对目前零星散布在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种通知、规定中的具体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归纳梳理, 对科技税收政策实施单独立法, 消除现行法规之间矛盾、重复、庞杂与混乱的弊端, 加强科技税收优惠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亦很有必要。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 应赋予地方一定限度的税收立法权, 使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与中央和地方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中央可以集中对基础科学、国家重点技术开发及主导性产业给予税收支持, 地方则对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效益较为明显的技术开发项目予以扶持, 进一步明确管理权限的划分, 提高行政效率。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 因此科技税收的优惠重点应放在补偿和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风险方面, 将目前主要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税收优惠, 逐步转化为对科研技术开发补偿与中间试验阶段给予税收优惠, 以增强科技税收政策的一体化效应。具体而言, 应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 扩大研究开发经费超额扣除政策的优惠范围, 取消现行政策中“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及“盈利企业”和“超额扣除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的不合理规定, 规定只要研究开发费用超过上年10%以上的企业, 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都可享受150%的税前扣除优惠。受惠企业因当年亏损或盈利部分不足以抵扣规定扣除额的, 可在五年内结转使用, 从政策上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资力度。

增值税方面。“生产型”增值税最终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是增值税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在增值税尚未完全实施转型之前, 建议在增值税条例中增加特定扣除项目的条款, 对高新技术企业购进的用于科技开发、研制与试验的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金允许分期分批实施抵扣。鼓励企业更新设备, 采用先进技术。同时应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 考虑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将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服务业等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作为实施此项政策的过渡措施, 目前可对企业购入和自行开发的科技成果费用中所含的税款, 比照免税农产品与交通运输费的有关规定, 按照一定的比例计算扣除进项税额, 以减轻高科技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

企业所得税方面。科技税收优惠的重点应从对企事业单位、科研成果转向对高科技企业成长时期或重大技术攻关、重大市场开拓等关键环节和阶段的税收优惠与扶持, 强化对企、事业单位科技投入方面的的税收鼓励措施。

为了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可以改变以往单纯的税额减免与低税率的优惠政策, 采用税基减免、税额减免与优惠税率三种方式相互协调配合, 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体做法包括:对从事科技开发的投资与再投资实行投资抵免政策, 允许企业按研究开发费用的一定比例从应纳税额中抵缴所得税, 提高企业从事技术开发的积极性;准许高新技术企业按照销售或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设立各种准备金, 如风险准备金、技术开发准备金、新产品试制准备金以及亏损准备金等, 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等方面, 并将这些准备金在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此外, 科技税收优惠必须突出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 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保持一致, 确定重点扶持的对象, 优先鼓励科技水平高、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并能使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的高新技术企业与科研项目的发展。具体而言, 当前在保持对高科技产业给予税收优惠的同时, 应加大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税收优惠力度, 对科技投入达到一定数额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可与高科技产业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 以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 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应根据“弥补风险”的原则, 及时加以调整, 以避免出现僵化。这方面应对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优惠税率和其他优惠措施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随着其收益的逐渐增加或其产品、成果已不属于高新技术的范畴, 应及时恢复按照正常税率实行征收。这样做的结果既可以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生产力, 又可以有效地避免税收优惠措施的滥用, 达到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双重目标。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设计 篇8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价值及绩效进行判断, 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过程的重要阶段。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是由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范畴内各个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 是研究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基础。本文拟在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理论基础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 并系统设计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内容, 以及与评估阶段特征的相契合的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

1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动因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第一个基本动因就是要衡量这些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而制定并实行的政策的效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效力的最直接产出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对预期的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差距。制定具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时, 会根据对政策效力的预测和判断设定政策的预期目标, 一般体现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在政策期内发展程度直接体现着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能否有效运行以及效力的高低, 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第二个基本动因就是判断那些制定并且执行的政策是否使资源配置的有效率, 这里的效率指的是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 经济效率指的是一种资源配置如果达到不使一方受损情况下就不能使另一方受益, 那么就说这种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 这种效率也叫帕累托效率。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完全竞争的市场状况是符合帕累托最优配置的, 也就是说, 如果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 那么政府可以不制定和执行任何政策, 市场自身就会调节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反过来, 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政府就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 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 这种特殊资源能否有效配置直接体现在行政效率的高低方面, 即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能否完全为社会所接受、能否顺利地被执行等。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的评价也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内容。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另外一个基本动因就是考察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是否削弱了高新技术产业中经济主体的外部性, 及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相关效应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 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很大的投入, 需要相关政策对研发者进行合理保护和补偿,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它的发展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 以及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同时,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竞争。这些都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直接或间接产出, 对其评价也是全面评估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重要方面。[1]

