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政策论文

2024-07-29

产业化政策论文(精选12篇)

产业化政策论文 篇1

产业政策的概念首先产生于日本, 它是在现代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日本的经济政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对促进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理论界对产业政策的含义可以概括为:政府为修正市场机制作用和优化经济发展过程, 对产业及其结构发展与调整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

一、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

(一) 经济复兴时期 (1945~1960年)

在经济复兴时期产业政策是倾斜生产方式、产业合理化、产业扶持与振兴政策。二战后, 日本的经济体系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原有工业固定资产破坏严重;原材料及粮食进口的渠道被切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很高;社会再生产秩序混乱。因此, 当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稳定经济秩序。倾斜生产方式是指社会再生产, 特别是工业再生产链的纵向连续关系中, 从最初投入的上游产业向最终产出的下游产业逐步推移、顺序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选择钢铁和煤炭这两个基础材料工业作为经济复兴的突破口, 通过集中性的资源投入促进这两个部门的增长,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二) 高速增长时期 (1960~1973年)

高速增长时期产业政策是产业结构重化学工业化。1963年, 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 把发展重化学工业、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作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这一时期日本产业政策在政策体系、目标、手段和功能上都开始向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并逐步完善。

一是为适应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而建立产业新秩序的政策。核心是以建立新产业体制和进行以规模经济为目标的产业改组, 建立产业组织新秩序。

二是调整设备投资政策。为防止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对钢铁、合成纤维、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纸浆等产业的设备投资进行了干预, 规定了起点规模等设备投资的政策。

三是在机械产业中, 调整生产领域、确立专业市场体制和实行共同化市场。为发展专业化生产体制和协调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 制定并实施了旨在调整中、小企业参与领域和促进中、小企业的专业化与现代化的干预政策。

四是继续推行产业扶持政策。在继续执行50年代制定的有关重点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的基础上, 对个别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

(三) 产业调整时期 (1973~1985)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 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迅速提升。但进入70年代后, 日本的经济遇到国内外诸多挑战。在国内外的压力下, 日本及时地调整了产业政策的方向, 首先, 加大节能技术和高技术开发, 发展节能产业和“高加工度化”产业。其次, 加快“高加工度化”和“知识集约化”。

(四) 结构转换时期 (1985~1990年)

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 经过调整, 日本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结构转换时期, 即现代化的结构转换时期。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比重停止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出口和内需扩大并重;国际分工参与方式由“加工贸易型”转变为“水平分工型”。

这一阶段, 日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后起发展中国家的追赶下一些原有优势产业面临着威胁, 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使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威胁, 国内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和减少劳动时间。针对这些问题,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首先, 刺激国内需求, 推进“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80年代中期开始, 政府提出“内需扩大”的新政策。除了政府编制大型预算外, 还采取种种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和刺激社会投资;推进地方公债来修筑公共设施;提高工资等等。其次, 鼓励海外投资。第三, 加大社会公共投资, 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政府提出了“建设和完备国民生活环境”的设想, 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普及周休二日制, 扩大中高龄者和妇女的就业机会, 发展医疗和教育等。

(五) 经济全球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以科学领先、技术救国”的方针, 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知识密集产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由单一增长为目标, 转向以“生活大国”为目标, 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1998年通产省推出了《经济结构改革行动计划》, 该计划提出面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挑战, 创造新产业。

二、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

以产业政策为中心, 运用各种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 全力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的发展, 使之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 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长远战略, 这是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战后日本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通过全力扶植各个时期战略产业的发展, 最大限度地享用后发利益, 一举实现百年来赶超欧美工业大国战略目标的根本手段。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时期本各项经济政策的龙头, 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日本金融、财政、外贸、外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是决定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高政策。在战略产业选择方面, 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理, 依照比较收入弹性值、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率三大基准, 优先确定扶植钢铁、石油化学、合成纤维、汽车、产业机械、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等重化工业。

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是在充分调动企业竞争活力的基础上, 坚持官民协调, “活力活用”为保证战略产业的发展而由政府实行必要的行政干预。因此它是对国民经济实行间接管理的有效手段。以素质优秀的经济官僚为中心, 通过各种形式的审议会, 坚持官、产、学三结合, 在充分交换信息和协调的基础上, 进行比较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 是日本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方式。“政策金融”是贯彻日本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 产业政策的核心是把有限的资金和外汇优先分配给战略产业, 以求保证发展重点。这项工作主要通过日本开发银行和民间银行进行协调贷款而实施的, 这种方式日本称之为“政策金融”。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国家过渡时期的赶超政策。这种政策既重点突出, 又在总体上比较协调, 照顾到了各个时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既立足国际观点, 又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既有连续性, 又对国民有较强的说服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 实现内需和外需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战至今50年的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80年代以来, 日本主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进口, 目前净出口对GDP贡献率达51%, 对外依存度超过70%。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将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支撑。政府部门应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居民消费的经济政策, 积极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 同时培育农村的潜在消费市场。

(二) 实行分阶段产业保护政策

目前对我国来说, 政府执行一种开放型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是必要的。我国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协议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 根据产业发展状况拟定时间表, 逐步分阶段地开放我国市场。政府的调控职能一是体现在对产业保护的选择范围方面, 应重点保护汽车、机电等国家支柱产业以及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电信、金融等幼稚产业;二是体现在对产业保护手段的运用方面, 应充分运用WTO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例外条款等一系列不违背WTO规则的保护措施;三是体现在对产业保护程度的控制方面, 变以往的过度保护为适度保护, 给予相关产业以引导和支持, 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逐步实行市场的自由化。

(三) 实行产业倾斜政策

后起国家在资金、熟练劳动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 都存在着差距, 因此, 在技术引进时, 要从总体上对自己国家的生产要素现状、市场规模、社会文化环境、吸收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考虑, 突出重点, 多渠道、多形式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要明确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条件, 全方位地选择适用的关键技术。一般来说, 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 资源是非常稀缺的, 所以采取倾斜式不平衡的发展战略, 重点选择先进适用的技术, 优先发展某些产业, 就能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引诱其他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以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目标的最佳综合效益。”

(四) 利用市场机制, 促进产业政策实现

日本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只是提出设想, 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 维持产业秩序, 完善市场机制。日本主导产业的成长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形成, 这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实施产业政策必须与利用市场机制相结合, 而且只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今后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促进产业政策实现, 国家应加速经济立法, 尤其是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 产业振兴法;打破市场割据, 建立健全统一的市场体系。

(五)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

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有过热迹象, 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切实发挥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对供求失衡的行业应该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来加强调节, 对投资过热的行业要促进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相互适应, 对投资严重过热行业的投资规模一定要严加控制, 以保持宏观经济的良好局面。

摘要: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 举世瞩目。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合理的产业政策是日本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在当前的世界上, 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 无不对产业政策给予极大的关注。日本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词: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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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志丹金新仁日本的产业政策体系及当前政策重点[J].国际经济合作, 2005 (1) .

[4]陈淮.日本产业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5]周叔莲.产业政策问题探索[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7.

产业化政策论文 篇2

一、中国家电产业现状

(一)中国家电业近况

中国家电行业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仅用发达国家家电产业化进程的一半时间,就完成了从以黑白电视机、单桶洗衣机为标志的产业初级阶段向以高清晰度彩电、全自动洗衣机等高档家电产品为标志的产业成熟阶段的过渡。目前,中国家电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生产、经营、科研、检测、教学等环节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产品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近年来,国外一些跨国公司纷纷以独资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掀起一轮新的投资热潮,并且已经有一批国际知名家电产品开始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市场集中程度不断提高、价格水平稳步下降,竞争的重点则是资本和技术实力。

2007年美国首先爆发了的金融危机而逐步波及到全世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家电出口受到了很大制约,不少企业出现利润下降甚至亏损,进一步扩大出口难度加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在整个国际市场萎缩使我们大量消费电子产品出口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纷纷把目光对准国内,国内高端市场已基本满足,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市场,特别是国内农村等二三级市场则是块大奶酪,如何做好自身品牌提高和销售,同时和外商挣这块奶酪,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谁有本事动并且吃下这块奶酪,谁就能在新的经济形势中脱颖而出,实现优胜劣汰。为了回暖国内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家电企业产能销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一个政策就是家电下乡给补贴;再一个政策就是以旧换新。这两个政策无疑对促进经济平稳回升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三个政策就是节能型的家电,国家也会给一些补贴。这些方面都会刺激农村家电市场的繁荣。国内城市市场接近饱和,家电下乡政策则成为启动农村市场、消化过剩产能的一把金钥匙。

(二)家电产业的问题

在我国家电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过度竞争和大量外资进入。

1.过度竞争 进入90年代中期,我国家电业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为了维持生存或扩大市场份额,企业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市场争夺,多数企业利润水平长期维持在很低水平,甚至亏损,整个行业进入“过度竞争”状态之中,其主要表现是价格战、利润大幅下降,行业亏损严重、生产能力过剩,设备利用率低。

2.大量外资进入问题

中国丰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一直吸引着跨国家电企业,成为其重点投资建厂的主要国家之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家电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不仅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加大对华投资会对中国家电企业带来严重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民族品牌面临生存危机,民族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垄断家电高端市场和核心技术,中国家电企业受制于人。中国家电产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出去”和“内部消化”。“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积累而蓄势待发;但是扩大内需,拉动国内市场刺激家电产业经济增长却刻不容缓。

二、家电下乡政策出台时间及背景

1、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家电下乡的指示精神,财政部、商务部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补贴促进家电下乡的政策思路。顺应农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运用财政、贸易政策,引导和组织工商联手,开发、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特点、性能可靠、质量保证、物美价廉的家电产品,并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流通和售后服务;对农民购买纳入补贴范围的家电产品给予一定比例(13%)的财政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为稳妥推进,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加快推进家电下乡,以进一步发挥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产品在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政策效用。经国务院批准,在试点的三省一市继续实施的同时,将家电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相对完善、地方积极性较高的内蒙古、辽宁、大连、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纳入推广地区范围,共计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为保持政策公平,家电下乡在各地区实施的时间(含三省一市的试点时间)统一暂定为4年。

2、“家电下乡”在各地区实施的时间统一暂定为四年。按照启动的时间顺序,“家电下乡”工作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继续执行到2011年11月底,并从2008年12月1日起按新的政策调整执行;第二批,内蒙古、辽宁、大连、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等十个省(区、市),从2008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执行到2012年11月底;第三批,其余22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2009年2月1日起,执行到2013年1月底。

3、家电下乡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家电下乡,所谓家电下乡,大家通常讲的家电下乡是政府补贴的这一块,因为大家现在积极争取的都是政府补贴的这一块。还有一个概念,我们更应当重视,那就是开拓农村消费电子市场。一个是政府积极给补贴的一块产品,这个范围很小。还有大量的消费电子产品,政府虽然没有给补贴,但是广大的农村消费者是有这方面需求的,特别是很多数码产品,小家电、小电器产品等等,农村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家电厂商需加强内功坚持创新发展,更要关注如何开拓好农村的消费电子市场的问题。即家电商如何为广大的农村、为二三级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农村市场,建立好的渠道,这是家电企业所要最求的长远目标。

三、有关家电下乡政策及解读

1、商务部、财政部关于开展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2007.11.26 在山东、河南、四川三省开展家电下乡试点工作。试点时间为2007年12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对农民购买试点家电产品,由中央和试点地区财政以直补方式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加快农村消费升级,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这一通知的颁布意味着中国家电下乡政策正式推行,也意味着农村市场这块奶酪正式出炉。家电下乡本是惠农政策,应该以广大农民的立场来考虑发展问题,而不仅仅是一时的解决经济危机的一条渠道。

2、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继续实施家电下乡政策的通知——2008.5.26

在山东、河南、四川三省及青岛市继续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截止时间暂定为2008年12月31日。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有关企业做好产销衔接,特别是要加快信息录入速度,确保对农民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发放。

原来的试点时间截止时5月31日,改为现在的12月31日,整整延伸了7个月,不能说这一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当农民看得了实惠、看得了对生活的热情就会跟着这一政策走。从种种迹象也表明,这一政策确实得到了预期的效果。继续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只是对家电下乡这一政策的一个延续测试,为以后的全国范围的推行打基础。

3、财政部;取消最高限价 家电下乡新政策方案开始报批

这将是继2009年4月份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商务部综合司联合提高家电下乡产品限价后,对家电下乡政策的又一“升级”:彼时两部委大幅度提高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如下乡彩电的最高限价由原来的2000元提高至3500元,下乡空调产品的最高限价则从2500元提高至4000元。

家电下乡以最高限额补贴政策代替最高限价政策,这一改变是多赢的决策:第一,可以进一步促进和激发农村市场那些有购买能力的购买需求。以彩电为例,原来的政策限定了下乡彩电的最高产品售价,使一部分想买大尺寸平板电视的人享受不到这个政策,如果实行最高限额补贴政策,将会使彩电销售量进一步扩大。第二,可以进一步调动厂家和经销商的积极性,因为厂家卖大尺寸的盈利比小尺寸为高。大三,有利于真正拉动内需,使家电下乡政策更加能达到当初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

4、财政部 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力度的通知

(1)大幅提高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并对提高限价部分所对应的下乡产品统一实行定额补贴(2)在现有九类产品之外,各省(区、市)可根据本地农民需求选择一个新增品种纳入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范围。(3)自2010年1月1日起,将国有农场、林场职工纳入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范围。(4)要切实加强家电下乡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监管。

家电下乡政策再度升级,最高限价提高,新增品种增多,下乡市场的三度开花,的确值得期待。不过,与前两次(扩容、直补)下乡政策升级相比,此次有些地区把电动自行车纳入新增品种行列,让我们想到了太阳能热水器进入家电下乡系统后,一年多来,其进入家电流通渠道的步伐步履蹒跚。电动自行车会不会和太阳能热水器一样?农村不似大城市,去个地方需要花上很长时间,只有偶尔走走亲戚、赶赶集、串串门,而电动自行车则是很好的选择,轻便又节省时间;农村也不似打城市,到处有加油站,而电动自行车是个很好的选择,可以随时充电,省油钱又环保。随着时间的推移,供需对接关系的深入,电动自行车追赶太阳能热水器的步伐,渗透进家电流通渠道,尤其是农村市场及内陆地区二三级市场渠道的前景,则必将越走越宽。5、2010年家电下乡限价标准提高

2010年1月1日财政部、商务部、工信部等联合发布了12类产品的全国家电下乡招标公告,宣告了2010年家电下乡招标工作正式展开。据悉,此次招标的12类下乡产品限价范围大幅提高,但购买补贴金依旧延续2009年的标准,以2009年最高限价的13%为上限。

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与城市市场并没有明显差别。在城市市场占据优势的家电品牌在农村市场依然也是最受欢迎的,而并非此前人们想象的将是小品牌甚至杂牌电器的天下。2009年7月份家电下乡空调销售情况为例,城市市场最畅销的格力、美的、海尔三大品牌在农村市场份额分别达到39%、35%和12%,总共占据了86%以上的农村空调市场。大家电购买潜力的家电下乡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一直备受争议的产品最高限价被取消,这意味着农村消费者选购家电产品无需再考虑限价因素,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购各档次的电器,均可得到国家13%的补贴款。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彩电类产品限价从3500元大幅提高到7000元。彩电产品限价的提高,不仅使农村消费者可选择的尺寸和机型更加丰富,而且有力地推动农村市场平板特别是大尺寸平板电视迅速普及。可以说原先的3500限价以不能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变化。彩电价格上限提至7000元,无疑是农村市场消费者购买平板电视的一大利好。6、2010年3月《关于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力度的通知》和《新增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实施方案》及确认新增补贴品种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0年3月30日,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力度的通知》,允许各省(区、市)在现有9类补贴产品之外选择一个新增品种纳入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范围。2010年3月23日《新增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实施方案》及确认新增补贴品种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让“9+1”政策实施的具体脉路更加清晰。“9+1”政策中,备选的新增产品有6种,分别为吸油烟机、DVD影碟机、电饭煲、燃气灶、电压力锅和电动自行车。目前,各省市已确定各自选取的新增产品类型,其中北京新增抽油烟机,最高可补贴338元。新增品种补贴政策规定,对农民以及国有农、林场职工在户口所在省(区、市)内购买新增品种,按销售价格的13%给予财政补贴,每类补贴品种设定最高补贴限额。补贴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广西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及“5·12”汶川地震51个重灾县所需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新增品种实施期限,与各地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截止时间一致。新增品种每户限购2台(件)。这一政策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家电下乡拉动消费、带动生产的作用,也可以使农民购买家电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得到更多的实惠。