2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系统分析及体系构建

2.1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系统分析

评估也称为评价, 通常是指根据一定得标准去判断某一特定系统的整体, 或系统内部诸要素和环节的结构与功能的状态, 以及判断系统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及与预定目标的差距等基本情况, 从而得到特定信息的过程。目前, 学术界对公共政策评估的内涵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对政策评估的界定也是见仁见智。第一种观点认为, 政策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方案或政策计划的评估。胡雷 (Joseph S Wholey, 1970) 指出, “政策评估是评估一项国家计划在符合目标方面之总体影响, 或者评估两个或更多计划在符合共同目标方面之相关效能”。[2]理查菲尔德 (N. Lichfield) 则认为, 评估是一种“描述各种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 陈述各种方案的优劣点的过程"。[3]显然, 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对政策方案的评估, 目的在于分析、比较各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相对的优缺点。从现代政策科学的角度看, 这仅仅是一种政策执行前的评估, 属于预评估的范围, 是整个政策评估的一个环节。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策评估的着眼点应是政策效果, 即“政策评估就是对政策的效果进行的研究”。[4]托马斯R·戴伊认为, “政策评估就是了解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的过程, 就是试图判断这些效果是否是所预期的效果的过程, 就是判断这些效果与政策成本是否符合的过程”。[5]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狭义层面的评估, 他虽然突出了政策效果在政策评估中的重要地位, 但却忽视了政策评估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意义和作用, 使政策效果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唯一内容而凌驾于整个系统评估之上。第三种观点认为, 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 既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 也包括对政策执行以及政策结果的评估。斯图亚特S·内格尔认为, “公共政策分析可一定以为一个过程, 即依照政策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或政府方案中, 确定一个能最大限度地达到一系列既定政策目标方案的过程。[6]与前面两种观点相比,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扩大了评估的范围和视野, 超越了仅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局限, 使政策评估更为全面。但与此同时, 这种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对政策目标、政策评估标准, 以及政策过程评估与整个评估系统的关系强调不足等方面的局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 首先,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系统应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 即从政策周期的角度, 把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分成3个阶段: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其次, 高新技术产业评估系统应强调系统的观念,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既是政策全过程的评估, 也涉及评估主体、评估客体、评估目的、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要素的界定与分析。[7]因此, 我们应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阶段及其评估要素进行系统整合, 构建系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 即针对评估不同阶段, 界定出契合评估阶段特征的科学的、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

2.2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构建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按政策评估周期可以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 同时它也是由评估要素构成,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如图1所示。[8]在体系中, 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按政策评估周期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3个阶段是主体框架;评估要素及评估内容要与评估阶段特征相契合, 融入评估主体框架, 从而形成系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本文下面将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的评估内容, 以及契合评估阶段特征的科学的、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进行系统设计。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构成undefined

图1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构成

3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过程分析

3.1 事前评估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出台或执行之前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方案进行的评估。通过事前评估, 我们能够有效避免政策评估与政策决策的分离, 即在政策被执行之前就通过评估判断其优劣性来决定是否予以实施;也可以是通过评估发现政策方案的缺陷, 对政策方案做出相应的改进, 为制定科学的政策提供保障。在事前评估的过程中, 一方面我们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的必要性进行评估, 考核政策是否能有效利用有限的政策资源实现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通过对政策的预期运行效果进行预测, 来考核政策本身的合理性。

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即针对高新技术产业某一政策问题制定政策的必要性。对于整个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由于其自身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强劲的推动作用, 同时又具备高投入、高风险、高溢出的特征, 使得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调节十分必要, 即对整个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政策调节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从某种程度来说,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分析可以通过评价政策客体是否适当来实现, 即政策调节的对象是否是必须需要政策调节。