四、结语

在实施家电下乡政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着想,另一方面即是提高国内家电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项双赢甚至多赢的政策。但是,一项事物给我们看见好的方面的同时,也必定有它漏洞的一面。往往一项政策的实施会跟着富了一部分人,同时又有一部分人会被打压、会停滞不前、会推出舞台。后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在政策下优胜劣汰的结果,但前一部分人就不能这么肯定的说了。富的那部分人其中有一部分是靠政策踏踏实实抓住机遇实现企业的跨步发展,而剩下的那部分则是钻政策的漏洞,发不义之财。家电的补贴真的能完完整整到农民手中吗?农民买家电的补贴能不能完全实现?我想更多的是我们想趁着这项惠农政策的实施来买好点的平时又太贵的家电,但是往往好的家电补贴下来也省不了多少钱,补贴下来的家电还是让农民无法承受,有些家电补贴下来后由于种种原因价格甚至比平常商店里的价格还有贵。这些都不是个别现象。对于家电下乡补贴金的流动应该着重监督,对私扣补贴金、私吞补贴金的行为严加查办的打击,对补贴相关细则应该更加明确,既然是惠农政策就应该惠农落到实处。

今年的家电下乡销售量有回缩的趋势,是家电商的转移注意还是政策的落实不到位?我想更多的是政策的强制性不够,有些时候要落实一些事是必须要强硬态度的。国际形势的回暖,家电销售商把视线转移到促销和推广渠道上,有的甚至在以旧换新政策中大捞好处。而种种迹象也让我觉得政府以旧换新政策力度大大超过家电下乡政策,家电销售商对以旧换新的热情也大大多于家电下乡。我个人觉得应该加大家电下乡的力度,相对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更容易出政策漏洞,销售商可以当起中间角色,和购买者共同蒙骗国家财产。不论购买者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能让销售商钻政策漏洞获取不义之财,同时也会衍生“家电黄牛党”。

国内的家电企业和消费电子企业,应该好好利用当前国家的家电下乡政策来扩大企业的产品销售。家电下乡政策和以旧换新政策都要实行,都要从长远考虑,建立好农村的销售渠道,为消费电子产品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做出贡献。同时,国内家电企业要提高品牌意识,做好相关的配套服务,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未来的市场中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家电下乡政策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消化过剩产能、提高品牌影响力拓展了空间。在企业得市场的同时,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村家电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我们要的是多赢而不是单一的一赢或双赢;我们要的是长远而不是短期;我们要的是实在而不是华而不实。

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 篇3

产业与产业结构

现在不少学者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具体的产业政策,比如讨论哪些产业政策是应该的?哪些产业政策是不应该的?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这些研究很重要,但笔者认为,在产业政策上还有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厘清。当下中国理论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一些大的方向性问题,关系到经济政策的导向。

研究产业政策,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产业政策。而界定产业政策的前提,是界定清楚企业和产业。什么是产业?产业与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产业是由产品分类决定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构成一个产业,所以产业的基本元素是产品与生产产品的企业。但产业并不是企业个数的简单加总。如果企业相当于一个家庭,产业就相当于一个种族或村庄。产业除了是企业集合外,还包括公共品,比如文化、共识、规则。产业作为企业集合的一种组织,就可能是一层决策主体。比如计划经济下的各个产业部门,这些产业组织具有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行业协会等组织形式,尽管不像家庭、企业、政府决策主体那样对资源配置有直接的支配权,但是仍然影响资源配置;就算没有部门、协会的组织形式,产业无形中也会形成一些共识和规范,从而约束企业行为并影响产业规模大小和产业结构。

有产业政策和没有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内的企业来说是有区分的。如果没有产业政策,企业需要直接对市场价格作出反映。有了产业政策,相当于有了一个隔离墙,企业可以间接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有助于企业降低风险。不能否认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内企业的保护作用,这是基本理论问题。

在研究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之前,需要定义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指产业之间的结构与产业内子部门之间的结构。产业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产业结构是产品之间的结构,即不同产品在数量上呈现出来的比例,这种水平层面的产品结构由消费结构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我们谈及哪个部门或者产业过剩或短缺,直接的表现形态就是产品数量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结构。产业结构比产品结构深刻之处在于,产业结构强调要不断地能够再生产出某种产品结构的能力结构。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强调一种动态的稳定状态和纵向的、进化过程中的强健性。产业的能力结构又可以分为人力结构和资本设备结构。而能力的炼成是需要培育的,市场当然是基本的产业培育机制,但是在能力的培育过程中,政府并不是无为的,政府培育产业能力的手段就是产业政策。

广义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定义来看,凡是跟产业有关的国家政策(包括产业发展、产业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是产业政策。这个定义对于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适用。跟产业有关的政策大体有七类:

第一类产业政策是科技创新的国家政策,主要面向四个单位,一是培养人才的学校,二是承担国家基础科学创新任务的科学院,三是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人类未来发展能力的医学单位,四是涉及到国家防御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航空太空单位。这四个单位由于涉及科技创新能力因而与产业发展都有关系。

第二类产业政策是与学习能力(包括企业、个人、政府与各种机构的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关的支持。学习能力与教育有所区别,学习能力包括企业的培训政策、在岗培训等非学校教育。影响这种学习过程的政策也是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类产业政策是有目的的产业支持政策。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如并购重组政策),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发展战略。比如《中国制造2025》中就有一系列产业目录和产品目录,甚至包含许多具体项目、配套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等等。

第四类产业政策是与绩效评估和竞争(即人力资源和企业能力的更新换代)有联系的产业政策。比如,考虑要关掉什么钢厂或煤矿时,首先会对产业内的企业绩效进行评估。政府也会经常提出各种产业标准,比如汽车排污标准。标准的设立和更新,就是重要的产业政策。

第五类产业政策是关于激励机制的产业政策。激励机制不光是给奖励或工资,更重要的是价格和税收政策。国家在哪些地方提价、在哪些地方减税,都会影响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

第六类产业政策是选择性的机制。比如贫困地区的企业要不要上市、是否对贫困地区的企业上市给予优先地位?这都是选择性的机制。

最后一类产业政策关系到信息流通和沟通。比如是否放开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业务?放开到什么程度?在什么程度上实施信息隔离?在什么环节允许信息分享?这都会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与产业有关的政策基本上都可以包含在广义的产业政策里面。这还没有包括所有的贸易政策。其实贸易政策、关税政策也是产业政策,因为它们都与产业有关系。

笔者认为,广义的产业政策在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实施,只是实施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即使在美国,2016年推出的国家制造创新网络战略计划也是如此,而且确定了一些具体的关键技术的创造平台,这应该属于产业支持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创造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既不能让市场调节,也不能让政府调节。但知识创造以前,政府可以提供方向、加大投入和拨款、优化环境,这属于广义的产业政策。在知识创造这个层面,政府广义的产业政策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狭义的产业政策

现在讨论狭义的产业政策。包括张维迎、林毅夫所讨论的,以及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强调的产业政策,都是狭义的产业政策。

狭义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指世界第一以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实施的,对国家、企业、个人的知识积累和能力积累有影响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帮助国家、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成长,它影响的不是企业之间的水平关系,而是影响企业和产业垂直的、动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这种产业政策的影响力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着眼于短期,而是注重企业、产业、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前景。

过去拉美、东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这30多年实行的产业政策,都是狭义的产业政策,其目的是积累知识、能力和资本,提升企业、产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一些OECD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也属于狭义的产业政策。

除了处于世界第一、达到了领先地位和最先进的国家以外,一个国家处于赶超过程中,在没有达到领先地位之前,都要实行这类政策。这种狭义的产业政策是发展过程中跨不过去的,这既是林毅夫坚持的,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产业政策。这种狭义的产业政策,包括贸易保护、政府投资、国家补贴、政府资助、金融支持等,是我们当前在争论的产业政策。

狭义的产业政策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赶超过程中关键技术项目研发的支持;第二类是贸易保护;第三类是国家对具体产业发展项目的支持;第四类是国家帮助产业整体性协同抵抗外部风险的政策支持。当然美国政府也需要帮助产业抵抗外部风险,所以第四类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需要,是属于广义的产业政策。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在健康、金融发展、基础网络上面的投资,如果服从于赶超战略,就应该属于狭义的产业政策。

实施狭义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以非市场或者反市场的方式来影响产业的成长和发育以及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调整。笔者认为,按狭义的产业政策本身的定义,一般是反市场的,至少是非市场的。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批评的就是18世纪英国实行的产业政策。但是,尽管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是对立的,这两个对立面在国家成长、经济发展、市场成长和发育过程中却可以统一起来。英国在17-18世纪、法国在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都运用过产业政策来支持其世界市场的扩张,日本、德国和一些后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运用产业政策来支持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扩张。

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目录以及配套的金融、财政、土地、税收、进出口贸易等政策,在赶超型战略中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但也确实存在副作用,张维迎之所以批评这种产业政策,主要是因为在实施过程中它的计划经济色彩很浓。

笔者认为,一些狭义的产业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来源于市场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目标时产生的市场失灵。但是我们的确还要看到另一个方面,即由于实行狭义的产业政策,压抑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造成产业保护本身的恶性循环。比如,政府保护某一个产业,结果会保护落后,导致进一步保护,陷入“保护陷阱”;随着产业发展成熟,狭义的产业政策就应该慢慢淡出。因此,市场化方向与狭义的产业政策是对立的,市场竞争政策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的退出。

重新思考产业结构体制设计

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原国家计委主导产业结构的情形相比,最近20多年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市场程度有了大幅提高,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第一,政府追求GDP增长目标,一再沿用业已表明不再适合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的产业结构;第二,一批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一直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保护下存活着;第三,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在1996-2007年间,关税保护和非关税保护(各种进出口配额管制)都是着眼于对国有企业集聚的产业进行保护;第四,每当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时,政府总是出台各种产业保护的清单,甚至将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属于“高新产业”、是否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审议权都归属于国家科技部。这都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没有走出政府主导的传统模式,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决定产业结构的体制设计。

其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重构,完全可以让市场作为决定性机制,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作用。产业的基本元素是产品与生产产品的企业。既然产品由企业选择,企业是按市场价格和盈利原则来选择产品生产、决定究竟是与其他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还是选择生产异质品,那么,作为企业集聚的结果的产业,当然也可以基本上由市场价格机制来决定和调节。在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是两个:一个是人的偏好,偏好变化会引发需求发生变化;另一个是生产的技术条件,技术变化引起新产品层出不穷或者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贸易成本。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本质上是由新产品的出现、新生产方式的出现、拥有新技术的全要素生产率领先的企业的出现所引发的,这些企业一旦主导了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就会具有比较优势,使资源从其他旧产业向这些新兴产业转移,进一步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是一个由偏好与技术变迁引起、由企业为适应这些变化而在产品和生产方式选择上作出的调整而累积起来的、由全要素生产率领先的企业集聚所发生的创造性产业革命与创造性破坏相混合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很难预测和事先安排的。

强调产业结构应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并不是取消政府在产业结构重塑与调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若完全依靠企业对需求变化、技术变化和价格变化自发地作出反应,则可能会发生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因为单独的企业决策人在面对偏好变化、技术变化时,也许意识不到这类变化的深刻含义。其次,即使单独的企业家意识到上述变化,想在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上作出反应,也往往是力不从心的,调动不了多少资源。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对于一个深陷于传统产业里的单独企业来说,面临新的产业结构变化,可能会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而抵制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在确立从传统的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模式向市场主导产业结构的模式转变时,政府的参与和调节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仍然是必要的。

但在市场主导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政府的产业政策及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会发生变化。笔者认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是应该加以注意的:第一,政府在产业结构的重塑过程中,应该恪守公共服务的定位,政府对于产业投入的参与,主要限于国防工业、基础设施、战略新兴产业的早期研发和绿色环境工业。第二,政府资本对其他产业的投入和投资,应通过国资投资公司进行,引导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三,政府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应遵守由市场选择的原则,尽可能减少由政府部门来确定“高科技”、“新兴产业”的所谓标准,避免制造出一大堆假成果、假专利。第四,进一步减少和清理各种“产业优惠”、“税收优惠”和“信贷优惠”政策,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应主要通过“社会资本”的形式来实施,即为社会公平竞争提供可信、公开的服务平台,设定各种规范,使企业之间、交易者之间的联系更简洁、更有效。第五,尽可能淡化政府扶持的产业清单,以减少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套利”,让产业分析和产业结构分析渐渐成为一种日常的非政府政策的商业投资分析业务,为企业选择产业定位服务。

代表性产业化住宅政策特征总结 篇4

关键词:日本,香港,装配式建筑,住宅产业化,政策

历史上, 亚洲各国都出现过人口太多而住房不足的情况, 人口与住房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各国政府所专注的问题。学习其他亚洲国家在住宅产业化的进程当中的政策以及经济方面所做出的工作对于我国发展住宅产业化有深远的意义[1,2,3]。

1 日本住宅产业化发展

日本虽然总人口数量处于世界低水平层, 但是人口密度却名列世界前位。日本平均人口密度曾经可以达到343人/km2左右。

1.1 日本住宅产业化政策演变历史

日本产业化住宅始于1923年的日本的关东大地震。地震后的建设是装配式住宅开始的促进因素。同时, 在此时期, 包括世界战争等因素, 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降低。快速高效建设住宅成为当时的课题, 同时国家介入住宅建设。

日本于1941年成立住宅营团, 1951年颁布公营住宅法, 1950年, 日本政府提出新建租赁住宅设计标准, “公营住宅”出现在日本住宅市场。1955年政府设置住宅金融公库, 自此, 日本“公营、公库、公团”正式成立。也是这一阶段, 日本“公共住宅”被提出来。即以出租的方式为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问题。

1952年, 日本基于“公共住宅”提出“公共住宅建设3年计划”, 一共5期, 为期15年。

1966年, 日本政府推出“住宅建设5年计划”, 主要针对仍然未能良好改善的居住压力。首期的目标就是实现“一户家庭一户住宅”, 即至少能够做到一个家庭拥有一户住宅。

1976年, 日本政府明确“公共住宅”的发展方向变为提高住宅建筑的建设质量。日本社会在提高技术的基础上, 加入了个性化设计。即在原有的千篇一律的建筑设计基础上, 加入了住宅使用者自身的特殊需要。

20世纪70年代, “一户家庭一户住宅”已经得到实现, 日本开始重视住宅配套设施。同时, 由于技术和政策的到位, 直到80年代中期, 通过产业化建造的住宅已占竣工住宅总数的比例15%~20%。

1980年, 日本政府针对住宅建设质量提出一系列“标准”。例如, “最低居住标准”、“诱导居住标准”、“都市居住型居住标准”、“郊外一般地域型居住标准”等等。

1990年以后, 日本政府更加注重住宅的可持续发展, 包括“中高层住宅生产体系”、长寿社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 促进日本住宅产业化的发展[4,5]。

1.2 对日本住宅产业化的反思

日本的住宅产业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典型案例。现在万科在使用的VSI住宅体系就是在学习日本住宅产业化的技术基础上, 自主研发的。而日本住宅产业化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不仅仅只是日本的建筑研究者们的技术, 而是日本政府对于住宅产业化的重视。在住宅建筑工业化的过程中, 包括金融行业、建筑行业、社区组织等紧密合作, 为解决居住问题共同协作。

2 香港住宅产业化发展

中国香港地区人多地少, 住宅紧张。政府同样提出了与住宅产业化相似的住房制度。在香港, 这种住房被称为公屋, 也是世界上一个成功的保障方案。

2.1 香港住宅产业化发展历史

香港的住宅产业化始于1949年以前, 主要原因是大量内陆人群移民进入香港, 香港住房问题空前紧张。后来又由于火灾的影响, 政府开始介入住宅建设。

保障方制度是政府介入住宅建设后提出的, 方式为“徙置区为主, 廉租屋为辅”。

1954年, 英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徙置事务处”, 主要负责“徙置屋”的建设, 即廉租屋。是后来香港公屋的雏形。此后, 香港开始制定专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政府职能机构。

20世纪70年代, 香港政府先后出台了“10年建屋计划”、“长远房屋策略”和“租者置其屋计划”等一系列公屋建设规划。1972年, 新任港督麦理浩宣布10年房屋计划, 并成立香港房屋委员会 (HonggKong Housing Authority) 。委员会的服务对象以中低收入家庭为主。开发商以低价从政府手中购买土地, 同时再以低息银行贷款为依仗, 进行建设工程。经济上, 委员会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

在这个计划以及委员会的运作当中, 政府的最大优惠政策是贷款。不管是对于开发商建设过程的优惠, 还是对于购房者买房的优惠。政府首先会对申请公屋的民众颁发“绿卡”, 凭借绿卡, 购房者可以拿到较高的银行优惠贷款, 便于买房。

1973年香港总人口中, 就已经有36.4%左右的人口在公屋居住。之后, 委员会提出了大量的新式公屋类型, 包括“十字形公屋”、“L形公屋”等等。公屋的设计、居住水平在逐步提高, 同时房屋的配套设施也更加完善。居民的居住质量提升迅速。

1987年, 在香港政府长期的运作下, 大部分香港居民有了固定的居住场所。在此基础上, 政府制订了“长远房屋策略”, 主要的目标是“公屋私营化”。与此同时, 政府制定了一些列的措施, 保障“公屋”制度的公平性, 包括对于居住者进行分类管理。比如, 将居住公屋10年以上, 并且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评为“公屋富户”, 这种家庭需要缴纳更多的租金。