政策的合理性包括政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考核政策的可行性是事前评估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把政策评估和政策决策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在可行性分析时, 我们可以通过模拟政策执行环境, 判断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而这种判断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就取决于我们对政策环境的把握是否准确, 或者说对政策环境的考虑是否准确。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科学性表现为政策本身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必须顺应社会产业发展规律的, 通过这种政策倾斜能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社会中的非均衡发展, 而且在非均衡发展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发挥类似于增长极的辐射作用, 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从政策标准来看, 政策的合理性就表现为政策的高效果、高效率和高效应。

3.2 事中评估

事中评估也称执行评估, 是对政策执行中的情况进行评估, 即根据政策执行过程中反馈的政策执行效果及政策对象的发展状况等信息及时调整政策的方案来改善资源配置。事中评估是对政策执行过程的跟踪评估, 目的就是保障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防止政策执行的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在评估过程中, 如果发现政策偏离, 那么评估工作也包括寻找政策失效的原因。在考核或者评估政策成果时, 我们可以从政策的目标达成度来进行衡量。

政策的目标达成度是把政策成果与政策目标相比较而言的。在评价目标达成度时不仅要关注这种相对达成程度, 还要关注政策目标本身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包括目标的可行性、科学性, 类似于事前评估的评估内容。

政策偏差是事中评估中的重点考察内容, 通过考核偏差达到纠正偏差的目的。政策偏差包括自然偏差和人为偏差,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 自然偏差突出的表现为政策环境偏差, 人为偏差表现为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客体的行为偏差。在考核偏差纠正偏差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是环境偏差, 即由于政策的原因造成的偏差;由于人为偏差是执行方面的原因, 不作为政策评估的重点, 可在政策管理体系研究中得到系统控制。

一般来说, 政策执行过程中失效通常有两方面的原因: (1) 政策本身的原因, 可能是政策目标的失当, 政策方案不合理等; (2) 执行方面的原因, 即政策执行者未能严格按政策方案付诸执行。由于政策环境是动态变化的, 在事前评估时我们判断政策的合理性是通过对政策环境的预测模拟来实现的, 而这种主观模拟很可能本身就是失真的, 或者随着现实政策环境的变化已经失真了。此时对政策合理性的分析可以从现实政策环境与事前的预测环境差异入手, 来判断政策是否仍然合理, 即政策能否适应现实政策环境。

3.3 事后评估

事后评估是政策有效期结束时, 通过衡量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 以及政策效率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来对政策的整体绩效做出的最终评价。在政策已经执行之后, 原来在事前预测中、执行中只能部分体现的政策效果都将以更完整的形式出现, 此时对政策效率、效应也能做更全面的衡量评价。我们通过对政策的事后评估来决定是否结束原有政策周期开始新的政策周期, 同时通过事后评估也能总结出前项政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指导新政策的制定和评估工作。当然, 这里也不排除通过事后评估得出原有政策仍具有适用性而延长政策周期的可能, 或者是对政策做出一定调整后继续执行。

政策成果可以从政策效果、效率和效应3个标准来考核。政策效果反映高新技术产业在政策的指导和扶持下取得的经济效益,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效率是相对指标, 即在完整考核政策投入产出的基础上对政策效率的评价;效应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联动扩散效应。必须注意的是, 在考核政策效果时我们关注的是政策对象, 即政策直接调整对象的发展水平, 或者说最初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在考核政策效率时, 政策收益是包含政策效果的更广泛的效果总结, 既包括直接政策对象所达到的效果, 也包括相关产业取得的连带效果, 即效率中的产出包括效果和效应;政策投入也遵循类似于配比原则来考核。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效率分析是符合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原理, 体现科学性。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而言, 这种“全面损益观”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高投入就意味着高机会成本的存在, 那么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在配置大量资源去引导其发展时的效率就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对社会其他产业具有广泛的联动作用, 那么全面考核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 尽管这时的工作量可能也是巨大的。

4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要素分析

4.1 评估主体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过程中, 价值主体是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代表——政府, 而决策主体是政策部门的专职人员, 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要反映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是否合乎客观规律及符合自身的需求程度, 而评估客体是政策及政策成效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因此,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主体采取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相分离的组织形式更符合现实需要, 不仅可以降低组织运行成本, 同时对于保证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和避免评估工作中非正常现象的发生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联合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过程中, 评估专家是评估主体, 承担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实质性工作, 而评估机构由于其人员组成等条件限制, 只能起到评估工作的组织和辅助作用。

决策主体委托评估主体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评估, 在决策主体和评估主体间又形成了新的委托和代理关系。在这种委托与代理关系中, 评估专家是否会按决策主体的目标和标准进行政策的客观评估, 需要有合理的监督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作为保障。从评估委托方的角度,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专业性和评估过程的主观性、隐蔽性, 评估委托方监控评估过程是不现实的, 而且成本相当高。因此, 评估委托方只能采取分析评估结果, 或听取社会对评估结果的异议并展开调查等方式来保证评估效果。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科技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联动结果, 该特殊性决定了其政策评估工作应该由科技、经济、政治方面的专家和从事政策评估的专职人员来进行。由于他们本身就是价值主体的一部分, 所以评估专家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符合价值主体需求的判断不是一种认知行为, 而是一种评估行为。

4.2 评估客体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是评估主体对评估客体属性的认识和对客体属性满足价值主体需求程度的判断过程。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客体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中, 作为评估客体的政策最重要的属性是满足价值主体需求的属性。对于评估客体, 政策的价值是客观的, 然而价值的评价则是一种主观的认识过程, 需要由评估主体对政策属性满足价值主体需求的程度进行判定。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进行评估, 其评估的内容是政策是否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 但在政策的不同阶段, 对客体的属性要求有所不同。

事前评估的准则主要表现为政策方案预测结果的成效以及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中, 评估客体表现为抽象化、概念化, 而且未知因素较多, 不确定性较明显。事中评估的重点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执行是否符合政策方案中规定目标的判定, 以及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重新判断政策是否符合规律性, 政策的基本属性由抽象转化为具体、由概念转为实际, 主观成分不断减少、客观评价增加, 其评估对象既包括已转化为实际的客体, 也包括概念客体。事后评估的客体是政策执行结束后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 分析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产出和政策价值, 评估要素以客观评估为主, 其评估方法也以客观评价为主。

4.3 评估环境

一般来说, 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对政策评估体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社会环境对政策评估系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重要。但是, 无论是哪一种环境都具有如下3个基本特征: (1) 复杂多样性。政策评估系统的环境内容庞杂、无所不包, 有自然的, 也有社会的;有物质的, 也有精神的;有国内的, 也有国际的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特性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 从而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2) 巨大差异性。从共时的角度看, 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政策评估系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评估环境, 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区别, 也有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这些差异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具体表现, 也是不同政策评估组织产出及效果差异的重要原因。 (3) 动态变化性。从历史的角度看, 政策评估环境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 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也必然相应的发生变化。

政策评估环境的复杂多样性要求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政策评估过程绝不是单纯的技术运用过程, 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社会过程;巨大的差异性要求我们要重视评估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注意发展自己的评估理论和方法;动态变化性则要求我们与时俱进, 从动态发展的视角不断改进评估策略、技术方法等, 以适应变化了的评估环境的客观要求。

5 结束语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基础。本文根据经济学原理及政策分析理论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 指出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应划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3个阶段, 评估内容及评估要素要与评估阶段特征相契合, 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并系统设计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的评估内容, 以及与评估阶段特征的相契合的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本文的研究为研究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綦良群, 舒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理论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5, (3) :95～97

[2].转引自丘昌泰.公共政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9:167

[3].N.Lichfield:Evalu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Ox-ford:Pergamen Press, 1975:4

[4].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240

[5].托马斯R.戴伊[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03

[6].斯图亚特S.内格尔[美].政策研究:整合预评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3

[7].杰.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4～25

湖北高技术产业政策绩效评价探究 篇9

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 高技术产业政策一直贯穿其中, 这也造成了高技术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指标过于庞大, 种类繁多。鉴于构建评价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指导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 参照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指标, 本文从政策产出和政策投入两方面构建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第一, 政策产出指标反映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的经济效益, 本文选取了高技术企业数、高技术产业总产值、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和新产品产值这四个指标, 用以表示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之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第二, 政策投入指标是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的成本因素指标, 主要有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科技机构数。

二、政策有效性评价

本文将湖北省作为一个决策单元, 选定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高技术产业产值、出口额和新产品产值作为DEA的产出指标, R&D人员全时当量、科技机构数、R&D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政府资金作为DEA的投入指标。但由于数据来源的有限性, 本文只选取了湖北省2003-2010年的高技术产业的数据 (如表1) 进行DEA分析。