香港政府在住宅产业化的过程中, 提到了两个重要的计划, 分别为“自置居所贷款”计划以及“居者有其屋”计划。“自置居所贷款”计划是在“居者有其屋”计划之后提出的, 主要的作用是保障所有人有房可住的同时, 避免有一定能力购房的居民回流到公屋。而这一部分人, 政府提出了免息首期贷款等政策, 将轮候公屋的居民的压力减小。

后来, 在20世纪90年代, 由于所有的香港居民已经都有住房, 政府则鼓励居民出售公屋。挑选一部分有条件购买公屋的租户, 购买现住单位, 将公屋转化为居住房屋。而这一部分资金, 用来新建以后的公屋, 解决后续居住问题。

21世纪之后, 受一系列的事故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房委会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在2002年, 香港政府对于房屋局以及房委会进行了架构精简, 重新对于香港的公租房管理进行规划。现在的房委会只具有简单咨询功能[6,7,8]。

2.2 对香港住宅产业化的反思

香港公屋对于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保障, 在全世界范围内少见, 包括房屋分配的公平以及居民权益的保障。香港政府在公屋的政策制定中保持了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平衡, 尽量保证做到顾及所有市民, 有房可住。同时在适当的时候, 保证公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为居住者的生活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3 结语

中国的住宅发展在建筑产业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 想要有效地发展住宅工业化, 必须保证所有的环节, 包括政府、公民、房地产商全部都调动起来, 积极参与并且互相监督。

亚洲各国的住宅产业化发展各有特色,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所有国家地区住宅产业化发展的前提都是房屋分配的公平性。由于住宅产业化的高速建设的特点, 使得住宅产业化主要应用于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房建设当中, 如何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房可住, 是政府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永, 张涛.国外住房保障制度比较分析与启示研究[J].建筑经济, 2011, (4) :35-36.

[2]俞永学.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上海交通大学, 2008 (6) :45-47.

[3]谭瑞娟.装配式公共租赁住房建筑设计研究[D].北京建筑大学, 2014 (6) :55-56.

[4]丁士泓.日本公有住宅研究[D].天津大学, 2008 (6) :42-43.

[5]邱伟立.日本集合住宅设计发展历程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 2010 (6) :21-22.

[6]赵强, 香港集合住宅—公屋研究[D].天津大学, 2008 (6) :17-18.

[7]孙海刚, 香港公屋设计特色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 2012 (6) :14-15.

文化产业政策 篇5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和十七大的召开为重要关节点,这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十六大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前,这是在新形势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丰富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基本原则、着力点、基本出发点、基本思路、工作方针等多个侧面阐述了搞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别强调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要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特别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面向市场,认识到“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是统一的,是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实现途径。”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强调“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同时,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同时,伴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明确提出,胡锦涛还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化建设来不断构筑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撑”。这在2005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对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有很强的导向性,有利于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则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要形成“两个格局”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等目标,为我国“十一五”的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2005年1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这一《意见》成为我国加强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进一步丰富了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重要指导,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为重要契机,在深入阐发文化体制改革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不同角度和城乡不同特征出发,对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到十七大的召开,这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

从2003年6月份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系统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试点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2005年底,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意见》总结前一阶段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我国文化体制存在的“四个不相适应”,要求“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意见》分别就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细致规划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文化企业改革、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的具体思路。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努力在“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四个关键环节上实现新突破。2006年9月,中央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建设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要求,并从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说明;另一方面,明确了影视制作业、出版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提出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等目标要求,并就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造、培育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十七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强调“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确要求“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改革的具体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对于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发展。如果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的话,那么十七大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则是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总之,理论内涵的提出、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在理论化、系统化上取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第三阶段: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两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理论、新视角的观照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阶段。

这种“深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进一步细化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解。在十七大召开几个月后,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这里对于以人为本的强调,对于统筹兼顾的坚持,都渗透着科学发展的血液。2009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将文化体制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和责任主体,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0年4月,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进展、主要成效和主要经验,指出了2012年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阐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这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显得尤为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相关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举措中就有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拉动消费、促进和谐、增强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明确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他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产业化政策论文 篇6

我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基本趋势。近十年来很多垄断性的行业通过国有企业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在出版业,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让民营独立发展的很大空间。另外也涉及到作为文化安全性的问题。

基于这样大的判断,我想个人发展的平台在哪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的空间。我个人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做出版,而且希望能够做大,做出影响力来,把自己的个人文化理想和价值观得到体现。这就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平台。很多人说民营被国有并购,就能保证有这样的平台吗?我说,至少有这种可能性。

产业发展趋势

关于培育超百亿出版传媒企业只有一条路,通过整合、并购,建构几个大的出版集团出来。比如说十个大的出版集团出来,可能会死几个,但是总会有几个可能壮大起来,会形成一个基本的产业格局。国家在这部分的控制还是形成一种金字塔的结构。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最好选择。

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营治理工作,“联合运营”是一个新提法,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另外是资本项目的合作。我解读的是两个层面,一个是业务层面的合作,叫做联合运营。一个是资本层面的合作,所谓股权投资,项目投资。

整个出版业一直存在双重压力,那就是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一直不明朗,业内人士往往把产业的问题归咎到政策层面上。实际上如果从全世界的层面来说,书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它本身就有它的特殊性。一个是产业集中度的需要。一个简单的数据是,欧美基本上前十家占了60%-70%的市场,《纽约时报》排行榜里面基本上就是那几家大出版社,这是国际趋势。而中国的产业集中度很低。很多人认为书业乃至创意产业更多的应该是活跃的中小型公司。但是我认为中小型公司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公司结构和平台基础上的。这个整合的基础还是应该有的。目前我们的产业集中度还是靠人为的行政性的集中。

一体化,这也是一个产业发展的趋势。欧美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所有的环节在一个产业资本里面,比如说出版产业,印发可能在一个集团下面,每个都是独立公司。第二是所有的媒体会整合在一起,杂志、报纸、网络放在一个产业资本下面。全世界大的出版集团,要么是一个完整的出版集团,要么是一个传媒集团里面的一个部分。我国现在还都是分割的。

现在民营的合法地位确立了,我们至少属于一个新兴生产力,也有一个统一口径,叫做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这个等于是总署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合法,主体地位已经得到了认可,我觉得资本市场的并购就有可能,否则就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下,书号资源、内容资源、渠道资源、人才资源竞争将会加剧。我马上要开发一个叫做“18计划”,每个月18日,所有的策划人,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民营的中小型出版公司来跟我讲故事,讲选题,讲结构,我来投资,台湾承包就是这种模式。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对出版业是有好处的。资本集中以后,产业内容资源有了以后,就把竞争提高到了更高的层级。资源就会重新洗牌、整理。所以整个出版行业就是一个资源主体的行业,未来的竞争就会在所有的层面上全面展开。

民营企业被并购后会暴露诸多深层问题

以我的了解,估计目前大的有实力的民营公司,无论是教辅还是社科都会被收编,民营现有的格局会改变。未来两三年会有100亿-200亿的资金进入这个行业。行业的游戏规则也会变,产业集中度会提高,资源也会高度垄断。

产业政策 篇7

日前,两组刚从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生产线下线的CRH380B型高速动车组抵达西安铁路局西安动车段检修库,这是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动车组,最高运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80公里,将服务于9月份加开的西安至上海、福州、合肥等各条高铁线路。

此次配属380B型动车组将主要服务郑徐高铁开通后西安局加开的各次高铁列车。以西安为枢纽的西部高铁首次与京沪高铁互联,西部高铁通向华北、华东、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门将被打开。届时,陕西高铁将与京沪、宁杭、合福、胶济等10余条高铁实现互联,西部高铁将迈入新的时代。

中国网民规模破7亿互联网普及率超五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8月3日在京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网民规模连续9年位居全球首位。

此外,互联网金融类应用在2016年保持增长态势,网上支付、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增长率分别为9.3%和12.3%。

国务院发文推进出租车行业改革明确网约车合法地位

7 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部、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等七个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具体实施时间为2016年11月起。其中,网约车的合法地位获得了明确。《暂行办法》表示,满足条件的私家车可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后即可转为网约车。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正式落地老挝提供服务

8 月4日,随着首个定位服务单基站日前在老挝首都万象建成并通过技术测试,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正式落地老挝。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欧洲建设中的伽利略系统构成全球四大导航系统。据介绍,北斗系统在东南亚的应用相比其他系统,具有明显的时间可用性、空间可用性,以及高精度导航、高强度加密等优势。

中国已是全球第四大核电国家2020年将跃居世界第二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当前在运核电机组数达34台,仅次于美国、法国、俄罗斯,位列全球第四。此外,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0台,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在建核电机组数的40%,是世界上核电发展最快的国家。从总装机容量看,截至今年7月,中国大陆核电总装机容量5500多万千瓦,同样位居世界第四。到2020年,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将达到90余台,从装机容量上讲,将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二的核电大国,仅次于美国。

工信部拟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准入门槛

8 月12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重新划定新能源汽车范围,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强化产品安全监控。

产业政策 篇8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12 月24 日在京召开。会议部署了2016 年重点工作,要求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

会议提出,实施宽带网络提速降费行动,推进信息通信业转型发展;制定高速宽带网络建设和提速降费年度行动方案,力争2016 年基本实现所有设区城市光纤网络全覆盖,20M以上高速宽带用户比例超过50%,4G用户达到6 亿户;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试点,落实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城乡规划工作,稳步推动三网融合业务分期分批扩大至全国;积极稳妥推进电信领域开放发展,实施共建东非信息高速公路项目;有序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研究制订总体方案、标准体系框架及推进策略;科学配置与合理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规范无线电台站设置和使用。

2. 中国拟成立2000 亿元规模电子信息产业基金

1 月8 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与平安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筹建2000亿元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基金。

据协议,双方将以“基金+平台”合作模式,共同筹建20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基金,搭建集政府、协会、金融、创业团队、创客、用户于一体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共同致力于推动制造强国与网络强国战略的落实。

平安银行行长邵平介绍,电子信息产业基金将为企业提供“融资+ 融智”的全面综合金融服务:包括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产业园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服务“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发展战略,支持创业创新等。

3. 工信部:12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近10 万同比增3 倍

2015 年12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9.98 万辆,同比增长3 倍。其中,纯电动乘用车生产2.57 万辆,同比增长114%,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生产1.05万辆,同比增长2 倍;纯电动商用车生产5.78 万辆,同比增长6倍,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生产5725 辆,同比增长51%。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前六批的国产新能源汽车生产9.18 万辆,占12 月产量的92%。

4. 2015 年度互联网数据盘点

1 月14 日,艾瑞咨询对外发布2015—2016 年度中国互联网领域十大风口行业核心数据报告。本次数据覆盖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旅游、在线娱乐、智能硬件、社交网络、网络广告、二手车电子商务等十大风口行业,为整体产业参与者呈现互联网及周边产业经济发展脉络。

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16.2万亿, 增长21.2%。 本地生活O2O38.4%、网络购物37.2% 的强劲增长拉动了电子商务整体的增长。

5. 电信、联通签署战略合作电信联通用户未来可共用网络

1 月13 日,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正式签署“资源共建共享、客户服务提质”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网络共建共享、提高网络互联质量等五个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据了解,未来电信和联通用户可以自动切换共用双方网络,这将大大提升用户的体验。随着合作的深入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客户服务提质”将惠及亿万客户。杨杰表示,合作将推动运营商提供更加优质的网络和服务,创造更多高质量、高价值的有效供给。

6. 中国首家公信信息互动交流平台上线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建设的大型公益性公信互动交流平台——公信点评网于1 月12 日正式上线,该网站是国内首家从事公信点评的第三方权威机构,为全体公民提供客观、公正的社会公信信息查询、用户点评、公信预警引导等服务。

据悉,公信数据的应用方式、公信值的具体算法以及公信系统的衡量指标等由公信数据应用专家委员会提供。低公信累积数据由备案数据库黑名单及12321 举报数据中生成。

7.发改委:重点支持大数据示范应用共享开放

1 月20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重大工程的通知》,通知提到重点支持大数据示范应用、重点支持大数据共享开放、重点支持基础设施统筹发展、重点支持数据要素流通。

通知提到,在重点支持大数据示范应用方面,开展社会治理大数据应用;开展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在健康医疗、社保就业、教育文化、交通旅游等领域,推动传统公共服务数据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穿戴设备数据的汇聚整合。开展产业发展大数据应用,在工业制造、新型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工程、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提升大数据资源采集获取能力和分析利用能力。开展创业创新大数据应用,实施大数据开放行动计划。

论绿色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政策支持 篇9

1 绿色农业产业化金融政策支持必要性

1.1 绿色农业自身的风险性对资金依赖

第一, 绿色农业产业化仍以传统农业为基础, 一定程度上看天吃饭, 会不可避免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二, 不同于工业, 农业的生产周期长, 自然灾害对其的影响时间长、危害大。第三, 绿色农业产业化初期相对其它部门平均利润较低, 风险抵抗性较差。来自政府的金融政策支持可增加农民组织和企业龙头的抗风险能力, 增强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绿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1.2 绿色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延长对资金依赖

产业链延长不仅仅包括链条上每个环节 (基础设施建设、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 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且也包括管理延长的产业链本身对资金的需求。产业链的管理包括组织链管理, 信息链管理和物流链管理三大部分。管理好产业链可以减少信息交易成本, 增强市场信息的流动性和反馈性, 及时应对市场的变化。因此对绿色农业的资金投入不仅可以延长产业链条, 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而且可以增粗产业链条上的每个节点, 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

1.3 绿色农业产业化的科技需求对资金依赖

绿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将生产安全无污染的绿色农产品与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系统统一起来。而先进的农业技术研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坚强后盾, 此研发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前期种子, 生物农药肥料及农机的研发, 也包括中期农产品深加工生产的研发和后期产品运输仓储的研发。农产品相对工业品来说, 有效期较短, 对保鲜、冷藏、包装、保质等技术要求较高, 因此好的包装运输仓储技术可以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半径, 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但是一方面此技术研发所需要的资金对企业来说回报期较长, 另一方面绿色农业的科学技术研发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效应, 社会对此受益但并没支付一定成本。由此产生的市场失灵影响企业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补贴, 弥补企业损失的经济效应。

2 当前绿色农业产业化金融政策支持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金融政策支持的机构主体单一

目前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以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 经济欠发达地区仅有农村信用社。大部分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发展和资金安全等方面的考虑, 将经营重心放在城市, 撤出了农村地区, 由此导致的农村金融机构主体单一和数量不足严重制约了绿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2.2 金融政策支持的机构产品单一

由于农业市场风险偏大, 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产品数量少, 金融业务范围内容狭窄。农村金融产品主要以信贷产品为主, 债券、基金等新型金融产品在农村几乎没有。并且信贷产品必须采用抵押贷款的方式, 而大部分绿色农业的生产者除了土地之外没有什么可供抵押的, 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又使得土地抵押难以实现。

2.3 金融政策支持的机构服务水平偏低

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人才流失严重, 导致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总体偏低。大部分员工仍保留着传统服务意识, 坐等农户上门寻求贷款, 没有完全走向市场, 更谈不上创新金融产品。

2.4 农业保险的作用力有限

农业保险对促进绿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我国目前农业保险水平不高, 险种较少, 覆盖面很小, 对绿色农业风险的分担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2.5 绿色农业经营者融资途径狭窄

由于绿色农业的企业规模偏小, 可用于抵押担保物品少, 而金融机构普遍存在“抵押物崇拜”的意识, 农民最基本的土地权很难成为抵押物, 使得通过银行融资较难, 上市融资更不可能。

3 加强绿色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政策的基本方面

3.1 绿色农业产业化信贷支持政策

3.1.1 加大对绿色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的信贷支持。

对龙头企业应从农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到最终的仓储、保鲜、运输提供中短期信贷支持, 对其科技研发提供长期信贷支持。金融机构通过业务创新发现和锁定其中的优秀龙头企业, 对其中科技含量高, 未来市场前景好的企业可推行无形资产质押贷款。对农民合作组织提供小额贷款应简化手续, 提高贷款额度, 允许耕地, 宅基地或承包的林地山地做担保物, 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 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 发挥好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对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进行利率补贴, 降低龙头企业的融资压力

3.1.2 发展农村微型金融机构。

微型金融机构包括农村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这些金融机构以农民自有资金和吸纳一部分社会资本组建而成, 按照市场机制营运和管理, 优先服务于农业。其优点在于简化贷款审批手续, 减少贷款审批周期。应适当降低微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 对微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财税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缓解金融机构的资金压力, 引导资金向绿色农业的流入。

3.1.3 建立银企对接平台, 解决银行找企业, 企业找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企业在平台中发布自身企业现状、盈利模式、财务报表和资金需求数量、去向等信息;银行发布可信贷金额以及条件等, 建立双方沟通机制, 促使银行和企业双向靠拢。

3.1.4 条件成熟地区可考虑建立农业信贷风险基金, 用来弥补金融机构的风险损失。

该基金通过收取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注入, 政府以收取的营业税一定比例对其财政补贴注入。