由于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因此, 本文以两年为一个周期。运用DEAP2.1软件算出2003-2010年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每两年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分析结果如表2。表2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从表2可以看出,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全生产要素效率指数在2003-2010年期间逐年增加, 并且在2004年之后增加到了1以上。这就表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在整体上是有效的, 并且其有效性在这一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04年之后技术效率、纯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1, 表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政策2005-2010年这五年之间是稳定有效的。

三、结论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的Malmquist指数,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虽然整体有效, 但仍未达到其政策目标。自2003年以来,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以创新为主题, 但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 其纯技术进步效率均为1, 表明其产业政策虽然在创新方面有所成效, 但与其政策目标相差较大, 未能成为推动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力。

第二, 由表2的数据可知,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近几年都稳定在1, 这就说明湖北省在高技术产业方面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政策效果显著。湖北省应继续出台和实施推进高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政策, 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增长。

第三,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政策的技术推广政策效果明显, 增强了综合政策的有效性。近年来, 湖北省高技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不断增强。湖北省应在此基础上提高高技术产业的纯技术进步率, 推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1]李建民.中日两国科技政策绩效差异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9 (4) :97-102

河南省生物技术产业政策研究 篇10

关键词：河南省,生物技术,产业政策

1 生物技术产业及生物技术产业政策的涵义

1.1 生物技术产业的涵义

生物技术产业是关于生命科学领域相关的行业组成的新兴产业, 它包括采用以细胞工程、蛋白质组研究和核酸组研究为代表的现代生物产业, 以及以发酵工程为代表的食品, 酒类, 乙醇等生物制造业, 又包括以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而发展的医疗保健行业;还包括现代生物技术综合免疫学、遗传学、胚胎学、细胞生物学等多种科学技术的科研成果, 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产品和服务。

1.2 生物技术产业政策的涵义

生物技术产业政策是相关部门和政府为了促进河南省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制定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和。主要政策目标是以实现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食品业、服务业等, 进而提高我省整体的GDP。

2 我省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 河南省生物产业快速发展, 实力明显增强, 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近几年, 河南省生物产业产值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10个百分点;实现利润47亿元, 同比增长27%, 是全国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其中, 国家级产业基地郑州和新乡、南阳、焦作、驻马店等4个省级产业基地占全省生物产业基地的比重达到70%。涌现出了华兰生物、天方药业、天冠集团、辅仁制药、中棉种业等一批优秀企业。血液制品, 片剂, 抗生素原料药, 中药丸剂生产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郑麦、郑单、以及转基因抗虫棉在河南省推广面积在全国排第一位。但是, 河南省生物产业发展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是产业比较低端。多数产品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缺乏高附加值优势产品。其次高层次人才缺乏。人才机制有待完善, 缺乏生物技术方面的高端科研和技术人才, 尤其是缺乏实力雄厚的企业家来投资。再次是是技术创新不够。研发投入不足, 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核心竞争力不强。

3 生物技术产业政策

河南省生物产业政策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1) 产业结构政策。生物产业结构政策首先要协调河南省主题生物技术产业 (酿造产业) 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地位, 协调和生物农业和生物医药之间的比例关系。充分发挥生物技术产业的战略性地位, 对重点行业进行大力支持, 使各行业之间协调发展。 (2) 产业组织政策。该政策的实质是协调规模经济与竞争之间的矛盾, 既要保持规模经济, 又要让市场充满活力。生物产业组织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有效竞争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 促进生物产业内部有效竞争环境的形成。并且在发展中小企业的同时, 也要发展一批具有市场占有率的大企业, 从而提高河南省整个生物产业的运行效率。 (3) 产业技术政策。河南省生物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必须用创新来驱动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生物产业技术政策应积极引进新的技术, 为河南省生物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增强河南省生物技术产业的在全国的竞争力。 (4) 产业布局政策。该类政策通过政策诱导, 来完成形成产业集群的目标。在人才与技术密集区集中配置资源, 建立大型的生物产业基地, 把地区优势突出, 实现区际之间能够协调健康发展。