3.2 绿色农业产业化保险支持政策

3.2.1 保险公司应严格风险区划, 科学厘定费率。

结合龙头企业的实际情况, 区分各企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即一方面依据企业所在地的气候、土壤、地形、水利等自然因素, 另一方面依据企业产品的市场信息 (产品前景、销售规模、垄断程度、科技优势等) 等市场因素, 合理划分风险区域。对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不同险种建立合理的多档次费率体系。高度差异化的费率不仅可以有效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的逆选择, 同时也有利于激励企业自身积极防灾防损, 降低风险, 改善费率档次, 从而提高绿色农业保险经营效率, 增强绿色农业保险发展的动力。

政府应一方面加强财政支持力度, 对开展涉及绿色农业的保险公司根据其保险额度进行财政补贴, 另一方面建立绿色农业风险基金, 在遭受巨灾时为保险公司和农户提供一定的保障, 维系绿色农业保险的持续发展。基金来源包括政府的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和绿色农业龙头企业的收入。对三者均采取强制措施, 例如龙头企业在每种植或收购一定量的农产品, 保险公司在每承保一定量的农产品, 政府在每收取一定财政税收, 都按照事先约定百分比交纳相应的风险基金。从长期看, 这种方式是双赢的, 一方面政府将每年无序的不确定的灾害救济变为合理的确定的支出, 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另一方面有利于保证灾害发生后农民能及时得到补偿资金, 尽快恢复生产与灾后重建。

3.3 绿色农业产业化担保支持政策

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是实现绿色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途径。具体可通过信用担保和实物担保两方面来完善担保体系。

3.3.1 推进建立以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主要对象, 以信用记录、信用调查、信用征集、信用评级、信用发布为主要内容的信用系统建设。政府对辖区每个绿色产品龙头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搭建起信用平台, 金融机构借此可以获得企业客观公正的评级, 增强对企业的了解和信任。该信用记录不仅包括普通的银行信贷记录, 还必须囊括企业收购绿色农产品时对农民货款的支付情况。

3.3.2 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 鼓励农民和农业企业以“土地换担保”, 尝试将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农业生产性设施使用权等作为抵押物, 实现农地产权资本化, 既可增强农民的信用度, 提高融资额度, 也能化解金融机构风险。

3.4 绿色农业产业化债券支持政策

通过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来解决融资问题。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是以多个中小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为发债主体, 使用统一的债券名称, 向投资人发行的约定到期还本付息的一种企业债券形式。这种发行方式, 打破了只有大企业才能发债的惯例, 开创了中小企业新的融资模式。政府应鼓励辖区内的绿色农业龙头企业联合起来发行此类债券, 以满足企业自身的资金需求;做好辖区内全部绿色农业企业的信息平台建设, 将同类型、同风险、同规模企业归类管理, 作为牵头人, 在债券的发行工作中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对债券成功发行的企业进行利息补贴。

3.5 绿色农业产业化基金支持政策

风险投资基金最大的特点在于倾向投放高风险、低资产抵押担保、市场前景好、不具备上市资格的小型新兴企业。而经营绿色农业的企业正符合此特点, 因此引入风险投资基金会有效促进绿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风险资金的注入不仅解决了企业资金需求问题, 更引进了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 能有效改良企业资本结构, 促进企业良好发展。政府一方面应对引进了风险投资基金的企业进行适当税收减免, 以促使风投的注入, 另一方面应借助媒体对外宣传自己的企业, 做好企业和风投之间的联姻工作。企业也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 健全财务体系, 为风投的注入提前做好准备。

摘要:发展绿色农业及其产业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 我国的绿色农业正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着产业规模化程度低、市场不确定性高、资金不足等问题, 需要对绿色农业产业化进行金融政策支持, 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分析了绿色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目前金融政策支持的现状以及加强金融政策支持的基本方面。

关键词:绿色农业,产业化,金融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张祖荣.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财经科学, 2006, (10) :36.

体育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政策选择 篇10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日, 体育工业作为新兴的充满生命力的工业,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世界各国都显示出迅猛的开展势头, 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兴旺的国家, 体育工业所占的经济比重每年都保持着大幅度的增加, 在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地, 体育工业的年产值都排在国内十大工业种类之内。在中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体育工业发展的水平已经抛开其他地区很大一部分。在这些区域, 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已占本地GDP的0. 7% ~ 1% , 变成区域经济的重要增加点。体育工业对推进区域经济增加、改进和调整经济构造、推动社会就业, 带动有关工业开展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社会特定的二元经济构造就注定了体育工业在不同区域内会体现出不一样的整体水平, 在不一样的社会阶层中体现出不一样的社会消费需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进程当中, 整个国内的市场对体育产业的基本功能还不能得到充分展露和使用, 体育工业中也存在着垄断或寡头独占景象。

为了确保体育市场的公平、公正, 就要在客观上要求对体育工业进行微观调控, 从体育工业构造和体育工业布局两大方面来优化整体的体育产业结构。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体育工业, 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高效的经济保障。体育工业所供给的资金已占各地体育事业经费的一半以上, 有些经济发达区域甚至到达70% 。可是, 从整体水平来看, 中国体育工业开展还存在许多问题, 比如内部结构不太合理; 主导市场的主体性工业所占比重偏小, 体育用品制作业所占比重却很大; 体育工业布局不太合理等, 这些问题都亟待我们解决。

2体育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1) 中国的体育产业结构要表现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与效果, 凸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优势性, 燃眉之急是要拟定相应的体育工业方针来确保体育工业健康、有序地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制度的不断调整, 体育工业的发展要从单纯寻求规划、数量向追求质量、追求高效益等方向发展, 从改进体育工业的内部构造、注重内在型问题解决出发, 在任何时候都应拟定出契合本国体育工业构造和工业布局的方针政策。所以, 着重研究中国体育工业构造与工业布局, 既是对中国体育工业理论的弥补与完善, 也可拓展体育工业研讨的视界, 将体育工业的发展放在中国工业整体层面来思考, 提升体育工业研讨的层次, 使中国体育工业的开展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一步一步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2) 体育工业的内部存在主导工业、重点扶持的新兴工业及适度发展工业等。因而, 有必要探寻出各个工业在整个体育工业中的位置, 才能制定各种类工业的发展战略, 拟定出相应的体育工业发展方针。工业构造的合理化为工业构造的高级化打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工业构造的高级化则推动工业构造在更高层次上完成合理化。

3 中国体育工业的发展和整合

中国体育工业方针的研讨主要聚集在以下几个方面: 体育工业方针的内在与分类体系研讨, 各种类体育工业方针的研讨等。现在的发展理论对体育工业方针的制定、传导、操控、监督以及最后的成果评价,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运转集团的利益。所以有必要加强对方针传导进程的观察, 将微观范畴向每一个微观个别范畴进一步深化。但是适配的体育工业方针也受到一系列发展制度与规范的严厉约束, 所以要着重加强对体育工业方针正反两方面效果的对比研讨, 对不一样区域体育工业方针的研讨要注重不同的环境要素, 对各类范畴的体育工业方针研讨应更为和谐, 更应注重体育工业方针的多学科和跨学科部分的协作研讨。

进入21 世纪, 一些专家认识到各种体育工业构造的联系、效果和位置可能是不一样的。体育工业方针首先包含体育工业构造方针、体育工业安排方针、体育工业布局方针和体育工业技能方针。中国体育工业市场的构造整体上趋于离散型, 体育商品和效率的差异化程度较低, 各体育品牌的特征表现不是特别明显, 每一种品牌的主打产品之间的相似度较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体育工业领域的直接行政规制逐步为法令规制所代替, 体育用品以及其他方面的需求与实际市场供给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 这就导致了中国体育产业结构在艰难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强大的阻碍, 从而使得中国体育产业规划会在制度与规范的混沌中挣扎更长时间。

4 体育产业布局向合理化和完整化方向发展

中国体育工业总体而言处于起步期间, 绝大部分的工业产业生产发展状态并不熟练,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工业运转机制的理论发展。再加上受到了各方面要素的制约, 中国有关体育工业方针的制定和布局政策的施行前景并不明朗。一些方针通常出于救急意图, 不免会出现顾首不顾尾现象的发生。方针制定和政策的施行和彻底地了解方针制定、传导、操控、监督以及绩效评价的全部内容就变得十分艰难。理论研讨的艰难使我们只能将体育工业方针视为未知要素。为此, 体育工业方针要处理好存量构造与增量构造、规划效应与数量效应的联系, 改变政府规划与处理的职能, 选用适应区域市场的调控手段, 打造优秀高效的体育产业经济基础和经济根底, 进一步凸显工业方针传导的必要性。此外, 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中国社会现已形成了巨大且带有区域性质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对相关工业方针的制定、传导和施行进程影响很大。这些利益集团彼此是一种彼此博弈的联系, 所以制定出的方针实际上也是一种使竞争趋于平衡化的产品。因而, 加强与各大利益集团联系的研究与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化地推进体育工业方针运转的进程。而从国外发达国家体育工业方针的实践经验看, 有必要认识到体育工业方针受到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约束, 因此中国体育工业方针的制定和施行必须十分慎重, 要尊重区域的文化和地域的特点。