4 产业政策的保障措施

4.1 设立专项基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建立多方位的招商引资模式

有关部门和政府应该通过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设立用于生物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 加大财政对生物技术及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加大信贷力度, 吸引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建立适应生物技术产业特点的信贷制度, 促进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生物技术产业支持力度。发挥多种资本市场 (如股票, 证券等) 的融资功能, 比如,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 鼓励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使全方位的资金都能够进入生物产业领域。

4.2 促进生物技术企业开拓创新能力, 鼓励产、学、研相结合

通过企业与各大高校以及其他科研组织相互合作, 互惠互利, 组建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校企研发中心。建立企业带头组织、科研院所 (河南省农科院, 国家小麦研究中心等) 和高等院校 (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通过投资、金融、财税等政策, 促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4.3 加强培养高水平, 高技能的生物技术人才

加强高素质生物技术产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鼓励有志于生物技术产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勇于创新, 勇于创业, 到基层实地考察, 到国外学习新的科学技术, 应用于生物技术产业中。鼓励科研院所与高校积极参与国际培训合作和国际学术交流。与此同时, 还要引进国外的技术人才, 为河南省的生物产业注入新鲜血液。用优厚的待遇和政策来吸引留学人员、海外华人华侨回国来河南省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为生物企业解决难题。

4.4 建立良好的激励制度, 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鼓励和企业对创新型人才实行奖励制度, 提倡以研究成果、技术专利等要素拥有企业股权, 进而使劳动者充分享受创造性带来的报酬, 提高生活水平。增强全社会成员知识产权意识, 健全生物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创造者权益和利益。

参考文献

[1]刘羿.我国生物产业政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08.

“坑爹”的产业扶持政策 篇11

“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这其实是害了企业。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这样，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破坏了激励机制。”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你可曾见过苹果、微软、IBM、英特尔是政府扶持起来的？要我说，政府真不必要扶持什么新兴产业，只要减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放开手脚让企业家做就可以了。”

——新浪网友。

“需要复盘一系列的重点扶持产业政策与‘过剩’的渊源。如果4万亿多投向社保、养老、医疗、教育、保障房等民生服务业呢？我们的楼堂管所铁公基两大运动会的豪阔程度已超过发达国家与地区，而民生福祉则乏善可陈。国未富人巳老！”

——财经媒体人郑小伶。

“幸福就是看到一件事情因为有了我，因为有了我们而不同，而成功；让一批人很开心，让一批人感觉很有价值；幸福就是一个人在成长，今天学到的、知道的、能做的比昨天要多；幸福就是知道周围有一批在乎关心自己的人：员工、同事、家人、朋友。”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谈幸福观。

“小吵小闹是个进步，不吵闹，可能是个危险的局面，因为我们有先例，先例是不吵闹的，一个人说话算数的……眼前的吵闹有个特点，没有影响国计民生，没有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过去不吵闹，但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

——中国画家黄永玉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吵吵闹闹”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所谓的网络反腐的‘胜利’，更多带有一种‘墙外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的侥幸色彩……如果杨达才没有微笑，那张照片没在微博流传，如果戴名表的照片没被搜罗出来，这个问题官员很可能至今都还安全地‘潜伏’在官场。”

——新华社评论员汤嘉琛撰文指出，“微笑局长”杨达才的落马，只是网民歪打正着的一次意外收获，而网民在杨达才事件中的“胜利”，恰恰反衬了当前中国制度反腐的缺陷。

“我们只好奋起竞争，除了超越，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未来我们和思科的竞争很可能就是你死我活”。

——美国受阻激发了华为的竞争决心（据传华为屡次在美国受阻背后都有思科的影子）。任正非在最近的内部讲话中，语气坚决，一改过去的韬光养晦。

“即便销售的奢侈品是真货也遭人怀疑，因为没有拿到品牌的授权。”

——当当网总裁李国庆感叹电商的境地很尴尬。

“移动互联网的地理位置信息，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二维码则是线上和线下的关键入口。通过使用手机终端扫描线上的条码，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线上内容和线下连接在一起。”

——腾讯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指出，二维码是移动互联入口。

“日本是小偷这种想法已植根于中国的年轻人心中，这非常令人忧虑”。

——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近期回到母校名古屋大学演讲时指出，日中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立的层次与以往“完全不同，日方有必要加强认识”。