体育工业策略和政策的相关研究所波及的范围很广, 内容也比较纷繁复杂, 跨越了多个学科, 涵盖了体育、工业经济、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所以, 从实践经验能够发现, 现在中国体育工业政策的研讨首先波及体育工业事务范畴, 包含体育工业运转机制、体育工业方针科学化, 众多的内容使得中国体育工业的研讨难以进行体系深化。此外, 参加研究的专家也大多来自体育专业教学和科研机构, 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工业的基层从业人员很少, 这有可能导致我们不能最大化地解决现实中的困难。

5 结语

中国体育工业方针的制定者应该分配在各级政府部分, 施行对象要顾及各类公司, 这样的研究和全面的分析视角才能增加中国体育工业方针的研讨深度和广度, 才能使中国的体育产业结构更加完整, 体育产业布局的政策才能更加科学合理。

摘要:以体育工业理论和工业经济实用理论为实际操作的基础, 选用操作与思考、统计剖析等办法, 对中国体育工业构造与工业产业发展体系进行探讨。为了推进中国工业构造优化的进程, 要突出主导工业, 促进体育工业构造的全部升级, 要扶持比赛体育业和体育训练业, 以及体育中介服务业和体育金融保险业, 经过售卖来调理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 适度发展中国的体育彩票业, 才是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健康表现。

关键词:体育工业,体育产业结构,产业布局

参考文献

[1]黄卓, 周美芳, 程其练, 等.中部地区体育用品产业集群配套发展的现状及对策[J].体育学刊, 2009 (11) .

[2]王子朴, 原玉杰, 詹新寰.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发展历程及其特点[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 .

[3]李彩平.浅析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商场现代化, 2009 (23) .

电子支付:政策酝酿产业突变 篇11

产业4星

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电话支付等多种支付形式的出现使得电子商务的步伐更加轻快。在业务结算中,电子支付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据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额达到160亿元,比上一季度增长了33.3%,与2006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倍多。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中非独立互联网支付达115.14亿元,独立互联网支付达52.05亿元,第三方手机支付达3.39亿元,第三方电话支付达0.76亿元。2007年第三季度,中国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规模中支付宝以47.1%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腾讯财富通以1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中国银联电子支付以13.3%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

据了解,除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eBay的“贝宝”外,目前中国市场上有50余家中小规模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近几年来支付界都在等待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正式的《管理办法》。有专家表示,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电子支付将会越来越发挥作用,到时颁布《管理办法》是在情理之中。

一旦牌照发放,电子支付行业将面临一场大变动。有牌照的支付企业无疑摇身一变成了央行的“正统金融公司”,而没有牌照的企业将会面临淘汰或者被兼并。

专家还表示电子支付企业如果仅仅充当介于银行和商户之间这种插线板式的角色,“只有死路一条”。在这场寡头竞合中,将会出现产业链的细分,在商业银行之外,拥有终端用户优势的支付平台将占据更为上游的位置; 而传统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商则更有可能成为产业链上的增值服务商。从整个体系的风险角度来看,这个市场不会留下太多单纯的第三方支付商。

前景5星

红火的电子支付市场终究难以掩饰瓶颈带来的弊端。政策风险、安全隐患、诚信缺失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而网上支付硬件设施落后,技术规范、人员素质以及实施标准缺乏统一规划,也束缚了电子支付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发布了我国首部《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该《规划》同时启动了国家电子认证服务和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在线支付业务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实现与银行业务协同运行也成了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即将出台的《管理办法》将给电子支付行业带来一个焕然一新的局面。

产业化政策论文 篇12

农业产业化模式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对于农业的长远发展具有促进意义,农业税收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改进、撤并,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税收政策与农业发展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

1.1 税收政策对农业产业化起到引导作用

农业产业化企业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农业企业税收优惠与减免,可以促进农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利用节约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以及提升自身生产效率;农业企业还可通过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带动周边甚至整个行业的农业产业链的形成,促进农业收益的提升;通过税收政策还可使得农业企业与农户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实现农业生产的优势互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1.2 税收政策对农业产业化起到支持作用

通过一系列的农产品加工政策的不断调整,我国在陆续地减免相关农产品企业的所得税,对相关环节税收进行了优惠,惠及了农林牧副渔等诸领域的初级加工产品类别。税收政策的调整给农业企业带来了发展契机,极大地降低了农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农业企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明显。目前,单就陕西省内而言,具有国家级资质的农业龙头企业接近130家,有15家企业年产值超过了百亿元关口,有6家超50亿元关口,还有5家企业已经上市。税收政策为农业产业化奠定了企业基础,促进了农业企业的发展与提升。

2 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税收政策现状

我国税收政策在持续地进行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调整,具体针对农业产业化这一模式而言尚未具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予以出台。

基础农业方面,2006年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是具有意义的一年,当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免征增值税,但同时对于一般纳税人收购基础农产品进行征收13%的进项税额;对于一部分农产品免征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衍生农业方面,相应作出了免征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农业生产资料、灌溉、农技推广、农业企业以及社会企业的涉农项目均有所涵盖。加工农业方面,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免征企业所得税,加工后农产品适用税率水平为13%的低税率。农业专业化合作社方面,对于本社成员农产品的销售视同于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模式,予以免征增值税;合作社购进的农产品按13%税率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免征出售生产资料的增值税;对于合作社向本社成员销售农产品以及生产资料,免征印花税。农产品出口方面,取消原粮及其制粉的出口退税;其他农产品及以其为原料的初加工产品,出口退税率在5%-13%之间;进口农业高科技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除了以上涉及到的方面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农业研发费用,对于没有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1.5倍系数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1.5倍系数摊销。税收管理方面:对于农产品收购发票的管理,各省均实施了严格的管控制度,防止出现违规操作问题。

3 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税收政策存在问题

从2006年以来的税收政策而言,优惠税收政策的实施,具体到一些细节的实施,还是有些许的不足需要重视。

3.1 对于农产品深加工的税收政策需要调整

现行税收政策主要涵盖初级农产品方面,对于农产品的深加工而言,对企业税收优惠程度不够。主要表现在:增值税率相对较高,减税范围有待明晰、税收政策有待提升公平性;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对企业进项税抵扣上按照13%税率收取,销售方面则为17%,对于农业企业竞争力有所弱化。

3.2 税收优惠的范围有待扩大

税收优惠主要涉及到农产品种植、牲畜的养殖、收购以及初级加工环节。而农业产业化除此之外还包括农产品的深加工与经营方面,现行税收政策对于农业企业的优惠范围较窄,需要进一步明确农业产业化的链条,适当扩大对农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仅仅对于初级加工农产品优惠增值税,不利于调动企业进行自身提升,进行农业产业化的升级改造,农业产业化还停留在初级发展水平。

3.3 农业企业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较低

农业企业在出口农产品方面要想达到国际要求的水平,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国际认证,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诸多费用的发生不能从出口退税中完全得以弥补,增加了农业企业的费用负担;对于农业企业购买的农产品加工设备,也无法进行相应的税收减免,实际增加了农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我国农产品提升国际竞争力阻碍较大,不利于企业走向国际化。

4 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以上分析,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调整农业产业化各环节的税收政策

要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区分不同环节的税收标准,在此方面可以考虑如下方案:基础农业方面:免征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税率适用零税率;个人或企业投资基础农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衍生农业方面: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环节,适用17%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适用20%的低税率或者免征。

4.2 外购销售征税和自产销售免税问题

目前我国对于自产销售免征增值税;对于企业的外购销售征收一定的增值税。农业产业化需要实现产业链的整合,需要企业联合农户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对于外购与自产销售有时很难划分界限,对此可以考虑统一免征所得税,促进农业产业化链条的整合,促进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对接与发展。

4.3 农产品深加工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差别税率,为了促进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发展,需要对深加工企业予以更大的税收优惠,需要进一步明确农产品目录,扩大农产品税收优惠范围,特别是对于农业企业所购设备的税收优惠问题,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积极促进农业企业生产与销售的国际化步伐,提升我国农产品深加工水平,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税收政策基础。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提升一国农业生产水平的必经之路。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于农业产业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税收政策的优化对于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农业产业化与税收政策的关系,剖析了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税收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政策,农业产业化,影响

参考文献

[1]Barro,Robert.J:“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ngenous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98,2007.

[2]董洪肖,汪固华.税收政策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研究综述[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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