“财政工作就要‘敢于举债，善于优债’。许多人问，佛山是否负债过重了？我感觉，佛山还有进一步负债的空间的。以1978年作为基数，中国财富增长了300倍，但中国货币投放已增长9000倍，也即是说当年的1块钱等于现在的30块钱，从这个角度讲，越早的投入，建设的成本越低，越节省。你不早投入，即会错失地方发展的机遇。”

——广东佛山市财政局局长黄福洪透露，佛山今后两年每年还债200亿元人民币，但他认为政府举债仍有空间。

“不要！不要！什么送别墅哦。我家儿子莫言是庄稼人出身，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俺儿子不要。”

——作家莫言的父亲管贻凡10月15日得知富商陈光标要在北京给莫言送别墅的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经济增长快一点慢一点，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现在的资本环境、制度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大公司发展，不利于小的公司、创业家的出现。当多数企业家都不再有奋斗精神，都卖掉公司去享受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在经济增速下行、成本高企的背景下，中国今后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对于创新都要有更高的关注，因为靠传统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现在政府财力大大增加，有时候会鼓励创新大手撒钱，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有利创新，需要研究撒钱的效果，找到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认为大手撒钱不一定有利创新。

“我们必须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惟其如此，中国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创新，中国企业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才能真正转变。”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

“不当企业里的超人，现代企业的任务是塑造品牌，靠的是团队而不是一两个人才。我遵从这个逻辑，在企业里，我主动抑制‘强大的自我’，把权力交给团队。放权有三个逻辑：要允许部下犯错；部下要比你还专业；让自己；从‘超人变成普通人’；因为这对企业的前进很有好处。”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

产业技术政策论文 篇12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模糊综合评价

1 引言

在政策效果的评估中, 常要考察政策绩效、政策执行效率和政策制定水平等方面内容。一项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往往是一项繁复浩大的工程并伴一个关系复杂的系统。传统方法一般利用大量统计数据对产业政策实施结果的绩效进行定性评价, 常常缺乏说服力。为实现科学的政策效果评价, 需要探寻合适的方法从定性、定量两个角度分析、判别。主要的政策评估方法包括: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评法、对比分析法、统计抽样分析法、模糊综合分析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法。考虑到不同立场的专家对政策的主观理解, 不同利益群体对政策的相异评价, 政策评估中存在着大量模糊的地带等因素, 应用模糊集的理论 (参见Zadeh 1965的开创性论文“Fuzzy Sets”) ,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产业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是较合适的。

本文的重点是在绩效的事后评估上, 构建的指标体系也力求从这一方面对产业发展的水平及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估。参考于澎田 (2007) 关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效力评估指标体系中政策绩效准则的六个指标, 本文构建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分别为国家或地区研发支出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每万人平均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新技术开发区人均产值以及每百万人从事科研人员数。

2 建立模型

2.1 构建模型的基本思路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定量评价中, 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是合适的。本文基于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对某地区 (实证分析部分以天津为例)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以国际、国内两个尺度进行评价。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评价体系中, 相关指标通过分类总结有许多, 选其具有代表意义的m个指标, 为因素集。而对每个因素可能出现的评价有n个, 称作评语集。对每个指标因素进行评价, 产生了评语的隶属度, 是对因素的评价程度。从而确立一个模糊值映射。通过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 得到综合评价矩阵。

虽然在高新产业政策评估的指标体系中, 我们选取的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因素, 但它们对整个体系的影响程度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所以, 有必要对各个因素在总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加以说明, 给出因素集上的一个模糊子集。这组关于各个指标因素的权重亦可以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 评定给出。而模糊综合评价集是我们最为关注的最终评价结果。

2.2 典型模型的应用

笔者分别采用了主因素突出型、加权平均型、全面制约型、取小上界和型等四种模型, 来进行模糊综合分析。并利用加权平均模型对以上四种一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进行二级模糊评价, 使得综合评价结果更加可信。

2.3 二级模糊综合评判

我们发现单用哪个模型来做综合评价, 都略显粗糙, 不能充分反应事实的本质, 所以, 有必要对上文应用的多个模型计算出的结果加以改进与综合, 采用二级指标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 以求到达更合理的评判结果。

首先, 本文选择了四种有代表性的模型, 用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后的结果, 即这四种模型评价的结果, 构建二级综合评价矩阵。其次, 对每种方法的重要性进行说明, 定义权重。最后, 采用加权平均模型进行二级综合评价, 得到的结果就是最佳评判结果。

2.4 等级参数评判

为了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某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效果, 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进行了模糊综合评价, 并通过一定改进, 充分利用模糊综合评价集所反应的信息, 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综合全面, 更加符合实际, 并使得评价结果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具有了可比性。

为实现比较, 我们给评语集打分, 定义相应的等级参数。通过等级参数评价值的计算, 就可以比较对同一对象不同条件下的评价。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未来发展的趋势。我国是个高速增长中的发展中国家, 在科技创新上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于是, 在分析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时, 从国际、国内两种角度来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该地区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发展的程度, 而且可以明确该地区科技水平在国内和国际二个维度的先进程度。通过知己知彼地分析, 可以更加明确目标, 加快发展经济。

3 天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绩效模糊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3.1 数据收集与整理

据国际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7、天津统计年鉴2007和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7等数据, 对本文待考察的六个评价指标从天津、国外最高、世界平均、中国最高、中国平均等方面进行了整理。第一个指标 (%) :2.1、4.7、2.3、5.5、1.4;第二个 (%) :15.3、42.9、30.5、42.3、19.6;第三个 (件) :3.9、1.5、0.1、9.1、1.7;第四个 (元/人) :430、580、1210、2403.7、138.3;第五个 (万元/人) :41、69.2、102.2、134、62.6;第六个 (人) :3916、5814、3750、1252、708。

对于定性指标的评价值 (包括因素集的权重、评价矩阵) , 主要是专家小组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打分获得。

因素集的权重为=[0.32 0.08 0.24 0.15 0.10 0.09]。

评语集=[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3.2 综合评判矩阵的生成与改进

由于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生成综合评价矩阵, 当参与专家数量有限或专家评价存在较大主观差异时, 矩阵的可信程度大大降低。为改进这一缺陷, 笔者根据有限数据, 尝试拟合一组具有正态分布性质的数据。一方面, 可以作为专家打分数据的参考或矫正。另一方面, 在数据难于收集的情况下, 可以作为专家打分数据的有力补充。

3.3 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应用本文介绍的具体模型, 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四种模糊综合评价结果的评判集便可以构建二级综合评判矩阵。

通过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依照最大隶属度原则, 可以看到天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绩效在国内比较中, 前两种方法评价的结果是“一般”, 后两种方法评价的结果“较好”。在国际比较中, 四种方法评价的结果都是“一般”。这样的结果已经使我们大体能够了解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国际比较下的水平, 但此结果仍有待于进一步整理、明确。

3.4 二级模糊综合评价与等级参数改进

给出二级综合评价权重=[0.2 0.3 0.3 0.2]。

应用二级综合评价模型, 得到国内、国际对比中的天津高新技术产业的评价结果分别为:

国内=[0.19 0.31 0.43 0.46 0.43]。

国际=[0.29 0.43 0.51 0.44 0.33]。

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进行判决, 国内、国际对比中, 天津高新技术产业的综合评价结果分别是“较好”和“一般”。给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的评语集分别赋值为0, 0.2, 0.5, 0.7, 1。再经过等级参数评判, 得到国内、国际对比中的评价值分别为0.5653和0.4883。

至此, 已将庞杂指标体系下的繁多评价科学地综合成两个评价值, 说明天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国际比较中都处于中游水平。表明天津长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 产业到达了一定的水平。同时, 也反映出整体形势, 不容盲目乐观。天津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要紧紧抓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契机。

4 结语

通过对天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绩效评估的实证分析, 可以看出天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绩效水平在全国和国际两个维度基本都是处于中等水平, 这与天津高新技术产业近几年的发展水平是相符合的。一方面, 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另一方面, 对比于国内、国际最高水平, 天津高新技术研发投入十分不足, 存在很大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空间, 科技转换程度不高。所以, 有必要继续坚持和科学地发展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政策。

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 天津作为环渤海经济增长的中心, 已经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同时, 也面临着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的巨大挑战。透过对天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绩效以及产业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 展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天津经济必将迸发出更加强大的活力。

参考文献

[1]陈水利, 李敬功, 王向公.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